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

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通用8篇）

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 篇1

由于战争与和平和人类存亡、国家兴衰、生命安危直接相关，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就极为关注。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强调要“慎战”，认为战争是“凶器”，非“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要尽可能保持和平的局面。在西方，古罗马人则提出：“战争好过悲惨的和平。”并认为“战争当以和平为归宿”，而和平则是“战争中永远继续的休战”。毛泽东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的精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新的阐述。

一、毛泽东的战争观

毛泽东的战争观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战争的起源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战争产生的原因作了如下论述：“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因此，战争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是私有制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此外，毛泽东还特别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二）战争的性质

和笼统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不同，毛泽东明确主张要区分战争的性质，认为弄清战争的性质是解决对战争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他说：“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就是说，是推动历史进步还是阻碍历史前进，是区分战争性质的标准。

（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前苏联作家苏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话。毛泽东结合中国的抗日战争，对这一思想作了详细的阐发：“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为，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

毛泽东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出发，作了以下推论：战争的政治性质决定人心背向，人心背向决定战争胜负。由此进一步得出了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物的结论。例如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尽管中国军队的装备是小米加步枪，然而却打败了武器装备精良的日本法西斯和美帝国主义。当然，武器装备在战争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人离开了一定武器也形成不了战斗力。但是武器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

二、毛泽东辩证地看待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此论述得很清楚，并举例说：“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1927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对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毛泽东指出：“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从前面论述的战争产生的原因来看，只要阶级社会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现代战争源于帝国主义，所以“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再也不要战争了”。

三、毛泽东战争与和平观在现实中的运用

通过以上毛泽东同志对战争与和平的有关论述，可以归纳出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思想有以下几方面：在私有财产和阶级仍然存在的现代社会，战争的危险是必然存在的，我们坚持和平，在战争年代，以斗争求和平;在和平年代，以备战求和平。和平是战争的目的，但为了和平又不能放弃战争。

毛泽东的这些战争、和平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出来并在中国革命中一再得以证明的成功经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本着和平为上的原则，与国民党谈判，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然而国民党以和谈为幌子，加紧准备并发动了内战。这时候共产党就运用了毛泽东的以战争求和平思想，通过三年解放战争，彻底粉碎了其内战政策，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继而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祖国大陆的长治久安。

建国后，毛泽东把“以战争求和平”的思想运用于国防建设，提出了积极防御、以备战求和平的国防指导原则。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国防不可不有”，“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他的以“两弹一星”为先导的国防概念的提出，正是“以备战求和平，积极防御”思想的典型体现。1964年，中国上空升起蘑菇云，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整个世界，自此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

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各国之间不再搞军备竞赛，都致力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全局和平的同时，局部的地区冲突时有发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这些都潜在地威胁着世界和平。因此在和平环境下，毛泽东的“以备战求和平，积极防御”的思想在当今依然显得意义重大。

在台湾统一的问题上，我们一贯坚持和平统一的方针，但也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香港、澳门成功回归后，台湾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后一个历史问题。我们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和平统一，利在两岸，功在千秋，有目共睹。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但是我们深知事情往往不以人们善良的愿望而转移。尽管我们为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台独分子在分裂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中央不得不庄严指出：“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我们坚信，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三个如果”，随时准备以战争粉碎分裂主义梦想，和平统一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 篇2

包括懦夫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发动战争，但要结束战争却得到胜利者的同意。

——萨卢斯特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十个月后所著。他阐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苏联不加入战争问题，二是关于帝国主义两大阵线的分析，三是提出革命不可避免的观点。这里我主要就其第三点谈一下个人看法。

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说到革命，自然而然就会与暴力相联系，因为革命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淋漓的鲜血。革命的力量，往往具有一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将一切好的不好的都会清理掉。在这过程中，也会损害无数相关或者不相关人的利益甚至生命。

尽管如此，纵观历史，革命却是身影频现，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期，我们总能听闻到革命的号角，看到革命如洪水猛兽般的力量，涤荡着一切。当然，革命的后果亦是参差互见，不一而足。大多数的革命，最终仍是暴力主导，摧毁一个残暴制度，取代的仍是暴力专制。革命之后以全新政体取代的也有，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建立了民主的制度。对于法国大革命，则评价不一。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革命当时的不可避免，同样也可看到血流成河，同时也清晰地了解到，法国民主的制度，正是建立于大革命的废墟之上。

回看一九四零年七月，放眼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波兰再一次遭到瓜分，挪威已被德国占领，法国也已经投降，世界处在一种瓜分与被瓜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当中；再看国内，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三年，而这期间中国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加上当时的汪伪政权已经成立，汪精卫集团完全沦为日本侵华的工具，国内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所以，不论是从国际方面，还是从国内方面，当时的政治环境都是动荡不安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二是中国的国内革命。这里，我主要讨论中国的革命，说到中国的革命，就不得不联系当时的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一、中国国情

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本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中国，沦为表面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原有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初步的发展，中国由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变为有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的半封建社会。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二）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1、时代条件的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中认识到世界潮流的变化，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历史结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原来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2、领导力量的变化：在五四运动的后期，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它所表现出的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特有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3、指导思想的变化：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再观六日战争 篇3

埃以之间的冷和平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盟主,它在巴以冲突中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兄弟｡1948年5月15日,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埃及政府就派兵一万参加阿拉伯部队共同进攻新生的蕞尔小国以色列｡这场战争被称为巴勒斯坦战争或第一次中东战争｡1949年2月24日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停战协定时,它占领着原本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加沙地带｡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以色列伙同英法两国入侵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后来在联合国的干预下,以色列才极不情愿地于1957年3月撤出｡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敌意和仇恨与日俱增｡

1967年六日战争的爆发与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当时的举措有关｡纳赛尔是一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倡阿拉伯各国的团结和统一,主张阿拉伯各国联合抗击以色列｡1966年11月4日,埃及与叙利亚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1967年5月13日,有情报表明以色列即将向叙利亚发动全面进攻｡纳赛尔根据《共同防御协定》的规定,采取了威慑以色列的三项措施:紧急增派埃及军队前往西奈半岛;要求驻扎在西奈半岛的大约3400名联合国紧急部队撤走;宣布封锁亚喀巴湾,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

纳赛尔很清楚,采取这三项措施很可能引发战争,但他对埃及的军事实力十分自信,宣称“基本目标将是摧毁以色列”､“完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5月30日埃及又和约旦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使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形成了统一战线,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以色列构成了合围之势｡

以色列方面坚持认为,正是纳赛尔的这些挑衅言论和备战措施,促使以色列军方最终下定了开战决心｡纳赛尔的豪言壮语和敢于向以色列挑战的姿态,使他赢得了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敬仰｡然而令阿拉伯人失望的是,战争仅仅打了六天,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就被小小的以色列打败了｡阿拉伯人首先是埃及人感到在全世界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发誓一定要打败以色列,收复埃及领土西奈半岛｡

西奈半岛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地处亚非大陆的交接地带,扼守苏伊士运河东岸,不仅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六年多后的1973年12月,埃及为了收复失地,与叙利亚一起向以色列发动了斋月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一举突破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成功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洗刷了六日战争蒙受的耻辱｡虽然斋月战争最后未能用武力收复失地,但是以色列领导人从中认识到,除非向埃及归还西奈半岛,否则埃以之间不会有和平可言｡

1978年9月,在美国总统卡特的主持下,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戴维营举行和谈,达成了举世闻名的《戴维营协议》,开启了阿以和平进程｡1979年3月,埃以双方又签订了《埃以和平条约》,正式结束了埃以之间的战争状态｡以色列同意归还西奈半岛,埃及宣布与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此,以色列在建国30年后终于有了第一个阿拉伯和平伙伴｡然而,埃以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国政府主导的,来自两国民间尤其是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反对呼声极高｡1981年10月萨达特总统被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枪杀,理由之一就是他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单独媾和｡

穆巴拉克继任总统至今,将近26年过去了,埃以之间的和平一直未能“热”起来,两国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民间来往极其有限｡究其原因,一方面,两国之间曾经长达几十年的敌视和战争状态,尤其是六日战争对埃及民众内心造成的创伤并没有完全愈合｡另一方面,埃以关系不能不受到阿以关系的整体影响｡自2000年10月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爆发反对以色列的阿克萨起义之后,埃及官方和民众不可能同以色列过分亲密｡

以埃及政府为例,它以抗议以色列的镇压为名,在2000年底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一直到2005年3月即四年半以后,在巴以关系相对缓和之际,埃及才重新向以色列派驻了新任大使｡不过在埃及民间,反对以色列的呼声依旧居高不下｡成立于2000年的“足够党”2006年8月征集社会签名,要求废除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结果在两个月内征得了10万人的签名｡去年10月,埃及一个国家研究所对1000名18岁以上的成年人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2%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仍是埃及的敌人,只有2%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是埃及的朋友｡

叙以之间的不战不和

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故乡,热衷于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事业｡早在1948年叙利亚就派兵参加了巴勒斯坦战争,与阿拉伯联合部队一道试图消灭初生的以色列｡1958年叙利亚主动提议与埃及合并,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由埃及总统纳赛尔担任阿联总统｡1961年埃叙统一失败,叙利亚退出阿联,恢复了独立身份｡1966年2月,叙利亚发生军事政变,总参谋长萨拉哈·贾迪德和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等高级军官执掌政权｡为了取得多数逊尼派的支持,他们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帮助巴勒斯坦游击队在以色列境内从事暗杀､爆炸等破坏活动,导致以色列多次威胁进攻叙利亚｡叙利亚在苏联的帮助下与埃及结成军事同盟,将埃及推到了阿以对抗的风口浪尖上｡

1967年六日战争中,叙利亚丧失了与以色列接壤的戈兰高地｡戈兰高地面积约1150平方公里,平均高出毗邻的以色列地区1000米,控制着流向以色列的多条河流和小溪｡戈兰高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以色列控制戈兰高地,不仅可以确保北部领土的安全,还可以威胁叙利亚西南部地区的安全｡反过来,如果叙利亚收复戈兰高地,也拥有这两方面的战略优势｡叙利亚不甘心国土的丧失,与埃及联合发动1973年斋月战争,收复了戈兰高地上的一小部分土地｡1974年5月叙以签署《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同意撤出戈兰高地东部与叙利亚交界的一个狭长地带,作为缓冲区由“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部队”驻扎｡联合国维和部队一驻就是30多年,至今仍有1000多人呆在那里｡

1981年12月14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戈兰高地法》,规定在戈兰高地实行以色列的司法系统,将戈兰高地划归以色列北部行政区管辖｡这部极有争议的法律其目的就是企图吞并戈兰高地,将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针对以色列的做法,联合国安理会在三天后通过了497号决议,指出《戈兰高地法》没有国际法律效力,呼吁以色列废除｡以色列不仅拒绝接受该决议,还加大在戈兰高地建设定居点的力度｡第一个定居点建于1967年,到1970年已经建有12个,截至2004年共有34个,定居民总数1.8万人｡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行政机关是“戈兰地区委员会”,管理19个莫夏夫(农业合作社)､10个基布兹(集体农庄)以及其他村庄｡1999年1月26日,以色列议会三读通过了“戈兰高地议案”,规定从戈兰高地撤军必须在议会赢得至少61票并经过全民公决批准｡

叙利亚始终不忘收复戈兰高地,但自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之后,它凭一己之力无法战胜以色列,于是广泛联络和招纳中东反以组织,为其提供武器装备和培训武装人员｡巴勒斯坦许多组织都与叙利亚关系密切,如巴人民解放阵线(人阵)､巴民主解放阵线(民阵)､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和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都在大马士革设有总部或分支机构｡哈马斯第一把手马沙尔自1993年被以色列驱逐出境后一直以叙利亚为大本营,在那里为哈马斯筹款和扩展国际影响,甚至直接遥控巴勒斯坦局势｡有消息说,在他的干扰下,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执政一年多来与法塔赫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现在终于反目成仇､分道扬镳｡

与对巴勒斯坦的影响相比,叙利亚对黎巴嫩局势的影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黎巴嫩在历史上曾经隶属于叙利亚,1976年6月叙利亚应邀派部队平息黎巴嫩内战,一直到2005年4月最后撤出｡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29年,培养了一大批亲叙派,既包括像真主党这样的武装组织,也包括像拉胡德总统这样的政要｡公开反对叙利亚干涉的黎巴嫩人士,都要冒生命危险｡如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因反对延长亲叙派总统拉胡德的任期而于2005年2月14日被暗杀｡最近的一次谋杀案发生在今年6月13日,著名反叙派议员瓦利德·伊杜在贝鲁特遭遇汽车炸弹,他和儿子等10人当场死于非命｡

事实证明,中东和平进程离不开叙利亚的参与和戈兰高地问题的妥善解决｡以色列必须放弃永久占领戈兰高地的想法,必须向叙利亚归还戈兰高地的领土和主权｡据以色列《国土报》今年6月11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两个多月前通过土耳其政府向叙利亚传递信息,表示只要叙利亚断绝同伊朗的结盟关系,停止对真主党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支持,以色列愿意向叙利亚归还戈兰高地｡但愿这个报道是真的｡

巴以之间的流血冲突

与埃以之间的冷和平和叙以之间的不战不和相比,巴以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冲突更为频繁,斗争更为血腥｡如果说埃以之间和叙以之间主要是领土纠纷,巴以之间则不仅仅是领土诉求,还有人口､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与对抗｡1993年巴解组织与以色列政府通过艰苦谈判达成了《奥斯陆协议》,此后几年又相继签署了1995年《塔巴协议》､1997年《希伯伦协议》､1998年《怀伊协议》和1999年《沙姆沙伊赫协议》,使巴方对约旦河西岸越来越多的土地拥有了控制权｡但在最为关键的2000年戴维营会谈中,巴以在最终边界､定居点前途､难民回归和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上僵持不下,谈判以失败告终,以阿克萨起义为标志的流血冲突变成了巴以关系的主旋律｡

根据1967年11月通过的安理会242号决议的规定和巴解组织的共识,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应当以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为界｡加沙面积约365平方公里,人口约140万｡自2005年9月以色列沙龙政府实施单边行动计划､撤出21个犹太定居点和8500个定居民之后,加沙已经全部回归巴勒斯坦人的怀抱｡约旦河西岸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总面积约5860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以色列在此建有至少244个定居点,定居民约有18.7万人,这还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29个定居点和大约17.7万定居者｡在未来的巴以谈判中,以色列会同意撤出全部定居点吗?如何重新安置这几十万犹太定居者?这些都不是轻松的话题｡

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 篇4

战争的本质是政治。政治对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在了解了战争的本质后, 目的是为了指导战争, 在战争中发挥政治的巨大作用。并在正确认识了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 利用和发挥政治力量, 对于指导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一、分析敌我双方的政治情况是指导战争的重要前提

既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那么战争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将符合政治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 将革命战争概括为4个特点。这4个特点, 主要就是在分析敌我双方的特殊政治情况得出的结论。分析敌我双方的政治情况, 据以分析战争的特点, 才能够制定科学的战略, 以指导战争。

具体来说, 分析敌人的政治特点,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一是分析其阶级成分。要剖析敌人统治下的各阶级的情况。二是分析敌人的政治目的。要从敌人目前的政治状况和其内外部的呼声来加以考量。三是分析敌人的政治传统和政治体制。可以分析敌人的内部的态度和观点。四是分析与政治相关的经济、外交、民生等情况。分析经济情况, 据以考察敌人的战争成本与消耗问题;分析外交情况, 看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分析民生状况, 包括敌人统治下的人民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 对战争的态度等等。

对于我方情况的分析, 则应重点考虑:一是战争对我方的政治影响。在战略层面上决定是否发动战争, 必须考虑到战争带来的后果 (尤其是政治上的影响) 。在战术层面上决定发动战争甚至一场战斗的时机, 都要考虑当时我方的政治情况和后果。二是我方政权的综合实力。毛泽东指出, 不打无准备之战。打仗要做好准备, 就要调动和发挥我方的实力, 即政权的综合实力。在土地革命时期, 有人曾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后, 以“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回答了这一问题。怀疑“能扛多久”就是对自己眼前的实力没有信心, 毛泽东则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是能够发展并最终打败反革命集团的, 指出了发展的道路是进行土地革命, 通过武装割据, 由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走向胜利。

在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时, 要全面动态的考虑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后, 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还指出敌人的强大背后却有个不利的条件, 敌人没有农民的援助。而红军的弱小背后却有个有利的条件, 有共产党的领导和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指出我们的弱小通过土地革命是能够变得强大的, 是能够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的。由此看出, 我们不能用孤立和静止的观点看待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二、采取科学合理的政治手段是指导战争的重要方法

战争将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如果能够以非战争的方法来解决战争, 达到同样的效果, 将是最好的手段。要达到效果, 通常采用政治手段。解放战争时期, 蒋介石集团企图偷袭石家庄。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了三篇电讯, 巧妙地利用政治舆论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吓退了前来进犯的大军。运用政治手段, 应建立在正确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 解决战争的主要矛盾, 使敌人在心理上不敢战或者在形势上不能战。即使不得已而战, 采取科学合理的政治手段可以在很大限度上减少战争的损失。

政权和军队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的。要稳固政权, 需要军队作为坚强的柱石;而军队要强大, 需要政权强有力的支撑。将政权和军队割裂开来, 将难以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完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同样, 运用政权和在军队内部进行的政治手段, 不能“独自为战”, 应相互支持、交叉运用。

毛泽东论证了,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 就是“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要求政权组织动员和号召人民参与和支持己方的战争, 进行国防动员和国防建设, 运用政府职能来增强以军队为主的国防军事力量。消灭敌人, 要根据所分析的敌人情况, 深挖敌人的弱点, 将其充分暴露;要利用敌人内部存在的矛盾, 扩大矛盾, 分散和减弱敌人战争的合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 指出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 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而要破坏其组织性, 靠的就是政治上的争取。从了解和顺从他们的自尊心, 从宽带俘虏的方法, 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侵略主义。并在其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在这里, 毛泽东分析了敌人的特点, 通过军队内部的政治工作, 瓦解敌人的军心。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种手段更多地以“心理战”的形式表现出来。

毛泽东对于战争本质的有着深刻认识, 并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在新时期, 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战争观, 对于打赢局部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 以及指导军队的非军事行动, 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观《毛泽东》有感 篇5

曾几何时，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立下复兴中华的志向。

当他写下论英雄人物还看今朝的那一刻，当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理论的那一刻，当他遭人排挤却依旧心系革命的那一刻，当他当机立断审时度势决定长征的那一刻，当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臂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他孩提时的志向终于实现，他被全中国人记在了心中，他的名字，就是毛泽东！

十七岁的毛泽东，不顾父母的阻拦，毅然离开了韶山冲，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少年毛泽东就有如此之伟大的志向，在他的行动和话语之间，流露出的自信和坚毅，都是我们现代青年所缺乏的。看如今社会，网络游戏毒害青少年的心灵，人生最好的年华就这样荒废在了这些对学习生活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上，哪还有当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种精神。而我自己呢，也经常把时间荒废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丧失本应有的朝气和活力。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啊。想想当年的毛泽东，总是那样的斗志满满，似乎随时准备着与敌人作斗争，而如今的我们，在金钱和欲望的诱惑下，渐渐在这纸醉金迷的社会中迷失了自己原本的理想和愿望。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壮年时代的毛泽东，是不畏艰难的，他有着常人所没有决心，纵使在政治生涯中被人排挤，他也依旧坚持着为党、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时刻奋斗。为了革命胜利，为救国救民，在战火纷飞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武装斗争，他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以眼观全局的战略才华，用一杆毛笔杆子赶跑了小日本，打败了蒋介石，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才华横溢，他运筹帷幄，他将一次次的困难一一化解。他的这些品质造就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如今的我们，也应当学习他身上的精神品质，不畏艰难，敢于为科学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不断充实自己，发展祖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毛泽东的晚年，是带着淡淡的凄苦的。岁月不饶人，毛泽东老了。外貌变得憔悴，动作变得迟钝。他的手总是颤抖着，他最爱吃的红烧肉也吃不下几口。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晚年确实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文化大革命的**，带走了无数知识青年的青春年华。但是过并不能覆盖他的功绩。他的一生是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和贡献的一生，到了晚年他也依旧致力于改革中国社会，虽然犯“左”倾错误，但是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不应当只看到一个人的过错而忽略其一生的贡献。

1976年9月9日，一位纵横历史的伟人，就这样撒手人寰，然而，他却留给了我们无数值得回忆和学习的东西。无论如何，没有毛主席，就不会有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他，打走了日本人，平定了内乱；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带领红军渡过艰险，完成一个个不可完成的任务；是他，创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他，倡导了中华民族的崭新的文化品格，这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化品格；是他，开辟了中华民族重新振兴的历史前程，带领中国走出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是伟大的，他是诗人，又是革命家；他是战士，又是统帅；他指挥千军万马，自己不曾开过一枪；他缔造一个辉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一生，充满辉煌，在战火中熊熊燃烧，照明前进的道路，带给人们无限的幸福！他最大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 篇6

关键词：侵华战争；“他者”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妇女解放观

中图分类号：1313.09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4-0130-05

1938年8月、11月，日本军部先后两次派出知名作家组成“笔部队”赴中国战场采访报导。“笔部队”仅有的两名女作家之一林芙美子寓华期间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以及多篇描写侵华战争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林芙美子极力美化战争，宣传日本皇军的救世思想。《运命之旅》是林芙美子亲眼目睹了南京城陷落和南京大屠杀后创作的美化侵略战争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通过“他者”展现了日本女作家对侵华战争的思想认识。

一、认识“他者”的视角

法国形象学者布吕奈尔认为：“一个国家按照它的发展过程，在一种文学的总体中反映出来的形象往往表现出由被尊重国家的演变和接受国家的演变而产生的变化。为了描绘这个形象，应该清点构成它的‘所有文学因素。”《运命之旅》中刻画的“他者”是以林芙美子为代表的“笔部队”从军作家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这个“他者”形象的形成有其公众心理的历史文化背景。

侵华文学的创作，主观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在这些作品中，从军作家极力宣扬日本士兵的英勇，恣意表达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歪曲与丑化，在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中建构“侵略有功”论和“皇军救世”观，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寻找合法性依据。日本军部号召文学家协力战争，且对具体创作有明文规定。这些苛刻的条件严重地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准则。强制性的规定必然对作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作家不能真实地表现战争的残酷。石川达三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的遭遇即为最好的实证。

一个作家或集团若把异国现实看成是绝对落后，则必然于主管上带有一种先天的憎恶之情且会呈现出意识形态的象征模式。在将中国视为敌人、失败者、日本的战利品的叙事过程中，日本作家对中国形象加入了日本文化的优越感与个人的主观情感。

(一)对中国军队的歪曲

《运命之旅》是日军攻陷南京后，林芙美子眼中所看到的中国士兵、百姓和首都败落的景象。正文之前编辑对此作了评价：由于作者“事变后和大东亚战争勃发以来，数度到中国以及南方战线从军”，这篇作品“很可以表现出日本作家对于战事的理念和精神”。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黄土和四襟结婚不久即遭南京陷落，作家就主人公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南京失陷的景象。

林芙美子从几个角度描绘南京之战中中国士兵形象。在她眼中，中国士兵都是些乌合之众，不仅战斗能力很差，而且军纪涣散，还经常掠夺百姓财物。

穿灰色军服和卡西色短洋服袴的兵士们，这时候也如雪崩似的挤进了南京街，这些乌合的兵士们从闭着门的商店里，毫不客气地拿出东西来，很使得逃剩下的民众们叫苦。

从四川来的兵干得最厉害，所以丢下家而逃去的人们，把能拿的东西全部拿跑了。

假若日本军队来到南京时，这些性子粗暴的乌合的队伍又该把南京市街化为焦土而往别的地方雪崩似的逃去吧?来了就跑，民众这样的批评着。

战败了的中国士兵不仅被作家歪曲为缺乏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还以逃兵的形象出现：“兵士也混在避难民中在山里头悄然隐藏起来。”作品详细描写了中国士兵逃跑、抢掠财物、对伤员弃之不顾等负面行为。作家对中国士兵的丑化用意十分明显：南京之所以陷落，实则是中国军队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日军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掩盖了日军侵略的罪行。

(二)亡国奴的卑微和丑陋

《运命之旅》中着墨最多的是中国百姓。女主人公四襟年芳17岁，在南京一家酒馆里做工。男主人公黄土是夏港做鞋子生意的小商人。作家通过这两个人物表现了中国民众的自私、愚蠢和贪生怕死。南京陷落之时，国难当头的中国民众只顾逃命，既贪生怕死，又眷恋家财，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大包袱，四襟还将锅碗瓢盆背在身上。黄土想到安庆避难，在江边找船时，一个无处去留的伤兵用乡下土腔哀求黄土带他逃命，却遭到拒绝。《运命之旅》通过刻画中国人的狡猾、猥琐来突出日军高大、善良、正直的形象。日本文人将人性中负面和丑恶的形象强加在中国人“国民性”中，体现出对中国人的极端蔑视。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作家眼中的中国民众狡猾、自私、阴险、愚蠢而又贪生怕死，这些特征都代表了“笔部队”作家对中国人的歧视和蔑视。这种种族偏见，成为整个昭和时代(1926年12月26日一1989年1月7日)日本人对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总体表征。

日本作家对近代中国形象的歪曲，源于在强大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下日本民族对中国的集体认知。《运命之旅》这篇小说代表了“笔部队”作家对侵略战争的国家主义思想认识，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他者”的视角。《运命之旅》中出现的几组中国军队如湖南兵与四川兵烧杀、抢掠当地居民的场面，无非是说明“中国军队的腐败行为给南京制造了混乱局面”。而对中国士兵的杀戮则成为日军维持治安的“合法性暴力”。贫穷落后的中国被日本文人视为缺乏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国家，而侵略就成为维护秩序的合理性理由。诚如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战争意识：“事件的发生在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激怒了损失惨重的日本军所致。”这成为日军实行暴虐的“正当性的强调”。林芙美子是“笔部队”赴中国战场的第一批成员，先后去过北平、南京、武汉等战场。作为特派记者，林芙美子是最早乘卡车进入南京的，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虐场面。《运命之旅》这篇小说是完全站在歪曲历史的国家主义立场上，编造的一份掩盖日本军队残暴和兽性的谎言。一场人类史上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变成了和平的景象，从而从根本上否定和篡改了侵略战争的性质。《运命之旅》实际上是以林芙美子为代表的“笔部队”作家以诋毁、丑化中国人的方式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

二、“皇军拯救”观与“日中亲善”

与中国人的丑陋、自私、狡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日本人的善良、诚实、宽宏大量和体恤民情。为了粉饰太平，林芙美子在《运命之旅》中不断宣扬日本军队“军纪整然”，日本士兵与南京市民“和平相处”的假相。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疯狂地屠杀30万中国军民，这一数字目前仍为保守数字。林芙美子只字不提屠杀场面，却将日军美化成中国人的救世主。这些“不曾见过的整然的兵士”对待中国百姓和蔼可亲，非但不杀人，还给难民分发面包。致使黄土接面包时激动得手都哆嗦起来：“湖南的兵士们又曾给过我们什么了呢。”

在林芙美子的笔下，杀人如麻的鬼子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侵略军俨然是一支秋毫不犯、纪律严明的“文明之师”、“礼仪之师”，这更加深了与湖南兵和四川兵胡作非为、腐败作风的对比。“皇军”所到之处，中国民众拿着太阳旗夹道欢迎，向“皇军”恭敬行礼，小孩子更是与“皇军”玩耍成一片。日军占领几个月后的南京，“中国兵居住时的混乱不安已经一点也没有了……南京市街，忽然变得明朗起来”。

林芙美子力图通过《运命之旅》编造日本侵略军与中国百姓的“鱼水情”，以此掩盖侵略事实，彰显“日中亲善”的叙事目的。作品还通过日军对中国百姓施以小恩小惠，体现“日中亲善”的具体能指。“报馆的记者先生们，人人都很亲切，把在以前生涯中未曾吃着过的昂贵的罐头打开给了黄土”。黄土还从日本人那里领到了薪水、烟卷和袜子，感到皇恩浩荡。

侵华战争时期，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进行宣抚工作，武装侵略与文化宣传齐头并进。所谓宣抚，就是向中国民众进行思想宣传，以稳定占领区民众的思想。侵华时期日军的宣抚工作在小山荣三的《战时宣传论》中有明确的规定：“在战区向民众说明支那军队败退的真相，让他们理解皇军出动的本意和其威力，诱使他们由敬畏而亲和，由亲和而协力，从而实现军民协力灭党(指国民党)反共的实际目的。”作品曾多次出现黄土离开无锡时主人曾说过的一句话：“不论什么时候，人生是塞翁失马，把运命委之于天。”小说末尾表达了作家对《运命之旅》的真正寓意：南京失陷，对黄土等中国人来说焉知不是因祸得福?

“大陆的日本侵略性战争行为，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在认识上始终一贯构建异质的否定性他者中国像，其否定性最终付诸战争行为的结果”。林芙美子在这篇小说中传达了一个信息：南京的失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恰如“塞翁失马”——军纪整然的日本军给无秩序的南京带来了建设的新气象。因此，小说起名《运命之旅》意即黄土们的命运由此转变。林芙美子的这些观念并非凭空而来。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学术界把对大陆的“思想宣传战”看成是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著书立说。20世纪30年代末有田中丰的《战争和宣传》，1939年有井上哲次郎的《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42年有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等。其中，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一书，从文化学的高度，提出了“战争就是异质文化的相克”的观点：“战争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行为。这种行为与清除一座陈旧碍事的建筑物，建设新的雄伟建筑物的行为很相似。作为清理的手段必然伴随着破坏的现象。”在这里，丸山学提出了“日本的侵华战争等同于文化建设”的谬论，为侵略战争制造理论根据。而“笔部队”作家将这一谬论具体文学化，使侵略战争带来的血腥、残暴的场面得以美化和遮蔽。

林芙美子在南京大屠杀中对中国形象的歪曲，代表了“笔部队”作家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在“笔部队”作家对“他者(中国)”的创造层面上，对“他者”的否定，实际上是对主体的张扬，它所呈现的是主体(日本)——他者(中国)的对应关系。“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明治维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日本海外扩张政策和对华战略研究思想深深地干预着日本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并渗入到侵华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内涵中去。《运命之旅》很能代表“日本作家对于战事的理念和精神”。“他者(中国)”形象是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战略下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表达的是一个异己的文化印象，带有虚构性的异国空间。“他者(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显然深受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华战略研究“大陆政策”的影响，反映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渗透和日本军部创作规则强制性干预以及作家本人的趋势功利思想等多重因素，因此，中国形象被妖魔化。“笔部队”作家对侵略战争的美化，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制造“南京大屠杀”抹杀论作了铺垫。

三、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女作家的国家主义和战争观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人，日本人权运动也随之发展，日本优秀的知识女性越来越关注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普及女子教育是明治维新最显著的功绩之一。女子教育的普及有力地促进了女性文学的发展。明治、大正时期，在易卜生等作家作品的影响下，对“新女性”观的体会和认识唤起了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1911年，日本最早的女权组织——蓝袜子文学社成立并出版了第一本女性文学杂志。具有“新女性”观的女性作者在文学领域中寻找自己的梦想，她们笔下的人物都是在追求自我表现中寻求着女性的解放。女作家热衷于自传体的心理描写，这种传统叙事手法使她们只能拘泥于私人生活的狭窄主题和题材，女性文学发展越来越受局限，于是女作家们渴望对“女性原则”重新定义。

作为自由主义作家，林芙美子的创作大多拘泥于私人生活的狭窄空间，以自我经历为题材表现对贫穷和挫折的反抗。林芙美子在加入“笔部队”之前的文学创作大多具有自叙传成分。当代日本学者中村光夫评价“她的创作特色在于表现出地地道道的女性……所具有的女性感觉及其缺点则超过了别人，她不是摆脱，而是充分利用，有时甚至是利用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文学”。林芙美子早期的作品都是以日记体形式描写幼年的生活体验。她曾做过摊贩、临时女佣、女工、女招待等，尝尽了东京最下层生活的艰辛。林芙美子的个性力图使创作题材有所突破，以摆脱贫困的现状。代表作《流浪记》同样采用私生活手记的形式，一经发表引起了轰动。作品描述了一个青春年华的女性，面对饥饿与屈辱的不断威逼，全力抗争，内心充满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流浪记》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是作家总是抱着某种希望，勇往直前地生活在逆流之中。“正如她所‘自信的那样，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只要大城市的生活及其‘文化依然吸引着青年男女，只要世上还存在着贫穷、屈辱和青春，喜爱《流浪记》的读者就不会消失”。这些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女权意识。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内阁情报部号召作家协力战争。战争为各种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日本文坛绝大多数作家创作发生了转向。林芙美子也不遗余力地抓住这个机会，于1937年作为

《每日新闻》特派员派往中国战场，1938年8月作为“笔部队”陆军班第一批成员奔赴中国前线。林芙美子由此创作的从军记和描写战争的侵华文学，使她一时名声大噪，被当时的日本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这些侵华文学的确使林芙美子的创作突破了狭小的女性自叙传空间，但她极力地附庸和迎合日本主导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却使她丧失了作家应有的良知和自由主义的创作精神，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工具。

林芙美子曾经多次到过中国，在她笔下，战争之前和战争之中的“他者(中国)”形象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我最初到中国旅行去的，是在民国十八年的秋天，以后就记不清去了多少次，然而我到中国去多少次都是愉快的。那时候，画画的人好像去得很多，作家到中国去的，是仅少的。

可见，战前的中国给作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以至于吸引她“愉快的”去了“多少次”。

中国人也使作家倍感亲切。

从上海曾经去过杭州苏州，虽然是一个独身女子的旅客，我并没有感到过什么不安，钱也费不了多少。就可以得到很愉快的旅行。那时候中日之间的风云就很有着不平静的地方，可是我一回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危险，在杭州住过一家秀英旅舍，茶役待我都是很亲切的。

战前作家中国游记中的“他者”以正面形象出现。作家抱着对中华文化倾慕的心情来到中国，中国的一切都在博大的文化氛围中显得如此美妙。无论是北京街头的“兔爷儿”还是国粹京剧，也无论是民间文化的集散地天桥还是秦始皇抵御外侮的万里长城……都深深地吸引着作家流连忘返。法国学者吕布奈尔说：“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林芙美子战前游记中的中国形象，融入了作家情感的、主观的因素。中国是一个蕴含了唐诗和陶渊明气魄的伟大中华：“我以为中国底文字是伟大的，时常想着有了机会，到中国去看看。”

然而，当伟大的中华成为本民族侵略的目标时，她眼中的一切美好都变成了丑陋。中国人也变成了“支那人”，而她对“支那人”的憎恶显示了作家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女作家对生灵涂炭的冷漠令人惊讶!无怪乎她在《运命之旅》对南京陷落的描述中有意识地掩盖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美化了侵略战争。当美好的中国和善良的中国人成为作家猎取功名的目标时，作家的情感也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感与军部的诱惑驱使着作家以笔为枪，自觉地为侵略战争擂鼓助威、摇旗呐喊。

林芙美子一生都在为改变个人命运进行不懈的奋斗。对战争的投机使林芙美子获得了空前的荣誉和地位。出身寒门的林芙美子在侵华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暴发户般的庸俗习气，表明了女权主义在争取自由、平等的过程中自身的脆弱，因此，其思想和情感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大语境感召下发生异化和转向不可避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日本政府在振兴殖民地建设和继续扩张中，号召日本妇女协力战争。大量的日本妇女从狭小的厨房走进了矿山、工厂，走上了生产线。女性的社会就业率大增。以市川房枝为首的女权运动领导人迫于政府和军部的巨大压力，在观望和痛苦的思考后屈服于军部，表示转向。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在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爱国妇人会以及大日本妇人会等四大官方妇女团体的组织下，卷入战时体制中，助纣为虐，成为侵略战争铳后的主力军。当时中国国统区发行的妇女刊物《妇女生活》半月刊刊载了对日本妇女现状的描述：现代日本妇女，不幸被驱入贤妻良母主义、爱国主义的轨道之上。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和劳动的结果是直接支持了侵略战争。当代日本学者村上信彦曾对此评价：“从站在妇女解放立场上的女性史的角度，这段时期没有任何正面因素，也就是说是女性史负面的时代。”

为追求竞选权和社会主体地位，女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发生关系是女权主义者缺乏更坚定的妇女解放的精神信仰，因此，建立在狭窄的功利思想基础上的妇女解放观没有超越国家民族的视野。正像妇运领袖市川房枝所认为的妇女应该从封建的父权家长制下解放出来。但她的解放观不是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而是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看待妇女解放的。在她那里，妇女参与战时体制与妇女解放画上了等号。

日本女作家在战争中的恶劣行径，比起普通的日本妇女，其精神上的危害性更为严重。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作家创作的战争文学都从不同侧面履行了军部交付的使命。例如，日军军部明确规定了参加武汉会战的“笔部队”作家的写作目的：向国民报导日军英勇奋战的实况和占领区内建设的情况，以使国民奋起。这些作品对激发日本本土民众对战争的狂热发挥了积极作用。战后日本的各种学术研究都被有意淡化了“笔部队”作家的恶劣行径。而在中国近年日本文学研究中对“笔部队”作家的不光彩历史也极少提及甚或忽略不计。例如，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1986年第1期，刊载了“林芙美子特辑”，其中几篇评论林芙美子的文章对其战争行为只字未提或一笔带过。其中一篇文章这样写道：“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南京后，芙美子以《每日新闻》特派员身份到南京从事所谓的‘报导。后来，芙美子本人的《流浪记》也被禁止出售。到了战争后期，一切文学活动都被迫停止。”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眼里，林芙美子俨然战争的受害者。作者并未了解林芙美子在侵华时期大红大紫的暴发户经历，反而为其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掩盖和混淆：“尽管芙美子在侵略战争时期被动员去过战场，写过‘从军记一类文章，但在她的战后作品中，反战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浮云》更为突出。”《浮云》是林芙美子战后创作的描写日本战败惨相的作品，但作家战后的反战行为不能代表其在战争中的侵略行径。战后，国际社会并未对日本女作家在战争中的文化侵略和协力行为追究其战争责任，反而更多地看到她们在战后反对原子弹爆炸以及反对阶级和性别压迫中发出的声音。日本女作家的社会意识在战争期间异化为协助战争的力度这一问题被学术界大大忽视了。

国家体制的资本扩张和利益诱惑，吸引了大批日本作家回到官方体制内。日本军部制定的政策像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场”，作家被时代氛围所吸引，身不由己地卷入群体的狂热之中。这说明日本文人缺乏坚定的精神信仰，因此，在强大的时代语境中极易动摇立场。侵华时期，只有少数几位日本作家像宫本百合子、藏原惟人等保持了文学家可贵的节操和良知，但是他们的沉默也并未起到反战的作用。除鹿地亘夫妇和长谷川稻子流亡中国外，几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加入了日本法西斯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政治权势的威望深深地蛰伏在文人的无意识里。侵华时期的日本作家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作机制——军国主义提出质疑，相反，借助这种运行机制开拓出前所未有的空间。大量的日本作家不惜丧失文学家应有的良知借助于战争而飞黄腾达。萨义德在谈到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角色时指出：“要有效介入那个领域必须仰赖知识分子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能容许国家之间及个人之间的歧义，而不委诸隐藏的等级制度、偏好、评价。”在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公共空间里，应该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进行质疑和挑战，包括一场战争的合理性，但这种行为的前提必须具有“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知识分子的难题就是把这些观念应用于实际情境，在此情景中，平等与正义的宣称和令人难以领教的现实之间差距很大”。这正像葛兰西所界定的有机知识分子，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而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日本女作家在侵华战争时期的行为和作用，不仅体现了日本妇女解放观的狭隘和薄弱，同时也说明了日本知识分子精神信仰的屈移。在和平的前提下，超越国家民族的妇女解放尽管很难实现，但却是全世界妇女应该努力的方向。

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 篇7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指引下,我国体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自1995年5月国务院适时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这一适应大众健身需要的战略计划以来,体育更是以全新的姿态深入群众生活。然而,在我国国民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由于长期受金牌体育观的影响,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出现脱轨,体育的普及与提高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加之全民体质日趋下降,成年人体质状况不容乐观和群众自觉锻炼意识淡薄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使得提倡“全民体育健身”与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形成明显对立的矛盾,大多数群众对增强体质的难度及其重要性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应重新对毛泽东体育观进行审视,从认真系统地剖析一代伟人在不同时期的体育思想,清醒地解读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历程,不断坚持和完善毛泽东体育观,使全民健身健康意识深入人心,实现我国从体育强国到体育大国的真正跨越。

1 毛泽东体育观形成的背景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正值清末民国初期,国难当头,群雄并起,而中国人又长期被辱称“东亚病夫”。正是“国力羸弱,武风不振,名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的真实写照。毛泽东作为当时湖湘的先进知识分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方泡尔生“意志主义”哲学的影响,深感国难之耻,立志树立拯救国家民族危亡之大任。他在追慕中国古典著作中关乎古代尧、舜、秦皇、汉武等英雄事迹和西方彼得大帝、拿破仑、林肯等世界英豪的业绩中,清醒地意识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深刻内涵,须知欲救国救民,当以锻就强健的体魄。因而毛泽东体育观不仅仅注重自身的修为与发展,更注重于为国家民族撑起一片湛蓝的天空。

2 毛泽东体育观的形成过程

2.1 幼年时期的特殊经历奠定了他对体育的初步认识

幼年时期的毛泽东体质柔弱,曾经害过一场大病,全家人甚是担忧,便小心翼翼地照料他,同时他的两位兄长也因身体不好而很早就夭折了。1910年,当他从家乡的私塾学堂转入湘乡东山高小后,开始接触正规的体育课,就是这些生动活泼的体育课使他对体育有了初步印象,他下决心锻炼身体,常利用有利条件进行游泳、爬山、跑步,还和伙伴们去野外露营、雨浴、做操,身体状况日渐好转,毛泽东还主动从事体育实践,既增强了体质,又锻炼了意志,使他受益良多。

2.2 青年时期的独特体育实践加深了他对体育的认识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正是中国现代体育的萌芽发展时期。毛泽东在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经世之学的同时,将社会、学校、个人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对体育的认识也不断加深。通过积极的探索,他深知若欲唤醒民众,改变国民体质,改造中国与世界,唯有体育可担当此任,倘使与封建社会培养出的貌瘁神伤的读书人一样难以挽救民族危亡的。1916年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这里强调“勇”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力行实践,并以其独特顽强的体育实践闻名全校,致使广大同学受他的影响颇深。

2.2.1 青年毛泽东的全新体育哲学观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阅历的丰富,加上刻苦学习以及优秀老师的教导与影响,毛泽东对体育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他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从体育的广度和深度,客观、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体育观及体育中“三育并重”的思想,充分认可了体育在“三育”中的核心作用,并客观地分析国民体质下降的原因,从而极力倡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哲学观,同时自己也通过“野蛮”的体育锻炼来获得精神的滋养。

(1)动与静的体育哲学观

毛泽东往往喜欢从一个比较高的层面来审视问题,这样显得独到、全面而宏观。毛泽东从“盖天地惟有动而已”的哲学观点出发,提倡人体之运动须注“动”,“人者,动物也,动则尚矣。”“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也。”他认为体育的功效在于动,指出人是动物,则动物之重要性。然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运动却应有正确的法则。这里显然与佛儒两门“主静”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始终恪守“以动养静”来强健体魄的主张,并且持之以恒地锻炼。

(2)知行合一的体育哲学观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正是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战事频仍,内忧外患如飓风般风起云涌,墙外的动荡局面也时刻撞击着这千年宁寂的学府。毛泽东身为学子,心忧天下。他把“知行合一”时刻付诸于体育研究和实践中,不仅自觉参与而且还孜孜不倦地进行宣传、倡导。他认为若实现中国的强大与复兴,须开化民智之淤塞,并动其心,由细枝末节处逐渐改造中国之旧社会。他把自己一贯坚持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及尚武精神紧密衔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将强身健体与卫国强民纳入了体育研究的轨道。

(3)体育中有意志的体育哲学观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体育爱好十分广泛,常携好友去爬山、野游、露宿、游泳。不仅如此,在艰苦条件下他还琢磨出一套特别的体育项目,即“四浴”:“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大雨滂沱,就到野外奔跑;寒冬十月,拿井水擦身;烈日炎炎,就赤膀到沙滩暴晒;大风肆虐,就到江河湖海中去搏击风浪。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的体质,磨砺了他的意志。在他看来,“勇武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从他严酷的体育锻炼中可以看出他的爱国心切,救国情深。

2.2.2 青年毛泽东的野蛮体育实践

课余和节假日,毛泽东喜同好友跋山赴水,长途远涉,在欣赏大自然的动人景色中寻找艰难环境来锻炼体魄。有时一个人在狂风暴雨的夜晚,登上岳麓,领略“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还常协同朋友共同畅游湘江,至橘子洲头,上岸后共沐日光,谈古论今,留下了“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壮美诗篇。此外,他还坚持“四浴”、奔跑、野宿、六段操等,这些特殊而新颖的体育项目,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增强了他的体质,为后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3 老年时期丰富的体育经验提升了他对体育的认识

在艰苦的长征岁月里,毛泽东极力主张从强身到强国之转变,由个人解放进而全民族解放的道德范式:“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此大言之也……”号召人们加强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共同卫国。在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中,虽然条件艰苦,头顶敌机隆隆,腹中饥肠辘辘,延安干部与群众却是兴致高涨,还经常举行“边区运动会”,极大鼓舞了人们抗战的决心。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战士经常开展搏击、射击等体育活动,活跃气氛的同时,群众素质也得到了极大提高,部队战斗力也得到加强。解放后,毛泽东把体育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来,1951年11月,明确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就要将体育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

3 当代体育体制下全民体育发展现状及问题

3.1 当代体育体制下全民体育发展现状

解放初期,我国体育队伍不断壮大,并且将体育融入农业生产运动中,群众创编了大量生产操,极大地提高了体育锻炼的热情。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体委专门组织了体育科学普查,根据我国青少年生长发展机能制定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学校体育倍受重视。尤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全民健身更是如火如荼的展开,“每天锻炼一小时”、“阳光体育运动”的呼声热情高涨。然而只见口号不见行动的号召似乎一则锦标广告,招引了部分人来关注体会,却有很多人尚闻之未闻,或置之不顾,俨然已将体育健身置于那生活之末。

3.2 当代体育体制下全民体育面临问题

由于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就业的压力和紧张的工作学习,以及传统安逸观念和学校“重德偏体”倾向等各方面的影响,全民体质直线下降。其中老年心脏病、糖尿病等突发疾病上升,成年男女肥胖率升高,青少年体质日下,骨质疏松,肥胖超重指标上升,“眼镜”越来越多;“书包”越来越沉;“课程”越排越满。适时全民健身观念也不受重视,或视而不见,或抱着观望姿态,学校也是摆作样式,基层领导甚至教育工作者对增强体育锻炼认识不足而不去谋划组织,上令不行,加则体育器材匮乏的现象,使得本没有休闲锻炼的人群被动性增强,全民健身活动不能够得到贯彻。然而“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4 毛泽东体育观对当代新型全民体育体制的影射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体育观的高度总结,它从唯物论、辩证法的哲学角度论及体育,立意高深,全面独到,逻辑严密,耐人寻味,其丰富而高深的体育观不仅是体育史上的瑰宝,而且对今后体育体制改革和全民体育模式赋予借鉴意义。

行文开头“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显然与今日全民体质日趋下降的现象不谋而合。借此,深入思考分析毛泽东的体育哲学观,将对今天培养人才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深入研究了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系统的体育观念之后,立足于我们当前新的体育体制改革,我们对新的全民体育观的重构也得到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4.1 当代体育观向幼年毛泽东学“体育重在能自觉”

体育锻炼主要在于主观自觉,因为外在的客观因素不易改变,“改之在人”。众所周知:体育锻炼可强健体魄,延年益寿,但是要取得实效,必须在于自觉,强迫无用。“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倘若自己的体力不振,外面的条件多么的尽善尽美,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好处。所以讲体育必须从自觉的意识开始。

4.2 当代体育观向青年毛泽东学“体育重在亲实践”

毛泽东非常重视实践,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也曾指出:“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办法足矣。”他不仅在书面上强调“实行”,在实际生活中也主动参与。青少年时期就经常坚持登山、游泳和“四浴”,直到七十多岁的高龄尚能畅游长江,这与他一生坚持体育实践密不可分。所以体育不是用来谈论的,主要在于亲自实践,如果能够坚持锻炼,体育的魅力和价值也就体现出来。

4.3 当代体育观向青年毛泽东学“体育重在强意志”

毛泽东的体育锻炼始终是与坚强意志联系在一起的。青年时代的《体育之研究》中就极力倡导通过体育锻炼意志的观点。“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体育之大效,盖犹在此矣。”毛泽东对于体育强意志的作用非常重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其体育观的真实写照。此外,坚持体育实践,尤其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衡,力排万难,顶风冒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在今天看来,这种“霸蛮”体育似乎兼有神经质的味道,但是在戎马倥偬的抗战年代,恰恰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说,体育自始自终是与意志相伴相随的,体育中包含着浓厚的意志。

5 毛泽东体育观对当代体育观影射的思考

5.1“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受金牌至上观念的影响,坚持认为充分发挥运动技术水平是体育的真正目的。有些人还误称“增强群众体质”是“小体育”,而“由少数人参加竞技比赛”的体育则是“大体育”,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地受关注。实则上,体育中的“竞技体育”是由少数人参加的,以运动技战术为表现手段的群众体育的一部分,然而中国欲从“体育强国”到“体育大国”的跨越,两种体育价值衡量就不言而喻了。

5.2“体育倡导”与“体育实践”

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体育锻炼的呼声日渐高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是群众自发组织锻炼的意识没有加强,甚至多数领导干部仍然倾向于“锦标体育”,没有把群众体育置于首位,口号流于形式,与群众自发参与也出现脱节。为此,我们的领导干部要亲自带头参与,大力支持,摒除旧观念,将体育的贯彻实施与自主参与紧密结合,似乎我们要知道酸甜苦辣咸五味,须亲自一品,体育只有群众亲自参与实践了,才能逐步形成全民积极参与体育的热情。

5.3“三育并重”与“健康第一”

教育要真正为培养人才,应当把人才的教育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念结合起来。若只是片面地追求“应试及第”,片面追求升学率,强迫学生“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填鸭式教育,那我们培养的所谓人才,“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的柔弱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又怎能做到尽职尽力呢?体育与德智是相互渗透、缺一不可的,“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只有这“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才能全面地提高一个学生的素质,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出无限的价值。

6 结语

综上所述,毛泽东体育观是充满智慧和意志的。他丰富、宝贵的体育经验对我国体育事业迅猛发展、全民体育观的重构和中国体育跻身世界大国的行列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要按照“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全民体育路线,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以科学的理论教育指导群众,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使我国体育事业向着合理、健康、持久化的方向发展。

摘要：体育观突出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对体育的认识与理解,也包括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深刻认识与躬行实践之后对体育观念的抽象概括。文章着重以毛泽东体育观为切入点,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期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体育观念的认识、发展过程,紧密围绕其体育光辉思想和体育实践活动两大方面研究探讨得出:体育必须是以身体运动为主,不断增强与完善人类体质的健身教育,而不是指以少数人参加,以取胜为内涵和追求功利为目的的运动竞技教育。在当前国民体质日趋下降的今天,我们仍需沿着毛泽东体育观的正确方向,并以此为根本理论和实践指导的依据,为我国顺利实施开展“全民健身计划”与“奥运争光计划”以及体育体制改革,实现全民健康意识和身体素质的增强,建设从体育强国向体育大国的宏伟战略而努力。

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 篇8

一、毛泽东的全民健身思想溯源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正值国家危急存亡的年代, 当时的中国人被列强藐视为“东亚病夫”。毛泽东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 以救亡图存、恢复民族尊严为己任, 于1917年4月1日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体育之研究》, 他想借此文唤起民众的尚武精神, 通过民族体质的增强来抵抗外来侵略, 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他呼吁国人:“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强调“体者, 载知识之车, 寓道德之舍也。”青年毛泽东将民众虚弱的体质与萎靡的民族精神状态相联系, 希望国人通过完善体能而振奋精神, 去扭转国家的命运,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随着他革命实践的深入和理论境界的提升而日趋成熟, 到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显著成果。

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时期, 毛泽东特别注重军事体育和田径运动。1933年3月12日的《青年实话》 (第2卷第7号) 上曾刊载过红军学校学生的一篇日记:“晚饭后, 大家都集合在列宁室, 唱歌的唱歌, 跳舞的跳舞, 下棋的下棋, 我最高兴的是打乒乓球, 参加了第二班的比赛。”毛泽东进驻井冈山以后, 就经常带领红军练习爬山、“打野操”、行军及做游戏。当时, 部队普遍建立了列宁室 (俱乐部) , 还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篮球、足球、乒乓球、单杠、双杠、爬竿、打秋千等活动。1934年1月, 毛泽东在《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中专门介绍了广泛开展的群众体育活动:“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 也是迅速发展的, 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 而运动场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1]他教育身边的警卫战士、地方干部、儿童团员等, 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同时, 毛泽东还身体力行, 在体育锻炼方面作出榜样,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带头做操、跑步、爬山、打篮球、踢足球、游泳、跳高、跳远等。在瑞金的沙洲坝, 他亲自领导修建大运动场。

在1933年5月30日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大会”上, 毛泽东还担任过总裁判长。在毛泽东的带动下, 苏区军民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异常高涨, 他领导的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是中国体育史上的一次革命。在旧中国, 体育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正如1933年12月17日魏挺群在《青年实话》上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下, 体育运动只是地主资本家训练他们剥削阶级的预备队, 训练军阀部队, 加强他们在青年中的影响, 及制造利润的一个附属工具。在那里, 青年工农群众是被剥夺了真正的体育训练的一切可能和权利。”而毛泽东的体育方针与他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 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二、全民健身思想在抗日时期的实践

1. 属于人民群众的体育事业。

1937年1月,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当时自然资源贫乏、环境恶劣, 长时期处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和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之中。我党的体育工作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逐步开展起来的。当时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针, 体育事业作为文化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是按照这个方针展开的。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毛泽东又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 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3]。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 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 解放区也大力提倡体育运动。1937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在红色政权的领导下成立。1938年3月8日为纪念国际“三八”劳动妇女节, 延安举行了“妇女运动大会”。这不仅在延安是第一次, 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只有在平等、自由的延安才使妇女体育成为可能, 才使她们成为“大时代的新女性”。曾在延安生活的外国友人马海德医生在他的作品中这样描述延安体育:“每天, 当太阳从东方升起, 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作集体操”, “夕阳西下, 吃过晚饭后, 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 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 还有许多人民在跳集体舞, 作集体游戏。”1939年“延安体育会”成立, 1941年还建立了延安大学体育系, 培养体育专业专门人才。这些都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为今天的全民健身运动开展作出了典范。同年,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体育专刊题词:“发展体育运动, 提高人民体质。”为当时以至今天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明确了任务, 成为全国体育工作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也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群众体育的基本特征之一。第二年, 延安成立了“延安新体育学会”, 这是一个体育学术机构, 朱德总司令被选为名誉会长, 大会决议要对边区体育运动及体育的发展、卫生、竞赛等问题进行研究, 该机构不断总结和概括体育运动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 开拓进取, 在体育科研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学会还成立了“飞鱼游泳班”, 在延河进行游泳表演、水球表演及各种游泳姿势和跳水表演, 不断推进游泳技术的提高。这种实事求是、不断创新的体育精神也是我们今天开展社会主义体育的重要精神财富。

2. 人民体育为人民战争服务。

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背景下, 体育是为了练好身体, 以强健的体魄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多次号召边区军民同“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猛兽”作残酷的搏斗。在党中央和部队各级首长的关怀下, 以延安为中心的体育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1937年8月1日, 毛泽东在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上指出:“我们这个运动大会, 不仅是运动竞赛, 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 “非有钢铁一般的身体和艰苦卓绝的精神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在与敌人长期斗争中取胜, 所赖于比敌人更能动手动脚”, “尤须要有体育运动以锻炼我们的身躯”。1938年12月, 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一年来边区的国防教育》中指出:“实行军事化的训练, 为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中等以上的学校实行军事训练, 小学生应实行半军事化的组织, 使学生在必要时可直接参加抗战。”1942年, 毛泽东提出“锻炼体魄, 好打日本”的口号, 与此同时贺龙提出“体育运动军事化”, 把群众体育的开展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1943年《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强调:“体育课应加简单的军事训练, 学习侦察、通讯、站岗、放哨、坚壁清野、埋地雷等实际技能, 培养迅速敏捷、灵活机动的生活习惯, 使教员及年龄较大的学生具备最低限度的自卫能力。”当时学校和军队进行军事体育项目的主要内容, 有刺杀、射击、投弹、爬越障碍、跳高、跳远、举石锁、拔河等, 在进行木马、障碍、长跑、爬山等训练时, 往往身负背包、枪支等物。大家共同提出了创造更多的“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口号, 通过训练, 广大军民的身体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 部队的战斗力与士兵体质的强弱、与人民体质的强弱有着直接的联系, 而增强人民体质的有效途径就是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的体育, 坚定不移地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服务, 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与群众体育思想的有机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 在生活困难、设备简陋的情况下, 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积极地创建和发展人民体育事业, 为我们今天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下普及群众性体育、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也为我们留下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