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读书笔记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读书笔记（共10篇）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读书笔记 篇1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读书笔记

近一段时间，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批判法律研究运动比较感兴趣，所以看了昂格尔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这本书是吴玉章翻译的，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批判法律研究运动是后现代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在八十年代盛极一时，并逐渐将影响力波及到全球。我国的信春鹰教授也在八十年代末期将批判法学介绍到国内。总体上而言，批判法学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思想理论为指导，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法律传统进行根本的批判。他们或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法律的演变，从而认为法律根本不是什么“公意”，相反只不过是为商界，企业界利益服务的；或者从哲学的深度去分析自由主义法律传统的实质和难以回避的矛盾，从而认为法律的客观性，中立性，确定性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用实证的方法去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不可分离的关系。九十年代以后，批判法学开始陷入低谷。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批判法学总体上也确实没有提出足以摧毁自由主义法律传统的理论学说，这使得批判本身的果效不理想；批判法学批判很多，建树却很少，这使得它的实际果效大受影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批判法学这种左翼法学面临极大的尴尬和现实困境。然而，批判法学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和启发，正如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德沃金所说“如果能够避免由于普遍怀疑论的野心而犯下的错误，仅采取内在怀疑主义的方式的话，那么批判法学研究是重要的。我们可以从它的批判活动，从它的成功和失误中获得许多教益。”

昂格尔被认为是批判法学的精神领袖。他原籍巴西，1970年来哈佛法学院读书并于同年取得LLM，1976年获得哈佛SJD（相当于PHD），1971年法学助理教授；1976年，28岁的昂格尔当上哈佛法学教授，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法学教授；2000年起为“罗斯柯庞德”法学教授（相当于哈佛首席法理学教授）。他的早期著作主要有《知识与政治》，《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批判法律研究》，后期他对自由主义法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表示接受自由主义法律传统的基本理念，代表著作有《激情：人论》，《政治学：建构性社会理论》。我所阅读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典型的代表了他早期的法律思想。该书分为四章，分别是社会理论的困境，法律与社会形态，法律与现代性，再谈社会理论的困境，本文将沿循该书的体例分章进行粗略的评析。

作者在第一章首先分析了社会理论家探讨问题时常用的逻辑分析和因果解释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他认为逻辑必然性和因果解释都以必然性，顺序和客观性来描述相互关系。然而二者存在异点：因果关系意味着事物间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逻辑必然性则无此要求；因果关系一定是具体的特定的事物的相互关系，逻辑必然则一定是形式的，抽象的事物的相互关系。因果关系的矛盾在于如果深入具体的情境之中，因果链会被无限伸长和扩展，这样恰恰使得一个单一的因果关系不再具有说服力。逻辑必然性的矛盾在于如何使得形式性的逻辑分析应用于具体特定的事物中呢？他认为克服上述矛盾的出路在于形成一种方法，“抛弃逻辑解释模式和因果关系解释模式所共同的东西…即关心顺序和寻求必然性联系。” 他认为应放弃线性顺序和必然性，采用非线性的，整体性的方法描述相互联系的所有因素。接下来，昂格尔分析了经典社会理论解释社会秩序时的两种思想传统即个人利益理论和共识理论各自的缺陷和克服这种缺陷的出路。个人利益理论认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基于自身的意愿，但可以是利己的也可以是利他的。这种理论面临着下面三个矛盾：（1）该理论难以说明人们之间怎样产生相似性以建立规则从而组成社会；（2）该理论认为规则只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然而体现公正和善的规则却“无法还原成关于目的和方法的计算”；（3）“体现在个人利益理论中的社会生活概念并未给协作的价值留出余地”。与个人利益理论相对立的共识理论认为人们会从社会或集团共有的价值和认识出发。

规则成为集团共有价值的表现，人们遵守规则是因为规则能够实现人们参与其中的共同目的。这种理论的缺陷是夸大了社会秩序中的一致性而对其冲突则注意太少。规则作为共同价值的体现，然而正是在坚持价值过程中出现的裂缝，冲突才使得规则的出现成为必要。如果社会各个成员之间有完全的共识，丝毫没有冲突，显然法律没有存在的必要。在这里法律恰恰是冲突的产物，是为着解决冲突而产生的。

作者在第二章首先定义了三种法律概念。（1）习惯法是指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习惯法不能区分发生了什么和应当做什么的界限，习惯和义务的差异也是模糊的。习惯法不具备实在性，公共性也缺乏明确的表达。（2）官僚法或规则法律：这是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规则体系。这种法律发生在国家和社会分离以后，由政府强加于社会，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官僚法具有实在性，公共性，有明确的表达，习惯与义务的区别或者制定规则和使用规则的区别开始变得有意义。（3）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它只能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具有实在性，公共性，自治性，普遍性。自治性是指实体内容，机构，方法与职业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普遍性则保障了个人在形式上的平等。作者认为在自由主义的法律秩序中，官僚法，习惯法依然存在并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作者随后论述了法律秩序产生的条件：（1）多元集团（2）自然法：一个超验的高级法。一个由多元的集团组成的社会才不会出现一个永远稳定的权力中心，各个集团的相互制衡必然对现存秩序有破坏作用；一个有超验的自然法的社会，才可以有对现行法律进行批判的理由和实现法律改造的目标。作者认为正是这二者的结合才产生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法律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这一章分析了中国法律传统。他认为法律秩序之所以仅仅产生于欧洲，是因为在其它的文明中，多元集团或自然法这两个条件不齐备。他认为公元前1122-771这一阶段是中国的习惯法时期。“礼”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秩序的主要维护手段。他分析了“礼”的四个特性：第一，是一种与等级紧密相连的行为标准；第二，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方式，没有关于如何行为和应当如何行为的区分；第三，不是实在的规则，没有从具体的情景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的表现形式；第四，不是公共的规则，不是政府制定的。对这一分析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季卫东在该书的序言中写到：“把古代的礼看作自发的秩序的典型---既不是实证的又不是公定的，甚至算不上规则，这是不准确的。古典文献和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在许多场合礼是正式的明文规范。” 本人认为，礼的确在当时不具有作者所认为的官僚法的全部特征，但当时礼这种行为规范在许多场合具有裁判的依据效力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也不同意作者对礼的特性的某些概括，比如我认为中国古代的礼具有抽象的形式，有一般的规范，在某些场合这种规范是由明确的表达的。后来我国法律史中的“以礼入法”运动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作者认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止是从习惯法到官僚法的转变时期，作者称为改革时期。在这个时期先前的等级社会结构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国家开始与社会分离，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商人处于依附地位，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也没有发展壮大；在诸侯纷争中涌现出来的“士”也被吸纳进新的国家机器的体系之中，成为一种体制内的存在，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国就没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有实力的力量亦即没有一个多元集团。与此同时，中国古代也没有能发展出一种超验的宗教。中国古代的宗教始终为政府所利用，成为维护王权的工具。虽然当时的社会不能发展出一种法律秩序，但这一时期的中国的确出现了官僚法。这一时期的官僚法具有实在性，公共性和有时虽被宣称但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实现的普遍性，但不具有自治性。因为这时候法律和行政命令常常具有同样的效力，在很多时候行政命令就是法律。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法律职业群体，从而也没有形成一个单单依据法律的法律

推理模式。与此同时，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界限也很模糊，常常并没有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司法机构。通过比较中国和欧洲的法律，昂格尔认为“二者分别代表了缺乏法治和出现法治的两种极端…大多数文明形态始终位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

作者最本章最后对第一章的社会秩序问题作出了法律上的回应。他认为习惯法正是共识理论所描述的而官僚法则是工具理论所描述的。不过，作者拒绝将两种理论和两种形态的法律简单的单向对应起来，他认为在每个具体的形态中，官僚法和习惯法都会存在的事实决定了共识理论和工具理论也是需要共存的。这样一来矛盾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以至于作者声称“法律是对秩序衰落的一种反应。”

在第三章作者以法律作为切入点来分析现代性问题。作者首先选取了部落的，自由的，贵族的三种社会型态，通过对比分析这三种社会型态对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从而发现隐藏在不同社会背后的“深层结构”。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内部人和陌生人如何界定；内部人结合的条件是什么及如何跟陌生人交往；人们界定他们经历的现实和理想的关系的趋向是什么。在部落社会中人们基于血缘关系，组成数量不多的几个集团。内部人和陌生人有着重要的区分，内部部人之间和内部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也迥然不同。在这种社会中理想和现实则没有被区分开来。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内部人和陌生人的界定变得复杂起来，与之伴随的是这种区分变得不再如部落社会中重要，尽管这种区分仍然存在。在这种社会中，普遍利益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人们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人们发现寻找一种共同的价值变得愈发困难。这样，理想和现实在这个社会形态中被分裂，人的理性也被分割成两个部分：既关注现实利益---利益是自由主义社会结合的纽带，又不愿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贵族社会是一个严格而稳定的等级社会。每个等级的人们形成一个集团，把本集团的人视为内部人，把其他集团的人视为陌生人。社会结合的纽带不是社会协作，也不是利益联盟而是名誉。一方面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和理想价值，另一方面超验宗教又要求一个适用于各个不同等级的共同理想，因此“它时而倾向把理想和现实结合在一起，时而又倾向于使之分离”。在上述这种框架之内作者分析了等级社会中的法律和自由主义社会中的法律。等级社会向自由主义社会转变大致经历了两种模式：官僚专制主义和议会立宪主义，分别以普鲁士和英格兰为代表。这两种方式虽然在导致法律秩序出现的具体原理上相异很多，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属性，那就是君主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牵制和制约，从而为法律秩序的出现打开了通道。作者认为等级秩序就是在接近权力，财富和知识方面等级式的安置社会集团，自由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不全面的等级社会。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避免或消除在等级秩序中的不利状态，尽力争取政府权力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就会为法治而奋斗。作者区分了广义的法治和狭义的法治，认为前者是自由主义社会的典型，后者则只能在特殊的情境中才能产生。广义的法治是指相互关联的中立性，统一性及可预见观念。政府的权力必须在规则的范围内前后一致的适用。狭义的法治则要求更为严格，更为公正的立法程序，公众对立法本身更高的参与度。这两种形式都希望通过使权力的非人格化来解决自由主义社会的困境，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取决于两个假设：最重要的权力必须集中于政府和权力能够受到规则的有效制约。不过，作者紧接着指出，在自由主义社会这两个假定都是虚构的。一方面，对一个人生存状态和自由影响最大的是自己的家庭，工作，社会关系等而不是政府；另一方面，权力也不可能受到规则真正有效的制约，因为规则首先就必须被解释，而这本身无疑是行使权力的过程。作者举例说，在立法过程中就不存在一个真正中立的程序：每一种程序选择都会使某种立法选择优于其它考虑，而且一种程序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选择。这些分析表明在自由主义法律秩序中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有效的自我合法化机制。

作者接下来分析了后自由主义法律秩序面临的困境。作者认为后自由主义社会有两个一般的特

点：政府公开干预自由主义社会中政府不应涉足的领域；国家和社会又开始重新混同界限，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一方面公法日益涉足私人的领域，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等私人自治的社会团体具有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能。福利国家对法律秩序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迅速扩张的使用无固定内容的标准和一般性的条款。第二，从形式主义向目的或政策导向的法律推理的转变。这两点无疑都是对法律的普遍性和自治性的的威胁，进而也使得法治秩序面临解体。合作国家则使得国家和社会的界限模糊，私人机构制定了越来越多的规则，整个社会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多的包括非政府的规则，这一趋势馋食着法律的公共性和实在性。综上来看，后自由主义法律在背弃法律形式主义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作者认为，一个形式的规则体系就是指严格依据规则本身去考虑问题而不关心这种考虑所产生的结果。作者进一步指出，任何法律都依赖于某种程度的形式，然而又没有一部完全形式化的法律。在形式与公平，协作的冲突和妥协中，后自由主义法律的形式性无疑大大的退步了。由于后自由主义法律承载了更多的道德义务，设定了更多的行为标准，人们对理想和现实的区分也有淡化的倾向。

作者为了更好的解释自由主义社会中的现代性问题，对传统主义社会和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也一并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处，我也只关心与法律有关的现代性部分。传统主义社会具有工业化的经济和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后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观点，其中存在着现代性和非现代性的糅合。与之相对应，传统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法律秩序和非正式的习惯法律体系。前者是由当地社会精英制定的，对社会实际控制很少，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存在；后者体现了社会中的主流意识，是等级秩序的真正维护力量。革命的社会主义把工业主义，国家力量，社会公平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法律成为了实现未来理想的工具。法律的形式主义较弱，目的导向性很强，其合法性来源于他追求的未来的目标的道德性。然而作者认为这种法律并没有消除人们的等级依附性，在一味要求人们为了未来而屈就现实的时候，并没有给出关于未来的持续的有力证明。作者综合三种社会形态的现代性问题后发现，依附于等级秩序的现实和对公平，自由社会的理想之间的矛盾都没有获得解决。

在第四章，作者再次回到第一章提出的方法，秩序和现代性问题，并对之进行整体性再回答。作者提出了一种克服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新方法即共同意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将行为和信念统合起来，摒弃传统方法上二者的对立，将注意力投射到二者的关系上----一种互动的而非单向决定的关系上。在这种解释方法中人的信念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从而实现了研究者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在社会秩序问题中，共识理论难以说明冲突和变化，个人利益理论难以解释社会的内聚力和稳定性。然而作者又指出这两种方法的缺陷和对立完全有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克服。作者设想一个能够致力于调和个性和社会性的社会秩序，并使现有秩序和超验批评都在一个可能的范围内得到互动。在研究自由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时，作者“所用方法之核心就是一个信念与经验，意识与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概念”。那么自由主义法律发展到后自由主义法律以后，其前景又如何呢？作者认为面临着两种答案：一种是循环式的，重新回归到不区分理想与现实的习惯法中去；另一种是螺旋式的上升，这是一种真正的超越。社会理论的局限性使得问题的答案难以从现有理论的框架中得出，而作者认为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其实质是政治本身的局限性。昂格尔作为一代法理学大师，思想非常深刻，文本也非常艰涩难读。加之《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涉及哲学，历史，社会学等等方方面面的理论，作者的综合性也很强，因此，我也没打算一遍之内就能很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现在这本书已经超越了批判法学的代表著作的地位，成为一部法理学经典。该书认为法律隐藏了一个社会结合的秘密，是研究社会的最佳切入点。这一观点使得读者很可能认为作者的目的是研究社会，法律不过是手段。这种看法也可以从本书的结构可以得到印证，我本人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不过，正如批判法学自己所认为的，法

律和社会是不可分离的，我们不能脱离社会谈论法律。因此，作者在该书中的哲学，社会理论对于理解法律是必需的，这也正是作者一直主张的对传统方法的“超越”之所在。该书对传统社会理论的方法问题，现代性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的理解可谓独树一帜，虽然我本人还不能很好的理解其中的很多内容，但这本书的确使我打破了对自由主义法律的盲目乐观和迷信。我相信这一点，也会是激发我以后继续关注批判法学，关注昂格尔的原动力。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读书笔记 篇2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自从1968年出版，就成为政治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时隔近43年之后，读到这本名著，令我心潮澎湃，感触颇多。

一、本书的简要内容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第一章“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从理论上对其理论架构进行分析。本章首先指出各国之间政治上的最大分野是政府的有效程度。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衰朽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失调。亨廷顿从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两个角度来分析。他提出了政治制度的涵义及其四个标准，并从公共利益角度讨论了政治制度。而现代化则促进了政治意识的多元化，如果政治制度不够发达，就会导致暴力和腐化。亨廷顿又从社会阶层即城乡差距的视角论述了政治衰朽，并列表分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城市和农村阶层的作用。他又依据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两个变量区分了两种政体：公民政体和普力夺政体。

第二章“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之比较”，亨廷顿首先区分了政治现代化的三个层面：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他依据这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了英国、欧洲和美国三种政治现代化的不同类型。亨廷顿从比较历史的角度说明了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是多线发展的。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借鉴意义，而是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去寻找发展的路径。

第三章“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亨廷顿认为传统政体的现代化首先要有权力来进行政策创新，其次要具备吸收新兴社会势力政治参与的能力。他分析了传统政体的不同类型，主要关注于官僚政治政体和封建政体。亨廷顿从政策创制和团体同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最后，亨廷顿对于这两种政体中国王所面临的困境作了分析，要么嬗变、要么共存、要么维持。亨廷顿认为传统政体的变迁过程中往往由于军人力量的强大而产生普力夺社会。

第四章“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亨廷顿分析了普力夺社会的根源，即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导致军人、学生等有组织的团体干预政治。接着，亨廷顿考察了普力夺政体的演进：寡头普力夺→激进普力夺→群众普力夺→公民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军人所起到的作用既可能是护卫者、制度建设者，也可能是破坏力量。

第五章和第六章，亨廷顿考察了政治发展的两种动力，即革命和改革。在第五章“革命和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分别从城市和农村，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等角度，结合发展中各国的不同发展历史，分析了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发展的历程。他把革命区分为东方型革命（动员→创立新制度→推翻旧制度）和西方性革命（旧制度瓦解→动员→创立新制度）两种类型，并且分析了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认为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它涉及到政治动员、政治制度化和公共秩序的基石，比如党的建设的理论、灌输理论等。

第六章“改革和政治变迁”，亨廷顿首先指出改革比革命更为罕见，接着区分了改革的两种战略战术：渐进的费边主义、闪电战，并且以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等为例证明。亨廷顿分

析了改革在城市和乡村中，对于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不同作用，在城市里是催化剂，在农村则是替代物。他着重讨论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因为农民所关注的主要是眼前的实际利益，而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第七章“政党和政治稳定”，亨廷顿分析了政治发展的重要组织力量：政党。他把政党区分为一党制、主从政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他分别讨论了各种政党体制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认为两党制是最稳定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一党制更符合社会现实。他又考察了农村起义过程中，政党体制的不同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最后，亨廷顿指出，组织在政治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二、摘要分析

1．“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政治活动家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的多寡。”

分析：当一个社会里的政治活动家隶属于多种政治机构时，他们就会在多种政治机构内活动，就能在多个机构里实行治国改善社会的措施。如果这些政治活动家认同多种政治机构，那么这些政治机构就有更大的自由活动，这保证了民主。如果政治活动家很少隶属和认同各种政治机构，他就可能会压制这些政治机构，不尊重它们，采取政策批驳政治机构的活动。

2．“若要使该社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话，每一个集团的权力就是通过政治机构来行使的。”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机构和共同体的相似性，即组成共同体的成员一定有一个相同的背景，而政党是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代表，但是，组成共同体的成员不一定拥有相同的目标，而政党中各成员的利益和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因而相同背景下不同政治目的的成员各组成一个集团，通过政治机构比如政党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3．“在简单的社会里，即便没有政治，或至少没有高度分权化的政治机构，共同体也照样可以生存。”

分析：这里所谓的“简单的社会”，我姑且理解为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如蒙昧社会（原始社会）和臣民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蒙昧社会里，人们没有权利意识，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经济生活采取平均分配，所以他们不需要也没有能力组织政治机构。在臣民社会，臣民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意志，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只有义务没有实质上的有效权利，他们不需要高度分权的政治机构来维护他们的政治利益，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在“复杂的社会”，即公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萌生了保障自己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利的观念，他们需要高度分权化的政治机构来维护多个社会集团的利益。

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实用的国家政体是融民主体制和寡头体制为一的政体。”分析：所谓民主政治，即多数决定少数权利；所谓寡头政治，即统治权为少数人所把持。民主政治容易引起多数的暴政，寡头政治容易引起少数的暴政。所以，融寡头制与民主制为一体，是最安全的。

5．“如果可以避免革命，城市中产阶级便会在适当之时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其队伍的不断扩大，它也变得更加保守。”

分析：中产阶级往往不太倾向于采取对社会破坏较大的激烈暴力行动。随着队伍的壮大，中产阶级开始要求维护传统的经济体制，反对改良。

6．“一个具有分工结构和选贤任能制度的官僚体制，从效率逻辑来讲，是比政党更加现代的制度。”

分析：这样的官僚体制，具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具有明确的等级制度，具有关于职权和职责的法规和制度，所有职位均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担任，随时可以解雇，因此，其效率必然要比政党高。

7．“孟德斯鸠认识到，功能的严格划分会导致权力的不平等。”

分析：功能的严格划分，使各机关分工明确，但各个机关的工作必有分重要关键的与次要平凡的，因此权力的不平等由此产生。

8．“较为可能出现民主的倒是那些保存传统社会和政治多元制成分的国家。”

分析：保存传统社会和政治多元制，各个利益集团才能维护其自身特殊利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就获得了存在的权利。

9．“没有一个君主是在一个纯粹传统的社会中着手改革的。”

分析：如果一个社会纯粹是传统的经济结构，或者是纯粹由传统的思想统治，那么，就不会有改革的需要和动力。比如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其前提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再如宗教改革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瓦解，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开始形成，才有了反对旧有社会秩序即封建贵族特权与分裂割据的要求。

10．“公民政体直接随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稳定，普力夺社会却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不稳定。”

法律的故事读书笔记 篇3

在此案中，行为人“在客观上表现为对财物的保管者、所有者、守护者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迫使其支出财物;”在方法上，实施暴力，公然“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打击或者强制，例如，捆-绑、殴打、禁闭、伤害等等”，严重威胁着他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在主观上，是有意地采用暴力手段，夺取钱物，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4位学生的行为已触犯了刑律。

我国刑法还对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1)犯罪时已满16岁的人是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因为他们的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已具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应当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一切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

(2)犯罪时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是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只对几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如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犯罪负刑事责任。达到这种年龄的人，虽然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但毕竟尚小，社会知识缺乏，对不少犯罪行为还不具有完全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能力，因此，把他们负刑事责任的范围控制在几种重大犯罪之内是适宜的。”这4位学生犯罪时3位16周岁，一位15周岁，理应根据刑事责任年龄，追究他们应负的法律责任，他们是罪有应得。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加强对他们的法制教育，把中学生违法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把每一位学生都培养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此案给我的启示是：

第一，作为班主任，不能只管教不管导，上例就是很好的教训。要在平时教育学生遵纪守法，并根据这个主题多开展活动，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可轻德重智。

第二，学校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少年学生学法用法，使学生明白什么是法律禁止做的，什么是法律规定必须做的，什么是提倡努力去做的。使他们通过学法用法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第三，校政教处要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如法制报告会，组织指导观看法制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组织学生参加公开审判会等，使学生直观地认识到法律的神圣和威严。

《法律的经济分析》读书笔记 篇4

《法律的经济分析》是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的著作。该书成书时间虽然较早，但是一直保持更新，至今已经是第四版了。作为一本面向法学院学生的法经济学教材，本书语言浅显，尽量减少了数学公式的推演过程，同时内容也十分的全面，涉及的领域包括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家庭法等领域。读完本书，笔者对法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现就法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做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同时发表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法律经济学的产生为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是世界范围内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大成就，为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地，使整个法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法律经济学在美国已成为显学。法律经济学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

一、法学和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同性，二、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法学理论中称理想的决策为合理的，经济学称理想的决策为理性的。合理和理性的区别是哲学的一个著名论题。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是，法律是理性的，因而可以对法学用经济方法加以分析。

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基于此论断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二、法学和经济学在“个体”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问题上存在共同的特征

通常来看，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一般在于财税法和反托拉斯法等经济领域的法律规范（皆为制定法）。简单来说，这种交叉就是用用法律来管理经济，而经济的自身规律又使得法律尽量的合理化。这种表面上的交叉只是法学和经济学具有相似性的一个表象，并未很好的反映出二者的共同特征。事实上，二者的共同特征主要体现在对“个体”和“个体与个体之间”问题的关注上。

首先，法学研究对象与经济学研究对象中进行选择并做出行为的“个体”都归结为活生生的个人或多人的结合。这个研究对象内涵丰富并且非常具体，研究

者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其次，法学研究对象与经济学研究对象中个体之间的关系都表现为简单明了，利益直接冲突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模式。为了便于研究，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都把复杂的利益冲突转化为多个单一的利益冲突。在经济学里这种单一的冲突一般表现为价格的变动。在法学里这种单一的冲突一般表现为权利和义务的增减损益，诉讼的胜负成败。

进一步而言，这两个学科对利益直接冲突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的重点都是在于博弈双方利益的分割。同一次交易中的获利总量是不可能被双方同时占有的。诉讼中泾渭分明的“胜诉”和“败诉”同样也是如此。但是，利益的分割并不是绝对的、走极端的；相反，利益的天平可以做出各种适当的调整。经济学家鼓吹的经济政策，法官做出的最终判决，都是在权衡各方利益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分割方案。

再次，就研究方法而言，经济学与法学也有相当大的共性，那就是“参照系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经济学中的均衡指经济学研究对象各方面的力量达到相互制约和相互抵消，在此状态中各方面的愿望都能得到最大满足，比如某一商品市场中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一致，现实需求量与供给量也一致时，商品生产成本最低，供求相等，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的状态，其标志为该商品最低价格，即均衡价格的出现。这就是一种局部均衡，当每个市场都达到均衡时，一般均衡也就达到了。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而每一种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使它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仍然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照系，所以，均衡带来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使它成为现代经济学家构建其理论的重要指针。由于“均衡”的参照系地位，虽然在“均衡”这一概念中包含了现实性，稳定性，效率性等重要的价值取向，但确切地说，均衡只是一个常用的工具性概念，本身并不是经济学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效率才是。当然，从均衡这个基本的参照系可以演绎出其他的参照系，对于科斯，是“零交易成本”。而就波斯纳而言，“财富最大化”是他对法律展开经济分析的参照系。他说，“财富最大化”学说是一种超越古典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它主张判断行为和制度是否正义或善的标准就是它们能否使社会财富实现最大化。这种态度容许效用、自由以及平等这些相互斗争的伦理原则之间的协调。他又补充

说，“财富最大化”并不是影响法律的善或正义的唯一概念，还有其他的因素。相对与经济学，传统法学的参照系是更为明显的。这种参照系在法学里通常被表述为一定的法的基本价值，如我们熟知的正义、自由、秩序、公平、效率等。依据法学家们价值序列的选择不同，产生出“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等诸多学术立场和它们坚持的原则和研究方法。这种建立、选择、运用参照系的研究方法和经济学是很相接近的。

三、法学和经济学在参照系和评价标准的特征和性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和法学都是采用参照系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但两者的参照系和评价标准在特征和性质上却有着一定的差别。

首先，对于“效率”“公平”价值标准推导的过程不同。在经济学里由均衡状态参照系推导出的是“效率”，“公平”价值标准，它是从人的行为中归纳出来的，性质上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强实证性的。然而在法学里，从道德哲学、法治思想、条文规范归纳出来各种参照系，性质上是人为的，是刚性的和规范性的，是弱实证性的。

其次，对人的实际选择行为的关注度不同。既然经济学是主要是实证性的，所以对人的理性选择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因此对人类行为具有较深刻的掌握并发展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道德和法律的由来，变迁和性质都可以用经济来探讨，因为这也是人类理性行为的一部分。而法律主要是规范性的，所以法学研究的材料主要是法条、判例和以前法学家的思想，加上法律自身浓郁的政治属性，法学重在讨论如何安排制度，人的实际行为选择并不是法学研究的重点。

再次，参照系复杂程度不同。虽然经济学和法学的参照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经济学的参照系是比较单一的，集中的和稳定的。而法学的参照系是相当复杂的，分散的，易变化的。

市场经济中，各个市场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根本要求与各个经济个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追求之间的互动，使经济学家不得不寻找在各个经济因素的不断无序运动中使经济世界保持相对的静止的状态的那些条件，即达到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条件。所以经济学中，“均衡” 既是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又是一个单一的参照系。市场经济的高度竞争性，几乎使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把“效率”作为绝对的价值评价标准。当然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经济学家也关注“公平”

标准，即社会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当然在关注时他们还是在思考“如何能更有效率地实现“公平”这一价值。这一简洁的，以效率为根本追求的价值标准是经济学家研究所有问题的出发点。

由于法律的调整对象——社会关系的混合性、复杂性，使得建立一个像经济学那样主旨明确、功能强大的单一性“均衡”参照系成为不可能。前文提到的“参照系在法学里通常被表述为一定的价值序列，依据历代法学家们价值序列的不同选择，产生出诸多学术立场和它们坚持的原则和研究方法”，就是说的这种情况。最后，二者的思维方式也有所不同。从两个学科研究方法的思维方式来看，经济学和传统法学也是不同的。

在经济学中我们常见的是“条件式的叙述”，即特定的结果只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成立；当条件改变时，结论也会随之改变。因此，经济学家总是在不同的目标和手段之间不断的做出取舍，“替代方案”的可能性是经济学家永远的讨论话题。加上现代经济学家对数学工具的借重，使得“条件式的叙述”、“替代方案的寻找”更加精细，更加具有科学性。

相形之下，在传统法学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每个学派常常认为，法律本质上毕竟可以归结为一种行为规范，所以社会关系的状态“应该”依照它提出的参照系来进行规范，并且据此创设的法律关系应该是稳定的。而对于其参照系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和成立条件本身，以及这些基础和条件变化时对其参照系的影响，却很少受到这个学派主动的严格的检验。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这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往往由学派之间的论战来附带地得到解决的。

可以说，在一个相对稳定、相对封闭的社会里，经济学和法学向政府提供的法律或者公共政策的建议可能是相似的。可是，当社会变革加快，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时候，法学对于这种变化如果反应迟缓时，经济学的思维模式的优势就开始展现出来。

四、结语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读书笔记 篇5

作者写本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为中国的法律原则的适用提供他山之法，或者说是提供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作者在文章开头即宣称了这样的一种原则适用的必要性，我们不应该将法律原则放在一个无人关注的领域，让它身上的价值无处体现，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们要尽力去发掘法律原则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价值。

然而，在读本篇文章的过程中，我考虑或者说想得更多的并不是与法律原则适用有关的内容。反倒是作者在开头的简单论述引起了我抒发己见的兴趣。

在文章开头，作者即指出2010年中国就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我却不禁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真的已经建立了吗？而这样的一种宣称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我在此斗胆地猜测一下，这样的宣传是不是在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从此中国不会再在立法领域有什么大作为，既然体系已建立，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了。如果仅从主观意愿上出发，那么立法者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已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能使人信服，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我们当前的社会环境，我们就会发现离这个“建立完整法律体系”的目标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中国当前正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就称自己已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似乎有些太过浮躁，仅用几十年的时间久想建立一个囊括所有的框架，这种想法与做法似乎有些乌托邦！其次，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其法律也将迎来一系列的挑战与生机，因为转型期的社会会有更多的问题与争议需要法律作出积极的回应，这些因素也将推动中国法律、法学向前发展。如果说此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这样一个体系，需要的只是再做一些简单的修补工作，这显然与客观事实不在同一步调上。这样的上层建筑似乎建立的基础并不扎实。由此，在我看来，中国目前仍应该脚踏实地地将立法工作做好，先打好这整幢法律体系大楼的楼基，不应操之过急。

此外，我对作者在关于法律原则适用必要性的论述时提出的一些观点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既然“存在大量的法律漏洞和空缺结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完全让司法机关来做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这种司法扩张时我们今后法律人可能从事司法领域后也会寻求去做的事，但在这，我只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分析，而非站在司法角度上看。）与其将这种问题抛给几个法

现代文读书笔记 篇6

《繁星·春水》是冰心平时随便记下的“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后来，她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启发，觉得自己那些三言两语的小杂感里也有着诗的因子，这才整理起来，而成为两本小诗集。

今天我细细品味了《繁星·春水》，一翻开，几行黑色的字体，把我的心都拉过去了：“梦里采撷的天花，梦醒来不见了——我的朋友！人生原有些愿望，只能永久的寄在幻想里！”“残花缀在繁枝上;鸟儿飞去了，撒得落红满地。”一时间，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凄凉又带有些美丽的画面：春，已过去。干枯的枝干七零八落的，上面只点缀着五六朵残留的花朵。鸟儿拍着翅膀飞离了，仅留的花朵也飘落满地，地上是一片鲜红的，温馨的，又凄凉的。鸟飞花落只剩干枯的枝干，这仅仅在一时之间。

我继续看下去“生命不也是这般的一瞥么？”这反问，问得我心头一颤！是啊！生命不也是花开花谢这么短暂的一时吗？在做作业时，我总是想着今天别做了，反正还有明天，出去玩玩吧，每次都是在最后几天里手忙脚乱地赶作业，赶得又累又困却又无奈，谁叫我刚开始不抓紧时间呢！常常悔之晚矣。

“嫩绿的芽儿，发展你自己！”;“淡的花儿，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牺牲你自己！”是啊，人生是短暂的，他需要我们去热爱去发展，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继续读下去，更是明白了许多道理。

中国现代史读书笔记 篇7

读史使人明智。“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到手上捧着的这本崭新而又精致的《中国现代史》，待我轻轻地抚摸过她的封面后，我翻开了她的扉页。

这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讲，先后用七个章节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北洋军阀的末路、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展、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系列过程，最后用单独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属于“中国现代”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中的哲学、科学和文化思潮的发展和演变情况，让读者在为祖国和民族承受着巨大历史灾难而扼腕叹息之时，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有更深沉更深刻的思考。

同样，我的思考也由此开始。

中国现代史的七个阶段

《古代社会》读书笔记 篇8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自从问世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古代社会》以细致及全景式的描写展现了一幅古代社会的宏大画卷，触及到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进程中的很多重大课题，重建了原始社会史，对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的研究尤为翔实、深刻，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曾作了详细的读书摘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 也引用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第一编是《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作者认为：“发明、发现是互相建立在累进的关系之中的，各种制度则是立于展开的关系之中的”，并且指出：“政府的一切形式都可以归纳于两个一般行的方案之内„„第一个方案是一个人为基础，是纯粹一人的关系为基础的东西，组织单位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第二个方案是一领土及财产为基础的，可以区别的一种国家。”（第6页）作者在后来的论述中也是延续着这种思想来论证人类文明的进程的，从第一方案过渡到第二方案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人类社会也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摩尔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七个阶段，即野蛮低级状态、野蛮中级状态、野蛮高级状态、开化低级状态、开化中级状态、开化高级状态和文明状态。从而体现出人类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体现出作者的进化论观点。在《生存的技术》一章中，摩尔根提出了人类食物的五种类型：在有限的住地上以果实草根为为食物的自然生活；鱼类生活（最早的人工食物）；借栽培而来的淀粉性食物生活；肉类及乳食的生活；由农业而发生的无限制的食物之生活。同样的这也体现出作者的进化论观点。

不过摩尔根对于人类制度的看法却有些唯心主义的成分，他说：“人类的主要制度说从极少数的原始思想萌芽发展而来的证据积累的一部分；并证明人类制度的发展途径与方法是预定了的，同时又证明这些途径与方法的歧异是被人类心灵的自然逻辑及能力的必然的界限所限制于狭窄的范围以内的。”（16页）——人类制度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并且各地的制度也不尽相同，因而决不是预定的。

摩尔根把家族分为五种形态：血缘家族、群婚家族、对偶家族、父权家族、单偶家族。展现了人类家族的变化发展的进程。

在谈到古代文明的主要贡献时，摩尔根认为：“文字的使用，或在石上刻象形文字，提供了文明开始的最适切的标准，倘若没有文字上的记录，历史与文明，都不能适当的说已经存在。”（30页）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一大飞跃，也是走向真正文明的开始。摩尔根接着又说：“在人类的各支中，雅利安族及闪族是最早脱离开化状态的；他们其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他们与不同种族的混合。由于他们食物的优越性或是由于获得了地利，也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的总合的结果，这两族实际是文明的建立者。”（35页）这一段文字虽然不多，却很重要，为作者在后来论述古代希腊、古代罗马较早地过渡到第二方案，进入文明社会建立国家，而美洲、大洋洲的土著居民却还处在古老的部落社会提供了很好的注解。亚欧大陆种族众多，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便于人类的生存发展，种族融合频繁，容易促进社会进步。美洲大陆相对孤立，物产相对贫乏，生存条件不如亚欧大陆，人口数量较少，而且比较分散，种族融合机会较少，社会发展缓慢，大洋州更是如此。种族融合、地理环境因素，这对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美国的快速发展和它本身的地理因素和移民国家有莫大关系。

在《人类发展进度的比例》一章中，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是呈几何级数的，人类发展的进度是越来越快的。

在第二编《政府观念的发展》中，摩尔根主要论述了美洲易洛魁部落社会及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作者采用了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述古代社会发展的历程，认为氏族社会曾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地。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用了很多的实例。澳大利亚卡米拉洛依部落实行婚姻级别制，还不是成熟的氏族社会，因而其氏族还是很幼稚的。作者对氏族组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摩尔根给氏族这样进行定义：“一个氏族组织，就是依有共同的祖先，以氏族名称相区分，以血缘关系相结合尔成的一个血缘组织。”（62页）并认为女性本位是原始的法则。

摩尔根以氏族为基础比较了美洲土著、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府方案。美洲土著的政府方案是：第一氏族；第二胞族；第三部落；第四部落联盟。古代希腊的政府方案是：第一氏族；第二胞族；第三部落；第四民族。古代罗马的政府方案是：第一氏族；第二古利亚（胞族）；第三部落；第四民族。

摩尔根认为：氏族制的出现基于三个主要的概念，即亲属的纽带，纯粹的女性本位世系以及氏族内婚的禁止。他还详细列举了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及义务：

（1）选举世袭酋长及普通酋长的权利。

（2）罢免世袭酋长及普通酋长的权利。

（3）遵守在氏族内禁止婚姻的义务。

（4）已故氏族成员的遗产继承制相互权利。

（5）援助、防卫及复仇之了相互的义务。

（6）对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

（7）收养外人为氏族成员的权利。

（8）宗教仪式、审问。

（9）共同墓地。

（10）氏族会议。（69－79页）

这些功能于职权，对于氏族组织予以活力和个性，并且保障了氏族成员的个人权利。

而胞族是比氏族高一级的组织，“胞族是属于同一部落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为了

某种共同的目的所结合而成的一种有机的联合或组织。”（86页）易洛魁部落的胞族有八个氏族，分成两个胞族，即第一胞族和第二胞族。易洛魁部落中的胞族，一部分是为了社会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宗教的目的，如球类竞技、谋杀案、葬礼等等事务。胞族对于所属氏族的世袭酋长即普通酋长的选举有直接关系，享有否定和肯定的投票权。

部落是操同一方言的氏族所构成，部落的特征如下：

（1）具有一部落领土即部落名称。

（2）操一方独有的方言。

（3）授予有氏族所选出的世袭酋长即普通酋长职权的权利。

（4）罢免世袭酋长即普通酋长的权利。

（5）具有一种宗教上的信仰及崇拜。

（6）包含一酋长会议的一个最高政府。

（7）在某种情形中部落得设置一领袖酋长。（109页）

部落联盟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部落之间的联合，地方自治、各部落依然独立。部落联盟有两个重要的组织，一是世袭酋长大会，二是军务总指挥官。

通过这些分析，摩尔根认为美洲土著没有真正建立过君主制的国家，很多人把墨西哥的阿兹忒克联盟当作一个君主制国家，实际上是一个误解。美洲土著的最高

社会组织是部落联盟。

在论述古代希腊社会的发展历程时，摩尔根认为君主制和氏族制是决不相容的。英雄时代的雅典民族是军事民主政治，是一氏族为基础的，它有三个组织，即酋长会议、阿哥拉或人民大会、巴塞勒斯或军务总指挥官。这时的雅典仍然处于第一方案之中。当雅典人在领土与财产的基础上建立其新的体制时，其政府是一种纯粹的民主政体。

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为了突破氏族组织，希腊的杰出人物不断地进行改革，瑟秀斯曾把人分为名族、农民、工匠三类。索伦立法把人分为四个阶级，即第一阶级可担任高级职位，第二阶级服骑兵役，第三阶级服步兵役，第四阶级服轻装步兵役，第四阶级无任公职，不需要纳税，在人民大会中是成员，具有投票权。克来斯瑟尼斯的立法及政治社会的建立时期，阿提喀分为100个德姆或市区，并登记财产，市区内之人享有地方自治权，选举市长等。十个德姆为一地方部落，类似后来的郡。这次改革最终使希腊社会进入到第二方案。

为什么易洛魁人没有形成民族而希腊人形成了民族呢？摩尔根认为是希腊的各种宗教仪式成为希腊人的全民的公共活动。希腊部落的巴塞勒斯掌握宗教上的职能，也充当司法首脑。氏族通过宗教仪式，不断促进氏族团体间的结合，使希腊人逐步成为希腊民族。罗马民族的形成也与此相似。摩尔根的解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夸大了宗教仪式的作用，因而很难令人彻底信服。

罗马政治社会的建立与希腊有些相似，但最终形成使使一个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混合政府，原因是罗马人具有很强的军事精神，尚武成风，擅长于军事形式来组织和管理事物。此外，摩尔根还忽视了希腊和罗马不同的文明形式。希腊在早期城市繁荣，商业发达，航海便利，希腊人喜欢冒险，勇于探索，心态开放而包容，属于海洋文明，在进行商业交往中需要贯彻平等贸易的契约式原则，从而使这种平等观念深入到政治社会。罗马在早期更善于陆地上的战争和掠夺，商业文明不及古代希腊，大陆文明特色显著，民主平等观念不强烈。

氏族制的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氏族组织虽然具有民主的形式，但缺乏开放性和进一步的创新性。外来移民的融入，城市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大量涌现及私有观念的发展都对氏族组织起着解体作用。

通过摩尔根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氏族在古代社会进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氏族制奠定了人类社会的初步民主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却越来越不适应，最终陷于解体。摩尔根对古代希腊社会似乎很欣赏，似乎有美国民主制的影子，作者借此来证明古代世界曾普遍地存在着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原始民主社会。现代民主制是在古代原始民主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酋长会议或元老院相当于现在的参议院，人民大会相当于现在的众议院，这两者相当于现在的立法机构，领袖酋长或军务总指挥官相当于现在的总统，罗马的大法官和近代的法官都是从古代的市政长官演变发展而来的。但摩尔根似乎夸大了氏族组织的作用和影响，近代的欧美民主制度是否脱胎于古代社会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还很值得商榷。摩尔根在《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一章中，从现实的依据出发，来寻找氏族组织古老的痕迹，但他的推论有时也也不免望文生义，如他对“中国百姓”的解释是不正确的。

摩尔根在第三编《家族概念的发展》中阐述了家族制的变化发展，在这里，作者不是通过直接的证据来论述，而是通过亲属制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如通过亲属称谓进行间接的推理论证。

摩尔根在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展》中，作者讨论了财产在几个文化阶段中的发展，有关所有权和继承权的法则，以及财产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消费社会》读书笔记 篇9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来源于丰盛社会，对于消费社会的反抗其实来源于对丰盛社会的抵抗。丰盛社会中暴力的特点是无目的、无诉求、象征性，和过去传统的暴力方式不同，过去的暴力往往是有目的的，是表达某种诉求。比如战争，是为了争夺资源，暴力是建立在争夺财富的基础上的。而在丰盛社会中，资源和财富是不缺少的，缺少的是消费选择。社会中的暴力更多的.是表达对社会的失望，对跨越阶层的焦虑，比如整个6月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几乎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反过来说，消费社会或者丰盛社会下的社会控制更让人绝望。消费社会中，化解暴力的方式是增加更多的服务或者消费，比如增加对服务行业的行业标准以增加幸福感，但这是在牺牲服务行业人群情感的基础上进行的；又比如增加新的符号消费，生产某个领域的成功来解除焦虑。但从根本上讲，这些都无法解决暴力发生的原因，即社会阶层的差异符号带来的差异消费。

亚文化也是反抗的一种。鲍德里亚口中的亚文化主要指毒品、禅宗、摇滚等等文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拒绝被名誉地位原则社会化，拒绝丰盛、社会成功及摆设的礼拜仪式。这些亚文化看起来会表现低俗甚至弃世的倾向，但其精神境界本身是高尚的，它代表凸显个人价值的倾向，而不是甘心把个人抹杀服从消费。

可值得玩味的是，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的亚文化，最终还是被吸收到消费文化中。暴力作为一种可消费的素材，成为了传播中的新闻元素，成为编剧的素材。暴力的主体被塑造成不成功的人，无法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这个塑造过程本身就塑造了一种符号，来引导人们消费这样的道路。亚文化更是如此，符号化更为突出。亚文化被青年广泛运用，但和其他思想文化一样，其文化内核被简单化歪曲化，最终造成“中国有嘻哈”的不伦不类。

最后一种抗争形式则是疲劳。丰盛社会下，并没有实现机会均等，反而形成了更多的竞争资源。比如知识、身体、符号、生活方式等等，都构成了社会竞争的资源。个体会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人竞争，要么一直不停竞争下去，被永远不停歇的符号生产和消费所拖累，要么意识到社会骗局转化为暴力，要么就对当前生存环境采取消极态度，即疲劳，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佛系”。这种看似消极的态度，在鲍德里亚看来却是最为积极的抗争方式。因为在消费社会中，疲劳是个体唯一能够支配的东西，是唯一能够不被消费转化的东西。

现代课程论的读书笔记 篇10

课程不是单纯的知识、技能的堆积，它还包括了教师组织指导下的学生的活动。学生有计划地掌握一定的系统的知识、技能，在解决各种问题的同时，发展起一定的能力、习惯和态度，例如，通过说话、记叙、报告，发展表达能力;通过事物的系统观察，发展观察能力。这就是说，课程是由知识、技能及与之相应的学生的活动组成的。

有必要授予学生明确的、系统的基础知识、技能，以便使学生自己学会灵活地应用这些知识、技能。这样，就得从许多知识、技能中，选择真正的基础知识、技能，并据以构成课程。

正式的课程的形成，大体是在19世纪以后。在此之前，严格意义上的课程是不存在。课程形成历史是比较新的，但构成课程之基础的学科本身的历史却古老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

德国合科教学的三种形态：

第一类：以奥托的合科教学为代表的课程。他抨击在规定的课时内向学生灌输一定的教材的传统教学法，主张按照学生兴趣、爱好，组织学习一定的课题，教师作适当的辅导。

第二类：以莱比锡计划为代表的小学低年级的合科教学。这个方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有计划的练习——读、写、算、体育;一部分是以乡土科的真观教学为内容的合科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以后者为核心，有机地组合其他内容的。

第三类，拜恩州纽伦堡学校展开的小学合科教学。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塞茨，他在1926年提出“教学转轨论”

塞茨的“教学转轨论”，他在肯定科学的价值的同时，注重“心”的问题。他认为，人是一个完整的人，单纯地灌输知识是不行的，应当提高人的本来的创造性。因此，他主张“教学转轨论”。亦即，教学不能仅仅以传递知识为目的，还必须追求心灵的世界，就是说，教学必须“转轨”。

塞茨认为：“意义的发现”比之事物的科学描术更重要，从而构想了超越分科框架域的合科教学，构成此种合科的中心的是“集结作业”。他把小学1——3年级、4——6六年级、7——8年级分别作业第一、二、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课程，用朴素的方法，让学生学习能够体验的环境。具体地说，以儿童在家庭、学校及乡土环境中的生活，构成“集结作业”;第二阶段，儿童的环境有了拓展，随之而来的是儿童的意识发展起来，“自我”表现出来。作为“集结作业”，是让儿童了解广阔的世界、往昔的时代、他人及自然与自我的关系等。第三阶段，以“自我”为基础的世界的形成成为中心。

集结作业的三个阶段中应当掌握的能力和技能，主要是：1.必须是从教学的整体中产生的;2.必须是以体验整体——教学总是要求客观世界与自我的融合——为基础的;3.不得从外部赐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