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革命

小说革命（精选7篇）

小说革命 篇1

回顾二十世纪文学史,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又称为“红色经典”, 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身份认同和作家的文学追求。这种文学是指:“1942年以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 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做派, 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 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内容。它的不断被倡导和被广泛传播, 不仅为人民大众所熟悉, 培育了他们独特的文艺欣赏、接受趣味, 而且也逐渐形成了文艺生产的方式和模式”[1]所以, 红色经典凝聚着主流文学几十年来价值理想承担和艺术经验的积累, 《荷花淀》、《风云初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等都是这一美学主张的成功实践。

《笨花》继承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 也找到了适合这一内容表达的完美形式, 以革命的历史观念和方法来表现二十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民族革命和抗日战争, 使人们再一次重温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军阀混战、阶级矛盾、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的风云史。与梁斌的《红旗谱》相近, 《笨花》也是一部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来反映中国民主革命和冀中敌后抗日斗争的乡村画卷, 描写冀中农民在甲午风云后的生存现实和参与抗战后的命运历程。冀中在抗日战争初期是敌占区, 抗日的形势十分严峻。正是燕赵文化精髓的承传和党的正确领导, 使笨花人在民族灾难面前空前的觉醒, 笨花人深明大义, 没有国家的前途, 就没有个人的前途。他们在在党的领导下, 坚韧、智慧、机智、英勇的在敌后与日伪斗争, 各尽所能的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尽着自己的力量。但《笨花》中的“英雄人物”是退去了传统题材的神秘光环的现实中的“英雄”, 铁凝努力挖掘出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正义力量和英雄性格, 以向氏家族为首的一群“中国凡人”承担着演绎中国革命大历史的使命:旧军人向喜识破了日本人请他出山的阴谋, 支持两个儿子到抗日根据地, 宁愿回到笨花老家做一名大粪厂的经理, 最后为救自己的同胞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儿子向文成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中, 在自己的家中办起夜校, 向村民传授着文明和救国的道理, 腾出自家的大西屋做后方医院, 在笨花村的抗日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女儿取灯的断事智慧而冷静, 成为一名优秀的抗日干部, 后被小袄子出卖而惨遭日寇杀害;长孙向武备是一名冀南特区的游击队员, 后来成为太岳抗日根据地一位久经锻炼的领导人;十四岁的弟弟向有备也成为一名八路军的卫生员, 在实际的锻炼中成长。性格“各拧”的西贝时令积极要求进步, 成为尹区长的助理员;平时爱说大话的“瞎话”叔, 为了笨花全村人的利益, 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下;就连走动儿也在笨花的黄昏消失了, 他辞别了家和“幽会”的女人, 去了一个国家民族更需要他的地方, 成为一名抗日的交通员, 象一支黑暗中游走的烛光, 带领那些为民族的生存和希望奔走的人, 到该去的地方———“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年代的种种艰难的选择, 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 揭示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耐力和韧性, 这是一个民族的底色.”[2]正是这些普通的农民、乡村知识分子承担着革命的道义和民族的尊严, 在维护日常生活的正义和神圣的民族抗战中, 他们无私的为了国家民族倾其所有、流血牺牲, 那种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崇高精神和道德情操使平凡的生命焕发出强烈的光彩。《笨花》凸现的是在日常化、生活化的厚重叙事, 这种日常生活来自铁凝最真挚的个人体验和家族记忆, 那独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日常生活叙事极具感染力, 它以独特的审美意蕴成为凝聚人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优秀作品, 这使小说超越了传统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的美学命题而达到了真正意义上成熟的“政治小说”, 维护的是主流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系:作品中以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浪漫的表达, 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显示出了向传统文学的回归, 通过再现历史场景肯定革命的正确性、历史的进步性, 推崇传统道德、弘扬民族正气, 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力量。

作为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 作品具有唯物史观和明确的写作目的, 但并不是传统革命题材的所“强制”写作的那中笼统的“革命史”, 《笨花》无论在“反映生活的真实”还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都对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有所超越。在人物塑造上, 她超越了“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塑造及模式化、类型化、概括化的粗线条的叙事框架, 表现出更尊重历史真实、作家主体选择和文学本身规律的新的意识形态的特征, 比如对于向喜这个旧军人的塑造, 她说:“在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前, 一般中国百姓的国家观念是淡薄的, 但是日本人来了以后, 民族的凝聚、中华民族的强烈意识、国家的意识在全民当中被唤起了。培育向喜这个人物的过程中, 刚开始我给他设计的不是回到粪场, 我设想他开了一个地下的兵工厂, 造枪的厂, 暗中支持八路军打日本人。我觉得这是戏剧化, 有几分做作的, 不太适合这个人物的归宿和性格的形成。于是我让他后退一步, 就要他去了大粪场, 没有让他和共产党直接合作。他坚决拒绝当汉奸, 他的后代子孙都是共产党, 但是他没有, 他后退一步。我觉得这个是恰如其分的。他回到粪场, 在粪场里和日本人有一场恶战, 最后死在粪池里。”[3]《笨花》中的人物不再是单纯依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或历史风云中的简单符码, 而是充满生活智慧和生命质感的。就是在这段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中, 铁凝也没有忽略日常生活的暖意, 极具诗意的描绘了一群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他们以“和”为贵的处世姿态、四季的农事、不同的故事和命运, 饶有兴味的描绘了冀中乡村的风土人情、民俗特征, 弥补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所缺乏的日常生活的恒久的魅力和诗意, 因为这正是统革命历史题材中常常被遮蔽的生活。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 革命的唯一目的和社会主义道德的不断净化演变成一种权威性的宰制力量, 它以排出日常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为代价, 与革命无关的情感和欲望, 都被视为“不洁”和不道德的, 爱情和亲情不再成为一种询唤和感召, 战争的正义性被无限夸大为一种人性和道德宣战的实践。就是极具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家孙犁也被战争思维所主宰, 《荷花淀》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小说不仅反映了抗日战争中, 以对战争中人性美和人性美的歌颂焕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但它依然存在人性的压抑和失落的问题, 小说中的人物被战争需要神圣化和模式化了, 淡化了自然属性和个性自由。

《笨花》既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规定性”, 但又以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传统革命历史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彩的、诗意的展现, 用一种饱满温润、准确结实的艺术质地去追求史诗化的思想承载, 铁凝以崭新的革命历史叙事手段弥补和纠正了历史叙事在两个方的偏差: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过度历史化和概念化;后新时期以来文学个人化和私人化方向的极端发展。这是铁凝在新世纪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历史经典叙事的回望中做出了世纪性的超越。传统革命题材的小说中因主要写革命斗争的生活而忽视人的生活, 集中表现人在战争中的生活;而《笨花》更多地体现战争中人的生活。因此, 冲破了既定的意识形态模式,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 抓住了主流文学为革命现代性诉求论证的精髓, 跨越既往社会主义的历史政治遗产与现实中国“和平崛起”之间的鸿沟, 以一个党员作家和文学官员的政治身份完成了主流文学的使命。

摘要：论文将铁凝的《笨花》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进行对比, 指出《笨花》既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规定性”, 但又以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传统革命历史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彩的、诗意的展现, 用一种饱满温润、准确结实的艺术质地去追求史诗化的思想承载, 铁凝以崭新的革命历史叙事手段在“反映生活的真实”还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都对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有所超越。

关键词：“笨花”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日常生活叙事,超越

参考文献

[1]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第182页

[2]铁凝、崔立秋:《笨重与轻盈的奇妙世界——关于铁凝〈笨花〉的对话》, 河北日报2006年1月6日

[3]铁凝:《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四个问题——从〈笨花〉说开去》, 《长城》2006年第4期

小说革命 篇2

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与发展过程

二、中短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与作品

三、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丰收

四、长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与作品※

五、寻求新的替代：革命英雄传奇

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与发展过程 概念：

革命历史题材因所具有的革命内涵而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题材严格区分开来，它特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与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构成了革命历史小说叙述的主要对象。

开端：解放区文学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开始就在表现对象和思想内涵上有着较明确的规范，并由此而同“历史小说”严格区分。至于在解放区创作的那批作品，也就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奠基之作。特殊意义：革命历史小说承担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革命历史小说讲述的是革命之所以产生的必然性，人民由挫折、失败走向胜利的规律性，以及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推翻一切反动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合理性。为了实现教育功能，革命历史小说高扬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艰苦卓绝中的乐观主义，生死考验而前的坚贞不屈，构成了革命历史小说中常见的场景和主人公的性格核心。由于题材的特殊性，革命历史小说在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往往比其他题材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

发展原因：受到特别关注 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革命历史小说有着诸多良好的发展条件：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许多作家亲身经历了这些伟大斗争，为英雄立传的激情和责任感促使他们把笔触伸向那些可歌可泣的业绩;建国前在战争控惚的岁月里作家没有足够的精力来从容地进行艺术构思，建国后和平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些都使革命历史小说在建国初期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与描写农村生活创作并驾齐驱的两大题材之一。其涉及作家之广，创作成果之多，艺术水准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在本时期的创作中都是独占鳌头的。

发展过程：

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

60年代：左倾思潮带来严重干扰

本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艺术特点（1）强烈的故事体和纪实体特征

（2）革命历史小说的成熟，集中地体现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其标志是作家对“史诗性”的追求和一批作品体现出来的“史诗风范”。（3）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审视，都不可能进人一个更深刻的层面，缺少个人的视野和个性化的表现。对作品规模的片面追求也使得不少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产生了“半部杰作现象”。

二、中短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与作品 1.孙犁的小说

2.茹志鹃、刘真的小说 3.王愿坚、峻青的小说 1.孙犁的小说 创作题材：

北方农村和农民所经历的时代风云变幻：从抗日战争到土改到变工互助、到合作社。这是将他1944年的成名作《芦花荡》、《荷花淀》到建国初期的《山地回忆》、《吴召儿》等，再到《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作品贯穿起来的一条线索。

总体风格：

尽管他的作品也不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但在他的创作中，浪漫主义情调却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即透过那些复杂纷繁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的描写，寄寓着作家本人对纯美的乡土风物、纯朴的人际关系、纯厚的人伦情感、纯真的童年生活的深切眷恋和向往，这使得孙犁关于革命历史的叙述成为田园牧歌、乡村情歌和革命颂歌的交响，表现出个性化的抒情风格。

艺术特征：※

1.寄风云变幻于诗情画意，这是孙犁小说抒情风格的主要表现。2.善于刻画女性人物形象：李佩钟、小满儿

3.叙述方式上，以简洁明了的手法记事写人；叙述中采用抒情主体融入情节的结构方式。4.小说语言“如话性”和“如画性”兼具。

5.在叙事风格上，孙犁对革命历史的叙述是温和的、温情的，甚至在明朗的基调中时而流露出一些淡淡的感伤和怅然。2.茹志鹃、刘真的小说

茹志鹃的文学成就主要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题材多来自解放战争时期和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属于前者的有《关大妈》、《百合花》、《澄河边上》、《三走严庄》等，属于后者的有《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春暖时节》、《里程》、《如愿》、《阿舒》等。代表作品：《百合花》结构的“细致严密”且“富于节奏感”，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很好结合，以及“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和“前后呼应的手法”

茹志鹃小说的艺术特色：

首先是情感的体验重于事件的叙述。

细节的妥善安排使茹志鹃的小说具有细致的结构。

更适合于表现“生活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里的一支插曲”，茅盾把她的风格概括为“清新、俊逸”。

刘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大多叙说的是自已在革命队伍中的童年印象，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儿童口吻叙述，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时常叫“刘清莲”或“小刘真儿”。以童年视角来写童年印象，构成了刘真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3.王愿坚、峻青的小说 王愿坚

王愿坚（1929～1991），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市相州镇相州七村。1944年底，王愿坚参加了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开始了文艺创作。1954年王愿坚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党费》。1958年初，创作了《七根火柴》、《三人行》和《赶队》等歌颂二万五千里长征英雄事迹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到公开批判，并于1969年初下放到安徽省军区独立师体验生活。1972年，调回北京改写反映红军长征的《万水千山》电影剧本，后又与陆柱国合作改编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并创作电影剧本《四渡赤水》。

他的代表作《党费》、《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等多篇小说，长期被选入大、中、小学语文课本，并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朝等多种外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臧克家（中）与王愿坚（右）

《闪闪的红星》剧照 潘冬子（王愿坚编剧）王愿坚小说的艺术特色

1.王愿坚的创作是从战地报道开始的，他的小说体现了从报道、故事到短篇小说的艺术转变。

2.以回忆体的方式来叙述革命故事，从而突现出对“革命历史”的追忆和回味，是王愿坚短篇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

3.注意克服以前创作中存在的拉杂臃肿，缺乏艺术上的凝练和精粹等毛病，尝试着从故事中提取诗意。

4.作为一位部队作家，王愿坚的小说创作更强调作品的教育意义。

峻青，（1922-1991），原名孙俊卿，当代作家。山东海阳县人。1922年3月生。幼年家贫，只读了几年小学，13岁便去工厂当童工。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写出第一篇作品《风雪之夜》，后担任报纸的记者和编辑工作。解放后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从1954年起写了一系列优秀短篇小说，如《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老水牛爷爷》等。散文创作也成就斐然，代表作有《雄关赋》、《秋色赋》等。

峻青的作品大多取材于自己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胶东半岛，主要叙述自己曾经历过的1942年前后的抗日战争到1947年前后的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斗争生活。峻青小说的艺术特色

1.峻青的小说也是从战地报道中演化出来的，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和紧张感，以此来表现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崇高。

2.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也是峻青采用的主要方法。

3.用场景的营构和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和烘托人物，使峻青的小说具有油画般的质感。4.峻青的小说也有某些不足：如缺乏节制的抒情和议论与紧凑的故事情节显得很不和谐，故事的回叙部分往往拖沓、冗赘，在后来那些抚今追昔、新旧对比的作品中，这一弱点尤其突出，以至于让说教性压倒了故事性。

三、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丰收

从1957年《红旗谱》等的出版到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的问世，在此六七年间，长篇小说不仅数量空前，而且佳作联袂，琳琅满目，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丰收期。成就与特色※

第一，在反映生活上，注重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的记录，形成了以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为主干，辅之以历史题材和城市生活题材的基本格局。

第二，在人物塑造上，注重描写无产阶级英雄，呈现出以英雄人物为主体，中间人物、转变型人物相环绕，辅之以反面角色的人物画廊。

第三，在艺术风格的探求上，恢宏、明朗、刚健、高昂构成了这批小说总体性的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

促成这次长篇小说丰收的因素

首先，由于长篇小说创作比其他文学样式更需要作家的生活积累、资料积累和艺术积累，而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的记录，人生经验的回顾与反思，也更适合长篇小说的表现。因此，一批从中国革命中走过来的作家，当他们开始回味这一历史过程，表达自己在这一血与火的历史过程中的特殊经验时，便较多地选择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而他们长期的生活积累与艺术准备，则为其创作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就社会条件来说，新中国的成立也为长篇小说的作者提供了较好的创作环境。由于长篇小说的生产周期较长，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最后，社会生活的安定也促成了新的需求。读者对长篇小说阅读需要的增长，对作家从事长篇创作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和推动。

四、长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与作品※ 1.梁斌的《红旗谱》 2.杨沫的《青春之歌》 3.欧阳山的《三家巷》 4.吴强的《红日》 5.曲波的《林海雪原》

6.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7.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1.梁斌的《红旗谱》

梁斌《红旗谱》

第一代：朱老巩、严老祥、朱老明、冯兰池 第二代：朱老忠、严志和、冯贵堂 第三代：大贵、运涛、江涛、春兰 干部形象：贾湘农、夏应图 朱老忠：农民英雄

严志和：地道的农民：革命性与如软弱性

电影剧照

小说主要是以冀中平原锁井镇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基本情节展开的。而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则将锁井镇划分为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为代表的农民阶级跟以冯兰池家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两大敌对阵营。

当然，这不仅是一般的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它是作者立足于新的时代理念，对民主革命时期农民历史命运以及中国革命史所进行的艺术概括。

重要人物形象：

朱老忠：反抗性；侠义性；坚韧性。朱老忠是作者向当代文学贡献的一个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的农民革命英雄艺术典型。严志和：革命性与软弱性

正是因为有了严志和以及串联穷人与冯老兰对簿公堂的朱老明、一心盘算发家致富的朱老星、庄稼活和木匠活的好把式伍老拔、封建礼教观念浓厚的老驴头、具有正统观念和狭隘意识的老套子等一批个性鲜明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与朱老忠理想化的英雄形象构成互补，才使《红旗谱》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革命历程反映得更为真实与浑厚。

《红旗谱》的艺术特点

1.具有史诗气度，描写重大历史事件

2.着力刻画农民英雄形象（老一代农民和青年农民）

3.作者努力寻求阶级斗争这一时代主题与民族心理、乡村风俗和传统文化的联结，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想完成一部具有民族气魄的小说”。4.不足：缺乏统一性 2.杨沫的《青春之歌》

杨沫（1914-1995）杨沫主要作品有《青春之歌》、《苇塘纪事》、《芳菲之歌》、《英华之歌》、《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

自传体成长小说

林道静：女性革命知识分子 关于《青春之歌》的论争

1960年的修改本，改动、删削了那些林道静在“接受了革命教育以后”仍然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加表现林道静在深泽县与工农结合的七章，和“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 的参加、领导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

青春三部曲：《青春之歌》、《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

3.欧阳山的《三家巷》

《三家巷》以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周炳的思想性格发展为中心，以“革命加爱情”为基本线索，描绘了三家巷三代人30年间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力图由此反映从1919年到1949年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又从农村回到城市的革命斗争历程。其中，“六二三”反帝风暴、省港大罢工、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背叛、广州起义、上海白区斗争、震南村的自发反抗、抵制日货运动、延安的“抢救运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等等，都有浓墨重彩的描绘，显示了作者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夙愿。

4.吴强的《红日》

情节：撤出涟水——莱芜大捷——孟良崮战役：华东战场全局 人物：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战士刘胜等 艺术：更加开阔；人物更具有丰富性

上海某公园的吴强雕像

谁不说俺家乡好（电影《红日》插曲）5.曲波的《林海雪原》 曲波（1923-2002），山东黄县人。15岁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初期任团指挥员，奉命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牡丹江一带的林海雪原进行剿匪战斗。这一斗争经历，为他后来创作《林海雪原》提供了生活依据。解放后，他转到地方工作。1955年开始创作《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此后，又相继完成了《山呼海啸》、《戎萼碑》、《桥隆飙》等长篇小说。

40年代内战初期，东北解放军的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深入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围剿数十倍兵力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小说主要描写四次战斗——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这些事件依次构成小说的线索。

《林海雪原》的“独创性”，人们大体上注意这样的两个方面： 一是艺术方法方面的“民族特色”，即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说岳”等的结构和叙事方式。

另一是夸张、神奇化赋予故事、人物的“传奇性”，这包括人物活动的环境(深山密林、莽莽雪原)的特征，故事情节上的奇特，以及人物性格上的“浪漫”色彩。

黑龙江省海林县杨子荣烈士纪念馆 6.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都是曾被囚禁于国民党监狱的中共党员，重庆解放前夕越狱脱险。《红岩》的写作方式 “组织写作” ：《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在后来的“文革”期间，成为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式。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

主要人物 江姐 许云峰 齐晓轩

重庆歌乐山

《红梅赞》

《绣红旗》

7.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1914-2004），安徽旌德人。30年代开始文学活动，1938年到延安。40年代的创作主要是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和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除《上海的早晨》外，还著有表现抗日战争期间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长篇《长城万里图》（共六卷：《南京的陷落》、《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雾重庆》）。

多卷本长篇《上海的早晨》在对城市生活的展示上，范围有了一些扩大。这是五六十年代不多的以资本家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

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向“不法资本家”展开斗争，揭露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在斗争中团结、教育、改造，是这部庞大的作品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论述，是作者人物性格设计上的依据。

不过，在这部作品中，仍提供了50年代初期城市生活的某些状况，尤其是围绕资产者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的图景，和城市在改造过程中，原先城市中心力量在迅速边缘化过程中的复杂反应。

五、寻求新的替代：革命英雄传奇 知侠《铁道游击队》 冯志《敌后武工队》 曲波《林海雪原》（前已讲述）

文学创作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能为广大“劳动群众”所阅读，这一关系到文学“方向”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会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大部分创作的读者，仍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新文艺作品并未很好“占领”“旧小说”的读者群，即使如赵树理这样的作家，立志用自己的通俗化小说来争夺农村读者，其成效也是值得怀疑的，更遑论城镇的广大的“小市民读者”了。

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解放区”的一些作家曾写作表现革命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如《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等。它们采用“旧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运用接近日常口语的叙述语言，并有很强的行动性和故事性。这些作品的出现，被看作既“有着旧小说的遗迹”，但又“‘扬弃’了中国的旧小说”的创作。

这种对“旧小说”既承继、又改革的创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虽说并未受到大力提倡，但也出现了若干的长篇，如50年代出版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等几部语言通俗，有很强故事性的小说。在五六十年代，对小说的评价尺度，主要来自“经典”的写实主义小说；当时，并不认为对不同类型的小说，在尺度上应有所区分。《铁道游击队》

知侠(1918-1991)，河南汲县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除长篇《铁道游击队》外，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铺草集》、《沂蒙故事集》和中、短篇集《沂蒙山的故事》等。短篇《红嫂》在60年代曾被改编为戏曲、舞剧等多种形式。

《铁道游击队》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于1954年。小说写抗日战争期间，山东临沂、枣庄一带的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在中共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在临枣、京浦铁路线一带展开活动。夜袭洋行、飞车夺枪、撬铁轨、炸火车、化装成日敌潜入临城等，都是富有传奇性的情节。在笔法、情节设计等方面，借鉴了侠义小说的表现方法。

《铁道游击队》 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刘洪、芳林嫂

王强

《敌后武工队》

冯志的长篇《敌后武工队》出版于1958年。它以1942年日本军队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的“扫荡”为背景，写八路军的武工队在敌占区所开展的斗争。

思考题

1.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总体艺术特色是什么？ 2.孙犁小说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3.茹志鹃小说的艺术特色有哪些？

4.为什么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形成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高峰，这些长篇小说的艺术特点有哪些？

小说革命 篇3

关键词：鲁迅　《药》　《阿Q正传》　辛亥革命

鲁迅先生在1919到1921年写了《药》和《阿Q正传》，两篇小说的公共点在于都涉及到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都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图景。从时间顺序来看，《药》写的是辛亥革命前，《阿Q正传》写的是在革命期间。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国民真实的生存环境，并且深入的剖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状况。

《药》第一次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剖析了辛亥革命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本质，从而艺术的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并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药》写了明暗两条线，明线写开茶馆的华老栓到刑场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药是假的，当然治不好，结果是悲剧。鲁迅小说中多次写到愚弱的国民羸弱的病体，这虽也是当时的现状，但这一题材的选择是有意识的，鲁迅先生少年时的经历使他意识到拯救病弱的灵魂比拯救病弱的肉体更加重要，因此他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暗线写革命者夏瑜的被捕被杀。小说通过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治病，批判了人们的愚昧、迷信和落后。通过对夏瑜的描写，不仅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也总结了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的沉痛教训。对于夏瑜的牺牲，小说中的群众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其一是华老栓，夏瑜是为了解救像他这样的受苦人而英勇牺牲的，但他不仅不谈不问，反而去买他的血给儿子小栓治病；其二是那些茶客，他们都不理解夏瑜的革命活动和他的被杀，反而说他疯了；其三是夏瑜的母亲，连革命者的母亲夏四奶奶也不明白自己儿子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在清明节上坟时反而在人前觉得羞愧。因此可以说，小说的悲剧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悲剧的十分深刻的反映，它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教训。鲁迅先生把这个历史悲剧和教训反映出来，无非是为了告诉人们：要革命，首先必须做好思想发动工作。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封建、反迷信，把广大群众从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阿Q正传》是鲁迅另一篇总结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小说。这篇小说的后三章，集中描写了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在未庄引起的变化。小说中重点刻画的主要人物是贫苦落后农民阿Q。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不注重组织民众、发动民众，使得阿Q对革命一无所知。他原“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由于他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当革命到来时又必然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好处，因此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时，他看到举人老爷到乡下来藏东西，是那样害怕革命，赵太爷等人对他也变得异常和气，因此他开始神往了，但他对革命根本不理解，他认为革命只有三件事：一是抢东西；二是报私仇（当然他也分不清敌友）；三是解决女人问题。本来应该是革命依靠对象的阿Q，对革命却是这样理解能怪谁呢？当然责任还应是在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同时，这部小说较《药》更为深刻之处，还在于着力描写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地主阶级的投机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没能发动民众，动员民众，而且革命很不彻底。从小说中看，城里的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革命，忙于剪辫子，这辫子虽是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象征，但在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时，它却不应该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如果宣传好民众，他们是会自己动手剪掉的，用不着革命者亲自动手。相反，因为没有宣传民众，就是剪了辫子，也解决不了人们的思想问题。因此，未庄的秀才不敢进城，阿Q也不敢进城，因为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问题，对于城里举人老爷、未庄的赵太爷都没有给予狠狠的打击；同时还让这类人物钻进了革命的政权机关，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加入了“柿油党”。未庄仍然还是赵太爷的天下，贫苦农民阿Q却被诬为盗贼而抓去枪毙了。这说明了辛亥革命所实现的和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是不相容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作品深刻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它与封建势力的血缘关系，从而否定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鲁迅先生写作这两篇小说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年左右。他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与多年来的理性思考熔铸在一系列文学形象中，把夏瑜的悲剧和啊Q的悲剧联结起来，表达了对中国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一是因为夏瑜这样革命精英势单力薄；二是因为封建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三是革命阶级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构成了封建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使他们不知不覺地构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阻力。

鲁迅先生深刻的洞察到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成为“万难打破的铁屋子”，就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利用地理环境的封闭，把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沉淀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相结合，成功地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使国民不仅表现出无意识的服从，而且是自觉、自愿的认同。这种精神上的奴化与毒害不仅妨碍了他们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也严重妨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坚持认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解放首先必须是人的思想解放，必须改造国民性弱点。

（作者单位：河南省沈丘县第一初级中学）

参考文献：

[1]张海洋.精致、凝练-谈鲁迅小说《药》的艺术技巧[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12.

[2]沈大为.鲁迅与辛亥革命[J].呼兰师专学报,1994.3.

浅谈新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 篇4

传统革命历史小说常因为政治需要将革命理想化、神圣化, 新历史则向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革命历史书写方式, 即将革命放入一个融入了文化、传统、人性、情感的广阔视阈中, 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其进行全新审视。而在审视的过程中往往得出了与传统革命叙事不一致的结论, 甚至流露出反思与回归的倾向。近年来, 已有研究指出了新历史小说在解构“革命”权威、还原历史原貌上所做出的贡献。但只“破”不“立”显然是不够的, 神圣革命的空白需要其他成分来填补, 而《白鹿原》中象征着传统文化的“白鹿精魂”与《丰乳肥臀》中象征着大地母亲的“丰乳肥臀”这两个核心意象无疑是两个成功的尝试。

一.革命与“白鹿精魂”

在白鹿原古老的神话中, 一只有着“白毛白腿白蹄”和“剔明透亮的白鹿角”的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周向西原跑了过去”[2], 为原上的居民去除了灾害、带来了福音。万物再生、毒虫消灭、废人恢复健康、瞎子重见光明、丑女变得美丽……原上的人们把朴素的愿望寄托在了飘然而过的白鹿身上, 这只冰清玉洁、美丽神秘的白鹿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白鹿原的图腾。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演进和文化熏陶中, 古老的白鹿精神逐渐演化成一种以“仁爱”为灵魂的儒家道德规范。[3]作品恰好发生在风云变幻、新旧冲突强烈的革命年代, 故“白鹿精魂”在文中又具体化为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这个象征意义并不抽象, 它融入了白鹿原上特有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历史变迁和民俗传统。

如果说白鹿原上美丽神秘的“白鹿精魂”是传统文化的象征, 那么博学多才却不问政事的关中大儒朱先生就是白鹿精神的化身, 而德高望重的族长白嘉轩无疑是其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朱先生这个人物, 对其乐善好施品质和安贫乐道的清高大家赞赏, 甚至镀上了一层神机妙算、未卜先知的传奇色彩。同时不遗余力地描写白嘉轩带领族人翻修祠堂、修补乡约、求雨祈福的前因后果及具体过程, 极力渲染宗族仪式的神圣庄严与族长的恪尽职守, 目的就是将族长的众望所归与革命中良莠不齐、走马灯般的各类党政机关形成鲜明对比。二十世纪的国民革命不可避免的波及到水深土厚、民风淳朴的白鹿原上, 从黑娃、鹿兆鹏刮起的“风搅雪”, 到鹿兆海、白灵分别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而又先后死于内乱, 再到白孝文投机革命, 黑娃含冤被杀, 白鹿原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土匪三家相争的“鏊子”。讽刺的是, 当黑娃回归传统、学为好人并成为朱先生最好的弟子时, 白孝文在精神上彻底断绝了自己与仁义传统的关系, 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者。但最后黑娃竟然冤死在同党白孝文的手里, 令人对革命的未来心存忧虑。

朱先生目睹了这鸡飞狗跳的世道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之间的差距, 很自然的其他革命形式也产生了几分疑虑。革命所固有的血腥、暴力与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宽容、中庸、隐忍等成分是相悖的。所以朱先生及其追随者白嘉轩对革命始终抱有一种由不信任而导致的排斥态度, 他们只能从延续了上千年的、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传统和立身纲纪中找到精神慰藉。今天的人们已经明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我们也必须理性而清醒的认识到, 企图通过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在笔者看来, 《白鹿原》中流露出的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和缅怀并无全盘否定社会革命之意, 任何人都无法割裂自己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血脉关系, 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白嘉轩、朱先生身上残余的“封建思想”, 反而应该尊重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依附, 并呼唤受到革命冲击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

二.革命与“丰乳肥臀”

莫言在《丰乳肥臀》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 自序中又进一步解释道“此书不仅是献给我母亲的, 也是献给天下母亲的”[4], 显然这是一本关于母亲的书。“丰乳肥臀”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 是母亲们勤劳善良、自然质朴、大胆泼辣性格的象征。作品的主人公上官鲁氏出生于1900年, 这既是母亲漫长艰涩生命的开始, 也是百年中国革命历史的发端。母亲一生经历了战乱、流离、贫困、饥饿、屈辱、丧亲等无数苦难艰辛, 激荡的革命斗争与沧桑的历史变迁都贯穿在母亲辛苦维系的家庭里。“一个母亲受难的历史, 几乎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历史”, 这部历史正是“以民间的视角、民间的观点”写出的民间革命历史[5]。母亲的丰乳肥臀哺育了代代儿女, 厚土大地则蕴育了人类文明。这位母亲也成为了遍体鳞伤的大地母亲的化身。

上官鲁氏孕有八胎九子, 又先后抚养了女儿们的八个儿女。她本人虽然没有政治觉悟, 但她生养的孩子及其构成的庞大家族则不可抗拒的与革命年代各类党派或政治势力产生了枝枝蔓蔓的联系:投降日本的游击队长沙月亮, 革命党司马库, 服务于国民党的美国参谋巴比特, 共产党军官孙不言, 共产党干部鲁立人和上官盼弟, 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乔其莎, 改革开放后发迹了的鲁胜利和司马粮等等。他们所代表的势力是二十世纪高密东北乡革命历史的缩影, 作为家族核心的母亲也因此被卷入了纷乱的政治舞台上。面对众多政治立场迥然不同的亲人, 上官鲁氏不因为功名富贵而有所偏袒, 而是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他们, 用母亲的仁慈和悲悯保护他们。鲜明的革命目的和残酷的革命斗争使这些形态各异的政治力量之间冲突不断, 母亲无力平息这场发生在自己家庭中的战火, 只能默默地独自承担痛苦。作品一方面倾力突出母亲所承受的种种痛苦折磨, 另一方面表现母亲对孩子的宽容、慈爱和操劳。更讽刺的是, 埋葬上官鲁氏的坟墓被“公家人”勒令掘开, 母亲连回归土地的最后心愿也不能达成。

大地母亲的乳汁养育了每个孩子, 而人类频繁的战火斗争却是对她的无情伤害。作品的结尾处, 上官金童无助地坐在坟边, 饥饿驱使他吃下了一朵花, 竟然吃出了血腥的味道。“花朵为什么会有血腥味呢?因为大地浸透了人类的鲜血。”[6]母亲用血泪抚育了孩子, 而无休止的变迁却不能让母亲得到安息。这不得不让人对革命的意义和形式进行反思。诚然,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 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革命过程中的战火和内斗、人性的泯灭和残酷却并非全都是必要的。尤其是以伤害大地母亲为代价的革命, 更是得不偿失。作品没有局限于某个政治视域, 而是将目光投向朴素厚重、滋养万物却饱受蹂躏的大地母亲身上。母亲的宽容和博爱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荒诞行为, 回归自然母亲的怀抱。

文学永远是一个向历史和时代敞开的话语空间, 而如何书写革命历史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文学话题。[7]在新的历史时期, 作家可以用新的历史观念和叙事方法来描写在不同环境下革命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白鹿原》与《丰乳肥臀》的革命叙事并不尽相同, 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表现了“革命”中破坏性的一面, 前者表现了作者对儒家传统的推崇和缅怀, 后者更是直言不讳地描写了革命对大地母亲的创伤。两部作品流露出的对革命的反思、对传统与自然人性的回归是一致的。这无疑展示了新的革命历史书写方式所体现出的博大、厚重、多元的特色, 对广大文学工作者及读者都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摘要：新历史小说代表作《白鹿原》与《丰乳肥臀》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历史提供了有别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两部小说中的核心意象“白鹿精魂”与“丰乳肥臀”分别象征着传统文化与大地母亲, 作品中的革命叙事表现了革命对传统与自然的破坏性, 并流露出反思和回归的倾向。

关键词：白鹿原,丰乳肥臀,革命传统

参考文献

[1][2]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

[3]常志奇.文化在白鹿精魂中的光色——简论《白鹿原》的文化模态.[J].小说评论, 1993, (4) :48.

[4][6]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

[5]王尧林建法.莫言王尧对话录.[M].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小说家狄更斯与工业革命 篇5

2012年05月30日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作者：方钦（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研究员）

1851年5月1日上午9时，英国伦敦，50多万人聚集在海德公园。

在这里，一座由钢铁和玻璃为主要建材，占地19英亩的建筑，用不到6个月时间拔地而起。在这座被称为“水晶宫”的建筑里，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当时叫做“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国，向世人展出了她自工业革命之后技冠群雄、傲视全球的辉煌成果。从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来说，那时的英国有理由骄傲：自1870年之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英国的人口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2倍；农业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从50%左右降至20%以下；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些小渔村因为纺织业和冶炼业的发展转眼间成为巨型城市。

简言之，一个在长达一千多年中缓慢发展的农业国，在不到20年间突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业巨头。这样的转变发生得如此突然，出乎意料，而且显然不符合英国人的性格。如果回顾英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之前（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后很多情形亦是如此），英国社会几乎所有的变革都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当一海之隔的法国大陆爆发大革命的时候，大多数拘谨保守的英国绅士并不看好。

以柏克（Edmund Burke）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一个社会基础，而个人的自由、人类的文明以及一切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美好事物，皆有赖于此。

历史证明柏克是对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的大革命最终屈服于军事独裁统治，并且以数十万人埋葬于俄罗斯大草原而告终。与此同时，只关心下一餐饭如何解决的英国人，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整个人类命运的格局，向我们展示一个前所未见的现代社会。然而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难解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工业革命也是一场突如其来、动摇英国社会根本秩序的“革命”，它又为何会在英国发生？

不仅当时的人们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回顾这段历时感到难以理解。如何解释工业革命对当代学者来说也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至今，我们仍然对当时发生的许多故事的细节并不清楚。比方说工业革命准确的出现时间，为什么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地区，它又是如何传播到其他国家的，推动工业革命出现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如何来评价工业革命对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在政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到了21世纪之后，随着英国自1200年起其工资、价格、人口、地租以及资本收益等数据都具有了非常完善的整理和记录，经济学家得以使用各类数学工具对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重新进行细致入微地计量分析。但结果仍不令人满意。

曾经一大批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认为工业革命的核心评价标准是经济增长率的急剧提高，然而数据分析显示在工业革命发生的18世纪，英国的经济效率没有出现持续增长，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曾经我们认为开放的自由贸易为英国政治经济的繁荣带来深远的影响，然而从英法的贸易资料中分析得到的结果，在整个19世纪，英国政府对国际贸易的管制越来越强，甚至超过当时以经济管制著称的法国；曾经有学者提出创新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然而从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纺织业中获得的数据中可以发现，纺织业的创新产生的收益非常有限。

这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研究成果会让不少对启蒙、对工业革命、对“现代性”充满信心的学者产生幻灭的感觉，更弗论当时那些普通的英国民众。

对他们而言，也许英国的强大繁荣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是他们关心的东西。他们在意的是自身生活境况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变得动荡不安。旧有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发生变化，急剧拉大的贫富分化让那些以平均数值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连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都开始变得不确定，这一切都会让一个身处工业革命之中的普通人感到生活无法忍受。

图：狄更斯 而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就是那样一位“普通的”伟大作家。他写于《双城记》中的那段如今已成为“万金油式的”的开场白：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部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这不仅是当时那些被夹在工业革命掀起的社会发展巨浪中进退两难的普通民众的内心独白，也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处于急剧转变中的社会里那些普通民众犹疑情感的最佳表达。

图：《双城记》 通常我们给狄更斯贴上的标签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早年生活的艰辛使得他更为关注英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阴暗面。《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董贝父子》、《小杜丽》、《远大前程》……这一幅幅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风情画卷，在狄更斯的笔下它们的主色调通常是灰色的。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困苦和悲惨，甚至使得作家自己所颂扬的人性的美好面都披上了忧郁的色彩。狄更斯不满意他所身处的社会，同当时许多忿恨不满的思想者一样，他把这个社会弊病的缘由归罪到那些支持赞扬社会发展的思潮头上，经济学自然首当其冲。1848年，在一次支持奴隶制的种族主义演讲中，卡莱尔（Thomas Carlyle）第一次将经济学贴上了“阴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的标签。

1854年，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出版，题献给卡莱尔。这部小说是狄更斯对经济学以及功利主义思潮最激烈的批判。小说的主人公，葛擂梗（Thomas Gradgrind），是“一个专讲实际的人。一个讲究事实、懂得计算的人”。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葛擂梗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当•斯密，一个叫马尔萨斯。狄更斯自序道，“我的讽刺作品所反对的是那些人，在他们眼中除了符号和均值，别无其他——他们代表这个时代最邪恶和最可憎的恶行。”事实是狄更斯这类批判不仅是无力的也是错误的。或许古老的慈善观念、人性光辉的确在高速的经济发展和与之伴随而来的社会思潮面前支离破碎，然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重塑与一个新社会相适宜的道德秩序。

1861年，穆勒（John Stuart Mill）发表《功利主义》一文，狄更斯如果愿意，就会发现他所痛恨的功利主义不仅仅只是算计而已，在穆勒为代表的思潮中，效用的计算已经加入了“感觉和情感”。狄更斯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所强烈批判的这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也是造就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原因。没有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还在为食物犯愁的英国人不会有闲暇去阅读他的小说；没有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文化教育的普及，他的作品也不会有那么广泛的读者群；没有经济增长所冲破的旧有社会身份的约束，作为小鞋匠的狄更斯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成为作家。

只有一个伟大的时代，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尽管作家的某些观点，可能并不伟大。时至今日，英国在狄更斯诞生后又行走了200年，昔日大英帝国的荣耀早已不在，但这个社会也并没有变得那样糟糕。狄更斯有生之年所见的只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就的前奏而已。从1780年到1860年，英国人均收入只是翻了一番，从1860年到1990年，却增长了8倍。而同一时期，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较，英国的成就并不是最突出的。200年之后，这个世界仍然既没有直奔天堂，也没有投入地狱。

小说革命 篇6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短短十七年间曾掀起两次创作热潮, 无论是思想内容、人物塑造、叙事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类型化、模式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时代社会和读者阅读的要求

新中国建立之初, 首先要稳固新政权, 建设社会主义。因此, 对内要肃清反动派残余势力以及敌特分子的破坏, 对外还要对付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为了巩固政权, 迫切需要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而任何时代, 文艺活动都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 文艺创作自然也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联系, 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因此作家创作必然围绕新政权的建设, 围绕新的道德规范创作出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 是时代的要求。为了树立典型、形成规范,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体现了政治的要求。李英儒就说过作家“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 使作品充溢着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情感。而时代精神就是“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 就是“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风格”。[1]为了表现所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勃勃生机的新生活, 解放初文坛掀起了颂歌浪潮, 歌颂新中国, 歌颂英雄人物, 歌颂劳动生产成为颂歌的基本内容。要让子孙后代“从那些可歇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2]梁斌在谈到《红旗谱》创作时说:“今天在文学作品里写起来, 主要是写广大工农群众在阶级斗争的英勇, 这样便于后一代学习。”[3]因此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 出现了《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烈火金钢》、《黎明的河边》、《党费》等一大批深受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小说。就是要教育下一代“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 在缅怀先辈们的英雄事迹时, 懂得珍惜幸福生活, 热爱党, 热爱人民, 努力工作。除此之外,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全国发起了大规模的纪念建军30周年和建国10周年的征文活动, 大型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也在广泛征稿, 这一切都推动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

某一类型小说的流行, 除了社会政治的因素外, 还有广大读者阅读的需求, “刚刚获得和平幸福感的广大读者也自然会对为换取今日生活的那些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产生了强烈的了解欲望”。[4]正因为如此, 当时人们空前关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某种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文字, 它以其强烈的政治情感, 赢得了当时的公众, 尤其是青年的共鸣。人们在阅读中陶冶了情操, 得到了审美享受。这从其发行数量可窥一斑。十七年文坛, 像《保卫延安》、《红岩》、《青春之歌》等小说的发行量和阅读热潮自不必说, 1965年出版的《破晓记》 (李晓明、韩安庆) 首印即达到10万册。

而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潮流形成, 艺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其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学需求所造成的。当时的理想是要求人们舍已为人、大公无私, 通过了解先辈们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文学作品无疑是较好的传播平台。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它也是由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要素构成的, 就生产而言, 它的主体是作家的创作, 就流通而言, 它的主体是出版方的经营操作, 就消费而言, 它的主体是读者的阅读。正如一切商品的命运都最终取决于消费一样, 文学的能否发展, 能否盛行也取决于读者的阅读需求。时代的需要、读者的渴望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 所以才会形成类型化创作潮流。

二.作家创作群体的变更和自觉的创作行为

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 也受创作群体的影响。因为十七年文坛主要创作力量就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 作家的经历、知识、创作和审美观念也导致了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的盛行。

新中国成立前, 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聚集一堂, 形成了人员众多, 来源广泛的作家群。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 作家队伍发生了变化。

十七年文坛主要有以下几类作家构成。一是国统区的小说家。如茅盾、老舍、巴金、张天翼、沙汀、艾芜、张恨水等。二是解放区的小说家。赵树理、孙犁、路翎、马烽、柳青等人。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和培养的大批作家。有经历过革命斗争的作家:如杨沫、罗广斌、杨益言、梁斌、峻青、茹志娟、王愿坚、李英儒、知侠、吴强、马识图等人。有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李准、王蒙、刘绍棠、宗璞、刘心武等人。有从工农兵中培育出来的作家。如曲波、陈登科、高玉宝、郑成义、胡万春、刘章、李六如等。也有少数民族作家。如马拉沁夫、朋斯克、李乔等人。

然而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 国统区文艺就已经成了解放区文艺的陪衬, 在这次大会上, 突出介绍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 进一步确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在茅盾的报告中老舍、巴金、钱钟书等人的代表作均未提及, 更不用说新月派、现代派等作品。而京派作家沈从文、朱光潜等人则被大会拒之门外。因此当代作家在进入50年代之后, 创作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 颂歌文学, 写革命战争和英雄典型是主流。而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 表现工农兵生活, 成了来自国统区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为此, 1950年以后, “作家、作家群大规模更替, 和位置上的转移, 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3]在这种情况下, 一部分作家如沈从文、张恨水、钱钟书建国后自动放弃了小说创作, 转向其它研究领域。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诗人、海派作家, 或被打入冷宫, 或者丧失了创作权力。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 虽然在十七年仍然活跃, 但都已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新中国建立后, 茅盾走上了领导岗位, 未写小说;老舍转而专攻话剧;巴金出版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和《李大海》, 但艺术上未见突破。而在国统区、解放区均受过洗礼的丁玲、萧军等人, 则在文艺斗争中中断了文学创作。因此,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战争中成长起来和新中国培养的青年作家则成了文坛的主角。

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 为了人民当家作主, 做出了巨大牺牲。新中国成立后, 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 但长期的革命斗争所形成的创作观念、文化氛围仍在延续。不仅如此, 作家的政治热情同样选择了这一创作题材, 这是作家本身自觉的创作行为。虽然国家有倡导、读者有需求, 但革命历史文学创作有其特殊的规律, 创作者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写作技巧, 而且文学来源于生活, 还要具备一定的生活实践, 否则就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所以, 艺术家要有生活体验和创作动机。而回忆则是生命体验的形式。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创作的作者大多是对革命战争有着深切体验的, 他们首先是战士, 然后才是通讯员、记者或部队领导。如吴强长期从事部队文化宣传工作, 曲波做过团指挥员, 峻青参加过武工队, 知侠和铁道游击队员一起生活战斗过。《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就有敌伪斗争的经历, 《清江壮歌》的作者马识图就做过地下工作者, 多数作者都是战争的亲历者。当新中国诞生之时, 隆隆的炮声似乎还在耳畔响起, 战场上的硝烟还在眼前闪过。所以这些亲历者们要倾诉, 他们要把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留下来, 歌颂革命, 缅怀战友。正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所说, 他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因此自觉地加入了创作者的队伍, 创作了战斗英雄群体。马识图在创作时“一种情感、一种责任感在催促我, 欲罢不能”[5]。曲波认为:“这是我应有的责任, 这是我在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义务。”[6]可见, 作家创作有着强烈的内在动力和自觉追求。

三.文艺政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

从文艺政策来看, 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文艺创作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以载道, 突出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在建国前的第一次文代会上, 周恩来同志就深刻论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 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 “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文艺为政治服务政策得到了延续。“时代要求作家首先作出政治选择, 一旦作家服从于时代要求, 政治的功利性必然要排斥艺术的纯正性”。[7]而五十年代文艺界爆发的三大批判运动, 集中体现了政治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强制干预。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到对俞平伯“红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政治批判, 以及1956年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把学术争鸣上升为政治斗争, 把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 文学创作已不是作家个人情感的抒发, 而是受命于时代和政治的需求。

从文学创作的传统来说, 主要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在1928年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再到“左联”时期, 文学创作就存在一些问题。如创作服从于政治, 文艺对政治的机械图解。在战争年代, 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 使整个社会生活和作家创作条件都发生极大的变化。面对着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 作家失去了从容写作的环境和心情, 纷纷走向乡村和抗日前线。不仅如此, 随着战争的发展, 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发生了变化, 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文学从启蒙转向抗日救亡, 这使得文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随之而起的是能够迅速反映抗日斗争现实, 短小快捷、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通俗文学、歌曲等。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尤其如此, 《讲话》以后, 解放区文学创作要表现工农兵生活, 要用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形式, 宣传革命, 刻画英雄, 鼓舞斗志。这一时期解放区文艺除农村题材外, 战争题材作品较多, 传奇色彩、民族形式比较突出。如马烽、西戎的《吕粱英雄传》和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 用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表现传奇故事和传奇英雄 (雷石柱、牛大水) 。而英雄人物总是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的神奇人物, 敌人总是狡诈、阴险毒辣, 但摆脱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英雄神话、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已经形成。而这些类型化特征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如《林海雪原》、《红岩》、《敌后武工队》等作品无不如此。加之战争题材更易于表现敌我斗争, 突出英雄人物, 更能激发读者热爱祖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所以这一类题材的创作就成为十七年文坛的创作主流。

可见, 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 既是时代的需要, 也是作家的自觉追求;既是文艺政策推行的结果, 也是文学传统的延续和读者的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李英儒.序[A].野火春风斗古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2]邵全麟.文学十年历程[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0年.

[3]梁斌.笔耕余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

[4]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 (下)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

[5]马识图.后记[A].清江壮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

[6]曲波.关于林海雪原[A].林海雪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

小说革命 篇7

革命战胜恋爱凸显革命主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 丁玲在冯雪峰文学批评及胡也频的影响和引导下, 自觉地把文学创作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 “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 (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 ” (1) , 创作了以革命者、工人、农民为主角的作品, 走出了一味书写知识女性精神苦闷的套路, 摆脱了创作危机。她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以社会转型期为背景, 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代表集体的“革命”与代表个人的“恋爱”的矛盾和冲突中艰难抉择的故事。小说依从革命战胜恋爱的叙事原则, 热情讴歌革命者舍弃个人情感、投身伟大革命事业的高尚情怀, 表达了丁玲向往革命的思想情感。

《韦护》是丁玲“通向革命”的第一篇作品, 虽然“还没有跳出恋爱啊、革命啊的范围” (2) , 但它明确地表达了丁玲走向革命的思想意识。小说取材于革命先驱瞿秋白和爱人王剑虹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韦护因陶醉在丽嘉琼浆玉液般的爱意中而延误了革命工作, 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在个人与集体水火不容的那个特殊年代, 革命/恋爱在他的心中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一面是生命自然需求的爱, 一面是理性要求他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二者犹如鱼和熊掌, 难以取舍。但革命要求他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 要么革命, 要么恋爱。经过内心激烈、痛苦的斗争, 韦护舍下爱情, 奔向广东参加革命去了。小说凸显的革命主题在《一九三○年春上海》 (之一) 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体现。新女性美琳的丈夫子彬是一位有些名望的固守在“亭子间”的青年作家。美琳在革命者若泉的启发下, 很想到社会上去参加社会活动, 但却遭到子彬的极力反对。作者最终让革命战胜了爱情, 让美琳走出了子彬, 在五月一日的清晨到大马路上做某某运动去了。《一九三○年春上海》 (之二) 中的革命者望微非常喜爱女大学生玛丽, 但他觉得在家只陪着她一个人坐着, 无聊、无意义, 他的全部身心都扑在了革命工作上, 他把自己交给了革命。因此在玛丽最后离他而去后, 他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 依然热情高涨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 参加游行和演讲等革命活动, 直至被捕。

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表明, 在时代的鼓荡下, 她的创作已经走出女性的自我天地, 已经不再局限于表现女性的精神诉求, 而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 唱响革命的主旋律, 开始表现革命的主题。

革命背景下的五四话语

丁玲有一句名言:“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 (3) 这位典型的五四女儿, 鲁迅的精神传人, 在叙写革命的同时, 依然表达五四精神, 使小说在革命话语和五四话语的碰撞中具有了复杂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注女性个体命运, 追寻女性自我价值。女性解放, 是丁玲一生的不懈探索。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 丁玲首先从爱情层面探讨了女性的出路。妩媚脱俗的丽嘉 (《韦护》) 将生命寄托于韦护的爱情, “她不愿意离开他, 因为没有他, 思想就没有主宰, 生活便无意义了”, 但在革命压倒一切的时代, 她的爱情被革命抛弃。她意识到只有革命, 女性才有出路。她像韦护那样从痛苦中走出来, 走上革命之路, 要做出一些事业来。《一九三○年春上海》 (之一) 中“只要有爱情, 便什么都可以捐弃”的美琳, 在和自己崇拜的“有些名望”的青年作家子彬同居后, 却感到失去了自由, 处在一个比封建家庭还厉害的束缚中。《一九三○年春上海》 (之二) 中追求恋爱至上的女大学生玛丽面对望微的革命热情, 也只觉得生活无聊、寂寞。这表明, 在爱情已退居次要地位的社会解放时代, 女性寄希望、幸福、出路于爱情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追求恋爱至上的女性在革命时代依然无路可走。

面对爱情困境, 执著关注女性命运的丁玲把女性解放的目光转向了社会解放, 将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在一起, 在社会革命中寻求女性出路。于是, 丽嘉从痛苦中走出来, 走上了革命道路, “要好好地做点事业出来”。美琳也在革命者若泉的引导下参加了××研究会, 承担了很重的担子。她一点也不觉得拘束, 她受到大家的尊重。女性要解放自己, 就要从个性解放、恋爱至上的观念中走出来, 从个人狭小的天地里走出来, 到广阔的社会中去, 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 在社会革命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对革命者“国民劣根性”和封建男权意识的批判。暴露和鞭挞“国民劣根性”, 使子孙后代都能幸福度日, 合理做人, 是鲁迅的社会理想。丁玲秉承鲁迅精神, 对革命者自身的精神痼疾进行了暴露和批判。如《韦护》就借新女性丽嘉之口批评了某些同志的精神痼疾。同志们看不惯韦护恋爱的行为, 对韦护有一些看法。小说写道:原来就有一些人不满意他的有礼貌的风度, 苛责他过去的历史;现在都找到了攻击的罅隙, 说他的生活、他的行为, 都足以代表他的人生观。说他是一个伪善者、投机者。仲清竟到学生前也说起他的坏话, 公开他的住址, 这本来是不公开的;还示意人们去参观, 那像一个堕落的奢侈的销金窟。于是当韦护和丽嘉饮着晚酒的时候, 也有着不熟悉的叩门声。他们熠熠地审视丽嘉, 却不能在她身上得着什么, 也自以为得意地走了。具有现代文化品格的丁玲借新女性丽嘉之口对革命者身上表现出来的偏见、狭隘、嫉妒、报复、把他人隐私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思进取、自以为是、不求甚解、唯我独尊的“老大”意识等“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评。丽嘉诚恳地批评这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他们仿佛懂了一点新的学问, 能说几个异样的名词, 他们就也变成只有名词了;而且那么糊涂地自大着”。转向大众革命意识形态的丁玲仍然保留着渴望精神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坚守人格独立的现代文化品格, 坚守着五四现代新文化的精髓, 坚守着五四唤醒的独立自主之人格。她借丽嘉的批评表达了渴望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沟通、建立真正纯真友情的美好愿望。这是丁玲执著追求的精神理想, 是个性解放的高层次内涵。

《一九三○年春上海》 (之二) 批判了封建男权意识。革命者望微总想把爱人玛丽纳入自己的生活轨道:让她阅读苏联作品, 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熏陶, 带她参加工作会议等, 希望她和自己有相同的理想和世界观。当玛丽不为之所动时, 望微发出了痛苦的叹息。此时, 丁玲的女性意识高过了革命意识, 她让自由女性玛丽站在女性自我的立场上, 反驳望微说:“我使你痛苦吗?笑话!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么痛苦?白天, 你去工作, 你有许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 你回到家来, 你休息了, 而且你有女人, 你可以不经我的准许便同我接吻!而我呢, 我什么也没有, 成天游混, 我有的是无聊!是寂寞!是失去了爱情后的悔恨!然而我忍受着, 陪着你, 为你疲倦后的消遣。我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现在, 哼, 你倒叹气了, 还来怨我……”玛丽终于将压抑在心中的委屈、痛苦、孤独、无奈和苦闷宣泄出来, 把她对望微的失望宣泄出来, 她的绝望的声音压倒了望微, 喊出了新女性对革命者望微的怨气, 对生活的绝望和苦恼。“‘五四’以后中国娜拉们的那些苦恼绝望的声音实际上是源于对‘革命的哥哥’的大为失望而引起的”。 (4) 革命者 (男性) 不仅在精神上引导女性, 而且凭借革命的身份控制了女性的幸福、生活、思想和意志。丁玲借助玛丽的声音从女性视角批评了革命者 (男性) 不尊重女性, 居高临下地用自己的意志左右女性的生活和思想, 把爱人 (女性) 仅仅作为消遣对象和生活附属品的封建男权中心意识。

青年作家在文学上的分歧

在社会从个性解放向社会解放转型的过程中, 有志于改革社会的革命青年迅速发生了分化, 一些人前进了, 一些人高升了, 一些人堕落了, 一些人原地踏步。丁玲的“革命加恋爱”从青年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分歧这个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这一历史现象。

在如火如荼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中, 青年作家子彬、若泉、肖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分歧, 其认识和态度截然不同。若泉、肖云积极投身革命斗争, 认真反思自我写作, 极力主张普罗文学, 创作对革命对社会有意义的作品。认为个人主义写作正合了那些刚刚踏到青春期, 最容易烦愁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中等以上的学生的脾胃, 说出了一些他们可以感而不能体味的苦闷。“……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 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 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只能一天一天更深地掉在自己的愤懑里, 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这于他们有什么益?这于社会有什么益”?若泉站在革命和时代的立场剖析自我写作, 否定自我写作, 希望同行“都能注意一点, 变一点方向, 虽说眼前是难有希望产生成功的作品, 不过或许有一点意义, 在将来的文学历史上”。他们主张普罗文学, 认为革命创作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在将来的文学史上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子彬却在革命浪潮中退却了, 他固守所谓的“艺术之宫”, 坚持自我写作, 专写一些对革命对社会无益也无补的文章, 以多换取一些稿酬。他指责若泉的话“是一套时髦话”, 普罗文学根本没有什么成绩, 只是一些革命者在那里摇旗呐喊, 他说:“普罗文学家是一批又一批地产生了。然而成绩呢?除了作为朋友们的批评家, 一次两次不惮其烦地大吹特捧, 影响又在哪里?问一问那些读者, 是中国的普罗群众, 还是他们自己?……不管这时代属于哪一个, 努力干下去, 总不会有错的。”子彬对普罗文学不屑一顾, 嗤之以鼻。

子彬和若泉的争辩, 不仅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在文学写作上的困惑和不同的见解, 也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 在个性解放大旗下聚集在一起的革命知识青年的动摇和分化。同时也反映出丁玲创作思想的变化。丁玲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的引导下, 特别是参加“左联”后, 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对自己早期的文学活动产生了深层困惑, 她将这困惑与思索带进了小说的叙述中, 将自己对过去自我创作的质疑和反思借革命者若泉之口表达出来, 对自我写作行为进行了否定性的质疑, 在反思中否定自己、否定过去, 积极“左倾”, 要求自己的创作跟上时代步伐, 适应现实革命的要求, 逐步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道路, 开始为无产阶级大众革命服务。

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我们探讨那个特殊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以及青年作家心理波动的真实形态提供了有价值、有意义的参考。这正是值得研究、重视的地方。

参考文献

①冯雪峰:《从〈梦珂〉到〈夜〉》, 许华斌《丁玲小说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第81页。

②毅真:《丁玲女士》,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第223页。

③丁玲:《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 《丁玲文集》第4卷,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