华人华侨与奥运会

华人华侨与奥运会（共5篇）

华人华侨与奥运会 篇1

台山堪称中国第一侨乡, 市内人口98.92万, 旅居海外及港澳台等92个国家和地区的台山籍乡亲却达130多万, 堪称“内外两个台山”。2005年1月, 广东省体育局正式命名广东省首批十个“体育之乡”, 台山市众望所归, 被评为“排球之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人人都知道“无台不成排”。当时国家队中的教练与队员有一半是台山人, 周总理也曾称赞过“全国排球半台山”。据统计, 目前台山市拥有3300支业余排球队, 参加排球项目活动的群众近50万人, 约占该市人口的50%;此外, 台山现有各种排球训练馆16个, 灯光排球场410个, 室外一般球场1630个。

《广东省志·华侨志》曾总结说:“台山能成为‘排球之乡’, 首先应归功于华侨。”排球在台山兴起、发展、繁荣的历史上, 处处可见台山籍华人华侨及旅港澳乡亲的身影。但是, 有关台山排球与华人华侨的研究明显落后。相关的资料星散于各种档案、杂志、报纸, 无人问津, 专门的研究成果几为空白, 这与台山在排坛的显赫声名以及她“第一侨乡”的身份格外不相称。2006年, 暨南大学马明达教授在《体育文化导刊》第九期发表了《重视对华侨华人体育的研究》一文, 力倡对华人华侨体育进行系统研究, 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有鉴于此, 在广泛搜集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本文大体勾勒出排球运动由发明到传入台山并在此落地生根的一段历史, 试图抛砖引玉, 引起更多人对华人华侨体育研究的关注。

一、排球运动传入台山

排球在1895年由美国霍利奥克市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威廉·摩根 (William G.Morgan) 发明, 并在1905年左右首先由美国来华的传教士J·霍华德·克洛克带入我国广东地区[1]。中国早期的青年会体育干事梁兆安曾回忆:“1905年排球运动传入我国。最先打排球的是广州和香港一些学校的学生, 并举行校际排球赛。”

事实上, 在1913年之前, 排球在广州并不流行, 甚至可以说鲜为人知。1913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 原来是田径或足球选手的广东学生, 应东道主的邀请, 临时凑成一支12人的排球队, 其中便有广州南武中学的许民辉和丘纪祥。此时, 他们还不认识排球, 但是从此他们对排球的打法和规则有了初步认识。回到广州后, 许民辉和丘纪祥便在南武学堂玩起排球, 同时还向一些有一定自发活动和设备条件较好的学校介绍这项运动[2]。

当时的教会学校如岭南、培正、培英, 本来就重视课外体育, 在南武中学的推介下, 排球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正是这个时候, 台山的许多华侨子弟就在这些学校读书, 1914年, 他们假期回乡时便开始集结成队, 以排球消遣娱乐, 并吸收当地青年参加。学生返校后, 当地青年便分队角逐, 切磋技艺。1915年, 家住台山四九下坪, 读书于广州岭南的伍秀民暑假还乡, 常约在培正中学读书的伍连享、伍廉瑞、黎连楹等一起打排球, 同时向乡民和学生传授球技。这些在早期把排球运动带回家乡的中学生, 如伍廉瑞和黎连楹, 日后成为威震远东的排球名将。

从此以后, 排球在台山落地生根, 快速兴盛起来。其中的原因, 除了排球本身的吸引力之外, 主要是华人华侨的支持。

二、排球在台山学校的兴起

一开始, 台山的排球运动主要集中在侨眷聚居的地方或学校周围, 队员以华侨子弟与学生为主。台山良好的教育条件和华侨的鼎力支持是台山排球迅速兴盛的重要条件。

台山的老一辈华侨在出国前, 多是文盲半文盲, 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切身体会到没有文化的痛苦。因此, 一旦事业有成, 便不遗余力在家乡兴办教育。早在1902年, 在华侨的支持下, 台山便开始兴办一系列的新式学堂, 浮石学堂、成务学校、蒙养小学、谭氏学校等, 相继建立[3]。1909年, 台山一中也在华侨、港澳同胞支持下建成。这些学校日后都成为排球运动的摇篮。

在台山, 最先开展排球运动的学校是四九下坪堡小学和台城谭氏学校 (现育英中学) 。1915年, 广府中学的伍晋民毕业归乡, 因酷爱排球, 在下坪高等小学任教时, 便组织学生开展排球运动。据老人回忆, 1916年, 台城谭氏学校也有了排球运动, 另据1918年3月出版的《谭氏学校实录》载:“本校应世界之新潮流, 遂组织排球队, 或9人, 或12人, 或16人, 分队练习, 按规比赛。暑假时, 诸同学多留校, 日习功课, 晚戏排球。适旧同学谭耿夫假归寓此, 得其指正妙法, 日有进步。在牛牯臀 (即现台城人民广场) 划地为场, 分队游戏。城中各校, 互相继起。”

1928年以前, 排球技术在台山还是比较原始的。乡下农民打球时要数“一、二、三”, 在数“三”的同时把球击至对方;在学生、知识分子中则用英文数数。排球运动与华侨的关系, 在此又可见一斑。

据台山籍音乐家甄伯蔚先生撰文回忆, 1928年, 他就读育英中学四年级, 已经不再数数打球, 球也改为白生皮, 较轻, 打的是九人制排球。九人制排球站位固定, 不轮转, 但发球轮流, 发球过网后迅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因此技术专一, 容易精通, 能充分发挥各岗位的特长。现在, 在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祖籍台山的华侨、华人中, 排球活动还保留着九人制排球比赛规则[4]。

三、排球运动在台山群众中的兴起

在侨乡的经济、文化发展呈现繁荣景象的同时, 地方的土劣也趁机开设烟馆、赌档、妓院, 从中牟利, 侨属青年多受其毒害。华侨回乡, 目睹子弟被糜烂腐化的生活所迷, 忧心如焚, 急于寻求解救之法。他们或者成立书报社、园艺班, 或者开展各种文娱活动, 以让子侄们免于不良嗜好[3]。于是, 当排球传入台山后, 马上得到了华侨的热烈欢迎,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鼓励并资助这项新兴的体育运动。例如, 端芬龙腾里美国华侨梅雨政回乡探亲, 见到子侄们喜欢玩排球, 甚为高兴, 便捐钱在村里成立“排球体育会”。据《台山县华侨志》的记载, 类似的由华侨资助成立的体育会在台山各地都有, 而且是有会所、有经费、有球员、有组织、有设备。

由于各种体育会社的兴盛, 台山的排球运动在社会上也得了到良好的发展。1919年2月2日, 台山斗山浮石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排球组织——华利磨学会 (华利磨是英文排球Volley ball的音译) 。到了30年代, 浮石华利磨学会成立的排球队, 以“一乡之师”荣获六邑排球公开赛冠军, 还远征香港, 威震香江球坛。台山华人华侨对排球的支持与推广直接促成了台山排球的辉煌。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仁社排球队”的成立, 它的名字过去在台山妇孺皆知, 有“台山排球少林寺”之称。

1931年, 针对不少青年不务正业、贪图享乐、嫖赌饮吹的风气, 台城爱好体育的青年黄永栋等人, 提倡以体育锻炼身体, 在台城光兴路60号组织了“仁社体育会”, 由归国华侨黄天法任名誉社长, 黄永栋任社长兼队长。体育会建立后, 广受欢迎, 队员发展到200多人, 成为台山排球运动的摇篮。从成立到1950年的20年间, 他们的排球队曾经历了台山、省、港及全国各地排球比赛数百场, 战绩辉煌, 誉满神州。据统计, 仁社历年夺取的冠亚军奖牌40多枚, 先后涌现出众多优秀排球运动员。台山解放, 仁社易名为台城联合排球队, 球队的队员不断被选拔到军队和各省市排球队担任队员或教练, 如李策大、黄育民、谭元芳、倪沛林、李金维、李松坤、伍伟泮、朱华、朱锦康、黄联等, 他们当中后来也有许多如许明觉、谭瑞坚、黄育民等人旅居美、加后仍担任排球教练, 桃李满天下[5]。

由于缺乏详细记载, 我们没有办法将当时华侨子弟参加排球运动的情况作详细的统计。但是, 正如柬埔寨1965年5月6日《工商日报》载文所说的那样:“当时, 在四十年代活跃在台山排坛的, 不少是富裕阶层, 其中多数是华侨子弟。那些素质好而又爱好打排球的农民子弟, 往往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四处奔劳, 其球艺亦难发挥。”由此推断早期排球传入台山的情况, 华人华侨以及侨属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素。

由于华人华侨的支持与华侨子弟的推动, 排球传入台山并得以迅速普及, 深受当地人们喜爱, 出现了“兄弟双入场, 父子两对阵, 爷爷喊加油, 奶奶烧开水”的全家总动员情景。群众基础雄厚, 华人华侨以及旅港澳同胞大力支持, 使台山排球运动在中国及至世界上都享有盛名, 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鼎盛, 战绩赫赫, 人才辈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 台山的排球运动显现出明显的颓势。这不仅表现在台山排球的联赛成绩上, 也表现在群众排球、学校排球的整体情况上。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国家整体排球竞技水平在不断提高, 以台山一地的人才储备, 无法跟得上排球运动员越来越高的身高要求;另外一方面, 也是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闲暇时间却相对减少, 对排球运动的热情也有所减退。同时, 排球运动自身的特点也是阻碍台山排球运动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世界范围内, 更加强调身体接触与直接对抗的足球与篮球运动对青少年来说都比隔网对抗的排球更具吸引力, 而在各种媒体报道与宣传中, 足球与篮球更是绝对的主角。因此, 台山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更加时兴的足球与篮球运动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 排球对台山来说并不仅仅是一项体育动。它曾经寄托着华人华侨对家乡的桑梓深情以及对家乡晚辈健康成长的美好愿望。现在它又成为“内外两个台山”乡土之情的联络纽带, 也成为台山侨乡文化的标志。我们追忆排球运动传入并在台山蓬勃发展的早期历史, 从中体会到了华人华侨对祖国和故乡的款款深情, 也认识到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 台山排球运动的历史促使我们对排球运动乃至各项体育运动的意义进行重新评估。我们看到, 台山排球运动的兴起, 几乎全部源于人们对这项运动的喜爱。事实也证明, 各种商业运作下的比赛也并不能在台山排球逐渐衰落的过程中力挽狂澜。台山排球兴起的这段历史, 能够促使我们去体会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的真正发展与发达才是实现体育事业发展的源泉。台山排球运动在新时期的复兴, 也必然要回过头去看看, 把目标集中在振兴群众排球与学校排球上来, 使排球在台山继续发挥教育、休闲与文化功能, 而不仅仅是以一县级市之人力储备, 在当今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巨大化的竞技之路上找寻昔日的辉煌。

参考文献

[1]孙杰.对排球起源与传播[J].甘肃高师学报, 2000 (5) .

[2]王鸿谅:南武三杰和排球故事[J].三联生活周刊, 2007 (17) .

[3]刘重民.浅谈华侨与台山侨乡文化教育的发展[J].五邑侨史, 2004 (25) .

[4]甄伯蔚.台山排球运动发展史[J].新宁杂志, 1991 (1) .

[5]陈光惠.台山排球少林寺[J].新宁杂志, 1996 (2) .

华人华侨与奥运会 篇2

导言

自从上了海外华侨华人这门课程，我对华侨华人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对在海外各地区的华侨华人现状也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也引起了我对潮籍海外华侨华人的情况的兴趣。因此，我便搜集资料，对海外华侨华人与海外华文教育做了一个调查。

正文

兴学重教，是潮汕侨乡的优良传统。自唐宋至明清特别是汕头开埠以后，潮汕地区许多民众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向海外各地移居。潮汕华侨华人中许多人原来在故乡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们在居住地辛勤劳作和艰苦创业的同时，继续发扬祖籍地兴学重教的优良传统，结合实际需要，积极发展华文教育，培育人才，弘扬中华文化，在华侨华人教育史和海外各地教育史上谱写光辉的篇章，深受中外各界人士的赞扬。

一、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举办华文教育的发展轨迹 综观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各地所举办的华文教育，大致经历19世纪末期以前初步发展、19世纪末至二战前蓬勃发展、二战期间遭受严重破坏、二战后短期恢复发展和先后遭受各种限制，以及20世纪90年代起重现发展新曙光，共5个时期。

从19世纪开始至19世纪中、后期，海外各地潮籍华侨华人兴办的蒙馆、私塾或学堂不断增加，他们所举办的海外华文教育获得初步发展。

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少有识之士积极斥资献力办华文学校，使潮汕华侨华人所举办的海外华文教育蓬勃发展，这是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发展华文教育的黄金时期。

二战期间，东南亚各地遭受日军侵略，绝大部分华文学校遭到封闭，华文学校教师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惨遭杀害，使潮汕华侨华人致力发展的海外华文教育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

二战结束后，海外各地潮籍华侨华人积极恢复和发展华文教育，各地恢复发展的时间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是在短暂恢复发展以后，先后遭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但他们仍千方百计采取应变的办法，力求使当地的华文教育不致断根。他们这种在困难的条件下，仍在居住地保持华文教育的可贵精神，是很值得赞扬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我国与许多国家经济贸易和友好交往不断发展，世界性华文华语实际需要不断增加，同时由于不少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逐渐纾觧对华文教育限制的政策，使海外华文教育重现发展的新曙光，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举办华文教育出现发展的趋势。

二、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发展华文教育的途径

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发展华文教育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潮人社团办学、潮人慈善机构（或信托慈善机构）办学、潮籍热心人士私人办学和潮籍华侨华人与其他各帮华侨华人联合办学共四种，为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三、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发展华文教育的种类

随着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人们对发展教育事业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发展华文教育的种类有所增加。他们不仅重视发展基础教育，而且重视发展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业余教育，坚持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

四、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发展华文教育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各地发展华文教育，意义深长，作用重大，概括起来有如下5个方面：

1、为居住地教育事业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如泰国是潮汕华侨华人聚居人数众多的国家，1938年泰国华侨华人在泰国所办的华文学校约300所，1946年达五六百所，其中潮汕华侨华人所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华文学校占70%以上，可见潮汕华侨华人在泰国发展华文教育，对泰国教育事业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潮汕华侨华人在新加坡、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地所创办或参办的华文学校，数量也甚为可观，他们对当地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2、培养大批各地需要的人才。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各地所办或参办的各级各类华文学校，为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十多年来为泰国社会培养的专业人才达10000多名，其中许多人成为泰国各行业的专业骨干。新加坡潮籍华侨华人参与创办的南洋大学，办学时间虽不长，但该校的毕业生很受东南亚各地的欢迎，不少聘任单位都称赞“南大的毕业生很实用、能干。”马来西亚柔佛州潮籍华侨华人参与创办的宽柔中学，认真贯彻“德、智、体、群、美”的办学方针，教育质量高，历年来毕业生升学率都达80%以上，毕业生的足迹遍及亚、欧、美和澳州许多地方。

3、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主要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上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遭到日寇疯狂侵略的时刻，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所举办的华文学校广大师生，与祖国广大军民同仇敌忾，纷纷奋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捐献大批款物支持中国军民抗日。

4、弘扬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潮汕华侨华人在海外创办或参办的各级各类华文学校，都重视开设中国语文、历史、地理、书法等课程，不少学校还举办华语演讲、华语歌曲演唱等竞赛。

5、增强潮汕华侨华人乃至各帮华侨华人的凝聚力。潮汕华侨华人为了坚持和发展海外华文教育，同心协力，共同作出贡献，有效地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团结。马来西亚柔佛州各帮华侨华人都认为：“我们‘五帮共和’（意思是当地潮州、广肇、客家、福建、海南五帮华侨华人共同团结协作），共同办好宽柔中学，弘扬中华文化，更使我们五帮亲如一家。”这就是发展海外华文教育能增强海外华侨华人凝聚力的生动表述。

结语

由于篇幅有限，我只对其中两方面做了详细介绍，主要是华文教育的发展轨迹及其重大意义。我觉得作为一个潮籍人，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些进行了解。正如在上面第五点里说的那些意义一样，意义深长，作用重大。

参考文献

1、洪林著：《泰国华文学校史》，2005年泰国泰中学会出版。

2、陈骅著：《潮人在新加坡》，2003年公元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3、徐名文、沈建华著：《潮人在柬埔寨》，2005年公元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华侨与华人：同与不同 篇3

期待与现实的落差为何存在

国内媒体和民众对骆家辉的关注，与其说因为他是美国的驻华大使，不如说是因为他华裔的身份。曾经被认为只能是大鼻子蓝眼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担任的驻华大使，现在变成了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而总统也变成了黑人奥巴马，这意味着建国200多年来美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昔日曾经是奴隶、苦力的黑人、华人后裔也登上了这个曾经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国主流政治舞台。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时，肯尼亚的民众及其亲属们曾欢欣鼓舞，将其称为“肯尼亚可爱的孩子”，期望奥巴马能给非洲带来更多的利益。然而如今其首届任期即将结束，自他“父亲的国家”发出了失望的声音。同样的情形，当奥巴马宣布骆家辉担任驻华大使时，也曾令很多国人欢欣鼓舞，许多民众情不自禁地对其充满家人般的期待，期待他能对“祖国”作出贡献。但当背着双肩背包、带着妻小如同到“祖先的国家”度假般的骆家辉抵达机场时，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以我的中国血统自豪，我以我的祖先自豪，以华裔对美国的贡献而自豪。但我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我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并将尽心尽力、满怀热忱地为美国争取利益。”这段话又让许多国人心中产生了纠结。

一年以来，公众与媒体在对骆家辉的追逐之情持续不退的同时，对他的争论也持续发烧。有人支持，有人失望，也有人批评。支持者将其看作中国人实现美国梦的典范，并期待他的一举一动能给中国带来变革。失望者认为他虽有中国人的容貌却没有中国人的心肠。批评者认为他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他的一举一动不过是在作秀。特别是美国对台军售案发生后，有些人提出黄皮肤、黑眼睛的美国大使可能还不如白皮肤、蓝眼睛的美国大使。更有激进者在网上将其比作“叛徒”、“汉奸”。观诸公众与媒体对华裔驻华大使的争论，存在着一种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而其根本之原因在于对华侨、华人概念的模糊所致。

历史上的双重国籍制

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但今日华侨华人的主体，是近代史上欧美殖民地开发而产生的劳动力需求与中国华南农村社会经济解体两者共同作用下的产物。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后，清朝的海禁政策形同虚设，苦力贸易从而兴起。1860年《北京条约》签署后，清政府承认民众的出国自由，大量中国劳工经由苦力贸易或“猪仔”贸易被带往世界各地，形成最初的华侨社会。二次大战及国共内战之后的两岸分裂、上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开放海外留学及经商活动、70年代末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等又使传统的华侨华人社会增添了新的成员。俗话说，“海水所流到之处，就有华侨”。据学者的最新估计，现在海外华侨华人总数已达5000万人，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其中90%以上都是已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华人。

国籍是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后的产物。印尼的荷兰殖民者于1892年公布了采用出生地原则的《荷兰国国籍及居住条例》，据此，清政府于1909年公布了《大清国籍条例》，采取血统主义原则来确认中国籍民的身份。其目的是通过制定管理自国华侨的法律而弹压海外的革命活动家与怀柔华侨社会，这样就产生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1912年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中华民国国籍法》及1914年的《中华民国修订国籍法》仍以父系血统主义为原则，辅以出生地主义，且对华侨出籍均有严格的限制。1929年的《民国十八年修订国籍法》则在导入母系血统主义原则之外，删除了前述国籍法中“无中国政府许可为外国人官吏或军人，受中国政府辞职之命令仍不从者应丧失中国国籍”等条款，因此导致了对海外华人的司法管辖权分歧和国家间关系的紧张。

由于历史上中国民众的海外移居大多是民间行为，因此政府对海外移民所能给予的保护非常有限，华侨移民海外的历史实则是一部悲惨的被迫害历史。海外华侨也曾被称为“无告之民”与“海外孤儿”。早在1603年就曾发生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屠杀两万余名华侨事件。澳大利亚曾于1855年、夏威夷于1875年、美国本土于1880年、新西兰于1881年、加拿大于1886年分别实施了相关的排华政策。1930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也曾经大规模迫害华侨。华侨对欧美的殖民地与新大陆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长期在居住国遭受不平等待遇与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国家对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及享受居住国的权利方面设定了种种限制。

二战之后兴起的亚非拉殖民地独立运动、国共内战导致的两岸分裂局面以及冷战后的世界格局的变化等，使华侨面临的生存处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华侨是中共的第五纵队”、“华侨是隐性的敌人”、“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等思维的影响下，双重国籍制使华侨在忠诚对象上受到怀疑，并因此成为大规模排华运动的受害者。在殖民地时代曾被作为殖民体制的附属物与殖民者和土著民族之间的中间者角色，并主要掌握流通领域的华侨在独立建国时代的东南亚则成为殖民地体制的代罪羔羊，遭受大规模的迫害，而且这些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又面临在新建国家中的身份确认问题。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于美国之际，也有成千上万的华侨华人受到怀疑、牵连、入狱甚至死亡。

国籍不同导致权力与义务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华侨在居住国所面临的生活困境，中国于1955年与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以后中国在与泰国、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等国的建交公报中，都一致明确规定，加入当地国籍的华裔不再是中国公民。1980年大陆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双重国籍制的废除，解除了拥有众多华侨华人的国家政府（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和人民对中国及华侨华人的疑虑，也清除了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统治集团攻击中国及华侨华人的借口”。这样也使保留中国籍的华侨和已加入在地国籍的华人在法律上明确了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从政治与法律层面解除了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华人与中国政府的政治与法律上的联系，为华人争取在居住国的政治与法律权利、融入所在地社会提供了条件，也为中国政府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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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与华人从文化与血统上来看都是中国人，其根本区别在于两者拥有不同的国籍。拥有某个国家的国籍，即应该被认为是该国的国民，享有该国的国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华侨与华人国籍的不同，导致两者在法律上的身份与政治上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同。

华侨虽然居住国外却仍保留了中国的国籍，因而就其法律身份而言，在居住国只能算是侨居他乡的外国人，并不能享受政治上的权利与国民身份，只能从事商业、文化、学术等与政治无关的职业，既不具有公民权，也不必服兵役。华侨因为保留了中国的国籍，因此对祖国中国有保持忠诚的义务。同时中国政府对华侨也有司法管辖权，保护海外的侨民也是中国政府应尽的职责。

华人已经归化并拥有居住国国籍，在法律身份上是居住国的国民，因而在居住国应当享受居住国国民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也不必对祖籍国中国表示政治上的忠诚。华人在居住国除了能够从事经商和文化、学术等活动外，还可以参与居住国的政治，拥有选举与被选举权。除了法律上规定有服兵役的义务外，还必须尽保卫国家的职责。同时，中国政府对华人也没有司法管辖权。从这个角度而言，国籍问题不仅与个人权利与义务相关，也与国家的根本利益、外交事务休戚相关。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

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两岸激烈对峙的年代，曾以“双重国籍”吸引海外华侨，受到了一些海外华侨华人研究者的批评。近年来，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对当下台湾的“国籍法”将已经归化加入外国籍的华人仍视为“侨胞”而提出质疑。台湾当局于1990年后曾四次修改“国籍法”，修正后的“国籍法”对持有外国籍者规定了不得担任公职的限制。2008年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李庆安因为“双重国籍案”辞职，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台湾“大选”中亲民党“总统”候选人林瑞祥的“国籍”案之背景即在此。

根据大陆现行国籍法，选择了外国籍就不再拥有中国籍，同时也表明这位选择外国籍者虽然保留了中国人的文化特质，但在法律上、政治上的效忠对象已经由中国改为入籍的国家，由此权利与义务也就发生了变化。华侨拥有与国人同等的权利，但一旦加入外国籍，就会丧失在中国的政治权利，就不能直接参与国内政治。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国籍法的实施，保障了海外华人在居住国的发展权利。许多华人虽然保存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但他们并不需对中国表示政治上的忠诚，如此使他们在居住国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二战后，传统华侨社会的生活原则已经发生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巨大变化，即由出外谋生的华侨转变成为侨居国的公民。从祖籍福建的阿基诺母子先后担任菲律宾总统、华侨占总人口70%左右的新加坡国家的建立及李光耀对媒体宣称“我们不是华侨，我们是新加坡人”，到拥有华人血统的他信与英拉兄妹先后出任泰国总理，乃至美国派出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等，都是昔日华侨后代落地生根、并在居住国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的表现。他们虽然拥有中国血统，但他们已经不是华侨，更不是政治上、法律上的中国人，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人出于对血缘与文化的重视，导致对“国籍”等政治、法律层面上的概念较为模糊。正是由于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才发生有居住海外数代的华侨因为热爱祖国不愿改籍、满腔热情地回到国内时，却被一些不明白其中区别的人质问“为什么在国外呆了那么多年还拿着中国护照，是不是拿不到外国护照”。不但是普通民众对华侨、华人概念内涵混淆不清，一些政府官员对华侨、华人概念也不甚清晰。政府部门、教育机构等一些相关表格中，有关华侨、华人的区分也常常比较模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人在外国生活、工作者增多，拿外国护照者也增多。但许多人改变国籍时，恐怕更多地是考慮生活上的方便，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之后自己权利与义务的变化。现行国籍法使华人在居住国拥有更大发展空间之时，也使他们作为中国人在国内的权利受到了限制。近年来出现了部分“新华人”推动中国恢复承认“双重国籍”，两会上也出现“承认双重国籍”、“允许移民参与国内政治”的声音，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文章支持我国重新实行“双重国籍制”。在今年的“两会”上，有委员提出现在国内事实上存在双重国籍的现状，使华侨华人及双重国籍问题再度成为媒体与公众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恢复双重国籍的呼吁，在于对国籍法产生的经纬、华侨华人的历史，以及对绝大多数在海外生活的华人的立场不了解。

虽然战后大部分华侨在居住国落地生根，但华侨、华人在居住国受到歧视、排斥、甚至屠杀的事件在世界各国时有发生，尤其以东南亚国家最为频繁。华人对居住国缺乏忠诚心则成为排华的主要借口之一。因此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恢复双重国籍将涉及中国政府对华人的司法管辖权，虽然会给少部分经常往来于大陆的华人带来便利，但有可能引起华侨华人居住国政府与民众的恐慌，带来消极后果，有可能破坏华人在居住国已经落地生根的生活，也给中国的对外关系带来困扰。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华侨与华人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日益显现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论是为了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地位与发展，抑或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都须厘清华侨与华人概念在文化与法律、政治层面上的内涵，区分彼此的权利与义务，才能清楚地确认各自的利益，冷静地处理好与华侨华人居住国之间的关系。骆家辉只能说是一位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并非中国人。他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忠诚对象是美国而非中国。他回到广东祖父的老家是寻根，而决非“落叶归根”。如此，我们才可以理性地看待这位与我们有着同样容貌的美国驻华大使，摒除对他的不合理期待。厘清华侨与华人概念的政治、法律内涵之区别，对保护华侨、华人的权益，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华人华侨与奥运会 篇4

一、国外一些学者对海外华侨经济与中国关系上的观点及影响

依照中岛岭雄的观点, 他认为东亚地区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 是因为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这个地区的国家都属于受中国传统影响的“儒教文化圈”。他还进一步指出, 所谓儒教文化圈是指“过去一直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因此也可以将这一地区称作汉字文化圈, 或者说筷子文化区。从地理上说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 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和越南, 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也应该包含在内。中岛认为, 儒教资本主义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是家族集体主义, 它不单是劳动组织, 而且导致企业成员的组织化, 并成为企业经营的规范;二是学习主义, 或者说是集体学习和学习国家;第三是“伦理的规范”。为了让自己的分析更加可信, 中岛岭雄利用以上提出的三点对东亚经济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分析。强调源于中国大陆的儒家传统已经深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并形成了以所谓“儒家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东亚模式”。其中这点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他认为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企业管理中强调“以人为中心”、“协调人际关系”、“勤俭节约”、“注重教育”、“家族成员的团结协作”。

另外, 其他日本学者还应用了有关“竹网” (人际关系网) 的概念, 既中国经商传统中的私人关系方面。私人关系一方面使得交易建立在了“信用”的基础上, 从而使华人内部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 提高了东亚公司和欧美公司的竞争力。另一方面, 华人企业的董事会除了包括传统的家庭成员之外, 还往往有着“功能董事”的存在, 这些“功能董事”往往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 这是东亚地区, 尤其是东南亚几国的政治腐败的重要因素。这些从经济和企业管理角度细致的分析在当时中国和东南亚现象刚刚受到关注时十分流行, 并为西方的学者广泛接受,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显然, 以上的所谓儒家经济内涵并非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 它的很多核心内容是东南亚乃至世界各民族在生产实践中共同形成的。同时中岛岭雄在分析中把儒家文化认为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唯一重要因素, 不免以偏盖全, 夸大了在海外华人华侨经济成功中的重要性。其从经济和企业管理角度细致的分析在当时中国和东南亚现象刚刚受到关注时十分流行。

如果说日本学者的分析尚且有一定根据, 那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则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判断和无稽之谈。

按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 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渐露端倪, 而中国大陆作为最大的一块磁石, 广泛地吸引着全球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认同。在20世纪后半期, 这里的经济起飞首先在50年代的日本展开, 然后是四小龙的奇迹, 现在的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以及正被影响的菲律宾和越南。这里, 亨廷顿先生提醒我们, 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中的三个都是人口为华人为主构成的地区 (香港和台湾实际上都是中国的部分) 。他认为正是这三个华人社会的崛起刺激了后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 而硬权力又衍生出“软权力”。后者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反过来又对三条小龙, 以及以上提到的, 除日本之外的几乎所有中国周边国家中的华人华侨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促使他们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及唤起了心理上中华民族的认同。

在1993年的世界银行的报告中, 第一次提到了“中华经济区”的字样, 并宣称“中华经济区”已经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第四增长极”。于是亨廷顿联系历史, 认为中国中心现象将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再次上演, “中华经济区”将演变成“中华帝国”, 并且推论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将在“中华帝国”的复兴中起到重要作用:首先是经济上的支持和投奔, 其次是文化上的回归, 最后是政治上的再次认同。

新加坡是亨廷顿逻辑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他把李光耀在新加坡作的, 关于新加坡的经济成功原因在于儒教的讲话不仅看作是新加坡树立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表现, 还把其看成是华人占大多数的小国在政治上向北京靠拢的趋势。亨廷顿在评价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时认为中国用中立的方式吸引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建设, 并且使华人实体倾向与中国。可以看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带有强烈的偏激色彩。

很明显, 东南亚却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有着与亨廷顿的观点相似的想法, 或者说把亨廷顿的文章接受为未来的一种可能。于是, 像在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这样国家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华情绪。在苏加诺时代 (1950—1965) 的华侨华人政策时好时坏, 虽然中国政府为东南亚国家考虑消除了双重国籍政策, 但印尼还是于1959、1960年颁布了两项旨在缩减华侨在印尼经济地位的法令。1963年, 印尼又发生大规模的反华暴动, 许多华人失去了财产和生计。东南亚经济危机被深受以上极端思想毒害的东南亚民族主义分子利用, 他们认为华人华侨掌握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命脉, 是他们的资本外逃造成了本国的经济困难, 进而导致了最近一次大规模排华暴乱在1998年5月的爆发, 也称“五月骚乱”, 作为统治阶级释放压力的替罪羊, 数千华人失去生命。东南亚其他国家在政策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排华抑华现象, 认为华人都是经济动物。越南统一后, 打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旗号, 越南政府禁止华侨从事渔、林、印刷等多种职业, 还把许多华侨遣送到荒芜人烟的“新经济区”任其自生自灭。华人经济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可想而知。

二、对于华人经济地位的理性思考

对于日本学者的有关“儒教资本主义”理论, 我们应承认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说服力的, 儒教传统的精髓对家庭的和睦、企业凝聚力的增强, 甚至社会的稳定发展, 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他们的优越性过分夸大也是不全面的。它只阐明了部分真相, 远不是真理的全部。

第一, 东南亚华人的成功并非遵循来自中国传统的“儒教资本主义传统”, 而是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分不开的。他们的成功根本上来说是他们善于适应各国不同的商业环境和条件。第二, 要是说儒家文化对华人企业家的影响存在的话, 它也在慢慢减弱, 新一代接受的西方训练和教育, 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已经不会中文或是祖上的方言, 语言的割裂使得文化上的影响更加减弱。第三, 从商业管理上来说, 华侨华人的公司和产业和多数欧美成功公司一样具备了以西方标准为主的管理和奖惩模式, 这些公司雇佣的是本地人, 货源和倾销地也多是所在国,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经济上已经彻底的本地化了。并且由此来看, 也很难想象这些商人还会保持一个与他们利益几乎无关的遥远国度的文化认同。

作者认为在本地寻求政治保障是每一个利益集团的天然倾向, 他们在原著民具有强烈反华倾向的社会中自然地会选择同所在国资本联合或是选择与当权者合作。与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经常会贿赂中国地方官员而取得优惠政策一样, 与官员的联系并不是儒家或者中国“竹网”的特有特点。

至于亨廷顿说中国正在利用海外华人资本扩大在东南亚影响, 并恢复在19世纪以前的区域霸主地位的更进一步的指责, 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 对于华人身份的认同。经过了几代的本土生活, 大多数华人早已适应了所在国的身份认同。而且东南亚国家过去所采取的一系列的限制, 乃至禁止华文教育的政策, 使得华人获得全面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正规教育已不可能。经济实力较强的华人选择送下一代出国留学, 而生活水平一般的华人往往选择接受本地的成本较低和应用较为方便的当地学校。

其次, 海外华商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受到怀疑。海外的华人资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华人在海外经营的积累, 海外华人的国籍已经是所在国的, 所以资本也与中国再无关系, 即便回国投资, 也是作为一般性的外国资本而已。另一部分是中国民族资本的输出, 而这一部分资本的经济体的总部设在中国, 出国投资是利润上的考虑, 无论是国内的资本还是国外的资本, 本来就是投资者可以随意动用的, 以此来说明中国政府能通过政治力量操纵这些资本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民主化程度。

再次, 关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问题。当然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比重, 但是由于长期受到所在国的政治打压, 华人的参政能力和经济实力实际上并不成正比。即便是在唯一华人占多数的国家新加坡, 其有关新加坡向北京靠拢的说法也是占不住的。在20世纪70年代, 李光耀曾经造访中国, 在当时李根本瞧不起经济上孱弱、政治上封闭的中国, 也并没有被5000年文化所吸引, 他在和中国领导人交流的时候坚持用英语就是例证。而后来之所以李光耀又大谈儒教文明在新加坡的重要性, 是因为在当时的全球化背景之下, 新加坡有被全盘西化从而失去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危机, 作为政治上的应对, 李提出了儒教文化优于西方的论断, 这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海外华人的“向心力”是搭不上的。

最后, 从中国的外交政策上说, 中国一直奉行的是独立自主, 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策略。在上世纪50年代与东南亚各国建交时取消双重国籍, 来保护兄弟国家的民族情感, 就是例子。在海外华人普遍入籍本地之后, 中国与华人经济的法理联系也从此割断。海外华人回国投资也主要是由于企业利润和发展的考虑, 与所谓的“祖国情结”无关。

当然, 得出以上的几点总结并不是说从此以后海外华人华侨经济就会淡出我们的视野。对于海外华人商业和我国的联系一直以来就存在两派的观点。一种如前者, 认为现今华人经济在传统上仍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 在将来尤其是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际形势下, 这种联系会扩大到文化的再认同以及政治的“联合”。他们强调历史经历在研究华人经济上的主导作用。而持相反意见的另一派则认为华人经济在海外的发展同中国儒家传统毫无关系, 之所以华人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如此成功, 当地的政治经济因素起很大作用。历史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共同感是不足为道的。 当然, 两者的观点都有长处和偏差。前者过分强调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容易泛泛而谈, 后者对当地政治经济的过分青睐又让他们的视野过于狭隘。

一直以来, 不论是海外学者还是我们都把“华人华侨”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来研究, 过多地强调了它的“特殊性”。当然, 海外华人华侨经济在抗日战争之时确实为中国的胜利提供了一定支持, 在我国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体制的安排之下, 华侨仍然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得到照顾。但是, 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一个即成事实, 那就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形成与发展只是整个世界性移民潮流的一个分支。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 几代甚至十几代以来就生于斯长于斯, 多数年轻华侨华人已不能熟练运用汉语, 他们早已将自己认同为当地人, 在经济上自然也完全融入了所在国家。华人早已成为当地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民族——华族, 它们与来自其他国家与大洲的各民族一样, 已经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来。所以, 在看待海外华人经济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 应该跳出“中国一直都是亚洲主导大国, 而我研究的对象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样的圈圈, 才能在其地位上作出全面的考量。

参考文献

[1]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2]颜湟清.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华人华侨与奥运会 篇5

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

从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的世俗化、传统宗教的`现代价值等方面对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进行思考,并进一步从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中对华侨华人宗教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命运与前景作了初步的探讨.

作 者：张禹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福建,泉州,36刊 名：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年，卷(期)：“”(3)分类号：B91关键词：东南亚 华侨华人 宗教文化 现代化 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