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思想

战争与和平思想（共12篇）

战争与和平思想 篇1

杜威 (John.Dewey, 1859—1952) 是美国最杰出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他运用他的实用主义和进步教育思想, 以促进世界和平。杜威的和平教育的基础观点认为:学科教学, 如历史和地理应以促进国际和平为前提。他的教育目标是反对美化战争的庸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优越感, 并认为这两点是引发战争的基本原因[1]。

一、杜威和平思想的生成背景

1859年10月20号杜威出生在佛蒙特州, 后来在佛蒙特大学获硕士学位, 后在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随后, 杜威成为哲学实用主义领域的领导者, 并于1890年在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工作。青年时代的杜威受到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莫理斯和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思想复兴的影响, 热切信奉强调宇宙的精神的和有机的性质的哲学。后来进化论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在他的思想中越来越占优势, 导致他抛弃黑格尔的理论, 接受工具主义的认识论。他和同事在1903年发表的论文集《逻辑学理论研究》, 宣告一个新的哲学学派——芝加哥学派的诞生。

1904年杜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职, 他对学校和教育方面的著作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著作《学校与社会》[2]和《儿童与课程》[3]中, 杜威表达了他的教育观点:教育过程必须建立在儿童的兴趣上, 在课堂上必须为学生的思维和行为的交互作用提供机会, 学校应作为一个微型社会, 老师应对学生指导, 与学生合作, 而不是像监工一样, 僵化地讲授一套固定的课程, 给学生布置背诵任务, 教育的目标是儿童成长。杜威1916年发表的著作《民本主义和教育》, 巩固了他在美国教育的历史地位。

1. 早期认同战争的合法性

杜威的和平教育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杜威认同武力的作用, 认可战争的合法性。1914年至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既出乎他的意料, 也引发了他对战争原因的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杜威认为:使用武力是保证实现一个民主的世界秩序的有效手段。在撰写的文章《武力和胁迫》和《武力, 暴力和法律》中他认为:武力在道德层面上是正当的, 战争在法律上是合法的[4,5]。

2. 后期反对战争, 提倡建立非暴力世界

杜威的上述观点, 遭受到了自己的学生、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兰道夫·伯尔纳 (Randolph Bourne) 的指责。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 兰道夫·伯尔纳质疑杜威对战争的观点, 指出“这位过于令人尊敬的哲学家的实用主义已经使他错误地估算了真正的战争与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观的关系。同时, 他的过分乐观使他高估了智慧的力量而低估了暴力的力量和非理性[6]”。正是兰道夫·伯尔纳批判杜威支持战争中的两个缺陷:技术意识和道德缺陷, 引发了哥伦比亚哲学家提出促进和平教育。在战后的几年, 杜威的兴趣转移到了和平教育的研究上。他认为和平教育是融合了道德信念、民主价值观念和非宗教性道德等因素的综合体。在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 在充分信任和平教育的力量的前提下, 1918年后, 杜威开始明确呼吁尽量减少民族主义的宣传。他意识到:为消除战争体制所制定的教育计划能重新改造现有的社会和政治习惯。战争的悲剧使杜威深信, 学校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动态变化。如果给予适当的指导, 学校将成为动态的, 而不是反思机构;作为改革的工具, 学校可以探索创建和平社会的具体模式, 同时挖掘每个学生的和平潜力, 建立一个非暴力的世界。

二、杜威的和平观点

此后, 杜威积极研究如何使和平教育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 来促对进全球意识的理解, 以此代替传统的学校和课本上灌输的狭义的爱国主义。具体来说, 努力建立世界和平与国际公民意识的基础是采取社会的、科学的教育方法。杜威坚持认为, 地理和历史科目可以分别代表和平教育所需要的区域和国际维度。他认为, 地理和历史使学生能够重建过去, 面对现实, 也有助于防止学校里险恶的沙文主义的抬头。

1. 把全球意识引入地理学科, 培养学生和平思想

在地理学研究方面, 杜威应用“儿童中心”“学校即社会”的概念, 并把全球意识引入和平教育的理念之中, 以期“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自然和社会, 这将有助于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社会和政治问题之中[7]”。接受过地理教育的青年学生, 必须把所有人类的文化、习惯、职业、艺术和社会贡献纳入到人类的文化发展之中。身为教师, 他们必须停止“整天忙于记忆山脉的高度和河流的长度等常识, 必须与文化发展相结合[8]”。

地理教学必须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图像。“地理是一个引发学生想象力话题——有时甚至是浪漫的想象力”, 杜威断言:“学生会把自己熟悉的场景与世界不同的民族和环境形成对比, 也会引发学生的无限向往[9]。”作为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 也是为加强全球合作的必要, “地理教学应该逐步使学生接触到实际的现实的现代生活, 而不是让学生脱离实际地死记硬背[10]”。

2. 在生活实际中学习历史, 培养学生和平意识

历史教学也应以从过去侧重于研究重大事件的日期、军事英雄、战争等, 转向以促进和平为目标的教育。杜威强调, 教授课程的教师应该更多地关注有社会意义的历史:“历史并不仅是英雄任务的故事, 而是社会发展的足迹, 它为我们提供了过去的经验, 这有助于解决现在和未来的社会问题[11]”。当今的问题是, 应该审查过去重大事件比如战争的历史背景, “找出引发问题的起因, 以确定问题的根源, 并考察当时为解决问题所进行的努力[12]”。了解过去, 用前瞻性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和澄清价值观念, 杜威的当务之急的历史概念侧重于道义层面。杜威坚持说:“要把历史上有智慧的远见卓识与目前的生活实际相联系, 有时候有必要对历史人物的道德品格宣判无罪。历史知识有助于为人类提供洞察力, 亦赋予了人类用更具有智慧的、富有同情心理解当前的社会状况的机会, 历史是永恒的、建设性的精神财富[13]。”

3. 主张改革美国国家体制, 实现国际和谐

杜威对和平教育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主张进行美国国家体制的变革。他认为:为了实现国际和谐, 首先改革国内体制。在《人性和行为》一书中, 杜威指出, “历史不会证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它证明, 某些风俗和某些政治、经济条件下的权力模式成为滋生战争的条件[14]”。他主张用人类的态度和努力促进国家之间和平、经济安全的战略中心;使用政治手段促进自由和平等, 并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民主体制。杜威主张和平教育的重要性, 认为培养学生的和平习惯和指出光明前景, 达到和平、民主和经济稳定。他认为减少冲突的关键是控制情绪和改变重视民族主义的价值观, 同时也要改变当时国际法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样写道:“声望和荣誉等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存在的重要性是战争的根源之一。”另外他还认为:“因为战争的合法化, 也就是没有一个国际法庭能够制约战争。再有, 对技术的依赖使支持发动战争的原因秘而不宣, 直到战争被确认是非法的[15]。”

4. 开展学校计划, 培养学生的国际主义意识

为了促进国际理解, 杜威从20世纪20年代起, 呼吁开展学校计划, 培育一种赞赏国际主义的意识来挑战美化军国主义的思潮。过去的与国家利益和认同感交织在一起的狭隘爱国主义, 通过后天的训练, 逐渐形成了习惯,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排他性, 猜疑、嫉妒和不喜欢其他国家的文化。

杜威指责说, 当时美国学校使用时事教材不仅减少了创造一种国际友好气氛的可能性, 连国内的一些事件也不宽容。比如重要的反战运动, 对世界法院的呼吁等都没被写入当时的时事教材。为扭转这种倾向, 杜威在他提出的和平教育计划中, 鼓励把发展课程探索的民族主义主题与国际背景相结合。

杜威的和平课程的目的是促进世界的爱国主义态度。“我们需要一个历史, 地理和文学相结合的课程”, 在他的一篇题为《学校作为一种手段, 培养拥有社会意识和社会理想的儿童》文章中, 他告诉读者:

“……这将使它更加困难, 仇恨的火焰和猜疑横扫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这实际上将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儿童的头脑中形成的时期, 我们将学校这个中介向学生传达世界各个国家人民的尊重和友好[16]。”

因为学生没有接受质疑当代价值观念和信仰, 作为一种制度, 战争将依然盛行。杜威的和平教育计划是在促进学生新的道德观念的发展, 消除旧体制下的好战习惯。而当时很多保守派认为战争是人类的本性, 杜威对此的回应是:“战争与现有的经济制度有一定的关联。他们是原始冲动和后天的习惯的关系……真正的心理学应该把消除战争的重点放在人类长久形成的好战习惯上[17]。”

三、评价

1. 把民主主义概念融入了国际视野

对于21世纪的今天而言, 杜威的和平教育计划的关键在于把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民族主义概念融入了国际视野。他很清楚民族主义在德国统一进程中的作用, 他试图利用这一历史经验, 在学校发展“新教育运动, 在继承国家传统的同时也满足正在形成的新国际社会的需要[18]”。

2. 在学科教学中培养了学生的和平意识

作为热爱和平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 杜威一直坚持利用学校教育促进国际理解的目标。在呼吁和平教育计划的同时, 杜威鼓励建立一种课程, 强调用发展的态度完成以下各项工作:促进世界的爱国主义;利用社会科学, 特别是地理和历史, 作为一个桥梁来了解其他文化;纠正了险恶的片面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无疑为促进世界和平构建了可行的蓝图, 对探讨21世纪的和平教育, 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战争与和平思想 篇2

2012级大气科学 12010001012

王欣然

什么是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队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也有区别。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目前尚存兵书2308部，18567卷；其中比较有价值的100多部，被选入百科全书的有39部。

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要著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章之多，堪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现代军事领域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其代表作为以《孙子》为首的所谓武经七书）已经完全过时了，在以精确制导，全球快速机动，GPS和C4ISH为特点的世界新军事革命面前完全是故纸一堆；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美军就是在孙子兵法指导下打赢了海湾战争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甚至煞有其事地宣称，美军指挥官给每个美军大兵都发了孙子兵法，让他们临阵好好学习，书就装在大兵们鼓鼓囊囊的大背囊里。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兵法仅仅是“用兵之法”，之所以已经过时不再有用，是因为那时的战争与现代战争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在许多方面论述的并不是单纯的用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与战争及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及经济层面论述军事问题和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用的政治军事经济观点，同时中国古代兵法还大量涉及到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人才学，战争性质理论，战争指导理论等方面带有一般规律性的基本理论原则。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对于正面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中国军队和中国国防建设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不应拘泥于古代如何布阵，如何行军打仗，如何火攻等。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也已进入新军事变革年代，古代战争形式与现代战争形式已经大相径庭。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的许多著名思想和论断，如“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谋伐，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等等，至今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换言之，这些军事原则是永恒不变的。

名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元帅，积极主张世界各国的军事学院把《孙子兵法》列为学员必修课目。我国古代兵书不但广为世界各国军事家所学习和运用。而且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深入研究。更有趣的是，它还极大地吸引着广大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连企业家，商人等也争相研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之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人们的口头格言，就连法国的电影《蛇》的序言也以《孙子兵法》中的话为导语。日本的体育运动和营业战略也直接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辞句作口号。日本天皇带头学习中国的兵书，让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给他讲授《孙子兵法》，为此佐藤铁太郎专门著了《孙子御进讲录》。我国古代兵书俨然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科性的宝库。军事家评《孙子兵法》为“兵学圣典”；文学家评为“与其说是兵学的书，不如说是文学的书”，是“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政治家评为“外交教科书”，“政治秘诀”；哲学家乃至企业家则评为“人生哲学”等。

世界上重要的工具书大部收进了孙子的资料。查阅世界著名的百科全书，例如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日本平凡社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等，都列有孙子的条目，《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孙子条目写了一千字的释文。为适应各方面的需要，翻译、注释的《孙子兵法》以及研究专著，在世界各个角落相继出现。当然，各国译注的种类和数量是大不相同的，就国家而言，还要首推日本。早期的日本文人大部能阅读汉籍，所以他们研读的是汉文兵书，并且直接大量翻印我国兵书，日本主要的汉籍目录上几乎都著录有翻刻的《孙子兵法》。自公元1660年开始，出现用日文翻译的中国兵书《孙子兵法》。用日文撰写的研究专著和注释本，如林罗山的《孙子谚解》、物徂徕的《孙子国字解》、佐佐木琴台的《孙子合契》、犬饲博的《孙子话说》、筱崎司直的《孙子发微》、河田东岗的《孙子句解》、佐藤一斋的《孙子副诠》、平山行藏的《孙子折衷》、吉田松阴的《孙子评注》、阿多俊介的《孙子之新研究》、佐藤坦的《吴子副诠》等等。以上均为军界以外人士所著，其中以物徂徕的《孙子国字解》和吉田松阴的《孙子评注》流行最广。与此同时，军界研究《孙子兵法》的热情更高，陆海空军各有专著问世。如陆军中将落合丰三郎的《孙子例解》、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的《孙子御进讲录》、辎重兵大尉冈本的《古代东洋兵学·孙子解说》、空军少将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等等。这各式各样的著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孙子兵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有的从哲学方面研究，有的从政治外交方面研究，有的从战史和名将言论方面研究，有的从海军理论方面研究，有的从空军战略战术方面研究，有的从战斗纲要、军队教育等方面研究，还有的从近现代战争理论方面研究，各有研究宗旨。但他们共同的目的是吸取《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中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为其现实服务。

中华武德文化史上有两句古语，一是“忘战必危”，二是“好战必亡”。尤其是在环球相对“变小”、战争的破坏力愈来愈大的当今世界，“安国”与安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安己之国与安人之国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的安全度以每个国家的安全系数为条件。因此，孙子“军争为危”命题的真理性，越来越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意义，应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应当看到，在高技术战争的烽火台上，一只蝴蝶煽动起来的火星，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灾难；但是，完全可以预见，灭亡的首先是它自己。当代中国的军事“安国”之策，就是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因此，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重视“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则是实现“安国”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更多贡献在道义上的责任和使命。

战争与和平思想 篇3

提起保定，人们会不约而同的想到出入龙潭虎穴、置身战火硝烟却无半分惧色的小兵张嘎，想到活跃在白洋淀上的抗日武装——人称“水上飞将军”的雁翎队，还有这座“野火春风”古城里的抗日军民与日本侵略者之间展开的殊死博斗……和这些英雄相比，片儿警唐明宇的故事或许并不惊天动地，但却别有一番滋味。

自从2004年唐明宇来到保定当上民警，走访村民、采集管辖区用户信息、自制警务信息查询系统、解决村民的困难——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这些在旁人看来琐碎而复杂的工作，他乐此不疲。对他而言，提高管辖区的安全保障、和大家处理好警民关系是他工作的动力，也是努力的目标与方向。

认识唐明宇的人，无论是同事还是他所管辖的村民百姓，都亲切地称他“小唐”，唐明宇很喜欢大家这样称呼他。“这是对我的认可和接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高兴？”有人评价：在唐明宇身上既有着当代年轻人接受新生事物快、头脑思维灵活的特点，也有老一辈人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优良作风。对此，他直言评价太高，“我只是想做个有作为的民警。”

把信息技术带进公安队伍

如今，唐明宇在保定市乃至河北省的公安队伍里是小有名气的，他的“一图三层”城中村警务工作法在河北省公安机关和保定市政法机关得到了大力推广，甚至包括重庆、成都等外地公安机关也都纷纷到他工作的黄庄警务室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如此复杂的系统，一个普通的民警是怎么做到的？

“在警校时我们有计算机课，主要就是学一些基础的计算机编程，我一直对这个很感兴趣，有时候熄灯了也得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看这些书。”唐明宇笑言。通過潜心自学他顺利通过了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

由于有过当刑警、治安警的经验，和别人比起来，唐明宇更善于探索研究问题，特别是做起民警。不过能够把计算机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并取得这样大的反响对唐明宇来说则纯粹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2010年1月调任黄庄警务区驻村民警后，唐明宇便第一时间系统地整理出了这片城中村的基本信息。随着工作的进行，一个艰难的问题摆在了唐明宇面前：城中村的人口现状太过复杂，很多村户的户籍地址与实际住户信息不符，若没有一个全面的信息平台来记录村里的实时信息，以后的工作做起来会相当棘手。

由于唐明宇所管辖区的户籍地址大多是多年前的房屋地址信息、亲缘关系为顺序编排的，历经多年的房屋改造、人口变迁，在户籍地址上登记的户号、地址根本无法反映该户的实际居住情况。其次，由于大量村民外出后将房屋出租，自己的户口却未迁出，加之流动人口数量多，使得人户分离的问题也格外突出。

这种错综复杂的人口现状，使得驻村民警很难有效掌控村庄的治安状况，村中找人则不如楼房那样快速准确，因此，这些地方也就成为了违法犯罪分子的藏身之地，给日常的治安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有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用唐明宇的话说是“思路决定出路。”于是在工作之余，他开始利用计算机知识专长，着手制作“警务信息查询系统”。

在采集信息过程中，由于辖区村民和租住房屋的流动人口白天绝大多数外出务工或务农，唐明宇只能利用每天下午6点至晚上9点的时间段，深入每一户人家进行信息采集。此外，由于村民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不少人家需要唐明宇反复跑上四五趟才能碰上一次。

在获取了这些资料后，他将自己绘制的农村居民房屋示意图置于网页，每一家都在相应的位置上用户主姓名进行标注，点击户主姓名，便会弹出该户详情的二级网页，居民家庭成员情况一目了然。如今，要想了解哪家村户的信息，只需轻点几下鼠标，该人年龄相貌、家庭状况、居住地点，乃至其房屋结构、机动车情况、饲养宠物情况、邻里亲戚关系等信息，就会跃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公安工作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有这样一个信息指示台账，我们的工作就不会出现断层，将来无论谁做这个工作，都能第一时间接手。”

把贴心服务送给群众

如今，唐明宇的工作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可是在走访村民的过程中也着实带给他不少难题。

刚开始，很多人对这位穿着制服的“生面孔”敬而远之，不愿意开门，或者隔着门缝和他生硬对话。“很多人对警察有种排斥心理，在他们看来警察一去就如同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来了就没好事。”唐明宇自嘲道，“最窘迫的一次就是被村民的狗咬了两口。”

那天唐明宇依旧按部就班地到一住家采集信息，走到院子门口时，看见大门虚掩着，唐明宇便推门而入，谁知主人没来，却瞬间招来了这家的看门犬，上来就是两口，顿时小腿鲜血直流，主人闻声出来也吓坏了：先不说赔钱，咬了警察，这狗估计必死无疑了。然而唐明宇从始至终都没有因为这事找过这家任何麻烦，甚至连医药费也没有索要一分。后来才知道，这家的大狼狗出了名的凶，已经咬过村里好几个人了，无论大家怎么说，这家主人就是不肯把狗拴起来。“他们也吓坏了，以为我得把那只狗拉走，我没那么做，但从那以后那家就把狗圈在笼子里，而且可能是出于感动，后来跟我在工作上的配合特别默契，甚至经常主动帮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不是坏事变好事了吗？”

在唐明宇看来，警民关系最终从艰难互动到相互认可，关键在于警察自身的调节。他所管辖区里的雷某一家是在保定长期务工暂住的外地人，一年到头只有过年过节才回老家，这导致他们的二代身份证一直没有办理。唐明宇了解情况后，让雷某一家在保定采集照片，主动协调户籍地派出所，通过公安网传送照片的方式，在原籍派出所的协助下异地办理了二代证。唐明宇的举手之劳让雷某一家对他的感激难以言表。令他豁然开朗的是，这件事让他就此找到了处理警民关系的突破口，那就是变管理为服务。自此以后，在对待村户的问题时，只要自己力所能及可以帮的，唐明宇从不含糊，通过主动上门给村民们送身份证、暂住证或警民联系卡等等小的举动，逐渐赢得了辖区村民的信任。

“聪明好学”是许多人对唐明宇的评价，工作之余的他还在自修心理学，“警察是和人打交道的，做起事儿来就得活，要会揣摩别人的心思。”事实上，唐明宇的“小心思”用得恰到好处，很多事经他一变通就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次，辖区村民刘某、李某在街上遛弯时，发现并抓获一名盗窃嫌疑人，唐明宇借此机会广为宣传，协调报社对二人的事迹进行报道，并协调村委会召开村民大会，颁发奖金、奖状大张旗鼓表彰。二人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这辈子都没成想会这么风光，以后村里的巡逻任务我们俩全包了！”针对辖区存在赌博现象，他就想方设法破解难题。有个村原来赌博现象频繁，专项整治了几次都没收到很好的效果。后来他就从赌徒的“媳妇们”入手，向她们宣传赌博的危害，很快在村内就成立了女子义务禁赌队，效果十分明显，最后赌徒都服了气：“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媳妇来打架。”

然而，唐明宇被人们所认可，可不是因为他“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的贴心服务和真心相待，“这身警服赋予我的不只是管教别人的权力，更不是滥用权力的霸道，作为新一代的年轻民警，我要做的是平衡好管理与服务，清楚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警察不是要让别人怕和抵触，而是要让大家爱和依靠。”

把志愿者精神视为己任

如果说自己这些年的作为是警察这个身份所应该履行的义务与责任，那么做一名优秀的志愿者就是这份责任的延伸。今年已经是唐明宇正式成为一名“关爱农民工子女”青年志愿者的第三个年头了，这期间所有诸如义务劳动、到学校传播法律知识、捐款捐物等等志愿者活动他都会第一时间出现，所有义务工作中令他感触颇深的就是结识了一名叫珍珍的小女孩，并与她结成帮扶对子。

珍珍的父亲因生意破产而患上精神分裂症，母亲离家而去，父女俩投靠了在保定工作的姑姑，不久父亲又因病返回老家，珍珍便由姑姑一人抚养，家境并不富裕的姑姑也觉得万般吃力。这一系列变故带给珍珍幼小的心灵很大的打击。

在了解这些情况后，唐明宇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意愿：要为珍珍做些事。于是无论自己工作多忙，他都要抽出时间了解珍珍的生活、学习情况，和她聊天，坚持每周与她见面，为她辅导功课，还用自己严打时的奖金给珍珍买了部她一直想要的复读机。不仅如此，唐明宇还会带着珍珍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出去游玩，慢慢地，珍珍脸上有了笑容，话也多了起来。如今珍珍和正常孩子一样快乐地生活在校园里，优秀的学习成绩让唐明宇倍感欣慰。

采访中谈到自己曾经接触过的一名18岁涉嫌盗窃的男孩，唐明宇的眼睛湿润了。

18岁的男孩患有先天性脑血栓，因涉嫌入室盗窃被抓到派出所，在此之前，他刚刚从山东犯案放出来。唐明宇辗转联系到孩子的父母，在告知孩子犯案的同时，唐明宇希望父母把孩子接走好好治病，结果令他意外的是，孩子的父亲只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便挂断电话：你们把他枪毙了吧！这句话瞬间触动了唐明宇的内心，在和孩子谈话中他得知父母因孩子患有先天性脑血栓，从小就不想要他，更别说给他任何关爱。也是在聊天中唐明宇知道男孩之所以试图盗窃是因为自己太饿了，想偷点钱买些吃的。

“对待这样的孩子，与其强行管制，不如走进他们心里，有时用过重的言辞去批评责骂，很有可能适得其反，甚至断送他们的未来，相反，多一句鼓励的话、温暖的话，或许就会带给他们莫大的鼓舞，其实这样的人内心是很敏感的。”唐明宇给了男孩100块钱，临出门时告诉他：“以后不管走到哪，饿了就去派出所要吃的，别人问起来，就说是一个警察叔叔让我这么做的。”

时至今日，唐明宇担任保定南市区公安分局南大园派出所副所长兼黄庄警务区驻村民警已有3年时间，做民警的这些年让唐明宇收获了不少荣誉，新长征突击手、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爱民模范”称号等等，在诸多荣誉面前，唐明宇选择踏踏实实往前走，虽然不确定未来还会遇到什么问题，他相信用对智慧，做好服务就无愧这身警服。

论先秦兵家的战争经济思想 篇4

关键词：先秦兵家,战争,经济

先秦兵家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战争的发动和进行都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基础，如果脱离经济基础盲目发动战争，必将导致国破家亡。因此，国家在战争方面要注重本土后勤补给与“因粮于敌”的结合，解决军队后勤问题。同时，施行“耕战合一”政策富国强军，是从根本上增强国家实力。

一、“日费千金”的战争消耗

战争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军队的日常消耗、战斗损耗、武器装备需求和伤亡抚恤使得战争对国家经济的依赖性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各国经济力量的比拼，国力强才有可能有充足的实力供养一支强大的军队和进行战争。

1. 战争的发动对后勤的要求很高

兵家纷纷认识到后勤保障对于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孙子在其《军争》篇中论及：“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就说明他已经注意到军事后勤的重要性。孙膑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城小而固者，有委也。”[2] (P107) 孙武不仅认识到后勤的重要性，而且深刻阐释了战争对于经济、后勤的巨大依赖性。《孙子兵法》云：一旦打仗，就要“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3] (P36) 李筌对孙武的这一思想评价道：“具我戎器，因敌之食，虽出师千里。无匮乏也。”[3] (P33) 可见这一军需观受到古代兵家的一致认同。杜佑对此解释到：“兵甲战具，取用国中，粮食因敌也。取资用于我国，因粮食与敌家也。”[3] (P33) 张预则对其原因进行了阐释：“器用取于国者，以物轻而易致也;粮食因于敌者，以粟重而难运也。夫千里馈粮，则士有饥色，故因粮则食可足也。”[3] (P34)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中的“用”指的是以武器装备为主的军用品。总的意思是指武器装备取之国内，粮草则取之于敌。具体方法则有“掠乡分众，廓地分利”、“重地则掠”等。孙武这一思想被后世兵家所借鉴和推崇。宋朝沈括就认为：“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 (11) 《百战奇法·饥战》也认为在兴兵讨伐敌国时要以“因粮于敌”为保障胜利的重要措施，“凡兴兵征讨，深入敌地，刍粮乏阙，必须分兵抄掠。据其仓廪，夺其蓄积，以继军饷，则胜”。

孙武的这一军需供应观，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远征战争在当时封建统一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而远征战争所遇到的难题就是后勤供应问题，因此可以说，谁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有所作为，谁就在统一过程中掌握了主动权。“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对于解决当时远征军的后勤供应问题来说，的确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另一方面，它将军队的后勤供应寄托在对敌国的掠夺上，不仅是一种转嫁剥削的做法，而且那种毫无选择性的掠夺对客观条件的依赖程度很大，不能有效保证自己军队的粮食供应 (12) 。

三、“耕战合一”的强国战略

经济力量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先秦兵家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结合农业社会的现实情况，提出了“耕战合一”的政策，将平时农耕与战争准备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1. 经济的特性决定了战争的本源是经济。

物质力量决定军力，进而影响战争的结果。孙子从物质力量这个根源上阐明了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支持。他用五个步骤来估计胜利的可能性，即度、量、数、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升数，数生称，称生胜。” (13) 国土的大小产生衡量国家物产和人口的“量”，由于国家和人口多少的不同，产生能动员和供应军队的“数”，由于物力和人力的不同就产生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称”，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从而构成了各方胜败的物质基础。《尉缭子》也有相似的论述，指明了城邑、人口、粮食三者之间的关系：“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 (14) 意思是衡量土地肥瘠来建立城邑，城邑的兴建要和土地面积的大小相适应，城邑的大小要和人口的多少相适应，人口的多少要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立国建军做到这三个“相适应”，才能做到“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司马法》中也有“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谓五虑” (15) 的论述，将经济力量的大小作为治国必须考虑的因素。孙膑认为在仁政德教、发放粮食收拢人心、无为而治等强兵手段中，富国是强兵的最紧要的手段 (16) 。管子则从反面对经济对战争的影响作了详细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与战争、与国家安危之间的关系。他说：“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利，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 (17) 因此，只有富国，才能强兵，强兵的国家才可以在先秦乱世中生存发展，统一诸侯。

2. 正是认识到富国与强兵的这种关系，人们不断探索富国强兵之道。

《六韬》中把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富国强兵的根本方法：“善为国者，取于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处所，丈夫治国有亩数，夫人织纴有尺度，是富国强兵之道也。” (18) 尉缭则认为要恢复古时的耕织制度，发展耕织是从物质方面治理国家的根本，不误农时，不竭民财，才能天下富有。他说：“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故充腹有粒，盖形有缕，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夫无雕文刻镂之事，女无绣饰纂组之作。”主张男子从事耕种，女子从事纺织，人们都专事耕织而不受其他事务的影响，国家就有储备了。此外，尉缭用金木披锦绣、牛马吃粮食等不合常理的事情来说明要建立合理的制度来保证耕织的正常进行。他说：“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绣饰;马牛之性食草饮水，而给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设之制也。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无肥瘠，人无勤惰，古人何得，今人何失耶?耕者不终亩，织者日断机，而奈何饥寒。” (19) 要做到种田的人能经常耕作，织布的人能经常纺织，才能避免民众缺衣少穿。在农业社会，发展耕织可以说是富国强兵的根本之举。

3. 先秦兵家也主张实行寓兵于农，将耕织和作战准备相结合。

尉缭说：“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开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而威治天下。” (20) 国以农为本，兵以农为本，发展农业生产，就可以做到国富兵强。实现了寓兵于农，就可以达到无形的境界，平时深藏不露，但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作战时就可以应对任何规模的战争，而不必在意兵力的多寡。《六韬》将作战的准备完全寓于农事之中，运用生产工具为战斗工具，生产技术为战斗技术，生产组织为战斗组织，生产工程为战斗工程，从而做到兵农合一，农耕与战备两不误。具体方法是：

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胄干楯也;钁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马所以转输，粮用也;鸡犬，其伺候也;夫人织纴，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钹草棘，其战车骑也;夏耨田畴，其战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廪，其坚守也;田里相伍，其约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长，其将帅也;里有周垣，不得相过，其队分也;输粟收刍，其廪库也;春秋治城郭，修沟渠，其堑垒也。故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也。善为国者，取于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究其处所。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纴有尺度，是富国强兵之道也。 (11)

由此见之，在古代农业社会里兵农合一是一条重要的治国方略，将农耕与战备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保证农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国家税收的充足以支持战争消耗，另一方面也可减少平时备战消耗。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国富不等于兵强，农业经济发达不代表军队就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农耕与战争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战争对武器装备、组织制度、后勤军需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平时的农耕只能提供最基本的需求，而当战争真正爆发时，决定胜负的还是战备工作是否做到位。

参考文献

[1]施芝华.孙子现代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6.

[2]吴如嵩等.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10.

和平与国防大学生思想汇报 篇5

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金恩祥少将为我们做了一场很有教育意义的报告。使我对我国的国防现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身为一名立志献身国防的国防生，一直以来我都十分渴望对我国的国防知识能有更深的了解。我平时也十分关心我国的国防知识，可是我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够，对事情的本质的把握也还远远不够。金司令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不只是他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还有他思考问题时的深度与广度。这堂课，我受益匪浅。

金司令向我们讲述了我国当代领导人对我国国防的重视。在报告中，有三部分直接或间接的提到了我国的国防建设。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国有着无穷多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可是爱好和平的人不一定有和平的权利，和平的权利却恰恰需要强大的武力来保证。近百年的屈辱史使得我们明白这一道理。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发明了指南针，但只是将指南针用于航行，发展贸易，传播文明与友谊。郑和七下西洋为西方带去了数不清的丝绸与瓷器。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发明了火药，只将他们做成鞭炮以庆祝和平，那些侵略者却驾着那些依靠指南针来指明方向的战船，用着靠火药发射的火炮来对付这群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不能像清政府那样软弱无能，我们只有拥有了强大的国防，我们才能保证我们渴望的和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站了起来，再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我们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我们党领导的千千万万的人民军队。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和平与稳定是靠我们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国防来保证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富强了起来，但我们的发展更是需要强大的国防来保证。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早引起了西方的不安。中国威胁论被西方越吵越热。可是我们不能被这些声音迷惑了，我们要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与差距，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并且我国的周边环境也不容乐观，我国国土线十分漫长，接壤的国家有十几个，既有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也有世界上人口第二大国印度，还有世界上第二代经济体日本，强国林立。藏独，**，疆独势力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也蠢蠢欲动，为了确保我国的国家稳定，我们必须注重国防的建设。

身为一名国防生，我一定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争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国的国防做出应有的贡献。

此致

敬礼!

汇报人：xiexiebang

战争与和平思想 篇6

一、心理战成为现代战争中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战略手段

孙子的思想精髓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理战在孙子军事思想中享有崇高地位。当前，心理战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

心理战是交战双方为赢得战争胜利而进行的心理搏斗，目的在于依托强大的军事优势，通过多种手段鼓舞己方、瓦解敌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随着高技术武器的广泛应用，心理战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它不仅贯穿于战争始终，同时经常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换来战争的胜利，因此被认为是现代战争中的一种经济而人道的作战方式。不仅如此，其适用范围不再局限于军事斗争领域，而是广泛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直接服务于国家大战略。近年来的几场局部战争表明，戰争追求的已不再是军事征服，也不再是大量消灭敌有生武装力量，甚至不再追求将对手逼入绝境而迫使对方投降。现代战争目标主要是孤立、限制、削弱和瘫痪对手，震憾其心理，动摇其战略领导层、军队和民众的战争信念和抵抗意志。在冷战结束以来所发生的多场局部战争中，作战双方都高强度、大范围地实施心理战，谋求在心智上影响、控制对方，从而达到战争的目的。

此外，现代心理战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进程与成败，是以较小代价换取较大胜利或不战而胜的重要法宝。实施心理战能使对手产生紧张、犹豫、大意、厌战等不良心理反应，迫使对手或铤而走险，或指挥失误，或消极怠战，加速对手的失败。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国防部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心理战在这次战争中的运用是极为成功的，心理战对促进伊军失败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现代战争中的心理战呈现出信息时代的特点

1．心理战层次得到极大的提升

现代心理战的形态更多地表现为战略心理战的运用。心理战通常由统帅部乃至国家领导人作出决策，并直接指挥控制。在以往的战争中，心理战大多是作为武力作战的辅助手段。战争形态信息化的发展，迅速把心理战推向了战略高度。现代心理战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战场范围，而是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宗教等融为一体，成为覆盖全球范围的“大心理战”，包括动用军事全部力量，向对手国家的民众、军队甚至其友好国家及国际社会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不但要影响对手的思想、心理，还直接服务于政治和外交斗争，达成战争的速胜。

2．心理战日趋信息化

随着战争形态的信息化，心理战也日益信息化。信息传播工具和技术的发展，为心理战创造了新的手段。现代战争中心理战的高科技含量显著增大，除了空投心理战物品、广播宣传、阵地喊话等传统技术手段外，多种高技术手段，如仿形技术、隐形技术、迷彩技术、现代信声技术、激光技术、电子技术等都在心理战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此外，进行信息垄断，以精确打击和持续的空袭行动所构成的“硬打击”成为实施心理战的“助推器”。在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及其盟军都广泛使用卫星定位测向和电视转播技术、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网络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展开心理战，一方面严格控制信息源，力图实现“新闻封锁”；另一方面实施信息轰炸，大量向对方发送有利于己、不利于对手的信息，阻塞对方的信息通道，使对方完全处于己方信息的笼罩之中。

3．心理战攻击性增大

随着实施心理战的技术支撑日趋增多和成熟，现代战争打击的重心更多地倾向对方的心理，心理战正成为现代战争中交战双方斗智斗勇的主要模式，其方法手段也向更高层次发展，攻击的力度增强。如通信技术手段使心理战的快速性和可信性逐步提高；心理战和武力战一体化趋势加强，高精度现代化兵器大量投入战场，使心理战的威慑性不断增强；先进电子技术的使用，使心理战的突然性和欺骗性更易达成；心理战人员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信息化士兵成为战场心理战的基本攻击对象。

4．心理战内涵外延扩展

现代心理战的内涵，已不再限于军事斗争领域，而延伸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形成全方位、大纵深、多层次的作战效应，既攻城夺城，也攻心夺心。战前就频繁展开外交，联合盟国力量，争取中立国支持；运用经济手段，对敌国进行制裁封锁；发动舆论攻势，美化自身，诋毁对手；展开军事行动，调兵遣将，造成大兵压境之势；通过新闻媒介等各种信息传播途径，渲染其自身武器装备的威力，形成强大的心理威慑。

三、灵活运用心理战的特点，谋求战争效益的最大化。

随着现代战争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与发展，心理战在未来的竞争对抗中将更加丰富多彩，它可以是：①政治分化。现代战争中，充分利用对方不同的政治力量、派别以及民众间的矛盾，是削弱对手力量的重要方式。②经济诱压。经济的好坏将极大地影响一国民众的心理态势，甚至影响一国的政局走向，因此动摇其经济基础也成为战争胜利的重要手段。③外交封锁。在现代战争开始之前，运用各种手段，为己方争取同伴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孤立对手，从而达到外交封锁的目的。④武力威慑。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向敌方表明我动用武力的决心，使之产生畏惧的心理，从而影响战争的决策。

在进行心理进攻的同时，还应注重增强己方的心理防御能力，“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采取防范措施，缩小对手心理渗透范围，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加强平时引导，弘扬民族气节，培养敢打敢拼和不畏牺牲的精神，维护内部的高度团结统一；严格控制各种媒体的渗透，建立畅通的信息反馈机制，及时清除对手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等，建立起一道强大的心理防线。

总之，新军事变革的高速发展，信息时代的战争既是兵力、武器的对抗，更是心理的角逐，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战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作战样式，可直接达成战略需要。随着现代战争的发展，其战略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内涵将更加丰富，外延将更加拓展，借鉴、运用孙子思想，遏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努力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战争效益的最大化。

儒家诚信思想与和谐社会 篇7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 形成了崇尚诚信、贬耻伪诈的优良传统, 构建了一套极为完整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儒家思想作为统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正统文化, 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世界文化、思想史领域都具有极高的地位。在西方学者的眼里,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伊斯兰思想、佛教思想并称为世界四大思想瑰宝。儒家思想的开创人及后世学者就诚信问题从哲学伦理道德、社会管理理念等方面进行了精深的研究, 使我国传统的诚信观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并在千百年的传承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乃至世界。

目前, 虽然学界已达成共识, 即儒家诚信是现代诚信可资利用的宝贵文化资源, 但因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必须经过现代化改造。因此, 目前学界关于诚信的研究旨在解决下面的几个问题: (1) 克服儒家诚信一定程度上标准太高、脱离现实的局限, 立足现实的道德水平, 注重诚信的普适性; (2) 克服儒家诚信多强调个人自我约束的纯伦理局限, 在契约和法律基础上, 相互承担权利义务, 建立健全法律诚信机制, 使之和道德诚信相结合; (3) 弱化儒家诚信和人治的联系, 用法律保护公民的利益和权利。从而使儒家诚信逐渐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力量和法制力量, 并焕发新的生命力。

基于此, 本文试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对我国传统诚信观进行一些探索和思考, 并结合现实给予广泛的关注, 旨在从几千年的传统积淀中挖掘出丰富的诚信资源, 并以现代社会的视角予以审视, 同时, 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背景下展开阐述。

二

诚信是支撑社会和谐的基础保证, 是社会和谐秩序的道德基础, 是和谐社会赖以确立的人格基础, 是和谐秩序的社会制度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体系的过程中, 我们应努力汲取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精髓, 加强道德建设, 并把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贯彻到政府、企业、公民的互动诚信实践中去, 促成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传统儒家诚信思想在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秩序的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现代社会相较儒家倡导诚信的时代有了很大改变, 但是冷静分析和思索造成当代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个人诚信自律不够、诚信教育软弱、诚信建设和利益引导相脱离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此, 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的诚信美德, 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在儒家学说中, “诚”并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的真诚, 还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中庸》有言:“诚者自成也, 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 不诚无物。”在儒家思想中, “诚”不仅是人之德, 而且是天地之德。这一思想对当代哲学启示良多。如果我们认为真理是存在或存在者的本真显现, 则真并不仅是命题的属性, 而且是事物的属性, 真理 (truth) 与真实性 (reality) 、真 (true) 与真实 (real) 密不可分。“诚”即体现着二者的统一。“诚”乃天地之德、自然之德, 在人类的认识中, 只有道德规范与自然规律统一起来, 人才能顺天地之德。现代人将道德与自然知识截然分开, 失去了诚, 人们不仅互相欺骗, 而且欺骗自然, 从而愚蠢地自欺。也就是说, 现代人扭曲了德。关于这一点, 正如史怀泽批评现代文明时说:“由于贬低思想, 我们这代人已失去对真诚的信念, 并由此也失去了对真理的信念。”这一批评已切中现代性的要害!平庸没有力度的思维能力是真诚品质不能“有常且不已”的原因之一。

儒家的诚信学说在总体上是应一种适应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社会需要而形成的, 其作用范围往往是熟人社会, 履行诺言具有超功利的道义性, 诚信的依据主要是情感, 而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种诚信观念、“信义”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 创造性地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伦理秩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 当我们注意儒家诚信伦理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时, 也必须看到和肯定它的普遍价值, 它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诚”是儒家的重要范畴, 从辞源上而言, 它产生于西周时期;从观念上而言, 它产生于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动, 表达的是人对神灵的虔诚的心理态度, 随着人的主体性意识的增强, “德”的观念凸显, “诚”的观念逐渐转化为人们对道德的虔诚信奉;“诚”作为范畴而言, 由《中庸》最先提出, 在孟子、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深化。

三

儒家的诚信理论涉及诚信问题的诸多方面, 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毋庸讳言, 虽然儒家的诚信之说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性和局限性, 但是在几千年传承中, 散见于历代思想家的论述中的真可谓比比皆是, 形成了独特的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深刻的思想和宝贵的智慧, 对今天克服欺诈之类的恶信, 重塑诚信,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儒家的诚信观中固然有其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 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经过改造, 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儒家的诚信伦理理论地解答了人类交往关系中的一个永恒话题, 从而使之具有超时空的普遍价值。诚信问题贯通古今, 在不同社会, 不同时代, 不同国家和民族, 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之间, 诚信问题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程度和范围, 可能会有很大差别, 但它的存在却是客观的、普遍的, 现代社会也莫能例外。儒家学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以特定的话语形式, 提出并理论地解答了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如何面对这一普遍性、人类性的问题, 亦即如何消除和克服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无信、作假、伪善、欺骗等问题, 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从这个意义说, 儒家的诚信之论又有其超时空的普遍价值, 而不只是仅仅具有时代性和历史的局限性。

人格诚信仍然是人际交往所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人际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和日趋复杂, 已不局限于有限的范围和熟人圈子, 履行诺言已不完全是超功利的纯道义行为, 儒家传统的“人格诚信”观念已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但是, 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并不意味着社会不需要, 人们的交往范围仍具有有限性的一面;人与人的关系并不全是经济关系、交换关系, 每个人依然有其相应的熟人圈子。因此, 人格信用、无字据的“君子协定”在亲属、朋友、同事之间的一般性交往中, 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约束力, 履行诺言也不完全是功利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 儒家的“言而有信”、“朋友有信”、“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惟义所在”的诚信理念,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加强诚信制度建设的同时, 仍需要积极提倡和培育良好的诚信道德, 二者并行不悖。儒家的诚信伦理主要是基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道德约束的规范, 而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主要是因为儒家伦理是一种德性伦理, 它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人的道德良心来维护社会秩序, 调节社会关系, 而不祈求用外在的强制手段来发挥作用。所以, 孔子说:“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他认为只有通过道德教化, 以德教的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 在人们有了“羞耻之心”之后, 才有可能在内心构筑起一道预防违法犯禁的堤防, 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四

任何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 都不仅要以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为基础, 而且要从传统道德中获得传承和启示。从以上的研究分析中, 我们知道, 儒家的诚信思想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以下三个方面的借鉴。

第一, 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人平等, 人际交往的范围无限广阔, 人们的经济利益又高度独立的社会, 此时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就像私有制社会初期处理平等的没有血缘根基的人际关系一样, 应当以讲信用为第一人际准则。社会应当自觉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监督体系, 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安全、可靠的人际秩序的客观需要, 个人要将维护自己的信誉看成是立世的根本, 将失去信誉看成是处世失败的标志。

第二, 将讲信用只看成是手段, 这样的信用不可能持久。只有出自个体真诚的信用才是真实可信的, 才能“有常且不已”。我们不仅要建立高效、稳定、有序的社会运行机制, 不仅要追求外在的事功, 而且要修炼人格, 涵养心性, 要使外在的社会信用体制内化为个体的道德人格追求, 使诚信范畴不仅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而且成为培育新型人格和建设现代文化的核心力量。

第三, 诚信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也有重要启示。旧时代的国君与百姓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 他们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诚信关系。如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以往的任何执政者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它除了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然而, 在执政条件下, 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毕竟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施政与施政对象的角色分工, 而且由于腐败现象的存在、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变迁等主客观因素,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的可能与危险。旧时代的贤明国君尚懂得百姓信任国家才能维持, 与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更应时时刻刻视诚信为执政之本。必须信守对人民的诺言, 在制定政策、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取信于民, 切不可朝令夕改、为所欲为, 必须以真诚之心对待人民, 以高度透明、高度负责的态度管理施政, 自觉、坦荡地接受人民的监督, 如此才能真正持久地取信于民。

摘要：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 形成了崇尚诚信、贬耻伪诈的优良传统, 构建了一套极为完整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儒家思想作为统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正统文化, 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世界文化、思想史领域都具有极高的地位。挖掘和利用传统诚信道德的精华是我们创新和构建现代市场经济诚信观的基础和前提。

关键词：儒家思想,诚信,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 1958.

[2]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 1960.

[3][宋]黎靖德编, 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 1986.

[4][宋]周敦颐.周子通书[M].商务印书馆, 1937.

[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周纪二.显王十年[M].岳麓书社, 1990.

抗日战争时期陆游爱国思想的传播 篇8

“九·一八”事变后陆游爱国思想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我国侵略的步伐。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清废帝溥仪组建伪满洲国,将东三省变成了其殖民地。日本侵占东三省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一时间社会舆论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将日寇赶出中国。但当时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与日本帝国主义媾和,对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压制民众的抗日热情。国民政府的高压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却不能消亡民众的抗日斗志。作为社会舆论喉舌的新闻报刊在此时肩负起了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的历史使命。为防止日本借报刊言论挑起事端,也为防止共产党通过报刊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当时国民政府对报刊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禁止刊登一切涉及反日内容的新闻报道。各报刊于是巧妙应对,采取“借古喻今”的方式,以刊登陆游、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抗击外辱的事迹为手段,传播抗日爱国思想。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挫败了日军占领上海的图谋。但国民政府对日妥协之心不死,仍期望以英美为首的国联出面调停中日矛盾。通过国联,国民政府与日方搭上关系,中日就淞沪地区的停战问题开始进行谈判。淞沪和谈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上海《星期评论》第1卷第4期就以《亘古男儿一放翁》为题对陆游的爱国事迹进行报道,企图用陆游抗金的事迹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作者借对南宋统治集团昏庸腐朽的描述鞭笞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指出“奉金正朔,每年贡献数百万金银财帛。武臣如宗泽、岳飞虽胸怀大志,但终以权奸当道,才不得展;而文人如朱熹等却躲在紫阳洞里大讲其理学;老百姓呢,更是不识不知。”结合当时社会环境不难看出,文中南宋朝廷暗指沦丧了东三省领土与主权的国民政府;宗泽、岳飞暗指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权奸暗指大搞“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与一向主张对日求和的汪精卫。接着作者介绍了陆游的抗金事迹,并通过陆游之口说出“武人所以坐视,国势所以危殆,完全是因朝廷坚持和亲政策的缘故。所以对于这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政策,他是竭力反对”[1]。该刊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媾和的态度可见一斑。

此外,各报刊还经常刊登时人赞美陆游爱国思想的诗词宣传抗日思想。如《枕戈》杂志在1932年第1卷第2期就刊登了豁然的《闻子命诵放翁诗》:“书生亦有英雄气,浩浩黄河万斛愁。北望中原今跃马,一声边燕一声秋。”[2]在这首诗中,作者以陆游的境遇比喻当时的社会环境,表达了对国民政府与日本媾和的强烈不满。1934年以来,日本在华北大搞“华北五省自治”,妄图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在华北危急关头,各报刊再次利用陆游的爱国诗词向社会各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津汇月刊》在1934年第8期刊登了安大头的《陆游的诗》。该开篇指出“觉得我们在这个环境内,应该献给同学一些兴奋的东西,发扬发扬我们以前的爱国魂,经了肚内几番计较,决定采了爱国诗人的东西来研究下。”在作者看来,介绍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作品都不如介绍陆游的诗来得激励人心。在文中,他指出陆游“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熟,跌宕淋漓,至于渔州途径,茶椀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歌咏,以寄其意。”[3]此外诸如《铁路协会月刊》《十日》《中央时事周报》等刊物均通过报道陆游爱国事迹向大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一·二八”事变爆发至全面抗战爆发的五年间,陆游爱国思想因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与广大民众抗日的要求,其传统的爱国思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陆游爱国思想一方面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鞭挞了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另一方面为接下来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七七事变”后陆游爱国思想的传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面对日寇步步紧逼,国民党军在前线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一些对抗战前景持悲观态度的民众,开始指责抗战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要求国民政府放弃抵抗,与日本媾和。此时国民政府已确立联共抗日政策,鼓励各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各报刊除撰文批判投降言论外,还继续借陆游之口表达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决心。

《天风》杂志在1937年第1期以史料介绍的形式刊登了篇幅甚长的《陆游评传》。在文中作者祁述祖用梁启超先生评价陆游的“亘古男儿一放翁”为引,通过介绍陆游的爱国诗词将其抗金爱国事迹一一展现,号召全民族积极行动起来,为抗击日寇侵略而做出自己的贡献[4]。《青年向导》杂志在1938年第15期以《民族诗人陆放翁》为题,介绍了陆游的开战思想。作者王家鸿认为军营元素在陆游的诗作中大量出现,体现了陆游反对宋金议和,积极要求用兵收复失地的开战思想[5]。《经世战时特刊》杂志1938年第29期以《爱国诗人陆放翁》为题长篇对陆游的生平进行介绍,并通过陆游爱国事迹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念[6]。汪精卫投敌卖国后,《战时中学生》杂志在1939年第4期以《忧国诗人陆放翁》为题介绍了陆游的爱国事迹,作者陈福熙借南宋的境遇指出“想今日国事之危,更有甚于南宋者。”随后他痛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卖国贼与汉奸的卑劣行径,指出“但我们所看到的卖国贼和没心肝的汉奸,又何尝少于南宋呢!”接着他借陆游的诗鼓励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他那激昂的词句,使我们勇敢起来,坚强了我们抗战的心理。虽抗战以远,还有不少谄媚的汉奸,但丝毫不影响国家的前途。政府已抱了最大的决心与努力,绝不议和,抗战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最后,作者向全国民众发出抗战必胜的呼号,“来吧,第二期抗战业已开始,我们要以血和肉,来守复失土,扑灭我们最大的敌人——倭奴!”[7]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害。国内舆论纷纷对此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无耻行径进行声讨。当时上海的刊物《金声》,以《放翁之恨》为题借陆游之口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投降行径。在文中,作者包谦六指出南宋时期“韩侂胄当国,倒也有志规复失地,可惜预备不够失败了。朝廷没有法子,杀了他不算,还拿他的头送给敌方去乞怜,真是一点国格都没有了。”他进一步指出“现在当政的前车可鉴,更加毫无作为,腐儒清流,真是成事不足,误国有余,可恨可恨。”[8]此外,《丽泽》《更胜评论》《学术春秋》《浙江青年》《胜利》《新认识》等数十种刊物均以陆游的爱国事迹为例,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陆游爱国思想除通过新闻报道进行传播外,还通过家庭熏陶、学校教育、文艺宣传等方式进行传播。在家庭熏陶方面,亲朋长辈的言传身教对陆游爱国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1937年底,日军轰炸陆游的家乡绍兴。胡长芬随母亲与兄弟姐妹逃到绍兴乡下爱国诗人陆游故居去避难。其姐胡长康非常钦佩陆游的爱国思想,并鼓励胡长芬等弟妹长大后一定要学习陆游的爱国精神,抗击日寇,保卫国家[9]112。在其姐的带领下,胡长芬兄妹几人均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1941年4月17日,日军攻占绍兴。周恩来总理的姑父王子余悲愤不已,并时刻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他抄录了陆游《示儿》一诗分发子女,教育他们以陆游为榜样保持民族气节,坚决与日寇做斗争[10]51。蔡元培先生在抗战时期为友人之父题写遗照,按照陆游《示儿》一诗题写了“家祭毋忘”四字,这是蔡元培对友人的嘱托,也表达对后人收复失地,抗击日寇的期望[11]36。相对于家庭熏陶,学校教育对陆游爱国思想的传播起到的作用更大。抗战时期各地学校纷纷以陆游的诗词作为教材内容,通过对陆游事迹、诗词的讲解,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题教学之中,使学生从小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如江苏连云港灌南县东灌沭边区中学在教学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课本选材中选择了陆游、李白、杜甫的诗词[12]7。在沦陷区,虽然日伪对学校教育实行高压政策,禁止教师向学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然而大部分教师不惧日伪压力,仍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陆游等人的爱国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江苏靖江普济庵私立中学,学校教导主任何健民在课堂上经常给学生讲关于陆游、岳飞、文天祥的爱国故事,教授学生《示儿》《正气歌》《过零丁洋》等爱国诗词,鼓励学生一定要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走上前线,收复失地,统一河山,不要将来有“不见九州同”的遗恨[13]75。在苏州美专宜兴分校,学生除了学习中西绘画等课程外,还学习语文,主要学的内容是陆游、文天祥等人的爱国诗词[14]93。通过学校教育,陆游的爱国思想在青少年中得到进一步传播,广大青年纷纷从军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中。抗战时期“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陆游爱国思想的感召而形成的。另外,文艺教育对陆游爱国思想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七七事变”爆发后,文艺界人士积极行动,通过编排爱国戏剧的方式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这种宣传方式在沦陷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上海沦陷后,作家魏于潜创作了历史剧《钗头凤》,将陆游与唐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放到南宋历史的大悲剧中。作家致力于特定历史氛围渲染,使爱情故事充满历史感,又使历史氛围交融着时代感[15]。全剧开篇以老年陆游念诵《示儿》的经典词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为序幕,使整个戏剧的爱国抗日基调昭示于众,因而深得民众的喜爱。

汤亭亭作品中的和平主义思想 篇9

汤亭亭作为当代华裔女性作家中重要的一员, 并不算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自1976年《女勇士》的问世, 就获得了当年美国及全国书评界的一项最佳奖, 后来又获得美国书籍奖, 美国西部国际笔会奖和美国人文科学金牌奖等众多奖项。她从而蜚声美国文坛, 成为当今被各种文选收录率最高、大学生阅读最多的作家之一。汤亭亭作品的主题受到众多评论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关注, 批评的视角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到叙事手法, 但笔者认为自始至终贯穿于作品始终的更是和平主义思想, 本文将就作者的和平主义思想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一、《女勇士》中的和平主义思想

《女勇士》描写了华裔女孩个人奋斗和成长, 由于生长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华裔女孩所经历的种种矛盾冲突。在汤亭亭南京大学的访谈当中, 对于《女勇士》中的小女孩解释为是解决思想情感冲突的勇士, 她解决的方法不是武力, 而是文字, 这也说明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与争端是贯穿其作品的一条主线。

汤亭亭的《女勇士》反映出在美国主流社会, 中美文化只有通过平等地相互对话, 相互融合, 而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或者一方占绝对优势, 另一方处于附属地位的前提下, 华裔美国人才能建构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不再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 不再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 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 才能有自己话语权, 有归属感。在书中, 汤亭亭借女孩的口说出了她的愿望, :“现在我们属于整个地球了, 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就属于我们就像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

《女勇士》的结尾描写了蔡琰的故事, 蔡琰又名蔡文姬, “博学有才辩, 又妙于音律”。董卓之乱中, 被掳至南匈奴, 嫁左贤王, 生活了十二年, 生了一双儿女。在匈奴生活的十二年间, 尽管语言不通, 但对于匈奴人吹着胡笳的声音, 感受到了高亢凄厉, 似乎是匈奴人在演唱着自己漂泊的生活。然而, 帐篷外匈奴人听到了一个女人的歌声。尽管歌词是汉语, 但匈奴人却听懂了其中的哀愁与激愤。后来蔡文姬将她所创作的《胡笳十八拍》带回了汉朝, 并使用汉族的乐器演奏。”故事中, 蔡琰的歌声和胡笳的声音象征着两种不同文化的对话, 蔡琰的故事表达了民族沟通、文化融合的愿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 相互融合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平等的对话和沟通, 是解决冲突和矛盾的良方。汤亭亭也试图用这种方法解决主人公所面临的身份困境, 在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寻求一种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 用文字来表达作者的和平主义思想。

二、《第五和平之书》

汤亭亭个人的和平主义思想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形成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她的第四本长篇小说被命名为《第五和平书》, 可以说是用意很深。这部世纪之作可以说是她和平思想创作的高峰。在海湾战争初期, 汤亭亭就着手写一本关于和平的书, 《第四和平之书》。然而奥克兰家中的大火使她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包括一本书的手稿 (《第四和平之书》) 。这本书的命名来源于一个中国古代的神话, 中国古时候曾有过和平之书, 一共有三种, 被称作《三平书》, 主要是为了告诫人们如何避免战争, 如何和平地解决冲突, 但它们被毁于战争, 大火或禁书中。因此, “和平之书”被毁于大火也看似合理的。对于奥克兰家中的大火, 汤亭亭认为火灾带给她的创伤和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是相同的, 所以她决定把对战争的批评和对和平的向往写成一本书, 希望重建自己的生活同时, 也可以宣传她的和平主义思想, 这本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五和平之书》。小说的题目已经显示了作者要表达和平主题的强烈愿望。

无论汤亭亭把书名命为《第四和平之书》还是《第五和平之书》, 都体现了汤亭亭运用了中国文化中的道家、儒家和佛教的思想来宣传和平, 反对战争, “教育美国, 教育全世界。”的良苦用心。

书的一部分是关于越南战争的, 这和作者本人的经历有关, 作者的兄弟参加了越战。对于战后的那些退伍军人如何战胜战后创伤, 如何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后过上和平的生活, 对此汤亭亭做了很多的努力。

结语

“和平”成为汤亭亭作品压倒一切的书写主题。她的创作不再是个人的创作, 而是体现了作者对全人类的关注, 创作成为她参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很明显地, 我们可以看出汤亭亭正在努力超越华裔作家的身份, 在写《女勇士》时, 花木兰是个女权主义者, 反抗压迫。而木兰的回家, 是首和平的颂歌。在《第五和平之书》中, 无论是叙事者自己, 还是虚构的塔娜, 她们都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爱, 企盼世界和平。她们不仅关心女性弱势群体, 她们更关心整个人类。“上帝, 请关照在战场上的儿子们, 不要让他们受伤, 不要让他们被杀。”这里“儿子”不仅指美国的士兵, “每一位士兵都是某个人的儿子”。汤亭亭关心的是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摘要：汤亭亭是美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华裔女性作家。在美国作家中, 她的作品是被大学生们阅读最多、大学讲坛讲授最广泛、各种文选收录最高的作品。从《女勇士》到《第五和平之书》, 作品从不同角度涉及种族立场、性别关系、阶级层面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等主题内容, 但贯穿始终的是汤亭亭的和平主义思想, 本文将就此进行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汤亭亭,华裔女性作家,和平主义思想

参考文献

[1]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 1976.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 1989.

[2]Maxine Hong Kingston, China Men, 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 1980.

[3]Yin, Xiao-hua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1850s.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4]关合凤.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身份寻求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究.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

战争与和平思想 篇10

一、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步入了帝国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使得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世界范围内的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空前高涨。 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响给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胜利的曙光,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之诞生。

(一) 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各种矛盾错综交织。

第二次工业革命, 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到少数垄断资本家手里,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便全面走向反动, 对内压榨无产阶级, 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对外则大肆侵略亚、非、拉、美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1.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日益显著。

资本家为了更多地追求剩余价值, 满足自身的经济利润, 想尽一切办法对工人阶级的搜刮和剥削。 通过各种手段压迫无产阶级, 并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进行镇压。 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强势打压使得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工人运动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运动不断高涨。 资本主义列强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 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拓宽海外市场, 使其成为原料产地和产品输出地, 便出现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的萌芽。 帝国主义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式的资本输入、原料侵占、政治打压、军事控制使这些国家逐步丧失主权, 不同程度地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英、美、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更肆无忌惮, 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 残酷地剥削劳苦人民的财富, 被奴役、被压迫的民众, 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对帝国主义国家怨声载道, 加剧了民族仇视心理, 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间的矛盾。

2.不同发展程度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资本家要想攫取高额的经济利润, 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更大的市场、原料和商品的供应输出产地。 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瓜分和掠夺, 是依据他们的综合实力而定的。 正如列宁所说:“资本家分割世界, 并不是他们心肠特别毒辣……而且他们分割世界, 是按资本、按实力来割的, 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 也只有按这种标准来分割。 ”[1]19世纪末20世纪初,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 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障本国垄断资本家的垄断利润, 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侵略和扩张政策, 瓜分世界领土, 掠夺殖民地。 英国、俄国、法国等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凭借着雄厚的实力瓜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土地, 使得经济快速发展。 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 如德国、日本、美国掠夺殖民地相对较少, 这种分配上的不均匀必然会激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随着后起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 某些领域在一定程度上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它们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重新分配世界市场, 必然会遭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对, 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

( 二) 无产阶级追求独立、 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兴未艾。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驱使下, 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德、英、法、日、俄等相继步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全面走向反动, 国内加紧对本国人民的搜刮和掠夺, 对外则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统治。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剥削与掠夺, 必然不得人心, 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 而十月革命的胜利, 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一统天下的格局, 激发了世界上被压迫、被奴役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斗志和热情, 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 民族解放运动波澜壮阔, 向帝国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 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爆发大规模的革命运动。

一战末, 受战争的牵制, 德国陷入了经济、政治、军事危机的困境中。 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群众反对战争的呼声高涨, 德国首先爆发了“十一月革命”。 1918年11月3 日, 基尔港水兵拒不执行反动当局下达的命令, 发动起义, 爆发革命。 同年11月9日, 德国柏林发动起义, 德意志帝国被推翻, 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 1918年末到1919年初, 在匈牙利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 匈牙利无产阶级掀起了匈牙利苏维埃运动, 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这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后, 世界上建立了第二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在世界的东方, 日本爆发了抢米暴动。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动下, 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 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 多数是工人开展罢工运动, 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支持苏维埃俄国运动。 先后各国参加罢工共有100多万人, 把罢工运动推向高潮。 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运动, 一定程度促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1919年8月13日, 以约翰·里德为首的美国共产主义劳动党正式成立, 同年9月1日, 以鲁登堡为首的美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随后英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相继成立。

2.解放运动空前高涨, 遥远的东方开始觉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深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 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觉醒, 从1918年到1923年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 亚洲首先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1919年, 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 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1919年3月1日, 朝鲜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人民起义, 表达了朝鲜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强烈愿望, 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鼓舞了被压迫、 被奴役的人民。 印度爆发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阿富汗、黎巴嫩、伊朗、伊拉克等地也相继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在拉丁美洲, 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 各国无产阶级力量汇聚成河, 共同争取革命的胜利。 战争比较突出的主要有阿根廷、古巴、墨西哥、巴西、秘鲁等。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 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新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并且组建了共产党, 在人民群众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三)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风诡云谲的国内外形势。

俄国十月革命虽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是国内外的反动力量还依然很强大, 敌对势力百般仇视苏维埃政权。 新生的苏维埃风雨飘摇, 面临着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双重挑战, 随时都有被扼杀的风险。

1.新生的苏维埃面临着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

虽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 但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一致的, 不满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 不希望社会主义势力的强大, 以免对自身的发展埋下隐患, 所以苏俄面临着随时被消灭的可能和危险。 后期, 已经被战争拖垮的苏维埃无力应付强大德国的进攻, 如果不尽快结束战争, 苏维埃政权很快就会被瓦解葬送。 另外, 帝国主义国家如洪水猛兽般扑向苏俄, 不让苏维埃有喘息生存之机, 政治上不承认, 经济上封锁禁运, 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 随着态势的发展, 协约国等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直接干预和破坏, 试图用持久的战事耗尽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企图借德国之手消灭苏维埃政权。1917年11月8日, 当苏俄向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大使发出照会, 要求结束战争, 签订停战协议, 实行和平谈判时, 遭到了拒绝。 可见, 苏维埃在敌对势力步步紧逼的状态下, 面临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攻势, 随时都有可能土崩瓦解。

2.鱼龙混杂的国内环境让苏俄发展举步维艰。

苏维埃国内反动势力很猖獗, 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 企图绞杀苏维埃政权。 首先, 反革命分子东山再起之心不死, 想尽一切方法对社会主义政权进行打压和破坏, 企图复辟, 重新回到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 在帝国主义协约国的怂恿促使下, 在国内资产阶级的阴谋策划下, 一些还带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的专家和文员拒绝工作。 有的甚至故意捣乱, 破坏办公设施, 盗走国家机密, 焚烧国家文件, 偷走档案钥匙, 而在农村情况更是每况愈下。 地主阶级的反抗, 富农阶层的破坏, 让新生的苏维埃很难巩固统治和恢复生产。 当时俄国富农的总数多达200多万,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私有生产资料变为公有性质, 不愿意交出自己的私有财产, 同资产阶级蝇营狗苟, 藏匿粮食, 哄抬物价, 制造粮荒, 让苏俄政权在饥饿中消失。 此外, 苏俄长期处于战事状态, 军队的士兵远离家乡, 时刻牵挂亲人的安危, 精神低落, 厌战情绪很高, 有的思乡心切, 擅自离岗, 返回阔别许久的家乡, 寻找亲人。 战争给人精神带来的巨大摧残, 列宁曾公开说:“我们已经淹没在血泊中, 我们不能打仗了。 ”[2]最后, 为了保家卫国, 大量的壮丁便投身战场, 导致整个社会有效劳动力明显不足, 大量良田被放荒, 肥沃的土地荒无人烟, 老人、妇女、小孩因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 营养不良, 有的在饥饿中死去, 人民不堪战争带来的巨大伤害。 鱼龙混杂的国内环境让苏俄发展举步维艰, 迫切要求苏俄尽快结束战争, 平定国内叛乱, 抵制外界的敌视和破坏, 恢复国内生产, 赢得和平的社会环境。

二、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

(一) 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急切需要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俄国十月革命结束后, 苏维埃召开第二代表大会, 列宁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决策, 要求停止一切战争, 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和平解决分歧与争端。 当时苏维埃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援, 单靠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的。 针对苏联主动与资本主义和解, 积极向帝国主义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 苏俄党内的批评声高涨。 为了巩固政权, 维护社会的稳定, 列宁对此时的“和平共处”政策进一步阐释, “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 我们不能设想, 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3], “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 (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 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4]。 苏俄跨越“卡夫丁峡谷”, 直接迈上社会主义道路。 但苏俄的生产发展缓慢、生产关系滞后, 经济发展迟缓, 社会资源匮乏, 政治修养较低等问题和状况难以回避。 列宁一再强调, 在苏俄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 苏维埃向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他主张与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政策, 学习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 是当时条件下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明智的选择, 也是他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二) 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和平共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要在国际舞台上占据重要的位置, 凭借的都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只有实现经济腾飞和生产力的发展, 才能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增添活力, 才能巩固一个国家的政权, 才能维护好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 所以, 苏维埃与帝国主义执著顽强的抗争, 让帝国主义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受到严重的创伤, 促使他们不得不与社会主义国家调整关系。 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 巩固社会政权, 必须重新审视苏维埃政权在缓解资本主义国内经济矛盾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重新把苏俄作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 俄国的物产丰富, 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欧洲经济的复兴是绝对不能离开苏俄的。 失去了与苏俄的经济合作, 贸易往来, 欧洲经济便会一天天垮下去。 因此, 两种不同性质国家之间的发展内在要求, 使资本主义要与社会主义加强贸易合作。

总之,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特定的历史条件。 列宁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判断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的可能, 必将会有一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特殊时期。

摘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在矛盾与冲突中应运而生。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特定的历史条件, 不单纯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机遇, 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注入生机。

关键词：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时代背景,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95, VOL7:385.

[2]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VOL3:443.

[3]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5, VOL34:252.

战争与和平思想 篇11

阿尔及利亚在1830年就成为法国殖民地，在法国人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很多法国人将与欧洲大陆隔地中海相望的阿尔及利亚视为法国本土的自然延伸，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当阿尔及利亚爆发民族独立运动时，法国人将其视为“反叛”(rebellion)。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孟戴斯·弗朗斯总理却坚决主张用武力镇压“暴乱”，他明确表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不是我们所保护的国家”；“对于叛乱不要期待我们的任何宽容和妥协……”而当时在野的戴高乐也宣称：“法兰西的主权!这首先意味着，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不应使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这一事实发生任何疑问。”

因此，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都采取武力严厉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不过，尽管法国投入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加，但收效甚微，相反法军伤亡惨重，军事开支巨大。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失败导致第四共和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法国政局日趋动荡。

一、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

1958年6月1日，戴高乐正式出任内阁总理。上台伊始，他就于6月4日-6日对阿尔及利亚进行了闪电式访问，开始推行其“鞭子与蜜糖”并重的阿尔及利亚政策。首先，戴高乐加大了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打击力度，对反殖民武装大肆进行镇压。戴高乐政府建立后，将驻阿法军增至80万。戴高乐还与驻阿法军总司令夏尔共同制定了以“重点围剿、分段绥靖”为核心内容的“夏尔计划”。另一方面，戴高乐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他的和平方案和经济诱饵。1958年10月3日，戴高乐宣布实施著名的“君士坦丁计划”，为阿尔及利亚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内容主要包括：在阿尔及利亚兴建大型化工、冶金联合企业；兴建道路、港口、通讯、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在五年内建造可供100万人居住的住宅，解决阿尔及利亚人的住房问题；将25万公顷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加快发展教育和经济；保证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公共事务和政府部门中的代表权等。即推行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一体化。同时，戴高乐政府还表现出某些和平姿态。1959年1月，法国政府释放了约7000名阿尔及利亚俘虏，并将劫持的本?贝拉等四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从巴黎桑泰监狱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埃克斯岛，以体现法国的和谈诚意。

戴高乐的这些举措赢得了阿尔及利亚上层温和派的好感，他的和平倡议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5月1日，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在贝鲁特发表演说：“我们准备在中立国境内与戴高乐将军会谈，不提出什么先决条件……我们愿意为同法国政府谈判做好准备。”这是民族解放阵线方面首次表示对谈判感兴趣，并且是在不以法军撤出阿尔及利亚为前提条件的情况下的表态。它一方面说明了阿尔及利亚方面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表明戴高乐的“蜜糖”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提出三种方案供阿尔及利亚人选择：第一种是独立。第二种是一体化，900万穆斯林将享受和法国人同等的权利。第三种方案是，阿尔及利亚人将享有自治权，并同法国建立紧密的联邦关系。戴高乐本人更希望采取第三种方案，即联合的形式。他宣称要在恢复和平后四年内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决，他强调：“我将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一方面要求住在12个省里的阿尔及利亚人肯定地回答他们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求法国人确认这一抉择的结果。”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对此迅速做出反应。任命被法国监禁的本?贝拉等五人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就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和前途问题进行谈判。1961年1月8日，法国就是否给与阿尔及利亚自治权的问题举行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揭晓。在法国本土，赞成票占75％，反对票仅有25％。在阿尔及利亚，赞成票也多达70％。

1961年5月20日，法国政府代表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在埃维昂举行正式谈判。经过艰苦谈判，1962年3月1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终于达成结束战争、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地位的埃维昂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过渡时期的权力机构组织方面，“自决投票将使选民表明他们是否愿意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及在愿意独立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愿意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在本日各项声明规定的条件下进行合作”，在实现自决之前，“应建立一个临时执行机构和一个维持公共秩序的法院。应由一个高级专员在阿尔及利亚代表法兰西共和国”。“高级专员将是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权力的掌握者，特别在防务、安全和维持秩序方面，具有最高的权力。”协议规定。“阿尔及利亚国家对内对外将行使其充分和完全的主权”，同时，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将在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法国保持在开采撒哈拉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权益，法国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有获得采矿许可证的优先权。在军事方面，法国将在实现停火后将逐渐减少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但在三年内可留驻一支9万人的军队。法国继续租用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基地15年，阿尔及利亚允许法国使用它需要的某些军事设施等。4月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公民投票，分别以90.7％和99.72％的赞成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埃维昂协议。1962年7月3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以互换信件的形式正式确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二、戴高乐的非殖民化思想

纵观戴高乐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整个过程，可见其言论前后不乏矛盾之处，这是其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思想中新与旧、进步与落后因素交织特点的体现，也反映出非殖民化进程作为一个崭新课题的艰难与复杂。从个人角度而言，戴高乐从小接受的是法兰西帝国就是法兰西的教育，是典型的坚持维护法国的殖民帝国的旧军人。战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正是借助了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人力、物力才发展壮大起来。戴高乐也认识到，战后法国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繁荣之上。为了法国的光荣和伟大，他坚持维护殖民帝国的完整，甚至不惜用武力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即使在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前夕，戴高乐仍然念念不忘昔日帝国的荣光。他说：“我们法国人建立我们帝国时，正是我们处于国内活动达到顶峰的时期，……这是一件伟大的人类事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弊病，以及各种低级的宣传，这件事对法国来说始终是光荣的。”

尽管如此，戴高乐也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绝对优势地位，非殖民化已成为一股汹涌而来的历史大潮。早在领导自由法国在北非坚持抗战的时候，面对阿尔及利亚人提出的“阿尔及利亚宣言”，以及建立法阿联邦、取代传统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要求，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采取了增加地方议会穆斯林人数、宣布部分穆斯林可获得法国公民权等权宜之计，来安抚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同时，他又不遗余力地挽救因本土战败而岌岌可危的法兰西殖民帝国。1944年1月30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法属非洲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宣称法属非洲

国家同法国结成紧密联系的整体。是它们获得进步和发展的最好选择。他强调：“我们认为，关于将来的世界生活，闭关自守的政策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既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法属非洲，与那些居民生活在我们旗帜下的其他地方一样，假如人们在本地不能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得到什么益处，假如他们不能逐步提高在本地参与管理自己事务的水平，那就谈不上任何进步，法兰西有责任使他们将来做到这一点。”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殖民主义体系已越来越不能为宗主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相反会成为其沉重负担，特别是在陷入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时。传统的宗主国从殖民地获取原料和初级产品，并将其作为市场倾销剩余产品的经济结构已不再适应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了。戴高乐也强调，“过去使某些文明国家把某些不文明国家的人民置于他们直接控制下的那些理由，在前殖民者的思想里也正在消失。现在，对强国来说，它们的前途，它们的安全以及它们采取世界性行动的可能性，取决于自身的发展，取决于与前殖民地国家的合作。”

不过，虽然意识到世界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但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过程中仍始终幻想维持法兰西殖民帝国，希望通过自治或自决形式保留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权。戴高乐并未从一开始就提出积极的非殖民化政策，也并未打算主动地、有计划地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地位。他最初的构想是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迫使民族解放阵线武装放下武器，争取阿尔及利亚上层民族主义精英的合作，通过有限的政治改革，来加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但在军事胜利无望、国内经济社会形势恶化、国际上日益孤立的不利局势影响下，戴高乐不得不从原有的立场上后退，先是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后是认可“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到最后终于艰难地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这种转变是艰难的，它既说明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民族解放阵线等民族力量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体现了戴高乐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的勇气和战略眼光，以及灵活务实的政治手腕。对于旧帝国军人出身的戴高乐来说，迈出非殖民化的第一步并最终给予前殖民地独立地位殊非易事，也曾使他痛苦万分。他坦言：“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年龄和像我这样教育出身，成为由他自己倡导的这样一项变革事业的主持人，这确实是残酷的。……因此，就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上的考验啊!”

这种痛苦是有价值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法国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1950-1960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6％，而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后，1960-1970年增长率则达到5.8％。著名经济学家奇波拉指出，非殖民化，特别是从阿尔及利亚的撤退对法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其一，约100万法国移民返回本土，成为新的技术劳动力。其二，对殖民地的经济援助负担大为减轻，法国增加了国内投资。其三，放弃特权后，法国在前殖民地的垄断企业采取了更为健康和更符合经济规律的经营方式，这有益于经济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戴高乐的非殖民化政策在使阿尔及利亚人获得渴望已久的独立地位的同时，也使法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1]张锡昌，剑卿，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2]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外交政策，1944-1984[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3]李维，试论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政策的两重性[J]，世界历史，1996(6)。

[4]布赖恩·克洛泽，戴高乐传(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Bernard E Brown，"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France"，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23，No，2，(May，1961)。

[6]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7]王绳组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8]陈晓红，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论鸦片战争前林则徐的对外思想 篇12

一、在江苏的禁烟斗争

1832年, 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 任内开展了禁烟活动。首先, 到任后立刻命令省内各地口岸官员加强检查来往船只, 切断鸦片来源。同时严办勾结洋人贩运鸦片的文武官员和内地奸商, 严禁民间种植土烟和购买洋烟。其次, 为推动禁烟运动, 在查禁烟馆、捉拿烟贩的同时又采访戒烟断瘾的中医药方十余种, 用于禁烟, 并请名医何书田到抚署中, 依据医经, 编撰了《救世良方》一书, 向民间推广。同时做到了禁烟与救治, 稳定了社会。

林则徐在江苏的禁烟活动是他第一次与外国列强的正面接触,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鸦片为什么在中国泛滥成灾, 屡禁不止?清政府为什么难以有效禁烟?中国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应当如何应对和处理这场危机?面对这些问题林则徐对传统的封建思想产生怀疑, 并在此之后开始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二、与“弛禁派”的斗争

1838年“严禁派”的代表黄爵滋提出了“重治吸食者”的主张。“严禁派”与“弛禁派”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论战, 以琦善为代表的“弛禁派”大多与外国烟贩勾结, 加之他们本身大多吸食鸦片, 而且把鸦片当作是一种为他们赚取大量金钱的工具, 因此他们反对“重治吸食者”的主张, 并提出“‘重治吸食’等于兴大狱”、“天朝刑法宽大, ‘重治吸食’会有损天朝形象”、“‘重治吸食’并没有截断鸦片的根源”等谬论。相反, 以林则徐和黄爵滋为代表的“严禁派”极力要求“重治吸食者”。他们在多年禁烟的实践中看出了鸦片的巨大危害和西方列强的本质。从“严禁派”与“弛禁派”的斗争中不难看出以林则徐为代表的部分士大夫阶层虽然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封建思想, 但他们却能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察觉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 这也与“弛禁派”的短浅的眼光和狭隘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反映出两种不同趋势的思想正在形成。

三、新货币政策的探索

林则徐在江苏禁烟时已经注意到了国内白银外流与外国鸦片输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外国殖民侵略与鸦片侵略的关系, 初步认识到了西方侵略者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目的所在。他在向道光皇帝的上报中写道:“臣历任所经, 如苏州之南濠, 湖北之汉口, 皆阑阗聚集之地, 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 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 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 今只胜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 曰鸦片烟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验闸河之水志, 而知闸外泄水之多, 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 而姑苟安于旦夕也”。由此可见鸦片泛滥, 白银的大量外流已经使中国沿海地区出现银贵钱贱的现状, 严重的威胁到了商业的发展。

面对危机, 有人提出对外国银元实行抑价或禁止其流通, 以防止白银外流。林则徐则一方面不同意为解决财政危机企图采取损害商民利益的平洋钱之价和驱禁洋钱流通的措施, 他认为“银钱贵在流通”, 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鸦片, 如果“平洋钱之价势”必使商民因为“亏损而穷整停闭”, 而“驱禁洋钱流通”则势必“于商民买卖, 海关税务未免皆有碍”。但另一方面也不同意让外国货币长期在我国市场中流通, 认为本国应该流通本国货币, 特别是国家财政和漕运费用应该禁用洋钱, 否则, 对我国的财政金融的独立自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极为有害。

林则徐结合实际, 提出了解决方法:

1. 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进行管理。

在否定平洋钱之价和驱禁洋钱流通的情况下, 遵循市场价格规律, 依靠市场调节其价格, 用法令、政令进行干预。

2. 以银元取代洋钱, 自铸银币。

林则徐奏折中提到“欲抑洋钱, 莫如官局先铸银钱, ……先于兵响搭放, 使民间流通使用, 即照纹钱时价兑换, 而藩库之耗羡杂款, ……库中收放, 并无失体”。通过清政府统一铸钱流通来抑制洋钱, 以此建立本国的货币制度。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林则徐自铸银元的思想主张依然没有完全跳出白银货币的范畴, 没有认识到外国银本位货币体制的本质内涵, 他只是从表面上吸取了外国银元的形制和携带使用方便等特点。但他自铸银元思想毕竟迈出了货币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四、正确的区分鸦片贸易与正常贸易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夕, 美、英等国的鸦片贩子通过收买, 分赃等手段, 勾结中国官僚, 兵役, 烟贩, 建成了一个几乎遍布全国的贩卖鸦片的网络。贩卖鸦片的走私集团, 人数在百万以上, 仅“闽越之民, 自富商大贾, 以及网鱼拾蛙, 推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数十万人”。鸦片贩卖集团和受贿集团狼狈为奸, 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失, 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而英国则通过这一手段扭转了贸易逆差。

为此, 林则徐积极主张对外贸易, 企图通过与外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来抑制鸦片贸易, 抵制外国的经济入侵。虎门硝烟时, 林则徐就让外国商人到场观看, 并宣告清政府对今后从事正当贸易的外商则将给予恩德, 并且, 走私决不牵累合法贸易。同时对于走私鸦片者则利用灵活的措施, 如无鸦片的可以进口报验:携鸦片的自首可获免罪;而携带鸦片离开中国的也不追究。

在正确区分鸦片贸易和正常贸易的同时, 林则徐还鼓励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他认为“海面为生者, 大倍于陆地, 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 若一概不准其出洋, 其势即不可终日”, 沿海人也乐于与外商进行贸易。林则徐支持与西方进行商业贸易,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林则徐的“禁烟而不禁商”思想是后来左宗棠与外争利、郑观应“商战”思想的萌发, 而且从这里可以看出随着对西方了解的不断加深林则徐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改变某些思想来适应时代的需要。

结语:综上所述,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新的历史条件下, 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 认真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虽然他对西方的理解尚且肤浅, 但是他的对外思想的变化体现了时代的要求, 代表了一个新的历史文化时代的开始, 也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林则徐集·奏稿》,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1112页。

[2].《林则徐集·奏稿》,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1112页。

[3].《林则徐集·奏稿》,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1113页。

[4].徐继畲:《禁鸦片论》, 《退密斋文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