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控制（精选9篇）
战争控制 篇1
《管子》是军事历史上战国诸子中的重要著作, 相传由中国战国时期稷下学派的人编辑而成, 假托管仲所著, 总结了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历史经验。它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 其中的战争控制思想对于指导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战争控制是战争指导者对战争的发生、发展、规模、强度及后果等有意识地加以限制和约束的行为。
一、“慎谋保国”, 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作为战争控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国家利益是确定战略指导的根本依据, 战争控制要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利益。国家的根本利益一般通过国家政治和对外政策体现出来。战争是政治的工具, 战争服从政治需要, 这既是对战争的总体控制, 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具体表现。
《管子》对战争控制问题的视角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管子》认为, 军队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关键, 不能废除。《管子》说:君之所以卑尊, 国之所以安危者, 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兵者, 外以诛暴, 内以禁邪。故兵者, 尊王安国之经也, 不可废也。《参患》它表明, 决定君主尊卑、国家安危的因素中, 强大的军事力量最为关键, 君卑国危是由于军事力量弱小的缘故。《管子》对军队的职能“外以诛暴, 内以禁邪”的定义在先秦的军事著作中是很少见得, 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指出了军队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 《管子》认为战争要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其在论述战争的危害性的同时, 提出了“慎谋保国”的基本观点。《管子》说, 夫兵事者, 诡物也。不时而胜, 不义而得, 未为福也。失谋而攻, 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兵法篇》这句话是说, 战争是变幻莫测的, 进行战争是一种冒险的行动, “不义”、“不理”、“不时”的战争尽管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和经济上的利益, 但并不意味着就是好事。我们可以把《管子》的作者对于战争控制的观点概括为:首先强调“慎谋”, 在慎谋的基础上重战, 归宿是保国。《管子》这种慎战思想, 在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为使国家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 要尽可能把诉诸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目前, 我国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 尽管周边的态势不甚稳定,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是处于战争准备时期, 因此, 我们要珍惜时代赋予我们的有利条件, 抓紧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从而担负起对内对外的历史使命。
二、“国富者兵强”,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利于战争控制的条件和形势
任何战争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利益引起的, 而一定社会的经济力量又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对战争的胜负具有重大的影响。要实现战争控制, 不能仅凭主观愿望, 必须具备成熟的条件和有利的形势。因此, 平时要进行充分的准备, 积累进行战争控制的实力, 遏制战争的爆发。《管子》把物质财富是否充裕看作是战争胜负的根本条件。认为发展生产是富国强兵的根本途径, 只有生产发展了, 才能粮多财厚, 国用充足, 军队才能强大, 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否则, “国贫用不足, 则兵弱士不厉;兵弱士不厉, 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 则国不安也”。 (《七法》篇) 《管子》把农业生产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由于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 形成了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而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作者在《治国篇》中集中表述了这一思想:“国富多粟生于农”, “国富者兵强, 兵强者战胜, 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 强兵, 广地, 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未作, 止奇巧而利农事”。就是说, 国富才能兵强, 兵强才能战胜, 战胜才能地广。而国富、兵强、战胜、地广“必生于粟”, “多粟生于农”。所以, “家事”是“众民、强兵、广地、富国的基础。进行战争不仅依赖生产的发展, 经济的巩固, 国家集中控制命脉也是一个重要条件。《管子》不但认识到战争胜负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条件, 而且朦胧地猜测到消除战争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纵观近代中国,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因此, 《管子》强调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利于战争控制的条件和形势对于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兵未出, 计先行”, 灵活运用多种方式, 实施整体控制战争是交战双方展开的综合较量
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外交、地理、文化、心理等因素对战争都有着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很难单纯从军事角度对战争实施有效的控制。成功的战争控制都是运用多种方式整体作用的结果。要充分发挥多种方式对战争的影响和牵制作用, 尽量增大已方对战争的控制力和敌方进行战争的阻力, 实现对战争的整体控制。《管子》重视谋略在战争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认为“立于谋, 故能实, 不可侵也”。军队能“小征而大匡”, 根本的道理就在于“计先定于内”, 先胜而后求战, 也就是在战前运用谋略实施战争控制。计数就是在对敌我双方客观全面分析、比较、计划谋算的基础上形成的战争指导计划的作战原理, 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也是比“计”更深层的概念。因此, 《管子》把“计数”摆在“为兵”的七个基本原则的位置上加以阐发, 认为“举事必成, 不知计数不可”。 (《七律篇》) “不明于计数, 而欲举大事, 犹无舟楫而欲经乎水险也”。 (《七律篇》) 就是说, 不懂得运用计谋对战争实行有效控制, 就好像没有船桨而想渡过急流险滩一样危险。在战时, 要争取主动, 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 为实施战争控制赢得足够的活动余地, 使战争控制具有坚实可靠的基础。同时, 还要派间谍深入敌国“深察其谋”, “使图其计”。在充分掌握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 对战争进行控制, 使敌人无隙可乘, 兵未出便稳操胜券, 然后兴兵打仗, 就可以实现“十战十胜百战百胜”的军事目的。从《管子》的计谋思想中我们可以领悟出战争控制艺术, 战争中要围绕国家利益, 对战争目的、战争力量、战场空间、战争手段、战争节奏等进行整体控制, 使国家的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等相互协调和兼顾。
不是战争的战争 篇2
“本来，在今年(一九四0)春天，人们已开始谈到愚蠢的背叛了，但是，在这不久之前的冬天，法国人却得意地宣布道：‘什么，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感觉到战争！’当巴黎有半个月光景买不到咖啡的时候，巴黎人就大为生气了：‘全是那些波兰人惹来的。’无线电广播员用金世界各种言语播送着巴黎餐馆的菜单。那菜单诚然诱惑人，但即使是最精美的炸雉鸡，也无法抗拒一只坦克的攻击。乐天主义的巴黎人，都不愿意想到这些：他们唱着希佛莱《巴黎将永远是巴黎》，十年前维也纳也有这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名叫《维也纳总是维也纳》……”
一九三九年法国的宣战没有伴随着什么军事行动。巴黎等待着空袭、进攻或退却，但是前线却十分平静。短视的英法政客出卖了捷克，张伯伦和达拉第利用善良而粗心的百姓们的“和平”愿望，同希特勒签订了可耻的慕尼黑协定。当纳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踏蹄波兰时，战争已经爆发了。但这是“奇怪的”战争。战火竟然没有烧到西欧——政客期待把战火引向东方，引向那“万恶”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巢”。报纸上说，前线的士兵寂寞得要死。给他们送去了各种各样的玩意儿——玩具(！)，侦探小说(！！)，烈性饮料(！！！)以及写着法国某个地名的绸手绢。报纸评论员漫不经心地大言不惭：“我们会胜利，因为我们更强大。”——于是这变成了口号，涂在巴黎街市的墙壁上，口号旁边则是家用电器和开胃酒的广告。无线电广播每天都在报道盟国把纳粹多少吨货物沉入海底，但是关于波兰的灭亡则只字不提。那时的法国人微笑着说：“奇怪的战争”。那时的英国人也苦笑着说：“Phony War”——那时译作“虚假的战争”，“不像真的战争”。或者就是爱伦堡笔下的“不是战争的战争”。法国人很少去考虑击沉的船只，他们也不想看地图，更不愿考虑“东方”的布尔什维克，自然不去考虑未来的胜利——巴黎人，那时的巴黎人，五十年前的巴黎人心里只想着：活着就得像活着的样子。于是巴黎的公寓窗户玻璃上贴了一条条的薄纸条，有的女主人还剪了一些奇妙的图案——纸条和图案都为了使窗户玻璃受到炸弹冲击波时不至于四散伤人。几乎每天夜里都要举行防空演习，可怜的守门人不知根据上面谁的命令，给防空洞里的地上洒水。女人们个个穿着雅致的外套，涂着胭脂口红；携带着防毒面具的妓女在街角等候顾客。“巴黎永远是巴黎”，人们哼着小调。还在不久以前，“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突然间这个词从所有的演说中和报纸上消失了——法西斯主义却没有消失。谁都明白，法西斯正在准备新的进攻。大战爆发那一年(一九三九)的冬天，是欧洲最寒冷的冬天。苏芬战争正在进行。法国的政客们要求派远征军去援助芬兰。法国的将军们诚心诚意相信马奇诺防线。法国的部长们作出了使人感到战争的“刺激”，创造性地发明了无面包日，无牛肉日，无香肠日。不是战争的战争，奇怪的战争，非真实的战争。人们在波兰，在芬兰，在挪威死去。纳粹占领了挪威，“苍蝇征服了捕蝇纸”。——后来作家史坦贝克这样说。船只不断被击沉，人们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死去。巴黎夜间空袭警报器嘶叫着。“但所有这些既不像战争，又不像和平。可怕的滑稽戏在继续着。法国在排练投降。”——爱伦堡这样说。以上这些情景，我部分采自爱伦堡三十年前写的《人·岁月·生活》，这几乎是五十年前写的《不是战争的战争》的续篇——也许只是反思，而不是续篇。爱伦堡五十年前写《不是战争的战争》带着激情，但是三十年前他写《人·岁月·生活》时，激情没有了，只有剩下了愤懑和冷酷的思考……
五十年前我经历着战争——我在被称为“白区”的“大后方”经历着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在这半壁河山，既不像战争，也不像和平。爱伦堡给《消息报》写的政论或报告文学使我着了迷。我把我所能收集到的爱伦堡几篇报告文学译文辑成一个小册子，取名《不是战争的战争》，副标题为《巴黎陷落前后》，由重庆建华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初版发行，印五千册。
《不是战争的战争》是一本仅仅六十二页的小册子，分上下两部。上部共收政论或报告五篇，即：
不是战争的战争
定命的一月
巴黎陷落前后
没有国家的人民
巴黎陷落后一个月
下篇只收两文：《从巴黎到莫斯科》和《从基辅想到巴黎》。译者为雪尘和葆荃——雪尘即张企程，葆荃就是戈宝权，都是武汉(重庆)时期新华日报记者，我编辑此书时，他们都已离开祖国，张随胡愈老(愈之)去了新加坡，戈则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和其他文化人一道撤退到香港。因为都不在国内，所以未能征得他们的同意，他们也许从未见过这部小册子。我写的《后记》云：
“右报告文学七篇，苏联I.爱伦堡作，与莫洛亚的《法兰西的悲剧》，西蒙士的《我控诉》，均为描写法国失败(一九四0)的不朽作。
“作者爱伦堡已无需在此介绍。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写的一些报告，已被传诵一时。他以《消息报》记者的资格，写了这些有关法国屈服的报告后，正在埋头著作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第一卷甫出版，德军就侵入苏维埃的国土，爱伦堡又驰赴前线写了许多短文。
“这里所收，大抵系叙述巴黎沦陷前后的景色与见闻，因取今名。巴黎陷落到今天，虽已一年又六个月，但这里所描写的一切，在我们今日看来，还历历如在目前。对于古国的人们，这七篇东西是值得一再诵读的。
“而雪尘，葆荃诸先生(雪尘兄在星洲，葆荃先生在港，祝他们康健！)的这七篇翻译，在不同时期内分别散见各处，能够看见的人怕不很多，淹没了自然可惜，因此搜集起来，其中几篇还对照英文略为修改了三两处，在一个周刊上连载了两个月。现在既有人能出版单行本，便又从新翻看一次，改正几个错字，编完次序，让它能传得更远。
“是为记。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深夜”
遗憾的是此刻我手中没有这部小册子——以上这些是从我若干年前的笔记本中抄下来的。实际上在小册子出版后几个月，我在战地的住处被二十七架日本飞机滥炸，所有书物都成了灰烬，从这以后，我手中就再也没有这部小书了。这七篇文章是作家爱伦堡在现场写下的，充满了激情；后来他在那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四卷中带着稍稍忧郁的反思，记录了巴黎陷落的场景。他写道：
“……德国人突破了色当附近的法国防线，进入了法国境内。巴黎城内出现了一群群哭丧着脸的惊魂未定的比利时难民，他们携带着细软行李从街头走过。
“事态的发展异常迅速。荷兰投降了。德国人占领了布鲁塞尔。公共汽车不见了，据说它们全部被征用，以便将马奇诺防线的军队调往北部。人们正在文新森林挖战壕。富人居住区像一九一四年一样，变得冷冷清清。那些管理城市交通的警察也背上了步枪。我看见了弹痕累累的比利时汽车。……”
一九四0年六月三日，德国飞机对巴黎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巴黎人开始逃难了。高射炮火彻夜响个不停。战报混乱不堪。无线电在继续广播有关被击沉的德国运输舰只的消息。大家都在说，德国人打近了。六月九日这一天，许多商店、咖啡馆、饭馆都挂出了“暂停营业”的牌子。共和国总统接见了赖伐尔。巴黎人说：“买了汽车，可是没有汽油。如果能有一匹马该多好！……”德国人在广播里说，他们已经占领了卢昂，巴黎的攻克指日可待。各个车站上全挤满了人。有的人甚至骑着自行车逃难。报纸上登载着开始审讯三十三个共产党人的消息。六月十日，法西斯意大利向法国宣战。六月十一日，到处在传说似乎苏联已向德国宣战，人们立刻振奋起来。几个小时以后，又来了辟谣的消息。巴黎人在步行逃难。一个老人吃力地推着一辆小车，车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和一只绝望地吠叫着的老狮子狗，还堆着几只枕头。“洛东达”对面矗立着出自罗丹之手的巴尔扎克雕像；疯狂的巴尔扎克仿佛要从基座上跳下来似的。科坦登街拐角上的一个小店铺的主人抛下自己的店铺，甚至连门也没有上锁，香蕉、罐头扔了一地。人们已经不是在离开，而是在逃跑了。六月十一日《巴黎晚报》头版上是一幅很大的照片：一个老妇人在塞纳河里给一只狗洗澡，下面有一行大字：“巴黎永远是巴黎。”六月十三日，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不是巴黎，这是邦贝。
所有这些断章残句都是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摘出来的，可那部书是在巴黎受难后二十年才写成的。它没有陈旧。不，它永远吸引人。我经历过广州在“不是战争的战争”中的撤退(一九三八年十月)，深夜，马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箱子，行军床，机器，零散地扔在路当中；黑暗的小巷里几个醉汉在猜拳。我也经历过更加可耻的湘桂大撤退(一九四四年)，那也是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争”，从桂林到贵阳的铁路和公路上到处是逃难的人，夹杂着伤兵……爱伦堡所写的一切，“历历如在目前”。恐怕这就是我在五十年前辑印这部小册子的动力罢。
战后，作家爱伦堡回顾往事，不无感叹地写道：
“一九四○年六月的巴黎仍旧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一个死城，它的美使我为之绝望；再也看不见汽车、繁忙的交易和熙熙攘攘的行人来遮挡那一幢幢的高楼大厦了——这是被扒掉了衣服的躯体，也可以说是一副有街道作为关节的骨骼架子。巴黎，这个在许多世纪里建设起来的城市，这个不是由某位建筑师的构思，也不是由某个时代的趣味，而是由世代的更迭和民族性格所形成的城市，颇像一座鸟兽均已离去的石林。偶尔遇见的人也都是些畸形的人：驼子、缺腿或缺手的残废者。在工人区里，年迈的老妇人坐在凳子上编织着什么；她们那细长的手指中间夹着长长的织针。
“德国人感到诧异：他们想像中的‘新的巴比伦’不是眼前这个样子。他们在那少数开门营业的饭馆里大吃大喝，并且争先恐后地在圣母院或艾菲尔铁塔前面互相拍照。”
人民受难的情景各不相同，但是回顾往事引起的愤懑却是一样的：在我眼前浮现的不是巴黎，而是广州、武汉、长沙、桂林
小册子《不是战争的战争》封面署：反侵略文库第一集，反侵略通讯周刊社编。书前载有《反侵略文库刊行缘起》，这应当是我写的，因为这个周刊是我办的；但行文又不太像我。这不去管它，从现在剩下的这篇《缘起》，可以看出我们那时的情怀：
“我们没有大的希望，亦不抱着任何野心，在这伟大的时代，尽我们浅薄的能力，编写几本小书，出一个小小的文库，只要它不合毒素，并且不至成为骗人的东西，尚值一读，那我们便心满意足了。
“本文库的内容，并无一定，亦不想拟定什么计划，预告什么书目。在我们发觉有可以写，可以编或可以译的材料时，我们便动手工作；至于范围，则异常广泛，不论属于什么部门，凡是有助于读者认识现实的东西，无不收容。但长篇大论，则非我们能力所及，那只好等待学者先生们去做，我们是没有胆量大干的。
我们的作风：不喊苦，不说忙，不夸张。
我们的志愿：‘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至于文库之名‘反侵略’，并非学时髦，因为我们都是负责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实际工作者。名副其实，不敢掠美他人。
最后，希望读者先生们给我们伸出友谊的手！
编者
三十一(一九四二)，二，二十五，陪都”
这里提到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是三十年代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比之“人民战线”更广泛，“左”倾味道更少些。它有两个领导人：一个是英国薛西尔爵士(Lrd Coecil)，一个是法国皮埃尔·戈特将军(Gen.Pierre Cote)——后者在一九四0年法国危急时被政府派去莫斯科求援。这个“运动”当时是一种积极的和平运动，它曾在一九三八年召唤了各国最广泛的人群，勇猛地反对法西斯飞机对平民的滥炸(最初是意德对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后来是日本对中国)。它有一个动人的会徽，即在世界的平面地图上左边写IPC，右边写RUP——这是这个“运动”的英文和法文名称简写(英文即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法文为Rassemblement pour la paǐx直译应当是“国际和平运动”。)一九三八年初这个运动的中国分会成立于武汉，那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有识之士巧妙地把“运动”的名称由“和平”改为“反侵略”，这种译法可能得到国际理事会的同意。毛泽东在延安特地为它的成立题了字。蔡元培在香港也特地为它写了会歌，调寄《满江红》，是可以唱的(抗日战争初期《满江红》一曲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流行一时)，歌云：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
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
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
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
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
独立宁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
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浅析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 篇3
一、战争起因的比较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都涉及到国内南北双方的战争, 但都不是单纯的内战。这两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不同的, 朝鲜战争起源于内战, 而越南战争则根源于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朝鲜南北分裂成了两个制度不同的国家。1948年8月15日, 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 以汉城为首都, 李承晚为总统。同年9月9日, 北朝鲜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以平壤为首都, 金日成为首相。南北朝鲜分裂,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军和苏军在朝鲜以北纬38°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结果, 是雅尔塔体系的结果。
近年来苏联档案中新发现的证据证实,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是朝鲜对韩国首先发动的攻击, 是金日成企图依靠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反映。证明了朝鲜战争是由内战引起的。
1945年9月2日, 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50万人庆祝大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 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是法国拒绝承认越南独立, 并根据雅尔塔体系中的波茨坦会议的决定, 于9月23日随英军开进占领了西贡。越南人民奋起反抗, 南方抗法斗争开始。1946年12月19日, 法国在军队部署就绪后, 对河内发起了全面攻击, 越南人民抗法战争随之全面展开。
1954年7月21日, 在日内瓦会议中, 包括法国在内的各与会国达成协议, 签订在印支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保证尊重印支三国的独立、主权和内政不受干涉。但是美国并没有在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 并在1955年10月组织了南越的“公民投票”, 成立起所谓“南越共和国”, 由自美国返越的吴庭艳任“总统”兼“总理”。此后一个时期, 正式形成了南、北越对峙的局面。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 处心积虑地要取代法国在印支的地位, 从而使印支三国人民在战胜法国殖民者之后又面临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侵略威胁。因此, 越南战争的起因是源自于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是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延续。但是, 尽管两次战争爆发的根源不同, 却都引起了国外势力的积极干涉, 最终都演变为国际战争。
二、战争进程的比较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都并非是在短时期内结束的战争。朝鲜战争历时3年多, 越南战争历时12年之久。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 两场战争各自的特点也就逐渐地显现出来。因此对战争进程的三个主要方面———战争规模、战略战术、战争的结果做出具体的比较, 可以使我们从宏观上更为完整地把握两场战争的涉及范围, 从微观上更为清楚地了解每一场战争的独特之处。
1. 战争规模的比较。
朝鲜战争的战争规模比越南战争更宏大。在1950年7月7日, 安理会做出决议, 由各会员国派遣军队组建“联合国军”, 由16个国家组成。另一方面, 苏联和中国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朝鲜战争直接牵涉了联合国与多个国家, 由内战演变为一场国际战争。相比之下, 美国在越战中的孤立与朝鲜战争中盟国积极支持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伯特·F·肯尼迪在1968年抨击美国的越南政策时说:“我国最老、最强的那些盟国撤回到自己的海岸, 只剩下我们独自在全亚洲充当警察。”[1]同时, 中国和苏联也只是给予越南经济上、军备上和舆论上的支持, 没有发生两国军队大规模直接参战的情况。
2. 战略战术的比较。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在战略战术上的区别十分明显。朝鲜半岛平坦狭长的地形与越南丛林茂密的地貌决定了朝鲜战争以阵地战为主, 越南战争以游击战为主。朝鲜战争从内战爆发到战争结束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 交战双方都有着坚固的战线和工事, 频繁发生大规模的战役, 几乎每一次战役的伤亡总人数都在万人以上。越南战争中, 不论是“特种战争”时期还是“局部战争”时期, 几乎未曾有过一次重大的战役, 也不存在连绵对峙的战线, 更没有两场战役之间的间隙时间;而是没头没尾、无休无止、日日夜夜地进行着围剿和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是有史以来最复杂、回到了原始状态的斗争, 是一场人与人之间互相对抗, 用诡计和持久力制胜的战争。”
3、战争结果的比较。
朝鲜战争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与越南战争相差无几。1953年7月, 恢复到战前以三八线为界状态下的停战协定的签署为朝鲜战争划上了一个句号。从长远的观点看, 其结果是在朝鲜半岛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局面:南北分治。美国事实上主导了冷战时期围绕朝鲜半岛的南方三角的建立, 并在客观上维持了以半岛南北分裂为基础的东北亚战略均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 国际局势已经逐步步入冷战时期的第一次缓和。到了60年代末, 美国寻求在越南实现“光荣的和平”。对尼克松来说, 美国海外政治的当务之急, 就是结束侵越战争, 把美军撤出越南南方。尼克松曾表示:“我可不愿落得个约翰逊那样的下场, 躲在白宫里, 怕到街上去见人。我要结束这场战争。”[2]但是, 北越坚持要实现在共产党统治下重新统一越南的目标。在美军撤出后, 南越政权迅速崩溃, 1976年7月越南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越南战争至此彻底画上了句号。
三、战争影响的比较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具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但两场战争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朝韩对峙与越南统一的格局。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战后三国所走的不同道路。
今天的韩国在朝韩对峙中不但拥有强大的军力, 而且保持了绝对的经济优势, 这与美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到2000年为止, 韩国拥有现役正规军67.2万, 准军事部队0.45万, 预备役450万, 这支部队无论在防御能力还是合成作战能力上都有极大的增强。另一方面, 从1950年“马歇尔计划”登陆朝鲜半岛至今, 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通过种种方式对韩国的经济予以扶持。韩国也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发展自身利益, 在军事实力不断加强的同时经济力量也在持续增长,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朝韩对峙的格局使朝鲜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安全警惕, 但朝鲜只注重发展军事而忽略了经济。自朝鲜战争结束后至今, 朝鲜一直处于半闭关锁国的状态, 国内经济发展缓慢。50年中, 朝鲜的军费开支在其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高达20%—30%。目前, 朝鲜拥有现役正规军105.5万, 准军事部队18.9万, 预备役470万。在面积仅有2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上, 朝韩双方部署了175万正规部队, 其中70%部署在军事分界线两侧的前沿阵地上, 再加上3.7万驻韩美军的存在, 朝鲜半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兵力部署最为集中也最为密集的地区。正是这种严重的军事对峙, 使得朝韩双方都视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 彼此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也就油然而生。
越南在赶走美军之后, 走上了一条与朝鲜截然不同的道路, 由受人侵略变成了对外侵略扩张。越南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 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梦想统治老挝、柬埔寨, 并于1978年12月25日出动大军进攻柬埔寨。但在柬埔寨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 越南被迫于1989年9月从柬埔寨撤军。越南企图建立地区霸权, 这是典型的强权政治。撤军后的越南将注意力投入到国内经济建设上,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其经济增长率多年保持在8%以上, 农业发展更为显著, 到1998年已成为世界第三粮食出口国。但直到现在, 越中、越柬边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越南仍然没有放弃建立地区霸权的梦想。而越南战争这段历史, 也使美国势力再度打入印度支那困难重重。
四、结论
全面比较两次战争, 可以发现对国际局势的考虑和战争爆发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因此选择恰当的时机发动战争, 并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力量对比变化, 才能尽可能争取到战争的胜利, 最大化实现战争可能带来的利益。从比较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美国在两场战争中积极参战、不断将战争升级的做法收到了完全不同的效果。无论在海外战略态势、国际地位、参战目标还是与盟国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还可以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 而在越南战争中则彻底的失败了。美国过分相信自身的军事实力, 无视国际格局中自身越来越孤立的地位, 也忽视了国际力量对比中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力量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 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在国际问题中走“单边路线”来维护国家利益, 在选择使用何种手段最大化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上犯下了根本性错误, 把发动、扩大战争当成了唯一的手段, 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摘要：通过比较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各个具体方面, 展现两次战争各自的特点;通过比较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结果, 结合三国的现状, 展现两次战争的结果对三国战后道路的深远影响,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及美国的海外政策和军事干预对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国际背景,战略战术,霸权主义,区域安全
参考文献
[1]戴安娜·拉维奇.美国读本[M].林本椿,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5, 下册:806.
从兼并战争到统一战争 篇4
[关键词]高中历史 战国时期 兼并 统一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220097
现行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一）“从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一目中有如此叙述：“一些诸侯国……力图通过兼并战争来统一天下。”“兼并”是指把别的国家的领土并入自己的国家，可以是相互的行为。“统一”则是部分联为整体，可理解为一个占主体的力量来推行的行为。战国时期的战争为一个从兼并到统一的过程。
一、战国初期晋国统一机遇的丧失
战国时期，如果从公元前475年算起，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是东周衰微，诸侯攻伐。较大的诸侯国有秦、晋、齐、楚、燕，较小的有鲁、郑、宋、卫等。秦、晋、齐、楚在春秋时期曾当过霸主，其中晋国实力最为强大。
战国时期的最显著特点是战争多，规模大，群龙无首，交互攻伐。攻伐的目的是削弱对方，壮大自己，进而以自我为中心统一天下。可以说，分裂中潜伏着统一的因素。“天下莫强焉”的晋国，居各国之中，处四达之地，如果内部稳固，并力向外，而且策略正确，具有统一天下的潜力和可能性。可是晋国内斗严重，既有君主与大臣之间的内斗，又有大臣之间的内斗。内斗的结果是君主大权旁落，十来家大臣互相杀戮，最后只剩下韩、赵、魏三家。因而，晋国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机遇。
二、战国中期七强对峙下的兼并战争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形成七强争雄局面，从此进入战国中期。这个时期较短，具有过渡性。
此时，七强之中，地处崤山、函谷关以西的秦国，相对安定，发展也相对滞后，而东方六国则纷争不断，相互牵制，相互削弱，无暇西顾。魏国继承了晋国较为丰厚的一份遗产，怀着统一天下的宏图，较先崭露头角，四面出击，也四面受敌，遇到挫折而困顿下来。其余五国的势力互有消长，难以形成明显优势，除了夺取对手部分土地，谁也吞并不了谁，更谈不上统一天下。
三、战国后期秦国优势下的统一战争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从此，历史进入战国后期。这一时期较长，许多政治的、军事的重头戏相继登场。
变法，历来有之，东方各国施行在先，不甚彻底，收效较小。秦国商鞅变法有后发优势，比较彻底，收效巨大：革新政治，奖励耕战，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军力，为秦国对外扩张并进而统一天下奠定基础，提供动力。
孝公的继承者惠文王当政时，秦国轻易地夺取了魏国西河之地，并向北扩展，疆土扩大到今陕北一线，从北方对东方各国形成侧翼包抄之势。向南则轻易地占领了巴、蜀，即今长江上游四川、重庆一带，从南方对楚国形成侧翼包抄之势，并重兵驻防黄河龙门到崤山、函谷关一线，进可攻，退可守。由此看来，秦国从战略上掌握了主动权，历史也把统一天下的使命赋予秦国。
反观东方各国，对秦国的举动似乎没有察觉，或者鞭长莫及无能无力，仍纠缠于混战之中，大规模战争发生在魏、赵、齐、燕之间，韩、楚也未置身事外。魏自失去西河之地后，被迫迁都大梁，从此国力一落千丈，与赵交战，齐军援赵，魏军大败，然后是齐国孙膑、田忌统帅的大军彻底打败魏国庞涓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燕将乐毅攻齐，齐将田单反击，互相削弱。此消彼长，这些战争实则帮了秦国的大忙，使秦国的优势更加凸显，由相对优势发展到绝对优势。
魏、赵、齐、燕如此，而韩与楚呢？强国狭缝中的韩国回旋余地小，国力日益削弱。趁北方各国纷争之际，楚国向北向东扩张，吞并鲁、越，疆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军力强大，但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应敌，强大的表象下有其虚弱性。秦国对付韩国比较容易，任意攻击，对楚开战则比较慎重，针对其弱点，采取逐步切割的战略。白起败楚破郢，是关键性的一战，楚都从此东迁，国力日渐衰微。
与战场较劲相配合，合纵连横也是一段精彩插曲。合纵，徒有虚名，实效甚微，东方六国并没有组成巩固的联盟，拼凑成一支像样的联军。连横倒是给秦国的战争机器注入润滑剂，便于它将东方六国各个击破。
东方六国的态势是朝三暮四，翻云覆雨，而秦国自孝公到始皇，七世的战略是一以贯之，稳步坚定推进。
到了秦王政即位，继承前人的事业并发扬光大，将统一战争推向高潮。秦赵长平决战，秦王政亲临前线督战，秦将白起全歼赵国主力精锐四十万，从此东方再无可与秦军抗衡的力量。不久以后，秦将王翦向楚国发起扫荡之战，攻克寿春，占领楚地全境。
大势已定，水到渠成。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2年，九年之间，秦国相继打败韩、赵、魏、楚、燕五国。剩下一个齐国，迫于秦军的凌厉攻势，齐王率众请降，齐国问题和平解决。这是公元前221年的事。至此，战国时期结束，天下归于统一。
诱发战争的原因，在当时主要是天下分裂。战争无疑会给民众造成一些伤害，但战争是当时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主要手段，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战争控制 篇5
一
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时代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渐渐退出我们的视野, 但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是否真的过时了?笔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并没有过时, 它依然是指导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西方一些学者先后提出“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的观点, 宣扬中国威胁论, 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国际话语理论, 其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际和平和安全话语环境, 我们在思想文化上的失语导致我们在国际思想文化领域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可喜的是, 中国已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进行了理论的发展,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界的一件幸事。由葛东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当代战争》一书, 并未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停留在一般的纯粹学术理论研究层面, 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进行了当代国际环境下的理论发展。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并没有过时, 而且在面临西方和平民主思想的冲击下, 在新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局势下, 我们应当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以回应西方民主和平论的挑战和威胁。该书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 作者论述了当代战争的经济根源。作者指出当代战争的经济根源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下的经济全球化, 由此导致世界和平与战争两种力量此消彼长。而中国要避免全球霸权主义施加的, 包括军事压力在内的综合压力, 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这是中国平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保证。
其次, 作者论证了当代战争的政治母体。作者强调当代战争的政治母体是霸权主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下的规制霸权主义。要反对战争, 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作者还批判了西方的“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两种论调。作者指出, “民主和平论”实际上是在宣扬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来实现世界和平, 而“文明冲突论”则是指出当代战争的政治根源是源于文明的冲突。
第三, 论述了当代战争的最本质属性。作者认为暴力性是当代战争的最本质属性, 而要对付暴力则只能采取以暴力对抗暴力的方式。
第四, 分析了当代战争的基本特性。作者指出集团性是当代战争的基本特性。
第五, 分析了当代战争的性质。作者认为当代战争的正义与否不仅要从政治、伦理上进行辨析, 而且还要从合法性上进行辨析;不仅要关注开战正义问题, 而且还要关注交战正义问题等等。
第六, 剖析了当代战争的社会历史功能。作者认为战争在当代仍然具有它应有的社会历史功能, 主要体现在:当代战争仍具有达成政治目的的最高斗争形式的政治功能;维护和巩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权是当代战争经济功能的体现;当代战争的军事功能主要体现在为维护国家军事安全;当代战争的革命功能主要体现为制止和消除战争;当代战争仍具有教育与激励民众的教育功能。而作者还指出, 为遏制战争, 维护和平, 则必须准备战争。
第七, 论述了当代战争的形态。作者认为当代战争形态正在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度, 继续证明着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所揭示的战争形态演变规律的科学性。信息化战争形态的本质特征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和装备的认知系统发挥主宰作用。而当代战争形态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机械化与信息化、战争迷雾与战场透明、平台中心与网络中心、接触作战与非接触作战、歼灭有生力量与瘫痪作战体系等特点。那么面对这种新战争形态, 中国军队必须做好应付信息化战争的准备。
第八, 阐释了当代战争的制胜因素。作者认为人仍然是当代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正确而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才是当代战争的真正制胜之道。而武器装备只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在综合较量中实现以劣胜优。
最后, 指出了当代战争的控制。当代控制战争是必然的, 因为国家竞争的重点转向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大大强化了化解战争危机、控制战争升级的国际氛围;当代经济全球化虽然不能彻底消灭战争, 但却产生了化解战争危机、控制战争升级的强烈需求;战争自身发展也催生着控制战争的需求, 战争自己否定着自己;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促使人类社会提高控制战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现代传媒网络扩大了民众知情和参与渠道, 使民众能够在控制战争的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控制战争的辩证法则则在制衡和威慑、预防和管控、干预和自制、军事和政治、小战和休战等一系列矛盾运动中体现出来。而中国也在控制战争多方面积累了基本经验, 如积极构筑人民战争加核反击能力和空间技术的战略威慑力量;立足最坏情况搞好反侵略、反干涉的战略预置;通过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营造有利于摄止战争的战略态势;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反对轻易诉诸武力;敢于以战止战, 但要善于控制战局。
二
不难看出,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当代战争》一书针对当今马克思主义战争观面临的来自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挑战, 不但进行了有力回应, 而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基本原理基础上, 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结合当今世界新的时代条件, 进行了理论创新, 这不能不说是作者非常难能可贵之处。
首先, 作者摆脱了通常学者进行纯粹理论探讨的窠臼, 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基础上, 结合当今国际局势, 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一般而论, 学者往往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学术角度进行探讨, 很少有文章和专著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而作者敏锐地捕捉到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严重冲击, 针对我们在国际上有关战争观领域的失语状态, 鉴于我们国内在大搞社会主义建设, 很少有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研究, 致使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渐渐退出了我们的视野事实, 不是着眼于纯粹学术的探讨, 而是着眼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提出的现实课题, 比较系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发展, 从而及时弥补了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不足, 对西方“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回击, 而且也填补了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学术探讨的不足。
其次, 作者没有急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体系, 而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理论体系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学者通常往往急于构建一个理论体系, 而作者则认为这往往欲速则不达。而为构建一个理论体系, 首先就必须对一些具体理论问题进行创新。所以, 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和创新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这是作者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最后, 作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理论创建。作者指出, 当代战争的最本质属性是暴力性, 基本特性是集团性。马克思主义战争性质正义与否依然有效, 作者认为当代战争的正义与否不仅要从政治、伦理上进行辨析, 而且还要从合法性上进行辨析;不仅要关注开战正义问题, 而且还要关注交战正义问题等等。当代战争形态正在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度。而当代战争的控制是必然的, 不但国际上存在控制战争的必然要素, 而且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控制战争的经验, 这些都是作者富有创新的理论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诚然, 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做出了系统的理论创建的贡献, 但是作者在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宏观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理论指导下, 在理论创建上又前进了一步, 提出了一些更加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观点,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其视角独到, 观点新颖。
当然, 该书也有某些值得商榷之处。诸如作者这种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首先进行学术的理论研究, 就直接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做法是否可取似乎还有商量空间, 是否作者带有急于功利的实用主义和功用主义想法。因为一般来讲, 只有对某个理论思想进行彻底理解和研究透彻之后, 才能运用该理论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 而作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就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创新和发展, 这种研究路径是否值得提倡。
三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并未过时, 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已无用武之地, 退出历史舞台。诚如该书作者所言, 由于我们高扬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的缘故, 致使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研究的严重滞后, 给西方思想文化以可乘之机。那么, 针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面临的时代挑战, 我们应怎样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研究, 笔者提出下述想法:
第一, 应以梳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为前提。俗话说, 万丈高楼平地起,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发展还没深入理解和深入研究, 就进行理论的创新, 那么怎能保证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正确性, 又怎能确保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作出了正确的理论回答。所以, 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首先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进行认真理解和研究, 只有这样, 方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第二, 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西方学者的战争观进行比较研究。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研究, 我们还应将其与其他西方学者的战争观进行比较, 诸如与西方学者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弗洛伊德的心理决定战争论、种族主义战争论、地缘政治战争论、新马尔萨斯主义战争论、技术一工业决定战争论、实证主义战争论、多元战争论等进行比较, 只有这样, 才能进一步深化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因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是站在吸收人类以往战争观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 所以我们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其他西方学者的战争观进行比较。
战争法在现代战争中的实际意义 篇6
战争, 顾名思义, 是指国与国或国家内部, 社会统治集团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流血暴力冲突, 其实质是政治博弈的特殊表现形式。战争法是战争的产物, 基于战争的残酷性, 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 为了尽量避免平民百姓的伤亡而设立, 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合法利益, 国家之间开始制定一系列规范和条约等国际法来限制战争行为。这些条约构成了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促进了战争法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各国达成共识, 起草了《联合国宪章》, 为了避免二战人道主义悲剧的重演, 还制定了很多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规则、原则、规范和条款。此后, 随着反殖民主义战争、种族和宗教战争、国家内部分裂战争以及国际组织打击国家战争的此起彼伏, 我们所制定的战争法的内容也随之丰富, 作用越来越大。基于现代科技战争的不断深化, 战争法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当今的战争法已经有了自身的框架体系, 加之受到国际化和国际法的影响, 它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将其作为制止战争、限制战争的工具效力, 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对于防止战争、限制战争、减少国家和平民的损失起到积极作用, 很好地维护了国际和平与安全。随着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 现代战争将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需要战争法的进一步发展去规范战争, 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损失。
二、战争法在当代的效用
在全球化的今天, 运用战争法已成为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 战争双方都以“平民遭受伤害”、“杀伤性武器威胁”为借口开展武装斗争行动。这些无不表明战争虽然是各方为取得政治、经济、军事斗争胜利的有效手段, 但博弈双方已经开始熟练运用战争法去维护自身的利益, 以此来推动战争的胜利。
首先, 熟练运用战争法有利于掌握战争中的政治和舆论主动权, 因为战争法是应对战争的法律工具, 有着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和正当性。由于战争法有保护人道主义的特点, 战争双方都想取得社会舆论的支持, 因此, 一方在着手准备战争时, 会运用国际达成的各项战争规则去指责对方违反相关国际法原则, 谴责对方的战争是非法的, 是对人权的践踏, 违反人道主义原则, 通过论证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己方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占据先机, 在道义上有了主动权。其次, 当战争进行时, 如果一方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战争手段相对残酷, 造成了大量平民百姓伤亡, 违反了国际法准则, 另一方便抓住这一破绽, 通过批判战争手段的非法行为来赢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帮助, 也有利于对国内民众的战争宣传, 提高百姓的爱国热情, 在一定程度上震慑对方。最后, 不管是在战争过程中还是战争结束阶段, 通过寻找对方的战争行为过错去追究其法律责任。能够使对方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其战争罪行, 如果有证据证明对方存在反人类、反道义的罪行, 那就可以运用战争法来追究对方国际法责任。因此, 只有战争法是追究战争罪行的依据, 我们只有通过研究并运用战争法的各项规则才能在追究战争责任方面取得优势, 也可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
我们必须承认, 在全球化的今天, 世界联系愈加紧密, 国与国之间形成更多的利益攸关方, 此时需要一些法律规范去规范国际行为来厘清复杂的国际关系, 战争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壮大并足以影响军事行动。乌克兰事件便很好的证明了战争法的实用性, 否则陷落的恐怕不只是克里米亚了。
三、战争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及其意义
在现代战争中, 我们应适应时代潮流, 主动学习战争法并将其灵活运用。由于战争法没有固定的体系, 仅是由一系列条约和规范构成, 因此显得较为零散。因为战争法的这一特质决定了我们有解释自主权和较大的运用回旋余地, 即将已有的战争法规范加以引用之余引入我们自己的解释, 使之有利于我方的战争形势。同时我们还要有开拓创新的思维, 通过积极制定、参与战争法新规则, 真正的形成对己方有积极作用的战争法条款。
我们还应注意到, 战争法的本质是为了在战争中追求人道主义价值而产生的, 以实现战争中的人权价值为导向, 人道主义与战争法相辅相成。因此, 人道主义是战争法的核心, 是战争法的活的灵魂, 战争法反作用于人道主义, 极大的改善了战时紧张的国际关系;战争法制定发展的基础是军事斗争, 军事价值即是战争法的基础价值。我们不能忽视军事价值与人道价值的相互影响, 在保证军事价值实现的同时, 要注意人道价值的不可缺失, 现代战争需要将军事战争的胜利与保障平民不受伤害有机结合起来, 只有使二者有效的统一, 才能有利于战争的胜利, 我们要使战争法成为手中的利器, 既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也要保证本国军事斗争的胜利和人权的维护。
参考文献
[1]文胜, 刘志峰.战争法确立的基本原则[J].国防, 1999 (06) .
[2]方宁.战争法的发展历史与地位作用[J].国防, 2000 (01) .
战争控制 篇7
关于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 但往往夹杂在美国其他问题之中, 未把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做系统研究, 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冷门。近期读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苑爽博士所著《“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一书, 从新的理论视角系统的研究了该课题, 弥补了这一薄弱环节, 对于今后我国学术界研究战后索赔问题将大有裨益。和其他同类著作相比我认为本书具有三个特点。
一、视野宏阔、理论独到
在《“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一书中, 将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课题, 置于“战争与和平”理论视角之下重新进行解读。书中的第一章对“战争与和平”这一理论做了详尽的论述, 从两者的概念、逻辑关系和在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系统的分析了这一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该理论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的情况下加以阐述, [3]将美国的对德战争索赔政策在“战争与和平”的理论视野下加以重新解构分析。这一理论贯穿全文, 最后又在之理论视野下对德国问题进行全景式的反思, 归纳总结德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形成首尾呼应, 上升了新的理论高度。同时本书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外交政策进行专题系统研究, 在涵盖时间长, 史料分散的情况下, 探求其内在的联系与变化, 从而使被割裂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德索赔政策重新联系起来。从美国国内政治决策机制、外交理念, 决策者的个人智慧, 民众的社会舆论导向、国际上大国之间的外交博弈等多个角度加以分析对索赔政策指定的以新的理论视角, 长时段的政策研究美国在战争观念上, 索赔理念与索赔机制上的演变。厘清了战争、和平与战争索赔的理论关系。而索赔政策的演变也展现了美国政治决策者的战争观与和平观, 两者相辅相成。美国经历了从战争合法, 到将战争责任与索赔政策联系起来, 从以非政府的个人身份参与到多部门多国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 可以说在新的理论视角下, 美国的索赔政策更加系统全面。
二、资料充实、叙论结合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来说, 原始的一手文件解读是根本前提。在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的研究方面, 苑爽博士通过对解密文件和相关会议记录的文本解读, 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公布的375卷国务院文件 (简称FRUS) , 贝亚特·欧本编辑《占领德国的文件, 1945—1954》, 《卢修斯·克莱将军文件:德国1945—1949》, 以及与之相关的历次重要会议记录, 事件亲历者演讲、回忆录、私人信件和日记等外文原始资料, 还包括德法日等多国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著述。资料详尽, 根据统计书中运用中外档案文件23种, 相关当事人的外文回忆录、传记12部, 对于此问题研究的相关中外文专著解读140部, 相关论文27篇。可以说大量的文本解读, 广泛的资料搜集, 尤其是大量一手原始资料的运用使得对于美国对德战争索赔问题的论述更加扎实全面, 立论更加可靠。更加可贵的是在对于大量资料的运用基础上, 叙论结合, 提出新的观点与看法, 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发现问题, 分析其原因和演变过程, 以及相关问题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系统的将分散的相关资料整合, 认真剖析, 进行重新的解构, 从而更加完整系统的展现出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
三、结构合理、内容丰富
本书共分六章, 从内容的关联性上看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阐释“战争与和平”理论的内涵与逻辑关系, 分析在此理论视角下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的目标, 以及影响政策制定的国内因素, 诸如商业立国思想、多元的政治决策体制、实用主义的外交哲学等。第二章则论述一战时期决策者战争观、和平观的形成与演变, 美国此时提出的索赔政策的内容与原则, 以及之后制订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的背景, 实施失败的原因分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章还着重分析了和平主义运动的影响因素。第三章分析美国的索赔争政策对于德国成为二战战争策源地的关系, 美国国内各阶层对于一战政策失败的反思, 国内决策层在对德政策的分歧对于二战后对德索赔政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里着重分析了两派代表人物, 摩根索与史汀生个人的成长经历与总统的个人关系在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 并分析了造成分歧的原因。可以说第三章在全书中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 将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由一战向二战的过渡, 揭示了内在的连续性。第四章分析美国对德索赔政策在国内国际双重作用下诞生, 国内政府的各职能部门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 包括国务院、陆军部、财政部, 同时介绍分析了罗斯福总统的态度与选择。国际上美国又要同时处理好与英、法、苏各国家利益诉求, 达到对德索赔政策的相互妥协。第五章是本书的重点, 也是最具现实指导意义的一章, 论述二战结束后美国战争索赔政策执行修改与调整, 协调战后初期占领军与国务院在政策上的分歧矛盾, 论述斯图加特讲话的背景与影响, 本章的亮点是将美国针对德国提出的“智力赔偿”计划作为典型的个案分析, 从指定背景, 内容, 实施状况以及影响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可以说这是美国在索赔方式和机制的创新, 这种个案分析的方法也更具直观性。最后论述了对德索赔政策与《马歇尔计划》的关系, 说明美国对德索赔政策与美苏冷战起源的内在联系, 第六章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具有点睛的作用, 再一次将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置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视野之下进行反思, 总结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索赔理念、机制和方式的转变, 分析国际社会在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上的利益得失, 并且升华主题, 说明该问题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作用, 审视“新德国问题”的出现和发展。本书在结构上环环相扣, 层次清晰, 首尾相接, 内容涉及广泛, 突出了问题重点。
作为学术著作, 《“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一书尚待完善之处, 首先, 在资料的搜集上对于德国原始文件和著作挖掘不够, 德国作为政策的受众其自身的转变对于美国政策也有影响。其次, 缺乏对比性研究,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战争索赔政策也经历了一个转变, 德国与之相比又具有怎样的特点, 两者之间又具有怎样的联系, 这样可以更加突出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总的来说, 苑爽博士的著作丰富了对战后索赔政策的研究成果, 对国内学术界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意的借鉴。
摘要：美国的战争索赔政策是其建立世界新秩序, 达成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苑爽的《“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以全新的理论视角系统的论述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对德战争索赔政策, 具有视野宏阔、理论独到, 资料充实、叙论结合, 结构合理、、内容丰富三个特点。对于从新的角度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丰富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战争与和平,美国,德国,战争索赔政策
参考文献
[1]苑爽.“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54—56.
[2]崔丕.美国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J].历史研究, 1995 (4) .
战争控制 篇8
21世纪以来, 中国就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经济飞速增长, 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接连举办奥运会, 世博会, 亚运会。中国的强势崛起引起了某些人, 某些国家的恐慌和注意。所以他们不择手段地挑衅中国。中日钓鱼岛事件, 中美轮胎特保案事件, 日韩美在黄海军演, 南海石油危机……一系列的事件挑动着13亿国人的神经, 一时间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甚至有了发动战争的声音:“中国太窝囊, 忍也有个限度, 干脆干一仗, 让他们心服口服。”“士可杀不可辱”“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这些国人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 但殊不知中国的“忍让”就是最好的防御武器, 一旦开战, 中国弊多利少。
国与国之间如果因为摩擦开战, 拼的是资源、科技、军事、经济。在前三者的实力相等的情况下, 经济实力此时就显得尤为关键。打仗烧的是钱, 一天的战争支出可能比国家一年的总税收还多。如果开战, 中国必须得速战速决, 当下来看是不现实的。拖入持久战, 那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 一旦找人借钱, 中国就成为了这些人的债务国, 即使中国最后取得胜利, 也中了这些银行家们的圈套, 就真正让这些人实现了经济控制中国的夙愿。而这些人就是国际投机银行家。中国的崛起带来的商机让他们看到了闪闪发光的金钱在向他们招手, 于是, 一双双沾满铜臭味的双手伸向了中国。
国际银行家赚钱的方式很简单, 除了部分建设, 股票投资外, 就是不择手段策动大大小小的战争, 发放高利贷, 大笔吃进国债, 然后叫人来数钱, 顺手牵羊控制国家的经济权, 甚至影响国家的一些政策的制定, 可谓一石多鸟。
如果你不信, 给你举个例子。罗斯柴尔德家族资产大概有50万亿美元, 这个家族在18世纪拿破仑战争中凭借快速情报一举成为英法两国的最大债主, 而后故技重施, 迅速控制欧洲的经济命脉。接着进军美国, 将其经济权也收入囊中。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家族和另外的一些银行家左右了世界的进程。美国独立战争, 南北战争,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 一战, 二战, 中东战争, 巴拿马独立[1]等等, 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凭借着聪明的头脑和精密的操作, 如今他们还控制着大部分国家的经济, 一些人还跻身政坛, 直接左右政策制定。其影响力之大, 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对其恭敬有加, 甚至唯马首是瞻。
如果你认为中国目前很安全, 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看来, 前两年的股票热, 如今的房地产热就已经是银行家们进驻中国的第一步。他们投入大笔资金, 造成投资市场一片火红的情景, 让国人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然后再猛抽银根, 大笔回收资金。试图造成像80年代日本那样的超级金融危机, 货币疯狂贬值, 经济大萧条, 人民流离失所, 民怨沸腾, 迫使政府垮台或发动战争。然后他们再当“好人”大量放贷或资助革命, 坐收暴利。苦的是人民, 乐的是他们。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 有了前车之鉴, 中国不会坐以待毙。现在国家开始完善股票市场的制度, 如:信息披露制度, 按市值分配新股等。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对股市的规范, 现在股票已成浮云;政府同时也开始调控房价, 提高基准利率、提高首付比例、上交房产税等, 现在房产泡沫也已受到一定的控制;在出口方面开始施行降低企业成本, 稳定汇率, 调整出口市场等一系列措施, 捍卫了中国经济的完整及健康。但国际的投机银行家不会就此罢手, 如今他们发动一些国家联合挑衅中国, 一方面就是利用某些国人的爱国热情让他们“为国家做贡献”进行投资, 然后再用大量的金钱贿赂某些企业高管, 使之贩卖核心科技或自然资源, 让企业竞争力衰退, 直至破产或倒闭。就像之前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高管胡士泰等人被金钱攻心, 使其泄露商业机密, 迫使中国钢企在近乎讹诈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7, 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 而这相当于“澳洲10%的GDP”。投资人的钱, 劳动人民的心血, 就这样白白流入外人田。力拓公司只是个案, 像这种案例还有许多。类似的案例警醒我们, 国内国外早已危机四伏, 今天你买了某公司的股票, 明天就可能让你血本无归。好在国家及时披露了力拓事件, 对相关人员给予了相应的处罚, 也让国人认清了国际投机银行家们的真实面目, 让国人有所防范。另一方面他们策动一些国家挑衅中国, 在中国国内制造战争气氛, 让中国为增强军事, 科技实力进行大规模融资, 偏偏在这关头制造经济危机, 人民拿不出钱来, 而中国又不得不防备, 不找国际银行家借钱, 只有靠中国银行大量印钞, 然后造成通货膨胀。所以造成了先前的股票热, 现在的房地产热。就在他们以为即将成功时, 不料中国政府已经先行一步, 及时控制。一番明争暗斗后, 两方扯了个平手。就当中国想喘口气时, 在美国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对中国有所行动, 他们制定了一系列对付中国的政策。如果中国贸易顺差, 就要求人民币升值, 反之贸易逆差, 人民币就贬值, 还不准政府干涉。现在中国贸易处于出超[3], 所以中国政府也为了汇率与美国展开大战, 如今胜负未分。英国著名的银行家索罗斯也开始对中国下手, 在成功通过让英镑升值造成英国及附庸国经济萧条教训英国之后, 又想在中国大展拳脚, 迫其臣服。中国的股市这次从6000多点大幅下跌让索罗斯小试牛刀便赚入350亿, 其能力的强大与恐怖让人胆寒。[4]
当然, 中国不能拆了东墙补西墙, 不能只顾在经济上与对手斗争, 还要注意科技创新。大规模的科技创新也是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发展及其产业化, 使得经济增长周期进入上升阶段。但上升的同时, 也乐坏了那些国际投机银行家, 因为他们可以在信息技术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情报, 然后调整策略, 大赚一笔。索罗斯就是通过秘密情报渠道得知香港、泰国的股市要崩盘, 于是提前抛售, 大赚400亿[5]。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法一是发展科技, 二是建设创新性国家。因此中国也开始重视科技发展, 开始向世界强国之列大步迈进。为了更有资本与竞争对手对抗, 中国开始建设创新型国家。李扬专家认为创新型国家的主体是企业与市场[6]。而要让企业与市场有竞争力, 也要有科技与经济的支持。所以中国必须两头同时抓, 这也要求中国要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两方面。
这场无硝烟的战争已经进行到高潮, 中国的“忍让”就是不让社会主义的经济沦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的阶下囚, 不中国际投机银行家们的圈套。现在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全身心投入经济建设, 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不想因为战争影响经济和科技发展, 破坏经济秩序, 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暂时不能与国际投机银行家抗衡的时候, 唯一能做的只有一点点地积蓄力量。
为摆脱那些居心不良的国际投机银行家魔爪的束缚, 为广大人民不遭受沉重的苦难, 我认为中国现在保持“忍让”和克制的外交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货币战争 (1) 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152页, 货币战争2 (金权天下) 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99——111页宋鸿兵著
[2]关于中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http://news.cnlist.com (焦瑾璞)
[3]郎咸平说14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潜规则
越南战争：史上首场“药物战争” 篇9
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安非他命为例。卡明斯基在《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中指出，二战后，几乎没有权威研究详细论述此类药物如何对士兵的表现产生影响，美军却毫不犹豫地将这种俗称“快快”的非处方药物送往越南。安非他命会被发放给那些执行远程侦察和伏击任务的部队。
美军对神经类药物的使用一直有内部标准：在准备战斗的48小时内只能服用20毫克安非他命，但这项标准很少被落实。一名老兵告诉卡明斯基，军方发放安非他命就像给小孩发糖那样，从不理会政府机构推荐的用药量和频率。《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一书援引了1971年美国众议院特别犯罪委员会的一份报告，1966年至1969年，美军共使用了2.25亿片兴奋类药物，包括安非他命的各种衍生品，比二战时期增长了1倍有余。彼时，美国海军每人每年平均服用21.1片兴奋剂，空军每人每年是17.5片，陆军“仅有”13.8片。
当时有研究显示，被派驻越南的士兵中，大约每30人中就有一人服药过量。简而言之，美国军方对兴奋剂滥用持默许态度，无论这可能诱发何种结果。事实上，老兵们普遍意识到，安非他命会强化人的攻击性和戒备心。一些老兵回忆，每当“快快”的效果消失，他们就会焦躁，感觉自己像“在大街上开枪扫射那样”。
精神刺激类药物不仅能增强战士的战斗力，还有助于降低连续战斗对参战者情绪造成的不良影响，避免士兵因心理压力而当场崩溃。诸如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氯丙嗪等化学品，第一次被作为日常军需物资，投放战场。
据此，卡明斯基在其专著中指出，如此大规模地使用精神类药物，加上大量征用心理医生等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军人遭遇“战斗创伤”的几率如此低：二战时，美国士兵的精神崩溃率高达10%，朝鲜战争时期的精神崩溃率是4%，而到了越南，这个比例只有1%。
如果你为这样的数字而欣喜，那无疑是目光短浅的。抗精神病类药物和兴奋剂的效果是迅速且短暂的，若不辅以适当的心理治疗，过量服药只能减轻或暂时压制问题，让问题牢牢“嵌入”当事人心灵深处。几年以后，战地综合征会以几倍的力量爆发。
多数精神类药物并不能根除导致压力的原因，就像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一样，可以缓解症状，但疾病还在。明确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与之前的战争相比，越战中很少有士兵因为在前线精神失常而被送疗;另一方面，越战老兵在战后却被规模空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困扰。很大程度上，这是将矛盾往后拖延的必然结果。
《嗑药：药物与战争简史》一书提到，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的越战老兵的确切数量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民间统计者认为，数量在40万至150万人之间。1990年发布的《全国越战老兵再调整研究报告》称，在东南亚地区经历过作战行动的士兵中，有15.2%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从道德层面上讲，在越战中发生的一切，就好比对一个受了伤的士兵施加催眠术，然后再把他送回枪林弹雨中那样。
摘自《青年参考》2016年04月27日
责任编辑：刘靖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