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共9篇）

中国和平崛起 篇1

一、马克思主义唤醒了中国崛起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体系。马克思在1844 年首次提出这个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联盟撰写的、于1848 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一般特征作了科学地预测和设想, 着重强调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 划分了整个世界的时代。在新的时代历史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唤醒了中国的崛起,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一批先进分子,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于1921 年7 月1 日组建起中国共产党,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的崛起具有世界意义。

二、中国崛起已经跨越“卡夫丁峡谷”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革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怎样进行中国革命?我党对马克思所讲的“两个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两个决不会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的理论和一个“有可能 (经济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 ”的设想缺少理论准备。从国内的情况看,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政权, 但还是失败了, 我们再继续走这条道路, 肯定也走不通;直接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由于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 我们没有资格;如何走马克思上述设想所指的道路, 我们不知道, 因为没有实践。因此, 道路问题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 经过艰苦探索, 决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 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 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 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束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 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历史转折。新中国成立后, 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 依靠所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的优势和保障, 通过一化、三改 (, 于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而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使马克思的上述设想, 由“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贡献。

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们:一切民族都会走向社会主义, 这是不能避免的。但是, 一切民族所走的道路都不会完全一样,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而革命道路的开辟, 是由每个民族自己运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理论, 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总结形成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中国可持续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没有经验, 只能向苏联学习。很快就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 提出以苏联为鉴,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 进行改革开放, 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上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经过探索, 他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论点, 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指引中国可持续崛起的伟大旗帜。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我国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 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 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中国的崛起被誉为“中国奇迹”。

中国持续崛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们, 一个民族不管体量大小、国力强弱、发展先后, 只要选择了符合本国实际的道路, 形成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 确立了符合人民福祉需要的制度, 就能够兴旺发达。

四、“四个全面”推进中国全面崛起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 西方舆论大肆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和“中国崩溃论”。西方势力战略东移, 搞“亚太再平衡”, 把中国作为围堵、遏制对象, 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活动更加激烈, 分裂分子挑起“颜色革命”的暗流更加涌动, 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反渗透的斗争更加复杂, 党内腐败蔓延, “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的较量更加尖锐,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怪圈,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怎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如何将中华文明推向新的高度?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 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为人类福祉做出更大贡献?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这是破解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正确途径, 是构筑我国长青基业的必由之路。

“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是全面, 根本是发展, 关键是创新。它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物质基础。“全面深化改革”, 根本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 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它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全面依法治国”, 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重点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 它是国家稳定、民族和谐、社会公平正义, 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全面从严治党”, 核心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 目的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它是社会主义之魂。

贯穿“四个全面”的基本思想,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改革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这一理论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仍然存在矛盾, 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 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表现在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 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之间的矛盾;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不是进行政治革命, 而是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是改旗易帜, 而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四个全面”推进中国全面崛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们, 在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中, 一个国家的崛起要走新路, 不要重复走西方的老路。国家崛起的目的, 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 只为少数人谋利益, 而是通过发展生产力, 实现共同富裕;崛起的道路, 不是靠掠夺别人, 弱肉强食, 而是靠和平发展, 平等相处;崛起的结果, 不是称霸, 而是合作共赢。

五、“三条基本结论”引导中国永续崛起

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我们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 就是用最彻底、最完整的发展论来考察研究资本主义, 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我们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也在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论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从而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怎样实现”的结论。这一结论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总趋势;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三条基本结论既是社会主义五百年历久不衰的基本经验和基本保证, 又是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基本条件和基本途径。

“三条基本结论”引导中国永续崛起的理论与实践启示人民: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苏东剧变后,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稳住了社会主义的阵脚, 挽救了“几乎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 并将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崛起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六、中国崛起, 惠及亚洲、惠及世界

中国的崛起, 已惠及亚洲, 惠及世界, 使许多国家搭上了中国便车。仅未来五年, 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 万亿美元, 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 亿美元, 出境游将超过5 亿人次, 给亚洲和世界送去了“红包”。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 由于中国的崛起, 推动亚洲国家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 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当今世界, 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存在差异, 有差异, 就会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但大家都住在一个地球村里,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顺应世界大势, 在博鳌亚洲2015 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 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建设“一路一带”, 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推进世界的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思想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与会各国政要、学者、专家对建设“命运共同体”均表示高度关注和赞同。这些都充分显示崛起中国的大国担当、政治智慧和精神风貌。

通过迈向“亚洲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治理的一项伟大事业, 中国的崛起, 带给世界的将是更多的智慧, 更多的机遇, 更多的实惠, 更大的信心。

中国和平崛起 篇2

新中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就是:中国能种稻子,种麦子,还能磨成面粉.但我们连一

根钉子,一个汽车轮胎都造不出来.这种景况,持续了很久很久.基础工业的薄弱,让这个刚刚建立的伟大国家处处受气.夹杂在美苏两个大国间,时时刻刻都得求着人家的日子不好过.中国在军工产业和基础工业的落后直接导致我们国防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定理不会变.于是,看到机会的美国人来了.朝鲜半岛的枪声给新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我们反击,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认为,那场战争我们赢了.而实质上呢,包括平民在内,中朝一共死亡了六十多万人.这是个巨大的代价,也是个警醒.随后,中国和越南,印度都爆发过小规模的边界战争,虽然中国都取得了胜利,但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我们今天来反观美国打伊拉克,到全部占领伊拉克,美军的伤亡人数几乎为零.也就是说,随着战争的现代化,0伤亡越来越重要,否则,损失实在是太大太大.从两弹一星的爆炸发射,到神州七号和094潜艇下水,再到今年的航母计划,中国的国防实力正在成长中.护航索马里,成为中国崛起,成为海陆空三大强者的标志.而青岛多国海上军演,更让人们看到,世界的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这片红色的土地,正闪烁着她独有的魅力.比美国,俄罗斯,我们还有更长更远的道路要走,也更艰难的多,但我坚信,伟大的祖国必将和平崛起,屹立在世界东方,接受全世界的礼赞!

中国和平崛起的内部因素 篇3

2005年秋天，胡锦涛主席在与小布什总统会晤时反复强调，中国的内部问题千头万绪，中国并不会追求外部霸权而成为美国的威胁。然而，在谢淑丽看来，中国的内部脆弱才正是美国真正的危险所在。与许多一般的美国人不同，她并不担心中国因为经济发展而成为政治上的强权，她担心的反倒是这个强权内部的脆弱性。她力图提醒美国人，虽然美国无法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施加有效的影响，但美国必须认识到中国内部局势不稳很容易导致其领导高层在国际问题上采取进攻性立场。

中国到底有没有采取进攻性立场呢？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存在争论的。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在现实问题中采取的外交政策与谢淑丽的解释存在矛盾。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比如炸馆和撞机事件中，中国领导层本应该采取进攻性的政策，但实际上偏软。在台海问题、钓鱼岛、南海、东海等问题上的立场历来也没有采取进攻性的姿态。在政策宣示上，中国表现得也非常理想主义，经常使用许多“和谐”的人文概念来表达外交立场。

如果真是这样，谢淑丽后面的解释也就失去了意义。尽管如此，我们暂且不谈谢淑丽这个立论的经验起点真实与否，可以先来了解一下作者。与其他活跃在电视媒体上的半仙们不同，谢淑丽本人的确不是一个顺便瞎扯淡的主，她有资格来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果说美国在政治外交领域有中国通的话，除了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以外，谢淑丽应该还算半个。她见过历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甚至比尼克松派来探路的基辛格还要更早来到中国。1971年7月19日，还在念研究生的谢淑丽（Susan Shirk）就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20多年之后，她担任克林顿政府第二届任期的助理国务卿，主管中国事务。在其任期之内，还发生了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恶性事件。

然而，谢淑丽的资深经历并不保证她就能一招戳中要穴。尽管她已经尽力站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立场来思考中国的对外政策，遗憾的是，她最终还是一个假扮政治局常委角色的美国学者，表演起来始终有些扭扭捏捏。最明显的问题就在于她所有的分析与解释都充斥着美式价值观的解读。这些解读可能完全误解了当事人本身的意愿，从而变成张冠李戴的误读。例如，谢淑丽对中国政治领导人个人目标的界定（如她称政治局常委为“the Communist autocrats”）、对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理解（她认为这是一种“封闭”“偏执”“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都会引起争议，而让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反感。然而，这里面涉及到过多的价值判断，不便进行逻辑上的反驳。本文即使作出反驳，也只是一味地表达中国人单方面的情绪，缺乏学理上的建设意义。因此，下文将暂时放下谢淑丽观点中的事实判定与价值判断不论，着重从其逻辑本身入手，评价其立论的优势与缺陷。换句话说，我们得见招拆招，与谢淑丽的逻辑玩一场针锋相对的游戏。

谢淑丽的中心论点非常直截了当：中国国内政治的脆弱决定了它不可能和平崛起。照她看来，中国是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体制，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本来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政治高层最大的焦虑是确保政治生存，而不是发展经济或谋求国际霸权。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成长，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不断下降，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发展更让政治家日益处于民众的压力之下。同时，经济转型引发的诸多国内政治问题，如工人大规模失业、官员腐败、民族地区骚乱、农村群体性事件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对此，政治高层的策略是政治“稳定压倒一切”。谢淑丽总结了政治高层的三点具体做法：避免领导阶层公开决裂、严防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确保军队和党同心同德。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失去效力，政治高层为了获取可供替代的合法性，便放弃了温和稳健的战略，转而诉诸狭隘的民族主义来作为对外政策的方针，并以之动员社会的凝聚力。

通观全书，其逻辑链条非常清晰：中国国内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导致了政治高层以追求在国内的政治生存为其核心目标；在现有的国际结构约束之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治高层就会倾向于在对外政策中采取狭隘民族主义的进攻性立场，以此来动员社会、转移国内政治的视线；因此，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

从这个逻辑链条来看，谢淑丽的立论中有两个要点，下面将逐一剖析，讨论其优势与缺陷。

第一，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其国内因素。换句话说，对外政策不仅是国家（state）在国际层面与他国博弈的结果，还有国家在国内层面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考虑的影响。谢淑丽的这种视角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以国家为独立的分析单位，只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不分析国家内部的动态因素。因此，传统理论强调的是国家在无政府国际环境中所遭遇的安全困境。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这种分析的典型。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各个城邦国家为求自保，必须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旦有大国崛起，势必影响到既定国际体系的稳定。因此，雅典的发展势必危及斯巴达的生存，二者之间的战争最终不可避免。

但是，各个国家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实体。其国内政治经济力量及其国内制度结构势必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对外表现。在挖掘国际关系的国内因素方面，卡岑斯坦（Katzenstein）是先锋，他指出：“如果不对国内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就无法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卡岑斯坦之后，即使最顽固的现实主义学者，也开始承认对国内因素分析的重要性。在这派思路的影响之下，基于国内因素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其解释逻辑往往比单纯的国际关系理论更有说服力。谢淑丽所做的，只是沿袭了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在解释中国外交政策时，打开了“国家”这个黑箱。

不过，值得提醒的是，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结构性约束仍然存在。就现实权力发展来看，中国尚不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但出于维持霸权地位的需要，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又在情理之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单极结构下，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敏感度很高，容忍度很低，制约能力最强。中国国内政治的脆弱之所以让美国担心，也在于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强权。如果中国只是缅甸、越南这样的弱国，即使其内部积弱成疾，摇摇欲坠，也只是局部性的小问题，并不值得美国人如此担忧。

第二，在所有国内因素中，权力集中的最高决策者为了政治生存而作出的选择最为重要。谢淑丽如此强调政治高层的政治生存焦虑，是基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的确，在威权主义体制中，政策制定权取决于国家高层决策者。而他们最焦灼的问题就是政治生存，因此，他们为了保持政治生存在现有制度约束之下而作出的选择就基本上决定了政策走向。

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集中，既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中央集权，又体现在中央层面的高度集权。在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那些能够避免对外公开分裂的政治局常委手中，而不是分散于权力相互制衡的各个机构或个人。在这样一个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政府中，政策决策权更多地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高层，决策权的分享程度较低。因此，谢淑丽抓住政治局常委这个政策过程中最关键的行为者，然后由此来判断政策起源，这是相当有效的观察视角。相比之下，在分权的民主国家，如美国，可能就不仅要考虑总统，还得考虑国会，还得考虑国内压力集团的活动情况，其情形就要复杂得多。

但是，权力集中是一把双刃剑。权力集中的国家享有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讲的专制性权力 (despotic power)，却往往丧失了基层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既无法有效地动员社会，又更担心社会稳定。因此，表面上权力高度集中、对外保持一致的最高层，在决策时却不得不吸纳更多自下而上的政策压力，如官僚结构的各个部会以及新生的利益集团。由此考虑，权力集中的威权政府与权力分散的民主政府，在国内因素影响对外政策的问题上到底有多大差异，这还并不清楚。谢淑丽也没有列出充足的理由来支持所谓的“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不会采取进攻性的对外政策；而非西式民主的国家则更容易对外进攻。对这种简单逻辑，学术界现在已经有很多很成熟的批判，基本上否定这种简单化逻辑，而对民主和专制政体的类型再往下细分，但一旦细分，民主和平论的基本因果关系也变得更加不确定了。

如果说这一点并不充分成立，那么谢的论证逻辑就出了问题。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是否在于政治集权造成的选择困境，以及最高领导层为了政治生存而面临的制度约束。处于政治困境中的政治高层可能也只是被谢淑丽一味夸大的一颗棋子，问题关键可能还在于中国国内的结构性变化，在于中国的经济问题本身，在于这些国内经济问题与国际政治的关联程度。例如，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本身就对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关系构成极大的冲击与挑战。换句话说，如果国内经济力量及其利益要求中国对外采取进攻性政策，即使中国是分权的民主国家，那么其领导层也会采取其国内力量所要求的对外行动。

因此，在判断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问题上，我们认可谢淑丽所强调的国内因素，但是却不能被她所津津乐道的政治家生存困境所忽悠，而是要去寻找真正能起作用的结构性的国内因素。到头来，我们还得去追问：中国国内的经济利益到底是什么？这些经济力量的国际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诉求就必然导致中国无法和平崛起吗？在金融、贸易、能源等各个领域，中国国内蓬勃发展的经济力量到底想要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去争取怎样的一个国际地位？换句话说，这种内部经济力量的结构性变化才是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关键。

话说回来，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不靠谱的分析概念。是谁在支持民族主义？草根狂热而中产就温和吗？工商界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存在分化吗？合资企业反对而民间资本就支持吗？民族主义到底能平息多少底层民众的反对情绪呢？民族主义就能作为解决经济转型中的种种麻烦吗？政治高层真的寄希望于用民族主义来作为内在一致的意识形态动员工具吗？

其实，政治上狭隘民族主义的要求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经济利益的变化才是问题的关键。观察中国的近代史，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有，从来就没有断过。从抗战开始，执政党正是靠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才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得到了民心。中国建国后很长时间里面，即使更多的是阶级斗争的主旋律，但在对苏联、对美国的问题上，民族主义的动员也从来都没有断过。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政治集权模式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反倒是中国经济。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变化让世界担心，那么说到底也得去分析中国经济的变化。我们只能用变化去解释变化，而不能用一成不变的东西去解释变化。因此，民族主义并不是问题的源头，而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中间现象，反倒需要用其他变化来予以解释。

谢淑丽只强调了政治高层受到社会底层狭隘民族主义的压力，其实来自社会的压力也有反狭隘民族主义的压力，如要求保持温和稳健对外政策的商业集团。这一点是她的致命伤，即政治高层面临的压力来源不仅是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要求，也有来自经济集团的政治要求。根据王绍光的研究，对政治高层起作用的压力模式有很多，有民众参与程度较高的动员模式、借力模式、外压模式，也有民众参与较少、精英参与较多的关门模式、内参模式、上书模式。网络、基层、大众、新的商业精英，到底是谁在支持民族主义，到底是谁更能影响政府，显然不是谢淑丽讲的这么简单。威权主义这个狗皮膏药是否还能到处乱贴都成了问题。用执政党的话来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总之，谢淑丽对民族主义的动员对象缺乏认真深入的分析，对中国政治体制中利益表达与集中方式的解读也还欠火候。她简单地罗列了一连串外交事件，用政治高层转移视线的政治选择来解释狭隘民族主义的动员模式，却没有认真地考察中国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确切联系。

说到底，谢淑丽是把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看得过于重要了，她基于这个要点的解释有些过头了。对于一个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国家来说，最高领导层对权力表面上的垄断，让谢淑丽的解释视角显得格外具有吸引力，因为似乎“他们几个人就可以说了算”，政策自然是基于他们建立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也就是得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新的替代的意识形态，以取代失效的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但是，政治家看似权力集中、无比自由，但其决策却往往受到来自社会压力的约束，这种约束强度可能几乎与民主国家无异。谢淑丽完全忽略了中国本身经济利益的结构性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要求她在对外政策上与美国开展竞争，争夺国际生存空间。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关键还是看其国内经济利益在国际层面上的诉求是什么。中国社会内部新经济阶层的利益结构是什么？他们与政府的制度性联系是怎样的？工人、农民等底层群体的经济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群体经济诉求与国际问题的关联在哪里？

另外，在以上讨论的国内因素之外，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国际因素也同样重要。中国是否和平崛起不单单取决于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的互动，还取决于中国与霸权国及其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互动。中国既可能主动选择放弃和平崛起，也可能被迫放弃。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还得看美国的态度，以及两国之间的互动。根据国际关系学者张睿壮的分析，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可能性与双边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崛起中的大国对待现存霸权及其世界秩序的态度，而这又取决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如何维护其霸权的正当性以及如何处理与崛起国家之间的关系。

说得更直白一点，谢淑丽只打开了中国国家这个黑箱，拎了点零碎就出来说事。美国那边的国内因素就没干系了吗？美国同样面临“内忧外患”，美国的政治决策层也轻松不到哪儿去。要想描绘出整个画面，我们还得考虑来自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考虑美国作为霸权国所采取的国际战略。总之，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不同的行为者在这些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互动将决定最终的政策结果。

回头看看谢淑丽弯腰与周总理握手的合影照片，再想想她日后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任职经历，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穿她穿的鞋，走她走过的路。只要能体会到她在政治高层多年的浸染经历，就能理解她为何如此在乎这个基于政治高层政治生存焦虑的解释视角。

盲人摸象，谢淑丽一直摸到的都是象头！但咱们也别忘了还有象腿象尾巴象屁股，屁股可能也决定了脑袋。■

论持久战与中国和平崛起道路 篇4

一、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持久性

时代的特征与战争的实际, 是认识抗日战争规律和制定正确方针路线的依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 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毛泽东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客观实际, 指出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较中国强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两国的对比毛泽东得出战争不可避免与持久性的结论, 有力地回应了国内的“速胜论”和“亡国论”。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 准确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同样, 现如今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也是一场“持久战”。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我国正不断实现和平崛起。然而, 在这一系列成绩与繁荣的表象下, 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复杂性与严峻性, 给我国和平崛起带来了众多挑战与困难。

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时刻警惕中国的强大。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遏制与防范的主要对象。而在“9.11”之前, 美国就已经把中国看成潜在的竞争对象, 并且一直拉拢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抵制。近年来, 美国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中国的防范, 例如反恐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北亚问题等, 处处刁难中国。我国空军上校戴旭更是形象地讲到:“中国已被C字形包围”。可见, 我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并不平坦。

其次是国际上其他国家对我国和平崛起的矛盾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后, 国际社会的态度是怀疑我国能否强大起来。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际社会对我国态度的双重性越来越明显。国际社会既有支持我国和平崛起的国家, 但同时认为我国和平崛起将带来冲击的国家也不在少数。“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历史上一般大国崛起的规律, 一个大国经济上的强大几乎必然导致军事扩张和政治霸权。”尽管中国已很明确地提出:中国要走的和平崛起之路, 然而国际社会在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及其未来走向依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心态。因此纷纷抛出了“中国威胁论”, 极力阻止中国的崛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国际社会并不会消除对我国和平崛起的疑虑, 反而会采取更多措施“妖魔化”中国。这些都使我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更加困难与持久。

再次是我国国内体制和社会机制的制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综合国力快速发展, 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然而, 我国的快速发展也随之带来诸多问题与挑战, 特别是国内体制与社会体制的缺陷尤为严重。例如, 在体制方面, 我国政府机构、司法体制等方面的有效性不强;社会方面, 我国存在着经济差距、地区失衡、通货膨涨、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还有许多难以预见的问题与挑战将会层出不穷, 这些挑战都将会影响我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二、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性

中国和平崛起虽然面临着众多挑战与困难, 但是我国和平崛起也有着许多有利条件与机遇, 我国必将最终实现和平崛起。

首先, 日益开放的时代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性机遇。冷战结束后,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驱使下, 世界各国日益成为一个整体。一方面,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主题, 也是我国发展的主题。开放性的世界, 进一步树立我国爱好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消除他们对我国崛起的顾虑。另一方面, 开放性的世界, 使我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中, 有利于加快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国内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

其次, 强大的综合国力是我国和平崛起的有力基础。建国六十多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方面, 我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长足发展, 不仅成功突破东亚与亚太经济圈, 并在世界经济圈中占据重要一环。军事方面, 我国目前已发展成为包括陆、海、空、战略部队和其他力量在内的诸军兵种合成部队, 作战能力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力方面, 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也是核心大国之一。强大的综合国力不仅是我国和平崛起的有力基础, 也是我国克服多种挑战与困难的有力保证。

再次, 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坚强保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经过艰苦奋战, 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逐渐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色主义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 站在世界的视角上审时度势, 高屋建瓴, 准确把握时代特征, 提出科学发展观, 努力建立和谐社会的观点。经过实践的检验及经验的积累, 我党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 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政党, 一个能肩负我国和平崛起使命的政党。

三、正确选择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项重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条道路上, 我国既面临着众多严峻的挑战, 也存在着诸多有利的条件与机遇。因此, 我国正确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至关重要。

第一, 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精辟地论述了兵民是胜利的道理, 并指出了动员全国人民群众, 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 以及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不仅是战争的胜利之源,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厚基础, 也是我国和平崛起的最伟大力量。因此, 我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团结、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力量, 为我国的和平崛起贡献力量。

第二,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时殷弘认为:未来中国可以选择的三大战略有自助、不出头和搭车。自助主要指“独立自主”;不出头是指“韬光养晦”;搭车主要是指“与大国及国际机制合作”。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 中国面临着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相互交织的影响。“选择怎样的国家战略, 将影响中国能否摆脱近代持续160多年‘大而弱’的‘怪圈’”。纵观现在与未来中国的国际安全战略环境, 加强国际合作不仅是国际潮流发展所需, 更是中国发展的现实性要求。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我们各成员利益相互交织、命运彼此依存。应对挑战需要集体行动, 合作共赢是我们的共同选择”。因此, 国家利益的关联性与共同性, 促使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客观现实与迫切需要。“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 而中国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 是互利和共赢。”

第三,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 深刻阐述了主观能力性的重要性与关键性。毛泽东认为:“战争的胜负, 固然决定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 然而不仅决定于这些, 仅有这些, 还只有有了胜负的可能性, 它本身没有分胜负, 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 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在我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中, 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与挑战, 客观上决定了和平崛起的艰难, 但是也存在着许多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力性, 进行科学决策, 统筹规划, 就能克服困难, 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综上所述, 我国和平崛起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是道路是长期的、曲折的。要真正实现我国的和平崛起, 顺利走过这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 必须学习与借鉴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精髓, 统筹部署, 科学决策, 高度发挥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与主动性。

摘要：《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著作之一, 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哲学思想的高度统一, 其正确指引了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篇著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动态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实力消长, 科学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与必胜性。《论持久战》的思想精髓对于当前中国和平崛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论持久战,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2]戴旭:《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 文汇出版社, 2010年。

[3]石晓虎、司银涛:《延长战略机遇中国和平崛起面临六大安全挑战》, http://mil.news.sina.com.cn/200406-02/1410201613.html

[4]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战略与管理》, 1995年第5期。

中国和平崛起 篇5

解放军报

特别是军人，既要在关键时刻敢于亮剑 激扬勇士雄风──论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

今年春天，习主席在视察陆军第14集团军时，提到这支部队19岁烈士王建川在战场上写给母亲的诗，称赞他“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

军人血性，是习主席反复强调的军人品质。中国军人的血性，是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中体现。回顾中国历史，正是尚武精神捍卫了民族尊严，雕刻了中华文化的风骨，让历代优秀军人展现出顶天立地的勇士雄风。但也应该看到，一旦承平日久，尚武精神就有被消磨的危险。由此给国家民族和军队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总是让后人悲切不已。

今天，我们追寻尚武精神的历史足迹，倡导激扬中国军人的勇士雄风，就是希望激活尚武精神的血脉基因，让“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这样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在新一代革命军人身上。

勇士是民族的脊梁，是民族的刀锋，是民族命运的前驱者。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跌宕起伏的历史，我们的勇士、优秀军人，有时轰轰烈烈，带动整个民族生机勃勃、所向披靡、强健向上；有时在寂寞里奔驰，倾洒淋漓鲜血，为祖国和民族担干系、负责任，以“家国有我而不亡”的气概，扫除一切萎靡不振和精神衰败，燃起整个民族顽强奋起、自强崛起的伟力和雄风。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就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不受限于地域，不受限于阶层，不受限于职业，不受限于性别„„它是一种全时空展现的民族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孕育了我们民族自己的勇士，造就了我们民族披坚执锐、职守使命的军人。

1、一个国家或民族不一定因为太富裕才受到尊重，但一定因为勇武强健，蔑视一切侵略者，有一大批勇士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死战，才获得真正自尊和世人的普遍敬仰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战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代，整个华夏大地都充满着雄奇壮烈、阳刚向上的社会氛围，充满着争于战功、贵以赴死的勇武和牺牲精神。《战国策·秦策一》《韩非子·初见秦》等史籍讲到，当时秦国的社会风气就是“贵奋死”，人们面对锋利的刺刀、熊熊的烈火毫不畏惧。年轻人初历世事，一听说敌人来了，便“闻战顿足徒裼”，赤膊冲锋陷阵，绝无生还想法。这是怎样的勇武！慷慨豪迈的秦人，饮酒时都高唱《无衣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是秦人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摄人心魄的战斗精神！那时，不独秦国，多数诸侯国都洋溢着尚武精神，展示了我们的先人征战沙场的雄心与气魄。在整部《左传》中，找不到一个临阵脱逃的人。国家危难时，义无反顾“趋难而誓必死”，与国家共命运。那是一个持续550余年、影响波及几千年的尚武与战斗精神光芒四射的“酒神时代”。

这种精神，首先展现于中华民族每一次生机勃勃的上升时期，表现为武士、军人的轰轰烈烈与无上荣耀。回望当年开疆扩土、缔造新世界的秦帝国，与罗马帝国并立于世的汉帝国，雄居东方、万邦来朝的唐帝国，那“虎视何雄哉”的气派，那“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血性呐喊，无不在绵绵无尽的历史流变中，令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血脉偾张。

更可贵的，这种精神还展现于中华民族每一次面临外侮、大灾大难的历史关头。纵使神州奔突敌寇铁蹄，纵使满目横流屠戮之血，我们民族依然有子孙从血泊中站起，不畏前路坎坷、苦难无尽、九死一生，顽强地燃起祖先遗存的火种，甘为“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奋勇前驱于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改变民族命运的抗争道路上。

重庆合川区钓鱼山上有一座小城，面积不过2.5平方公里，叫钓鱼城。城虽小，却因极大影响了蒙元扩张史，被后人称为改写世界历史的“奇迹之城”。

南宋晚期，蒙古大军分三路攻宋，同时横扫欧亚大陆。罗马教皇惊呼，这是“上帝罚罪之鞭”！然而，1259年初，大军竟在钓鱼城遭遇顽强抵抗。攻城半年不克，未越这个弹丸之地半步，不仅如此，蒙古大汗蒙哥(成吉思汗之孙)在战斗中重伤身亡！导致历史在这里突然转折，势如破竹、横扫欧亚各国的蒙古铁骑全面撤回蒙古草原！欧洲人后来称钓鱼城为“上帝折鞭处”。仅就中国历史看，从忽必烈撤军江南到1279年再次攻宋，为南宋延续了20年寿命。

20年后，当忽必烈打下整个中国，钓鱼城成为蒙元天下的“孤岛”时，该城军民已浴血奋战36年(从1243年修城防御算起)，战斗200余次。当守将向新朝开出了不杀城中一人、“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的归附条件时，逢城必屠的蒙元大军竟然违背前大汗“若克此城，当尽屠之”的遗言，破天荒同意并信守了承诺。在南宋皇帝崖山蹈海之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史称“独钓中原”„„

一个国家或民族不一定因为太富裕才受到尊重，但一定因为勇武强健，蔑视一切侵略者，有一大批勇士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死战，才获得真正自尊和世人的普遍敬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忘身命”„„面对国家危亡别无选择，以生命展现大勇、赴大义；面对强敌死战不退，马革裹尸，“杀己以存天下”。这些，都是由中华民族最坚定、最激动人心的精神因子——理想信念、意志品质、情感心理和行为能力融炼升华出的精神力量，它是民族刚劲、军人刚勇永不褪色的精神血统。

——君不见徐悲鸿画笔下的《田横五百士》？他们为坚守武士杀身成仁的高节，拒不接受投降的屈辱，追随田横集体慷慨赴死。

——君不见甲午海战以后北洋舰队有一半舰长自杀殉国？他们以“义不独生、与致远舰共存亡”的决绝，诠释了军人无能保国毋宁死的抉择。

——君不见“八一三”淞沪抗战孤守绝地的“八百壮士”，还有中条山“六六战役”弹尽粮绝跳入黄河的西北军“八百冷娃”？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抗日军人慷慨赴死，用鲜血和生命践履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的铮铮誓言。

——君不见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的人民军队洋溢出无与伦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将士无不把为国捐躯、为民族和人民利益牺牲，豪迈地看作“我光荣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到处充溢以光荣借代牺牲的自豪与荣耀，让昔日被人蔑称的“东亚病夫”大放生命光彩，滚雷场、堵枪眼、炸碉堡„„用“钢少气多”的战斗牺牲，将劣势装备下的战斗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我们民族的祖先崇尚“贵奋死”，到人民军队官兵把战斗牺牲看成是“我光荣了”，促成这一切的是什么？难道不是那种全民族全时空的伟大尚武精神吗？

“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中华民族的伟大尚武精神，不是好勇斗狠，不是恃强凌弱，不是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阴毒的军国主义，而是一种深刻而宽广的勇士情怀，是中国人、中国军人义无反顾、为祖国和民族而战的正义担当。就此而言，且不说300希腊勇士怎样彰显了千军万马的气势，单说我们的抗战军民，即便是出没在青纱帐里，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习主席深刻指出，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

2、人民与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是国民尚武、将士用命、民族重振勇士雄风的最深厚精神源泉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大量记载秦律的竹简。通过秦律，后人看到这样一个历史真实：一个国家，国民的尚武精神、军人的战斗精神，从来不是无源之水。

在战国时代，秦国能以区区500万人横扫拥有6000万之众的诸侯列国，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一方面以法家兼容百家思想，倡行一种顺应时代潮流、以自强不息为指向的“事功—尚武”精神。另一方面，通过商鞅变法废除世袭贵族特权，普遍推行奖励耕战的军功爵制：“以劳(功)论及赐”“赏爵”“益田”“益宅”；战死者赏“论其后”，把爵位赏给死者后人；临阵逃亡者罚“以为隶臣”„„秦简生动再现了前线立功士卒关切家乡依法授爵行田宅的迫切心情，使后人触摸到秦人遇有战事“父遗其子，兄遗其弟„„皆曰：‘不得，无返’，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的历史脉动，感受到秦国强国、创霸、帝天下的战略目标与人民大众向上层流动的梦想相结合，铸就了秦国凌厉兵锋所向披靡的历史奥秘。

历史表明，那种朝气蓬勃、富于进取的富国强兵精神，那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尚武、战斗精神，不仅来源于文化的感召，更建基于清明的政治、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人民从内在心灵到外在行动，与整个国家、民族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

反之，当人民的权益与朝廷统治发生断裂或冲突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萎靡不振，陷入精神衰败。偌大的中国就会出现一种政治性、体制性涣散，凝聚力消散，变成一盘散沙。这时，不管统治者怎样提倡，也无法遏止国民尚武精神、国防意识的衰落，那种徒具其表的报国宣誓，也只能落在少数仁人君子身上。后者在历史上，既是民族的勇士和英雄，又背负着维护王朝旧制的沉重包袱，始终无法逃脱孤独而矛盾的悲剧性历史命运。以至于，志士仁人“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忠魂颂，总是以商鞅变法横遭车裂、岳飞精忠报国而死于国、文天祥高歌正气却忧愤过零丁洋、袁崇焕热血卫国反遭食肉寝皮、林则徐禁烟御侮终被贬黜的奇异方式终场。它拖着长长的血泊延续于整个传统中国„„

当年，钓鱼城“独钓中原”，作为历史上那个柔弱王朝的最后雄起，既留下了一座城堡的骄傲，也宣示了帝制时代一个政权和民族的悲哀。当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身陷大都监狱的文天祥，借杜甫诗悼曰：“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这是多么彻骨的孤独、遗憾、悲凉与无奈啊！

特别是，帝制中国制造“一人为刚万夫柔”的社会局面，把崇文抑武推向顶峰，使先秦“好兵”传统销蚀殆尽，更成为近代中外军事传统分流，导致中国日益积弱、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国横遭日本欺凌。当大清学者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自嘲时，却惊异地发现，来自日本的读书人居然多身佩刀剑，信奉“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中国读书人震惊之余，也许不曾意识到，这恰恰是几千年前弥漫于华夏大地、体现在孔子、屈原等“士”人身上的文人武士精神！

正是有鉴于此，当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1904年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呼唤国人重振尚武、武士精神，奋起拯救中华。

伟大的民族，是那陷于历史最低潮、甚至面临灭亡，却总能在风雨飘摇、血泊矢雨中，依靠自身力量重新站起来的民族。

1927年，朱德在南昌起义那天，就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里诞生的，必将是一支改变民族命运的新型军队。因而，他在自用毛瑟手枪上庄重地刻上“南昌暴动纪念”的文字。

朱德何以如此自信？他的自信来源于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个宗旨，蕴含着全新的民族理想、意志信念和精神道德：发动土地革命，把人民对自身利益、美好家园的眷顾，与祖国和民族大义有机结合，使人民的“家”与民族的“国”真正结成一体，复活传统中富于解放精神的优秀文化因子，以此改铸国魂与军魂，重铸民族凝聚力的内在精神基础，并使之升华为义无反顾投身于国家独立解放的伟大战斗和牺牲精神。

正因如此，这支人民的队伍，历经风雨，走过逆境，挺过失败，不止一次从血海中浴火重生，锻造成为中华民族救亡、独立、自强而奋斗前驱、所向披靡的真正勇士，一直走到共和国的今天。

正因如此，刚刚迈入新中国的人民，充溢着翻身解放做主人的豪迈，以保卫自己“胜利果实”的历史主动性和“保家卫国”的爱国热忱，支撑人民子弟兵跨过鸭绿江，向二战以后几乎世界无敌的头号军事强国亮剑。

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历经战乱获得自由民主等“解放权益”的中国人民，忧患意识、国防观念非常强烈，尚武拥军氛围十分浓厚。那时，全民族都支持国防建设，积极助力军队建设；全民族都尊重军人，热心为军队解决实际问题；所有适龄青年都踊跃参军，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最有才华的人都志愿入伍，军人的社会地位最高，最令人羡慕、最受人敬仰、最值得信赖„„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精神品质。问题是，中国何以倡导人民继承弘扬这些精神品质？答案不仅在于这些精神品质本身，更在于人民与国家、与执政者的关系如何。从战国“军功爵制”到人民军队“保家卫国”，历史昭示后人：人民与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是国民尚武、将士用命、民族重振勇士雄风的最深厚精神源泉。这决不是“权益交换”，而是现代爱国主义、民族尚武精神植入全民族催生出的“自愿献身祖国”的伟大精神力量！

习主席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3、军人是义无反顾、别无选择、用生命注解使命的职业。雄风既起，自强未竟，至今我们仍然在路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伟大节日，标志着百年民族耻辱、外来欺凌、一盘散沙将成为过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站起来”，对近代以后长期遭受外来欺凌的中华民族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轻松的话题。它既包含着我们民族在信念、意志、进取精神和行动能力上，穿越古老帝制时代、打败一切外来侵略者站起来的过程，也包含着我们民族从“心站起来”到“兵强起来”、从重振尚武精神到激扬民族勇士雄风的伟大历史

进程。

雄风既起，自强未竟，至今我们仍然在路上„„

——激扬勇士雄风，既要在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又要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民族理性。1884年，袁世凯率大清驻朝鲜军队果断亮剑，粉碎了日本支持下的朝鲜“甲申政变”。两年后，到访长崎的北洋水师，与当地警民发生流血冲突。对于“长崎事件”，中方表现出罕见的强硬，最后迫使日本退让。

这两件事震惊了日本朝野。然而，负责与中国谈判的伊藤博文却安慰日本人，不必担心中国的强势，中国“水陆军俱似整顿”“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果然，胜利助长了清廷对日本的虚骄之气，认为北洋海军保持现有规模即可高枕无忧。于是，不仅缩减海军军费，停购新舰新炮，还挪用海军现有经费大造皇家园林，不幸被伊藤言中“又睡觉矣”。而日本却根本不“睡觉”，从天皇到黎民，上下一心奋起直追，大建海军，目标就是打败中国北洋水师。

1894年，北洋海军惨败于中日甲午战争，以最冷酷的现实，暴露出清廷因循苟安、稍有进步即自满忘战的腐朽之态。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中，无一例外会受到外敌的忌惮与遏制。因而，即使改革建设小有进步，也要时时刻刻充满忧患地关注自身成长的脆弱性，检视和克服自身发展中的各种弊端；即使对外扬威小有斩获，也要时时处处坚持清醒洞察外部环境变动，以深沉的民族理性做好应对潜在不测事件与挑战的准备。

今天，域外强国甚至一些周边小国，纷纷从陆地、海洋等方向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严峻的现实警示我们，中国和平崛起再也绕不过军事上面临的挑战。战争往往不期而至。

我们热望和平，企盼世界和谐，但这并不由我们决定。我国30多年没有打过大仗，更没有经历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考验。这是民族之福，却潜藏着军事之忧，和平可能变成“醉太平”，埋下自满、苟安、忘战、被击败的危险。

习主席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他明确倡导国人增强忧患意识，殷殷期望军队肩负起捍卫和平发展的使命，能打仗、打胜仗，以武止戈。

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凸显了维护和平发展大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紧迫性。这要求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军人，既要在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展现战略意志，又要始终保持清醒和理性，忧患不息，革新不息，自强不息，奋斗不息。

——激扬勇士雄风，既要弥平武器装备时代差，又要立足现有武器装备彰显军人英雄本色。1881年，大清国修建的一条铁路上，出现了用马拉的火车。如此奇事震惊世界„„晚清军事变革失败，一个重要方面是败在人，一群“传统人”在军事领域演出了“马拉火车”的怪事，制造出北洋舰队这样一个由小农经济与工业兵器结合的近代军事畸形儿。

近几十年，我军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威胁依然会从四面八方涌来。昔人已逝，教训犹存。在军事改革发展上，最可怕的就是一边总结前人的教训，一边重蹈前人的覆辙。

近几十年，我军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威胁依然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追求“全谱优势”态势下，军队既要在武器装备上补级差、补代差，更要在整体上、在人与物的结合上形成敌人无法压制的战斗力。对于官兵来说，既要关注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更要立足现有技术条件，在能力素质、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等方面彰显英雄本色。

习主席深刻指出，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他特别称赞“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强调必须把培育战斗精神、培养战斗作风突出出来，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武器是“钢”，精神是“气”。钢和气有机结合，是人民军队最显著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历史上，我军长期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就是靠着那么一股世所罕见的英雄气，变劣势为优势，压倒了无数强大敌人，而没有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当代中国军人，既要成为驾驭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勇士，更要继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红色战斗基因，成为不畏任何强敌、勇于战胜强敌的勇士。

精神永远是勇士的钢铁，勇士永远是钢铁意志的骑士！

——激扬勇士雄风，既要强化推崇英雄的社会风尚，又要夯实人民心系国防、厚待军人的社会根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有这样一个普通故事：一次，乡里干部帮学校向家长收书费，进到一个学生家，刚要开口，看到屋墙上挂着一张“革命烈士证”，原来这家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干部们看罢，出于对烈士的敬意，未提原本的来意就告辞了。年长的爷爷、奶奶都知道：当年，有一名军人子女是多么光荣、令人羡慕啊！

弘扬尚武精神、战斗精神、勇士精神，离不开融化于生活中的推崇英雄、敬仰烈士的社会风尚；离不开深入到每个人心灵中的关心国防、崇军尚武的社会氛围。

莫斯科红场烈士墓上，镌刻着这样的铭文：“没有人会忘记，没有人会被忘记”。在俄罗斯，为数最多的古迹是战争英雄纪念碑。年轻人婚礼仪式之一，就是向无名烈士墓敬献鲜花„„

一个永记烈士的民族，一定是一个英雄、勇士辈出的民族。一个英雄、勇士辈出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厚待军人的民族。

人民对军人的厚待，不仅来源于某种英雄情结和深植内心的祖国和民族情结，更来源于对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正义发自内心的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大力整风肃纪、全面深化改革，要求通过完善政策制度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由此确立起广大军民对国家和民族牢不可破的归属感、忠诚与义务。

归属感，是一切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牺牲精神的源泉。人民有强烈的归属感，才能夯实全社会、全民族心系国防、支持军队、厚待军人的坚实群众基础。军人有强烈的归属感，就会从心底里生发出一种最真切的使命认同：受命之时忘其“家”，因为心中装的是国；临阵之时忘其“亲”，因为心中装的是同胞、整个民族！忘战必忧，舍我其谁！

中国和平崛起 篇6

关键词：建构主义；和平崛起；身份建构

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出发，笔者认为对于“和平崛起”这一命题，中国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建构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身份，并制定相应的战略。

一、传统保守、追求安定的防御性国家——内生身份的建构

（一）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历史悠久的农业传统，庞大的人口，有限的资源，以及独特的地理环境……众多因素决定了追求国内安定是历代王朝的重要关注点。直至近代，中国领导人的关注重心依旧在国内，几乎没有成为一个国际性大国的强烈意图，“甚至在中国历史的全盛时期，即朝贡体系以整个亚洲国家为体系的主要特征时，中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保持国内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1]因此，固有的自然因素决定了中国成为一个防御性的国家，除非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了重大危险和现实损害，中国绝不会主动侵略他国。

（二）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温和的儒家文化的熏染之下，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都指向“以和为贵”的价值信条，从根本上缺乏那种侵略和扩张的文化。温良恭俭的儒家文化已植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的思想中，所以从根本上缺少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的民族意识。同时，从几千年来“厚往薄来”、“宜德于外”的外交传统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和为贵”的思想。

（三）近代屈辱历史的记忆

近代中国从世界大国的神坛中跌落下来，中华民族的骄傲被外国侵略者踩在脚下上百年，这些屈辱的记忆长期影响着中国的自我以及他者对中国的身份认知。一方面，中国的伦理观念中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会将自己的屈辱历史强加在他国身上，所以新中国几届领导人都一直强调“永不称霸”的原则。另一方面，不堪的历史使中国深刻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涵义，当下习总提出的“中国梦”正是这样一种情结的体现：中国既要实现个人的梦想，又要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梦想。

二、和而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类属身份建构

所谓类属身份是指对某种社会类别的从属，是指一个行为体自身的、具有社会内容或意义的相同特征。[2]

（一）第三世界

建国初期，中国将自己定义为美苏、日欧之外的第三世界。基于对当时世界局势的判断，中国成为了“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榜样，对广大亚非拉“兄弟国家”给予了大量无私援助，因此后来毛泽东在评价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这种身份认知是对“第三世界”这样一个共有观念的分配，广大社会主义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被视作中国亲密的战友和合作伙伴，同时将美英日等西方国家体系排除在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这些国家展开了持续的斗争。

（二）和平与发展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做出了“和平与发展”的论断，这与此前“三个世界”的划分相比更显理性和客观，以客观的时代主题来定位中国的类属身份，使中国不仅与第三世界国家保持一致的政治立场，同时又创造机会使中国与西方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往来。

（三）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90年代初，中国政府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全方位的对外战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尽管时至今日，一些西方国家仍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持保留态度。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类属身份内涵的扩展同样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期间，通过与国际社会长期的互动合作，中国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从意识形态阶段过渡到理性客观阶段，再到视野更加开阔，主张要积极主动融入世界潮流的阶段，“和而不同”恰到好处地概括了这样一种理念：中国与外部世界不是相互冲突的，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与世界他国是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关系，能够达到一种“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的境界[3]。

三、积极主动参与者的体系合作者——角色身份的建构

自我身份、类属身份之后还有一个角色身份的建构问题。角色身份是指相对于自我而言的，是自我于他者的身份认知。正如温特认为，“所谓国际体系必须在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观念的分配或者共有而获得意义”[4]。

纵观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经历了一个从被动认同到主动参与的过程。正如前文中所述，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到90年代，再时至今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敌对、试探到主动合作的三个不同阶段。中国的自我身份定位从国家体系外的挑战者转变成了认同并主动融入的合作者，从而完成了从负向认同到正向认同的身份认同转换。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实践成果证明，中国正在以越来越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地区及国际事务中去，中国已经成为地区及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合作者。在东盟10+1、东盟10+3框架中有效地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领域，中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努力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影响了全球经济的结构和模式。事实证明，中国的角色身份发生了变化。

四、负责任的亚洲大国——集体身份的建构

温特在其建构主义中给出了“作为群体或群我的一部分”即是集体身份。集体身份的建构需要相互依存的国家具有相同的情感属性，并且通过一系列的条约或合作机制达成相互约束，最终形成一定区域内的集体身份认同。此时具有集体身份的个体会把集体中其他行为体的需求置于同自己的需求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将其视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一旦集体身份的利益受到了威胁，每一个行为体都愿意为维护集体的利益而付出代价。然而这种集体身份形成的前提就是各行为体之间对共同利益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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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中国一直游离于亚洲地区之外从事外交实践。直至90年代，中国的亚洲意识才开始觉醒，开始在对外事务中强调自己亚太国家的身份，并积极主动地参与进亚洲地区的事务中来。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将有利于推动亚洲集体身份建构朝着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前进，一方面深处亚洲大陆的中国是个以和为贵、防御为主的国家，中国和平崛起的自我身份认同便是以和平发展为核心；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整个亚洲区域的繁荣。中国是“10+1”、“10+3”以及APEC等地区合作机制的领导力量，持续稳定的中国经济是促进整个亚洲崛起的重要保证。

此外，中国亚洲身份的建构还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来完成。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举动无疑为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多边合作以及“睦邻友好”周边外交政策的执行……这些举动获得了亚洲国家的信任，也增强了中国对亚洲的责任感和东亚意识。在这样一种良性互动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集体身份深入人心。

总之，我们乐见一个和平崛起的强大中国，但是国际关系的复杂多变远非本文可以预见。建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分析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和战略选择，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双方面共同努力。

在国内，一方面，我们应继续深化市场经济领域的改革。直至今日，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旧持保留态度。要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类属身份必须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去，特别是要努力成为亚洲经济的重要支撑和推动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应以巨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进政治改革的步伐。从国内角度来看，稳定与发展成为最能触动中央领导人神经的词汇，凡与此有关的事件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官方的回应和处理，要真正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要必须以实现国内政治的民主、清廉、稳定为前提。

从国际看，首先，我国立足改善周边环境，建构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国必须立足于亚洲集体身份的基础上，切实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理好与邻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的集体认同。其次，立足国内经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对外输出文化，扩大软实力影响力。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共有意识”的重要意义，国际关系体系是由观念建构的结果。中国应当立足悠久历史文化，创造出更多既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优质文化产品，在国际舞台上掀起“华流”。

总而言之，中国提出和正在实践中的“和平崛起”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建构主义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未来中国的崛起是立足于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社会一道促进合作、维护和平的过程。中国必将秉持“走自己的路，我们一起来说”的心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进一步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利斯特《外交威慑：美国对华战略》，新华出版社，1998年。

[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3至284页。

[3]夏建平：《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和平内涵——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建构主义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一版

[4]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田超男（1990-01），女，山西晋城人，湖南湘潭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中国和平崛起 篇7

这奇迹是怎样创造的呢?记者慕名前往,期望探究出其中的奥秘。

一、“和合”理念引领,让正能量无处不在

和平中学地处城郊接合部,师生来自全县城郊农村各地。 这些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齐聚学校,必然产生思想的冲撞、融合,如何让工作在这里的人们真正做到和衷共济同心协力从而出色地完成教书育人的使命呢?

以都振华校长为主的学校领导经过多次头脑风暴和思想碰撞,最后决定,结合学校实际,将不同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的资源进行整合,以“和合”教育理念统领学校各方面工作,提高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让学校焕发勃勃生机。

都校长说:“‘和合’教育理念是以‘和’为价值导向,以 ‘合’为途径和手段,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原理, 把教育活动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遵循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通过营造一种自然、和谐、全面、稳定、平衡、有序的教育环境,注重学生发展,激发生命活力,促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能得到优质均衡的和谐发展机会。它既是一种教育理念,又是一种教育策略,它是一种系统观、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 均衡观下的教育,是一种充分体现和不断运用人文智慧的教育。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们践行的“和合”教育的核心就是爱。让校园充满爱,让师生享受爱,这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追求。”

两年来,无论是学校管理还是课堂教学,无论是教师发展还是学生成长,每一个领域,乃至每一个细节,都紧紧围绕“和合”二字进行,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把学校建成一个“和合” 文化场,从“和合”校园到“和合”教室,每栋建筑都浸润着“和合”思想,每面墙壁都讲述着“和合”文化。在这里,隐形的“和合”文化被物质化、具体化,成为师生生活中的真实场景。

构建“和合”学校管理体制。和平中学的学校管理体制主要从三方面构建:一是管理机制“扁平化”,工作讲求“短平快”,重点抓好“三处室一级部”,每位领导分管一个年级,并任教该年级的一门课程,缩短指挥链。二是管理制度“精细化”, 汇聚职工“责权利”。学校制定了一系列精细化管理规章制度, 切实做到责任到人,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激发了教职工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三是管理措施“人文化”,深入开展走进课堂,转变作风,提高效能的活动。要求学校所有干部做好链式系统工程,准确把握学校发展方向。学校特别关注家长需求, 倾听师生心声,凝聚各方面力量,形成和谐共振,提高学校管理效能,实现“由和致合,由合致胜”的管理目标。

建设“和合”教师团队。学校制订了《学校和合团队建设纲要》等评价文件制度,将“和合”教师文化提升到重要议程,并通过开展“和合教育沙龙”“和合教育论坛”等活动,不断深化 “和合”文化精神,引领教师专业发展,促进团队能力提高。学校还通过让普通教师参与学校管理,让教职工工作顺心,与学校发展同心。

组建“和合”学生群体。“和合”教育的理想学生是内心充满爱。“和爱”是“和合”文化的核心,更是学校倡导的育人观。 为了实现这一价值取向,学校研究制定了《“和合校园”日常行为规范》,系统地规范学生言行;开展校会、班会、国旗下讲话等“和合”德育活动;开通“家校通”,形成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互合作的“和合”德育格局;开发节日文化活动等隐性课程; 聚集各科课程赋予艺术化的“和合”大舞台,让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不断得到激发。

二、人文管理团队,让教师适得其所活力四射

今年已经52岁的周彩霞是一名老教师,去年刚从其他学校调入和平中学。一般来说,每个学校都希望调入的教师年轻力壮,精力充沛,不太愿意接受年龄太大的教师。但是,周彩霞自从踏进和平中学的校门,让她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尊重、关爱和感动,重新燃起了刚参加工作时的那份工作热情。

谈起自己内心的感受,周老师不免有几分激动:“来到这里,首先听教师和我谈论的事情让我感动:我们的校长在全体大会上郑重宣布,凡是与荣誉有关的所有评选,他一概不要, 全部让给老师。就这一点,足以说明我们的校长有怎样的胸襟和气魄,有怎样的追求和境界。跟着这样的领导工作,大家能不舒心?能不尽心竭力?教学效果会不好?校长尊重每一位教师,在会议上他称老教师是昔日的‘功臣’,今天的‘元老’,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对于缺乏经验的年轻教师,校长跟他们座谈,了解他们思想状况, 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成长目标。每周都举行一次教研活动,听课、评课,为他们的成长搭建平台。让我们老师从内心深处感到,这里才是我们教师心灵的家园。”

在和平中学,很多老师都有和周彩霞同样的感受。校园里已经形成了浓厚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大家心里想的是如何不断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为保障老师的身心健康,学校建立了保障教职工身心健康的机制。学校每年组织一次体检,对有病的职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建立了文体活动制度。每月举行一次丰富多彩的教师文体活动比赛,如,投篮比赛、踢毽子比赛、歌咏比赛、跳绳比赛等,引领老师们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加锻炼, 保证身体健康。建立了走访制度。教师家庭遇到重大事故,家庭生活困难等,校长都会带领校领导班子进行走访慰问。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去年寒假,周彩霞老师因病住院,校长亲自带领校领导班子进行探望,并安排学校的女教师轮流陪护,这份关爱不仅让周彩霞本人感动,也深深地感动了她的爱人和儿子,周彩霞老师的丈夫和儿子都是警察,工作实在太忙,老师们的陪护帮了大忙。

和平中学刚刚建校两年,师资相对不足。领导考虑到周彩霞年龄比较大,身体又不好,就只给她安排了一个班的化学课。但开学一周后,另一个班始终没有聘到化学老师。校长特别着急,又不忍心让周老师太受累。周彩霞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她想,校长处处为老师着想,我们也应该为校长排忧。于是,周彩霞找到校长,主动把另一个班也接了过来。

在和平中学一线教师中,周彩霞是年龄最大的,也是身体最差的,而工作量一点不比别人少。她心里很清楚,初三面临中考,是学生学习的关键时刻,因此只有付出比年轻教师更多的努力才能保证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学校住校生较多,要上早晚自习。老师们需要轮流宿舍陪护和自习辅导。学校考虑到周老师的身体状况,照顾她晚上可以不值班。然而,她拒绝了, 并且总是早来晚走,即使有病也从没耽误过一节课。每次下晚自习骑车回到离学校10多里的家,都接近10点,有时感觉真的很累,但当第二天再站到讲台上,面对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她马上就会感到有浑身的力气,只要学生们听懂了、学会了,她就感到无比开心。

周彩霞用爱与学生交流,用真诚与学生相处。她经常对学生们说:“咱们在课堂上是师生,下课后是朋友,如果你们遇到什么疑难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下课后,她的身边常常围满了学生。针对学生的各种问题,她总是热情而又耐心地解答。 就这样,她对学生始终爱中有严,严中有爱,不偏爱一位好学生,不放弃一位学困生,关心每一位同学的健康成长,把慈母般的爱融入了每个学生的心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她的付出也获得了学生的爱戴和社会的好评,2015年的化学中考成绩名列全市第一。周老师说: “我在这里深深感受到了做一名教师的幸福。我要全心地投入到自己所深爱的教育事业当中,教好自己深爱的学生。不断努力,再创佳绩!”

和平中学注重为教师搭建发展的平台,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保证了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2015年春天,都振华校长通过全国幸福教育联盟牵线, 邀请语文名师淄博市临淄区遄台中学的田立群前来做课并指导青年教师。和田老师短短一天的接触交流,让和平中学的老师们眼界大开,收获多多。

孙云霞老师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

从灵魂深处树立教学新理念,重建课堂教学。田立群老师对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进行大胆重组,引导学生高效阅读的做法告诉我们,语文教学要解放思想,大局在胸,牢牢把握教育的本质与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逐步建立新的思维方式,抛开以往旧的教学模式,要花力气了解学生,研究学生, 洞悉他们的内心世界,把握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发展变化,以新的观念构建课堂。在重建课堂时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到每一个教学环节,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教学计划,处理教学内容,选择教学策略,用新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教学行为,衡量教学质量的优劣,课堂面貌才会呈现新景象,才会走出一条可行的教改新路。

从自身优势确定发展方向,形成教学风格。田老师的《天净沙·秋思》一课之所以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为这节课不仅让师生获得了知识上的满足,更折射出了田老师教学中的灵气、大气之风,让在座的听众折服于她的教学风格。 所以,我们在学习、借鉴他人经验的同时,首先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认真思考、消化、吸收适合自己特点的有益的“内核”,努力发现和总结自己在教学中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其次,教师不要把自己禁锢在学科壁垒之中,努力使自己拥有多元的知识结构,锤炼教学基本功;最后,还要明确自身优势,确定自身发展方向,不断完善自我,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有位学者说:“当我们发现自身优点,将它们明确地呈现出来,并且试图为其寻找理由和依据以后,教师的行为就会受到正强化,他们就会开始自我反思,并会在今后的教学中努力去创设类似的教学情境,展示相似的教学机智。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这位老师身上就可能形成了一种教学的优势。教学优势与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经验的结合会为这位教师慢慢建立起某一领域的教学特长。而这种特长的延伸、渗透和泛化就会逐渐形成他独特的教学风格。”

通过交流活动激发学习兴趣,夯实文化积淀。在田老师的报告中,我深深地觉得做田老师的学生是幸福的,在她设计的有趣的诸多活动中学习是快乐的。多年的语文教学工作,让我也深深地感受到语文知识的积累只有通过具体的活动得以实现,活动是厚实学生文化底蕴的必要途径之一,具体如,每日一句的积累,古诗名句、歇后语、成语典故,名言名句作为课堂检验的重头戏,学生在积累的过程中发现了汉字里蕴含的审美价值,找到了学习的乐趣,有利于教育教学的开展,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感情。不定时地举行朗诵会,增加了积累,锻炼了表达,陶冶了性情,培养了审美,增加了对文化更深的认识。开展阅读文学经典活动,指导学生阅读名著也是厚实学生文化底蕴的必要途径,在指导学生阅读时不仅仅是看重书中的情节,更应该看重书中所涉及的文学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与名师零距离接触交流,让和平中学很多老师明白了,不懈的努力,辛勤的耕耘,催开的是美丽的课改之花。当老师的教育教学真正激发了学生的探索欲望,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就会落到实处,教学改革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三、激发主动自觉,让学生体验成长的快乐

2015年暑假,有一个村的十一名家长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和平中学。一时之间,成为安丘市民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

许多人因为好奇,询问这些家长:为什么选择和平中学?

他们的回答很干脆,也很简单:“把孩子送到这里学习放心!”

再细问原因,居然是因为他们村里一名小苏同学神话般的改变。

小苏同学原来就读于某个乡镇中学,八年级下学期转入和平中学就读。

刚转来时,人们发现,他从来不迟到,但是,自制力较差, 上课不遵守纪律,注意力不集中,听讲不用心,自习课上经常自娱自乐。

小苏同学的表现,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通过观察,耐心交谈,老师找到了小苏同学异常表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制力比较差。小苏比较聪明,一直认为只要考试之前努力几天就会取得一个好成绩。所以平时学习并不努力,甚至连作业都完不成,自习课上更是经常交头接耳。二是习惯较差。老师们经常发现小苏的课桌比较杂乱,上课的时候经常好几科的课本摆在桌子上,老师布置任务的时候找练习本都要很长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在之前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三是意志力比较薄弱。大多数学生内心深处有求上进的愿望,也愿意付出努力,但一些学生往往不能持久,小苏同学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不会自主学习,主要是之前不努力也会有好成绩的怪思想造成的,所以个人学习比较懈怠。除此之外, 在家庭教育上,家长忙于生意经常顾不上照顾孩子,家庭作业完成和学习情况无人监督。

经过仔细分析,老师们对小苏采取了富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经常与小苏同学进行沟通,让他尽快适应新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同时让他找准在新学校的位置并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激发学习干劲。班主任与任课老师们经常和他个别交流,并通过其他学生了解小苏的变化,及时把握他的心理脉搏。安排一位责任心强的同学与其结对,互帮互学,合作共进。 与此同时,老师还经常跟家长沟通,让家长多抽出点时间督促孩子的学习,帮助他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本班良好的学习氛围感染下,小苏的不良习惯一点点改正,学习成绩也不断进步,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了级部第七名的好成绩。

小苏同学改变的消息,不胫而走,让家长们感受到和平中学的老师用真心呵护孩子,对孩子们认真负责,孩子在这样的学校求学,真的让他们一百个放心。

与和平中学的老师交流,记者发现,该校的班主任团队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潜心进行有效班级管理课题研究,已经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经验。

精心培养班干部,营造积极上进的班风学风。良好的班风学风是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前提和保证。加强班级班风学风建设首先要有一支过硬的班级干部队伍,选拔思想品质好、学习成绩好、有奉献精神的同学担任干部。在实际操作中,对于体育和生活委员等班干部主要靠毛遂自荐的形式,根据特长选出文艺委员、宣传委员,最后经过观察和选举选出了学习委员、班长等。班主任老师注意树立班干部的权威,放手让他们施展自己的才能。班干部不仅在工作中锻炼了自身,还以他们的优异表现带动了班级良好班风学风的形成。

注意培养合作意识和民主意识,依托小组管理,增强每个学生的责任感。为便于管理,每班成立若干个学习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名是组长的名字,组长全面负责本组的所有事务。作业的检查收缴、后进生的学习辅导、对本组学生的评价, 等等。对于优秀小组,给予组长和组员相应加分。组长根据学习和能力竞争上岗,只要表现突出,具备条件,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成为班级管理的主人。每个班有几十名学生,人人都想被关注、被重视,人人都想为班级服务,人人都有参与班级管理的愿望。给学生事干,让学生成为班级管理的主人,他就有一种归属感、成就感,就能培养他的责任心,就会形成班级事事有人做、班级人人有事做的局面。

中国和平崛起 篇8

山东教育报刊社总编辑、编审, 中国教育报记者。曾荣获《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2005年度十大推动读书人物。“教育在线”设有“陶继新老师网上文集”, 以及从不同层面评价陶老师的文章。不少网友称, 陶继新老师已经成为网上特别引人关注的一个“新闻+专家”型的人物。

陈彪校长简介:

陈彪:男, 1973年出生, 安徽合肥人, 本科学历。曾先后在合肥市明光路小学、合肥市和平小学、合肥少儿艺术学校工作过。曾任合肥少儿艺术学校校长, 现任合肥市和平小学东校校长。曾获得合肥市优秀教师、安徽省教坛新星、苏教版数学教材实验全国先进个人, 全国清华小学英语课题组优秀管理者称号。

被评为瑶海区十佳校长、区校长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区第三次党代会代表、安徽省教育实验专业委员会理事、合肥市小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合肥市课题鉴定专家组成员。

两校合并:貌合神合

【陈彪】学校的功能定位是培养学生, 而培养学生离不开教师团队, 如何塑造一支团结向上的教师队伍, 是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合肥市和平小学东校创建于2007年9月1日。由当时的和平路第二小学和和平路第四小学合并而成, 我来到学校以后, 由于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 如何让教师团队能够迅速融合在一起, 我感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陶继新】两所学校的教师虽然走到了一起, 但是, 如果做不好工作, 很可能会出现貌合神离的情况。而教师之间的不和谐, 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的成长。所以, 当务之急是解决两所学校教师的心合问题。您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不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太长的时间, 老师们已经走到貌合而神也合的境界里了。我想, 这不但需要校长的智慧, 也需要校长的人格魅力, 因为这些隐性的品质, 有着巨大的生命能量。

【陈彪】教育是社会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文化的传承。陶老师, 所以我当时思考必须从更高的角度, 也就是您说的从教师的内心深处去达成契同。说来也巧, 我读本科的专业是哲学, 于是我想到, 应该从彰显智慧的古贤中去寻求答案。中国历史上汉朝初建时期, 汉朝诸位贤臣纷纷献上治国之策, 最终他们选择的是黄老之学, 以无为而有为, 让百姓休养生息, 从而使百业凋敝的局面得以改善, 为汉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学史以明智, 办学也是如此。融合之初, 我们不以制度来强制约束人, 而是以事业感召人, 以情感凝聚人, 让两校的老师在和风细雨之下, 扎根于和平东校之土壤。从实际效果来看, 达成了我们的预想。

【陶继新】开始的时候, 两个学校的教师会有各自的想法, 甚至心存芥蒂, 这当在情理之中。在拆除这个心灵栅栏的过程中, 谁是最关键的人物呢?校长。校长首先要向教师群体发出一个信号, 大家从不同的学校聚合在一起, 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家人, 就要和谐相处, 就要共同发展。可是, 仅靠说是不行的, 还要让大家深信不疑。为此, 校长就要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这个情, 因为真诚, 大家会越来越相信;这个理, 因为对两个学校的教师都有利, 所以大家越来越明白。古之圣贤有言:“和为贵。”有了心灵之和, 也就自然有了学校优质发展的基础。

【陈彪】陶老师说的“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是至理。同饮和东水, 共唱和谐歌。我们在工作中感受到教师之间的心灵栅栏慢慢消融。这成为和平东校发展最重要的基石。我经常跟大家说:“我们要唱好两支歌, 第一首歌是《团结就是力量》, 第二首歌是《国际歌》。”我们提倡团结、融合, 让每位老师都能在和谐的氛围中舒心工作;我们提倡艰苦奋斗, 靠自己的双手开创未来。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 2008年经过全体教师讨论通过, 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面向未来, 构建师生共同成长的和谐校园。”

【陶继新】两校合一, 如果团结不好, 学校非但不会发展, 前景反而会越来越暗淡;如果团结好了, 就会形成一种合力, 一种正能量, 就会出现1+1大于2的奇观。更重要的是, 大家的心情舒畅了, 幸福指数就提升了。于是, 也就自然地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效率。因为没有人的幸福, 就不可能有教育的更好发展。教师的幸福指数, 决定了学生的生命状态, 也决定了他们品质的优劣与学习的好坏。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合而百利生。所以, 齐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时候, 也是在不断地给大家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 团结起来, 有了更大的力量, 也有了更大的心理能量。

两校合一, 不进则退, 别无他路, 真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要创造真正的幸福, 就要靠老师自己。所以, 在唱《国际歌》的时候, 也是在告诉大家, 每一个教师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只有努力向前, 才有明丽的前景。久而久之, 就会形成一种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精神会变成物质, 精神也会让学校腾飞。

办学理念:三大要义

【陈彪】校长的办学思想是一所学校的灵魂, 对学校办学愿景的勾勒是校长的第一要务。我对学校办学理念的确立进行了深入地思考, 最终认为:

第一, 教育不应该脱离时代发展, 学校教育更要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去寻找教育的本质, 去思考社会发展方向和他日社会之需, 这样才不是僵化的教育。故“面向未来”为我校办学理念第一要义, 这是学校理念之根。

第二, 学校构成主体为教师、学生。静心思考, 学生发展好, 教师发展好, 学校焉有发展不好之理?让全体师生在校园里工作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 发展得更好, 则学校发展兴也。故“师生共同成长”为我校理念第二要义, 这是学校理念之干。

第三, 校园乃社会之缩影, 纵贯相通, 必须在和谐氛围中才能共生共荣, 学校师生发展也应该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故“和谐校园”为我校办学理念第三要义, 为学校理念之叶。

根深干壮, 叶茂花香, 此为和平东校办学理念达成之愿景。有了这个美好的愿景我和我的团队对学校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生命质量的升华。

【陶继新】要想面向未来, 就要从现在便为未来作准备。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需要人格高尚、身心健康而又有着发展潜力的人。这样, 在学校教育教学中, 就要根据这个中心, 更好地教育学生。不是急功近利, 而是为他们积淀生命成长的丰厚资本。有了这个积淀, 到了一定的生命节点, 他们就会厚积薄发, 成为未来真正的有用人才。

学生的发展是与教师的发展相辅相成的, 所以, 我反对为了学生的成长而牺牲教师的发展。因为没有教师的更好发展, 学生也不可能更好更快地成长。为此, 教师在思考与关注学生成长的时候, 要很好地让自己持续发展。这个发展不只是业务水平的提升, 也包括心灵的成长, 思想境界的提升。因为在这些方面发展了, 业务水平则会有一个本质意义上的提高。而有了优秀的教师, 才能有优秀学生的诞生;而有了“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的学生, 才会让教师感到自豪, 从而更有信心地发展自我。

您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和谐校园联系起来, 当是别有深意的。和谐不是和稀泥, 也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思想, 因为这种状态下的人是僵化的, 不是真正和谐的。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则会让各种类型的教师都能发表自己的见解, 都能寻到独特发展的路径。于是, 也就有了高品位的和谐, 有了百花争妍之美。

建设目标:“五型校园”

【陈彪】充实之谓美, 师生生命质量的提升, 需要办学者提供方向的引领, 对此我和我的团队集思广益, 提出了和平东校“五型校园”的建设目标:

第一, 构建富有人文精神的书香校园;

第二, 构建高信息化水平的数字校园;

第三, 构建面向未来发展的双语校园;

第四, 构建多彩的乒乓文化特色校园;

第五, 构建善于教科研的研究型校园。

“五型校园”的建设, 不是盲目地贴标签, 而是和平东校人立足自身, 以卓立潮头的勇气用自己的实践注解“师生共同成长”, 成为凝汇师生智慧的主旋律。

【陶继新】“五型校园”建设的目标很高, 不过, 如果你将目标锁定月亮, 尽管你摘不到月亮, 可是, 你却可以观看到满天璀璨的星斗。况且, 你们的目标还不是天上的月亮, 还是通过努力可以抵达的境地。

在实现这五个目标的过程中, 全校教师都会感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也会听到自己生命拔节的声响, 还会收拢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 并在这种收拢中, 享受一种付出就有收获的幸福感。而且, 学生也在这个过程中有了快速地成长, 他们从幸福教师那里感受到幸福, 又将自己的幸福传递给教师。于是, 师生共同成长并幸福着, 就成了你们校园里的一道精神风景。

【陈彪】应该说和平东校人是幸福的。作为合肥市四大行政区之一的瑶海区, 正以昂扬的姿态阔步迈进。瑶海教体局格外重视均衡教育的落实, 作为区属内唯一的小区配套学校, 教体局领导非常关注学校的发展变化。您前不久采访的瑶海教体局唐平生局长 (时任) 曾多次深入学校, 了解情况, 指导发展。当我把凝聚和东人思考的“五型校园”目标向他汇报时, 他非常高兴地说:“学校要把培养学生当成头号要务, 前四个校园建设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 后一个校园建设关注教师发展, 有高水平的教师才能培养高水平的学生, 我完全赞成, 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不懈, 做出成绩!”

来这所学校任职时, 有人曾善意地提醒我:这几所学校老师都是原厂办学校的, 教师素养一般般, 生源又差, 你到那儿要受苦了。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始终记着魏书生的一句话:“当你把这些极小的事情, 干得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如诗如画、如舞如歌、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时, 你自然就在尽到生存责任的同时, 更多地享受到了生命的快乐。”

在和谐校园的基石上, 师生在“五型校园”的舞台上, 显露出的成长速度之快, 出乎我的意料。有如陶老师所说, 师生生命拔节的声音, 我真的在工作中能听到, 我希望我的教育同仁们都能共勉:没有做不好的事, 只有不愿思考的人。

【陶继新】别人认为您到这所学校来一定会“受苦”, 可为什么还这么快乐呢?我想, 这与您简化人际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学校之所以矛盾不断, 校长尽管非常努力, 依然有苦不堪言之感。究其原因, 就是将人际关系复杂化了。我信奉孟子和王阳明的观点———善良与良知, 人是生而有之的。为什么有的人少了良知, 不太善良了呢?除其本人因素之外,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走向真善美的场域, 特别是领导没有将在“场”者视作善良与有良知者。在人与人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 从领导到群众, 不是“成人之美”, 而是“成人之恶”。而您则不然, 将老师们视作本然就是真善美的人, 且经常性地引导他们更好地走向真善美。即使个别老师有的时候偶尔走了偏路, 其良知与善良被遮蔽了, 也会被您与其他老师善意地抚去, 让良知与善良再现光芒。其实,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复杂, 有的时候, 是人为地加重了这种复杂性;相反, 如果淡化这种关系, 简化这种关系, 优化这种关系, 人与人之间就会充满更多的爱与宽容, 就会彼此融洽与和谐, 学校发展也就有了必然之势。

【陈彪】以人为本, 事在人为。后来在接待来访的兄弟学校时, 我常说:“最智慧的工作是人的工作。”人文精神, 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五型校园”关注个人, 基本满足了师生个体的发展。书香校园的建设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定了精神底蕴;21世纪被称为“电脑+人脑”的世纪, 培养学生信息素养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双语校园, 学习语言, 传递文化, 让孩子能充满自信地与不同民族坦然相处并与之交流、开展合作;研究型校园, 弘扬的是“全员参与、崇尚学习、敏于反思、勇于实践”的教科研文化。现如今, “五型校园”的实践取得了长足进步, 特别是构建了多彩的乒乓文化校园, 继承了学校的乒乓文化积淀, 弘扬了国球文化的精神。从乒乓运动到乒乓文化的升华, 是这几年学校发展中的华彩篇章。

【陶继新】学校是文化的圣地, 书香弥漫的时候, 师生也就有了文化的底色, 也就有了发展的内在动力。新的时代, 不可能脱离电脑, 您所说的“电脑+人脑”则彰显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孔子说:“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当熟练掌握电脑技术之后, 将极大地提高工作的效率。现在的孩子, 未来是要走向世界的。走向世界, 就少不了语言的交流, 从这个意义上说, 现在构建双语校园, 则有着前瞻性的眼光, 是真正意义上地为孩子的未来着想。教师不能只是教书者, 还应当是教育研究者。构建研究性校园, 可以有效地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并让他们从中享受成功的喜悦。乒乓文化是你们学校的一大特色。球小而文化不小。学生在打乒乓球的过程中, 不但身体得到了锻炼, 也对乒乓文化有了深刻的体悟。

乒乓文化:锻造品质

【陈彪】2008年4月, 我来到了这座崭新的校园。继承和发展同样也是重要的课题, 一项成功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背离, 这所学校的前身之一和平路第四小学是一所具有深厚乒乓运动基础的学校。虽然这是一所只有两座水泥球台的简陋的袖珍小学, 但是经过我的了解, 师生具有浓厚的乒乓情结, 这就是这座学校发展需要继承的优良传统。

乒乓运动的蓬勃发展, 是从2008年正式开始的, 建设乒乓馆, 创编乒乓操, 开创乒乓校本课程, 靠的是一支精诚团结、求真务实的领导班子队伍, 长期落实“一重视两坚持三调动四保证”的管理机制, 靠的是团队乃至学校坚持到底的顽强意志, 不畏艰难的拼搏精神。

作为管理者,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我们需要打一场具有书香味的文化球:遵循“项目特色——学校特色——特色学校——品牌学校”学校发展轨迹, 将乒乓运动提升为乒乓文化。提炼出“爱国传承、健康第一、拼搏创新、和而不同、合作共进”的精神, 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领域, 形成以“乒乓文化”为特质的校园文化, 将和平东校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陶继新】“乒乓文化”的要义不止于形成这个学校的品牌, 还在于通过乒乓文化, 培养学生对于乒乓球的热爱, 特别是培养敢于拼搏的精神, 以及良好的心理素养。打乒乓球需要的不只是高超的技术, 还需要心灵智慧。技术走进高超境界, 需要艰苦的训练, 需要百折不挠的精神。而这些, 也是一个人一生成长需要的品质。而且, 既要敢拼敢打, 又要以智取胜。而要想取胜, 就要有一颗宠辱不惊之心。在世界级的大赛中, 有的赛手显现了大将风采, 在落后于对手, 在一般人认为就要输掉的时候, 一点儿也不气馁, 沉着应战, 结果转败为胜。当然, 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 一点儿也不骄傲, 一点儿也不疏忽, 一点儿也不放松, 直到最后成功。这种良好的心理素质, 正是在一场又一场的乒乓训练中形成的。有了这种心理素养, 不仅可以打好乒乓球, 也可以做好其他事情, 以至可以做好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说, 你们在一次又一次的乒乓球比赛中获奖固然重要, 而由此培育出的学生的良好思想心理素养, 则是更为重要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因为文化是可以“化”人的。

【陈彪】陶老师不愧是大师, 一语点中了和平东校乒乓文化的精髓。学校的工作有千头万绪, 学校的发展也有很多方向, 但是支撑学校真正走向名校的是一所学校的文化。和平东校提倡的乒乓文化核心是“拼搏创新”。我们希望“拼搏创新”成为学生、教师、学校发展的源动力。

2009年6月, 合肥市体育局正式批准学校为“省级乒乓球传统项目学校”。消息传来, 全校欢欣鼓舞。这项荣誉是和平东校的教练员队伍“拼”出来的。他们坚持每天三练——晨练、午练、放学后练, 赛前和假期进行乒乓集训, 开学后又分散至各个环节, 这样不间断的循环往复。“用汗水训练, 用智慧打球”。他们每学年共训练约900次左右, 训练时间达3600小时, 无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

我深入思考, 这项殊荣的取得, 看起来是技术的胜利, 其实在它背后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小球折射出的拼搏精神, 正是学校发展内在的动力。学校是一所新学校, 我们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资本, 所以我要求班子队伍“面向未来、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追求卓越”。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指引下, 班子队伍形成了具有拼搏精神的实干作风, 在教师心中具有较高的威信。

【陶继新】世间有一个看不见的规则, 就是有付出, 就有收获;有大付出, 就有大收获。你们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乒乓文化, 就是你们有了巨大的收获。从表面上看, 你们有了“省级乒乓球传统项目学校”的称号, 在很多大赛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佳绩;而从本质上说, 它的意义远远大于这些称号与成绩, 因为它向全校师生折射了一个道理, 就是在拼搏的时候, 也是在收获, 也是在提升自己。而有了这种认识之后, 他们在工作、学习与生活中, 也不会追求不劳而获的虚幻的东西, 而是去实实在在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现在有的人总是想走捷径, 想不劳而得, 想贪图安逸, 而且这种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学生。所以, 通过乒乓文化, 教育学生, 让他们从小明晓吃苦耐劳是一种美德, 是对自己人生发展有益的事情。同时, 也教育师生, 更加看重的, 应当是学校的品牌, 是个体的品质, 而这些, 则是支撑学校发展, 支持师生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这样的乒乓文化, 就有了更加深厚的内涵, 更有人生的品位。

【陈彪】苦而后甘, 涩而后爽, 痛而后快。办学思想的形成, 校园文化的建设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 而迈过阵痛期以后, 文化就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陶老师, 和平东校乒乓文化的形成, 让我们如同拥有了一把打开金矿的钥匙。

学校的乒乓文化引领着教师比奉献、比付出、敢拼搏、敢创新, 将平凡的工作化成一个个拼搏的舞台。全体教师内强素质, 外塑形象, 以学习求发展, 以研究促提升, 2008年学校获得市级以上奖励43项, 到了2010年, 学校获得市级以上奖励113人次, 五年来, 学校教师的发展呈现跨越式的进步,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2011年7月, 学校市级以上教育教学成果143人次, 70多篇论文在各级评比中获奖, 学校综合教育教学成果摘得全区桂冠,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股不负众望的勇气和拼劲。

【陶继新】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发展潜质, 如果长期不予开发, 就会处于沉睡状态;如果进行有效开发, 就会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在学校里, 如何有效地开发这种潜能呢?就要寻找契机, 就要借助文化的力量。乒乓文化, 则让契机与文化同时生发力量。文化从其本质来说, 就是以文“化”人。不好的文化也会“化”人, 只不过将人“化”得越来越坏而已;优质的文化也会“化”人, 只不过将“化”得越来越优秀而已。乒乓文化, 则将师生的精神提升起来了, 将人们的潜能开发出来了。所以, 这还不只是一种乒乓锻炼与比赛的问题, 也不只是一种荣誉多少的问题, 而是让全校师生有了一种向上的精神, 有了一种潜能喷薄而出的势能场。而当师生的巨大潜能在这个势能场中一跃而出的时候, 他们不但可以看到自己的潜在力量之大, 而且也会充满一种惊喜, 从而拥有一种特别的自信。有了这些品质, 就会从一个境界走向另一个境界, 就会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陈彪】还记得2011年10月份, 陶老您在瑶海区给教师的专场报告中说道: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至今我们还在回味。一个幸福的老师首先是积极参与学校工作的教师, 参与度越高, 认同感越强, 幸福指数越高。幸福老师的终极快乐应该如您所说,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为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快乐充实的童年而忙忙碌碌的老师, 就是真正幸福的老师。

基于此, 以和而不同的乒乓文化培育学生知书识礼、健康聪慧、全面发展, 就是和平东校老师们达成的共识。学校老师自发先后开设乒乓球、英语口语、围棋、音乐、美术、信息技术、手抄报第二课堂, 创立“晨曦”文学社团, 发挥五色小队、书香小队、礼仪小队的互补作用, 教育学生, 在活动中培养特长, 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丰富的课外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学校乒乓队参加合肥市乒乓球比赛, 连年获得数项团体及个人冠军;15位围棋选手参加段位比赛, 全部晋级;书画比赛, 和平东校的获奖人数全区第一;迎世博全国作文竞赛, 23位同学获全国大奖, 在合肥市引起广泛关注。“乒乓之星”“守纪之星”“环保之星”“礼仪之星”“阅读之星”, 健康与智慧并进, 银球伴童心齐飞, 这些校园里的“小星星”, 充满幸福和希望地成长在这片土地上。

【陶继新】传统的评价体系是以学科分数定成败, 其实, 人的成败却不是由分数高下决定的。而且, 不同的学生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 不能以文化课学习成绩这个单一的取向来评定学生。你们由乒乓文化拓展开来, 让更多有特长有爱好的学生有了发挥其特长的可能。而且, 当他们在这些地方学而就会, 会而就优, 优而得到展示且取得成绩的时候, 就会在他们心底生成特别的快乐, 就会形成一种自信心理。这些, 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对于他们一生的发展, 都会起到作用。而且, 人的自信也是可以迁移的, 即使那些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 有的也会因为在某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而有了学习上的信心, 以至有了优良的成绩, 甚至成为学习上的佼佼者。即使在学校阶段学习成绩一直不好, 如果在其他方面表面很好, 且有了一个美好的品德, 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照样也能成才, 照样是可以享受人生的幸福。

虔诚敬畏:立己达人

【陈彪】陶老师, 做校长真的很辛苦。因为党和政府把这样一所充满希望的新学校交给你, 就是把一副重担放在你的肩膀上。两千名孩子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了学校, 就是把两千个家庭的希望放在你的手中。所以, 我时时鞭策自己以一颗虔诚敬畏之心对待自己的校长工作岗位。

学校文化的探寻, 犹如一条充满荆棘而又充满惊喜的道路, 瑶海教育所提倡的“十字精神”:队伍、管理、质量、特色、品牌, 在和平东校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落实。有了高瞻远瞩的指导, 有了脚踏实地的精神, 有了拼搏创新的实干, 和平东校的乒乓文化之花愈开愈艳。健智、和谐的校风, 启智、真爱的教风, 求智、明礼的学风正在形成。

五年来, 学校先后接待了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公立小学, 加拿大、日本友好访问团的考察。“携手合作、发展共赢”, 和平东校成为透视瑶海教育的窗口, 成为政府认可、家长信赖的优质教育品牌学校。

【陶继新】虔诚敬畏之心之于校长太为重要了!有了这个心, 就会将工作视作一种责任, 就会有一种良知在心里回旋, 就会真心实意地做校长应当做的事情。没有这个心, 就会将工作视作一种取名取利的资本, 就会泯灭原有的良知, 就会半心半意甚至是假心假意地做校长不应当做的事情。二十多年来, 我到过几百所学校, 采写了二三百名校长, 我发现, 有的人当上了校长, 不是一心一意谋学校的发展, 而是将校长作为获利取名的一个砝码, 一个台阶。于是, 这种人在可以往上爬的时候, 可以捞点钱财的时候, 可以争得某种名誉的时候, 不择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休说辱没了一个校长的名声, 甚至连基本为人的底线都没有了。可是, 他们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正中了《大学》之言:“人之视己, 如见其肝肺然, 则何益矣!”不过, 也有一些像您这样的校长, 兢兢业业地工作, 为了师生的发展, 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连身体也不顾。你们是中国教育的脊梁, 是中国教育的骄傲。从您和这些校长身上, 我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我认为, 这是大聪明, 是真聪明, 因为在您的领导下学校成为品牌的学校的时候, 您这个校长也成了老百姓心中的好校长。

【陈彪】陶老, 您过誉了。2011年10月份, 您来到了我们这所年轻的学校, 您的教诲和指导, 使我们如沐春风, 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念。我和我的团队会以您的肯定和期望为前进的动力。

和平东校五年的发展历程, 以人为本、务本求实、明确目标、抓住强项、办出特色, 向社会交出了第一份满意的答卷。“成为品牌学校”我们力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展望未来, 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斗目标, 矢志不渝地追求我们的教育理想, 为孩子的终身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和平崛起:跨越大洋的网络对话 篇9

◆ 西方的“中国热”不断升温，但为什么西方总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感到“模糊”？

凡星:

我在伦敦学习期间，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西方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关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北京，我感觉身边的人更多关注当前我们的收入是否跑赢CPI，普通人何时能住上大房子、过上好日子。到伦敦后，我发现西方谈论的是，中国崛起之后，到底想从外部世界，尤其从西方要什么？作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无论我走到哪里，中国崛起这个话题总萦绕在我身边。现在关于日本的话题没人听了，对其他国家的讨论更加寥落，只有中国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学汉语也成为最时尚的事情。我所在的研究所是个小小“联合国”，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经常在一块交流，我发现他们中一半都在刻苦攻读汉语，将其未来和理想寄托在与中国建立联系上。

西方聚焦中国，我看主要是因为中国超预期的发展强大，与美国遭遇金融危机重创带来的实力对比一升一降的鲜明变化。中国学者袁鹏教授最近提到，中国崛起给西方战略界带来了无法回避的三重挑战：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等经济上的巨大挑战；一个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巨大挑战；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大国崛起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巨大挑战。我个人觉得，中国崛起正在从心理、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全方位、多层面冲击着西方。中国崛起让西方震撼，连我们自己对这种影响都始料未及。

在伦敦时，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西方人读到、听到的关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书籍和文章并不少，但他们仍然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感到很困惑、很不确定。有美国学者对我说，当前中美之间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感到“模糊”，欧洲也有同样的问题，一些欧洲学者对我讲，中国的战略意图让人感觉有些“雾里看花”、瞎子摸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宗言:

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是个仍处在崛起过程中、尚未完成崛起的大国，这个大国将来到底会怎么走，别人感到不确定是很自然的，人们对未知的东西难免会感到恐惧。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看，中国是惟一正在实现崛起的东方大国，也是大国里头惟一几千年来文化传承没出现断层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基本国情、发展道路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理解起来当然困难。中国那么大，又正在快速发展，每天都发生很多新鲜事，同时中国已经进入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忙碌奔波。传统媒体、新媒体如雨后春笋一样多，微博用户数量世界第一，我身边大部分人都织起了“围脖”，在汽车里、地铁上，甚至等电梯的间歇都在看微博、发微博，任何一个话题都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讨论，招致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样一个变化着的中国，连中国人自己都看不清，更不用说那些不懂中文、不懂中国历史、没来过中国、整天光听西方媒体渲染的西方人。更何况，西方许多人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媒体一说到中国就一定要贴上Communist的标签，就立即联想到前苏联和冷战，就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中国，肯定是看不清楚的。

当然也必须承认，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西方人喜欢听、愿意听、听得懂的方式来介绍中国，在国内或许可以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但对外千万不能这么说。

中国并不孤单，更不是特例

◆ 中国刚刚隆重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中国如此坚信和平发展道路走得通？

凡星：

最近欧债危机不断蔓延，欧洲人对中国资本进入欧洲心态极其复杂，可说是“又爱又恨”，“又怕又离不开”。我在国外与一些专家学者交谈的时候，感觉他们关注的核心是，中国崛起后会向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要什么？西方能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得到什么？我对他们有一个一定要问的问题，那就是：“你们相信中国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吗？”多数人摇头，表示“No，I don’t believe it”。他们骨子里仍抱着传统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看中国，认为崛起国同霸权国的“天然冲突”难以避免，对中国能否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感到非常怀疑。我觉得有些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开创的道路也不够自信。我常想，我们需要一套区别于任何其他大国的和平发展理论，既指导我们和平发展的实践，也用来回应世界对和平发展的疑虑，既让中国人自己笃信力行，也让外部世界放心安心。听说刚刚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作了非常有益的尝试，你有什么看法？

宗言:

我个人感觉白皮书的最大特点，是中国人自己对和平发展道路想得更清楚了，理解得更透彻了，初步归纳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体系框架，回答了中国将通过什么方式发展，发展以后想要什么，将给世界带来什么的问题。

比如说，白皮书提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中长期目标和近中期目标，同时规划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内外政策，描绘出了中国将来发展的“路线图”，一点也不“战略模糊”。白皮书以清晰无误的语言，首次在官方文件里明确界定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范畴。相比过去只表示某件事情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说法，这样做使我们的政策红线和底线更加清楚，我觉得这是我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尝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再如，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国将秉持积极有为的“责任观”，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对外界关心的中国将“带来什么”的最好回答。

中国如此坚信和平发展道路走得通，依据是什么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那就是：世界变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有可能，也是惟一选择。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关系、国家行为、国际规则和人与人打交道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过去必须通过战争才能获得的市场、资金和资源，现在都能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来获得。一国的振兴完全可以通过平等有序、互利互惠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只要市场开放、自由贸易等基本原则不发生变化，一个国家就不需要也不愿意再走挑战国际秩序或挑战别国的老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最雄辩的铁证。

在这种趋势下，国际社会从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走向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球村”，国家与国家间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英、日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可同日而语，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依赖而非“单向”依赖。这就使一国发动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收益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和平获得的方式才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此外，各国都面临着恐怖主义、致命性疾病、超大规模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样分解着传统大国竞争的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远不是经济全球化惟一的“宠儿”。放眼全球，中国崛起不是单个国家、一枝独秀的崛起，而是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一起实现群体性崛起，“金砖国家”、“展望五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在崛起。这些国家其实都在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并不孤单，更不是特例。

◆ 一旦中国肌肉长结实了，块头更大了，会露出另外一副面孔吗？

凡星：

现在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中国将强未强时候的一个现实选择。一旦中国肌肉长结实了，块头更大了，就会露出另外一副面孔，展示出完全不同的姿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宗言：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和平都是发展的基础前提，即使中国强大起来，也没有任何理由偏离和平发展道路。全球化越发展，中国和世界利益交融只会越来越深。我注意到，最近有西方学者提到，现在各国价值理念有一种趋同的倾向。比如，人文主义，民本思想，还有合作应对、和衷共济的精神，都是各国都认可的“共通价值观”。和平发展也是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获得成功，和平发展的理念将会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国家行为准则。同时，反面的例子也不少，世界上一些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貌似强大的帝国都死在扩张主义的路上，称霸世界只有死路一条。中国人常讲，基本国情、文化传统和国家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内生动力，这是具有很深刻的含义的。

当然，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不是已经到头了，它将是一个永无止境、持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条道路只会更和平、更宽广、更顺畅、更互利共赢。

中国不是下一个超级大国

◆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很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同美国和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有什么新智慧？

凡星：

一些西方人对我讲，“和平发展”这个词是中国首造的，西方教科书里没有这个词，在讨论大国崛起时也不用这个词。有趣的是，以前都是中国人“自说自话”，但现在西方人开始为中国和平崛起寻找历史和理论依据。我参加过一个讲座，一位叫易丰的教授说，他研究了从16世纪到21世纪人类历史上九次大国崛起的历程，发现其中有三次是和平崛起的，有六次是通过战争达到的，战争还是和平，关键是挑战国如何处理与霸权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我发现，中国和平崛起有两个关键问题要回答，即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二战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此，西方人也有很多议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说，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再产生超级大国的世界，不要把中国当作下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和意愿，中国只是主要大国之一，而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说，当前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加入其中很容易，但想要推翻它却很困难。中国虽然崛起，但现行国际体系依然延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考克斯也有很形象的比喻：中国虽然已经坐在晚餐的宴会席上，但宴会的主人是西方，主宾也是西方，吃的也是西餐，所以西方人不要过于恐慌。最近我读到基辛格博士的新书《论中国》，他用国际象棋和中国围棋来打比方，说国际象棋要追求“绝对胜利”，而围棋只追求“相对关系的改善”，中国属于后者，他相信在当今时代，后者对国际体系的贡献更大。我想，在白皮书里关于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一定有非常精辟的描述。

宗言：

白皮书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不当头、不称霸，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我想这已经很好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

说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对于中国是否会冲击现行的国际体系，西方大可不必担忧太多，中国要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允许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继续好好发展，二是这个体系要适应变化了的世界，要给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更合适的位子。

自从中国GDP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就被人从“超”与“强”的关系升格为“老大”与“老二”的关系，中美“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矛盾被一些人放大。其实，中国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这个时代已经不再产生新的超级大国。中国没有意愿、能力、基因和政策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文化里没有“扩张”的基因

◆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呢？

凡星：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西方文明的上升和衰落》里谈到，明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率领的船队规模和航海技术都远远领先于西方，但中国带给世界的不是扩张和侵略，中国要的很简单，就是其他国家通过朝贡和交换礼物来承认中国的强盛而已。中国失去了历史上最可能的扩张的机会。而西方在80年后开始了其航海和扩张的历史。我个人感觉，这可能和中国文化里没有扩张的基因不无关系。西方学者马丁·雅克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的崛起，它会以很不一样的方式崛起。文化因素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呢？

宗言：

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领域，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我有一种感觉，西方文化是“非黑即白”的文化，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美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传教士文化，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并且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东西扩散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来，这也是美式霸权主义的进攻性、扩张性所在。

而中华文化是“和合”文化，讲究的是阴阳既相克又相生，提倡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几千年来，中华文化都是在不断的吸收、借鉴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开放包容的文化，这种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绝不会有传教士的思想，即使自以为豪，也从不强加于人。大唐盛世之时，中国广纳日本等国派“遣唐使”到大唐来学习中国文化，但从来没有威压其他国家必须跟自己一模一样。即便认为自己的模式再好，也只是欢迎大家来学习，但不搞输出和推广。

◆ 中国希望世界如何对待其崛起？

凡星：

当前西方都在思考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曾经召开过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研讨会，召集了欧美一些学界、新闻界和政界“大腕”，我到了那里才发现，实际上是一堆西方人围在一起，讨论西方如何协调立场应对中国崛起。他们认为，美欧要对中国崛起发出一致的声音，同时不要把西方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崛起，要为中国融入这个西方主导的体系创造更大的动力等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考克斯教授提醒我，西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充满了分歧，而且分歧还在不断扩大。那么中国到底希望西方如何对待中国崛起呢？

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