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革命历史小说

新革命历史小说（精选12篇）

新革命历史小说 篇1

《白鹿原》与《丰乳肥臀》分别是当代作家陈忠实与莫言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也是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中的佼佼者。《白鹿原》在卷首引用了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 《丰乳肥臀》也被誉为对中国百年历史具有概括性的史诗。众所周知,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斗争史, 这两部史诗性著作的宏大篇幅就是围绕着革命的发展而铺开的。

传统革命历史小说常因为政治需要将革命理想化、神圣化, 新历史则向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革命历史书写方式, 即将革命放入一个融入了文化、传统、人性、情感的广阔视阈中, 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其进行全新审视。而在审视的过程中往往得出了与传统革命叙事不一致的结论, 甚至流露出反思与回归的倾向。近年来, 已有研究指出了新历史小说在解构“革命”权威、还原历史原貌上所做出的贡献。但只“破”不“立”显然是不够的, 神圣革命的空白需要其他成分来填补, 而《白鹿原》中象征着传统文化的“白鹿精魂”与《丰乳肥臀》中象征着大地母亲的“丰乳肥臀”这两个核心意象无疑是两个成功的尝试。

一.革命与“白鹿精魂”

在白鹿原古老的神话中, 一只有着“白毛白腿白蹄”和“剔明透亮的白鹿角”的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周向西原跑了过去”[2], 为原上的居民去除了灾害、带来了福音。万物再生、毒虫消灭、废人恢复健康、瞎子重见光明、丑女变得美丽……原上的人们把朴素的愿望寄托在了飘然而过的白鹿身上, 这只冰清玉洁、美丽神秘的白鹿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白鹿原的图腾。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演进和文化熏陶中, 古老的白鹿精神逐渐演化成一种以“仁爱”为灵魂的儒家道德规范。[3]作品恰好发生在风云变幻、新旧冲突强烈的革命年代, 故“白鹿精魂”在文中又具体化为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这个象征意义并不抽象, 它融入了白鹿原上特有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历史变迁和民俗传统。

如果说白鹿原上美丽神秘的“白鹿精魂”是传统文化的象征, 那么博学多才却不问政事的关中大儒朱先生就是白鹿精神的化身, 而德高望重的族长白嘉轩无疑是其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朱先生这个人物, 对其乐善好施品质和安贫乐道的清高大家赞赏, 甚至镀上了一层神机妙算、未卜先知的传奇色彩。同时不遗余力地描写白嘉轩带领族人翻修祠堂、修补乡约、求雨祈福的前因后果及具体过程, 极力渲染宗族仪式的神圣庄严与族长的恪尽职守, 目的就是将族长的众望所归与革命中良莠不齐、走马灯般的各类党政机关形成鲜明对比。二十世纪的国民革命不可避免的波及到水深土厚、民风淳朴的白鹿原上, 从黑娃、鹿兆鹏刮起的“风搅雪”, 到鹿兆海、白灵分别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而又先后死于内乱, 再到白孝文投机革命, 黑娃含冤被杀, 白鹿原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土匪三家相争的“鏊子”。讽刺的是, 当黑娃回归传统、学为好人并成为朱先生最好的弟子时, 白孝文在精神上彻底断绝了自己与仁义传统的关系, 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者。但最后黑娃竟然冤死在同党白孝文的手里, 令人对革命的未来心存忧虑。

朱先生目睹了这鸡飞狗跳的世道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之间的差距, 很自然的其他革命形式也产生了几分疑虑。革命所固有的血腥、暴力与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宽容、中庸、隐忍等成分是相悖的。所以朱先生及其追随者白嘉轩对革命始终抱有一种由不信任而导致的排斥态度, 他们只能从延续了上千年的、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传统和立身纲纪中找到精神慰藉。今天的人们已经明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我们也必须理性而清醒的认识到, 企图通过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在笔者看来, 《白鹿原》中流露出的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和缅怀并无全盘否定社会革命之意, 任何人都无法割裂自己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血脉关系, 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白嘉轩、朱先生身上残余的“封建思想”, 反而应该尊重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依附, 并呼唤受到革命冲击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

二.革命与“丰乳肥臀”

莫言在《丰乳肥臀》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 自序中又进一步解释道“此书不仅是献给我母亲的, 也是献给天下母亲的”[4], 显然这是一本关于母亲的书。“丰乳肥臀”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 是母亲们勤劳善良、自然质朴、大胆泼辣性格的象征。作品的主人公上官鲁氏出生于1900年, 这既是母亲漫长艰涩生命的开始, 也是百年中国革命历史的发端。母亲一生经历了战乱、流离、贫困、饥饿、屈辱、丧亲等无数苦难艰辛, 激荡的革命斗争与沧桑的历史变迁都贯穿在母亲辛苦维系的家庭里。“一个母亲受难的历史, 几乎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历史”, 这部历史正是“以民间的视角、民间的观点”写出的民间革命历史[5]。母亲的丰乳肥臀哺育了代代儿女, 厚土大地则蕴育了人类文明。这位母亲也成为了遍体鳞伤的大地母亲的化身。

上官鲁氏孕有八胎九子, 又先后抚养了女儿们的八个儿女。她本人虽然没有政治觉悟, 但她生养的孩子及其构成的庞大家族则不可抗拒的与革命年代各类党派或政治势力产生了枝枝蔓蔓的联系:投降日本的游击队长沙月亮, 革命党司马库, 服务于国民党的美国参谋巴比特, 共产党军官孙不言, 共产党干部鲁立人和上官盼弟, 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乔其莎, 改革开放后发迹了的鲁胜利和司马粮等等。他们所代表的势力是二十世纪高密东北乡革命历史的缩影, 作为家族核心的母亲也因此被卷入了纷乱的政治舞台上。面对众多政治立场迥然不同的亲人, 上官鲁氏不因为功名富贵而有所偏袒, 而是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他们, 用母亲的仁慈和悲悯保护他们。鲜明的革命目的和残酷的革命斗争使这些形态各异的政治力量之间冲突不断, 母亲无力平息这场发生在自己家庭中的战火, 只能默默地独自承担痛苦。作品一方面倾力突出母亲所承受的种种痛苦折磨, 另一方面表现母亲对孩子的宽容、慈爱和操劳。更讽刺的是, 埋葬上官鲁氏的坟墓被“公家人”勒令掘开, 母亲连回归土地的最后心愿也不能达成。

大地母亲的乳汁养育了每个孩子, 而人类频繁的战火斗争却是对她的无情伤害。作品的结尾处, 上官金童无助地坐在坟边, 饥饿驱使他吃下了一朵花, 竟然吃出了血腥的味道。“花朵为什么会有血腥味呢?因为大地浸透了人类的鲜血。”[6]母亲用血泪抚育了孩子, 而无休止的变迁却不能让母亲得到安息。这不得不让人对革命的意义和形式进行反思。诚然,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 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革命过程中的战火和内斗、人性的泯灭和残酷却并非全都是必要的。尤其是以伤害大地母亲为代价的革命, 更是得不偿失。作品没有局限于某个政治视域, 而是将目光投向朴素厚重、滋养万物却饱受蹂躏的大地母亲身上。母亲的宽容和博爱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荒诞行为, 回归自然母亲的怀抱。

文学永远是一个向历史和时代敞开的话语空间, 而如何书写革命历史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文学话题。[7]在新的历史时期, 作家可以用新的历史观念和叙事方法来描写在不同环境下革命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白鹿原》与《丰乳肥臀》的革命叙事并不尽相同, 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表现了“革命”中破坏性的一面, 前者表现了作者对儒家传统的推崇和缅怀, 后者更是直言不讳地描写了革命对大地母亲的创伤。两部作品流露出的对革命的反思、对传统与自然人性的回归是一致的。这无疑展示了新的革命历史书写方式所体现出的博大、厚重、多元的特色, 对广大文学工作者及读者都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摘要：新历史小说代表作《白鹿原》与《丰乳肥臀》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历史提供了有别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两部小说中的核心意象“白鹿精魂”与“丰乳肥臀”分别象征着传统文化与大地母亲, 作品中的革命叙事表现了革命对传统与自然的破坏性, 并流露出反思和回归的倾向。

关键词：白鹿原,丰乳肥臀,革命传统

参考文献

[1][2]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

[3]常志奇.文化在白鹿精魂中的光色——简论《白鹿原》的文化模态.[J].小说评论, 1993, (4) :48.

[4][6]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

[5]王尧林建法.莫言王尧对话录.[M].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7]王又平孙雯娟.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再叙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1, (1) :84.

新革命历史小说 篇2

晋绥边区革命从这里开始，革命烈士故事从这里流传，红色激情从这里燃烧，吕梁精神从这里发出光芒。7月3日，在公司党委的组织下，我们全体党员来到兴县缅怀革命先烈，在这里我见到了无数革命先辈工作生活过的环境，让我想起了胸怀天下的毛泽东主席，战功赫赫的贺龙元帅，关心群众的朱德总司令，劳苦功高的周恩来总理……还有数不胜数的英雄儿女，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奋勇杀敌。他们那叱吒风云的英雄气概，令所有来犯的敌寇闻风丧胆——谁当横刀马，唯我中华儿女。

在吕梁兴县“四八”烈士殉难处，让我感受到了先辈们的浩然正气。同时，也让我在思考是什么鼓舞了共产党员坚持不懈，昂首挺胸地向前迈步？是对革命真理的追求，是对祖国伟大而深沉的爱鼓舞了他们，从而为革命事业义无反顾地奋斗、拼搏！新中国的辉煌是他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伟大祖国的尊严是他们誓死悍卫的。他们是多么可钦可佩啊！

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像四八革命烈士、晋绥边区革命涌现出的这些烈士，就没有祖国现在的繁荣富强，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幸运的，但我们的幸运是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幸运，我们不能忘记革命前辈们的艰苦奋斗，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革命老前辈的光荣传统。

这次兴县之旅对我的心灵是一次深刻洗礼，也是一场革命的教育。在工作中，我将继续缅怀先辈们的革命业绩，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为了东泰集团的发展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时刻会铭记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从身边的每一件事做起，树立远大理想，认真专研岗位业务。爱东泰，弘扬东泰精神，践行精英誓言，就时刻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同时也将做一名合格的东泰人，为了东泰的发展勇挑重担，积极奉献！

革命历史人物 篇3

张宏昌（1902-1929），蕉岭县新铺镇油坑村人。1924年自广州师范毕业后，到饶平县一中任美术教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武装斗争，发动农军1000多人攻打饶平县城，旗开得胜，夺取了政权。

“八一”南昌起义军到达大埔三河坝一带，张宏昌带领42人来到三河坝会见红军。饶平县从各区、乡赤卫队员中精选了200人，成立“工农红军东路第十四团”，张宏昌任团长，配合“八一”南昌起义军转移。是年底，农军再次攻打饶平县城，革命声威大震。次年1月，反动武装全面围剿，十四团处境十分困难，遂暂时解散，隐蔽待机行动。

张宏昌回到家乡蕉岭新铺，秘密联络邻近区乡的进步青年、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9月，中共蕉岭县委在张宏昌家召开党员会议，改选了中共蕉岭县委员会，张宏昌任书记。这时武装队伍已发展到40多人，有30多支枪，以油坑为据点，成立了东江（蕉岭）红军独立营，张宏昌任营长，汇合了从梅县畲坑方面过来的同志30多人，一起到梅县白渡开展革命活动。

1929年5月1日，蕉城国民党地方武装300多人，一齐向油坑扑来。因敌众我寡，张宏昌等即率部突围，把力量伸展到平远县，活跃在蕉平边境。7月12日，张宏昌率部出击柚树、热柘等乡国军自卫队，缴获自卫队枪支8支。一天夜里，张宏昌查哨，被新入伍的赤卫队误伤，左肩中弹，伤势严重，遂离队治伤。后被叛徒出卖，于9月被捕入狱，10月被杀害。时年27岁。

邓崇卯

邓崇卯（1903-1931），蕉岭县新铺镇坪头村人。1921年夏毕业于新铺公学，后考进广东省立梅州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

1927年夏，邓崇卯回到家乡后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为蕉岭的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次年，邓崇卯积极与在油坑的张宏昌密商，发动各村群众参加农会组织，建立赤卫队。从此，蕉岭革命斗争蓬勃发展起来。

同年9月，东江（蕉岭）红军独立营在油坑成立，营长张宏昌，指导员巫志光，邓崇卯任参谋长。全营由开始的40多人、30多支枪，逐步发展到200多人、100多支枪，成为一支较有实力的地方革命武装。此后转战蕉岭、平远、梅县边缘地区，打击敌顽，威震四方，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1929年10月，邓崇卯任蕉平县委宣传部长和蕉平革命委员会委员。次年6月间，在三坑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当时，国民党当局组织梅、蕉、平三县武装，围剿三坑革命根据地，邓崇卯率部进行有力的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转移。

1931年春，邓崇卯在东石坳住地受敌包围。在突围时，头部中弹牺牲，时年28岁。

新革命历史小说 篇4

关键词：聂耳,中国革命,新音乐

聂耳是中国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中国革命新音乐的旗帜。聂耳 (1912--1935) , 原名聂守信, 1912年2月15日出生于云南玉溪一个贫寒的中医家庭。他自幼喜爱花灯、滇剧等民间音乐, 并能演奏多种民族乐器。在中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等活动, 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是冼星海给予聂耳对中国近代音乐做出卓越贡献的高度赞赏。当中华民族面临内外交困, 中国人民备受凌辱和压迫的时候, 如何推进中国音乐的进程, 中国音乐如何绝处逢生?这显然是当时热爱音乐和从事音乐工作者所需要接受的巨大挑战, 也是一份社会责任。聂耳在关键时刻发起了“新兴音乐运动”, 他用音乐所传达的激情鼓舞人民直面压迫, 奋起反抗, 激励中华民族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一、开创了新的“大众化”的创作作风和“自由”的创作方法。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 在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 以反映劳苦大众现实生活的“左翼”音乐运动在“左联”等文化组织的影响下, 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音乐舞台上。“左翼”音乐运动的参与者几乎都是在国内接受音乐教育, 他们既有才华横溢, 又精力充沛, 特别是大多出身于社会底层, 了解民间疾苦, 与上一辈作曲家相比, 具有更为明确的反映无产阶级救亡与要求的意愿, 聂耳就是这一批音乐家中的杰出代表。面对现实, 聂耳开始思索怎样用音乐表现无产阶级革命内容的问题。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 聂耳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路歌》、《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等36首歌曲作品, 开辟了“大众化”歌曲创作的“新音乐”方向, 也正是由于其作品极具现实意义, 不少作品迅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聂耳也如许多有志之士一样, 接收命运带给生命的短暂, 他一生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技能训练, 音乐创作也因此多了些自由少了些束缚, 因而他的创作能在不需矫揉造作的艺术舞台自由驰骋;聂耳或许没有根深蒂固的民族音乐底蕴, 这对他来说, 更能自然的融合新音乐所带来的清新脱俗, 享受自由的创作, 将他卓尔不群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遐迩一体, 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二、塑造了众多富有活力的音乐艺术形象, 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

歌曲是聂耳在音乐创作中最主要的部分, 他对歌曲音乐的艺术体裁和风格方面进行了极大的扩大, 如在劳动歌曲、进行曲的《码头工人》、《开矿歌》、《前进歌》、《开路先锋》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他的抒情歌曲更为突出, 如《铁蹄下的歌女》、《塞外妇女》、《飞花歌》都赋予了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聂耳以单纯简单而又极富力量的感情描绘了阶级底层的人民和他们那颗赤诚的心, 深入人心的刻画着一个真实窘迫的世界。聂耳歌颂爱情, 赞美劳动人民之间简单纯朴、相濡以沫的爱情, 《采菱歌》、《茶山情歌》等唱出了青年男女的心声。《慰劳歌》充分体现他对叙事体吟诵调写法的探索, 也试图在《扬子江暴风雨》中寻求新型歌剧音乐的创作。

1934年, 影片《新女性》主题歌《新的女性》是聂耳当时首屈一指的创作。身为“新兴音乐运动”的先驱人物, 聂耳自由洒脱的创作赋有创新意识, 他用新的节奏、新的旋律歌颂了新的阶级, 即拥有新品质新思想新内涵的工人阶级。聂耳精心描绘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新一代女性人物, 他创造性的新曲调、新节奏从不乏平易近人的亲切之感。节拍分明, 每一个字都扎实的融入一个拍, 拍拍震撼, 使每一个字都唱的精准, “女性大众”四个字便是心底的怒号, 一字一拍, 停在弱拍, 其后的强迫作休止, 反应女性在前进道路上步步艰辛而又坚贞不屈的决心, 用这样的风格歌颂伟大劳动人民的聂耳不愧为第一人。

三、整理改编民乐合奏作品谱写了中国民族合奏音乐的新篇章。

聂耳创作的器乐作品很少, 而它改编的新民乐合奏曲至今仍是一些民族乐团的保留曲目, 对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翠湖春晓》聂耳根据云南昆明洞经音乐改编。以聂耳幼年时在昆明三丰湾听过的一首名为《宏仁卦》的曲牌旋律为素材, 采用不同的节拍、节奏、调式、速度、配器的变化对比, 发展成三个段落:首段抒情明朗, 中段柔婉悠扬, 尾段欢快热情, 生动地表现了月映湖面, 银波荡漾, 箫声幽雅, 回音四起的美丽情景, 抒发了游人欢畅愉悦的心情。

1934年, 聂耳以民间器乐曲《倒八板》为题材, 经过修改编制成为新的民族管弦乐——《金蛇狂舞》, 并加入到制作唱片的指挥中, 所以说民族管弦乐《金蛇狂舞》是基于《倒八板》创作的。《金蛇狂舞》运用循环体结构, 锣鼓中节奏激昂, 洋溢着热情与激情, 继而又被改为琵琶独奏, 殷飚改编为吉它曲。《倒八板》来源于民间广为流传的民间器乐曲《老六板》, 之所以称为《倒八板》, 是因为乐曲的开始则是由尾部变化发展而来。《倒八板》又称为《凡忘工》或《绝工板》, 由于第二段转入上四度宫调系统, 将原曲中的“工” (即3) 更换成“凡” (即4) , 情绪铿锵有力。第三段为全曲高潮, 采用了“螺蛳结顶”旅法, 上下句对仗呼应, 句幅由强减弱, 情绪由弱增强。整首曲子慷慨激昂, 伴有锣鼓声渲染的热烈氛围。

聂耳倾其一生为了革命事业而努力, 作为新一代音乐的开创者与领导者, 他艰苦卓绝的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的音乐造诣, 探索着眼于未来而落实于人民群众的新型风格, 他的自由洒脱正是劳动人民内心的真实写照, 他的付出奠定了他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坚实的地位, 他音乐中颂扬的出发点和回归点都是出于心系国家心念人民的高尚情怀。作为无产阶级音乐家的聂耳, 音乐是他忠于祖国人民锋利的武器, 因为音乐不朽, 聂耳不倒, 他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冯步龄.中外音乐欣赏[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

[3]蒲亨建.聂耳歌曲创作成功之道初探[J].中国音乐学出版2003

历史革命先辈事迹 篇5

1920xx年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同年“五卅”运动中，积极开展募捐、抵制日货等活动。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因参加反帝爱国斗争，被校方以“不守校规”之名开除学籍。同年11月，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1920xx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曾积极参与抗议活动和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同年夏到哈尔滨，领导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斗争。1920xx年底至1930年4月，曾2次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营救出狱。1932年初，负责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曾与杨靖宇等到工厂、学校宣传抗日，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抗日义勇军。1933年10月，任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1934年2月后，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等职。在东北地区早期抗日战争中，英勇顽强，作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2月12日，率部袭击梧桐警察分驻所，战斗中，为内奸打伤，昏迷中被敌逮捕，后英勇牺牲。时年34岁。

追寻历史足迹 弘扬革命精神 篇6

恩平是粤中著名革命老区。汇报会上，李灼冰、李国雄等介绍了恩平市有关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的情况。陈开枝对该市所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也对“镬盖山六壮士”纪念公园筹建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

25日早晨，阳光明媚，陈开枝一行在何焕仍及恩平市老促会全体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三老纪念亭”。

“三老亭”位于恩平市鳌峰山东麓的一个小山岗上，是为纪念冯燊、禤全光和吴有恒三位恩平籍的革命老前辈而建造的。鳌峰拥翠生机勃勃，“三老纪念亭”依山傍水庄严肃穆。大家踏着台阶拾级而上，来到大堂石碑前，陈开枝深情缅怀三老的丰功伟绩，他说，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三位老前辈的革命生平可以看到，70年前的勝利来之不易，这是不能忘却的记忆！

纪念亭由主亭和游廊组成，游廊的走廊把五个凉亭连在一起，成为休闲的好去处。陈开枝察看了园区周边情况，他认为，恩平市在建设“三老亭”的工作中下了不少功夫，但存在的欠缺绝对不能忽视。他详细地提出亟待改进的地方，并强调要制订好管养措施和管护制度，常态管理，责任到位，不能只管不护，只管不理。

二

陈开枝一行来到沙湖镇上凯岗村参观吴有恒故居。进入村场，见到村民晾晒稻谷，他走上前与村民交谈，问及收成情况，了解老区民生。乡亲们众口一词：“今年又是好时年！”话语一落，引得大家一阵笑声。路上，大家聆听讲解员讲述吴有恒的故事。在故居门前，沙湖镇委书记吴永芳介绍，2014年3月恩平市委组织干部“重温革命足迹，践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两个月时间，参加人数达三千多人，效果很好。陈开枝表示，参观学习既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又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

吴有恒故居由小院子、两层廊楼及五层碉楼组成。天气酷热，陈开枝仔细看完了故居布置的每一幅照片和文字说明后，说声“高瞻远瞩”，便兴致勃勃登上五层碉楼，察看周边环境。陈开枝谈了观后感受，他说，对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和传承，当为老区注入更加旺盛的生机活力。

乡亲请他题字，陈开枝即席挥毫“能文能武风范长存”。他还致电吴有恒女儿吴树坚说：“今天我们来你父亲故居，缅怀瞻仰我的老上级。吴有恒同志一生坎坷，具有传奇色彩，他的光辉事迹永远激励着人民！”

三

陈开枝一行不顾旅途颠簸，又马不停蹄前往大田镇平山村，考察调研“镬盖山六壮士”纪念公园选址和筹建情况。时值正午，赤日炎炎，骄阳似火，大田镇委书记梁少云提出园址山路崎岖难行，可否在村中歇息就地汇报。陈开枝说，路难行没关系，就算在山顶都可以攀上去，一定要实地看看园址，说着就走在前头，健步如飞。来到镬盖山下，草木葱笼，翠绿竹丛中，两块大石之间竖起石碑“镬盖山六壮士牺牲处”九个红字格外引人注目，庄严肃穆。站在昔日英雄浴血奋战的战场上，一种对烈士们无比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陈开枝、伍国占提议并主持，向长眠地下的烈士致以三鞠躬、默哀。陈开枝语重深长，说北有狼牙山五壮士，南有镬盖山六壮士，今天的国富民强，就是烈士们当年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我们永远牢记他们，传承他们义薄云天的革命精神。

天有不测之风云，刚才烈日当空，突然乌云翻滚大雨将至。有同志提议回去。陈开枝说，“跟我来！”他不惧山坑路坎坷，过沟涉水，沿着园址山坑走了一圈，观察园址的地理环境的安排，并提出了一些有前瞻性、有建设性的意见。

陈开枝对纪念公园的园址表示满意，他说：“老区人民无私提供地方，我们要用心设计，大家建言献策集思广益。除了建设好纪念公园，下一步要向山顶开发修建登山通道;阻击战在山顶，是主战场，可以建立纪念性标识物。”他认为，“镬盖山六壮士”纪念公园的筹建、选址，恩平老促会同志全力以赴协调筹划，做了不少工作，有关部门进一步协调，明确职责，落实到位，加快了资金投入。

新革命历史小说 篇7

《笨花》继承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 也找到了适合这一内容表达的完美形式, 以革命的历史观念和方法来表现二十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民族革命和抗日战争, 使人们再一次重温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军阀混战、阶级矛盾、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的风云史。与梁斌的《红旗谱》相近, 《笨花》也是一部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来反映中国民主革命和冀中敌后抗日斗争的乡村画卷, 描写冀中农民在甲午风云后的生存现实和参与抗战后的命运历程。冀中在抗日战争初期是敌占区, 抗日的形势十分严峻。正是燕赵文化精髓的承传和党的正确领导, 使笨花人在民族灾难面前空前的觉醒, 笨花人深明大义, 没有国家的前途, 就没有个人的前途。他们在在党的领导下, 坚韧、智慧、机智、英勇的在敌后与日伪斗争, 各尽所能的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尽着自己的力量。但《笨花》中的“英雄人物”是退去了传统题材的神秘光环的现实中的“英雄”, 铁凝努力挖掘出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正义力量和英雄性格, 以向氏家族为首的一群“中国凡人”承担着演绎中国革命大历史的使命:旧军人向喜识破了日本人请他出山的阴谋, 支持两个儿子到抗日根据地, 宁愿回到笨花老家做一名大粪厂的经理, 最后为救自己的同胞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儿子向文成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中, 在自己的家中办起夜校, 向村民传授着文明和救国的道理, 腾出自家的大西屋做后方医院, 在笨花村的抗日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女儿取灯的断事智慧而冷静, 成为一名优秀的抗日干部, 后被小袄子出卖而惨遭日寇杀害;长孙向武备是一名冀南特区的游击队员, 后来成为太岳抗日根据地一位久经锻炼的领导人;十四岁的弟弟向有备也成为一名八路军的卫生员, 在实际的锻炼中成长。性格“各拧”的西贝时令积极要求进步, 成为尹区长的助理员;平时爱说大话的“瞎话”叔, 为了笨花全村人的利益, 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下;就连走动儿也在笨花的黄昏消失了, 他辞别了家和“幽会”的女人, 去了一个国家民族更需要他的地方, 成为一名抗日的交通员, 象一支黑暗中游走的烛光, 带领那些为民族的生存和希望奔走的人, 到该去的地方———“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年代的种种艰难的选择, 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 揭示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耐力和韧性, 这是一个民族的底色.”[2]正是这些普通的农民、乡村知识分子承担着革命的道义和民族的尊严, 在维护日常生活的正义和神圣的民族抗战中, 他们无私的为了国家民族倾其所有、流血牺牲, 那种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崇高精神和道德情操使平凡的生命焕发出强烈的光彩。《笨花》凸现的是在日常化、生活化的厚重叙事, 这种日常生活来自铁凝最真挚的个人体验和家族记忆, 那独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日常生活叙事极具感染力, 它以独特的审美意蕴成为凝聚人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优秀作品, 这使小说超越了传统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的美学命题而达到了真正意义上成熟的“政治小说”, 维护的是主流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系:作品中以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浪漫的表达, 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显示出了向传统文学的回归, 通过再现历史场景肯定革命的正确性、历史的进步性, 推崇传统道德、弘扬民族正气, 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力量。

作为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 作品具有唯物史观和明确的写作目的, 但并不是传统革命题材的所“强制”写作的那中笼统的“革命史”, 《笨花》无论在“反映生活的真实”还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都对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有所超越。在人物塑造上, 她超越了“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塑造及模式化、类型化、概括化的粗线条的叙事框架, 表现出更尊重历史真实、作家主体选择和文学本身规律的新的意识形态的特征, 比如对于向喜这个旧军人的塑造, 她说:“在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前, 一般中国百姓的国家观念是淡薄的, 但是日本人来了以后, 民族的凝聚、中华民族的强烈意识、国家的意识在全民当中被唤起了。培育向喜这个人物的过程中, 刚开始我给他设计的不是回到粪场, 我设想他开了一个地下的兵工厂, 造枪的厂, 暗中支持八路军打日本人。我觉得这是戏剧化, 有几分做作的, 不太适合这个人物的归宿和性格的形成。于是我让他后退一步, 就要他去了大粪场, 没有让他和共产党直接合作。他坚决拒绝当汉奸, 他的后代子孙都是共产党, 但是他没有, 他后退一步。我觉得这个是恰如其分的。他回到粪场, 在粪场里和日本人有一场恶战, 最后死在粪池里。”[3]《笨花》中的人物不再是单纯依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或历史风云中的简单符码, 而是充满生活智慧和生命质感的。就是在这段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中, 铁凝也没有忽略日常生活的暖意, 极具诗意的描绘了一群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他们以“和”为贵的处世姿态、四季的农事、不同的故事和命运, 饶有兴味的描绘了冀中乡村的风土人情、民俗特征, 弥补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所缺乏的日常生活的恒久的魅力和诗意, 因为这正是统革命历史题材中常常被遮蔽的生活。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 革命的唯一目的和社会主义道德的不断净化演变成一种权威性的宰制力量, 它以排出日常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为代价, 与革命无关的情感和欲望, 都被视为“不洁”和不道德的, 爱情和亲情不再成为一种询唤和感召, 战争的正义性被无限夸大为一种人性和道德宣战的实践。就是极具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家孙犁也被战争思维所主宰, 《荷花淀》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小说不仅反映了抗日战争中, 以对战争中人性美和人性美的歌颂焕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但它依然存在人性的压抑和失落的问题, 小说中的人物被战争需要神圣化和模式化了, 淡化了自然属性和个性自由。

《笨花》既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规定性”, 但又以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传统革命历史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彩的、诗意的展现, 用一种饱满温润、准确结实的艺术质地去追求史诗化的思想承载, 铁凝以崭新的革命历史叙事手段弥补和纠正了历史叙事在两个方的偏差: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过度历史化和概念化;后新时期以来文学个人化和私人化方向的极端发展。这是铁凝在新世纪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历史经典叙事的回望中做出了世纪性的超越。传统革命题材的小说中因主要写革命斗争的生活而忽视人的生活, 集中表现人在战争中的生活;而《笨花》更多地体现战争中人的生活。因此, 冲破了既定的意识形态模式,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 抓住了主流文学为革命现代性诉求论证的精髓, 跨越既往社会主义的历史政治遗产与现实中国“和平崛起”之间的鸿沟, 以一个党员作家和文学官员的政治身份完成了主流文学的使命。

摘要：论文将铁凝的《笨花》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进行对比, 指出《笨花》既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规定性”, 但又以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传统革命历史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彩的、诗意的展现, 用一种饱满温润、准确结实的艺术质地去追求史诗化的思想承载, 铁凝以崭新的革命历史叙事手段在“反映生活的真实”还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都对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有所超越。

关键词：“笨花”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日常生活叙事,超越

参考文献

[1]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第182页

[2]铁凝、崔立秋:《笨重与轻盈的奇妙世界——关于铁凝〈笨花〉的对话》, 河北日报2006年1月6日

新革命历史小说 篇8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短短十七年间曾掀起两次创作热潮, 无论是思想内容、人物塑造、叙事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类型化、模式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时代社会和读者阅读的要求

新中国建立之初, 首先要稳固新政权, 建设社会主义。因此, 对内要肃清反动派残余势力以及敌特分子的破坏, 对外还要对付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为了巩固政权, 迫切需要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而任何时代, 文艺活动都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 文艺创作自然也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联系, 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因此作家创作必然围绕新政权的建设, 围绕新的道德规范创作出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 是时代的要求。为了树立典型、形成规范,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体现了政治的要求。李英儒就说过作家“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 使作品充溢着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情感。而时代精神就是“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 就是“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风格”。[1]为了表现所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勃勃生机的新生活, 解放初文坛掀起了颂歌浪潮, 歌颂新中国, 歌颂英雄人物, 歌颂劳动生产成为颂歌的基本内容。要让子孙后代“从那些可歇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2]梁斌在谈到《红旗谱》创作时说:“今天在文学作品里写起来, 主要是写广大工农群众在阶级斗争的英勇, 这样便于后一代学习。”[3]因此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 出现了《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烈火金钢》、《黎明的河边》、《党费》等一大批深受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小说。就是要教育下一代“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 在缅怀先辈们的英雄事迹时, 懂得珍惜幸福生活, 热爱党, 热爱人民, 努力工作。除此之外,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全国发起了大规模的纪念建军30周年和建国10周年的征文活动, 大型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也在广泛征稿, 这一切都推动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

某一类型小说的流行, 除了社会政治的因素外, 还有广大读者阅读的需求, “刚刚获得和平幸福感的广大读者也自然会对为换取今日生活的那些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产生了强烈的了解欲望”。[4]正因为如此, 当时人们空前关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某种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文字, 它以其强烈的政治情感, 赢得了当时的公众, 尤其是青年的共鸣。人们在阅读中陶冶了情操, 得到了审美享受。这从其发行数量可窥一斑。十七年文坛, 像《保卫延安》、《红岩》、《青春之歌》等小说的发行量和阅读热潮自不必说, 1965年出版的《破晓记》 (李晓明、韩安庆) 首印即达到10万册。

而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潮流形成, 艺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其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学需求所造成的。当时的理想是要求人们舍已为人、大公无私, 通过了解先辈们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文学作品无疑是较好的传播平台。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它也是由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要素构成的, 就生产而言, 它的主体是作家的创作, 就流通而言, 它的主体是出版方的经营操作, 就消费而言, 它的主体是读者的阅读。正如一切商品的命运都最终取决于消费一样, 文学的能否发展, 能否盛行也取决于读者的阅读需求。时代的需要、读者的渴望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 所以才会形成类型化创作潮流。

二.作家创作群体的变更和自觉的创作行为

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 也受创作群体的影响。因为十七年文坛主要创作力量就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 作家的经历、知识、创作和审美观念也导致了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的盛行。

新中国成立前, 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聚集一堂, 形成了人员众多, 来源广泛的作家群。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 作家队伍发生了变化。

十七年文坛主要有以下几类作家构成。一是国统区的小说家。如茅盾、老舍、巴金、张天翼、沙汀、艾芜、张恨水等。二是解放区的小说家。赵树理、孙犁、路翎、马烽、柳青等人。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和培养的大批作家。有经历过革命斗争的作家:如杨沫、罗广斌、杨益言、梁斌、峻青、茹志娟、王愿坚、李英儒、知侠、吴强、马识图等人。有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李准、王蒙、刘绍棠、宗璞、刘心武等人。有从工农兵中培育出来的作家。如曲波、陈登科、高玉宝、郑成义、胡万春、刘章、李六如等。也有少数民族作家。如马拉沁夫、朋斯克、李乔等人。

然而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 国统区文艺就已经成了解放区文艺的陪衬, 在这次大会上, 突出介绍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 进一步确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在茅盾的报告中老舍、巴金、钱钟书等人的代表作均未提及, 更不用说新月派、现代派等作品。而京派作家沈从文、朱光潜等人则被大会拒之门外。因此当代作家在进入50年代之后, 创作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 颂歌文学, 写革命战争和英雄典型是主流。而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 表现工农兵生活, 成了来自国统区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为此, 1950年以后, “作家、作家群大规模更替, 和位置上的转移, 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3]在这种情况下, 一部分作家如沈从文、张恨水、钱钟书建国后自动放弃了小说创作, 转向其它研究领域。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诗人、海派作家, 或被打入冷宫, 或者丧失了创作权力。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 虽然在十七年仍然活跃, 但都已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新中国建立后, 茅盾走上了领导岗位, 未写小说;老舍转而专攻话剧;巴金出版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和《李大海》, 但艺术上未见突破。而在国统区、解放区均受过洗礼的丁玲、萧军等人, 则在文艺斗争中中断了文学创作。因此,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战争中成长起来和新中国培养的青年作家则成了文坛的主角。

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 为了人民当家作主, 做出了巨大牺牲。新中国成立后, 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 但长期的革命斗争所形成的创作观念、文化氛围仍在延续。不仅如此, 作家的政治热情同样选择了这一创作题材, 这是作家本身自觉的创作行为。虽然国家有倡导、读者有需求, 但革命历史文学创作有其特殊的规律, 创作者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写作技巧, 而且文学来源于生活, 还要具备一定的生活实践, 否则就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所以, 艺术家要有生活体验和创作动机。而回忆则是生命体验的形式。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创作的作者大多是对革命战争有着深切体验的, 他们首先是战士, 然后才是通讯员、记者或部队领导。如吴强长期从事部队文化宣传工作, 曲波做过团指挥员, 峻青参加过武工队, 知侠和铁道游击队员一起生活战斗过。《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就有敌伪斗争的经历, 《清江壮歌》的作者马识图就做过地下工作者, 多数作者都是战争的亲历者。当新中国诞生之时, 隆隆的炮声似乎还在耳畔响起, 战场上的硝烟还在眼前闪过。所以这些亲历者们要倾诉, 他们要把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留下来, 歌颂革命, 缅怀战友。正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所说, 他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因此自觉地加入了创作者的队伍, 创作了战斗英雄群体。马识图在创作时“一种情感、一种责任感在催促我, 欲罢不能”[5]。曲波认为:“这是我应有的责任, 这是我在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义务。”[6]可见, 作家创作有着强烈的内在动力和自觉追求。

三.文艺政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

从文艺政策来看, 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文艺创作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以载道, 突出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在建国前的第一次文代会上, 周恩来同志就深刻论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 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 “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文艺为政治服务政策得到了延续。“时代要求作家首先作出政治选择, 一旦作家服从于时代要求, 政治的功利性必然要排斥艺术的纯正性”。[7]而五十年代文艺界爆发的三大批判运动, 集中体现了政治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强制干预。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到对俞平伯“红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政治批判, 以及1956年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把学术争鸣上升为政治斗争, 把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 文学创作已不是作家个人情感的抒发, 而是受命于时代和政治的需求。

从文学创作的传统来说, 主要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在1928年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再到“左联”时期, 文学创作就存在一些问题。如创作服从于政治, 文艺对政治的机械图解。在战争年代, 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 使整个社会生活和作家创作条件都发生极大的变化。面对着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 作家失去了从容写作的环境和心情, 纷纷走向乡村和抗日前线。不仅如此, 随着战争的发展, 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发生了变化, 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文学从启蒙转向抗日救亡, 这使得文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随之而起的是能够迅速反映抗日斗争现实, 短小快捷、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通俗文学、歌曲等。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尤其如此, 《讲话》以后, 解放区文学创作要表现工农兵生活, 要用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形式, 宣传革命, 刻画英雄, 鼓舞斗志。这一时期解放区文艺除农村题材外, 战争题材作品较多, 传奇色彩、民族形式比较突出。如马烽、西戎的《吕粱英雄传》和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 用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表现传奇故事和传奇英雄 (雷石柱、牛大水) 。而英雄人物总是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的神奇人物, 敌人总是狡诈、阴险毒辣, 但摆脱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英雄神话、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已经形成。而这些类型化特征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如《林海雪原》、《红岩》、《敌后武工队》等作品无不如此。加之战争题材更易于表现敌我斗争, 突出英雄人物, 更能激发读者热爱祖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所以这一类题材的创作就成为十七年文坛的创作主流。

可见, 革命历史小说类型化创作, 既是时代的需要, 也是作家的自觉追求;既是文艺政策推行的结果, 也是文学传统的延续和读者的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李英儒.序[A].野火春风斗古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2]邵全麟.文学十年历程[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0年.

[3]梁斌.笔耕余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

[4]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 (下)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

[5]马识图.后记[A].清江壮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

[6]曲波.关于林海雪原[A].林海雪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

漫谈革命歌曲与历史教学 篇9

关键词：革命歌曲,历史教学,时代特征

中国是诗的国度、歌的海洋, 诗歌不仅表达着人们的情感, 更反映了一个个历史的时代特征。作为一名历史教师, 我常常将歌曲与历史知识相结合, 让歌曲反映历史, 让历史在歌声中再现。特别是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歌曲, 既令我痴迷, 又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让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 用歌曲印证建党以来的辉煌历史吧。

一、国民大革命时期

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 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使中国仍然处于“弱国无外交, 处处受宰割”的地位, 外不能维护国家主权, 内不能安定政局, 军阀割据混战, 民不聊生, “打倒列强, 除军阀”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有谁能想到, 今天和平时代幼儿园里小朋友唱的《两只老虎》儿歌, 早在北伐之前就被填词为《打倒列强》而广为传唱, 成为号召民众参加革命的动员曲。那时的北伐军, 就是唱着《打倒列强》走上前线的。这首歌节奏明快, 简洁易懂, 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对象, 鼓舞着中国人民为改变命运而不懈地斗争, 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缩影。

二、土地革命时期

国民革命的失败, 使“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成为泡影, 国共关系破裂, 中国革命处在血雨腥风之中, 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发动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发动秋收起义, 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军事“围剿”的日子里,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鼓舞着根据地军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信心和勇气。这首歌描绘了在那艰苦岁月里, 红军以稻草当金丝被, “红米饭, 南瓜汤, 挖野菜, 也当粮”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八月桂花遍地开》《红星照我去战斗》反映了红军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的喜悦和对革命不动摇的坚定信念。1935年华北事变,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义勇军进行曲》吹响了中国人民奋起抗争、英勇抗日的号角, 成为激励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而不屈奋斗的最强音。

三、抗日战争时期

这是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人民饱受凌辱之苦,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抗战, 另一方面, 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为抗战发出的怒吼, 是一部激荡人心的音乐史诗的话, 那么, 《游击队歌》则是中共实施游击战术的真实写照。那时的延安是抗日的灯塔, 有着“激发中国人民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之称的《延安颂》以其恢宏的气势, 激励着大批革命青年奔向她的怀抱, 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 《地道战》以其明快的节奏, 唱出了中国人民为抗日而发挥聪明才智的满怀豪情,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用悠扬的旋律和激昂的曲调表现了铁道游击队在取得战役胜利后轻松片刻的浪漫情怀。而《生产大合唱》则表现了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欢快场景……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反映着苦难的历史, 更彰显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四、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在取得抗战胜利后, 却没能迎来安定统一的局面, 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 悍然发动全面内战, 使和平民主建国化为泡影, 人民解放军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势如破竹般“将革命进行到底”, 用三年时间迎来了全国大陆的解放。《东方红》这部音乐舞蹈史诗,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艰难历程, 也表达了中华民族获得翻身解放的欢欣与愉悦。

五、新中国成立以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 翻身做主的中国人民爆发出了极大的热情, 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人们用歌曲表达对新中国的热爱, 用歌声庆贺自己翻身解放, 用歌声展现新时代蓬勃发展的朝气。《歌唱祖国》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典之作, 它以铿锵有力、高亢激扬的曲调, 表达了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和平的心声,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 《克拉玛依之歌》《马儿啊, 你慢些走》《走上高高的兴安岭》等歌曲描绘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爱你, 中国》唱出了海外游子热爱祖国的赤子情怀。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发生着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人民唱着《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 豪迈地《走进新时代》, 56个民族共同奋进, 用《爱我中华》表达着共同的心声, 用《祝福祖国》表达浓浓的深情。

用歌声回顾历史, 我不禁一次次陶醉在美妙的旋律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中。在历史教学中, 每当讲到相关的历史事件时, 我都会穿插一些反映当代的歌曲, 既可以让学生领略到优美旋律, 得到美的熏陶, 又可以让学生在音乐中感悟历史, 更好地理解历史背景与历史意义。我想, 不管是产生于当代的具有鼓舞作用的歌曲, 还是出现在后世具有纪念意义的曲目, 都应该是中学历史教学中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补充手段, 也是传承革命优良传统的必要内容。

新革命历史小说 篇10

这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虽然故事不同,但是有一些共同点,即它们都根据当代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欣赏心理,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

一、还原真实的历史,人民的历史

《亮剑》、《历史的天空》、《永不磨灭的番号》等历史题材电视剧主要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还原历史的真实,满足了观众对真实历史的心理期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片中,对战争的描写往往是浪漫化和非现实化的,有时甚至非常“小儿科”,我军善良朴素、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敌人则凶猛残暴,人数装备极佳,貌似强大,实际上愚蠢无能。在这一基础上,《亮剑》有其突出性的变革,它真实地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和惨烈,敌人并非愚蠢之极,我军也不是战无不胜,我军在面临强敌的时候也有全军覆灭的惨况出现。如此一来就打破了用理想和谎言编织的“战争童话”,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战争的真实,历史的真实。

二、平民化英雄,真实的英雄

《亮剑》、《历史的天空》等电视剧的一个突出特质还在于对观众平民化和反英雄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把握,塑造平民化英雄。这几部剧中的主人公,大都出身于民间,崛起于草莽之中,本身就很具有平民性。李云龙是来路不明的平民英雄,姜大牙是浑身流氓、无产者习性的米店伙计,李大本事的“本事”一半来自天分和锤炼,一半来自评书和小说。他们靠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的天才不断努力走向成功,成为统帅。这几部剧中的英雄人物,与我们传统意义中的英雄人物有着非常本质的差别。这不仅使得电视剧的世俗感和喜感大增,而且也拉近了主人公和观众的距离。主角们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但是,他们勇敢、正直、豪爽、血性、讲义气、重情重义,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又确实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些有缺陷的英雄、真实的英雄、平民化的英雄,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真实、自然和亲切。

三、个性的人物,传奇的故事

《亮剑》等电视剧的成功还体现在对观众欣赏习惯和心理的尊重。首先,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几部电视剧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可爱人物,他们不仅外部特征有其特别之处,语言往往也别具个性。他们的外表有的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奇特,但是却并不桥揉造作;他们的话很糙,经常夹带着脏话,但是却真实有道理,让观众听过之后能够会心一笑。

其次,对故事性与传奇性的强烈刻意追求。这几部电视剧通常都以一个出身草莽的小人物为主角,讲述其将自己在平民生活中积攒的经验用于战争并取得胜利,他们一开始可能政治素养并不高、集体意识并不强,但是经过战争的历练与军队的培养,他们成长为合格的人民军队指挥官。例如《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的李大本事,他完全颠覆以往革命军人的形象,以戏谑对抗主流、以杂耍对抗王牌,这与其说是个人的本事,不如说是暗合了中国观众对于传奇的期许。

四、讲述的是故事,传达的是精神

《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电视剧注重把握观众对雄性精神的寻求,强化民族精神的生命元阳。《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极力张扬雄性、野性的精神,暗中切合了观众潜在的价值取向和隐蔽的心理补偿意向。这在《亮剑》中被概括成“亮剑”精神,也就是李云龙的那句名言:“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啦。”当下的社会和人民也在呼唤这种“亮剑”精神、硬汉精神和野性精神。正是这种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以及民众价值取向和心理的需要,“亮剑”一下成为流行语和时代精神,被广泛使用。这种野性的精神其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生命元阳,甚至是我们的精神动力与支撑。

五、凄美的爱情,漂亮的点缀

这些电视剧中虽然增加了爱情的成分,但是爱情自始至终却从来没有成为过主角。但丁说“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剧中女主角的存在有些是为了以其女性魅力对男主角的革命道路起引导作用,例如《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正是受到女兵东方闻英气质的吸引,留在了游击队里,开始了他有声有色的战斗生涯,也开始了从一个匪气很重的流氓无产者向一个自觉自愿的真正革命者的艰难转变。有些是为了塑造男主角的性格多面性、立体感而存在,如《永不磨灭的番号》中赛貂蝉决定去替李大本事决战骑兵队时对他说:“你记住,你是貂蝉的男人,是万夫莫敌的吕布。你是英雄,你不能死。”而李大本事在最后的决战时也说:“媳妇,你在天上看着,你的男人就是万夫莫敌的吕布。”肃杀的话语配上炙热的爱情使得这部分戏分外感人。此外,剧中女人的命运大多逃不开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生命。革命与爱情,历史与激情,在女性和爱情的陪衬下,血色的浪漫将历史的书页浸染,使其不再高高在上难以触摸,而是让历史有了“人”的温度。

总之,这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在峥嵘岁月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革命情怀,同时以人性化的表现手法再现了主人公从一名流氓无产者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的艰难转变。它们的魅力也正在于此,透过大的时代背景,直面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追求,生动感人的再现了一个革命家和革命集体的成长过程。在市场定位中,切中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因此,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共鸣,在取得良好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成功的宣传效果。

摘要：近年来革命历史剧成为收视热潮,较之前有很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当下革命历史剧注重还原真实的历史,塑造平民化英雄,讲述传奇故事,传达时代精神,并不失漂亮地点缀凄美的爱情。

革命战争小说与苏俄文学 篇11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基本上由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和革命创业题材的文学二分天下，而革命斗争文学的成就又远高于革命创业文学。比如一向被认作是“红色经典”的8部长篇小说[1]，就有6部写革命斗争历史的，而革命战争小说又在革命斗争小说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

革命战争小说为什么会如此繁荣？这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一般说来，一个新政权成立后，总要调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而革命历史小说讲述的恰恰是关于革命的起源、革命的经验等大问题，是典型的宏伟叙事、国家叙事，正好满足了政治的需要。从文学的角度看，那便是中国革命作家的生活经验、人生记忆。像吴强、杜鹏程、曲波、峻青等革命作家，他们都是革命战争的亲历者，当年那种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浴血奋战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他们最丰富、最深刻的人生记忆，也成了他们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文学资源。所以当时过境迁，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往往有一种强烈的表达冲动。当这种冲动为社会所需要并受到社会的鼓励时，便会造成革命战争小说的繁荣。也正因如此，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大都属于经验化写作。

但人们知道，个人经验、情绪记忆等等这些非常主观化、粗糙化的东西并不就是文学，它也不能直接地转化为文学作品。虽然克罗齐说过直觉即表现，但直觉要表现出来，化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式，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对于经验化写作来说，一个转化的关键即是个人化经验必须借助一定的审美资源、思想资源的唤醒、照亮，并借助一定的叙述模式的规范、整合才能成为小说形态的东西。关于思想资源，这点并不难寻找，在一个政治化写作的年代，革命领袖的著作、党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文件，都是照亮个人经验的强大光源。所以不少革命作家谈到自己的创作时都曾谈到政治学习对个人创作的重要性。而对于战争小说来说，可供借鉴的审美资源和叙述模式实在比较稀少。比如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中所描写的战争大都还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战争的性质、方式无法与现代战争相比，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战争小说的叙事模式就很难为描写现代战争的小说家所采用。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小说也从中吸取了什么的话，主要是一些人物描写的方法以及一些战争智慧。在本土资源匮乏的时候，人们必然会把眼光投向外域，更何况向苏联学习还为政治家们所鼓励，因此，苏俄战争小说，特别是苏联的革命战争小说就成了中国作家学习的榜样。比如杜鹏程、吴强等人在谈论自己的创作经验时都曾谈到如何向苏联战争小说学习的体会。更何况，即使有的作家缺乏这种艺术自觉的话，在那样一个近乎集体创作的时代还有文学素养深厚的编辑和理论家们的帮助。比如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就得力于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帮助：

1953年，杜鹏程把《保卫延安》的打印稿分送有关单位和个人，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了冯雪峰约请他面谈和吃饭的信。冯雪峰熬夜审读《保卫延安》并与作者反复长谈，两个人并坐在写字台边，冯雪峰几乎是手把手地帮助作者进行大幅度地修改，从七十万字压缩到四十万字，而且他还向《人民文学》推荐，希望他们能够选发其中的一部分，并撰写《〈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发表在《文艺报》上。[2]

而曲波的《林海雪原》之所以能顺利出版则得力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龙世辉的全力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林海雪原》的责任编辑龙世辉的敬业精神，他是从堆积如山的自然来稿中发现这部作品的，稿名叫《林海雪原荡匪记》，稿纸有大有小，每一叠用各种颜色的碎布条捆着，字很不好认，只读过六年书的曲波花费数月修改一次后，承认有困难，后来龙世辉整整花了三个月时间，使出浑身解数帮作者修改，并把书稿推荐给《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选载了其中的章节，龙世辉还在《人民文学》发表评论文章表示赞赏和支持。[3]

那么，从叙事模式的角度看，中国的革命战争小说主要从苏俄战争小说中吸取了哪些经验呢？我以为，就叙事模式而言，中国革命战争小说主要有以下一些：一是那种二元对立一元选择的思维模式兼叙事模式；一是人民战争叙事模式；一是革命英雄成长模式。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战争小说所共有，所以陈思和也称这种思维模式为战争思维模式。由于苏联革命取得胜利主要走的是在大城市起义的路，二战及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也主要采取的正规战及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所以人民战争的观念在苏联文学中并不突出。与苏联不同，中国革命主要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人民战争是取胜的主要法宝。因此人民战争的叙事模式应为中国革命历史小说所独创。中国革命战争小说更多地是从苏联战争文学中吸取的革命英雄的成长模式。

当年，新生的苏联也同后来新生的中国一样，有一种宏伟叙事的需要，因此苏联革命战争小说也曾繁荣一时。比如在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就有好几部的苏联小说几乎家喻户晓，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奥斯特洛夫斯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而这些小说都有一个革命英雄成长的叙事模式。而《铁流》、《毁灭》都是典型的革命战争小说。

长篇小说《铁流》（1924）写的是国内战争题材。它截取苏联波澜壮阔的内战画卷中的一个小小片断，真实地再现了革命群众在这场斗争中经受的考验和觉醒。

《毁灭》描写了内战时期远东地区一支150人的红军游击队，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英勇突围的动人故事。这支队伍在队长共产党员莱奋生的领导下同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突出重围时只剩下十九名战士，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从而也让人看到了新人的成长过程。

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并不断成长。这就是作品的基本主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在内战中进行人材的精选，一切敌对的人都被扫荡，一切不能真正从事革命斗争的人，偶然落到革命阵营里的人都被淘汰，而一切从真正的革命根基里，从千百万人民大众中间站起来的人都在这次斗争中受到锻炼。”[4]

十七年的革命战争小说大致可分两类，一类可称之为革命战争史诗，如《保卫延安》、《红日》、《三千里江山》等；一类可称之为革命英雄传奇，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这两类作品虽然各有不同，如一追求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一重视人物的传奇色彩，但却有一点是共同的，那便是都表现了革命战争必胜，以及革命发展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又多是通过某些英雄人物的成长表现出来的，即也都有一个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例如《保卫延安》和《红日》两部长篇小说，一般被人视之为全境式表现战争的小说，写的都是解放战争初期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的故事，只不过一写延安保卫战，一写山东保卫战。两部作品为了突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都写出了战争的全过程，而且也都写到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官（《红日》甚至也写到了敌军的高级指挥官），这就形成了小说的一条主要的兴趣线即军事斗争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之下，又都有一条英雄人物成长的兴趣线，从而使小说叙述更为人性化、文学化。

新时代战争小说的成长主题或叙事方式又不同于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争小说。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和视角去描写战争。抗战时期，由于作家是带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文化背景去表现战争的，所以文学创作中经常表现的是农民如何带着自身的局限投入战争，又如何在战争的考验中开展自我克服和自我斗争的问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作家们全心全意地赞美和歌颂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虽然战斗英雄不久前也可能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但当他们投入了革命战争后，就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行列中的一员，因而必须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标准去塑造他们。英雄的成长一般被表现为从不够成熟到成熟，而不再是自身带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沉重精神负担而进行自我灵魂搏斗的过程。”[5]

《保卫延安》就以浓墨重彩塑造了革命英雄周大勇、王老虎等人的形象。“这些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并不是靠空洞的赞美词树立起来的，而是通过战争的惨烈、环境的残酷、生死的考验，用力刻画出英雄人物摧枯拉朽、九死一生的传奇色彩。”[6]吴强作为一个三十年代即已成名的老作家，在创作《红日》时则有着更为自觉的艺术追求，既写战史，也写人物，即通过英雄人物的成长写出我们军队的成长史、革命的成长史。

《红日》中真正使人感兴趣的也正是像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这样一些英雄的成长过程。“作家没有把他们写成十全十美的完人，而是在表现他们的英雄行为时，也十分注意表现他们的七情六欲，挖掘他们自身的性格弱点，以及在战争进程中人物精神上的自我斗争。作家对团长刘胜和连长石东根的形象塑造虽然并不排除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因素，但在50年代战争文学形象中仍然是独特的。作者不仅写出了他们作为我军基层指挥官的一面，还写出了来自他们的农民出身的性格弱点……比如作为一团之长的刘胜对知识分子（政委陈坚）的偏见，他的时间观念的淡薄，又如连长石东根在胜利后醉酒纵马，着一身缴获而来的敌军军官的装束，狂奔乱喊，这叫人想起《水浒传》中的阮小七在征方腊获取后的醉酒细节，把农民阶级造反的某些特性展露无遗。”[7]

而对《林海雪原》这类革命英雄传奇来说，同样也有个英雄人物成长的主题，只不过这类小说在书写这一主题时更多地借用了中国民间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的写法而已。比如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就认为《林海雪原》“在表现剿匪小分队战士的英雄特征时也注意到了所谓‘阶级本质等程式，但在人物性格配置上又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还应注意的是这类小说的民间文化色彩还体现在对一些民间传奇人物的神圣化书写之中，这是对传统武侠小说中神仙鬼怪一类人物的现代替换。如《林海雪原》中的蘑菇老人，就颇有点仙风道骨，他的出现使小分队遇到的一些困难迎刃而解。

战争文学之所以长盛不衰并赢得中外读者的普遍性欢迎，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因为这类作品写出了某种战争奇观，从而满足了人类的好奇心，或想象性地满足了人类潜存的那种攻击欲望。恰恰相反，这类作品表达的是人类向善的追求。它描写残酷战争中迸发出的耀眼的人性火花，从而为人性的健康发展提供理想化标尺；它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创痛，以及造成的人性畸变，从而以艺术的形式为和平祈祷。这两种审美趋向在一些经典性的战争小说中都有所体现，这同样也是苏俄文学中的主题。试读托尔期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都与这样的人性化书写相遇。但在新中国的战争小说中，这类主题恰恰是隐而不彰的，战争反思的主题更是匮乏。几乎所有的战争小说都在欢呼战争的胜利，却没有人认真思考为了这份胜利人类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在战争中丢掉了多少美好的东西。更有不少小说不是通过对战争的书写为和平祈祷，相反却是在煽动人性中的嗜血本性。比如被认为战争小说中文学成就最高的《红日》，也不能免俗，小说在结尾部分写道：

英雄军长沈振新和英雄指挥员们、战斗员们，获得了最大的战斗胜利的愉快，获得了最大的战斗胜利的满足。沈振新在涟水战役之后的一个深夜里，审问俘虏张小甫的时候所说的话：“我们要你们把喝下去的血，连你们自己的血，从肚子里全都吐出来！”在半年以后的今天的这个时分——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正午，已经成了活生生的事实。

正如喝下去的是血，吐出来的还是血一样，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复仇也无法遮盖血的代价，这代价恐怕是任何一种胜利都无法补偿的吧。刘小枫在其《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一书中曾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文人对俄国文化的译介占比重相当大，似乎对俄罗斯文化了解最多。实际恰恰相反，中国文人对俄罗斯文化根本谈不上了解。他们得知的大都是与俄罗斯文化精神相悖的东西，是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虚无主义的惑人货”。这话说得虽然有些过份，但也道出了一些基本事实。验之于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对于我们曾经有过的不足之处，不是应该认真的反省吗。

注释：

[1]红色经典一般指“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几部小说。

[2][3]黄发友《人文肖像》，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4.

[4]李辉凡、张捷著《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4.

[5][6][7]程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新革命历史小说 篇12

不过，如果我们放宽视野，会发现除武汉以外的许多城市也遍布着辛亥革命纪念建筑及相关历史遗存，它们的保护现状又如何呢?

天津

“天津这座城市在辛亥革命中意义重大，因其距北京仅120公里的地理位置而被作为北方革命的中心，是滦州起义、任丘起义、北京起义等北方革命的策源地，也是立宪运动的一个中心和同盟会的重要据点。”70岁的政协天津市河西区委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张绍祖介绍说。

2001年，在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张绍祖曾实地调查过天津市内保留的辛亥革命遗址，希望发掘和保存历史。据他不完全统计，天津共有16处遗址，截至2001年存有11处，10年之后，张绍祖再度回访这些遗址，发现只有北洋女师范学堂、河北公园、天津总站、广东会馆4处遗址得以保存。

天津保留下来的这4处遗址，都曾是辛亥革命重要活动场所：北洋女师范学堂师生直接参与过起义;孙中山曾在立宪请愿集结之地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发表即兴演讲;京津同盟会的天津暗杀团曾在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策动暗杀镇压革命的北洋巡防大臣张怀芝;广东会馆(今戏剧博物馆)则是“立宪运动”中北洋法政学堂到省公署请愿的集结之地，孙中山也曾在此多次留下足迹。

当地政府为遗址的保护也曾煞费苦心。“中山公园于2010年获得翻新修复，立有孙中山塑像和国民革命时期15烈士纪念碑。建筑考究、有戏台的广东会馆被建成戏剧博物馆，是中国保存最好的会馆之一，记录了天津作为北方戏剧发源地的重要历史。”张绍祖表示。

但张绍祖更关注那些消失的遗址，虽然它们不如得到保护的4处遗址显赫。如天津最早的戏院、辛亥革命烈士王钟声当年演戏的“下天仙戏院”因南市街区整体改造拆除;同盟会在津活动据点“普育女学堂”、辛亥革命领导人胡鄂公寓所、革命团体共和会机关所在地等辛亥遗址也不复存在。

专家们认为，辛亥革命遗址在10年间消失得这么快，与保护辛亥革命遗址的认识不足有关。此外，天津辛亥革命遗址多数都是不起眼的普通建筑，不够“著名”。另一个原因是，没有针对整个街区的保护，只是整体拆迁、个别保护，有些遗址很难孤立保存下来。

张绍祖说，前些年历史遗迹遭破坏，与缺乏相应的法规有关，所幸的是，最近几年情况已有好转。

记者了解到，为了抢救那些建成50年以上，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人文价值的建筑，天津市人大于2005年9月颁布实施《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使保护工作有法可依。在革命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50年以上的建筑符合认定条件。

目前，在天津的每一幢历史风貌建筑门前，都有两块黑色花岗岩石牌——风貌建筑标志牌、风貌建筑介绍牌。这两块刻金字、中英文对照的牌子，用文字的方式向路人讲述建筑内穿越百年时空的历史故事。

“辛亥革命遗址在10年间的减少，反映出旧城拆迁与保护历史遗迹的难题，难得的是政府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措施也越来越有效。”天津文史学者何德骞说。

杭州

杭州建兰中学地块，是明清时浙江省最高官府巡抚都察院所在地。这一地块为明清时期浙江省的政治中心，历任浙江巡抚所参与的历史事件众多。广为人知的明代胡宗宪抗倭事件就是在这里决策，清雍正名臣李卫、嘉庆道光年间大学者阮元、清末叶湘军系政治家左宗棠、曾国荃等都曾在此镇守一方。历史上著名的卢焯案、王亶望案等事件也发生在这里;而轰动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在这里数次审理，巡抚杨昌濬就因“错批葛毕氏谋害亲夫案”被革职，其下30多名大小官僚均遭查办。

而此地在辛亥革命中更具重要意义：秋瑾曾女扮男装出入巡抚署卫队策划举事;1911年11月4日夜，攻克巡抚署是辛亥革命光复杭州的首战，而第一枪，正是由东边镇东楼向朱婆弄处打响的。根据浙江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周复多和杭州的文史学者陈珲的考证，这里是杭州城内现存的唯一的辛亥革命遗址。

可由于认定历史建筑工作的疏漏，朱婆弄内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古建筑都未列入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在去年年底已经拆毁大半。朱婆弄6号这座百年以上的老宅，是民国要人许崇智妻妹的老宅，如今已遭拆毁;朱婆弄4号、5号是一座200年以上的木构古宅，是清巡抚署官员旧邸，其外泥墙做法规正古老，此宅门框边砖砌法为古老的“六顺一丁法”，极为罕见，表露出的迹象具有明初特征，故推测至迟为明代始建，后有文献记载得到印证，是研究浙江省巡抚都察院的重要实物资料。然而在“建兰中学改扩建工程”的拆迁“评估报告”中，竟将这座老宅评估为“1985年建”，准备拆毁。

值得幸庆的是，杭州市人大了解情况后立即召开了专题会议。会议提出，上城区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立即停拆，而历史建筑的修缮经费中政府补贴部分应予以增加。针对因为建兰中学改扩建而导致周边多处历史建筑遭到破坏的现状，杭州市人大要求本着“品质至上、细节为王”的原则，全部按照最高标准对这一带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如果一定要拆，也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

长沙

根据史料记载，先后有55名辛亥志士入葬长沙岳麓山。堪称辛亥革命英烈山的岳麓山，折射出了一部完整的辛亥革命史。

然而，去年，当地有心人发现，岳麓山除黄兴墓、蔡锷墓等几处保存完好，其它的英烈墓现状都令人堪忧。

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葛谦，早年参加湘省光复会、密谋革命，留学日本后又发展光华会，曾参与谋刺王之春、铁良，参加萍浏醴起义，后在广东组织保亚会。1908年与邹鲁等密谋乘光绪帝与西太后相继死去之机在广州起义，并散发保亚票以资联络。事泄被捕，从容就义。民国时移葬岳麓山，其墓地后被毁，被垦为菜地。此外，岳麓山上还有6座烈士墓只有名字，没有生平事迹介绍;2座辛亥公墓34间烈士冢没有生平介绍，其中，有6名无名烈士，墓地亟待修复;烈士童杰、谭馥墓地石碑损坏严重，字迹无法辨认;易本羲、陈作新等烈士墓被湮没在偏僻角落，无人知晓。加之分布零散，游人要全部拜谒、瞻仰非常困难。

对此，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导、湖南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会长、著名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饶怀民教授表示：“对于烈士的墓地，损坏了应该修补，没有立碑和撰写生平介绍的赶快补上。让每座辛亥革命烈士墓地成为一个爱国教育基地，而不至于寂寞浪费下去。”

今年，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经过前期复查和准备，备受关注的岳麓山景区墓葬修缮方案终于敲定。经过最新的复查，岳麓山景区现有不可移动文物以上的墓葬共有43处，根据方案，修整维护将按“修旧如旧”的原则展开;对这些墓地涉及的游道、月台、围栏、墓冢等，也将进行修整维护。目前，麓山景区已找到被毁葛谦墓的一块墓碑和一块石碑，拟将葛谦墓在原址复原。

除了岳麓山英烈墓的修缮，位于长沙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兴故居修缮工程也于8月全面启动。

黄兴故居纪念馆1980年成立以来，对故居进行过三次大修复。1980年至1981年，完成第一期修复工程，修复正屋12间，在上堂屋内布置恢复了黄兴及其父母的住房。2001年，投资157万元，完成第二期修复工程，维修了12间正屋，修复了两厢41间房屋。修复完工后，经专家严格论证，从各处征集了一大批晚清家具、农具和生活用品，在故居内进行全面的复原陈列。2004年完成第三期修复工程，修复了护庄河和后花园，至此全面恢复了江南农家庄院的风貌。

而今年这次修缮是该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由于主体房屋修复已时隔20多年，房屋部分构件损毁，出现了屋面漏水和墙体开裂、剥落等现象，国家文物局和省市相关部门划拨200万元，从美化周边环境，还原历史风貌出发，全面启动修缮工作。该馆10月重新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