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精选12篇）
近代中国 篇1
【考情分析】
一、试卷考查特点
近两年的全国新课标卷涉及近代中国历史的试题共9道选择题、2道材料解析题。近代中国历史是高考的重要板块, 考查力度很大。
从考查内容看, 主要集中在三个知识点上, 一是近代经济结构的变动, 包括列强的商品输出、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二是近代思想解放的潮流, 从“师夷长技”到“德先生”“赛先生”;三是抗日战争。
从考查角度看, 考查事件过程的试题不多, 大多数是考查事件的起因、影响等。
从考查方式看, 一是坚持设置新材料、新情境的命题思路。试题均设置新材料、新情境, 且材料丰富多彩、新颖别致、来源广泛。材料来源包括档案资料、中央文件、评估报告、报纸报道、会议发言、统计数据、史书记载等。二是在教材知识的“边界处”做文章。试题中的某些知识学生似曾相识, 要么在教材中有简单涉及, 但没有深入, 要么是与教材知识类似的其他知识。这实际上就是教材的“隐性知识”, 也就是打“擦边球”。三是与教材无关的史实和学术研究新观点频频入题。随着史学研究的新发展, 大量新材料、新观点出现, 而教材编写明显滞后, 于是试卷中就出现了与教材观点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左的一些新观点。
二、复习备考建议
一是合理使用教材。重视对教材文本的解读, 同时要适度拓展。充分关注课文中的“历史纵横”“资料卡片”等, 适当补充与教材有关的一些知识, 并注意挖深教材的“隐性知识”。
二是抓住主干, 简化知识、网化进程。所谓“主干”, 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最能反映历史发展趋势和本质特征的内容, 是指能形成一个系统并能说明一个问题的历史知识体系, 它能够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简化知识”是指将历史知识简要化。“网化进程”是指抓点理线, 将历史发展进程要点化、线索化、网络化, 做到点线清晰。
三是注重史料阅读。史料选择要慎重, 不能滥用。所选史料一般应是对教材知识的说明、解读、补充或延伸, 没有必要什么都搬过来。要注意史料的权威性, 最好选取经典史学著作、名家作品中大家都比较认可的材料。同时要学习使用史实的基本方法, 如甄别材料、准确解读、信息提取、观点论证等。并且, 针对史料要提出有思维含量的问题, 这样就达到了真正使用史料的目的。
【金题点睛】
示例1 (2015 年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9 题) 《申报》“时评”栏目曾评述说:“今之时局, 略似春秋战国时之分裂。中央政府之对于各省, 犹东周之对于诸侯也。南北相攻, 皖直交斗, 滇蜀不靖, 犹诸侯相侵伐也。”这一时局出现在
A.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B.义和团运动时期
C.辛亥革命时期
D.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答案】D
【解析】本题可使用排除法。“南北相攻, 皖直交斗, 滇蜀不靖”反映出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这种局面出现在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 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均未形成军阀割据, A、B、C三项错误, D项正确。
变式练习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说道:“政治结构成了一堆废物, 对于现代化道路上任何有意义的行动, 它都毫无所用。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此处的“政治上的失败”是指
A.晚清政府进行腐朽统治
B.戊戌变法失败
C.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
D.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
【答案】A
【解析】本题可使用排除法。根据材料中的关键词“现代化起步缓慢”, 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中国近代化 (现代化) 在洋务运动中开始起步, 而洋务运动时期的政治结构为晚清政府进行腐朽统治, A项正确。其他选项所述事件发生时, 中国近代化早已起步, 并有一定的发展, 因而均可排除。
示例2 (2015 年全国新课标Ⅱ卷文综第30 题) 1938 年, 日本侵略者在北平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发行“联银券”, 流通于平、津、鲁、豫等地;同时还发行了大量不具备货币性质的“军用票”, 流通于市场。日本侵略者上述行径的目的是
A.扰乱国统区金融秩序
B.转嫁战争负担
C.封锁抗日根据地经济
D.强化物资管制
【答案】B
【解析】抗日战争爆发后, 平、津、鲁、豫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 “国统区”的表述与史实不符, A项错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是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 实行的侵华政策是“以战养战”, 其发行“联银券”“军用票”是为了获得中国的物资以维持战争, B项正确;流通“联银券”“军用票”的地区是沦陷区, C项错误;材料反映的是流通的货币, 没有体现对物资的管制, D项错误。
变式练习罗荣渠曾指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野看, 这场空前绝后的战争“把近三十年来的中国逐步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完全打断”“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这场战争”是指
A.甲午中日战争
B.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C.第一次世界大战
D.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
【答案】D
【解析】材料主要叙述了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影响极大, 这场战争有这样几个特点或影响:一是“空前绝后”, 二是战前中国工业化已进行“近三十年”, 三是“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甲午战前, 洋务运动开展了三十年, 但这场战争并非“空前绝后”, 也没有“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 A项错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并非“空前绝后”, 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也不大, B项错误。一战期间,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春天”, C项不符合史实。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从规模和影响来说, 都是空前的;战前,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有了近三十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工业化重新起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延误了20年, 三个要素都具备, D项正确。
【阶段特征】
第一阶段中国近代化的孕育阶段 (1840—1860年)
1840—1860 年, 西方列强连续发动了两次侵华战争,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同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 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变化。
第二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起步阶段 (1860—1895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 形成了中外“和好”的局面,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展了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化艰难起步, 但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上。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次工业化的尝试失败。
第三阶段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发展阶段 (1895—1927年)
甲午战后, 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一步传入,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全面展开, 呈现出勃勃生机。
第四阶段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前进阶段 (1927—1949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内战的影响, 近代化历程艰难曲折。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 (本大题共12 个小题, 每小题4分, 共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图1 是纪念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一百周年的邮票, 从中可以得出的正确认识是
①这套邮票发行于1953 年 ②它描绘了金田起义等史实 ③它呈现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 ④它反映了太平天国发行过的钱币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2. 陈旭麓先生形容:因西方势力楔入而产生的经济变化, 只能像水面波纹一样层层翻出, 缓缓荡开, 这一过程, 终近代百年尚未完结。据此表述最全面的是
A.近代百年中国经济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B.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是逐渐的
C. 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但在近代中国始终存在
D. 近代中国经济变化都是由西方势力引起的
3.“在改革范式上, 这是史上第一次输入式改革, 意识形态上的破冰难乎其难。而就其经济来说, 这又是本民族从千年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惊险一跃’。”这场改革是指
A.洋务运动 B.维新变法
C.“新政”和“预备立宪” D.新文化运动
4.“方今机器之利, 粤人知其益者, 十之八九;两江闽浙, 十之二三;河洛以北, 万不得一。名卿巨公, 以为是者半, 以为非者亦半。”对此解读准确的是
A.当时中国人重农思想依旧
B.半数国人有了近代工业意识
C.近代工业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
D.沿海地区大都赞同近代工业
5.“民国初建的时候, 无论是政治制度、国民思想还是经济制度, 一切坚硬壁垒都烟消云散了。”这表明中华民国的成立
A.实现了从专制到民主的根本转变
B.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
C.迎来了思想极度活跃的时期
D.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6.1922 年, 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 投票选举全国“最景仰人物”, 70岁的张謇得票最高。这表明
A.新文化运动深入人心
B.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C.发展资本主义成为时代潮流
D.民族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7.1923 年, 中共中央通过的《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强调:“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 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材料, 使用口语, 求其通俗化。”这说明中共早期报刊
A.已经失去通达民情的作用
B.无法完全满足大众的需求
C.遭遇理论化与通俗性尴尬
D.没有认识到普通民众的作用
8.某誓词称:“国民痛苦, 水深火热;土匪军阀, 为虎作伥;帝国主义, 以枭以张。本军兴师, 救国救民;总理遗命, 灿若晨星。”该誓词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A.武昌起义 B.北伐战争
C.南昌起义 D.卢沟桥抗战
9.长征中, 共产党的军队转战西南各地时, 被迎接他们的农民称为“天兵”。这是因为
A.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B.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C.国民革命运动中农民运动不断发展
D.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扩大
10. 图2 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阵亡人数统计图 (部分) , 导致1938年后数据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A.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B.国民党军队进入缅甸作战
C.敌后抗日武装成为中流砥柱
D.国民政府消极抗战
11. 第一封信说:妈妈病重……第二封信说:妈妈成天念你之名, 茶不思饭不想……有时精神错乱, 四壁乱摸, 放声大哭。第三封信说:妈妈走了……第四封信说:你的孩子死了, 你的妻子谭氏改嫁……往后几封信, 姐姐气急地质问他, 且追问部队:怎忍心不回信?……果然已死, 死在何处?这位写信的姐姐最终也没有收到匆匆出川 (四川) 抗战的弟弟的回信, 她弟弟可能
A. 已经在日军攻占沈阳城的战役中壮烈殉国
B. 因为日军围困延安而无法突出重围并回信
C. 因武汉会战正酣致信件被部队扣留不知情
D. 在台儿庄会战中畏敌不前被林彪师长击毙
12.“傍晚的重庆, 鞭炮声冲破了嘈杂的夜市的空际!千千万万的市民拥到街头, 一片海涛似的欢呼, 连珠炮似的鞭炮, 狂烈的鼓掌声, 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这一天最有可能是
A.1936年12月12日
B.1945年8月15日
C.1945年10月10日
D.1949年10月1日
二、非选择题 (本大题共2 个小题, 其中第13 小题25 分, 第14 小题27 分, 共52 分)
13. (25 分) 社会习俗是一种历史记忆, 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它的变化是以非文本方式记录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变迁。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当代学术界普遍认为:缠足起源于北宋或之前稍早的五代十国, 在南宋时开始流行化, 明朝时开始普遍化和更加小型化, 清朝时登峰造极。国民政府颁布政策禁止缠足, 在新中国建立后缠足这一陋习终于彻底消失!
——《从宋朝后持续一千年的缠足陋习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20世纪初, 大多数人都主张剪去发辫。服饰上, 人们穿衣“务趋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种完美时髦”。当时一般人认为, 西方的社会生活是依据天赋人权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理想社会模式, 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民国初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谁接受西方的社会生活习俗, 谁就是文明、开化, 属于新派人物。
——王文泉《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到民国时期, 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几次大的社会洗礼, 节俭意识相对弱化。近代社会工商业发展, 重商之风日益兴盛, 人们对传统社会崇尚节俭和力戒奢侈的消费观念提出质疑。
——《民国初至抗战前长江三角洲洋布与土布之争》
材料四过春节、贴春联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 春联的内容往往和历史变迁相联系。“种责任田仓里储粮翻两番;行大包干银行存款增十倍”, 这是一幅曾流行一时的春联。
(1) 缠足陋俗从宋代开始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分) 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4分)
(2) 根据材料二、三, 概括近代中国社会形成的新观念, 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9分)
(3) 分析材料四春联内容产生的历史背景。 (4 分) 有人说习俗变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有人说对习俗要合理引导。你同意哪一种观点?请举例并说明理由。 (6分)
14. (27 分) 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我们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中发现, 从第一届世博会起, 中国便有展品参展并有摘金夺银的记录。历史上的世博会几乎都留有中国参展的记录。早年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展品多为传统的工艺品、农产品等, 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分布状况及工业落后的状况。当时中国有不少仁人志士正是通过参加世博会, 从这个窗口知道了世界, 并感悟到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
1851 年伦敦世博会:中国商人和一些在中国经商的外商, 将丝绸、茶叶、中药等中国传统商品带去参展并获得多项奖项。“荣记湖丝”作为展品引起了轰动, 并荣获金、银大奖。
1873 年维也纳世博会:当时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派了一个名叫包腊的英国人代表中国参会。
1876 年费城世博会:第一次由中国人选派代表参加, 在这次博览会上, 中国展馆占地“仅八千平方尺”, 精心的布置, 以及浓郁的中华民族特色吸引了参观者。中国参展的商品共计有720 箱, 6801 种。中国的丝、茶、瓷器、绸货、雕花器、景泰蓝等在各国展品中被推为第一。
1904 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中国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正式参加世博会。当时清政府相当地重视参展, 花巨资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此次参展被视为历史上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参与世博会。
1905 年列日世博会:1905 年时值中国光绪末年, 世界博览会在比利时小城列日召开, 清政府派员参加了世博会的展出活动。本次世博会我国得到超等荣誉奖及金银各等奖牌共100枚, 得奖数量与英、美、奥、意等国不分上下。
1915 年旧金山世博会:1915 年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展品所获奖项计1211 枚, 包括大奖章57 枚, 名誉奖章74枚, 金牌奖章258 枚, 银牌奖章337 枚, 铜牌奖章258枚, 状词奖章227枚。
1926 年费城世博会:除了东道主美国之外, 当数中国与日本为参展作品之大家。中国以生丝、茶叶、江浙绸缎、江西瓷器、福建漆器、手工刺绣及翡翠等展品为主, 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在现代工商业展品方面, 也有印刷工艺、化妆品、革制品、电器、铜钢制品等展品, 并在各个奖项的角逐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中国与世博会的历史》
(1) 根据材料, 概括近代中国参加世博会的特点。 (6分)
(2) 结合材料一中中国在历次世博会上的展品及获奖情况, 分析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7分)
(3) 中国展品为什么能在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上取得巨大成功? (4分) 1927—1982年, 中国为何不再参加世博会? (4分)
(4) 近代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历史反映了哪些社会现象? (6分)
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
1.C 【解析】太平天国运动始于1851 年的金田起义, 纪念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00 周年的邮票应发行于1951年, ①的表述错误, 排除。
2.C 【解析】抓住关键词“经济变化”“缓缓荡开”“尚未完结”, 这种变化从鸦片战争后就已经开始, 但整个近代一直没有完成, C项正确。三个信息都要涵盖, A、B两项没有涵盖第三个信息, D项没有涵盖第二、三个信息。
3.A 【解析】从“就其经济来说”, 可以看出材料所述的主要是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只是单纯的经济改革, 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在意识形态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A项正确。维新变法不是“第一次输入式改革”, B项错误。“新政”和“预备立宪”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 而且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C项错误。新文化运动推动的是意识形态的变化, D项错误。
4.C 【解析】从“粤人”“两江闽浙”“河洛以北”, 可以看出材料强调的是地区不平衡, C项正确“。是者半“”非者亦半”, 由此不能说重农思想依旧, A项错误。材料说“名卿巨公”约有半数赞同, 不能说半数国人赞同, B项错误“。两江闽浙”也是沿海, 但赞同者并不太多, D项错误。
5.C 【解析】中华民国初建时, 并没有实现从专制到民主的根本转变, A项错误。近代中国, 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未占主导地位, B项错误。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D项错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 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成为两股思潮, 随后又出现了新文化运动, 思想界极度活跃, C项正确。
6.C 【解析】张謇是近代民族资本家, 甲午战后投资近代企业, 一战期间得到迅速发展, 当时有“南张 (謇) 北周 (学熙) ”之称, 他入围“最敬仰人物”, 足以说明发展资本主义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C项正确。张謇并不是思想家, 他与新文化运动无关, 也没有宣传马克思主义, A、B两项错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没有掌握国家政权, D项错误。
7.C 【解析】“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使用口语, 求其通俗化”说明中共早期报刊理论性较强, 普通民众看不懂, 故作这样的要求, C项正确。题干所引材料只能说明宣传材料理论性强, 并不能说明其完全失去了大众读者, 排除A项。B项不符合材料主旨, D项说法和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相反, 均排除。
8.B 【解析】从材料内容可以看出“本军兴师”的对象是“土匪军阀”和“帝国主义”, 目的是完成“总理遗命”, 以“救国救民”, 这与国民革命运动的史实是一致的, B项正确。武昌起义的斗争矛头指向清政府, 南昌起义的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 A、C两项与材料不符。卢沟桥抗战的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 D项不能全面反映材料主旨。
9.A 【解析】天京变乱以后, 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天国军队转战西南地区, 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征中, 共产党的军队在西南地区被农民称为“天兵”, 与太平军不无关系。辛亥革命的影响与共产党无关。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农民运动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广东等地, 西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并没有发展, C项错误。国共十年内战中,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也主要集中于以江西为中心的各农村革命根据地中, 与西南地区无关。
10.A 【解析】1938 年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 停止了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 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这才是国民党军队阵亡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国民党军队进入缅甸作战是在1942 年初, 时间不吻合。1938 年, 敌后抗日根据地还处在初创阶段, 不可能成为中流砥柱。国民政府消极抗战不是主要原因。
11.C 【解析】九一八事后, 日军占领沈阳, 但当时中国军队没有抵抗, A项不符合史实。抗战期间, 日军并没有围困延安, B项不符合史实。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徐州会战的组成部分, 由李宗仁指挥, 林彪并没有参加, D项不符合史实。C项符合史实, 完全有可能。
12.B 【解析】“山城”是重庆, 抗战期间重庆是国民政府所在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中国人民, 尤其是都城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重大喜讯, 因而人们欢欣鼓舞。A项事件与重庆无关;C项事件发生在重庆, 但其意义远逊于B项事件;新中国成立时重庆还未解放。
二、非选择题
13. (25 分) (1) 原因:理学兴起并逐渐成为官方哲学;受士大夫审美观的影响。 (2分)
影响:摧残了妇女的身心;限制了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不利于整个民族的发展进步。 (4分)
(2) 新观念:崇尚西方;重商;享乐等。 (3分)
原因:西方科技文化的传播;辛亥革命等社会变革的推动;近代社会工商业的发展;社会心理的认同;西方物质文明先进性的吸引;进步人士的提倡等。 (6分, 任答其中3点即可)
(3) 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4分)
同意“习俗变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1分) 习俗变迁源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 如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众多新风俗。 (5分)
同意“对习俗要合理引导”。 (1 分) 习俗变迁是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 人的行为受各种因素制约, 要积极引导, 才能形成健康文明的新习俗, 如近代的享乐观、现今婚俗中的大操大办等要积极引导。 (5分)
14. (27 分) (1) 从首届起就频频参加;从私人参加到政府组织;展品大多是传统工艺品、农产品, 具有民族特色;展品频频获奖;现代工商业展品也有出现。 (6分, 任答其中3点即可)
(2) 缺陷:经济发展畸形, 产品结构不良;以传统工艺品为主;片面发展轻工业, 大机器生产技术水平低, 工业产品落后。 (3分)
原因:中外反动势力阻挠;民族企业先天不足 (缺乏资源、资本、市场和技术) ;工业基础薄弱;长期战乱。 (4分)
(3) 成功原因:辛亥革命后, 政府鼓励发展民族工业, 重视开辟国际市场;列强忙于一战, 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战期间, 民族工业出现“短暂春天”, 产品品种增加, 质量提高。 (4分, 任答其中2点即可)
不再参加原因: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长期战乱, 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封锁包围和长期受“左”倾错误等的影响。 (4分)
(4) 传统工业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代工业发展落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社会;闭关自守的观念逐步改变;不少仁人志士通过参加世博会了解世界, 并感悟到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 (6分, 任答其中3点即可)
近代中国 篇2
时间的灰烬铺平不了列强铁蹄碾过的道道划痕，漫天的黄沙掩盖不了那硝烟弥漫惨不忍睹的幕幕史实，湍急的碧波荡涤不了抛洒在历史长河中的沽沽热血。
风云世纪，百年中国，穿梭于深远悠长的历史隧道，听着那风起云涌年代的咆哮，撕开那血腥淋淋的层层面纱，几阵悲痛夹着几许哀愁；看着黑暗里一双双寻找光明的眼睛，感受着那弯曲背影里隐藏的无可奈何，听着那战争年代下一曲曲的国民悲歌，几番警醒混着几丝悲凉......一百年前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刻，写下了史上最为耻辱的篇章。慈禧太后，中国垂帘听政的第一人，是她让清政府一步步迈向了落魄，走向了灭亡。在她之水深火热的广大人民于不顾并且还毫不犹豫的答应履行各国列强一系列的割地赔款政策，还能欣然说出“量吾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她可曾想过她会成为历史批判的罪人，她的名字不是流传千古而是遗臭万年？就因为她，美利坚军队可以明目张胆越俎代庖地在气势雄伟的紫禁城里练兵，德国骑士可以在中国的黄土地上搞骑射比赛，并且用的是中国的毛驴，各国公使可以很舒适度地坐在金光闪闪的皇宫大殿的龙椅上拍照.....如此昏庸无能的政府，如此痛人心弦的惨状，却又如此真实地把清政府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
然而，就在这百无聊奈之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很多新生力量，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批立志于解放事业的有志之士站在了枪淋雨弾的最前线，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广大农民运动也纷纷发动起义战争，虽然，他们最终也没能力挽狂澜，但他们的铮铮铁骨，铁血丹心会永远在历史的丰碑上闪耀。
天空的阴霾给华美星空罩上了一层亘古不变的历史的忧伤，眼泪下的海也流淌着昨天伤痛的回忆，历经了历史的考验，迎接过风雨的洗礼，中华民族如今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传承它的文话，展现它的风采，用无数欢颜的泪水与闪光的智慧震撼着梦想的舞台。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向上升腾，实现了科技梦；“神七”的圆满发射，实现了飞天梦；08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百年期许的奥运梦......还有更多辉煌的瞬间等着我们去创造，更多美妙的旋律等着我们去谱写。
作为团旗下一群年轻人，有着生命闪电的傲慢，有着烈火青春的激情，更应该在这世纪风云的变革中体味正义凛然的民族大义，在这百年中国的沧桑中寻求人生价值的足迹。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篇3
这些为侵略中国而来华“侦探”的人以当时日本中坚一代的思维方式看遍中国，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被誉为世界三圣之一的伟人，曾建筑过长达万里的长城，曾出现过无数位英雄和诗人，但对于这些，现在的人们已毫不在意，只是沉醉在美酒和鸦片的香味中悠悠沉睡”。他们带回国的信息令日本信心十足肆无忌惮地攻打这个“虚弱”的国家。这些人身负军事和外交重任，笔下的游记明显露出日本政府对他国的野心，如《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说是游记，实际上是1874－1876年间日本人曾根俊虎来中国大陆刺探军事情报的一部实地“勘探记”。常出现“若与清国交战，攻占盛京时可先取此北陵”之类的句子。曾根俊虎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每到一处均详细记载该地的风土人情，城池大小、山川形势等。这部“勘探记”对于后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价值可想而知。
至此可说，对曾根俊虎及以其为代表的旅华日本人的心志，我们已略窥其奥。那么，再去读他们数十百年前写的中国游记，有何益，又有何趣?
益与趣决不嫌少。譬如，曾根俊虎撰《北中国纪行》，将之作为军事情报来读固然味同嚼蜡，但是文字却成为了解清代各地状况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不妨将之看做同治、光绪年间中国社会的风情画——书中所述住店行路的情形，官场往来的仪节，时人交际的风俗，实在是历历如绘；而其书记载各地物价、气温及地形图，稍作整理，也不失为可贵的史料。因此，虽其人已矣，世界大变，他的书终有一读的价值。
此外，“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是一套丛书，第一批面世的几册，除了曾根之书，还有小林爱雄、夏目漱石、中野孤山，芥川龙之介、竹添进一郎等。比如中野孤山写了1913年从上海溯扬子江而上，穿越三峡，深入四川腹地，直至昆仑山麓，对沿途的逐一考察。对城市、小镇乃至山川，都详细记载其历史沿革，地理形势，物产、人情风俗等。因为它所记录的一些景象或情况，因历史变迁(如三峡水库的建成)，在这些地区已经难得一见。这为我们研究长江流域人文景观和自然地理提供了宝贵资料。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1921年3月至7月前来中国游览，先后游历了上海，南京、九江，长沙、洛阳、天津、北京等地。《中国游记》就是这次旅行的记录。该书不仅涉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而且对风景名胜、戏剧、风俗，甚至对其时中日局势都有详细的描写。在此旅行中，他拜见了章炳麟、郑孝胥、李汉俊、辜鸿铭、胡适等知名人士，并留下了谈话记录，具有较高的文史价值。
竹添进一郎撰《栈云峡雨日记》，摹山范水，涉笔成趣，不容轻易错过。《栈云峡雨日记》一书记录了竹添进一郎一行三人1876年5月2日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进入关中，横跨秦岭栈道进入四川，顺流下长江，过三峡，8月21日抵上海的旅程。这部游记，有日记有诗作，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生动优美，有评论认为，“简直可以跟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媲美”。
中国近代企业回顾 篇4
中国近代企业是指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人所办的机械化工业企业,也包括航运、金融商贸等近代非工业企业。清朝末期,中国近代工商业开始萌芽。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腐败愚昧的清皇朝统治下的中国均遭惨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挺身而出,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纷纷兴办近代实业,使我国开始迈出了现代化步伐。
那些近代工商企业的创办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在职官员,二是知识精英,三是贫民百姓。
在职官员主要是晚清时期的洋务派官僚。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实业救国”的提倡者和支持者,并借助手中的实权,积极推行他们的主张。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就开始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练兵制器”以“自强”;19世纪70年代又开始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其规模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洋务派的主力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清朝地方大员。其门生北洋大臣李鸿章是个主要策划者,左宗棠、沈葆桢等封疆大吏也是积极督办者。但他们均非直接从事创业,只有张之洞、盛宣怀、彭英甲等官员亲自创办了一批实业。协助他们具体筹办经营企业的有唐廷枢、徐润、经元善、郑观应等一批实业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民国的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提倡发展实业,也有一批在职官员兴办实业而成为实业家。如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以及万福华等。
知识精英主要是科举人才和留学人士,也包括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买办,还有自学成才者。典型代表就是状元张謇、陆润庠,留日学生范旭东、周作民,留美学生穆藕初、陈光甫,受过高等教育的买办刘鸿生、朱志尧、刘歆生,以及自学成才的朱葆三、卢作孚等。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又有知识和才干,眼界开阔,深切感受到落后就要挨打,特别赞同“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并身体力行,创办了一大批近代实业。他们中许多人本可以轻松地进入仕途,但为救国救民,甘愿走艰辛的创业之旅。因志存高远而能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是近代企业家阶层中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的民族精英。他们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有更高的目标——实业救国。因为其业绩卓著而为政府所器重,事业有成后不少被委以发展实业的重任。
贫民百姓是指一些出身贫寒、上不起学,早早出外谋生,从学徒干起,积累一定资本后进行创业,成为实业家。这一类创业者数量最多,以荣氏兄弟为代表,乐松生、叶澄衷、夏瑞芳、武百祥、项松茂、陈万运等均属此类。他们创业开始主要是为了改变贫困状况,故以谋利为主。但事业有成后不忘回报社会、恩泽乡里,大多做了不少善事。其中也包括许多回国创业的华侨,主要是东南亚的侨商,如简氏兄弟和郭氏兄弟。他们当初也是一介贫民,为了谋生到海外打拼,创业致富后才回国发展的。
这些创业者,都是中华英才,民族精英。他们开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新时代,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所创的实业涵盖了各个领域。就地域分布来看,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沿江沿海各城市,都有许多创业成功的实业家。南方以江浙、广东、福建为多,北方以京津地区为主。创业地点则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武汉以及天津、青岛等地,尤以长江下游沿线水陆交通发达之地为多。
现在这些创业者均已离世多年,他们所创的实业也大都烟消云散,即使存在的也昨是今非了。在我们重提振兴中华的今天,有必要追思清和民国时期这些致力于实业救国的仁人志士,回顾他们的爱国情怀、创业精神、经营之道和管理诀窍,汲取正能量,并在实践中加以借鉴,以加快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
从晚清开始,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所创的实业涵盖了各个领域。其中主要是工矿企业,即工业企业和采矿企业。工业企业包括钢铁、军工、机械、造船、化工、水泥、电力、纺织(包括棉纺、毛纺、丝织)、玻璃、烟草、火柴、制药、面粉、酿酒等行业。这一类实业最多。矿业以煤矿开采业为主,也有铜、锡、金等各种有色金属矿开采和石油开采业,还有盐业开采;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包括铁路、公路和航运业等。还有金融业,包括钱庄、银行、保险等;邮电业,包括电报、电话、邮政等;还有自来水、印刷出版、宾馆餐饮和商贸百货等行业。除工矿企业外其他都是现在所称的第三产业。这里先介绍四个官办企业,即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和上海织布机器厂。它们都是晚清洋务派官僚兴办的中国近代企业代表,而且都是“中国第一”。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江南造船厂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创建于1865年(清同治四年)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也是近代最早的一个集军事工业、科技研究和造船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工业企业。150年来,江南造船厂创造了近百个“中国第一”,被称为“中国第一厂”,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饱经历史沧桑,经久不衰,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中国产业工人的摇篮。其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史,是中国民族工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缩影。
东亚最大兵工厂
同治四年(1865年),奉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命,江海关道丁日昌以6万两白银买下了位于上海虹口地区的美商旗记铁工厂的全部设备和库存材料及工具。以此为基础,又并入了上海的2个洋炮局,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同治六年,江南制造局从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镇,进入了第一个兴旺发展期: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车床,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推进的军舰“惠吉”号和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研制了中国第一支步枪、第一门钢炮、第一磅无烟火药,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制造局已发展为中国乃至东亚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的机器制造厂,也是全东亚最大的兵工厂。
全局先后建立机器厂、枪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13个厂和1个工程处以及各种配套用房,并建有泥船坞1座,共占地70余亩(4.3万平方米),拥有大小机床662台,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匹;汽炉31台,总马力6316匹。在设备和规模上已具有近代工业的雏型。光绪十七年,由于生产的发展,占地面积扩展至24.6万平方米,工人由建局初的200多人,增至2900多人,加上管理人员,共约3600余人。到19世纪末,江南制造局一年可以制造子弹9万发,地雷200枚,枪支2000支。对于清朝的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都有提升作用。
除了机械制造之外,局还另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即语言学校)以及工艺学堂,用以介绍西方知识,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不仅造就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中国近代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专家,而且成为全面介绍、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对中国早期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1868~1907年之间,译书达160种,以军事科技为主,也涉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其所译书籍的水准,被认为超过晚清数十年其他翻译书籍的质量。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起了很好的作用。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最高领导是督办,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均曾担任过,晚清主要由李鸿章担任。督办以下为行政主管,早期由李鸿章选任,并由上海道台加以兼督。机械管理方面则聘请西方人负责,如早期的首席工程师霍斯为美国人。操作工均为中国人,因有专业技能,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技术工人。
但是,制造局总体上是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官僚作风,效率低下,贪污成灾,因而制造成本高,产品质量差。每支步枪的成本高达白银17.4两,而外国同类产品仅为10两左右。成本高于直接购买,而且性能不佳,淮军士兵都不愿用。造船的整体生产成本及燃料耗都高,自造一艘船的费用大约可以买两艘英国船。制造局创办的第六年,开始量产先进的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但只造了不到五千支,不但造价是进口价的近两倍,而且质量还远不如进口货。李鸿章从国防大计出发,拒用这种步枪列装淮军,而继续进口价廉物美的洋枪洋炮。19世纪70年代初,制造局只有40个官员管理;到70年代末,就变成80个官员。大家吃回扣贪污成风,连聘用的洋人也入乡随俗吃起回扣来了。李鸿章痛心疾首,专门出台规定,严格报账制度,也无济于事。说明国有企业的体制存在天生的缺陷,尽管最高领导亲自抓也难于管好。何况委托代理?
局坞分家专造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决定局坞分家,把船坞部分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制造局的另一部分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制造局,民国6年改称上海兵工厂,直至1937年停办。
局坞分开时江南船坞的主要固定资产有:全坞地基约60亩;长325英尺的泥船坞1座;机厂、锅炉厂、炮弹厂(后改为机器厂)、打铜厂、翻砂厂、水雷厂各1所,内有大量机器设备及房屋;还有中西式住房14所;另有挖泥船2艘,运泥驳船3艘,小型轮船1艘。按当时价格估计,资产总值约为规银77.3万两。局坞分家后,将泥船坞改建为木质干船坞,并拓长加宽,加深,能适应4000~5000吨船舶进坞修理。民国5年(1916年),进一步拓长坞身,使其总长达556英尺,深20英尺,能容纳万吨以上的船舶进坞修理,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坞之一。
船坞分出后,“仿照商坞办法,扫除官场旧习”,采用商务化的经营方针,生产业务大有起色。仅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间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达到21000吨,而且所造舰船“船式美观,工程坚实”。其中宣统三年(1911年)建造的“江华”号长江客货轮,船长330英尺,宽47英尺,排水量4130吨,被当时航运界评为“中国所造的最大和最好的一艘轮船”。在修船方面,业务甚广。1905年至1911年,共修理大小舰船524艘,年均修船105艘。由于经营业务扩大,利润猛增。提前还清了局坞分家时借用江安粮道的库银20万两开办费。这一时期的技术力量也不断增强,局坞分家时,固定工人约60~70人,至宣统三年已增至1000余人。
黄金岁月大发展
1912年,北洋政府把江南船坞划归海军部直接管辖,改称江南造船所,仍采取商务化经营方针。由此开启了江南造船厂随后25年又一个黄金岁月。造船业务逐渐赶上和超过当时处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在宣统2年至民国6年间,耶松船厂共造船82艘,总吨位42700吨;同一时期间江南造船所共造船208艘,总吨位38846吨,已相差不多。民国7年,江南造船所的造船总吨位增到60373吨,大大超过耶松船厂,居上海造船工业之首。1920年,江南造船所为美国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运输舰“官府”号下水,打破了“中国不能造大船”的说法。连同“官府”号,江南造船所为美国一共制造了4艘万吨级远洋运输舰,震惊世界造船业。被当时传媒评为“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这笔大订单,使江南造船所当年的营业额高达1800万银元,年盈余200万元,改变了以往负债经营的格局。江南造船所达到全盛时期。文革中江南厂造了一艘东风号万吨轮,“四人帮”大肆宣传,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造出万吨轮了,而且一下造了四艘。只不过非自用,而是为美国造的出口货。
1927年(民国16年)后,江南造船所由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管理,委派南洋海军学堂毕业的马德骥任所长。他曾到英国、美国学习过舰船制造,了解西方的管理方法,因而既懂技术又会管理。担任所长后他大量起用本国技术人才,积极推行欧美管理模式,改变了过去由洋人独揽大权的局面。同时,十分注重技术力量的培养。从1927年到1937年间,举办艺徒训练班,招生千人以上,成为技术工人的主要来源,不少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1930年冬,海军轮电工作所并入江南造船所;次年1月,又并入了福州马尾船政局(今马尾造船厂)的飞机制造处,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造船所按购买的日产轻巡洋舰“宁海”号,仿造出性能相近的“宁海-2”号和姐妹舰“平海”号轻巡洋舰。“平海”号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在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是最先进的,担当第一舰队旗舰的使命。在淞沪保卫战中英勇杀敌,接连击落日机九架后,被炸受重创,于1937年8月23日晚间,搁沉于十二圩浅滩。当时“平海”号在钢板连接中已经使用了新兴的电焊技术,采用铆钉与电焊结合的混合式连接法,这在当时的造船工艺中,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此外,还制造了“江鹤”、“江凤”等水上教练机和侦察机5架。这个时期的海军舰艇修理业务相当频繁,民国17~22年的6年间,共修理海军舰艇271艘次,平均每年45艘次,比前六年增加近四倍。1930年后,江南造船所开建第三座船坞,至1936年全部落成。新坞能容纳2万吨级的船舶进坞修理,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船坞。
日寇侵占遭苦难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江南造船所为日军侵占,陷入了长达8年的苦难深渊。1938年1月,造船所由日本海军接管,改名为“朝日工作部江南工场”。3月,又委托日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管理,更名为“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仍受日本海军实际控制。日军基于侵略需要,对江南造船所进行大规模的扩张,把相邻的原上海兵工厂的场地全部划入江南造船所,又把南市的3家民营船厂的机器设备拆迁到江南造船所,改陆家嘴的民营鸿翔兴船厂为江南造船厂浦东工场,从事修船业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把英商的英联船厂划到江南造船所,建立淑浦船坞和杨树浦工场。至此,日军占领下的江南造船所,已经拥有四处场地。日占8年间,侵华日军以此修理舰船一万多艘,建造各类船舶100多艘,还造了300多艘攻击型的“自杀艇”,为其侵略战争效劳。
战后发展成一流
抗战胜利后,江南造船所由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接收。1946年2月,马德骥重新担任造船所所长。他积极推广焊接造船新技术,同年为民生实业公司建造了中国第一艘全电焊结构的“民铎”号,开创了由铆钉造船走向焊接造船的历史性转变。至1949年5月解放前,共建造各种船舶34艘,总排水量9557吨,平均每年造船10艘。所属工厂进行了局部扩建,至民国36年底,共新开设了电焊厂、内燃机厂、外钳厂、第二发电厂及汽车修理厂等5个厂,并增添了一批设备。但由于连年战乱的践踏,始终未能恢复以往的生气。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江南造船所由市军管会接管,1953年改名为江南造船厂。从此开始了新的辉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自行研制建造了国产万吨轮“东风”号……十年“文革”动乱期间,仍建造了几十艘多种类型的船舶,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代航天测量船“远望1”、“远望2”号和首艘大型远洋调查船“向洋红10”号等,圆满完成了周总理亲自圈定的“718”工程“三型五船”的建造和部分设计任务。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江南造船厂率先跨出国门与世界接轨,发挥了中国船舶出口主力军作用。1996年企业改制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中国造船(集团)公司。2008年6月,独立建制,入驻长江口上海市崇明县长兴岛的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该基地占地约580万平方米,岸线长度约3800米,民用船舶年造船能力450万吨,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生产品种最为广泛的现代化造船基地。进入新世纪,江南造船以崭新的姿态,继续弘扬“爱国奉献、求实创新、自强不息、打造一流”江南精神,立志实现“中国第一军工造船企业”的宏伟目标,现已建成包括建造航母在内的产品覆盖最全的海军舰船总装基地。
江南厂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爱国史,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励志复兴的奋斗精神。几代江南人创造的“江南精神”,是江南造船厂一个半世纪屹立不倒的基石,是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也是炎黄子孙共同的骄傲。
点评:一个150年历史的造船企业,虽经风云变幻而能历久弥新,其奥妙就在于始终追随世界先进水平,不断创新。相信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寻找智慧的江南造船将会走得更远、更好!
中国第一家近代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清末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抵制外轮的侵夺,于1872年12月,奏请同治帝获准而办的。开始委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朱其绍兄弟在上海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司”。1873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在中国洋务运动所办的众多实业中,这是至今仍保留原字号的惟一企业。它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阶段,至今已有140多年历史,为中国航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竞争中发展
招商局一成立,便与外轮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结成一伙,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结果美国旗昌公司反遭破产,1877年,其所有产业,包括船只、码头和位于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均被招商局收购,遂成为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这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三次签订“齐价合同”,议定统一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这一折中方案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
在李鸿章的保护下,招商局除了有漕粮专利生意外,还得到政府的贷款,兴建码头货栈所需的土地,而且所承运的货品还免征厘金,因而业务逐步兴盛,先后开通了多条远洋航线。1873年1月,公司507吨“伊敦”号货轮由上海装货首航香港,打通了中国沿海南北航线。1873年8月,“伊敦”轮首航日本的神户、长崎。这是中国商轮第一次在国际航线上航行。1879年10月,“和众”轮首航檀香山,次年开航北美,到达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成为中国航海史上一大壮举。1881年10月,“美富”轮装载茶叶首航英国。显示了中国航运业纵横欧美的远大抱负,成为中国民族航运业的象征。
招商局在运营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如第一个发起组建保险招商局,为中国人自办保险业之始;从总局至虹口码头架设中国人第一条专用电话线。1887年在上海开始试办中国近代第一家保税仓栈;1896年11月,投资创设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还投资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其中著名的有: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第一条铁路,等等。此外,又投资创设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并附设航海专科学校,为公司培养人才。
经过40年的发展,招商局从成立时只有轮船6艘,主要从事客运和漕运等运输业务,后不断拓展,扩大至航运、银行、保险、实业等多个领域,先后在天津、汉口、长崎、香港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设19个分局,资本达420余万两,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也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企业之一。
成功在于管理
轮船招商局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有李鸿章的顶力支持和庇护外,还在于有规范的管理。在创办过程中,无论在集资、组织经营管理、盈利以及分配方式等方面,招商局都具备了近代股份制公司的基本特征。在集资方式上,采用入股形式,即把资本分为若干股份面向社会招股集资;在经营管理上,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规定局务的具体管理和实施者是商总和商董阶层;在赢利分配方面,实行按股付息分红,股票持有者凭证取息。这与原始的合伙经营有本质的区别。其股票是唯一的取息凭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抽回性,可以自由转让。还有比较健全的管理制度。开办之初的根本制度是由招商局第二任总办唐廷枢起草,并经李鸿章核定的《轮船招商章程》,包括机构、管理、财务、漕运、保险、轮运等方面,规定了招商局的管理体制和营业方向。盛宣怀接任后又颁布了《用人章程》、《理财章程》各十条,正式确立官督商办体制。这些都已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组织上也比较规范,有股东们选出的经营管理机构——董事会。1909年3月,招商局在上海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732人,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9月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会议,推举盛宣怀为主席。
但在1909年成立董事会之前,李鸿章有委任轮船招商局董事的权力。最初委派朱氏兄弟为总办,由于朱其昂不善经营,亏损严重而被迫辞职。1873年7月,又委派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并改轮船招商公司为轮船招商总局。后唐廷枢调任,由盛宣怀接任。由受任者与作为主要股东的商人一起管理公司。股东只能极少量地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1912年3月,招商局第二次股东常委会决定,将招商局更名为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从此进入完全商办时期。
世事变迁动荡多
辛亥革命后,招商局继续运行,并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1927年4月底,国民政府对招商局进行了全面清查整理。次年8月招商局以收归国营为原则,而以官商合办为过渡。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招商局收归国营,更名为国营招商局。
抗战开始后,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招商局先后三次奉令以“新铭”等11艘轮船和多条趸船分别在江阴、上海十里铺、江苏龙潭、马当沉船御敌。同时将六大江轮撤进川江。1943年4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令招商局在重庆恢复总局。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交通部令招商局等航运企业成立接收敌产委员会,恢复江海各埠分局办事处。10月招商局总局正式迁沪办公。1947年,招商局创立75周年时,共拥有船舶246艘,计25.7万吨,约占全国船舶总吨位的40%,仍为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
1948年10月1日,轮船招商局完成股份化改造,改制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刘鸿生任董事长,徐学禹任总经理。12月招商局产业部奉命派人赴台筹备迁台事宜。1949年3月26日,国民党当局对招商局全面实行军管。4月30日董事会决定在台湾成立招商局总管理处,准备将招商局迁台。但未及迁移,5月27日,上海即告解放,招商局遂回到人民手中,从此展开了新的一页。
香港分局成主角
1950年1月15日,招商局香港分局全体员工和留港的13艘海轮共600余人正式宣告起义,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下属企业。1951年2月1日,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招商局归总公司领导,但为免法律纠纷,仍沿用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这一决定使“招商局”这个字号得以流传至今。以后隶属关系几经变动。198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组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次年在国家工商局正式注册,成为独立法人企业。1999年改由中央直接管理,隶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在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仍保留原“招商局”字号、延续招商局业务,但已非原来的招商局架构。
香港招商局从1956年开始恢复业务以来,由于一直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并享受国家诸多优惠政策,经营范围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取得了骄人业绩。1979年在深圳蛇口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享誉海内外。以后又投资建设了漳州开发区。1986年收购了香港友联银行,成为中国首家拥有银行的非金融性企业。1987年创办了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988年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由企业合股兴办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2002年7月,集团已将所持平安保险的13.544%股权悉数售出。1988年8月,投资1亿港元,建成香港第一家、也是最大的全空调无柱式米仓。1992年,招商局国际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开创了中资企业在港上市的先河,获374倍超额认购,首日升幅超过200%,创香港股市历史最高记录。
进入新世纪以来,招商局屡创辉煌。2001~2003年三年间重整了一个招商局,2004-2006年,又用三年时间再造了一个招商局。现有交通运输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经营与服务,金融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三大核心业务,是中国最大以至世界领先的公共港口运营商,共投资参股20个港口、128个集装箱泊位,年集装箱吞吐量量逾5,700万标准箱,约占中国大陆市场32%。又是全国综合运营能力最强、资源配套最完善、品牌价值最高的第三方物流商之一。公司总部现设于香港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
点评:成功创办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功不可没,唐廷枢、盛宣怀管理有方;历经140多年岁月动荡,世事变迁,而能不断发展壮大,有赖于内部管理和改革开放的宏观环境。
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现代通讯企业——中国电报总局
电报是最早出现的一种远距离即时通信方式。它是19世纪30年代首先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到了1909年,无线电报已经成了全球性的事业。电报的发明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通信联络,因而在工业、贸易、交通运输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于1871年,由英国、俄罗斯、丹麦敷设香港至上海、长崎至上海的水线,全长2237海里。是年4月,它们违反清政府不得登陆的规定,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出面,秘密从海上将海缆引出,沿扬子江、黄浦江敷设到上海市内登陆,并在南京路12号设立报房,当年6月3日开始通报。这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一条电报水线和在上海租界设立的第一个电报局。
洋务派先试办
为了抵制西方侵略者在中国领土架设电报线的企图,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正式提出自行敷设电线。1875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员。1877年,又利用去台湾视事的机会,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先由旗后(即今高雄)造至府城(即今台南)。于1877年10月完工,全线长95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自己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开创了中国电信的新篇章。后来当时的台湾巡抚刘铭传又主持敷设了长达433里的福州至台湾的闽台海缆,于1887年竣工。它使台湾与大陆联通一气,对台湾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海底电缆。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借天津鱼雷学堂外籍教习贝德斯的协助,于1879年(清光绪五年),在大沽、北塘海口各炮台间架设电报线直通天津,长约64公里,当年5月开始使用。虽比西方晚了约三十余年,但这条大陆第一条电报线是中国人自己铺设的。1880年10月,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盛宣怀为总办,同时附设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才。
谕旨准予兴办
天津电报试办成功后,李鸿章便于1880年9月16日(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上奏清廷,以电报有利于防务,便利通讯为由,建议敷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使南北信息灵通。
当时英、法、美、德等国公使,纷纷要求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李鸿章认为,“若中国不亟自为,无以杜外人之狡谋,保我自有之权利。”敷设津沪电报线,一方面是为了抵制西方在抢占我国电报事权的图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军事的需要。他特别从军事方面论述了架设电报线的重要意义,指出“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急,亦已迟速悬殊。……现在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李鸿章所奏很有说服力,清政府很快批准了他的建议。谕旨兴办电报,并著沿途各总督、巡抚饬令各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损坏。而早在1873年,旅法华侨商人王承荣回国与福州的王斌,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电报机,并呈请政府自办电报。愚昧的清政府却拒不采纳。
兴办电报,李鸿章委派盛宣怀一手操办。他们知道,朝廷虽已下旨,但国库空虚,无力投资兴办,只能募集商股筹资。但商家开始不知电报利弊不愿投资入股,于是李、盛商定,虽是官督商办,先由官本垫入,建成之后电报实现盈利,再募集商股,扩大经营规模,而后分年缴还垫入的本银。
照此设想,1881年5月开始架设津沪线,从上海、天津两端同时开工,至12月24日竣工,全长3075华里,包括天津至大沽炮台第一条军用电报线在内,共动用北洋军饷17.87万湘平银。1881年12月28日津沪线正式对外营业,收发公私电报。沿线在紫竹林、大沽口、清江浦、济宁、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立了电报分局。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如果没有这笔军饷垫入,要在短期内把电报办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应该说李、盛这一违规之招是有利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
改为官督商办
1882年4月,电报局正式改为官督商办,募集商股80万元,当月就缴还垫入的饷银六万两。1883年春开始架设沪粤线,次年夏全线通报。电报总局也迁往上海,在各地设分局、子局、子店、报店四个等级的分理机构。1884年接收华合公司,改为广州电报分局,电线通至九龙。同年长江陆线竣工。至十九世纪80年代末,通往西南、西北、北京、东北的干线也陆续建成,初步形成了贯通全国的电讯网。商线官线遍布各省,殊方万里,呼吸可通。还帮助邻邦朝鲜兴建电线二千余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商线共计41417里,占全部电报线的45.56%,低于官线比例。
正是这种“官”“商”紧密合作的模式,才使电报局成为这一时期发展最有成效的企业。盛宣怀掌管电报总局二十几年间深有体会,他说:“初创电线延绵三省,民知官事,不敢妄动;官知国事,不敢不认真巡守。若尽委之于商,虽出数倍看守之资,而不益于事。”可见当时“官为保护”的重要作用。盛宣怀也因此将“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定为电报局经营的指导思想。
盛宣怀掌管电报总局可以说领导有方,功绩卓著。他始终把“杜外觊觎之心、保电报之权益”视为己任,在二十多年募集商股和建设经营中,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坚拒外资入股。对外商在局部地区私设的电线等设备,后来均逐一购回。二是坚持全国统一。由电报总局总管全局。募集的资本主要用于干线建设,地方官署也直接垫资或募集商股铺设支线,但要由总局统一部署指导,经营也是在总局统一领导下进行。当时不允许设立独立于总局之外的电报公司。这为日后电报总局国有化,打下了基础。三是坚持官商结合。官督商办期间,投资建设电线的经费,并不是单单靠商家资本,“官办者由官筹,商办者由商筹,惟沿途巡查电线之弁兵,口粮皆系国家津贴。”说明电报关系国家的权利,即使是商办,也是靠国家的保护来维持。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一起上,才形成了飞速发展的局面。据统计:1882年,电报费的收入为6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13年时间里,营业收入几乎增长20倍。足以证明,正是采用了官督商办模式,才使电报总局在清王朝走向衰亡时期,得以快速发展壮大。
完全收归国有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2月12日,光绪皇帝根据国际惯例及电报局在国家军事、政要中的特殊地位,谕旨收回电报总局商股,改为官办。谕曰:各国电线,多为官办,凡遇军国要政,传递消息,最称密捷。中国创自商办,诸多窒碍,亟应收回,以昭郑重。著袁世凯、张之洞,迅将中国所有电线,核实估计。奏请筹拨款项,发还商股。这一谕旨马上引起股东们的极大不安,担心股票会被全部没收,但政府实际没有资金回购商股。所以仅隔了一个月,皇帝又下谕旨:“……该局改归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朝廷于维持政体之中,仍寓体恤商情之意。”
盛宣怀奉上谕,于1902年底将电报总局总办之职交予袁世凯,但他仍是电报总局最大的股东。当时朝廷不但没有企业管理机构,也没有能力回购商股。此时电报总局商办改官办,仅仅是换了一个控制人,并没有从股权结构上实现国有化。这期间股东们仍按原有规定得到大量股息。
1906年12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清政府设邮传部,专门管理“路、电、航、邮”四政。次年5月,邮传部正式接管电报总局,才真正实现了由清政府直接管辖。接管后对其所有商家资本进行了重新清查和估值,重提回购所有商家股票问题。1907年8月,在盛宣怀带头缴股下,邮传部赎回电报总局全部商股220万元,结束了持续近30年的官督商办。电报总局才真正成为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完全国有化的企业。1907年,邮传部改中国电报总局为上海电政局。1908年3月,盛宣怀被授为邮传部右侍郎,掌管“路、电、航、邮”四政。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上海电政局移至北京,隶属邮传部电政局,兼办电话事业。原上海电政局改称上海电报分局。
1912年,即民国元年,北洋政府接管清政府邮传部,改组为交通部,设电政、邮政、路政、航政四个司。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陆续开始应用无线电通讯。解放后电讯业由新政府管理,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电话、传真等的普及应用,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电报被各种新型通讯手段所取代,现已很少被人使用了。这是后话。
电报总局始创于李鸿章而终辖于邮传部。开始自光绪五年至八年为官款官办;中间八年至二十八年为官督商办;最后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为商股官办。其经营模式以官督商办为主,即“官”、“商”紧密结合,联手建立企业。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既解决了国库空虚、库银紧缺的困难,又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不失为一种好形式。电报总局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担负了保证国家军政要务信息快捷、灵通的职能。因涉及国家安危,既得到国家特准商办,也靠国家的保护得以维持,与其他官督商办企业有所不同,因而能迅速成长为既拥有基本覆盖全国主要地区并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系统,又掌握近代最先进的电报、电话通信技术的大型企业。是中国早期工业化时代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对于促进经济交往,抵制外商,收回利权以及国防情况的迅速传递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点评:电报总局实际是官商合办,以官为主,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处置得当效果不坏。对今日的国企改革多少有点参考作用。
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的棉纺织品以低廉的价格在中国的倾销,很快占领了中国广大的市场。使中国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濒于破产。为了抵制外国棉纺织品的入侵,19世纪7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批商人购买机器,投资近代的棉纺织业,但由于规模较小,无法形成竞争优势。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政府中一些洋务派官员提出自行设纺织厂的建议,以作为富国的一项措施。光绪二年(1876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同时还可以解决军事工业中所需要的资金、原料等问题。
一、几经周折,方才建成
1878年,在李鸿章和沈葆桢的授意下,候补道彭汝琮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委派彭汝综任总办,但他是个贪赃枉法之徒,既缺德又无才。在招股、买机器、买地、建造工厂等环节中,问题不断,还事事独断专行,也无法解决官商之间一系列的矛盾,结果被李鸿章辞退。1880年,机器织布局进行了改组,由龚寿图专管“官务”,由著名实业家郑观应专管“商务”,并委于总办之职。郑重新拟定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从办厂的动机目的、招商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赢利分配,以及商办、用人、发展前途等,都作了明确的计划和精细的计算。章程指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同时还规定,该局准备招募股金40万两,分为4000股,其中的2000股,面向市场公开的发售。计划安装织机400张,年产棉布24万匹,年利润将达7.5万两白银。在郑观应的努力下,织布局几位高管、其他政府企业、地方绅商等先后购买股票达50万两白银。集到股金以后,开始向英、美两国购买机器。大抵依照纺机3.5万纱锭、530台布机的规模配备。
然而,郑观应不会理财。1883年,他挪用股金,经营失当。1884年又私离上海,以致布局筹建工程停顿。当时上海出现了金融的倒账风潮,存有大量股票的织布局出现了危机。1884年中法开战,上海市民纷纷提现避乱。织布局的50万两股银中,有近15万两以股票作为押款;另外35万两现银中也有14万两“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无实银存局”。郑观应过于激进的资金配置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一夜之间,织布局亏银二万两,未开张先破产,这是郑对资本的轻率处理造成的恶果。1887年,李鸿章改派龚寿图接办,重订章程,另招新股。这个郑观应虽是一个才子,曾以《盛世危言》而闻名于世,发议论虽属一流,但办企业可不入流。
费尽周折,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9年12月方建成。直到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1889年12月28日)才正式开工,1890年投产。此时织布局共募股银80万两,雇工约4000人,配了全套的轧花、纺纱、织布等机器。全部设备均从美国引进,并请美国技术人员担任总工程师。为了保护新成立的机器织布局,之前郑观应曾呈请李鸿章,为其奏准了减税和10年的专利,即“酌定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立一局”;织布局生产的产品在上海销售,应该减免所有的税收;如果销往内地,除在上海新关征税以外,其余的税收全免。在这样的优惠条件下,该局的生产的棉纱和布,销量非常广,利润也很丰厚。正当新企业步入正轨时,李鸿章却又选用了一个昏庸之人,将自己的幕僚、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调任织布局总办,又给织布局带来了灭顶之灾。
二、好大喜功,酿成大祸
马建忠是个好大喜功之徒。他到任后,织布局的生产与销售工作连年扩张,当时年产布18万匹,仅相当于进口洋布的八十分之一。马建忠为达“足敌进口十分之一”,借款30万两白银,强行上马新生产线。几天后申请再借100万两。李鸿章感觉不对,质询刚借的30万两的使用情况,马建忠却交代不出去向。李鸿章严厉批评马建忠“汝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
马建忠岂止不踏实,根本就不是办企业的料。他不但好大喜功,而且长期忽视生产安全,结果酿成大祸。光绪十九年九月十日(1893年10月19日)上午9点,一场大火将整个工厂烧毁,损失惨重。大火起于清花厂地板下清花机下面的地沟,当发现冒烟时,工人将地板掀开,火焰顷刻爆发腾起,冒穿屋顶,延及三十余丈外的棉花间,不可收拾。大火从上午9时一直烧到晚上7时,前后烧了10个小时,烧毁清花厂、弹花厂、织布厂、机器厂、生火间(锅炉房)、棉花仓库、棉纱仓库、洋布仓库以及工人宿舍等共计600余幢(间),机器销熔,变成一堆废铁,还烧毁一批棉花,总计损失不下白银70万两(有说150万两)左右。当时《申报》评论:机器织布所以挽回固有之利,关系绝大,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能不扼腕咨嗟哉。而灾后,马建忠仅受到去职回籍的处理。
三、易人重建,事过境迁
几任总办皆不行,社会各界公认织布局新总办非盛宣怀莫属,只有他堪当此任。盛本人也早想揽办盈利最有把握的纺织工业,并且当时的行情也非常有利。于是盛宣怀大声疾呼“时不可失”,终于如愿。
火灾的第二个月,李鸿章就命令盛宣怀负责重建事宜。盛宣怀是个做事踏实的实业家,不尚空谈。在他主持下,首先解决灾后的赔偿问题。他一改过去先顾官后顾商的结算顺序,而是强调“体恤旧商,方足以招徕新商”,在延缓归还官方资金的情况下,应优先对民间股票给予适当解决。结果不到两个月,就基本完成了100万两白银的新招股计划。
资金问题解决后,盛宣怀又改“局”为“厂”,将织布局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以示商资商办,打消商家担心企业办好后会被政府夺走的顾虑。纺织厂的财务、生产、销售团队基本是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带来,因而运转自如且高效。大火后仅11个月,旧址上重建的新工厂又投产了,再一次奏起了民族纺织工业的交响曲。而且新厂规模更大、设备更好,有布机1500台,纱锭7万枚。此后,盛宣怀还计划在镇江、宁波等地设10个分厂,布机4000张,纱机32万枚,其魄力与能力可见一斑。
盛宣怀为了实现以上目标,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比如,他制订了纺织行业协会的章程,明文禁止洋商进口纺织机器,中国人的纺织厂也不准洋商附搭股份,一旦查出搭股或进口,即刻吊销进口机器的护照,并“罚华商一万两银,以充善举”。为了杜绝徇私,激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盛宣怀做出规定,要求“商本商办,屏除一切官气”,彻底作废旧章程。盛宣怀还瞄准中国进口洋布的规模定生产计划,比如1892年机器纺纱为进口量的七成。
比起前几任总办来,盛宣怀无疑是位称职的经理人。可惜他的时机不好。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外国人获得了在华设厂的特权,纷纷到上海开办纺织厂,从而打破了他的“垄断”梦。不但10个分厂的扩张计划没能实现,总厂还在与洋厂竞争中连连亏损,最终在1900年将华盛全盘卖给了以他为最大股东的集成公司,实际转给了他自己。这一点当然为人诟病。1931年该厂又被转卖给汇丰银行,后几经转手,地基归美商大来运输公司,机器则卖给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公司,申新在原址开工二年后,将机器运到沪西改称申新九厂。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从弹花、纺纱到织布全用机器的棉纺织工厂,当时已有工人数千人。在中国纺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生产的纱和棉布质量大体上和进口纱相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纱”的进口。打破了西方国家垄断中国棉纺织业的局面。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中国棉纺织史上写上了浓重的一笔。但一个现在来看只是中等规模的纺织厂,从建厂开始到建成投产,历经12年之久,大概也是创了历史记录。难怪中国工业化速度是如此的缓慢。
李鸿章一心想办厂求富,发展民族工业,这一点应该肯定。但在清末一无资金、二无技术装备、三无办企业人才的“三无”情况下要办企业,李鸿章只能走官督商办之路,吸收民间资本,并给与政策支持。幸亏当时西方列强对华并不进行技术封锁,不但允许对华出口机器设备,还允许雇请其技术人员,从而解决了技术装备问题。但问题出在办厂人选上。上海机器纺织局先后三任总办均非称职之人,结果都栽了跟斗。用人不当敎训惨痛。
中国近代史 篇5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销售鸦片.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
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 篇章。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欣为首。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19,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5月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近代银币十大珍品 篇6
1． 上海一两银币
成色、重量待考，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铸，系上海工部局向香港造币厂定制的试铸品，目前存世量极少。参考估价为10万至13万元人民币。
2． 广东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反版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铸，因其“置洋文于面，体制未合”，遭到朝廷大臣的非议而未能发行流通，存世不足10枚。参考估价为18万至20万元人民币。
3． 湖北省造本省光绪元宝七钱二分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铸，在武汉三佛阁街原守备署改建了湖北银元局，仿造广东省银元式样铸造，意思是在湖北本省使用，目前存世量极少。参考估价为8万至10万元人民币。
4． 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铸，系湖南省委托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代铸样品，目前存世量不足10枚。参考估价20万至25万元人民币。
5． 福建省官局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铸，在福建机器局内成立银元局，试铸了部分样币，目前存世量仅十余枚。参考估价为16万至20万元人民币。
6． 陕西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铸，系陕西省委托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代铸样品。参考估价为16万至20万元人民币。
7． 浙江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楷书、面六角星）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铸，系浙江省通过上海的洋行委托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代铸样品，未正式铸造发行。参考估价为16万至20万元人民币。
8． 奉天癸卯光绪元宝一两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铸，孤品，现藏台湾鸿禧美术馆，1991年6月在美国加州拍卖会上以18.7万美元落槌。参考估价为150万至200万元人民币。
9． 庚戌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铸，云南造币厂曾试铸该银币，相传该币存世仅数枚。参考估价为20万至25万元人民币。
10．金本位半元银币
浅析中国近代文明婚礼 篇7
近代文明婚礼, 是在近代新式教育产生、女子得到自由的基础上出现的。清朝末年, 欧风东渐, 一些新式花样出现在沿海城市, 最后扩及全国。新式婚礼也在其中, 并且与新式教育关系密切。中国封建社会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新式教育出现, 随之女学堂出现, 于是女子有了自由的可能, 这给新式婚姻奠定了基础。上海最先开埠, 拥有了推广新式教育的资格。诸多文化新事物往往选择首先在上海登场亮相。在此基础上, 晚清新学界人士的婚姻形态出现了新式的变化, 近代文明婚礼出现, 并且其相对开放的文化品格, 使得本来具有私密性的个人婚恋升格为社会新闻, 甚至以惊世骇俗的表现引领潮流。
1905年1月2日, 上海张园举行的廉隅与姚女士的婚礼, 曾被《女子世界》主编推为“创新婚礼的先生”。接下来在这一年中, 上海接连举行了三次这样的婚礼, 从这时起, 上海开始了“文明婚礼”的形式。上海地区首先风行起来的文明婚礼, 反映的是近代以来所竭力推崇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 它体现了人个性意识的觉醒和独立人格的形成, 因此伴随着这种性质的婚姻所产生的各种礼仪形式, 也往往充满了平等自由的情调。
蔡元培的婚姻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蔡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 多位媒人上门, 蔡对媒者提出了五项条件, 在当时来说可谓耸人听闻:1.女子须不缠足;2.须识字者;3.男子不娶妾;4.男死后女子可再嫁;5.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蔡元培最后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女子为妻。可以说, 这是对中国古代旧式婚姻“六礼”婚俗的挑战。
由于文明婚礼的发展与通行, 民国建立后, 新式婚礼日益流行, 北洋政府也表示要“采取世界现行之通式, 参照中国历来之风俗习惯, 厘订民国婚丧通行礼节, 颁行全国, 以资适用。”
2008年11月17日广州日报所载的《张竞书的传奇一生》中载: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在妻子 (陈壁君的同父异母妹妹陈纬君) 死后娶了妻妹陈淑君, 已有婚约在身的陈淑君的未婚夫沈厚培从广州赶至北京, 在《晨报副刊》上大打笔墨官司。张竞书就在此时抛出了他的“爱情定则”。发表文章公开为陈淑君辩护。在他看来, “陈女士是一个洋似的、喜欢自由的女子, 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他宣称:“主婚既凭自己, 婚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 要订婚即订婚, 要解约即解约”。
由于各地各家条件不同, 不能都举行正规的文明婚礼, 人们往往把旧式婚礼加以改造, 参用新礼。这种改革, 使中国传统婚礼出现了许多变化。但是,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出于特殊的历史链条中, 有相当多的阻力, 所以文明婚礼并没有从根本上做到绝对的自由, 很大程度上这种文明只是就婚礼的仪式而言的。
二、近代中国出现文明婚礼的原因分析
1、近代中国文明婚礼首先出现在上海, 是有其深刻依据的。
第一, 城市性质的改变及近代上海人的文化观念方面的改变是文明婚礼最早出现在上海的重要原因。上海作为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 许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就首先选择了上海。两种不同背景的文化聚合在一起自然会造成冲突, 这就使得维持了几千年的旧有生活方式、思想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婚礼形式也随之改变。第二, 经济因素。上海的开埠, 使得上海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 社会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虽然整个中国近代的结婚仪式是崇尚节俭的, 可是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来讲, 婚礼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洋化与尚奢。
2、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 理
所当然使中国近代成为了风俗文化演进的特殊时期。出现文明婚礼也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国婚俗史, 贯穿了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 就是被人们大力倡导并获得广泛流播的方面, 都被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特殊的历史时期, 为近代文明婚礼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3、政治易俗的结果。
近代中国 篇8
本第一个编为“旧典范的危机”, 的鸦片战争之前传统的学术上所有的变化, 有些是学术的内在的发展过程, 当然更重要的是知识与现实的变化、知识和人生出现裂缝。理学的复苏, 是汉学想要以“通经”以致“实用”的尝试失败。方东树“汉学反对的例子, 使宋学回潮, 代表新时代的趋势。汉学的反动, 越来越脱离现实, 调和汉宋之今文经学的复兴, 并迅速成为晚清思想的主流, 没有其他的想法离开了房间。方东树《汉学商兑》的例子, 重新使宋学复苏, 并代表了新时代的趋势。汉学的反动导致调和汉宋之今文经学的复兴, 日益脱离现实, 并迅速成为主流的后期清认为, 并没有离开房间的其他想法。方东树《汉学商兑》, 以反映国学汉学本身, 邵易陈“仪式由通论”宋学遗产宋学嚣张气焰。邵氏的观点来在三几十年后被康有为所用, 掀起了“思想界之大飓风”。
第二部分在复杂外力的影响下, 产生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从近代到现代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 而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平实和线性。传统本身也再一次诠释它的生命力, 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它的风格。只有在特定的时代把“传统”加以特定的解释和考虑, 才能了解那个时代的传统的关系。
在后面的两篇文章里, 作者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 以及清朝末年的“政治的概念”、新史学对学术政治的互动和侧重点的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近代的新名词被引进到中国, 王先生显然注意到了引入这些新词汇的影响。从《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里, 可以看到在刘师培升看到思想上的两个特质, “第一个是近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和“第二个是追求一个乌托邦世界的心态。”面对“新”和“旧”, 知识分子在这股潮流逐渐转变自我形象。当然, 还有另外一群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精英主义的主要群体, 这是第三编重点讨论的问题。
本书的第三编讲述了仕学分离之后, 仕已不再是唯一的出路的读书人, 一些知识分子试图为知识而学习作出持续的努力建立一个学术团体。面对西潮, 中国人在不自觉中改变了思维方式, 并开始一个新的定位。王先生专注于探讨了傅斯年, 在《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里, 作者通过将王国维、傅斯年作比对研究, 找到两代学者不同的学术价值取向, 展示出一种模式, 形成了一个新的解释曲折的过程。可以看到傅斯年对王国维历史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还可以看到王国维作为一名坚持传统的道德价值的学者, 隐藏地为新文化运动做出贡献, 可以说是看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历史方面。所以或许将“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志业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以前“士”的主要区别, 或许还需商榷。全书论述的重点是在于“新”与“旧”, “中”与“西”之相互关系。
作者在文章的开头, 已经有很多的声明和强调, 读者从众多的思想拉出来, 遗忘的整个大背景。同时还强调, 新和旧的讨论是传统史学家只是一个很粗松的讨论, 扩散范围的文化和历史领域都十分广泛。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作者有意回避, 使读者觉得很抽象的, 再回头看看, 其实, 是希望建立的“学术社会”的知识分子,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别样的“士大夫情怀”?作者, 胡适也算作建立学术社会乌托邦的成员, 那么从他历来所为, 我们也知其“士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流余韵, 而傅斯年也算是混迹政治的仓鼠, 不然浩大的史语所也不会这样岿然屹立。“要保持精神独立, 思想自由, ”陈寅恪先生,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学术社会的建设人, 因为社会属于很多人, 而他保持了自己的清宁。所以, 也许建立一个学术社会, 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以往的学术青年的主要差别是值得商榷的。这本书论述的重点在于“新”与“旧”, “中”和“西”之相互关系。
本书共有二十篇文章, 各编各篇, 逻辑紧密, 又舒张有度, 将大转型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各点各面都有发覆。既能关照今日西方学界思考的重大问题, 又能体现作者对晚清学术内在理路之把握。并不空言理论与概念, 言必有征, 征必有信。每篇论文都是富有启发性质的, 又有延伸讨论空间。皇皇巨著, 可为典范诶。传统的转换和消亡不是单行线的过程中, 也不只是学习西方的影响所带来的后果, 王汎森先生试图从内在的理路出发, 寻找传统的反抗与自我更新过程。这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古代思想史研究重点的变化相似, 以美国为例更倾向于引进社会学理论, 以实现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在这一点上, 或许是由于思想史研究的创新, 这也是《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的价值所在。这本书由二十篇文章组成的, 各篇的每一个章节, 逻辑严密, 张弛有度, 将大转型时期的思想与学术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关照了今日西方学术界思考的重大问题, 也体现了作者对晚清学术理路的把握。不空言理论与概念, 每言必有实例佐证。反复阅读受益颇大。
摘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主要探讨的是从道光到1930年代约100年间的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该书清楚地分为三编:从“旧典范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 再到“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这三编实际上是问一个问题, 即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形成。与此相呼应的其他论文, 也是试图探讨现代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内在理路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傅斯年全集》第2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中国近代三大革命阶级分析 篇9
我国近代社会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 农民仍是落后的生产力的代表。从生产过程来看, 农民阶级所代表的小农经济,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只要有微薄的土地、简单的工具就可独立地完成整个的生产过程, 基本上不需要分工协作和与外界交流。从产品的分配方式上看, 近代农民, 由于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沉重的封建剥削, 无论是农产品还是手工业产品都所剩不多, 绝大多数的家庭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 这就决定了农民只有在节俭的基础上实行消费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虽然说平等和平均在当时是比较革命的思想因素, 但是中国农民阶级的平均观念仍然是“不患寡, 而患不均”的经济观念, 是宁愿集体贫穷而不愿部分人富足的消极的平均主义。从生活的价值追求来看, 农民阶级千百年来最大的愿望是得到并保持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亩土地一条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就是农民的最高理想, 既没有求富的冲动, 又没有扩张的愿望, 所以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是农民阶级较为普遍的心态。从生存状态上来看, 近代由于中国的工业落后, 城市化进程缓慢, 绝大多数的农民无法离开土地而生存, 农民就像庄稼长在土地上一样对土地有着严重的依赖, 生活空间十分狭小。这一切就决定了中国农民阶级既有勤劳善良、质朴憨厚等优良品质, 又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如自私狭隘、自我封闭、自由散漫、因循守旧、安土重迁等等。这使得农民阶级既缺乏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 又缺乏合作精神与进取精神。这种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农民阶级在近代革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重大失误和不足。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必然性, 也说明中国农民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鸦片战争后, 当中国社会自身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定客观条件和可能的时候, 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 (买办) 就应运而生, 充当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19世纪六七十年代, 投资近代企业的地主、官僚和买办商人开始了向资产阶级的蜕化历程, 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 但由于特殊的国情, 自身的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始终都未能有较大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身二任的特点, 即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的革命性和生产发展依赖于压迫者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 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 但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出政治上理论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妥协性。这种局限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十分突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也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中国革命期待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潮浅析 篇10
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近代社会时期。中国的女子教育问题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所受的教育是以家庭为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夫唱妇随”的传统女学。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一次次入侵, 许多有识之士在寻找拯救中国的方法和途径时, 把目光投向了发达的西方国家, 向他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不仅看到了他们先进的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 而且注意到了西方列国的重视男女平等, 重视教育的状况, 开始对我国的教育制度及男女平等的现状进行反思, 对西方的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政治社会地位、受教育权等进行了广泛社会宣传, 带来了西方社会新思潮和我国传统文化革新的新局面。他们纷纷主张要学习西方男女平等的理论, 女子同男子一样都应对国家前途和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在明清之际萌芽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晚明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封建礼教的抨击, 社会上萌动着一股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潮流, 这为后来的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李贽宣称“有好女子便立家, 何必男儿”, 赞扬汉代的卓文君私奔再嫁司马相如是“正获身, 非失身”、“当大喜, 何耻为”, 他在讲学过程中还招收女弟子。这些都反映了他关注民生、追求个性自由、个人幸福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在关注女性教育、保存女性文化方面, 清代中期的袁枚更是功不可没。袁枚一生, 诗名满天下, 弟子遍海内, 而弟子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女弟子, 这些才女遍布江南各地。李汝珍的镜花缘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妇女作为社会主角来加以公平讨论和深刻刻画的优秀小说, 书中涉及男女平等、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参政等问题。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子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这些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的民主思想无疑为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主要内容
1.太平天国的女子教育思潮
太平天国教育主张实行普遍的、平等的教育, 重视儿童、妇女、人民群众的教育, 要求男女老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我国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 劳动人民尤其是女子的文化教育, 从来没有被统治阶级重视过。从太平天国女子教育的主要典籍论著《幼学诗》所涉及的“女道”、“姊道”、“妹道”等问题中可看出男女儿童均是受教育对象。《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天下多男人, 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 尽是姊妹之群。”[1]体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对教育所持的平等原则。虽然此时的女子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女太平军, 使太平天国的妇女同男子一样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 调动她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 但它在近代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此后, 一些开明人士逐渐接受平等思想, 提倡女子教育, 为后来中国女子获得真正的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2.洋务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洋务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想为“中体西用”, 体现了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 是洋务派办洋务教育的中心指导思想。但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导致他的思想实质是在保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发展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 其目的是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2]
3.维新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维新时期女子教育教育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 (1828—1897) 、陈炽 (—1898) 、郑观应 (1841—1920) 。1893年陈炽在《妇学》一文中, 把女子教育提到“富国强兵之本计”的高度, 主张“兴女学、戒缠足”以解决妇女问题, “宜严禁缠足, 治以象刑。令各省郡县之间, 就近筹捐, 广设女塾, 分门别类, 延聘女师。女子自四岁至十二岁为期, 皆得就学。”梁启超 (1873—1929) 在《时务报》写文章提倡女子教育。他认为, 女子受教育之后, 起码有三大益处:一是通过学习获得劳动本领, 可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二是女子有了一定文化知识, 可摆脱狭小家庭和琐碎家务对思想的束缚, 与男子产生文化知识上的共鸣而增加家庭和睦;三是具备了母教与胎教的文化知识, 可以教育儿女、养育强健的儿童。“上可相夫, 下可教子, 近可宜家, 远可善种”, 是强国必由之路。《论女学》中, 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 “居今日之中国, 而与人言妇学, 闻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于是者, 不知凡几, 百举未兴, 而汲汲论此, 此非知本之言也。’然我推极天下积弱之本, 则必自妇女不学始。”“男女平权, 美国所盛;女学布濩, 日本以强。女学次盛者, 其国也次强, 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 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 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3]“治天下之大本有二, 一日正人心, 二日广人才”。“而二者之大本, 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 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 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4]1898年康同薇发表《女学利弊说》, 主张“遍立小学校于乡, 使举国之女, 粗知礼义, 略通书札;分立中学校于邑, 讲求有用之学, 大去邪僻之习;特立大学校于会城, 群其聪明智慧, 广其材艺心思, 务平其权, 无枉其力。”如此, 则“规模大立, 而才德之女彬彬矣。”呼吁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创办中国自己的女学。
4.清末“新政”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此时期为近代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 女子教育的全面发展阶段。教育思潮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的建立上。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 , 清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新政”。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 8月, “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 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了一千三百年 (公元606年起) 的封建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 标志着封建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结束, 近代教育制度正式确立, 为我国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女子学校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女权革命, 振兴女学”的口号, 把“兴女学”推上了历史的浪潮。1907年3月8日, 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 修订了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子教育”的主张。对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堂在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要求。自此, 女子教育纳入教育系统, 开始取得合法的地位。《女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女德, 历代崇重, 今教育女儿, 首当注重于此。总期不悖中国懿微之礼教, 不染末俗放纵之僻习。”《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女德, 历代崇重。今教女子师范生, 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悖中国向来之礼教, 与懿微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况, 如不谨男女之辨, 及自行择配, 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 务须严切屏除, 以维风化。”其实质是在于培养“贤妻良母”, 但《章程》的制定, 在法律意义上, 承认了当时女子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的权利。
三、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历史地位及局限性
在近代中国, 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潮不断涌现, 有些思潮还付诸实际, 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女子教育思潮的观点见解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 为女子教育的实施发展争取到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强烈冲击了封建传统的道德观念, 倡导了男女平等的新的道德观念与风尚。女子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倡导和推行女子教育是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趋势, 女子教育思潮的兴起, 启迪了人们的思维,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提高了人们对教育平等性民主化的认识, 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 使得中国的女子教育较早地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今天我们梳理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时不难发现这些理论仍有一些局限之处。首先这些思潮由于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并不能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也是处于感性阶段, 大多是直观的记录和表达, 理论层次不高, 付诸实际的也不多见, 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所提倡的女子教育的内容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摆脱不了贤妻良母的旧观念, 仍然把家庭作为女子的活动天地, 要求女子不仅要有传统的美德, 还要掌握进步的文化知识, 最终是为了相夫教子、依附家庭、依附丈夫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女子教育的内容多是传统女学的孝经、女训, 女诫, 烈女传等。虽然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 但还是主张女子教育应以西学为辅, 传统女学为主的教育内容。所以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观点是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前提下进行的局部或枝节的改良, 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浓厚的封建色彩。[5]
摘要：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国妇女的教育一直局限于以家庭为主的女学中。晚清时期, 在西学东渐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冲击下, 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时, 关注到妇女的受教育权的问题, 提出各自的见解, 形成不同的女子教育思想。本文对晚清时期女子教育思潮进行探讨, 分析了解中国女子教育各时期的思潮观点、贡献及局限性。
关键词：晚清,女子教育,教育思潮
参考文献
[1]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
[2]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 (一) [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1989 (20) .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 (二) [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1989 (40) .
三大军校与近代中国 篇11
北洋遗物的近代演义
保定市区东部，有一个硬质景观为主的市民广场。广场里，音乐喷泉、雕塑和景观园林交相辉映，主入口的五彩世纪门，宛若彩虹飞至。这个占地300多亩的城市地标是华北最大的文化广场——保定军校广场，是赫赫有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所在地。
保定军校的历史就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历史的缩影。
1902年，经清政府批准，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西关小集街创办“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教程以步兵操典为主，并教以军制、战法、通信、测绘、数理等。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拉开了保定军校的序幕，之后，保定相继开办了陆军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以及陆军预备大学堂等著名军校。
“保定军校从1902年建立到1923年结束共21年。”保定市文化局原局长王福友表示，“清末民初以后直到上个世纪上半叶，举凡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变革和重要事件，无不有保定军校生参与。”据粗略统计，其毕业生（含肄业）中，仅获得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1600多名，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上世纪20年代风云一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24岁从戎，1903年被推荐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毕业后，因得曹锟器重，吴佩孚平步青云。进入30年代，站在舞台中央的就变成了一位光头清瘦、操浙江奉化口音的人——蒋介石，1907年保定军校留日预备班学员，主修炮科。
在旧式军队发生巨大质变的转型时期，保定军校的培养方向已经基本上包括了新式军队行军打仗、宿营训练各方面需要的军事人才，这原本是清政府用来维持统治的举措，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定一系列军校培养的军校生和新军一样，成了辛亥革命的生力军。
从保定到黄埔：
军事中心的南北转换
时人常言，“北保定南黄埔”，保定系与黄埔系曾被视为国民党军政体系的两大支柱。此外，还有一层含义，那便是没有保定就没有黄埔。
1923年8月，保定军校停办。不到一年后，1924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自黄埔军校建校到1928年3月成建制迁往南京的四年间，在黄埔本校效力的保定军校生共有327人，占军校官佐、教官总数的80%，对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现代军事教育和军队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保定到黄埔，军事教育中心的迁移也折射着一段特殊的历史变迁。
黄埔军校全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因创立于广州城外黄埔长洲岛而得名。以现代军事教育观点来看，黄埔军校的训练水平很难说有多么高深，如果只从实际训练科目来看，这里仅相当于一所速成的军事技校。因为军事斗争需要，原定3年一期的训练计划缩短为半年一期。
黄埔军校虽然是一所速成军校，但不论教师还是学生质量之高，堪称奇迹，在日后国共双方高级将领中均占据显赫位置。国民党阵营中，校长蒋介石自不必说，先后担任教官的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张治中、刘峙、周至柔等都成为上将。
从东征北伐到十年内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很少有学校像黄埔军校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云南讲武堂与“滇军”诞生记
近现代史上的三所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是唯一的省办军校。
被称为“滇军”的云南军队曾是有口皆碑的一支劲旅，它的士兵多半是纯朴的云南子弟，军官多半来自神秘又著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1899年设立云南陆军武备学堂，校址在翠湖畔。武备学堂以洋枪洋炮操练，既轮训在职军官，也招收一部分有文化的青年，毕业后任中下级军官，这个学校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前身。
1909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昆明创立，教官大多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且多为同盟会秘密会员。讲武堂创办初期教学内容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大体相当，军事学教材大都直接采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材。讲武堂的课程分普通科学和军事科学，包括国文、伦理、器械、算术、地理、历史、英、法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以及野外演习等。
近代中国监狱制度变革略论 篇12
把监狱视为对人进行侮辱的场所, 希望通过实施肉体惩罚和监禁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因此监狱是极其严酷和黑暗的。随着清末变法, 近代狱政的变革得以开展。
一、清末监狱制度的变革
随着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各国的入侵, 清朝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化,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撤去资本主义强加的领事裁判权, “首以改良监狱为张本”[1]。清朝狱制开始改革, 清朝狱制改良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 即“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就是以维护封建皇位、君权以及封建纲常伦理为根本, 同时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和制度经验为其所用。
主要的改良主张在于两个方面:
1.建造新式监狱。通过分析欧美及日本等国的监狱建筑, 提出要改良中国的监狱首先得学习西牢的构造之法, 并且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在全国范围内兴建新式监狱, 以示狱制文明。
2.监狱的宗旨在于感化人。以西方近代感化主义学说作为监狱的宗旨, 通过对西方监狱制度运作的系统分析, 总结出:监狱必须始终以“感化”罪犯为归宿, 只有对罪犯实施感化, 才能收到“无妄费、无怨囚、无旷职、事半功倍之效。”[2]
在新思想的推动下, 法部要求, 监狱改造应满足以下基本需要:第一, 监房工场、教室、病房等监狱建筑必须有利于监犯人的健康, 符合卫生标准;第二, 必须有利于对在监犯人进行教育感化;第三, 专门设置工场和生活区, 便于组织罪犯劳动;第四, 有利于监管防范。
清末新监的筹建, 先在湖北、盛京等地率先试办, 再在全国范围推广。1903年, 清政府议复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奏折, 各省相继成立。主要是针对原有的军、流、徒及发遣各犯既无差役工艺可供, 无看管之地, 工食之资往往“不思守法, 纷纷脱逃”[3]的实弊而设立。由法部管辖。
清末狱制改革, 虽然有一些封建监狱的陋弊依然存在, 但毕竟开创了近代狱政建设的新篇章, 也为以后国民政府的狱制建设提供了基础。
二、民国前期监狱制度建设
民国时期的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也比较重视监狱的改良和建设。
(一)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南京临时政府把整顿狱所、改良狱政、改进监狱管理作为一项要务。当时在司法部内设监狱司, 掌管全国狱政。1912年2月4日,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另各省司法筹备处、地方检察厅速遵监狱改良办法筹划推行文》, 要求各省都督, 要求开展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及监狱建设情形。3月16日, 司法部又以训令形式将此文再次下发, 足见临时政府对改良旧式监狱之重视[4]。
1912年3月2日,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中指出“:国家之所以惩创罪人者, 非快私人报复之私亦非以示惩创, 使后来相戒, 盖非此不足以保持国家之生存, 而成人之道均平也。”反对报复主义、惩罚主义、威吓主义, “人权神圣, 岂容弁髦;刑期无刑, 古有明训。”[5]据此精神, 3月30日, 《司法部批筹办南京监狱改良进行总会发起人孔繁藻等请立案呈》和《司法部咨江苏都督提江宁模范监狱旧存款项文》指出“:监狱关系人民生命至为重要”[6]。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在构筑新型司法制度时对于监狱建设的重视。
(二) 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北洋政府继续清末和民初开展的监狱改良运动。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许世英于1912年8月一就职, 变通电全国各省派员调查各县监狱的实际情况, 并提出了司法计划书, 对新监的筹建做出了全面的规划。
许世英在计划书中提出:“二十二行省次第举行, 亦当分为五年, 本年先开办北京监狱, 树全国之先声。二年以后, 筹办各省会及各商阜监狱, 除以设着益求完善外, 须设已决监六十余所。四年以后, 则筹办各县之未建设者, 然一县一监, 势难办到, 拟选各县交通适中之地, 合数县设监狱一所, 教易集事。计全国一千七百余县, 以六七县共设一监狱核算, 当有四百二十余所。……扣至七年七月一律告成 (合计五年之内可办成监狱三百余所) ”[7]。但该计划提出以后, 在1913年, 司法部又因“财政艰窘, 法院、监狱之设从权展缓”。
但尽管如此, 北洋政府时期的监狱建设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据1919年3月的《京外改良各监狱报告录要》称, 截至1918年 (民国七年) “综计监狱之已经改革着共十三处”[8]。而根据《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之调查统计, 截至1926年, 我国新式监狱建设约有72个。
此外, 在监狱立法方面, 北洋政府在1913年12月颁行了《中华民国监狱规则》, 这是民国时期监狱制度的基本法规。此外, 北洋政府还制定出了有关狱制的其他法规, 如《监狱处分规则》、《出狱人保护事业奖励规则》、《司法部管守所暂行规则》、《监狱作业规则》等。
三、近代中国监狱制度变革的评价
由于时剧的混乱, 政权的频繁更迭, 近代中国监狱制度的变革进展缓慢, 并且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开始引进了西方的的进步的理念, 注重对犯人的人权的尊重, 并且建造了一批新式监狱, 同时设计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从而开启了监狱近代化之路, 也标志着中国的监狱制度建设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
参考文献
[1][2]法部奏派五国监狱改良会徐谦等回国报告书.
[3]刑部议复护理晋抚赵奏请各省设罪犯习艺所.
[4][7]薛梅卿等.清末民初改良监狱专辑.中国监狱学会印行, 1997, (7) .
[5]孙中山全集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82.157.
[6]南京临时政府公报, 第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