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的中国特色

和平崛起的中国特色（共6篇）

和平崛起的中国特色 篇1

一、马克思主义唤醒了中国崛起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体系。马克思在1844 年首次提出这个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联盟撰写的、于1848 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一般特征作了科学地预测和设想, 着重强调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 划分了整个世界的时代。在新的时代历史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唤醒了中国的崛起,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一批先进分子,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于1921 年7 月1 日组建起中国共产党,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的崛起具有世界意义。

二、中国崛起已经跨越“卡夫丁峡谷”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革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怎样进行中国革命?我党对马克思所讲的“两个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两个决不会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的理论和一个“有可能 (经济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 ”的设想缺少理论准备。从国内的情况看,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政权, 但还是失败了, 我们再继续走这条道路, 肯定也走不通;直接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由于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 我们没有资格;如何走马克思上述设想所指的道路, 我们不知道, 因为没有实践。因此, 道路问题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 经过艰苦探索, 决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 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 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 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束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 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历史转折。新中国成立后, 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 依靠所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的优势和保障, 通过一化、三改 (, 于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而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使马克思的上述设想, 由“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贡献。

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们:一切民族都会走向社会主义, 这是不能避免的。但是, 一切民族所走的道路都不会完全一样,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而革命道路的开辟, 是由每个民族自己运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理论, 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总结形成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中国可持续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没有经验, 只能向苏联学习。很快就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 提出以苏联为鉴,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 进行改革开放, 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经过探索, 他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论点, 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指引中国可持续崛起的伟大旗帜。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我国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 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 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中国的崛起被誉为“中国奇迹”。

中国持续崛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们, 一个民族不管体量大小、国力强弱、发展先后, 只要选择了符合本国实际的道路, 形成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 确立了符合人民福祉需要的制度, 就能够兴旺发达。

四、“四个全面”推进中国全面崛起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 西方舆论大肆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和“中国崩溃论”。西方势力战略东移, 搞“亚太再平衡”, 把中国作为围堵、遏制对象, 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活动更加激烈, 分裂分子挑起“颜色革命”的暗流更加涌动, 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反渗透的斗争更加复杂, 党内腐败蔓延, “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的较量更加尖锐,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怪圈,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怎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如何将中华文明推向新的高度?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 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为人类福祉做出更大贡献?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这是破解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正确途径, 是构筑我国长青基业的必由之路。

“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是全面, 根本是发展, 关键是创新。它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物质基础。“全面深化改革”, 根本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 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它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全面依法治国”, 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重点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 它是国家稳定、民族和谐、社会公平正义, 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全面从严治党”, 核心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 目的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它是社会主义之魂。

贯穿“四个全面”的基本思想,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改革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这一理论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仍然存在矛盾, 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 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表现在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 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之间的矛盾;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不是进行政治革命, 而是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是改旗易帜, 而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四个全面”推进中国全面崛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们, 在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中, 一个国家的崛起要走新路, 不要重复走西方的老路。国家崛起的目的, 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 只为少数人谋利益, 而是通过发展生产力, 实现共同富裕;崛起的道路, 不是靠掠夺别人, 弱肉强食, 而是靠和平发展, 平等相处;崛起的结果, 不是称霸, 而是合作共赢。

五、“三条基本结论”引导中国永续崛起

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我们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 就是用最彻底、最完整的发展论来考察研究资本主义, 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我们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也在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论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从而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怎样实现”的结论。这一结论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总趋势;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三条基本结论既是社会主义五百年历久不衰的基本经验和基本保证, 又是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基本条件和基本途径。

“三条基本结论”引导中国永续崛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民: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苏东剧变后,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稳住了社会主义的阵脚, 挽救了“几乎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 并将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崛起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六、中国崛起, 惠及亚洲、惠及世界

中国的崛起, 已惠及亚洲, 惠及世界, 使许多国家搭上了中国便车。仅未来五年, 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 万亿美元, 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 亿美元, 出境游将超过5 亿人次, 给亚洲和世界送去了“红包”。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 由于中国的崛起, 推动亚洲国家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 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当今世界, 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存在差异, 有差异, 就会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但大家都住在一个地球村里,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顺应世界大势, 在博鳌亚洲2015 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 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建设“一路一带”, 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推进世界的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思想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与会各国政要、学者、专家对建设“命运共同体”均表示高度关注和赞同。这些都充分显示崛起中国的大国担当、政治智慧和精神风貌。

通过迈向“亚洲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治理的一项伟大事业, 中国的崛起, 带给世界的将是更多的智慧, 更多的机遇, 更多的实惠, 更大的信心。

和平崛起的中国特色 篇2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和平崛起,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和大量外资的引进为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做出了巨大贡献.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的.历史性选择,中国建设经济强国与当今国际经济体制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最终将实现世界经济的互利和共赢.

作 者：张幼文 黄仁伟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刊 名：新金融 PKU英文刊名：NEW FINANCE年，卷(期)：“”(6)分类号：F8关键词：

西方和平衰落与中国和平崛起 篇3

三大困境加剧西方衰落

西方文明的魔力在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魔力在于极大创造物质财富。“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发展，让经济从政治与社会的附属中游离出来，并成为政治与社会的基础。然而，资本的虚拟化发展，使得产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在国民经济中，不创造财富的金融服务的比例越来越大，而创造财富的生产制造则不断萎缩。这种虚热实冷的态势使国民经济失去了重心。资本在虚拟化的同时，也在加速国际扩张，这就是经济、金融全球化。全球化下，企业全球布局，跨国避税，如此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企业利润去国家化，就业形势不断恶化。如今，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普遍达到两位数，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在20%～40%，这些无所事事、牢骚满腹的荷尔蒙分泌过剩者，成为社会动荡的一大源头。

长期以来，“自由”与“民主”一直是西方张扬于世界的旗帜。但是，正是自由经济，直接引发了世纪金融大危机。危机爆发后，英美政府以“国有化”重拳出击，挽资本主义狂澜于既倒，与此同时也终结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经济的旗帜滑落了。民主不仅不能有效应对危机，而且还是危机的滥觞。民主政治靠选票，而选票靠广告，广告则靠钞票。政治家一面为讨好后台金主，减少对资本节制、监管，导致投机、敛财肆虐，埋下危机的种子；一面为讨好选民，直接导致公共开支不断增加。政府支出不断增加而收入持续减少，由此债台越垒越高，最终不堪重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谓“民主政体”越来越捉襟见肘，无法有效应对市场的变化、危机的变化。正是所谓的民选政府，为集团与党派利益而无止境恶斗，让危机持续焖烧与延烧。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制度双双失败，显示西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困境。

资本主义原本就是一类社会形态，然而在冷战中，在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对抗中，资本主义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原本也因富有弹性，在危机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修复而被神化，成为一种信仰。但是，资本主义竭尽放大人类理性，而忽视人类感性、文化的影响，将资本贪婪推向极致，将道德、良知、秩序、环境等人类一切积极、美好因素，纷纷卷入市场这个“撒旦的磨坊”，碾个粉碎。在大危机的作用下，被资本牢牢绑架的政府，在无力从富人那里征税以维持巨额开支的同时，只有不断削减公共开支，拆散福利社会，退却安全保障等积极外衣，回归原始资本主义的本真，这样，资本主义的信仰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众那里动摇了。

西方将和平地衰落

周期律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不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且一个文明，都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东方的儒教文明，南亚的佛教文明，中东的阿拉伯与伊斯兰文明，东南欧的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等，都在地球上刻下了自己的灿烂辉煌而由今人考古研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革命，使西方文明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载体上，以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为动力，以物质财富创造为核心，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路径，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赢得了对其他文明近乎绝对的优势。

但是，西方文明的胜利，本身包含着衰退的因子。当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动力丧失，工业化、城市化走到尽头，被物质财富包裹的精神越来越贫乏的时候，西方文明的内在活力便不断衰减，外在表征不断衰落。长期沉迷于安逸享乐、寅吃卯粮引发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等主客观因素，使得新老帝国主义不仅难有能力、也无意愿发起大规模战争，而且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也表明，战争也无法有效促进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新兴大国谋求和平崛起，在西方主导的秩序内崛起。因此，西方非常有可能在和平中衰落。

西方和平衰落的重要体现就是当今去全球化日趋抬头，民族主义、新孤立主义日益兴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但是在美国企业从全球化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美国政府、国民却成为全球化的大输家，双双陷入债务泥淖而难以自拔。欧洲、日本，同样也多半因全球化而把债务的悬河越抬越高，欧洲因此陷入持续的金融、经济与社会动荡，至今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金融危机爆发后，长期以自由经济卫士自居的美国，第一个祭出贸易保护主义旗帜，在其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特别规定了“购买美国国货”条款。而后，不惜操纵舆论，像演电视肥皂剧一般，搬出一连串包括“丰田门”在内的贸易摩擦，无所不用其极地保护美国企业，增加国民就业。其他发达国家则纷纷效尤，甚至出台驱逐外国劳工等极端措施。

西方将阻止或延缓中国和平崛起

在金融持续动荡、经济持续低迷、制度困境难以解脱、信仰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形下，资本主义显然身处总危机的火山口。如若国际社会一团漆黑，那么满腹怨气的大众只有在黑暗中忍耐和摸索。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得光彩靓丽，这势必对身处火山口的资本主义构成最大威胁。熄灭中国灯塔，打掉“中国模式”，阻止或延缓中国崛起，未来很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群起而攻之的主要目标。如此，积极向上但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与江河日下而尚未完全衰落的美国，在历史的斜坡上很可能会迎面相撞，不确定性与风险由此滋生。

首先看贸易战。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中国对外贸易势头最盛，理所当然地成为重灾区。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世界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西方加剧对华贸易摩擦，这是正在进行时，而且很可能数量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不过，从世界经济史来看，贸易战总是双刃剑，在损害中国企业利益的同时，也会损害美国消费者以及相关企业的利益。因此，这是一个零和、至少是西方没有多大赚头的博弈。同样，从世界经济史尤其是近30年的经济史来看，金融战、货币战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来说不仅胜算大，而且收益也大，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金融业上占有绝对优势，近几十年来，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攻城略地屡屡得手，由此金融资本获取丰厚的财务收益，而国家则获得战略收益。综观当今中国复杂的经济态势，未来西方若选择从中国急速大规模撤资，让中国陷入一场金融危机，则可以较好地实现金融家财务与国家战略的“双赢”。

透视国际金融史，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运动，才有可能令东道国陷入危机，完成对一国财富的转移。美元资本进入中国，经由人民银行结汇，逐一形成人民币资产；相应地，中国增加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美元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内容是要求中国尽量对外开放，降低美元资本流入门槛。当美元资本完成投资周期、布局到位、吹起资产泡沫后，就要实施反向操作，急速大规模撤离中国。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方向是要求人民币升值、资本项目实质性开放，使得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尽量多地换取美元而顺利撤离。美元资本急速大规模撤离，在南美、东南亚等国，都引发了经济金融危机。

论持久战与中国和平崛起道路 篇4

一、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持久性

时代的特征与战争的实际, 是认识抗日战争规律和制定正确方针路线的依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 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毛泽东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客观实际, 指出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较中国强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两国的对比毛泽东得出战争不可避免与持久性的结论, 有力地回应了国内的“速胜论”和“亡国论”。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 准确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同样, 现如今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也是一场“持久战”。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我国正不断实现和平崛起。然而, 在这一系列成绩与繁荣的表象下, 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复杂性与严峻性, 给我国和平崛起带来了众多挑战与困难。

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时刻警惕中国的强大。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遏制与防范的主要对象。而在“9.11”之前, 美国就已经把中国看成潜在的竞争对象, 并且一直拉拢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抵制。近年来, 美国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中国的防范, 例如反恐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北亚问题等, 处处刁难中国。我国空军上校戴旭更是形象地讲到:“中国已被C字形包围”。可见, 我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并不平坦。

其次是国际上其他国家对我国和平崛起的矛盾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后, 国际社会的态度是怀疑我国能否强大起来。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际社会对我国态度的双重性越来越明显。国际社会既有支持我国和平崛起的国家, 但同时认为我国和平崛起将带来冲击的国家也不在少数。“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历史上一般大国崛起的规律, 一个大国经济上的强大几乎必然导致军事扩张和政治霸权。”尽管中国已很明确地提出:中国要走的和平崛起之路, 然而国际社会在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及其未来走向依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心态。因此纷纷抛出了“中国威胁论”, 极力阻止中国的崛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国际社会并不会消除对我国和平崛起的疑虑, 反而会采取更多措施“妖魔化”中国。这些都使我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更加困难与持久。

再次是我国国内体制和社会机制的制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综合国力快速发展, 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然而, 我国的快速发展也随之带来诸多问题与挑战, 特别是国内体制与社会体制的缺陷尤为严重。例如, 在体制方面, 我国政府机构、司法体制等方面的有效性不强;社会方面, 我国存在着经济差距、地区失衡、通货膨涨、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还有许多难以预见的问题与挑战将会层出不穷, 这些挑战都将会影响我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二、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性

中国和平崛起虽然面临着众多挑战与困难, 但是我国和平崛起也有着许多有利条件与机遇, 我国必将最终实现和平崛起。

首先, 日益开放的时代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性机遇。冷战结束后,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驱使下, 世界各国日益成为一个整体。一方面,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主题, 也是我国发展的主题。开放性的世界, 进一步树立我国爱好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消除他们对我国崛起的顾虑。另一方面, 开放性的世界, 使我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中, 有利于加快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国内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

其次, 强大的综合国力是我国和平崛起的有力基础。建国六十多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方面, 我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长足发展, 不仅成功突破东亚与亚太经济圈, 并在世界经济圈中占据重要一环。军事方面, 我国目前已发展成为包括陆、海、空、战略部队和其他力量在内的诸军兵种合成部队, 作战能力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力方面, 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也是核心大国之一。强大的综合国力不仅是我国和平崛起的有力基础, 也是我国克服多种挑战与困难的有力保证。

再次, 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坚强保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经过艰苦奋战, 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逐渐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色主义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 站在世界的视角上审时度势, 高屋建瓴, 准确把握时代特征, 提出科学发展观, 努力建立和谐社会的观点。经过实践的检验及经验的积累, 我党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 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政党, 一个能肩负我国和平崛起使命的政党。

三、正确选择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项重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条道路上, 我国既面临着众多严峻的挑战, 也存在着诸多有利的条件与机遇。因此, 我国正确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至关重要。

第一, 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精辟地论述了兵民是胜利的道理, 并指出了动员全国人民群众, 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 以及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不仅是战争的胜利之源,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厚基础, 也是我国和平崛起的最伟大力量。因此, 我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团结、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力量, 为我国的和平崛起贡献力量。

第二,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时殷弘认为:未来中国可以选择的三大战略有自助、不出头和搭车。自助主要指“独立自主”;不出头是指“韬光养晦”;搭车主要是指“与大国及国际机制合作”。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 中国面临着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相互交织的影响。“选择怎样的国家战略, 将影响中国能否摆脱近代持续160多年‘大而弱’的‘怪圈’”。纵观现在与未来中国的国际安全战略环境, 加强国际合作不仅是国际潮流发展所需, 更是中国发展的现实性要求。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我们各成员利益相互交织、命运彼此依存。应对挑战需要集体行动, 合作共赢是我们的共同选择”。因此, 国家利益的关联性与共同性, 促使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客观现实与迫切需要。“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 而中国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 是互利和共赢。”

第三,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 深刻阐述了主观能力性的重要性与关键性。毛泽东认为:“战争的胜负, 固然决定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 然而不仅决定于这些, 仅有这些, 还只有有了胜负的可能性, 它本身没有分胜负, 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 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在我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中, 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与挑战, 客观上决定了和平崛起的艰难, 但是也存在着许多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力性, 进行科学决策, 统筹规划, 就能克服困难, 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综上所述, 我国和平崛起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是道路是长期的、曲折的。要真正实现我国的和平崛起, 顺利走过这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 必须学习与借鉴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精髓, 统筹部署, 科学决策, 高度发挥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与主动性。

摘要：《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著作之一, 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哲学思想的高度统一, 其正确指引了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篇著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动态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实力消长, 科学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与必胜性。《论持久战》的思想精髓对于当前中国和平崛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论持久战,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2]戴旭:《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 文汇出版社, 2010年。

[3]石晓虎、司银涛:《延长战略机遇中国和平崛起面临六大安全挑战》, http://mil.news.sina.com.cn/200406-02/1410201613.html

[4]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战略与管理》, 1995年第5期。

和平崛起的中国特色 篇5

论国防建设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作用

摘要：通过对国防建设的剖析和了解，分析国防建设在和平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对国防建设所需要的意识和理念进行探讨。在未来发展中，国防教育在高校的教育中应该被重视起来，并且为大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国防建设 国防意识 国防教育 和平发展

国家繁荣富强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心愿。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让中国栖身于世界的大国之列，作为中国人，我们骄傲和自豪。在通往崛起的道路上虽然有坎坷，但是在和平的氛围和稳定的国防环境下，让崛起的速度变得快了起来。可见，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是重中之重。

一、国防建设的发展历史及意义

国防建设指的是为国家安全利益需要，提高国防能力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建设。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建立和发展国防力量的措施和行为，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

国防是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备外来侵略和颠覆，所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1]

国防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武装力量建设；战场建设，人力物力的多种动员准备；边防、海防，空防和人防建设，战略物资的储备，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对人民群众和学生进行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发展国防体育事业，建立，健全国防法规体系；军事理论研究，发展军事科学，制定并完善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原则；后备力量的建设，以及与国防相关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电、能源、水利、造林、气象、卫生、航天等方面的建设。重点是武装力量建设。[1]

对于中国国防建设的发展历史来说，国防的建设就是中国成长的一步步的探索。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也对中国国防建设进行了历史的阶段划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2]一书依据重大军事或政治事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 起步辉煌1949年10月至1959年8月），曲折历程（1959年9月至1978年12月），改革创新（1979年1月至1989年12月），跨越发展（1990年1月至今）。与此划分大致相仿，徐焰将我国国防建设划分为三个阶段：一边倒”背景下的国防建设（1949年10月至20世纪50年代末），冲破苏联模式后经历的曲折（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在社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中建设国防（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3]张驭涛也主张划分为四个阶段，但时间划分不同：基本完成社会义改造时期（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至今。[4]这些划分主要由于依据不同和视角差而呈 现出各自的特点，至今尚未完全统一认识。通过对国防建设的历史划分，我们能更清晰的了解到国防建设的历程和重要性。

二、国防建设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保驾护航

和平发展的根本是以经济制度为主的国家制度创新，但国家制度的创新必须在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下进行。强大的国防是营造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的基本手段，是国家制度创新的基本保障。和平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随着中国经济深入融入世界，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有效的国防建设支撑，强大的国防是维护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基本要求。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更需要强大的外交能力，但当代及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军事实力仍是国家外交能力的重要标志，强大的国防是培育、发展外交能力的基础。国家发展有着重要的文化根源，中国的和平发展首先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振兴与凝聚，尚武精神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强大的国防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母体和基本保障。

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加强国防建设，实现“富国”与“强军”的辩证统一，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正确认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积极推进，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才能得以实现。[5]富国才能强军，强军才能安邦。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只有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发展。国防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只有把国防建设搞上去，经济建设才能有更加坚强的安全保障。历史上，弱国落后挨打的惨痛经历深刻昭示，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兵不强不可以摧敌。

在现代化大力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秉承着多方面互通融合的理念，打造经济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共同提升。更应该增强国民意识，加强国防教育，从根本上达到富国民强。

三、提升国防意识，稳固国防建设

如果说国防是民族生存之盾，那么国防意识就是民族生存之魂。强烈的国防意识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是制止战争、威慑敌人的重要因素。公民国防意识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所谓固国家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道何在？精神为也。”先驱者在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国防巩固与否不应只以“山溪之险，兵革之利”来衡量，还应看其国民的国防意识和精神状态如何。[1]

国防意识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那么如何来提升国防意识为我们国防建设打下基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第一，把国防意识明确写进我们的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国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我国颁布的《国防法》、《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并确定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这预示着我们今后的国防意识培养将有法可依，让人民明白了国防意识的重要性，能从一定程度上刺激大众增强国防意识的信心。第二，学习历史，缅怀先烈，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全民国防素质。中华民族历史上遭受过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们的国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痛。对于我们这段沉痛的历史无疑是一笔财富，一笔能时刻激励我们牢记加强国防建设，树立国防意识的财富。第三，把提高全民国防意识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强化全民国防意识。爱国主义既是国防意识的核心内容，又是形成和强化国防意识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精神是国防意识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只有大力弘场爱国主义，才能使人们不致因和平环境而丧失应有的警觉，才能引导人们自觉维护国家利益，服从国家的安全需要，积极投身于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活动。第四，重视学校学生的国防教育，在教育中促使学生培养国防意识。青少年是祖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应该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强化全体师生的国防意识、增强关心支持国防建设的责任感、提高履行国防义务的自觉性。

四、高校国防教育为和平发展注入新力量

前文提到了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的国防意识，作为青年的我们更应该积极的接受爱国主义的国防教育。国防教育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国防人才、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条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高校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实施国防教育意义重大。[6]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是我国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国防意识的强弱，自身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古往今来，每个国家都把国防建设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在高等院校中搞好国防教育，增强人们的国防意识，不仅仅是建设强大国防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更是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需要。

《国防教育法》指出：“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7]高等院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任，大学生作为我国人口结构中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的群体，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既是祖国的建设者，同时也是祖国的保卫者。可见，在高校开展国防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国防教育的重要性，深刻的了解到国防教育对于提高自身素质的一种意义。国防教育所依托的学科体系是军事科学。现代军事科学是一门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综合性科学。可以培养我们军事思维的创造性特点。创造性思维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源泉和动力。不仅有利于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而且有利于打破专业学习的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进一步提高创造力和综合思维能力，促进“智育”的发展。同时，军事科学知识也是每一个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8]此外，军事科学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有利于提高人文素养。国防教育还有利于身体的发展，有利于锻炼体魄，增强体质，促进身体的发展，对于非智力因素的培育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 [3]徐焰,《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8期

[4]张驭涛,《新中国军事大事纪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5]高鹏,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加强国防建设.经济研究导刊;2011, 第17期:268-269 [6]刘慧,国家安全视域下的高校国防教育改革.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1, 27:95-99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和平崛起的中国特色 篇6

关键词：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政治关系

中图分类号：Ｄ82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949Ｘ(2007)－12－0017－02

1．中国“和平崛起”理论提出的的时代背景

1．1“和平崛起”思想的提出是对当今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是我党对当今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因此，我们既具有“和平崛起”的有利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但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我们最大的机遇。

中共十六大确定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其核心内容是“睦邻”、“安邻”和“富邻”。“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

1．2“和平崛起”思想的提出是当今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的客观要求。

综合国力是指一国“具有的同本国生存与发展有关的各种要素的综合力量”，是一国所拥有的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全部实力的有机综合。它既包含已有实力，也包含潜力及其转化为实力的机制，它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自由度和影响力，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重要尺度，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只有正确估量一个主权国家的综合国力，才能对其国家行为及其目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国际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

2003年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03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首次对中国综合国力进行评价。此次引用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8项重要评估指分别为：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社会发展程度、生态力、生态环境评价指标、政府调控力和外交能力。在与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印度、德国、法国等12个国家的对比中，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排序为第7位，从分值上看，中国的得分是美国的二分之一左右。

从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排名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增强，这是不已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在此基础上，中国未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和平的道路，还是称霸的道路！中国的崛起对未来世界影响如何！这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是我国政府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和平崛起”思想的提出，就是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国要用和平的方式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2．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

2．1实现中国外交政策，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

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定，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年托，以综合国力为后盾，以国际环境为背景，它是国家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作的选择，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进入新世纪，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就必须以当前的国际环境为背景、以现实而客观的中国综合国力为后盾，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平崛起”思想的提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具体化，这就是我们通过外交途径向世界表明我们的政策，中国的崛起将以和平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中国将对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对当前国际社会中“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即将崩溃论”的回应。“和平崛起”思想的提出，其目的就是使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进一步优化，尽可能地减少国际社会对我们发展的负面影响，更有利于中国以生产力为中心，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

2．2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

对于未来世界格局，中国积极推动多极化进程。中国主张的世界多极化，既不是“大国争夺、瓜分世界”，也不是“大国联合、主宰世界”，更不是单纯地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而是为了主持国际正义，维护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地位和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中国多极化主张的实质是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民主是其本质；从主体上看，冷战后日趋多元化，这些多元化的主体要求实现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保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在于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

当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还要尊重各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建立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基础之上，因此各国会不尽相同。中国始终认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成员，不同的国家利益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中国为和平崛起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与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理基础是相一致的，不仅反映了世界多数大国的要求，也体现了世界众多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霸权主义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敌。只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关系民主化。

2．3引导国际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实现世界和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从20世纪50年代中、印正式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至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它己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但在中国同这些国家签署的条约、公报、宣言、声明等双边关系文件中得到确认，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它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完全符合联系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套完整的国家行为规范，比其他国际性、区域性的法律原则更全面、更合理。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彻底、全部摆脱了旧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和消极影响，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针锋相对，符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反映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体现了时代的特点，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总之，“和平崛起”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政治关系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以事实和实践证明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同的国家之间也能够和平共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没有市场的，世界上各国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参考文献：

[1] 徐坚．和平崛起是中国的战略抉择[Ｊ]． 国际问题研究，2006(2)．

[2] 李莉． 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亚太国际关系的影响[Ｊ]．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5(6)．

[3] 徐崇利． 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Ｊ]． 比较法研究，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