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

中国革命战争（通用12篇）

中国革命战争 篇1

在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 中国革命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最终取胜, 在这其中,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指导全局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说过《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姐妹篇, 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就写不出《论持久战》来。因此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名著《论持久战》的奠基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 很多关于战略的初次论述, 就在本篇中有所体现。

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作的历史背景

1935年10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结束长征, 到达陕北根据地。为了迎接新的革命斗争, 全党迫切需要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回答党内在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问题上的重大争论和原则分歧。1935年12月, 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1936年12月, 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系统地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1937年7月和8月, 又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四篇著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其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 以此为基础, 全面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路线问题。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内容、体系及其重要地位

(一) 著作内容及文章体系

该著作对古今中外著名战例旁征博引, 深刻剖析, 而对北伐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尤为重视, 毛泽东在自己的革命实践基础上, 系统阐释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目的、特点、形式以及战略防御阶段中的诸原则。

这部著作由五部分内容构成: (1) 如何研究战争; (2)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3)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4)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5) 战略防御。重点强调的是:如何研究战争和战略防御。本文将在后面的论述中重点关注这两部分。

(二) 重要地位

战争, 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战略, 则是中国革命成败之精髓。在中国革命极端艰难的年代,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见解, 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 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 从而解决了以弱小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中国革命最艰巨的课题。这部著作几乎包容了此后抗日战争, 以致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绝大部分战略战术原则, 被后世称为“半部兵书定天下”。

三、战略防御

如前所述, 该部分将重点分析: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 第五章战略防御。

(一) 战争规律

在如何研究战争这一章中阐释了四个问题:战争规律、战争目的、战争全局规律即战略问题、如何学习应用战争规律。在这里, 我们将重点谈战争规律。

著作开篇先摆出了并列的三个定义:战争的规律, 革命战争的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如此着手的原因是:由于此著作是为了系统地解决党的军事路线问题, 因此从关照现实的角度批判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又从哲学高度批判其教条主义和战争机械论, 战争规律说明的是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军事理论, 革命战争的规律说明的是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军事理论,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说明的是不能照搬照抄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的规律:长驱直入和夺取大城市。

毛泽东以“如何研究战争”为题, 论述了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论, 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 反对唯心论和机械论, 这实际上也是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

(二) 战略防御

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 使得战略防御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主要说明了如何进行战略防御:

1. 要积极防御。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决战防御。它是把防御和进攻有机结合起来, 即在强敌进攻时, 我军不以保守地方为目的, 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判断形势, 而相机主动出击, 打破敌人包围, 威胁敌之后方, 或大胆诱敌深入, 聚而歼灭, 以此达到防御或保存自己有生力量的目的。根据当前形势, 还不是进行战略进攻的时候。在这里主要反对的是消极防御, 它是假防御, 畏敌如虎, 处处设防, 节节抵御是其主要表现, 它属于军事保守主义的一种, 要取得革命的胜利, 消极防御是必须反对的。

2. 要做好反“围剿”准备。

面对计划有序的强敌, 要充分做好准备, 不打无准备之战, 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 要选择好开始准备的时机, 并准备好应对其他问题。

3. 必要时要有计划的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 是敌强我弱时, 为保存军力, 待机破敌而采取的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古今中外, 应用这一战略的战例有很多, 毛泽东举了林冲破敌, 齐鲁之战等等实例, 他还同时举了反围剿的战例以及十六字军事原则, 诱敌深入等方针, 这些正确的军事原则被“左”倾机会主义者称为“游击主义”而弃用, 他们认为战略退却丧失土地, 危害人民, 对外产生不利影响。而“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寸土不失, 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 结果却丧失了全部土地, 由进攻转入全面战略退却, 进行了更大的退却———长征。

4. 战略反攻。

战略反攻是战略退却的主要目的, 也是防御战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要取得反攻的胜利, 要注意:第一, 慎重初战。反攻开始的第一仗, 至关重要。结合五次反围剿的战例, 其中四次都成功的进行了初战, 第五次反围剿中为了御敌于根据地之外, 首战失利, 之后陷入被动地位。战争一年之久, 最后不得不长征。毛泽东因此总结出慎重初战的三原则, 即:必须打胜;初战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第二, 集中兵力。以弱胜强, 最要紧的就是集中兵力。反对“两个拳头打人”, “六路分兵”, “全线抵御”的军事平均主义。第三, 运动战。由于敌人强大, 我军贫弱, 因此红军作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没有固定的根据地, 强调的是服从于红军作战方向的流动作战。我军充分发挥小部队反应迅捷, 机动灵活的特点, 利用有利地形, 将敌人“肥的拖瘦, 瘦的拖死”。第四, 速决战。战略的持久战, 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 是两个同时并重的军事原则。只有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速战速决, 才能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 最后取得战略持久战的胜利。第五, 歼灭战。不能与强敌拼消耗, 要积极打歼灭战, 这不仅能很好地体现杀敌效果, 而且能充实我军的补给, 使敌人成为我们的运输大队。

总之, 该著作的论述, 由防御到反攻, 由初战到歼灭战, 环环相扣, 层层深入, 构成了毛泽东战略防御思想的整体内容。

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后世预见及当代启示

(一) 后世预见性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许多原则方针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继续得以完善和发展。

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 国内革命战争是持久战, 不能有“灭此朝食”的简单想法。

在经典名著《论持久战》中, 毛泽东根据中日国情同样提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 “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

2.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速决战一节中, 毛

泽东指出敌人强大而我军无法在内线解决问题时, 应该打到外线去, 在外线与敌人周旋, 或者转入敌人的内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这一战略得以充分应用, 1947年上半年, 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 采取了重点进攻的手段, 即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 以达到迅速消灭我军的目的。毛泽东抓住影响整个战争全局的这一重要关节, 作出了“大举出击, 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 以达到打到敌人内线去, 威胁敌人心脏的目的, 让人似乎看到了围魏救赵的扩展版。为使挺进大别山, 逐鹿中原的决策付诸实施, 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 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一路由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一路由陈赓、谢富治兵团强渡黄河, 在刘邓大军右翼展开, 一路由陈毅、粟裕兵团在刘邓大军左翼展开。三路大军成倒“品”字阵势, 进攻敌占区, 威胁敌之心脏南京, 把战争引入外线, 并最终成功。这一战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能看到原型。

(二) 当代启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哲学光辉, 也昭示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该文对战略防御思想的阐释, 对后来的战争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讲究综合国力竞争的今天, 它对我们的现代国防建设, 对我们的国土防御都有借鉴作用。在和平建设的今天, 它同样对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有影响, 它启示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要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辩证法, 不仅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还要吸取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 但是, 这种学习和吸取要立足中国国情, 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摘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照耀神州, 它指导着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虽然适逢太平盛世, 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研究, 特别是研究他的军事战略思想, 在讲究综合国力竞争的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撷取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隅——战略防御思想加以研究。

关键词：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略防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杨春贵, 陈柏灵.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选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4]邓力群.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5]杨超, 毕剑横.毛泽东思想史:第2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6]刘银生, 薛庆超, 原致光.毛泽东重要著作评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中国革命战争 篇2

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主席的这部著作，写于一九三六年，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这本书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读过这本著作后，感觉受益匪浅，对当时中国革命战争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写作背景：一开始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主席随即在十二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泽东主席又写了这部著作。

第一章是“如何研究战争”介绍了战争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从事战争，战争是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

不能做好那件事。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到一九三六年，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一举三六年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亿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当时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不但是解放了中国，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毛泽东主席字字珠玑，深刻解释阐述了革命战争的目的方法以及意义。

这部著作不仅反驳纠正了党内对革命战争的革命前途的错误认识，更优先于很多人开始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况，是在党内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维埃精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成熟的突出表现。深刻阐述革命战争的定义，意

义，方法，以及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战略方法手段，集中兵力的问题，歼灭战，运动战，战略退却与反攻等各种重大问题。

透过这部著作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席以一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智慧与魄力，在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上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取得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迎来胜利曙光，用勤劳与奋斗建设美好的明天。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不会忘记他对世界发展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参考文献：

中国高铁革命 篇3

经过多次试验后，中国已经开始运行一条世界上最快的铁路线——武广客运专线，这条专线连接中国中部中心城市武汉和东南沿海城市广州，长度为968公里。在测试中，武广列车(中国自主研发，相当于日本新干线和德国城际特快高速列车的变型)的时速最高可达394公里。从12月26日武广列车始发至今，工作人员所记录的每天四次不间断运行的平均时速达到312公里，从武汉到广州的行车时间从过去的10个半小时锐减到不足三小时。

武广列车的速度打败了卫冕冠军：法国的TGv-一它从洛林(Lorrame)到香槟省(champagne)的平均时速为272公里。武广列车的速度也比中国第一高速列车、平均时速为230公里的京津城际高速列车快，甚至快过上海的机场短程磁悬浮列车，虽然，磁悬浮的最高时速能达到430公里，但平均时速不到251公里。

铁路专家说，新的武广线的建设者们有着比欧洲和日本的火车设计师更值得炫耀的资本。

纽瓦克的新泽西理工学院的铁路专家刘荣芳说：“中国应用的高速铁路技术和法国的TGV、德国的ICE以及日本的新干线没有太大的不同。”她与其他人都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武广线与许多使用旧铁轨的高速铁路不同，它的铁轨是为列车在数百公里间极高速运行而设计的。桥梁和隧道、以及铁轨下的混凝土底座也是专门设计的，这种设计是为了列车能够安全飞速地运送乘客，通过或越过自然和人为的障碍物，如果没有这些设计，那些障碍物会迫使列车减速。

在2006年中国铁道部雄心勃勃的增建计划下，在中国政府刺激资金的影响下，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高速铁路建设。一项两万亿元(293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设想显示，到2020年，中国将建成1.6万公里的高速铁路专线，连接中国所有的大城市。第一个东西铁路段(西安到郑州)即将投入运营，延长京津线至上海的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2012年完成。与此同时，到2013年，武广线将向北延伸至北京，向南延伸至香港。位于北京的IBM全球铁路创新中心主任基思·迪尔科斯(Keith Dierkx)说：“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增建的高速铁路将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高速铁路总和还要多。”

据迪尔科斯介绍，高速铁路被认为是推动扩大中国交通运输系统的一个高明的方法。专用线将有助于满足铁路需求，预计到2020年，每年旅客数将增加三倍，达到50亿。建设这些线路被认为比进一步增加汽车和飞机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更可取。迪尔科斯说，专用高速铁路还可以通过缓解普通铁路的拥挤状况，来改善货物运输现状。

高铁的建设需要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武广线建设成本为1160亿元(170亿美元)，全线有625座桥，总长为362公里，还有221座隧道，总长为177公里。而总长1300公里的京沪高铁将耗资约2210亿元——比三峡水力发电项目耗费还大。

不过，有专家表示，部分高成本将通过较低运营成本来回收。中国的高速铁路不是把铁轨架在木材上或把混凝土轨枕嵌在碎石中，而是几乎全部设置成混凝土基座——采用德国铁路工程公司的睿铁(RAIL.ONE)和博格(Max Bogl)轨道板技术设计而成。这消除了因列车高速行驶致使飞石对轨道和车辆的损坏，也减少了因转轨对车轮造成的磨损。

监测和控制系统是另一种前期投资，它既是列车高速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节约成本需考虑的一项内容，该系统为快速行驶的列车提供安全保障。迪尔科斯说：“如果火车以每小时300至350公里的速度行驶，安全故障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迪尔科斯说，位于北京的铁路创新中心正在研发的系统包括：观察轨道情况的列车装载式激光扫描仪、实时故障诊断系统、桥梁和隧道传感器以及动态调度系统，随时满足列车高时速运行时的各种需求。

迪尔科斯和刘荣芳等专家表示，美国可能最终从中国在高速铁路的投资中获益，因为中国降低了建设专用高速铁路的成本，而美国正缺乏这种技术。迪尔科斯说： “美国将从全球许多创新技术中得到好处。”

现在看来，美国越来越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美国加州高速铁路局正使用i00亿美元的资金(来自于去年冬天由选民通过的债券发行)，对连接洛杉矶、旧金山和萨克拉曼多(sacramento)的一个全长790英里的系统进行详细设计。圣地亚哥州立大学Mineta运输研究所执行董事、加利福尼亚高速铁路管理局前局长罗德·狄立东(Rod Diridon)说，每英里运输乘客的效率，高速铁路是飞机的三倍，是自驾车的五倍，所以，到2050年，该系统将使加利福尼亚州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900万吨。

狄立东说，加利福尼亚州的债券提议打破了阻碍高速铁路发展的政治“太坝”。在短短几个月内，奥巴马总统提出了一项高速铁路计划，国会批准了联邦铁路管理局80亿刺激基金。狄立东说：“突然间，资金就出现了。”

中国革命战争 篇4

一、经济发展损失的含义

经济发展损失既包括经济损失, 如直接的经济损失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也包括如经济发展机会的丧失, 经济发展基础的毁灭, 经济发展动力的削弱, 经济发展能力的剥夺, 经济发展劳力的减少, 经济发展储蓄的贬兑, 经济发展物质的短缺。总之, 经济发展损失是指对经济体施加的破坏经济内生性活动的损坏和破坏。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 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使新中国成立后必须长期面对贫困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经济发展损失是惊人的, 也是难于计量的。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战争罪恶比海深, 比山高, 罄竹难书。

二、人口损失中的经济发展损失

人口损失造成的后果对经济发展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实施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和三光政策, 空袭战、阵地战、细菌战、屠城战, 无所不用其极。1931-1945年造成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损失, 改变了社会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 动荡破败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损失更是釜底抽薪, 雪上加霜 (注:因1945年数据缺乏, 故本文所取数据以1949年为标准) 。

1931年中国人口有5.8亿, 到1945年中国人口是5.4亿, 中国人口静态损失4000万。中国人口在1931年时, 人口出生率为39‰。死亡率为28‰, 净增率是11‰, 那么14年间, 如果没有日本法西斯强加的战争破坏, 此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量理应为:0.9594亿。

也就是说在战争机器和杀人恶魔横行的血雨腥风中, 中国减少正常发展环境下的出生人口为9594万, 这一数据不包括对台湾和香港所造成的正常人口增长损失, 如果加上香港和台湾的人口损失肯定超过1亿人口的正常增长损失。

侵华战争对当时的人口破坏为:人口直接损失4000万人, 人口正常增长损失1亿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是:

人口损失的经济损失=人口损失数×人均年收入×劳动力正常劳动的期间

假设以1949年中国人均年收入66元人民币, 为计算的人均年收入标准, 这相当于当年的18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480美元。劳动力正常劳动期间以参照正常人劳动30年时间为标准测算。人口经济损失为2772亿元 (1949年人民币币值) 。1949年全国人口为5.4亿, 人均年收入为66元人民币, 则1949年全年的国民收入为35.64亿元。

假定用人口损失总额除以1949年全国的国民收入为77年。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一项, 在经济上至少使中国倒退了77年。

三、物质损失中的经济发展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二战经济损失为15万亿美元, 参战国军费消耗为1.1万亿美元, 其他的还有财政和物资损失。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中国除了动用本国财力外, 还大量举债抵抗法西斯的侵略, 并用各种物质偿还。中国向苏联提供了约4.5亿美元的矿、农、牧产品;向美国提供了约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铝等矿产品, 向英国提供了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日本在1932-1944年在东北掠走大量的黄金白银, 粮食2.48亿吨, 煤炭2.23亿吨, 生铁逾1100万吨, 钢逾580万吨, 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 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 按1949年币值标准计算, 中国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人民币币值, 则损失3666亿元人民币以上。假定用直接经济损失总额除以1949年全国的国民收入为102.9年。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 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至少使中国倒退了102.9年。

四、医治战争创伤所需的时间

从人口损失和物质损失的计算中可知, 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至少倒退近180年, 中华民族所积聚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成果丧失殆尽。如果在1949年的基础上, 每年以10%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 还得多少年才可医治和恢复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呢?

构建数学模型进行推理计算如下:

将不完全统计的人口损失和物质损失进行求和, 然后假定以1949年国民收入为参照标准, 每年国民经济增长10%, 那么要完全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战争破坏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可计算出至少所需要的时间:

损失总和等于人口损失2772亿加上物质损失3666亿元, 为6438亿元。所需时间为59.2年。

也就是说, 要完全医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创伤, 并恢复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 要求每年以10%的高速度进行经济社会建设, 实现经济增长, 逐步走出战争的阴影, 至少需要近60年时间。

2010年, 全世界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站在新世纪的今天, 有太多太多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铭记, 也有很多的现象值得我们警惕。至少要60年才能医治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创伤, 中国人民的肩膀格外的沉重, 脚步也格外的艰难。

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奋发图强, 励精图治, 和舟共济, 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以实际行动来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抗日精神, 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中国抗日战争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也做出了重大牺牲, 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发展损失。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篇5

19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占领南京，自此南京成为太平天国首都。马克思密切关注中国革命，于5月20日写下这篇评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同年6月14日，此文作为社论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时间回到19世纪中期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的欧洲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洗礼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切问题都掩盖在繁荣的外表下，新一轮的危机即将来临。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的加剧，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时期的矛盾，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爆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以及中国的农民起义对欧洲革命的影响，并对欧洲即将到来的新的政治、经济危机做出了预言。

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立和统一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统一性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初读此文，有些不理解马克思在开头所引用的关于“两级相联”的目的，直到反复读了好几遍全文，才渐渐理解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思想。马克思运用对立统一的原则，分析说明中国与侵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两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说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时代的大环境下，全球逐渐连成一体，中国也不再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它的一举一动深刻地影响着欧美的经济体系。而欧美强行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马克思在这里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在这篇文章中，矛盾是中国和英国及一些欧洲国家。表面上看来，他们是相互对立的，英国用战争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些固然是出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市场的要求，英国也借此保护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大量外国商品的流入对中国的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由原来的贸易顺差转为了贸易逆差。白银大量流出，阻碍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经济赔款使税收负担加重，导致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部分官员纵容贩卖鸦片的恶行，贪污腐败，腐蚀了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制。还影响了社会风尚等其他方面，中国社会开始解体，而太平天国运动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重要一环。百姓不堪负重，当最终天灾出现的时候，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接下来便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起义。太平天国，中国几千年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全盛时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坐拥最为富庶的江南。

中国爆发了革命同样又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资本主义的扩张的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寻找广阔的市场，而中国这个广阔市场在爆发了革命之后，必然造成市场的缩水。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产出没有限制的增加，依靠不断扩张的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才能消耗那么多的产出，但市场的扩大人赶不上工业的增长，一场危机潜伏已久。马克思以茶叶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起义对英国及欧洲的影响。英国急需扩大市场，于是降低了茶叶税，而这一做法导致中国茶叶涨价，农民革命给当地的政局以压力，茶叶商家决定不给现金不能进行交易，当时正处于金银缺乏的时候，对英国的茶叶进口带来影响。外国势力如果干涉农民起义，那么中国与外国的一切茶叶贸易联系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英国的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想法也会受影响。

从欧洲的角度，“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这些都影响到欧洲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得出了这个结论，可谓一针见血。这次农民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列强，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文章中写道，“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的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以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西方列强的炮火打开了中国国门，间接引起了中国革命，同时中国革命也间接引起了欧洲一场更大的革命，太平天国既是一场动摇“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统治基础的农民革命斗争，也给予英法等殖民主义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这次革命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革命。这一次的天平天国革命，轰烈并且涉及范围广，其反帝爱国的精神和促中国劳苦民众觉醒反抗的意识力量，不仅仅限制于中国，并且也蔓延到了欧洲大陆，让欧洲大陆在这种摧毁封建腐朽统治和反对列强干涉的氛围下，开展了他们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始终密切地注视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发表了许多热情赞扬太平天国革命的文章，他以鲜明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愤怒谴责外国侵略者的卑鄙和野蛮，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海盗政策。他在这里运用了对立统一，两极相连的分析方法。同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市场，尽管是处在提供原料的低级位置，但中国的一举一动，开始受到世界的影响，也将深远的影响着整个世界。

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对于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虽然说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欧洲大陆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政治民主革命和暴力的起义，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酝酿，欧洲大陆与中国革命时期有了共通的一点便是，在人的思想上，对封建腐朽的专制统治出现了批判和觉醒的现象。

“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送往西方世界。”中国与英法美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也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倘若外国列强对中国农民起义进行干涉，那么会引发危机，阻碍贸易的进行。

但是，读完此文，我对于马克思的看法也并不完全同意。例如马克思对于鸦片的论断，“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新皇帝颇有意在中国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鸦片毒害着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而且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已经在全世界被禁止。中国人意识到鸦片的危害之后，一定会努力戒吸鸦片。当时，中国禁止鸦片的决心是坚定的，林则徐到广州主持禁烟，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序幕。中国对鸦片的态度是坚决抵制和毁灭，不可能为了收回流失的经济利益而打算自己种植罂粟炼制鸦片。不知马克思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论断。

另外让我十分不解的一点，是马克思提出的“鸦片破坏了中国古老的君主制度”。马克思指出，中国的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腐蚀着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在我看来，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我想是马克思过于高估了经济的力量，或者说低估了其他因素。他十分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似乎社会所有的问题，包括政治斗争，革命起义等问题的根源，或许都来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似乎影响了社会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忽略了文化对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鸦片的力量还不足以毁灭中国根深蒂固、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使轰轰烈烈的革命也不能完全斩断的观念何以凭借鸦片而得以实现？而且贪污一事在中国历来就有，鸦片只不过是将这个问题严重的暴露了出来，而阳奉阴违之事，在古代的中国政治里是玩的最多的把戏了吧，马克思不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政治没有透彻的理解，可能才有此一说。马克思所在的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金钱似乎成为了人们的所有。马克思一方面对现有的社会制度痛恨着，一方面又不由自主的收到了当时金钱观念的影响，加之他所在的国家缺乏中国悠久的文化奠基，所以他在看待问题的时候难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不能符合中国的国情。

我对这篇文章更多的是赞叹。对于我，我之前的理解就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国肆意掠夺，对中国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影响。而中国在当时除了给他们带去利益之外并不能产生其他大的影响。而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本来在近代史资本主义发展中没什么地位的中国突然让我觉得它的地位很重要。我也是第一次将太平天国起义与当时的大环境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内部的矛盾，列强们需要一个傀儡的中国，所以它才会帮助清政府灭杀太平天国。而现在看来，太平天国运动显然影响了中国市场的稳定，加之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它必然成为了众矢之的。我看到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些必然关联，它们之间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世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中国“性革命”已成功？ 篇6

马 军 吕家佐

“2006年，约1/4的中国成年男女曾跟不止一人发生过性行为。”2007年7月3日，由潘绥铭教授担任所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了这一新出炉的调查结果。而7月6日，潘绥铭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再次“语出惊人”地宣布：“中国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

这一切，挑战了许多人的常识。一时间，有人鼓掌叫好，称这是中国“性革命”的“赫赫战功”；有人则不以为然，深为社会道德的“沦陷”而担忧……潘绥铭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这正是社会学调查的价值所在。

笔者：这个项目，你在2000年做过一次，这次有什么不同？

潘绥铭：最大的成果是做了一次性的历史对比。

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像美国著名的金西和海蒂，都没做过这样的对比。做这个对比，就是在6年时间之内，看看中国在性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变化。

笔者：你在这次报告中提出了“中国性革命已经成功”。网民有一些怀疑，觉得你这种说法纯粹是耸人听闻。

潘绥铭：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一般大众不研究这个，自然不了解。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专业不同的问题。

笔者：它跟西方国家的性革命一样吗？

潘绥铭：不一样。有一些共同点，但差异性更大。中国性革命最根本的一点，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性和生殖的分离。在这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法跟中国比。因为他们没这个政策。

还有另外一点是社会控制的变化，现在个人在私生活领域的自由，跟20年前相比是巨大扩展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以来，还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一段时期，大家都不再管闲事了。用一句大白话来说，过去有一句口号：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眼睛还是雪亮的，但是不睁开了(大笑)。

笔者：计划生育怎么会造成性革命呢，我不理解。

潘绥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它的后果到现在才真正显现出来。生殖和性的分离，就是它的后果。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在进入了婚育期。8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现在二十五六岁了，这个政策对性方面带来的影响，此时开始充分体现出来。

最大的变化就是，独生子女已经不太可能再生育多子女了。两个独生子女结婚，他们可能还会再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女吗？性和生殖的分离，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东西。不理解这一点，你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性革命。

现在是有规定，两个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胎。但根据国家统计，占百分之五都不到。两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再生第二个孩子!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接受多子女的概念了。

性革命与道德无关

笔者：你提到夫妻专偶之间，因为性行为方式多样化了，也导致了性革命。但一般人不把这种单一的专偶关系跟性革命联系到一起。它怎么能导致性革命呢？我有些难以理解。

潘绥铭：这太好理解了！过去是在性交，现在是在做爱。过去你像猪和狗一样过性生活，现在你像人一样过性生活，这还不叫革命啊？全世界的性革命，都包括性行为这一块，自然也包括夫妻间的性行为。

笔者：你提出中国性革命，不少人就深感担忧，觉得社会道德沦陷了。

潘绥铭：性革命这个词说的是什么意思？短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叫革命。革命这个词不是政治词汇，而是一个中性词，它没有价值观。就是看在短时期内是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变化不大，那就说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我们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这几年的现实不是这样的。它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才称之为革命。至于你怎么评价它，认为它好还是坏，那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不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关键是要先把数字搞准确了，如果数字不对，你怎么评价都没用。

笔者：你的意思是，性革命跟道德无关？

潘绥铭：当然跟道德无关了！全世界都这样。

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数据高的人

笔者：你们的简报中提到，多性伴现象在2006年达到了25.3%，岂不是咱们这个社会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拥有多性伴，有这么多吗？

潘绥铭：自从2000年到现在，你是第一个说它太多的人。2000年我们公布的数据是16.8%，那时候网络也不发达，我所碰到的所有人都说这个数据太少了。这些年来，你还是第一个当着我面，说这个数太多的人。

笔者：多性伴的企业家达到了43.9%，男性企业家则达到了68.4%，这个数据有这么高吗？

潘绥铭：你看你看，你又是第一个对我说这个数据高的人。我碰到的人都说低了。接受我们调查的企业家并不多，只有200多人。这个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不多，人数越少，这个百分比就越模糊，但至少说明它比其他人群多很多。

当然，统计数字出来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来研究它。一般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

全国6000多人参与了这次性调查，有效回答率位列世界第一，甚至包括穷山僻壤的老汉，胡同里的大妈。

调查问题则涉及婚外情、性取向等个人隐私。

为何那么多人愿意回答这些极为隐秘的性问题？说服这些陌生人走进访谈室，潘绥铭教授有何招数？

《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2000-2006》，潘绥铭带领的团队不久前才完成这个项目，6010人参加了面对面的有效访谈调查，遍及全国。潘绥铭说：“我们的实际调查对象应该是7553人，应答率是79.6%，约有1500人不愿意来。不过这个应答率在全世界来说，可以排第一。”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相当不容易。

(作者为《青年周末》记者)

潘绥铭其人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1988年，他的第一本性学专著问世，至今已有《中国性现状》、《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等多本专著出版，另有《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等三本译著问世。

2 渐行渐远的性与爱

吴虹飞

在这个世界上，有千万朵一模一样的玫瑰花，只有一朵驯服了小王子。他为她浇水、罩玻璃罩、立屏风、杀毛毛虫。他留意她的无端抱怨、可笑的吹嘘和沉默。

这就是驯服，爱情的必要步骤。像《小王子》中的狐狸所说：这是一种常常被忽视的行为。现在已经很少人重视驯服了。在这个欲望消费不断刺激心智的时代，过于焦虑和忙碌的男男女女，似乎忽视了这样缓慢的行为，快速地占有，短暂地消费，没有人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建立”某种关系。

一些杂志出现的调查问卷：你会和陌生人上床吗？你会拥有多个性伴侣吗？——似乎是在征询答案，实际上却是用言说消除人们的禁忌，COME ON！你可以和陌生人上床，你可以拥有多个伴侣。社会默认了这种短暂的激情：你们是自由的，只要遵从于你们的内心——实际上，你遵从的是迅速膨胀的、短暂的、消费性的欲望。

于是，童话的魔力渐渐在现代社会中消失了，爱情变成了一次技术的活儿：接吻、抚摸、牵手、怄气、到超市去购物，一次郊游，一次相互的揣测和试探，一次做爱。当我们试图讨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变得迟疑和有些不好意思了。在讲究成本和回报的时代，它更多的是遵从心照不宣的默认规则。游刃有余，张弛有度。

只是希望被爱

小蓝，女性，31岁，公司职员

性伴：21个

说服小蓝接受采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衣着整洁的白领，她已经习惯了矜持和沉默。她认为自己的生活至少已经很平静，青春期的冲动和不安已经稍微远离了她。她的记忆似乎有些迟缓——那是很久没有拿出来的衣物，在阳光中抖出飞旋的灰尘。

我上大学的时候和一个男孩子谈恋爱，那时候很纯，总觉得那种事是要到婚后才能做的，结果一年后他和他的一个同班女生同居了。当时这个事情给我的刺激挺大的。我记得在学校的小树林里我主动要把身体交给他，但是他最后还是帮我整理好衣服，送我回宿舍了。那年我20岁。

后来偶然认识一个25岁的男人，人挺善良的，无业游民。我并不爱他，而且他也很丑，可是我突然想，伤害自己，也许就是伤害离开我的男友，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和他发生了关系。当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异样、古怪，不配被人爱了。

结果也是偶然的机会，我爱上了那个人的朋友——安石，一个不爱说话的人。我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善良、正直，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人——这也许是我想象的，可是那时候太喜欢他了，又因为自己和不爱的人发生关系而感到羞愧，我觉得这辈子也不可能这么爱一个人。后来他喝醉酒了，我们就发生了关系，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不是。就一次，此后他就有了女朋友。我没有怪过他，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把事情讲清楚，我和他发生关系是因为我很爱他。我没有再和他说话，虽然一直想念着他。

怀着对自己强烈的憎恨，我又认识一个男人，他也不怎么工作。有一次回宿舍晚了，睡在他的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就没有戒心。结果他让那个人出去，强行和我发生了关系。很快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那个人就消失了，故意不见我。

24岁那年，终于有一个人爱上了我，他对我很好，我还是那样，觉得他单纯、善良。我想我们会结婚的。可是安石的影子还在，让我觉得自己是不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瞒着我的男友和好几个人发生了关系，痛苦也许增加了快感。我们很快陷入了冷战，他伤心地离开了。我想我可能是故意的，我背叛的不是我的男友，相反，我对他保持着温情。我觉得我在背叛自己最初的爱情，我被它折磨，不惜践踏它以达到说服自己放弃的目的。

7年来，我和20多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大多数是非常短暂的。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十分热衷于和男人发生关系的人，也并不赞成一个人同时有多个性伴。虽然青春期的冲动很强烈，但是比起欲望，我还是更看重爱情。我只是希望自己被爱。每一次，我都会尽可能地温柔，坦诚，希望他们能够同样地回报着温情，甚至可以继续发生感情——可是大多数的男人，都不重视这些愿望。

他们把我看成是那种开放的女孩子。当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时候，他们就自动退出了。对于这样的男人，我会敬而远之。因为他们不尊重感情本身。真正的冷漠在于，事后没有人可以重现或者回忆起这些温情。

我承认我不会保护自己，很容易被男人的甜言蜜语打动。我分不清楚真心和假意，也许大多数人，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尤其是雄性，容易有多情的倾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大声为自己辩解，我总是在说服自己：我是干净的，我只是为自己的爱付出代价。

我还是相信爱的，但我想这只不过是安慰自己，我不相信自己能够拥有它。有时我觉得，我这么在意它，为什么反而得不到呢？

3 关于性革命的纷争

潘教授“中国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的论断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关于“多性伴侣”的各种争论也此起彼伏……

私生活仅仅是私生活

方刚（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博士、研究员）

主流社会对包括多性伙伴行为者在内的许多性少数人群的一个重要偏见是：他们是一些纵欲的人，一些不要感情、只要性娱乐的人。对于自己无法理解的复杂现象进行简单化的断定，是一种常见的错误思维方式。

多性伙伴受访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总会更多地谈自己的感情经历。一次次热恋，一次次伤心……不乏受访者在谈话过程中眼睛变得潮湿，甚至有抽泣哽咽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所有受访的多性伙伴行为者，他们都同样向往一份持久的感情，都同样渴望热烈而深刻的爱情。他们不是丧失了爱的能力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些更向往爱的人。他们中一些人甚至会对自己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认为成为多性伙伴者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虽然他们的行为背叛了传统的价值观，他们中一些人的观念仍然是传统的。

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确实是一些内心更自由的人，他们更少受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而更多面对自己内心的欲求。在我的研究中，从社会学、心理学，及个人成长史的角度，对此做了分析。

同多性伙伴行为者，以及其他性少数人群多年的交往，使我深刻认识到：私生活仅仅是私生活。在一个民主进步的社会，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私人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干预。一个多元社会中，我们应该尊重不同人的价值观，包括他的性价值观。个人间的性行为，只要是自愿的，便没有伤害任何人。唯一可能伤害的，只是某些人的价值观。多性伙伴行为者等性少数人群，并不去干涉和贬损别人的性价值观，主流社会也不应该干涉和贬损他们。

当前中国，一个鼓励多元性，淡化国家权力，强调对自由意志之尊重的市民社会正在建设过程中，私人性行为较少受干预才具有了一定的土壤。

“多性”是一种个人选择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果在权利和道德这一对概念上，对“多性”做评价 ，权利更重要。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主要是女人)，她到底有没有权利跟很多人做？按照法律来说，她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法律不禁止。咱们有这样一种习惯思维：凡是法律没有说允许的，都不能做。而事实应该是，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从权利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有权利这么做，至于道德怎么来评价，这是见仁见智的。

如果你觉得性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实际上性是可以带来快乐的事情。从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来看，人们对性是比较肯定的。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样的观念，对很多问题就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了。

但是“多性”助长了性病的传播，这是其对社会的最大最直接的危害。性伴侣增加一个，得病的几率就会增加很多，尤其是相互不熟悉的情况下。我有几个数字，美国每年有1200万人是性病的新感染者，每年花在治疗性病上面的费用要达到170亿美元。性伴太多，尤其是和陌生人有性行为，就增加感染性病的危险。

很多中国人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性是一种个人选择，他人是无从干涉的。那么与其在道德上谴责“多性”现象，还不如在具体宣传和防治性病方面加大力度，让大家提高警惕。况且从人的心理来说，道德谴责还会导致人们产生逆反心理，就是越不让做的越想做，实际效果根本不好。应该是提倡一种比较科学的做法，就是要广泛宣传性病的危害，让人们对“多性”带来的后果有比较清晰和理智的认识。这种做法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谁想在中国引爆“性革命”原子弹

叶传龙（著名时评撰稿人）

我本以为中国人羞于谈性，性话题也不登大雅之堂，及至看到媒体公布潘教授的研究成果，才知道中国的性革命早已一日千里，并已取得基本成功，才知道自己太不与时俱进，并是多么地孤陋寡闻。

不是吗，放眼望去，性革命的成果到处都是：木子美迷恋用下半身写就性爱日记、洪晃扬言泡尽天下男人、李银河声称如果年轻就会去一夜情……太多活色生香的例子，已经让人们感到生活在一个性趣盎然的时代。

国人性观念得到解放，性伙伴增加，性方式改变，性革命基本成功，意味着同志仍须努力，我想问问专家教授，下一步，你们还要把民众引向何处？

1948年，金赛发表了《男人的性行为》，一位评论家将报告引发的轰动效应与原子弹相提并论，金赛没想到，就是这份报告，为他赢得了“性革命之父”的美称，也把美国带进了一个性放荡、性灾难时代，更是这份报告，使他成为美国上世纪最坏的人物之一，因为，从那以后，同性恋、性开放、艾滋病就没有消停过。经过那场性革命，美国人得到了山芋却烫了手。

就在美国人感觉这样革命并不好玩想钻出城堡的时候，中国的性学家们倒引领民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性革命。他们是想把人们带进那神奇而又充满变数的城堡，还是想与世界的“革命成果”接轨，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透过“带头大哥”欣欣然的神情，分明看到了隐藏着的危险，我不惮于最坏的恶意来推测那些戴着“性学家”桂冠的专家，难道想让这颗“性革命”的原子弹在中国引爆？

中国近代三大革命阶级分析 篇7

我国近代社会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 农民仍是落后的生产力的代表。从生产过程来看, 农民阶级所代表的小农经济,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只要有微薄的土地、简单的工具就可独立地完成整个的生产过程, 基本上不需要分工协作和与外界交流。从产品的分配方式上看, 近代农民, 由于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沉重的封建剥削, 无论是农产品还是手工业产品都所剩不多, 绝大多数的家庭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 这就决定了农民只有在节俭的基础上实行消费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虽然说平等和平均在当时是比较革命的思想因素, 但是中国农民阶级的平均观念仍然是“不患寡, 而患不均”的经济观念, 是宁愿集体贫穷而不愿部分人富足的消极的平均主义。从生活的价值追求来看, 农民阶级千百年来最大的愿望是得到并保持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亩土地一条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就是农民的最高理想, 既没有求富的冲动, 又没有扩张的愿望, 所以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是农民阶级较为普遍的心态。从生存状态上来看, 近代由于中国的工业落后, 城市化进程缓慢, 绝大多数的农民无法离开土地而生存, 农民就像庄稼长在土地上一样对土地有着严重的依赖, 生活空间十分狭小。这一切就决定了中国农民阶级既有勤劳善良、质朴憨厚等优良品质, 又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如自私狭隘、自我封闭、自由散漫、因循守旧、安土重迁等等。这使得农民阶级既缺乏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 又缺乏合作精神与进取精神。这种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农民阶级在近代革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重大失误和不足。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必然性, 也说明中国农民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鸦片战争后, 当中国社会自身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定客观条件和可能的时候, 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 (买办) 就应运而生, 充当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19世纪六七十年代, 投资近代企业的地主、官僚和买办商人开始了向资产阶级的蜕化历程, 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 但由于特殊的国情, 自身的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始终都未能有较大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身二任的特点, 即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的革命性和生产发展依赖于压迫者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 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 但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出政治上理论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妥协性。这种局限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十分突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也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中国革命期待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 篇8

下面我们就从历史爱好者的视角，以辛亥革命为分水岭，来看看革命前后的中国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身边之事的变化了，比如从“大人”、“老爷”到X君、Y先生等的称谓改变。另外，还有国人外在形象的不同。过去，中国的男人都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天天梳、天天洗的麻烦不说，弄不好还容易长虱子，很是限制了男子散发魅力的机会;而女子呢，则受“以弱为美”思想的影响，不断地缩小脚丫的尺寸，终于变成不仅走路“如履薄冰”，甚至站立都颤颤巍巍的“弱美范”了。革命后，在断发、废止缠足的法令要求下，整个国人的外在美度立马直线上升，“东亚病夫”之名也有了名不副实的趋势。社交方面，孙中山曾专门下令废除跪拜之礼，行鞠躬礼，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活人间，在根深蒂固的对亡者的礼仪上也有所体现。再如历法、传统祠堂变学堂、男女同校同车、服饰等方面也都有了相当明显的变化。

其次，稍微宏观和深入些，我们也体会到了社会等级的变化。如革命前，官僚体制分九品，相配套的服饰、排场等也在层层递减;平民阶层则分为士、民、工、商，除此还有被称为蜑族、堕民、丐户等的贱民。1912年3月22日，孙中山在《申报》上发表了如下命令：“福建的蜑族，东西各国十八世纪以前奴隶制度亦尝有之，然自制定宪法之后，凡领土以内之住民均为平等，而努力制度万国悬为厉禁。方今我中华民国建立伊始，汉满蒙回视同一律，而临时中央政府组织法亦有人民一律平等之规定，其不能独处于蜑族也明矣。”从此，在新政权的保障下，人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成为大势所趋，而且百年来国人仍对此目标孜孜以求。

再次，来关注一下百姓的“钱袋子”。本已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受到西方侵略后，支出陡然增加。1840年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叛乱、回民叛乱、天津教案、台湾危机、伊犁危机、中法战争……处处是国家财富的“坟墓”;此外，1842—1895年，因中国战败而需缴付的赔款及利息已达白银3亿两，庚子赔款又加上4.5亿两。中国钱袋的“羞涩”不仅严重深化了社会危机，更拖往了中国富强的脚步。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政府一系列鼓励发展实业法令的推出，民众因“换了旗子”而爆发的空前爱国热情，再加上之后赶上一战，欧洲列强放松对华经济侵略的大好时机，中国经济增长迎来了一个小高峰：1912—1919年，中国新建厂矿企业四百七十多家，新增资本一亿三千多万元。民国初年经济发展的好彩头，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延续了下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财富积累期，我们难以想象，其后的14年局部乃至全国抗战会多么惨烈。

第四，便是“众人之事”的管理方式。或许辛亥革命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终结了三百多年清王朝和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不过却少有人真正了解它所带来的最精华之物———民主。民主，其字面含义便是人民主政，真正难理解和难做到的是如何实现民主，怎样保障民主。如何实现民主方面，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已广泛传播的革命思想中就有所论述，如章太炎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论证了革命手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邹容、陈天华等用朗朗上口的诗句普及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则是用三民主义系统论证了实现民主，乃至保障民主的理论。如何保障民主方面，辛亥革命后我们至少看到了这样几个突出的变化：(1)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2) 1912年3月，颁布了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为近代政党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据记载，仅中华民国元年，中国新注册政党已达85个，政治团体22个，各党派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得以基本维系。(4)各类有利启蒙大众民主思想的法政学校遍布全国。(5)政治思想的自由带来“新闻舆论”的自由。有资料显示，辛亥之后到1913年7月前，各种民办报纸已达500余家，它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频频议论时政得失，且取得相当影响力，如震惊全国的“宋教仁案”的追踪披露等。辛亥革命之后，国人对民主的践行让百年后的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再也不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口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顽固未开化”分子了，相信我们对今后的民主化道路会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理智。

最后，我们应把视角放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上。如果说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措施对国人算个新鲜事的话，那么对于洋人而言，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事了。70年中，我们实现了对当时世界经济发展脉搏的把握，虽然由于过去的积贫积弱，我们做得还不是很好，但起码方向上已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另外，如果说1905年俄国革命启发了东方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那么，中国的辛亥革命则把这个斗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12年，居于中国的越南侨民在辛亥革命鼓舞下，组织越南独立党，提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共和的主张。在荷兰治下的殖民地印尼、爪哇等地，很多华侨也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展开了民主革命运动。在全球一体化发展早已成为世界共识的今天，把辛亥革命放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以彰显其世界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新型陶瓷漆中国涂料新革命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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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陶瓷漆中国涂料新革命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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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 篇11

[关键词]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举措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阶级的教育工作进行了许多积极且有意义的探索，集中表现为充分保障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改革教育体制与内容、推动教育与生产的结合、发动群众兴办学校等方面。

一、保障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优先受教育的权利

1934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的第十二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

值得注意的是，苏区的教育不仅以保障工农劳苦大众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而且把工农劳苦大众的教育权利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1934年2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中规定：小学教育的目的，要对于一切儿童，不分性别和成分差别，皆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但目前国内的战争环境中首先应该保证劳动工农的子弟得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刻意识到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并且在方针和政策上规定并保障这个作为革命主力军——工农群众的受教育的权利，这大大提高了工农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为整个革命战争的顺利推进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二、改革旧的文化教育

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废除旧文化，建设苏维埃新文化的工作，领导广大干部和工农民众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旧教育进行改革，努力创造新的能适合苏区需要的苏维埃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深刻剖析了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指出：“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装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实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造成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分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这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2]因此，苏维埃地区必须改革国民党旧的、消极的、落后的教育政策。为了搞好教育改革，党和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一，苏维埃教育事业权“归苏维埃掌管”。第二，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废除奴化教育。第三，进行反封建的教育。“坚持反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伦理纲常等封建礼教，破除封建迷信，宣传和教育群众不信神，不信鬼，不遵守旧礼教、旧道德，提倡科学教育，用唯物的科学的理论解说来肃清唯心的非科学的主张。”第四，肃清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遗毒。“坚持反对国民党三民主义，尽量揭破国民党的一切欺骗改良政策。”“在苏区的赤色学校禁止采用国民党党化书籍。”第五，强调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作为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贯彻执行苏维埃的教育方针政策，努力完成苏维埃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教育[3]。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苏区的歌谣、戏剧、文艺创作、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文化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区的文艺，初期以红色歌谣为主。人民群众用山歌歌唱党、歌唱红军、歌唱翻身当家作主后的新生活，出现了“苏区遍地刮春风，红色歌谣满上垄”的喜人景象。苏维埃政府在废除国民觉统治时期的教育制度之后，立即在各地进行教育制度改革试验。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适合苏区需要的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和1934年2月中央政府颁布的《小学制度暂行条例》是苏区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文件。文件指出苏维埃是统一的学校制度，对于全体人民应施以平等的教育。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在苏区建立了四种类型的学校。第一类学校有夜学校和星期日学校，短期的职业学校、政治学校、教员训练班等学校，属于青年和成年的教育，主要是识字扫盲，同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水平。第二类学校是小学校。苏区实行五年的义务教育，分前后两期，前期3年，后期2年，以8岁至12岁为学龄。对失学儿童在15岁以前仍施以学龄儿童教育。对因故能提前完成或不能按时完成规定课程的儿童，修业年限可适当缩短或增加。第三类学校有列宁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政治学校、戏剧学校等，属中学和大学中间的学校，其任务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中等人才。第四类学校是大学，如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等，其任务是培养高等专门人才。这种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教育制度。都是根据当时进行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实际需要而建立的，虽然还不够完备，但基本上能适应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需要。

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注重废除旧学校的注入式教学法，采用启发式进行教学。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了著名的“十项教授法”。他要求教员用启发式，废除注入式，采取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法，要求教员以姿势助说话，使教学内容生动化，说话要明白易懂，通俗有趣。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教授法”和中央教育部制定的《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中提出的小学教育与政治斗争联系，小学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小学教育与儿童创造性发展联系等三大教授法原则，有力地指导苏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方法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三、推动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旧中国的封建教育的根本缺陷，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教育工作者鄙视生产劳动。苏区教育从开始产生就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联系起来，提出生产劳动是进行教育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此就结束了旧中国教育长期和生产劳动对立的历史。

1931年7月，鄂豫皖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政策》中指出要统一教材内容，审查各种教材，由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编订各种课本供学校使用，还将生产劳动纳入教学计划，要求实行生产训练，每个学生都要参加生产训练，每个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实行生产化的教育。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第1号训令强调教育与工业生活农业生活相结合，即劳动与教育结合，劳心与劳力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以达到消灭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对立的目的。

在苏区，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子弟既是生产劳动的主体，又是享受文化教育的主体。任何人都有生产劳动的权利，也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不过，由于个人所处的工作岗位不同，年龄大小不同等等，所受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不一样的。成年人是各个生产、战斗以及各项业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结合他们的工作和生产，曾经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识字班、识字组、夜校、半日校、俱乐部、训练班等等，在这些学习组织里，不仅学习认字，而且还学习了政治知识与理论知识，使其明白了为什么要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与革命战争的关系等等。

苏区的儿童在经过分田运动以后，许多儿童不为生活所苦，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仅如此，政府还为这些儿童的入学创造了种种的条件，提供了种种的方便。诸如免收学费，提供文具纸张以及各种的补贴等等。在苏区的学校里，无论是初小、高小或者是干部学校，都是把生产劳动作为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随着学校性质的不同，学生对象的不同，学习时间长短的不同，安排生产劳动课程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经过生产劳动，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逐步养成了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

四、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兴办学校

苏区兴办教育的主要困难是教师缺乏。苏维埃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发挥教师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在各个根据地里除了举办列宁师范和短期教师训练班，加紧培训教师外，主要是依靠群众，能者为师，一师多用。尤其是小学教师，不仅要在一所小学教，还要到附近的一些小学巡回教；不仅要教小学，晚上还要教农民夜校、识字班或者识字组，积极协助开展扫盲工作。

苏维埃政府为强调依靠群众办学，吸收群众团体的代表参与学校的领导管理工作。临时中央政府批准颁布的各省，县、区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中指出各级教育委员会都要有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及各种文化团体的代表参加。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计划、建议并检查该管理区关于发展文化教育运动的一切问题。

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各地的教育经费由各地方苏维埃政府在地方财政中拨出一定比例，主要解决教员的生活费、校舍设备及办学经费，不足部分，发动群众解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教育经费实行中央、省、县分级负担，普通教育经费、教员的生活费由中央教育经费支付，办公费等费用由群众负担。但到1934年以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经济困难，中央教育经费紧缺，各地为了继续发展教育事业，提出“我们要创办很多学校，而且还要自给”的口号，发动和依靠群众想方设法自愿筹集教育经费，使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但能够维持，而且还得到继续发展。

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广大群众的事业。因此，党和临时中央政府制定和实行依靠群众办文化教育，依靠群众管理文化教育的政策。苏区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经济十分困难。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中央政府提出要实行国家办文化教育事业与依靠群众办文化教育事业相结合的政策。各个革命根据地都面临着战争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但教师和学生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条件所压倒、所屈服，而是振作革命精神，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例如，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校舍，都是由干部和学生用劳动的双手建造起来的。小学的校舍，不少是利用破旧的祠堂、庙宇，甚至在农家院子里上课。没有上课桌凳，学生从自己家里带来。没有黑板，就在墙壁上涂上黑锅烟灰写字。没有粉笔，就用红土或黄土造。没有纸和笔，用沙盘为纸，或者在地上写字，用树枝当笔。没有体育设备，就自己动手挖沙坑，砍树枝做跳高架，用大树杆做秋千。

除国家拨出一定经费举办文化教育事业外，苏区政府还鼓励和支持各机关单位、工会、合作社等群众团体和私人举办文化教育事业。在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工农剧社、赤色体育会、红色教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都尽了最大的努力。1933年10月，共青团中央发起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发动各级共青团组织和团员积极协助各级教育部的工作，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贡献。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中央苏区广大群众主动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办学没有校舍，群众就利用没收地主的房子或祠堂庙宇和修理废旧房屋等方法来解决。办学经费不足，办夜校、列宁室、俱乐部所需的工作人员及各种设备，就由教育部负责。领导各群众团体定期募集地方教育基金，发动群众自愿捐助和组织学校师生勤工俭学、勤俭办学来解决。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中央苏区的经济更加困难，文化教育经费日趋紧缺。为解决困难，1934年初，苏区各地开展了不要中央教育经费、实行教育经费自给运动，提出了我们“要创办很多学校，而且还要自给”的口号。江西省各县纷纷订立了竞赛条约，开展教育经费自给的竞赛。瑞金县是教育经费自给的先进典型，采取多种办法集资，1934年4月便实现了教育经费自给。正是由于依靠群众办学，苏区的教育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但能够维持，而且还得到继续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教育举措为农民教育的展开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制度保障，可以说，这为中国共产党从情感上、理想信念上、阶级精神上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教育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当前探索推进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公平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林卫里,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古田会议纪念馆合编.闽西苏区法制史料汇编[M].20.

[2]天津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1976.64.

[3]黄定元,张希仁,江西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教育志[M].北京市:方志出版社,1996.48.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房地产业急需标准革命 篇12

论坛嘉宾、《楼市》出品人蔡鸿岩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房地产标准面临的问题:“其实今天下午原定要参加一个会是并于中国写字楼体系认证的,昨天我得到消息,建设部已经正式批准这个课题立项,标准基本的文件、标准已经出了两稿。下一步中国房协和旅游地产商业委员会将逐渐通过购物中心、写字楼、酒店等标准作为课题来推进,我想包括住宅、公寓、普通的商品房以及别墅都应该有国家的标准。

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了二十年,最近十年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快速发展当中我们不经意之间发现城市到处都是新建的住房,而住房基本是在标准体系上层情况下实施的,所以本身房地产标准疏于政策法规制定、标准体系制定,从而导致市场的混乱。包括名称、概念都不断需要澄清。”

很多人呼吁中国房地产进入第二次革命期,但这次革命的核心是什么?革命的目标是什么?谁都无法给出明确的、可取得共识的答案。习惯于造概念、拼规模、坐顺风船的中国房地产在经历生死考验处于产业转型期的今天,终于想到了回到基础上来——对标准的重新认识。

住宅产业化前提是标准化

6月8日北京召开的“住宅产业化技术交流研讨会”上传出消息,今年北京市将落实100万平方米的住宅产业化项目,其中40万平方米用于公租房等保障房项目。作为首批试点,位于北京郊区的万科长阳半岛保障房项目将在近期竣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促进中心工作人员表示,除了万科和金隅两家住宅产业化试点公司外,一部分开发商也开始着手住宅产业化实践。“现在有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进行加工,这样将大大降低产业化住宅的成本。”

住宅产业化确切地应称为住宅产业现代化,住宅产业化是以商品住宅作为最终产品,前后延伸,内外延伸形成的一个产业链。向前延伸可以到规模设计、产品生产、建筑施工;向后延伸可以到物业管理;内外延伸到金融、化工、建材等产业,所以它是一个产业链,同时也是一个跨越第二、第三产业的产业群。住宅产业化是“以造汽车的流程造房子”,就是把盖房所需要的楼板、阳台、门窗等“零部件”都以工厂流水线方式生产制造,施工现场不再做搅拌浇注水泥等施工,只做“总装”,即把各种规格化的“零部件”拼插和装配起来。对于建筑施工来说,这样生产的房子精度高、误差小;现场施工作业量小,污染少;而且可减少装修环节的建筑垃圾。

对居住者而言,产业化住宅会有更多细节上的舒适。水电管道都准备好;安装空调的圆孔已预留,想改中央空调,也有现成的管道可以利用;如果房屋受损,产业化住宅可以直接更换“零部件”,耗时短效率高。由于采用流水线的“零部件”生产方式,房屋自身的质量会更高。

我国的住宅产业化历程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在1992年以前。在1992年以前,我国提出并推行过建筑工业化,主要是指预制构件在现场施工装配式的建筑,它是以建筑施工为主体,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为目标而推行的建筑工业化。1992年至1994年,这期间继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世界21世纪议程》之后,我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其中将环境列为重要的内容,从此开始策划以住宅建设为主题的产业化概念,并首先在科技领域中开始了住宅科技产业化示范工程的准备工作。1995年至1998年,以科技进步为主题的“国家2000年小康型城乡住宅科技产业工程”全面实施,构建了中国住宅产业的总体框架,并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数十个小康住宅示范小区,为我国住宅产业现代化拉开了序幕。

在5月27日召开的“2011惠达·亚太住宅产业化(重庆)论坛”上,重庆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莫元春表示,住宅产业化的意义在于将住宅建设纳入产业化进程,也就是要实现住宅生产、供应等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前提必须是标准化。住宅产业化对于房产发展的意义不亚于一场历史上的工业革命。

“不亚于一场工业革命”,莫元春对住宅产业化的评价一语惊人,但同时,他还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工业化的前提必须是标准化。

而标准化恰恰是中国房地产业的软肋。

建设部1996年就牵头研究住宅产业化问题。调研发现,我国住宅从建筑造型、材质到室内装修大都未达到环保、舒适、美观、节能的标准;建设速度与住房需求增长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大量地挖山采石、取土烧砖对土地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还有技术的配套和完善问题、农民工的培训问题、建筑设计和部品、部件标准化等诸多问题,导致消费者对住房质量的投诉居高不下。

199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若干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72号文件”)。72号文件是我国实施和发展住宅产业化的指导性文件,文件明确了发展住宅产业要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走工业化、标准化之路。

但十多年过去了,住宅产业化仍处于试点阶段。

去年10月26日,在由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和上海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共同主办的“房地产业与家居业发展论坛”上,宁波埃美柯铜阀门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国强的一番话可以为住宅产业化进程的缓慢原因加以解释:“比方说一个陶瓷的座便器,在销售当中,会遇到这个问题,离开墙面多少距离,设计的时候是3公分,装修的时候,尺寸变成25了,你买了没有用了,要去换,一换之后,打包的东西没有用了,退又退不了。所以我在考虑,在这方面,住宅企业、设计者和生产企业有一个有机的结合。标准化、系列化的配套有一个好处,也符合政府推广低碳环保的要求。

标准不协调不对接,是房地产与相关行业达成有机结合的最大障碍。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很多住宅几乎达到制造业的精度,类似汽车制造一样的精度,非常精致。日本的厨房、洗手间都达到了集约化制作的阶段,设计师只要留出一个相应的面积,就能在市面上买到标准化的产品。

中国所有的行业都有自己的主管部门,房地产、建筑、建材归住建部,家电、橱柜归工信部,以至各个行业的标准也是如此,尽管产业关系密切,却总有着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横置其间,本来很自然很平常的市场供求关系却长时间无法理顺,企业遵守原有规则却有可能丢弃市场,而寻求市场效益却可能违背规则。因此,房地产业与相关行业的有机结合应首先从标准的修改和调整开始,应该是一个综合标准化的大课题。

绿色地产:考验标准公信力

6月23日,中国建设报刊发“中国房地产十大责任事件(2010)”一文,公布了“中国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评价课题组”总结出的“中国房地产十大责任事件”,其中第四项为“绿色低碳”。

文章提出:

2010年,一股绿色风潮在房地产行业涌动。万通地产的绿色战略贯穿全年,明确所有产品全部建成绿色建筑,设立绿色“产品创新研发基金”,启动“绿色供应链”,摘取绿色建筑三星标识;万科75万平方米绿色三星项目占全国绿色三星住宅总量的54%;金地参与、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子课题——《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设计关键技术研究》;招商局地产与华南理工大学、白云区政府联手打造“低碳新城”;朗诗地产延续绿色科技地产思路;紫薇地产启动“绿箱子”低碳公益计划……

在节能减排的国家战略和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下,建筑节能任务空前艰巨。在此背景下,房地产企业自觉背负起了绿色低碳的使命,通过理念创新、技术研发、产品实践,推动着从绿色理念到绿色产品的落地,也推动了房地产业的绿色变革。

绿色地产是当前中国房地产最热门的话题,调整产业结构,走绿色低碳型地产的发展之路是中国房地产转型的重要途径,这一点已经成为业界普遍共识。

但什么是绿色地产?其标准如何,谁来评价?

在中国绿色建筑目前有三个评价体系,一个是美国LEED标准,由非盈利组织美国绿色建筑协会(USGBC)于1993年开始运作,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各类建筑环保评估、绿色建筑评估以及建筑可持续性评估标准中被认为是最完善、最有影响力的评估标准。LEED成功的商业运作和市场定位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和追随,目前它已经成为全球默认的主流绿色建筑评级体系,得到全球不同气候带国家的认可。世界五百强的很多企业在选择区域总部、办公场所和生产研发中心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要求建设项目通过LEED认证;

2006年3月7日,原建设部和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一年半之后,原建设部把标准细化,并发布了标识管理(《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及《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

2009年11月28日,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更新后的《中国绿色低碳住区减碳技术评估框架体系》正式发布,成为了国内首个“低碳住区标准”。

然而,两个“国产”绿色标准推行起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风光。

奥运会场馆及奥运村通过的是美国LEED认证;

上海世博会场馆、广州亚运会场馆均通过了美国LEED认证。

上述三个场馆的建设者们都没提到原建设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国家标准。

结合各方数据,近几年来,通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国家标准和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中国绿色低碳住区减碳技术评估框架体系》评估认定的项目加起来不过百家左右,相对于每年数以万计的建筑项目来说,无疑是沧海一粟。

记者点击知名房地产网站——搜房网首页上的38条房地产广告,“宜居地产、“生态地产”、“景观居所”、“低密居所”、“水景地产”的称谓随处可见,但没有一个项目标明自己通过了国标或其他绿色标准,玩概念仍是当前中国房地产的主流行为。在今年的北京春季房展会上,一个海景房别墅用活鱼搭成展台吸引观众,类似行为数不胜数,用噱头而不是标准说话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们的一种惯性。

上海建科院总工程师徐强表示,“很多人对绿色建筑的内涵不是很了解,也有很多标榜绿色的建筑可能并没有达到标准。我们现在从商业角度上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建筑外在的景观,对一些景观比较好的,比如有清水就认为是比较生态的,一些豪宅认为自己是绿色的。事实上,绿色建筑对资源消耗,对用地的效率是有要求的”。他认为,绿色建筑是节能的,但节能的建筑未必就能达到绿色建筑的标准。绿色建筑不仅仅是节能,还有一些用地效率、室内室外环境等综合的要求。

“绿色地产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现在很不幸地被一些开发商作为一种噱头,一种口号,一种溢价的手段”。易城中国项目与能源管理部总经理杨溥指出,建筑节能不仅是节能技术、系统、产品与建筑的简单叠加,而是要进行技术的集成和创新。

深圳招商地产副总经理曾对媒体感慨,招商地产从2009年开始启动上下游产业链的绿色联盟,但到现在发现有能效标识的产品并不多,如果强制规定一定要有绿色认证,采购面就很窄、成本很高,所以需要推动全社会各个行业提高节能环保意识,以及国家认证的规范。

他说,我们更多的是出于企业责任、品牌意识等先行绿色地产。但单靠一、两个企业的倡导,长远看是不可持续的。

4月15日,在万科集团合作伙伴大会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郁亮高调宣布,万科要打造国内住宅行业最高质量标准,并着重强调绿色概念。也许这个国内房地产业的龙头老大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诠释绿色地产标准的真正内涵。

标准联盟或成突破口?

2009年9月,国家标准馆编制了《房地产业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目录实用大全》,该书收录了截止到2009年8月30日国家和地方出台的房地产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共计6,430项,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671项,推荐性国家标准836项,强制性行业标准2,153项,推荐性行业标准2,770项,地方标准约1,200项。涉及房地产开发全生命周期(规划、设计、建设、验收、装修、入居、使用、管理、维修、拆迁等),相对于汽车产业(强制性国家标准8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233项),房地产标准数量之多,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些标准绝大部分都属基础性标准,中国房地产在经历二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其标准水平若仅满足基本要求显然是不够的,急需制定更高的、更符合市场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新标准。眼下风头正盛的住宅产业化、绿色地产、保障房建设乃至高端商品房开发均面临着权威标准认定和第三方公正评价的问题,由此方能恢复房地产业公信力,取信于民,并保证住房高品质,促进节能减排,创造绿色家居环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规避不可预计的政策和市场风险。

今年1月18日,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国家节能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中国节能协会、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等11家机构共同发起的全国节能减排标准化技术联盟正式启动,3月29日,技术联盟宣告成立,短短两个月时间,有249家单位申请加入,联盟成员单位涉及的行业涵盖了能源生产企业、能源消费企业、节能减排领域相关研究机构、大专院校、检测机构、认证机构、节能服务公司、地方节能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国际组织等。但时至今日,高呼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房地产、建筑和建材企业却无一家申请加入。

近年来,标准联盟风起云涌,作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的有效补充,一些各具优势和互补性的地区、专业领域和同类产品企业纷纷组成联盟制定联盟标准。这些联盟标准的实施,帮助企业提高了标准化技术水平,规范了企业的生产行为,促进了优势产业的发展。

然而,曾被封为“支柱产业”桂冠,投资和产业规模最为庞大的房地产业却对此鲜有动作,记者在百度中搜索“房地产,标准联盟”,没能找到一条完全对应项。

也许标准联盟会成为房地产业实现产业升级、突破生存瓶颈、改变社会妖魔化形象的突破口?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