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共12篇）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篇1

一、引言

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 (Theodore W·Schultz) 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前提是传统农业的根本性改造。而通过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的细致梳理, 我们发现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是在传统农业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前提下开始的, 因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就必然形成了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 一直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 传统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不协调日渐凸显,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所以系统梳理小农经济问题, 对其形成原因、历史作用、当前面临的契机进行考察, 进而加深对小农经济的认识, 为进一步改造小农经济提供些许思路, 这是关乎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事,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小农经济的成因分析

关于“小农经济”的涵义,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结论, 本文所使用的“小农经济”的概念来自恩格斯的界定。他定义为:“小农, 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 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 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前者是对小农的社会经济性质的规定, 后者是对小农的最低经营边界的规定。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组织是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产生的, 在历史上, 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使个体劳动成为可能, 进而也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除此而外, 中国小农经济的形成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 婚姻和生育制度。在小农经济发展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 是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 而且在国家间激烈竞争的背景下, 国家制度是鼓励生育的, 再加上避孕知识的缺乏, 人口快速增长而新增土地缓慢, 单位土地上所承载的人口数不断增加, 人地矛盾激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贫苦农民多妻的可能不大, 但其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很低, 而由此所带来的收益预期却可能相对较高, 所以也有多生育家庭新劳动力的倾向。

第二, 城市功能的非生产性。在中国古代史上, 城市多是基于政治因素而存在的, 城市的经济属性是消费性的而非生产性的, 即农村的生产和供应是城市消费的支撑。非生产性的属性使得城市无法创造出生产岗位来供给从农村中转移出的过剩劳动力, 所以这一时期城市对人口迁移的拉力不足, 隐性失业的农民从土地流出的动机不强, 农村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压力无法转移。

第三, 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中国古代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公平的, 多为社会上层所独占, 平民阶层受教育的成本很高, 无力支付。这就使得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的人口所占比例很低, 人地矛盾的压力仍然很大。而且教育和实际严重脱节,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国家机器的管理人才, 教育内容很少涉及农业知识和技术, 无法真正推动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村的发展。

第四, 国家政权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 小农经济是国家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人地关系维系着“国”与“家”的利益。国家的存在和运转需要税收的支撑, 农户也需要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来对其收益加以保护。同时农户经济具有社会稳定性, 失地的“流民”容易危害社会秩序, 所以封建国家有动力通过制度安排, 将土地细碎化, 并实行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和按人丁征税的税收政策, 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化, 又把人口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第五, 土地继承的平等原则。由于上述种种原因, 农业劳动力无法流出土地, 人地矛盾日趋激烈化。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土地的破碎和分散, 如19世纪的英国, 人口增加了几倍, 而农场不但没有破碎反而更加集中。中国的原因在于宗法制条件下土地继承的平等原则, 即男性继承人按照平等原则分配从家长那里继承的土地。这样一来整个家庭的土地就破碎了, 经过几代以后土地愈加破碎, 最终形成了小农经济, 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强化。

自秦汉以来, 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农村传统经济的一大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曾一度使小农经济趋于消亡, 但1980年代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家庭又重新成为农村的基本经济单位, 农业生产仍没有摆脱分散、孤立、封闭的小农特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大国,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远远地落后于工业和城市。

三、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评价

小农经济在历史上取代井田制, 对于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古代中国文明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 农民家庭经营的安排使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了其内在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无须外部监督的优势, 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也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较低的生产力水平, 并迅速地改变了中国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 奠定了新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但中国现阶段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属于小农经济的范畴, 农业生产仍然是在小块的土地上进行, 过小的土地上拥挤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中国小农经济改造的终点, 也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生产的效率问题,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土地的破碎化使得农业经营是分散的, 无法进行分工、机械化和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 此外, 农业经营的分散性还使得个体农户无力进行土壤改良和兴修水利等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农业生产的高成本和低效率愈加严重, 农民也愈加贫困。落后的农业生产使得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很低, 这样就使大量的劳动力被迫束缚在农业领域, 不能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而且贫困的农民也无力进行消费, 通常是自给自足, 这样就造成了工业品的市场需求不足, 国内市场狭小。

当前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以户为单位来进行的, 生产过程中各户彼此独立、分散经营, 这就制约了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缺乏组织化的农民在面对市场风险时往往处于劣势, 其在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市场谈判中也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缺乏组织化的农民也无力抵御自然风险, 在解决水利建设、农田改造、良种培育、抗灾救灾等超越个体家庭力量的事业上, 个体农民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小农家庭生产的封闭性也阻碍了农业信息的传递, 农民把握增收机会的能力受到信息获得机会的约束。

总体来看, 中国当前存在的小农经济使农业生产缺乏规模化、组织化和信息化, 既无法抵御自然风险, 也无力面对市场风险, 农民增收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严重阻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四、当前中国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契机

大农场取代小农场, 小农经济终将消亡的命运是历史的必然。这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严密论证了的科学论断, 而且也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现实所验证。虽然中国仍面临着强大的人口压力, 农村基础设施也不完善, 农业技术还很落后, 农民生活水平较低, 但中国当前却有着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契机:

第一, 城市经济属性的转变。具备了生产性的城市有着强大的劳动力需求, 这在农业之外开辟了新的就业途径。而且到二、三产业部门工作的劳动报酬要高于在第一产业报酬, 农村中过剩的劳动力, 有着强烈的进入城市的愿望, 这就为弱化农地上的人口压力提供了可能。

第二, 户籍制度的松动。户籍制度的放松使得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 为农业人口流出土地提供了条件。只有当农业领域的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 农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才会成为可能, 否则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是排斥任何对劳动进行替代的技术革新的。

第三,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教育制度的大众化。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农村各家庭生育人口数量明显减少, 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放缓, 再加上教育的大众化, 很多新生的农村人口通过接受高等教育, 加强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最终进入了城市, 不再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

第四,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长足发展。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劳动者的个人生产率得到提高, 每个人可以经营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 这为农业人口流出土地后应用现代农业科技进行大规模生产经营提供了技术支持。

第五, 近年来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实践。通过鼓励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很多外出务工的农业劳动力将土地转包给当地的留土农民,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种粮大户, 这为中国农地集中和向规模化方向发展提供了实践机会和经验。

五、小农经济现代化的路径

从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发展历程来看, 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因此, 把握契机, 积极稳妥地改造传统农业, 实现小农经济的现代化是当前工作的重要任务。否则,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将变得更加艰难, 甚至会制约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具体看来,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路:

第一, 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 促进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这里可以参考法国小农经济改造的经验, 通过设立专门负责撂荒土地的集中和整治的组织, 该组织拥有购买离乡转业农民土地的优先权, 并对其在土地上的投入和劳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补偿, 然后对购买来的分散的土地进行合并、整治、改良和规划, 达到一定的规模后转包给留土的农民。这样就可以使得土地规模达到适度集中, 进而发挥分工的优越性, 推进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第二, 建立起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弱化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对中国农民而言, 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 更重要的是其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条件下的生存保障功能。因此, 唯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让农民的社会保障由社会来承担, 才能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 进而减少农民的兼业行为, 克服故土难离的心理障碍, 推动农民入城转业, 为农业经营向“横向一体化”的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 继续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真正赋予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社会管理和福利制度, 是对农民的制度歧视, 由此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格局阻碍了农民的非农化转移。加深户籍制度改革, 矫正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制度歧视, 切实保证进城农民平等的同工同酬、社会保障、教育培训权利, 同时对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和子女受教育问题予以关注, 这样才能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土地的转移。

第四, 大力培养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小农经济现代化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应该是农民的觉醒,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民的现代化。对于没有“非农化”的留土农民, 应该让他们成长为职业农民, 因为他们代表着农村的未来。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农民的技术培训, 使其掌握最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另一方面要鼓励有知识、懂技术的大学生走入农村, 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同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也要加强技术支持和舆论宣传, 不断开拓农业新领域和新概念农业。

只有加强对小农经济的改造, 建立起现代农业, 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才能实现, 农业生产的社会分工才会加深, 组织化程度才会提高, 农业、农村与工业、城市的发展才会更加和谐和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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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澜, 付少平, 蒋舟文.法国小农经济改造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农业, 2008 (10) .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篇2

关键词：社会主義;现代化;中国;创造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发展进程显现出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竞争和比较。当下，“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成为世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是一种理论思考的反映。当中国社会主義现代化事业在金融危机的考验中表现出强大优势时，我们对中国社会主義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更加明确，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義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必胜的信心。

一、中国走向社会主義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意義

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是把一个落后的中国引向现代化的中国。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变所揭示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里程的一次次艰苦探索。其中，其他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相继表达过他们的救国救民主张，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都未能找到真正解决中国社会根本矛盾的出路。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義继而走向社会主義的路线才能够把中国引向现代化入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党的领导集体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義工业化国家的口号，并逐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的近代工业体系。但由于其后党在指导路线上的失误，“以阶级斗争为纲”占据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导致中国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中断。

在中国社会主義发展的紧要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義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英明决策，由此不仅提出关于社会主義现代化的完整概念，而且引导中国走向新的发展方向，其深远的历史意義值得认真总结和记取。

(一)向社会主義现代化建设的转移使中国走出了“贫穷社会主義”的历史误区

中国社会主義建设在艰难曲折中探索。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社会主義，把社会主義仅看成一种对资本主義的道德批判和政治革命，而降低了它与资本主義相比更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能够推动现代化的实质意義。这样一来，社会主義本与现代化共生的内在关系被隔断，或对立起来。这种忽视生产力发展和对社会主義与现代化认识的误区，曾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致使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主義建设与世界现代化潮流擦肩而过。

完成社会革命之后，尽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马克思主義始终注意到经济因素在社会变迁中的基础作用。辩证法的革命性在于它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一致时，才是现实的和合理的。马克思主義最讲发展生产力;在人民掌握国家命运的社会主義下，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更是全社会的利益之所在。

建设社会主義现代化目标的确立，正是对社会主義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在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实践上的拨乱反正;同时，也使我们在关于社会主義的根本认识上走出历史的沼泽。特别是在原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发展生产力所解决的历史课题，正包含在实现社会主義现代化的一系列任务中。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義设想与实践找到了坚实可靠的基点。

(二)向社会主義现代化建设转移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开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时代主题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竞争变成一场没有枪炮的特殊“战争”。现代化问题日益受到不同国家、不同代表人物的关注，成为世界未来走势的轴心。不能不承认的是，中国在“_”后，拉大了同世界发展水平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敢不敢提出现代化问题，能不能把党和人民的注意力引到社会主義现代化建设上，是对中国的严峻考验。确立社会主義现代化目标，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把握当今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革命和现代化浪潮，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危险保持警醒的结果。

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社会主義中国面临极大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好的机遇。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加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步伐，是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关键。这样就可以经过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努力奋斗，在社会主義与资本主義的共存与竞争中赶上世界强国，走向复兴之路。

向社会主義现代化建设的转移，是中国共产党人正视世界的新变化，正视由科学技术革命引发的国力竞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勇于迎接挑战的战略抉择，是迎接随之到来的全球化时代递出的第一份答卷。

(三)社会主義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中国人民树立起团结奋斗的政治目标

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義现代化宏伟目标使中国共产党形成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形成坚强的战斗力，使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内生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共同开创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是党和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尽管起初我们对现代化的体会是肤浅的，但在社会主義现代化事业的进展中，我们从理论与实践上对现代化的认识都向前跨进和大大地丰富了。此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義现代化国家成为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一个纲。由此在围绕“什么是社会主義，怎样建设社会主義”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上发生了一系列转折性变化，党和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義的构想下，走出了一条实现社会主義现代化的新路。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说，社会主義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当前的最大政治。在社会主義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義现代化，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行动归宿。

网络：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强大杠杆 篇3

网络以及网络化趋势的出现和扩展给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互联网本身的共享性决定了其天然的民主精神。网络作为一种工具、一种媒介、一种信息技术系统，以其特有的公众共享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交流特有的开放性和自由性，打破了我国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模式，极大地便利了人民对信息的读取，对文化的交流，对思想的传播，为此，我国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公众共享性扩大我国人民的选择机会和反馈、监督机会，使我国的政治更好地实现民主。

第二，网络的便捷以及强劲的覆盖率提高了公众的参政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提高公众的参政力具有很大的难度。但网络这一新技术以其信息选择的无限性使得公众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获得过去难以得到的信息，而且还可以及时地发表意见，加入讨论。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众的参政热情，大大地提高参政力。

第三，网络的技术支持将保证我国政府行为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我国政府行为的民主性是入世后经济民主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制度设计、运作须符合民主的人文关怀。政府行为的民主性是其科学性的前提，广泛、充分地实现民主，汲取社会力量和资源，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政府行为科学性的实现。网络时代的网上投票、选举很好地解决了民主与效率的兼容，实现了政府行为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现如今，尽管我国政府网络的便利渠道尚未完全“竣工”，但在一些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也相应的设立了面向公众的网页，提供了各种信息和政策咨询服务，努力实现公众和政府的直接平等沟通，力图在科学性与民主性的问题上努力实现统一。

二、网络的中国经济市场化价值

首先，在广度上，互联网的发展运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从而为我国经济市场化扩展了空间，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外围技术支持。互联网是第一个意义上的全球信息平台。作为一种突破地域限制、便捷、连通全球的信息技术，它所带来的全球意义上的信息连通、处理和交流，适时而相当完满地满足了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市场化对信息流的要求。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搜集到最新的技术、市场情报，来更新业务知识、技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球范围内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

另外，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产生了一种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形式——网络经济。这种经济使各国之间将更多地采用EDl（电子数据交换）作为国际经济和贸易往来的主要手段，这就使得经济效率可以极大地提高到趋近于一定极限的程度，企业采购、销售效率极大的提高，世界金融与贸易市场的运转速度加快。利用之，则有利于我国资源参与世界市场，实现在世界范围内市场对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经济市场化。

其次，在深度上，网络的发展和运用，加深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要属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信息化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根本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络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对中国企业打破信息封闭和改变单向流动是一个机遇，是中国国有企业快速实现参与市场竞争的一个捷径。

就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网络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而且随着网络的发展，它将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所提供的公众信息服务使其为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信息、技术进步和竞争力。发展网络，对于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具有重大的价值。

三、网络的中国知识科学化价值

从我国现代化的坐标来看，文化的进步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知识的科学化。而要实现知识的科学化，就要求我们将知识置于一定的制度下进行检验和证实，并推而广之，使其集结为现实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网络也显示了它特有的价值。一方面，网络为我国实现知识科学化而进行的全球性的理性争论、研究协作提供了可能。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信息高覆盖率。通过这种高覆盖率，科学家之间就能建立起有效的科研协作关系，组成科学共同体，通过智力上的互补，实现知识的共享；而且，网络通过信息流可以为知识增加一些东西或将之进行重组最终实现创新。另一方面，网络为科学化知识的传播与实际以及迅速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通过网络对科学化知识的有效传播，人们有机会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并使知识得到有效的扩散，从而使之内含的文化价值得到有效的示范且在社会中广泛应用，实现其生产力功能和经济功能，并最终实现推进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意义。

四、网络的国人个体化价值

我国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个体理性价值的人文关怀。前面所强调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知识的科学化可以说都体现了现代性对个体的关怀和重视。甚至可以说现代性的核心就在此，没有对人的个体化、理性化的关怀，一切现代性都将毫无意义。

网络社会为人的个体化创造了新的“生态环境”。它允许个体在尊重自我存在的前提下进行虚拟的“自我重塑”，这就在内涵上强化了个体意识。在网上，个体可以对自己的社会以及自然特征进行自由选择，每个人都是一个特殊的主体，而这个主体不断生成有个性特点的人格。同时，网络所提供的一系列个性化服务使网民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欲求对自己的主张进行公开、传播，进而迅速实现了角色转变。这在实质上就是对人的个性追求最大程度的体现，是对人的个体化的现代弘扬。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篇4

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特征

(一) 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权利意愿的增加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 公民的法制意识从最初的对法律的畏惧已发展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二) 中国的“民权”和“人权”的发展

目前, 全球化浪潮不仅仅涉及经济而且还涉及文化及观念的范畴。中国也从传统的“官本位”逐步向“人本位”发展, 在宪法的修订中, 也提出了“人权”的概念。

(三) 社会矛盾日益增加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虽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但是制造了社会的裂变和分化。贫富差距的加大, 城乡差距的严重使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传统管理模式的缺陷

由于中国目前社会处于裂变的转型阶段, 因此, 对于国家乃至社会的管理,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 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的模式仍然在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从而造成了对当前社会管理的力不从心。

(一) 立法

尽管“人权”已经被写入了宪法, 但是, 总的来说, 仍然和国际人权标准有着较大的距离。对“和谐”的曲解使在立法上沿用以往的“社会管理”的模式, 过于重视“稳定”, 使人权的价值没有成为立法中的价值选择。

(二) 公务员管理

从历年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畸高的录用比例就可以看出来, 老百姓对公务员职位的向往之中隐藏了公务员管理方面的缺陷。仅仅依靠宣传教育, 依靠政治学习和模范人物示范作用来解决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 是不可能对其根除的。只有从根本上的制度建设上入手, 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

从公务员的思想方面来看, “权力本位”的观念仍然在许多公务员脑海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这造成了人民意愿无法表达, 或者说难以用适当合法的方式来表达, 这些问题的积聚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诸如说流动摊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 类似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矛盾。

(三) 司法

由于在中国司法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使得在解决当前社会矛盾中, 中国的司法应对明显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因为法律的制订中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 致使很多本应由法院解决的问题却不被受理。其次, 对“和谐”的错误理解使调解受到司法部门的追捧, 在司法实践中充斥着强制性调解。再次, 司法腐败的存在和日益猖獗,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诉讼”的排斥和“官本位”的残留思想, 以及司法的时效性和收益和付出的不均衡性, 使得群众更倾向于通过上访来寻找“包青天”来解决问题。

三、如何从法治方面来应对转型时期社会管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的这个时期, 传统的管理模式没有能够相应改进, 从而产生了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纵观全世界,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法治是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因而, 中国只有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 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并切实实行法治, 才有可能解决当今社会的种种矛盾, 才有可能应对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严重的危机, 才有可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平稳过渡。

(一) 从立法方面入手, 保障社会正义

首先, 在人权保障方面, 立法应与国际社会接轨。随着我国在国际经济法律方面和国际社会相融合, 与之相关的人权方面, 也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 虽然中国已经是国际上若干与人权有关的公约的缔约国, 但是, 在把公约的条款并入到内国的法律时, 力度仍然不足。

其次, 法律的制定必须更加谨慎。在今后法律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 应该真正的表达和体现民意, 体现法律对终极目标的追求, 也就是说, 对公平、正义、自由等理想境界的追求。

(二) 从政府守法方面入手, 体现社会正义

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言,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政府在自己的行为中, 也必须做到依法行事, 无论何时, 无论何人, 无论何事, 都要严格的遵守法律, 破除中国特有的“人情和法律并存”的现象。同时, 还要有能够对政府行为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的机关, 做到权利制衡, 使之能够切实地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

相对于实体公正而言, 程序公正更为具有先行性。因此, 政府守法的关键问题在于执法者能否严格依照程序执法。当没有程序的公正时, 实体公正的价值往往被削弱殆尽。在法治社会中, 人们不仅要求正义, 而且还要求“看得见的”正义, 因此, 宪法与法律中必须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明确规定程序违法亦违法, 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①

(三) 从司法方面入手, 实现社会正义

在现代社会中, 司法对社会正义的实现而言, 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无论是私权利之间的争议, 还是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的争议, 司法都对结果的正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 “信访”、“双规”、以及法院本身所追捧的“调解”等解决纠纷方式都对司法本身有着强烈的冲击, 司法独立原则作为当代司法的基石, 意味着法官应该是独立判案, 以其专业知识和对法律的恭谦的态度, 对案件做出自己的裁判。而在中国, 太多的因素影响了法官的独立性, 这也造成了司法中诸多问题, 致使不能真正的实施法律。

总之, 无论是从立法、守法, 还是从司法方面, 转型时期的中国都面临着许多纷繁芜杂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应对现代社会转型方面存在着缺失的情况下, 只有切实推进法治的现代化, 遵循中共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才能完成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历史使命, 才能构筑真正和谐的现代社会。

注释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篇5

1995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两个转变：一是要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实现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现这两个转变既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如何实现两个转变，则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其中物流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物流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与所有国家的发展历程一样，是经济发展从粗放走向集约的必由之路。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和经营管理的问题，物流体系及其管理体制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条件和动力，因此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息息相关。

一、经济体制的转轨为物流现代化创造了巨大需求

物流现代化的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时序是先有生产的快速发展再有物流的发展，而后才是生产与物流的并行发展。因为物流的现代化需要相应的资金投人、应用技术的成熟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市场压力随着生产发展不断增大，迫使生产者转而向提高流通效率寻求经济效益的结果。因此可以说，物流为社会和企业家所重视，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经济的发展从粗放转向集约。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互8年的改革和开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迅速发展，已经将物流的现代化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收效。

中国物流的特点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广阔的国土上资源的分布又很不均衡。多数自然资源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北方地区，而人日多集中在中部和沿海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历史上就形成了原材料采掘、粗加工等基础工业远离加工工业的产业布局。“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曾经作过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但是变化并不大。旧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形成物流设施的部门所有，自我封闭体系，使得现有的物流体系难以形成真正的社会化大物流系统，大大浪费了物流资源，降低了物流系统的整体效率。长期以来，政府和民间对物流设施及管理的投人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物流系统基础设施陈旧，科技水平和组织管理落后。物流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历史上无论理论上是否已经引人物流概念，事实是经济发展与物流的相关度一直很高。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对物流新的巨大需求。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80―1995年间，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经济长时期的稳定快速增长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从社会需求来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产品大量增加，居民收入迅速提高。投资需求及消费需求同时增加。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18亿元，1995年达到58261亿元。1995年为1980年的近4.3倍。社会总消费1980年为2976亿元，1995年已达到34962亿元，1995年是1980年的11倍还多。其中1986一1991年平均增幅为19.7%，1995年增幅达25.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95年是1980年的近22倍。可见无论是消费品需求，还是投资品需求，都有大幅度的增长。高速增长必然伴随对物流的需求的急剧扩张，首先表现为对改善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改革以来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所加剧，政府对此一直非常关注，并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加快大物流体系的建设，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方面的建设，以加速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交流，带动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商品需求总量增长的同时，需求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生产者尽量增加产出品的差别化。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出小批量。多品种的趋势。出现了市场的细分化，形成不同的消费层次和群体。因此，商业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新的、现代化的零售方式，如超级市场、方便连锁店、仓储商店等近年来在中国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并已渐成规模。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无疑会对物流产生新的需求，如配送的需要就日渐紧迫。在生产领域，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计划所建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企业之间的联系，改革以后大部分要通过市场实现。因此，经济活动对流通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经济的发展既对物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也为物流的迅速发展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经济增长由粗放转为集约为物流现代化带来强大动力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把经济的增长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是针对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高投入、低产出增长模式而言的、这种粗放式经营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而相对于物流的发展来说，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偏重于数量增长，不注重质量，不注重经济效益，因此，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重生产轻流通，将大量的资源投人生产领域。却忽视了相应的物流发展，结果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包括部门和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为物流能力不足和物流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经济增长较高的年份，运输能力不足、仓储能力不足等物流环节的供给短缺往往成为最突出的制约因素。不得不以运力定生产、限消费的情况屡见不鲜。二是由于大部分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导致管理粗放，在物流管理方面，出现一方面是物流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普遍的浪费。最突出的是“大库存”现象，就是不注重存货管理的经济核算，以尽可能多的存货保证生产对投人品的需要，或者防止商品经营中出现缺货。其次是在供应和销售活动中不重视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情况的存在造成了物质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物流落后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

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瓶颈”制约，保持经济均衡高效增长，是促进政府和经济部门改善社会大物流体系的根本动力。要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必须保持经济发展的均衡。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一直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的引导和直接投资，积极改善和发展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如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主要的运输大通道，近几年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对现有的交通运输设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1995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1587.5亿元。在全国建成的大中型项目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项目占18%，完成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17.6%，大大加快了物流现代化的步伐。近年来陆续联通和建成了亚欧大陆桥。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等大的铁路运输通道并对现有铁路设施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运行速度和质量。公路建设促使汽车运输迅速崛起。仅就建成了高速公路11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258公里，比1990年增加575%。公路营业里程达到118万公里，比1990年增加15%。航空港。水运港口，包括一些大型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的建设，都大大改善了国民经济大物流体系的状况，提高了现代化水平。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特

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缩小地区差距，保持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物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提高了对经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而且也使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严密控制下的运输等物流业逐步进入市场，形成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市场机制对今后物流的发展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逐步实现物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市场需求扩张的吸引力和激烈竞争的压力是企业改善物流状况的内在动力。改革的`逐步推进使市场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市场迅速发展并成熟。随着商品市场由短缺转为过剩，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消费者的需求逐步走向理性。一些生产部门和企业的产品市场迅速饱和，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商品大量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服务、价格等都提出了更高，甚至苛刻的要求。所以，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相比，生产者所面对的再不是为购物而不得不忍受无尽的排队的消费者，生产企业只要完成计划就可以高枕无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所承受的越来越沉重的市场压力迫使它们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经营管理，寻求提高竞争力的可能途径。包括改善物流，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加速资金的周转、节省资金占用。例如，几年以前，由政府推进发展配送一直进展迟缓，很少为企业所接受。而近一、二年以来，由于各种连锁经营的发展，配送就自然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日渐兴盛。可以说配送制约着连锁的发展，连锁带动了配送的普及，两者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得到共同发展。

三、中国物流发展面临的课题及发展前景展望

(一)物流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的物流理论和实践在最近的十多年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系统化的推进阻力较大，困难比较多。其次，是企业物流现代化推进仍然滞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制原因。我国物流体系的建立，是在新旧体制转换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旧体制的影响和约束。鉴于旧体制下物流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独立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不同的经济和管理部门，基础设施和管理方面的“条块分割”状况比其它产业和部门更为严重。要实现系统化，就要打破条块的界限，重新配置资源，调整管理权限。这当然要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同时因为物流的社会化往往导致原来生产和流通企业从事同类工作的人员失去传统的工作，成为企业的冗员。在当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机制都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部门和企业宁愿继续自己承担物流职能，而不采用社会化的物流服务。

第二，物流模式转换的普遍问题。从分散的物流到进入社会化的物流体系是企业物流模式的重大转变。从整体和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将得到提高，但是对当前或短期的影响却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一方面，企业需要废弃一些不再需要的设备和设施，同时又需要增加适应物流一体化所需要的新的条件，前者是资源的浪费，后者又需要增加新的投人。所以企业往往不选择社会化物流。从物流服务的供给方来看，在物流业形成的初始阶段，一时达不到经济规模，成本比较高，导致较高的服务价格，使用户难以接受。服务也还不够完善，使用户感到不满意，不放心。也就是说，供求双方要相互接受，相互信任，建立正常的产需关系，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磨合”期。

(二)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

加速中国物流现代化既要遵循物流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又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以解决中国物流发展中遇到的特殊问题。

第一，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虽然目前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市场远未成熟，经济发展实际上的数量扩张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大多数企业还远没有产生出必须挖掘“第三利润源泉”的动力。物流的社会化、系统化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大都来自!日体制、企业机制的转换，物流系统内的部门、条块分割都有待进一步的改革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的支持和干预。就物流发展的一般进程而言，各国物流的发展都少不了政府的支持，而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的推动更是必不可少，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体制还是促成物流模式的尽快转换，都需要有政府的支持和一定程度的干预。既需要有政策的指导，也需要行政和法制的强制，以及必要的财政支持。从目前的情况看，几个方面的力度都还很不够。政府在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方面对大物流体系虽然有所倾斜，但是对于物流的系统化。标准化等方面的研究开发、推广则需要进一步推动。

第三，加强物流教育。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界的物流意识还不是非常浓厚。在经济活动中对物流的作用重视不够。例如在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如何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绝大多数意见都集中在生产领域，极少把提高物流现代化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实际上还没有走出重生产。轻流通的误区。在实践中，全面的物流人才也倍感缺乏。

第四，努力提高物流科技和物流管理的水平。在这方面，一要重视研究开发，二要重视推广作用，解决好科研成果的商品化问题。

(三)中国物流发展的前景展望

从各国物流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流通的发展是与生产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发展的时序上会相对滞后。中国的物流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实现物流现代化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国家和企业经济实力的积累，以及改革的深化，将为物流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条件。中国物流现代化的过程可能会如同改革一样呈现出渐进的特征。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段集中快速发展时期。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篇6

英克尔斯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一书中提到了与个人现代性有关的九个因素，它们是工厂、教育、大众传媒、工厂现代性、农业合作社、城市经历、城市非工业工人、家庭与学校背景、农村出身与城市出身。这九个因素有的跟个人现代性呈正相关，有的则不相关。中间没有提到战争和社会动员这一因素，但是研究中国具体的个人现代化情况的时候不能直接套用英克尔斯指标，需要考虑到很多中国本土的因素，比如在中国这一独特视角下，战争和社会动员在促成中国乡村个人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英克尔斯分别用了分析、主题、行为三个角度的二十四个维度来定义个人现代性，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抗日战争和战争中的社会动员带来的结果符合英克尔斯现代人定义的特征组中的很多特征，例如亲族关系、妇女权利、政治参与、社会分层等多个方面，换句话说，特定时期中国个人的现代化与抗日战争和社会动员有着密切联系。

一、战争重建乡村秩序促进个人现代化

抗战前的中国乡村，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乡村地方性治理与以保甲制为代表的世俗化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基本政治秩序。乡绅一般是具有经济资源、社会资本和文化知识的优势的社会群体。作为一种地方性权威，乡绅对该区域民众具有整合和领导的权力。由此看来，个人处于乡绅领导下的一个血缘宗法格局中，在这个格局中，人与人相互紧密联系，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宗法圈”①，社会各阶级阶层分化严重，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环，在这个“宗法圈”中一环扣一环。因为相互紧密联系，“宗法圈”里的人是“全能”，但因为受到得各方面的限制太多，“宗法圈”里的人又是低效的。另外圈子是比较固定的，因为乡村的基本政治秩序格局是稳固而持久的，因而不能一批一批的从里面提取人力。但抗日战争是一场消耗人力的持久战争，需要大批人力满足其军事需要，因而传统的乡村政治格局无法适应新的形势需要。

另一方面作为席卷全中国的抗日战争，其影响必然渗入乡村，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为了提取人力和更多的经济政治支持，必需通过对各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调整，重建乡村社会秩序。以乡绅和地缘为基础的旧有秩序被削弱直至分崩离析。与地域群体、地方观念的衰落同时并行的将是一种作为替代物的中介群体的形成。在社会组织的建设中，传统的血缘、地缘标准被业缘、阶级标准所取代。超血缘、地缘的新型社会组织②，在发动和组织群众从事抗日救亡、社会生产及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中坚的作用。这种新型的社会组织不同与原来乡绅领导下非正式组织起来的宗法圈。在这种新型的社会组织中，每个个体是独立的，是以“个人”为执行单位的，受到的封建限制很少，因而是专能而高效的。在这种新型的组织中，个体流动性增加，个人无需死死绑定在某一结构上，使得提取一批一批的人力投入战争满足战争需要成为可能。

二、战争变更社会结构促进个人现代化

战争与社会动员首先改变了原有的阶级结构。为了动员民众抗战，中共首先进行了地权制度的变革，主要通过减租运动。减租运动合理配置了乡村各阶级经济利益，根据阶级标准重组了乡村社会各群体，而且它调整了社会财富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状况。贫雇农在减租中取得的实际利益，其经济状况有明显的改善；中农在中共许可并鼓励中农经济充分发展、允许他们发展成为新型富农的政策下，经济地位的变化；富农经济，少有发展；地主经济在减租、匀地政策的制约下受到相当的限制，大多数是经济下降或保持原状。经济状况的改变，促进了阶级流动。

经济状况的变化重塑了阶级力量的对比，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带来农民觉悟的提高。抗日战争让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权利意识也与之同时慢慢觉醒的，他们在看到政策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学会了抛弃保守畏缩的做法，积极地投入到使他们获益的运动中。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求助于特定的组织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利益，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具有形成意见并持有意见的倾向，而且还积极地区获取赖以形成意见的事实与信息，将他们的意见付诸行动，这些在英克尔斯现代人定义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也是构成个人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除了阶级结构变动以外，这一时期明显的社会结构变动还有乡村社会的某些边缘群体在抗日战争的契机下进入到了社会关注的中心。抗战以前，国民党政权从未沉降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基本在控制之外，因而很容易被一些有实力的黑恶势力把持，抗日战争影响到乡村社会后，促成了基层社会中心的某种转换，原有的权力网络被打破，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即由依靠乡村精英转移到依靠人民大众，在依靠人民大众之后，某些社会边缘群体开始进入公众眼球，例如土匪、二流子等，他们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得到改造，这些改造不仅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这一群体自身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新的社会结构给了他们一定地位和利益，他们逐渐放弃以前堕落的品行，纠正以前欺善助恶的行为；他们有了效能感，会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而不再容易为更有权势的人所控制；他们开始认识到尊严的重要性，开始给尊严足够的尊重。这些也是英克尔斯指标里关于个人现代性定义的特征。

三、 战争提高政治参与促进个人现代化

由于当时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了农民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和弱点，比如说农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比较薄弱，他们既有朴实、忠厚的特点，更有根深蒂固的散漫、认命、顺从和冷漠的特性。全面抗战爆发时，很多农民还处在无准备无号召也无组织的散乱状态，并不明白民族抗战的意义和抗战與他们的关系，虽然确实不乏奋起反抗侵略和主动支前者，但麻木不仁者、惊恐慌乱者、束手待毙者乃至因各种原因而公然附敌者，也所在多有。

但是强有力社会动员改变了这种局面。这种社会动员一方面为落后分散的农村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新鲜的活力，促成了战时农村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通过动员和组织，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热情，促成农民超出传统经验的局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看世界、国家及身边的一切。最关键的是高度的政治动员清除了乡村民众传统的冷漠和保守，现代政治理念政治民主、人权保护、经济平等、剥削有罪等，通过实践在乡村得到传播，深入到农民心中，

抗日战争背景下的各种社会动员带来的广泛后果是农民群众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农民不但参加村内事务，而且也直接参加国家事务。在整个抗战期间，许多地区的乡村进行了多次村选运动，也进行了直选县议员、边区参议员及推选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运动，参选比率很高。尽管从以后的发展看，这些选举还不能视为政治民主化已达到较高水平，但至少表现出了农村高度的组织化和高水平动员。而且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抗日根据地政权还尝试着实行了完全的民权，不分阶级、地位、财富、男女之别，只要是坚持抗日立场的民众均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些都表明各阶层民众参政的权利得到落实，民众逐渐超越狭隘的视野，开始关注公共事务和国家大事。

英克尔斯认为‘参与和‘被动员这两个术语常常被用来作为现代政体之公民的特征。有一种预期，即现代政体的公民不仅对触及切身生活的事情感兴趣，而且对他的社区面临的更重大事情也有兴趣。上面的论述显示了抗日战争和战争中的社会动员对提高政治参与所起到的重大促进作用，按照英克尔斯的说法，提高了政治参与也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个人现代性的培养。

四、结束语：战争是促成传统人转向现代人的契机

或许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有培养个人现代性的功能，但是战争的确可能是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的契机，中国的抗日战争便是如此。抗日战争重建了乡村秩序，使乡村中的个人由受传统乡绅的控制、受以血缘为基础的权利网络的限制到后来变得独立以个人为执行单位，而且谋求在某种现代的新型组织中的地位来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战争变更了社会结构，首先是阶级机构的变化，阶级的流动促使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开始形成并持有自己的意见，而且开始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然后是社会边缘群体进入社会中心，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目标，不为强势群体控制，开始重视尊严对于人的重要性。最后战争还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参与度，让人们从狭小的视野中走出来开始关注公共事务和国家大事。

除开这三个主要的层面之外，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背景下，人们开始学会接受社会变革，而且随着文化知识界农民动员的深入，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有了更强的关于受教育的意愿。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背景下，人们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的机会迅猛增加，主要是报纸、收音机和电影，虽然大部分内容都与抗日救国有关，但还是极大的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关于社会分层方面，传统社会的身份背景的重要性一定程度地降低，流动对于各阶级各阶层成为可能。总之，在很多方面抗日战争和社会动员都促成了中国乡村社会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注释：

①这里的“宗法圈”是指（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中介的）乡绅领导的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与人相互联系的网络。类似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如下图：

②新型的社会组织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宗法圈”，新型社会组织中个人是相对独立的，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如图：

參考文献：

[1]刘一皋.抗日战争与中国北方农村社会发展：战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及其影响[J].中共党史研究 ,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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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正林,文月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J].河北大学学报,2005（3）.

[4]张丽梅.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众社会动员方式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 ,2010（12）.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篇7

关键词：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影响

20世纪以来, 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分子生物学四大理论为标志的现代科学和以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宇航技术、生物技术四大技术群为标志的现代技术迅速发展, 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科学技术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 例如, 推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的城乡关系, 但不可否认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对中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例如, 资源环境危机, 人文精神缺失, 信息科技革命的忧患。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 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与建议, 可使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 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例如, 现代科学技术极大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 城乡关系进一步改善。

(一) 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 现代科学技术对劳动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劳动力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延长了劳动者参加劳动的时间, 而且提高了劳动力的质量和水平, 脑力劳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其次, 现代科学技术使劳动资料的功能、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劳动资料的巨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 推动社会生产力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再次,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拓宽了劳动对象的领域, 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向各大领域深入, 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物质财富。

(二) 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现代科学技术促使中国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首先, 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在改造中国传统产业部门的同时, 也推动了开发型产业、知识型产业等一批新兴产业部门的产生, 服务产业也得到了大发展, 同时, 一些中小企业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 在市场经济中也取得了一席之地, 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其次, 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国的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 人们的消费需求多样化, 对非日常生活必需品等选择性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多, 更加注重精神需求的满足, 享受消费占得比重越来越大。

(三) 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中国的城乡关系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 推动了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许多农民市民化, 大量农业劳动者转为工业劳动者。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 提高了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

二、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现代科学技术在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 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例如, 现代科学技术导致了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导致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 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科技革命的忧患。

(一) 资源与环境问题严重

现代科学技术既为造福于人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也导致了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首先, 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 各国对资源的需求与消耗与日俱增, 导致各种资源极速消耗, 许多资源正面临短缺或者耗竭;其次, 现代科学技术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例如, 许多工业化国家大量使用石油、煤等矿物燃料, 带来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等严重的环境问题, 同时, 化学制品也被广泛使用, 这在不同程度上污染、毒害了全球的生态环境, 此外, 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这些资源与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它们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居住环境, 影响社会稳定, 而且从长远角度来说, 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 人文精神的缺失

现代科学技术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在现代科技社会里, 人们只注重自身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忽视精神需求的满足, 精神世界的空虚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迷茫感和失落感;其次,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许多人信仰缺失, 他们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自身应当具有的崇高的理想信仰;再次, 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 反而出现了道德的滑落。在市场经济中, 人们往往一味地追求功名利禄而忽视对自身的良知和道义感的构建, 道德滑坡与道德缺失现象时有发生。

(三) 信息科技革命带来的忧患

首先, 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交往途径与交往手段, 改变了人们以往的交往方式与交往观念, 许多人终日与虚拟的网络相伴, 沉迷于网络中的交流, 忽视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沟通, 造成人际关系淡漠, 人与人间的感情疏远;其次, 引发了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网络成瘾等社会问题。许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世界里无法自拔, 这对他们的学习与生活都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同时, 许多违法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通过多种渠道传播色情、诈骗等有害信息, 这些不良的网络信息作为网络时代的精神毒品腐蚀着人们的道德意识, 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现代科学技术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发挥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 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通过自主创新, 提高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广泛吸收国外先进的科技成果, 抓住发展机遇, 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实现跨越式发展, 加快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 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 开展科技创新教育, 培养科技人才

现代教育是科技生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 主要体现在:教育具有再生产科技的功能, 科技不是某个历史时代的产物, 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晶, 是个不断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的历史过程。而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生产力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巧, 也取决于它的工具完善程度。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教育是把人类长期积累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 经过有目的地选择、提炼、加工、概括而进行传递的, 同时在传递中又有科学的讲授、传递方法和手段, 因此效率比较高。为此, 我们应该加大教育投入, 确保教育优先发展, 创新教育制度, 培养科技人才。

(三) 构建现代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作为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出的最根本的精神, 是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最高体现, 它引导人们以“真善美”为旨, 追求崇高的理想信念, 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人文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促进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我们应当构建现代人文精神, 发挥构建现代人文精神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条件和精神支撑, 在现代科技成果的运用中发挥良好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让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互动协调发展。

(四) 建立健全有效的科技管理体制

科学发展观要求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注重其带来的经济效益, 更要注重其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以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为此, 我们应当建立健全有效的科技评价体系与评审机制, 采用同行评议与量化评分相结合的方法。既要注重评审人员的专业素质, 又要注重评审人员的道德素质, 做到德才兼备。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基本方略, 所以我们也应加强科技立法, 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证现代科学技术积极作用的发挥, 防范与化解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消极影响, 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我们无法否认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但我们也应采取积极的对策, 降低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让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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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Z].1990.

[3]钟瑛, 李茂娟.网络色情信息危害现状与管理控制[J].信息网络安全, 2007, (5) .

社会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篇8

关键词：社会现代化,国家建构,国家职能,国家权威,国家强度

现代国家启蒙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现代化的政治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由“有国家无社会”的偏执到“有国家有社会”的盲从以至“回归国家”热潮的兴起,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尚未尘埃落定之时,现代国家建构被历史地提上了日程。

在“回归国家”的大潮中,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既要拓展全球化情景下的横向视野,也要考察历史传统的纵向延续,更要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现实,观照现代化的进程,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考量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本文尝试从概念的清理入手,提供一种基于中国国家现实的考察,并借此对中国国家建构的政治实践作出策略和路径说明。

一、现代化逻辑的“社会现代化”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马格纳雷拉认为,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鲍宗豪教授指出,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后现代”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都将“现代化”作为人类奋斗目标,都是以现代化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探讨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策略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不同视阈中的现代化逻辑均有其合理性,然而,核心问题则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1]。

进入21世纪,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第二次现代化。日益凸显出社会现代化的特征与趋势。历史无法重演却惊人的相似。社会现代化也以其独有的问题域和特征跃入中国现代化逻辑视野并为人们津津乐道。笔者以为,第一,前现代化事实和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现代化关注社会、社会发展,倡导公平正义、公共福利,谋求社会成果与社会共享。第二,鉴于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相对固化的既成状态和趋势,社会现代化在“流变”的发展过程中,寻求社会结构的合理化重建和社会的良性整合。第三,伴随资本全球化、全球都市化、文化大众化、休闲普遍化、消费多样化对人们生活方式的解构与重构,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生产本位”正为“生命本位论”、“生活本位论”所取代[2]。以提高和改善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为其题中之义。

二、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中国特色

综观现代国家建构的相关研究,有学者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以小见大描述现代国家的特性,如历史学家布莱克认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特征,即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表现为决策的强化)、法律规范的普及(同时导致官僚机制的发展)和公民在公共事务中作用的扩大[3];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非均衡的,指出现代国家应是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相均衡的统一体;还有学者从权力的集中、渗透与重新分配等运作角度来建构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想型。

无疑,诸多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与探索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价值。然而,作为一种理念,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国家构建需要置于中国的语境,尊重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现实,尤其在中国寻求社会现代化抑或可持续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考察,中国国家构建有中国自身的国情和特色。总体来说,体现了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性和复杂性。转型中国既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第一次现代化使命,又要迎接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第二次现代化的重任,双重现代化的叠加和张力共同构成了社会现代化的后果。社会现代化的多维目标型塑了国家建构的多重任务,呈现出过程性与复杂性的特点。然而,“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属于‘后发型现代化’,虽然在发展序列上处于落后和被动地位,但却有着特殊的‘后发优势’”。

第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统一性和非均衡性。现代国家自然相对传统国家而言,“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4]。其裂变性要求行政机构成功地在其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加以有效的统治。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建构又要求解决“权力归属、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的制度性问题”,或者说是“现代国家根据什么制度规则来治理国家的问题”,这便是“民主-国家的建构”。因此,现代国家的建构,同时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建构。在中国,二者既统一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又存在着非均衡性的特点。

第三,中国国家构建面临结构性矛盾。如上所述,多重现代化叠加的中国国家建构,需要政治结构的调整和国家权威的重建,在完成自身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过程。然而,“政治变革导致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普遍的失范;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而这又使政治结构的转型胎死腹中”[5]。在国家结构调整和权威重建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国家建构却陷入两难的境地。因此,这一结构性矛盾也成为中国国家构建的共生性特征。

三、社会现代化与中国国家构建

对于“国家”的研究可以来自于不同的角度,多数国家理论都对其作了源于自身的阐释。多元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利益裁判机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或以压迫从属阶级或以缓和阶级冲突来维系阶级制度;新右派将国家描绘成自利之怪兽。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中,是否存在一种既搁置争议,又无碍于国家构建的更一般的探索。对此,笔者愿作一尝试。

现代国家构建,可从三方面认识:第一,国家职能的范围。福山称之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就是国家活动的总的方向和国家的使命和目标。第二,国家权威的来源。萨托利认为,权威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以价值符号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其实质是权利义务关系。即国家权威来源的正当性直接关乎对权力的非强制性服从的自愿性,从而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力。第三,国家能力的强度。福山认为,这一能力是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现在通常指国家能力或制度能力”。在社会现代化的关照下,构建的是“国家职能范围可控性、国家权威来源合法性、国家能力强度支配性”的现代国家。

(一)国家职能范围可控性

现代国家的职能,尤其是社会职能出现了扩张的趋势。社会控制和社会规范能力加强,国家全面介入经济、社会生活致使国家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得到不断拓展。中国国家职能主要体现为“提供公共物品、削平经济周期及其带来的社会震荡、限制贫富差别,为一切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物质生活保障”[6]。随着社会现代化不断推进和持续深入,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在社会现代化发展所能容纳的国家活动方向和目标中实现国家职能的可控性。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关注社会和社会发展并促成国家职能,特别是社会职能的转向和重塑,甚至凸显和强化某些目标和职能,从而有效达致社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第一,凸显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在社会现代化之社会公平、公正的关照下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化。第二,强化公共福利社会化。一方面,主动退出并促成更多社会力量和中介组织的介入以解决中国公共福利服务供求严重失衡的状况;另一方面,让公共福利惠及不同社会阶层,实现公共福利社会共享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二)国家权威来源的合法性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统治(权威)是一定人群服从特定命令的可能性。“统治(权威)在此意义上可能是基于各种不同的服从动机:从最简单的习惯到利益的最纯粹理性计算。所以,各种真正的统治形式,都意味着最起码的服从意愿,亦即服从的兴趣(基于内在动机或真诚的接受)。”但任何国家权威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可能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的建立-维护-衰落与危机-新合法性的取得”便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辩证否定过程。同理,社会转型期也正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考验期和确证期。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和重组极易消解国家权威合法性的传统基础,而现代国家构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的渐进式努力。但中国依靠历史和传统以寻求国家权威合法性的时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渐行渐远,而以“经济增长抑或发展”的替代性战略当前也显得捉襟见肘。或许寻求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化、文明化正是社会现代化带给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福音。

第一,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体系有效性或政治绩效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特定支持,而政治文化则是散布性支持。前者具有功利性的特点,一旦绩效不佳便会失去支持而陷入合法性危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即是在一种平等、参与、非崇拜性、非强制性、非垄断性的文化中,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手段,从而赢得人民的散布性支持和国家权威的合法性。

第二,社会发展的科学化、文明化。社会现代化要求关注社会和社会发展。因此,社会发展的科学化和文明化就需要突出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逻辑,进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城乡、区域、工农业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达到社会发展的科学化、文明化,并成为国家权威合法性来源。

(三)国家能力强度的支配性

福山认为,国家能力强度包括“制定和实施政策以及制定法律的能力,高效管理的能力,控制渎职、腐败和行贿的能力,保持政府机关高度透明和诚信的能力以及执法能力。”也有学者认为,国家能力强度是“国家抗拒固有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利用外部压力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重塑社会与经济结构,将国家导向健康道路的能力。”[7]因此,在社会转型期考察中国国家构建,国家能力强度则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促进与控制社会发展的能力。可见,其核心方面是制度能力。然而,转型时期和社会现代化期间的中国国家构建必然面临着外部制度输入的冲击。如何建构一种既汲取他国制度之善又合乎中国国情,既顺应社会现代化的趋势又具支配性的国家能力强度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方面。

第一,制度供给本土化。社会在发生剧烈的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制度短缺的问题。也就是说,当社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制度供给的不足或短缺从而直接影响到国家能力。制度的短缺又必然带来一个这样的问题,即由谁来供给新的制度,哪些制度对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应当如何设计?制度供给的本土化要求外部制度的输入与内生性制度的如何契合。历史证明,“国家构建和制度改革的成功实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社会对制度强烈的国内需求的时期”,因此,始终以制度需求为导向,通过全面设计、因地制宜的借鉴、内化为本土化的制度设计,从而实现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

第二,制度调适常态化。社会抽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社会规范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概括了国家能力的一般向度。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抽取方式的失当致使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抽取能力与社会控制能力发生冲突、社会失控必将危及国家生存。从而通过界定有效产权以求得经济增长并获得社会资源的社会规范能力替代社会抽取能力以缓解危机。过强的控制与规范又需要借助以制度创新为标志的社会适应能力来释放被消解的社会活力[8]。因此,如何在社会转型期谋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适应,以保证社会活力和国家能力的支配性,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进行常态化的制度调适。以制度能力的强化与社会适应力的增强为目标,诉诸制度的调整、变革与创新,并使其持续化、常态化,实现国家支配性能力和社会的可持续现代化。

总之,在中国推进社会现代化、可持续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考察中国国家构建,围绕社会发展、公平正义、公共福利共享,促成社会结构的合理化重建和良性整合,最终改善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通过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公共福利的社会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社会发展的科学化以及制度供给的本土化和制度调试的常态化等,实现国家职能范围的可控性、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以及国家能力的支配性,从而完成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当然,如社会现代化一样,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也是不断探索、持续推进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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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黎静.后发展国家的国家能力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三国的国家能力比较[G]//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篇9

1 现代化视野下农村社会动员的依据和背景

社会动员, 就是广义的社会影响, 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发动。它是指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 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值变化发展的过程。社会动员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目的就是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大矛盾必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 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据统计, 1949年, 全国总人口为54167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为48402万人, 占89.4%;城镇人口5765万人, 占10.6%。可见, 农民不仅是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主体, 也是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毛泽东指出:“中国主要人口是农民, 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能取得胜利, 国家工业化也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因此,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动员广大农民, 挖掘农民生产建设的潜能, 激发农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2 建国初党对农村的社会动员

2.1 打破旧的经济秩序, 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确立农村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现代化的一个根本和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工业化, 没有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和高度的集约化的组织方式是不可能有社会或国家的现代化的。显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分散的个体经营缺乏工业化必要的物质技术和巨额的资金积累。从1840到1949年, 由于中国政治腐败、局势动荡, 加上列强的经济侵略, 致使农村经济濒于破产, 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尖锐, 中国的工业化举步维艰。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据, 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及富强的基本障碍。”

因此, 改造农业, 打破农村原有经济秩序, 恢复农村生产力, 是扫清工业化障碍的必然选择。1950年, 中国共产党根据土地改革法对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3年新区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 经过土地改革“中国的农业起了深刻的变化……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 消灭了地主阶级, 从而消灭了反动势力的主要基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 农村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 国家的工业化的条件具备了。”据统计, 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28%:1952年比1949年增加40%左右, 超过抗战前最高年产量9%。棉花等工业原料作物的产量1951年即已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农村生产力的提高, 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生活问题, 而且为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 为国家积累工业化资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2.2 确立新的政治秩序, 为农村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

国家—乡绅---乡村社会的“三位一体”的结构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稳定并长期维持的重要原因。乡绅是联系国家和农村的主要纽带, 这种乡村代理机制的存在导致了农民对国家政权的依附程度非常低, 并最终形成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很差。显然, 这种状况不仅增加了党对农村经济、对农民动员的政治成本, 也是不利于推进土地改革和国家工业化的。因此, 为最大限度的降低国家直接面对乡村和农民的成本, 就必须对乡村社会和农民进行必要的改造:改变传统乡村治理模式, 有效整合乡村社会资源, 重建乡村社会的社会动员机制, 调动乡村社会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 是农民真正意义上成为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政权建设的过程, 是一个立、破并存的由旧转新的过程。首先, 废除保甲制度, 划乡建政, 巩固人民政权。第二, 组织普选, 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民主建政。乡村社会的重组, 改变了农民游离于政权之外的现状, 更多的农民通过基层组织开始关心国家前途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 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信任和支持, 有力推动了国家现代化建设。因此, 邓小平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 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促进现代化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2.3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提高农民素质, 推进农村人的现代化

现代理性是伴随西方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理论体系, 他与传统蒙昧相对而然, 现代理性强调社会组织原则是以个人为社会关系的价值主体, 每个主体在社会关系的原始起点上是平等的。可以这样说, 国家现代化的推进需要每个人在自然与社会中必须担负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古老而又超稳定的文化传统和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成为排斥现代理性的重要屏障。因此, 要把乡村社会纳入现代化进程中, 就必须解构传统乡村社会的蒙昧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以现代理性主义思想武装农民。《共同纲领》就指出:“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 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培养国家建设人才, 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

马克思说过, 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 精神的力量只能用精神的力量去瓦解。因此, 要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必须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从现代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出发, 将旧有的传统乡村道德观念从农民的精神世界中剥离, 使社会主义新文化渗透到农村中区。首先, 在农村中开展扫盲运动, 举办农民夜校和各种识字班;其次, 移风易俗, 净化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第三, 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推广科技活动。第四, 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建国初对农村文化的改造和建设, 基本上使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取代了旧有农村封建道德文化, 提高了农民素质, 开阔了视野, 推进了农民的现代化。总之, 新中国党和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重建, 有效的实现了对农村的社会动员, 并用现代化的理念, 构建一个全新的农村生活观念、标准和模式, 推进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3 建国初党对农村的社会动员评析

3.1 激活乡村社会的政治热情, 提高乡村社会政治参与欲望和参与能力, 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 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政治参与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特征, 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规模、程度也成为判断一种政体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农民阶级因为政治、经济地位低下, 他们对自己在政治系统中的影响力没有足够的信心, 其政治功效意识也相当低, 这就使他们经常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态度冷淡, 漠不关心。新中国成立后, 农民不仅获得了经济上的解放, 还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政治地位的提高, 为农民的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党和国家在广大农村建立各级组织、开辟各种渠道, 积极鼓励和发动农民参与到国家管理和建设中来, 广大农民由此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欲望。如有资料显示, 1953年《选举法》颁布后, 当时全国有6亿人, 登记选民为3.23亿人, 占进行选举地区18周岁以上人口的97.18%.其中参加投票选举的2.78亿人, 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以上, 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566.9万人。

3.2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 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早在七大的时候, 毛泽东就说:“农民———这支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 并吸收大量的工业品。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导致了乡村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确立的现代自耕小农制为农民摆脱宗法家族组织的控制而独立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也挖掘了农民追求财富的潜能。获得土地并政治翻身的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1949年至1952年, 全国农业产值增长了48.5%, 粮食产量增长了42.8%, 棉花产量增长了92.9%, 其他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产量也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到1957年, 全国农民大体上有20%～30%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60%左右的农民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10%～15%的农民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有70元左右, 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有300元左右。

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了毛泽东七大时的预言, 农村和农业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积累、原料供应和广阔的市场, 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3.3 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为随后中共动

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础

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是伴随土地改革、政权建设进行的在思想领域的大解放。新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在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剧烈的政治革命运动中被深深地沁入到农民心里。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变革不仅促使农民在道德和精神上得到了解放的自由, 而且促成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新道德体系的形成。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认同空前提高, 对党所宣扬的政治文化坚信不疑, 他们相信共产党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和好处, 政府的任何举措都会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这种信念正是是党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推动今后的工作实现战略决策的关键, 奠定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心理基础。

可见, 建国初党和国家对农村的社会动员, 有效地推动了广大农民现代化建设的参与热情, 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但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 党和国家对农民的社会动员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 农民的政治参与更多的响应国家特别是最高领袖的政治号召, 而不是基于农民自身的经济利益要求或公民意识、政治权利所采取的主动行为, 更多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政治激情和政治狂热。因此,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 尽管群众性的参与热浪呈现出汹涌澎湃的壮丽景观, 但实际效果和既定目标相去甚远, 农民自身的经济利益要求或公民意识、政治权利并没有得到加强;相反, 在经过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后, 我国农村政治生活却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 成为现代化道路上严重障碍。

目前, 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这是一个惠及亿万农民, 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因此, 认真总结建国初农村社会动员的经验和教训, 对我国当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具有历史意义,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 建国初党对农村社会动员的当代启示

4.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动摇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就预言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建国初党的领导实践表明,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才能始终保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必须充分发挥党对新农村建设的创造力与核心作用, 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有步骤有计划地把农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主观热情转化为自觉行为。

4.2 明确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现代化道路异于西方的根本在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共同成为现代化主体。明确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有利于选择中国正确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4.3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重建农村政治生活秩序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状态、进程、成果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通过以村民为主体的基层民主, 可以使农民直接体验到社会主义赋予他们的民主权利, 增强广大村民关心和参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 提高村民的政治素质。

4.4 建设与完善农村市场经济, 发展农村生产力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但必须清楚的看到, 广大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很低, 小农生产方式还普遍存在, 甚至有些人仍为温饱奔忙。马克思主义认为,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与小农生产方式对应存在的因循守旧, 不思进取的小农意识显然与现代化要求的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政治意识是背道而驰的, 会严重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因此,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 改造小农生产方式, 提高农村生产力, 改善农民生活, 培养农民现代化意识。

4.5 加强农民素质教育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键

农民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 农民素质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培养造就高素质新型农民, 把农村巨大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把“传统农民”培养成“职业农民”, 才能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才能完成建设现代化的各项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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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四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篇10

1 本书的研究内容

全书可大致划分为五个部分 (见图1) 。第一部分是前言, 对全书内容进行概括性总括。作者用一句话揭示了全书的主旨, 即“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 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调查区域概况, 从地理状况、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概括了调查地区的情况, 并阐述了选择该调查区域的原因。第三部分是第三章到第十六章, 分别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生活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描述了该村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第四部分是1957年重访江村;第五部分是1981年三访江村。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 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2 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整村调查分析、历史比较分析和空间经济分析等多种理论和统计分析方法, 虽出版了半个多世纪, 但对现行研究仍具有借鉴价值。

2.1 整村调查方法

本书作者在1936年对江村 (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 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 详尽地调查了村里的土地、人口、经济等内容。整村调查方法不仅有助于分析江村的农民生活变化, 也有助于分析类似于江村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在当今的农业经济分析方法中, 在以问卷式的抽样调查为主流分析方法中, 定点观测的整村调查方法仍值得借鉴。

2.2 历史比较分析方法

本书对江村的三次调查体现了鲜明的历史时代印记 (如表1所示) 。由于时代背景、政治背景、经济环境和社会生活等环境的影响, 中国人民的社会经济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三个时间段的历史比较, 客观分析江村40余年的农村生活变化。特别是由于建国以前的统计资料匮乏, 本文对江村的农村经济调查为我们进行不同历史阶段的对比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2.3 空间经济分析方法

本书较早地利用了空间经济的分析方法与工具, 例如长江下游流域图、开弦弓周围的环境、村庄详图, 这些分析工具至今仍然实用。

3 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

本文将对本书涉及到的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包括中国农业经济结构与增长目标变迁、土地要素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等三个分析主题。

3.1 中国农业经济结构与增长目标变迁

3.1.1 书中三个时间阶段的农业发展问题。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下, 农业是第一产业, “占总户数约76%的人家以农业为主要职业”, 江村在1936年的农村经济主要包括狭义的农业 (种植业:“本章所指的农业, 是从它的狭义说的, 指的是使用土地来种植人民想要的作物”) 、蚕丝业、养羊与贩卖 (畜牧业) 三类, 其中, 种植业是农业经济的主体, 而水稻是种植业的第一大作物 (“据估计, 开弦弓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一年中, 用于种稻的时间约占6个月;人们靠种稻挣得一半以上的收入”) , 因此本文以水稻为例来分析农业发展问题。

注:前三个阶段江村的相关指标数据根据《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的数据整理得;现阶段江村的相关指标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12年对江苏省吴江市的统计整理得。

1936年作者第一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正处于外敌入侵的背景下, 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粮食安全的问题。如本书所说:“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 简单地说, 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1957年作者第二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建国以后经济恢复发展, 1981年作者第三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中国处于改革开放之后, 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1.2 同期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变迁。

根据书中所述的三个阶段,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如图2所示) , 狭义农业 (种植业) 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 从1952年的85.9%下降到2011年的51.6%降低了30多个百分点;同期畜牧业的份额从11.3%增加到31.7%, 增加了20个百分点;渔业产值从1.3%增加到9.3%, 增加8个百分比。

3.1.3 同期我国粮食产量历史变迁。

由于统计原因, 我国建国以前的粮食生产数据难以获取, 上图描述了建国以来的我国粮食产量变化状况, 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如图3所示) :

一是1949~1978年的徘徊增长阶段: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1318万t增加到28271.5万t, 增长了1.5倍;二是1979~1998年的快速增长阶段:改革开放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促进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发挥, 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9年的33211.5万t增加到1998年的51229.3万t, 经济政策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三是1999~2003年的持续减产阶段:1998年后, 国家逐步放开粮食市场, 鼓励生产结构调整, 导致这一时期粮食种植面积快速下滑, 粮食产量从1998年的51229.3万t降至2003年的43069.4万t, 降幅为15.9%;四是2004年以来的恢复增长阶段:2004年后国家开始采取“多予少取”的农村政策, 全面取消农业税, 采取保护耕地、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稻谷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 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我国农业生产进入恢复发展的新阶段。

3.1.4 现阶段我国的农业发展目标。

胡霞 (2011) 认为中国农业成长阶段包括以粮食问题为主题的农业成长阶段和以农民收入为核心的农业调整阶段两个阶段;并认为从农业的发展来说, 增产不再是中国农业的主要问题, 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粮食供需格局、全民恩格尔系数变化及农业政策调整等种种迹象表明, 当今农业的主题已发生变化, 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的农业调整阶段。近年来, 我国粮食连续九年增产, 总产连续四年稳定在0.5万亿㎏以上, 粮食库存相对丰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把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作为中心目标。将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同时作为农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体现了新时期农业政策的重大调整方向。

3.2 土地要素制度的历史变迁

土地要素制度的变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着深刻的印记。

3.2.1 书中对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的描述。

土地产权是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书中中国的土地制度正好经历了两次最为重要的变迁:

一是1951年的土地改革:1936年作者第一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旧社会土地私有制下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 大量农民沦为佃农。正如格迪斯教授所描述的, 1949年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 1951年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私有制;土地改革后, 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 积极性空前高涨;1936年开弦弓村的粮食亩产量是150kg, 1952年格迪斯教授的数字是250kg, 增加了66%;到1955年已达亩产280kg。

二是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作者第三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土地包产到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户与解放前的私有制有截然不同的区别, 充分调动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生产积极性, 粮食单产大幅度增加。

3.2.2 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权属界定为所有权和使用权, 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法律同时提出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经营, 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为三十年”。同一块土地承载了三种权属, 如图4所示。

3.2.3 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作为一项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责任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增长中存在的全部问题, 双层经营体制也并不标志着农业生产制度创新的终结。在过去的30年中, 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所带来的土地经营规模小、种植效益偏低等问题不能适应国家增产和农民增收的要求, 造成“分有余而统不足”, “稳定有余而创新不足”的格局, 基本经营制度需要实现战略性转变, 创新农地流转政策, 发挥规模经营优势。

3.3 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3.3.1 书中对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的相关描述。

20世纪30年代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低下,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女性的经济负担导致大量溺女婴:从经济观点来看, 女儿的婚姻对女方父母是不利的, 父母为抚养她成人花了不少钱, 所收下的聘礼要作为嫁妆陪嫁, 此外还要加上一份至少和聘礼相等的嫁妆在内;同时表现为大量溺死女婴, 从而造成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在这种观念下, 1936年江村的两性比例如下:如果以16岁为结婚的最低年龄, 128个婚龄男子仍是单身汉, 占总数的25%;超过16岁的未婚妇女只有29名, 占8%;25岁以上的妇女没有一个是未婚的, 但却有43个25岁以上的男单身汉。

二是女性在男性家族中的地位较低:作为家中的儿媳妇, 其社会地位取决于两个:一是从事蚕丝生产的能力;二是传宗接代的能力 (她如果能生一个孩子, 特别是一个男孩, 她的地位可以得到提高;如果一个妇女不能生育, 就会受到遗弃) 。女性地位低下还表现为离婚权利的男女不平等, “家庭纠纷经常发生于婆媳之间, 如果纠纷闹得忍无可忍, 儿媳妇就可能被休弃;媳妇无权提出离婚, 她惟一可以采取的有效行动是放弃家庭, 甚至是自杀”。除此之外, “小媳妇”制度的存在 (即童养媳) 也体现了女性地位的低下。

三是财产的继承权:女儿没有财产的继承权, 同样, 赡养义务也相对较小。父系传代及从父居婚姻影响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可见, 女性的社会地位在财产继承权的表达上是明显低下的。

3.3.2 当今女性地位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 知识经济和技术进步使“劳动力”有了新的内涵, 女性能够有机会与男性较为公平地参与竞争, 我们期待更多的女性劳动力能如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综上, 本文通过对费孝通先生所著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学习, 分析了书中所涉及到的若干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 对从事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2]胡霞.中国农业成长阶段论—成长过程、前沿问题及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廖西元, 申红芳, 王志刚.中国特色农业规模经营“三步走”战略—从“生产环节流转”到“经营权流转”再到“承包权流转”[J].农业经济问题, 2011 (12) :15-22.

[4]国家统计局.2012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篇11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在构建新的文化体系中无疑是发挥作用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都不能与其之前的传统文化相割裂，或多或少的都在不断地发展和传承着，孤立发展的文化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针对近些年来出现的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滥用的情况，我们要在思想体系中树立严格的定义。中国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可以任意地融合各种文化和风俗。更不是日本，可以双轨制地发展双重文化。我们要想沿着正确的道路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将其合理地运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首先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正确理解和正确解读，若没有此过程就盲目地使用传统文化，就是对传统的滥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稳定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说它是稳定的，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对的不变性，能够超越时代的限制而延续不断。例如春节、中秋节、祭祖等等。我们说它是传统文化，就意味这一文化具有稳定性和相对的不变性，否则它就不是传统的、不是民族的精华。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的端午节，我们依照传统习俗，吃粽子，挂艾草，怀念诗人屈原。此习俗延续千年，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现实表象。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古延续至今的文化，而不只是过去的文化。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此处运用一句时下的流行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二、现代社会使用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时代性

时代的界限是不可阻挡的，文化也应由其时代的特征。21世纪为信息时代，科学技术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迅猛发展着，是不是在电脑可以代替手绘的时代就不需要“笔墨纸砚”了?这只是一种比喻，看一斑可窥全豹，时下最流行的就是以“微博”为代表的“快餐文化”。流行语漫天遍地，今天用了一个“你Out了!”明天绝不再次使用!速度之快，叫人叹为观止。人们在工作的业余时间，总是想以最少的时间赢得最大的效益，这也是时代的锋芒，是客观形象主观的表现。但是，人们恰恰忽略了一点就是：“锋芒”的背后就是“迷茫”。因为快餐文化的的更新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记忆速度，就像是人们在看报纸和新闻，今天你很难想起昨天的报纸头条新闻是什么。这样一来，人们很难形成记忆和反复品味此文化的深层含义，“快餐文化”也就失去了它“文化”的意义，时间一长就成了时代的垃圾，是不可能流传千年的。也就不存在陶冶后人的积极作用，充其量，它也就是在快速工作的现实生活中增加趣味罢了。这也是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受到冷漠的主要原因。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有着陶冶后人、诲人不倦的积极社会意义，是无可厚非的。我们都是念着“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作为华夏子孙，我们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与熏陶。无论社会发展得如何迅速，它都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精神风貌。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从地域上说，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等等；从流派上说，在先秦有儒、道、墨、名、阴阳、法六家的不同，汉魏以后，又出现儒、道、佛三教的鼎立。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而佛道文化为辅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楼盘广告”、“旅游广告”和“酒类”、“茶类”等广告的各种文化符号的不同。它们同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这帮助我们更容易理解当代各种大众媒介传媒的信息。例如：四川成都。成都市在申请“十大文明城市”时的一则城市广告语为“川蜀圣地，麻将之都”。如果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再来看这则城市广告语就简单多了，且意味深长。四川身处四川盆地之中，四周高山林立，中心稻米丰富，俗称“天府之国”，好比人间仙境，又有道教的圣山——峨眉山，为其增光添彩，成都在其成都平原之内，城市居民友善好客且爱玩麻将。至此，这么多的解释，该城市只用八个字就表示得淋漓尽致，我们怎能不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运用而叫绝呢?

三、传统文化的使用对现代社会的促进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使用对社会的积极作用，首先要力推中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文化虽然是为人类所创造的，但它反过来却有塑造人、培养人的功能。从根本上说。人类所受的教育，也就是文化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所以在现实社会中广泛的运用传统文化，也就是在客观的塑造人、培养人。同时提高人民大众的思想文化修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意识到：文化可以治理和安定国家，这也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时光飞逝。转眼到了21世纪，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同样需要传统文化的育人作用。现在许多高校都认识到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复旦大学2006年在全校开展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来提高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文化修养。

其次，传统文化史通过各种各样的载体出现在现实社会之中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中国古代的传统文案在现实社会中的运用就十分广泛。中国古代的传统文案以其优美圆滑的线条和绚丽的色彩广受人们的喜爱。2009年“春节晚会”的舞蹈——“飞天”就是取材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此壁画以流畅的线条，生动的形象和经历千年而不退的绚丽色彩著称于世。被搬上荧幕的“飞天”，还原了中国古代人民高超的绘画技术和崇高的理想，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推动现代艺术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当代传统文化也有其更重要的国际意义。现在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开办，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媒介，传播和发展中国形象，同时拉近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这是需要今后继续发展的国家战略。

四、改善中国传统文化的滥用

之所以会出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滥用，归根结底还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够深刻。多数滥用传统文化的例子出现在

对传统文化的断章取义。有的甚至想当然地理解，认为只要是运用就是好的，不分在什么情况和背景下，这样是不正确的。比较集中的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媒体广告的滥用文化语：二是传统图案和传统饰品的滥用；三是思维方式上归“和”的倾向。

首先解释第一点。由于现今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商家想出各种各样的法子，使自己的产品和传统古典挂上钩。例如：“千年酝酿”、“古今贡品”、“帝王将相”、“中国传统品质”等等，这些代表中国传统的名词和商品丝毫扯不上任何关系。前些日子，国酒茅台集团出来一种新传品，取名“茅台王子酒”。听起来十分的响亮，也很有传统气派。但仔细琢磨就不对劲了，“茅台”和“王子”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名词，被活生生地硬拼凑在了一起。这就失去了其文化的意义，也是由于利益对国酒的不负责任。

其次，传统图案和传统饰品的滥用例子屡见不鲜，如：当代的年轻人，无论男女，都喜欢戴耳环，有的把大大中国结作为耳环戴在耳朵上。表面看似平常，但实际上是不应该的。中国结，是中国的传统吉祥饰物，往往悬挂于住宅正房高处墙壁，有祥和、团结的意义。

最后，也是近些年来出现问题最多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产物。就以“和谐”来说，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天人合一”观念就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精当概括。类似的话诸如：“在全球性环境危机的逼迫之下，华人学者基于对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的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总结，日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将之视为对治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精神良药”。又如，“中华文化中有贯穿始终的‘天人合一’、‘天地人相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和‘仁民爱物’的大化悟性，违背了大化的生生之德，我们就会遭到形形色色的‘天谴’与‘天罚’，即自然界的报复。”没错，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主要的哲学问题，我们到传统文化中找相关的根据也没错，可问题是他们所找的根据——天人合一，是否包含了这层意思。进而我们还可以问，在古代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首先解决第一个疑问：天人合一在古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遍查了四库全书上所有与天人合一相关的链接，没有发现一条是说人与自然合一或人与自然和谐的。

我的家乡在烟台，去年新修建了一个雕塑，取名“荷斜”谐音为“和谐”。其雕塑就是十几棵荷花斜斜地插在水里，这就是“荷斜”。这就是典型的不理解传统文化中“和谐”的含义。

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提高个人对传统文化的修养。达到对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理解。防止此类滥用传统文化的事例出现。

五、结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同时也是我们发展传统文化和创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的指针。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道德思想，如爱国爱民、天下为公、敦厚信实、勤劳勇敢、先义后利、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等等。作为2l世纪中国的新一代高校学子，任重而道远，必须身体力行，从自身做起，从眼下做起，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不容稍懈。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会起到越来越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彭永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宗教基础》

[2]刘蔚华《儒学与未来济南》齐鲁书社2002

[3]李申《中国儒教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经济价值研究 篇12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经济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经济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我国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各个时代的文化精华通过不断的沉淀、积累, 形成了我国的文化传统。我国传统文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

一、哲学文化传统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儒、佛、道三位一体建构的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历经先秦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及宋明理学几种典型的哲学形态, 但其中的精华却体现出了继承性, 这些便构成了中国的哲学传统, 具体而言, 主要有:

1. 以求善为主导, 强调人与天的合一。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中国文化在于求善, 西方注重求真。在求善哲学的指引下, 孔孟提出了“仁政”说, 性善说, 这些学说对后世哲学及统治阶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求善基础上, 中国古代乃至当今中国人都强调天与人的合一。这里的“天”与自然意义的“天”有着根本的差别, 前者更在于突出完善的道德属性及它与人的根本性存在的本体性关系。它有点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上帝”, 能化育万物, 公正赏罚人间, 天命是世间一切道德礼法的最高根据。“获罪与天, 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 及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居敬”、“立诚”、“格物致知”的修养法则都体现了人性与天理的沟通、融合、统一。总之, 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都潜存着这样一个逻辑进程:做人之始, 当以德为本, 修养身心, 以成就圣贤, 一旦得道, 即与宇宙万物合为一体, 上通天道, 下化万民。这一信念, 是为中华民族理想信念的核心部分。

2. 以道德为根本, 强调寡欲中庸。

中国哲学传统的另一大特点, 是它始终以伦理观念、道德修养为主线。在古代, 周天子提出了“敬德”, “保民”, 孟子以“仁、义、礼、智”四端界定人性之本, 这些均强调了德的根本性地位。在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选择中, 中国人大都趋向于寡欲、去欲。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 董仲舒提出了“正视谊 (义) 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在宋代, 那些理

学家们更是提出了“存天理, 灭人欲”的道德律条。我国哲学克己寡欲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内向、含蓄、中庸调和、注重平衡。

3. 在人生态度上, 强调出世与入世的互补。

中国哲学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出世与入世。出世主要为佛家与道家所推崇, 强调修心养性;入世则主要为儒家所宣扬, 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世与入世的价值取向互相补充、融合, 成为中国大多数人的人生选择。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源于社会的政治、经济, 同时又通过对经济、政治等经文化形态的影响来制约经济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哲学文化传统决定下的民族的潜意识心理, 它在哲学文化传统间接作用经济发展中充当着链条的角色。

二、传统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文化主要是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念体系和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

一般而言, 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制度经济文化, 公司或企业文化, 居民经济文化。

1. 制度经济文化:

制度经济文化就其内涵而言, 主要是指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发展总方略等方面的观念体系及实践方式。一般而言, 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这个文化层面上, 我国的传统应该还是以马恩构造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文化为主导, 但还掺杂着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方面, 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相区别,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并且认为公有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大根本差别, 能实现社会公平, 但在实践方式上, 却采用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的形式。在社会发展阶段及总方略方面, 认为社会主义源于资本主义, 高于、优于资本主义, 最终会过渡到共产主义。但在实现发展战略时表现为浮躁, 急功近利。“五年赶英, 八年超美”, 以及为了达到预定的表面的数字目标而不惜弄虚作假。这些给我国经济乃至社会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严格而言, 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 但那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及简单的思维方式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只能是破坏, 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明。

2. 公司或企业文化:

公司文化主要是关于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的观念体系及其实践方式。集体主义和以德为本是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此为基石而形成的企业文化, 体现出以下特点: (1) 职工的终身制。我国企业大都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 为了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及社会主义的仁爱思想, 企业里的职工一般是终身制雇员, 国家对雇员的生老病死实行全包。在这种管理体制下, 职工工作经常总是出工不出力, 积极性不高, 企业则是负担沉重、成本加大, 这些均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发展不好, 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也难以有好的表现。 (2) 缓慢的评价和升级方式。在我国大部分企业里, 一个刚工作的大学生一般需5年-7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晋级, 干部行政级别越高年龄越大。在这种晋级方式下, 社会中青年人群体的积极性是广泛地受到了影响。 (3) 含蓄的、情感的控制和协调方式。中国人含蓄、内向、注重情感。这种性格特征, 在企业管理中就表现为领导者采取情感的控制和协调方式进行管理。在学术界, 有人称这种方式是一种非理性化、非制度化的管理方式, 用以和西方的理性化、制度化的管理方式相区别。这里的理性化制度化, 主要是指围绕企业发展目标, 为了实现持续稳定公平而严格制定的各种管理制度体系, 如人事制度、财务制度, 以这些制度体系为标准来协调、运作企业。在理性化方式下, 制度严格, 可信度高、有着法治的意义;在非理性化方式下, 企业制度依据领导人及领导人意志变动而变动, 企业管理运作的随意性、间断性强, 具有强烈的人治色彩。在当今中国, 许多民营企业, 特别是家族式的民营企业在企业规模扩大时, 就面临着管理方式的革新。

3. 居民经济文化:

居民经济文化主要是指作为生活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公民的价值观念体系及基本的行为方式。我国居民经济文化观念主要体现在: (1) 消费观念:中国人历来崇尚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 在消费时, 一般实行“量入为出”。这种经济观念和行为在我国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对于筹集建设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当今的买方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种观念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消费市场的兴旺。 (2) 就业观念:中国人好安守命运, 追求平衡, 表现在就业上, 则为害怕竞争, 缺少忧患意识,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种就业观念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来的只能是落后、淘汰。

三、结束语

各种惨痛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许多道理, 并不是一味的摈弃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经济价值发展就是有好处的, 甚至可以说, 百害而无一利, 绝不可能将中国变成西方文化的附属品。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融合, 以求善为主题, 以道德为根本, 完善社会主义的发展, 将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发扬光大, 重视对我国国人的文化教育, 从根本上解决崇洋媚外, 才是我国传统文化在经济价值发展道路上应该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论华人企业的家族式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道德与文明, 2000年第1期.

[2]李秀薇.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J].枣庄学院学报, 2014, 31 (3) :76-79.

[3]潘山.探究中国古典文化元素在现代广告中的运用[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15, (4) :80-84.

[4]李明江.有限性设计原则对当代中国设计的意义[J].艺术科技, 2014, 27 (1) :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