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共12篇）
近代中国社会 篇1
社会福利主要指的是国家与社会为了增进和改善社会成员,特别是苦难人群的社会生活,而实施的一种社会制度,主要内容是通过资金与服务的支持,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并尽量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在这一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基本手段。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大部分西方国家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才开始借鉴与引进西方福利思想。尽管近代福利思想和福利制度均是来自于西方,但是在引进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一定的联结接口,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福利思想和理念。
一、社会福利思想及近代社会福利思想提出理论依据的概述
1.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可以说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需求与结果,是社会中政府职能的主要构成环节,其主要实现手段是通过立法途径规定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筹集和发放社会福利基金,从而对国民因各种社会原因或特殊个人原因所导致的无收入或收入中断情况提供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思想指的就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一段时间内社会福利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受到社会历史发展情况的影响,同时对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社会福利思想主要包括特殊群体救助、社会财富分配、劳动就业保障等民生内容,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其反映内容也各不相同。
2.提出社会福利思想理论依据。首先,从国外方面分析。自鸦片战争以来,工业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福利思想已经无法满足转型期社会的实际需求,一些近代有识之士在借鉴与吸纳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表现为传教士开始进行慈善事业,留学人士在接受西方教育的情况下,回国发展,并且将一些先进福利思想引入中国,为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构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其次,从国内方面分析。社会福利主要包括老年福利、公共福利设施、社会救济、残疾人福利等,尽管中国社会福利概念的引入比较晚,但是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一直都存在。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的民本思想,就是社会福利思想的一种;孔子的大同思想也是社会福利思想的一种体现;墨子的兼爱思想同样也是社会福利思想的一种表述。由此可以看出,古代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均对近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形成的渊源。
二、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救助思想
1.贫困人口救助思想。(1)济贫恤穷,养教兼施思想。济贫恤穷主要指的是扶贫济弱,安抚稳定贫民。针对传统慈善机构而言,救助贫民主要停留在“养”的层面,这样养而不教是治标不治本,在近代思想中提出了养教兼施的思想,对一些贫民乞丐进行收容养恤,并且教授相应的技艺,加强其自食其力能力。在探讨养教之法的时候,郑观应主张设立栖流局,并且收养游民与乞丐,传授相应的技艺,保证其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经元善主张设立工艺院,转变传统重养轻教的形式,加强人民的生存能力;陈炽等思想家、实业家也在不同方面对养教兼施进行了一定的论述。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对贫民生活救济非常重视,并且对养教兼施模式给予了一定的肯定。(2)慈善公益思想。在封建社会中,贫民教育事业是非常薄弱的环节,大部分贫民均无力上学,此种情况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义学义庄也在逐渐开办。冯桂芳也提出了义学义庄的概念,其不仅体现了贫民读书思想,也扩大了义塾设置范围,尽管只是局限在宗族性质方面,但是也体现了一定的贫民教育思想。除此之外,在医疗救助方面,也设置了一些施医局、栖流所等,加强了中西医的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弱势群体福利思想。(1)安老怀少思想。在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中,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老人福利与儿童福利。从孔子开始,便将“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思想当成是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近代思想大部分均是对此的延伸,并且吸收了一定的西方思想。近代对安老怀少思想的分析,最为明确的主要就是孙中山与熊希龄。孙中山在继承安老怀少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深化,同时将其看成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熊希龄作为一位社会实践家,其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是近代慈幼事业典范,也是实施安老怀少思想的重要举措。由此可以看出,安老怀少思想在近代老人与儿童福利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2)妇女福利思想。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妇女的社会地位一般较低,甚至缺少一定的人权。在晚清的时候,妇女问题比较受关注,逐渐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与枷锁,对男女平等观念进行了一定的注重,主张解放妇女。在近代最早提出男女平等理念的就是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利用基督教平等理论,提出了男女平等理念。洪秀全的这一理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妇女,如婚姻自由、参加考试、放足等。(3)残疾群体与罪犯福利。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大部分残疾人均是由养济院收留养恤。随着社会发展,中国越来越重视残疾人群。郑观应主张设置一些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群学习技能,让其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在清末时,张謇创设了中小学、师范,并且进行了盲哑残疾人教育,帮助其学习汉字与算数等,使其具备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在近代思想中针对罪犯福利而言存在着很多的罪犯福利言论。人们首先关注了西方罪犯的生活状态,进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莫如于监狱之外,另设工艺学堂”思想,兼施养教。由此可以看出,对残疾人群与罪犯福利而言,也要加强养教兼施,转变福利思想,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灾荒群体社会救助
1.官义合一思想。在晚清之前由政府主持的“官赈”,一直以来都是灾荒赈济的重要方式与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方法,近代以来在内外战争不断的形势下,导致政府财政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无法进行大规模官赈的开展,并且在官赈中,经常出现很多的贪官污吏,导致无法达到赈灾效果,因此为了有效救助灾民,提出了官义合一的思想。作为一种新的救济形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不仅可以收集社会资金,增加救助资金,还可以减少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现象,真正实现灾民的救济。
2.以工代赈思想。以工代赈思想主要指的就是在进行赈灾的时候,加强灾民社会劳动的参与,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救灾方法。我国历代以来发生的灾害均比较多,水灾、旱灾非常频繁,除了自然因素的影响之外,水利条件差也是主要原因,所以提出了治河代赈的思想。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相关人士通过对灾害的分析与研究,明确了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同时对开矿、铁路建设等方面也进行探讨,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措施的落实,不仅可以让百姓得到实惠,还可以保证灾后社会的稳定。
四、全体国民福利思想
1.新式教育思想。19世纪中后期,中国教育一直沿用隋唐以来应试考试的模式,儒家经义教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与传播,制约了新式人才培养,同时对社会风气、人们精神生活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一些思想家提出要树立新的教育观念,比如调整考试模式与内容,培养一批懂得近代科技的新式人才,促进实业教育的发展,实现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等。
2.重视文化思想。近代中国教育一般是以“开民智”“、新民德”为目标,在开展教育事业的时候,一些学者提出加强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投入,提高人民群众的常识和道德,实现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陈炽的言论中,在这一方面就有所体现,如设立书院;而张謇的方案更加具体,设立图书馆、博物苑,加强文化教育等。
3.发展社会服务业。随着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引入,近代中国社会服务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除了铁路、电讯等公共设施之外,在医疗、银行、保险等行业也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保险行业,作为一种比较新鲜的事物,在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保屋险、保货险、保船险等。
近代中国战争不断,经济衰落起伏,争执溃乱无序,基本处在一种混乱状态。但是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逐渐涌入,通过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结合并对中国传统慈善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社会福利思想,这些福利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践落实,在改进与完善近代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同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转型。
摘要：本文主要对社会福利思想与近代社会福利思想的提出理论依据进行概述,阐述针对贫困人口与弱势群体、灾荒群体、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思想。摘要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以民为本关键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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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 篇2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开始入侵中国，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被破坏，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是：
1）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依然保
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
会经济生活中仍占着显著的优势。
2）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
形式，力量很软弱，它的大部分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
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3）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权。封建势力是中国最反动
最腐朽的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工具和社会基础。
4）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
治和军事力量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
要障碍。
5）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和半统治下，中国实际上是
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
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6）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少有的。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了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并不是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矛盾。两大主要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列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是，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变成为了主要矛盾。正是因此，才有了清政府的对外宣战、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才有了国共两党的二次携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当列强改变侵华手段与方式，使用政治、经济而不是军事手段和以间接的“以华治华”而不是殖民统治的方式时，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最突出。总之，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两大矛盾地位的变化则影响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透过服饰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篇3
又到一年如火如荼高考复习季，在这争分夺秒，时间就是分数的紧张时刻，每次测试后，都有不少学生跟我感慨：“文综太难了，特别是历史，内容太多了，五本书放在一起，根本毫无头绪！”在这不到一年的高考复习期间，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最多的知识量，这不仅是学生的苦恼，更是我们老师应该考虑的问题。历史不是单一的片段，历史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于一体复合体。历史问题不能强记，得理解。最简单的是从社会生活的点滴来理解。
最常见的社会生活是什么呢？为了论证这一现象，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复习，我们从最熟悉的服饰入手，通过服饰变化来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服装发展变化的明显与否成为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如果说夏商周至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服饰是以一种甚微的趋势在变化和进步着，那么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对服饰的影响则展现出相对突兀的一面。
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腐朽的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迈入了近代史。在这百余年的社会屈辱史中，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走上了不屈不饶的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伴随着西方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时代先进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变革。这体现在中国人的穿着逐渐摆脱了旧规定与传统衣冠礼仪的束缚。
中国传统服饰的一大特征是中庸含蓄、重平面装饰而不重人体造型，而且在平面装饰上可能极尽繁缛之能事（等级越高越是这样）。鸦片战争后，西衣东渐，西方人的服装贴身挺拔，穿在身上精神焕发，劳作方便的特点也引发了国人的称道。鸦片战争后，买办们首先穿起了西装，但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盲目自大的统治阶级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来文化还是持排斥态度的多，西方的服饰也只是出现在个别人身上。
20世纪初，中国政治风云跌宕，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席卷大半个中国，废除帝制，创立民国，颁布约法，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在中国逐渐传播，并深入民心。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和中国人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封建社会的旧习俗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服装由等级深严走向平民化、国际化。
首先是中山装。中山装是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的基础上，近现代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并被世人称为中山装。此后中山装大为流行，中山装不仅是时尚更是爱国的标志！
其次是新式旗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门被列强打开了，随之而来不仅有外国的掠夺，也有外国的服饰理观念。满清袍服逐渐受日本欧美等国服装影响，形成了近代“中西合璧”的旗袍。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为女性解放立了一功。民国时期旗袍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传统为主，并开始移入西方的工艺，使旗袍更加合身，称经典旗袍；
第二个阶段引入更多的西式服装元素，旗袍更加西化，称改良旗袍。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不断解放着国人的思想，唤醒了人们对美的渴望，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追求无疑的体现在当时的服装上。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女性率先兴起“文明新装”热。最初旗袍是以无袖马甲的改良形式出现的，后演变成了现在的旗袍。它抛弃了中国传统服装宽袍大袖的旧貌，吸取了西方的审美趣味，大胆地体现女性形态的曲线美。它是利用传统服饰，融合中西美学标准的成功尝试，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著。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花样年华》为什么能风靡全国，其中一大好看卖点，就是女主角变化万千的旗袍，尽显东方女性美！
新中国成立后：（1）建国初期，穿衣打扮与革命精神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不符合时代要求，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昂首挺胸，集体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劳动人民的改进，变成了普通百姓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其主要特点是：大翻领、单、双排扣、斜插袋，还可以系一条腰带。穿一件列宁服，梳短发，给人一种整洁利落、朴素大方的感觉。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那个时代最崇尚、青睐的“时装”，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精神。一般妇女则是做一套“列宁装”，留着结婚穿。
（2）改革开放前——服装朴素，颜色单调
50年代中期，女式服装发展得特别快，新款式层出不穷。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尤其是到了夏天“布拉吉”（连衣裙）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种服装节省材料，穿着舒适，款式变化多样，领和袖变化随意，不受任何限制。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在讲究勤俭的年代，服装都是靠着妇女们裁剪制作而来的，她们照着画报上的服装样式，自己动手，一件件美丽的服装出现在大街小巷。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棉花大量减产，人们买服装、棉布、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此外，还要勒紧裤腰带偿还苏联借款。为了尽可能地节约，服装一般选择结实的布料和耐脏的颜色。父母给孩子添衣已顾不上合身和美观，而是要考虑孩子还要长，衣服大一些，可以多穿几年；孩子多的家庭，还要考虑大孩子穿新的，之后弟弟妹妹可以接着穿。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好不容易挺过了三年困难，中国人生活刚有了点盼头，又迎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时期，开始了“十亿人民十亿兵”的军便服时代，神州大地到处是一片“绿色海洋”。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梦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胸前再佩戴个毛主席像章。这一身在当时可是很有派头、很奢侈的了。一般的百姓只有羡慕的份，只能盼望结婚时哪个亲戚朋友能借穿上风光一下！
（3）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追求时尚。
80年代初封闭的大门打开，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中国人眼花缭乱。中国人逐渐认同一个真理：美是没有界限，没有阶级之分的，穿衣戴帽不一定与意识形态的健康与否相联系。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对外开放，西方文化和港台时尚迅速进入中国，向年轻一代传递着最新的时尚潮流。80年代初，三裤一裳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喇叭裤、健美裤、牛仔裤、蝙蝠衫。这里面我们最熟悉的是牛仔裤和蝙蝠衫了，喇叭裤是当时所向披靡的时尚，被称为中国时尚界最初的冒险。当然喇叭裤在街头的出现也引起过许多人的反对和抵制。在许多漫画中，戴外国商标的蛤蟆镜，留长头发、大鬓角、小胡子，穿花格衬衫和紧绷臂部的大喇叭口裤的，是典型的“二流子”形象，但是它打破了之前中国服装的“统一制”。90年代的文化衫、休闲装，国外各种款型的牛仔裤、乞丐装、披肩装、半截装等你方唱罢我登场。
21世纪：应有尽有，层出不穷，体现个性。21世纪中国人服装的主要功能已经不再是御寒保暖了，是个性魅力的展现。从众的着装观念渐被追求个性化所取代。大庭广众之下，从越来越厚的松糕鞋到新潮吊带裙、超短裙、露肚脐的半截装、短背心，女孩子们无所顾忌地诠释着对时尚的全新理念。中国服装文明元素越来越多溶入世界服装潮流中，“唐装”、旗袍热遍全球，中国服饰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技的发展，对外交流的加强，中国已经摆脱了盲目的从洋心理，正确认识中华文明，把中华优秀文明不断发扬光大。
中国近代社会农村土地制度研究 篇4
一、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农村土地制度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掠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 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发生了一些变化。1) 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被破坏了;2) 城乡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显著扩大了;3) 城乡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 但是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并没有被摧毁;4) 地主阶级仍然占有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土地;5) 封建租佃关系仍然是农村中最基本的生产关系;6) 封建地租仍是最主要的剥削形式。
中国近代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构成主要有:
(一) 国家土地所有制
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中期国有土地所占的比重较大, 后期由于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国有土地逐渐减少。在辛亥革命以后, 清朝皇室的统治被彻底推翻了, 原先掌握在满清贵族手中的官田和旗地都迅速转化为民田。结果, 这些土地都转移到了少数地主的手中, 变成了他们的私有土地, 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国有土地已寥寥无几。
(二) 地主土地所有制
地主阶级是中国近代大土地所有者, 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 约占全国土地的一半左右, 而且, 他们往往占有全国最肥沃的土地。在水田和旱地并存的地区, 大部分肥沃的水田都掌握在地主和富农手中;中农和贫农所占有的土地往往是贫瘠的旱地。地主阶级所占有的全国半数的耕地, 除了一成是自己经营, 其余的土地都是分割开来租给贫苦佃农耕种。租佃关系已经是一种比较自由的契约关系, 就其性质来讲, 仍然属于封建性的租佃关系。
(三) 富农土地所有制
中国近代富农经济成分是比较复杂的。除了少数是租佃富农外, 大多数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富农是仅次于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者, 一般雇佣少数长工或短工来经营自己的土地, 极少向地主租赁土地, 往往还出租部分土地。
(四) 农民小土地所有制
土地归农户所有, 自耕自种的一种土地制度。他们既不剥削别的小自耕农, 也不受地主的剥削。这种农民土地所有制有利于调动农民合理利用土地的积极性, 但小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是极不稳固的, 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有可能失去土地。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经济是十分脆弱的, 其拥有的少量土地往往会成为地主兼并的主要土地。
二、中国近代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土地制度
新民主主义土地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产物, 标志着我国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地制度的彻底崩溃, 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奠定了基础。早在鸦片战争以前, 由于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农业经济日益走向衰落;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农业危机更加深刻, 不少仁人志士为挽救农业危机, 提出种种主张, 进行种种的尝试。
在中国近代史上, 为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 最早提出过具体、系统的纲领和政策, 并具有深远影响的, 主要有太平天国时期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一) 天朝田亩制度
1853年, 太平天国颁布了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 它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基本纲领。在这纲领中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思想, 还规定了土地分配的具体办法, 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以及所幻想的美好生活愿望。
1) 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规定。《天朝田亩制度》在土地所有制方面明确规定:世界上一切的土地都归上帝所有, 以上帝的名义取消了土地私有, 实行土地“上帝所有制”, 这意味着土地国有, 或者说是土地公有制。
2) 土地分配方面的规定。《天朝田亩制度》明确规定, 以家庭为单位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对土地按产量多少划分为九个等级;包括男人妇女在内, 按家庭人口的多少进行分田。
《天朝田亩制度》中绝对平均分配土地的思想, 是对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坚决否定, 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 为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但《天朝田亩制度》对以土地为基础的农副业收成和生活资料的分配也要求绝对平均, 企图废除一切私有财产, 这超越了当时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 是主观的空想而已。
(二) 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孙中山先生在美国社会改革学者亨利乔治和英国学者互勒斯的土地国有主张思想影响下, 很重视中国的土地问题。
1) 1903年, 孙中山为了组织力量, 准备革命起义, 拟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第一次提出平均地权的思想。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做法是:在革命政权建立之后, 由地主本人申报地价, 国家按照地价每年征收一定比例的地价税。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 是建立在国有土地的基础之上的, 他一再批判私人对土地的垄断, 认为土地是自然存在的, 为社会全体所共有的。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这一主张, 主要批判的是地主土地所有制, 反映了中国近代农民对土地的朴素要求。但是孙中山对中国土地占有的实际状况缺乏真实的认识, 认为中国现实中土地问题还不严重, 还没有大地主, 只有将来革命胜利后, 才会随着地价和地租的增长而出现地主靠垄断土地成为暴富的情况。这种做法注定孙中山的土地纲领无法得到实施, 当然也无法获得农民的支持。
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对中国的土地问题以及农民被剥削的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认识到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和封建地租剥削相当的不公平, 不改变这种状况, 就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就无法得到发展, 于是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为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规定了新的内容。
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基本思想是: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 非耕者不得有其田;地租不能归地主所有, 但也不能归任何私人所有;耕者有权获得土地, 但只能是土地作用权, 而不能是所有权。
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不是平分土地, 只是反对地主占有土地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 也不主张农民无条件的分有土地。孙中山主张土地国有, 但没有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所有的主张, 不允许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已有。
摘要：土地是农民的立命安身之本, 农民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围绕土地展开或与土地密切相连的。我们十分有必要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农村土地制度进行系统化的研究, 本文就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农村土地制度、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土地制度作出研究。
关键词：近代社会,农村,土地制度
参考文献
[1]岳琛.中国土地制度史[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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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范文 篇5
所谓半殖民地，就国家主权、国家地位而言。
为什么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呢？
（1）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
（2）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
（3）扶持代理人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
（4）实际上已经丧失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是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还有一定的主权。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大国，特别是中国人民顽强、持久的反抗，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单独征服中国，也使得它们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这样，它们才没有能够如英国在印度那样，对中国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因此，近代中国尽管在由于它与连名义上的独立也没有、而由殖民主义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因此被称作半殖民地。
为什么说近代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1）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成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2）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3）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近代中国社会教育与国民性改造 篇6
近代社会教育以国民性改造为理论基石。20世纪初，梁启超疾呼，“新民”是“中国第一急务”。十余年后，晏阳初等知识精英反复申言，其原本的工作重心——“除文盲”只是手段，“作新民”才是社会教育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愚、穷、弱、私”是中国民众的病蛊所在，更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晏阳初等人希冀用教育手段医治这些弊病，培育现代国民，作为国家现代化、民族复兴的基础。他们理想中的“新民”应是“整个的人”，具有健全的人格。除能行使公民权利外，“新民”还应识字有常识，能生活有技能，拥有健康的体魄。
国民性改造，时人讨论的焦点有二：现代国民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如何引导、培养中国民众具备这些能力？不难看出，后者实为社会教育理论的重心。晏阳初等人描绘出来的“新民”，是祛除国民性弱点的现代国民。其他知识精英更为关注的是，工作范围、组织形式、民众动员等与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出极具针对性的四大教育：识字教育用来培养知识力，生计教育借以增进生产力，公民教育能够训练团结力，卫生教育帮助发育强健力。经由社会教育洗礼，中国民众便可成为合格的现代国民。知识精英对“新民”的讨论，与其说是社会教育的目标，不如说是其工作开展的自然产物和必然结果。他们的社会教育理论有浓厚的现实关怀，是晚清以来众多以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为宗旨的救国思潮之一。
对国民性改造的强烈诉求，促成了知识精英、各学术团体间的联合。此时，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等理论学说日臻完善，但知识精英志不在此。他们不愿躲在象牙塔中研究高深学问，也不满足于建立独树一帜的教育学派。相反，精英阶层愿意搁置学术成见和派别之争，共同谋求社会教育的发展。各学术团体间保持密切的合作与交流，积极推动理论共识的形成。他们通过概念的再阐释，强调社会教育不分贵贱，是全民的、不间断的终身教育。在此基础上，志同道合、声气相求的知识精英形成极具向心力的学术共同体，社会教育声势空前高涨。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社会教育工作重心转向乡村地区。晏阳初、俞庆棠等知识精英主动接受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者的主张，将国民性问题和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思想，本非同源。社会教育偏重教育民众，而梁漱溟将乡村建设界定为文化、社会的改造。随着工作逐步展开，晏阳初等人意识到，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漠视卫生、迷信弥漫、缺乏知识、散漫无力。农村社会状况如此严峻，经济又面临破产，理应是社会教育施力的重点区域。他们认为，乡村问题的改善，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减轻负担；乡村经济的复苏，会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推动力。这一看法，与梁漱溟的想法不谋而合。晏阳初、俞庆棠等人积极投身到乡村建设和地方自治的讨论中。河北定县、江苏徐公桥、北夏、惠北等实验区先后设立。与乡村建设合流后，知识精英注重从社会改造和民族自救的高度来提升社会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社会教育在现代国家建设、民族复兴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充分肯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几乎与知识精英大量实践同时，国家政权也投身社会教育事业。清末新政时期，政府已有《简易识字学塾章程》等法规出台。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出“唤起民众”的口号，主张用政府之力引导人民学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各权。他的建国方略，与国民性改造和社会教育的变革思路一脉相承。为此，社会教育得到政府大力扶持，迅猛发展起来。教育部增设社会教育司，省市地方社会教育机关普遍设立。由中央至地方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教育行政组织系统建成。国家政权的介入，使社会教育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业。政府资源不断投入，社会教育法令法规接续颁布。官办社会教育实施机关大幅增设，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超越私立机构。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等遍及各市县。知识精英的学术实践得到各级政府的协助。如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实验不仅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还被国民政府选为社会教育和县政改革的典型进行宣传。官办社会教育机关灵活机动，与中小学、卫生等职能部门、社会团体多有合作，广泛参与到节日庆典、卫生运动大会等各项活动中。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社会教育能够整合各方资源，扩大活动规模与社会影响力，充分发挥其培育现代国民的教育宗旨。
精英阶层逐渐意识到，学术团体应尽提倡设计之责；而大规模的推行、普及，须由政府主持完成。学术实践若无政府支持，将举步维艰。他们迫切期望实现与政府的合作与沟通，中国社会教育社等学术团体应运而生。该社被誉为“全国社教之总枢纽”。其立意，在为知识精英、各学术团体、政府行政人员提供沟通的平台。该社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专家学者、政府行政人员汇聚一堂。与会者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进行研讨，制定实施方案，形成政学两界共同参与的社会教育空间与场域。年会所通过的决议案，可呈请教育部采择施行。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六年扫除文盲计划”，即以钟灵秀、彭百川等人的方案为基础。学术讨论的结果被教育行政力量推行全国，知识精英加强了对基层社会教育的指导与示范，政学两界联手将社会教育推向高潮。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近代中国社会 篇7
一、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教育目的分析
中国的传统教育中, 针对男女不同性别实施的是迥然相异的教育, 设定的也是完全不同的角色期待。女性无法参加学校教育。女性教育主要在家庭中开展, 教育目的就是培养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纲常为做人原则的、善于家务女红的“贤妻良母”。她们被要求“莫窥外壁, 莫出外庭, 出必掩面, 窥必藏形”。所以, 从某种程度上讲, 她们受到的是一种“伪教育”, 这种教育只会剥夺她们的社会和个体权利, 只会削弱她们的人格独立性, 是有悖于人性的积极发展的。
清朝末年, 民族面临生死关头。亡国灭种的威胁激醒了众多有识之士, 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叩问, 种种为救国救民而生的思潮挤压而出, 女性教育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女学的兴起随之成为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梁启超等人将女子教育视为强国保种的必要基础, “欲强国必由女学”。这个阶段的女子教育致力于塑造有学识的, 可以“生利”亦可独自承担母教的“贤妻良母”。实质上还未彻底摆脱封建旧俗的影响。
而到了辛亥革命时期, 随着西学东渐, 社会上又掀起了男女平等的思潮。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等社会精英纷纷提出自己的女教主张。中国现代女性角色的定位已初具雏形, 开始对社会思想产生一定的冲击。这一阶段, 基于留学运动、教会女校和国人女学的发展, 知识女性数量日益增多, 共同的价值观和教育观促使她们走到一起, 形成有一定力量的小群体。她们通过报刊、论著小说等等手法向全中国的女性宣传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思想, 并且得到了部分理念先进的男性精英的支持。女性教育的目标超越了过往, 由家庭迈向了社会领域, 婚姻自由、受教育权、参政权、经济权、就业权等等都被提出。尤其是女性教育领域中开始关注女性政治觉悟的培养, 致力于塑造“女国民”, 要求女子具备参政能力和革命精神。
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尊孔复古的社会逆流遏制了女性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直到五四运动时期, 女性教育问题的讨论程度被推向了高峰, 全社会都掀起了底气充足、充满期望的女性教育思潮。女性教育目标的设定立足于家庭和社会两个维度, 试图作出合理的调整和定位。在家庭领域, 提倡男女平等的贞操观, 强调结婚、离婚、独身皆自主自由, 宣传女性培育母性、注重胎教, 提出女性财产继承权等。在社会领域, 则提倡女性参与政治军事活动, 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女性也应皆具职业, 有社会生存的权利和能力, 女性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等教育中也掀起了男女同校和大学开女禁的运动, 随后各级各类学校开始推行男女平等的教育模式。社会有识之士也针对不同背景和文化程度的女性开设不同类型的学校, 如上海平民女校等。这些都反映了这一阶段女性教育主要以培养新社会新时期的独立自主、有知识有职业的全面发展的女性为目标, 也涌现出多元并存的女性角色。
二、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教育内容分析
清朝中晚期, 政府对女学的看法是模糊的, 不反对, 但也将其仅仅定位于为蒙养教育的民间家庭教育, 不曾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制。直至1907年, 清政府学部拟定我国第一个官办女学章程, 即《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6条》和《女子小学章程26条》, 并颁布至全国加以推行。自此我国女子学校教育踏上了新征程。女子学校教育内容包含国文、算术、女红、体操、地理、历史、格致、美术、音乐以及各类家政课程, 尤其在师范学堂中专业化地开设了教育类课程, 课程设置相对较完善。
辛亥革命后,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对教育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变革。小学教育中要求重视女子劳动能力的培养, 中学教育中除了女子师范学校也建立了专门的女子中学。教育内容初现女子职业教育的萌芽。到1913年, 女子实业学校的数量日益增多。教育内容除家政、缝纫、女红等, 女子学习的内容已达到和男同学一致的程度, 这预示着女性已经在很多社会生活领域取得了争取自我的可能性, 生活圈子得到了很大扩展。但是, 女性占有的文化资本还是相对匮乏的。
由此可见, 整个近代中国的女性教育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着不同却又相似的地方。总的来说, 一方面在呼唤向着自由、独立、平等而前进, 另一方面却仍然囿于传统的女教内容, 无法完全挣脱。
三、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办学类型分析
综合近代以后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我们大致可以将女子教育的办学类型概括为四种, 即教会女子学校、国人自办女校、女子留学教育, 还有就是高等院校纳入女生。
教会女子学校在中国开创了女子学校的先河。鸦片战争后, 帝国主义力量纷纷侵入中国, 传教作为一种潜移默化却又能根深蒂固的文化侵略途径被广为采用。而传教的重要方式之一即在中国各地广泛办学。教会女校也慢慢随之增多。宁波的艾迪绥女塾, 天津淑贞女子小学,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福州育英女书院等都是当时各通商外埠的著名女子学校。这些女校的女性教育主要着眼于培养女性传教人才, 主修基督教教义, 也学习英文、数学、地理等西方学科课程。教会女校的创建本意是要传教, 但却在无形中开创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 无意识地促进了中国一部分女性的思想解放。
国人自办女校是近代以后我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又一重要办学类型。戊戌变法时期是我国兴女学之发端时期, 一批有识之士竭力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女子学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论女学》, 表达了兴办女学的强烈愿望。1898年5月31日, 经过梁启超、经元善、严复等人的支持和努力, 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创的女子学校在上海成立, 即著名的经正女学堂。在当时, 这所新式学堂办学规模和社会影响尚可。初期, 女学堂的办学目标仍是培养贤妻良母式的女性, 课程设置以中西学为划分, 传统的女教书目仍是主要教材。只是不长时间后这所女学堂就受到了社会的排挤, 维持的时间很短。后来直至1902年末, 上海爱国女学的创建又掀起了一股国人办女学的高潮。随后, 北京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南京旅宁女学、长沙周南女校、杭州女子师范学堂等女子教育机构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女性教育终又在艰难曲折之中达到了一个高峰。
甲午战前, 我国就曾有四名女性出国留学。她们或随父兄与丈夫出国, 或是被传教士引荐出国。其中金雅妹女士为我国出国留学的第一名女性, 在美国主攻医学。还有三位分别是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她们在留学后均为我国近代医学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甲午战争我国战败, 国人纷纷将学习的对象设为日本, 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新的潮流, 主要以师范科和工艺实业科为修学方向。在这些女性当中, 最著名的就是被国人尊称为“鉴湖女侠”的女革命家秋瑾。她在学成回国后, 在浙江绍兴主持明道女学, 筹办女子体校。
而高等院校大开女禁以及随后的中小学男女同校、男女同教、男进女校, 则更为女性教育的进步打开敞亮的大门。1920年秋, 北京大学正式招收第一批女性学生, 成为大学开女禁之先锋。之后, 效仿北京大学, 南京、上海等教育重地的知名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接纳, 意味着女性开始正式在形式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人格和权力。而为了与高等教育相衔接, 女子中小学教育也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女学生在中小学阶段的课程设置、经费来源、升学资格等都开始和男学生保持一致。这些都为近代后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进一步的推动。
四、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问题阐释
女性教育的兴起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确有美中不足。
其一, 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理念始终左右摇摆。一边是先进的西方男女平权思想, 一边则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旧思想。社会对开女权、兴女学的看法始终各持己见。即使是女子教育的主持者也对其教育宗旨和目标认识不够清晰, 女性培养的定位长期停滞在贤妻良母的范畴之中, 未能跳出固有的藩篱。女性教育的动力只是政治性的强国保种之道, 女性的自身独立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体认。
其二, 女子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经费来源、管理体制仍多为旧式。在初期, 男女学生是分校的, 未能达到从基础教育开始实现性别平等。女子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很多还是模仿旧式学校, 学校管理者多为男性。而教师则多为一些文化层次并不是足够高的女性, 她们的薪资也不高。女学生仍旧要学习传统的女教书目, 要学习缝纫、女红、家政、园艺等家庭事务课程, 而男校的现代课程内容在女校的修习要求却较低。
其三, 女子教育的规模仍然较小。当时仅是在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分布着一些女子学校, 很多地方并未兴建女学, 农村女学办学情况就更薄弱了。同时, 女学生的入学年龄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大多只限于15岁, 后期由于结婚或者当地教育程度低就不得不辍学了。所以很多即使已经能够进女塾的女学生, 文化程度也仅仅止于小学水平。而同时, 很多女子学校的办学也是很艰难的, 最大的原因之一在于经费匮乏。总的来说, 就全国平均情况而言, 女子教育的普及水平还是很低的。教育场域中女性权力的获取和博弈还需要漫长的动态过程加以调适和斗争。
女性教育的兴起冲破了封建社会旧思想的桎梏, 瓦解了传统的不平等的性别观, 开启了中国女性走向独立和自由的新征程, 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于今日教育改革而言, 也需要进一步扭转女性在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源匮乏的现象, 促使其成长为与男性文化位置平等的权力主体。
参考文献
[1]杨剑利.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2]潘慧玲.性别议题导论[M].高等教育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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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 篇8
近世以前的中国, 自秦始皇大一统后, 历来就以强权治理著称。延至明清时期, 强权治理伴随着专制皇权的集中而日趋强化, 与此相对的则是地方权力的逐渐衰微, 地方治理的日益没落。钱穆曾就此评论道:
“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 地方没落, 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 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 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 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 这不是一好现象。”
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渐进入了近世时代, 随着通商口岸、边疆商埠的不断开辟及西方传教士的相继来华, 西学也随之大量传入了中国。一方面, 它加深了国人对世界的了解, 使其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非所谓的“天朝上国”, 另一方面, 它以“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道理激发了国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变革的力量。从早期经世思潮的萌发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相继推行, 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缓慢的改变举步维艰地进行着。辛亥革命后, 虽然洪宪帝制、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等事件接踵而来, 但扫清了皇权专制枷锁禁锢的中国社会却迎来了社会治理模式试验的“黄金时期”。随着“乡村建设运动”“县政建设运动”“苏区根据地建设”等多元社会治理样式的开展, 中国社会治理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建设运动的发展, 不仅扭转了长期强权治理模式造成的沉闷, 还为日后新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 因“阶级斗争”史观的错误指导,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治理史的研究, 常常与政治史联系在一起, 被作为“人民革命史”的反面教材而大加鞭挞, 因而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 中国学术界迎来了“解冻”的春天,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念的逐渐深入, “阶级斗争”史观遭到不断批判与摒弃, 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也因此初露萌芽。“南巡讲话”后, 中国迎来了经济社会快速增长期的黄金时期, 伴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快速发展, 为适应指导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产生了一批初步成果, 其中主要有:涂文学的《近代中国社会控制与赌博之禁》 (《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 郭剑林的《徐世昌与东北近代化》 (《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 , 庞松的《略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的接管》 (《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进入新千年后, 由于相关史料的开放及治史理念的革新, 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在深度、广度上均有了较大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有:李里峰的《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 任吉东的《锲入与磨合:新式学堂与乡村治理——以近代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中国农史》2008第1期) , 李昊鲁的《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由此, 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达到了一定水平。
一、研究状况及评述
近二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大体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整体到个案的演进。具体而言, 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开拓:
(一) 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
乡村, 源自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村社, 发轫于河流与沃野的交汇处, 是世界主要文明的孕育地。在乡土中国, 则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既是地方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聚居之地, 又是国家政令条例贯彻实行的必经之路。因此, 在地主社会时代, 为有效维护统治, 自汉武以后的君王大多强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治理百姓。儒学思想经过各地长官对世家大族首领的传达, 再由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家族成员的讲述, 进而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乡规礼法”, 从而完成由上及下的治理流程。黄仁宇曾就此评论道:
“如此一来, 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 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则是让世袭君主按照父亲的榜样行事。对待其他人的好意, 也务必有亲疏之分, 有如血缘关系之远近。”
血缘关系的“纽带”, 再加上“榜样”力量指导下的“乡规礼法”示范, 中国乡村社会在长达数千年的地主社会时代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正因为如此, 在近世社会来临之后, 它因其传统气息浓厚、思想较为陈旧, 而被激进人士冠以“保守”“落后”等字眼。
进入近世后, 伴随着国门日益开放, 欧风美雨飞驰而来,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发生了“润物细无声”的变化。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参与乡村管理的力量多元化、乡村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农民的自觉性日益增强。因此, 研究近代乡村治理主要围绕着这三个变化开展。任吉东的《锲入与磨合:新式学堂与乡村治理——以近代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讲述了在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下, 科举制制度的废除与近代学堂的兴起对直隶省获鹿县的影响, 并指出随着教育兴办权的下放, 各级村庄因集资办新学而带来了近代化的变革, 从而促进“村庄由传统向近代的蜕变的速度, 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深刻的变更, 催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来源机制与运作模式, 为乡村近代化打下了初步的资源与基础。”夏松涛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与乡村治理》, 以抗战时期中共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切入点, 梳理了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 为坚持抗战、团结民众、保障供给, 中共采取了“行政治理+社会治理”模式的双重结合, 除严格落实“三三制”之外, 还大力发展群众团体、保障群众权利, 从而改善了边区群众生活, 并改变了其“在乡村政治中的弱势地位”, 促进了“政民关系的和谐发展”。唐元平的《清末广东农会与县域治理——以香山为例》, 则就清末新政时期广东香山县的新兴组织——农会为研究点, 通过将地方农会置身于当时环境背景中, 从而传达出地方农会“名为农民团体, 实则士绅操控”的局面, 并指出“香山的个案表明, 农会的兴办、农会组织, 农会活动都是极为复杂的……故要回答清末农会是否推动了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问题, 必须因时因地去分析农会与既有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之关系。”研究近代乡村治理的论文还有:裴巧燕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构建和谐社会研究》, 马欣荣的《中国近现代乡村治理结构研究》, 宋传伟的《山东根据地的村政改造》等。
(二) 人物治理思想的研究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 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不是平顺坦直, 而是充满着未知的诸多变数。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身的挑战, 而挑战的到来却又总能激发它内部最具变革思想者的内心激荡。当达到一定程度时, 便会如熔岩地火般的迸发出来。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 其最大的梦想无非是获得“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的荣耀。然而, 饱读儒学经典的士子们不能不对其中关于“仁政爱民”“治国安邦”的理念有所触动。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国知识分子是关心政治, 并企图将所学之儒家精神贯穿于施政理念的。即使在文网最严密的清代乾隆帝统治时期, 这一举动也未曾有过较大变化。对此, 孔飞力教授评价道:
“然而, 这一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 自帝制时代之初起, 文人们在接受教育时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 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政府品质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遍兴趣”。
鸦片战争后, 随着一大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中国在屈辱中迈入了近世时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西学东渐的道路上探求国富民强的政策。伴随着“社会契约说”“天赋人权说”“主权在民说”等西方学说相继传入, 国人的视野被进一步拓宽, 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立足时代情况结合西学精华, 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礼”与“器”的结合, “体”与“用”的互补, “现代”与“传统”的交汇。对此, 研究也大体沿这三个聚合点延伸。吴静在《论魏源的社会控制思想》一文中, 指出魏源在变局出现的情况下承继“经世派”的关心时政之风, 同时又融合了西方初到的社会治理思想, 在礼治规范、经济富民、慎选良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意的见解, 言其“社会控制思想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散发着经世致用、整合社会的浓厚的近代气息。”刘艳庆在《冯桂芬的理想社会》一文中, 指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是其思想在窥探社会变迁后的重要结晶, 其思想内核是使西方的部分先进制度及理念, 在传统中国可承载的范围内, 为其走向富强打开一条可实行的道路。为此中国需要实行“选乡官”“统度量”“强武力”“择良师”等改革举措, 进而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余飞跃在《孙中山对中西社会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一文中, 指出孙中山的的社会治理思想来源主要植根于传统中国, “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 又结合西方现代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 “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 再加上个人心得感悟, “吾所独见而创获”, 最终得以自成一家。研究近代人物治理思想的论文还有:戴仕军的《李鸿章督直期间对直隶河流的治理》, 马啸的《左宗棠与新疆生态环境的治理》, 赵明远的《张謇构建的近代南通社会保障体系》等。
(三) 制度治理变化的研究
国家产生后, 伴随着各种问题的层出不断, 为更好地治理国家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 统治者便根据已成文的条例及不成文的习俗制定出人人都有义务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 由此便产生了制度。西方启蒙时代来临后, 随着“社会契约论”学说的深入发展, “制度”本身所内含的平等公约精神开始逐渐扩大, 范围涵盖了上至王侯, 下到黎庶的所有社会群体。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 综合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的观点, 结合身处时代特点对此曾解释道:
“基本公约不仅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 反而以道德和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 因而, 虽然人与人之间在体力和智力上不相等, 但由于公约和权利的保证, 他们人人都是平等的。”
由此可见, 这一时期有关“制度”的论述, 已经实现与当时西方民主思想潮流的有机结合。即不再将制度看成是维护统治者个人的利益得失, 而将其看作是服务公众的天道法器。
自秦始皇横扫六国, 以地主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后, 中国进入了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皇帝成为中国最高权力的统治者, 以其为核心的各项制度, 伴随着历朝历代的更迭, 大体经历了“新建—补充—完善—定型”的过程, 伴随清代中叶大一统格局的最终形成, 中国的各项制度也由此完备至臻。虽然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 少数开明统治者因维护自身需要, 曾在几个时代里设立或开创了较有民主性的制度。但伴随地主阶级的整体没落, 各项制度逐渐趋于保守、僵化。其中尤以君主专制危害最大,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对此曾批判道: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向使无君, 人各得自私也, 人各得自利也。呜呼, 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乾嘉时期, 传统中国因人口膨胀及体制落后等因素, 已经出现“衰世”的征兆。鸦片战争后, 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蜂拥而至和西方学说的东移, 近世中国出现了“新陈代谢”的变化, 一方面, 大量新制度随着“洋人”的到来而纷纷建立, 另一方面, 大量旧制度在内外力的作用下, 呈现出或“新旧相存”, 或“除旧布新”的变化。对此, 关于制度治理的研究领域主要表现为:“旧”与“新”的相斥;“旧”与“新”的互通。李昊鲁在《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一文中, 指出清政府当时推行立宪运动、设立各项有关制度是顺应潮流而为, 本身是值得肯定, 故以“骗局”形容有失公允, 但受制于当时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因素, 再加上后期决策失误、用人不当, 致使“清末立宪因此出现了以悲剧告终的结局。”周本贞在《1949—1957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研究》一文中, 指出新中国建立后, 随着西南地区的相继解放, 少数民族治理成为近世中国遗留给新政权的问题之一, 对此, 党和政府从少数民族问题的实情出发, 在尊重其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的背景下, 相继采取了“设立县区”“民主改革”“完善机构”等措施, 并配套了相关多元化的调解机制。最终, 在“旧”与“新”的有机结合下, 实现了“社会治理上的目标与国家的政治目标”。张东刚在《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一文中, 指出自西方商业法令及契约精神的相继传入, 中国传统商会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则是法规条例在保障正常的商业运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明晰了产权关系”研究近代制度治理变化的论文还有:刘旺的《近代中国外事警察制度研究》, 黄鸿山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 朱婷的《近代上海租界政体制度与城市经济发展》。
二、若干思考
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 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发展, 逐渐初具规模, 研究呈现出“碎片化”与“整体化”并存的发展趋势。这进一步证明:树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界, 通过融合西方先进的治史理念, 进而达到了一种全新高度。
但是, 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归结起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碎片化”与“整体化”发展不均, 缺乏宏观的专著总结概括, 社会治理史是社会史的一部分,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 受西方年鉴学派的影响, 开始逐渐对社会史重视起来, “进村找庙, 进庙找碑”式的研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然而, “细致入微”的探究, 最终是为了实现“破镜重圆”的新组合。反观这一时期的社会治理史, 虽在“碎片化”研究上成果斐然, 却乏“整体化”研究上综合佳作, 而这一点的缺失却又使研究在未来理论的构建上可能出现“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局面, 对此, 必须适当地分阶段性予以总结概述;二是研究领域亟待开拓, 中国社会治理的变化是伴随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杨念群曾说到:“中国社会变化不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单项流动态势所能单独决定的, 而是上层政治经济与基层“地方性”反复博弈互动的结果。”翻阅近二十年来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 “大人物、大历史”的研究层出不断, 而“小人物、小历史”的研究却鲜有著述。须知, 任何一项社会治理的载体都是广大人民群众, 普通民众对近世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变化的承受度究竟达到几何, 对政府实施政策的认知多少, 这些都是大有可为的课题。此外,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信息获取的日益便捷, 致使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热度不减, 近代中国社会治理具体改革举措涉及民族、生态、卫生等诸多新领域, 因此, 在涉及到相关领域的具体研究中可以采用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方法, 用生态学、心理学、医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的种种变化及历史作用, 并通过引入政治社会学、民族政治学等相关学科来拓宽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新领域与新路径。
三、展望未来
解决现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诸多弊端, “借智海外”不必言喻, “反躬自身”更需注意。近世中国, 因其特有的政权并立且思想争鸣的特色, 故在社会治理上颇具多样性、创新性。因此, 相关近代中国社会治理史的研究可作为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参谋”, 而进一步开拓发展。这样以来, 中国的发展便会在融古贯今中走上一条良性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法) 米歇尔·福柯 (著) , 钱翰、陈晓径 (译) .安全、领土与人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81.
[2]张国清.社会治理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3:6.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1:174.
[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230.
近代中国社会 篇9
一、民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机构与运作方式
1.组织机构。民国前，中国红十字会基本实行的是董事会制，由董事会总理一切事务。董事会平时休会，遇到重大问题需要决策时才召集全体董事共同商讨，形成决议后交由办事董事执行。当红会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之后，这种董事会制就不相适应了。因此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上，由全体会员无记名投票选出常议员组成常议会作为红会常设的决策机构，再由常议会选出名誉总裁、会长和理事。这样，红会的体制便由董事会制转为常议会制。
1912年10月举行的统一大会决议中规定：总会设于北京，总办事处设于上海，会长常驻总会，专任对外及对政府交涉事务，副会长及常议会则驻总办事处，总办事处以副会长为领袖，会同理事长，督率各职员办理，凡筹募款项，联络分会，征集会员及其他一切会务，均属总办事处负责[1]。因此，红会虽然实行二元制领导，但实际管理重任是由副会长领导的总办事处承担。
常议会设在总办事处所在地上海，设议长和理事长。常议会议员在会员大会时选举产生，最初为36人，后扩大到48人，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议长及理事长均从常议员中产生。常议会负责根据会章制订办理会务细则。总会各种款项均归常议会管理。1919年，蔡廷干担任副会长后，加强红会内部建设，在常议会之下设立会员委员会，下设财政、赈灾、卫生及交际四股。这种改制使得红会在组织管理部门化和专门化方面向前迈出了一步。
2.会员管理。中国红十字会征集会员是从1911年万国董事会组成后开始的。在救护武汉战事的过程中，为缓解经费不足的问题，红会尝试仿照日本赤十字社的做法征集会员。1912年颁布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规定会员分为三种———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凡独捐洋一千元以上，或募捐洋五千元以上，或义务办事异常出力者，由常议会议决举为名誉会员；凡纳捐洋二百元以上，或募捐洋一千元以上，或义务办事一年以上者，由常议会议决举为特别会员；凡纳年捐五元满六年者，或一次纳捐二十五元者，均照章认为正会员”。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正会员资格可由各地分会授予，名誉会员、特别会员则需“本分会函请总会办事处议决”[1]。“会员中有犯刑事案或其做事有违本会章程者”[1]，将取消其会员资格。1920年起又添设普通会员和学生会员，“自此加入会员者益众”[2]473。会员分别佩戴不同的徽章，其徽章凭照均由上海总办事处发给。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均为终身会员。普通会员有效期为十年。学生会员以修业期间为有效期间[3]。1922年时全国共有会员26000人，此后会员数量迅速增加，到1924年时全国会员人数已达4万。
3.经费来源。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主要有社会捐款、会员会费和政府拨款三种，其中以社会捐款为最多。
红会的社会捐款主要来自国内外企业、商会、会馆、驻外使节、海外华侨、政府官员、社会名流、普通百姓等团体和个人。笔者通过查阅中国红十字会刊载于《申报》的收捐征信广告，发现绝大多数捐款是工商企业和工商业者提供的。而政府官员捐款虽不经常，但往往数目较大。例如1913年癸丑之役中，袁世凯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捐款3000元救灾。此外，海外华侨虽身在异乡，却心系祖国。因念国内“战事蔓延、同胞被难，伤者先宜医治，死者急待掩埋，分会愈推愈广”[4]，所需经费数额巨大，每逢遇到战祸及水旱灾害，红会请驻外公使、领事劝募华侨捐助，华侨都慷慨解囊相助。
除直接募捐外，《中外日报》、《申报》等为红会刊登广告、发布消息一律免费，铁路局和电报局也对红十字会免费，这些“实不亚于捐输巨款”[5]37。1912年10月召开统一大会时，津浦铁路、沪宁铁路应允给外埠入会代表乘车半价优惠。1913年癸丑之战时，深荷、津浦、京奉、京汉铁路对红会会员因从事战地救护而乘车及运输物品一律免费，电报局也对所有关于癸丑战地要事给予免费电报待遇。
红十字会经费的第二种来源是会员会费。上文已述，中国红十字会明确规定了不同会员的会费标准。1912年颁布的会章规定向每位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分别收取会费1000元、200元和25元。1922年增设普通会员和学生会员，分别收取会费10元和1元。到1924年时已有会员4万人，所收会费数额也就较为可观。此外，当各地发生灾情，分会无力赈济时，总会在汇现款助赈的同时，有时也会发给会员章照以为劝募。例如1921年夏、秋间，江苏水灾淹没52个县。总会在接到建阳分会呈报水灾情况后，汇去现洋500元，又发给该分会普通会员照50份，“乘时劝募，可得五百元”[6]13。在接到阜宁分会报告后，总会发给正会员照30份，以资补助。
红十字会经费的第三种来源是政府拨款。例如1914年山东兵祸水灾接连发生，政府向红会拨款5万元，1922年广东潮汕发生水灾，政府批准红十字会的请求，拨给10万元充赈。除中央政府向红会拨款用于救助各种灾害之外，全国绝大部分省也都从当地财政中拨助部分款项。
二、民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红十字会虽是由民间创立、民间运作的慈善团体，但它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而且作为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的成员，其地位和角色得到了国际公约的保证，这就使它在接受政府一定程度制约的同时，也获得了政府的直接支持，从而获得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对红十字会负有审批及领导人任免权。根据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联合会规约》规定，各国红十字会的建立是以所在国政府加入《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为先决条件。因此，红十字会的合法性要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约。中国红十字会正、副会长的人选虽经常议会选举，但必须由中央政府宣布任命。
2.政府对红十字会负有扶持、监督的责任。政府对红会的扶持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支持和对红会合法地位的保护两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经费来源之一就是政府拨款。当红会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救护时，经费往往不敷使用，中央及地方政府就会出资协助。中国红十字会是民国政府承认的国内唯一正式的红十字组织，因而当中国红十字会发现一些假借红十字名义或滥用红十字标志的机构时，政府有义务保护红会的合法地位，取缔非法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条例》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依陆军部、海军部之指定，辅助陆、海军战时卫生、勤务并依内务部之指定，分任赈灾、施疗及其他救护事宜”，红会“在战时应遵守本国海、陆军部定章程及临时军司令官命令”。同时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之资产及账簿，得由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各就所管事项随时派员检查”[5]1-2。因此，和一般社会救济与慈善机构相比，红会与政府具有更为紧密的关系，在接受政府对其救护行为和经济收支进行监督的同时，红十字会也从政府获得直接的保护和支持。尽管出于经济的和其他的原因，来自政府的支持可能十分有限，但对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3.在实际的救助行为方面，民国时期红十字会的活动构成了对政府救济的重要补充。在民国频繁发生的自然与人为灾害中，政府无力单独承担救济职责，中国红十字会主动与政府合作，积极参与到历次救助活动中。每当战事发生，交战双方或政府都会致电红会，请求救护。各地遭受自然灾害时，当地政府也会向红十字会致电乞赈。这些都说明了红十字会的救济活动不仅得到了政府的承认，而且被政府视为其救济事业最重要的帮助。事实上，民国政治的混乱与无序，使政府在社会救济领域几乎无所作为，常常处于缺位状态，正因为如此，红十字会的存在和活动，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承担了社会救济的职能。
红十字会与政府之间这种合作式的互动关系，是红十字会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在这种背景下，红会并未丧失其作为民间救济机构的自主性。当这种自主性受到威胁时，双方也会发生冲突与对抗。1919年和1920年，沈敦和、吕海寰相继离职。在未经红会内部选举的情况下，总统直接任命汪大燮和蔡廷干为正、副会长，这与红会章程不符，引起人们产生了政府要将红会收归官办的疑虑。1922年，红会常议员任职期满，依照会章，常议会决定召开全国会员大会，选举常议员和正、副会长，改良会务。但此举遭到汪大燮的强烈反对。会前汪即向全国各分会通电阻挠他们与会，继而又提议将常议会迁往北京，其将红会收归官办，惟政府之命是从的企图表露无疑。常议会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1922年6月25日，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如期举行。会议确立了“免受政府非法命令所束缚，反致不能发展”的自立自主原则[7]135，并以此为基础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修正章程》，重申了红会的管理机制与运作方式。会议结束后，根据会章，由新当选的常议员投票选举会长、副会长。汪大燮和蔡廷干虽得以当选，但常议会以此二人均在北京总会为由，另选杨晟为驻沪副会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不久之后选举结果得到了政府的批准，上海总办事处实际上取得了这场管理权之争的胜利，收归官办之议也就不了了之。
显然，既与政府合作、又适度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民间慈善救济团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得以发展为一个拥有系统的组织机构、较为充足的活动经费和周详的慈善计划，能够独立开展大规模赈济活动的慈善团体的重要原因。其具有近代意义的慈善活动在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结构性变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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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苏省红十字会.江苏红十字运动88年[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近代中国社会 篇10
买办这一在中国近代社会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社会阶层, 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很早就有了关于买办的研究。在不同时期, 学者的研究重点和视角有所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民国时期的买办研究。那时的研究主要关注买办制度的起源、运作过程以及组织构成, 终究没有超出经济生活的范畴。1957到1964期间, 为买办阶级分析论的形成时期, 主要涉及买办的政治经济活动, 表现出研究视角浓重的政治色彩。1980年以后, 研究者转变视角, 具体落实的个人行为, 而不单以阶级视角为出发点。
通过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 在以前关于买办的各种研究中, 无论是从阶级论出发, 侧重对买办阶级身份的描述, 还是从经济因素出发, 侧重对买办的经济行为及经济作用的考察都还是以一种外部的视角来观察买办及买办制度, 其所研究的都是“买办的历史”。而本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考察买办、剖析买办制度。而我们本文的目的也正是想基于这种分析, 来论证买办制度的有效性。
二.买办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本节, 我们将进一步从工资模型、保证金和担保人制度以及外商对买办的庇护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买办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激励———约束机制。
(1) 工资模型
通过上文中的合同,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在买办得到的外商企业支付的报酬中, 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薪水, 另一部分是买办为外商服务所得佣金。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上文合同中所涉及到的这种“工资”制度我们可以用如下工资函数来表示:
W=a+b×f (x)
其中, W为买办为外商服务的收入所得, a表示买办所得到的那部分固定工资的收入, b×f (x) 表示他们所得的佣金, b为佣息。而f (x) 我们可以看成是买办的努力为外商企业带来的收益, 并且, 这种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外商观测到的。我们认为, 这种工资制度可以很好的起到激励的作用, 主要是因为:如果只用固定工资的话, 无论高低, 因为买办得到的是固定的收入, 那么他的多余的努力的边际收入就为零, 很显然, 在这种工资制下买办就失去了努力工作的动力;而如果只采用比例工资制, 即没有薪水这一部分, 那么买办将承担很大的风险, 即做不成生意的话, 他的付出也是没有回报的, 这也不是一种好的激励制度。相比较而言, 我们合同中的这种工资制度就自然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即买办多付出努力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 同时又可以在买办和雇主之间分摊风险, 而不是买办自己承担。
(2) 保证金和担保人制度
在对买办合同的史实研究中不难发现:在外商与买办签订买办合同时, 似乎就考虑到了道德风险存在的可能性, 所以买办制度中的保证金和担保人制度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保证金的数量一般比较大, 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重礼教的社会, 担保人的作用很大, 一旦买办因为道德风险问题被外企解除雇佣合同, 那么他们面临的是高昂的罚金和严重的生存问题———基本上就不可能再在买办这个早期的“经理人”市场上存活了。
三.结论
通过我们上文的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来看,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 买办与外商企业通过不断的博弈所形成并逐渐完善的买办制度的存在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其存在,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贸易发展发面, 还是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买办制度的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
首先, 买办群体的存在及买办制度的形成大大降低了社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提高了交易的效率, 增加了交易的数量, 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买办制度有效性的外部表现。
其次, 买办制度当中的一系列内容的设置, 尤其是其中的保证责任制度, 都能够的很好起到激励监督的作用。而这种激励———约束机制能够大大提高买办制度自身的效率, 进而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这是买办制度有效性的内部表现。
因此, 仅从本文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买办及买办制度是值得肯定的。
摘要：买办作为近代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社会符号, 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关于买办的研究成果斐然。对买办的研究是具有很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的。本文大胆尝试从经纪人的视角出发, 尊重史实, 以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知识为理论分析框架, 辅之以博弈论有关知识, 把我们的研究视野深入到买办制度的内部来看买办制度的有效性: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思路来探究买办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用委托——代理模型来分析买办制度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
关键词：买办,经纪人,买办制度
参考文献
[1]杨德才.新制度经济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杨德才.新制度经济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近代中国社会 篇11
独立思考，小心求证，从头断认，提取民国史上对社会进步有益的细节，揭开民国史的另一层面纱，是我所说的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的另一重意义。
1988年，北京大学在国内首先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这标志着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在中国的恢复。说是恢复，是因为上世纪前半期社会工作已经从无到有地在中国发展了起来。上海沪江大学、北平燕京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了社会工作学(当时叫社会服务学)课程，1917年沪江大学开办了著名的沪东公社，表明刚在欧美国家兴起不久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实务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慢慢成长壮大。但是，在当下很多人的视野中，社会工作在我国仍然是新生事物，是最近20年才首次被引进来的专业和制度，这一认识误区制约了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进程。2009年，在为新改刊的《中国社会工作》杂志撰写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的系列文章时，我下定决心将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体系框架搭建起来，为国人更好地认识社会工作的历史和本质做一铺垫。
社会工作进入中国的源头和动力
社会工作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这是研究中国社会工作史的首要问题。从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上说，它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外来事物，即“舶来品”。但即使从全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来看，上世纪20年代时社会工作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专业。
就我们目前掌握的历史材料来看，最早将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模式引入中国的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John S.Burgess)，他于1912年创办了北京社会实进会，目的是组织学生参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工作，以改造社会和救治中国。北京社会实进会1914－1915年间对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与工作状况进行了调查，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人力车夫是一个花大体力而又不经济的工作，既无技能可言又损害健康，将来还会被其他现代交通工具所取代，因此他们提出了帮助人力车夫改善生活状况的实际建议。北京社会实进会还开展了社区服务工作，大致上分为教育、演讲和娱乐等几个方面，宗教色彩不是很浓，更偏向于启发民智，增强底层民众的自立能力。
1914年，美国布朗大学毕业生、年轻的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KulpⅡ)创办了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刚开办的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只有一门社会学课程，1915年社会学系改为社会科学系，课程也增加到5门，即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制度、社会病理学和社会调查。在教授“社会调查”课程的过程中，葛学溥指导学生在杨树浦地区的东部搜集有关住房、人口、工业、教育、宗教等方面的资料，并制成图表，这是中国大学中进行的最早的社会调查。杨树浦一带工厂林立，人口密集，工人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都相当差，社会矛盾突出。可能就是这次调查引发了葛学溥创办社会服务事业的信心，他于同年在沪江大学校内组织了一个“沪江社会服务团”，实施慈善方面的救济贫苦，并且希望通过对社会状况的深入研究达到改正社会陋习的目的。1917年，葛学溥将社会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校外设立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英文名字为“The Yangtzepoo Social Center”，直译为“杨树浦社区中心”，葛学溥给它起了一个很优雅的中文名字——“沪东公社”，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服务机构。
1922年，由步济时、艾德敷(D.W.Edward)等人倡议发起，创办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由步济时任系主任。燕大社会学系初建时即注重培训社会服务专业人才，讲授课程着重于社会服务及社会调查。192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增加了社会学理论研究及社会调查课程，但更加注重于实际应用方面，为各社会服务机关、团体培养社会工作者。
步济时、葛学溥、艾德敷等人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他们之所以创办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当然，随着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具体服务对象的改变，社会服务工作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淡化，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越来越加强。大家熟悉的平民教育运动领袖晏阳初、从事劳工政策设计的孔祥熙和朱懋澄，也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可以说社会工作来到中国是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努力分不开的。以往我们认定宗教是精神的“鸦片”，对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也就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现在关于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尽管还比较薄弱，但左芙蓉、赵晓阳等人的工作已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为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引入机制打下了基础，这才有了我对近代中国社会工作的源头和动力的描述与概括。
由民间自办到政府干预和指导的社会工作发展轨迹
步济时、葛学溥等人创办的社会服务机构都是纯民间的，1921年建立起来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同样是民间性质的机构，政府并没有插手其中。晏阳初指导实施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以及其后全国各地兴起的上百处乡村建设实验区，甚至包括最具有专业性质的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几乎看不到多少政府的身影在里面。然而，随着社会工作的大面积扩展，政府的作用逐渐渗透进来。以华洋义赈会的经费来源为例，政府历年拨给的资金分别是：1920－1921年3960800.00元，1922年2616815.39元，1923年975810.40元，1924年166000.00元，1925年15000.00元，1926年1100103.45元，1927年731647.42元，1928年419937.64元，1929年228000.00元，10年总计拨给赈款10214114.3元，占这期间赈灾总额的31.3％。除了直接拨款以外，政府还对赈灾物资的运输免收运费。1920年8月至1921年11月期间，北京政府在京汉、京奉、津浦、京绥、陇海、正太、沪杭甬、粤汉、道清、泗洮等路线上，分期实行赈灾物品免收运费的办法，就此华洋各团体减少经费支出8682900.59元，其数多于直接拨款。1929－1930年，国民政府对华洋义赈会运往灾区的粮食免收运费506000余元，免收货捐、统捐172000余元，免收萨托民生渠建筑材料、物品及平绥路运费、北宁路运费14100余元，上项合计豁免之数达745000余元。
1940年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以后，政府的干预空前增强，社会工作借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改隶行政院后，社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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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逐渐清晰，组织系统也健全起来，其内部下设总务司、组织训练司、社会福利司、合作事业管理局和劳动局，大力推动社会行政工作的体制化。根据1941年9月5口行政院公布的《省社会处组织大纲》和1942年4月9日公布的《市政府(包括行政院直辖市)掌管行政暂行办法(未设社会局之市由社会科主管)》的规定，积极推动地方社会行政机关的建立；筹建和充实了重庆实验救济院、重庆游民训练所、重庆残废教养所、重庆义诊所等一批直属救济设施，使得社会服务机构的兴办规模极大扩展；1944年1月15日，由部长谷正纲题名的《社会工作通讯月刊》正式在重庆创刊，表明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工作人才培训，扩充了基层社会服务机构的专业人才。
在专业教育领域，1944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大学课程修订会议，在社会学系课程中增设社会行政组(即社会行政专业方向)选修课程，从而使得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置有了法定依据。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均被列入专业课程体系，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精神病社会工作、医药社会工作、妇女工作等也进入了选修课的菜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事业(当时多数人称社会工作为“社会事业”)史在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比之于今天，那时社会工作专业课程的设置显得完备得多。因为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社会工作专业没有开设社会工作历史课程，即便偶有开设者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却以美国社会工作历史为主，没有体现中国特色。
社会工作本土化经验的提炼和归纳
我们说专业社会工作是“舶来品”，并不是说近代中国社会工作没有自己的一个源头。中国古代的济贫思想、兼爱互助的思想以及偏重于社会救济的制度安排，都对近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我们自身的传统资源接纳了外来的新鲜事物，专业社会工作才会在我国得到比较快的发展。
浦爱德是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第一任主任，她在那里工作了18个年头，还在燕京大学讲授个案工作课程。浦爱德在长期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整合力，而这正是社会工作得以生长的文化背景。她回忆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人们的头脑中还存有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包括：一方面中国的家庭是否欢迎家访，另一方面是否有足够的社会福利机构以便可能对病人进行社会治疗”。随着工作的深入，她发现“尽管中国正式的福利机构比西方国家社区少得多，但也有一定的数量可以利用，而且非正式的或者说自发组织起来的福利机构比较多。从家庭到远方的亲戚都在分担着大大小小的责任。家庭朋友，中年男子，村子或街道中年龄较大的人，雇主，每个人都有他们所意识到的责任，只是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最后她宣称，“中国社会本身就发展了能够成功解决大多数主要生活问题的办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发展社会工作的可利用资源，这是浦爱德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比一下今天我们在推进社会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比如社工入户访问不被接纳、与案主的沟通存在障碍等，浦爱德们初期遇到的麻烦不会比现在的我们小。我们不能够埋怨社会的不理解、不支持，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的努力找原因，应该注意服从我们民族的固有传统，是发掘和利用传统，而不是抛弃和指责传统。
至于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晏阳初、李景汉、章元善、言心哲、柯象峰、雷洁琼等人更是执着于对传统的开发与转化，尤其是平教总会组织定县实验区时“博士下乡”场景的出现，极好地说明了中国早期的社会工作注重对传统文化特点的探究与把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命题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浦爱德们在70年前就已经用实践做出了回答。提炼和归纳前人留下的本土化的宝贵经验，这也是我所说的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工作史的第一重意义。可惜的是，从事社工教育和实务的多数人不清楚这一点，盲目地跟从着改装自国外的教科书学习经验，不晓得几十年前我们已经总结出了不少很好的本土化经验。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库里至今还存有大量的原始社工档案没能开发出来，实在是一种遗憾，如能整理出来，汇编成书，将会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探索给予多么大的帮助啊!
揭开民国史的另一层面纱
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的起始时间应该是北京社会实进会成立，即1912年，截止时间设定在1947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正式结束。此后，随着政局的动荡和国民党退踞台湾，专业社会工作在大陆地区基本上停止了。而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的整个时间域恰好落在民国史内，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也是在揭示民国史上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
出于政治上的偏见，长期以来我们对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认识是一片空白，认定民国政府除去压迫人民以外，就不再有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了。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社会工作在民国时期的大发展就是最好的明证。尽管民国前期内战频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又面临着日本入侵的威胁，但推动社会近代化的努力却一直没有停止。但在民国社会史的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宏大的叙事结构。而很少关心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运动和微小的事件，比如“沪东公社”的历史就长时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所幸的是，在龚书铎先生主持编写了八卷本的《中国社会通史》以后，民国社会史的研究逐渐深化、细化，对民国时期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注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发送体系，特定的社会福利制度需要借助社会工作者的努力才能到达受助人那里。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出了一系列改善公众福祉的社会福利项目，虽然很粗糙、泛化，但毕竟担负起了政府的一定责任，社会工作者秉持着人格修养的信条，扎扎实实地将工作做到了实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也获得了社会公众的充分信任。晏阳初带领“博士下乡”时，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尤其是农村卫生条件的恶劣让人难以忍受，可是他们还是扎根在农村，全家迁往实验区，一住就是好几年，这种奉献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民国史上这温馨可爱的一面，长期被埋没在历史的风尘中，见不到阳光，令人痛心不已。我们不能只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更应该注重吸收历史上的经验。如果历史光是用来反思，而没有温暖，那我们怎么能够激发对历史的热爱之情呢?吴相湘先生在回顾自己的治学历史后总结说：
近一百余年来政治恩怨太多，各种有意歪曲事实的宣传盛行，是非颠倒，真相混乱，尤其是对慈禧、袁世凯、汪精卫等以“天下万恶皆归之”几乎成为一定模式。今后如果要真正了解民国史事，必须首先排除这些偏见成见，再慎思明辨，独立思考，小心求证，从头断认以进行研究，自有独特心得与丰硕收获。(吴相湘：《三生有幸》，中华书局2007年版，P179)
独立思考，小心求证，从头断认，提取民国史上对社会进步有益的细节，揭开民国史的另一层面纱，是我所说的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工作史的另一重意义。
(本文编辑谢宁)
近代德国文化对德国社会的影响 篇12
1.近代德国文化对于德国社会统一的影响
自近代以来英法两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而德国还是依然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 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 德国的各个联邦开始联合起来抵御外敌的竞争, 这样的联邦结构是十分松散的, 而且这样的社会现状, 也逐步制约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产阶级作为德国人民中的进步群体, 他们开始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近代德国的发展史中, 德国的资产阶级为德国社会的统一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 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德国文化的重要作用, 伴随着启蒙思想传到德国, 德国开始逐渐形成自身的文化民族主义, 那时阶级开始宣扬德意志是一个统一的民族, 这为后来德国民族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近代德国民族意识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从当时的社会现状来看, 当时的德国面临着内外交困的状态, 内部各个联邦相互分裂, 也面临着诸多的侵略者, 在这样的条件下, 德国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开始提出民族统一的观念, 要求德意志人民统一起来来共同的抵抗国外的侵略者,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德意志联盟的形成, 但是这个联邦的形式是一个十分松散的, 实际上, 德国内部的各个地方政权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割据的状态。而在这样的条件下, 整个民族所依靠的共同属性只有他们共同的语言, 主权和领土的不完整性也使得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人们逐渐地认识到日耳曼民族应当是一个统一的民族, 一直到17世纪末, 德意志的民族文化意识开始逐步的形成, 这就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 在当时德国的各个邦国中, 普鲁士王国的实力最强, 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 德国完成了国内的统一战争, 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 德国的民族主义文化对德国的统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正是由于德国人民族主义文化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才促使了德国社会的统一。
2.近代德国文化对于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保险制度的国家, 从19世纪开始德国就开始逐步地构建国家自身的社会保险体系, 时至今日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仍然是整个世界上最完善的。这些保险制度的构建也受到了德国近代文化的影响。在德国的近代发展史中, 由于德国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封建社会, 就导致了德国人在思想中的等级性和阶层性比较明显, 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带有明显的父权制特点, 这也就是德国文化中的位序文化, 这种文化是基于家庭职业、社会团体为纽带来进行维系的, 这也是属于德国保守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主要内容包括:上层对下层提供相应的保护, 下层对上层表示尊敬和忠诚。这是德国的保守主义文化。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下, 德国建立了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早在1894年普鲁士政府就颁布了一系列的相关社会保障的政策: (1) 法律条款对不能独立维持生机的市民提供帮助和救济是国家的责任。 (2) 对不能拥有维持自己和家庭生存所必需的手段和机会的人, 应该针对其所拥有的优点和能力, 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 (3) 懒惰或正常性格的人, 当其拒绝接受雇佣时, 应该通过适当的控制方法, 对其实施强制性或处罚性劳动。 (4) 为了防止市民落入贫困或无节制的浪费, 国家具有采用上述手段的资格, 而且理应采取上述手段。 (5) 所有地区的警察机构应该救济不能维持生存的贫民和陷入困境的人。从这些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这个时期德国政府已经将国家作为维系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本保障, 认为国家有责任为其子民提供生存和生活的保障, 国家保障公民的就业, 并且对于一些懒惰的人实施惩罚性的措施, 这是典型的带有德国保守主义文化特色的措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下, 促使了近代德国在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会更加重视对于人们基本生活的保障, 国家不仅仅会给国家公民提供就业和生存的保障, 甚至到后来, 德国构建了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摇篮到坟墓都给国家公民带来各种各样的保障。德国是当前西欧社会福利制度最好的一个国家。而导致德国构建这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文化原因除了德国人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德国人的秩序文化, 德国人的秩序文化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为德国人的秩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转是符合秩序的, 也就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国家应当为公民承担哪些职责, 公民应当为国家履行哪些义务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而这些规定就使得, 德国政府国家作为居民生存和发展的担保机构, 他们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 让人们能够在整个生存和发展, 让人们能够享受到更加舒适的生活, 而且他们也认为只有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能够更好的让公民自觉地去遵守社会秩序, 让国家能够更加稳定的实现发展。
除此之外,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还与德国人文化观念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有关, 人道主义精神是德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由于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 由此就促使了德国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世界大战之后更加泛滥, 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罪责并且大力的宣扬其人道主义精神, 由此就对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更加的健全, 并且开始制定更多的政策来袭了世界各国的难民, 因此也导致了德国成为当前世界上申请避难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与德国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3.近代德国文化对于德国教育的影响
德国的近代文化也对德国的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德国的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享有盛誉的, 德国人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 在他们的思想观点中, 他们认为教育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所在, 而人只有通过教育人才能实现自我的发展, 国家才能逐步的强盛, 因此, 自近代教育思想萌芽开始, 德国人一直都对于教育保持着很高的关注度。而在德国教育制度的体系设置上, 我们也能够很好的看出德国人平等、自由的思想文化观念。德国的教育制度跟中国的教育制度的设置有所类似, 德国的教育也是分为: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级教育三个部分, 但是教育的实际内容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德国人十分崇尚教育的自主性以及教育的自由性, 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因此德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障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他们会对于一些家境比较贫寒的学生进行补助, 采取免息贷款的方式或者采取50%的补助加50%的无息贷款的方式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而且, 德国已经建立起了12年义务教育制度, 他们认为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为公民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国家应当作的, 国家会按照国民收入的8%到10%左右那投入教育经费, 鼓励公民接受教育。而且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人平等、自由的思想, 公民应当自主地去选择自己所接受教育的内容, 也应当自主地去选择自己所接受教育的方式, 这样就使得德国的学生能够更加自由地去选择自己接受教育的内容以及自己接受教育的方式, 德国人对于这些方面是相当的开明, 以中等教育为例, 公民在接受中等教育的时候可以选择上普通的高中或者是一些职业高中, 德国的职业高中是用来培养一些应用型的专门人才的, 而上普通高中则是为了进入大学研究更加深奥的知识的, 而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 如果他们愿意学一些更加深奥的知识他们会选择普通的高中, 然后顺利的进入大学, 而如果他们愿意直接参与到社会工作当中, 那么他们会选择一些职业高中接受教育, 去学习一些实用性的技能。在学生升入大学之后, 德国人也主张更加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 在德国的学术研究是十分的自由的, 学生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学术研究, 学校不会强制性地规定学生要研究哪些范畴, 只要学生愿意他们可以自主地选择研究的课题, 这就使得德国的学术研究氛围十分的活跃且自由。在德国的教育制度的设立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德国人平等、自由自主的文化思想, 这些文化思想最开始是产生在德国的启蒙运动范围当中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正是由于这些近代的文化才促使了德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上文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近代德国的文化对于德国的社会产生了十分的深远的影响, 促使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 也促使了德国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并且对于德国的教育也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是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的, 而文化的影响往往并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 而是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各项社会制度的设立的, 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文化的影响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两面性的, 在探究文化影响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更加重视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积极影响, 并且将这些积极影响最大程度的扩大化, 吸收和借鉴的时候对于一些文化中的糟粕要适当的予以摒弃, 这样一来才能够发挥文化对于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
摘要：德国文化一直以来是国内的专家学者所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方向, 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而正是由于其曲折的历史, 就导致了德意志的文化形成了其自身的特点, 而这样具有独特性的文化特点对于德国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就有必要对于近代德国文化进行研究, 了解到近代德国文化对于德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德国文化,德国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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