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2024-06-08|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共9篇)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篇1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红岩》作者是:罗广斌、杨益言。主要内容是: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敌人为了得到口供,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龙光华、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等人英勇牺牲了。伴随着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去迎接黎明时分灿烂的曙光。

《红日》作者是:吴强。主要内容是:描写在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歼灭国民党部队整编七十四师的故事。故事以军长沈振新、政委丁元善所率领的一支部队为主线,环绕着山东战场上著名的莱芜、孟良崮两大战役,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小兵张嘎》改编自当代著名作家徐光耀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自1961年发表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小说和电影中的“张嘎”,因其“英气”与“嘎气”,已成为新中国几代人童年记忆中的最灿烂的一部分。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战士的过程

《铁道游击队》作者是刘知侠。主要内容是:为了抑制日本侵略者的入侵,配合中国军队与日军交战,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枣庄成立了以刘洪为队长的铁道游击队 他们的目的是袭击铁路沿线。破坏敌人的运输补给线。并为山里的八路军提供弹药。

《小游击队员》是作家王愿坚的作品。其主要内容是: 樟伢子的父母掩护红军伤员时被白鬼子杀害了,带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成了孤儿的他四处寻找红军时遇到了红军的侦察员。在协助侦察员去敌区侦察时不慎被敌人发现,侦察员被俘。机智勇敢的樟伢子把敌人的工事情报图送给了游击队,游击队歼灭了敌人,救出了侦察员。樟伢子经历了战火的考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小游击队员。

《赤色小子,》 作者: 张品成, 瘦小,是小主人公的名字。他是个在杀亲仇人的门下成长起来的孤儿!瘦小是个创造红色革命辉煌的孩子,他,为中国的崛起和努力平拼搏,做出了血的牺牲!他是个正义之子!

而他,却是瘦小的杀亲仇人,他是个劣绅,是个剥削农人财产的胖子地主!

瘦小,在4岁时,父母被胖子地主所杀,被迫跟随叔叔在仇人门下作小工。瘦小从此过上了像狗一样的卑微、艰苦的生活。一年,胖子地主被人抄家了,地主,一下子,变成了普普通通的底层农民。瘦小心中的仇怨终于得以发泄了!就在那一年,瘦小的他跟随志愿军,征战沙场,成了一名战士!可惜,英年早逝,瘦小因为英勇上阵而战死在沙场上……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篇2

《笨花》继承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 也找到了适合这一内容表达的完美形式, 以革命的历史观念和方法来表现二十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民族革命和抗日战争, 使人们再一次重温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军阀混战、阶级矛盾、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的风云史。与梁斌的《红旗谱》相近, 《笨花》也是一部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来反映中国民主革命和冀中敌后抗日斗争的乡村画卷, 描写冀中农民在甲午风云后的生存现实和参与抗战后的命运历程。冀中在抗日战争初期是敌占区, 抗日的形势十分严峻。正是燕赵文化精髓的承传和党的正确领导, 使笨花人在民族灾难面前空前的觉醒, 笨花人深明大义, 没有国家的前途, 就没有个人的前途。他们在在党的领导下, 坚韧、智慧、机智、英勇的在敌后与日伪斗争, 各尽所能的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尽着自己的力量。但《笨花》中的“英雄人物”是退去了传统题材的神秘光环的现实中的“英雄”, 铁凝努力挖掘出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正义力量和英雄性格, 以向氏家族为首的一群“中国凡人”承担着演绎中国革命大历史的使命:旧军人向喜识破了日本人请他出山的阴谋, 支持两个儿子到抗日根据地, 宁愿回到笨花老家做一名大粪厂的经理, 最后为救自己的同胞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儿子向文成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中, 在自己的家中办起夜校, 向村民传授着文明和救国的道理, 腾出自家的大西屋做后方医院, 在笨花村的抗日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女儿取灯的断事智慧而冷静, 成为一名优秀的抗日干部, 后被小袄子出卖而惨遭日寇杀害;长孙向武备是一名冀南特区的游击队员, 后来成为太岳抗日根据地一位久经锻炼的领导人;十四岁的弟弟向有备也成为一名八路军的卫生员, 在实际的锻炼中成长。性格“各拧”的西贝时令积极要求进步, 成为尹区长的助理员;平时爱说大话的“瞎话”叔, 为了笨花全村人的利益, 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下;就连走动儿也在笨花的黄昏消失了, 他辞别了家和“幽会”的女人, 去了一个国家民族更需要他的地方, 成为一名抗日的交通员, 象一支黑暗中游走的烛光, 带领那些为民族的生存和希望奔走的人, 到该去的地方———“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年代的种种艰难的选择, 这群人最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 揭示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耐力和韧性, 这是一个民族的底色.”[2]正是这些普通的农民、乡村知识分子承担着革命的道义和民族的尊严, 在维护日常生活的正义和神圣的民族抗战中, 他们无私的为了国家民族倾其所有、流血牺牲, 那种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崇高精神和道德情操使平凡的生命焕发出强烈的光彩。《笨花》凸现的是在日常化、生活化的厚重叙事, 这种日常生活来自铁凝最真挚的个人体验和家族记忆, 那独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日常生活叙事极具感染力, 它以独特的审美意蕴成为凝聚人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优秀作品, 这使小说超越了传统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的美学命题而达到了真正意义上成熟的“政治小说”, 维护的是主流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系:作品中以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浪漫的表达, 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显示出了向传统文学的回归, 通过再现历史场景肯定革命的正确性、历史的进步性, 推崇传统道德、弘扬民族正气, 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力量。

作为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 作品具有唯物史观和明确的写作目的, 但并不是传统革命题材的所“强制”写作的那中笼统的“革命史”, 《笨花》无论在“反映生活的真实”还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都对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有所超越。在人物塑造上, 她超越了“高大全”式的革命英雄塑造及模式化、类型化、概括化的粗线条的叙事框架, 表现出更尊重历史真实、作家主体选择和文学本身规律的新的意识形态的特征, 比如对于向喜这个旧军人的塑造, 她说:“在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前, 一般中国百姓的国家观念是淡薄的, 但是日本人来了以后, 民族的凝聚、中华民族的强烈意识、国家的意识在全民当中被唤起了。培育向喜这个人物的过程中, 刚开始我给他设计的不是回到粪场, 我设想他开了一个地下的兵工厂, 造枪的厂, 暗中支持八路军打日本人。我觉得这是戏剧化, 有几分做作的, 不太适合这个人物的归宿和性格的形成。于是我让他后退一步, 就要他去了大粪场, 没有让他和共产党直接合作。他坚决拒绝当汉奸, 他的后代子孙都是共产党, 但是他没有, 他后退一步。我觉得这个是恰如其分的。他回到粪场, 在粪场里和日本人有一场恶战, 最后死在粪池里。”[3]《笨花》中的人物不再是单纯依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或历史风云中的简单符码, 而是充满生活智慧和生命质感的。就是在这段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中, 铁凝也没有忽略日常生活的暖意, 极具诗意的描绘了一群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他们以“和”为贵的处世姿态、四季的农事、不同的故事和命运, 饶有兴味的描绘了冀中乡村的风土人情、民俗特征, 弥补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所缺乏的日常生活的恒久的魅力和诗意, 因为这正是统革命历史题材中常常被遮蔽的生活。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 革命的唯一目的和社会主义道德的不断净化演变成一种权威性的宰制力量, 它以排出日常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为代价, 与革命无关的情感和欲望, 都被视为“不洁”和不道德的, 爱情和亲情不再成为一种询唤和感召, 战争的正义性被无限夸大为一种人性和道德宣战的实践。就是极具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家孙犁也被战争思维所主宰, 《荷花淀》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小说不仅反映了抗日战争中, 以对战争中人性美和人性美的歌颂焕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但它依然存在人性的压抑和失落的问题, 小说中的人物被战争需要神圣化和模式化了, 淡化了自然属性和个性自由。

《笨花》既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规定性”, 但又以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传统革命历史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彩的、诗意的展现, 用一种饱满温润、准确结实的艺术质地去追求史诗化的思想承载, 铁凝以崭新的革命历史叙事手段弥补和纠正了历史叙事在两个方的偏差: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过度历史化和概念化;后新时期以来文学个人化和私人化方向的极端发展。这是铁凝在新世纪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历史经典叙事的回望中做出了世纪性的超越。传统革命题材的小说中因主要写革命斗争的生活而忽视人的生活, 集中表现人在战争中的生活;而《笨花》更多地体现战争中人的生活。因此, 冲破了既定的意识形态模式,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 抓住了主流文学为革命现代性诉求论证的精髓, 跨越既往社会主义的历史政治遗产与现实中国“和平崛起”之间的鸿沟, 以一个党员作家和文学官员的政治身份完成了主流文学的使命。

摘要:论文将铁凝的《笨花》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进行对比, 指出《笨花》既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规定性”, 但又以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传统革命历史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彩的、诗意的展现, 用一种饱满温润、准确结实的艺术质地去追求史诗化的思想承载, 铁凝以崭新的革命历史叙事手段在“反映生活的真实”还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都对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有所超越。

关键词:“笨花”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日常生活叙事,超越

参考文献

[1]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第182页

[2]铁凝、崔立秋:《笨重与轻盈的奇妙世界——关于铁凝〈笨花〉的对话》, 河北日报2006年1月6日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篇3

毫无疑问,本书获得茅盾文学奖,作者徐贵祥在其中灌注的心血是相当巨大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对这部作品的获奖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接触文本之前,更多的读者接触的是由张丰毅、殷桃、李雪健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正是由于电视剧的热播,文学接受者才开始注意对《历史的天空》的小说文学文本进行阅读,进而使其在图书市场的销售量大增,并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该书的获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这种电视剧热播、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紧随其后上市的情况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亮剑》、《父亲进城》(电视剧名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暗算》、《功勋》、《延安颂》、《长征》、《八路军》、《新四军》等等革命历史作品都是电视作品与文字作品的上市同时进行,甚至有的电视作品还先于文字作品。电视剧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影响莫过于作家权延赤的《狼毒花》了,原著的出版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除了文学评论界对其简单的介绍与分析外,并未产生更大的影响。但随着由于荣光等人主演的同名电视剧《狼毒花》在2007年夏季各省市卫星频道的热播,爱睡女人、打仗不要命的“老常”一下子走进了千家万户。紧随其后的就是文学作品的再版与热卖,甚至连权延赤的其他作品也得到了市场的青睐,文学界也不得不对《狼毒花》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新解读与研究。而改编自都梁同名小说的电视连续剧《亮剑》在央视热播,也获得了极高的收市率。紧接着该剧的原版小说便出现在中国大的大街小巷。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了剧本先行,电视剧亮相,然后才是文学文本的露面,宣告了政治/艺术/商业三位一体的红色影像文学的诞生呢?

事实上,这种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度繁荣。对应着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转折,时代语境的巨变促成了新的革命历史想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又无反顾地走上了经济体制改革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发生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改变了中国延续了几十年时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中的主宰力量。政治语境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动以及新的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这种变动表现在社会文化语境上便是:首先,政治与文学的规约、冲突日见其少,思想的空间日见其大。其次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呈多元、分散的态势,比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再次,思想的探索与交锋更重视现实中的问题甚至是制度层面的、可操作的问题,比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问题等等。正是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这些变化,构成了以个人体验与趣味为核心、世俗价值观为底色的新的文学时代。新的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创作观念,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体式来标明二者的联系: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文学语境的变化——文学创作的变化。关于这次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金元浦谈道:“在道德准则上,一批人实际上已经经历了由传统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转化,由崇尚精神完善到崇尚物质实惠的转化。人们的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只关心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活质量’。”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行为的灵活性、自由性以及追求利润的合法性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着的国人的金钱意识和消费意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里。人们关心的是怎样获取自己起码的生活资料,怎样最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这一切都排斥着他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文学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存和发展环境被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彻底改变,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学接受者阅读行为的改变。在新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大众的阅读行为虽然仍在广泛地发生着,但是他们的阅读对象发生了变化。普通大众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兴趣和文化水平选择文本进行消费。他们的阅读动机转向了娱乐性、消遣性、感官刺激性、知识性。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也被纳入整个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中,消费对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非常直接的。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虽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文学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的制衡仍然存在,文学仍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实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

归根结底,在幕后操纵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电视剧命运的无形之手就是电视媒体生产背后的市场商品经济运营策略,毕竟影视作品的传播归根到底是一个市场机制问题。市场经济的崛起,对国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改变是显著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行为的灵活性、自由性以及追求利润的合法性激活了长期被压抑着的国人的金钱意识和消费意识。在这种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也在实质上被纳入到整个社会化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中,消费对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非常直接的。因此,文化产品的投资者们便看中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这个巨大的潜能市场。一方面,它代表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的生产、传播、流通必然受到国家的重视与保护,甚至有可能得到国家的部分资金援助:另一方面。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文化消费者群体是巨大,构成是多层面的。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平民百姓,都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化产品具有浓厚的兴趣。普通百姓想从中看娱乐及刺激,政府则想让青少年从中看到民族精神与英雄精神,受到革命先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篇4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是庆祝___周年主题电视剧,它全景式呈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史诗篇章,大家感爱好可以去观看。下面是由我带来的有关2021跨过鸭绿江观后感心得5篇,以便利大家借鉴学习。

2021跨过鸭绿江观后感心得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由___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跨过鸭绿江》。宏大题材、高远立意、顶尖阵容、精良制作上的四大看点,将点燃大国豪情,带领观众走进70年前那段汹涌澎湃的历史。

首次全景式、史诗般呈现了抗美援朝战斗及抗美援朝运动,呈现了___、___、周恩来、朱德、___、彭德怀以及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崇高风范,讴歌了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为代表的志愿军指战员不畏强敌、勇敢斗争的战斗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不怕难、不信邪,团结全都的精神风貌。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是20世纪其次次世界大战之后转变中国命运,转变世界格局的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抗美援朝战斗的宏大成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矗立于世界东部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宏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深远的意义。

2021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总台出品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则以宏大的气概和格局,填补了荧屏空白,极具“历史美学品行”。该剧以国际视野全景式、史诗般呈现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斗和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热忱讴歌了英雄儿女,旨在弘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宏大精神,呈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势下,不畏强权霸权、敢于斗争、勇于成功的重大历史大事。

宏大的抗美援朝战斗,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静,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坚韧品行。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决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现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进展是不行阻挡的历史潮流。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如今,《跨过鸭绿江》将让历史观照现实,激发观众共鸣,增加民族骄傲感和使命感,有利于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党爱国热忱,有力地弘扬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传递“牢记历史、致敬英雄、珍爱和平”的价值观,让宏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世代发扬、历久弥新!

例谈革命传统题材文章的教学策略 篇5

江苏兴化市垛田中心小学(225754)孙晓芳[摘 要]小学语文教材中收录了一些革命传统题材的课文。这些课文有助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对这类课文的教学,要搭梯架桥,让学生了解背景;聚焦语言,让学生深入体验;依托文本,丰富学生的人文内涵。这样才能发挥它的应有价值。[关键词]阅读教学 革命传统 课堂教学 题材[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10-025当前的语文教材,有不少革命题材的课文。这些课文取材真实,人文内涵丰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明确指出:语文课程要注重注意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由此可见,教好革命传统题材文章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教学优势。那么,对这种题材的文章怎样教学才能更有效呢?

一、搭梯架桥,把握阅读起点由于革命传统题材

江苏兴化市垛田中心小学(225754)孙晓芳[摘 要]小学语文教材中收录了一些革命传统题材的课文。这些课文有助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篇6

张思德出生于贫农之家。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10月,张思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红军长征中曾三过草地,到达陕北后,调至军委警卫营通讯班任班长,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吃苦耐劳,任务均准确无误地完成。1940年夏,他带领一班人到延安以南的土黄沟的深山老林中烧木炭,为中央机关冬季采暖作准备工作。经三个月苦战,经过数道繁重的工序,最后把八万斤烧炭运到了延安。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他响应毛主席“自我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随警卫营来到南泥湾开荒。张思德不仅仅要带领全班战士完成上级交给的生产任务,还要担负起通讯工作,白天劳动,夜里长距离送信,用心完成了通讯任务。1943年初夏,张思德被调到枣园内卫班,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战士。1944年,组织再次派他到安塞县烧木炭。9月5日,张思德在炭窑内工作时,炭窑突然崩塌,不幸牺牲。1944年9月8日下午,党中央直属机关举行了“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主席参加了张思德同志的追悼大会。在这个追悼大会上,主席做了着名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给予张思德同志很高的评价。

电影《张思德》透过张思德同志在工作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向我们展示了他平凡人生的不平凡事迹,充分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动人画面。对领袖,他无限忠诚。毛主席在延安外出时乘坐的汽车在车尾有专供警卫员站立的踏板,这个位置通常都是张思德的。一次为了换坏的轮胎张思德跑了很长的路,一脸尘土,毛主席很过意不去,拍着他的肩膀,让他到车里挤一挤,张思德却笑笑不说话,依旧站在那里。因为他深知,做好主席的警卫员,就是对革命的最大贡献。对孤儿,他十分关爱。他的无私的爱和憨厚的笑,最后使得受到惊吓不愿说话的福利院的孤儿开口动情地叫他爸爸。对战友,他关心体贴。在去延安北部的安塞石峡峪村烧炭时,对于闹情绪消极怠工的战友小白,他从不另眼相待,而是用他的憨厚和生活上的照顾感动了小白,从此小白努力工作。对工作,他认真负责。抗战期间的延安,冬天要靠烧炭来取暖。张思德所在的中央警卫团,一到夏秋季就要烧木炭以备过冬。这个活又苦又累,张思德干了多次却毫无怨言,他带着一种自豪的精神理解任务,并干得十分出色。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篇7

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在日本如此流行的原因, 首先是, 中日文化同根同源的一个关系, 630年左右, 遣唐使把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带回日本。在日本中国文化就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 无论是普通的读者还是学者, 对中国文化都不会感觉到陌生。而且随着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 两国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 阅读中国历史的日本读者也越来越多了。另外, 日本跟中国一样也是使用汉字的, 汉字是两国人民联系的纽带, 日本人从来都不觉得中国文化是异国文化, 而是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再加上中国大量史书传入日本也为日本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最后一个原因是, 日本题材的历史小说已经太多了。经过一千多年的取材, 新的作家认为再写也很难超越前人, 所以开始转向了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

日本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 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是, 主题上的倾向, 一般都是以褒扬中国历史文化为主。另一点就是主要取材于古代, 近代题材比较少。这主要是因为中日两国在近代史的问题上曾经有过不光彩的历史, 而且日本人对中国的近代史知识知也很少。自然这方面的创作也比较少见了。

战后到现在, 写历史题材的日本作家一共有五代作家了。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海音寺潮五郎, 和井上靖。第二代是司马辽太郎和陈舜臣。第三代是伴野朗。第四代是宫城谷昌光。第五代是藤水名子。本文将主要论述华裔作家陈舜臣。

二、陈舜臣的《甲午战争》

陈舜臣是迄今仍活跃在日本文坛的一位华裔作家。他是台湾人, 1924年出生在日本的神户市, 1990年加入日本国籍。由于一个跨文化出生的背景, 他的作品跨越中日两国文化,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 看两国的历史。这是非常难得的。目前中国国内对陈舜臣的研究几乎没有, 是一个空白点。但是在日本发表了一些, 关于陈舜臣研究的论文。例如:一个中国的学者曹志伟, 他写过《陳舜臣が複眼で見た日中関係—過去、現在、そして未来》以及《陳舜臣の文学誕生における時代背景》。本文将主要介绍他的近代历史小说《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一书在日本的原名叫做《江は流れず-小説日清戦争》, 是作者在出版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后的又一部近代历史巨作。这部小说可以看出,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创作日渐成熟。在前面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中, 作者都虚构了大量的人物和情节对小说进行合理的补充。但是在《甲午战争》中虽然也还是有虚构的部分, 但是作者从中日韩三国取得的大量史实材料, 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创作。本书的特点就是出场人物全部都是真实人物。这本书在韩国出版后也引起轰动, 让很多的韩国人也真正的了解了那段历史。

关于写《甲午战争》这部书的意图, 作者曾就这样说过:

“日本和中国, 都在同一个时期内处于锁国状态, 但虽处于同一时代, 在日本是作为国家青春期的明治时代, 在中国则是老衰期的清末, 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邂逅吧。我主要立足于中国一侧, 以所谓“日清战争”为焦点, 把两国的相遇描写出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时局非常焦虑, 形容为“青山沉睡, 江河不流”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并想把它写进作品中。”[1]

小说一共有40个小章节, 从《提督与青年》到最后《终场与开幕》。从战争前各国的背景, 国家以及人物的利益关系, 日本侵略朝鲜的步骤, 到战争的开始, 战争的经过, 战后的活动, 按时间顺序介绍了这场战争。

甲午战争是清朝政府和日本围绕着自己在朝鲜的利益展开的一场战争, 当时朝鲜是清朝的宗属国, 受清政府保护。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开始推行他的大陆政策, 积极向外扩展, 希望早日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侵略朝鲜可以说是第一步, 下一步就是侵略中国。日本的侵朝步骤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条约的签订, 一步步展开的。1875年, 日本得以强迫朝鲜签订《江条约》, 容许日本在朝鲜驻军日本侵朝又进一步。1884年, 《天津条约》, 订明中日两方向朝华条约》, 间接否定清朝是朝鲜的保护国, 此为日本侵略朝鲜的第一步。1882年, 《济物浦鲜撤兵, 以后朝鲜一旦有事, 中日出兵应事先通兵对方。朝鲜成为中日共同保护国。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 根据《天津条约》中日同时出兵, 兵至而乱事已平。清朝要求日本撤兵, 日本不但拒绝反而突袭牙山的清军, 清遂向日宣战。战争经过了黄海之役, 威海卫之役两次海战和平壤之役, 辽东之役两次陆战。最后北洋军全军覆没, 清朝失败签订马关条约结束战争。

在本书的最后几章, 作者详细描写了, 战后战败国清政府, 和战胜国日本, 在签订条约问题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再加上西方列强为了自己在中国的利益, 出面干涉条约签订, 在中日两国之间产生的微妙的变化。

而关于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 作者没有明确写明, 而是通过其他的历史人物出场来表达, 清朝的失败, 其实是封建社会体制衰落的一个必然结果。文中两次提到历史人物孙文, 借孙文给李鸿章写信这件事情, 来表达现有的社会体制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 最后是清政府的灭亡。

摘要: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在日本,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题材。日本的历史小说题材主要分两类, 一类是日本历史题材, 另一类就是中国历史题材。中国题材的日本历史小说, 大致占到10%的比例。本文以战后的日本历史小说为考察对象, 分成:中国题材小说的流行原因和特征, 和陈舜臣的《甲午战争》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历史小说,陈舜臣,《甲午战争》

参考文献

[1]、陈舜臣 (著) 李翟 (译) 《甲午战争》重庆出版社2008

[2]、王向远 (著) 《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宁夏出版社2006

[3]、卢茂军吉林大学《论日本现代文坛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渊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月

[4]、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为有源头活水来——日本当代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简论》社会科学家2007年11月

[5]、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古今中华任挥洒——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伴野朗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6月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篇8

关键词:革命历史 题材 影视剧 热播 需求 文化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影视剧形式的节目内容成为了人们丰富精神生活、塑造良好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在目前各大卫视热播影视剧中,在其剧本的创作和人物的设计中,革命历史题材类的节目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喜爱,反应了当前阶段人们对于革命历史的回顾和现在幸福生活的珍惜。通过分析和研究当前各大卫视和地方台的热播影视剧,从中发现其存在的一定规律和现象,探讨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影响,是分析当前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是反应老一辈的无产阶级和革命者,用生命的代价换来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客观的把那个年代刻画出来,用艺术的手法和表现形式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呼唤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和还念,更是让人民在铭记历史的基础上,尊重社会和民族的发展。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现代生活丰富的今天,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还能成为热播的原因,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探究和分析。

一、现代影视剧的作品和发展

近年来,各类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在各大卫视热播,其中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题材的影视剧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关注,一度成为各大电视台的收视看点。比如长征题材的《长征》,抗日战争题材的《亮剑》《多刺》等,解放战争题材的《红日》,一大批以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送去了饕餮盛宴。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多种复杂的故事情节、急转直下的剧情、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赋予艺术化的形式,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独有的艺术特征。现代影视剧的发展,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发展,其在吸收了现代文明和思想的基础上,重视表现历史带给人们的震撼和感触。

二、当前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热播的原因探究

1.当前社会和谐价值观体现和历史精神的再现

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的热播,是当前社会价值观取向的重要展示。随着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进一步落实和践行,更多人通过革命历史影视剧的观看了解到了过去的那段历史,以及无数的先烈为了新中国而付出的艰辛与苦难。同时各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让更多的历史事件和画面展示给了观众。比如关于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一度成为CCTV4频道的热播剧,通过这些电视+纪实的影视剧内容,让无数的人民群众了解到了老一辈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中做出的努力。又比如在《恰同学少年》中,当年的张干未必料想到开除他的学生二十八画生未来就是国家领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人间最高的敬意;而板仓先生的料定,所谓的“强避桃源作太古,欲载大木柱长天”,他居然一眼也没有能瞧上。人世不是太多玩笑,人事往往有很多传奇。陶斯咏、向警予30年代就随风而逝,而蔡畅却刚从我们身边离开20年,曾经的“周南三杰”境遇如此不同。陶斯咏与润之的恋情已经随着润之的逝去画上句号,再也不会有记忆,我们能感受的,难道是到纪念堂看着润之的脸就能发现的?陶斯咏终究没有同潤之走到一起,缘于多少不知,而她短暂的一生告诉了我们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年轻人是向上的,是理想的,但也是不成熟的,因此在剧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人是可以犯错而且是必须犯错的,但这些错误,在未来的日子里,都将化为火烧,镌刻在人生的印记中。将这些经历镶嵌进时代中,最后以毛泽东第一次军事行动作为高潮,将这批形态各异的青年集中在了一起,有的牺牲了,有的坚持了,有的动摇了,人生的分水岭在这里正式开始。《恰同学少年》紧扣“少年中国”,林文忠公有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若相信崇高,崇高自与我同在,而区区人言冷暖,物欲得失,与之相比,又渺小得何值一提?”

2.人民群众爱国和怀念革命先烈的体现

革命历史影视剧的热播,是人民群众爱国和怀念革命先烈的重要体现。在为新中国的奋斗中,无数的先烈流血与奉献,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随着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多去关注过去那一段历史,发人深省,牢记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革命历史影视剧的热播,也是广大的观众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美好生活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在近期广为热播的抗日电视剧,虽然在制作和拍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符合实际的剧情设计,但是在大方向上还是值得鼓励和推荐的。通过抗日题材的影视剧,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在抗日战争中无数的先烈付出生命的代价,换来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

3.多样化的题材,丰富了革命历史剧的内容

近年来,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多样化的影视剧内容和形式,拓展了受众面,满足了观众多样化的观看需求。比如谍战片《潜伏》,当观众第一次接触到《潜伏》时,很多人以为与《暗算》等类似的影视剧相似。但是从剧情来看,通过拍摄镜头的延伸和发展,《潜伏》把抗战后期和内战时期的中国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斗争刻画得淋漓尽致,给人一种另辟蹊径的感觉。真假爱情、真假身份、真假手段、真假情报等剧情设计,跌宕起伏,在内容的张力上,同时又给了演员自我发挥和表现的空间。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重视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和工作气息的表现,写实的表现手法也让更多人关注这部戏。《潜伏》的高位出场,编导的绝顶聪明在于善于制造亮点,突出亮点,让闪烁的亮点在故事中融汇成灼人的光芒,紧紧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俘获了观众对同类影视作品的期待和盼望。其实更在与编剧、导演之间的协调合作和充分表现,编导在忠于反特影片弘扬真善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特别善于在主题抵达的公共盲区中挖掘最能触动观众软肋的东西,特别善于在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寻找传统影视剧鞭长莫及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禁区,特别善于在人情、感情、爱情、师情、友情上做文章,并把反法西斯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的风云变幻,戴笠、郑介民等重要历史人物的生死浮沉与跌宕起伏的剧情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让观众在刀光剑影中探幽历史,在暗流激浪中感受人物。比如:赤胆忠心、爱憎分明的“峨眉峰”“深海”余则成既要潜伏在敌人心脏进行多方较量,又不得不在真情假爱中承受着良心、道德、情感的博弈;貌似圆滑、老谋深算的军统局天津站协助站长吴敬中既要顽固地效忠党国利益,又不得不为了后路而贪赃枉法,强取豪夺;军统的忠实走狗马奎、陆桥山勾心斗角、相互猜忌,却恰恰被余则成利用,并各个击破,特别是余则成单枪匹马暗杀了李海丰、张冠李戴剪除眼中钉马奎;绣春楼刀杀袁佩林,陆、李鹬蚌相争,余则成尽收渔翁之利,成功稳坐副站长;军统潜伏在延安的“佛龛”和我党被俘人员的神奇交换等情节,处处柳暗花明,时时山重水复;忽而苦乐莫辩,忽而真假难妨。这些复杂的情节变幻、人物性格和充满矛盾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面目?往往叫观众悬着一颗心、捏着一把汗,每集结束后总有看不够、想不透、欲罢不能的无限感慨和焦人的期待。《潜伏》成为热播大剧,剧情设计与拍摄手法是一方面,更多的也是人们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电视的喜爱和关注,更是对革命历史的尊重、对当下生活的珍惜。

三、结语

总之,当下革命历史题材的热播的原因有很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转变,推动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播出有利于转变社会不良的风气,转变人民群众多样化的观念,塑造和培养社会大众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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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历史的题材 篇9

而历史题材电视剧,事实上也为知识分子立场提供了一定的表述空间和修辞策略。从《宰相刘罗锅》(1996)到《雍正王朝》(1998),再到《铁齿铜牙纪晓岚》(2001),尽管这些电视剧都采用了通俗情节剧的叙事模式,甚至采用了喜剧的类型化手法,但是它们都通过对特定历史人物和历史环境的营造,不仅仅是回忆历史,而且也是模拟现实。例如,北京同道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它不仅通过100多位人物、600多个景点叙述了清代从康熙到雍正年间的政权斗争,而且还借助与历史的相似性和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发掘了历史与当前中国现实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以古鉴今、借古讽今历来是中国的叙事传统。这些电视剧显然继承了这一知识分子的叙事传统。这些电视剧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对历史的重写,其意义不在于还原历史,而在于温故而知新。

如果说历史剧创作是各种社会力量共有的策略,那么类型化电视剧的出现则是电视剧市场化的结果。中国电视剧从《渴望》开始出现了类型化倾向。在各种类型的通俗电视剧中,以《渴望》、《皇城根》、《京都纪事》、《儿女情长》等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以《爱你没商量》、《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牵手》等为代表的言情剧数量最多。此外,以《公关小姐》、《广告人》、《情满珠江》等为代表的都市商战剧也引起了观众的兴趣。《公关小姐》甚至在某些地区创造了52.76%的收视率,最高收视率达到了90.78%(注:蔡镶:《1981-1992:我国通俗电视剧的回顾与前瞻》,《电视研究》北京:1993年第4期,第2-7页。)。在这些电视剧中,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戏剧化为人物的善恶冲突,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通过叙事的策略性过程的处理,文本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被“驯服”,随着那个被预订好的叙事高潮的到来,最后是一个善恶分明、赏罚公正的结局。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摄制的《编辑部的故事》则带动了中国城市电视喜剧的风行,1995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的《我爱我家》的播出,使情景喜剧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通俗电视剧形式。情景喜剧的形式虽然是舶来品,但其叙事的策略却是本土化的,这体现为其常常采用幽默、滑稽、戏闹的传统喜剧形态,常常启用为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喜剧演员和明星,用小品似的故事编造、小悲大喜的通俗样式,将当下中国普通人的梦想和尴尬都作了喜剧化的改造,最终将中国百姓在现实境遇中所感受到的种种无奈、困惑、期盼和愤怒都化作了相逢一笑。这些低成本的平民化、世俗化的喜剧,通过对一些杜撰的喜剧人物的滑稽言行换取了观众自我解脱和

视剧《一地鸡毛》和《月亮背面》虽然知名度并不很高,但其艺术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导演的在中国影响很大的贺岁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

虽然中国出现了不少直接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电视剧,如表现所谓“好人好事”的以共产党干部和社会公益人物为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铁人》、《焦裕禄》、《党员二楞妈》、《中国神火》、《长江第一漂》、《铁人》、《有这样一个民警》、《埔江叙事》、《岁月长长路长长》等等,以及配合政治形势拍摄的电视剧《澳门的故事》等,但是真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电视剧还是那些在市场与政府、效益与责任之间采用了一种妥协的“政治立场”的通俗情节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北京人在纽约》、《外来妹》、《大潮汐》、《情满珠江》、《东方商人》、《人间正道》等,这些电视剧是主旋律电视剧的娱乐化,娱乐电视剧的主旋律化的典型,它们用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来建构了主流电视剧的特点。如《北京人在纽约》一方面通过“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满足了中国观众“发财、成功、出国”的三个世俗梦想,同时又通过将美国地狱化和将个人奋斗漫画化的方式完成了当时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西方国家和西方文化的抵制和排斥。这些电视剧的商业化努力始终与主旋律定位密切联系,娱乐性与政治性之间经过相互较量和相互协商,都在逐渐寻找结合部和协作点,于是,出现了娱乐电视剧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视剧娱乐化的殊途同归,一方面娱乐电视剧常常借助政治力量来扩展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主旋律”电视剧也常常借助大众文化的流行逻辑来扩大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而1999-2001年流行的《警坛风云》、《罪证》、《刑警本色》、《永不瞑目》、《121枪杀大案》、《女子特警队》等所谓“公安电视剧”,应该说也是这种通俗剧主旋律化和主旋律通俗化的结果。“公安”题材为电视剧在犯罪奇观、离奇情节、生死考验与国家形象、政权力量、社会公正之间找到了一个中介点。主旋律为警匪故事提供了政治包装,警匪故事为主旋律提供了市场卖点。显然,从家庭伦理情节剧到情景喜剧,从婚恋言情剧到公安反腐剧,这些电视剧类型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正是流行文化的本来特点。

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电视剧市场空间及其庞大,所以,中国电视剧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也相当丰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由于其回避了现实矛盾的直接表述同时又可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性来与现实沟通具有独特的题材优势;同时,历史题材电视剧还由于历史本身的陌生性和假定性为其艺术虚构提供了自由度和想象空间也具有了某些艺术虚构的优势,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最引人关注的创作现象,出现了不少引起轰动的作品。无论是正说或者是戏说,历史题材电视剧大多与政治密切相关,因而也成为中国观众政治关注惟一能够得到相对自由传达的公共领域。而其他电视剧类型则尽量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在大众需要与国家利益之间找到结合点,用儿女情长、用美女英雄、用嬉笑怒骂来表达当代人的生存渴望、困惑和期待。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正是由于中国电视剧消费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电视剧生产在中国还将得到继续发展,而且这种发展除了继续面向广阔的本土电视剧市场以外,还将面向国际电视剧市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市场以及全球华语电视剧市场。在亚洲地区,华语电视剧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尽管美国节目在这些地区有一定影响,但是在那些有着丰富选择的地区,最流行的电视剧往往不是美国电视剧,而是那种与本土文化有着渊源和现实联系的电视剧。而中国文化的漫长历史对亚洲各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实际上为中国电视剧的输出提供了文化基础,多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亚太地区的成功发行表明中国电视剧可能在全球的区域性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仍然有潜力,毕竟不仅中国大陆有12亿人口,台湾还有2100多万人口、香港有600多人口,另外还有2000万华人在东南亚各国,400多万华人分散在世界其他地区(注:资料来源:赵玉明《华语电视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华语电视国际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第12页。),而受到华文化历史和现实影响的人口数量就更是难计其数,虽然人们处在已经改变过的物理空间中,但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仍然能够为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像有学者在讨论这种电视文化的亲同现象所指出的那样,“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注:JohnSinclair,NeitherWestnorThirdWorld:TheMexicanTelevisionIndustryWithinthe NWICODebate,MediaCultureandSociety,12/3.343-60.)。应该说,这样一个巨大的已有或者潜在的消费群对于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中国目前的电视产业化程度与这样的发展前景相比还有巨大差距,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中国论文联盟-全球化运作能力的电视剧产业集团,甚至也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电视剧生产基地,当然更缺乏现代文化产业的管理经验,所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如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要经过相当一段过程才能真正参与全球的文化产业竞争中。

在全球化前景下,许多人都善意地谴责和实际地抵抗文化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略”,有人甚至预言,“全世界将被带入一个被少数全球公司所支配的巨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仅仅只会剩下

一、两个这样的公司,而所有的决定都将被利益和平均线所驱动。媒介将充斥各种娱乐节目而几乎不再有任何严肃的公共事务的内容。强调的只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商品化。”(注:DavidDemers,GlobalMedia::MenaceorMessiah,Cresskill::HamptionPress,1999.P.62)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当代的自由经济学家、媒介巨头以及汤林森这样的学者为文化全球化辩护(注:SeeJohnTomlison.CulturalImperialism,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1.),他们甚至提出全球化已经使民族性概念受到置疑。索尼、新闻集团等拥有好莱坞公司的企业并不以美国为据点,那么,人们将如何来判断民族媒介产品呢?是根据制作、发行、放映权或是主创人员的国籍或是本土的内容、风格和文化特性?显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一方面世界性扩张,一方面本土化包装,民族性、国别性将越来越难以区分。但实际上,正是这种难以区分,显示了全球化的一种同质化的结果,当世界媒介成为一种媒介、世界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的时候,其实也正是人类文化生态环境的危机。

当然,民族性不能成为中国拒绝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借口。正如阿哈麦德指出,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具有进步性和落后性,“民族主义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总是取决于各国的阶级力量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组合状态,它组织了权力集团,其中任何具体的民族主义诉求总是会产生具体的历史效应。”(注:LishGreenfild,Nationalism:FiveRoadstoModernit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2.P.11.)因此,如果民族性成为妨碍改革开放的一种意识形态力量,那么全球化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推动力量。中国电视所面临的危机并不一定来自美国文化的威胁,而我们谈论WTO也并不是以排斥或者拒绝外来文化为目的,其实,WTO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西方媒介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重要的是中国电视传媒自身必须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革,只有改革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出路。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致力于探索电视传媒的政治、经济、文化规律,建立一种具有符合全球发展和国情现实的电视剧产业和市场,从而积极地参与全球文化的交流,创造具有国际化胸怀的民族电视文化,通过视听影像来建构华夏文化的认同和交流平台。只有这样,中国电视剧才能成为世界性多元文化思潮的组成部分,为全球化提供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格局。保持这种多元,当然不是根源于一种复活保守传统、推广民族神话的国族一体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用“文化帝国主义”的借口来自我封闭,而是维护一种能够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世界格局。

放松的一笑。尽管这些电视喜剧那种明显的媚俗倾向和露骨的商业诉求以及八面玲珑的市侩风格,受到了不少精英批评者的排斥,但它的确为处在特殊国情中的民族电视探索了一条类型化的出路。

在中国,受到日本电视剧影响,1998-1999年还出现过一段青春偶像剧的高潮,而在90年代后期,真正最有影响力的类型化电视剧应该是新武侠电视剧。特别是根据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小说改编的武侠电视剧成为中国各电视屏幕上的重心。1999年春节,甚至出现10多家省级卫星电视台同时播放《天龙八部》的景观,只要人们打开电视机,晚上黄金时间各个电视台都在播放同样一部武侠剧,其覆盖的密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渴望》。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也不惜资金参与武侠电视剧的制作,拍摄了《笑傲江湖》。尽管从播出香港武侠电视剧《霍元甲》开始,中国播出武侠剧已经有20多年历史,但是武侠剧在中国仍然拥有大量的观众。据央视—索福瑞1999年在山东的收视数据,山东卫视台和齐鲁台分别播放的武打片《白眉大侠》收视率为19.9%、《倚天屠龙记》为16.2%、《新神雕侠侣》为37.4%、《天之娇女》为29.9%,而《燕子李三》则高达41.3%(注:徐霞:《从收视率看我国电视剧的发展走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1期,第14页。)。显然,无论是东方道德或是东方刚勇都在武侠原型中被凝固,而大众的种种希望、寄托和梦想则通过这些想象中的武侠故事得到了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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