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精选6篇)
旧制度与大革命 篇1
摘要:为什么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为什么法国人追求自由的结果成了平等的仆役?这些看似矛盾、哲学上的悖论问题, 却是法国大革命的现实, 也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的精彩紧要之处。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的种种悖论, 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王岐山同志多次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有助于理解法国大革命对当下中国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悖论
原标题: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悖论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18日
悖论1:为什么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所谓“悖论”, 也叫“二律背反”, 它指的是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比如, 康德的时间悖论和空间悖论:宇宙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和宇宙在时间上是有限的这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 都可以得到证明;类似的还有, 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和宇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这两个相反的命题也同时成立, 也都可以得到证明。
“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其中的“悖论”阐释是:经济繁荣使得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使得社会不稳定 (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这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 都可以得到事实的证明。经济繁荣使得社会稳定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大量存在、不证自明的。经济繁荣使得社会不稳定 (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 这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想要特别解读和说明的。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 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 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 “人口在增加, 财富增长得更快。个人继续发财致富, 他们变得更勤奋, 更富于事业心, 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法国民众“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 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在这样的形势下, 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地转换了自己的角色, 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 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 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 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 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 又不断从中作梗, 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 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简单地说, 经济繁荣一方面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又大大地刺激了人们更大的物资欲望, 在这个时候, 如果政府与民众争利并失信于民众, 政府的公信力就大大下降, 再加上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方面出现了欠缺, 人们的不满便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如此一来, 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一点对当下中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当前, 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 物质财富的增加, 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一定的物质需求;另一方又大大地刺激了人们更大的物资欲望, 物质财富的增加赶不上物质欲望的膨胀速度, 反而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三十多年不断攀升的高房价, 其经济上的实质意义是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取高利而与民争利, 再加上在此过程中官员的贪腐和贫富分化加剧, 人们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如果社会停滞、不改革, 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 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于是, “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这样的历史关头, 经济繁荣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和官员腐败问题, 甚至有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的可能。实际上, 托克维尔的所谓“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个悖论, 正是在提醒社会变革的主导者, 必须避免财富增加反而社会不公、社会不稳的局面, 必须革新出一种能够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
悖论2: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
该“悖论”蕴含的相悖因素本质上是辩证的:一方面改革 (量变) 与革命 (质变) 是相互区别的;另一方面改革 (量变) 与革命 (质变) 是相互统一的。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其实指的是改革 (量变) 与革命 (质变) 的相互统一性, 这一点在我们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度很容易理解。然而, 改革与革命是相互区别的这一点更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和关切, 而且这一点容易被忽视。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 证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是一个真理, 也是我们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正是因为法国人在寻求改革的过程中, 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新的阶层涌现, 而旧的阶层就相对显得疲弱了。社会工商业发展的一定水平, 就会产生一个新兴的工商资产阶层。而传统权贵中的一部分, 也会参与工商贸易成为新富, 他们有可能会联合新阶层与旧权贵抗争, 为了获取自己的权利。若观察具体革命的过程, 你会发现首先发动三级会议, 让革命有了开始的, 正是那些贵族, 那些不拥有核心权利的贵族。若社会平稳发展, 那么新兴阶层也会平稳地通过较温和的手段获得权利。若社会各种矛盾因绝对君主制以往的压制和积累而并未化解, 由于突发的经济危机导致的物价高涨和失业增加, 大量的无产者就会成为各方可利用的力量, 不得不主动促使阶层权力结构的变化, 由此导致社会矛盾总爆发。在绝对君主制下不存在一个能稳定社会的中间阶层, 在这种情况下一发而不可收拾。而在那种一潭死水的农奴社会里, 自然不会有这种革命, 而会有因为饥荒瘟疫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和重复而已。
从改革到革命的具体过程是:由于法国支持北美的独立战争, 国王统治的法国财政破产, 为了拯救财政就必须实施财政改革, 征收新的税负。但是第三等级承受的税收负担已经十分沉重无法再增加, 所以新征收的税收就必须由以往享受各种免税优待的贵族和教士阶层来承受。但是他们受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影响, 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十分渴望能充分地由贵族来参与国家管理, 建立一种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这样才能避免国王专权带来的各种弊端。简单说, 国王你得拿权来和贵族交换钱。
当前, 中国社会背景复杂, 在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在有些地方时有激化, 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改革有某种相似性。不论是改革还是革命, 都是要调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使之朝着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进行优化。所谓成功的改革, 往往是先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然后再使改革的目标受益者收获最大的那块改革红利;而所谓彻底的革命, 常常发生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都受到显著损害的时候, 这时候无论原有的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再照原样生活下去, 整个社会被搅成了一锅粥, 这种情况下, 从根本上重塑社会利益格局的革命自然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说, 还是把“改革”与“革命”区别开为好。这也是悖论“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悖论3:为什么法国人追求自由的结果成了平等的仆役
平等、自由原初是启蒙思想家们的口号, 但是可能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提出的口号之间会相互的矛盾。其实这也是哲学上的悖论问题:概念的表层与深层的悖论。即是说:平等与自由在表层是相容的, 平等与自由二者都是人们的美好愿望, 平等是自由的前提, 自由是平等之后的状态。但是, 在深层里, 平等与自由是相悖的:平等要求每个人都按照相同的标准去发展, 要求建立权威, 来打击竞争者;但是自由却要消除权威,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原则自由地发展。正是由于平等与自由在深层的相悖, 而大革命中的法国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一味认为平等与自由基本上是一回事, 是相容的。因此, 以自由与平等为圭臬的法国革命, 却以拿破仑专制而告终。追求自由的结果成了独裁政治下平等的仆役。这一点值得我们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深思。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写的大革命, 自由与平等两股激情相互交织, 最终平等压倒了自由。自由与平等在大革命中的冲突, 除了两者学理上的深层悖论, 还在于法国旧制度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专制与浓重的社会平等意识, 正是这些使法国人对专制政治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一个专制的社会里, 人们追求自由的结果往往是平等———专制下的奴役的平等。托克维尔指出:“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 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 也是第一个消失的。”因此, 要“在自由中享有平等, 在平等中自由地生活”必须铲除专制的根基, 致力于民主社会的建构。
总之, 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三大悖论中, 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大启示:
第一, 要警惕经济繁荣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今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很大, 但是社会状态却并不让人欣慰, 甚至有些矛盾问题还很尖锐很激烈。我们有很多党员干部对此感到委屈, 甚至认为是有些老百姓昧着良心说话做事, 于是对托克维尔书中讲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很有认同感。这确实是托克维尔书中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经济的繁荣必然要求政治和社会相应进步。如果经济发展了, 但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跟不上, 爆发矛盾与冲突是迟早的事。其实邓小平晚年也讲过类似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 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对此, 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上下大功夫, 而不是因噎废食停滞不前。
第二, 要注意改革与革命的区别, 通过限制特权来化解社会情绪, 以免因为改革的失误导致动乱式的“革命”。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完全不承担事务与责任了, 可是其免税、免役、盘剥农民等等的特权却有增无减, 变本加厉。托克维尔在书中讲道:“摆脱了这帮人, 另一帮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 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 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 并计算一下, 若你能够的话, 农民心里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在今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60余年的背景下, 如果我们一些人依恃特权趾高气扬、为所欲为、不思收敛, 就会引发群众情绪上的反感, 甚至出现行动上的反对。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转变工作作风, 出台八项规定, 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很重要的举措之一。
第三, 在当下中国社会, 必须把平等与自由区分开来。人人都喜欢平等和自由, 但是这二者有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在平等与自由之间托克维尔显然倾向后者, 这一点令人深思。托克维尔深情地说道:“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 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 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 促使他们彼此接近, 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 并一天天联合起来, 因为在公共事务中, 必须相互理解, 说服对方, 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 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 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 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 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 并且创造知识, 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政界、财界和学界都应该倾听托克维尔的这段心灵的呼声, 在中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 他们的作用必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更为突出, 因而也是最需要读懂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书的三个群体, “自由的丧失和重建”是政界、财界和学界在读过该书后最应该思考的命题。
参考文献
[1]Tocqueville.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M].New York, 1983.
[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3]冯棠.《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
旧制度与大革命 篇2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也来谈谈《旧制度与大革命》 篇3
因为书脱销,我先问朋友,《旧制度与大革命》,看过了吧?大家都说没看过。买不着书,我只好先上了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查了一下,解释大同小异,都是说,托克维尔想说,专制并没有导致法国大革命,反而是强权政治之后的开放,高压和开放的结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这对我们的现实的关联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每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解说方式吧。我本来非常轻率地跟朋友说,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人就知道,只要给人民足够便宜的红酒、福利和浪漫情节,革命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觉得这太不严肃了,所以还是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英文版下载到Kindle上,开始认真阅读。书很长,没看完。看了一半,做了以下笔记:
托克维尔写这本书是要解答,为什么在诸多的封建君主社会中,只有法国人这么恶狠狠地要用如此暴力的手段与封建君主决裂。他举了很多其他例子,要去证明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宗教革命,是在普世价值观影响下所产生的革命。而实际上,从行政制度上来说,法国大革命后还是继续了很多以前君主制度的结构和机构。
托克维尔认为,在欧洲封建社会的各个君主中,法国其实是很开明的。比如土地政策,法国老早就允许土地私有化,在德国还是几乎非常强制的佃农制度时(农民不允许离开当地贵族的土地,每年必须耕种土地,交租子,不许转让,不许偷懒,更不许离开。如果犯以上错误,当地贵族都有权力处置),法国已经允许农民转让,也允许贵族把土地卖给非贵族。这些政策导致法国土地拥有者的个体化,以至于中央政府想开征点土地税,就要面临很多个体户,很麻烦,容易激起公愤。
书里还说,1692年前,法国各个镇已经有了自治选举权,每个镇可以选择自己的官员。1692年,国王缺钱了,所以就把这个选举权给取消了。这还不够,取消之后,又开始出售选举权,有钱的镇子可以出钱把选举权赎回来。托克维尔说,他从历史记录中发现,国王真的不像话,什么时候银根紧了,就把已经卖出去的选举权再收回来,然后再出售一遍。这事情不太招人喜欢。虽然法国比其他君主制开放,但是这招实在太缺德了。
另外一件事情,托克维尔说,法国在大革命之前,贵族基本上不怎么参政了。基本上国王有一个Council royal,皇家委员会。里面的人都是国王找来的,普遍都是国王认为有能力的平民或行政长官,也就是官僚。这个皇家委员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权力立法,有权力推翻法院的决策,有权力赦免税务,有权力派国王的钦差大臣去各个省市管理和执行皇家委员会的命令。经常国王的旨令是直接给钦差大臣,当地的法律和行政是被忽略的。以至于有一个英国人观察到:不可想象,整个法国就在这个皇家委员会和三十个钦差大臣手里。皇家委员会还有权力直接委任法官,任何涉及皇家利益的案子都可以放到由皇家委员会特别制定的法律区域去执行,就是为了让一个会办事的法官去处理比较棘手的案子。你懂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 篇4
一、法国大革命的由来:精神自由的被毁以及政治自由的缺失
全书贯穿着一个主旨, 自由。托克维尔认为, 法国之所以会发生大革命, 而没有实现英国那样的改良式改革, 原因就在于法国有精神自由, 而无政治自由。
何谓自由?即个人财产、言论、精神独立不受侵犯。托克维尔认为, 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主要有两类:一是贵族, 二是教士。他们因为财产上的独立而导致精神上的独立。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 不畏权贵, 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等人类普遍道德。
按照他的解释, 贵族, 或者具有贵族思想, 也即自由精神的人, 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因为他们有着独立的思想, 可以对国家的专制政权形成制衡力量。
托克维尔对贵族不吝溢美之词。他认为, 美国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如此民主的国家, 就在于其人民人人皆为贵族。贵族一词起源于法国, 到了美国, nobleman成了绅士, 也即普通人了。贵族的泛化, 带来美国的政治文明。
精神自由, 除了贵族外, 还被教士分享。托克维尔认为, 宗教, 使人尊贵。也因此, 托克维尔认为宗教是一个文明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他对法国文人的反宗教倾向极为反感。认为这一点加重了法国大革命的癫狂。他还举例说, 美国就是一个宗教立国的国家。虽然美国主张言论自由, 但反宗教的书籍从来不被允许出版。
他认为, 政治自由, 而非民主, 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础。法国人的精神是有自由的传统的, 但政治自由却早就消失不见。主要表现在:个人财产在旧制度下越来越遭受到王权的威胁。而政治自由, 首先在于对自己财产的独立所有权及处置权。首先是苛捐杂税, 在未征得纳税人同意时即可征收;其次是私人土地产权也被国家收走。精神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非自由, 带来了法国旧制度下诸多矛盾。矛盾在激化。
其实, 革命爆发前, 法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已经相当先进了。一是阶层同质化;贵族贫困化使得阶层同质化。二是政治上实质已由资产阶级掌权了。小农经济总是与官吏治国相适应。法国农民先行一步, 因此, 革命的火种首先从法国燃起。实质上, 在革命前, 法国已经由资产阶级掌权了。即总督制, 30个总督管理整个法国。效率不可谓不高。只不过借由国王之手。那是一个模糊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类似。当时法国的政体是相当先进的。也正因为先进, 人们反而无法忍受残余的封建专制。而这专制, 因为看到末日将近, 不断变本加厉。政体日趋专制, 思想日趋自由, 大革命不可避免。
二、大革命的特点:具有布道热忱、具有普世价值理念。这令其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宗教
大革命前夕, 贵族无权, 只能沉溺于文学。结果助长了“文人议政”这一法国特有的现象。这是病态的自由, 结果是大革命更多沾染了浪漫文艺色彩, 而缺乏脚踏实地的施政方针。文人的非宗教倾向, 助长了革命的癫狂。因此, 大革命具有席卷一切的势头。最终, 连革命本身也被其吞噬。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 “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 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这种宗教革命, 违背了人类的本性, 违背了历史规律和社会规则。
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法则战胜原有政体的第一次尝试, 但不是最后一次。但这样的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是普遍法则的确立吗?不是。而是更加专制、更加混乱的时代。普遍法则绝不会脱离政体而独立存在。而政体, 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其实, 对于法国来说, 最好的就是发展原有的城市自治, 就像托克维尔所说, 让国王改革, 而不是群众主导的改革。政治体制必须具有延续性, 而且也只能具有延续性。
托克维尔对日后席卷全球的浪漫革命运动有着一种天生的敏感。不知道他是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指出未来将有一场革命的风暴。并认为这场风暴将带来更加的专制, 而非自由。托克维尔将有着这一革命倾向的民众称为一个“种族”, 这一种族, 无不流淌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血液。
三、法国大革命的后果:除平等精神外, 反而强化了已有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
作者对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 由旧制度统治者——国王主持的渐进式改革更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 而群众主导的所谓民主革命, 从未带来民主, 反而带来变本加厉的专制。原因是, 具有自由精神的贵族是对专制政权最有利的制衡力量。人民主导的革命, 消除了贵族, 也就消除了政权的制衡力量。没有贵族统治、精英治国, 必然走向中央集权。革命成了专制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由此看来, 人民即意味着集权, 精英才能民主自由了。人民民主也就不存在了。
此外, 取消宗教之后, 政府就会不断膨胀。因为人们只能祈求政府, 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多。这或许也就是没有宗教的国家, 政府总是很强权, 总是不断干涉公民私生活的原因。
精神自由的被毁, 使得法国大革命具有无法控制的毁灭力, 并最终连革命本身也被毁灭。唯一留下的, 就是平等精神, 这一精神, 可作为精神自由传统的遗腹子。
四、作者试图告诉我们的, 以及我们应该警醒的
专制制度促使物质至上、金钱至上, 道德堕落。原因是:拜金可以让人不再思考民主自由, 而这正是专制制度下当权者鼓励的行为。在没有人人成为nobleman之前, 切勿有革命的冲动。
自由唯有贵族可以独享。而人人皆贵族, 则是现代民主的基石。贵族的头衔可以失而复得, 但贵族的精神却失而不可复得。精神自由、司法独立, 这两点使得法国最终战胜了自己的诸多弊端, 重新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典范。
中国缺少贵族。春秋之后, 就没有了。两晋时期, 虽然有士族出现, 但很快被打压。也因此, 中国缺少自由精神, 缺少对政府的制衡力量。此外, 中国有着非宗教传统。从绝地天通开始, 中国人失去了自己与天地联系的纽带, 也就是去了更高一层的自由精神。国民从某种程度上变得实用而庸俗。道教、佛教都不算真正的宗教, 前者, 是死去的宗教遗留下来的宗教仪式而已;后者, 是一种伟大的哲学。幸而这种哲学的传入, 以及中国部分士人身上留有的某些遗世独立的精神, 使得中国没有完全低俗下去。
摘要:法国大革命的由来:精神自由的被毁以及政治自由的缺失。大革命的特点:具有布道热忱、具有普世价值理念。这令其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宗教。法国大革命的后果:除平等精神外, 反而强化了已有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作者试图告诉我们的, 以及我们应该警醒的:人人皆贵族, 则是现代民主的基石。贵族的头衔可以失而复得, 但贵族的精神却失而不可复得。精神自由、司法独立, 这两点使得法国最终战胜了自己的诸多弊端, 重新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典范。
关键词:旧制度与大革命,民主,自由,贵族
参考文献
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篇5
那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位传奇作家的传奇书籍。首先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这本书。之所以这样隆重的介绍这本书原因有三:一与个人,作为政治专业的学子,理应学习一些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而本书堪称政治学类书籍的经典著作。二与国家本书的破题口与我当代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曾经将改革比做触动人的灵魂还要难,而本书正是要触动人的灵魂,在甩开膀子的同时更要瞪大要珠子,积极从外国革命斗争中学习经验。三与时代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为代表的中共高层曾经大力推荐这本书,2012年11月30日中“我们现在
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日前,我党的十八大在京闭幕,贯彻落实学习十八大精神,紧紧跟进党中央的的政策精神,并以此为基础参与社会,增加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社会参与感,紧紧遵从习总书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指示,对于前事不忘,方可成就中国梦这种后起大事。综上三点,便是小编极力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接下来言归正传,该谈谈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们从这本书的名字谈起,什么是旧制度,什么是大革命。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大革命自然是所谓的法国大革命,自然,旧制度就出来了,封建专制制度。本书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作者摒弃了时人常用的“大革命史”的写法,而将本书定位为“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把法国大革命置于整个法国史之中来观察,以问题主导模式来剖析大革命。
作者尽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严肃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以及对史料文献的调查,对旧制度之下的社会和大革命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将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进行比较,更深刻地提示了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提出了许多关于革命的新观点。与革命倡导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不同,作者更强调自由的价值。
通过本书,你就可以了解一个真正的法国,一个在太阳王余辉照耀下垂死挣扎但无力摆脱逐步走向没落的法国。
在这里笔者推荐带着一个问题来读这本书:作者在文中曾经提到:民主和自由是不可以兼容的。民主政治带来的只是图有序表的自由。为什么民主和自由
是不可以兼容的。怎样可以兼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实现了民主和自由的兼容吗。这对于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又有怎样的意义。
一周后,我在这里等你的答案。
撰稿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二班
知行
2013--4---6篇二:《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 能。————题记
通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感触很深刻。托克维尔并没有写出一部“大革命史”,而从研究者的角度分别剖析了大革命产生的背景:旧制度,大革命如何产生,又如何发展,最终又带来了什么影响。
托克维尔的研究让我明白:以良好目的出发的行动不一定带来良好地结果。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法国大革命虽然成功的推翻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革命走向了无序、失控和暴力,曾经追求的民主与自由最终带来了两次君主制复辟以及两次法国革命,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陷入了仇恨与反仇恨、专制与革命的恶性循环。
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在于服务于现在与将来。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和托克维尔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思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经历的近三十五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已走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一、改革应坚持渐进性、有序性
“对于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始改革之时往往也是覆灭之时”。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的失控。
和历朝历代被颠覆的政权一样,路易十六国王在下台以前,面对财政危机与经济危机,做出了很大的改革努力与妥协让步,然而这些改革或者不彻底、或者半途而废,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动荡,直到改革失控,革命的火焰无法阻挡。
例如,路易国王曾先后起用了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银行家内克、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等人主导财政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包括特权阶级在内的一切等级均需纳税。这项改革影响的利益过大,程度过于激进,严重触犯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在特权阶级的压力下,这些“救火队长”相继被免职,改革数次流产。这种政令颁布没多长时间又收回,再次颁布,再次收回的窘境,对于国王的公信力产生了巨大的打击,人民的对于改革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改革逐渐失序,革命的火种在这时其实已经点燃。
而接下来召开的三级会议,三个等级利益冲突严重,第一、第二等级又可以联合起来,轻易否决第三等级的议案,第三等级沦为摆设,问题依旧无法解决。改革的希望终于破灭,欺骗性的“三院制”议会组织形式,终于成为引爆大革命的导火索。革命的大火迅速熊熊燃烧、势不可挡。
当革命的狂热胜过了理性,一切的秩序就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压倒一切的狂风骤雨和暴力血腥。
改革失序引发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十分有借鉴意义。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激进改革导致的经济波动甚至社会动荡,90年代末的大批下岗分流的社会阵痛以后,改革者们及时吸取了经验教训。如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际效果为依据,采取稳定优先、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已经成为朝野共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也成为改革过程的核心议题和中国改革的最成功经验之一。唯有继续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有序性,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成功。
二、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命运
“旧制度”的法国是个“等级”社会:教士是第一等级,其次是贵族,最后是所谓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由于国王通过与贵族和教士达成协议,以贵族和教士免税为条件,换取国王对其他人征收人头税的权力,因此,几乎完全豁免了贵族和教士的税收,而第三等级几乎承担国家税收的全部重负。
在旧制度瓦解的前夕,法国国家的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贵族和教士的免税特权根本无力维持,几乎谁都清楚,只有重新改革财税制度,互相妥协让步,才能继续维系既有格局,否则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教士都不会有好结果。
然而,由于贵族往往习惯了懒散的生活,面对征税的要求,贵族的反应似可用“强硬”两字来形容。他们宁可和国家这条“大船”一同倾覆,也不愿意做出一定牺牲,以维持现有体制的生命的延续。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绑架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大革命前夕的“囚徒困境”:大家都只看到了自己阶层的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于是好,大家一起走向灭亡。
当今中国的改革和当年路易国王遇到的困境如出一辙:随着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积累,已经形成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权贵集团、国有垄断集团及相关人员等,这些曾经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已经成为继续改革的最大反对者和主要阻力来源。这些阶层就好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贵族和教士阶级一样,既有能力、又会想方设法的维护现有制度和自己的既得利益,阻挠改革向“深水区”的继续进行,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因此,改革者的当务之急是以史为鉴,能够有勇气、有能力说服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做出让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唤醒大多数人对改革的支持,防止“囚徒困境”的悲剧在中国发生。
三、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
路易十六上台的时间可以用“悲剧”来形容。他的前任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处在破产边缘的国家和所剩无几的改革时间。最终,虽然他尽力了,但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能。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法国大革命革命的惨痛后果说明,如果可以选择,改革一定优于革命。因为改革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过程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完全不可控的。
我认为,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现实的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在推动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改革共识,探索宪政民主之路。前车之鉴,历历在目,避免革命、坚持改革才是正道。继续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智慧与勇气,更需要利益集团看得更加长远,主动做出妥协于让步,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
最后重述我的观点: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中国的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不可以让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在中重演。篇三: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作者托克维尔,其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提出的五个现象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思考。
一、革命往往是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1 我们即将出台的有些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比如供电公司领导干部职级调整,照理说,这对供电公司全体领导干部都是一项利好政策,但却激起了供电公司领导干部的普遍非议,我认为这其中存在沟通上的问题,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
二、经济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2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我们生活中,现在看起来虽不会发生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但职场上偶尔也有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每年推选一次后备干部,这为更多人进入组织的视野创造了条件,但往往在这过程中,也打击了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有的人也许努力工作就只是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但被推选为后备干部后,心态就发生了变化,目标就开始调高,开始自以为是,开始更严格的要求,更拼命的工作,一旦多年不被启用、或某一年落选,打击实在太大,还不如不被选入后备,也许工作的激情还可能保持得更长久。因此,我认为后备干部的选拔工作要严肃,纳入组织视野的人选可以多一点,但进行公示确认的,一定要量出为入,宁缺勿滥,要拿出选拔干部的标准和态度来选拔后备干部,提高后备干部的使用率,对整个干部队伍建设和员工发展可能会更好。
三、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非常精辟:
“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3 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
在国有企业,管理的方法与书中说的有点类似,不断鼓励员工在事业上“努力超越、追求卓越”,让员工全心全意将精力扑在事业上,追求进步,对维护企业上下贯通的管理 4 大有裨益,员工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管理上的对与错,大部分人也没有足够的胆量站出来去指责对与错,说什么就做什么,看起来执行力很强,但在政策的层层传递中,往往偏离了决策的初衷。
在托克维尔看来,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打车软件旧制度与新技术的革命 篇6
势不可挡的Uber全球扩张
Uber发源于美国,2009年研发成型,第二年在旧金山首度推出。自2011年12月,Uber开启了海外市场扩张之旅。2年之间,Uber的全球扩张不可谓不迅猛。到目前为止,根据官方数据,Uber已经拓展到了全球57个国家,超过70个城市。Uber首次进入中国是在2014年,在北京三里屯首发之后,逐渐在上、广、深这四大一线城市展开业务。
旧制度与新技术的冲突
2015年五一前后,Uber先后在广州和成都遭到了当地执法部门的检查,这家科技公司的合法性问题在中国一时成为了舆论焦点。在此之前,Uber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受到不少非议。主要包括车的问题、人的问题、运营行为等问题。但此类问题通过相应措施,都在逐渐解决。
首先是车。详言之,Uber在全球受到的最主要的质疑就是车的牌照问题。在很多国家,客运服务的提供都是特殊资质的主体才能开展,而这种服务属于行政许可事项,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事先批准或者至少注册在案。Uber作为召车平台,整合了城市内大部分的闲置车辆,大大提高了车辆的使用效率,解决了很多大城市出行难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车辆不具有出租车或者租赁车那样的营运资质,所以在美国、德国的多个城市以“不具有营运资质”等类似理由被叫停,本地的交通法成为Uber进入市场的一大屏障。为什么提供客运服务一定要有资质呢?这是由于安全、税收、管理等多重原因所致。在Uber出现之前,这本不是一个问题,当时的立法者也很难料想得到,若干年之后科技革新的整合力量之大,使得营运与非营运这一界限变得模糊,旧法已经无法有效调整社会现象,亟待新的规范出现。
牌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制定更加完善全面、能够调整所有既存出行方式的规范,而不是强行将过时的法律适用在新兴事物上。在这一方面,美国的立法实践走在了世界前列。在Uber进军美国国内市场时,无一例外地遭受到了当地法律的阻碍。以加州为例,2011年5月加州曾以“无执照提供服务”叫停Uber,并处以2万元美金的罚款,甚至提出了刑事指控。但随后法律格局发生了大逆转,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不仅将处罚决定取消,而且为Uber、Lyft、Summon等租车服务商创设了新的服务类型,即“交通网络公司”。此后,加州还修改了当地的《客运租赁法案》,将交通网络公司的服务囊括在内,并设立了特别的规定。
其次是人。除了私家车的属性饱受争议,驾驶者本人的资质和能力也是对Uber开展服务的一大考验。各地政府普遍要求从事营运服务的司机需要达到一定标准的资质能力,这在Uber出现之前也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没有产生质疑。但是,Uber的出现使得任何一名拥有私家车的车主都可以拉活,营运服务市场的入口被大幅度撕开,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乘客安全。但是,借助科技的力量,Uber目前已经在各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资质评估体系,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乘车安全度。比如,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当地政府要求Uber对所有司机进行十指指纹的背景调查。通过信息数据库的建立,政府以及个人也能够对司机本人有更充分的了解。
除了车主资质,对乘车安全的保障还涉及保险的问题。在Uber兴起之初,由于没有给司机以及乘客提供足够的保险,这家创业公司曾饱受指责。但是,Uber随后与多家保险公司展开合作,为司机以及乘客提供多样的保险,这一问题也就基本得到了解决。在满足了司机资质、司机身体状况、保险等有关于车主的问题后,很多城市已经允许Uber开展服务。
最后是行为的问题。Uber的出现直接影响了长时间垄断城市客运服务的出租车行业。由于带来了新的竞争,后者主张Uber的行为涉及不正当竞争,这也是世界各地出租车行业对Uber最主要的指控。
针对既得利益者的指控,Uber也借助法律手段展开了回击。以法国为例,当Uber进入法国市场之后,法国国民大会于2014年9月有针对性地通过了《萨文努法案》,旨在维护出租车行业的利益。随后,Uber诉诸多条法律路径予以正名。一方面,Uber在法国国内号召启动违宪审查,主张新法的若干条条款(包括禁止显示机动车地理位置的条款,以及禁止使用车程的时间和距离计算费用的条款等)因为具有“歧视性”而违宪。另一方面,Uber也在欧盟层面积极游说,向欧盟委员会提出控诉,主张法国政府是“歧视对待”在政策上明显偏向于出租车行业。目前两方的博弈还在进行之中。
事实上,Uber的问题仅是“互联网+”时代科技进步与既存法律冲突的一个缩影,有时制度的枪口抬高一尺,换来的将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包括人们福祉的增加。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蒸汽机的发明,数码相机的发明等,都曾受到制度和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历史证明此类技术进步极大增进了人们的福祉。
不可否认的是,打车软件以“共享经济”的形式,打破了长期以来出租车行业的垄断状态,降低司机空驶率和碳排放量,通过互联网评价机制有效改善司机服务,缓解城市打车难等等,其经济和社会效益有目共睹。
科技的突破与制度的变迁
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许我们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现代性的福利,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尝试阻拦时代巨轮前进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尤其在现代社会,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我们对于颠覆性的事物已经多有期待。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让既得利益蒙蔽双眼而一味守旧的做法不仅无法改变未来的发展方向,甚至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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