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儒家文化

现代社会儒家文化（精选12篇）

现代社会儒家文化 篇1

一、孔孟的仁学主张

“仁”的本义就是“人”, “仁道”即“人道”。儒家的仁爱从本质上讲, 是血缘亲情之间的显发和推广, 由爱父母兄弟推而及于社会其他人。在儒家看来, 血缘亲情自原始时代以来就有, 也是人性的最基本表现, 将对自己父母的爱推及于社会才是真正的“仁”。“以民为本”思想是儒家仁政学说的重要内容, 孔子讲“仁者爱人”正是多泛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孟子把“爱人”通过为政者扩充为对国家的爱, 即“人皆又不忍之心。先王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上》) 不忍人之政”即为“仁政”, 从而形成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思想。

二、儒家“仁政”思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 这就是把人与己完全作为一个人而平等地看待。“仁爱”, 就是视人如己, “以爱己之心爱人, 则尽仁” (《正蒙·中正》) 。孔子认为仁德确立的关键在于在己与人、内与外、身与物之间建立一种中和关系, 做到人我、物我、群己之间不偏不倚。要从个体的“内省”、“内自讼”、“求诸己”、“克己”的道德修养做起, 并通过这种自觉的内在修养以摈除人之不好的欲望和情绪, 从而把人的心性转换到“己欲”与“他欲”、“己立”与“立人”、“己达”与“达人”相统一的仁德上来。儒家“仁政”思想要求人们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原则, 把个人的价值实现与完善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食” (《论语卫灵公》) 。儒家提倡个个修身养性、人人自我完善, 其目的是要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济世救国中去, 大力推行“仁政”, 造福国民, 流放千秋。儒家“仁”中的“和为贵”的思想, 就是强调社会各不同阶层、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和谐观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具有普遍意义。先秦儒家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其最高境界是大同世界。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核心, 礼制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障, 为此他们既关注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又关注人民的精神追求, 既强调道德的自觉, 又强调礼制的强制规范作用, 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儒家“仁政”思想对现代和谐社会建构的意义

孔子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人生价值观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人人各守其职、各安其份的和谐而又有秩序的理想社会。在这个和谐而又有秩序的理想社会里, “仁”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准则。把这个准则用于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 就是“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用于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就是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用于处理同僚之间的关系, 就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达而达人”。尽管孔子围绕着“仁政”的思想提出的这些基本准则有着明显的历史阶级的局限, 存在着君子与小人之别, 高贵与贫贱之分, 但处处折射和谐的理念。这一理念较贴近人情, 容易为一般百姓所接受, 儒家的教育理念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 便于以此推行道德教化。先秦儒家思想中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 他们既关注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又强调礼制的强制规范作用。诚然, 先秦儒家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与我们今天在民主平等基础上建设的和谐社会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的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对今天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社会文明与进步发展到全球一体化的今天, 儒家文化也需要充分吸取现代文明的滋养, 从而能与时俱进。儒家的仁学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中.儒家仁学思想亦无疑能够提供丰富的滋养。社会和谐是中国人民几千年不懈追求的价值取向。是倡导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目前, 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小康社会应是一个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应是一个和谐社会, 所以“和谐”是我们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儒家思想为我们实现和谐提供了可能。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至始至终离不开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仁学所强的传统道德, 人文价值的弘扬, 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滋养。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传统文化都有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儒家文化也不是永远普适于任何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无疑是智慧的宝藏, 不同时代的人们, 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立足点, 都应能够从中领悟可以借的精神财富。和谐社会这一千百年来古人的美好理想相信可以由我们来实现。

摘要：儒家的仁政思想更是中华文明的奇葩, 对现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有这不可磨灭的影响。本文通过简要论述对于先秦时期儒家仁政思想的理解, 试图为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仁政,和谐,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张春慧《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社会和谐意识.[J]科技信息.2008, (8) .

[3]郑亚伟《弘扬儒家“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江淮论坛.2006, (6) .

[6]吴立群《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体系的建构》[J]船山学刊.2008, (3) .

现代社会儒家文化 篇2

儒家文化是历史积淀下来成为传统的并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它的精华是我们今天需要着力去继承和弘扬的。但是，由于中国儒家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制度、皇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和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糟粕。面对21世纪人类跨文化交流这一大任务，中国人要想在跨文化交流中占主动地位，首先要实现“文化自觉”，并进而反思中国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做到吸取精华，弃其糟粕。

任何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在解析批判基础上的阐扬。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是辩证的对立的统一。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态度来认识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与影响，包括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儒家思想

物质文化、科学主义统治世界几百年后的今天，已发展到了其文化体系的顶点，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缺陷：第一，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节制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第二，个人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对社会组织和他人的威胁，并造成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第三，社会产品越多，社会结构越扩张，人就越是淹没在物质生活之中，成为社会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这就导致人失去其主体性和自身价值，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现代病的出现，严重阻碍了现代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东亚经济圈却一直保持着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中国改革开放短短的 30 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以上事实来看，是否可以对儒家文化作这样的定位：当现代化处于启动阶段时，由于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追求秩序与和谐的儒家文化确实阻碍了现代化的产生。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面临危机时，需要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秩序，需要现代化机制的良性运转，儒家文化的整合价值就能发挥作用。近代以来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陷可以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得到弥补，这就为儒家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契机。

中国文化在许多地方是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比如，中国重国家，西方重人民；中国重大一统，西方重多元化；中国重礼制，西方重法制等等。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千百年来，它对与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即便是在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处处可以见到他的影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割裂与他的关系，反而应该从中总结出资深的特点，发展出中国的特色，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认清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2消极影响：

第一、重道轻器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最高范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孔子早就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器”，讲究“安贫乐道”，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但是由于重道轻器，儒家又把道理解为“大道理”和道德原则，似乎只有搞政治、讲道德才是重道，而关心经济、研究科学技术等都与道无关，因而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轻视科学技术、生产创新等弊病。这正像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的:“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

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就非常关注社会人生，注重伦理道理，将人生最大的理想视为“治国平天下”，而轻视对自然的研究，对于与安邦定国、国计民生关系不密切、不明显的知识缺乏热情，一切以伦理道德为重，把研究自然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儒家强调内在的修养,重视尊孔读经,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解经式的研究方法,极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创造过很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封建社会末期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根本就没有产生我国的现代科学、实验科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些与儒家不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重人情贵亲疏”对现代化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

在传统社会，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一直受到血缘和家族关系的左右，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被视为血缘关系的推广。儒家历来研究最多的人际关系也是家庭血缘性的，在实际运作中，很多儒者通常也是以人情关系来代替道义原则。

儒家文化重视“亲缘”关系,并同时把它扩展到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儒家认为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把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君臣关系,加以拟血缘化。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使中国社会人际之间在利益上“公”、“私”不分，在心理上“人”、“己”难离，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赖关系。亲缘社会的“亲亲”原则，把照顾亲属关系合理化，并视为合乎人情，而当个人获得了实惠和好处时，往往归结为某人的恩荫和庇护，这样就形成各种形式的个人依附关系。将这种恩荫关系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就形成了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以亲缘关系来取舍人际关系，决定社会交往的远近亲疏，以家族为本位参与社会生活，必然会造成裙带风和家长制作风。这种亲缘关系扩展的直接结果是，在社会组织中从上到下人们可以随意安插亲属和亲信，编织关系网，人与人之间崇尚庸俗关系学，干部之间的裙带关系屡禁不止。而等级差序又导致特权和依附心理，滋长家长制作风。亲缘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泛化和极端化，严重地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和社会秩序，污染了社会风气。

第三、儒家文化重整体，倡协同的特点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在个人与人生的问题上，由于儒家文化重奉献，重仁即爱他人，强调修身克己，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则是引导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谐和社会统治的巩固；其负面的社会作用则是会磨灭个人的个性、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正由于如此，也就会限制、扼杀人的贡献。

儒家学说一向强调一种“群体主义”的人生定位，强调“能群”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群体主义要求每一个人都“忘己”、消融于群体之中，而且却并不主张平等，而恰恰是要保持等级。结果必然是依等级、辈分形成普遍的“下对上”的人格从属关系、依赖关系。比如儒学思想鼓吹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主张实行特权政治和家长专制。这些思想严重地贬低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压抑了人性,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套封建思想意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们长期在封建礼教的控制下生活,很难迈出新的步伐。在这种儒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因袭惯例、迷信权威、盲目服从、思想刻板、听天由命、与世无争、安分守己、处事老成、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以及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保守性格。

第四、儒家“中庸”思想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出的道德最高标准，他认为“中庸”是一种最完美的品德，它的含义就是要信守其“中”，“过”与“不及”都是错误的。他认为具备了这种品德，在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时，就能符合物理人情，无过无不及，就不会因处理不当而引起烦恼。

孔子认为要达到“中庸”这种标准，就必须遵循“礼之用，和为贵”的处世原则。的确，“和为贵”能使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和谐、稳定、安宁的状态中。从现实意义上说，“和为贵”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但同时，我们仍应注意到，没有原则的一味“讲和”也有很大危害的。不讲原则地讲和，容易导致和而不争，使中国人缺乏竞争、拼搏精神，放弃社会责任，产生自欺欺人的心理。另一方面不讲原则地讲和、礼让，也使中国人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对薄公堂，人们更喜欢“私了”，认为这样不伤“和气”、“不失面子”，除非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向法庭的。这些都是深藏于中国人心底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为贵”在作崇。

由此看来，“过犹不及”、“允执其中”的道德标准以及为实现这种标准而遵循的“和为贵”的行为原则，在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存在着消极影响。

在中庸思想影响下，中国人不喜欢“异端”，在为人处事中趋向客观，做事力求准确无误。一味重中庸，强调“过犹不及”，久而久之，使中国人陷入了害怕矛盾、冲突和竞争状态。并且扼杀了人的个性，使人寡言少语，吞吞吐吐，行为不露锋芒，明哲保身，进而使中国人缺乏怀疑、开拓、创造、接受新生事物的精神，并进一步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的发展。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主要思想成果，千百年来已经内化为我国国民性格的一部分。中庸思想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是形成了安分守己的国民性格，“月满则亏，水盈则溢”成为人们立身行事的警世哲学。人们总是相信物极必反，因而“知足常乐”成为了人们的人生信条。这种知足的小农经济思想造成了东方文化心态中的不思不虑的安分意识和向内意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正实行对外开放，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必须克服保守安分、自足封闭的心理，以平等客观的心态，同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接轨。

我们应承认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精神实质及精华，将会与中华民族共存。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

4.儒家文化需要现代化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原有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了，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只有与时俱进，不断调正不断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永葆青春，生命力才会更加长久。另一方面我们不断的向世界其他国家寻求新的思想，企图可以以此强国，但是从我们一次次的借鉴，一次次的经验来看，照搬是不可行的，一个理论的产生，是有着自身的内在外在原因的，他总是有一定的适用条件，而不是万试万灵的仙丹。国与国不同，各国之间国情不同，地理人情不同，国际间关系形势不同，如何才能将国外的文化，思想理论转化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以促进国家发展的理论，这就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国外的思想需要中国化，儒家思想需要现代化，如果二者能够结合，那么将会对国家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

儒家思想忽视个人权利，权利以家庭为单位，皇权至上，妇女的社会地位地下，束缚个人意志自由，造成人格的不完整，这一切在那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虽然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但是，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思想就显得陈腐守旧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不断的在反思，并且不断的学习摸索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一些学者开始批判儒家思想的迂腐，并且从西方的先进思想中寻找希望。到后来的五四运动，人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实了的真理。于是儒家思想被刻上了迂腐，不合时宜的标签，而逐渐被人淡忘。大部分的学者们将精力投入到当代的一些主流思想的研究当中，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更是向往欧式的生活，对儒家思想嗤之以鼻，认为这么老旧的东西就盖被历史尘封。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儒家思想的发展。

儒家伦理、现代性与社会秩序 篇3

一、引言：社会失范挑战秩序

转型是今日最大的中国语境。秩序与进步，作为孔德创立社会学以来的两大研究主题，在中国的转型语境中显得更为复杂。接二连三的社会事件，造成N重“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令人大跌眼镜，难以找见社会秩序的清晰轮廓，乱象横生，社会失范日益严重。2010年，全国法院结案的779641件刑事一審案件中，位列前四位的依次为侵犯财产罪294233件（占37.7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184729件（占23.69%），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152873件（占19.61%），危害公共安全罪89028件（占11.42%）。[1]这组数据反映出财产、人权、民主、社会管理、公共安全等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失范尤其严重。如果说犯罪是严格意义上的失范，那么社会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未能进入司法程序但早已流传民间的事件，就不禁让人产生普遍性失范的印象。社会失范对社会的良性运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与社会失范相对的，是社会秩序。生活中的排队场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秩序的直观印象。在古汉语中，“秩序”一词具有伦理意涵，古人讲求的是人际关系和伦理意义上的“秩序”。《诗经·小雅》云：“宾之初筵，左右秩秩”，“是日既醉，不知其秩”。东汉郑玄谓：“序，第次其先后大小。”[2]筵席的上座，车马之左右，不仅仅是一种位置排列，更重要的是尊卑之别。

近代以来，“秩序”的伦理意涵大为淡化，主要被用作一个与社会行动、制度规范相关联的范畴，研究中常使用“社会秩序”的概念。社会秩序是指社会成员遵循共同的规范而形成的有序状态，用以考察社会互动的规范性、社会关系的平衡性。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我们都希望能在平稳安定的氛围中实现社会进步，要稳定，就要创新社会管理，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社会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很难设想一种没有规范可循却能成立的秩序。社会规范又从何确立呢？我们认为，社会规范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反映。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犯罪社会学家严景耀先生在研究犯罪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就指出文化在犯罪研究中的重要性。文化具有渗透性，其表现与影响都是全方位的。本文试图在文化价值层面对社会秩序做一些研究，“价值—规范—秩序”是我们的基本分析框架，我们将对儒家伦理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关系、现代化与传统秩序的解构、文化理念的现代化与现代秩序的型构等问题进行探讨。

二、儒家伦理与传统社会秩序

（一）儒家伦理的演变

关于儒家伦理，我们大多可能只有一个“三纲五常”的总体印象。从历史来看，儒家伦理并非一成不变，它有一个演变过程，可以分几个层次来理解。五伦（即“五常伦理”）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这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中也包含了使这些关系合理化的规范，此为儒家伦理的第一层，属于先秦儒家的学说。[2]汉初董仲舒提出三纲的伦理，此为儒家伦理的第二层。三纲为专制皇权提供伦理基础，与专制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尽管三纲承继了五伦的三种基本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但转变了这些关系的合理化根据，使五伦学说中双方对等的义务变为片面服从的义务，这样相对伦理成了绝对伦理。五伦以家庭伦理为主，三纲则以君臣一伦为优先，并使片面服从的政治伦理延伸到家庭伦理之中。儒家伦理的政治化，丧失了五伦的合理化精神。但也使它有机会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从而开始具有权威性与束缚性。三纲法制化是第三层。法律具有强制性，三纲通过法制化，就具备了法律效力，真正成为传统伦理的内核。第四层就是三纲伦理社会化，使其成为社会的风俗习惯，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影响。[3]上述四个层次，清晰刻画了儒家伦理的演变历程。

从三纲观念的出现到保障三纲礼教的《唐律义疏》的颁布，前后经历了八百多年，而三纲伦理的社会化更是晚至宋代才逐步实现。宋代以后三纲伦理不仅形塑了国人的基本性格，也造成了伦理取向的思维方式。尽管朱熹等少数儒者仍致力阐扬先秦儒家的五伦，但现实中还是以三纲为依归。对一般士人而言，三纲与五伦之间的基本精神差异，更是混同莫辨。[4]与两千余年专制统治一体同构的正是三纲伦理，五伦并未以完整的面貌产生影响。

（二）儒家伦理的肇创：回应春秋战国的社会失范

儒家伦理的提出首先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失范的回应。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战乱频仍，完全陷入失范状态。无论从当时战乱的规模、频率还是程度看，在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乱世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乱可以概括为四个特征：一是春秋战国的乱是广泛的乱，既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乱也有内乱；二是春秋战国以前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封建社会，时间上前后一治一乱的强烈对比更容易引起对秩序的向往；三是春秋战国的乱主要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乱，而且程度极其严重，诸如生命、亲情、乱伦禁忌的核心道德价值备受破坏；四是当时的中国人对战乱明显感到忧虑，把战乱视为当时社会的最大威胁，而纷纷致力于秩序的重建。[5]

尽管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比较系统而传诸后世的学说只有儒、墨、道、法四家。四家之中，只有儒家直接回应了当时的社会失范，其他三家虽说对治乱问题也有所讨论，但都不是以建立社会秩序为终极关怀。

儒家学说以建立社会秩序为终极关怀。作为儒家创始者，孔子主张正名循礼，通过规范的内化与个人道德修养，由家庭开始扩展到整个社会，从而建立起社会秩序。社会失范的状态下，人们不能安分守己、无视既定规范，因此孔子首先提出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厘定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地位，具有不同的规范，而社会角色的扮演就是执行与社会地位相一致的规范。周礼作为孔子推崇的社会规范，若要人们主动遵行，就要通过教育使规范植入人们的头脑中，以及鼓励个人的道德修养，“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7]。社会秩序从家庭开始然后扩展到整个社会就可以实现了。

（三）儒家伦理与传统社会秩序一体同构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根基的伦理社会。这个“家庭”主要是指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而不是核心家庭。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在传统中国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便是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儒家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家庭中的代际关系，五伦中是“父子有亲”，到三纲伦理的“父慈子孝”，对慈孝的强调有所侧重，如钱穆所言“教孝胜于教慈”，这里可以看出一些从五伦中的相互对等关系到三纲中的片面服从关系的转变。孝的主要社会功能就在于维护父权家长制。[8](金观涛指出，传统中国异于西欧封建社会之处，在于传统中国的国家与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结构，即宗法的家族、家庭。孔子学说中的最高道德原则“仁”，成为联系宗法组织与国家组织的纽带。儒家强调的“孝”就是“为仁之本”[9]，推广到臣对君的“忠”，君对“远人”的“仁政”。由“孝”而“忠”，再到“仁政”，这样就由宗法血缘关系推广为社会组织原则。隋唐的科举制度可谓应运而生，信奉儒家学说的儒生构成的官僚阶层，一方面推行儒家学说，维护国家统一；另一方面依儒家伦理“修身齐家”。家庭成为组织国家的基本单位，是国家的一个同构体[10]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是儒家伦理与传统秩序一体同构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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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与传统秩序一体同构有其历史必然性。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思想的初生阶段，当时的社会动乱造成的集体记忆，使中国文化蕴涵着谈动乱而色变的过敏倾向。对动乱的创伤式恐惧，引起对秩序的渴望与追求，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秩序情结”。儒家创始者面对社会失范做出适切回应而形成学说，又因为这种“秩序情结”而被选择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是儒家伦理与传统秩序相契合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必然。从物质经济方面来考察，儒家伦理能与传统社会秩序相契合则与中国长期的农业经济形态相关。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安土重迁，这也是“秩序情结”的一方面原因。而家族、家庭组织之所以在中国十分发达，这与农业生产同样密不可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农业文化。[1 ]

三、现代性：后传统秩序

（一）现代性的概念

19世纪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在一篇题为“Modernite”的短文中描述“现代生活的画家”时首次使用了“现代性”（modernity）一词，用来表示人或事物所具有的一种性质或品质。但从词源学的考察来看，出现最早的是“现代”一词，西方文献中的“现代”有两种涵义：一是泛指人们正在经历的任何一个当前的时间阶段，具有一种相对的意味；二是指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时期，具有绝对不变的内涵。两种涵义的“现代”都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有比古代或之前更好的意思，以及人类历史从古代或传统向现代不断进化发展的意思。“现代”作为词根的双重涵义导致了“现代性”、“现代化”等相关语词的双重涵义。“现代性”的两种用法分别是：泛指意义上的“现代性”指称任何一个“现代”（即当前、现在、今天）或这个时期的事物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性质或状态；特指意义上的“现代性”指称某种特定的“现代”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今天主要指大约17世纪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当代社会学家基本是在特指意义上使用“现代性”。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开篇就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2]，它在制度或结构上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监督系统和由国家统一掌握的军事力量四个基本维度。David Lyon在《后现代性》一书中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用来指涉自启蒙运动之后而产生的那种社会秩序的概念”，在内容上包括结构分化、理性化、城市化、纪律化、世俗化、均质化或标准化等方面。[3]本文强调“现代性”概念的制度、秩序层面的内涵，将现代性视为一种社会秩序，现代化就是实现此种社会秩序的动态过程。

（二）中国现代化与传统秩序的消逝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传统中国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语）开始瓦解，传统的社会秩序因而难以为继。随着近代史上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洋务运动、废除科举制、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开始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现代化之路的探索，現代性通过改良与革新而体现出来。

政治上，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开启了现代民主法治的进程。经济上，工业化开启。从今日的经济发展来看，与传统的经济状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最近三年的统计数据（见表2-1），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而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并且第二产业的比重也有逐步下降趋势，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增加。我们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

思想文化上，经过废除科举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三纲礼教的式微已成定局。尽管今天也有不少对五四运动彻底打倒“孔家店”的反思，甚至掀起所谓的“国学热”，但是三纲礼教注定一去不回头，因为与之一体同构的政治、经济都已经发生变化，它必须发生变化，发展出与新的政治、经济相协调的价值伦理。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城市化率越来越高，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或城郊从事非农性质的工作，他们的日常经验与生活方式都与农村中的不同，不断面临着乡村价值伦理（传统价值伦理的基调）与现代城市生活的张力。因此，在诸多关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关系的学者那里，就提出来伦理现代化的问题。

（三）理念价值与现代秩序的型构

现代秩序的型构，关键在于相应的社会规范的确立，根本而言这是文化的变迁问题。文化具有规范的功能，是一套对人们的社会行动起指引和限制作用的规约，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形成秩序和有效运转。[4]社会规范本质上与价值观相关，是内在价值的外化或表现。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文化是人类为了不断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所有社会的和精神的、物质的和技术的价值的精华”[5]。根据价值与社会生活的不同联系程度，可以把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层次性的价值体系：从上至下依次为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分别对应于道德理想、典章制度、器物行为。三者一起构成统一的价值体系，通过诱发人们行为的动机，指引并规约着人们的行动，从而使人们的行动保持集体层面的和谐有序，这样社会生活就呈现一种“秩序”状态和稳定局面。反之，三者关系不能相互协调时，价值体系就出现混乱错位，导致社会失范。[1]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从器物到制度而深入到文化层面，其中与典章制度、器物行为相应的规范价值、实用价值可能已经实现了变迁，而理念价值的转换最为艰难，它的变迁也就相对滞后。如果说实用价值能够随时根据周边环境、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修正自己，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性格，那么理念价值看起来最稳固执著，因为它是对某种既定理想的主观确认和承诺，其合理性完全在于个人的世界观或主观偏好。要生成一种近代有识之士倡导的新文化，根本上就取决于理念价值的重铸。理念价值不能顺应时代进行熔铸，一种价值体系的三个层次就难以协调，理念价值根本地影响着规范价值、实用价值的执行。没有明确清晰的理念价值，纵使有规范，也就难免出现潜规则盛行的怪现象，“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成为社会失范的写照。

现代社会的秩序应该以“法律—市场—伦理道德”三位一体的社会规范为基础。我们都向往友爱互助的共同体，而对冷漠匿名的社会则心生抵触。但是，回到实践中来，我们必须认识到局限性的存在。现代社会的交往互动，其深度和广度造成的复杂性，不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能够应付的。无限范围的共同体不现实，我们认为存在由初级群体到次级群体的谱系，或者是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谱系。在公共领域或次级群体中，秩序主要依赖于法律规范；而在私人领域或初级群体中，秩序更多地依赖于伦理道德。两种谱系的两端，应该是容易识别的，但是由于谱系的渐变特性类似于微积分的无限可分而终成一曲线，它就存在过渡模糊的问题，并且这种过渡域的认定都是因人而异，有人认为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有人恐怕不以为然，这正是社会互动的复杂性表现。法律提供了普遍性的规则，市场则便于互动双方协商，伦理道德可以补足法律的千篇一律所损伤的人情友谊，对市场的工具取向亦能有所规正。“法律—市场—伦理道德”三位一体的社会规范，应该有助于现代的社会秩序的型构。这样，在重铸理念价值的时候，就需要注意汲取相关成分，“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最终铸成的理念价值是西方没有的，也是我们的传统没有的。但是，在现代性这种后传统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3]。作为规范的伦理道德而言，中国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我们认为应该先收起由秦至清的专制历史，对传统来一个正本清源，回到先秦诸子百家那里去重新发掘。在儒家伦理传统下如何解决民主法治社会里的伦理问题，韦政通曾指出真正与伦理现代化有冲突的是传统伦理中的三纲，不是五伦。三纲是专制政体的同构体，五伦则是先秦儒家的创见。尽管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伦理问题，并不能全靠五伦来解决，但五伦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儒家一向重视的人的尊严等道德理想，还是可以通过伦理的现代化而获得新意。[4]

同时，传统合理的道德理想要与西方民主法治的思想文化相融合，熔铸成新的理念价值。我们确信在新的理念价值中融入西方民主法治的内容至关重要。民主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尊重法律的权威。法无权威，形同虚设。而法律的权威与个人的权利意识密切相关，只有权利意识觉醒了，人们才会重视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这几乎只能从西方的价值观念中去汲取，因为传统不提供这样的资源。在家族主义的传统里，礼教因受法制的保障，使它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对人的行为有普遍的束缚力。但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是个人主义的，它保障的不再是传统的礼教，而是个人的权利。[5]而主张“先有义务，后有权利”的人都不知道，现代社会要养成人们尊重法律的习惯，最重要的就是使人普遍感受到，法律不只是惩治犯罪，更积极的目的是保障个人的权利，这样才能激起守法的主动意愿。西方人的守法习惯，就是在这种强烈的意愿下逐渐养成的。如果守法是某人的义务，那么他之所以自愿去做，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保障他的权利。义务与权利无所谓先后。而我们的伦理教育，要求既高又多，结果在实际生活中，连起码的守法与公共道德的习惯都培养不起来。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是误解权利观念而使个人权利遭忽视，甚至曲解法治，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原因。[6]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认识到权利思想对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重要性。然而，今天我们仍然进展滞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礼教法制化传统里，缺乏权利意识与守法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似乎一直未能弄清，要在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里，建立现代化的伦理，必须在传统的伦理价值方面有根本的突破，这不是复兴三纲、五伦就能达到的。[7]理念价值为社会规范提供合法性的基础，使人们主动遵循社会规范，从而实现社会秩序。就法律规范来说，理念价值中的权利意识淡薄，便难以使法律具有权威性，法治的秩序也就几近空谈了。

现代社会儒家文化 篇4

1 儒家文化的内涵

我国从古至今都把儒学当成国家的文化传统, 把儒家思想当成我国正统的思想。古代皇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让儒学占据了官学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涵有以人为本、致中和、天人合一、义以为上、内圣外王。

1.1 以人为本

儒家文化的以人为本, 作为我国文化一大特色, 侧重点在于人和人间的关系、人和社会间的关系以及人自身方面的修养问题。把仁当成思想核心, 仁者爱人, 要求从无私角度出发, 舍己爱人。孔子曾说“人弘道, 而非道弘人”, 意思就是说人作为万物的中心, 要相信价值的源头在于人心。人只要肯努力, 就一定可以成才。

1.2 致中和

儒家思想里的中庸之道是重要的一个原则。中指做事情的度, 能够不偏不倚, 这才是满足和谐的根本。和指事物和谐的状态, 是最高理想追求。在儒家思想里, 它强调的是自然和谐、人同人之间和谐、人自身身心能够和谐、人与自然能够和谐。有句古话“天时不如地利, 而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这个意思。中与和要联系在一起。

1.3 天人合一

通过天人合一的思想, 能够反映出儒家文化的天道观念。儒学文化, 讲究“究天人之际”, 把“天人合一”当成追求的最高境界, 不仅仅局限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上, 也需要站在人和天这个有机整体之上进行思考。“知天命”和“畏天命”的命题就需要人们做到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儒家著名思想家孟子曾说“存其心、养其性, 所以事天”。孟子讲求人与仁的统一, 只要人能够保存住本心, 能够涵养住善性, 那么就做到了人同天道的相融合一。孟子的这种思想被当成了“仁民爱物”的名言, 说明治理国家者需要仁爱自己的人民, 爱惜万物, 不能追求过多的物质而损坏了民众利益。

1.4 义以为上

我国儒学文化的价值论就是义以为上, 这也是我国儒商管理的价值观念。义讲的是人道德上的价值。利指的是人的功利价值。义和利的关系, 孔子有“君子义以为上”的见解。义以为上就是重视义, 轻视利, 具体在追求社会权势和物质利益过程中, 做到以义取之, 而非以利取之。“不义的富和贵, 对我来讲就是浮云”、“君子爱财, 用之有度、取之有道”。

1.5 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里的内圣, 指个人修养上的要求, 把达到圣、仁的境界当成最终目标;外王指的是社会政治教化上的要求, 把实现仁政、王道当成最终目的。儒家思想里的个人修身不单单要求有个体修养, 还需要紧密联系个体修养和其对社会国家的义务责任。

2 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带来的启示和运用

企业的文化属于观念形态意识的价值观, 它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慢慢形成, 是广大企业员工信守价值观念、经营宗旨、道德行为的综合反映, 根据儒家思想文化, 对现代企业文化做出以下方面的启示和运用。

2.1 根据人性、人情而治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管理地位, 儒家理论核心就是施行管理以及人的管理。人是管理的对象, 人又千差万别, 为此需要在人本性上入手分析, 根据人性本能特点, 提出相关管理手法。不管什么类型的管理活动, 都需要人, 人是管理对象, 要进行管理, 必须分析人本性。把人当成企业管理活动核心, 尊重企业员工的尊严、价值、地位, 使员工创造性、主动性得到调动。对于现代企业文化, 需要借鉴以及引用儒学文化经典管理经验, 学习因人性而治理的观念, 进行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时, 考虑充分人性原本的特点, 认真把握员工的整体共性, 根据员工性格特点, 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 依人性、人情进行不同管理方式的选择, 努力协调企业里面外面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关系, 注重对企业员工团结合作、相互尊重方面的培养, 要有创新主义精神, 发挥出企业员工的能力和个性, 让企业的文化建设能够顺利地开展下去。

2.2 以民为邦本的文化观念

儒家思想关注“民为邦本, 固本宁邦”, 通过关心、激励企业员工, 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做到对物的高效实用, 取得有效的企业经营业绩。现代企业文化方面, 需要借鉴儒家文化里民本思想, 做到以人为本, 关注人力资源的利用以及开发, 善待人才、尊重人才, 把企业的员工当成企业最珍贵的财富。对于自身方面, 需要有“吾日三省吾身”以及“正人先正己”的思想主张;对待他人, 要把握“爱人”的思想核心, 关心他人、关心集体, 己所不欲, 不要施于别人。个人的利益需要服从社会的利益以及集体的利益。这样才能建立起和谐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员工就会有集体主义观念, 能够以集体利益为重, 处理好集体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领导与企业员工, 还是企业员工与员工, 都需要做到相互支持、相互尊重, 构成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的良好关系。

2.3 把天人合一当成企业文化基础

儒家文化讲求天人合一, 要求人和自然之间要和谐、要尊重、顺应自然规律, 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当人有所作为时, 爱天爱地, 有所作为的同时也能和其和睦相处, 不会对他人以及天地造成损害, 然后做到人与人、人与天地自然、人与自身素养方面的和谐统一。现代世界, 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很快, 工业化进程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以及更多的物质, 但工业化的进程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人性的异化。进行生态康复和治理, 需要借助于科技以及法制的进步, 加上道德观念方面的塑造, 重视起“天人合一”, 避免人们走人歧途。例如, 日本著名企业松下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光明正大、奋斗向上、顺应同化、企业报国、友善一致、感激报恩、礼节谦让, 由此可见, 松下企业文化有种天人合一的浓浓情结。现代的社会金钱至上、竞争激烈, 人们缺少对生命、对价值取向、对自身心灵方面的反省, 有时会出现心灵的困境、价值导向的迷失、对物质的过度沉溺。借助于儒家文化思想的人文智慧、精神风格, 给带来精神的调解良药, 帮助现代企业走出文化上的困惑、精神上的迷失, 平稳现代企业领导人员的紧张浮躁心态, 让人们开发出自身潜藏的力量。

2.4 把内圣外王当成企业文化建设的根基

现代的企业需要把人才当成根基, 企业管理人员做到了正确的用人、识人, 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儒家思想强调用“贤人”来治理国家的作用, 儒家文化讲求“能者在职, 贤者在位”, 把德才兼备当成使用人员的标准。思想家孔子曾说“贤人治政”, 贤人需要在自身方面有优秀的品德, 然后做到知人善任, 做到人们的心悦诚服。21世纪以来, 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其实就是企业人才间的竞争。只有人才才能决定企业未来的成败, 这也是现代人们的共识。企业文化要想促进企业的管理工作, 就需要对人员进行管理, 做到人尽其才、知人善任, 现代企业只有能够发现、培养并且留住优秀人才, 才能使自己处于市场中的不败之地, 赢得自己企业的生存壮大。

2.5 把诚信当成企业生存之道

诚信是一个企业的商业信誉或者说是企业信誉, 它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人无信不利, 商无信不富”。一个企业有了好信誉, 就会有好的企业形象。我国商业里把一诺千金、诚信不欺当成重要的一条原则。这需要企业家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先义后利、遵守道义、不做亏心买卖、童叟不欺、不取不义财。例如, 北京同仁堂药业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 它做到了坚守诚信、秉承传统, 同仁堂的员工都坚守着“炮制虽繁必不省人工、品味虽贵但不省物力”的堂训, 然后经久不衰, 成为医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单位。这种优秀企业文化让同仁堂占据了市场中的有利地位。

3 结语

我国儒学文化对现代人们的影响深远, 它也给现代企业文化建立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需要现代企业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 吸收儒学文化经典, 摒弃其中糟粕。具体运用过程还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 结合好实际情况和儒学文化, 科学合理地运用儒学文化, 让它成为推动企业进步的巨大力量。

摘要：儒家思想作为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 对我国文化领域里的所有方法都有深远的、广泛的影响, 并且融入到了我国民族文化结构中, 能够体现出我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可以把儒家思想文化精华的部分加入到现代企业文化之中, 使两者之间巧妙地融合。本文先是分析了儒家文化的内涵, 然后从以下几个方面讲解了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带来的启示和运用。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企业文化,启示,运用

参考文献

[1]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4) .

[2]杨红.试论儒家思想现代价值及其对学术的影响[J].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01) .

论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5

儒学，自东周春秋时期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再到宋明的程朱理学，以及清末康有为等的近现代新儒学，至今已经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伴随着全球祭孔的声势浩大，对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探讨也愈发激烈。

在笔者看来，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德价值

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渊》）。这就表明，“仁爱”是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推己为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善的精神，要求人们做到“互利互惠”。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正当利益，争取个人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儒家的众多关于“孝”的论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孟子的性善论提出四种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信义”作为它的重要体现，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身求道，舍生取义。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激励了一代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舍身为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是儒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及发展有其深远影响。在上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儒家道德伦理学说促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质品质，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人思想为历朝历代所倡导。批判的继承其思想，对于个人德行修养有其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二、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经影响了无数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孔子的教育思想还具有很大的终身性，即提倡“学不可以已”。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为政》）这是他对自己学思历程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可以看出，在孔子的一生中，由十五岁“志于学”开始，到七十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距”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断提升，而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其终生“学而不厌”的结果。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其后，宋明理学将儒学的教育思想继承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和终身性，如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应当有借鉴意义。

儒家的教育思想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教育，对当代人的价值在于思想价值观的修正。比如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文主义精神，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存高远„„这些都对现代教育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三、政治价值

儒家的思想，不仅是道德的哲学，生活的哲学，当然还是政治哲学。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孟子的“仁政”主张和民本思想，主张“德治”“轻刑薄税”“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儒家还提出廉政的思想，孟子提出了要“仁民”的政德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政清廉不仅自身廉洁，还要关心老百姓疾苦，为民兴利等。现代的廉政建设也不妨借鉴一二。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政府官员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官位不是为自己牟利的机器，而是为百姓造福的手段。

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对于霸权主义横行的时代，儒家“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张可以起到抵制作用，以“王道”对抗“霸道”，也正是儒家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闪烁着民主、民生的光芒，在历史的变迁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活动。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四、科学、经济价值

儒家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已经不是几句话、几本书可以完全概括的了。从儒家文化经典到儒家文化遗址，这些物质文化范畴的东西是我们现代人研究儒家文化的重要工具，科学价值不容忽视。同时，一些文化遗址，如孔府、孔庙、孔林等的开发还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推动了一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论儒家文化对现代广告的影响 篇6

关键词：儒家文化 中国广告 影响

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广告有着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承性决定了现代广告不可能割断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影响深远，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独领风骚，使儒家或儒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上，处处可见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印痕，可以说在中国，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受过多少种文化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作为商业信息载体的广告，虽然有其商业性，但是，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在打动消费者，与之引起共鸣，促进产品销售的同时，也向受众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珍惜的一面，张扬了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如孔府家酒的广告中特有的血缘文化、人伦亲情等。

二．“和而不同”——儒家文化的和谐统一论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这一理念的最初要求，是在有道德的君子之间建立一种彼此尊重个性和意见的健康关系，后来便扩大运用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原理。“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含着平等精神、宽容精神和多样性原则，倡导文化、理念和生物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亦认为人与自然不是相对的，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所谓合一指对立的统一，即两方面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与自然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关系，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近来，各企业或产品纷纷打出“绿色”、“健康”、“环保”的主题便是对“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体现。

由韩国影星李英爱出演的“农夫茶”广告片向受众发出“好水，好茶，好人喝”的诉求点，将水、茶、人三样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条内在的联系放在一起，体现了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以及大红鹰集团的企业形象广告也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主题思想。

三．“仁爱万物”——儒家生命价值观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孔子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围绕着“仁”而形成一个整体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从先秦古籍记载中看，“仁”还是统治者或者“君子”们专有的美德，只有君子才能讲“仁”行“仁”。有时“仁”还包含着爱亲、爱人与爱国的意义。而孔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仁的含义进行了创新的解释，认为＂仁＂具有两重涵义：一是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旨归；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心修养。

首先，孔子提倡仁爱，认为人应该先从爱家庭做起，推而广之，爱他人，爱社会，以实现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使天下成为一个大家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团结友好地相处。在现代广告活动中,“尊老爱幼、仁慈友爱、长幼有序”等体现中华传统美德的主题在公益广告行为中多有表现。商业广告中，浙江纳爱斯集团的广告传播在这方面体现较为显著：子品牌纳爱斯牌牙膏的电视广告《后母篇》中，小女孩开始对后母并不认同，尽管后母又是做好吃的又是织毛衣，小女孩也还是郁郁寡欢地说：“我有新妈妈了。可我一点也不喜欢她。”然而当小女儿发现后母帮她挤的牙膏是纳爱斯牙膏时，事情发生了转机：“她好像也没那么讨厌。”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打动了小女孩的心。小女儿和后母这一由矛盾转为友爱的戏剧性情景凸现了产品所附载的人文气息，引发了观者对爱的共鸣。而雕牌洗衣粉《洗衣篇》则由乖巧的小女孩一句“妈妈，我能帮你洗衣服了”道出了儒家倡导的“孝悌”之情，也犒慰了天下众多父母的心。

其次，爱人，以爱人之心待人，固然是由主体而及于客体，但是，从根本上讲则是要求树立主体的人格，必须从自己做起。台湾资深广告人何清辉为“台北市家庭计划中心”创意的“奶嘴与避孕套”的公益广告作品中承袭了儒家的上述理念，呼吁人们“多一分小心，少一份担心”，从世界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厉害关系着眼来倡导人人自爱，以求社会规范。

最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以“羞恶之心”为“义”，以“恭敬之心”为“礼”，以“是非之心”为“智”，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为了落实仁爱的原则，必须实行忠恕之道，即一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便是忠；另一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恕。忠恕之道就是主张帮助人关心人和尊重人体谅人。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则公益广告，通过表现一位小女孩在星期天的清晨，被母亲强迫着东奔西跑地参加各种培训班，最后累得虚脱的故事情景，来引起所有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人们的正视和思考，是不是应该“把星期天还给孩子们”。尽管望子成龙成凤无可厚非，但是也要有个“度”的，也就是儒家倡导的“忠恕”，片中的母亲因为把握好这个“度”，才导致女儿最后累到虚脱，事倍功半的后果。

四．“匹夫不可夺志”——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儒家人生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求上进，讲现实。儒家是现实主义者，追求现实的道德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一生罕言利、命，不谈鬼神，总是教导弟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进取、奋斗，教导人们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人生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

中国早期儒家人学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活动中演化而来的。初民在“人”的观念中创造了“神鬼”，但却淹没了人们思想中的“自我”；后来周公所创设的“周礼”是孔子人学思想始终遵循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并为人本思想的出现带来了契机。孔子是儒家人学思想的开创者，形成了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个人修养体系和伦理性人学思想，孔子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孔门弟子沿两条线索发展了孔子的人学思想：“内圣”与“外王”。早期儒家的人学发展史是追问于理性和信仰、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历史，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着人的本身与发展。孔子注重人，鼓励人冲破种种限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与时下强调的“勇于挑战自己，突破自我”观念是一致的。

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的形象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就是鼓励人们敢作敢想，去追求理想的人生；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我能》篇以奥运健儿决胜自己的事例，强调了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战胜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动精神。而现在很多运动品牌都有这样的趋势，像匹克的“我能，无限可能。”这与国际品牌耐克倡导的“想做就做”真是不谋而合。

五．“人无信不立”——儒家交际观

子曰：“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对人的品性提出了“诚信”的要求，表示讲信用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说“言忠信，行笃敬”，认为只有有了责任感，才能最终取得别人的信任而自立于社会之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信誉，在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的人际交往中，非但没见削弱其丝毫作用，反而愈益迸发其固有的作用和力量。海尔集团一句看似简单的“真诚到永远”却道出了海尔不平凡的服务理念，树立了海尔在市场中的牢固地位。长虹电视广告中“长虹以产业保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表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融入企业对国家的拳拳热爱之情。像这样的企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会有一个正规、值得信赖的情感参与其中。一个商家如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生了信誉危机，损失的将部仅仅是经济利益，还会有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谴责。但是应当看到，还是有很多广告主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置诚信于不顾，大打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这就需要在全社会推广诚心行为，发扬儒家文化的精髓。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经济运营过程中对信誉的奖励和维护显得更为注重了。

广告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优秀的文化为依托，这样的广告才更有内涵、更有生命力。华文广告正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开放的全球化思维，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全球化传播做出了贡献。相信儒家文化广告在更加宽广、更为自由的发展平台上，能够运用自己独有的表达语言书写未来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宋玉书,王纯菲．广告文化学．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4

2、傅永聚,韩钟文．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家管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

3、宏丕谟．东方圣经——新编白话〈论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4、周月亮．孔学儒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5、［美］Phlip.Kotler. Marketing Management(11th）.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C·恩伯， M·恩伯．文化的变异．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现代社会儒家文化 篇7

关键词：《弟子规》,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主要包括儒、释、道三家。而儒学乃是中华文化中对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方面, 是构成中华文化的基础。儒学最大的功用就是教育, 是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素质教育。近百年来, 由于在社会的变革中, 我们一度提出打倒“孔家店”, 对儒学的戕害很大, 儒学甚至成了迂腐、保守、不思进取的代名词。近些年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 一些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扭曲, 大到贪污腐化、生活堕落, 小到言谈、举止不文明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在国家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我们亟须加强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很多仁人志士也认识到, 重拾中国传统文化, 在大众中倡导“学儒”, 让儒学作用于社会, 将对社会起到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 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这几年出现的国学热原因就在于此。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 诵读国学经典的热潮正在迅速兴起。早在2004年, 河南省漯河市的幼儿园就在孩子中开展了诵经活动, 年龄最小的孩子才3岁, 但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滚瓜烂熟;2007年4月, 京城数百名小学生诵读经典迎接世界读书日;2008年, 教育部下发通知, 在中小学 (幼儿园) 、高校师生中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2009年, 在洛阳市教育局的一份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通知中明文规定:学生在学校要保证每天10分钟的诵读时间, 在家保证10到15分钟的诵读时间。《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唐诗》、《增广贤文》、《治家格言》、《大学》、《论语》、《孟子》等成为必读篇目。这些现象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传统价值观回归社会人生的强烈渴求。

在儒家文化的这些经典当中, 《弟子规》是儒学教育的基础。《弟子规》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为中心编写而成, 全文360句, 分为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以及附录, 共九个部分。它虽然只有千余字, 但它是用儒家文化提炼出来的做人规范, 是儒家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是儒家文化的精髓。

以孝为先

儒家认为, 德行最根本的就是孝道, 所有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之上, 一切善心都是从孝心开始的。整个儒家圣学, 讲的都是孝, 乃至儒释道三家的学问, 一个孝字就可以概括。整部《弟子规》讲的也就是孝。

孝是做人的根本。《弟子规》开篇的“首孝悌”就强调了孝的地位和重要性。古人云:水有源, 木有本, 父母者, 人子之本源也。人之所以能立于天地之间, 是因为底下有根, 根就是自己的父母。能想到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才能迁移到对社会、单位以及他人的感恩。有了这种感恩之心, 个人的成就才能快速、才能扎实、才能长久。

对父母的关怀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 “冬则温, 夏则凊, 晨则省, 昏则定”, 如果能够做到这些, 那么走入社会我们也将会变成一个温良受欢迎的人。“出必告, 反必面”, 没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不论是离家在外还是回来, 告知父母, 不让父母为我们担心也是行孝的一种。孝养父母, 不仅要养父母之身, 在物质方面, 要满足父母的需要, 让他们能够衣食无忧, 更关键的是能够让父母欢乐, 养父母之心。“身有伤, 贻亲忧, 德有伤, 贻亲羞”, 养父母之心, 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孝顺, 而孝顺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不让父母操心。要修身养性, 洁身自好, 让父母因自己的德行而骄傲;要勤勉工作, 报效社会, 让父母因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 不仅用来指父母, 作为一个企业, 客户也可以说是你的“父母”, 我们常常说“顾客就是上帝”, 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个企业就可以长盛不衰。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 如果你对待工作能够做到“应勿缓”和“行勿懒”, 那就一定是个有进取之心的人, 长期坚持, 一定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受到领导的重视、同行的爱戴, 一定能积累起好的人脉、人缘, 为自己事业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以人为本, 人以德为本, 德以孝为本。”《弟子规》从个人修为做起,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它强调做人要从人性的原点———“孝”出发, 首先修养身心, 当德行充盈, 在家就可以让家庭和谐, 全家长幼有序, 共享天伦;治理国家就能起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 从而带领并影响自己的团队、国家, 共同建设幸福家园, 共谋和平安宁。相反, 一个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孝心的人, 更不会爱护别人和社会大众, 这样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难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 说不定还会造成对社会更大的危害。

以信为本

“信”在儒家文化中为五常之一, 即所谓“仁、义、礼、智、信”之信, 也就是守信、诚实的意思。在《论语》中, 信就是不欺诈。践言失约、谋事不忠、负人财物、缓急不周、知过不改等都不是“信”的行为。在中国蒙学教育中, “信”始终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千字文》中说:“信使可覆。”意思是说和人约信, 务必诚意, 诺言一定要兑现。《左传·宣公二年》:“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贼民之主, 不忠;弃君之命, 不信。有一于此, 不如死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于“信”的高度重视和“信”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做人之本、立国之基、交往之道。《弟子规》更是把诚信当做做人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指标。“事非宜, 勿轻诺, 苟轻诺, 进退错”, “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妄, 奚可焉”。儒家认为, 在待人接物中,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要以诚信作为基础, 做到“言必信, 行必果”, 不可轻易许诺。凡是自己做不到的, 就不要随便应承, 因为“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欺诈和信口雌黄, 在儒家的观念里, 是最不可容忍的大错。你可以能力不足, 你可以不善言辞, 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 但是只要你慎言慎行, 诚实守信, 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然而在当今, 能坚守诚信并将其发扬的人已越来越少了。在金钱、物质、利益驱使下, 一些人已无情地将诚信丢弃一旁, 追逐名利, 成为他们新的目标。由于缺乏社会信用体系, 人与人之间已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三鹿奶粉”事件、肯德基的“秒杀门”事件等, 让我们想到, 诚实守信, 不仅是做人之根本, 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 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 也是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胡锦涛总书记讲的“八荣八耻”中也说道:“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如果一个人能诚实守信, 就能打造出可靠的个人品格形象, 就能用这种人格魅力吸引一大批有德有能的人合作共赢, 小到幸福自己的人生, 大到管理一个组织、单位甚至国家;如果一个企业能诚实守信, 能对自己的员工负责, 能对消费者负责, 必然能打造良好的企业口碑, 获得良好的声誉。如果全社会都能形成诚实守信的风气, 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容易得多了。

以爱为要

儒家所倡导的爱, 通常表述为“仁”。《论语·颜渊》中讲道:“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那么爱哪些人呢?在《国语·晋语》中说:“爱亲之谓仁。”孔子自己也说:“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孟子也说:“亲亲, 仁也。”也就是说, “仁”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 爱亲人是产生爱的基础。到了《弟子规》中, 其所爱的对象除了自己的亲人之外, 更是推己及人, 成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种大爱。也就是说, 儒家的爱是有层次的。所谓“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在《弟子规》中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 先用“见人善, 即思齐”, 用“非圣书, 屏勿视”的方式提高个人修养, 从爱亲人开始, 进而爱国家、爱整个天下。当爱推己及人, 当朴素的爱亲人的情感进一步升华为爱他人、爱国家、爱世界时, 爱的境界也就得到了提升, 人的精神境界变得更加博大。

“泛爱众”就是站在宇宙的高度俯瞰芸芸众生, 对人类的生存和相互之间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产生深深的慈悲。儒家文化认为, 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心中有大爱。《弟子规》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是人, 皆需爱, 天同覆, 地同载。”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共享一片蓝天, 我们有着一样的血肉之躯, 爱是我们共同的需要, 爱中有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常说“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就是说爱不仅有益于别人, 也有益于我们自己。“行善最乐”、“施比受更有福”都是爱的至高境界。因为有个比喻说, 爱就是杯子里的水, 溢出来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的爱。爱让我们充满力量, 爱让我们幸福充盈。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不吝惜自己的才华, 不吝惜自己的财物, 如果有多余的, 及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我们杯子里充盈的幸福, 自然而然地流向朋友、亲人、社会大众。爱心也是可以相互传递和影响的, 给予不但让我们自己得到快乐, 还同时在和他人分享快乐的过程中得到爱的回馈。

当今社会,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 科技日新月异, 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然而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 相反却因为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而造成人人焦虑困惑、心灵难安。因为崇尚物欲、贪婪自私, 让人类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浮躁和癫狂。因为缺乏对自然的爱, 科学技术也就成为一些人掠夺大自然和人类同胞、聚敛物质财富的工具。大自然在人类的贪婪索取下已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已危及大部分物种的存活, 这也将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由于缺乏对他人的爱, 在利益面前, 人与人勾心斗角, 兄弟反目, 父子成仇, 朋友分道, 同事拆台。看看电视报纸, 这样的闹剧惨剧天天都在上演。

一个社会, 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 一个人, 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 那将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 也代替不了道德的力量, 而只能是道德规范的延伸和补充。因而, 重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让儒家文化中好的做人的道理滋养现代人枯竭的心灵, 对于当代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秩序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段文字, 后来成了他墓碑上的铭文:“有两样东西, 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 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的星空是自然的天道, 康德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明明德”, 是《弟子规》中的“孝悌”、“谨信”和“泛爱”,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 是人类的超越自私自利的天地大爱。有了这些美德, 我们的生命才会出现勃勃生机, 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和谐, 我们头顶的星空才能清明静美!

参考文献

[1].吴予敏:《从儒家文化到近代理性评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 《读书》, 1987年版。

[2].曾华东、甘筱青:《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年版。

[3].唐贤秋:《关于诚信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道德与文明》, 2005年版。

[4].陈根法:《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2年版。

现代社会儒家文化 篇8

“美善统一”是儒家核心的美学思想,整个美学思想体系都基本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由于两者虽都是优美的乐律,但《韶》乐表现尧舜禅让之事,表达的是仁义礼智的理想,孔子评论其尽善尽美;而《武》乐表现战争,不符合道德要求,所以孔子评其尽美而未尽善。其中“美”是指外在形式,“善”是指内容,在最根本意义上是指高尚的道德品格。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的尽善尽美,是表现形式和通过形式所传达的高尚道德能够统一,才是美的最高境界。但孔子的美学思想受其恢复周礼的最终目的的制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过多的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善”所传达的内容规定了刻板的社会的道德美,将个体情感赋予了太多社会性的意义和使命感,最终是为了维护王权统治。而在现代社会人权的解放的大背景下,“善”衍生了新质,更强调在道德和法律容许的范围内个体情感的充分表达,不受刻板的社会道德美的限制,不会因为作品表现的内容是社会阴暗面而否定他的价值。同原来相比,现代的“美善统一”的善更多是指表达的内容通过贴切的表达形式带给人愉悦、启发、警醒等对人类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益的作用。

因此,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将“美”和“善”作为独立的两方面来看:“美”,现代社会各设计流派杂糅,风格万千,不同的表现形式难以评定好与坏;而“善”,提供的服务、营造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友好的指向性很强,就是有益于人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不再追求艺术的社会功能而是人类发展的更高层次,而这正是设计美学的真正价值。所以就现代设计艺术层面而言,从人和环境出发的“善”是“美”的前提和基础,而“尽‘善'尽美”也对设计的流程,消耗的资源,所用材料和工艺,人机交互和情感表达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善统一”是孔子提出的美学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美学批评的尺度——“中庸”。“中庸”以“过犹不及”为准则,强调情感的适度表达。孔子曾赞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艺术的情感表达如果超过适度,欢乐的情感就变成放肆的享乐,悲哀的情感表现就成了无限的伤痛,只有情与理的和谐统一才是最理想的,才符合“中庸”的原则。儒家中庸美学思想对我国传统艺术影响颇深,形成独特的“中和”之美。所以我国传统艺术基本建立在中和之美的基础上,形成传统艺术的特殊风格,艺术形象温柔敦厚,追求意境的恬淡宁静,表现方式讲究委婉比喻,讲求含蓄美。

“中庸”之美之所以强调在艺术创作中避免走向极端和片面性,达到恰当而不“过”,力求温柔敦厚之美,是因为儒家认为欣赏者在喜、怒、哀、乐任一种情绪上产生“过”,就会损害身心,影响社会稳定和谐。但是这种对情感表达的度的要求使情感被牢笼、禁锢在一个相对安宁和谐的形式中,这对维持王权统治下的社会稳定颇有成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合现代社会更不适合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一方面,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需要恬淡宁静的美来中和忙碌的疲惫和压力来放慢脚步享受生命,但并不是人人都要听《关雎》、观水墨画和用竹制品,来陶冶情操克制住情绪的度才能驱走疲惫纾解压力。很多人压力大时爱听摇滚乐或蹦极,疯狂的节奏和行为超出了“中庸”之道规定的尺度,但是却能让人抛开重压再次充满前进的动力。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中庸”之道单纯讲求艺术的“中和”之美和温柔敦厚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是应当变换方式,追求艺术和生活的“中和”之美,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是活的,随时根据生活的需要来调整,两者达到中和才能化解不良的情绪,只有不压抑个人情感,才真正能达到个人情感的恬淡宁静,达到最终的和谐之美。另一方面,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而言,一味的追求和谐安稳就没了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就不能返本开新,继而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无法创造价值。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设计缺少创造力的原因。因此,在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方面,不能一味满足在相对安宁和谐的形式里,要有创新精神,要打破原本的形式去探索新的方向。

上文概述了“美善统一”和“中庸之道”的美学思想在艺术层面上同现代社会相碰撞所涌现的新质,这些新质对中国发展当代美学,构建中国特色设计风格,探索前沿艺术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推进和帮助。因此,从民族的长远发展而言,不断总结和汲取儒家思想的智慧,转而同发展现代美学,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研究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质涌现,是十分有开拓意义和重要价值的事情。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张道一.美术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现代社会儒家文化 篇9

一、“修身养心”含义及基本方法

1.“修身养心”内含。

“修身养心”, 这儒家认为是个人身心和谐基本方法。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 而要达到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对此, 孔子在《论语·宪问》说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提出了先“内圣”后“外王”的“内圣外王”之道。孟子也有类似的论述, 把修身提到治国、平天下之起点的高度, 如在《离娄上》就说道:“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在《尽心下》也指出“君子之守, 修其身而天下平”。

2.“修身养心”的途径。

“格物外求”和“反省内求”是儒家伦理中达至“修身养心”的两条途径。“格物外求”就是通过学习和认知外在世界, 从而形成对外在世界的把握。“反省内求”就是通过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行, 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 “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通过“内省”而“改过”、“向善”。

3.“修身养心”的方法。

儒学认为“格物致知”是“修身养心”的基础, “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引自《礼记?大学》) 。“格物致知”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君子要做到谦虚好学、不耻下问, 这样才使人获得更多的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机会及与他人建立和谐平等的关系, 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慎独”也是“修身养心”的重要方法, 即人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 凭着高度自觉, 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 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 此正是吾心良知处。” (《传习录》) , 因此人们独处时, 言行要更加谨慎。此外, 儒家还强调通过“正己”来达到“修身养心”的境界, “正己”就是要求君子严以律己, 带头实践社会道德规范。

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思想

1. 人与人之间关系。

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子贡曾说:“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谓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 绥之斯来, 动之斯和。” (《论语·子张》) 以能协和人际关系作为孔子受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 即人际关系的和谐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 即使客观条件再有利, 如果没有人际关系的和谐, 最终也会失败。荀子认为人“力不若牛, 走不若马, 而牛马为用, 何也?曰: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 和则一, 一则多力, 多力则强, 强则胜物。” (《荀子·王制》) 单个的人在自然面前是弱小的, 但只要人能协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团结起来, 就会形成强大的合力, 去征服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自然物。

2.“仁爱”。

儒家把“仁爱”看作是人与人之间获得安定、团结、友爱的最高准则。“仁者爱人”, “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 儒学认为“仁”的思想本质是“爱人”, “仁”首先要“爱亲”, 才能推广到爱其他的人。如能“推己及人”也就做到了“仁”,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 可谓行仁之方也。” (引自《论语·雍也》) 。这是说:自己有某种需要满足的要求, 也要推想他人会有同样需要满足的要求, 因此, “推己及人”之道也就要求能替别人着想, 他人才会为你着想, 以此推及到构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则在社会生活中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人际关系就更为和谐。

3.“忠信”。

“忠信”是儒家特别推崇的思想。“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论语·开首篇》) 。“忠”就是诚恳待人;“信”就是“诚信”, 讲信用。孔子认为, 人生最重要的是待人谨慎讲信用, 用亲仁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孔子告诫人们:“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口, 小车无轨, 其何以行之哉。”孔子认为, 把“信”这种品质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 才能得到别人的任用, 才能管理好国家。

三、人与社会和谐的思想

1. 人与社会的关系。

儒家认为“礼乐教化”是人与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 如果人人都能克己, 依礼而行, 就会成就各自的仁德, 能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 社会关系自然就会和谐。孟子基本上继承了孔子关于礼思想, 认为“恭敬之心, 礼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 而荀子是性恶论者, 不承认礼是人心固有之善端的外化, 而是看作外在的强制性规范和“化性起伪”的工具, 但把礼认为是协调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礼者, 法之大兮, 类之纲纪也” (《荀子·劝学》) 。

在儒家学说里“礼”有三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有别、有序。“礼者, 天地秩序也”, “序故群物皆别” (《礼记·乐记》) 所谓有别、有序, 就是有区别、讲秩序, 让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且能摆正在社会中的位置;二是恭敬、谦让。“恭敬之心, 礼也。”、“敬事而信。”用恭敬之心待人, 就得到他人的信任, 用谦让的态度做事, 就减少失误的出现;三是“和为贵”。“礼之用, 和为贵。” (《论语·学而》) 。礼的作用是“和”, 就是和谐、安定、协调。因此, 儒家认为, 人与人之间不论其身份或地位, 人人都有谋其位, 尽其责, 守其道, 安其序, 如此, 社会有其发展。

2.“礼乐教化”。

“大乐与天地同和, 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 天地之和也;礼者, 天地之序也。” (引自《礼记·乐记》) 。如果说“礼”是维系社会的差异性, 那么“乐”则是“宣”与“和”。“宣”就是宣泄, 通过“乐”把内心的情感宣泄出来, 情绪可以达到平和;“和”就是个人通过“乐”可以被别人了解, 达到情感的沟通, 调和人与人的关系。“乐”可以教化人心, 也是协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 具有谐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可见, 儒学主张的“礼乐教化”可以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礼”和“乐”的有效结合能够很好地约束民众, 从而使民众自觉地遵规守矩, 最终达到个人与社会的真正和谐。

四、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

1. 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 一是人与自然的统一, “天何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引自《论语·阳货》) ;二是人的心、性与天同出一源,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 (引自《孟子·尽心上》) ;三是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引自《中庸》) 。依据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 儒家认为人类应尽物之性, 节制欲望, 使民以时、节制自然资源的开发、维持生态平衡的思想。因而“断一树,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 (引自《礼记·祭义》) 、“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 (引自《孟子·寡人之于国也》)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交融是儒家“天人合一”观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2.“天人合一”。

儒家“天人合一”是最朴素的和谐思想, 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最高境界。儒家认为, 天地造化生养了万物, 也生养了万物之灵的人;人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 存在于天、地之间, 与自然节奏息息相关, 人不应该去征服、改造自然, 而应该认识、尊重、利用自然,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对于今天增强人类的环保意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儒家“修身养心”、“礼乐教化”、“仁爱”、“天人合一”等和谐理念自问世以来, 就成了炎黄子孙孜孜以求的美好向往,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和谐”思想———中国儒家文化精髓, 正是围绕自我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展开的, 并且是这几种和谐的统一。

摘要：和谐思想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 和谐作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哲学范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在古代, 儒家和谐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 儒家文化关于“和谐”的意蕴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关键词：儒家和谐思想,和谐社会,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傅治平.和谐社会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2]王艳华.儒家和谐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J].理论探讨, 2007, (2) .

现代社会儒家文化 篇10

关键词：儒家,修身方法,文化建设

一、修身之意

“修”这个字在《说文》中的解释是:“修, 饰也”, 具有“饰, 整治, 使完美”的意思。修身, 意指陶冶身心, 涵养德性, 个人对自己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进行主动、自觉的锻炼和修正, 按照社会道德的要求, 不断克制自己内心各种非道德的欲望, 力求将自己的品德修养提高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修身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和主要方法, 也是当时文化建设和文化繁荣的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我们一贯强调以修身为本, 从自我教育做起, 正己后方能正人, 只有自身得到很好的修养, 才能“治人”, 以引导其他社会成员更好地践行社会所提倡的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修身的方法。《大学》里有这么一段话:“古之欲明明德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 先致其知;致之在格物。”在此八项中, 修身是治国基础和中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大学》在论述儒家的政治文化思想时, 更加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如“君子之守, 修其身而平天下”, 认为修己可以“安人”、“安百姓”, 虽然表现了一些个人的极端主义, 过度地认为个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 把人的作用抬高, 但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文化背景看待圣贤如何利用文化教国民提高素养。

修己的方法在格物、致之、诚意、正心, 尤其是诚意和正心这两种方法。“诚其意者, 勿自欺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诚于中, 形于外”, 才能慎其独。诚正在于强化意识和修身, 而修身在“正心”说的是要端正自己的意念, 只有摆正好了心态, 端正了意志, 才能把一件事做好。

修身是一个内化的过程, 由自身内部的精神和人格修养转化为外部的实际行动, 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内化, 通过内在的精神品性转化成个人的良好行为, 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自身能动性的表现。修身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化的方法, 而内化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性阶段, 所以修身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二、修身途径

1. 学习并举。

学指学习修身养性的、能提高自身修养的知识道德理论, 学是获得知识的前提。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 终日不寝, 以思。无益, 不如学也。”可见孔子对学的重视。可他觉得光学还不行, 得进行思考, 否则便无意义。据史书记载, 孔子最早将学习结合起来使用是“学而时习之”。在此之前他对“生而知之”深信不疑, 可是经实践检验人并非“生而知之”后, 坚定了人“学而知之”的看法。孔子认为, 高尚的道德和丰富的知识都是靠学习得到的, 认为:“好仁不好学, 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 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 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 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 其蔽也狂”。孔子博学于文, 通过学习提高道德修养, 鼓励弟子勤学博学和多闻多问, 并指出“学而不厌”、“学无常师”, 用“好学近乎知”的学习方式进行“修己”, 他除了鼓励学, 也倡导习。习即温习和实习。“习”的作用是对道德、“周礼”的巩固。

2. 学思结合。

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 学思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想法而不去学习道德理论知识, 只能是空想。孔子认为, 光学还不够,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除了学习还得进行深入思考, 得把“学”与“思”相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孔子学思结合的精要是:通过学习解惑, 通过思考辨真伪。上面论述了学, 这里不做赘述, 主要谈“思”。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 听思聪, 色思温, 貌似恭, 言思忠, 事思敬, 疑思问, 忿思难, 见得思义”。这里所说的“思”是人们对所做行为的思考, 是将所学的道德知识用于平时自身行为的分析。提倡学思结合, 反对尽信书, 同时对日常生活中的闻见也反对盲从, “道听而途说, 德之弃也”, 主张“多闻阙疑, 慎言其余”、“多见阙贻, 慎行其余”, 圣人对道德理论知识选择和多疑的态度, 体现了分析思考的重要性, 也是学思结合的具体运用。所以, 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化过程中, 受教育者并非被动学习, 而是在思考中主动学习。

3. 见贤思齐, 克己内省。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在进行自我教育时, 始终坚持自我克制和反省, 多取法他人好的方面。荀子在《修身》中说:“见善, 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 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 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 菑然必以自恶也”。意思是见到良好的品行, 定要检查自己有无这种良好品行;见到不良品行, 定要反省自己是否存在不良品行。好品行要珍惜, 否则需悔悟。再有, “择善而从, 不善而改”、“见贤思齐, 见不贤而内省”等说的都是向有德之人学习, 要善于从别人的不良行为中汲取教训, 对照自己, 从中做自我道德评价以作为自己培养仁德的手段。克己内省, 则是进行自我克制和反省以纠正错误、遵循道德规范并使之成内心诉求和行为习惯。若说见贤思齐是从正面学习别人良好言行, 那么克己内省则从反面总结教训, 提高道德素质。儒家要求人要多反省, 先“求诸己”。曾子名言“吾一日三省吾身”要求人从其道德表现中进行自我分析和评价, 通过频繁的反省鞭策自己。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明“克己”是“复礼”的前提, 一个人只有自我克制, 从内心反省, 才能使自己言行回复到“礼”的道德规范。儒家主张克己内省, 讲求以礼统情、自我节制, 重视道德主体的自我评价, 也强调外在道德观念必须通过道德主体的认同、内化, 才能发挥作用。教育实践证明, 人们对自己的道德意识认识的越深刻则越有助于自身道德水平的提高。一个人思想品质的形成是自我要求和自我控制的过程, 进行自我克制和反省、向贤人学习, 加强自我修养是提高个体思想文化素质的基本途径。

4. 慎独自律、立志及改过迁善。

所谓的慎独, 指人们在独处时能自我约束, 自觉按照一定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来进行思考和行动, 而不去做任何坏事。《中庸》认为道德修养应“莫见乎隐, 莫见乎显, 故君子慎其独也”, 强调单独一个人时也要规规矩矩, 以求思想行为的一致性。慎独是一种高境界的自我约束, 在无人监督时更要按照当时的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立志则是确立一定的政治方向和道德目标, 使人有明确的努力方向。2011年《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说“希望青年人立为国奉献之志, 立为民服务之志, 牢牢把握人生正确航向, 把个人成长成才融入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之中, 以实际行动创造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谱写壮丽的青春乐章”。可见立志对青少年, 特别是对于当代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加快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孔子十分重视立志, 要求弟子确立志向后就不要轻易改变, 应弃小利、安贫乐道。“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苟立志于仁, 无恶也”,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朱熹:“为学之心, 为学者, 立志之事也”。学者要立志, 立志可以使人按照既定的方向行进, 预先确定自身在道德修养中所要实现的改变。立志是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 是个人道德形成过程中的内在动力, 而道德理想又会在自我道德修养中产生意志和动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理想、情操和道德品质, 所以儒家关于立志的言论对个人品行修养和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发扬有积极作用, 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立志能激励我们树立远大的政治志向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促进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改过迁善大致意思是自我修正错误使之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是古人修养德行的重要的方法。《周易·益》讲:“君子以见善则迁, 有过则改”, 孔子也提到“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人犯错是在所难免, 我们该如何对待错误?“闻过知喜, 有过必改”, 知错能改, 则既往不咎, 因为能补过者就算君子。

三、学习儒家修身之道,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成就,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

儒家修身之道是在一个以农立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里提出的,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工具, 它带有一定的专制性和封闭性, 其不足之处在于:过分强调个人的内心活动, 用剥削阶级的道德规范约束被统治者, 他们把政治问题归结为个人修养, 不切实际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可取之处在于:儒家提出的修身之道对个人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我们应站在特定历史背景看问题, 批判继承和发扬儒家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修身之道,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和理解。儒家修身方法进行深入理解和挖掘对提高群众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无疑具有很大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罗洪铁.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成都: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4]吴文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5]论语[M].张燕婴, 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6.

[6]林语堂.孔子的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7]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

[8]叶乃泊.修身养性[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3.

现代社会儒家文化 篇11

关键词：老年人；社会工作；传统文化；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共同之处：首先，两者最终目的都是让老年人能够保持独立性，有更好的发展、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其次，儒家思想和老年社会工作都看到了老年个体自身、老年人的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对老年人的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中的“长幼有序”、“尊尊”和老年社会工作中的面向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内容都体现了两者在这一方面的相同点。

（二）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区别：儒家思想中充分肯定和强调了老年人的重要社会地位，老年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是社会的财富，家庭及社会对待老人的态度亦是促进人文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孝”、“仁”还是“礼”对当今老年社会工作均有着环环相扣的影响，深远且重大。而当今的老年社会工作是在现实基础上，希望通过发掘老年人个体自身资源和整合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有利于个体独立发展的生活，对不同状况的老年个体有不同的操作性强的实际方法。

二、儒家传统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

当代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仅需要依靠法制的强制作用， 更需要发挥礼教的作用。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中与老年社会工作相关联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儒家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孝思想的主要内涵。孝是包含在仁之中的，《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今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套社会道德体系，孝思想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工作者在整合调动社会资源时，可以充分利用孝思想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我国家庭中，老年人一般是家庭成员关注的重点，赡养老人、孝顺老人是每一个子女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家庭养老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孝道也为解决我国社会普遍面临的老年人自我认知水平低以及赡养问题提供了参考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工作者在开展老年社会工作时的压力，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良好的运作基础和人员上面的精神支持。

（二）儒家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仁思想的主要内涵。 “仁”作为儒家的中心思想，是贯穿其始终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老年社会工作应该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自身发展需求，并适时给予老年人所需的资源，让老年人在晚年在精神世界仍然有所追求。“仁”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指人生观中的德行，表现在人的行为中即为互助、互爱、互存。“仁”是人类最高的、超越的完美，孔子说从来没有看到它完全被体现过。社会工作者本就是助人自助、是需要爱心和奉献的职业，老年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是更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仁”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特别是老年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中应该有所体现。

（三）儒家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礼思想的主要内涵。“礼，孝之始也”、“志于道，据于礼，依于仁”都是说“礼”是“仁”一种外化表现，行据于礼，方才能成仁。（2）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前，国家从政策上和道德规范上就已经开始向老年人倾斜，制定了很多优待老年人的特殊政策。老年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礼思想的传播者，长幼有序、敬老尊老的价值观的树立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老年人的家庭问题。孔子把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从而使“礼”由外在的约束变为人的内在情感需求，从而使礼取得了内在的心理依据而人性化，具有了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

三、后续思考

笔者在对以往相关文献的查阅时发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具体如何开展老年社会工作等相关的论述较少；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老年社会工作的作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如果能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建立“儒式”价值观，以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方法相结合，也许能以另一种方式促进老年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现代社会儒家文化 篇12

一、农村及农民工的社会背景

以本人所在县 (毕节以西50公里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国家级贫困县) 为例, 中国农村土地在八十年代中期便停止了重新分配, 提出的口号由“土地三十年不动摇”到“土地一百年不动摇”, 随后出生的农民不再获得土地 (但后来却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 他们连“失地”的农民都不算。相反, 至少1985年“鲤鱼跳农门”考上中专、大学的农民到目前其土地依然还在他们手里, 尽管从入学报到开始他们的身份已经是干部而非农民 (因为当时大中专学生毕业后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 。这就意味着, 1985年后出生的农村孩子不再有土地, 那么他们靠什么生活呢?国家给他们什么样的出路呢?当然, 即使给土地, 小农经济也只能挣扎在温饱贫困线上。结果就只能是被迫进城当农民工。但在城市由于户籍等限制, 连工伤赔偿都不一样, 租房和孩子上学等其他福利就不用说了 (这时还有人大代表提出农村的孩子上大学后要回农村去, 甚至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2]) 。

当然, 后来国家的政策改变, 大中专学生毕业后不再包分配, 而是双向选择就业, 国企工人也下岗了, 农村户口的人可以到处务工, 不受户籍限制 (1985年以前如果没有介绍信和担保人, 农民工是要被劳改的, 我们村在省城的工人干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去保出“劳改犯”, 但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够罚款和担保金) 。但是, 城市的工人可以四处务工, 他们在本城市可以不用租房, 还能获得再就业的各种优惠。今天, 《人民日报》也首次承认改革开放造成的贫富差距严重。[3]那么, 农民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国家打算怎么解决?向信息化、工业化国家迈进, 走新型工业化、创新型现代化发展之路需要数亿农民转变身份。李泽厚说:马克思后期只谈劳动和剩余价值、不谈工具及其发明, 就只是蓝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4]这样的国家战略将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邓小平的处理办法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二、小农经济与儒家文化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

随着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小农经济的家庭伦理及婚姻道德观都会被摧毁, 小农经济与儒家文化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李泽厚曾经认为, 孔子重视礼仪忽视物质建设、维护氏族贵族地位只谈“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5]。今天则似乎倒过来:这个障碍变成了香饽饽, 人们想用儒家文化平衡现代化发展的弊端, “和谐”思想及孔学热、汉语热在全球的铺开或许并非偶然——一方面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使得全球人民想学汉语和研究中国, 另一方面欧洲等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到了上限, 其后果需要借助中华文化来反思。

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农经济与儒家文化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首先, 家庭伦理可能会被改变。全球现代化进程摧毁小农经济后, 传统婚姻家庭也将受到冲击。比如, 人口流动就对一夫一妻制提出了挑战, “小三”“小四”及婚外情涌现, 离婚率攀升。[6]

其次, 孩子出生后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和抚养, 因为要四处流浪工作, 拖家带口成本高, 甚至无法工作, 只能由亲人抚养甚至托养。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同时出现 (且并非仅限于农村才有) , 家庭和社会压力同步增大。当农村劳动力倾巢而出后, 农村抚养孩子与赡养老人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刚起步, 还很脆弱;即使经济问题得到解决, 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天伦之乐的丧失也变成了棘手的问题。

第三, 按李泽厚所言, 社会进步以牺牲道德为代价。[7]恩格斯说:生产的每一进步, 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8]今天中国的转型是以农村为主的传统伦理道德牺牲为代价的, 这样的代价能否降到最低呢?比如, 像台湾那样, 把一些资源引向农村, 使农村成为休闲、娱乐、生态等的一体化, 既增加农村就业岗位, 减少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比重, 又能实现新型产业化的升级。至少, 今天的城市垄断了太多资源 (尤其是北上广) 正如国企垄断了太多百姓福利一样 (如中国通讯和银行) , 能否做出调整?李克强总理这两点都注意到了, 他不仅不再用GDP衡量政绩, 而且认为上网费用太高, 还批示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要认真处理。

第四, 如果说近代中国革命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痛快的战斗, 今天中国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儒家文明及其他文明是否将被不断增加的全球化无产阶级所颠覆?新生代农民工在颠覆祖辈父辈的小农经济家庭和道德伦理观念时, 是否同样会感到痛快, 或是痛苦?

第五, 今日孔学复兴与全球现代化的文化悖论。孔学代表的是小农经济, 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全球现代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一定同步, 还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当然, 孔学也只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儒家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 所以有可能逐渐淡出。人口生产与现代生产一体化, 今日孔子的复兴会否是一次回光返照?儒家文化早已经变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说明这个淡出过程很缓慢, 但也很痛苦。也许, 全球化背景下所有文明文化都将重新竞争和组合。这次, 中华文化能否经受得了考验?——就像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最终只剩下中国一样。儒家文化内部的自我循环、排斥和吸收他者是否还具有同样大的能量, 如李泽厚所说?既替代宗教但又不是宗教, 既有宗教功能又避免宗教狂热、禁欲及出世的悲观主义?[9]

第六, 随着全球现代化的推进, 人口的再生产也可以现代化大生产, 脱离母体或亲生母体的试管婴儿也可以被批量生产和克隆复制。届时, 更大的挑战将再次叩问着人类精神上的承受力。这不是神话:全球不断增多的老龄化、核武器及未知生化武器、全球气候变暖后的未知细菌、人类探索宇宙带来的未知毁灭能力等等, 都可能毁掉人类, 人类总有一天会成为濒危的生命物种。届时, 大量生产人口便成为人类的第一要务。那时的道德伦理观又将建设在什么基础上呢?恐怕不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小农经济付出的代价那么简单了。

参考文献

[1]李克强批示毕节儿童自杀事件:对不作为假落实要问责.2015-06-12 14:27:13.中国政府网, 中华网>新闻>中国新闻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612/19833168.html.

[2]红尘中的感动的博客.驳人大代表“农村孩子不提倡上大学”的脑残提议.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2f85570101401w.html, 2012-11-13 16:25:07.

[3]人民日报: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人民网>>财经.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123/c1004-26435980.html.2015年01月23日08:00.

[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201—202.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30.

[6]刘芳.人口流动对一夫一妻制的挑战——以解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中心[J].改革与开放, 2012 (12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