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人性（精选5篇）
战争与人性 篇1
一、战争:精神和心理的杀手
在库布里克的电影中, 战争是经常被涉猎的题材, 从《光荣之路》到《奇爱博士》再到后来的《全金属外壳》, 其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延伸到美苏之间的核争霸, 再到美国发起的越南战争。库布里克将故事放在战争的背景之下去着力刻画战争中的人, 然后通过人与战争的关系表达他对于战争的反思, 并以此探讨战争对人的影响。也就是说, 在库布里克所有关于战争主题的影片中, 他更关注的是战争中的人, 关注战争背景下人们对战争的态度, 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全金属外壳》是库布里克于1987年拍摄完成的一部关于“越战”的影片。讲述了越南战争期间, 一批年轻人被征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接收残酷的训练, 并被培养成“杀人机器”, 之后被送入越南战场, 卷入到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影片着重刻画了以“小丑”和派尔为代表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在战争的严酷刺激下, 人格和心理发生的巨大变化。战争对人的影响——这是库布里克在拍摄《全金属外壳》时着重要表达的。正如他所说的, “我并不认为它是反美的。它只是力图对那场战争和那些人做出判断, 探讨战争对人的影响”。库布里克是这样说的, 在电影中, 他也是这么做的。库布里克在战争这一主题之下探讨战争对人的影响, 首先他所传达的是战争对人精神和心理的伤害。在影片中, 库布里克将这种伤害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派尔这一角色当中。派尔本来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点, 他遭到了海军陆战队教官的辱骂。加之派尔体型肥胖, 在训练中经常会犯错误, 结果往往引来教官的辱骂和体罚。派尔的精神和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是他无处释放, 并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最终, 在训练营将要结束的最后一晚, 派尔彻底崩溃, 他用本应用来在战场上杀敌的枪杀死的自己的教官, 在那一刻, 教官就是他的敌人。在战胜了自己的敌人之后, 派尔最终还是没能战胜自己, 他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真正的战争还没有开始, 派尔就在心理的战场上倒下。由此可见, 战争对于人的心理的压迫和折磨足够击倒一个士兵, 更何况那些生活在战争压力之下的平民。
库布里克在以战争为主题的电影中并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向人们展示战争的残酷, 而是深入挖掘战争中的人, 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 以此来探讨和思考战争与人的关系。他试图探索和描绘人们内心的战争, 以此深化和丰富和战争这一主题的影片, 从而引发人们更多的反思。
二、人性:本能欲望的不可磨灭
对于人性的思考和解读是库布里克电影始终要涉及到的主题, 几乎他的每一部影片都在探索不同时间和空间背景下人性的本质和变化。而库布里克对人性的解读多是从人性的弱点出发, 深入剖析人性贪婪、纵欲、暴力等方面的内容。他将影片中的人物安置在一个特定的困境之中, 以此考验他们的人性。而库布里克本人对人性的理解也是相对消极的, 对于人性中种种的“恶”, 他也常常是怀着宿命论的观点来看待, 对人性充满着悲观的情绪。
影片《发条橙》是库布里克所有作品中较为惊世骇俗的一部, 影片一经问世就引起轩然大波。库布里克将暴力、色情、荒诞等元素融合到这部作品中, 他用令人惊叹的影像给人们再一次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心理上的震撼。影片的主人公亚历克斯是一个少年流氓团体的头目, 常常和他的狐朋狗友们一起惹是生非, 几乎是无恶不作。在一次作案过程中, 亚历克斯被他的手下抛弃, 最终被警察逮捕, 送入监狱。在监狱中, 亚历克斯被选为改造的实验对象, 接受所谓的科学实验疗法。最终亚历克斯被改造成毫无个性, 失去自主意志的“好人”, 然而被释放之后的他却无法适应现实生活, 成为实验的牺牲品, 任人欺辱。最后实验小组迫于压力再一次恢复了亚历克斯的本性。影片和以往库布里克的作品类似, 在叙事上被较为明朗地分割为两部分, 其一是对亚历克斯种种恶行的展示, 另外一部分则是亚历克斯通过实验治疗的方式失去个性然后又失而复得的故事。在影片的前半部分, 库布里克对于暴力和情色极尽渲染, 将亚历克斯身上所能表现的人性中恶的一面毫无保留的展现在人们面前。正如库布里克对片中主角亚历克斯的评价——“他代表的是人类的本能冲动, 是我们本性中被压抑的野蛮一面, 它可以完全享受强暴带来的快感, 而丝毫没有愧疚感。”库布里克正是以这种看似夸张而荒诞的方式将人性中毫无羞耻的恶行暴露在人们面前, 震惊之余, 引人深思。
库布里克对于人性恶的认识常常又怀着宿命论的观点, 这也是《发条橙》中的主角亚历克斯在被实验治疗成“好人”之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 最终又回到本来的角色中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 这是人们无法回避的, 他就隐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只是有的被激发出来进而产生实际行动去实施一系列暴行;而有的人身上的恶并未被激发, 但是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影片的最后, 亚历克斯再次恢复到从前, 他本能的人性失而复得, 于是他才成为了一个能够适应现实生活的正常人。而亚历克斯这种从所谓的恶到所谓的善再到恶的过程, 其实也暗合了库布里克本人所坚持的宿命论的思想, 对人性的悲观情绪。
三、未来:无尽的迷茫与毁灭
库布里克对于未来一直有着无尽的想象和思考, 他也因此拍摄了很多关于未来主题的影片, 这其中最为经典的代表就是他的“未来三部曲”——《奇爱博士》《2001年:遨游太空》和《发条橙子》。在这三部风格迥异的作品中, 库布里克分别对人类战争的未来、人类生存繁衍的未来、以及人性演变的未来用影像的方式通过他内涵丰富的剪辑, 呈现在观众面前。
电影《2001年:遨游太空》拍摄于1968年, 是一部科幻类题材的影片。主要讲述人类生存进化以及未来发展的过程。不同于以往库布里克的影片, 在《2001年:遨游太空》中, 人物的对白极少, 影片刚开始就是一个持续3分钟之久的黑场, 这在库布里克的影片, 甚至其他导演的影片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之后就是音乐加画面的形式, 直到影片的第25分钟才出现了第一个人物之间的对白。库布里克似乎从刚开始就在营造这种寂寥孤独的氛围。即使在接下来的影片叙事中, 人物对白也并不多, 特别是在表现宇航员在宇宙飞船中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时候, 导演更多的是用长镜头展现宇航员在宇宙飞船内部的活动, 人物的对话也多在两个宇航员和电脑哈尔这三者之间展开。而在飞船之外, 库布里克所要表现的也只有广袤宇宙中孤单前行的宇宙飞船。从广袤荒漠中的原始人类到浩渺宇宙中的现代人类, 他们都被环境创造的孤独感所包围, 从古至今, 孤独的人类似乎要继续孤独下去。而影片的最后, 宇航员大卫孤独的躺在场上奄奄一息, 恰好也暗喻了人类孤独的未来。
在《2001年:遨游太空》中, 库布里克为观众展现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人类社会。由智能电脑控制的宇宙飞船从不犯错误, 以完美的记录运行着。这也是人类未来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对于这种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 库布里克却有着悲观化的预见。科技在给人类带来快捷和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烦恼, 甚至是灾难。影片中, 一直忠心耿耿、表现优秀的电脑哈尔却在关键时刻背叛人类, 并杀死了除大卫以外的宇航员。在影片中, 库布里克没有用过多的言语来表述, 而是用直观的镜头向观众展现了这一切。特别是影片在用镜头表现处于“休眠”状态下的宇航员被电脑哈尔谋害时, 镜头直接对准了显示宇航员生命体征的显示屏, 由起初的正常水平到后来的出现异常, 再到后来的生命体征完全消失、生命功能结束。评论家吉列亚特称“这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最令人震撼的死亡场景, 可怜的宇航员的死亡仅仅以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一悲剧的发生源自机器和人类之间的不信任。影片中, 飞船发生故障, 两位宇航员经过讨论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电脑哈尔, 这种人对机器的不信任带来的后果是机器对人类的报复。这也是库布里克对未来人类进入新型科技时代之后心存的担忧。库布里克似乎想通过《2001年:遨游太空》这部影片来预设人类的未来, 以此引发人们对自身未来命运的思考。
四、结语
库布里克就是这样一个将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融入到电影中并以此引发人们反思的导演。无论对于战争、人性, 还是未来, 他都试图用影像的方式, 通过自己个性化的剪辑完成别样化的意义阐释。但是由于其自身的悲观情绪和宿命论的观点, 使得库布里克的作品在对战争、人性或是未来进行设想和反思的时候往往带着悲观和忧虑, 但是恰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的影片才会给人们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引发人们无尽的反思。
参考文献
[1]李恒基.王汉川.岳晓湄等主编.《中外影视名作辞典》[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
[2][美]文森特·罗布伦托.《漫游太空:库布里克传》[M].顾国平、董继荣, 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
[3][美]诺曼·卡根.《库布里克的电影》[M].郝娟娣,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4]单万里.《画家, 哲人, 隐士……——读解斯坦利·库布里克》[J].《当代电影》1993年第3期.
[5]冯博.《论斯坦利·库布里克影片的哲学化艺术特色》[J].《当代电影》1993年第1期.
[6]梅峰.《库布里克的影像世界》[J].《当代电影》1993年第3期.
战争与人性 篇2
随后，晴朗的天空下，黑人奴隶们听到了北方军队进军的声音。这是真正的战争的声音。当令人期盼、恐惧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战争真的到来的时候，E．L_多克托罗赋予了它_种怪异的云雾的声音。开始还是若有若无，只有空气的柔和搅动，像是耳中低语或是风拂过林地的沙沙声。接着，他们看到天空的颜色发生了变化，“一股向上喷涌的棕色云雾从大地上升起，好像这个世界正在颠倒过来”——那是谢尔曼的大军正在火烧佐治亚。当这烟雾横过天空向南移动时，它裹挟着的令人恐惧的声音也传来了。E．L_多克托罗这一定下整个小说基调的叙述方式，无法不让人想起什克洛无斯基所说的那种“奇异化”的效果：
这云雾的声音到达他们这里时，那声音与他们这辈子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截然不同。那并不是天空所制造的可怕声音，比如雷鸣电闪或者呼号的狂风，而是通过他们的双脚感觉到的什么东西，一种共振，好像大地正在发出嗡嗡声。然后，挟着一股风，这声音一阵阵的变成了一种有节奏的脚步声……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不知不觉地向大道走去，但是依然什么也没看见。那谐和的扰攘声无处不在，充满了天空，就像那红色的烟尘从他们上空像箭一样飞过，奔向了南方，只留下黯淡的天空，这是联邦军的一次浩浩荡荡的大进军，但是那滚滚向前的，更多的不是它的实体，而是一支大军的魂魄精神。
这低沉而雄浑的声音，正是那只战争巨兽发出的巨大的喘息——“他们有六万人，挥舞着一把三十英里宽的毁灭性的大镰刀，横扫过一片曾经物产丰富的土地”——它迈着笨重的、摧枯拉朽的步子，拉动着小说向前飞奔。本书国内版策划人彭伦先生在一篇出版后记中谈到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末年“浩荡、残酷、气势如虹”的谢尔曼大进军路线图，正是这个小说主要的场景地：从亚特兰大到佐治亚州，从海港城市萨凡纳经南卡罗来纳首府哥伦比亚，最后结束于北卡罗来纳。
在小说的第二部《南卡罗莱纳》——小说的147页上——出现了摄影师卡尔普，这个短暂出现的过渡性人物作为战争的一个见证者，他出现时正在为这场可怕的冲突作一个图像的记录。他要求南方军白人士兵阿里搂着他死去的同伴摆好姿势。“我为未来的一代代人描述谢尔曼将军的这场伟大进军”。摄影师的身上隐约出现了小说家E．L_多克托罗的影子，小说家要为我们记录了一幅幅什么样的图像呢?在十年前写下的关于《拉格泰姆时代》的一个评论中，我曾说E．L_多克托罗是一个“巨幅风尘画的作者”。到了《大进军》，他的笔墨挥洒得更加恣肆汪洋。他依然保持着对大冲突大场面这些室外场景描写的嗜好，但时不时的会停下脚步，彽徊再三，似乎要努力辨清那些穿梭在火光与烟尘中的人物脸上瞬时的表情，他们的痛苦与欣悦，他要让人性与爱欲从战火纷飞中呈现。
小说中有一个晚上，谢尔曼将军视察阵地，月亮升了起来，在阵亡者的身上撒下冷冷的清辉，另外一些士兵他们睡着了。谢尔曼想：“在这些睡着的人做梦的时候，那些死者是否也梦见什么?”他接着自问，如果死并不重要，那么生又有什么重要?“正是由于害怕我自己的死，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要在我正在进行的这场杀人战争中夺取永生”。类似种种小说人物对生死的思索，见出的全然是E．L．多克托罗的悲悯情怀。
战争就像一条洪流，裹挟着所有人。它强大的意志使得生死如同草木，每个人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些人出场，又迅速地死去。于是我们看到军需官克拉克中尉和他的十二个士兵被俘后处决，他躺在监狱外的田野上，手里还紧紧抓着仓促写好的一封信。看到了白人士兵威尔的死：他被打中了，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被打中了，直到他注意到自己袖子上那个洞。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但是一阵“恶心”从他的身体里升起，“紧接着他自己鲜红的血伴着什么东西喷涌而出，他觉得那好像是一种悲伤”。——“恶心”与“悲伤”，好像死亡就是一个日常性的病症。摄影师卡尔普是在挖一个埋葬死去的士兵的土坑的时候倒下的：“他紧抓住自己的胸口，围绕着他的那把铲子旋转起来，好像他要使自己舒服地适应这个他正在挖的坟坑”，他的最后一个姿势是一个手指指着天空，好像他要拍一张天空的照片似的。另一个南方军的白人士兵阿里是在行刺谢尔曼失败后处死的，他死前唯一的要求是挖掘自己的坟墓。还有行军中在沼泽地上倒下的一个无名士兵，E．L_多克托罗这样写他：“在这黎明时分的昏暗光线下，那个死人留下的惟一迹像是那发红的流水，和水面上一块油花”。谢尔曼的随从副官莫里森之死就像是一个高烧病人的幻觉：他发着烧，打着盹，满耳朵都是某种刺耳的声音——就像锯木厂般可怕的嗡嗡声——那是他自己的呼吸。幻觉世中，营地里的各种声音和景像变成了他父母的声音和他儿时住过的房间。他像一个梦游中的人一样策马跑动，举着军刀乱舞。然后他感到自己在倒下去，他睁开眼睛，他被他的马蹄踢踏空气的样子吓呆了。然后马头充满了他的视野，它骨碌直转的双眼中充满了恐怖，从它那张开的嘴巴里发出一声惊叫。“他感到自己的一条腿发出喀嚓地声，他正在痛苦地喘息着，这时他的背梁骨在那尖叫的战马重压下折断了，他被砸得停止了呼吸。”战争巨兽驱赶下生如蚁蝼，那么多生命的消失就像被大车碾过的虫子一样，E．L多克托罗对生命消失的描述里，充满着悲悼和怜悯，而这正是这个有着强大叙事力量的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在战地医院里，白皮肤的黑人女孩珀尔——约翰·詹姆逊的私生女——目睹了她父亲的死(长久以来，她在她父亲的种植园中屈辱地生长着，战争使她走出了这个家)，她对死去的父亲的一番独白正是解放了的南方奴隶对这场战争的复杂情绪的一个象征性描述：
我从来不记得你躺在床上，爸爸。你总是精神抖擞地骑着马到处穷追那些田里干活的长工，到处喊着，跺着脚，我能够听见你的脚步声穿过家里的房子。你不愿意张开眼睛吗，爸爸?我是珀尔，你自己生的孩子在这儿呢。除了我妈妈以外没有人给我施洗礼命名。因为我的白皮肤她叫我珀尔。这是你的皮肤，詹姆逊老爷，我的爸爸。你的光洁的白皮肤。出了什么事儿使你躺在这儿?我从来没有看见你这么安静。我希望你会醒过来，这样我就能告诉你我自由了。
但总是有坚韧的生命的气息、那些“恐怖与喜剧”(约翰·厄普代克语)交织的时刻，要从到处是火与血的地表下顽强地探出头来。解放了的奴隶少女珀尔在战争中迎来了她人生的初潮，也是她，最早在隆冬的战场上闻到了春天的气息。这是法官的女儿埃米莉战火中的爱欲，在南卡罗莱纳下着暴雨的平原上，她爱上了军医雷德·萨特里厄斯。她知道现实中有一种爱的肉体力学，“当他发出那带喉音的哽住的呻吟时，她把他紧紧抱住，感觉到他颤抖着进人她和身体。她抱住他，不是出于激情
而是出于对他的关切。他竟会这样痛苦，虽然这当然并不是痛苦，而是欲望”。
战争同样没有浇灭白人士兵威尔对女性的想象，没有浇灭骁勇而又粗野的骑兵军长基尔帕特里克的情欲之火。随着战线的推进，骑兵军长的情欲也一天比一天炽盛起来。和他同行的南方小美人玛丽·布泽和她的母亲，一个身上有一种有待看穿的神秘天性，一个的诱人之处在于一个美妙可爱的女人所提供的全部挑战。在他魂不守舍的眼里看来，这两个和他一起行军的尤物坐在一辆豪华的维多利亚式厢式马车上，就像是去进行一次郊外野餐。“她们的衣裙从她们身体摊开去，填满了那辆轻便马车，就好像一片巨大的挂着彩虹的云彩”。他就像谋划一场战斗一样想像着晚上的征服，却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他还是一个男孩时，在新泽西的有着灿烂阳光的海滩上，第一次看到女人身体的情形：那时她们洗完海水浴刚刚从水中出来，她们的裙子紧贴在肌肤上。他迷恋小美人玛丽·布泽，为她可以抛下一切，甚至幻想着到一个无人小岛每天摇动椰子树做他们的晚餐，却遭到了无情的抛弃……
就像所有的光束穿过一面凹凸镜。先是收缩的，后来又扩展开去，光束里活动着挨挨挤挤的人影。我曾这样描述阅读E．L．多克托罗的小说的最初感受。从那时的《拉格泰姆时代》开始，我一次次领受着E．L．多克托罗带给我的隐秘的喜悦。当大进军推进到北卡罗莱纳，我知道，一段激动人心的旅行又将结束了。那时，林肯总统已死于暗杀，战争也已接近尾声，最后我们看到，谢尔曼和约翰斯顿——南军和北军的两个将领带着一种对对手的尊敬和同情坐在了一起进行谈判。长达四年的血腥的战争降级为了一场言语之争，“堡垒和突击，嗒嗒的鼓声和军号声，行军、伏击、烈火的燃烧和激战，被转变成一些名词和动词”，但还有什么东西保持着原样吗?没有了，无论是曾经大行军的这支军队，还是它脚下冒烟的土地，无论活人，还是死者。留下的只是这块土地、这个国家被重新赋予的意义。在小说的最后一节，E．L．多克托罗让一片黑松林进入到了我们眼里，那里曾经经历过战争，而现在——“一只靴子躺在松针中间，还有一件褪色军装的碎片，在一根倒土的原木后面，有一小堆子弹壳。”——那已经是一个历史的陈迹，就像一幅画，迅速拉开了与行进中的生活的距离。
从《战争与和平》中看人性的光辉 篇3
小说《战争与和平》整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战争与和平, 同时也展现了人性中的善恶、爱憎、生死和智慧, 是一部关于人与命运的百科全书。在作品中, 无论是对上流社会公爵、伯爵、部长、参议院的描述, 还是对底层人民农夫、商人、粗人的描写, 无不体现了尊贵的人性光辉。正如托翁在《<战争与和平>尾声》中说的那样, “我是在努力写人民的历史”, “在《战争与和平》里我喜欢人民的思想”。
从这部作品标题上, 我们不难知道小说描写了两个内容交错的场景, 战争的悲凉和和平的宁静。更确切的说, 是俄国的卫国战争和俄国社会贵族的家庭生活, 中心当然是“战争”与“和平”。小说就像是19世纪俄国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 为读者们真实地展现了那个时期俄国社会生活的一切矛盾和巨大的社会变动。那是国家局势动荡不安、拿破仑不断征服欧洲各国企图统一欧洲版图从而不断发动战争的年代, 那是俄国农奴制度的残余依然存在的年代, 托尔斯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结合自己曾经作战的经历, 写下了如此史诗性巨著。正如屠格涅夫说, “我们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写不出比这更好的作品”。这部小说以自己结构的复杂性和逻辑性震撼着世人, 小说中人物不断地自我观察、自我完善, 高贵的人性绽放熠熠光辉, 让读者充满敬意。
人性的光辉体现之一:豪爽、热情、认真地创造与享受有品质生活。
在小说的第一部中, 描写了某天晚上皮埃尔公爵和以阿纳托利为首的一群俄罗斯贵族青年喝酒狂欢的场景:贵族青年多诺霍夫和朋友们打赌自己敢站在没有任何扶手的窗户边上喝完一瓶酒。朋友不相信, 于是在音乐的伴奏下他站在了窗边, 众人望着站在窗口的多诺霍夫怀疑、担忧, 屏住呼吸看着他稳住身体并喝完了一瓶朗姆酒, 然后为其热烈地鼓掌祝贺。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发现他, 非常有激情和活力地享受着自己的生命。俄罗斯人是一个非常豪爽和热情的民族, 因为他们住在寒冷的地区, 所以饮酒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多诺霍夫这个贵族王子, 和别人打赌时能勇敢地站在窗边。有人可能不理解或思考他难道不担心自己摔下去, 亦或是觉得只是意气用事, 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但我们从小说中, 却能清楚的了解, 多洛霍夫虽然喝了不少酒, 但并不是醉醺醺的样子。他敢站在窗台上挑战自己, 正是他内心中认识自己、面对自己的体现。他之后的与皮埃尔握手言和, 在战争中成为与杰尼索夫并肩作战的勇士。他领导游击队与法军作战, 这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尊敬, 也得到了作者莫大的赞扬。
在托翁笔下, 多洛霍夫无疑是个精英领袖似的人物。因为真正的领袖就是敢去做一般人不敢去做的一些事情, 而且他不是不经过大脑思考而傻傻地去做。他与人打赌, 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能力充分自信, 而他明白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大家看他站在窗户边很平稳地喝完了酒, 而这个动作就可以征服在场的其他人。当他们走上战场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做了领袖, 相对于其他人大家可能会更服他———因为他已经向别人展示过他在某个方面有与众不同的能力, 有胆识和自信。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 他们豪放、热情、认真地创造与享受有品质的生活。
人性的光辉体现之二:用生命来诠释责任和荣誉。
贵族青年安德鲁公爵即将要上战场前和自己的父亲道别, 而他富有而正直的父亲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公爵在童山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老公爵正直、爱国、孤傲, 一生忠贞为国。他曾在军队服务, 很重视苏沃诺夫的军事艺术。他对任何东西, 对任何人都一无所求。他认为人类两大罪恶的根源是懒惰和迷信, 人类两大崇高品德是勤劳和智慧。他亲自培养教育女儿, 对事情一丝不苟, 让周围人不有对他产生一种尊敬甚至畏惧之情。在儿子安德烈和他告别从军时, 他特别强调军人的荣誉和爱国的责任感。当儿子问他身体如何时, 老公爵说, “老样子, 孩子, 只有傻瓜才会失去生命, 我一天从早忙到晚, 少食、少喝酒, 所以身体很好。”当儿子说“感谢上帝”时, 老公爵却风趣而清醒地告诉儿子说, “上帝与这件事无关”。当儿子谈及战争和出战时, 老公爵说“因为你没有拖延多日, 没有纠缠着女人的衣裙。服兵役第一。谢谢, 谢谢!”。在最后儿子即将离开时, 老公爵吻吻儿子的手, 然后拥抱自己的儿子。“安德烈公爵, 有一点你要牢记在心, 如果你被敌人打死, 我这个老头子会感到非常悲痛的……如果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像尼古拉·博尔孔斯基的儿子, 我就会……感到汗颜!”老公爵时刻注意生命的责任。1812年的战争震动了他。他毅然召集民兵与逼近的敌人进行斗争。在激昂紧张的爱国活动中, 他中风了。临死前还关怀着祖国的命运。老公爵, 看中的永远是生命的责任和荣誉。在托翁的小说中, 无论是老公爵, 还是安德烈公爵, 还是纨绔贵族青年阿纳托斯, 还是少年公爵彼嘉, 他们本是俄国贵族, 可以逃避战争的危险。可是, 在俄国面临着危机的时候, 他们却依然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生命, 诠释了尊贵的责任和荣誉。生命的价值在于呈现一个精彩的生命。活着是为了做事, 为了创造一个精彩的生命历程, 这才是对于生命的诠释, 俄罗斯贵族伯爵们对他们的儿子们就是这么要求的。
人性的光辉体现之三:俄罗斯贵族中真正的精英。
在小说中, 托翁描述了许许多多上战场的年轻军官, 比如安德烈公爵和尼古拉公爵等, 他们都是俄罗斯的贵族子弟。在国家有难时, 这些贵族精英能够为了个人与国家的荣誉而勇敢地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如美国的西点军校中, 就有很多美国精英阶层的后代, 这些人通过这样的培养和训练, 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出色的精英和社会领袖, 从而带动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 这就是西方精英的传承和民族素质不断提高的根本原因。这些贵族们也喝酒, 也享受生活, 但是他们却不堕落, 他们能够勇敢地走上战场, 用自己的生命去创造一个精彩的历程, 为自己和国家捍卫尊严, 这样的人更值得人尊重。他们是真正的精英———国家和民族需要的精英。所以人应该去思考如何活着, 甚至要思考如何面对死亡, 这样才有可能活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拥有的精彩的生命。
小说呈现的不仅仅是故事, 而是呈现一种生活和精神状态;它的意义不在于告诉读者娜塔莎和她喜欢的皮埃尔最后能不能终成眷属, 而是来告诉读者人是怎样生活着的, 它呈现的是生命的意义与人性的光辉。真正的精英不回避历史, 而是去面对真实的历史。今天的我们, 要走出本国视角的局限性, 去看看别人的历史是什么样, 从而做出选择, 真正的享受生命尊重生命, 体现人性的光辉。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草婴译.战争与和平[M].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1.
[2]列夫·托尔斯泰.丰陈宝译.艺术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3]王柏松.不为人知的《战争与和平》[J]World Affairs:2012 (8)
[4]吴泽林.《战争与和平》中天道的显现[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8 (5)
战争中的人性和解 篇4
英德双方的战机在挪威上空将对方击落。三名德军士兵与两名英军士兵生还。他们在极寒之中同时找到了一座狩猎木屋。一天前，在天空中殊死搏斗的敌人突然间以这样意想不到的方式相见。
与好莱坞导演在二战影片中乐于展现的“正义对抗邪恶”的模式不同，挪威导演彼得·纳斯冒着某种程度上的道德风险试图将纳粹政权的军人还原成“人”。导演将那座风雪之中的小木屋演绎成了一间告解室和伦理困境的试验场。封闭的空间中，敌对的双方在极端环境下开始了猜疑、沟通、合作与谅解。这是一个完整的从仇视到宽恕的过程。
那是战时，消灭敌人是天经地义的唯一选择。但问题是，这些原本在天空击落无数敌机的战士，在此之前，消灭的都是“抽象的敌人”，只是符号和数字，被自己效力的国家政权统计进冷漠的表格。但此刻，在这个挪威木屋中，是五个活生生的人，他们能感觉到彼此的体温和呼吸，可以交流与对话，这让原本爱憎分明的军人们不知所措。
德军利用人数和武器优势，对英国人宣称，他们已经成为了德军的俘虏。两名英国人玩世不恭地要求人道主义待遇。于是，五个人开始一边互相提防一边挣扎求生。在一次次彼此激怒，互相嘲讽之后，敌对的五个人之间渐渐生出了某种兄弟般的感情。
他们逐渐向对方敞开心扉。一直故意以冷硬姿态保持尊严的德军士兵也不再宣称为了元首而战，他们入伍的原因或者为了逃避早已厌恶的家族生意，或者为了逃避失败的婚姻。士兵们逐渐从“军人”变成了“人”。军队、战斗、敌人、国家一切宏大的宣教词汇慢慢退潮，曾蒙蔽已久的真实内心开始显露。他们一起狩猎，一同支撑起差点坍塌的木屋，一起聊着各自的过去与未来的打算。一次聊到兴起，突然，德军少尉霍斯特将手下士兵一直珍藏的有希特勒签名的《我的奋斗》扔进了火炉……在这部对情感极度节制的反高潮式的影片中，这个突然的举动成为了一个安静却极为令人震撼的情节。
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瑞格比曾写过一本著作《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他认为将人与罪责分离开来，有几个重要的环节，比如“道歉、供认和请求宽恕以及表示悔恨和许诺不再重复犯罪。”导演彼得·纳斯在《白色严冬》的那座木屋中呈现了这个过程。德军对英国士兵敞开心扉的交流与合作正是一种道歉，而将《我的奋斗》扔进火炉则彻底表明自己对于罪责的供认以及对不义之战的厌恶。
在一片瑰丽的极光下，两个阵营的男人们穿着各自的军装，一同唱起了歌。那是一个犹如童话般的片段。但外部的战争正酣，这个小小的告解室中完成的和解很快就被残酷的战争摧毁。挪威军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毫不犹豫地击毙了一名德军士兵。导演让现实毁掉了那个刚刚圆满的结局，战争的残酷与荒诞，暴力造成的人类的非理性随着枪声展露无疑。
残酷之后，导演展露了一丝暖意。1977年，幸存的英国士兵达文波特给远在慕尼黑的德国少尉霍斯特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去一次伦敦。两位曾经的敌人相见，犹如故人重逢。
欧洲视角下的二战人性故事
《钢琴家》
斯皮尔曼是波兰一家电台的钢琴师。家人和亲戚最终被纳粹杀害，而斯皮尔曼本人侥幸得到一位朋友的帮助，有了藏身之处。在废墟的阁楼上他遇见了一名德国军官，在军官的要求下他弹奏了钢琴曲。美妙的琴声令德国军官萌发了恻隐之心。
《死亡终点站》
1943年，住在柏林的犹太人经历着大屠杀，全德国只剩下了688个犹太人。他们在半夜被拖上了火车。车上的一部分人开始计划逃脱，可一些人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不愿冒险，他们有人在激烈地争执、互相埋怨，而火车正在快速地驶向死亡终点站……
《卡廷惨案》
纳粹德国向波兰发动闪电战。16天后，苏俄由东部进入波兰，并俘虏了约25万波兰军人。1943年，入侵苏联境内的德国宣布，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市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埋葬波兰军人尸骨的万人坑，而苏俄正是残忍杀害这些军人的真正凶手……
《我们的父辈》
《红高粱》战争描写的人性视角 篇5
关键词：《红高粱》 战争 人性
传统战争小说通常以惨烈的战争场景震撼人心，让人的记忆停留在血肉横飞的战争记录中。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往往从国家安危、民族大义的高度出发，被塑造成一种高大英勇、不畏牺牲、勇当大任的光辉形象。荣誉的光环笼罩着战场英雄，鲜血与死亡是忠诚与英勇最好的证据。模式化的英雄人物和战争描写充斥着传统的战争文学，莫言的《红高粱》以一种新的视角，站在人性的角度去更好的解读战争，让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战争，以一种新的视角去观察战争。
《红高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片黑色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大背景。这个背景就像是盛着高粱酒的大酒坛，这片高粱地上的人和事仿如那千千万万的高粱，这人与事的交织仿如那酿成了的高粱酒，这个酒坛装满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这个酒坛承载了那一代人的生存状态，“我奶奶”一生的传奇沉淀在了这个酒坛中，“我爷爷”一生的豪气被这个酒坛记录着，“我”那罗汉大爷的悲惨终结沉入了酒坛深处，“我”家的大黑骡与罗汉大爷相伴着栖息在了酒坛中，“我”的那些乡亲们、同“我爷爷”战斗的那些弟兄们，都一同地在这酒坛中实现了永远的团聚。战争这个大酒坛，让人们彼此的故事有了牵连，让人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酿造香醇来填充它。
莫言一改传统战争描写的宏大叙事模式，不重战争过程和战争结果，而是以战争作为背景和线索，将人的故事作为重点，填充战争的骨架，从“人性”视角入手，去观察战争状态下人的最本真的状态，以及战争对人性的影响，从而引发人们对战争破坏性的深层次思考。就如莫言所说的“小说家写战争，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我们就是要从战争所揭示的人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入手，在战争所造成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之外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
一、人性的赤诚状态
罗汉大爷可以算作是“奶奶”家的忠仆，这样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却遭受了世上最残酷的死亡方式。罗汉大爷为了保住“奶奶”家的骡子，惹恼了鬼子，头皮被锋利的刀刃开了口子。骡子被迫牵到工地后，罗汉大爷还不忘叮嘱工人“你珍贵着使唤，这两头骡子，是俺东家的”，罗汉大爷满心都是自己的东家，还有东家珍贵的骡子，一时间他忘了自己头上的钝痛，也不在乎自己的话是否会惹恼鬼子。罗汉大爷遇到了一个绝好的逃跑机会，本已经离开的他却因为东家骡子的一声嘶叫折了回去，就此错过了唯一的一个机会。然而黑骡却认不出遍体鳞伤的罗汉大爷，拒绝离开。本是要救骡子离开的罗汉大爷，不能容忍自家的骡子变成吃里扒外、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用铁锹向骡子发泄愤怒。因为骡子错失离开良机的罗汉大爷，最终落得一个被生割活剥的结局。
罗汉大爷是这黑土地上的小老百姓，在“奶奶”家安安稳稳地做着长工。但是他忠于这个家的一切，必要的时候不惜付出血的代价。他为了东家的骡子，不惜再次身陷险境，这个朴实农民用自己的鲜血，在这片黑色的土地上书写绚丽的忠诚。但是面对不识自己、里通外国的黑骡，刘罗汉发自内心深处的愤怒让他忘记了处境，忘记了恐惧，哪怕丢了性命也要处置忘恩负义的叛徒。没有人教导过刘罗汉家国大义，源自他灵魂深处的自觉让他忠于自己的家自己的国。他不为留名千古，只为忠于内心的选择。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人性方显其真面目。战争以检测者的角色，以最严格的标准，检验着生活在东北乡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让他们以最为赤裸的状态呈现自己。
二、人性的本真状态
“我奶奶”为了给惨死的罗汉大爷报仇，邀请冷支队长和余司令来商量。“奶奶”说道：“后日一起把鬼子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1]并毫不含糊地像男子一样，咕咚咕咚地喝了掺着罗汉老爷血的高粱酒。将罗汉大爷视为亲人的“奶奶”张罗报仇一事展现了她直爽、率性、英气的一面。而奶奶自然朴实的语言，流露出她心中的大义：“买卖不成仁义在么，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2]这是一种自觉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不需要刻意的灌输和提醒，在遭受侵犯时这种意识会主动地觉醒，充斥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灵魂，这就是在战争状态下观察到的深度灵魂状态。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这就是新式战争小说以战争视角解读人性，从人性角度反思战争的意义所在。
胆小、迟钝的王文义在余司令打鬼子的队伍里就像一个笑话，但是王文义进入游击队的理由却是严肃地直戳人的心窝。王文义的三个儿子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成了碎块，不分左右、胆小怕死的他被妻子送到游击队的队伍里。丧子之痛、血海深仇——这就是王文义当游击队员的原因，纵使他害怕死亡，自己不是當兵的料，也要留在队伍里，见证一个鬼子的死亡，便是对他死去儿子的一份祭奠，这是慰藉他们在天之灵的唯一方式。之后亲眼目睹妻子惨死的王文义，跳出保护屏障，将自己暴露在鬼子的视线中，高喊着“孩子他娘”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面对妻子的死亡，王文义的心也死了，他心中的爱与恨混杂交织，心痛、绝望与仇恨一齐涌上心头，冲昏了他的理智。在战争与死亡面前，人的心灵与精神状态被赤裸裸地披露，残酷的现实衬托了人性的真实。
在这片高粱地里，杀人越货的那一批人，同时也是精忠报国的那一批人。在战争面前，土匪和英雄的本色，在同一批人身上彰显。“我爷爷”余占鳌司令杀过人抢过亲，实在算不上什么正道人，被称作土匪头子一点儿都不为过，但是官职、地位、好名声都收买不了他。“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3]，这便是横在“我爷爷”心中的一把尺子。余占鳌强劲有力的话语，揭示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人们不管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来赋予他们任何使命。他们为了自己心中的爱恨情仇在高粱地里穿梭，这样的生命状态，不禁让现在的人汗颜。这种自发的斗志，无形中嘲笑着推脱的不肖子孙。历史车轮的前进，并未必然地带来物种的进化，这是战争揭露的事实为我们引发的又一思考。
三、人性的扭曲状态
孙五在鬼子的威逼下用杀猪刀零割活剥了罗汉大爷，这段惨绝人寰的酷刑在作品中的刻画让人不忍卒读，而孙五却是亲手行刑人。他将作为屠夫的一身本领施展在了自己的同胞身上，在此之后精神错乱，再之后便口歪眼斜，鼻涕口水淋淋漓漓，话也说不清了。在生与死面前，善与恶的抉择就变得分外艰难。我们无法评判孙五在面对死亡时做出的选择，我们只能说他的结局是他得到的应有的报应，而孙五作为战争的牺牲品，也只是一个可怜人，这就是战争造成的人性的扭曲。战争以一种绝对的权威来施展自己的魔爪，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直面死亡，所以难逃魔爪的人其内心在不同程度上都会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就如高粱地里弥漫的浓烈的腥甜味，它不仅浸透了人的感官，更是浸透了人的灵魂，它在残忍的岁月里伴随了“我父亲”一生——终其一生，他无法摆脱。
战争带来的伤害从来不只限于肉体，心灵上的伤痕更为刻骨。人性有时便在战争的逼迫下走入歧途，被扭曲的面目全非。
四、人性的丑陋状态
冷支队长满口答应帮罗汉老爷报仇，并向“我爷爷”放出了鬼子汽车路过的情报。“我爷爷”带着那支连瘸带拐、连伤带病不到四十人的队伍埋伏在河堤里。这样的一支队伍，兵力不足、装备简陋，然而士气高亢，战斗顽强。“爷爷”喊一声打，响应者寥寥无几，最后打到了这个地步，每一個死去的人都是铁打的英雄，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钢筑的好汉，他们用生命守卫着脚下的土地，用鲜血染红了挚爱的家园。这场仗打得异常惨烈，队伍里的人死得不剩几个，鬼子也元气大伤，这时冷支队长带的兵才出来收拾残局。冷支队长大模大样，假情假意，面对余司令惨死的兄弟作秀似地鞠了一躬。面对共同的敌人，冷支队长将私心放到第一位，看两方相斗，坐收渔利，而同胞的性命只是他谋权得利的筹码。什么是英雄，什么是正义，冷支队长打着保家救国的旗号，干着残害同胞的行当。在战争中，有些人的本性发生了彻底的变异，人面对流血和死亡可以无动于衷麻木不仁，那些丑陋的真相被无情地揭露，冲击着人的道德和良知。
五、人性的张扬状态
整个故事是在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战争场景的刻画描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奶奶”和“爷爷”相识相伴的传奇故事穿插在紧张、血腥的情节中，他们为我们还原了一种人性的原始的张扬状态，让我们被这种人在残酷的环境中对于自我、对于爱情、对于生命的意义的追求所震撼。“我奶奶”十六岁时被迫嫁给了麻风病人单扁郎，但“奶奶”盼着自己能有一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女婿，不愿自己的一生就这样荒废在这样一个了无生气、毫无希望的家，“奶奶”抱着一颗毋宁死，不苟活的心，“上马金下马银”的日子也动摇不了“奶奶”的坚定决心。在“奶奶”看来，作为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追随自己的心，勇敢地爱，勇敢地活，舒适的生活完全撼动不了“奶奶”坚守的心。所以“奶奶”才能不惧世俗地同“爷爷”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以高粱般火红的热情燃烧自己、释放自己，寻求心灵真正的归属。就如奶奶濒死的质询：“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4]这段是奶奶一生情感的释放，奶奶热爱生命，渴望幸福，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她不怕采取离经叛道的方式，只要幸福肯来眷顾，罪与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在“奶奶”身上，闪耀着追求自我，渴望自由的光芒，在一个旧的时代，她身先士卒地树立了典范，以超越的精神做出“新”的表率。莫言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我想，作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感情的历史。人性很难用经济和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只能用感情的方法分析……进行一种人性化的表述”[5]。红高粱这段历史，就是莫言笔下的一部感情的历史，他以一种剥离的方式来写战争中的人，通过人在战争中的表现，来进行对人性层面的深层次的解读。
与“奶奶”相对的便是“我爷爷”，“爷爷”原本是个优秀的轿夫，但自从不小心看到“奶奶”玲珑的小脚后，他心中的情感便泛滥的一发不可收拾，他灵魂深处的野性与狂放由此被唤醒，自此这片黑土地上便多了一个匪气十足的英雄人物。“奶奶”激活了“爷爷”向往新生活的热情，“爷爷”便从杀人越货开始走向了通往新生的路，“爷爷”的命运是由“奶奶”改变的，“奶奶”唤醒了他沉睡着的种种本性，造就了一个出入在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中的英雄人物，这个英雄在守护自己所爱的人的同时，也让这片红高粱的土地上又多了一个守护者。“爷爷”的感情自遇到“奶奶”才有释放的机会，而他性情的真正面目才得以彰显，并在艰苦的奋斗和艰难的挣扎中延续了下来。
“奶奶”是个知恩图报、有情义的女子，她为了给罗汉大爷报仇牺牲在了战争上，她柔嫩肩膀上深深的紫印是她光荣抗争的标志。“奶奶”生命走到尽头之时，她只是遗憾自己的一生没有活够，但并未抱怨自己生命意外的终结。在不舍与豁达的情感相对比时，方显“奶奶”本性中的纯净与美好，这便是人性最美的港湾。而“爷爷”只是一介草莽之人，不懂大义，但在情与理面前还是站在了理的一边，因为他要为了自己的那支队伍负责。血性之人本应更重情义，但是为了大局他要杀了养育自己的亲叔。在恩情和法理的对决面前，方显“爷爷”本性中的顾全大局和重情重义，这便是人性赤诚的所在。就像一些作家在创作中奉行的“第一是‘人写得好不好的问题，人写好了一切大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我的创作目标，就是无限利用‘人和‘人性的分量，无限夸张‘人和‘人性力量，打开人生与心灵世界的皱折，轻轻拂去皱折上的灰尘，看清人性自身的面目，来营造一个小说世界”。[6]这便是战争小说中以“战争中的人”的视角切入的重要性，人性的状态是对战争最有力的批判和控诉。
人性在战争面前的不同状态被赤裸裸地揭示出来，真实的人性直击我们的灵魂，它的冲击力不亚于血淋淋的事实。莫言对于战后场景的描写是直接的，还原了战后惨状，他以图景式的描写，用最大的力量，冲击着人的内心。“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头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7]越是这么直接地直面鲜血和死亡，越是能解释那种迸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恨情仇。雷达说自己在读《红高粱》时，“我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怵和惊异：震怵于流溢全篇的淋漓的鲜血，那一直渗沥到筋骨里的感觉；惊异于作者莫言想象力的奇诡丰赡，在他笔下战栗着、号叫着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华儿女，不仅是活脱脱的生灵，而且是不灭的魂灵”[8]。雷达从残酷现实的描写走进真实内心的描写，从战争实况走向人性原貌，在双重的震撼力下感受战争的别样写法。
“战争文学如果不单独描写战争过程，而能通过这一过程写出其对人的命运、生存状态、精神走向等的深刻影响，让我们从中听到人性的阐述，看到灵魂的历险，它便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的文学。优秀的战争文学，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9]《红高粱》借以高粱的形象揭示了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走向：火红的高粱地象征着蓬勃向上的生命。“一颗高粱头颅落地”，便象征了生命的终结。这毫无准备的一幕，展现了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王文义“司令——我没有头啦——”的惨叫，揭示了人们面对无常命运的恐惧。“鲜嫩的高粱在铁蹄下断裂、倒伏，倒伏断裂的高粱又被带棱槽的碌碡和不带棱槽的石滚子反复倾轧。”[10]高粱被倾轧的惨状象征了惨遭蹂躏的人们，战争让人的肉体流血，让人的心千疮百孔。在战争面前，再绚烂的生命也感动不了无情的战争。生命的终结彷如高粱穗坠地那般随意，越是看似不经意的描写越能触动人的内心。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人们在火红的高粱地演绎着生命的传奇故事，穿插的每个情节都在揭示人的状态上独具内涵，我们在聆听人性的阐述中，体味着灵魂的历险记。
注释：
[1]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25页。
[2][3]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24页。
[4]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64页。
[5]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名作欣赏，2011年，第10期。
[6]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褶皱——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第2期。
[7]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4页。
[8]雷达：《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文艺学习，1986年，第1期。
[9]黄修己：《对“战争文学”的反思》，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