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革命

经济革命（精选12篇）

经济革命 篇1

今日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 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 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

“十二五”既是中国经济迎来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过渡时期, 也是中国经济能否初步实现增长动力切换的关键五年。中国要力争在十年内实现经济增长由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既需要清晰的路线图及与之匹配的政策执行力, 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此次转型的国家意义和世界意义。

一、经济增长动力不确定性将增加

对于习惯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中国民众来说, 假如中国经济在未来某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增长疲劳, 以至于政府对其进行“热启动”也无济于事的话, 是否会感到讶异呢?当然, 有人会搬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 认为它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是说, 本轮平均每年高达9.7%的增长周期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钟情于比较优势且对中国经济一向保持乐观态度的林毅夫就曾预言:由于中国人均收入与产业国际分工水平较低, 升级空间非常大, 投资机会也非常多, 因此未来二、三十年里完全可以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

笔者一点也不怀疑“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适度快速增长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但当中国经济规模迈上具有指标意义的5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 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后续30年的类似增速, 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而且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 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 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 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 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 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众所周知, 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 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导致全要素生产率 (TEP) 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1]这意味着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 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一) 中国迄今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方面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和技术性条件尚在建立和形成之中。环视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排在世界前六位的经济体, 中国无疑是其中经济制度最不完善和整体技术水平最为薄弱的国家, 国民福利水平亦是最低的, 这就为经济持续增长种下了不利条件。且不论整体实力遥遥领先的美国在未来20年里都将是国际经济格局中无法回避的主角, 也不说工业实力雄厚的日本和德国在巩固自身优势方面的那股韧劲, 就拿经济实力有江河日下趋势的英法两国来说, 尽管有部分国际舆论在预测未来世界经济竞争主角时已经用印度和巴西来替代他们, 但谁要是忽视了上述两个老牌工业强国 (不要忘了英国还是顶尖金融强国) 的惯性优势和在维护既有地位方面的资源整合能力, 谁将迟早为之付出代价。坦白的说, 今日中国在面对二流工业国家竞争时一点也没有骄傲的资本。例如, 英国深知, 其在经济规模上被中国超越之后是不可能再追赶上来的。但英国一定会深耕金融优势、扎实基础研究, 并致力于提高工业技术和设计水平, 而且英国对前沿技术的先期投入今后将进入收获期。而这正是中国的短板。假如中国在吃尽制造业红利之后没能实现产业的整体升级, 而服务业的成长空间又不能相应扩大, 则不仅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 还会面临价值洼地国家日益严峻的竞争挤压, 届时经济出现大范围的滑坡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 中国在市场与法治方面的补课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是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仅仅这两个环节, 就够决策层伤透脑筋的了。

(二) 福利增进作为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困难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减震器, 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

众所周知, 过去30年间, 中国尽管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 但宏观经济风险却在不断累积, 经济内外失衡。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 使得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 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 价格高度市场化, 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 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尽管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 在追求经济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的确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超过国际警戒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收入差距拉大,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亦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人相信, 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能够建立在经济结构日渐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

(三) 破解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外部约束条件也是考验政府智慧的艰难命题

今日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并非GDP突破5万亿美元之后下一步该跃上哪级台阶问题, 而是要避免日本在进入5万亿美元俱乐部之后所患的巨型经济体综合症, 并尽力避免在西方热捧的所谓“中国模式”中滋生焦躁心理。20年前, 掌握最多力量工具的美国既然都可以将与自己在同一战壕中的日本间接拖入“失落的十年”, 为什么今天就不能如法炮制来敲打中国?尤其当美国正处于相对实力下降、维护国际地位成本不断增加的敏感时期, 美国更有这个战略冲动来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事实上, 从今年以来美国在经济、金融以及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动作来看, 意图围堵中国的趋势十分明显。假如我们在这方面稍有松懈或出现战略性失误, 就有可能付出沉痛代价。

可能危险还有: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 且主要发达国家又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方面频频对中国发难, 则中国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 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

二、经济转型开启最复杂经济革命

笔者认为, 业已启幕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大戏如果能够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之路, 不仅将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史上极具标本意义, 而且在形成“中国模式”过程中贴上令人信服的标签。正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日前所说的:“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系统性、结构性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经济转型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但我将堵住压在中国最终能够转型成功上”。

斯宾塞的乐观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好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一系列支撑因素, 例如政府在促进经济转型中巨大的行为空间。不过, 了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 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被证明为八段高手, 但在如何转型, 如何找到转型的切入点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 这些年来的进展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却有一定距离。事实上, 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 中央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并初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转型框架;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 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 中国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 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 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 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 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 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所有这些约束条件的存在, 使得经济结构的优化, 内生的技术进步, 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实现。

如果说, 在中国经济规模和财富蛋糕并不太大的1995年前后, 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 还可以适度牺牲转型时间窗口的话, 那么到了今天, 当中国的年GDP以及登上5万亿美元的台阶, 且具备较为充裕的物质基础和较强的社会承受力来支撑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之后, 发展方式变革就不应仅仅是口头上的宣誓, 而当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迫切战略命题。

可以说, 全球都在关注并将持续中国这场迄今为止可能是最复杂经济革命的最终命运。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史, 无论是欧美和日本, 都没有今日中国如此复杂的国情, 尤其是如此庞大的人口、参差不齐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极为复杂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中国还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可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便利条件。而且发端于英国、兴盛于美国并以成熟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 对促进美欧和日本经济和产业升级早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而其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最多只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是在没有一整套现成的改革理论指导下渐进式探索, 并逐步取得进展的。

值得欣慰的是, “十二五”规划《建议》给出了较为清晰的转型路线图, 但如何让长期受制于传统增长模式路径依赖的各级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这张路线图, 却不是一朝一日之功。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涉及的不仅仅是增长模式的转型, 还包括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 例如, 要尽快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但从各国政府改革的历程来看, 对政府行为的规制往往是说易行难。此外, 伴随经济转型过程还要有相应的产业革命为支撑, 中国如不能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环节的地位, 国内消费者收入的显著提高亦是一句空话;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和相关改革, 等等, 无一不需要决策层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和前瞻性的改革措施, 也同样离不开作为政策落实层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级发展思维, 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

三、拖延改革将会增加转型边际成本

可见, 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 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 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 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

因此, 为了避免“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思路在实践中落空的现象, 政府一方面应该集中海内外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与有关市场人士的智慧, 通过周密论证, 拿出一套关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来;并结合业已进行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尤其是低碳排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制定中国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的主导产业发展导向;另一方面, 更要思考如何加强政策的执行力, 防止一项好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变调甚至干脆不执行的现象屡屡重演。尤其是要加大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 切实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 解除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 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步伐。即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 通过相关制度设计, 实现政府转型, 使得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相结合, 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相结合, 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地, 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 应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 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 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 “十二五”期间, 应该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 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 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

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彻底转变可能需要两个五年规划。各级各地政府既不能以追求增长为由而拖延经济转型, 也不能在没有清晰路线图的情况下急于求成。业已具备转型条件的沿海发达省份理应在这方面先行先试, 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行路径。

摘要：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 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 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 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革命,十二五

参考文献

[1]章玉贵.经济转型倒逼内生经济增长模式[N].上海证券报.2008.12.16.

经济革命 篇2

全哲洙强调增强产业报国的使命感回报社会的责任感科学发展的紧迫感

作者：【记者木佳江丛干9日井冈山报道】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字数：3483

由中央统战部、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主办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感恩革命老区井冈行”活动暨庆祝建党90周年座谈会，6月8日至9日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隆重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全哲洙指出，以建党90周年为契机，来到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接受教育，是为了重温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奋斗历程，感受老区人民的奉献精神，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弘扬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光彩理念，思考企业科学发展的努力方向，进一步增强产业报国的使命感、回报社会的责任感和科学发展的紧迫感，更加坚定地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共同担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

此次活动以“感恩革命老区、传承井冈精神”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满怀崇敬的心情，瞻仰革命烈士陵园，走访革命故迹，实地参观革命传统教学点，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党情、国情和革命传统教育，加深了对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感恩党、感恩国家、感恩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社会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全哲洙在座谈会上指出，此次井冈行活动，思想收获巨大。一是受到一次党情教育，加深了对今天大好局面来之不易的理解；二是受到一次国情教育，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认识；三是受到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增强了勇于克难制胜的信心；四是受到一次群众工作教育，强化了对促进“两个健康”的共识和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这一精神内核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伟大进程中，逐步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靠的就是这种精神的孕育、发展和弘扬。同时，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作为井冈山精神的主要内容，在党的事业发展过程中也始终发挥了凝聚力量、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催人奋进的作用。井冈山精神既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也是我们时代精神的重要内涵。当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直接、最具体、最生动的实践，就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科学发展，而井冈山精神正是非公有制企业转型升级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要以促进“两个健康”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从井冈山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企业发展实践中不断丰富、升华井冈山精神，让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

全哲洙强调，“十一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实现了较大调整，非公有制企业加快进入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一些领域已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但从总体上看，非公有制企业仍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按照“十二五”规划关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总体要求，非公有制企业转型升级的任务十分繁重而紧迫。组织这次井冈行活动，就是要使我们从党确立的远大目标中认清自己的使命，既生思源感恩之心，更树产业报国、产业富民之志，加快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特别是下功夫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积极探索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切实推进农业产业化，以实际行动促进民族产业振兴，为强国富民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同时，广大非公有制企业要增强科学发展的紧迫感，学习和弘扬共产党人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过程中体现的敢于实事求是、善于总结教训的科学精神，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深刻反思、认真查找、全面梳理并切实解决阻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积极探索企业科学发展新道路。

一要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把创新作为企业转型升级重要支撑，培养不安于现状、不甘于平庸、不拘于成规和敢于探索、冒险、超越的精神品质，在锐意创新中推进转变，在加快转变中不断实现更新、更高的发展。围绕技术创新，要牢固树立协作意识、市场意识和人才意识，努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不断研发名优新特产品，形成并不断巩固技术竞争的优势地位。围绕战略创新，要牢固树立战略意识比战术实施更有意义的观念，努力做到熟知战略知识、掌握战略信息、善于战略咨询，做到知变、应变、善变，根据发展环境变化及时创新发展战略，引领企业率先转型、成功升级。围绕管理创新，要牢固树立制度比能人更重要的理念，努力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和科学管理模式，在产权制度上实现由封闭、单一向开放、多元的转变，以适应在更大空间中发展对资本集聚和资源整合的需求，在内部治理上着力改变家族式管理，主动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建立规范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培养一支职业化、市场化的企业家队伍。

二要促进企业和谐发展。在当今和平建设年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弘扬井冈山精神，就要更自觉地弘扬光彩精神，把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员工福祉结合起来，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要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重点，积极实现企业内部和谐。要以服务改善民生为重点，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继承和弘扬井冈山精神，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一个企业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观，是企业一切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它不直接解决企业是否赢利的问题，但它可以解决企业发展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先进的企业文化有利于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与社会和谐发展。企业家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企业文化建设也必然带动其自身素质的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勇于和善于进行文化创新，从注重形式向注重内容转变，从缺乏个性向突出特色转变，从“老板文化”向员工认同转变，努力形成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富有企业个性的企业文化，使企业保持并不断增强凝聚力、创造力和竞争力。要把井冈山精神有机融入企业文化中，使企业文化更好地体现社会主和义核心价值观，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更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

四要支持企业党建工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继承和弘扬井冈山精神，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要积极支持所在企业做好党建工作，支持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要充分认识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建工作目的和企业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越强，越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积极支持企业建立党的组织，支持党组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各项活动，注重依靠党组织提升企业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水平，依靠党员群体的力量完成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急难险重任务。当前，全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创先争优活动正在深入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既要积极为此提供必要条件，也要主动与党组织就重要决策和重要工作进行充分沟通，形成共识，实现活动开展和企业发展协调一致。

全哲洙指出，革命老区是为中国革命牺牲最大、贡献最多的地区。党和国家对老区发展高度重视，“十二五”规划专门对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作出部署。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光彩事业为主要平台，以扶贫开发、项目投资、吸纳就业、公益捐赠等为主要形式，积极参与老少边穷地区建设，体现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组织这次井冈行活动，就是要使我们通过实地感受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深刻认识搞好老区发展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意义，更好地承担起回报社会的责任，更多地参与光彩事业，支持老区建设。

全哲洙强调，重温党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发扬革命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自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认清历史使命，勇担时代责任。各级党委统战部、工商联要继续探索发挥好党的历史和革命传统的育人作用，不断拓展和深化光彩事业、感恩行动，不断提升新形势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同心”品牌建设，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座谈会上，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卢志强、王玉锁、王翔、薛靛民分别发言并表示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努力发展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感恩行动和光彩事业。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感恩行动公益项目捐赠仪式，与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向吉安市特殊教育学校，井冈山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吉安老区老革命、老党员、老模范等捐赠款物。

创意经济时代的营销革命 篇3

在创意经济时代营销是什么呢?最极端的说法是“营销时代已经死亡，现在是创意时代”。创意经济真的会是营销的终结者么?创意经济会给营销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整合营销之惑

营销理论诞生的历史并不长，真正让营销受到企业重视的是电视媒体时代的广告。但是，广告活动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其每一个活动都需要与销售促进，与公关关系活动结合，企业也开始更多地依赖整体营销活动的组合来开拓市场，摆脱了对单纯广告的依赖，也宣告了整合营销时代的到来。

整合营销理论是在1997年前后开始传入我国的，并在一些大型企业得到结合中国市场实际的应用，对中国企业经营界、企业咨询界、广告界影响都极为深刻。

整合营销是以企业由内向外的战略为基础，以整合企业内部、外部的资源为手段，以消费者为重心而重组的企业行为。可以说，它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企业信息传播及内部沟通的管理体制，这种传播与沟通就是尽可能与其潜在的客户和消费者以及其他一些公共群体例如雇员、立法者、商家、传媒和公关公司、金融团体保持一种良好的积极的关系。但是，整合营销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第一，整合的手段和范围狭窄，影响整体营销效果。整合营销的整合是指整合企业内外部的促销资源，用多种促销方式使传播影响力最大化，其实质仍然是广告手段的延伸和扩大，无法真正实现营销与内部管理、市场开拓、产品质量等企业整体经营功能的整合，是一种不完整的整合，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广告脱困，但尚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营销革命。

第二，整合手段的缺失。无论是内部各种营销功能和资源的整合，还是企业外部社会资源的整合，都需要一个抓手把企业内部的不同功能和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有机整合、协同运作，才能实现整合营销的共赢和放大企业营销效益的目标。但现有的整合营销理论并没有指出对整合营销至为重要的抓手何在，整合营销无从整起。

创意使整合营销美梦成真

企业实践是营销理论最可靠的来源，要想解决整合营销缺乏抓手的困惑，我们不妨从企业的营销实践中寻找线索。一番搜寻之下，湖南卫视“仁和闪亮”营销案例给笔者以灵光一现的启发。湖南卫视放大了自身节目创意的专长，以创意为抓手，成功整合了电视台内部、客户企业，以及广大观众的渠道和资源，完成了一场华丽的创意整合营销革命。

《快乐男声》(原名《超级男声》)是湖南卫视于2007年隆重推出的大型的“真人秀”活动类节目，与闻名遐迩的《超级女声》同为“超级系列”，属湖南广电集合全集团资源重点打造的“金字招牌”——“中国娱乐电视节目头牌”。

1媒体创意引发医药营销革命

大规模广告推广的“哈药模式”，在如今严苛的市场环境下，早已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以“娱乐营销”为首的一批新的营销手法。

2005年年末，一股“闪亮风暴”以湖南卫视为主要载体，在全国迅速掀起一场品牌风暴，这是继哈药10亿元地毯式轰炸的广告运作之后，另一场在医药界高调上演的营销神话，但这一次采用的却是医药行业很少采用的娱乐营销手法。医药产品大规模采用娱乐营销手段，这无论对于医药行业本身还是对于营销界，都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2医药企业遭遇营销瓶颈

2005年，行业竞争的白热化、市场表现的多元化、营销手段的熟练化、行业政策的规范严格化，当这一个又一个难题接二连三地摆在面前时，一直以来作为中国整个营销大环境引领者的医药行业不得不重新自省，从传统的社区推广、宣传炒作、软性广告及会议营销、服务营销脱离出来，从其他行业的营销特色中寻找灵感。

随着当年《超级女声》在全国的热播，张含韵的一句“酸酸甜甜就是我”让蒙牛酸酸乳传遍了大江南北，给在守旧和突围中徘徊不定的医药企业们提了一个大“醒”：新的“娱乐营销”思路开始在以仁和药业为首的一批药品企业中闪现。首先是京都念慈庵的“全国PUB歌手大赛”活动为这场新的药业营销新模式奏响了序曲，而仁和药业集团的“仁和闪亮新主播”则将医药企业的娱乐营销推向高潮。

3创意整合营销成就王牌产品

如同“超女”成就“蒙牛酸酸乳”一样，“快男”则成就了“仁和闪亮”，不同的侧重是前者成全了一个产品“从5亿到25亿销售奇迹”，而后者则是打造了一个不仅仅是滴眼露市场前列的响当当、“闪闪亮”的金字招牌。

(1)创意整合观众一起做营销。在《快乐男声》节目中，湖南卫视为了宣传节目，促使更多的观众参与和投入到节目中，选择了路牌、报纸、电视、网络等载体进行节目宣传，同时，也通过代言人、礼物等形式让节目更加知名，可以说，《快乐男声》除了是互动营销的典范，也是整合营销的典范。而它真正的成功，在于运用整合营销的各种手段，实现了节目与观众的互动，提高了观众的参与激情，让观众主导节目的进程和发展。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不时传出的有观众为给某一位选手投票而花费巨额资金的情况，则说明互动整合营销的巨大效果。

(2)创意整合企业一起做营销。仁和药业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借助了湖南卫视这一目前中国最为强大的娱乐媒体平台，不仅为其主打产品做了强势宣传，而且巧妙地将企业精神融入其中，在节目热播的同时让自身的企业文化价值也得到认同。仁和药业还动用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商、广告代理商、合作媒体以及自身的网站和网络合作伙伴一起宣传快男节目，这些宣传及时地将传播变成了产品的销售，在企业和媒体整合营销的同时完成了节目创意和企业文化产品的完成整合。

仁和药业的主打产品“闪亮滴眼露”通过“仁和闪亮新主播”的强势传播，迅速由一个地方品牌跻身于全国品牌之列，知名度和美誉度空前提高，产品销售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

而隐藏并投射于“闪亮新主播”光环之外的，是仁和药业所倡导的“闪亮精神”，也就是：个性、创新、勇敢、自信、超越、奉献、乐观、和谐、坚持等等，这也正是“闪亮新主播”这个选秀节目所体现出的精神文化内涵。这个节目吸引了15万名各年龄层的人报名参与，拥有超过2000万名的铁杆观众，仁和的名字与仁和所倡导的企业文化价值也随之传遍千家万户。

对于正值困境的医药企业来说，创意整合营销的价值在于，企业通过节目创意和观众的娱乐互动，让消费者成为娱乐的主角，让他们在互动娱乐中找到先前不曾有过的快乐和尝试，并在无形中对企业的品牌和产品有了深刻的认知，并对新产品产生了浓厚的使用兴趣。

对于众多知名的医药企业来说，唯有推陈出新，出奇制胜，才能突破瓶颈，实现企业、媒体、消费者的“三赢”。

继“仁和闪亮新主播”之后，仁和药业联手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将娱乐因素引入医药营销，彻底改变了医药营销面貌，湖南卫视在助力仁和药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扮演了医药行业营销革命者的角色。

(3)创意整合社会资源一起做营销。湖南卫视运用自身在新闻媒体业的影响力和创意能力，在快乐男声节目台前幕后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娱乐事件，并作为新闻发布，形成社会注目的新闻事件，甚至形成了一个社会现象，让全社会一起来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关注并接受仁和药业的产品，不是宣传，胜似宣传，成功地整合了社会资源一起做营销。

创意整合营销理论闪亮登场

湖南卫视“快乐男声”营销的成功是创意基础上整合的成功，这一切也离不开创意经济时代到来的大背景。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创意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以生产无形产品的企业为基础，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部分。它是基于人的创造力，把文化和经济创造性地融合的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前进方向的经济形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米建国指出，经济和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变革——从工业经济时代到创意经济时代，而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新经济的新引擎。“创意”终于发展为独立的经济形态。创意产业不仅成为众多国家经济的新增长点，而且成为其他产业的“推力器”，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营销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在发展，但营销理论仍在采用传统社会学研究的结构式研究框架，在一个大框架下，把参与市场活动的各个要素进行分类，对各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在此结构下，买卖双方的决策都是从各自利益本身出发，难逃一方主动、一方被动的传统格局，交易总有点勉强的味道。在日益剧烈的市场竞争环节下，营销也变得异常艰难。让营销变得容易起来，是每个营销者的梦想，创意经济为这个梦想实现准备了条件。我们设想在营销体系中，如果营销对象的产品和服务，凝聚了包括消费者在内多方的创意，产品就成了创意的载体，对创意产品的营销也就变成了包含消费者在内大家的事情。营销将水到渠成，不再困难。

湖南卫视创意整合营销的成功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尤其符合创意经济的特征。在我国大力倡导并鼓励创新、文化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我们更愿意将“湖南卫视现象”作为创意经济的焦点案例来研究。孔繁任曾就此与全球“创意经济之父”、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教授交换过意见。霍金斯认为，创意经济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热点，但目前缺少世界级的案例，湖南卫视的发展模式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值得加以重点研究与推广。经过讨论后两人认为，湖南卫视的营销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全呈现了创意经济的关键特征：

1精神消费：创意经济的概念可以说是创意产品和创意的供求关系；从供给看创意经济的核心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文化消费)。

2消费体验：从需求看创意经济，其消费者更注重消费体验。

3创新产生价值：个人创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

4重视个人创造：鼓励个人积极参与创意互动，通过大规模协作方式来完成创意，从而实现价值。

5新的交换方式：创意产品的消费要靠多方参与交易来实现。

创意经济改变了传统的商品交换模式，推动了营销模式的转变，而营销模式的转变又反过来带领创意经济进入不循常规发展的快车道，颠覆行业现有的发展模式。

以此来分析湖南卫视可以得出：从供给看，湖南卫视以快乐为主题的娱乐节目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精神需求，广大观众及合作各方积极参与节目是典型的大规模协作；从需求看，参与性节目的观众消费的就是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从交易方式看，电视台、观众、客户企业及其他合作伙伴组成了一个典型的多方交易平台，“湖南卫视现象”是典型的创意经济现象。透视现象后的本质，我们发现湖南卫视之所以能在创意经济高地上舞得如此精彩，是因为其独创的创意整合营销系统。

湖南卫视的创意整合营销模式是最符合电视产品创意本质的营销模式，通过全方位整合观众、广告商乃至新媒体等多方资源，打造了一个创意整合营销平台，在此平台上，可以高效制作出观众所欢迎的节目，并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实现了观众、广告商、电视台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赢。

湖南卫视的创意整合营销模式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创意是根本，整合是过程，协作是灵魂。

创意是电视媒体业的立身之本，电视媒体业的本质就是创意产业。从产业角度看，创意产业是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同步实现，这意味着创意产业需要更多商业行为的介入。从观众角度看，当前电视观众呈现年轻化、个性化、知识化的特征，个性化导致市场的“碎片化”，知识化导致创意的大众化和丰富性。从客户企业看，客户企业对创意产品的商业价值有更深的认识，同时也是实现创意的资源提供者。从产业链关联企业(新媒体等)看，关联企业会从产业高度加强对创意产品商业价值的认识，并且它们也是一个重要的实现创意的资源提供者。创意连接并驱动全体利益相关者构建创意整合营销平台，并且创意贯穿创意的产生、创意的加工、创意产品营销、创意产品实现以及延展衍生的全过程。

整合是过程，是应对观众、客户企业、新媒体压力的关键。通过整合，电视媒体业主体可以把观众、客户企业、新媒体转化为营销主体，一起打造创意整合营销平台，放大创意资源，减少创意实现阻力。在这个平台上，观众“大众娱乐大众”，平民路线、民生风格创造和谐观众(亲和、参与、黏性、忠诚、接受度高)；客户企业：变成战略合作伙伴，单纯的广告变成双向的整合营销传播；新媒体：电视和新媒体合作、交互与整合共同成为创意平台。

互动协作是灵魂。电视媒体与观众的互动可以提高电视观众满意度、收视率和收视停留时间，与企业互动可以更好地满足广告客户的企业营销需要，提高电视广告投入产出效益；通过与包括网络新媒体在内的产业关联企业互动合作，可以化竞争为合作，一起做大市场蛋糕，实现个体企业利益的提升和产业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放大，促进区域GDP和就业人数的增长。创意整合营销同时兼顾了观众、企业及社会三方的利益。

总结创意整合营销的特征如下：

1创意制胜——每个环节的创意苛求永远新鲜、抢占眼球……

2多方主体卷入——合作各方的需求均得到满足，没有输家就等于每家都具有主体意识……

3多种手段整合——节目手段多样化和企业营销手段多样化的再交集……

4可持续性——如蒙牛基于娱乐的音乐营销、青岛啤酒基于娱乐的体育营销，一切都在继续……

5可深化与延伸——节目的影响力以及派生出来的活动，可为企业继续利用……

领导集体是方向盘，“四轮驱动”的创意整合营销体系是车轮，创意是发动机，整合电视台、观众、客户企业、合作新媒体等资源作燃料：湖南卫视的“快乐”号机车满载着电视台、观众、客户企业、合作企业和快乐产品一起迈上驶往快乐和谐社会的快车道。

湖南卫视的创意整合营销给电视媒体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湖南卫视的成功，是中国创意经济繁荣的硕果。从创意经济入手不但可以彻底解读湖南卫视现象，还可以为中国创意经济发展积累成功经验。

可持续消费与新经济革命 篇4

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就是资源及环境资本被消耗掉的过程。人类的生产与消费对自然界的干预强度如果超过了自然界的自我更新能力, 结果就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 使人类面临生态危机。因此, 通过可持续生产, 变现有的产生污染的生产方式为清洁生产方式, 将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污染, 从而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冲突从根本上得以缓和;通过可持续消费, 克服盲目的过度消费和各种愚昧消费, 可以减少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 减轻对生产规模盲目扩大的“引力”。

可持续生产、可持续消费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消费行为会引导生产行为, 因此, 从一定意义上说, 可持续消费比可持续生产更重要。例如, 如果没有一次性物品的消费, 就绝不会有一次性物品的生产。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能自觉地抵制一次性物品的使用, 那么任何一家企业就绝不会再继续生产一次性物品, 整个社会就会减少资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 就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 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此种生产与消费模式, 是造成全球环境持续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由之路, 那么, 我们同样可以说, 可持续消费是构建生态经济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可持续消费?所谓可持续消费, 是指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

实现消费“发展性”与“可持续性”的双赢, 这正是可持续消费的本质内涵所在。

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说, 消费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当代人满足消费发展需要时不能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 消费要有利于环境保护, 有利于生态平衡。它既要求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 也要求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小污染。毫无疑问, 生态环境承载力一旦被突破, 消费当然就没有“可持续性”。

因此, 可持续消费对我们现有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反对过分节俭, 只满足温饱而忽视消费的“发展性”;又要反对奢侈消费, 特别是反对不加节制地只注重物质享受, 忽视生态环境制约, 忽视社会公正制约, 即忽视消费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消费模式应遵循和体现以下三方面原则—————

(一) 适度消费原则

人与自然的矛盾一直存在, 只是到了近代工业化以后, 这一矛盾日趋复杂和尖锐, 导致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所以, 适度消费原则要求人类把消费需求的水平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

无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 适度消费既要反对过度消费, 也要反对过分节约。过分节约的低消费虽然减少了消费中的物质消耗, 但降低了生活水平, 抑制了生活情趣, 不利于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

适度消费原则要求坚持以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 以人的健康生存作为目标, 逐步减少无意义消费和对人类健康无益甚至有害的愚昧消费等。

过度消费是超出了人自身正当需要的消费, 实际上也并没有提高消费水平或增进消费效果, 但却消耗了更多的资源, 它本质上只是满足了一些不合理的社会与心理需求。过度的多余消费可以为企业带来滚滚利润, 但相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却是弊大于利。

(二) 公平消费原则

公平消费应该体现在提倡面向全体公民的消费模式, 不鼓励或限制少数人的高消费、超前消费、挥霍消费及畸形消费。

(三) 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

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指的是消费结构上要形成合理的比例, 实现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这里特别要注意在消费结构中不断提高精神消费比重。

消费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享受型、攀比型、形式化的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过大。例如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过分追求时尚、频繁更换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发展中国家过分的人情消费、各种迷信等愚昧消费。在总体消费中, 增大精神文化消费比重;在物质消费中, 增大绿色产品的消费比例, 把对环境有害的各种消费控制在最低限度;生存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下降, 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等等。

人的全面发展, 是人的本质要求, 是建立未来社会的重要基础, 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包括: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得到满足, 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 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精神消费主要通过教育类、知识类、文化类、科技类的消费, 加强对社会发展的道德关怀和人文思考, 确立和维护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并真切地关注社会发展的人文性、价值性, 使人类个体增加知识、陶冶情操、提高涵养,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革命 篇5

摘要：老区,本来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指的是那些在民主革命时期较有影响的革命老根据地。但老区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与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贫穷地区并列,统称为老、少、边穷地区。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老区,经济发展都比较缓慢,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的老区人民,至今仍有一部分人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事无绝对，麻城，一个曾经被评定为贫困的县级城市，通过努力逐渐脱离贫困的困扰，正在慢慢发挥它独有的魅力。逐渐成为一个有着地域特色，经济特色，文化特色的革命老区。这里的工业农业发展的条件比较优越，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发展得红红火火。这里的城市发展后劲十足，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它不仅是红色革命老区发展的代表，同时作为中小城市，发展也较为迅速。所以麻城的经济发展现状值得调研，经济发展模式值得探讨和学习。

关键词：老区，经济发展，现状，麻城

麻城市，作为黄冈市区的一个县级区域，如今其规模已经为地市级，近几年来，它作为“古老麻城，魅力麻城”的形象展现在父老乡亲面前，展现在大众面前，它是鄂东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的显示之一。

麻城市城乡人口已经超过120万，它本是一个集老区、山区、贫困区于一体的农业大市，但近几年以来，在家乡人民的努力下，这里的区域经济正沿着又好又快的目标稳步进入快车道。

2007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4.3亿元，增长15.3％，高于全国和全省3.8和0.8个百分点；实现税收5.3亿元,净增1.2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765元，增长26.1％，高于全国和全省8.9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062元，净增381元，增幅创历史之最。各项经济指标综合考核在全省县域经济阵容内位次逐年前移。2008年，实现生产总值64.3亿元，增长15.3%，高于全省0.8个百分点；实现税收5.3亿元，净增1.29亿元；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29.45%，在全省名列前茅。至此，麻城已平稳进入全省县域经济第二方阵，在全省贫困县市中最早进入全国贫困县市排名前5位。数字也许枯燥。走进麻城，你会更直观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与活力。新城区80米宽的黄金大道，高层建筑鳞次栉比，雄伟壮观。老城区找不到旧县城的模样，按照园林城市的要求改造一新。城郊的工业园区40余家现代化企业扎堆，人气兴旺。古老的麻城正散发出诱人的魅力。

07年到09年，是麻城经济的一个质的飞跃。这三年，麻城在经济危机中阔步向前，终于由一个“拖油瓶”式的革命老区变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经济开发新区。

（一）工业飞速发展

作为一个传统的贫困县市，特别是一个革命老区中的贫困县市。政府曾多次对麻城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宏观上的调研和技术上的指导，对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并给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麻城市政府在仔细分析和采纳后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而且麻城市政府更是大胆改革，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带领麻城人民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

麻城的国有企业改革起步较早而且卓有成效，到2007年，完成民营化改革的国有企业已经达到106家，占应改制的79%，且在近五年的努力下基本上完成了改制任务。

在麻城人眼中，国有企业的改制，不仅仅是体制的一次改革和创新，更是经

济蓬勃发展的契机和脉博。因为国有企业的改制，往往伴随着 “一个企业倒下

去，一大批同类企业崛起来”的经济现状。所以他们对国企改革改制的体会很深，深切感受到“国企改革改制的过程，就是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发展壮大的过

程”。而民营经济的发展也直接给麻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

和武汉，十堰相仿，汽车产业曾一度作为麻城的支柱性产业，为麻城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好景不长，随着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变化和竞争的激烈程度

不断加大。作为麻城市龙头企业之一的“三环汽门公司”也成一度举步维艰，市

场的低迷也给当时的麻城市政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值得庆贺的是麻城市政府把

握住了挑战之中巨大的机遇，将其进行民营化改制，并果断招商引资，革新技术。

与德国勒马公司携手，采用西方优秀管理机制，力图将其建设成为全球第一家规

模最大、汽门品种最齐全的专业化生产基地。三环汽门公司的发展，使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频频诞生。极大的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就这样，麻城市在汽车配件、冶金机械、纺织服装、医药化工、轻工食品、电力能源等产业和商贸领域大刀阔斧地改革改制，强力推动着全民创业热潮的兴

起。原企业中的技术、销售、管理人员在卖断和置换身份后，成批成批地自立门

户。他们充分自主地发挥自己所熟悉的专业、练就的能力和所掌握的市场等优势，围绕从事过的产业，或按同类产品扩展，或在延伸产业链上做文章，或另辟蹊径

新开门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仅2007年一年中，麻城就新发展私营企业

180余家，个体工商户2000余户。

07到09年经济保持较快增长。09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5%、达到96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2%、达到70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增长25.1%、达到8.8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18.7%、达到4.05亿元。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好于预期，高于全省和黄冈市平均水平。提前两年完成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提出的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和增加值翻番的目标。工业经济快速增

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增41家、达到167家，总数居黄冈第一。工业总产值

增长23%、达到67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6%、达到24亿元。大别山

电厂实现产值15亿元，发挥了大项目、大企业的支撑作用。马勒三环公司完成产值3.2亿元，实现了金融危机下快速增长。兴业钢铁炉料公司成为“2009年

湖北省100强企业”。福田公司“福田”商标成为“湖北省著名商标”。花岗石

材产业迅猛扩张，年产值突破10亿元。麻城经济开发区和乡镇工业集中区新增

基础设施投入4.96亿元，落户项目96个，园区对工业经济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敢于迎接挑战，并在挑战中抓住机遇，把握理论创新，结合实际改革。这是

麻城工业在众多老区中脱颖而出，出奇制胜的法宝。

（二）农村逐显活力

作为有120万人口的传统农业市和贫困地区，“三农”问题如何破解？麻城

市委、市政府重点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二是

将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发展劳务经济

现代农业稳步发展。2009年农业总产值增长6.5%、达到54.3亿元，其中“三

乡三业”实现总产值22亿元、增长12.4%。“麻城福白菊”成功申报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麻城被授予“中国油茶之乡”称号，成功争创“湖北现代林业麻

城木本粮油科技产业园”，麻城黑山羊通过国家品种资源鉴定。菊花、油茶、板

栗、蔬菜、桑茶药基地及畜牧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快速推进。新引进农产品加工

企业4家。第三产业快速发展。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达到48亿

元。积极推进金通湾•中国户外用品城和孝感乡街•中国中部商贸物流城建设大会

战。“家电下乡”实现销售家电产品3.87万台(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累

计建成合格农家店420家。

麻城把发展特色产业与扶贫开发结合起来，经过近10年努力，打造出九大

特色农业板块。粮食生产方面，麻城成为“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经济林开发，打造出盐田河“全国板栗第一乡”，全市板栗总面积达75万多亩，年产量1.28

万吨；蚕桑板块总面积8.5万亩，被商务部定为“东桑西移”项目试点地区；畜

牧板块总产值6.5亿元，是“全国秸秆养牛示范县（市）”、“全省畜牧生产大

县（市）”；药材板块总面积2.5万亩，福田河镇种植菊花2万亩，被誉为“全

国菊花第一镇”；传统的老米酒得到深度开发，成为亿元大产业，已发展配套优

质糯稻生产基地3万多亩。据统计，特色产业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达到九成。

2008年，麻城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3000元大关，达到3062元，同比增收

381元，增幅为14.2%。农民收入增长快，得益于劳务经济。全市50万农村劳动

力已有30万从事非农产业，打工年收入达2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

收入占到了65%。

具有本地特色的8大农业板块和30万农民工形成的“打工经济”，成为麻

城农村经济的两大亮点，推动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麻城市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特色产业为支柱，以“打工经济”为

带动力，有力地把农村经济引上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41.1亿元，同比增长8.9%，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3000元，达到3062元，同比

增收340元，增幅为12.7%。

麻城农村经济收入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则是劳务收入。

89万农村人口的麻城市，拥有50万劳动力。其中外出打工的人数达25万

人，加上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50000人，合计有30万劳动力从事劳务经济，年

收入达22亿元,与农业总收入之比为53.5%，人均突破2000元，占年人均纯收

3021元的2/3以上。

曾经大名鼎鼎的“淋山河集团”便是麻城劳务经济发展史上经典的一页。起

初，麻城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本市却并无规模性的团体。外出务工人员较

为分散，也常常受到排挤。一方面，蓬勃发展的武汉地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

仅凭武汉地区的劳动力却远远不够；一方面，麻城等老区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却常常赋闲在家。于是，很多波具规模的建筑集团应运而生。黄冈淋山河建筑集

团坐落于黄冈市团风县，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红安新洲麻城一带外出务工的主要选

择。而主要由麻城人承包的“活动板房”部分曾一度在中部地区处于垄断地位，仅此一项，每年就给麻城转移几万劳动力。麻城人也在数年的打拼中，掌握了技

术，也积累了大量人脉。这也为后来麻城人民在淋山河集团整改后自主创业，组

成一个个的小团体，在武汉城市圈及其周围站住脚跟奠定了牢靠的基础。目前，在武汉地区搭建“活动板房”的外来务工人员中，麻城人占据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比例。

农村农业和劳务经济的发展，不仅给农村的发展带来的活力，也直接促进了

麻城经济的发展。三农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也给了麻城一个发展的大后方。

（三）旅游开发取得新成效

“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麻城的旅游业在朵朵杜鹃的绽放声中稳健发展。说起革命老区，不得不提旅游业。革命老区往往伴随着“边”“偏”“穷”，但同时也有其独特的地理风貌和那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

提起麻城，我们会想起那独特的三个字----“将军县”。麻城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红四方面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发源地；1927年11月，震惊全国的黄麻起义在这里爆发。此后20多年，麻城的革命火种经久不息，麻城的革命红旗始终不倒，全境有13.7万人死于战火，6万多优秀子弟参加了红军，在腥风血雨的战斗中，锻造出王树生、许世友、陈再到、王宏坤等41位新中国第一批授衔的将军和128位省部级高官。麻城是全中国革命烈士最多的地方，每十个红军中就有一个是麻城人。而刘邓大军千里越过大别山我们更是耳熟能详。境内现保存着的烈士陵园、乘马岗会馆、王树声故居、苏维埃政府旧址等数十处革命遗址，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也构成了麻城具有传奇鲜红色彩的旅游景观。

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麻城旅游业的又一大亮点。昔日，陈友谅曾率军在此，并发生大战，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仿佛依旧感受能够感受到那不经意间散出来的股股硝烟味。一代文豪魏武帝曹操更是在龟峰留下了他的足迹，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更在此留下御笔，相传龟峰上至今还保留着他坐过的那块石头。

麻城成功举办中国杜鹃花城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龟峰山杜鹃花开、旅游火爆盛况，进一步叫响“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旅游品牌。龟峰山、烈士陵园成功创建为国家AAAA旅游景区。烈士陵园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重点保护单位，并向市民免费开放。五脑山、杏花村、博物馆、乘马会馆AAA创建通过评定。杏花村、龟峰山村双双入选“湖北旅游名村”。现在更多的人只知道麻城有“龟山”,而不知道武汉亦有“龟山”。而麻城龟峰山杜鹃已经成为能与东湖梅园樱园媲美的国级旅游项目，更带动了麻城其他景点的发展。

开发旅游项目，举办杜鹃文化旅游节。就是一次紧抓历史机遇、顺势而为为促进麻城经济快速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红红火火的杜鹃花，浓缩着麻城文化的精华，寄托者麻城人民的精神向往，也预示着蓬勃发展的麻城又将走向一个新的台阶。举办杜鹃文化旅游节，以杜鹃为节会标志，叫响麻城品牌。一方面以节造势，提升麻城文化、旅游知名度；一方面以节会友，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招商引资。

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更带动着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在从一定程度上改变着麻城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麻城走向一条又好又快的和谐的经济发展道路。

麻城，一个曾经被评定为贫困的县级市，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摆脱了贫困的困扰，特别是近几年来，经济更是蒸蒸日上，一个面目全新的作为地级市的麻城已经站在我们的面前，正在散发着自己独有的魅力。麻城，俨然成为红色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代表，而且也成为中小城市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目前，麻城虽然任然面临着经济总量偏小与产业层次不高的问题并存，工业基础薄弱，工业骨干企业少；城乡规划相对滞后，城市管理水平不高，乱建私房现象严重；利益格局调整中的社会矛盾纠纷增多，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建设亟待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仍待加强，少数部门办事效率不高，有些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依法行政观念不强等诸多挑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麻城人民能够有效的面对这些挑战，并牢牢抓住其中的机遇，给麻城一个更好的明天，让麻城的经济在接下来的挑战中

腾飞。

【参考文献】：

1，2009年麻城市工作总结

2，2010年麻城市工作总结

3，2011年麻城市工作总结

经济模式改革：新兴产业革命 篇6

【关键词】经济危机 经济模式 新型产业革命

相信大家对2014年底，在俄罗斯发生的卢布暴跌事件还记忆犹新吧。当时各大媒体纷纷对这次仅次于发生在199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的卢布危机做了接踵而至的报道。2014年12月15日，俄罗斯卢布兑美元汇率暴跌13%。莫斯科一周来肉类蔬菜等价格上涨约20%。卢布暴跌除了表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引人注目的是，俄土豪们进行的一系列大甩卖。卢布一泻千里，一大帮俄罗斯富豪跟着损失惨重。比如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主席列昂尼德·米赫尔松去年就浮亏了87亿美元，去了一半身家。卢布贬值直接导致2014年俄罗斯出境旅游游客减半，部分奢侈品商店停业，民众疯抢奢侈品的场景几乎天天在俄街头上映。由于卢布贬值幅度过大，俄罗斯央行在2014年12月16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于莫斯科时间凌晨1点左右意外发布声明，将利率从10.5%大幅上调到17%，这是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以来央行最大幅度的加息。俄央行指出，此举旨在阻止卢布贬值、防控通胀大幅走高风险。在专家看来，国际油价的暴跌、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强势美元对新兴市场的影响才是造成此轮卢布暴跌的三大主要原因。但是普京更愿意把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归咎于“邪恶西方”的攻击。

卢布的崩盘式暴跌，首先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暴跌有直接关系，而俄罗斯高度依赖能源的单一产业结构是导致卢布危局难以终结的最根本原因。俄罗斯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单一、脆弱，结构问题突出，再加上能源企业占国有经济和整个经济的比重过大，政府承担风险过高，一旦行业出现问题，对政府主权信用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影响较大，甚至难以挽回。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过于依赖原油等能源行业。对卢布汇率影响最大的出口市场，石油、天然气以及石油制品等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已经超过60%。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价格一旦下跌，卢布汇率便遭到重创。如果采取干预汇市等一系列措施在短期内是可以在打响保卫卢布这一战役中取得成绩。但这并不是一个长期并有效的措施。如果俄罗斯想要在国际舞台上长期保持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与发展力，想要成为经济稳定、独霸一方的超级大国就必须采取经济模式改革的思路，就离不了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多元化的发展。由于俄罗斯长期维持过于单一的经济结构，努力发展新兴产业或许能成为救市的一条出路。

首先让我们了解何为新兴产业，它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世界上讲的新兴产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这些产业改造的核心，使经济效益比传统产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每个国家都应当高度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巩固和发展经济回升势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大意义。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根据以往全球经济周期变动的历史看，走出经济低谷通常是由一组战略性新兴产业牵引。换句话说，全球经济有衰退走向勃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群的繁荣。只有新兴产业的增长，才能在创造市场新的需求的同时，引导和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如果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不能成长起来，未来的增量增长空间将会受到约束。当今世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必然会成为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促进俄罗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高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他们都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孕育着较大的市场风险，也存在着广阔的市场潜力，体现国家的产业竞争水平。培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推动两个创新。一是积极推动体制创新，为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以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来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奋力崛起。二是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要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在产业发展方向上应该既考虑到必要性，又考虑到实现的可能性。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应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所以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俄罗斯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当务之急。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新兴产业体系是救市之道。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轉变，激发国家内生发展能力，是促进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肖磊.卢布为什么会“崩盘”[N].新京报.2014.12.17.

经济革命 篇7

一、达州红色的历史记忆

历史步入近代以后,中国被列强欺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及革命派都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但他们都先后失败了。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早期革命者在俄国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始了救亡图存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之下,以王维舟为首的一批热血青年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回到家乡达州,他们积极地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1927 年8 月达州成立了第一个党组织即中共大竹县特别支部。党的支部成立后,他们除了引进了《新青年》《共产党》《先驱》等刊物外,还在家乡办起了《晨光》《人格》《大竹青年》等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

1929 年,王维舟等人领导了固军坝起义并成立“川东第一路游击军”。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大竹创建了杨通苏维埃,并领导发动了“虎南暴动”,建立了虎南游击根据地。王维舟在开江县建立中共广福特支委员会,创建了有1 000 多人参加的“川东游击军广福支队”。1931 年重建的川东游击军,牵制了刘存厚、刘湘两个师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主力作战。1932 年年底,红四方面军开创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作用,认为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1]。1933 年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统一指挥下,“从2—6 月,历时4 个月的作战,共毙敌1.4 万余人,俘敌近万人,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2]1933 年8—10 月,徐向前又接连指挥了三个战役。三次战役使川陕根据地扩大到42 000 多平方公里。西抵嘉陵江,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及开江、开县。红军扩大到8 万余人。川陕根据地成为全国第二块最大的红色区域。1934 年,在徐向前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特别是万源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我军在东、西两线共歼敌8 万多人,缴枪3 万多支,炮百余门。后来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反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得最艰苦的一个战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战役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辉煌的一个战役。”万源保卫战的胜利是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的重大转折,是红军由防御转为进攻的起点。它“严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反动势力,锻炼了红军和川边广大人民,恢复并扩大了苏区,取得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最为辉煌的胜利”[1]。万源保卫战展示了军民团结的强大力量,可以说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万源保卫战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斗争,形成了与中央根据地互相呼应的有利格局,为中央红军入川减轻了压力。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1945 年的八年时间里,达州各地共有179 102 人参军,在前线阵亡53 774 人。在后方,达州人民积极出工出力支援抗战,全市先后共出动48 750 余名劳工修筑汉渝公路、梁山机场,在修建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至少有1 135人,伤者无数。”[3]解放战争时期,达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大竹苏家沟战斗”“虎南二月暴动”“渠县龙潭起义”“华蓥山联合大起义”,涌现出了诸如唐虚谷、陈尧楷、邓兴丰等无数革命烈士,达州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发扬革命老区精神,促进达州经济社会发展

由于战争的破坏,建国之初,革命老区经济千疮百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关怀和正确领导下,革命老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老区地处边远的深山和少数民族地区,地形复杂,高山险阻,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薄弱,信息不畅,教育、卫生、文化投入不足,造成了行路难、饮水难、上学难、就医难的问题,这使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克服老区的这些不利因素,加快老区的发展,力争老区人民与全国其他发达地区的人民一起在建党一百周年之时同步迈入小康社会,这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道难题,更是摆在老区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加快老区经济发展,让老区人民摆脱贫困,早日建成小康社会,当下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中央、省市要继续加大对老区财政扶持力度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进入快车道,2010 年中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老区经济社会和我国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近些年,老区的贫困状况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2012 年3 月6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曾指出,财政部将加大对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国家在“十五”期间,对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采取了财政倾斜政策,以以工代赈的形式投资近80 亿元,用于老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公路交通建设、小流域治理等与民生紧密联系的社会建设方面并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实践证明,党中央只有加大对老区人民的财政投资与政策倾斜力度,才会加速老区各项社会事业的前进步伐。除中央外,各级政府也应该加大对老区的扶持力度,重视老区的经济发展。在这方面,广东省的经验值得学习。广东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支持省内老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大投入,重点解决民生热点问题。经过近些年的发展,老区已经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达州作为四川东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四川省也要充分利用达州地区丰富的农业、工业、交通、矿产资源,加大达州的开发,在对外招商引资时,更多地倾向于达州市,以便又快又好地加快老区发展,增加人民的福祉。

对老区的扶持不能做表面文章,要重视建立国家、省市部门对老区建设的政策保障机制,做到关心老区常态化、制度化。老区发展了,才能保障我国各族人民同步迈入小康。从国家到省市对老区的关心将会给老区人民建设家园以极大的信心和勇气,它也是老区人民自力更生的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国家要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的人才扶持力度

现代社会发展,人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老区人民由于贫穷落后,无法吸引更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到此创业。这也是制约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对这个问题,国家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例如,中组部、团中央从中央国家机关和东部省市选派“博士服务团”,到四川、西藏、新疆、贵州等地支援服务。自1999 年以来,国家派出的十多批博士志愿者服务团为西部地区引进1 447 个项目,资金3 642 亿元,撰写调研报告2 086 篇。此外,他们还举办了各种讲座,为欠发达地区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各种人才,有效地缓解了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匮乏状况。博士服务团受到了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和人民的普遍欢迎。

除了国家对老区的人才支持力度外,老区的各级政府也必须牢牢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在人才引进方面舍得投入。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实施人才创业的帮扶工程。通过人才创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老区人民的就业岗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各级政府要加大老区现有人力资源的开发,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尤其需要培养当地土生土长的,用得着、留得住的科技人才。让这些科技人才和当地人民建立帮扶平台,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更好地促进老区致富发展。

老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小学、初中教育要常抓不懈。特别是在当下,大学生择业困难,在“读书无用”错误观点的误导下,很多家长不重视教育,导致适龄儿童辍学的现象比较严重。对此,各级政府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目前我国专门领域的职业技术人才短缺,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贯彻职业教育法的精神,通过职业专门学校为地方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利用职业学校的师资力量,加大对农民务工人员的培训力度,力争使每个人根据各自发展的实际情况掌握一至二门实用技术,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术含量,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作为地方大学,政府要充分地促进其发展,发挥大学资政育人、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地方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创造高层次人才研发、创业的优质环境,做到对人才引得进、留得下,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三)大力发展红色生态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红军长征期间在四川的时间较长,在达州这片土地上更是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据有关学者研究,目前达州保存有影响的革命遗址遗迹600 余处。每一处遗迹都有着感人的故事,镌刻着军民的鱼水深情和红军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英雄事迹。这些丰富的资源是新时期国家大力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素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达州旅游事业的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新时期鼓舞达州500多万人民艰苦创业的典型教材。

当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已走进人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近些年,旅游业发展在第三产业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达州作为革命老区,人文历史资源极为丰富,这为老区的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各地经济发展几乎成为各部门发展经济的一个共识。达州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很多不为众人所知,可以说很多的红色遗迹“养在深闺”。这些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思想、先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应当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化为鼓舞老区人民新形势下艰苦奋斗的不竭动力。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可以为老区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很好地解决老区人民的就业问题,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老区人民的精神面貌。吸引大批外出务工劳动者返乡就业,降低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比例,提升居民归属感和幸福感。”[4]通过红色旅游,还可以带动人们勤劳致富的信心,增强自我摆脱贫困的主动性。

在开发红色旅游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南方自然环境的优美,高森林覆盖率的特点,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旅游,做到红色、绿色相结合,“开展以红色旅游为核心,以生态旅游、农业休闲旅游、地质风光游、客家风情游为辅的旅游活动模式,把红色旅游与观光旅游有机结合起来。”[5]既让游人在红色旅游中陶冶情操,又能在绿色生态的环境中放松工作中的身心疲惫,寻找一片精神休憩的家园。在开发红色旅游的时候,要统筹全局,加强区域开发、连片开发,打造一些精品旅游路线。

但是,必须要注意在发展红色旅游的过程中要吸取其他地区发展旅游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走出一条与革命老区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路子。“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增强老区人民对旅游资源保护意识。”[6]

(四)更新观念,创新老区精神

老区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发展滞后,受恶劣的地理环境及脆弱的生态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这样的思想是一定要克服的。外因固然重要,但内因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老区人民更要转变观念,充分发挥战争年代勇往直前、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新形势下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不断更新观念、锐意创新,克服困难,实现革命老区的可持续发展。

老区要发挥地方特色资源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一是立足资源,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老区大多位于山区和半山区,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生态农业是最佳的产业选择。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加快建设一批有规模、有品牌、标准化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发展符合条件的老区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开发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项目。达州作为四川的农业大市,物产丰富,境内出产的优质黄花、香椿以及富硒茶、油橄榄都是无公害产品。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要加强农业、工业相结合的产业链意识,在发展原生态农业的同时,形成一批优质无公害农产品加工基地,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带动农业人口增产增收。二是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达州矿产资源丰富,境内已探明的含量丰富的煤炭资源、天然气资源、铁矿、锰矿等矿产资源,都为达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后发赶超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但是作为后发赶超地区,在开发这些矿产资源的时候,必须注意合理开采,更多的是利用这些资源发展一些循环经济,加大对产品产业链开发的科技含量,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路子,杜绝因矿产开发所带来的对当地环境的破坏。

(五)加大革命老区的对外宣传与合作

由于交通、地理条件的限制,更由于在当下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更多的人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方面,文化精神被很多人忽视。目前,对革命老区,除了老区人民和从事党史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外,缺乏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关注老区人民的生活、社会经济发展。在爱国主义传统教育中,虽然很多的革命老区纪念地被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到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外地受教育者较少。要想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老区就要加大宣传力度。这种宣传可以通过各种新闻媒介,例如电视、报纸、电视剧作品、网络等手段。重视一些全国性的关于革命老区发展的组织机构的扶持与宣传,前面提到的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他们在宣传老区,支持老区发展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各革命老区要和老促会积极联络,争取国家更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和老区促进会一起宣传自我,打造自我,创新自我。一些学术性的革命老区团体,他们除了研究老区革命红色文化外,还承担了探讨老区发展的重任,例如全国革命老区高校举办的每年一届的联席会议,对老区经济、社会、教育等发展提出了很多可行可参、加速老区发展的宝贵意见。通过革命老区高校联席会议,各高校不仅交流自我发展的成功经验,而且也分享与学习兄弟高校发展的优秀成果,更主要的是通过彼此的交流与接触增加了各老区发展之间的深刻了解,加强了东西部革命老区,南北革命老区的合作,这也是老区发展所必须的。达州的红色资源极为丰富,近些年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四川文理学院成立了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中心不断推出研究力作及发表一些学术性的文章,对宣传达州革命红色老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得对四川革命老区的宣传上了一个新的高度。2014 年,在万源保卫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四川革命老区发展中心承办的革命老区振兴暨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让更多的专家学者了解了达州、走进达州、宣传达州、弘扬长征精神,意义深远。同时对于革命老区的进一步研究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老区建设是新时期一项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既是国计,又是民生;既要满足国家战略的需要,又要满足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期盼。实践经验证明,要加快老区建设发展,必须既要发挥国家力量在老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动员民间力量和个人力量。在新时期、新机遇面前,达州百万人民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发展契机,充分利用、争取各项优惠政策,努力发扬革命战争年代不畏艰险、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争取和全国人民一起迈入文明、富裕、和谐的小康社会。这片红色的土地必将在新时期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回忆史料[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2]张麟,马长志.中国元帅徐向前[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3]蒋吉平,李彩云,郑丽天.革命老区达州对中国革命的贡献[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1).

[4]林莉,梅燕.革命老区旅游业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4,(3).

[5]周晓光.红色旅游及其对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J].北方经济,2012,(8).

绿色经济与生产方式全球性革命 篇8

1、绿色与地球·生物圈·生命之间内在联系

在茫茫宇宙中,如果说“蓝色”是地球的特征,那么“绿色”就是地球的本质。因为蓝色代表构成地球的表层系统气圈和水圈,绿色则代表由气圈、水圈还有岩石圈(“黄色”)数十亿年运动而后演化出来的生物圈,而恰恰是生物圈的存在,才使地球成为宇宙中迄今为止惟一有鲜活生命体存在的“活球”或“生态球”。换句话说,在地球46亿年演化过程中,只是绿色的出现,才使人类有了赖以产生、生存、成长、发展、享乐的摇篮。所以,绿色不仅代表与生命体演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而且代表有机体或生命体本身。但是,曾几何时,曾为何事,(某些)人类,不仅把地球搞得不再湛蓝,而且将其折腾得不再碧绿。

面对绿色惨遭践踏,科学家和地球卫士纷纷起来斗争。20世纪30年代末-50年代初,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创立了“生物圈”与“活物质”理论,1揭示了绿色与地球间的本质关系,阐释了活物质特别是人类活动成为地球形成机制以及一种能改变地球的地质力量的科学依据。60年代《寂静的春天》、《地球像一艘宇宙飞船》吹响了绿色革命的号角。70年代《增长的极限》、《仅有一个地球》发出了对“一个小小星球关怀和爱护”的集结号。80年代《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新发展观》、《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则警示人类,地球将要变成污染充斥的星球、必须改变发展观,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然而,无论是地球卫士、绿色捍卫者的披肝沥胆,还是可持续发展道路倡导者的苦口婆心,都没有阻挡住半点对地球母亲的的敲骨吸髓和肆无忌惮的破坏。进入21世纪以来,在信息化、网络化等高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化活动披上全球化的翅膀,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披荆斩棘、拓展开来。这不仅加速了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为特征的经济社会的环境危机,而且带来了以生物多样化消失为特征的生物圈缩减、水圈污染、岩石圈崩塌、大气圈变暖为特征的自然系统的环境危机。现在,冰山融化、海啸肆虐、洪水泛滥、森林锐减、草原荒漠化、野生动物植物灭已成为仅凭经验就能感知的事实,毋宁质疑,绿色已经和正在失去其存在的根基。

2、绿色被疯狂践踏的原因

人们普遍认为是“工业革命”以及“工业化过程”是绿色被践踏的原因,因为工业革命给了人类以征服自然的力量、工业化活动排放出巨大的温室效应。但是笔者不是很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践踏”作为一种力量和活动,源自“践踏者”能量系统和观念体系,所以,后者才是“绿色”被践踏的真正原因。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谁是工业革命的策划者、发动者?谁又是工业化施动者?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前者是资产阶级及其生产方式的采用者,后者也是资产阶级及其学习者;他们发动工业革命施动工业化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或资本的高额收益(利润),因此,资产阶级及其生产方式的运行才是绿色被践踏的始作俑者。

资产阶级借助以“资本”为主体、为主导、为主题的生产方式实现自己的动机和目的。生产方式上是满足人类生存、生活、发展、享乐之需要的社会形式,具有自然与社会、技术与经济的二重性;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生产什么(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本是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从特征上看,它是一种能够增殖的价值、要求连续性与超越性的增殖运动、要求按照均等性和增殖效率来分配利润和超额利润的社会权力;从现象上看,它有足以令人眼花的具体形态;在操作上,它奉行“利己主义”、“投机主义”,追求成本最小或收益最大,在博弈中才按照市场、法律、信用规则来进行资本运作。

回眸历史,我们发现,资产阶级自17世纪中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为了快速实现资本增值,他们在18世纪中叶发动了工业革命,由此开启了以大量消耗化石能源为动力以及地球环境被污染的时代。据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研究报告:自1750年工业革命至今,全球累计排放了1万多亿吨二氧化碳。2另外,“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3正是这些工业化活动,一方面破坏了地球的大气圈造成了“蓝色危机”,另一方面由此引发了酸雨、荒漠化、生物多样化的消失造成了生物圈的“绿色危机”。

二、绿色经济的兴起与绿色新政的推动

1、“绿色经济”起缘于市场之外,兴起于金融危机之时

一般认为,1962年美国女学者蕾切丝·卡尔逊(《寂静的春天》的作者)拉开了“绿色革命”的序幕。“绿色革命”是各类地球卫士保护地球的活动。经过近30年的斗争,绿色革命成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社会基础。在这样背景下,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提出《绿色经济蓝皮书》,由此开启了“绿色”进入经济领域的时代。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日渐严峻,发展绿色经济便成为各界各国瞩目之的。这是因为在绿色经济框架中,生产动机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资本增值或GDP的增长,而是为了人类福祉;生产手段不仅仅是市场,而可以突破市场机制但也将其包括在内的混合机制;而生产出来的商品都是绿色产品。

显然,绿色经济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尽相同。因此,在其出现之初(20世纪90年代),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典型代表———美国不仅对其半点没看好而且极力还用“华盛顿共识”抵消其影响。众所周知,“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推行美国金融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其要害就在于借助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把全世界所有的资源,包括人力、经济、社会、文化、自然之资源统统集结于美国金融霸权资本麾下并任其配置,以巩固美国在全世界充当“全能宙斯”的角色。然而,正像地球本质是多样性生命的集合体一样,世界的本质是多元化社会形态的统一。2008年发端于美国、以海啸般速度蔓延于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打碎美国一统天下的梦。

毫无疑问,深受危机包括金融、能源、粮食、气候、制度、道德、信仰等危机冲击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找到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而“绿色经济”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对发明和创新正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其规模之大,可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罕见的。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也指出:“让我们找到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从这场经济萧条中走出来吧,这条路既能使我们的地球减少生态危险,又能促使新投资产生作用,从而为大家创造一种更加安全清洁、更有吸引力的经济。”[1]27甚至在世界金融界(曾)负盛名的投资公司高盛做出如下判断:对于可持续性发展来说,绿色经济应该是使美国和世界重新变得美好的复兴之路。

2、绿色新政是绿色经济的主要推手

面对充满复杂性的危机,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与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布什政府很不相同的政策。他积极支持重要国策咨询机构———美国进步中心提出的“绿色经济复兴计划”,并将该计划视为政府“绿色新政”以及“绿色经济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向清洁能源领域注资1000亿美元,并为社会创造200万个“绿领”就业机会。全世界对这个与美国政府7000亿注资救市相比并不算大的计划给予极大关注,因为它意味着美国开始涉足绿色经济并将其作为走出危机的战略选择,这将在世界经济领域中掀起一场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浪潮。应该说,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它的行动对世界未来经济发展走向影响巨大。

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全球绿色新政及绿色经济计划”,旨在借助世界各国构建“绿色化”制度,来缓解全球系统性危机,创造绿色工作机会,复苏和升级世界经济,并借此来推动世界绿色产业革命。2009年,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召开前后,世界各国纷纷将本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确定为“低碳”和“绿色”。欧盟在宣布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就业和复苏。日本宣布争取在2015年前把绿色经济规模扩大至100万亿日元。韩国计划未来4年内在绿色经济领域投资50万亿韩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提出绿色投资4万亿人民币计划,用自己坚实的行动走进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新时代。

上述事实表明,无论是联合国提出的还是世界各国政府提出的绿色新政,意味着全世界在观念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层面、政府层面已经取得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绿色经济是应对和化解当前全球系统性危机的惟一出路,同时它也是导引和构建未来世界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难得契机。然而,在什么是绿色经济,它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是什么关系,发展绿色经济需要怎样的条件,在发展绿色经济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怎样进行合作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分歧。正是这些分歧,使本来已取得共识的世界各国很难在推进绿色经济问题上进行合作。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争吵一片”、“不欢而散”、“无果而终”就是例证。

三、绿色经济的本质及其内在矛盾

1、绿色经济的形态与特征

绿色经济作为以“绿色”为标志的经济活动,在当下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低碳技术与低碳产业、以有利于人的健康为代表的绿色产品和绿色贸易、以绿色投资为代表的新金融和绿色网络等的统称。像所有经济活动一样,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形态,因而具有多样性。在美国,新能源技术及其在全球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是绿色经济的核心内容,并以此重构其国内制造业和就业体系。欧洲和日本则把一切与人的健康和环保相关的产业当作绿色经济,并强调通过发展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来推动它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把绿色经济看作同低碳经济一样的新经济,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发展的引擎。

从比较的视域看,绿色经济是具有复杂特性的经济形态。所谓复杂,按照米歇尔·沃尔德普罗4的观点,是那种发生在“秩序与混沌之边缘”的状态,是一种既具有“亦此亦彼”又具有“非此非彼"”、既具有“确定性”同时又具有“不确定性”的过程。绿色经济正是具有这样特性的经济形态。从秩序、现在、危机的视角看,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绿色创新”为“利润增长点”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混沌、未来、重构的角度看,它似乎又是主要以全球跨国之间的价值认同和国际契约为导向、以可持续发展的微观经济组织为基础、以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具有“新质”的经济发展方式。

绿色经济的复杂性决定它还具有“或然性”特征。它既可以被当作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创新点”,又可以被当做诱发新经济发展的“始基因素”。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都是经济进步的表现形式,但前者是原有生产方式基础上“量的”进步,后者是旧有生产方式发生革命基础上的“质变”。从选择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常有发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却很少进行,因为那些能诱发生产方式质变的“始基因素”可遇不可求;迄今为止,只有那些诱发了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后叶、20世纪70年代三次划时代的产业革命的革命因素,才能被称为是具有培育或诱发生产方式全球性革命的“始基因素”。

2、绿色经济的本质及内含的矛盾

“始基因素”是将一事物与它事物区别开来并决定其独特性质的本质因素。作为构成某一事物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因素,它往往在从存在到演化、从混沌到有序的演化过程中,被复杂性与或然性所淹没,因而不被人们所认识。从这个意义上看,绿色经济本质上是以生态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承载力为约束条件、以保持生物多样化为基础、以人类福祉为本、以人类代际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形态。从生命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上看,绿色经济比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更与生态文明相契合。从人类应对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危机和以能源危机为代表的资源危机上看,绿色经济更强调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内涵、以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

从经济活动的历史形态上看,绿色经济本质上属于“后工业”、“后市场”、“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框架下的经济形态。如前所述,“绿色”表征的是生命和生态,而不是价值和资本增值。“后工业”代表知识、资源、环境,而不是物质、高碳、污染。“后市场”表明网络组织替代市场、市场关系外溢并自组织为网络、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边界模糊并已相互嵌入,而不是市场关系一统天下、市场机制无处不灵、价值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后资本主义”则意味着知识已成为智慧圈中的活物质(活劳动)并成为经济社会活动中资源配置以及生产流通分配的主体、以人为本已成为经济社会活动的主题,而追求资本增殖及其高额利润再也不是天经地义“真理”。

综上所述,绿色经济在本质上同当代已经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相互矛盾的。前者是为生态文明框架中的全人类福祉(Well-being)而生产,后者是为市场经济框架中的货币持有者的金钱偏好和资本主义框架中的资本所有者的增值欲而生产。前者生产出来的是能够满足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单位、每个社区绿色需求的绿色产品,其中包括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而后者生产出来则是GDP增长或过剩的产品、过剩的人口、过剩的资本、过剩的垃圾。显然,如上所述,造成绿色经济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相矛盾的是它以“绿色”为特征的“始基因素”。而正是这些始基因素成为引发当代生产方式发生全球性转变的“新质”。

四、绿色资本的产生与绿色网络的形成

1、资本的自我扬弃与新形态资本的出现

在经典市场经济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在形态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具有价值形态,当然是那种能够增殖的价值形态;另一方面,它具有各种具体形态,诸如货币、物质资料、土地(包括矿山资源等)等形态。在各种形态的资本中,货币资本具有至高无上的社会权力,因为它具有直接发动生产、配置资源、获取收益的社会功能。货币资本的社会权力或功能是“货币权力”转化而来的;所谓货币权力就是货币在市场经济中作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总之作为一般等价物而具有的那些能够与千姿百态之商品相交换的功能。因此,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谁拥有货币资本,谁就拥有社会权力并由此获得相应的资本收益。

但自绿色经济介入市场经济之后———不管人们在理论上如何定义它的形态、特征和本质及其同当代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它在现实生活中便顽强地按照自己本性、以多样性的方式演化着资本、改造着资本。例如,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一般都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创新点”,以绿色创意、绿色设计、绿色计划、绿色组织、绿色配置、绿色行动、绿色融资、绿色投资等的方式,在物质资本、土地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中渗透并实现其绿色本性。于是,在绿色与市场“混合”运行的生产方式中,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传统资本形态———即具有自我扬弃性状的新资本形态:人类资本、生态资本、社会资本。

人类资本(human capital)是从人力资本演化而来。它不仅强调人作为“活物质”使其价值增值,而且强调人作为“生命体”的健康、智识、技艺以及想法(idea)和动机(motivation)都是具有增值能力的资本。生态资本(ecological capital)亦称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是从土地资本演化而来。不像土地仅仅作为市场框架中的增值要素具有资本功能,它突破市场界限把整个环境和生态系统都作为具有增值价值的资本。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SC),或社会组织资本(social and organization capital,SOC)是最能反映绿色经济本质的资本,指的是包括社区、商业团体、工会乃至国家法律、政治组织,国际环保条约等社会组织。

2、市场的自我演化与绿色网络快速的崛起

以社会组织资本为代表的绿色资本运动,像其他资本运动一样也发生在市场中,即发生在由买者与卖者、供给者与需求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类似“物理场”的网络中。就市场关系网络而言,它在20世纪末叶因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而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运行速度大大加快了,由此资本增值便成为可即时实现的运动;另一方面,物理空间被大大突破了,由此资本增值足迹便可深入到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态各个角落。然而,绿色经济和绿色资本的出现,不仅使市场网络发生“形变”而且使之发生“性变”。因为绿色经济使市场网络充满绿色,绿色资本使绿色的企业与用户形成绿色网络。

如果说绿色经济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是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的“推手”,那么绿色网络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绿色资本和绿色技术转移的渠道。然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如果没有绿色网络也就不会有绿色资本和绿色技术的转移,从而也不会有发展中国家从而全世界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国家都非常重视对绿色网络的构建。绿色网络的使命是用“绿色”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本身还内含着作为生这些关系终端的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的转变。

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全世界都在奋力推进的智能网络就是能够涵盖上述内容的绿色网络。首先,它是一个以高效能源、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为统一能源,集发电、输电、储电、变电、配电、用电为一体的低碳电力网络系统。第二,它是一个以保证每个“终端”(“发电点”或“用电点”)的安全性、自主性、互动性、便捷性为最终目标,以“电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自动化、数字化、可计价与可查询为特征的人性化电网系统。第三,它是一个以超导材料为骨干网架、区域电网、地方网络和分布式微型电网,并具有自愈性的可循环电力网络。例如在欧洲,智能网络既可把来自北非的太阳能、和来自北海的风电能输送到每一网络终端,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五、生产方式全球性转变正在进行中

1、生产方式变革与人类经济形态的演进

智能电网,无论从生产方式的哪个层面来看,即无论是从生产什么、为谁生产,还是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角度来看,它都不仅是绿色能源、绿色网络、绿色经济的典型,而且是当代生产方式发生全球性转变的样板。作为绿色的典型,智能电网把可再生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把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作为生产方式全球性转变的样板,智能电网代表的生产方式变革,不仅发生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也发生在俄罗斯、印度、巴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这个事实本身意味着生产方式全球性变革已经发生并在进行中。

从历史变迁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由于这些商品既是价值的承担者也是资本价值增殖的表现形式,所以这些商品的有用性,被限制在价值之中或资本价值增殖之中。在价值特别是价值增值的驱动下,一方面厂商拼命追逐一切生产要素效用最大化,并努力提高效率争取生产更多的产品占有市场,结果造成产品过剩、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另一方面生产者拼命占有自然资源,以达到控制市场原材料供给,降低自身生产成本,其结果便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空间变小、地球生病;同时还要爆发以“生产相对过剩”(即总需求不足)为特征的全球性系统危机,例如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性的综合性的危机。

生产方式作为支撑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它的变动或革命是推动经济结构变迁或经济形态演进的决定性因素。而以智能电网为代表的绿色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经济形态发展的新方向,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发达的国家来说,一方面是其走出危机的新出路,另一方面也是其后经济危机时代发展的新基础。当然,这种基础支撑的不是GDP的增长和资本价值增殖之主题,而是绿色即人类福祉之主题。由此,这种绿色生产方式或绿色经济,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由自主地进行自我扬弃的表现形式。这种绿色生产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尚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则是一次难得的与自身生产方式革命或跨越相关的历史机遇。

2、生产方式全球性变革与当代可操作的经济运行方式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方式,例如,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资本增殖、资本运动、资本权力的的经济运行方式,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义语。然而,凡事均有例外,二战以后,许多曾作为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选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后也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因此,到20世纪后二十年,市场作为一个运动载体,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而是具有多种主义的混合经济了。更重要的是在经历各种变革和创新之后,其自身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首先,信息化、数字化、互联网技术使以往彼此分离的市场在技术上成为能够相互连接的一体化的市场网络;以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为主流的价值取向,使世界各地各具特色的市场体系成为在制度和规则方面能够对接的统一市场体系。由此,市场的地理边界已经扩展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各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嵌入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之中。当然,由于发达国家一直在市场的制度安排、游戏规则方面占有霸权地位,因此市场的经济内涵不仅没有扩大而且还相对缩小了,于是它在承载不断增加的相对的过剩产品、过剩人口、过剩资本的同时,还承载不断增加的生产废弃物、生活垃圾和各种污染物。然而,这不是市场作为经济运行方式的问题,而是资本本身的问题。

第二,在市场已变形为全球经济运行网络的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可以孤零存在的企业而是由企业(点)、产业链(链路)、中心企业(节点)构成的企业群落(网络)。当前,这种企业群落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企业间动态网络,另一种是以大企业为主的规模型生产网络,由于同是网络它们还具有相互嵌入的可行性。显然,具有同样属性的绿色网络,一旦嵌入这些企业群落之中,那么不仅可以立即与之交融而且还会使其演化为同时具有自然与经济二重属性的共生网络系统。而绿色生产方式与绿色经济运行方式的和谐协调发展,则现实地表明当代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处在革命转变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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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革命 篇9

目前, 国内外对老区经济发展的关注较少。而且相关的研究多是从经济理论上进行定性研究, 大都集中在宏观层面上, 都没有结合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现状特点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尝试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对革命老区2007年的经济发展进行探讨, 期望能有效分析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这对确定老区经济发展战略, 促进老区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一体化, 实现四川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数据收集

我们选取四川省的十个革命老区为研究对象, 根据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我们选取科技教育, 人口, 卫生福利, 交通以及社会资产投资等9个因素作为老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都用该地区的GDP来衡量, 因而我们选取GDP为衡量老区经济发展指标, 通过研究上面给出的因素对GDP的影响来确定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 从而建立模型。我们选用200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二、因子分析

(一) 概念

因子分析是研究如何以最少的信息丢失, 将众多原始变量浓缩成少数几个因子变量, 以及如何使因子变量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二) 因子分析的可行性

计算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 对原始资料矩阵进行KMO检验, 值为0.647, Bartlett球度检验, 结果显示, 近似卡方值为106.219, 自由度为36, 检验显著性概率远小于0.05, 接受原假设。因此认为各因素之间相关性比较显著, 适合因子分析。

(三) 因子分析结果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和相应的特征向量, 再得到公因子解释方差百分比表, 发现只需提取前2个因子, 这两个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6.836和1.352, 其累计贡献率己经达到了90.970%, 可以很好的反映出老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然后可分别计算出因子载荷阵, 共同度, 特殊因子方差及公共因子方差贡献, 为便于解释各个公共因子的含义, 将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经过旋转, 容易得到以下结论:

1.在公共因子F1中, 教师人数、学生人数、从业人数、人口总数、人口增长率、福利院数量、财政支出、社会资产投资指标在该因子上的载荷较大。故可以概括为人口数量因子。

2.在公共因子F2中, 公路里程数和财政支出指标在该因子上有载荷较大, 故可以概括为环境影响因子。

(四) 计算各因子得分及综合评价得分

由因子载荷阵可以计算各革命老区在各公因子上的得分, 计算公式为:

再以各因子所对应的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 即可得到综合评价得分F, 计算公式为F=0.835F1+0.165F2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综合得分, 并求出各地区的得分值, 得出综合得分最高的是南充市, 最低的是甘孜地区, 说明南充市在2007年的发展最好, 而甘孜等地区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五) 线性模型的建立

把提取的各地区因子得分F1、F2作为新的变量与该地区的GDP作线性回归分析。利用SPSS软件我们得到GDP与F1, F2的散点图, 可以看出GDP与F1有较强的线性关系, 而GDP与F2基本没有线性关系, 利用最小二乘估计我们可以得到GDP与F1, F2的回归估计式如下:

由于F2的系数没有显著性, 所以剔除F2继续回归, 得:

我们对上式的拟合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 t检验, 异方差检验, 自相关检验, 发现模型拟合得很好。将得分函数F1代入模型得到老区GDP与影响因素的线性模型:

三、结论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 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一是老区经济与该地区教师人数和学生人数呈正相关。经济的发展需要人才, 而人才的培养则需要教育。可以说教育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没有教育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发展。二是老区的经济与老区的从业人数呈正相关, 与老区人口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就业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就业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就业的增加, 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人口是制约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人口越多, 人均占有资源越少。同理, 在一定的资源与环境条件下, 人口越多, 对发展经济的影响越不利。三是老区的经济与老区的福利院数、交通里程数呈正相关。福利事业属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且还能健全老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四是老区的经济与社会资产投资, 政府财政支出呈正相关。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先导, 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提和保障。

摘要：结合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现状,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和建立线性模型, 分析影响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结果说明, 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老区的经济与该地区教师人数、学生人数和从业人数呈正相关, 与老区的福利院数、交通里程数以及与社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支出都呈正相关关系, 而与老区人口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为促进革命老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国家应对革命老区加大扶持力度, 加强人才培养, 扩大就业规模, 加快福利事业的发展, 以扩大投资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关键词：四川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统计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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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经济利益观 篇10

1 中国乃极贫之国, 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

孙中山对中国的贫弱有深刻认识, 他对实业的重视在民国成立前夕就有所反映。他在武昌起义后从美国经欧洲回国途中, 多次发表演讲、谈话, 强调新政府之政策在令中国大富。在“欧洲的演说”中他强调了吸引外资以振兴我国工商业的重要性, 他说:“共和国成立之后, 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 对于外人不加限制, 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 外资输入后, “吾等当首先利用, 以振兴其工商行;俟信用大著后, 则投资更为稳固, 外资更当大集于中国。”在香港与前来迎接他的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中, 孙中山进一步说明了利用外资的几个基本原则:一不失主权, 二不用抵押, 三利息甚轻。他举埃及与美国为例说明主权的重要性, 他说:“埃及所以借外债而亡国者, 失主权故也。美国初独立时亦借外债, 而美国之能兴者, 则不失主权故也。”

回国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 孙中山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发展实业、实现民生主义, 是新形势下革命党人的奋斗目标。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他表示新政府为“革命时代之政府”, 其面临的任务“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 使人民知有生之乐”。为解决新政权成立后面临的财政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尝试采用发行公债与改组大清银行、成立中国银行 (中央银行) 以及向外国借债等办法。失败后, 南京政府只能求助于张謇等人从日本大仓银行借到二百五十万元, 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给袁世凯的五百万两借款中分得二百万两, 作为维持费用。解决财政问题上的失败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乃极贫之国, 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为此, 他积极从事各种实业建设, 将理论付诸实践。他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法令条例。如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拟定的《商业银行条例》就是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得以颁布的。实业部拟定了《商业注册章程》, 准许各类商号自由注册, 取消种种注册费用。他还直接参与、积极支持创办各类公司、企业以及各种民间实业团体。1912年, 他除筹设中华实业银行作为“振兴实业之总机关”外, 并兼任全国铁路督办、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

解职后, 孙中山更是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工商实业与促进社会进步, 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他曾表示“余虽已辞卸临时大总统之职, 然余非从此停止革命之工作。盖余辞职后, 尚有更大之事以待余注意者。”何谓“更大之事”?在与香港某报记者的谈话中孙中山进一步作了解释:“予已卸却政治上之事业, 专办振兴工艺, 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及至1913年, 孙中山一直四处奔波, 先后到达上海、武汉、福州、北京等20余个城市, “历周各省宣传主义”, 发表演说。据不完全统计, 这一时期孙中山在全国各地作过58次演讲, 其中以民生主义为中心内容或涉及实业内容的即达33次之多。他在演讲中反复强调:“我中国在地球上数千年来文明最早, 本是富强的国, 何以现在退步至不堪言状。现在中国在地球上为一最贫弱之国, 皆因教育、实业两不发达以致于此。” “余观列强致富之原, 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 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 为当今莫要之政策……民富即国富, 既富即强”。

2 要想实业发达, 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

孙中山认为, 中国要想实业发达, 必须采用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的开放政策。从历史上看, 中国有行开放主义的传统;从现实的角度看, 中国发展实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款既筹不出, 又时等不及”。因此, “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 我们无资本, 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 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 即用外国方法。”这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精髓所在。

孙中山对外开放政策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几方面的内容。其中, 引进外资是关键, 是孙中山关注的焦点。他强调借外债以兴实业, 实内外所同赞成的。比如“京奉铁路借债, 本可早还, 以英人不欲收, 故移此款以修京张。此可见投资实业, 是外人所希望的”。利用外资, 我们可以对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勘探和开采, 为工业建设提供充足的原料、燃料, 使我们的资源优势从潜在变为现实;利用外资, 我们可以引进外国人才与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 加速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使中国的实业建设“后来居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孙中山为引进、利用外资设计了两条途径:一是与西人合股建立银行, “专以输入外资为目的, 直接振兴中国实业”;二是利用外资投资于中国的实业建设。对于利用外资的后果, 孙中山有清醒的认识, 他说:“用外资非全无害也……吾人欲用外资。当择一利多害少之方法实行。”因此, 他特别注意引进外资的性质及具体方法, 认为政治借款害多利少, 是万万不可借的。而商业性借款是由外国投资者与中国实业公司直接交涉而不带任何政治条件, 利多害少。

孙中山特别强调了行门户开放主义以吸引外资必须遵循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孙中山提出民国政府应以“勿失主权, 勿用抵押”为借款原则, 中国有主权, 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 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他以借资筑路为例指出:“夫吾人所当争者主权也;倘主权不失, 路权虽授于人不失其利也, 倘主权旁落, 路权争回, 不能免其害也。”二是互惠原则。“借用外款乃为互相利益起见”, 应允许外商取得正当的利润, 否则也难以使利用外资真正得到实施。但要反对外国独占其利。他在与《政治星期报》记者谈话时指出, 新政府与各国通商应立于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 “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 务使中国有利, 不能徒使西商独受其利”。他满怀信心地说, 只要将外国的资金、人才、技术“为我所用”, 十年之后, 外资可以陆续偿还, 人才可以陆续成就, 独立经营则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孙中山认为, 建设大业以交通政策为重要, 交通建设中最重要的则是铁路。铁路建设是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首先, “民欲兴其国, 必先修其路”, 铁路是富国之母。他举美国为例, “美国今日有一百二十万里之铁路, 其铁路为世界至多, 而富强亦为世界第一。若以人数较之, 则我国多于美国四倍, 如是吾国铁路应有四百八十万里, 而文明程度乃足与美国相等也。”其次, 他把修铁路看做民国立国的根本, 是民国存亡的大问题。他说:“今日修筑铁路, 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 民国之生死存亡, 系于此举。”铁道若为人所夺, 国即为人所瓜分。再次, 他认为铁道修筑可采取三种方式, 即利用外资、集中外人资本创设铁路公司、任外国资本家修筑40年后归还, 其中“以第三种办法为最善”。最后, 他主张铁道应收归公有。他说:“今我国铁道, 次第推广, 营业浩大, 此事理当主张国有。”铁道归为公有后, “则公家于铁道一项, 每年顿增六万万之收入。再以之兴办生产事业, 利仍归公, 则大公司大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 可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矣。”1912年9月, 他在北京接受袁世凯的委任, 担任全国铁路总督办, 准备在十年内修成二十万里铁路, 然后在一定期限内全部收归国有。

3 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发展实业, 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

孙中山强调, 中国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 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发展实业。这是孙中山经济利益观的特点与优点。1912年4月1日, 即宣布解除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务的同一天, 孙中山向南京的同盟会会员作了一篇告别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 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中国“从前为清政府所制, 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 措施自由, 产业勃兴, 盖可预卜”。但在谋求国家富强的同时, 必须吸取欧美国家由于国内贫富差距悬殊导致革命思潮汹涌、革命行动不断的教训。“采用国家社会政策, 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 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 以为适宜之进步”, 才能一面图国家富强, 一面“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

孙中山以英国和美国为例说明了资本家垄断所带来的危害。他说:“良以今日之世, 财富之丰盛, 无有过于英、美者;文化之昌明, 无有过于法国者。英为君主立宪国, 美、法则为完全共和国。而此数国之人民, 贫富悬殊, 判若天渊。于是革命之思想, 依然流播于多数人心怀之中而未尝去之。可知社会革命一日未成就, 即多数人无一日能享受完全之快乐与幸福也。此种幸福仅为少数资本家所享有, 劳动群众则仍日度其困苦之生活, 而未能稍事休息。” “譬如美国大资本家如煤油大王、铁路大王, 全国财政几操此数人之手, 任其专利, 以致其国虽强, 其民仍复苦楚。”由于“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 工商已发达, 故社会革命难”, 使用武力解决的可能性很大。而中国由于资本家未出, 障碍物未生, 故社会革命相对容易, 不需要动用武力。但如果我们眼光不放远大, “于共和初成之日而不预谋及此, 一旦资本家渐次成长, 则其所予吾人之压迫, 必将更甚于吾人所推翻之专制政体”, 到那时候, 我们又将经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 中国不能满足于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之目的, 必须以欧美国家为鉴戒, 采用国家社会政策, 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 真正做到既求国利, 更求民福。

孙中山希望中国在工业化刚刚起步的时候, 就能预先设法防备“资本家垄断之流弊”, 做到两全其美。但防备资本家垄断的流弊, 并不是反对资本, 反对资本家, 而是“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 垄断社会之富源耳”。他举土地为例, “土地若归少数富者之所有, 则可以地价及所有权之故, 而妨害公共之建设。平民将永无立锥之地矣!苟土地及经营皆归国有, 则其所得, 仍可为人民之公有”他盛赞亨利·乔治的“厘定地价之高下, 为一定准则, 地主本之纳税, 而国家得随时对照其原价收买”的“平均地价”的主张, 坚持照价收税。他还曾想在同盟会控制下的广东省试行“平均地权”的办法。由胡汉民、朱执信主持, 经省议会议决, 实行土地抽税法:先更换地契, 确定契税抽值标准, 然后照价纳税。但试验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同时, 他将重点转向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上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 孙中山为英文《大陆报》所写的纪念文章中说:“余更愿国家对于直接管辖之税源, 得到其所产利益之全部。凡铁路、电车、电灯、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 均应收归国有。地产收入与矿产收入, 为国家收入之渊源”。这一时期, 尽管他对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没有全面准确的理解, 但倾慕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演讲中说:“准国家社会主义, 公有即为国有, 国为民国, 国有何异于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 举便民之事, 我民即共享其利。”他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实行社会主义之日, 即我民幼有所教, 老有所养, 分业操作, 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 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矣。”所谓国利民福, 莫不逾此。

4 结论

如何看待与评价这一时期孙中山的经济利益观呢?我们认为, 首先, 身份界定利益, 孙中山的经济利益观取决于他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定义。辛亥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孙中山视中国为与主导国际社会具有正向认同的现状性国家。他力图在“主权不失”的前提下, 利用欧美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吸引国外资本、人才、技术以振兴实业, 这是值得肯定的。其次, 孙中山的经济利益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民国创立后, “破坏告成, 建设伊始”成为革命派、立宪派、工商界以及其他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通过革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巩固革命成果以达革命之最终目的, 这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再次, 孙中山以欧美为鉴, 希望中国在工业化刚刚起步的时候, 就能预先防备“资本家垄断之流弊”, 做到“国利”、“民福”两全其美, 这是合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

参考文献

西方经济学中的再革命 篇11

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介绍西方经济学自七十年代以来的最新进展上，而是通过对各种流派的比较分析，从中得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比如，作者全面分析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衰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将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同凯恩斯主义在分析方法、理论基础、内容、政策主张等各方面进行详尽的对比分析，指出了各自的优点及其缺陷。并且强调指出，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失去了主流派经济学的地位，虽然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反凯恩斯主义的面目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革了凯恩斯主义或“凯恩斯革命”的命，但无论是供给学派还是理性预期学派，还都不能完全取代凯恩斯主义，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反，无论是在分析方法还是在政策主张方面，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些东西。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是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种“否定之否定”，是一种“扬弃”，“它是在新的条件下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次大的修正和发展”。

全书花了较大的篇幅，重点深入地分析了供给学派的学说、主张及其国家干预理论，并且明确指出，供给学派的经济学说是一种长期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中国应在理论上实行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建立中国自己的供给学派；并借鉴东西方经验，探讨了中国的问题。作者指出，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坚持“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微、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同时也要改善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节，调整国家干预的内容、方面和手段。作者还充满信心地认为：改革开放十年来，我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而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创造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成功模式，为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中，有功者当首推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正是他们，掀起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影响深远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大革命，并从中分离出现今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界的理性预期学派。但本书只简略地将货币主义一笔带过，将重点放在对供给学派等的分析上，这是很嫌不够的。除此以外，作者对理性预期学派在近两年的最新进展方面，如对“非均衡模型”和“均衡周期理论”的介绍较少，期望作者今后能有所补充。然瑕不掩瑜，无论是从内容上看，还是从结构、文字特色上看，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佳作。

经济革命 篇12

学术界对于服务经济能否带动持续增长始终存在明显分歧。本文主要聚焦于印度案例, 探讨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服务革命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解读, 以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服务经济与增长关系的理解。鉴于我国已进入服务经济快速发展期, 深入研究印度在服务外包方面的经验和服务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印度服务外包经验概述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大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信息技术进步与对外开放的结果。当前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已拥有企业16000多家, 其中软件公司3000多家, 总收入达1050亿美元, 占GDP比重达8%;出口860亿美元, 占总出口比重约四分之一, 直接带动就业达300万人以上, 间接创造就业则高达1000万。不仅带动了以班加罗尔等一线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增长, 还不断向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散, 其发展收益逐步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从主要发展历程看, 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软件开发, 当时主要采取海外派驻员工现场交付服务的模式。本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有:完全的出口导向、创始人具有美国教育背景, 几乎没有外国资本、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参与, 服务内容以系统维护和应用编程等低附加值业务为主等。1985年, 德克萨斯仪器公司最早在印度建立电路设计与开发中心, 紧随其后, 通用电气公司开始将部分研发和业务流程服务外包给维布络 (Wipro) 公司, 开创了离岸服务外包的新模式。

1991~1993年印度开启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 废除了工业许可证制度、撤销了贸易和外汇管制, 加之后几届政府持续的开放政策, 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 特别是电信业的开放显著改善了远程通讯基础设施的质量, 大幅度降低了网络通讯成本, 不仅扩展和深化了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关系, 也促进了本土企业的成长。2000年前后出现的“千年虫”问题带来源源不断的外部需求, 大量印度计算机人才参与解决美国等西方国家遭遇的千年虫问题, 成为促进印度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化加速发展的助推器。这一时期, 企业数量剧增, 但常规编程和系统维护等低附加值工作仍占较大比重, 现场服务逐步向离岸交付模式转变。

2002年特别是2005年以来,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逐步进入以创新和价值增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成熟期, 特别是在2008~2009年危机期间, 表现出巨大弹性和卓越的抗危机能力, 经危机洗礼后, 印度本土企业的总体规模、全球化运营能力和创新水平大幅提高, 全球垄断优势和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到2011年, 印度有4家本土服务企业年收入高达50亿美元以上, 9家超过10亿美元, 75~80家收入在1亿美元到10亿美元之间。当前印度在海外78个国家设有600多家全球交付中心, 来自海外分支机构的收入超过120亿美元, 占到总体收入的16%以上, 外籍雇员遍布上百个国家, 占到总雇员人数的20~30%。印度服务外包产业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稳居50%以上, 其中, 中高端服务业务占到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以上, 不少企业成为有实力与传统西方企业同台竞争的新兴跨国公司明星企业。

印度企业能够实现逆势发展和产业升级与其持续多年的大规模研发投入和成功的海外并购战略密不可分。研发投资支出已占到产业总收入的3.5%, 并购方面, 仅2010年和2011年就达107次, 并购总额15.4亿美元 (NASSCOM, 2012) 。与此同时, 为了实现对成本效率的持续关注, 印度企业加快向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展业务, 不但大中型企业出于成本效率和人才竞争战略考虑, 积极开拓二三线城市的人才资源, 印度还出现了专门在小镇和村庄开展外包业务的一些小型企业。此外, 由印企开创的GDS系统, 推动服务外包业务由离岸交付模式向全球交付模式 (GDV) 转型升级, 掀开了全球离岸服务业的新篇章, 也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进入离岸服务价值链的新机遇。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从班加罗尔等少数城市开始, 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逐步扩展至其他城市乃至小城镇和农村等更广泛的地区, 成为带动出口、就业和增长的新引擎, 不仅在大中城市培育了一批充满活力、具备全球视野和现代意识的中产阶级, 还为解决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希望,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应。

支撑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和升级的主要因素, 现有研究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基于要素层面的比较优势, 主要是低成本技能劳动力的可用性。二是持续增长的海外需求。三是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 例如殖民时代遗留的资本主义传统、印度人的创业精神和从未中断的私有制体系、海外移民的作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政府政策及上述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上述因素中, 有些为印度所独有, 但更多则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印度“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和“服务革命”两种对立观点

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 由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产业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新型发展模式, 引起从世界银行到各国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等众多组织机构的广泛关注、研究和效仿。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印度“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借助于服务先行并带动经济整体增长的发展模式, 印度已由传统农业社会跨越工业社会阶段直接进入服务经济社会, 以现代服务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打破了长期以来“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唯一路径”的“铁律” (Ghani, 2010) , 开创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 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工业化之外的其他发展路径提供了新可能。

第二种观点:印度模式是由印度国情决定的, 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跨越;由于服务外包主要集中于少数重点城市, 对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要求较高, 只能吸收具备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就业, 绝大多数低素质人口被排除在外, 属于一种“缺乏就业的增长”。因此, 靠服务外包难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 也无法实现大面积减贫, 也就谈不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印度“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和“服务革命”的再解读

印度经验可以继续观察, 不宜过早下结论。如果以服务经济占GDP比重50%作为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的标志, 印度在1999年就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此后服务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了稳定增长态势, 到2012年, 这一比重为57%。在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产业的带动下, 印度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确定无疑。争论的焦点在于, 印度是否能够通过优先发展IT带动的现代服务产业, 来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并最终驱动国家整体发展。

印度以现代服务经济为先导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现象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应视为更广泛增长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看。

横向是说印度的增长属于最近二三十年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的一部分, 前有亚洲四小龙, 之后是中国、巴西和南非, 印度稍后。由于内外部条件所限, 各国经济增长起点和路径各有不同, 正如中国是从农村和乡镇企业以及制造业出口增长开始的, 而印度则发端于部分城市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

纵向是指就印度自身而言, 服务外包产业的高速增长并非横空出世, 激发这一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要因素是1991~1993年的全方位经济改革、积压多年的高素质人才储备以及有利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关于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否持续并带动经济长期增长问题, 仍然取决于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本质上说, 这是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具体说是印度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故事, 而非只关于印度IT服务经济增长的故事。换句话说, 印度现代服务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增长并带来更广泛的发展效应,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产业以外的一系列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

如果聚焦印度服务外包产业本身, 其增长活力和巨大弹性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萧条中已得到充分展示, 经过危机洗礼,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在国内经济中的比重继续提升, 在全球市场的垄断优势进一步加强, 全球化运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为拉动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把经济发展的过程视为把资源 (主要是劳动力) 从低劳动生产率领域转移到高劳动生产率领域的过程, 迄今为止, 可以把印度的服务增长解释为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向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服务业流动的过程。并且, 已有严肃的学术研究为这一判断提供了经验证据。根据世行一项近期研究结果, 在印度等南亚国家, 最近二十多年中, 服务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仅远远超过农业, 也显著超过制造业, 甚至可与东亚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相比, 已成为推动该地区整体经济增长和发展转型的新型发动机。

此外, 服务外包产业对于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也不可小觑。根据发展累积因果论, 某一地区或某些产业因初始优势比其他地区或产业发展得快一些, 其后可能会因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逐步形成地区经济中心 (Ghani and Kharas, 2010) , 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这也是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过程, 即“先富带动后富”。印度经验的最新实践或许正在为此做出新的注解, 对于人们担心的低素质人口无法直接进入现代服务产业, 进而不能分享发展收益的问题, 不宜以静态而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 印度教育产业已经在对服务外包的人才需求做出反应, 在IT服务产业集聚地区, 高中入学率显著提升。此外, 根据有关研究, 一个新增服务外包直接就业, 还可以间接拉动4份间接工作岗位, 这些岗位通常具有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特征。因此, 与农业和制造业相比, 减贫与服务部门增长的关联性更强。

另一方面, 如前所述, 广为诟病的“过度区域集聚限制增长覆盖面”的问题也在悄然转变, 在危机导致的成本压力的推动下,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开始由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展, 不仅大型企业尝试在这些地方建立后台服务运营机构, 甚至少数旨在推动落后地区发展的社会型企业已实现可持续发展, 积累了宝贵的初步经验, 展示了充满希望的发展前景。正如在服务外包产业开启之初, 德州仪器曾在推动政府改善基础设施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尽管二三线城市, 特别是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如果服务外包在这些地区的发展有足够的利益支持, 企业就会谋求推动当地政府和其他社会资源积极改善基础设施, 从而不仅解决服务外包本身发展的瓶颈约束, 还会促进整体发展环境改善, 最终带来更多发展机会。事实上, 即使在偏远地区未能实现充分发展的现阶段, 由于服务外包增加了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 吸引更多人涌向城市, 改变了偏远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结构, 因农村劳动力供给减少, 带动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实践中, 印度已出现农村工资上涨速度高于城市的现象。

一些迹象显示, 印度的服务经济发展有望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应有耐心关注, 并持谨慎乐观态度。

印度经验的启示

最近二十五年,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印度令人意外地成长为享有盛誉的服务出口大国, 从农业型经济直接进入到服务型经济。这为研究服务经济和发展经济学提出了重要的课题。印度服务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吗?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和大幅度减贫吗?印度增长模式是否意味着打破了“工业化是推动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唯一途径”的铁律?其发展经验是否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制和借鉴?

我们希望通过聚焦于过去二十年印度“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发展经验的分析, 对探讨服务外包、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转型能够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我们认为, 迄今为止, 以服务外包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增长对于印度经济的出口、增长、就业和减贫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影响力仍然有限;但是, 若从长期和发展视角看, 印度服务主导性经济发展模式有望形成良性循环, 通过扩散效应和涓滴效益将发展收益惠及更广泛的地区和人群, 从而为持续增长、就业扩张和减贫做出更大的实质性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这里重点讨论了印度案例, 事实上, 尽管发展规模和水平有所不同, 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扩张是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除了印度, 菲律宾、中国、中东欧、非洲、中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已加入服务外包国际竞争行列, 菲律宾甚至已在客户服务和后台BPO业务方面出现超越印度之势, 中国的产业规模也达数百亿美元之巨。考虑到全球经济中服务业比重已占到70%以上, 不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服务提供成本仍然差异巨大, 能够低成本提供和出口的非人工服务比重持续上升, 而现有移民政策又难以发生根本改变, 服务外包作为服务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要载体将长期持续且前景广阔。

毋庸置疑, 对于发展需求迫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存在巨大发展红利的领域, 尽管目前发展效应并未充分展现, 但随着服务全球化的深入和快速推进, 那些拥有潜在服务生产优势的后发展国家, 完全有可能通过融入全球服务生产贸易体系, 实现持续增长和发展转型。2013年, 在印度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卢比动荡以及即将到来的印度大选的影响下, 虽然国内市场增长陷入低潮, 但在海外市场的支持下, 印度服务外包产业仍然实现了较高速度的成长, 这充分表明, 该产业具有强大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