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争片

中国战争片（共12篇）

中国战争片 篇1

全球化背景下, 好莱坞电影席卷全球, 不仅中国电影无法与之抗衡, 就是欧洲传统的电影强国, 英、法、德、俄, 也在好莱坞影片打压下溃不成军, 好莱坞电影魅力究竟何在, 为什么就能长盛不衰呢?其实好莱坞电影靠的就是它那具有“普世价值”的类型电影。一部好莱坞历史就是一部类型史, 从最早的西部片、强盗片、警匪片、黑色电影、歌舞片、战争片、科幻片、灾难片, 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应不同的类型电影, 好莱坞这个“造梦工厂”总能让人们如痴如醉。在类型电影中, 战争片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而战争从来也是电影创作备受青睐的题材。甚至早在电影诞生不久的1915年, 美国的格里菲斯就拍下了《一个国家的诞生》这样的战争史诗片, 同时也标志着电影这门新兴的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由此可见战争片的历史之悠久, 战争电影是观众普遍欢迎的类型之一, 是世界影坛的常青树, 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战争类型片的特点

什么样的影片才算是战争片?战争片, 其实就是以军事行动和战争为题材的故事片, 在此基础上许多有关战争的电影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征, 这些特征是战争类型电影所必不可缺的要素。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要包含生与死、勇敢与懦弱、人性与反人性。战争中交战双方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为对每个人生命都只有一次。在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生死都是在一瞬间, 一分钟前还活蹦乱跳的战友现在却可能满身鲜血的倒在你的身边。在这种情境下, 出于求生的本能人表现出胆怯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真实的。

其次, 需要塑造英雄形象。时事造英雄,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要自己的英雄偶像, 英雄的诞生也大都与战争有关。战争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也给人类的正义和进步创造了史诗性的光荣。战争片满足了大家崇敬英雄的心理, 从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群体推动历史前进与创造新的文明的一种精神力量。”这样的影片都注重战地英雄的塑造, 这些英雄常常是作为国家利益、思想政治观念的代表出现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对英雄的要求也不一样, 我们国家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强调集体主义、讲究群策群力。

再次, 要具有强烈的视听震撼, 营造出真实的战场氛围。铁马金戈、浴火重生, 这是战争片的基本特征。电影影像具有逼真性、仿真性, 真实再现残酷的战争场景是电影的强项。通过电影镜头语言直观的再现, 让观众可以进入一种未曾体验却又能感受到的情境中并被深深的震撼。

二、《集结号》对中国传统战争片的突破

中国电影中战争片还是个很模糊的类型概念, 对于表现战争内容的电影, 一般以“军事题材片”来命名。尽管建国后我国的战争题材电影数量很多, 但依照类型电影中战争片的模式来看我国这些战争电影都还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片。这种状况直到《集结号》出现才被打破。2007年战争题材贺岁大片《集结号》上映后票房一路高升, 在不到两周时间内达到1.8亿, 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 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化过程中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都很成功的战争片样本。从这部电影的成功可以探究其成功背后的因素, 《集结号》在选材视角上与以往战争片不同, 不再去关注伟人将军而是关注战争下那些普通的士兵, 不再满足于讲一个传奇故事, 在叙事同时对人性的关注明显加强。影片对传统战争片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 在叙事结构上, 以往国产影片往往都是先逐步展示我方和敌方的战前准备, 然后是战斗打响并会越来越激烈, 接下来敌军节节败退我军大获全胜, 最后军民同乐狂欢胜利。《集结号》则与以往完全不同, 它一上来就是激烈而残酷的战斗, 接下来故事情节从战争过渡到和平年代, 重心放在了表现主人公为牺牲战友“正名”的过程。这点受好莱坞的影响非常明显, 国外电影喜欢一上来就把最精彩的呈现出来, 而我们电影讲故事的传统习惯却是喜欢先做一番铺垫然后再慢慢道来。

其次, 本片力避虚假的战争场面, 最大限度的还原了战争的残酷性。在以往影片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战场上的腥风血雨, 而《集结号》中我们看到了指导员被炸成两节血肉横飞, 看到了战士黑子被打穿脖子鲜血溅涌, 还有许多牺牲战士断手断足面孔血肉模糊的画面, 这在以往国产电影中是罕见的, 以致有人看了该片后批评太过血腥了。冯小刚说, “其实真正的战争就是这样残酷而令人恐惧的, 在战争面前, 恐惧和懦弱才是人的常态。”即使像谷子地这样的硬汉也说出心里话, “头上子弹飞, 裤裆里钻炮弹, 谁不害怕?”

再次, 在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具真实性。以往影片在人物塑造上 (特别是建国十七年时期) 喜欢采用简单的二元对立原则, 人物形象都是扁平人物缺乏鲜明的个性, 久而久之当然就失去了真实感和可信性。“《集结号》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摆脱了以往英雄形象‘高大全’的模式, 也不是像那些战争狂人一样面对死亡毫无畏惧一味喜欢好勇斗狠, 他们重情重义、厌恶战争、珍爱生命、渴望和平与安宁, 是一群有爱有恨、有怕有勇、有血有肉的真人。”他们在遇到困难时会发牢骚, 受伤后会大声惨叫, 冲锋时也会说脏话, 愤怒时也会有不理智的行为, 在物资缺乏时他们也会去哄抢缴获的物资装备。连长谷子地对战士不是以革命大道理来激励他们, 而是像兄长一样的关心爱护着他们;中了埋伏后也不是像以往战争片里的英雄那样让士兵不顾伤亡的冲锋, 而是选择撤退, 并为牺牲的战士留下一具全尸。影片还塑造了指导员王金存这一个特殊的人物, 他因为临阵退缩差点儿被处决, 重上战场后一开始也是怯懦不堪, 然后在血淋淋的战争中由恐惧到摆脱恐惧, 由畏缩不前到迎上去勇敢战斗, 最后到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这种人物形象在以往的革命战争影片里基本上是缺席的, 但这样的形象却符合人性的逻辑, 人物由珍惜生命到为了责任而义无反顾的牺牲自己生命, 这样的英雄才可敬、他们的事迹也才更加感人。

最后, 在主题观念上有重大突破。《集结号》乍看像是表现战争主题而实际上是表现人性的主题。导演冯小刚的战争观是“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 本片采用了更加人性化的视角, 将战争年代的凄美故事娓娓道来。以往的战争题材片大都表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将帅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突出国家至上、英雄无泪, 很少见到战争中人性的挣扎和迷惘, 见不到小人物的孤独和无助。《集结号》中的几个人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忘不了焦大鹏抱怨运气不好只缴获了“一个瘸腿小山炮”时被谷子地反驳, “活着比什么都强, 缴那么多破铜烂铁有什么用。”吕宽沟帮谷子地找一块钟表而负伤, 他心疼战士却吼道, “为一块表, 搭条命, 值吗?”同以往

浅议汉代女乐的社会地位与职能

叶文 (西安文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摘要:本文尝试以女性视角, 通过对两汉时期女乐的社会地位及职能的解读, 力求探晰汉代女乐在中国古典舞蹈的继承、创造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汉代;女乐;社会地位;职能

两汉时期, 社会生产力较前代有了极大的提高, 财富高度密集后, 为统治阶级在精神上的追求提供了蓬勃的空间。习尚歌舞, 成为体现汉代统治阶层地位及审美文化的时代精神, 促使汉代乐舞艺术得到极大的发展, 特别是汉代女乐精湛的舞蹈技艺与非凡的舞蹈创造力, 从艺术的角度反映了汉代人宏放蓬勃, 积极刚健, 自豪进取的精神面貌及汉代社会崇尚巨丽之美的文化特征;同时也对汉舞的发展、提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舞蹈大发展的时代由此而生, 这其中具有时代特征的俗乐舞更是作为汉舞的代表在古代舞蹈史上留骄人的成绩。

俗乐, 即民间歌舞, 是女乐表演的一种歌舞, 它通俗朴实, 形式活泼。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从汉代墓葬出土的汉画像中窥见一斑, 安徽省宿县褚兰镇出土的东汉墓群舞画像石, 此石为一号墓前室西壁的额枋。房内, 女主人凭几而坐, 手持便面, 休闲的观赏舞蹈, 一侍女躬身伺候。室外舞女一列横排, 分为两个舞组, 左边十人表演鼓舞, 右边十人表演长袖舞, 这是迄今所见汉画像乐舞形象中, 队伍最为庞大, 排列最为规范的舞蹈图像。“女乐”, 简言之, 是指女性娱乐人员, 它是古代贵族阶层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夏商开始, 女乐表演就已经成为宫廷享乐的主要形式。《管子·轻重甲》中就曾提到过, 夏桀有“女乐三万人, 晨噪于端门, 乐闻于三衢”。到周代, 女乐活动更加普遍。东周时的礼崩乐坏, 周王室的政治势力兴衰固然是主要因素, 但在审美领域里, 女乐的兴起, 实在是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据史书《墨子·非乐》记载, 当时女乐已遍及诸侯后宫, 宫廷豪门内供养着大批不能穿粗衣、吃粗粮的女乐。正是这些歌舞的女乐, 创造了奴隶社会中灿烂的舞蹈艺术, 使舞蹈摆脱了原始

国产战争片总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展现集体的钢铁般意志不同, 本片却以卑微个体生命为本位, 隐隐传达对历史对战争的质疑。废窑洞里, 一个战士祈求佛祖保佑, 别的战士笑着说, “别求了, 他杀了那么多人, 佛祖是不会保佑他的。”然而他反驳说, “自己杀的都是反动派, 是坏人。”其实, 不管是国民党部队还是共产党部队说到底都是中国人, 所谓的敌人也是和我们一样是真实的血肉之躯, 谁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呢?姜茂才问吕宽沟打完仗什么时候回家, 吕的回答是“等我混出个人样再回家”, 这句话道出了他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 尽管并不崇高但却很真实。

三、成绩背后的不足与希望

不过《集结号》也不都是完美无缺的, 以它为代表的中国战争片要走向国际市场仍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在中国既叫座又叫好, 不代表到国外也如此, 它能否像《拯救大兵瑞恩》一样深受全世界观众喜爱呢?答案是否定的。这里面还有涉及到国家形象的问题了, 外国人看后也许会说, 中国的军队怎能如此不负责任如此不重视生命呢, 怎能为了大部队而故意牺牲小部队呢?的确, 我们历来都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个人要服从集体, 这和西方强调个体价值是有些相悖的。客观的讲, 国产战争片的创作思路模式化、影像语言单调化仍然很严重, 对人性的表现也还不够丰富全面, 在叙述视角的转变上没有大的改观, 主要是用状态而日趋完整精美。但她们的身份仍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 和其他奴隶一样, 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馈赠, 甚至处死、殉葬。如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 就陈列有殉葬人骨21架。经科学鉴定, 这些殉葬者全部都是十五岁至二十三岁的年轻女性, 从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乐器、舞具, 就足以说明, 这些陪葬的女子除了死者的近幸侍妾外, 均为女乐。她们正值豆蔻年华, 却沦落为象征统治阶级权利的牺牲品, 充分表明了奴隶社会女乐低贱的社会地位和悲惨的命运。

汉代作为我国舞蹈史上的一大高峰, 主要就表现在女乐的兴盛上。上至宫廷, 下至诸侯富商, 豢养女乐的情况况极为普遍, 出现了“中山素女福流徵于堂上, 鸣鼓《巴俞》于堂下” (《盐铁论﹒刺权》) 的情形, 乃至女乐的多少已经成为当时统治阶级权力富裕和精神时尚的象征。进入到封建社会的汉代, 已不再用生人殉葬而代之以“俑”, 汉墓中有大量的乐舞俑和乐舞画像砖 (石) 出土。它们不仅直观地展示了汉世乐舞的风采, 也同样暗示了女乐底层的社会地位和悲惨的命运。这一点, 终封建之世也没有根本的改变。东汉末,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 在邺城 (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修建了闻名于世的“铜雀台”, 台上养有专供侍宴观赏的女乐, 是统治者不仅生前享受歌舞, 而且死后能够继续享受歌舞的真实写照。“……铜雀台在邺城建安十五年筑。其台最高, 上有屋一百二十间……铸大铜雀置于楼颠, 舒意奋尾, 势若飞动, 因名为铜雀台。”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一) 曹操死后, 这些女乐就遵照遗命被幽锁在铜雀台上, 每月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的灵位呈歌献舞“……魏武帝遗命诸子曰:‘每月朝十五, 辄向帐前作伎。汝等时登台, 望吾西陵墓田。’”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一) 。高台沉沉, 悲风习习, 其生不如死的苦况成为后世常常悲咏之情怀。唐代诗人王勃诗:“妾本深宫妓, 曾城闭九重。君王欢爱尽, 歌舞为谁容……高台西北望, 流涕向青松。”唐代诗人朱放在他的《铜雀伎》中这样写到:“恨唱歌声咽, 愁飞舞袖迟;西陵日欲暮, 是妾断肠

我方的单一视角而很少用对方的视角和客观的视角。

对于《集结号》所取得的成绩, 著名学者贾磊磊老师给予高度评价并指出, “本片将对中国今后的战争题材影片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后如果有哪位导演要拍战争片, 那么《集结号》就是他必然要修的功课”。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单看一个近代史我们就经历了太多的浩劫, 这些都是我国战争题材片取之不尽的资源, 只要中国电影人认真挖掘这些, 并富有智慧性的讲好故事, 相信拍出既被主流意识认可同时又能打动其他国家观众的影片是完全可能的, 我期待着这一天快些到来。

参考文献

[1]沈国芳:《观念与范式——类型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2]李掖平:《集结号》革命战争影片的新突破《理论学刊》2008年11月第11期

[3]冯小刚:懦弱吹响集结号《青年时报》2007年12月第13期

[4]贾磊磊:搜狐娱乐http://yule.sohu.com2007-12-24

中国战争片 篇2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闭关锁国”后的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来获取暴利。1839年6月林则徐前往广州开展禁烟运动，打击了英国走私贩的嚣张气焰，同时影响到了英国的利益。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英国借口虎门销烟而发动了侵略战争。战争前期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沉重打击英国侵略者，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抵抗不住英国的侵略，道光帝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国议和，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同时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名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地点：中国东南沿海时间：1840年6月～1842年8月参战方：英国、中国清朝结果：英军获胜、签订《南京条约》参战方兵力：英国军队19000人、清朝军队91680-200000人伤亡情况：英国伤亡523人（阵亡69人）、中国伤亡22790人主要指挥官：帕默斯顿，查理·埃利奥特主要指挥官：道光皇帝、林则徐、关天培签订条约：《南京条约》影响：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太平天囯首都天京陷落，标志着运动失败。中文名：太平天国运动 起始时间：1851年~1864年 主要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 运动性质：农民起义，推翻清王朝 运动高峰：定都天京前后 结果：天京失陷，运动失败

陕甘回民起义陕甘回民起义，又称同治陕甘回变、同治**、陕甘回变、陕甘**、回**等。是发生在中国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的一场战争和**。清朝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一方面笼络回汉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的上层分子，竭力挑拨回汉民族间的关系，极力破坏回汉人民的团结。另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采取“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的政策，回族人民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和侮辱。[1]回民趁清军南下镇压太平军西北空虚的机会，发动**。这是一个由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在1862年和1877年之间发起的一场与汉族之间的仇杀，维持了十年多，波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区，最后被左宗棠和多隆阿部队和以汉人湘军为主的清朝军队镇压。战乱对西北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口损失高达2000万。**平定后，一部分回民逃入中亚，形成了现在的东干族。名称：陕甘回民起义（同治陕甘回变、陕甘**、回**）地点：甘肃、陕西、宁夏、新疆等中国西北地区 时间：1862年－1873年 参战方：清军、陕甘回民 结果：清政府胜，西北平定 伤亡情况：死亡2000多万人包括士兵与平民 主要指挥官：左宗棠、多隆阿、白彦虎

太平军北伐中国清朝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至五年间，太平天国派兵挺进华北、企图攻取北京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

中日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Sino-Japanese War）。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名称：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其他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地点：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威海、黄海北部 时间：1894年7月25日—1895年4月17日 参战方：清朝、日本 结果：日本获胜，签订《马关条约》 参战方兵力：清军630,000人、日军240,616人 伤亡情况：清军31,500人阵亡、日军13,306人死亡 主要指挥官：李鸿章丁汝昌，山县有朋伊东祐亨

军阀战争军阀战争是指拥兵割据、自成派系的军事集团之间，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战争。军阀战争是和封建社会相联系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是其产生的基础。中国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军阀战争，具有纯粹的封建性。近代旧军阀、新军阀战争，又加入了资本主义色彩和帝国主义背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争夺殖民地的政策，是中国近代军阀战争的根源。抗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1937年7月7日～1945年8月15日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大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拉开了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在战争初期，中国投入大量军队以遏制日军的进攻；随后交战双方即转入相持，中共领导的敌后力量逐渐发展壮大，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战争过程中民众的国家观念得到了增强，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名称：抗日战争地点：中国时间：1937年7月7日-1945年8月15日参战方：中华民国、日本结果：日本无条件投降参战方兵力：中国5,600,000人(最高时)、日本4,100,000人(最高时)伤亡情况：中国伤亡3600万人、日军伤亡81万中国主要指挥官：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朱德日本主要指挥官：昭和天皇、冈村宁次、东条英机起止事件：卢沟桥事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援助国家：美国、苏联 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原是朝鲜半岛上的朝鲜、韩国之间的民族内战，后中、美等分别支持朝韩双方的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这场战争。1950年6月25日，朝鲜得到苏联默许不宣而战入侵韩国，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爆发。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派遣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朝鲜的进攻。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将韩军驱至釜山一隅，攻占了韩国90%的土地。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在仁川登陆，开始大规模反攻。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并肩作战，战事陷入焦灼状态。1951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方面与联合国军的美国代表开始停战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后，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名称：抗美援朝战争地点：朝鲜半岛时间：1950-1953年参战方： 中国、朝鲜、苏联；韩国、联合国军结果：《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参战方兵力：中、朝、苏军队1,066,000；韩军、联合国军队1,205,605伤亡情况：中朝方面伤亡63万人；韩国、联合国军伤亡57万以上主要指挥官：彭德怀、金日成主要指挥官：麦克阿瑟、李奇微、李承晚

国共内战国共内战，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大政党之间在中国境内爆发的内战，自1927年到1949年间，国、共之间发生过多次内战。分别经历国民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也称之为第一次国共内战，解放战争时期称为第二次国共内战。名称：国共内战（又称国共战争）地点：中国 时间：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末 参战方：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 结果：中国共产党胜利、建立人民政权 主要指挥官：毛泽东、蒋介石

中苏边界冲突中苏边界冲突是指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边界争端也即肇启，并且随两国关系的恶化，边界冲突不断升级。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高潮时一系列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武装军事对抗。其中的珍宝岛保卫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几乎导致了苏联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战争。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导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名称：中苏边界冲突 地点：中苏边境 时间：1969年3月2日-9月11日 参战方：中国、前苏联 参战方兵力：中：814,000人、苏：658,000人 伤亡情况：中：100多人阵亡、苏：59阵亡 主要指挥官：毛泽东、勃列日涅夫

对越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又称中越战争，狭义上是指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中越边境爆发的战争。广义的中越战争，是指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其中包括1979年中越边境中方自卫还击作战，1981年中国收复扣林山、法卡山之战，1984年中国收复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中国对越拔点作战、两山轮战、对越坚守防御作战等。名称：对越自卫反击战地点：中国和越南边境时间：1979年参战方：中国、越南结果：中国取得决定性胜利参战方兵力：中方56万人主要指挥官：邓小平、许世友、黎笋、文进勇

中国的人才战争正在升温 篇3

新竞争对手——国企

与欧洲和美国等其他市场相比，中国顶尖人才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是较为年轻。因为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教育和工作经验断层，这个国家今天最炙手可热的很多人才都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这代人是中国迄今受到最良好教育、拥有最良好的人际网络而且最有远大抱负的一代人。”关伟鹏谈到。

最近30年来，虽然中国的教育体系已得到大规模的扩张，2011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也达到了660万人，但很多公司期望的并不只是一个学位。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谈到：“从根本上来说，当地毕业生都没有做好做出高级管理决策的准备……事实上，他们确实没有争取主动的经验。”

全球性管理咨询顾问机构合益集团中国区产品化服务负责人Henry Sheng说到，很多企业希望得到能快速进入角色并立刻产生影响的员工。但是，最近的毕业生往往都需要培训。“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教育体系——你的学位常常与你将来的工作没有多少关系。”虽然某些公司愿意在新员工培训上投资，但是，年轻一代人从一个工作跳到另一份工作的倾向，往往造成企业的这项投资付诸东流。

这些动态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某些最让人称心如意的招聘是聘任海外归来的人，中国将其称之为“海归”。因为这些人拥有西方教育、工作经验而且了解中国的综合背景，所以，他们对跨国公司和当地公司都极具吸引力。“很多跨国公司都在努力降低成本，并聘用当地人才。”迈尔谈到。虽然海归可能不像应届毕业生那么便宜，不过他们可能以低于西方应聘者的薪酬水平签约。

虽然合意员工群体的数量一直较少，但想聘任这类员工的公司数量则在不断增加。不但跨国公司要继续扩张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员工队伍，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渐渐成了人们心仪的工作场所。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求国有企业的工作机会。关伟鹏认为，国有企业已变得更加老到，随着它们人力资源服务能力的提升，管理层已能更好地为员工的职业发展提供规划了。“商学院毕业生已变得非常谨慎。”迈尔谈到。“很多毕业生喜欢留在传统而且安全的系统内。”而国有企业则被视为安全的选择。

想办法留住员工

随着对中国顶尖人才的需求不断升温，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最令人满意的员工都对雇主怀有很高的预期。

合益集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大陆，员工优先考虑的条件随年龄而异。最年轻的30岁以下的员工群体最看重的是学习机会，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公司环境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年龄介于30岁到39岁的员工，优先考虑的条件是工资，公司品牌和学习机会分列其后。而40岁到49岁的员工群体，则将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列为最优先考虑的条件，富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位列其后。

翰德公司在中国大陆对高素质员工访谈时发现，在选择雇主时，他们常常谈到，自己最关切的是薪酬和奖金。

然而，企业对人才的竞争还不止于此。“公司应该拥有适当的战略管理流程，而不只是依靠薪酬。”Henry 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向员工证明，他们在公司内拥有职业发展的机会，尤其是对年轻的员工。”如果员工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学习机会，或者不能很快取得进步，他们就会离去。

关伟鹏建议说，企业要想找到适合自己需求的最佳人选，负责招聘的经理人应该对应聘者进行更严格的面试。应该测试应聘者的系列特殊能力，而不是坐下来泛泛而谈。此外，对员工的面试还应该根据每家企业的文化进行相应的调整。

为了留住更多的顶尖人才，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在实施“辅导计划”，并开展了所有员工都参与其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这类计划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忠诚度。有专家指出，为员工制订结构清晰的发展计划，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在组织内晋升，而不是呆在原职位不动。

鼓励弹性工作

虽然中国的员工依然将工资视为最关切的条件，不过越来越多的员工已开始寻求其他福利待遇。卫生保健、教育以及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都是员工在某个组织是否快乐的重要因素。

人力资源顾问机构Catalyst集团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中国受访者称，保持工作和生活的良好平衡对他们来说很重要。49%的女性和43%的男性员工称，取得这样的平衡很困难。

Catalyst集团还发现，在中国，人们总体上对组织提供的工作弹性并不怎么满意。“在家里工作是个不断发展的趋势，至少在上海这样。” Catalyst集团战略和市场营销高级副总裁黛比·苏恩谈到。尤其是在跨国公司，为了配合全球团队的工作，公司常常要求员工在休息时间参加电话会议，苏恩谈到，人们对弹性工作的必要性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

然而，让工作场所更灵活并不只是为员工提供在家工作这一选择那么简单。公司必须向员工清楚表明，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和远程工作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鼓励他们这么做——而且不会因此受到处罚。

苏恩谈到，跨国公司在为员工提供同样有望晋升的弹性工作时间表时，还面临着其他挑战。“如果你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而权力基础在其他地方，”她谈到，“那么，如果你想在某些时候得到晋升，就意味着你必须迁居。”在中国，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员工会丧失人际支持网络，这个网络常常包括员工的父母和祖父母等人。

中国战争片 篇4

一、经济发展损失的含义

经济发展损失既包括经济损失, 如直接的经济损失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也包括如经济发展机会的丧失, 经济发展基础的毁灭, 经济发展动力的削弱, 经济发展能力的剥夺, 经济发展劳力的减少, 经济发展储蓄的贬兑, 经济发展物质的短缺。总之, 经济发展损失是指对经济体施加的破坏经济内生性活动的损坏和破坏。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 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使新中国成立后必须长期面对贫困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经济发展损失是惊人的, 也是难于计量的。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战争罪恶比海深, 比山高, 罄竹难书。

二、人口损失中的经济发展损失

人口损失造成的后果对经济发展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实施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和三光政策, 空袭战、阵地战、细菌战、屠城战, 无所不用其极。1931-1945年造成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损失, 改变了社会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 动荡破败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损失更是釜底抽薪, 雪上加霜 (注:因1945年数据缺乏, 故本文所取数据以1949年为标准) 。

1931年中国人口有5.8亿, 到1945年中国人口是5.4亿, 中国人口静态损失4000万。中国人口在1931年时, 人口出生率为39‰。死亡率为28‰, 净增率是11‰, 那么14年间, 如果没有日本法西斯强加的战争破坏, 此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量理应为:0.9594亿。

也就是说在战争机器和杀人恶魔横行的血雨腥风中, 中国减少正常发展环境下的出生人口为9594万, 这一数据不包括对台湾和香港所造成的正常人口增长损失, 如果加上香港和台湾的人口损失肯定超过1亿人口的正常增长损失。

侵华战争对当时的人口破坏为:人口直接损失4000万人, 人口正常增长损失1亿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是:

人口损失的经济损失=人口损失数×人均年收入×劳动力正常劳动的期间

假设以1949年中国人均年收入66元人民币, 为计算的人均年收入标准, 这相当于当年的18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480美元。劳动力正常劳动期间以参照正常人劳动30年时间为标准测算。人口经济损失为2772亿元 (1949年人民币币值) 。1949年全国人口为5.4亿, 人均年收入为66元人民币, 则1949年全年的国民收入为35.64亿元。

假定用人口损失总额除以1949年全国的国民收入为77年。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一项, 在经济上至少使中国倒退了77年。

三、物质损失中的经济发展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二战经济损失为15万亿美元, 参战国军费消耗为1.1万亿美元, 其他的还有财政和物资损失。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中国除了动用本国财力外, 还大量举债抵抗法西斯的侵略, 并用各种物质偿还。中国向苏联提供了约4.5亿美元的矿、农、牧产品;向美国提供了约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铝等矿产品, 向英国提供了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日本在1932-1944年在东北掠走大量的黄金白银, 粮食2.48亿吨, 煤炭2.23亿吨, 生铁逾1100万吨, 钢逾580万吨, 侵华战争导致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 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 按1949年币值标准计算, 中国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人民币币值, 则损失3666亿元人民币以上。假定用直接经济损失总额除以1949年全国的国民收入为102.9年。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 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至少使中国倒退了102.9年。

四、医治战争创伤所需的时间

从人口损失和物质损失的计算中可知, 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至少倒退近180年, 中华民族所积聚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成果丧失殆尽。如果在1949年的基础上, 每年以10%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 还得多少年才可医治和恢复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呢?

构建数学模型进行推理计算如下:

将不完全统计的人口损失和物质损失进行求和, 然后假定以1949年国民收入为参照标准, 每年国民经济增长10%, 那么要完全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战争破坏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可计算出至少所需要的时间:

损失总和等于人口损失2772亿加上物质损失3666亿元, 为6438亿元。所需时间为59.2年。

也就是说, 要完全医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创伤, 并恢复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 要求每年以10%的高速度进行经济社会建设, 实现经济增长, 逐步走出战争的阴影, 至少需要近60年时间。

2010年, 全世界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站在新世纪的今天, 有太多太多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铭记, 也有很多的现象值得我们警惕。至少要60年才能医治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创伤, 中国人民的肩膀格外的沉重, 脚步也格外的艰难。

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奋发图强, 励精图治, 和舟共济, 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以实际行动来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抗日精神, 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中国抗日战争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也做出了重大牺牲, 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发展损失。

正视中国抗日战争 篇5

标题：正视中国抗日战争 作者：孙三里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集团对世界人民进行了残酷的侵略，生灵涂炭，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极大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但日本却矢口否认败于中国，本文提出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对广大读者对认识这一疑问能提出一定的帮助。关键词：反法西斯 军事 原因 和平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二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二周年。但是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或许我们也产生“为何日本不承认败于与中国”的疑问，今天我写篇简短的文章，提出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概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侵华，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段时期，是我们常讲的中国抗日战争，主要包括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广州、武 1 汉的沦陷）：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紧密联合抗日。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作用，组织了平津、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会战，虽然最终以上城市相继沦陷，但29军痛击日军、平型关大捷、四行仓库800壮士、台儿庄大捷等事迹展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中国战略物资向大西南地区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1943年12月）：广州、武汉沦陷后，随着日军战线的拉长，兵力不足。中国共产党部队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严重威胁了敌人后方，日军补给困难，资源紧张。在正面基本停止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行动。将主要力量用于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期间，在正面战场，日军仍然进行了对南昌、随枣、长沙、滇西等地区的局部进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同时向美国、英国、荷兰宣战，中国摆脱了孤军奋战的不利处境。

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1月——1945年8月）：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日本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逐渐在战争中凸显颓势。期间，虽然日本困兽犹斗，向豫湘桂等省发起疯狂进攻，但已是强弩之末。在欧洲，他的德国盟友已经陷入两面受敌的泥潭，自己在太平洋战争中海空力量丧失殆尽，节节败退，中国敌后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极大牵制、消耗 2 了日军。中国发起了局部反攻，收复了滇西、广西等地区。在美国逼近日本本土、苏联对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的大反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进行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取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中国以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元，间接降级损失5000亿元的惨重代价，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各阶层人民不断努力的结果，是近百年以来的反侵略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性胜利的战争。它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1939年9月1日——1945年8月15日期间，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组成的轴心国，对世界人民进行了残酷的侵略，生灵涂炭，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对于打败日本方面，中国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首先，作战时间说，中国从“九一八”算起，抗战14年，全面抗战8年，时间是最长的。美国、英国对日作战3年零八个月，苏联仅三个月。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经得起长期战争；而日本是小国，人少、资源少，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的持久战拖垮了日本。

抗战的前4年，中国面对了日本无后顾之忧、“一鼓作气”的全面进攻，以血肉之躯筑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条坚固防线，使得日军深陷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大部分 3 兵力被牵制在中国而无法脱身。如1938年秋，日本共有24个师团，其中的22.个半师团（还有半个师团在朝鲜，1个近卫师团在本国），也就是占日本总兵力的93%军队被牵制在中国。

虽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扩充兵力，将部分师团调往东南亚参加对美英的作战，但即使在战争最紧张的1944年，日本仍然有44个师团（当时日本约有100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的：“如果没有中国，会有多少日军抽出身来，向澳大利亚、印度侵略啊！”

三、日本不承认败于中国的原因

时至今日，日本官方都不承认在那场战争中被中国打败。具体原因，我想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一）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和弱国地位，使得日本对中国持有蔑视的态度。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仰视、平视、俯视三个阶段。汉唐时期，中国国力昌盛，东汉光武帝曾赐予日本“汉倭奴国金印”、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的鉴真高僧在日本讲学影响深远都表现了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敬仰；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因为台风为没有成功，打破了中国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明朝倭寇侵略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一直到清末，日本对中国持平视态度；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日本变法图强，走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直到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击败中国，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五十 4 年，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意思是猪猡、下贱人，对中国采取的基本是俯视的眼光。

（二）从军事上说，客观上，中国歼灭日军数量和海空力量有一定的局限性。

虽然中国牵制了大量日军，但歼灭日军的数量有限，通常我们说日军在中国伤亡130万人，但是其中被中国人打死的日军只有40万人，在那个时代受伤的士兵75%是可以重新返回战场的。而日本在那场世界大战中约有185万人丧命，其中在菲律宾与美军的作战中战死52万人，在缅甸被英国打死18万人（其中有1万日军是被中国远征军打死的），在硫磺、冲绳岛战死约15万人，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中死去24万人，在中国东北被苏联打死约10万人，还有25万人在与美军在南太平洋的诸岛的争夺中死去。也就是说约有135万人死于美国人之手。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20余艘航空母舰、19艘巡洋舰、11艘战列舰和几乎所有飞机都是被美国军队击沉或击落的，其海空力量必须的钢铁、石油补给线也是由美军切断的，所以很多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被美国人打败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330万日军全部放下武器时，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日军只有70多万人。

在中国战场的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豫湘桂会战等一系列会战中，中国军队人数基本都超过日军的两倍，但却都以失败收场。中国的汉奸人 5 数众多，例如1940年，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仅投靠日军的国民党军队就达到了50万人；在八路军与日军作战取得胜利的百团大战中使得日军伤亡1万人、伪军伤亡4万人，“伪军”大多数皆是中国人。

以上客观事实，也是日军不承认败于“不争气”的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不彻底性

日本战败后，美军单独占领日本。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为期两年多的审判后，将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土肥原贤

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人判处绞刑，但宣布天皇无罪，对很多甲级战犯免于起诉，审判并不彻底。1951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转而扶植日本，日本的右翼势力抬头，重返政坛。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很多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扭曲美化侵略战争，更不承认被中国打败。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本文希望能对广大读者认清抗日战争的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在新的形势下发愤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已的贡献。

参考文献：《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抗日战争的细节》，魏风华，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中国姓名：不重名的战争 篇6

不过，历史上一些“起错名字”的家伙们就没这么走运了。清末民初风行的《清稗类钞》一书记载，晚清进士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十，按理说应该前途无量，却被扔到了陕西一个小县城当“教育局局长”，一当就是20年。原来是他的名字与“亡国军”谐音，触痛了慈禧太后的心事。

另一名举子王寿朋却因名得福。他进京赶考的那一年正值慈禧太后70大寿是的，又是她。老佛爷在科考名单中看到这名字，“我王长寿无朋”啊，吉兆！于是，这位本来排在榜单后面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当上了状元。

事虽荒谬，个中逻辑却不无道理。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在名字上寄予了太多期望和祝愿，“姚金男”和“王国钧”亦然。这些期望和祝愿不仅来自赐予你生命的父母，也包含着家族延续的密码，甚至深深打上了国家和时代的烙印。

起名一直是个时尚问题

名字至少可以用来回答两个哲学问题：你是谁？你希望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好吧，确切地说“给你起名字的人希望你是个怎样的人”。关于美好生活的各种想象“福禄寿喜”、“金银珠宝”、“平安健康”、“美丽英俊”，还有渗透着传统道德的男性“仁义礼智信”、女性“贤惠淑仪贞”，长久以来都是人名中的常用字。

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理想的美好生活并不完全相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你的叔伯辈中，总能找到几个名叫“解放”、“建国”或“援朝”的人。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种社会巨变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一代人的名字中。

你甚至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名字判断出他/她的年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解放”、“建国”最为多见；“援朝”、“卫国”联系着不久后的抗美援朝战争；“跃进”、“超英”记述了“大跃进”时期的全民期许；“卫兵”、“卫红”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有的标签；“振兴”、“文明”则是文革后的常见名。在1984年全国首次人名统计里，“英”、“明”、“国”都是榜上有名的常见字。

比他们再年长数十岁的是“振国”、“振华”、“兴中”、“兴汉”们，他们身处近代中国最内忧外患的时间点之一。

但真正让“福荣”、“忠信”、“淑贞”这类名字失去市场的，与其说是国家命运，不如说是个人思想的颠覆。当时，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潮刚刚涌入中国，旧体制和旧道德观日益受到挑战，有识之士的起名风向也由东渐西。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之后，“天择”、“竞生”等名字层出不穷，包括胡适的“适”字，都取自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

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前面两个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延续了上千年的姓名避讳制度。

知识分子们更纷纷改名或起笔名以明志。比如著名作家周立波，原名叫周绍仪，后借用英语liberation（解放）的音译而改叫“立波”；梁启超则曾化名“宪民”、“新民子”来发表宣传宪政的文章；诗人柳亚子则称自己为“亚卢”，意思是“亚洲的卢梭”。

王莽篡权后为强调自己的革新性，要求百姓全部使用单字名。结果《三国演义》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姓后面都只跟了一个字。

“伯”字辈、“之”字辈、“僧”字辈之间的姓名争夺战

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人名就开始成为时代风尚的记录者了。

春秋时代人们的名字看上去相当随意。就拿孔圣人来说吧，他出生的时候，其父一看儿子头顶凹下去一块，就给他取名叫“丘”；等到他自己的儿子出世时，恰好鲁昭公赐来一条鲤鱼，于是儿子就得名“鲤”。

不过这可不是瞎胡闹，据《左传》记载，当时的“取名大师”鲁国大夫申曾提出取名选字的“五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孔子名“丘”就是按“以类命为象”的原则所取，儿子名“鲤”则是“取于物为假”。

比“五原则”更重要的是“六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其中“不以国，不以官”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延续了上千年的姓名避讳制度。

到了汉代，人们终于开始重视名字的内涵。这一时期尊老风气十分盛行，一家几兄弟的名字中，常用“伯、仲、叔、季”来区分长幼，还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元、长、次、幼、少、公、翁等代表次序的字。

于是，在这个阶段，“伯”、“叔”字辈吃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字辈突然走红。

一个原本没什么意义的虚字“之”异军突起，成为起名热门选项。最极端的就是书圣王羲之了，他祖孙四代六个男人都叫“王×之”，整个家族中带“之”字的人名达30多个。

原来，这是一种宗教暗语。魏晋南北朝“五斗米教”盛行，如何辨别出入教者，知道对方与自己同道？秘密就在一个“之”字。父子、祖孙、兄弟同入米教，都叫“之”就不足为奇了。后来“五斗米道”首领之一孙恩作乱，许多名中“之”字辈都受到了牵连。

同时走红的还有“僧”字辈。

在民间传播开来的还有佛教，“僧”字仅次于“之”成为人名中最常见的字之一，就是最佳证据。而且随着佛教的发展，直到半个世纪后的唐宋年间，“僧”仍在人名中占有一席之地，“佛、尼、寺、慧、颖、悟、觉、善”等佛教字眼也越来越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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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宋代，引领社会风潮的还是理学。它直接推动了起名法的发展：“生辰八字”与“阴阳五行”成了起名时的重要考虑因素。朱熹一家就是用五行学说来命名的。他的父亲朱松，五行属木；朱熹的“熹”本意为“烤”，下面四点是火而非水；他的儿子名“在”，是土字旁。一家三代，木生火、火生土，次序井然，生生不息。

总之，都有说法。简单理解，这就是“伯”字辈、“之”字辈、“僧”字辈之间的姓名争夺战，最终在宋代，被八字起名统一了中国。

宋代之后名字才靠“谱”

然而，宋代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字辈取名制”的开始流行。中国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就是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编修的。

一个家族会为自己未来的开枝散叶做好充分准备，包括子孙后代每一辈的名字，其文字体现就是“族谱”。一般的族谱会经历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确定谱名和顺序，谱名可以是一首诗，也可以是家族老人认为压韵的话。

到了明代，字辈取名制已经广为使用，朱元璋就给自己的儿子各20字的辈份，太子一支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明惠帝朱允炆名中的“允”字就出于此。

这种按照血缘关系串起所有祖先后辈的起名制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之所以说“进一步”，是因为它其实早就蕴含在中国人的命名哲学里：相比西方人名在前、姓在后的顺序，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代表家族或集体的姓置于代表自己的名之前，这与传统文化中崇尚共性、注重群体的价值观息息相关。

上溯至更早的上古时代，过着牧猎佃渔的集体生活的人们甚至根本没有姓名，直到氏族公有制解体，进入人人拥有私产的农业时代，“我”才从“我们”中脱离出来，用以区分个人的姓名才有了产生的必要。

而在古代社会早期，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只有名的，只有贵族才有姓，所以最早的“百姓”一词其实是指“百官”。相反，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只有姓而没有名，一般情况下只按出生排行领一个数字，再在后面加上“娘”、“姐”、“妹”等称呼，杜十娘、尤二姐，甚至在战场上骁勇不亚于男人的杨八妹都是典型。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姓名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象征。

为什么会有1.8万个“刘翔”

事实上，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人的名字。

历史上关于姓名的立法可以追溯到秦朝，当时规定所有山川河流、百姓的姓名都不能与皇帝的姓名重合。

值得一提的是，族谱也诞生于秦朝，为的是用双字名消除同名同姓的现象，只是应用并不普遍。到了东汉，王莽篡权后为强调自己的革新性，要求百姓全部使用单字名君不见《三国演义》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姓后面都只跟了一个字。

这条政令的影响一直延续至唐朝，在唐代的21位帝王中，除了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另外19人均为单字名。到了宋朝，在族谱被人们重视之后，双字名的数量才渐渐增多。一个有趣的对比是，明清两朝的28位皇帝中，只有明成祖朱棣是单字名。

名字字数的摇摆在当代也给管理者造成了困扰。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人们对带有政治意义的名字没了兴趣，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传统的大家庭瓦解成了一个个小家庭，人们的宗族观念逐渐淡薄，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族谱几无用武之地，于是，简单好记的单字名重又成为了社会主流。

于是，秦朝统治者遇到的重名问题再次上演。虽说历史上见于记载的姓氏有2万多个，但今天仍在使用的只有三四千个，而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常见姓氏就占了人口的40%，重名在所难免，比如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的数据库里，就有1.8万个“刘翔”。

户籍管理、上学就业的麻烦还算小事，如果一个好人一不留神和犯罪嫌疑人重名，还得被“通缉”。42岁的黄元金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他从2003年开始就被“通缉”，曾经两天内在莆田和福州被派出所连续抓了两次。

为了避免不重名，一些人转向了用冷僻字、废弃字起名。这下麻烦又来了，除了公安部有一套专门的冷僻字数据库可以登录户政信息，到了非公安户政部门的系统中就没辙了，有时连银行卡、社保卡甚至学生证都办不了。

为此，2007年公安部起草了我国首部姓名登记单行法规《姓名登记条例（初稿）》，规定姓名中已简化的繁体字、已淘汰的异体字、自造字、外国文字、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符号、其他超出规范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范围以外的字样，统统不能出现。

不过，条例自下发到各地公安机关征求意见起就再无下文。而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生僻字正出现在姓名中。

在南京的三所名牌小学中，每个班都至少有四五名学生的名字中有生僻字。杲、焮、祾、曌、翀、翾……让老师们很头疼。他们纷纷表示，开学前的第一项任务不是备课，而是查字典，以免在学生们面前露怯。

甲午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篇7

一、以日为师谋求全面改革

甲午战前, 洋务派中的少数人意识到没有体制层面改革的配合, 器物层面的变革只是徒有其表, 但这一先见之明却不被认同。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 效仿日本变法维新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 日本成功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维新, 若中国取法日本变法, 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 康有为提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1]。康有为对光绪帝说:“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 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 吾中国国土之大, 人民之众, 变法三年, 可以自立, 此后则蒸蒸日上, 富强可驾万国。”[2]光绪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 1898年6月下诏变法,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变法措施几乎全盘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维新变法以变革封建政治体制为目标, 将中国的现代化从物质技术层面推向政治制度层面。虽然变法的思想来不及实施就遭到保守派的扼杀, 但在变法思想深入人心以及社会危机全面迫近的形势下, 亲手绞杀维新派的慈禧不得不继承其衣钵, 开始全方位、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改革仍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参照系。

第一, 政治上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政体。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 决定采纳日本立宪政体, 因为“唯有仿行日本明治宪法, 始能存固体而固主权”[3]。1906年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 中央成立资政院, 地方各省设立咨议局。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这一大纲大体以日本明治帝国宪法为蓝本, 第一、第二条, 差不多直接从明治宪法第一条和第三条翻译过来的: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 万事一系, 永永尊戴;二、君上神圣尊严, 不可侵犯。”[3]清末立宪是清末新政中最为重要的改革, 它初步实现了从无宪法到有宪法、君权无限到有限的转变, 表明了清政府在现代化价值取向上的进步。从中央到地方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 标志着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

第二, 经济上效法日本奖励实业, 保护工商业。1903年清政府在中央设立商部, 这改变了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传统, 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突破, 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使民族工商业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清政府还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商法, 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 为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和合法权利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

第三, 教育上效法日本统一学制, 设立新式学堂。1904年拟定《奏定学堂章程》, 在全国建立日本式的教育体系, 统一全国学制。1905年清政府废除持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使新式学堂教育得以全面贯彻。新式学堂建立后, 清政府聘请日本教习来华任教, 缓解了国内师资的不足。清政府还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赴日留学, 这批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后投身于国内的教育事业, 为教育的现代化储备了人才。

第四, 军事上参照日本的军事编制编练新军。1904年夏, 练兵处草拟了一份详细的军队重组及现代化的计划, 9月朝廷批准了练兵处的报告。包括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最重要内容:一是提出建制表、军饷登记和建立陆军的总政策, 陆军将成为中国主要的军事力量;二是提出建立军事学堂等级制的计划。[3]

二、留日热潮与现代化的人才储备

自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起, 留日人数逐年增加, 到20世纪初, 接近两万人次。留日学生大多去日本学习法政科、师范科和军事科, 很多留日生回国后成为清末民初政界、教育界和军事领域的优秀人才, 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 留日学生在清末立宪改革中起到了中坚力量的作用。1905年, 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随员的留日学生不仅担任出洋考察大臣的译员, 而且将考察的结果编译成资料作为立宪改革的参考。如考察政治馆、官制编制馆、宪政编察馆和修订法律馆是清末预备立宪机构, 这些机构均以留日学生为主。“宪政编察馆是清末宪政改革的枢纽机关, 宪法及其他有关宪政的文件大多由该馆拟定。该馆共有留学生47人, 其中41人为留日学生。编察馆的核心机构———编制局, 共有职员21人, 留学生占17人, 其中16人为留日学生。”[4]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中有很多留日出身的议员, 他们参政议政建言建策, 成为晚清政局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第二, 留日学生为中国基础教育作出了贡献。科举制废除后, 中国处于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折期。因为新式学堂缺乏能胜任现代教育的教师, 为缓解决师资匮乏问题, 1903年, 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奏定《学务纲要》, “责成各省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 分别学速成师范科若干人, 学完全示范课若干人”[5]。这些师范生毕业回国后, 大都分到各省、府、县开办的师范学堂和普通学堂, 将新式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带回中国, 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1906年的上海中国公学、无锡的竞志女学、安徽女学等, 也是由留日归国的学生创办的。”[6]留日学生翻译的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成为各省学堂的教科书。

第三, 留日学生对军事现代化作出了贡献。首先, 1902年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 留日军事生在对规划军事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 回国的军事生因有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技能, 为各省督抚所重用, 担任各级将领和参谋官等要职。众多留日军事生加入军队提高了新军军官队伍的素质, 使新军军官群体在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最后, 留日学生从事各个省的军事教育, 他们回国创办或是亲自担任军事学堂教师, 将其学到的近代军事知识和技能授予中国士兵, 提高了军队的整体素质, 推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是华夏中心观和华夏尊卑观, 认为华夏民族的文明程度最高, 因此有以夏变夷的观念。鸦片战争后, 西方的入侵使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受到挑战。甲午战败使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 中国人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在甲午战争的冲击下被唤醒, 所以甲午战争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界标。中国不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来俯视其他民族, 中国的传统民族主义逐渐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

梁启超是引进和介绍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人。1901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 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说:“民族主义者, 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 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7]同年,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 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提出:“民族主义者, 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今日欲救中国, 无它术焉, 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之最大之民族, 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 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 谁能篡之?特不知我民族自由此能力焉否也。”[8]继他之后, 知识界的其他人也纷纷介绍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例如, 20世纪初《浙江潮》连载了余一的《民族主义论》, 文中提到, “今日者, 民族主义发达时代也, 而中国当其冲, 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 则吾中国乃真亡矣”[9]。中国传统民族意识逐渐脱离传统华夷观念, 以实现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

甲午战前,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改良政治, 结果未能成功。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檀香山, 使他大受刺激。从此, 孙中山决心从走和平改良的道路转向反清的革命道路。1894年, 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建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标志着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正式形成。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体现为反满的民族主义。甲午战后, 孙中山认为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时机已到, 1895年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 将反满革命思想付诸行动。1903年12月, 孙中山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说中号召中国人民发扬民族主义精神, 称此种精神一经唤起, 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亿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满清王朝。[10]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至此,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基本形成。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引进和介绍, 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民族主义从观念转化为社会和政治运动需要民众的参与。甲午战争后, 台湾民众自发组织反抗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01年才结束。20世纪初, 为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管理权, 各地纷纷开展保路运动和收回矿权运动,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1911年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 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20世纪中国知识阶层民族主义思想的集体生发和广大群众对事关民族前途的国家大事的积极参与都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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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Z].中华书局, 1992.

[3] (美)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M].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4]王晓秋、尚小明.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丁晓禾.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M].珠海出版社, 1998.

[6]王忠萍.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2 (6) .

[7]郑大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8]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二册.文集之十[M].中华书局, 1989.

[9]余一.民族主义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 1960.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原因溯源 篇8

一、背景

早在18世纪末期, 法国就已经派遣天主教势力入侵越南, 并渗透到南越社会各个阶层当中。还在英法对化二次鸦片战争的期间, 法国就已经开始武装秦越南越, “沦越南支那南部六省, 并私下侦查沿湄公河有无直通云南的航线, 不行, 转向越北, 企图以红河为窃据中国云南之水上通道”。法国于1873年攻陷河内, 越南国王阮福时邀刘永福援助。于河内大败法国, 迫使其退回南部, 但越南与法国签订不平等的《西贡条约》, 开放红河, 并请驱逐清政府在越南势力, 要出消除中国在越影响, 清政府复照不予承认。1882年法国派遣李维业率军再次侵犯越北, 并占据有利地势, 清政府命颠桂两省陈兵边鄙, 但“衅端不可自我而开”。5月19日, 法军挑衅, 刘永福遂率黑旗军决战怀德, 大获全胜。法国认为, 清军不宣而战, 触犯了国际公约, 因此大规模入侵越南, 黑旗军失利, 越法签订《顺化条约》, 法国实际从中国手里夺取了对越控制权, 中国国际地位再次下降。为了全面控制越南, 并进而侵略中国, 法国全力对付中国, 中法大规模的正面冲突日益逼近。

二、战争经过

《顺化条约》签订之后, 法国为了独占越南, 消除中国在越的一切影响, 立即禁绝了中越之间一切联系, 并强令越南清退在越抗法军队, 中法对峙形势形成。法国先以极为苛刻的外交条件向中国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即中国军队撤出越南, 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并向法国开放云南蛮耗一地作为商埠, 清政府强烈拒绝。但是战是和, 清王朝高层举棋不定, 自相矛盾, 这便宜了法国的战略部署。10月25日, 孤拔率领北越法军, 进攻红河三角洲中国驻越南军事基地。

1. 山西之战。

1883年, 法军进击山西, 中国被动抵抗, 很快败退。84年2月, 法军增兵, 侵犯北宁, 3月12日攻克。19日, 太原失陷;4月12日进占兴化。山西之战, 中国完败, 法国对越的殖民统治最终确立。中法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 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 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 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 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 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

2. 战争正式爆发的国际原因。

6月23日, 法军撕毁条约, 突袭北黎, 强令驻守清军立即撤离越南国境。清军以“未接上司撤军命令”, 要求法军延迟片刻开战, 但未果。19世纪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垄断资本市场, 各国疯狂地夺取海外市场、资本输出场所和原料供应地, 掀起了重新瓜分世界的高潮。然而, 此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美洲、非洲的土地瓜分完毕, 这个时期的特点之一就是“世界瓜分完毕”, 可想而知, 中国和远东这块市场便成了世界各帝国主义的聚集地。法国侵略中国, 沙俄、德国、美国、英国等都基本上从自己的的复利益出发, 根本没有对中国利益的半点维护, 怂恿法国侵华, 这样也就间接地支持了法国对中国的侵略, 助长了法国的野心。“列强利益不同, 各怀鬼胎, 彼此钩心斗角, 不可能联合”, 这段话说明法国当时侵略中国和朝鲜已经没有了什么后顾之忧。

19世纪的中国, 正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中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沉沦。虽然此时的洋务运动已经觉醒了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强国意识, 可是在欧美等国的干涉下, 中国不可能一步就能成为与他们齐平的东方大国, 没有改革国家制度的中国其实际上也不可能变得像法国那样强, 只是在一个残缺不全的封建社会出现了“回光返照”罢了。就在此时, 清政府的政治极其腐败, 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可是官场却依然是派系你争我斗、尔虞我诈, 北洋水师的军舰上只一个个炮筒, 军事也相当松弛。据史料记载, 当时全舰官兵在向法国炫耀式访问时, 中国军舰的大炮台上, 军舰的桅杆上, 炮竿上居然在晒衣服, 更有邓世昌舰长居然在军舰上养宠物。这是不可理喻的, 也让法国人看到了中国强大军舰的背后是一个腐朽的管理体制。战争前夕, 中国所有的经费都用在给慈禧办六十大寿上, 根本没有进购新型的军舰和新型的大炮, 根本没有库存, 强大的军舰上就只剩下一个“空壳”。然而, 法国方面则正在加紧改进自己的军事构造, 举国上下, 齐心协力, 集钱购买进一批新型的战舰, 战舰数量上和表面实力上跟中国“相当”, 然而此时的法国军事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

3. 镇南关战役局部胜利。

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1885年2月, 法军进攻谅山, 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十天以后, 法军侵占镇南关 (今友谊关) , 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 焚关而去, 退至文渊 (今越南同登) 、谅山, 伺机再犯。冯子材部署战守, 24日击退法军, 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费里内阁倒台。但是法国立刻又向越南法军支付五千万法郎, 国内舆论一片要向清国宣战之声。

三、中国不败而败的根本原因

针对中法战争中中国不败而败的历史定论, 罗尔刚认为, “中国在战场上取得微弱优秀, 长期看下去, 也将取得最后胜利;但在外交上, 中国却是失败了。”何以至此?笔者认为, 统治阶层民族认同感认知错误是中国不败而败的根本原因。此次战争在外交上的失败, 不在于人口、财力、制度、兵器的落后, 而在于统治阶层对中国国家认同感上认知有误, 导致人民离心离德, 诚所谓有天时地利而无人和。史学界普遍认为是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慈禧等统治者个人品质问题是导致晚清政治外交全面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姜立研究和比照清朝与西方列强政治制度、科技水平、人员素质、财政状况等国力构成要素情况之后, 却提出了新的看法。姜立以八路军的军事装备为例, 表达武器并非是决定外交胜败的根本原因;就经济实力和国家财力来说, 姜立把德国和中国进行对比, 认为明治政府改革军制之后, 德国自1893年起, 德国能够用于军事的财力最多年4500万马克;而清朝年收入白银7000万两, 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德国差, 从经济上看, 甲午战前德国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 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 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德国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 银行资本9000万元, 年进口额1.7亿元, 年出口额9000万元, 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 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 其他都低于中国, 说明当时德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就封建制度而言, 侵华的西方列强中, 实行封建专制的不少, 如沙皇俄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可见, 封建制度并非是中国挨打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封建制度, 为什么康熙时代就不会挨打?!综上, 何谓国家认同感?尽管学者有各种说法, 但是笔者认为, 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生于斯, 长于斯, 效忠于斯。也就是生活在某一相对区域的人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而形成的共识, 具体表现为统治者对子民的责任和子民对国家政权的效忠。下面来分析满清统治者的国家认同问题。第一阶段:由敌视到逐渐认同。1644年, 随着李自成的失败满清入关, 在征服中国本部后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国家认同问题。是继续把大清和中国区分还是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用大清代表中国?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应该选择后者, 但是很不幸, 当时大清的高层, 主要是以皇太极、多尔衮为主的实力派, 出于对本族人口、政治、文化方面的不自信, 选择了后者, 制定了影响整个清朝的国策:对于关内中国本部, 能守则守之, 不能守则退回东北, 实行满汉大防 (满汉不准通婚, 分开居住) 、民族隔离、民族歧视。康熙皇帝改弦易辙, 部分接受了儒家思想, 开始以全中国利益守护人面目出现, 即所谓朕即国家, 满汉一体;第二阶段:在大清和中国之间摇摆不定。康熙皇帝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满清的国策, 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满蒙上层。所以, 对于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满清的统治者始终徘徊在大清与中国之间, 这个过程从康熙时代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运动。人民长期缺乏对国家义务感, 自然就缺少对国家认同感, 而且出于维护这种特权地位的本能, 在面临内外危机时, 面对国家利益与大清利益———实际是满蒙特权利益, 大清被他们绑架了———自然站在大清的立场上, 在国家认同上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第三阶段:保大清, 出卖中国。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清的角度讲, 有三条路:保大清同时保中国;舍大清保中国;舍中国保大清。清的统治者到底选择哪一条呢?回望历史, 显然满清高层选择了“舍中国保大清”之路。

归结起来, 中法战争甚至整个满清王朝晚期各种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失利, 其深刻的根源都在于他们的国家民族认知感不正确, 严格地把大清和中国区分开来, 使得即便入主中原二百余年之后, 人们仍然可以利用民族之间的裂痕作为起义反抗的旗帜号召天下;另外, 西方普世价值的东学西渐, 促进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产生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如晚清诸多知识分子提出“保公天下, 匹夫有责;保一家天下, 其君其臣之事也”的主张和观点, 表明人民已经从被专制和压迫中觉醒, 真正区分清楚什么是爱国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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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振南.中法战争史研究百年回眸[J].近代史研究200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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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争片 篇9

长期以来, 新中国电影创作者们对于战争电影这种类型影片的规律寻找并不是充分自觉的, 其作品里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迹。故事内容常常重复表现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获得胜利的战斗或战役过程。作品通常是革命战争正剧, 再另加一些关乎革命情怀的抒情成分。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战争影片的影像语言、叙事风格和表现内容等等都极具中国特色。在相应的年代与社会文化背景下观众在心理与情感上认同了一些影片的英雄人物形象。影片中这些流芳百世的英雄人物经过特定年代的洗礼, 沉淀至今依然被当下的一些观众所喜爱。但不能置否的是, 人物性格共性色彩较浓, 英雄人物脸谱化, 角色带有象征性和意念性等是中国战争电影的局限性。中国战争电影的发展, 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战争电影的创作在这三个阶段中分别有着不同的特点。

讴歌式的赞誉

中国战争电影第一个发展阶段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 新的文化环境的形成, 中国电影也随之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相应的政策引导下, 全国范围内包括电影业在内的文艺界开始蓬勃发展。在新电影语境下, 战争电影的创作开始繁荣。这一时期中国的战争电影可以归纳为讴歌赞誉式类型时期。在此期间, 艺术家们在高歌主旋律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之下开始了讴歌式战争片的创作。“从一开始, 新中国电影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电影, 承担着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阐释中国社会走向、完成中国大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的使命。用当时政治家们常常使用的语言来说, 电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仪式。”[1]这时期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革命赞誉其解放全中国的正义之举的战争题材影片出现, 成为国家需要、创作者热衷拍摄、观众喜爱观看的一个电影类型。

新中国建立初期, 举国上下欢欣鼓舞, 全民爱国情绪空前高涨, 拍摄工农兵电影、扫除好莱坞电影在华影响是这时期电影的首要任务。产业工人、农村农民和烽火年代的普通战士是当时银幕表现的主要人群。由此工业、农业、战争电影成为当时电影界的主流。这时期涌现出战争电影的主要有《地道战》、《地雷战》、《董存瑞》、《铁道游击队》、《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战火中的青春》、《红日》、《渡江侦察记》、《赵一曼》等。

这时期作品主题较为单一, 大都是全力歌颂八路军、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正义性。表达了作为正义代表的八路军、共产党部队在人民的拥护下战胜非正义敌方的必然性。影片通过描写斗争、反抗与胜利, 传达出强烈的革命情怀与爱国情感, 从而感染观众, 达到教育人民、传达国家政治思想的教化作用。这时期的作品常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来表达。电影内容通常是选取局部小型战斗, 以局部反映整体、以点带面渲染了抗战斗争的辉煌与艰难。其人物角色通常是选取基层人物、基层官兵, 通过描写小人物抗击外辱的英雄行为和英勇气概来折射全军全国人民的抗敌精神与爱国情怀。这些人物大都是虚构的, 也有根据真实人物及其故事进行艺术再加工的。除影片《红日》中写到汪卫青是军长级别的军官之外, 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小见大的方法来反映中国抗战的历史舞台。这类作品塑造的英雄大都是没有缺点、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国难当头之时, 普通民众、基层官兵团结一致, 摒弃国家情感之外的一切感情因素, 为了国家与民族奉献一切的完美英雄在电影作品里比比皆是。大部分影片都回避了对英雄缺点的描绘。但也并非没有例外。影片《董存瑞》中就表现了英雄人物的缺点。作品在刻画董存瑞这一真实历史人物时, 通过叙述其初期错误的入党动机、盲目的逞能等等情节讲述了一个普通民兵成长为优秀士兵的过程, 表现了英雄人物在没有成长为一个自觉进步的革命青年之前的局限性, 同时也为后来其做出壮烈之举作了铺垫。

这时期的战争电影除了人物刻画脸谱化之外, 二元对立的人物结构也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大部分作品将剧中人物划分为好人与坏人、我方与敌方的两大对立阵营, 正反两派人物自始至终都是绝对对立, 正面交锋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很长时间里, 我国的战争电影都是使用了设备简陋力量弱小的我方最终战胜装备精良军队强大的敌方的传统叙述模式。这一模式至今仍在沿用。创作者热衷于表现敌我双方反复交战的宏大战争场面, 对战争时期人们内心世界的体察不够深刻, 对人性的表现力度相对薄弱。

这一时期战争电影的辉煌从创作角度看,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两个创作队伍的努力。一是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干部和从部队文工团转到电影战线的文化工作者, 二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进步电影工作者。他们亲身经历了战争年代的硝烟弥漫, 能自觉地将电影视为一个革命的和新生活的有力的宣传工具来使用。他们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将丰富独特的社会阅历和拥有的时代激情与使命感都融入到电影创作中。他们的作品与那个年代无数有着高度革命热情的各阶层观众的审美趣味相一致。这样的创作初衷和艺术表达特点影响着当时战争电影的发展趋势和接受效果。正如克拉考尔所说:“电影在反映社会时所显现出的与其说是明确的教义, 不如说是心理素质———它们是一些延伸与意识维度之下的深层集体心理。”[2]正是因为这些电影创作者的艺术创作与当时社会公众的集体心理高度一致, 从而使中国战争电影的发展形成了第一个高峰。

迂回式的创新

第二个阶段是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自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 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创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直接促使了电影界的复苏和发展。1978年文艺界“解放思想, 冲破禁区”的号召使中国电影进入到一个探索与创新的新时期。随后开始出现包括第四、五代导演作品在内的优秀战争影片。在此期间创作的战争电影作品中, 创作者对于战争本身的思考与人性阐释仍然是最引人关注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在世界战争电影史上, 对战争的反思、人性的探究一直是战争片的核心命题, 战争电影也因此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与关注的眼球。而纵观中国战争片的发展进程,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 随着国内良好的创作环境的形成, 世界战争电影的主要价值理念与精髓体现才开始被创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在80年代的创新运动中, 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 在传统主题表达与题材内容的旧式里开始了创新与探索。虽然进程缓慢而细微, 但依旧将中国战争电影带入了一个创新的发展时期, 掀起了继17年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这一时期可以归纳为迂回式的创新时期。

这个时期战争电影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呈现着传统与创新并存的面貌。20世纪70年代末, 《小花》、《今夜星光灿烂》、《从奴隶到将军》、《归心似箭》、《赣水苍茫》等影片起航了文革后战争电影的复苏之路。80年代初, 影片《南昌起义》第一次以纪实风格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搬上银幕。随后, 《大渡河》、《挺进中原》、《四渡赤水》、《风雨下钟山》、《祁连山的回声》、《血战台儿庄》、《直奉大战》等一批革命历史战争影片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陆续出现。它们努力发挥着讲述历史进程、颂扬老一辈革命家功绩等社会功能。该时期的战争电影开始追求作品的纪实性与文献性。创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 追溯辉煌的胜利、再忆伟大的革命前驱, 力求还原最真实的战争年代。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 创作者不再热衷表现基层小人物, 为新中国建国重要领导人拍摄的战争电影增多。例如表现陈毅元帅业绩的影片有《山重水复》、《梅岭星火》、《黄桥决战》;表现贺龙元帅业绩的影片有《曙光》、《贺龙军长》。这些影片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作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 使其中国特色更加突出。不足的是影片在塑造党和军队高层领导人形象方面, 特别是毛泽东形象, 还没有放开手脚。值得肯定的是在人物表现方面开始初步有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刻画。将战争中的将领士兵们真实、生动、更人性化和生活化的一面表现在观众面前。但大部分作品尚未突破旧式, 大都是按照传统的叙述方式平铺直叙地展现战争过程, 刻画模式化的人物和设计简单的英雄主义行为的缺憾虽有改善但仍然存在。

80年代中期, 中国经济改革逐步走向深化, 大众文化热迅速兴起。伴随经济改革出现的电影娱乐潮, 强劲推动着中国电影包括战争电影从探索时期过渡到多元发展时期。随着国门进一步打开, 各国战争电影影响着创作者的思维, 也刺激着观众的胃口。战争娱乐片开始出现。虽然总体上尚缺乏新的面貌, 也缺乏自身想像力, 但初步的创新还是被观众所认可与接受的, 继而激发了创作者对于战争电影、商业、娱乐三者关系的进一步思考。1987年, 广电部电影局提出“突出主旋律, 坚持多样化”的方针政策。该政策推动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战争电影的发展, 使其成为之后战争电影创作的一大特色与亮点。

80年代后期的战争电影创作倾向在电影界对于娱乐化与商业价值的热烈讨论声中开始转移。随着电影商业价值与娱乐功能被重新认识和认可, 使得在主旋律旗帜下的战争电影开始走上娱乐化道路。一时间娱乐式战争电影成为创作主流。《马蹄声碎》、《晚钟》在国内票房惨败的事实说明, 虽然“政治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同时并存、相互渗透、交叉发展的文化现象, 以‘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当代电影文化的新格局”[3]是值得肯定的, 但仍有着漫长而艰难的道路需继续探索。战争电影想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类型化道路, 就必须在遵守规则与开拓新路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多元化的初探

第3个发展阶段是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市场化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国内外政局经济的改革, 战争电影在诠释角度、主题表现和类型发展方面开始有了多元化初探, 在此期间呈现出缤纷多彩的局面。其创作的具体的阶段性划分不再严格, 美学形态不再一致, 社会功能不再单一表现政治诉求, 而是以日益丰富的创作指向、多种艺术形态齐头并进的趋势迈上多元化创新之路。

电影作为国家重新审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重要辅助手段, 再次得到政府的重视并受到宏观引导。89年成立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 (后更名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 。国家广电部和财政部专门设立了“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资助基金”。1994年电影界将87年提出的“突出主旋律, 坚持多样化”的口号进一步规范为“弘扬主旋律, 坚持多样化”。国家这一系列的支持和保障有力推动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在这些影片中, 绝大部分是战争电影。良好的创作氛围与政府的鼎力支持使得中国战争电影再一次蓬勃发展。

首先,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 尤其是战争电影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可谓硕果累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等重大纪念年。为了纪念这些辉煌的胜利, 《大转折》、《大进军》、《大决战》等大型史诗战争巨作相继出世, 在中国战争电影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大决战》、《大进军》、《大转折》、《七七事变》、《长征》等代表作品都高度符合历史史实。这类作品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重大战役。

在传统战争电影的创作中, 主观、局部、以事件为主的表达方式形成了一种模式被创作者广泛使用, 而这时期的电影作品则更多采取了客观、全局、兼顾事件和人的表达方式。以“大系列”的三部作品为例可以看到, 电影的取材不再局限于某次真实或虚构的局部小型战斗, 不再热衷于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 而是将辽沈、淮海、平津等真实历史重大战役搬上荧屏, 浓墨重彩的描绘了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较之前两个发展阶段, 这时期战争电影突破了原有的叙事视角。影片对于战争全局式的把握, 将国共双方两大阵营全都纳入叙事范围, 本着客观真实的历史观描绘了敌我双方阵营的战术谋略, 而不再是以我观敌、局部代整体。影片以观众的视点直面两大阵营的对决, 见证了历史的战火与硝烟, 成为历史的见证人。作品当中宏大的气势、壮观的场面、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使其呈现出史诗与纪实的品质与风格。

这时期作品延续了第二阶段为革命领袖人物树碑立传的电影内容, 成为战争电影内容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 塑造英雄群像的创作倾向成为这时期人物塑造的另一大特点。如在《大转折》、《大进军》、《大决战》作品中, 不再是表现某一位革命领袖, 而是从最高革命领导人、作战指挥的军官到普通战士、民兵都有所涉及, 只是表现分量轻重有别。革命英雄以群像的方式出现在银屏上, 让观众体验到通过电影直面众多伟人的跨世纪情怀。这种英雄叙事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完成对日常人生的超越, 得到一种虚幻的心理满足。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战争片的发展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里, 在相应的政策引导下全国范围内包括电影业在内的文艺界开始复苏。第二个阶段是在七十年代末到80年代末, 其间开始出现包括第4、5代导演作品在内的优秀战争影片。在战争片创作中, 这一时期最引人关注和最具价值意义的, 仍然是创作者对战争本身的思考。第三个阶段期是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国内外政局经济的改革, 战争片开始有了新的诠释角度和新的审美需求和多元化初探。

关键词：中国战争片,讴歌,创新,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范志忠.百年中国影视的历史影像.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9:56.

[2]转引自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3:191.

中国战争片 篇10

一

中国电影是伴随着中国的革命一同成长的,自古以来的“文以载道”理念和新文化运动启蒙、救亡的诉求, 使得中国电影人将电影逐渐变为了启民智、传思想的宣传工具。随着抗战的来临,电影作为宣传工具,甚至是宣传战略武器的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而战时的战争电影作为“国防”的重要组成,被用于宣传抗日理念、 鼓舞民族士气、坚定人民决心和服务于征兵等国防工作的诸多方面,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作为一场实现民族独立,以抗战建国为目标的“圣战”,在取得最终胜利之后必定要用大量的笔墨来书写和讴歌胜利,这是每一个饱受二战之苦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共同经历的过程。而在记录这场辉煌胜利的同时,众多国家迅速开始了对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的反思,如波兰的安杰伊·瓦伊达的“战争三部曲”,捷克斯洛伐克的闵采尔的《严密监视的列车》, 美国的《最长的一天》,前苏联的《雁南飞》等作品。 但中国二战题材影片却没有走上这样的道路。抗战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四年之久的解放战争和持续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大环境使得中国电影人来不及去思考战争背后的东西,而电影则作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和武器一直存在着。

中国二战影片之所以与反思战争理念疏离,中国文艺理念的历史传统是重要原因。抗日战争作为一场保家卫国的神圣战争的性质,导致对它进行反思有可能在一定层面上消解其崇高性,这是一项避不开的原罪。

二

抗战以前苏联电影就被介绍到中国,且不仅左翼影人,右翼影人也极为赞赏,这就使得在斯大林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深深扎根在中国电影人心中。而这一套创作原则有其重要特征:强调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强调把理想和现实统一起来,以革命浪漫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组成部分,着意突出真实性和历史性。[3]

这样的创作原则被普遍接受,也就等同于电影作为工具和武器的属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942年,抗战还处于相持阶段时,毛泽东主席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文艺要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号召,并否定了超阶级“人性”的存在。电影作为文艺的一部分,更是让其工具和武器的属性被拔高了一层,“文革”时期更是将其推向极致。这使得建国以后“17年时期”直到70年代末,二战题材影片一直都缺少“反思战争意识”成长的土壤。

而部分战争题材,更是被隔离在意识形态限定的影像话语讨论范围之外。如国民党在抗战时的行为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这就使得对国民党抗战的描述长时间处于失语状态,直到1986年《血战台儿庄》的上映才发出了第一个声音。这使得我们失去了反思战争残酷性的重要角度——在抗战中起重要作用的、付出了重大牺牲的正面战场。

三

可喜的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在二战题材影片中加入了“战争反思”的内涵,如《紫日》、 《鬼子来了》、《南京!南京!》等。但它们中的许多作品并没得到受众的好评,许多反而受到了不少指责甚至谩骂。一方面是电影人自身对二战的认识不够准确深刻,如《鬼子来了》就有很多消解崇高的黑色幽默桥段, 同时也过多的谈及了百姓的愚昧、懦弱、贪婪的劣根性, 致使其因“立场”问题而被禁映;另一方面则是受众心理对“战争反思式”影片的抵触。

不得不说这种抵触来源于长时间、大篇幅的讴歌和礼赞带来的意识僵化。战争及建国以后,全篇幅的讴歌、 赞扬,欢庆式的影像盛宴给了中国的电影受众一个思维定式,即战争电影就应该是英雄人物引领人民军队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或为了胜利慷慨就义。 这样的影片多了,民众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也仅仅只停留在一般性民族战争上,造成了对二战反“法西斯” 性质的认识错位,使得民族仇恨滋生并不断高涨。

冯小宁的《紫日》是一部成功地将战争反思和抗战崇高性结合起来的影片,但“日本军人将学生兵培养成杀人者,并用中国老百姓当活靶子”的桥段更多唤起的不是观众的反法西斯共鸣,而是民族仇恨。陆川的《南京 ! 南京 !》仅仅最后“军祭”的场景就能将日本法西斯意识统治下军队的狂热彰显到极致,但主角角川一个“善良的” 日本兵形象使得陆川受到了一片指责之声。可见要在中国二战影片中加入反思理念,如何把握受众的心理倾向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中国的电影人应该更好地理解“铭记历史,但不要延续仇恨”这句话,以不消解崇高的方式,以对战争的残酷和被战火摧残的美好人性的展现,让法西斯的暴行深入人心。相信中国的二战影片必将在如今思维更自由的环境下,在反思二战的层面表现得更为深邃。

摘要：“二战”是中国战争片重要的题材,作为革命历史的文艺产品,它在中国电影领域占有独特的位置。本文通过对该题材片三个类型的分析及与中国二战题材影片的比较,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一些评论、思考。

对中国有利的货币战争 篇11

首先，在零利率边界下，量化宽松等超常规货币政策同样可以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这对于其他国家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在私人部门去杠杆的背景下，尽管量化宽松政策投放的基础货币无法转化为信贷，但这并不代表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和对未来利率政策的前瞻性指导起到了提高市场通胀预期和风险偏好的作用。通胀预期的提高刺激了投资和消费，使美国避免了通缩；风险偏好的提高则有助于推高资产价格，促进企业投资。同样，日本央行最近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并辅以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在推高通胀预期的同时，并未推高日本国债利率，有助于日本走出通缩。由于美国和日本仍然是重要的全球消费市场，其经济复苏对新兴经济体有正面的溢出效应。

其次，发达经济体货币贬值的负面溢出效应有限。关于“货币战争”的担忧来源于上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当时各国竞相贬值的货币政策在提高本国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损害了其他国家经济。但需要注意的是，大萧条时期美国和欧洲仍然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制造业是其经济的主导产业。目前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已经将生产过程大量外包，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其GDP的12%，日本制造业的占比也仅为24%，这意味着货币贬值对其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大大降低。同样，由于产业分工的差异，发达经济体货币贬值对新兴市场制造业的负面溢出效应也非常有限。根据中金公司的测算，人民币对日元升值20%，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仅为2.5个百分点。

如果将上述两个因素叠加，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接近中性的。而在资本流动层面，普遍的观点是，发达经济体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使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可能推高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并引发资产价格泡沫。但是，这种判断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目前的情况。

必须看到，与金融危机前相比，中国外汇收支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资产和负债的结构严重失衡。2012年9月末，中国对外净资产高达1.8万亿美元，其中国家外汇储备3.4万亿美元，私人部门对外净负债1.6万亿美元。同期，日本对外净资产约为3.6万亿美元，其中国家外汇储备1.3万亿美元，私人部门对外净资产高达2.4万亿美元。随着资本项目的开放和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消失，中国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过程已经开始。外汇资产持有者从央行转向境内机构和个人，将表现为资本项下资金的持续流出。尽管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国际投资机构逐步扩大中国资产在其投资组合中的配置比例，证券投资项下资本将持续流入。但在规模上，资本项目总体逆差可能是未来中国国际收支的中长期趋势。2012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173亿美元就是最生动的案例。尽管这个过程是必须的，但外汇流入的放缓意味着外汇占款急剧下降，国内流动性环境偏紧。

2013年，在海外宽松货币政策、国内经济温和复苏以及风险偏好上升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资本项目持续逆差的局面有望得到暂时的缓解。无论是对于国内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这都是有益的。

综合而言，笔者认为“货币战争”对于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是中性甚至偏正面的。真正值得担忧的情况是，如果美国经济2014年前后率先实现复苏，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导致资本流出的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叠加带来国内流动性收缩。

中国战争片 篇12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在周代就有了关于翻译活动的文字记载, 当时的翻译以口译为主。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始自佛经翻译,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实践的兴盛逐渐引起译者对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 也就形成了中国翻译理论的肇始阶段。在此后的历次翻译高潮中, 翻译实践不断推动译论的发展和丰富。中国传统译论植根于我国特定的文化和历史中, 处处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哲学和文艺美学的影响和制约。改革开放后, 西方现代译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

2 核心论点阐释

(1) 善译:译者必须对两种语言有深入的研究, 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简繁、文体的变化, 透彻地理解原文, 还要深入领会原文的神情和语气, 然后准确地表达, 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丝出入, 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

(2) 信达雅:在《天演论·译例言》中, 严复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翻译标准, 将之概括为“信”、“达”、“雅”三字, 其中“信”是最重要的, 最基本要求是做到“意义则不倍本文”;“达”, 就是通达、明达, 就是把原文的内容 (意义、信息、精神、风格等) 在译文中很好地表现出来, 使译文的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原意。“信矣不达, 虽译尤不译也”。这就是“信”和“达”的关系;译文除了“求达”, 还要“求其尔雅”, 就是要讲究修辞, 要“雅正”。一是为了“行远”, 即尽可能广泛地获得译者心目中的读者的认可和喜爱, 二是为了“求达”。

(3) 形似:指译文与原文在形态、结构、排列、辞格等方面的相似。

(4) 神似:指必要时摆脱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 如词汇、语法、惯用法、修辞格等方面的羁绊, 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 用地道的译文传达出原文的艺术意境。

(5) 化境: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6) 多元互补论:具体的翻译标准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翻译标准可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两大类;这两大类标准构成一个相互制约和补充的有机体系;抽象标准具有一元性, 具体标准具有多元性。

3 局限性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代的主旋律, 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也受这个时代特征的制约, 绝大部分的翻译理论者都表明了这样一种强烈的非宗教的功利目的性, 这是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特色。这一时期翻译理论取得不断的突破, 但仍没有出现翻译理论专著, 译学的进一步繁荣, 还有待于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 我国文学翻译事业进入了翻译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虽然抗战的爆发使翻译事业放慢了发展的脚步, 但这一时期在新文学翻译事业的倡导下, 翻译事业得到健康深入的发展。文革前, 翻译理论研究得到初步繁荣, 文革期间, 翻译理论研究差不多中断了, 文革之后, 随着改革开放, 翻译研究得到迅速发展。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固然有其值得肯定的特质, 但也正暴露出它在理论上的诸多缺陷:

(1) 理论意识不强。译论多谈翻译困难、翻译方法、翻译经验, 进行抽象理论思辨者少, 内省式的直觉式的重复认识多, 演绎式的论证式的理论展开少。范畴研究十分薄弱。由于传统译论的理论和术语基本上来源于我国古典哲学——美学, 特别是古典文艺学, 而这些术语又不做必要的界定和说明, 致使理论难以深入和展开, 结果无法形成不同的译论学派, 只能终止于个人意见的交流和十分有限的理论创新。

(2) 传统译论的方法论上存在弱点。古典和近代译论家常囿于传统文艺评论特别是传统文艺美学的方法论影响, 注重宏观描述, 强调主体的“悟性”, 在微观剖析上对客体缺乏科学的、系统的形式论证, 致使译论界常常陷于诠释性争论。

(3) 传统翻译基本理论命题非常有限。这主要是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 特别是语言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而造成的。

4 小结

要使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 既不能轻视传统, 也不能抗拒或者贬抑西方译论, 应在梳理和继承传统译论精华的基础上, 借鉴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 超越既定认知模式的局限性, 扩大研究视野, 辨证地对待特性与共性的关系, 加强实证考察和微观分析, 使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化、多样化, 在与国际译学各体系的互动中, 获得新的生命力。

摘要：中国翻译理论沿革可谓是历史悠久。本文拟对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进程做一个回顾, 从中看到中国传统译论需要借鉴、融合外来的译学理论, 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 发展传统理论中的优势, 以促进中国译学的进一步繁荣。

关键词：中国翻译理论回顾,传统译论,西方翻译理论,主要理论观点,中西译论结合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2]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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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谭载喜.翻译学[M].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5]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6]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7]杨全红.走进翻译大家[M].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