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精选9篇）

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篇1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 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 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和坚强领导, 还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 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 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 最需要思想解放的, 不是民间, 也不是百姓, 而是缺乏远见和担当精神的官员。

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 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 江湖与庙堂联动, 自下而上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 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1.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 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 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 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 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 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 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 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报道, 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 最终得到高层认可, 推向全国, 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所以,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 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2.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 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 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 “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 (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 “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 不知所云。但今天, 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 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 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 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的人员。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 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 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 私产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 都少不了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 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 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 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但是, 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 由于人员构成复杂, 价值观极不稳定, 职业流动性较大, 因而社会认可度不高, 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人士有意无意地排斥。

目前的报考公务员热, 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 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 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破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 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 改革也就越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 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 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 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 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 拿出的四万亿, 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 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 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 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 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 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 而出重手打击, 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 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 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 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 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 危机已现。

因此, 要化解经济危机, 要深化改革, 要解放思想, 必得借助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 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3.新意见阶层的问世, 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 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 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 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 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 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 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 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 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 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 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 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 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 开始走向合拍。现在, 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 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 一直困扰着一个13亿人的大国, 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 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 互联网的出现, 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网络来势汹汹, 铺天盖地, 无远弗届, 无孔不入, 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 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 因为它防不胜防, 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 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 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而这个新意见阶层, 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

回顾这些年来, 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 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 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一路走来, 是传统体制中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 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 是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 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 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 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 中国改革的动力, 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C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 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 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 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 则急剧边缘化。

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 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 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 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 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 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 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 民怨、民愤淤积, 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 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 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 尤为可贵。事实上, 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 是封堵、漠视, 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 看作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可以调动、整合, 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 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近来, 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 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 还有一个信心可能更为关键, 就是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 依靠人民, 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 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 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 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勇于担当的胆识, 需要视民如伤的人道主义情怀, 说到底, 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

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旗帜代表前进方向，旗帜代表共同意志。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有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科学命题，并指出高举这一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不仅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升华，而且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科学命题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从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般分为三种形态，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多表现在一般理论和革命运动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历，所以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述。列宁虽然领导建立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他由于过早去世，也没能形成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系统论述。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但实践证明他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成功的。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总结历史又放眼未来，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找到了一条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鲜明地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上，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科学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不断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就需要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社会主义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的。在理论体系方面，从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的破题，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创造性回答，再到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崭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得到发展。在目标和道路方面，党的十二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今天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它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了新的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同时也为处于低潮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崭新的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我国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也全面推进，实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整体推进国内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在国际上，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致力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形成了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良好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使我国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向世界人民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事实已经雄辩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引领中国发展进步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非典”也带来中国进步动力 篇3

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使中国的体制和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得以暴露，也许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我想经过这样一场磨难之后，从政府到民间都了解到需要积极地求进步。

历史的巨大灾难，有时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的。“非典”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改变，已经开始显现。著名时事评论家、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认为，中国历经“非典”磨难后，会形成一股新的进步动力，将对现代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港人开始思考什么

记者:您生活在曾是“非典”重灾区之一的香港，切身体会一定很多，能否谈谈您在这场疫情中最深刻的感受。

邱立本:在香港，我感受到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在办公室、电梯里、街道上，人们戴上了口罩，但是掩不住心中那份无奈。我有种被迫面对这种沧桑的感觉。每天傍晚看到电视新闻播出今天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很容易让人陷入很恐怖的氛围当中。也许，这是很久以来港人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与死亡那么接近。在这种氛围中，我看到很多人在开始思考过去很少思考的问题，包括人生的意义，活着为什么，等等。香港人是很物质的、很现实的，现在反而对生与死这些很远、很不着边际的问题进行深刻思考。这段时间以来，香港人认为负资产、炒股失败之类的事情变得很琐碎和次要，毕竟财富只是身外之物，生命是不可以代替的。没有健康的身体，财富只是在沙滩上筑起的城堡。

全球化时代的透明

记者:为什么一场疫情的流行最后上升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还曾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备受非议？

邱立本:我觉得主要是暴露出了中国体制上的一些缺陷。以一种政治的力量来掩饰 “非典”的存在，这就是“掩耳盗铃”。但毕竟纸包不住火，最后到底爆发出来了。

透过这些，很值得大家来深思其中的教训:第一个就是中国本身透明化的问题。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年代，“安危相易，祸福相生。”不能关起门来打狗，也不能关起门来做皇帝。掩盖“非典”这种传染病的事实将导致你的祸害输出，你的问题国际化，而不是人家要妖魔化你。现在不少外国人就认为是中国的病毒输出，是中国的祸害使他们无端受害。一时间，全球又泛起了一个所谓的“新黄祸论”，有人还专门用“中国病毒”来形容这桩事情。对中国来讲，实在是情何以堪。的确，在全球化的年代，大家在密切地互动、密切地往来，你需要透明化，需要还民众以知情权，出现疫情并不可耻，但掩盖疫情是可耻的。

第二个就是媒体能否真正发挥监督功能。记得1998年，朱 基在中央电视台对媒体提出了勉励和要求，希望媒体起到“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作用。当时实在是鼓舞人心。但是，现在仍有不少领导对媒体还是采取一种控制的方式，经过这个事情以后，需要反思。曾经，中国的一些媒体戴上了政治的口罩，全世界老百姓都被迫戴上了口罩。

“猛药”治吏除弊布新

记者:在“非典”问题上，中国免去了一些官员的职位，兴起了以民为先的新政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您如何看中国政府的这些动作？

邱立本:我觉得中国这次“猛药”治吏是史无前例的，具有除弊布新的震动效应。现在的关键是中国政府要面对一个责任政治的问题，也就是在香港常讲的问责制。其实，中国一直有考核机制，但过去由于一些人情因素及一些官官相护的做法，把很多问题模糊掉了。应该重视责任追究，做错了、做得不行的，就得下台，不能再容忍庸官践踏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威信。中央政府现在在这方面很有决断能力。把失职官员拉下马，这反映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是有处理能力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折射社会文明水平

记者:在这场危机中也反映了不少中国人安全观念、生活习惯及社会公德方面的问题，您对此如何看？

邱立本:“非典”危机给中国人带来的首先是国家安全观念的改变。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觉得安全只是战争或经济上的问题，因而，一直以来我们将目光放在寻求强大的国防和全球竞争力上。但是这次危机，使人们突然意识到国家安全也包括健康安全等问题。所以，不少媒体称之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没有枪炮，但是它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一场有形的战争更厉害。

健康安全概念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个人卫生、私人领域的事情跟公共领域的事情都紧紧扣在一起。个人卫生没处理好，你就会损害到公共利益，更何况中国许多人一直以来不太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缺乏公德心。一些被视为小节的生活习惯，其实正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当中国人越来越富裕，“大款”到处展示财大气粗之际，中国人是否会发现富裕中的贫穷、豪气中的陋习？中国人是否应该反思，怎样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交叉的地方看到问题所在。你的个人利益、个人隐私、个人人权不能损害到公共利益，你损害了公共利益，它会倒过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中国人是个很大的教训，人们将学会选择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激发新的进步动力

记者:“非典”是一场危机，若处理得当也未尝不是机遇。在危机处置中，中国看清了自己身上的问题，并寻求突破。您认为，同“非典”的斗争，是否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产生正面影响？

邱立本: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使中国的体制和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得以暴露，也许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我想经过这样一场磨难之后，从政府到民间都了解到需要积极地求进步。其一，中国会加快其行政体制改革，避免再出现“庸官杀人”。有的官员不是贪官，没有“捂钱”、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反应慢几拍，就可能致人死亡，更何况有些坏官“捂盖子”隐瞒，祸害更大。所以对官员的要求比以前高了。其二是民间，社会上的每个人应从自己做起，应该重视卫生习惯，讲公德心。中国历经“非典”磨难后，会形成一股新的进步动力。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讲就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也是我所期盼的。

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篇4

第一点启示, 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的根本原因, 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改革激发了企业活力, 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改革释放出社会蕴藏的巨大潜力, 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进入非农业, 从农村进入城市, 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3%, 劳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的活力竞相迸发, 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强大动力。

第二点启示,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推进的重要途径, 是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 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 大大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截至2011年底, 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约1.16万亿美元, 当年吸收外资1160亿美元, 已连续1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资企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成为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和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

第三点启示, 坚持依靠科技创新。我们紧紧把握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 通过科技创新, 掌握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在制造业领域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我们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 目前中国高校在校学生规模超过2300万人, 是1978年的27倍, 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2011年, 中国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上升到世界第三位, 全国技术交易市场规模达到4760亿元。科技教育成为促进中国工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

第四点启示, 坚持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 立足国内解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 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虽然农业份额会下降、农村人口会减少, 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不会改变。我们坚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为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 民主政治发展 进步 不足

【Abstract】After decades of exploration and efforts，China walked out of a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Not only up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lso combined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explore out the diversified pattern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But there is also a democracy development model of a single， low development level， the democratic consensus， lack of cohesion and officer of the people lack a lot of shortcomings such as benign interaction.

【Keywords】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mocra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ogress； Inadequate；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新的民主化进程。民主政治发展成为构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进行政治建设的重心工作。近三十年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通过不断摆脱和克服前苏联的政治体制过程，以及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民主发展之路的成果，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都有着有利的发展条件，是大势所趋之必然。经济发展、经济转轨、全球化以及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1]。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上来看，出现过许多成功的经验，同时也不乏失败的教训。

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所取得的进步。

（一）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与此相应的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状。革开放以来，各种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提出了空前的挑战，这就决定了必须以现实国情为基础，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多年的民主政治实践表明，在警惕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输出，防止中国出现如拉美国家那样的民粹主义政治，并探索民主政治的自主化方面，我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二）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开始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推进的道路。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近年来在不断地探索与改进中自上而下地完善着，在群众政治生活中民主也自下而上地得到了发展与繁荣。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的逐步推进，使得民主制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大多数中国人相信政府能够引领国家走上小康生活，因而更偏好于“宏观引导式领导方法”，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2]随着改革的深入，普通老百姓的意见越来越多地被考虑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力量日益壮大。

（三）民主发展与科学技术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特色的网络民主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的公民参与所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民主参与渠道不畅通，传统的报纸、电视台等往往都是国家和党的单向的意志表达，缺乏与民众之间的相互沟通。[3]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互联网的应用和网民人数相应地增加，网络也逐渐成为中国民意表达和政民沟通的新天地，“网络民主”在中国发展开来。通过网络，民意表达的渠道更为通常，网络舆论监督也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政民沟通揭开了崭新的局面。虽然中国网络民主的发展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改进，但新科技的运用表明了我国民主发展与时俱进的道路，以及前所未有的进步。

（四）民主政治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以及模式的多样化，丰富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式方法，也将民主制度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民主发展的理论，为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和步骤。在借鉴国外民主发展经验与自身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学术界借鉴他国的同时探索出了许多有关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诸如选举民主论、精英民主论、多元民主论、协商民主论、自由民主论、混合民主论、增量民主论等等。这一系列民主理论都为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不少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不断完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不足。

（一）民主发展模式单一，缺乏相互之间的联合借鉴。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学术界对如何推动民主化进程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中国民主发展理论。然而这些理论他们都试图通过一种单一的理论模式来解决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4]中国民主发展问题本身就是复杂的，解决

复杂化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单一化的线性思维。当前民主发展模式虽多，也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方法论，但不经过理论间的渗透联合很难解决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二）民主政治的发展层次低，现有的民主政治体制与政治现实对接不足。

受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现状相比，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民主政治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价值有待进一步深化，在我国基层许多地方，民主政治有其名而无其实，流于形式，未能通过民主的形式解决现实问题，实现有效的民主政治。我国不乏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建构，但若使现有的民主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用，就必须清除民主政治体制中的障碍，疏通民众的政治表达路径，使民主政治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转，实现高效廉洁的民主政治。

（三）民主共识的凝聚不足。

“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从单质化向多质或异质化转型，从简单向复杂化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在激荡，人们思想的独立性、多元性、差异性显著增强。”[5]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的民主意识得到了显著增强，但是当代社会思潮中对民主缺乏共识。一方面，人们对是否发展民主存在分歧。另一方面，对民主的好坏一直存在争论。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应当发展什么样的民主难以得出一致结论。[6]由于人们对民主难以形成基本的共识，这便使得在落实民主的过程中不免茫然，对于实施何种举措举棋不定。这就必然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造成阻碍。

（四）民主发展官民良性互动不足。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社会各界都作出了诸多努力，探取了不少促进民主发展的方式。选举对于民主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肯定，“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7]逐渐深入身心。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五千年封建文化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过于浓厚，官民之间缺乏良性的沟通互动。这成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阻碍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少的进步，在民意表达上也有了宜疏不宜堵的意识，但是在一定层面上，还沿袭着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在立足具体国情和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其自身的特色，通过不断的探索与改进取得了重大的进步，符合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毋庸置疑的是，民主政治发展自身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探索的过程，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根据现实需要不断地完善与跟进。促进民主政治发展要充分肯定它的进步，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其中的不足，唯有真正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发展的优劣，才有可能在探索的过程中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才有可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羊城晚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BD/OL]，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09-10/02/content_611708.htm/2014-2-20.

[2]赵春丽，《中国网络民主发展的范式分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03）.

[3]何增科，《民主化：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与道路》[J]，宁波党校学报，2004（02）.

[4]张桂琳，《关于中国民主发展模式的思考》[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06）.

[5]葛晨虹，《共同价值观：超乎想象的国家力量》[J]，道德与文明，2013（01）.

[6]张紧跟，《论凝聚发展民主的基本共识》[J]，时事观察，2011（11）.

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篇6

高等教育发展史告诉我们, 高水平大学的兴衰和大国的兴衰惊人地一致。放眼世界, 高水平大学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大学职能的发挥来实现。第一, 在人才培养上, 高水平大学是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 是培养创新型精英人才的摇篮。第二, 在科学研究上, 高水平大学是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 是知识发现与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第三, 在社会服务上, 高水平大学与产业之间有着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关系。第四, 高水平大学还是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因此, 可以说, 高等教育尤其是高水平大学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库”“智囊团”和“动力源”, 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终依靠力量。

然而, 当下河南省的教育投资、居民的文化素质水平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 2013年河南省总人口中, 受过初中以下较低水平教育的人口所占比重高达76.62%, 位于中部六省第五;受过较高层次的高中和大专及其以上教育人口的比重仅为23.38%,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7.84%) , 在中部六省中仅比安徽省 (22.69%) 高不到一个百分点。相对于河南省人口大省和经济发展的现状, 教育发展明显滞后。在此背景下, 在河南省建设高水平大学和特色骨干大学就有着重大意义, 显得尤为迫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中原崛起的需要

当前, 河南省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关键时期。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 河南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在取得良好成绩和面对大好形势的同时, 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 高水平大学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的依靠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中原崛起涉及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 是全面的建设与崛起。以郑州大学为龙头的河南高等教育体系, 是河南省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优秀人才的基础, 是创新型人才的摇篮, 是河南省知识发现、科技创新和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

如果没有高水平大学和特色骨干大学的建设, 河南的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等就会受到极大限制而很难得到可持续发展, 河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的宏图就可能落空, 与兄弟省市的差距也很可能越来越大, 这是党和政府不愿看到的, 也是亿万河南人民不答应的。因此, 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河南省而言, 要想尽快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高度重视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 增强建设高水平大学、特色骨干大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尽快创建区域内具有国内或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大学和特色骨干大学。

传承并弘扬中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创造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令世人赞叹的史前文化, 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在河南建都起, 先后有20多个朝代定都于此, 中国8大古都河南有4个。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中原人民创造了灿烂的中原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 在中华文化嬗变中处于重要地位。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小、落细、落实, 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指出:“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努力营造文化育人的浓厚氛围。”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弘扬和培育中华优秀文化的中心环节之一是传承并弘扬优秀中原文化。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教育, 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和特色骨干大学的教育来实现。没有高水平大学和特色骨干大学的建设, 中原文化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会遇到极大挑战,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不能完成。因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高水平大学和特色骨干大学建设, 使它们在传承与弘扬中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河南人民争取平等教育权的需要

河南省域面积16.7万平方公里, 居全国第17位。2014年全省GDP达到3.49万亿元, 位于全国第五。河南2014年末全省总人口10662万人, 常住人口9436万人, 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相应的, 河南省也是大学的生源大省, 2015年高考生源达77.2万人。但作为人口大省、生源大省的河南,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高水平大学十分短缺, 仅有郑州大学一所“211工程”大学, “985工程”大学一所也没有。这对于河南考生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来说, 是一件十分不公平的事情。在2015年高考中, 北京6.8万考生,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招生指标是356个;河南考生数达77.2万, 而两校的招生指标却只有236个。总之, 在目前的招生管理体制下, 人口众多、考生众多、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 使河南省考生受到不公平待遇。因此, 在河南省建设高水平大学以及特色骨干大学, 是亿万中原父老、数百万学子的迫切渴望, 是河南人民实现平等教育权的迫切需要。

促进河南省高等学校内涵发展的需要

当前, 我省高等教育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形势, 世界一流大学以先进的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优越的教学和科研环境、高水平的科研仪器设备、优厚的待遇和福利, 不断地争夺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师资和优质生源。国内各省市也积极响应国家的“双一流”计划, 着力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如未来5年, 北京将投入50多亿元建13个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上海实施高峰高原学科计划, 未来3年将投入36亿元。与他们相比, 河南省的高等教育本来处于劣势, 如果不奋起直追, 加快发展, 与他们的差距将有可能被拉得更大。

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篇7

从2010年上半年东方红LA-2004型轮式拖拉机的横空出世，到东方红LZ-2704重型轮式拖拉机的隆重下线，标志着中国一拖集团已经拥有和具备了重型轮式拖拉机的研发制造技术。东方红系列重型轮式拖拉机融合了包括动力换挡技术在内的数十项核心专利技术，与目前国内拖拉机常规机型相比，平均节能30%，作业效率提升40%，整体性能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标志着我国新一代大功率轮式拖拉机技术平台初步形成。据业内技术专家评估，中国一拖重型拖拉机动力换挡技术的诞生，将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拖拉机研发制造水平差距缩短了20～30年。

所谓动力换挡技术，就是通过湿式离合器控制变速箱换挡，通过液压控制系统实现传动器的不间断换挡、换向操作。动力换挡技术是相对于传统的机械换挡而言的。此前国产拖拉机几乎都是机械换挡。众所周知，拖拉机是农业装备的动力机械，与耕作、收获和播种等各种配套机具组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作业机组后才能完成各种不同的生产作业项目。作业机组在耕、种、收等各种不同的作业环境下，对于拖拉机在行进速度、输出功率、输出形式以及行进方向等多方面的输出需求各不相同。因此，每台拖拉机都设置多个挡位，并配置前进、倒退及转向系统。一般来讲，输出功率越大，其挡位设置越多(4～80挡)，结构也就越复杂。传统的机械换挡拖拉机在这方面不可能实现各个作业系统的一次性协调操控，驾驶员在驾驶一台大功率拖拉机进行复杂的作业过程中，要同时分别完成作业机组转向、换挡和调整机具等多种操纵系统，不仅作业难度高，而且所完成的作业质量也难以保证，在进行耕地、播种、收获及其他复杂作业时往往会留下一些地头、死角。为此，常常需要重复作业，既不经济，又耗费时间和精力。而动力换挡拖拉机，采用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拖拉机不间断换挡、换向，将复杂的操作过程化为简单的按钮操作，驾驶员可以在极短暂的时间内轻松完成各种复杂的作业过程，不仅大大降低了操作难度和劳动强度，而且还大大提高了作业质量，从而实现了作业效率的提升。

中国一拖因使命而诞生，因使命而发展，因使命而奋斗前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农业装备项目和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最大的农业装备研发制造基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拖及“东方红”的名字始终和“三农”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实现农民的小康目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业机械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装备和成套解决方案，是一拖人一刻也不曾忘却的历史使命。从新中国第一台东方红-54型履带式拖拉机的诞生，到东方红-180型小四轮红遍大江南北，再到东方红-1884大型轮式拖拉机批量出口欧美，以及今天的东方红LZ-2704重型轮式拖拉机的重装问世，中国一拖沿着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发展、再创新的道路不断前行，始终引领着中国拖拉机乃至整个中国农业装备产业的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一拖的拖拉机技术成长进步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它与中国拖拉机产业乃至整个农机工业的发展进程有着高度的吻合。如果说中国一拖在引进、消化、吸收前苏联技术基础上研发的东方红-54型履带式拖拉机奠定了中国第一代农机装备技术基础的话，那么，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一拖基于英国里卡多技术研究开发的东方红非道路柴油机以及引进世界农机巨头菲亚特技术创新开发的东方红系列轮式拖拉机，则是新中国第二代农业装备技术的典型代表。目前，中国一拖与美国西南研究院合作开发的重型柴油机技术以及与德国、奥地利等著名研究机构合作开发的以动力换挡为核心的重型拖拉机技术，又将中国的农业装备研发制造水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拖拉机动力换挡技术的成功开发以及相关配套技术的应用，是中国农业装备产业由第二代升级到第三代的重要标志，并将对中国农业装备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东方红”动力换挡系列重型拖拉机是中国一拖整合全球研发资源，与国际知名研发机构联合研发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农业装备产品，也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多功能农业装备与设施研制”项目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该产品的成功推出，不仅打破了目前国际农机巨头在重型拖拉机领域的垄断格局，而且也为我国大功率轮式拖拉机升级换代构筑了一个先进的技术平台。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农机市场形势的发展变化，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和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一拖集团瞄准国际市场高端技术，进一步加快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步伐。早在2007年，中国一拖就已经开始着手整合全球技术资源，寻求与欧美等先进国家研发机构的技术合作，实施推进“PST项目”，历经4年的创新历程，终于成功开发出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动力换挡重型轮式拖拉机。

“东方红”动力换挡重型拖拉机众多技术特性中，最关键的核心技术有3项，分别是电控动力换挡传动系技术、电控高压共轨发动机技术和液压系统闭心负荷传感技术，正是这3项技术使其区别于现今国内生产的大功率轮式拖拉机。目前国内生产的轮式拖拉机，传动系统、动力系统和液压系统均采用机械或液压技术，产品功率上延和作业效率提升受到诸多限制。然而，在147 kW (200 hp)以上重型拖拉机研发制造领域，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普遍使用电控技术，拖拉机可一次性完成更为复杂的自动操作和复合作业，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东方红重型轮式拖拉机所采用的电控动力换挡传动系，具有40个前进挡及40个倒退挡，并根据作业工作状况不同，分成6个速度区段，区段内动力自动换挡全部由按钮操纵，具有自动换挡及智能速度匹配功能，区段间同步器换挡由手柄操纵，操作控制和作业稳定性、安全性、经济性极佳。与之匹配的电控高压共轨发动机扭矩更大，油门反应更快，油耗更低;动力系统通过CAN总线与传动系统和控制系统连接，实现了拖拉机整机与发动机功率的最佳匹配，作业功效更高，完全满足TierⅢ排放要求，实现了低碳环保和节能减排的要求。此外还装配了闭心负荷传感液压系统：节能高效，操纵方便，可实现多达6路液压输出，满足大液压输出流量和功率的要求，可以适应更为广泛的作业方式和作业项目。该机型还装配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悬浮型前驱动桥和全数字仪表以及人性化驾驶室，从而保证了整机的稳定性、先进性、适应性和驾驶过程的舒适性。上述性能指标均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这对于更好地满足未来国内高端市场需求、提高作业效率、减少碳排放量以及适应更高标准的作业环境将产生划时代作用。

不仅如此，动力换挡技术在充分提升拖拉机整体性能、提高作业效率和简化操控作业等功能化优势的同时，还将对我国农业装备产业的技术升级产生积极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首先，动力换挡技术必将拉动拖拉机产业乃至整个农业装备技术水平的提升。基于木桶理论，一台拖拉机整体性能的高低，不是取决于是否采用了某些个别先进的技术或配置，而更多的是取决于最低端部件和技术的质量与水平。要满足整台拖拉机达到最高的性能要求，必须全面提升所有的配置质量和配置技术。因此，动力换挡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必将很快掀起一场拖拉机乃至整个农业装备产业技术的革命，与之配套的关联技术、相关零部件、原材料供应链以及下游的农机具等领域都将因此而获得新一轮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其次，动力换挡技术必将促进拖拉机产品乃至整个农业装备生产研发技术的进步与升级。与之配套的关联产业、零部件、原材料及匹配作业机具的升级必然给技术研发领域提出新的要求和需求，随着这些领域的发展与扩张，相关技术研发领域的进步与升级已经成为必然，并将很快成为现实。

第三，动力换挡技术必将推动拖拉机乃至整个农业装备生产设备及生产制造工艺的进步与升级。动力换挡及其相关配套技术的运用，对生产企业的产品设计、部件制造、整机装配、测试手段等生产制造设备及工艺技术的要求极高。许多生产制造环节要求无尘、无氧等作业环境，特别是随着大量电子信息技术在整机上的应用，生产制造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电子信息技术和手段。所有这些，既是对生产装备设施、设备及工艺技术的考验，更是推动基础装备与生产工艺、装配技术进步升级的强劲动力。

在上述问题上，作为动力换挡技术开发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中国一拖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国一拖新建成的重型拖拉机生产线可以说是国内最先进的拖拉机生产研发基地，如应用MES、PLM、ERP等信息化技术，实现了技术、生产、采购、库存、物流等环节的实时化和可视化管理。环形滑板线、AGV自行导向台车等机械化运输设备的应用，有效提高了物流配送效率。其助力机械手、机器人喷涂、清洗技术及在线检测等新工艺、新技术，使产品装配工艺和制造技术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国内最大的农用车桥项目已于2010年8月在一拖工业园区投入生产，为重型拖拉机和工程机械配套的大功率重型柴油机项目也将在近期投产运用。经过数十年的持续消化吸收和创新提升，中国一拖集团在积累和掌握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拖拉机生产研发技术的同时，也搭建了我国最先进的轮式拖拉机生产研发技术平台，并初步形成了以整机产品技术为平台，以“东方红”柴油机、变速箱、车桥和覆盖件等关键要素为链条的大轮拖“黄金供应链”。所有这些，都是支撑拖拉机动力换挡技术研发成功的强力基础和先决条件。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使“农机工业技术创新体系得到完善，重点领域的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并强调指出要“优化农机产品结构，改变目前高端产品不足、低端产品过剩，大马力拖拉机进口依存度高、小型农机质量差的局面……优先发展73.5 kW (100 hp)以上大型拖拉机”。《意见》所指出的促进中国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方向性政策与中国一拖数十年来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惊人的吻合，这绝然不是历史的巧合。

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篇8

一、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的辩证统一

社会进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 是一个文明与野蛮相互交织、相互较量而不断推向前进的过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 物的增长和发展就是一切, 完全以生产力的发展或物的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与李嘉图的客观主义立场相反, 西斯蒙第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所持的是一种感伤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 把是否人道公平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准, 主张限制生产发展来求进步, 以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和阶级利益的冲突。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是社会进步的两种基本尺度, 两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要把两者统一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中, 这样就把马克思与李嘉图的经济决定论和西斯蒙第一般的人道主义和乌托邦思想区别开来。生产力尺度, 是一种客观的尺度, 是人们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人的发展尺度, 又叫价值尺度、人的解放尺度, 是一种综合的尺度, 它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之中;社会公平公正程度以及给人的发展提供平等机会的程度, 人和人之间平等友好互助和谐的关系如何;人自身各方面的素质发展如德智体美劳等如何。这两种尺度既体现了马克思的客观主义视野又体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色彩。

(一) 两种尺度相互统一, 相互联系

1. 生产力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 生产力发展归根结底会促进人的发展。

首先, 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没有了一定的生产力创造的物质基础, 人的衣食住行就无法保障。没有生产力的提高, 人仍受自然的奴役, 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出不自由。其次, 生产力的发展规定制约着人的发展程度。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它最终决定着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 因此它也决定着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的变化。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和人的依赖关系,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和物的依赖关系。伴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高新科技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人类历史形态最终会迎来人的独立性和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阶段。再次, 一定意义上生产力越发展意味着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越多, 在自由时间中发展自己的艺术科学能力, 扩展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 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最后,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包含着人的因素的发展。马克思认为, 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 也即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体力量的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两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2】“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3】。因此, 生产力绝不是外在于人的单纯的物的增长, 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积极展现, 是人的潜能、个性、素质的发挥和发展。从外在形式上看, 生产力是人们驾驭和征服自然的能力, 是不断创造的物质财富;从内在形式上看, 则是人类创造能力的表征。

2. 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和不竭动力, 人的发展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条件。

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作用, 但并没有把生产力作为社会进步的唯一内容。他追求的是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4】的社会形态, 也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最终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 既是历史的剧作者, 又是历史的剧中人;既是历史的前提, 又是历史的结果;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人的发展会使人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 人的发展到达一定程度, 维护人与自然关系的意识和能力就会增强, 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从而在这种和谐的天人关系中生产力的发展才没有了后顾之忧。人的发展往往是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些会增加人对社会的认同, 更加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潜能。而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减少内耗, 齐心协力同心同德, 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人自身的发展, 包括对知识的掌握, 对科技的利用及个性和能力的发展都会在实践中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 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人才, 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提高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 两种尺度存在不一致, 相互区别

生产力和人的发展并不必然地处于一致的方向, 虽然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中,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带来人的发展, 但是在具体的历史阶段, 二者又有不一致性, 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在某一条件下和视域中观察和评价某一社会生活现象或某一社会制度时, 从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矛盾的, 即从生产力尺度看, 是合理的, 从人的发展尺度看是不合理的, 反之亦然。可以联系近代中国发展的实际。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就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局面, 清政府腐败无能, 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但从另一方面外国的侵华, 打开了中国的门户, 使中国人民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 增加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 如果从生产力角度来说, 侵华反倒间接意义上使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得以解体, 走向相比来说文明的资本主义经济, 而从人的发展来说, 则伴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牺牲。马克思认为, 社会进步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在矛盾和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 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 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 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5】对此, 恩格斯也认为历史的进步“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 “不仅在战争中, 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 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她的凯旋车”。【6】在资本主义时代,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 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 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7】。也就是说, 在资本主义时代, 物质生产力包括工厂、技术、财富等飞速发展的同时, 伴随着人的体力的衰退、道德的败坏、人与人间关系等的恶化。这就表现了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极大不一致性。“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 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 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 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徒那样, 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8】。马克思认为, 评价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的尺度, 社会事件的历史意义 (生产力尺度) 与价值意义 (人的发展尺度) 相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会解开两种评价尺度相矛盾的死结。

由此看出, 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 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是一致的, 但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两者不一致的情况经常发生, 这就要求我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评价标准, 在实践活动中学会兼顾两种尺度分析观察某一事件某一现象对社会进步的意义。

二、统筹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 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 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生产力发展中对人的发展重视不够, 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不同程度的异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问题, 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人在社会中虽然获得了更多自由, 但收入差距扩大, 社会的公平公正还未得到透明彻底落实。人们之间的关系趋于冷漠, 交往之间的人情味淡化。人们自身内部也产生着异化, 物质生活提高了却不甚幸福, 忽视了人的精神世界, 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日渐流行。人过度倚重科技成果, 可能会造成人的片面化、机械化, 甚至还会使人的体力和功能出现某些退化。

从中国现阶段发展看, 若以生产力为唯一进步标准, 其他方面的发展服从让位于这一标准, “为生产而生产”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产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异化, 影响人生活质量的改善, 造成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的分离。若以人的发展为唯一进步尺度, 不管生产力发展如何, 最终人的发展将失去物质保证和后盾支撑。因此, 我们要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两者的矛盾, 统筹兼顾, 协调运用, 防止单打一, 把握好“度”实现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 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我国目前仍要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大力发展生产力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 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9】。只有生产力发展了, 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实现社会安定, 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创造物质条件, 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促进社会进步。

当今世界, 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现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突出表现在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上。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 一定要创新科技,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拥有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产权, 掌握核心技术, 带动我国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 这样才能掌握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要求继续实施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战略, 培养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人才才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 这也从另一方面看出人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 人的发展的异化要求在发展中凸显人的价值。

在经济浪潮下, 人的生存境遇发生了很大改变, 人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发展, 但同时在另一种意义上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被消解了。这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

1. 遵循自然规律, 彰显人的主体价值。

人类生存自然环境的改变除了自身不可抗力因素外, 很多都是由人的不当活动引起的。近年来我国泥石流地震多发也是与人的活动联系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和自然界是同一的。“人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息息相关, 只有尊重自然, 才能正确认识和合理利用自然规律, 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并从而为人的发展奠定基础。如果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自然, 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10】。人奴役自然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反过来又被自然奴役, 本质上是人主体性的丧失。在现代化过程中, 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中, 不要只顾一时生产力的发展而要从长远的人的利益出发, 毕竟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人才能得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满足人的长久需要。

2. 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发展和谐新型人际关系。

现阶段中国, 新旧体制转轨, 也诱发出社会与人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由于社会环境不成熟, 造成了人与人的不平等, 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 人们心理的不平衡甚至部分人的仇富心理。这些可能导致社会犯罪率的上升, 影响社会团结, 进而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要积极营造促进公平竞争的公共环境, 采取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等等。反思我国现实的人际关系现状, 不免有些悲哀地发现, 市场经济条件下, 缺斤短两、坑蒙拐骗、尔虞我诈、见死不救或是不懂感恩的现象屡见不鲜。贪污腐败、权钱交易、色情买卖也大行其道。大街上不止一次发生过老人跌倒, 众人围观却无一人伸手相助, 使老人错过救治时机因人冷漠致死的事。试反思, 这是个人人求自保的社会吗?只管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个人主义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吗?从一定意义上讲, 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过多的重视金钱的利益, 道德文明反而退步了。在这里生产力尺度再一次和人的发展尺度相冲突。在这里要强调人的发展尺度, 构建人和人互帮互助、诚实守信, 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诚信友爱的和谐人际关系, 这样生产力的发展才会有后劲。

3. 积极构建人的精神世界, 丰富自身个性。

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的丰裕使部分人形成重物质轻精神的片面发展观, 他们追求世俗, 消解崇高, 更多关注生活的享受, 金钱的多少, 自身利益的实现, 而丧失对道德正义的追求和理想信念的坚持, 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荒芜。人的个性发展不可否认得到了很大解放, 物质条件和自由的时间都为人们学习感兴趣的知识和技能等提供了条件, 但是人的个性发展又带有机械化的特征。沉溺于电脑游戏被电脑所控制, 依赖于电脑打字而忽视基本的文字书写, 网上聊天甚至恋爱忽视真实的现实世界等等, 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 但过多的借助工具反倒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人自身个性的丰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人民出版社, 2002, 第30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下, 人民出版社, 1980, 第219, 22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34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58, 第10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9卷, 人民出版社, 1974, 第4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77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773页

[9]《邓小平文选》,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第251页

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篇9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选择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成就,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到理论体系的建立, 再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 无一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实践, 这也彰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执政特色。

1.1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

中国的历史, 将视线放在近代,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了两次重大的选择, 其一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义无反顾的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其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现民主富强的发展道路上坚持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之后的实践过程中证明了两次选择的正确性, 清末时期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强取豪夺, 背负了几千年来最大的耻辱, 从此之后中国在百年内几乎满目苍夷,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寻求救国、强国、富民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 经过不断的失败和尝试最终在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时终于实现了民族的独立, 并且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实现了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全方面的复苏。

经过国家几代领导人的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的完善, 从最初的雏形到目前“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加快文明建设,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半个世纪的发展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不断发展的正确的历史选择。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和“进步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命运的问题, 一是将千千万万的中华人民的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凝聚, 从而最大限度的激发了人民的生产的激情和活力;二是通过社会主义体系理论的建立促使将党、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行勾画和明确, 并且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让将该体系不断的完善, 同时依次作为党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坚定了中国发展的基本路线;四是在坚持的过程中不断重新审视制度的缺陷并及时的完善, 使得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互相促进、和谐统一。

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过程中, 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和艰险, 因此也在不断的发展实践中进行完善, 与时俱进;其二是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不动摇的今天, 我国已跃升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无疑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的性质。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

在国际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 我国还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其发展战略和原则都是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不断的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在未来的10-20年间, 整个世界将会迎来大发展的时期, 因此国际形势也将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与之相应的是文化、政治意识也可能发展变化和斗争, 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要面临的挑战, 几乎在任何时候挑战和机遇都是共存的, 要换一个角度去重新审视问题。所以, 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迎接挑战并抓住机遇化危机为转机, 从而不断的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就是将科学发展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并且认真执行的指导思想, 而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首要的目标, 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是其核心立场, 其基本的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展望未来的同时明确自己的综合能力, 在本世纪中叶要位立于发达国家之林, 由此来看我国的改革发展还任重而道远, 因此在经济建设首要任务就是推挤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促进以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度。

3结语

因此, 只有毫不动摇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 促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发展, 才能够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措施, 从而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毫不动摇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体系才能够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 并且顺应社会的发展需求, 以不断开拓创新的觉悟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 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和特长, 然后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发展的推动力全面实现国家的发展和富强。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目前发展的最根本方向, 自十八大召开以来各界人士充分学习和掌握了会议精神, 并且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家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 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计。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代中国

参考文献

[1]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J].理论导报, 2013 (1) .

[2]王惠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