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精选10篇）

世界和平 篇1

一、马克思主义唤醒了中国崛起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体系。马克思在1844 年首次提出这个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联盟撰写的、于1848 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一般特征作了科学地预测和设想, 着重强调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 划分了整个世界的时代。在新的时代历史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唤醒了中国的崛起,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一批先进分子,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于1921 年7 月1 日组建起中国共产党,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的崛起具有世界意义。

二、中国崛起已经跨越“卡夫丁峡谷”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革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怎样进行中国革命?我党对马克思所讲的“两个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两个决不会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的理论和一个“有可能 (经济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 ”的设想缺少理论准备。从国内的情况看,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政权, 但还是失败了, 我们再继续走这条道路, 肯定也走不通;直接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由于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 我们没有资格;如何走马克思上述设想所指的道路, 我们不知道, 因为没有实践。因此, 道路问题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 经过艰苦探索, 决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 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 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 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束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 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历史转折。新中国成立后, 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 依靠所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的优势和保障, 通过一化、三改 (, 于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而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使马克思的上述设想, 由“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贡献。

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们:一切民族都会走向社会主义, 这是不能避免的。但是, 一切民族所走的道路都不会完全一样,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而革命道路的开辟, 是由每个民族自己运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理论, 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总结形成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中国可持续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没有经验, 只能向苏联学习。很快就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 提出以苏联为鉴,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 进行改革开放, 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经过探索, 他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论点, 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指引中国可持续崛起的伟大旗帜。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我国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 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 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中国的崛起被誉为“中国奇迹”。

中国持续崛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们, 一个民族不管体量大小、国力强弱、发展先后, 只要选择了符合本国实际的道路, 形成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 确立了符合人民福祉需要的制度, 就能够兴旺发达。

四、“四个全面”推进中国全面崛起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 西方舆论大肆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和“中国崩溃论”。西方势力战略东移, 搞“亚太再平衡”, 把中国作为围堵、遏制对象, 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活动更加激烈, 分裂分子挑起“颜色革命”的暗流更加涌动, 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反渗透的斗争更加复杂, 党内腐败蔓延, “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的较量更加尖锐,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怪圈,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怎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如何将中华文明推向新的高度?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 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为人类福祉做出更大贡献?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这是破解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正确途径, 是构筑我国长青基业的必由之路。

“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是全面, 根本是发展, 关键是创新。它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物质基础。“全面深化改革”, 根本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 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它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全面依法治国”, 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重点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 它是国家稳定、民族和谐、社会公平正义, 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全面从严治党”, 核心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 目的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它是社会主义之魂。

贯穿“四个全面”的基本思想,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改革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这一理论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仍然存在矛盾, 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 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表现在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 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之间的矛盾;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不是进行政治革命, 而是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是改旗易帜, 而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四个全面”推进中国全面崛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们, 在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中, 一个国家的崛起要走新路, 不要重复走西方的老路。国家崛起的目的, 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 只为少数人谋利益, 而是通过发展生产力, 实现共同富裕;崛起的道路, 不是靠掠夺别人, 弱肉强食, 而是靠和平发展, 平等相处;崛起的结果, 不是称霸, 而是合作共赢。

五、“三条基本结论”引导中国永续崛起

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我们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 就是用最彻底、最完整的发展论来考察研究资本主义, 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我们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也在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论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从而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怎样实现”的结论。这一结论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总趋势;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三条基本结论既是社会主义五百年历久不衰的基本经验和基本保证, 又是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基本条件和基本途径。

“三条基本结论”引导中国永续崛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民: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苏东剧变后,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稳住了社会主义的阵脚, 挽救了“几乎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 并将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崛起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六、中国崛起, 惠及亚洲、惠及世界

中国的崛起, 已惠及亚洲, 惠及世界, 使许多国家搭上了中国便车。仅未来五年, 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 万亿美元, 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 亿美元, 出境游将超过5 亿人次, 给亚洲和世界送去了“红包”。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 由于中国的崛起, 推动亚洲国家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 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当今世界, 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存在差异, 有差异, 就会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但大家都住在一个地球村里,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顺应世界大势, 在博鳌亚洲2015 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 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建设“一路一带”, 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推进世界的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思想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与会各国政要、学者、专家对建设“命运共同体”均表示高度关注和赞同。这些都充分显示崛起中国的大国担当、政治智慧和精神风貌。

通过迈向“亚洲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治理的一项伟大事业, 中国的崛起, 带给世界的将是更多的智慧, 更多的机遇, 更多的实惠, 更大的信心。

世界和平 篇2

那么，和平世界是怎样的?

这是和平的时代：来自非洲、欧洲、亚洲不同肤色的小朋友正快乐的玩耍在一个公园里。看看周围：树木、花草和潺潺的小溪，鸟儿们全然是在自己的家边嬉闹的样子，不怕人，不警惕。

漂亮的高楼，温馨的小屋，挨着海。沙滩上长满了橄榄树，海水轻轻的拍着岸，水泛一点蓝且清澈的像水晶。

草坪上不再有“爱护花草”的牌子，可人们自觉不去践踏。牧场上徜徉着羊群和马牛。庄稼结出丰硕的果实，农民脸上洋溢着笑容。

旧日的仇国纷纷派出代表，相互握手，相视微笑。两国的领导人亲自相互道歉，彼此原谅对方。

这是全世界人的想像与盼望，可实现它却难如上青天。我让我们重头开始，改变自己的做法。我相信，不久愿望将实现，世界将和平。

世界和平 篇3

“和平之夜”焰火晚会是大连世界和平公园庆祝开园系列活动之一。数万市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世界和平公园广场，等候晚会开始。

首先进行的是世界和平公园标志石揭幕仪式。世界和平公园标志石宛若一本正在阅读的世界和平典籍，由一只展翅振飞的和平鸽托起这部巨典。石雕上镌刻着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亲笔为大连世界和平公园题写的园名和加利先生的浮雕半身像，背面为世界和平公园的建园铭文。

揭幕仪式后举行了盛大的游园活动，公园内人潮涌动。在锣鼓声、礼炮声、欢笑声中，游人兴致勃勃参观了刚刚布展完毕的公园主楼展厅。展厅内陈列着百国元首和平圣诗、百国驻华大使亲笔签名的和平长卷、由10万只手工雕刻的和平鸽拼成的193个国家的国旗和地图并由此组成的“和平万岁”艺术巨作、百国和平主题纪念邮票以及由塞浦路斯共和国赠送的阿弗罗迪忒(爱与美的女神)雕像等珍贵展品。其中，和平长卷和和平鸽群雕已被收人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纪录。

随着夜幕的降临，焰火表演开始了。一组组礼花在空中绽放，似百菊争艳，如金波万朵，照亮了和平公园的夜空。随着50米长的焰火爆布倾泄而下，整个晚会达到了高潮。所有参观的游人无不为大连增加了世界和平公园这一盛景而欢欣。

据悉，大连世界和平公园还将陆续举办以和平为主题的摄影、诗歌、绘画及卡拉OK大奖赛等系列活动。

边沁的世界和平观 篇4

一、世界和平计划及国际法的目标

安全, 被边沁视为保障人类幸福的首要条件。从“所有共处国家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目标出发, 他最大的理想是希望所有国家牺牲自身利益以建立世界和平。

在他眼中, 战争是一国以损害他国为代价以强化自己权利的一种无用的程序, 功利原则应该引导国家废除战争。他将战争分为三类:善意的、偏见的和掠夺的。他建议, 预防第一种战争可求助和平法院, 对第二、第三种则要凭借唯一的方法:说服, 也就是通过媒介向好战国家表明, 野心和偏见并不符合其真正利益。可以说, 他对战争恐怖的忧虑少于对国家代价的忧虑。他明白, 不消除战争的起因, 是不可能消除战争的。

边沁在谈到立法原理时说:“立法者应以公共利益为目标, 最大范围的功利应成为他一切思考的基础。”如果一个“世界公民”负责编纂国际法典, 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什么?边沁在《国际法的目标》一文中认为, 应该是所有国家平等的、共同的功利, 即“国际法的立法者的目标是所有共处国家的最大幸福”。在他看来, 国际法的功利目标只是明显大的国内法的功利目标。

具体而言, 边沁的国际法目标由五部分组成:勿伤害他国、保证他国的最大利益、不要成为他国的受害者、接受他国最大的利益、战争时尽可能减少残暴。一个同时为某一国家公民的立法者, 能够被相信为整个世界起草法律吗?在其自身国家利益与全部国家利益之间没有冲突吗?边沁的看法是, 可以通过牺牲国家自身利益来解决这一冲突, “一国君主应当为了外国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国民的利益吗?为什么不?——如果在他牺牲自己国民的利益而受到其国民表扬的情形下。”

“如同在国家内部, 他想使一般的幸福、利益占优势, 反对个人利己主义和在现行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享有如此自由手段的国家的利己主义。”这一总结无疑是符合边沁的功利逻辑的。

二、实现世界和平的方式

在确立世界和平的目标后, 他就如何通过国际法, 建立世界和平提出了具体建议, 这反映在其《普遍、永久和平计划》文章中。

(一) 放弃殖民地

边沁反对帝国主义, 认为保有殖民地是件蠢事。占有殖民地无疑是为了宗主国的发展, 然而在他看来殖民地对宗主国没有任何益处, 而只是在周围积累冲突的危险。他相信, 如果殖民主义消除, 人类历史上将可能出现全球和平。但是必须注意, 他建议放弃占有殖民地并不是反对一国对向往独立的人民的控制, 而是将其主张建立于经济分析之上。

他认为, 国家唯一的财富是农业, 如果鼓励发展其他经济部门, 就会损害农业, 即损害国家利益, 因为殖民地的作用是发展商业, 这是以损害农业为代价的。他的结论是, 放弃占有殖民地就能允许发展农业, 从而增加国家财富。他认识到商业的巨大功效, 但排斥扩大市场能够促进贸易总额增加的观点。他否定与附属殖民地或其他国家互惠协议中的所有利益, 因为贸易总额依靠占有的资本量, 而寻求签订互惠协议是无用的, 它只能改变交换的分配, 而不能增加总量。

他还隐含地表示:由于强国对殖民地的争夺, 无疑会增加纷争的起因;殖民地的战争也多过宗主国。这反映出他的一种自由经济学思想, 认为维持殖民地的军事和管理开支, 会导致国家自由资本总量的减少。

(二) 裁减军备

边沁消除战争的另一个直接建议是, 邀请所有国家尤其是当时的欧洲列强英、法两国签订限制军队数量的永久条约。他认识到这将对所有国家带来有意义的实质性变化, 他对英国就恳求到:“我的同胞, 从你们眼里清除偏见, 从心里根除妒忌、错误的野心、自私和无知。行动是痛苦的, 但报偿是光荣的。”

他强调相关条约对等的必要性, 解释到如果缺乏这一性质则只会导致胜者与败者之间的战争。他认为如果只存在英、法两个强国, 则裁减军备问题就很简单。

他还将裁减军备与放弃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 认为英国没有必要拥有超过防御海盗所需的海军力量, 因为原则上大量的战争就是用来保护殖民地和商业的, 所以不放弃殖民地, 裁军是不会有成效的。

他只谈到欧洲列强削减武器和限制军队, 但没有具体细节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 然而他肯定自己的计划是现实可行的。

(三) 设立国际法院

如果国际法被破坏, 受害国有三种选择:接受伤害、选择共同的法官、发动战争。在边沁眼里, 第一种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无视正义;第三种是最坏的;第二种值得提倡。他明白, 自己的和平计划并不能消除国家间的紧张状态, 所以主张建立国家间共同法院作为解决争端的组织。这种法院又被其称为国会或议会, 由每国的两名代表组成, 开庭是公开的, 以判决形式做出意见并在相关国家领土上发布。

至于如何执行法院判决, 他设想了递进的四个阶段:法院报告其意见、使报告在每一国传播、在一段时期后将难以控制的国家驱逐出欧洲、派遣由参加国提供的武装部队来执行判决。

为了确保判决足够公开以利于执行, 他认为保证所有国家的新闻自由是必需的。由于认为舆论的制裁是最有效的, 他确信如果判决被公认的、受尊重的法院以法律词汇表达, 相关国家就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履行。因此, 他建议法院组织文件中设有专门条款用以保证所有国家的新闻自由。他也意识到公开判决作用的有限, 所以他赞同法院在一段时期后有权将不服从判决的国家驱逐出欧洲, 可能就是要求欧洲其他国家与之断绝外交和商业关系。他不主张法院拥有强制力, 并且认为强制力的缺乏不是由于逻辑上的不可能而是出于需要, 但最后他还是考虑借助有武装部队的国家来保证舆论受到尊重。

(四) 促进法的认知:编纂法典、废除秘密外交

编纂法典是边沁毕生努力的一个方向。他强调这项工作的巨大意义:法典可以使所有人都能获得法律知识, 并在受到侵害时都能得到救济。他所倡导的法典编纂, 涉及国内法和国际法, 超出对“现有法”的简单记录, 还指对“应有法”的编纂。

在确定“所有共处国家的最大幸福”是法典编纂的目标后, 他乐观地表示:完善的国际法可以减少战争的发生机会, 而完善的国际法应该是书写的而不是习惯的, 即应该是法典或条约形式的国际法。他的具体建议是:组织对由习惯确定的不成文法的公布;编订有可能使国家间利益陷入冲突的条约;完善法的风格, 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由此, 将国际法编纂成法典的想法就由边沁第一次提出。

他还设想了法典编纂在实际中的重要性。他区分了国家实施的善意侵害和恶意侵害, 认为前者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 有领土划界的不确定、新发现物范围的不确定等。为预防善意侵害, 他只找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法的完善和公布。显然, 法典编纂在边沁思想中不仅是个立法技术问题, 而且是避免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手段。

边沁非常反对秘密外交, 认为这与和平、自由的利益是相抵触的, 因为不被人知晓的事不可能被控制, 国家行为亦然, 即使它是危险或有害的。他甚至认为秘密外交必然导致战争。

就废除秘密外交, 他提出两点建议:在国际谈判中, 行政文书不应该对公众和议会隐瞒;对现行条约不应该加以保密, 因为缺乏公开性的条约是无效的。

三、简评

法哲学是边沁的重要使命, 但他似乎更热衷于法律改革, 他将自己的改革热情也赋予了其世界和平计划。

他所设想的以完善国际法来实现世界和平的一系列措施, 均以功利原则为出发点, 是功利主义在国际法领域的新运用。

他对国际法抱有乐观态度, 但其和平计划由于超越国际现实或者论证不足, 多少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例如, 在裁军方面他寄希望于英、法两国的自觉行动, 但无视普鲁士、俄罗斯等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所以他不能越过现实障碍;又如, 他认为国际法院不拥有强制力是出于需要, 但最后仍考虑借助外部强制力来保证判决执行, 其理论上的矛盾显而易见。

他对国际法的影响在其时代几乎是不存在的, 他的观点在1899年海牙和会上才有了少许回音, 会议最后在裁军方面没有结果, 但促成了常设仲裁法院的建立。

但是, 随着历史演进, 他的大部分建议, 如放弃殖民地、裁减军备、成立国际法院、编纂法典等, 今天都有了结果和发展, 虽然并不总是基于他提出的理由。例如, 由他提出的法典编纂, 如今已成为联合国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边沁对法典编纂的思考反映了英国哲学对国际法发展的主要贡献”;又如, 他废除秘密外交、公开条约的主张, 有助于增加国际生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与《联合国宪章》第102条的精神相符合。

摘要：边沁的最大理想是希望所有国家牺牲自身利益以建立世界和平。他据以实现目标的方式包括:放弃殖民地、裁减军备、设立国际法院、编纂法典、废除秘密外交等。

关键词：边沁,世界和平,国际法

参考文献

[1]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2]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3]W.Janis.Jeremy Bentham and the Fashioning of“International Law”[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78.

世界和平作文 篇5

记得我国抗日战争，大量的人受伤，还有很多人死亡。战争，就单单只有这么小的危害吗?不单单只有这些轻微的伤害，还有一些很大很大的危害。世界上有的地区战火连绵，那里的人生活非常苦，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有时候连一顿饭也吃不上。就像是几年前的伊拉克。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伊拉克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成了一片废墟，房子都倒塌了，人山人海的街道上连一个人也没有了，在战火中的孩子们，失去了亲人，到处都可以听到孩子们的叫喊声、哭声。有的孩子刚被生下来，还没有看到大自然的美，就被危险的炸 弹给炸死了，一则则消息是多么残酷啊!还有在战争过的妇女，生下的孩子以后，孩子们都得了许多病，有的得了白血病，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战争造成的危害啊。

如果世界上不战争，那就不会有很多人死亡，如果没有战争，战火中的孩子会快快乐乐地成长，如果没有战争，战争“和平之花”们就不会得病了。

拿着锅盖维护世界和平 篇6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身穿SM式紧身衣、拿着锅盖上蹿下跳、浑身上下花花绿绿的都是星条旗颜色的图案，这哥们儿会不会让你觉得神智有些问题？不过，这就是美国队长的真实写照，在电影里，这位超级士兵并没有太多的超级武器，也没有炫目的特殊技能，横竖就是特别能打特别能跑胸肌特别发达，有什么障碍都是使蛮力杀将过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个粉碎，便维护了世界和平，某种程度上说，“美国队长”这个名字就已经明确告诉你，美国就是全世界的“队长”。

相较于第一部的单纯故事，《美国队长2》还是搞了一些阴谋论的东西，甚至把神盾局的首脑皮尔斯都设定成了坏蛋，于是开始了一场神盾局大楼里的大内斗，美国队长在“黑寡妇”娜塔莎的襄助下斗智斗勇（苹果电脑实体店的植入很巧妙），还招募了装上机械翅膀满天飞的黑人小伙伴“猎鹰”，大乱斗的好戏便拉开了帷幕。影片在这里还是铺设了一些政治哲学层面的反思——皮尔斯之流想通过大数据计算来预测谁会是坏人，得出结果后指挥跟卫星联网的“天空母舰”消灭他们，一劳永逸地解除后患。当然，皮尔斯投奔了“九头蛇”，不是好人，但如果是正义的一方要用这种侵入大脑的方式预判“好人与坏人”，又该如何处置呢？片中的美国队长倒是态度鲜明：必须有犯罪行为的产生才能实施惩戒，不然，就会侵犯最基本的自由——这话确实是民主自由理念的核心之一，犯罪预防必须十分谨慎的施行，如果预测到谁是坏人就可以除之而后快，推而广之，离“思想犯”“政治犯”的牢笼也就不远了。

《美国队长2》里的反派大打手“冬日战士”是美国队长当年的小伙伴，但他被“九头蛇”洗去记忆后六亲不认，不过美国队长不忍心对他痛下杀手，最后决斗时不仅救了冬日战士的命，甚至大胆表白，放弃抵抗任由冬日战士暴揍。于是，美国队长跌落水中，一阵抒情的音乐响起，多少年的情怨涌上心头，最后，还是冬日战士不舍旧情，救了队长的命，而队长在医院里醒来后，病床边陪伴的是体贴的猎鹰——他也给队长放着柔情的音乐。怎么说呢，在美国队长、冬日战士和猎鹰三位壮汉之间，正迸发出蓬勃的情愫。

美国队长的形象也终于从一个反法西斯战士的象征逐渐演变成美国在现实世界中的镜像，再到如今，成为了一块娱乐工业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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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 篇7

一、世界体系的形成、结构和发展

世界体系论是以“世界体系”为研究单位, 而不是像现代化理论以单个“国家”和“社会”为单位, 来研究和比较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现代化进程。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 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1]

世界体系是建立在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 资本积累是它的首要目标。它最基本的特征是: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 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因而, 沃勒斯坦有时把世界体系称为世界经济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 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 并且终于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1]沃勒斯坦有时也把它称为“历史资本主义”, 因为这个体系本身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着的。

世界体系形成于“延长的16世纪 (1450—1640) ”, 开始是以西北欧为中心,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体系是建立在两个主要结构上:“‘世界’范围分工和某些地区的国家官僚机器。”[1]即一方面,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在这种分工中, 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 (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 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 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 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 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 世界体系是以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为前提, 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 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 它由中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接而成的一个整体结构。三个不同的组成区域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 而这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资本积累、技术以及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 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

世界体系从来不是静止的, 而是处于无休止的变动之中, 它的边界范围由小到大。在扩张过程中, 各经济角色及其地域分布也发生变化, 有正向变化, 即某些边缘区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区, 某些半边缘区可能上升为中心区。也会有逆向变化。即某些经济角色的地位可能下降。中心区也会扩大和转移。中心区各强国中, 往往会出现实力超过其他中心列强的霸权国家。“问题在于, 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真正的霸权国, 它也就开始衰落。”[1]由此引发整个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巨变。

世界体系论者认为,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 始终充满着压迫、剥削和不平等, 各区域内部以及他们相互之间都充满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同时, 这个体系还总是经历着由扩张引起的供过于求的“过剩”危机, 出现一次次的周期性振荡。虽然这个体系本身具有自我调节机制, 但是, 由于它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 致使它如今已经进入到“混乱的告终”时期, 势必要由一种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新的世界体系取代。并设想一个能保持高水平的生产率, 并能够改变分配制度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世界体系的可能形式。“当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位于后继的体系时, 我们将看看这后继体系是否更平等。我们不能预测它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1]

二、世界体系的经济发展周期和趋向、多民族国家体系及多元文化体系

(一) 经济发展周期和趋向

由于世界体系是建立在无休止资本积累基础之上的, 因此, 它是通过周期性的方式来运行的。周期和趋向是世界体系论者关心的一个重点。

周期就是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有规律的扩展和收缩的过程。通过对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分析, 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的整体发展规律:周期性节律和长期性趋势。

周期性节律是世界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收缩周期性循环。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在世界体系的历史中, 有两种主要的经济周期, 一种是康德拉捷耶夫周期 (50—60) , 一是比康德拉捷耶夫更长的周期, 他称为“特长周期” (200—300) 。如果说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心、边缘、半边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间表现, 那么, 周期和趋向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时间上的表现。沃勒斯坦指出, 世界体系的长波平均50年重复一次, 每一周期的停滞期都给世界体系中生产格局的重组提供了机会和动力, 并为下一周期的扩张作准备。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特长周期’的出现都与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经济制度的创新 (诸如新的贸易方式、新的金融体制的出现) 密切相关”, 而这些新的经济制度一般都是一个强的核心国家强加于世界体系之中, 这样一来, 在世界体系论者眼里, “特长周期”与“霸权兴衰的周期”密切相关。”而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是霸权国家主要取决于它在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周期性节律不仅使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生相对的位置变动, 而且也提供了世界体系长期发展趋势的基本动力。

同时, 沃勒斯坦认为, 虽然世界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 这使得它能在500年间渡过一次次的危机, 不断巩固和完善, 然而, 它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 在深度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容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达到极限后最终将自行消亡。如今已进入“混乱的告终”。

(二) 等级化的多民族国家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就是多重国家并存, 国家和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独特的产物。 (世界帝国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政治结构) 这种多重政治体系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起关键作用。

世界体系论认为, 国家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 因为所有的国家从其一开始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中。国家是被创造出来的制度, 这种制度反映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阶级的力量的需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即三重结构: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相对应,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特征的国家体系也存在着二重结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 或强国和弱国。

沃勒斯坦认为, 在国家体系的变化过程中, 存在着两重过程:一是核心区的“中心化”过程, 即在世界经济中, 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 利用国家机器使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润最大化, 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核心国家”, 核心国家之间通过相互之间的斗争, 出现了“霸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在边缘区发生的“边缘化过程”, 即国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以及过多的劳动力, 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过程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 即在核心区出现了强国, 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帝国主义的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 就是因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的经济过程所导致的。

沃勒斯坦指出,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经济上存在着不等价变换, 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富国和穷国以及强国和弱国之间的矛盾, 因此, 反体系运动不断就成为必然。关于反体系运动, 沃勒斯坦认为, 尽管反体系运动在20世纪得到了加强, 并且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目前阶段的政治, 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反体系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要走到它的尽头。因为,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框架内, 资本积累贯穿整个体系。“国家结构的变化只能改变积累的政治, 并不能终结资本积累。”[2]

那么,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未来如何呢?在这里, 世界体系论者接受了马克思和熊彼特两位思想家的观点, “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 其衰退或灭亡不是因为它的困难而导致, 而是因为它的成功而导致。”[2]

(三) 多元而趋同的文化体系

在沃勒斯坦看来,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文化上的体现, 即所谓的世界文化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放在连续的历史体系中考察, 才能对这个问题有真正的认识, 提出了“连续历史体系模式”。

世界体系论者认为, 在人类历史上, 文化其实一直是朝着多样性和多方向性发展的。但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后, 便出现了一些强制性的向心力量来限制文化的发展并组织文化的发展, 而所谓“世界文化”就是在这些强制性向心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因而, 产生于16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明, 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 这种由西欧核心区国家创造的“特殊的文明”逐渐普遍化, 并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尤其是当这种文明是以追求科学为其特征, 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 诸如语言、宗教、习俗及通过其他形式, 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 特别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明上的表现。而对于那些在边缘地区的国家, 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 所以, 对于核心区创造的这种文明是很难作出有效反应的。他们往往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接受, 很难享受到科学这种文明给世界带来的益处。边缘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在文明上走的是一条Z的道路。

因此, 沃勒斯坦认为, 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 就一直存在着创造世界文化 (普遍的价值现) 和有计划的文化抵制的矛盾。那些政治上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不断地创造市场, 以此来推行他们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念, 力图使之成为世界文化;而那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弱小的国家则通过政治计划来进行文化上的抵制, 因为文化抵制本身就是政治抵制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沃勒斯坦指出, 定义一种文化实际上是定义一种界线, 从本质上讲, 这种界线是压迫的政治界线, 以及反抗压迫的政治界线。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 文化创造的悖论 (世界文化还是民族文化, 民族国家文化还是少数道德群体文化) 就一直存在。民族国家在这种矛盾中起着一种非常矛盾的作用:“一方面, 民族国家利用它的力量来创造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 民族国家一直在创造文化的统一性。”[2]

关于未来文明的走向, 沃勒斯坦设想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和平民主的世界体系。而要建立这样的体系首要的是要了解什么是最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最需要的, 以及如何使得这些最需要的变成最可能实现的。沃勒斯坦认为, 关于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这决不是单个个人所能达到的, 而只有社会实践才能达到。这种社会实践更多地在于反体系运动, 而不在于国家机器、经济领域或文化———意识形态领域。”[2]

三、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最主要的理论特征是它的融合性。它借用了依附论的中心—边缘模型和外因论分析, 又从现代化理论中吸取了一定的内因论发展观。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半边缘地区。如果说依附论是静态的, 那么沃勒斯坦通过加入“半边缘”这个变量把它变成动态的了。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变, 中心和外围的结构就不变, 但具体哪个国家在核心区或边缘区, 那是可变的, 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资本

同时,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具有局限性, 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上:一方面, 他比以往任何左派理论家都更激进、更彻底地否定资本主义, 甚至将资本主义体系抽象为一个单纯的剥削机器;另一方面, 他又迂回曲折地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历史必然性。正是这种认识最终将沃勒斯坦推向了矛盾与悲观主义的理论困境。

尽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有它的局限性, 但它却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视角, 对中国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世界大国, 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中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作为后发展国家, 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如何利用世界经济体系使本国经济得到持续高速发展。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增强。“向世界经济体的融入, 必然意味着政治结构嵌入国际体系之中。”[3]随着各国经济的依存性的增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彼此取长补短, 在互利的基础上协调合作共同发展, 从而使世界从一个个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化的社会。在此过程中, 一些共性的东西逐渐普及和推广, 并成为全球通用的标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建立在对外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及国内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二者的良性互动。对外, 中国的和平发展首先应建立在对现存的国际秩序规则的遵守上, 即在不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 选择一条通过扩大对外开放, 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世界市场, 来壮大国家实力的和平发展道路。而中国的未来则在于通过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来谋求更大的发展。因为, 毕竟今日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主要是发达国家制定的, 这些规则因而大多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这一对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以国内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内在要求的。在文化上, 我们还要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 学习吸收世界优秀文化, 消除传统文化中消极保守的因素, 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同时还要通过与世界不同文化交流、对话, 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 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对内对外发展战略的良性互动、对文化的高度重视以及积极参与国际活动, 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期待:以科学发展观的视野去瞻顾未来, 在全球化时代, 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将会成为以人为本的人类在未来国家建设中, 体现国家执政思想和执政意志, 熔铸东西方文明的智慧选择!”[4]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指明未

参考文献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2-460.

[2]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176-224.

[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219.

世界和平 篇8

一、隐性“共赢”国际战略观: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上, 尽管毛泽东时代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 但由于新中国当时所处的时代与国内外环境的限制, 加之第一代领导人受到浓烈的民族情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驱动, 他们的国际战略观更突出“自赢”的思维特点, 在实践中尚未体现国际战略的“共赢”理念。而邓小平的国际战略则更多地突出了“共赢”的理念色彩, 其核心集中体现在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 是邓小平复出之后对所处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重新分析, 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 和平与发展就是时代的本质。具体而言, 这种时代是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为特征的时代, 进入了“地球村”时代。整个世界已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络结构, 这样的结构促使“共赢”思维成为处理各利益主体关系的主导方式。这就从宏观上、本质上把现时代同过去那个战争重”的就有60处。可见, “共赢”观已构成了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思想基础。

在实践中, 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为依据, 将“共赢”国际战略观具体化为五个层面的国际战略思想: (1) 总体战略上———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谁搞和平, 我们就拥护;谁搞霸权和战争, 我们就反对”。这是从全球共同利益的高度审视战略问题。 (2) 发展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论亲疏。邓小平多次提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共处, 并提倡双方都要抛弃前嫌, 加强双方的联系。“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 “我多次讲过, 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 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 美国人自己说, 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 要彼此尊重对方……双方都让点步, 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 不要拖久了, 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3) 处理政党关系———坚持四项准则和不争论原则。他强调, 各国的事情, 一定要由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自己做主, “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 去发号施令”[1] (P318) , 主张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政党的关系, 各国党都应该抓紧时间办自己的事, 不要搞争论, 让“过去的争论一风吹了”[2] (P319) 。 (4) 提出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想———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对于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等争端问题, 过去大多国家都会诉诸武力, 结果往往两败俱伤。邓小平本着“共赢”的价值观, 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他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 可以先不谈主权, 先进行共同开发。”认为各国应从发展相互友好关系出发, 将问题搁置一下, 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 这样就可以“共同得利”[1] (P87) 。 (5) 提出如何看待“赢”的思想———要善于舍小利求大利, 在现实矛盾中谋求发展。邓小平善于从高处和远处看中国的国家利益, 他指出, 中国在整个改革开放中, “要允许吃亏, 不怕吃亏, 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1] (P313) , 认为在现时代任何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只求“自赢”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中国要发展, 给对方一些利益归根结底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这恰是邓小平的大智———“共赢”观。

可见, 在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中, “共赢”观的存在是十分明显的。当然, 从现有资料看, 邓小平还没有直接表述自己国际战略观是“共赢”观, 甚至未见他关于“共赢”概念的直接论述。因而, “共赢”观在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中的存在还只是隐性的, 是萌芽状态的。尽管如此,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这种隐性的“共赢”战略观, 不仅从理论上为维护世界和平, 建构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基础, 而且在实践上为我国开创全方位外交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并对之后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构成了深远的影响。

二、显性“共赢”国际战略观:江泽民的“世界多样性”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形势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冷战”基本结束, 两极格局终结, 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 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转换的过渡时期。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局势和世界多样性这一不争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秉持“共赢”理念, 超越传统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提出了“世界多样性”理论, 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共同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将之前的隐性“共赢”国际战略观发展为显性“共赢”国际战略观。

“世界多样性”理论包含了以下四个层面具有递进逻辑关系的内容:

首先, 揭示了“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江泽民在1992年4月访问日本时, 首次阐述了“世界多样性”问题。他指出:“世界是多样性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由上千个民族所组成的近200个国家, 不仅存在着自然环境的差异, 而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2001年, 他在建党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也谈道:“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 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之后他多次从哲学的高度阐释该理论, 指出:“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3] (P526)

其次, 指出应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客观现实。江泽民曾对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世界多样性是客观存在, 应该正视它、适应它。”[4] (P331) “面对这样的多样性, 强求一律是不符合实际的。兼容并包, 互相借鉴, 才有利于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承认这样的现实, 把它转化为我们的优势, ……合作就会生机勃勃, 就有日益广阔的前景。”[4] (P415) 他曾多次在党的大会上提出:“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 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 应长期共存, 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 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承认”和“尊重”, 这正表明了江泽民面对世界多样性的客观现实所持的正确态度。

再次, 要求主动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承认世界的多样性, 体现的是被动的主观态度, 而维护世界多样性, 则体现了主观愿望的主动性和战略策略的导向性与积极性。2002年,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 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 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 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最后, 强调要坚持“世界多样性”理论, 以民主平等、合作共存原则处理国际事务, 促进共同繁荣。维护世界多样性是方式, 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才是目的。为此, 江泽民提出以民主平等、合作共存原则处理国际事务, 维护世界多样性。他说:“这就要求各国互相尊重,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相待, 求同存异, 和平共处, 发展合作。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维持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为各国共同发展创造必要的国际环境。”[4] (P331)

“世界多样性”理论的提出, 标志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和探索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由开始讲尊重、承认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到后来讲维护世界多样性, 这就实现了从现实无奈的被动思维到主动提升为理念的飞跃。可见, 江泽民关于世界多样性的理论重点并不在于多样性本身, 而在于倡导在世界多样性基础上实现各国“共赢”。

2000年9月, 江泽民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 就经济全球化、联合国作用和人权与主权关系等重大问题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他说:“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所有国家,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 都应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存的经济全球化, 只有相互尊重, 相互促进, 保持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世界文明才能生机盎然地发展。”次年, 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也呼吁:“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对“共赢”的认识, 他还从哲学的角度加以理解, 引用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来解释[5] (P416) 。2003年7月, 他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时进一步指出, 中国哲学一向崇尚共存、共享、共赢,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各国应当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促进、文化上相互借鉴, 这才有利于全人类的进步。

尽管江泽民在谈“共赢”的时候, 更多地是从经济全球化战略角度来阐释其内涵, 但不可否认, 他已对国际战略的“共赢”理念进行了公开宣扬, 并以此逻辑地建构了他的“世界多样性”理论的核心, 从而实现了“共赢”国际战略观由隐性向显性发展的飞跃。

三、深化“共赢”国际战略观: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新主张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 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坚持创新,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在国际战略方面, 继从2003年正式提出和宣传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之后, 又于2005年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 凸显了“共赢”国际战略观的进一步深化。

2005年9月, 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 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多边主义, 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 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 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 推进联合国改革。首次向国际社会宣告了中国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

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概括地说, 其基本内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境等多个方面内容, 即: (1) 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2) 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 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3) 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 尊重世界多样性,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4) 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 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5) 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 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那么, 如何才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呢?胡锦涛在报告中呼吁:各国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为此, 他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 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 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由此, 在全面深化“共赢”国际战略观基础上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 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新旗帜。

目前, 学术界关于“和谐世界”主张的主要特征的研究, 众多学者认为, 和谐世界有四大特征:和谐世界是持久和平的世界, 是共同繁荣的世界, 是丰富多彩的世界, 是交流合作的世界。也有学者认为, 和谐世界有五大特征:和平稳定、均衡发展、普遍繁荣、合作共赢、多样包容。但是, 无论何种解释, 都毫无疑义地认可“和谐世界”理念的核心就是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实现世界普遍的共赢。可以说, 相比第三代领导集体, 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观更显“共赢”色彩。在此, 仅以党的重大报告为例: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第九部分, 在短短1500多字的“国际形势与对外工作”中, 突出“共同”二字, 诸如“共同利益”、“共同繁荣”、“共同维护”、“共同协商”等, 使用了12次“共同”, 可谓“共赢”色彩已相当浓厚。但在此报告中仍未直接出现“共赢”一词。而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第十一部分, 同样是在短短1500多字的“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部分中, 使用“共同”二字, 诸如“共同分享”、“共同心愿”、“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等, 则达到14次之多, 而且在该部分4次使用了“共赢”一词,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

可见, 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 把江泽民主要从经济全球化战略角度讲“共赢”的思想发展为从全球多层面战略的“大局”上阐释“共赢”战略理念, 从而实现了对“共赢”国际战略观内涵的进一步深化。

对中国共产党“共赢”国际战略观的历史演进, 亚洲博鳌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先生有一段精辟的总结。2006年4月2日, 他在博鳌亚洲论坛协办的2006国美全球家电论坛上讲道:“中国人接受‘双赢’的理念是很困难的, ……我们贯穿整个思想就是你死我活、冤冤相报的理念,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理念, 特别是多年‘阶级斗争为纲’这样惨痛的经历, ‘双赢’的理念在中国没有。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引入‘双赢’的理念,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9年11月15日, 当我们和美国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 达成协议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中美两国的代表团, 当时江主席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祝贺你们美国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取得了一个双赢的协议’。……这是中国对于全球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的一个质的升华, 极为重要。所以在以后中央关于进入WTO整个宣传当中也是以‘双赢’为核心理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现在又在双赢、共赢的基础上提出在国内建立和谐社会, 在国外建立和谐世界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构想。”

“和谐世界”主张, 概括了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互利、共赢、可持续的新发展观和尊重世界多样性的新文明观, 凸显了对邓小平隐性“共赢”国际战略观和江泽民显性“共赢”国际战略观的传承与深化, 是对邓小平、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的新发展、新贡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4]江泽民文选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5][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谈峥, 于海江译.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世界和平 篇9

8月12日,郑州市国资委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市国资委党委企业“唱响和平·拥抱梦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合唱比赛。郑州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建国,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李秀山,郑州国企文化艺术协会会长李大会,市国资委部分领导班子成员,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巴振东,党委副书记翟献忠,副总经理宋霖,工会主席赵延甫出席了本次活动。来自市国有企业的1800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本次合唱比赛。

来自郑州市国有企业的共20支代表队参加了本次合唱比赛。比赛现场震撼人心,可谓是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经过激烈的现场比拼和评委们的专业评判,最终,郑州公交总公司荣获了合唱比赛一等奖、优秀组织奖的好成绩。

维护国际秩序 巩固世界和平 篇10

一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霸权进行的首次世界战争，其根源是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政府代表垄断资本集团为获取最大垄断利益，推行对外扩张和侵略政策。老牌殖民帝国英、俄、法占据绝大部分殖民地，而经济发展迅速、实力急剧上升的德、日、美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却很少。这种不均衡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国内矛盾尖锐化，导致各国政权不稳，纷纷扩军备战、寻找同盟，企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缓和国内矛盾。

有30多个国家15亿人卷入一次大战。战场覆盖欧、亚、非三洲和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等海域，军人、平民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参战国物资总损失达4万亿美元。

一战后战胜国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存在许多弊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导火线。《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实行极为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德国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并被解除武装。德国虽然战败，但元气并未大伤，工业体系保存完整。《凡尔赛条约》使德国国民产生极强的抵触情绪，引发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最终希特勒纳粹党上台，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是德、意、日轴心国与中、苏、美、英等同盟国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进行的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德、意、日法西斯政权在英、法、美等国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挑起世界大战。二战造成7000万人死亡，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

二战中后期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历史上有进步性。雅尔塔体系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纳入国际体系和制度，维持了战后世界的总体和平，孕育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相互宽容。建立在美苏中英法五大国力量均势基础上的联合国和安理会集体安全体系以及美国一超独强的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维护世界整体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都与德国和日本有密切关系，但这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德国对侵略历史做了彻底的反省，获得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原谅，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的重要成员。而日本却没能直面历史，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错误，相反美化历史，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受害者”，特别是目前的安倍政府，居然公然挑衅二战确立的国际秩序，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自然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的唾弃。安倍政府究竟想在背弃历史的道路上走多久？人们拭目以待。

日本通过一战在亚洲攫取了巨大利益，刺激日本发动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和太平洋战争。有日本学者说，“日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意识很薄弱”。在日本不仅很少看到对战争的反省，反而对二战日本战败始终耿耿于怀。《产经新闻》居然称，从一战前的局势吸取的教训是，针对中国一定要提高日本独自的震慑力以及日美同盟的战斗力。其危险性可见一斑。

“萨拉热窝”与“慕尼黑”

《金融时报》最近刊文敦促政治家更多反思萨拉热窝事件，少担心慕尼黑危机。“萨拉热窝事件”和“慕尼黑危机”指一战、二战前两场外交危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外交事务的办法。防止“慕尼黑危机重演”通常指诉诸军事手段来解决危机，防患于未然，不姑息养奸。“萨拉热窝”则提醒要提高警惕，处理好每一件貌似不大的事件，严防引发战争。

1938年慕尼黑危机中，英法姑息希特勒的绥靖行为导致了大战的爆发。1914年夏天，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使欧洲滑入战争深渊。各国自二战以来似更加警惕慕尼黑事件的重演。但是，“慕尼黑”思维也常常成为西方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美国介入越南战争、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等。唯有肯尼迪总统1963年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是个例外。

目前许多人将一战爆发前的欧洲与百年后今天的东亚做比较，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这种看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当前亚太地缘环境尖锐复杂，既有中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复杂关系，又有中日围绕钓鱼岛争端引发的矛盾。最近日本安倍政府加紧军备，公然挑战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使东亚充满了火药味，紧张趋于紧张，但除非个别国家铤而走险，应该说总体还是可控的。百年弹指一挥间，国际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加上核武器“确保相互摧毁”的制约，战争已不再是大国博弈的首选。

尽管谁也不希望看到亚洲发生冲突，但是流言还是不断，总是有人在炒作中国因素。似乎萦绕在这片大陆上空的阴影主要是有关中国的崛起。这种用简单历史类比推论战争逻辑存在很大误区，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是单纯的无知，那就是背后在搞鬼！

中国确实是崛起的大国，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历来主张“和为贵”，与当年德日的穷兵黩武没有可比性。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战略抉择。而且，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进行的，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已派出一万多名官兵参与了24项维和行动，足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从经济民生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积极投身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人均超过6000美元，对外贸易最近首次超过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这些充分证明中国是国际体系和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为国际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国已结成命运共同体。中国希望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公平、合理，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但中国始终是国际体系的坚定捍卫者。

人类历史上大概有15次新兴大国的崛起，其中11次与守成大国发生对抗和战争。亚洲会不会重蹈当年欧洲覆辙，历史是老师也是镜子，关键要看中美如何处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相互依存，又都有相互摧毁的核力量，战争手段解决“崛起与守成”关系不可想象，当然两国也不能容许被别的国家或某一事件拖入冲突。

中美必须打破历史上大国冲突的传统逻辑和对抗的悲剧。我们要对两国人民负责，作为大国也要对国际社会负责。目前的现实也从反面提醒人们，由于个别国家一意孤行，逆历史潮流而动，亚洲确实存在潜在的危险因素。他们正在利用中美关系这一独特历史阶段的特点做文章，企图挑拨、诱迫中美重蹈历史覆辙。中美决不能上这个当。

中国对外战略重要的是明确自己的底线，也就是要有底线思维。中国有理由也有能力在东亚地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钓鱼岛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利益底线，理应寸步不让。中美在东亚合作符合双方和亚太地区总体利益。中美都是二战的战胜国，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对遏制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负有共同责任。

慕尼黑也好，萨拉热窝也罢，各方都是要提高警惕，努力争取地区和平因素，如出现挑衅或危险信号，也需要有果断的应对措施。一战爆发不正是这样将大国拖下水的吗？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得到美方和奥巴马总统的积极响应。双方不仅有可能建立这种双赢、多赢的关系，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榜样，从亚太特别是东亚的现实看也是必须马上要做的事。中美两国有责任这样做。当然在处理具体事务时，要胸怀大局、掌握主动、把握平衡、拿捏分寸，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在于不被一件件事情拖着走，疲于被动应付。

“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二战以来世界维护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密切关联。这数十年全球化带来贸易和投资在全世界快速流动，世界越来越小，内政外交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全球整体财富似滚雪球般地增加，给各国带来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然而全球化弊端也开始逐步显现，贫富差距无论在穷国与富国之间还是一国内部都有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缺失也越来越明显，二十国集团作用的提升，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说明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在小步增长。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经济决策的核心圈。这些都是历史的进步，说明我们的国际体系正在向前发展，完善自己。

全球化总体利大于弊。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取得全面成果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近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以新兴市场国家“搭全球化顺风车”损害了西方利益为由，开始“去全球化”，转而搞类似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区域性的所谓“志同道合者联盟”，以重新制定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排挤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

这种给国际体系“打横炮”的做法显然无益于维护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世界局势的稳定。经济体系的混乱还可能造成国际政治关系的混乱，制造国家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危险性人们容易看清楚，而经济领域的竞争常常被大家认为是当今世界的常态而忽视其破坏性。相信中美有足够的智慧稳妥应对。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不能以一己之私到处“折腾”，把地区和世界搞乱。

中方已经明确表示，对任何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安排持开放态度。希望美方也能着眼长远，在自由贸易和投资安排方面做出明智的决定。这包括TPP、TTIP以及正在进行的涉及20多个主要国家的服务贸易谈判。可喜的是，最近中美就双边投资协定进入实质性谈判，表明两国在经济和贸易、投资的合作正在全面展开。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势头企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速度加快，中美合作共赢的一面将更加突出，给两国人民和世界带来福音。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温故而知新，重温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面貌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席卷世界。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美好未来都充满信心，希望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共圆中国梦，共圆世界和平与发展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