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共12篇）
土地革命战争 篇1
仔细阅读完温锐与谢建社合著的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后, 我对本书的第四个大标题“关于地权农有政策的确立”这一部分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 并有一些个人的认识与看法。
1 土地革命中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的变化
地权农有就是地权农民私有, 是一个地权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所有 (即国有) 向由农民私有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复杂, 多变, 不稳定。农民在这一过程中认识发生了变化。
在这一政策转变之前, 土地革命中曾经经历过二次土地国有高潮: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夏, 第二次是1930年内。土地国有高潮期间共产党认为:“没收一切土地, 实行土地国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并与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实行;在目前既可保留土地私有制, 也可实行土地国有政策”。 (1) 这一时期土地是按人口分配给所有农民耕种, 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而当时广大农民土地法权观念不清晰, 认识还不够清楚。他们没有深入、过多地去考虑分配的土地给的是地权还是使用权。因此, 土地革命之初, 没有影响农民的革命热情, 抵消了土地国有政策在当时的消极影响, 问题没有突显。
从1930年下半年, 农民对土地革命开始产生一些怀疑。第二次土地国有高潮到来后, 由于加紧反对富农和废除土地私有制, 苏区内土地反复进行重分, “特别是赣西南边区, 仅1930年内大多数地方都先后进行过三次土地分配。同时, 对变动的土地又规定“分田分青苗”, “分田分禾”, 不给任何补偿, 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得不到保障。土地政策的多变、土地的反复重分、土地使用权得不到基本保障加上农民本身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 导致土地革命政策实行的极不稳定, 严重影响了土地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威信, 也极大的影响了广大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 问题开始突显:农民不愿要土地, 荒好田。此时中共的土地国有政策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意图, 严重挫伤了农民的革命热情, 对当时的革命带来了危害。农民在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与得不到保障, 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 对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在此时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把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开始联系起来, 认识到分配的土地需要得到政府的承认, 希求政府不能随意变动他们的土地。
2 分析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及农民实际所有的地权
书中给出结论:“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和无保障, 也就最终导致土地国有政策的动摇以致改变”。 (2) 结合列宁评论说“农民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 我个人对结论进一步理解认为, 他们在生产实践中对土地所有权有了更进步、更深入的认识后, 自然而然地会对违背他们意愿和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做出反对, 必然促使政府政策需要相适应地做出调整, 这样才能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在当时也就能保证苏区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这紧急时期, 毛泽东等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从中国国情出发, 及时提出了地权农有政策, 主张尽快确定农民土地私有权, 用以消除以前土地革命中, 因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和得不到保障, 而给农民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带来的危险倾向。于是, 便结束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贯彻土地国有政策的第二个高潮。到1933年6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苏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 6月1日发布查田训令, 同时即责成土地部发布确定土地农有的布告, 政府统一发放土地, 这标志了中共中央地权认识上的质的转变和飞跃, 是土地农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开始。
界定地权由国有转为私有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1) 生的不补, 死的不退, 表明地权的稳定性; (2) 租借买卖自由, 强调农民对土地的处分权; (3) 土地私有, 他人不得侵犯, 指地权的排他性。 (3) 这样看来当时地权确实已经农有。但我们仔细考察最后一点“土地私有, 他人不得侵犯”后发现:虽然明确了他人不能侵犯, 但未规定苏区政府是否有权侵犯农民的地权, 这一点没有明文规定。直到1933年发放土地证时, 也只是规定“政府不得无故没收”。“政府不得无故没收”的规定, 从一方面看, 政府进一步确立了对土地私有的认可和保护, 认同了农民群众对地权的认识和提出的要求;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政府在认为它有必要的情况下是可以没收农民土地的。对于政府在何种情况下是可以没收土地, 而在何种情况下又是不得没收土地的, 法令并无明确的规定。规定的模糊性, 使苏区的地权虽然表面上实现了从国有到私有的转变, 但并没有使农民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私有地权。这就钻了农民阶级本身局限性导致的认识不了完整的“私有地权”的法权概念的“空”。农民群众不理解真正完整的私有地权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能分离的、没有相对独立性的。完整的私有地权是具有鲜明的排他性的, 除了所有权以外, 还必须包括排他性的使用权、收益的独享权及自由的转让权。法规的模糊性在这里就绕过了这些概念。政府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强行用权力剥离开来, 农民没有能力阻止政府权力的介入。最明显就是, 苏区政府通过对苏区内群众阶级成份的反复界定, 绕过私有地权的排他性, 在实质上取得对私有地权的控制权。地权维系于个人的阶级成份, 所被赋予的地权也各不相同。阶级成份发生变动, 立基于上的地权也就随之变动, 或者阶级成份未发生变动, 但与之相对应的地权已发生变动, 如富农和地主土地分配的问题。
私有地权政策的转变带来的积极效果是明显的:“红色区域的农业, 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一九三三年的农产, 在赣南闽西区域, 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一成半) ……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 加以我们提倡生产, 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 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 (4)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农民积极性是由农民地权私有调动起来的, 这与其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与维护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土地农有政策的提出与毛泽东等人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和了解农民的认识和需求是分不开的。
3 认识
土地革命时期, 党的土地政策的及时转变, 是从农民的认识与需求出发的, 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和党面临的主要任务独立自主做出的, 而不是照搬他国的经验和模式。因此, 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 我们必须从农村和农民的客观实际出发, 以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为中心, 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为根本, 制定、执行和调整好农村政策, 着力解决好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
今天共产党人的角色, 需要高屋建瓴, 具有长远的历史的眼光, 依据国情, 科学遇见未来, 一切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不能忽视群众的心理动向、需要和意愿, 应维护群众的利益。要在实践中了解真实、具体的历史情况和人民的心理趋向, 适应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和符合中国国情, 以此为依据制定国家政策并不断完善政策。同时, 国民角色, 需要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 加强法律意识,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真正的做国家的主人, 促进国家政策的实施和完善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摘要：本文对土地革命中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的变化及农民实际所有的地权进行分析, 发现农民群众对地权的认识在生产实践中是有进步和深入的, 但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他们不能理解真正完整的私有地权, 而苏区政府通过对苏区内群众阶级成份的反复界定在实质上取得了对私有地权的控制权。对今天中共政策的制定、新农村的建设以及共产党人和国民的角色定位是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地权私有,土地政策
参考文献
①温锐, 谢建社.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59.
②温锐, 谢建社.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69.
③缪心毫, 江菊美.中央苏区地权私有政策的再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3 (3) .
④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 (第1卷) :117.
土地革命战争 篇2
地租赁合同
种植土地租赁合同
甲方：*****村民委员会
乙方：***
甲方为发展农村经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区优势和资源优势，改善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经甲方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甲方决定将闲置的土地租赁给乙方使用，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一、甲方将该村第三村民组所有的，位于*****的荒山租赁给乙方作为建砖用地。
二、被租赁土地的四至为：东至河
沟西侧的山道；南至防风林带；西至由东侧边界向西300米一线处；北至由南侧边界向北300米一线处。土地租赁协议经甲乙双方实地测量，乙方租赁的山坡地及荒山共计100亩。
三、租期为 年，自200 年月日始至200 年月日止；合同期满如该厂继续经营，应续延此合同，续延期限为 年。
四、租金按计算，每年每亩土地租金为 元，共计人民币 元。
五、付款方式：本协议公证后乙方先预付甲方两年租金计 元作为履约定金，此款先用来分年冲抵签约后前两年的租金，从第三年起租金于每年的 月 日付清。乙方所交租金即可以用现金支付，也可以用所生产的产品参照市场价格抵顶，适用何种方式支付由甲方选择。
六、甲方收取租金后应当按相关规定分配和使用，如因分配或使用不当而引起甲方与第三村民组及村民的矛盾与乙方无关，由此影响了乙方的生产经营，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七、乙方租地建厂所需要的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费用由乙方负担，但需要甲方协助或提供与租赁土地有关的手续、资料的，甲方有义务提供和协助。
八、租赁期限内甲方必须保证无其他集体或个人对乙方所承租的土地提出任何异议，如果出现上述情况由甲方负责处理，与乙方无关，如甲方处理不当而给乙方造成了经济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
九、在租赁期内，涉及乙方生产经营所发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涉及该地农、牧、林等方面的税费由甲方承担。土地租赁协议
十、乙方建厂或生产经营中需经过甲方其它土地通行时，甲方应当积极协助和提供方便，乙方享有无偿通行权，如甲方村民干涉，由甲方负责解决。
十一、乙方有权在所租赁的土地上建筑固定设施、利用土壤资源、植树造林、或其它综合开发利用等。乙方开发利用租赁土地除按本合同约定交纳租金
外，不再向甲方及村民另行交纳费用。
十二、在合同期内乙方经营需要或其他建设项目、矿业开发等情形需转租这块土地的，乙方有权自行转让，所有收益款项归乙方所有。
十三、甲方应尊重乙方在租赁土地上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干涉乙方经营活动；乙方利用租赁土地所产生的一切成果全部归乙方。
十四、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1、如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使本协议无法履行或继续履行将影响到甲、乙双方合同目的实现的，双方均有权提出解除合同；
2、乙方所交租金到期后超过一年未支付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经济损失自负；
3、如甲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影响到乙方生产经营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4、如当地政府或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限制乙方从事粘土砖瓦生产的以及砖
厂无法继续经营等其它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十五、租赁期满后，如乙方不再租赁，应交回租赁的土地，乙方所建固定设施由乙方自行处理；如果固定设施移交给甲方，双方应公平合理协商补偿事宜。但乙方所种植的树木所有权仍归乙方，如归甲方，甲方需向乙方支付相应的对价。
十六、违约责任：
1、如乙方未按期交纳租金，甲方可按欠款金额每日收取1‰的违约金；
2、如甲方违反约定义务，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五十万；如此违约金不能弥补乙方的损失，需另行赔偿，金额由双方协商或由乙方委托有评估资质的中价机构评估，其评估结果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十七、因此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十八、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
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此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公证处一份，***乡人民政府备案一份，自公证之日生效。
附：
1、平面图一份；
2、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一份。
不是战争的战争 篇3
“本来，在今年(一九四0)春天，人们已开始谈到愚蠢的背叛了，但是，在这不久之前的冬天，法国人却得意地宣布道：‘什么，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感觉到战争！’当巴黎有半个月光景买不到咖啡的时候，巴黎人就大为生气了：‘全是那些波兰人惹来的。’无线电广播员用金世界各种言语播送着巴黎餐馆的菜单。那菜单诚然诱惑人，但即使是最精美的炸雉鸡，也无法抗拒一只坦克的攻击。乐天主义的巴黎人，都不愿意想到这些：他们唱着希佛莱《巴黎将永远是巴黎》，十年前维也纳也有这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名叫《维也纳总是维也纳》……”
一九三九年法国的宣战没有伴随着什么军事行动。巴黎等待着空袭、进攻或退却，但是前线却十分平静。短视的英法政客出卖了捷克，张伯伦和达拉第利用善良而粗心的百姓们的“和平”愿望，同希特勒签订了可耻的慕尼黑协定。当纳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踏蹄波兰时，战争已经爆发了。但这是“奇怪的”战争。战火竟然没有烧到西欧——政客期待把战火引向东方，引向那“万恶”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巢”。报纸上说，前线的士兵寂寞得要死。给他们送去了各种各样的玩意儿——玩具(！)，侦探小说(！！)，烈性饮料(！！！)以及写着法国某个地名的绸手绢。报纸评论员漫不经心地大言不惭：“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更强大。”——于是这变成了口号，涂在巴黎街市的墙壁上，口号旁边则是家用电器和开胃酒的广告。无线电广播每天都在报道盟国把纳粹多少吨货物沉入海底，但是关于波兰的灭亡则只字不提。那时的法国人微笑着说：“奇怪的战争”。那时的英国人也苦笑着说：“Phony War”——那时译作“虚假的战争”，“不像真的战争”。或者就是爱伦堡笔下的“不是战争的战争”。法国人很少去考虑击沉的船只，他们也不想看地图，更不愿考虑“东方”的布尔什维克，自然不去考虑未来的胜利——巴黎人，那时的巴黎人，五十年前的巴黎人心里只想着：活着就得像活着的样子。于是巴黎的公寓窗户玻璃上贴了一条条的薄纸条，有的女主人还剪了一些奇妙的图案——纸条和图案都为了使窗户玻璃受到炸弹冲击波时不至于四散伤人。几乎每天夜里都要举行防空演习，可怜的守门人不知根据上面谁的命令，给防空洞里的地上洒水。女人们个个穿着雅致的外套，涂着胭脂口红；携带着防毒面具的妓女在街角等候顾客。“巴黎永远是巴黎”，人们哼着小调。还在不久以前，“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突然间这个词从所有的演说中和报纸上消失了——法西斯主义却没有消失。谁都明白，法西斯正在准备新的进攻。大战爆发那一年(一九三九)的冬天，是欧洲最寒冷的冬天。苏芬战争正在进行。法国的政客们要求派远征军去援助芬兰。法国的将军们诚心诚意相信马奇诺防线。法国的部长们作出了使人感到战争的“刺激”，创造性地发明了无面包日，无牛肉日，无香肠日。不是战争的战争，奇怪的战争，非真实的战争。人们在波兰，在芬兰，在挪威死去。纳粹占领了挪威，“苍蝇征服了捕蝇纸”。——后来作家史坦贝克这样说。船只不断被击沉，人们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死去。巴黎夜间空袭警报器嘶叫着。“但所有这些既不像战争，又不像和平。可怕的滑稽戏在继续着。法国在排练投降。”——爱伦堡这样说。以上这些情景，我部分采自爱伦堡三十年前写的《人·岁月·生活》，这几乎是五十年前写的《不是战争的战争》的续篇——也许只是反思，而不是续篇。爱伦堡五十年前写《不是战争的战争》带着激情，但是三十年前他写《人·岁月·生活》时，激情没有了，只有剩下了愤懑和冷酷的思考……
五十年前我经历着战争——我在被称为“白区”的“大后方”经历着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在这半壁河山，既不像战争，也不像和平。爱伦堡给《消息报》写的政论或报告文学使我着了迷。我把我所能收集到的爱伦堡几篇报告文学译文辑成一个小册子，取名《不是战争的战争》，副标题为《巴黎陷落前后》，由重庆建华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初版发行，印五千册。
《不是战争的战争》是一本仅仅六十二页的小册子，分上下两部。上部共收政论或报告五篇，即：
不是战争的战争
定命的一月
巴黎陷落前后
没有国家的人民
巴黎陷落后一个月
下篇只收两文：《从巴黎到莫斯科》和《从基辅想到巴黎》。译者为雪尘和葆荃——雪尘即张企程，葆荃就是戈宝权，都是武汉(重庆)时期新华日报记者，我编辑此书时，他们都已离开祖国，张随胡愈老(愈之)去了新加坡，戈则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和其他文化人一道撤退到香港。因为都不在国内，所以未能征得他们的同意，他们也许从未见过这部小册子。我写的《后记》云：
“右报告文学七篇，苏联I.爱伦堡作，与莫洛亚的《法兰西的悲剧》，西蒙士的《我控诉》，均为描写法国失败(一九四0)的不朽作。
“作者爱伦堡已无需在此介绍。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写的一些报告，已被传诵一时。他以《消息报》记者的资格，写了这些有关法国屈服的报告后，正在埋头著作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第一卷甫出版，德军就侵入苏维埃的国土，爱伦堡又驰赴前线写了许多短文。
“这里所收，大抵系叙述巴黎沦陷前后的景色与见闻，因取今名。巴黎陷落到今天，虽已一年又六个月，但这里所描写的一切，在我们今日看来，还历历如在目前。对于古国的人们，这七篇东西是值得一再诵读的。
“而雪尘，葆荃诸先生(雪尘兄在星洲，葆荃先生在港，祝他们康健！)的这七篇翻译，在不同时期内分别散见各处，能够看见的人怕不很多，淹没了自然可惜，因此搜集起来，其中几篇还对照英文略为修改了三两处，在一个周刊上连载了两个月。现在既有人能出版单行本，便又从新翻看一次，改正几个错字，编完次序，让它能传得更远。
“是为记。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深夜”
遗憾的是此刻我手中没有这部小册子——以上这些是从我若干年前的笔记本中抄下来的。实际上在小册子出版后几个月，我在战地的住处被二十七架日本飞机滥炸，所有书物都成了灰烬，从这以后，我手中就再也没有这部小书了。这七篇文章是作家爱伦堡在现场写下的，充满了激情；后来他在那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四卷中带着稍稍忧郁的反思，记录了巴黎陷落的场景。他写道：
“……德国人突破了色当附近的法国防线，进入了法国境内。巴黎城内出现了一群群哭丧着脸的惊魂未定的比利时难民，他们携带着细软行李从街头走过。
“事态的发展异常迅速。荷兰投降了。德国人占领了布鲁塞尔。公共汽车不见了，据说它们全部被征用，以便将马奇诺防线的军队调往北部。人们正在文新森林挖战壕。富人居住区像一九一四年一样，变得冷冷清清。那些管理城市交通的警察也背上了步枪。我看见了弹痕累累的比利时汽车。……”
一九四0年六月三日，德国飞机对巴黎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巴黎人开始逃难了。高射炮火彻夜响个不停。战报混乱不堪。无线电在继续广播有关被击沉的德国运输舰只的消息。大家都在说，德国人打近了。六月九日这一天，许多商店、咖啡馆、饭馆都挂出了“暂停营业”的牌子。共和国总统接见了赖伐尔。巴黎人说：“买了汽车，可是没有汽油。如果能有一匹马该多好！……”德国人在广播里说，他们已经占领了卢昂，巴黎的攻克指日可待。各个车站上全挤满了人。有的人甚至骑着自行车逃难。报纸上登载着开始审讯三十三个共产党人的消息。六月十日，法西斯意大利向法国宣战。六月十一日，到处在传说似乎苏联已向德国宣战，人们立刻振奋起来。几个小时以后，又来了辟谣的消息。巴黎人在步行逃难。一个老人吃力地推着一辆小车，车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和一只绝望地吠叫着的老狮子狗，还堆着几只枕头。“洛东达”对面矗立着出自罗丹之手的巴尔扎克雕像；疯狂的巴尔扎克仿佛要从基座上跳下来似的。科坦登街拐角上的一个小店铺的主人抛下自己的店铺，甚至连门也没有上锁，香蕉、罐头扔了一地。人们已经不是在离开，而是在逃跑了。六月十一日《巴黎晚报》头版上是一幅很大的照片：一个老妇人在塞纳河里给一只狗洗澡，下面有一行大字：“巴黎永远是巴黎。”六月十三日，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不是巴黎，这是邦贝。
所有这些断章残句都是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摘出来的，可那部书是在巴黎受难后二十年才写成的。它没有陈旧。不，它永远吸引人。我经历过广州在“不是战争的战争”中的撤退(一九三八年十月)，深夜，马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箱子，行军床，机器，零散地扔在路当中；黑暗的小巷里几个醉汉在猜拳。我也经历过更加可耻的湘桂大撤退(一九四四年)，那也是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从桂林到贵阳的铁路和公路上到处是逃难的人，夹杂着伤兵……爱伦堡所写的一切，“历历如在目前”。恐怕这就是我在五十年前辑印这部小册子的动力罢。
战后，作家爱伦堡回顾往事，不无感叹地写道：
“一九四○年六月的巴黎仍旧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一个死城，它的美使我为之绝望；再也看不见汽车、繁忙的交易和熙熙攘攘的行人来遮挡那一幢幢的高楼大厦了——这是被扒掉了衣服的躯体，也可以说是一副有街道作为关节的骨骼架子。巴黎，这个在许多世纪里建设起来的城市，这个不是由某位建筑师的构思，也不是由某个时代的趣味，而是由世代的更迭和民族性格所形成的城市，颇像一座鸟兽均已离去的石林。偶尔遇见的人也都是些畸形的人：驼子、缺腿或缺手的残废者。在工人区里，年迈的老妇人坐在凳子上编织着什么；她们那细长的手指中间夹着长长的织针。
“德国人感到诧异：他们想像中的‘新的巴比伦’不是眼前这个样子。他们在那少数开门营业的饭馆里大吃大喝，并且争先恐后地在圣母院或艾菲尔铁塔前面互相拍照。”
人民受难的情景各不相同，但是回顾往事引起的愤懑却是一样的：在我眼前浮现的不是巴黎，而是广州、武汉、长沙、桂林
小册子《不是战争的战争》封面署：反侵略文库第一集，反侵略通讯周刊社编。书前载有《反侵略文库刊行缘起》，这应当是我写的，因为这个周刊是我办的；但行文又不太像我。这不去管它，从现在剩下的这篇《缘起》，可以看出我们那时的情怀：
“我们没有大的希望，亦不抱着任何野心，在这伟大的时代，尽我们浅薄的能力，编写几本小书，出一个小小的文库，只要它不合毒素，并且不至成为骗人的东西，尚值一读，那我们便心满意足了。
“本文库的内容，并无一定，亦不想拟定什么计划，预告什么书目。在我们发觉有可以写，可以编或可以译的材料时，我们便动手工作；至于范围，则异常广泛，不论属于什么部门，凡是有助于读者认识现实的东西，无不收容。但长篇大论，则非我们能力所及，那只好等待学者先生们去做，我们是没有胆量大干的。
我们的作风：不喊苦，不说忙，不夸张。
我们的志愿：‘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至于文库之名‘反侵略’，并非学时髦，因为我们都是负责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实际工作者。名副其实，不敢掠美他人。
最后，希望读者先生们给我们伸出友谊的手！
编者
三十一(一九四二)，二，二十五，陪都”
这里提到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是三十年代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比之“人民战线”更广泛，“左”倾味道更少些。它有两个领导人：一个是英国薛西尔爵士(Lrd Coecil)，一个是法国皮埃尔·戈特将军(Gen.Pierre Cote)——后者在一九四0年法国危急时被政府派去莫斯科求援。这个“运动”当时是一种积极的和平运动，它曾在一九三八年召唤了各国最广泛的人群，勇猛地反对法西斯飞机对平民的滥炸(最初是意德对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后来是日本对中国)。它有一个动人的会徽，即在世界的平面地图上左边写IPC，右边写RUP——这是这个“运动”的英文和法文名称简写(英文即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法文为Rassemblement pour la paǐx直译应当是“国际和平运动”。)一九三八年初这个运动的中国分会成立于武汉，那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有识之士巧妙地把“运动”的名称由“和平”改为“反侵略”，这种译法可能得到国际理事会的同意。毛泽东在延安特地为它的成立题了字。蔡元培在香港也特地为它写了会歌，调寄《满江红》，是可以唱的(抗日战争初期《满江红》一曲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流行一时)，歌云：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
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
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
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
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
独立宁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
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黑土地上演“水稻革命” 篇4
如今, 在长春市各大水稻主产区, 已是另一番景象。
据长春市农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 随着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 以及水稻新技术、新机械的应用和推广, 长春市水稻生产发生显著变化, 从育苗、整地, 到插秧、收获等环节, 都呈现出标准化、机械化和智能化。可以说, 在长春这片黑土地上, 正上演着一场“水稻革命”。
(1) 水稻育苗“智能化”。在长春市榆树市大岭镇水稻高智能工厂化育苗基地, 一栋高大、宽敞、透明的高智能育苗室和15栋秧苗养护棚现代感十足, 分外醒目。“这种育苗技术能够提前一周播种, 不受外界气候影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水稻秧苗移到养护棚后, 抗性强、不发病, 单株可增加1~2个分蘖。工厂化育苗管理规范, 省种、省肥、省工。每盘秧苗成本2.6元左右, 比传统育苗每盘省1.2元, 每公顷可降低育苗成本720元左右。
(2) 水稻插秧机械化。在长春市九台市龙嘉镇莲花村, 九星农业合作社今年花19万元“请”来一位“快插手”——高速插秧机。望着水田里正干得起劲儿的“快插手”, 合作社负责人李振兴自豪地对记者说, 1台高速插秧机1天能插4公顷水田, 效率是人工的40倍。
(3) 水稻品种多样化。近年来, 长春市水稻种植品种呈现出多样化、高端化的趋势, 不仅有“稻花香”“富硒大米”, 还有“胚芽米”“黑糯米”等特色稻米。
保护土地节约土地作文 篇5
土地，是我们的自然母亲，没有了它，我们就不能生存。
有了土地，我们才能够吃的爷爷奶奶或爸爸妈妈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和蔬菜，想想他们在四季的变化中，一直都那么辛苦。比如今天下雨，明天其中一个人就会去看那片土地。
有了土地，我们才能看到如此美丽的花儿，那花儿，是大地母亲在精心呵护下快乐生长，才能开出鲜艳的花儿，花朵们大地母亲的怀抱下，开开心心的，慢慢地结出了果实;花朵们带来的`味道都不一样，玫瑰香，杜鹃香，百合香······。看这么多种香味，都是花朵们送给大地母亲的。
有了土地，小树们才能长成橘子树，苹果树，香蕉树······反正有许多，只要有大地母亲的地方，就会有树。看呀，这么多的树，都在给大地母亲道谢，就像教师节一样，同学们给老师到谢一样;曾经的小树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生长成一颗颗大树。
破坏了土地，我们就不能再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菜;破坏了土地，我们该怎么看到如此美丽的花儿呢;破坏了土地，我们要在哪里乘凉呢。
我们不能让垃圾随风而去，只要多一份垃圾，大地母亲就会多一份危险，地球也多起一份危险。
为了保护土地，为了保护地球，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少乱垃圾，土地就多一份安全，地球就多一份安全。
“货币战争”实为“财富战争” 篇6
美国发起货币战争的指向剑指中国，而发动货币战争的目的则是行使一次全球财富分配的大转移。事实上，货币战争就是金融战争，就是财富之争，可以说谁掌握了货币发行谁就掌控财富分配与流向。
受益者与受害者
美国对“经济自我主义”的金融政策一直游刃有余。长期以来，滥发钞票和发行庞大的国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引擎。因此美元本位制事实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2008年底，美国政府、社会保障、企业、个人、非营利组织的债务合计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倍。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约为1.47万亿，赤字规模占GDP的9.9%，分别是2008年和2007年的2.16倍和7.84倍，为1945年以来美国赤字的顶峰。2009年美国的财政负债累计达到了12万亿美元，占到美国2009年GDP的82.5%。因此美联储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潜在意图是通过大力扩张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使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再次抵消债务成本。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并不惧怕通胀，美国反而可能是这场货币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对于这场“零和博弈”最大的受害者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当前新兴经济体领跑、发达经济体滞后的格局已然确定。在全球资产重新分配中，新兴经济体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与发达经济体的疲软虚弱相对展现出一个层级多样、速度不一的复苏图景。
如今，流入20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游资无论速度和规模均超过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据布鲁克斯估计，2009年4月至今年上半年，国际金融资本以年均的规模流入这20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年均规模达到5750亿美元。其中，2010年上半年进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78.6%都流向亚洲国家，对这些国家货币构成升值压力、埋下通货膨胀隐患。数据显示，在20个新兴经济体中有近2/3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值，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极其巨大。据美林预计，今年中、印、俄、巴四国的通胀率将分别为3.2%、7.9%、6.1%和5.0%。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是以出口导向型或资源驱动型的经济体，资本流入也加大了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此外，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会造成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严重恶化。而对于那些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居多），由于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中一般以美元为主要币种，在美国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其国内或者区内必然是本币投放过多，同时流动性的持续大量流入，也将导致输入国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加，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实质上是“财富战争”
近期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可谓“一箭多雕”：既想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实现内需疲弱下的经济复苏，又想人民币升值稀释债务，变相成为美国赖债手段，而更为重要的是寄希望通过美元货币贬值实施一次中美之间财富的“大挪移”。
当人们关注美元泛滥的同时，人们可能忽视其背后美债的风险。全球美元泛滥和美债疯狂是对债权人权益的最大“稀释”，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外储已达2.64万亿，如何重新审视债权国地位，管理好债权迫在眉睫。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凭借“美元本位制”不仅支撑其债务的国际循环，也能利用货币“估值效应”，通过债务货币化或变相贬值增加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别占48%、61.3%和83.6%。“美元本位制”实际上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债务本位制”。一方面，作为货币发行国，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仅2002～2006年间，美国对外债务消失额累计达3.58万亿美元。
当前美国又在上演一次“财富战争”。作为债权人的新兴经济体面临着美国的“金融压榨”。债权人利益大幅受损的危险因债务国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由于美元不断贬值，债权人资产的价值在急速下降。债权国、特别是许多新兴国家为了防止美元贬值引起本币升值过快损害出口，不得不持续卖出本币买入美元，从而陷入无法摆脱的“美元困境”。如果听任本币升值，除了对出口造成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外，还会引起国际热钱的涌入，推高资产价格，引起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当前，直接违约并不是美国让债权人遭受损失的唯一方式，但“不负责任”的长期金融策略则是对这些国家财富的一种掠夺和“金融压榨”。
除此之外，美国逼人民币升值恐怕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是吹大中国的经济泡沫之后打击中国。事实上，在人民币名义国际购买力升值的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对巨额存量资产的购买力贬值问题，以及国际热钱的加速流入，这一过程将明显造成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领域。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的“前车之鉴”不得不需要高度警醒。当年以日元大幅升值为起点，日本货币政策在广场协议后被美国绑架，陆续出台不合时宜的利率政策，催生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资产泡沫，并在1990年被戳破。在之后5年期间，日本全国资产损失达800万亿日元，接近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日本陷入了“衰落的十年”，再加上本世纪的十年，日本的增长型衰退（也即一个经济体虽然成长，但产能利用率长期不足，持续推动物价下跌，造成了通缩预期，而这有进一步促使日本坚持低利率和弱势日元政策，形成日本“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弱货币”的恶性循环），已经耗尽了日本整整二十年。
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货币政策被美国“绑架”后果更严重：人民币升值由于资产具有吸引力而加速资本流入推升资产价格；当前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中国货币政策失去自主性被美国绑架，如果长期维持低利率，很可能形成当年日本广场协议后的泡沫经济，甚至被刺破。
人民币处于全球货币战和汇率战的漩涡之中，对外是汇率战，对内是货币战，中国如何兼顾内外平衡，如何兼顾短期增长与长期利益，采取何种“政策组合，以趋利避害，将协调成本降至最低确实考验着决策当局。
“货币战争”与“财富战争”，中国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准备。
规范土地流转提高土地效益 篇7
1 基本情况
1.1 土地流转情况
大通县辖9镇11乡, 289个行政村, 1070个自然村, 农业人口35.6万人, 耕地面积4.59万hm2, 机动地面积56.9hm2, 占总耕地面积的1.2%。2012年全县土地流转总面积为3336.72hm2, 占总耕地面积的7.26%, 涉及户数14374户。其中: (1) 转包面积1162.2hm2, 涉及户数3095户, 占总流转面积的34.83%; (2) 转让面积193.4hm2, 涉及户数441户, 占总流转面积的5.79%; (3) 互换面积36.5hm2, 涉及户数211户, 占总流转面积的1.09%; (4) 租赁面积1661.8hm2, 涉及户数7771户, 占总流转面积的49.8%。其中租赁土地用来种植药材面积173.33hm2, 用于养殖企业用地27.47hm2, 种植苗木239.35hm2, 种植马铃薯488.26hm2, 种植无公害蔬菜733.33hm2; (5) 入股面积为282.82hm2, 涉及户数2914户, 占总流转面积的8.49%, 实现流转收益636.63万元。
1.2 土地流转后农民增收情况
1.2.1 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流转收益1707.
13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47.9元。其中:通过转包方式实现流转收益2.5万元;通过转让方式实现流转收益1.5万元;通过租赁方式实现流转收益968.08万元。通过入股方式实现流转收益636.63万元。
1.2.2 通过土地流转, 部分原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转向第二、
三产业, 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如塔尔镇塔尔湾村原有劳动力2620人, 现有830余人已从农田耕种中分离出来, 从事二、三产业, 促进了农民增收。据调查统计, 大通县通过土地流转转移劳动力4.3万人, 实现劳务收入51600万元, 人均达12000元。
1.2.3 在流转中农民可获得双重收入:
一是土地租金收入, 通过土地流转, 一方面节省了种籽、化肥、农药、机械耕作、人工工资。而且避免了天旱、雨涝等自然灾害的风险, 可以直接获得相对比较高且比较稳定的有偿转让收入。另一方面, 从2009年开始每亩每年700元租金收入, 并在前15年每年增加10元、后15年每年增加30元的租金, 这样流转收入高于过去农民自己种粮收入;二是企业通过租赁土地, 为当地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农民可以就地到农业园区务工或者外出务工。据调查, 就地务工一般年收入1万元, 外出务工1.5~2万元。
2 当前土地流转的主要做法
2.1 培育主体
扶持龙头企业、引进业主、培育大户、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培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以此带动土地流转。全县目前共有省、市、县级龙头企业33家, 各类专业合作社319个。企业、合作社、业主以租赁为主要方式流转土地达1661.75hm2以上。
2.2 扶持产业
继2009年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后, 2011年县委、县政府经过多方论证、专题研究, 又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大通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健康快速发展实施意见》 (大委[2011]1号) 和《大通县设施农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暂行办法》 (大政[2011]1号) 两个1号文件, 明确提出从2011年起每年建设日光节能温室3000栋, 到2015年全县标准化日光节能温室种植面积达到2000hm2, 每年设立2000万元设施农业专项扶持资金, 加快设施农业建设步伐。并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增加农牧业贷款担保基金, 由以前的46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 支持示范区建设和生产经营, 解决示范区和龙头企业发展贷款难的问题;将大通冬暖式日光温室建设补助标准增加到每栋20000元 (0.13hm2/栋) , 并对土地流转企业、专业合作社前三年分别给予每1hm2土地流转补助费700元、500元和300元, 继续对园区和基地配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 为大通县设施农业建设和发挥效益提供了强有力地政策保证。
2.3 搭建平台
2009年以来, 参照工业园区发展模式, 整合各部门资源, 在双新公路沿线的长宁、黄家寨、桥头、塔尔、新庄5个镇, 着手建成12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通过策划项目招商引资, 推行土地规模经营。
2.4 跟进服务
加强流转服务和经营权管理, 特别是针对企业、业主在流转农民土地过程中人地两疏、协商繁琐的实际情况, 政府及相关部门以服务企业为己任, 变业主找地为集中土地招商, 跟踪开展服务。为了确保农村土地流转健康有序发展,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结合县上实际, 以大政[2009]9号文件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成片、流转方式、农民权益保护等问题作了明确。在全县20个乡镇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并在企业流转土地过程中, 县领导亲自挂帅, 县级农业主管部门、镇村社干部全力以赴, 发动群众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委托流转, 农户逐户与村土地流转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租赁合同书, 合作社再与公司签订流转合同, 县政府与镇政府主管部门共同审核流转合同条款, 提供大通县农牧局统一监制的合同文本, 确保合同文书合法规范。
2.5 创新机制
加强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政策研究, 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新机制、新途径。通过土地流转, 实现土地规模开发、集约经营。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既可以作为农民工人领取工资, 又可作为土地转出方, 坐收地租, 实现双重利益。
3 取得的经验和成效
3.1 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
大通县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 通过土地流转和挖潜改造, 突出特色产业的培育和开发, 狠抓基地建设, 不断提高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产品的种植面积, 既考虑农产品的品种结构、品质结构, 又结合各乡镇的实际情况, 避免结构类同,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镇域特色农业,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3.2 扩大了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克服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 有利于土地的充分利用。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一是把零星的土地使用权从千家万户农民手中集中连片, 进行适度规模经营, 促进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 有利于农民间的分工与专业化, 使农业生产逐步走上“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发展道路, 实现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二是加大了农业机械化推广力度, 促进了农业机械化耕作水平, 降低了农业投入成本, 实现了集约化经营, 解决了千家万户分散种植无法实现的标准化难题, 有效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三是通过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引进工商资本、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建基地、兴加工、搞营销, 培育了一大批农村能人大户, 带动了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目前, 全县共引进山东、北京、宁夏等外地种植能人或企业, 建立示范园区12个, 流转面积达510.53hm2, 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 与2227户村民签订10~30年土地流转合同。
3.3 促进了农民就业, 解决了外出务工农户土地无人耕作与企业、大户无土地耕种的矛盾
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向城镇集聚, 推动了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的前提下, 以一定方式将土地流转后外出进城务工, 从事二三产业, 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改善。
3.4 增加了农民收入
土地流转, 加速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促进了农业特色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以塔尔镇为核心的同创、佳兴、丰源等现代农业示范园, 2009年至今引进12个企业租赁农村土地510.53hm2发展蔬菜、花卉、水果等农业产业, 大力促进了该镇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3.5 确保了粮食安全
通过推进土地流转, 农田抛荒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确保了粮食生产的安全。
4 当前土地流转中存在的的问题
4.1 无地农民有待合理解决
二轮承包时, 由于农民负担重, 加之种粮比较效益低, 一部份农民放弃了30年的承包权, 但户口仍然在农村。另一方面, 按照30年不变的政策, 出生、迁入人口也无承包地。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改变了这部分无地农民的预期, 加之目前又实行种粮直补, 有的甚至上访要求重新获得土地。
4.2 土地规模化流转存在着政策困难
在规模化经营中, 个别农民由于认识程度不一, 或者受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 以致在周围绝大多数农户都接受的情况下, 不愿将土地流转出来, 影响规模化经营项目的规划和实施, 成为土地流转的“钉子户”, 而现行土地承包政策又赋予了农民长久不变的经营权, 并列为农民享有的物权之一, 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促成土地成片流转。村规民约等形式约束效果也不佳, 影响了规模经营发展。
4.3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最长期限有待作出规定
十七届三中全会赋予了农民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流转合同签订过程中, 由于涉及租金支付等问题, 需要约定实际流转期限。招商引进流转土地的投资企业由于投资大, 农业见效低, 回收期限长, 风险大等原因, 要求流转期限较长 (15~30年) , 否则不愿意投资。这样可能会出现超过土地承包剩余期限或无限期的情况, 势必影响今后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执行。希望有待出台一个关于流转最长期限的指导意见, 如30年或50年。
4.4 设施农业和设施畜牧业基地建设中, 土地流转监管工作比较薄弱
虽然全县20个乡镇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但由于在乡镇机构改革时精减机构和人员, 从事土地流转服务的监管专职人员较少, 大多是一人兼多职, 致使土地流转合同履行中存在租金兑现不及时, 不履行流转合同约定等问题引发纠纷, 土地流转监管工作薄弱。
5 建议
5.1 强化土地流转
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并依托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负责土地流转的登记备案、流转合同、档案管理等工作。以村两委会为依托成立土地流转管理小组。充分发挥土地流转合作社的作用, 以租赁的方式集中流转土地, 确保设施农业建设用地。同时, 优先吸收土地流转户进入园区就业, 经培训后成为现代农业产业工人, 实现就地培训, 就地就业。
5.2 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申请制度或风险保证金制度
当前有部分农户私下土地流转主管部门不知情, 出现流转纠纷后才找到政府要求解决, 个别业主因经营不善, 拖欠农户租金, 复耕困难的情况也曾发生。建议建立流转申请制度, 加大对农业业主的资质审查力度, 例如:对流转面积6.67hm2以上的, 由业主提出流转土地申请, 乡镇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本着地方经济发展与农民权益保护兼顾的原则对业主的经营实力、经济实力、工商档案以及诚信记录进行审查后予以批复, 并报县土地承包主管部门备案。流转面积33.33hm2以上的由县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审查后批复。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 要求业主方按一定比例交纳流转风险保证金, 专户储存, 用于解决复耕问题。这样就能确保农民的土地流转权益最大限度不受侵害。
5.3 继续深化土地流转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将土地流转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列入各级政府决策程序。完善评估办法, 进一步明确土地流转风险评估的范围、评估程序等内容, 全面做好土地流转风险评估机制试点的落实工作, 有效化解土地流转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隐患。
5.4 加大政府引导, 出台优惠政策, 打造土地流转示范点, 带动周边地区进行土地流转
在今后的发展当中, 要加大国土、林业、规划、工商、税务等部门根据相应职能给予政策扶持。通过各部门的支持, 使土地流转规模越来越大, 成为具有较强示范带动性的土地流转典型。
5.5 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参与农村土地流转
允许社会资本和城市工商企业到农村承接、承租土地, 单独兴办或与农民联办农业企业。社会资本、城市工商企业参与农村土地流转领办或与农民合办的合作经济组织同等享受支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 其利用流转土地兴办的农业企业, 可按照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予以支持。
5.6 调整优化产业重点和布局
以市场为导向, 用市场管理理念提高农村土地流转的时效, 把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主导产业与规模经营和标准化经营有机的结合起来, 让农村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业化龙头企业直接参与农村的土地流转市场, 采取招标的形式承包、租赁、转让农村土地, 但必须是要依法、自愿、有偿。形成公司 (合作组织) +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广泛的吸纳社会资金的投入, 引进市场化管理模式、标准化生产方式, 最终形成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分层次对接, 达到农业的大生产、大流通的生产方式, 实现现代化农业的目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要提供土地流转的市场化中介服务, 县乡政府要抓好培育产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 使之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壮大的经营主体。
5.7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县、乡财政每年安排一定额度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专项扶持资金, 建立土地流转基金, 用于鼓励流转农村土地、培育规模经营主体、建设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及其开展工作的经费。县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农发资金、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土地整理项目等资金应打捆集中投入规划的主导产业项目和规模经营项目, 区域重点扶持优势主导产业规模经营, 推动公共财政支农资金向优势区域和主导产业整合, 集中打造优势特色产业。
5.8 强化管理, 充实基层土地流转服务管理人员
土地储备制度中的“土地经济” 篇8
当前, 中央将遏制房价持续快速上涨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中央政府及各部委陆续出台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出台, 调控效果初现, 大城市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初步得到遏制。但在一线城市房价未见明显回落的情况下, 二三线城市的房价涨幅依然, 房价的涨跌陷入拉锯状态。笔者认为目前房价难以实现合理回归的真正原因在于调控政策没有触及根本, 其源头应该是现行的土地储备制度的不健全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现象。下面对这两个主要原因进行分析思考。
一、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是政府部门以推高土地价格而获得最大化土地收入, 并且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最核心的做法就是实施土地储备制度。出现“土地财政”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现行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收入与支出责任的不对等, 地方政府缺乏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分税制改革后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主要归地方所有, 可以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缺口, 于是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储备制度推高土地价格从而获得最大化的土地收入。最为关键的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是GDP, 所以为了政绩工程肆意挥霍本来有限的地方财力, “缺钱”和“政绩压力”使得地方官员把目光转向了预算外的卖地收入。土地储备制度使得地价飙升, 高地价推升高房价, 高房价又掏空了百姓的钱包, 与此同时房地产业的繁荣又拉高了GDP, 苦的是中低收入的老百姓。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促使政府在经营管理城市土地上的目标变成获取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在土地供给垄断和土地需求远大于供给的条件下, 实施土地储备制度导致了土地价格的高涨。而土地价格上涨成为房地产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
二、现行土地储备制度
我国各地实行的土地储备制度, 职能范围基本上是依照法定程序运用市场机制, 将通过收回、收购、置换和征用的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所有权予以储备, 并对储备的土地进行前期开发后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 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土地储备制度的特征:1、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供给, 由土地储备中心行使政府职能控制土地一级市场;2、对已储备的土地采用“招、拍、挂”市场化运作方式供应土地;3、一次性缴纳未来若干年的土地出让金的“批租制”;4、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5、土地收储出让时间短、收益高、效率快。
三、如何妥善解决“土地财政”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层面而言, 分税制使得中央把桌面上的阳光收入 (即税收收入) 的大部分拿走, 而地方政府则只能另辟蹊径大搞“土地财政”。虽说中央会通过税收返还等形式把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返还给地方, 但这种随机性可想而知。财权大幅上收, 事权层层下放, 造成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严重, 导致目前大部分市县政府的财力极度依赖土地财政。就深层原因来说,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一直是“以GDP为纲”, 而房地产业可以在短时间内拉高GDP, 因此地方政府积极实施土地储备制度, 既可以增加土地财政收入, 又可以拉高GDP。所以要解决土地财政, 首先是要把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从只看GDP转向“重民生”!重点就是聚焦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交通、文化和社会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投入与改善;第二是根据财政部的统计, 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支出大头是城市建设, 建议中央财权下放或增加地方城市建设的资金投放;第三是将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交由中央统筹安排使用, 或者将土地出让金收入大比例上缴中央;第四是借鉴外国政府的做法, 通过对存量土地征收物业税、房产税, 这样既能确保政府有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 也能体现一定范围的公平性;第五是健全和完善现有的土地储备制度。
四、如何完善土地储备制度
1、适应我国加快城镇化的发展战略, 依法加快供地进度,
在保护耕地的同时, 通过各种增减挂钩方式, 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 扩大城市土地供给。
2、改革土地出让方式, 不以土地价格的高低作为竞争标的, 由价格主导向双向定价转变。
如限定土地价格, 竞价商品房销售价格。
3、将土地批租制转换为年租制, 区分土地使用权人, 并与房产税、物业税合并征收。
彻底解决开发商的“捂地惜售”和企业的商业用地、工业用地“闲置”现象。
4、采取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措施, 迫使目前规模庞大的存量空置房尽快投放市场, 扩大被人为收缩的住房供应。
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 对房地产转让的增值收益通过税收政策调节, 以购买和出售的差价为计税基数, 涨价幅度越大税率越高
5、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商品房建设配建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 每个城市每年按其经济发展水平承建一定数量的廉租房。
6、建立多元化的土地储备资金支持体系。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土地储备资金来源主要为初期启动资金、商业银行贷款和土地出让金提成三部分, 其中银行贷款占65%~80%。一旦宏观调控政策再行趋紧, 房地产价格随即大幅回落, 由此可能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应该建立多元化的土地储备资金支持体系, 包括财政拨款、发行债券、收益提成、保险基金等。
7、建立健全土地储备的法律体系。
土地储备与城市土地市场运行 篇9
一、城市土地市场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土地市场主要是指城市的土地用作商品在市场中进行流通交易, 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 其实质的问题就是土地所有权在各个经济体之间发生流转而产生的经济关系。这种发展的形式是从1987年的深圳开始的, 从此之后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大门就被打开了。在发展的过程中, 我国的土地市场无论在制度上、法律上还是信息化方面都取得了有效的发展成果,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 有偿供地的范围、方式制度化;
(2) 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已经法制化;
(3) 市场交易汗理逐步规范化;
(4) 市场服务开始信息化;
(5) 中介服务正在市场化。
随着土地市场的不断完善, 使得我国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很大增强, 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 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发展时间还比较短, 在一些配套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所以仍然还有很长时间一段路要走。
1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市场覆盖面窄, 市场机制在配置城镇土地资源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不能按照效率原则调整城市土地利用结构, 促进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如南京市新街口到鼓楼地区, 居住用地约占50%, 商业等第三产业用地只占25%, 其他用地约占25%。作为南京市的CBD, 工业、居住等用地占到75%的比重与城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相距甚远, 使城市中心寸金之地未能得以充分利用。
2市场缺乏竞争力, 土地价格扭曲
在现有的土地有偿转让的方式中, 主要就是协议、拍卖和招标3种。在这3种出让方式中, 最主要的还是协议式转让, 其余两种形式在处理的过程中使用率只在10%左右, 但是在出让价格方面, 招标方式出让土地的价格大概高出协议出让的3~5倍左右, 而拍卖出让的方式高出协议出让的4~10倍左右, 所以协议式的土地出让方式使得土地的使用权失去了竞争的机制, 在确定低价和土地使用条件过程中受到承办者极大的影响。而协议的方式在规范性方面严重的缺乏, 这就导致在出让的价格上都是比较低的, 使得国有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而且由于其是在非公开的前提下进行的, 经常会出现一些腐败的现象, 使得国有土地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这样的出让方式给使用者带来的好处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在使用动机上就很容易出现不足。
3隐形的土地市场大量存在
隐形市场的大量存在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已经转让的土地资金没有及时地补救, 或者是土地使用权的划拨以及一些没有得到征用就入市, 而我国目前的土地有偿使用和行政划拨的过程中, 实行的都是双轨制的制度, 这样就出现了土地价格的双规并行的模式, 而划拨过程中的土地费用也要比出让、转让的费用低很多, 受到双轨制的巨额差价影响, 就会滋生一些腐败的社会现象, 进而出现暗地里进行隐形交易的现象。土地隐形市场现象的存在, 还会使得一些国有的土地财产关系模糊, 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隐形市场当中土地的价格具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这对于正常的土地出让环境来说形成了很大的困扰, 也影响了土地市场的正常发展。
从整体的发展角度来看, 我国的土地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市场发展的不规范, 没有真正发挥好自身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具体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 双轨制的运行模式, 使得寻租的现象大量存在, 这样一来土地的市场化程度就得到极大地降低, 使其原有的价值不能得到很好地体现, 而价格方面的扭曲现象, 也造成了国有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2)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很多越权批地、违法批地的现象大量存在, 土地隐形交易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这就使政府失去了对土地资源的有效控制。
(3)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使一些旧城市的发展速度也十分缓慢, 农业土地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特点, 但是这一特点并没有在其自身的市场价值中体现出来, 所以土地的市场价格就会被压低很多, 使其失去自身的竞争优势, 让一些在价格上具有优势地位的土地吞噬。旧城在发展的过程中, 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而市场的不足在这一过程中被充分显示出来。
二、土地储备制度的功能
土地储备制度都是由政府机关委托一些机构, 来进行土地的征用、收购以及转制等, 进而让一些比较分散的土地更加集中, 然后政府或者是一些委托的机构负责对土地进行集中的开发, 把前期整理工作做完之后, 要按照城市土地的年度计划, 来把现有的一些土地投入到市场当中。土地的储备制度在解决政府职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和市场配置作用得不到增强的问题处理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可以让政府在调节市场资源的职能得到增强, 对于市场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使得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很好的提升, 而作为政府部门, 要在制度创新工作上有所加强, 现有的土地储备制度功能如下:
1增强市场的调节能力
通过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 不仅可以增强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 还可以增强市场的调控作用, 在一些委托机构的征收、采购以及转让等工作中, 也可以进行一些直接的储备, 也可以开发之后再进行储备, 之后再按照相应的计划规定来进行土地的出让或者出租。土地储备制度让政府更好地掌握了收购的权利, 让一些比较分散的土地变得更加集中, 可以用同一储备体系来对土地进行管理, 这样既实现了政府集中管理, 又增强了市场对资源的调配作用。
2提高储备制度的透明度, 防寻租行为的发生
要把土地储备的数量、区位以及等定期进行公开, 然后按照实际对土地利用的规划要求, 把这一过程中出让土地的数量、等级以及用途等进行公开, 在对土地出让的过程中, 要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对招标的土地进行经营管理, 但是也要把结果进行公开。通过储备制度的透明化, 来把市场运行过程中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 防止寻租现象的出现, 可以确保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公平公正。在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过程中, 土地的价格主要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所以必须要对土地价格的扭曲现象进行纠正, 可以让一些存量的土地盘活, 更好地规范市场的运作机制, 以免出现土地收益流失的现象, 这对于促进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帮助。
3优化原有土地结构, 改善城市功能
我国的各个城市在生产功能方面的作用都很强, 城市内部的工业用地也比较多, 和发达国家相比在交通用地、广场用地和绿地的比例上, 我国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尽管如此, 但是市场的发育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土地的产权也不够清晰, 所以就使交易的成本有所增加, 要想单纯依靠市场的作用来对城市的土地结构进行优化, 虽然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在时间上会是比较漫长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市场调节的机制在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供应上也不能满足, 对一些非营利性质的产业在供给上的问题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 可以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来对原有城市的发展进行改造, 在规划、开发、管理工作上可以更加统一, 这样不仅做到了优化城市土地结构的目的, 还使得城市的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4提升城市土地资本价值, 调控城市经济发展
通过土地储备计划, 对储备区域的土地进行集中成片设计和整理, 重点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改善区位条件, 使储备的土地形成聚集和规模效益, 从而提升城市土地资本价值。通过土地出让, 依靠市场运作形成城市基础设施资金的良性循环, 提高政府经营城市的能力。同时, 政府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来调控城市投资、引进外资的方向、速度和规模, 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进行适度调控, 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结语
通过土地储备制度, 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 促进了公正、公开和公平的土地市场的发育。通过这种新的制度供给, 强化了土地管理职能。土地储备机构统一购地和统一供地, 强化了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在旧城改造、显化城市土地资产价值方面, 土地储备制度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因此, 土地储备制度是土地资源配置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最佳结合点。
参考文献
[1]张红霞.城市土地市场运行的政府调控评价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10.
[2]李建建.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结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 2002.
[3]董会和.我国城常化的土约集纸利用响应与调控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15.
[4]张梦琳.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资源配置效应与优化调控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 2010.
农村土地制度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篇10
一﹑土地所有权不明确, 主体代表多元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因此, 土地的法律产权主体有两个, 即国家和集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 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可见, 土地既归村民委员会所有又归村民小组所有。如果说前者为一级行政组织的话, 那么后者仅是合作经济组织而已。这就是说, 土地产权的法律主体既可以是行政组织, 又可以是合作经济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民集体所有, 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 可以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法律产权主体是农民集体, 即为农民共有, 而各级集体经济组织或自治组织, 以“经营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出现, 只是取得使用者的主体地位。但到底哪个组织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代表呢?有关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三级究竟谁代表农民集体行使经营管理权, 定义上含糊不清, 有的属于村管, 有的属于社管, 有的村﹑乡﹑社都可以管。农民个人既是集体财产的所有者, 又不是集体财产的所有者, 他们无权行使所有者的权利, 无权利对于属于自己的土地进行处置, 事实上, 他们只是土地的使用者, 从事直接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相反, 作为经营管理者的基层组织的负责人, 却对土地拥有真正的决定权和支配权。多元的所有权代表对土地事权﹑财权模糊不清, 致使土地产权市场流转中演化出多元主体间的权利之争或讨价还价, 人为地加大交易成本, 影响了农村土地产权市场配置的效率。同时,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多元所有在实际中经常变成无主所有, 造成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虚置;由于缺乏所有者对土地实际利用的有效监督, 土地粗放经营﹑抛荒﹑撂荒乃至私下流转的现象时有发生, 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集体资产的流失。
二、土地使用权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 土地承包期不稳定。《土地承包法规定》, 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到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至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 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四荒”土地 (荒山﹑荒沟﹑荒丘﹑荒滩) 的承包期由双方协商确定。所以, 农村土地双方约定的期限不应低于最低期限30年, 约定的期限可以长于法定的期限。就土地使用权来说按人口均分土地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 虽然国家对农地承包期有明确的规定, 并一再强调要保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 但在实际生活中, 农地承包经营期经常调整。这些偏离和变异, 侵害了农民的合法的土地权利, 伤害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导致了农民对中央农村基本政策的疑虑及实践中土地产权运行的混乱, 引发了土地纠纷。人为扩大了人地矛盾, 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 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核心﹑最要害的问题。此外, 在执行过程中, 随意收回承包地的情况影响了农民的投资预期与投资积极性, 导致农民对土地使用的短期行为, 与土地长期规划﹑持续发展相矛盾, 造成了农民对农地经营的短期行为, 从而造成农民对农地的投入不足。其次,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内涵不明确, 国家﹑集体和农户间的土地产权关系模糊不清, 集体和农户的利益往往受到侵害。在现实生活中, 农民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并不明确, 其利益受到侵害。
三、土地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之间“权﹑责﹑利”界定不清, 土地流转收益分配难以公平
在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下, 集体土地按照国家政策实行人均承包, 这种“两权分离”不是真正建立在商品化﹑市场化基础上的平等关系, 而是所有权主体凌驾于使用权主体之上而形成的行政配给关系, 从而造成土地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之间“权﹑责﹑利”界定不清。土地使用权主体在名义上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 但仍无法拒绝各级“土地所有者”对其土地使用权的盲目干预, 也无法拒绝他们对其土地收益利益权利的随意分享, 各种名目的乱摊派﹑乱收费, 极大地侵蚀了土地使用权主体的承包经营收益, 弱化了他们进行农业生产和参与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积极性。
四、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 发生流转的土地还比较少
统计数字表明:在接受调查的253个村, 有53.3%的村允许农户自由转让土地使用权, 18.5%的村规定允许转让但需经村委会备案, 9.4%的村不允许农民转让土地而只能将不种的土地交还集体, 17.8%的村没有任何规定。调查资料显示, 在现实生活中, 农民享有或行使的土地处置权是比较有限的。
与此同时, 在房地产迅速发展﹑地价猛涨的情况下, 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受利益所驱动, 利用手中的权利强行低价征收土地, 搞土地“寻租”, 剥夺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而且对于补偿费的分配往往比较混乱。乡镇政府虽然不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 但在实际中常常参与征地补偿的分配。村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的分配比例存在混乱现象。有的村将征地补偿费全部留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使用;有的村将征地补偿费全部分给农民;还有的村以一定比例将征地补偿费分成, 分别归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在市场无序, 征地权滥用的情况下, 不仅农民经济利益受到侵害, 而且农村劳动力难以安置, 从而, 农民丧失土地所有者地位, 也丧失土地资本化过程应取得的价值效益。
五、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对策
1.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赋予农民包括抵押权在内的土地使用物权。 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和《民法通则》都规定了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 但却一直回避对土地的处分权力。只有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构成了完善的产权, 农户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土地使用权主体的权利才能得以明确。法律确认农民土地使用物权, 从层次上说, 是将政策和有关规章已经认可的农民通过承包获得的土地实际占有﹑利用﹑收益和包括在承包期内继承﹑转让﹑转包﹑入股﹑交换﹑出租﹑联合经营等处分权在内的使用权上升为法律, 使“农民土地使用物权”符合“法定主义”的原则。
2.界定政府的行政空间和职能范围。 政府管理行为的不规范主要是行政权利的滥用。行政权力的干预扰乱了市场机制配置中土地资源的效率, 从而造成土地资源的低效利用, 土地市场混乱, 因此必须严格界定政府的行为空间和职能范围。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不是抛弃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干预, 而是充分发挥行政权力的作用。真正做到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相互配合, 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首先, 明确规划各级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及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 明确权力分工, 既不能越位, 也不能缺位。其次, 健全法律制度, 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法制化。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政府的行政行为, 切实保护市场中各方的利益。再次,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合理确定供应土地的数量﹑时机﹑出让方式﹑年限﹑价格等, 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和节约利用。
3.发展农村土地中介服务机构。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市场中的中介机构几乎为零, 但随着农村土地市场的发展, 中介机构的服务日益重要。因此, 对中介服务机构的培育和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农村土地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应包括土地评估机构﹑土地市场信息和咨询中心﹑土地经纪机构和土地金融部门。
4.建立土地档案, 搞好地籍管理。地籍管理和土地档案是规范地产市场管理的重要依据, 它对于农地的税收调节、农业货币化、土地质量的监测、土地使用权证交易、所有权的界定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基础性资料作用。地籍的管理分为社会管理和自然管理, 社会管理主要包括对各种具体的土地所有权进行登记﹑造册, 对所有权的转换给于公正和换契, 对使用权的转让过程给予备案﹑公正等。自然管理则主要包括对各种具体的土地所有权进行统计丈量, 对土地质量进行记载等。土地使用权证每年必须在土地管理部门年检, 以便于土地管理部门能随时掌握土地流动情况, 防止土地抛荒。另外, 土地档案要核准土地交易的价格, 序时登记, 为征税提供必要的依据。
摘要：农地产权制度是指农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各项权能的处置和划分。土地制度是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关键内在变量,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不能使外部收益内在化, 导致现行制度不是最有效的。
《土地与歌》·土地与人 篇11
一
乔建中1941年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中，母亲是位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养育了11个子女。她总在晚上数一遍炕上孩子们的脚，待数到第22只脚后，方掩门闭户。后辈大概就是在这种被触摸的朦胧中，埋下母亲慈光的记忆。老宅位于榆林旧城的“大街”上，榆林小曲就是这条街面上手工艺人夏日消暑解闷的形式之一。无须说，飘荡在老街上的榆林小曲、陕北说书、闹春秧歌，构成早年对民间音乐的最初印象。毗连家乡的“蒙汉调”，更成为一生割舍不下的乡音。了解了于90年代后他六赴内蒙，才能在其后撰写的《走进草原》中辨认到作者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绵延于漂泊学涯中的回望目光。一个人的道路可能绕上一个大弯子，游走他乡，但人们却可以在其心路上感到那似乎原地未动伫立家门槛的身影，这是学生们在听他用方言一首首背唱陕北民歌、从腔弯中体味到“乡音无改”引申至音乐中的意义。
1958年，他背着一把二胡和一袋干粮，投考西安音乐学院附中，从那座秦腔缭绕的古城开始了专业音乐生涯。1961～1967年，他由西安音乐学院进入中国音乐学院，亲耳聆听过以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安波、副院长马可为代表的一大批前辈学者的教诲。“文革”骤降，后被分配至中国京剧团，再后被下放至宣化部队农场劳动。在京剧团期间，巧遇刚从“牛棚”回来的张君秋、李少春、叶盛兰等人设计唱腔。此时此刻，老调陈腔，非预样板，皆不得闻，“新声变律”遂得以孤行于世，而他却在“备战样板”的名义下，为张君秋记录整理老唱腔并从中认识了传统京剧的魅力。1973年被分配到山东省群众艺术馆，在省内举办的各种文艺调演中为地方戏(柳子戏、山东梆子、两夹弦)编曲配器，这又引领他熟悉了一系列地方戏音乐。山东省群众艺术馆聚集了一批自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动手采集本地民间音乐的学者：苗晶、魏占河、金西、萍生等。他们编辑过《山东民歌选集》等曲谱，是收集整理地方音乐的杰出团体。生活在这样一个既熟悉且津津乐道于地方音乐的集体中，尤其与性情爽朗、张口即腔的魏占河的相处，使人获益匪浅。与魏占河同赴鲁西南收集鼓吹乐、与苗晶沿黄河古道采集民歌的经历，构成他大半生采风之旅上的“长亭”与“短亭”。这些经历反映在与苗晶合作《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执笔《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概述”、参与编辑《鲁西南鼓吹乐选集》的成果中。“文革”十载，许多人荒废专业，他却在对当时的社会并无多少意义却对个人有充足意义的各类调演及地方音乐活动中，积累了音乐院校无法学到、在本土生态中认识民间音乐的活知识。真是天公做媒、天公做美!
其时的知识群体无书可读，但自有传阅抄录的地下流通系统，且囚禁忌而趣味盎然。有此经历者常常谈及那一时期的阅读方式一一没有功利目的，因而也就没有范围限制、条框束缚的阅读，借到什么看什么，对什么感兴趣记什么。初始效果，略无章法，当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触类旁通、善于联想、无所滞碍的思维方式，而人文科学研究与写作的创造思维，就建立在破壁垒、逾科条、去屏障、跨学科、殊途同归的通达之基上。阅读范围限于业内，在深究元理论时，厚积才有的后劲，就会随着视野数量的累加渐趋消歇。事分两面，焉知非福!人们不经意于早年经历，只是当后及的事业调动出早年积累并在需求中转化为财富时，受惠人才能品到经历在研究立论中具有的建立于早期感性体认上的重要意义。就是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头、专业内的、专业外的训练，偏偏成了人文学科必备的养料。这种知识结构是他那一代人共有的特性。毋需说，他们叙述中的神来之思、神来之笔，大多得益于文史哲知识的背景和这份穷而后工的经历。
乔建中是1979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第一代研究生，在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恢复期立刻幸运地进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这是新老两代学者的交接期，历史把他们推到了时代前沿。当然，这又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因此他们也就成为最劳累的一代。今天，这批人大部分已经卸任退休，音乐学界似乎也应该评价他们的集体贡献了。
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大体相似：生于1949年前，饱受旧制度下兵连祸结、民生涂炭的贫困。新中国成立后，按部就班地进入中学、大学，接受过像马可等沐浴过传统文化的前代音乐学家的教育。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知识群落的苦难，成为集体记忆。然而干校下放，为人庸役，知道了稼穡之苦、谋衣之困、求知之艰。饱历忧虞与迷茫的成长史，一旦投入学术研究，明确人生目标，却能在长期压抑的抵掌中激发出巨大的精神能量。
他们中的每个人(张静蔚、王宁一、何昌林、冯洁轩、魏廷格、伍国栋、居其宏、吴文光、沈洽、杜亚雄、王安国等)，几乎都成为了一个研究领域中的精英，以超过前代的大量成果的问世，建立起一系列新的精神向度，构成对此前学术领域政治话语的消解。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新的发展趋势和学术焦点并困集体参与而掀浪兴潮，树之风声，著之话言。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对辖域成果，了如指掌，因而立言之旨，各有所借，执镜照物，切中要害，建立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态势和超拔力量。他们各处一方，分治一域，却不谋同辞，英见略同，形成聚而呈散，散而呈聚的格局。一事为的，聚而论之，甚至唇枪舌辩，不乏争论，却没有割断他们思想之间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叠影而不重复的共性和集体风貌。新时代允许他们放足四海，周览寰宇，因而比起前代学者更加胸襟开放，论域广泛。可以说：承百年新声而会乎当今之变，是他们集体风貌的精神概括。
以杨荫浏为代表的一代学者，披荆斩棘，昌明大义，禀新学、重实践、立大体，开创了中国音乐学的基本格局，世纪学风为主一变。以黄翔鹏为代表的一代学者，不复以通识为本，而更以专题为业，继往开来，把各个领域引向深入，学风又为之一变。但两代学人，时艰运蹇，人生中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与学术不相干的事务，这使后人阅读为数不多的著作时常常惋惜：如果可以拥有更多时间和心无旁骛的充沛精力，他们定会写出更加丰实、与其开创的学境相匹配的著作。相对而言，乔建中这代人成长期的经历与前代人并无不同，但其思想成熟期和学术成熟期却幸运地遇到了越来越宽松的社会环境。甘苦各半的经历，成就了他们。把积于幽厄、获于流俗的复杂感受，在不受干扰、畅所欲言的社会环境中恣意发挥，岂能不荣?前代学人，言未必尽非，意别有所曲。当代学人，言无隐衷，意无隐情，可以据事直书，存是去非，因而学风再为之一变。近30年来学术界最活跃的一大批中年学人，大多具有如此背景。无论后学如何评价其功过，我们都要说：历史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再给音乐
学界造就这样一批精英了。
二
民歌研究是中国音乐研究起步最早的领域，似乎也是最难突破，因而停滞不前的领域。早期的研究模式已难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一基础性学科的文化底蕴。80年代后，民族音乐学的引入成为学界大事，学者们走到了一个面对新选择还是依然走旧途的历史路口。洛马克斯把世界分为几大文化区的观念以及中国学者结合本土文化的地域特点对这一理念的充分发挥，为民歌研究起到了改天换地般的激活作用。“色彩区”成为接受西方新的学术理念并把方法和概念运用于本土研究第一个着“色”亮点，成为西方新学本土化的典型事例。乔建中是20世纪80年代最先接受民族音乐学理念与方法的学者之一，在这里，他找到了将民歌研究的笔力得以深触的着力点。在此领域，他一直坚持了下来。对这一视角的拓展，构成他连续不断地追寻，数十年锲而不舍，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已经远远逸出民歌研究范围的理念。“色彩区”以及音乐地理学的概念成为新时期以来深入人心的新的学术理念之一。
他在《音地关系探微》中，把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区域、方言音韵分布、旋律构成特点作为几项坐标，使考察民歌的角度切入到产生的文化环境中。作者实际上把研究对象看成是一种具有各种因素构成、经过历史积淀、体现于民歌中的区域文化表述方式。把地理划分视为解构方式，分解出中国人在表述文化空间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藏匿在这种词语中带有强烈农耕文化意识的一系列与音乐相关的文化观念。反映农业社会特定空间意识的观念，浸蕴在民间音乐的词语中：微至歌词，而至歌名，再至曲种、剧种、乐种的命名。虽然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此例一也。如他列举的古歌绝唱《敕勒川》，那种口述史中把“山、川、天、野、风、草、牛、羊，地貌特点，囊括一尽”的自然流露，已经把一个生活群落对周围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描述一览无余地概括其间了，其中的地方特色也就成为观察一个歌种的最佳角度。他对传统模式的挑战，就是不再把民歌仅仅当作艺术品种，而是引入历史分析、社会分析、语言分析和文化分析的综合方法，主旨突破了简单揭示研究对象的审美特征的范围，因而成为解读民歌与地域文化关系一系列可以脚踏实地的触点。
他绝不是那种将引进的新名词加进自家事例、以西方理论搅拌中国材料、避实务虚的学者。他对音乐本体老老实实、如解剖麻雀、逐首分析的功力集中反映在《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一书中。他对民歌作过大量分析，我阅读过他早年写的笔记，每首一篇，每篇千言，厚厚一摞千字文。这些当时完全不是为了出版(当然也未想过评职称)的笔记，成为日后写作《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的底本。作者托歌抒咏，长短不一，无话则短，有话则长。长长短短的介绍、评价、体味、议论，体现了一个研究农民文化的学者一心一意向农民心底靠拢的努力。此书配之以谱，配之以像，配之以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成为新型书写方式与出版体例的第一批著述。
他的采访足迹同研究范围一样：走西口、下四川、闯关东、进草原，山南海北，关西塞外。作为学者，他知道，离开亲历，就有在叙述上想痛却痛不下去的隔膜感。30年来，他先后到山东、湖南、广西、广东、甘肃、青海、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云南、贵州、福建、北京、天津、海南等省区的汉、蒙古、回、工、撒拉、东乡、保安、藏、苗、瑶、黎、壮、纳西、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仫佬、毛南、维吾尔诸民族聚居区作实地考察，成为从事田野调查最多的音乐学家之一。在黄土峁塬、阡陌田头的习习爽风、祁祁甘雨中思考的问题以及只有在这类采访环境中才能体认的真情实感，也就文于情生，情于文生。
密切关注当代音乐生活是他著述选题的最大特点之一。许多学者埋首旧籍，不事当代。而他则为当代发生的诸多事件：音乐会、出版物、会议事件，写下评论，记下感言。朋友们常责备他不该花这么多时间写序言、乐评，应集中精力写几本专著。对此善劝，他淡然一笑。遇到各地学者结集文集或曲选，他都会欣然为其作序。《我心中的“信天游”》、《朱仲禄和他(花儿一千首)序》、《(南音名曲选)序》、《(北疆木卡姆)序》等均属此体。由于从事的研究能使他运用专业学养指出这些著述在音乐学发展中的贡献之处以及作者的独特视角，由于职位逼迫他必须在第一时间迅速把握现实音乐生活对学术研究机构提出的应予立刻回应的种种问题，即使在没有拉开历史叙述所要求的时距下，依靠研究经验培养出的批评应变能力和把握叙述分寸的常例功底，在演述往事，借寓劝惩中，给予令人信服的评价，令读者“闻弦歌而知雅意”。它们辑录成《土地与歌》、《叹咏百年》、《国乐今说》三种文集。不难看出：他是有意为当代音乐生活和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录下一家之言，也是甘愿为人作序的另番别肠。
他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各个发展时期写下的回顾性文章，实际上是总结在20世纪中国音乐研究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国家研究机构的历史发展轨迹，这是他希望保持创始者杨荫浏等人开创的学术传统，不甘庸碌，崇尚先达，激励同仁的文章主旨。
他写的《民族乐队作品创作40年》、《四十年来小型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二胡艺术百年观》、《落潮也有好景观——1990～2000民族音乐创作简论》、《南音与“南音学”》、《现代琴学论纲》、《汉族传统音乐研究40年入》20世纪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实际上都成为网罗大纲、集诸家之善、使后人略知所归的门类小史。
从史学角度概括历史人物贡献的《中国新音乐的伟大先行者——萧友梅史学论文读后》、《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里程碑——杨荫浏先生百年诞辰祭》、《杨荫浏与“十番锣鼓”的一段旧缘》、《一寸千思——黄翔鹏先生逝世五周年感怀》、《百年安和》，则是对20世纪具有重大贡献的大师以及同伴们贤智操行的颂扬。
与概括音乐学家历史贡献的文章相应的是为香港龙音公司出版的传统音乐系列CD专集的系列评论：《为国乐存典、为大师六档(刘天华)》、《感天动地的生命绝唱(华彦钧)》、《一生的琴缘(管平湖)》、《高怀寄寸心，绝学传千古(吴景略)》、《琴中之禅、词中之仙、字中之米巅(蔡德允)》、《广陵未散、明珠不沉(刘少椿)》。拉动过20世纪传统音乐发展的大师们，始终未进入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范围，因领域分割，只能由传统音乐学界的过来人总结。作者在系统推广传统音乐和传述相关史事的同时，阐释了20世纪民乐大家旷世绝唱的历史贡献和在此领域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一组独树一帜“为国乐存典、为大师立档”的乐评(由此看到作者积累的音响资料库，那是不比任何一家图书馆少而且颇显识音人辨别筛选目力的收藏)。
如果说写作这类文章的初始，尚属单章独文，个案分立，那么形成组合，连成系列，就有了梳理2。世纪学术史的主旨和规模。从一个世纪学术史的宏观视角概括的门类史纲、人物评价、书品乐
评，因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历史的连贯与接绪，因而具有了颇显宏阔的史学意义。单独看，它们以杨论杨，以管论管，以文论文，以琴论琴。但串联一体，这些触点不一、旨归相一的长短组合，与聚焦一域的学术长论相比，便有视角分布、独而不散、多足鼎撑、共彰大义的整体意义。集腋成裘、聚叶成林的述史之法，大概也可称为标立新途的学术原创。作者埋藏心底、竟年不歇、兴酣落笔、叹咏百年的著述之愿，略可彰显深意了。
20世纪结束时，学术界都在总结经验，承恩除弊。世纪回眸，曲折万端，引来无数话题。这是一段需要总结却不易总结的历史。写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尚嫌仓促。一篇一篇文章、一个一个主题、一个一个领域、一个一个人物，累言积虑，本末兼察，从容总结，大概是渐近最后目标的方法之一。这就是上述三本“文备众体”结集的意义，许多篇目，述百年薪脉之绪，彰一代学术之功，不乏对传统音乐发展史某些带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他几乎于下意识中开始此项爬梳，而做的结果已经不再是下意识的行为了。一个计划一旦开始，就以一种几乎身不由己的力量推动运转，铺开的天地，也几乎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壮观。
三
1985～1988年他出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1988～2001年任所长，凡17年。职位迫使他改变专心治学的自我设计转向行政管理。虽然一个领导者尽心尽力于职责，但常常事与愿违，在沿袭着旧有管理体制的情况下，人们一时无法改变一些明知不合理却又无奈何的办事方式。作为身兼管理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人，时时体会到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有感于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转而埋头著书、独善其身的道理，这是非要把精力热情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而收效甚微、四处碰壁时才能体会的感受。身为学者因而具有理想化特征的管理者，往往在倾其全力不能解决按照学理层面应该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时，干脆把有限精力投入研究，而有些人硬是凭着一股热情，突破了许多当时看来几乎无法克服的难关，做到了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黄翔鹏的时代，正是全国上下为追赶逝去的时间奋起直追、意气风发的时代，而他主持工作的时代，恰遇经济大潮冲击每个社会角落的时代。晚辈们戏言：两任所长所处时代的最大差别就是：前任所长做事一呼百应；后任所长做事百呼而无一应。此是戏言也非戏言。但精神产生的能量，只是到了后人见到可以看得着、数得出的成果时，才信服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老说法。
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体现音乐研究所成果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他主持工作期间出版的学术著作有：《中国音乐年鉴》(十五卷，坚持出版的韧性比起创刊者的创意和勇气并不逊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十卷，20世纪古代音乐史积累资料最丰富的领域)、《音乐文化》(两卷)；《中国乐器图鉴》、《古琴珍粹》、《中国锣鼓》三本大型图册；《音乐学研究文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馆藏音响目录》、《旋律学研究文集》、《民间鼓吹乐——首届中国鼓吹乐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国乐典藏》(CD)等，并积极支持着在20多年间迅速在学术期刊中建立了核心地位的《中国音乐学》。
每出版一本书，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经费。每及为此四处奔波，都面临着焦头烂额的窘境。但他坚信“不能等到各种条件都具备了才去做事，科研经费少等不来。只能拉下脸来，到处化缘。”当年的辛酸是学术著作的出版日渐弛易、科研经费日渐丰腴的今天难以理解的。由于音乐研究所从事的事业，总能找到尊重这种劳动和理解的朋友。他们的慷慨捐助，使得研究事业得以度过一道道当时似乎已经难以为继的关卡。因此，广结善缘也就成了必为之事。
身处京都，位居要津，可交天下俊杰。一流的学者、一流的作曲家、一流的演奏家、一流的社会活动家，高朋盈席。他们都对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各抒高论，路宽言阔，见多识广。他与许多朋友建立了各种渠道的联系：台湾的许常惠、吕锤宽、郑德渊，香港的陈永华、曹本冶、刘靖之、费明仪、沈兴顺，英国的钟思第，美国的赵如兰、荣鸿曾、林萃青以及国内的数十位同行。其中，久与游者，不下数十年。友谊引导学者们走进文化交融的厅堂。大陆音乐学界近30年来与境外学者的交往，成为学术发展动力之一，对个人产生的学术启发和由此激发的学术互动，务实可观，蔚为韵事。
中国音乐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学术会议，活跃了学术论坛，为学者们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国际名琴名曲鉴赏会、全国第四届古琴打谱会、民族音乐学第九届年会、全国第一届民间鼓吹乐研讨会、《中国音乐年鉴》例会、《中国音乐学》读书会、香港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定位国际研讨会、纪念杨荫浏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北至哈尔滨、南及广州，近适固安、中之曲阜、远足香港、跨海台湾……一系列会议名称，就意味着一系列繁忙的筹备、筹款、筹措。
我与韩钟恩曾随乔建中三下曲阜，筹办由中国音乐研究所主办、于曲阜师大举行的“传统音乐学会第九届年会”。距师大百米之遥的孔府、孔庙、孔林，排出一派古老的辉煌，历代帝王的笔墨碑文使“三孔”汇聚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资源。当文化资源启动了旅游新观念时，迅速反应过来的曲阜人一下子意识到应该充分利用祖先这面扛了两千年的大旗，赚些比自己文化资源少得多、却起步早得多的地区已纷纷捞到的经济利益。旅游业的迅速发展，给学府中心的沉闷街面带来了不少体面，大鼻子的洋人、港台人以及各地朝圣者纷至沓来。这种意识使我们在讨价还价、谈论住宿、参观票费时，不像原来那样轻松了。如同一位颜姓出租司机自称“颜回”后代而使我们这些书生付费时不好意思再砍价一样(当时当地出租车还未打表)，与孔门后代谈价，绝不比读《论语》轻松。
余语：正如人类学家喜欢比拟的那样，当古人在烧制的陶器上开始描画上中原式的花纹时，文化便从泥土中破土而出了。当代精英用“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的概念应和“五色土”的古老意象，建构出一套套解释地方文化的模糊框架和文化浅描，实际上都朦朦胧胧地触到了这个命题：离开家园，谁都会像那个力大无比却须臾不能离开土地的希腊大神一样，被轻而易举地杀死。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得老老实实，脚踏实地。这块实地，非乡土莫属!中国学术界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建立一套吸纳新风却立足本土的文化学说，实现这一理想，就得老老实实从乡土中一点点清理未经现代学理阐释的古老文化意象的根茎脉须。
关注历史的人始终希望寻找支配着一位学者何以走上这条道路的根由，何以把研究视角长期关注某一领域，似乎冥冥之中引导他非如此不可的根由。我们从乔建中的践屨著述中渐渐品味到那个逐步稳定的学术落点：从土地中辨认民歌，从民歌中辨认土地。张振涛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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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 篇12
一、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现状
(一) 土地流转现状。
到现在, 全市共有土地流转面积35.9万亩, 占到承包到户面积的5.7%。其中, 2009年新发展流转面积5万亩。流转出土地农户数3.4019万户, 占到家庭承包经营农户的5.2%。其中, 2009年新流转出土地农户数1.5154万户。流转方式以转包为主, 转包面积占到流转总面积的60%以上, 转让、互换、出租、股份合作等其他方式为辅。流转去向以转入农户为主, 占到流转总面积的86.3%以上, 转入合作社、企业等其他主体为辅。
(二) 规模经营现状。
到现在, 全市共有10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面积16.237万亩。按经营主体分类: (1) 由专业大户经营面积14.619万亩, 占到规模经营面积的90.0%; (2) 由合作社经营面积1.138万亩, 占到规模经营面积的7.0%; (3) 由企业经营面积0.43万亩, 占到规模经营面积的2.6%; (4) 由城镇居民经营面积0.05万亩, 仅占规模经营面积的0.3%。按规模经营面积分类: (1) 100亩至300亩的有13.981万亩, 占到规模经营面积的86.1%; (2) 300亩至500亩的有0.64万亩, 占到规模经营面积的3.9%; (3) 500亩至1000亩的有0.676万亩, 占到规模经营面积的4.2%; (4) 1000亩以上的有0.96万亩, 占到规模经营面积的5.9%。100亩以上规模经营者共有1235个, 其中 (1) 专业大户有1185个, 占规模经营者总数的96%; (2) 合作社有46个, 占规模经营者总数的3.7%; (3) 企业有2个, 占规模经营者总数的0.15%; (4) 城镇居民有2个, 占规模经营者总数的0.15%。
二、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特点
(一) 土地流转的进程加快。
伴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开始, 土地流转就已经发生。由于政策的制约、观念的局限, 流转规模并不大。实行二轮延包之后, 特别是近几年土地流转的进程明显加快。查阅忻州市报表:2002年的流转面积是23.01万亩, 2003年是16.00万亩, 2004年是11.39万亩, 2005年是12.89万亩, 2006年是13.64万亩, 2007年是14.32万亩, 2008年是21.14万亩, 2009年是26.03万亩, 现在统计结果为35.90万亩。有统计数据以来, 以2004年最低, 以后逐年增加。现在的流转面积是2004年3.15倍, 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1.1%。
(二) 土地流转的范围不断拓宽。
当前土地流转由原来单一的承包地扩展到了承包地、果园、“四荒地”等, 土地的使用权由原来在同村农户间流转扩展到外村、外乡、外县、外省, 转入土地的经营者由原来单一的农民扩展到农民、合作社、企业、城镇居民、社会团体等其他组织和个人。
(三) 土地流转的形式多样。土地流转的形式主要有转包、转让、互换、出租、股份合作等。
(四) 农户之间短期私下流转的多, 通过组织有规模流转的少。
以2010年一季度报表为例:签订流转合同的面积为6.66万亩, 仅占流转总面积30.93万亩的21.5%。如果时间往前推, 时间越早, 签订流转合同的比例越小。大多数还是村民之间私下流转、口头协议、一年或几年结算一次。
(五) 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明显。
全市14个县市区土地流转面积占“四到户”面积的比例平均数为5.7%, 最高的静乐县、神池县分别达到18.0%、16.1%, 而较少的忻府区、宁武县分别只有0.65%、0.37%。
(六) 规模经营以农民专业大户为主。
农民专业大户占到规模经营面积的90.0%, 占规模经营者总数的96%。合作社、企业、城镇居民等其他团体和个人所占比例很小。
(七) 规模经营的区域差异很大。
全市有5个县还没有10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其他9个县的规模经营面积占土地流转面积的比例悬殊, 较高的神池县、偏关县、五寨县、定襄县分别达到91%、68%、58%、50%。神池县、偏关县、五寨县相对人均耕地较多, 分别为7.2亩、5.2亩、6.1亩, 户均耕地分别为26.1亩、19.0亩、21.1亩,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易形成10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 这三个县10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专业大户占到全市大户的93.5%。定襄县是全市农村经济最发达、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县, 该县二、三产业比较发达, 劳动力转移速度在全市名列第一, 具备了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的基础和条件, 自然而然, 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走在全市前列。
(八) 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相对其他地区还很落后。
由于忻州市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自然条件差, 人均收入水平比全国、全省低很多, 所以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与其他地区相比还很落后。
三、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障碍
目前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比较缓慢, 主要制约因素有以下方面:
(一) 农户地权意识比较强。
目前大部分农户对承包地仍有强烈信赖和眷恋, 拥有和经营承包地就等于拥有了一切。由于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生活方式等原因, 承包地仍然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 他们很少考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
(二) 缺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户。
目前, 商业资本对农业有所渗透, 但并不大, 农业龙头企业不发达, 农村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经济能人不多, 社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需要还比较有限。因此, 尽管现在农村有许多农户想出租、转包自己撂荒的、不想耕种的承包地经营权, 但因需求缺乏而流转不出去, 尤其在欠发达、交通不便利的地区。如岢岚县就有许多想转出的土地不能流转出去, 宁武县交通不便、土壤差的土地即使无偿出让, 也很少有人问津。
(三) 农村土地流转供求信息渠道少。
一方面, 有哪些农户需要出租、转包承包地经营权, 并以怎样的条件出租、转包哪些地块, 等等, 受让方不得而知;另一方面, 承包地的受让方是谁, 他们以怎样的条件、方式希望获得怎样的承包地地块, 等等, 农户无从知晓。这样, 就限制了承包地经营权的有效流转。
(四) 缺乏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力组织者。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一般由需方向农户或农民集体组织提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需求, 再由农户或农民集体组织干部 (村委) 集合相关地块农户商议, 由农户代表或村委与需方进行农村土地流转条件谈判, 签订出租或转包合同, 然后组织村民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实是大部分农村因缺乏得力的村干部或经济能人, 有农村土地流转需求而无农村土地流转组织,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难以流转。
四、建立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机制
要解决好“有地不种, 想种没地”的问题, 关键是建立起促进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有效机制, 使农户、农民集体组织、农村经济能人、农业龙头企业等积极参与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来, 更好地开发利用农村土地资源, 发展规模经营。
(一)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
第一, 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发包方的责任。第二, 强化乡 (镇) 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管理职能。乡 (镇) 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承担接受农村土地流转报告、指导签订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保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及有关文件、文本、资料等归档, 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生争议或者纠纷等职责。第三、依照今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在县、市、区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仲裁工作, 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驾护航。
(二) 成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
由乡 (镇) 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与农村土地发包方共同组建乡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心, 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户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签订指导, 提供土地流转供求信息、流转土地经营情况、公证及合法维权服务等, 为农民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提供便利, 减少农户土地流转顾虑和流转手续, 降低土地流转成本。忻州市可以依托各乡镇“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成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服务) 中心”, 应用土地流转服务软件, 搞好土地流转服务工作。
(三) 建立和实施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