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近代化（精选12篇）
中国工业近代化 篇1
在古代, 中国虽然是一个以小农经济而闻名于世的农业国家, 但是中国的工场手工业在世界上一直居于领先水平。只是到了近代, 中国的传统手工业才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工业远远地抛在后面。中国近代工业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以后才缓慢地成长起来的, 由于受到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 中国近代工业走过了一段曲折而艰难的道路, 而且在地理分布上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主要表现在分布的不平衡性和偏在性方面, 这种畸形的工业分布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及地理分布概况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机遇。1861年, 清政府在洋务派的推动下, 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这些新式军事工业的产生, 是由于在鸦片战争中, 腐败的清政府认识到洋人武器的厉害, 同时清廷在扑灭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过程中, 深感拥有先进军事工业的重要性。于是清政府支持建立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这些工业在经营管理上实行的是一套腐朽的官僚制度, 在生产技术上, 完全依赖外国, 这些企业实际上是控制在洋人手中[1]。
20世纪70年代以后, 洋务派开始从“自强”转向“求富”, 除了筹备海防海军, 还创办了一些民用工矿业 (包括煤矿、炼铁、纺织) 和交通运输事业 (如轮船招商局、电报局) , 这些民用工业由于掺杂着太多的官方势力, 其发展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和障碍。在清政府创办民用工业期间, 在中国南方出现了民族资本经营机器缫丝业, 1874年广东南海一地就拥有5家缫丝厂[1]。1882年以后, 上海也陆续出现数家缫丝厂, 但在实力和规模上不如广州。继缫丝业之后, 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在华北和长江口一地也出现了。其他工业如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玻璃、制药等在沿海的一些城市和内地的重庆、太原、汉口等地纷纷涌现。
甲午战争后的数年间是中国近代工业初步发展的时期。由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 清政府被迫开发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允许外国在华投资兴办工厂。于是中国富裕的长江流域渐次全部向列强开放, 外资工厂在中国境内迅速发展。在这些地区, 国人在具体利益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鼓励下, 也纷纷举办新式工业, 从而使民族工业得到了初步的发展。1902年, 仅上海一隅, 纱厂已增至17家[2]。1896—1898年, 全国共新设立了29家机器缫丝厂, 主要分布在广东顺德地区、上海、苏州及杭州, 在缫丝厂数量及资本总额上, 苏沪杭地区不及顺德地区。从1895—1911年, 中国的近代工业发展较快, 全国新建工矿业工厂近500家[3], 它们主要集中于江浙、两广和两湖地区。
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 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法规, 从而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励下, 国人抵制洋货的运动如火如荼, 外资企业受到沉重打击。此期间, 国货已畅销南洋各地, 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1914—1922年, 由民族资本设立的纱布厂共计54家, 仅1920—1922年间开设的纱布厂就达39家[4]。
从1861—1927年, 中国近代工业走过了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 在这六十余年的时间里, 它经历的道路虽然曲折和缓慢, 但发展与进步却是明显的。在新式工业中, 工业部门在不断增多, 而它们的地理分布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时期, 各工业地理分布的状况是, 除火柴、水泥、制糖、电气等在全国的地域分布较广外, 毛织、煤铁、榨油、面粉等业多分布于北方, 长江流域次之。缫丝工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发达, 长江流域次之。棉织、针织、机器、烟草等业, 以长江流域最为兴盛。
二、中国近代工业的分布特点
1. 中国近代工业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它首先表现在, 沿
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发展的不平衡, 这是近代中国工业分布的基本特点和最大弱点。就全国范围来说, 工业集中于沿海, 以及黄河和长江两岸的狭小地区, 而在中国广大的内地, 包括山西、河南、江西、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则工业较少, 特别是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贵州、云南、西藏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则工业更少。其次, 沿海各地工业发展也不平衡。沿海各省的工业, 片面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辽宁集中了东北的大部分工业, 而辽宁的工业则主要分布在大连、抚顺、鞍山、本溪、营口等少数几个城市。在关内, 中国近代工业主要分布在天津、青岛、上海、无锡、汉口、广州等城市。
2. 形成了许多新的工业城市。
中国近代工业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 在沿海及内地少数地区形成了许多工业城市。中国近代的工业中心, 首推上海, 各类新式工厂几乎无所不有。就工业部门而言, 汉口、天津、无锡是棉纺织业中心, 顺德、重庆、无锡是丝织业中心, 毛织业以北平、兰州、武昌最著名, 面粉业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长春、济南、天津、汉口、无锡等地, 火柴业主要集中在天津、重庆、青岛和广州, 制油业以大连、营口、哈尔滨、天津、青岛、汉口、无锡为中心。就城市工业而论, 不少城市成为多种工业汇集的中心, 如汉口是棉织、毛织、面粉、制油等工业的中心, 无锡是棉织、丝织、面粉、制油等工业的中心, 天津则是棉织、面粉、火柴、制油等业的生产中心, 哈尔滨的面粉和制油业闻名东北, 重庆则是西南地区缫丝、火柴的制造中心, 等等, 这些都体现了近代工业分布集中于城市的特点。
3. 工业生产地与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区脱节。
近代中国工业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各省, 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而从全国来看, 工业生产与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脱节的矛盾十分突出。沿海城市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地的工业生产地与国内原料产地及内地广大的市场分离, 不仅重工业的基本原料、机械设备依靠进口, 甚至作为轻工业原料的棉花、羊毛、小麦等同样依靠进口, 既阻碍了本国丰富资源的开发利用, 同时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也极其不利。到北洋政府晚期, 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性的农业国家,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0%以上[5], 中国中西部广大的农村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而工业的分布却集中在东部沿海及沿江的少数城市, 在当时交通落后的状况下, 这种工业生产与消费地区脱节的状态, 势必增加原料、产品往返运输方面的费用, 从而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成本。
4. 工业布局呈现出向内地扩展的趋势。
在甲午战争后的一段时期里, 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这一时期, 中国工业分布的地理位置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 主要是由各通商口岸向其相邻的地区扩展, 如上海周围的杭州、无锡、南通、南京等地新式工业不断出现。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较快, 尤其是长江中游的汉口, 工业发展迅速, 地位不断上升。此后, 新式工厂向来稀少的华中、西南、西北地区出现了一批近代工业。这一时期, 中国许多工业, 尤其是轻工业, 在内地纷纷兴办的方向是容易获得工业原料和接近民众消费的区域。由于向内地扩散的工业数量不多, 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不大。因此, 中国近代工业分布偏重于沿海和沿江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
三、造成中国近代工业畸形分布的原因
首先, 这种不合理的分布状况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密切相关。鸦片战争爆发以后, 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外国资本凭借条约的保护, 纷纷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从事各自经贸活动。他们从向中国输出商品开始, 逐步发展到输出资本和在中国设厂经营。西方列强首先选择在通商口岸从事工业投资活动, 是因为这些地方拥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作后盾, 从而拥有许多便利。由于西方列强在通商口岸不断设厂投资, 为了配合工业生产的需要, 他们相应地建立许多的配套设施, 如金融机构的建立、铁路的修筑、电力的兴建、治安的强化等等, 从而使通商口岸的工业发展条件不断改善。而中国产生的一个特殊阶级———买办, 也把他们的投资选择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容易获得各类生产机器、技术及原料。通商口岸工业发展的结果, 产生了积重效应, 从而使工业集中于通商口岸的趋势不断增强。
第二, 沿海及沿江各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具备发展工业的诸多有利条件。首先, 从交通上说,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 水运都是中国最重要的运输方式。在沿海及沿江的通商口岸, 河流纵横, 江海相通, 水运十分便利。其次, 中国早期的铁路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 这些早期铁路的修筑促进了该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再次, 这些地区附近资源丰富, 无论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还是长江下游, 都是各类农产异常富饶的地方, 发展工业所需的煤铁资源等与这些地方都相距不远。其四, 沿海及沿江通商口岸附近地区历来就是中国人口密集的地方, 也是人口综合素质较高的地区, “人口集中, 技术人才及劳工易于罗致”[6]。另外, 在各通商口岸里, 一般都辟有外人的租界, 凭借租界的庇护, 在此创办工业可以减少很大麻烦。著名学者吴景超以上海为例, 阐述了中国近代工业集中于上海、天津、广州、青岛、汉口等沿江沿海大都市的理由[7], 即上海是一个交通枢纽;上海附近拥有丰富的工业原料;上海有很多的技术工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市场, 也是中国金融的中心。这些有利因素使上海很快崛起为一个工业中心。
第三, 沿江及沿海的通商口岸是中外投资者最受青睐的地方。各通商口岸由于拥有特殊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环境, 它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投资者在这里兴办各类工业。外人在华的投资, 主要是在不平等条约或武力可以达到的区域内, 并不是按照中国的需要在中国作全面的投资, 这样就造成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马关条约签订后, 民族资本投资新式工业的热情很高, 为了与外资工厂竞争, 他们纷纷在沿江及沿海的通商口岸设立了大批工厂。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三大金融集团也以通商口岸为其投资工矿业的重点地区, 这三大金融集团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 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财团, 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华南财团。沪、杭、宁一带的纺织工业, 凡是规模较大的工厂, 大都与江浙财团的银行发生金融往来或投资关系。而华北新办的几家纱厂, 如华新、裕华、恒源等, 都分别获得华北财团的银行大量放贷和投资。
第四, 沿海及沿江通商口岸以外的中国内地具有许多不利于近代工业发展的因素。首先是, 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业国家, 历朝历代的重农抑工抑商政策, 是抑制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大阻力。另外在清朝末期,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国家财政窘迫, 百姓穷困潦倒, 不可能拥有发展工业所需的充足的资金积累, 尤其是厘金制度的推行更是阻碍了本身就很微弱的中国近代工业的成长。自清朝晚期到民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战争连绵不绝, 频繁的战乱对中国近代工业的打击也是极其深重的。如自从1918年、1919年以后, 历年的内乱, 使投资者多不敢在内地原料生产区域建设工厂, 工业家明明知道上海厂址地皮的售价, 已足以在内地建设一个同样大小的工厂, 而仍不敢迁往内地。地方治安混乱, 匪盗横行乡里, 以致富商巨贾多愿移居通商口岸。由于通商口岸的环境又较为安全, 所以工商业的投资、建设也以通商口岸为多。
除此之外, 影响中国近代工业不合理分布的原因还有传统的社会文化、封建意识、历史基础、自然条件等方面。
四、中国近代工业的畸形分布状况所造成的影响
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看, 中国近代工业的畸形分布扩大了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夕, 东部沿海各通商口岸, 尤其是上海、天津、大连、广州等地发展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而内地广大地区依然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 二者恍如隔世。形成这种经济上强烈反差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近代工业集中于东部少数地区, 无论是官办还是民营的工业, 其投资的重点方向都是东部沿海的那些通商口岸。在这些地方, 不仅资本集中、技术及人才集中, 各地人口也逐步移向这些地方, 造成这些地方人口集中的趋势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要大。而广大的内地由于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失, 交通不便, 近代工业难以兴办, 社会经济更加衰退。晚清以来的中国内地就是这种状况, 内地的不断贫困化, 导致匪盗丛生, 社会动荡不安, 这与中国近代工业集中于东、中部少数城市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密切相关的。
就经济学角度说, 这种失衡的工业布局会产生巨大的浪费, 会增加生产成本, 降低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中国东部沿海及沿江的通商口岸, 虽然具有发展工业的许多优越条件, 但并不是所有的工业都适合建设在这些地方。由于中国的各类工业资源分布于全国各地, 各种资源的性质、重量及在生产中的消耗程度不同, 加上中国幅员辽阔, 广大的内地交通又极其落后, 有些工业如果分布于内地适宜地方则更加有利。将工业集中于沿海一带的大都市, 对于内地生产原料的外运, 以及沿海所产工业品的内销, 不仅运输不便, 运费昂贵, 这些都会大大抬高产品的成本, 使国货在与洋货竞争方面处于劣势。这些工业分布的失衡, 是自晚清以来, 中国在沿海通商口岸所举办的工业, 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营的, 其效益普遍不佳且难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国防角度看, 中国近代工业的失衡布局给国家的安全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东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 大多是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平原或丘陵地带, 中国近代工业在这些地方成长发展后, 这些地区便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国家的精华汇集于此地, 国家的经济命脉也系于此地, 而近代中国由于积贫积弱缺乏保护防卫的能力, 一旦强大的海外敌人自海上入侵, 这些地方将首当其冲。这些地方的经济成果不是在敌人的炮火下化为灰烬, 就是被敌人占据, 成为强大敌人、弱小自己的工具,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所造成的惨痛教训就是明证。
与近代中国工业分布不平衡、不合理紧密相连的是工业的产业结构也极不合理, 即偏重于纺织业、面粉业等轻工业, 而重工业则是非常的落后, 中国近代工业不仅技术水平低, 而且对外资依附性强, 难以与外资工厂竞争, 易于受到外资势力的冲击, 经不起经济危机的风浪, 从而使国家的经济难以独立。因此, 中国近代工业不仅在地域分布上呈畸形状态, 而且在结构上也不合理, 这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两大特点和弱点。正因为如此, 以后国民政府确立以工立国的建设战略, 力图建立以重工业为主的独立工业体系和对工业布局进行调整, 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虽然国民政府有这样的认识, 由于自身政治上的局限和当时时局的限制, 国民政府对工业布局的调整迟迟没有进行, 只是后来在日寇强敌压境、局势危急的情况下, 才痛下决心将工业建设的重心逐渐西移。
摘要：阐述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前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及地理分布概况, 总结中国近代工业的分布特点, 揭示造成中国近代工业畸形分布的原因, 最后分析中国近代工业的畸形分布状况所造成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加深人们对中国近代工业分布状况及其影响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影响
参考文献
[1]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6-13.
[2]黄秉维.五十年来之中国工矿业[G]//周开庆.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香港:香港华文书店印行, 1967:159-160.
[3]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88.
[4]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5:186.
[5]张其昀.中国经济地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5.
[6]霍宝树.发展战后工矿事业刍议[J].经济建设 (季刊) , 1943, (4) :5.
[7]吴景超.中国应当建设的工业区与工业[G]//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3:129.
中国工业近代化 篇2
1、正确理解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
2、正确了解民族工业发展的特征。
教学工具
多媒体工具
教学过程
【创设情境 导入新知】
1、 课件：状元殿试策封面图、捷报图
2、 教师活动
①设疑：被光绪帝“钦定第一甲第一名”的人物是谁?(张謇)
②简介张謇，引入本课学习
设计理念：选择贴近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材料，设疑激趣，切入新课
【自主学习建构新知】
3、学生阅读教材，完成下列问题：
①、《马关条约》签订后，张謇深感要挽回中国的利益，必须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于是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
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 “黄金时期”。内因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冲击了封建制度，使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受到鼓舞。外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
③、中国近代的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总的来说是比较落后的。
设计理念：通过问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课文内容，初步了解知识轮廓。
4、创设情境：“名人访谈——走近状元实业家张謇”(课件)
设计理念：通过生活化、大众化的“名人访谈”情境，变历史事件为现实生活，变历史人物为现实人物。依靠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学习活动，对学生来说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一种愉快的体验，学生越学越想学、越学越爱学，从而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润物无声”，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凸显现代学习方式的首要特征----主动性。
5、教师活动:小结学生名人访谈的表现情况，过渡：张謇大生纱厂的命运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学生活动：阅读教材第二目，提炼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相关信息。liuxue86.com
设计理念：紧扣教材，承上启下。
6、归纳概括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时期、特征、原因。
教师活动：⑴指导学生完成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表(课件展示)
1、洋务运动的推动
2、封建制度的阻挠
内因：辛亥革命成功， 冲击了封建制度
外因：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卷土重来
⑵点拨：内因、外因的共同影响使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速度不一。
学生活动：学生口头回答完成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表
设计理念：初步感知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阶段、原因、特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提炼历史有效信息能力。
7、创设情境：“穿越时空——张謇来到1914”(课件)
教师活动：19，正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张謇请你帮忙创办实业，调查市场行情：
①此时创办实业是否有利?为什么?
②当时有那些行业适合发展?请具体介绍
③根据市场行情，你会把资金投入到哪个行业?工厂会设在哪些地方?为什么?
④到19，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你的企业将会出现什么状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到什么阶段?为什么会这样?
学生活动：阅读教材，完成市场行情调查，探究知识：
①有利于创办实业，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华民族资本的压迫，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
②纺织、面粉、精盐等行业。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
③纺织、面粉、精盐等行业，工厂会设在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因为沿海大城市的民族工业比较发达，内地却非常薄弱。
④倒闭或被吞并，1918年后，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进入一战后至新中国的成立时期，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工业再度受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民族工业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
课后小结
中国工业近代化 篇3
【关键词】近代民族工业 崎岖 发展道路
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完败而告终，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随后的半个世纪，清王朝在历次对外战争中败多胜少，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被迫开放了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甚至于被迫割让了大量领土与外国。满清王朝对外战争的失利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毋庸置疑，这种损失和对中华民族的危害用“无可估量”来说也不为过。但站在另一个角度，西方列强的巨舰大炮也轰开了闭关锁国的满清王朝的大门，让封闭的中国不得不睁开眼睛，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19世纪那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了清王朝被迫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而再次对外开放，哪怕这种开放是被迫的，是极度不情愿的，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血火屠杀和民族阵痛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一系列通商口岸的开辟，香港岛、台湾岛等被迫割让给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导致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和资本主义经济与生活方式被移植入古老中国的机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满清王朝遇到了自入关以来的最大亡国危机：英法联军的海陆联军几乎封锁了中国沿海地区并一度攻入京师北京，焚毁了满清皇家园林圆明园。这次事件，摧毁的不仅仅是北京城古老的城墙和富丽堂皇的圆明园，也开始摧毁中国士大夫阶层那顽固的自信和满清统治阶层那夜郎自大的统治思维。同时，国内太平军起义，占领南京后建立与满清王朝分庭抗礼的太平天国政权，几乎断绝了满清王朝东南半壁的财富来源。沙皇俄国趁火打劫，以武力割占了西起巴尔喀什湖沿岸，东到库页岛的原中国约15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所有这些内忧外患，迫使清王朝统治阶层不得不借鉴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成果来打击敌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讲求西学，发愤图强的洋务派诞生了。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打出“自强”的口号，兴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其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等。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学习和引进还是卓有成效的，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福州船政局自行设计制造的蒸汽钢甲防护巡洋舰——平远号巡洋舰。平远号巡洋舰造成后，请英国、德国等海军强国专家鉴定，评定等级为优，其排水量、装甲厚度、航速、主炮口径和综合防护能力等，都达到当时海军造舰的先进水平。这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的最高水平和最高工业生产能力。这也是中国最早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引进和系统学习与借鉴。后来，洋务派又呼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大批为军事工业服务的民用企业。办得比较成功的有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官局以及开平煤矿等等一系列近代民用企业。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业的刺激引导启发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终于在19世纪60、70年代诞生了。
由于缺乏资本原始积累的积淀，再加上近代科学的缺失和自然经济的封锁，导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一诞生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中国近代民族工业首先诞生于饱受欧风美雨涤荡的沿海地区：最早诞生的一批民族工业都主要分布于沿海的广东、天津、上海等地，其代表有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同文书局等等。中国民族工业自诞生之日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全是轻工业，重工业极少。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再次惨败，随着清末帝国支柱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和条件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刚处于摇篮期的民族资本主义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日本人为了就近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在《马关条约》里面规定了一条“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工厂”的强盗条款，这标志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为主变为资本输出为主，给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带来了令人窒息的局面。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明令鼓励民间开矿办厂，奖励实业和发明创造，至少从国家政策引导和法律角度，以及从政府对民间主流舆论的引导上，对近代民族工业是一种鼓励，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继续学习西方，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兴办实业的法律和政策，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极为罕见的难得的宽松发展环境，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创历史之最，轻工业突飞猛进，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加工制造业，中国的面粉不但在国内畅销，甚至远销东南亚、日本、欧洲市场。这一时期，民国政府每年统计的工业生产增长总值都是十分可观和令人欣慰的。可惜好景不长，1923年过后，西方列强从新卷土重来，刚刚发展起来的很多民族工业又迅速凋零。再加上民国军阀混战，更让实力本就不雄厚的近代民族工业雪上加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行关税自主、币制改革、奖励实业、废除厘金等积极措施，再加上北伐战争后，中国实现了局部的统一，民族工业又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自1927年到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的这十年，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工业发展进步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中国化学家侯德榜先生等研制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被西方实业界评价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进行毁灭式破坏，让中国民族工业迅速衰败和枯竭。
中国工业近代化 篇4
一、图文结合, 感知历史
将历史地图 (插图) 作为主要教学媒体, 引导学生通过读图分析获得历史知识,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欲和自信心。如为了介绍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情况, 我用多媒体课件显示《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农村纺纱的妇女》图并提出问题: (1) 请你观察图片并结合教材内容, 说说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是什么?有何特点? (2) 请阅读教材第26页第2段并思考:鸦片战争前夕, 自然经济有何变化?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什么?通过读图和结合教材, 学生解决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 耕织结合。鸦片战争前夕, 自然经济有了某种程度的分解, 商品经济有所发展, 但没有根本性变化。原因:农民仍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收取地租供自己消费, 而不用于交换;商人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田产, 而不是用来扩大商业经营规模。这样为进入下一个教学环节做了很好的铺垫。
地图或插图是根据教材的主要内容绘制的, 其特点是紧密配合教材, 使教材形象、生动;其作用是提高阅读兴趣,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帮助学生掌握教材。如在讲到在近代民族工业产生前, 中国出现哪些类型的近代企业?我出示图片《英国在上海开办的耶松船厂》和《江南制造总局大门》并请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加以思考。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图片中的文字, 就可以让学生回顾得出在近代民族工业产生前, 中国出现过的近代企业有外商企业和洋务企业。学生通过观察插图, 回答问题, 同时也就掌握了问题。
二、以图引思, 培养能力
历史学科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 包括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记忆能力、表述历史问题能力, 还包括运用史学原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能力。历史地图的内容虽然直观, 但蕴涵着重要历史信息, 通过深入分析能够揭示历史事物现象或本质的特征, 激发学生思维, 使历史知识形象化。
在本课中我运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及周边形势》地图, 让学生思考: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周边形势如何?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通过认真读图和比较, 学生归纳出鸦片战争前, 中国是主权独立的封建国家, 周边国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鸦片战争后, 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 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随后我又让学生结合教材第26-27页思考: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 (从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业、市场五方面进行归纳) , 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学生归纳:战争后自然经济解体速度逐渐加快,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一定的发展, 农产品大量出口。手工业:破坏了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城市手工业。商业:外国商业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 洋行大量增加;中国商业发生变化, 出现买办和买办化的商人, 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 促进城乡商品交流发展。金融业:发生变化。市场: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劳动力市场。变化原因:列强利用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 向中国倾销商品, 掠夺原料, 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
这样通过教学, 使广大学生深入理解历史基础知识, 同时也促进了其识图能力的提高, 懂得历史教材学习要与地图相结合。
三、以图引思, 突破重点、难点
历史教材和地图册中的插图是教材重要内容的体现, 是编者为突出重点、诠释难点的精心设计, 是为学生学习历史铺设的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台阶。在教学中结合地图引导学生思考可以突破难点、解决难点。
在讲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代表性的民族工业有哪些?它们在地理分布上有何特点?为什么? (原因可结合地图册13图思考) 时, 我出示《中国近代外国资本的输入和民族工业的兴起》图, 请学生看图并回答。学生经过看图、思考, 得出答案:此时民族工业有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北京机器磨坊等。地理分布特点: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大中城市。原因:这些地区受外资入侵早, 自然经济解体早, 大量农业和手工业者破产, 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劳动力和市场;受外来思想影响, 观念较新, 科技文化水平较高;所处地理位置好, 交通便利, 人流量大, 市场广阔;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基础好;洋务派创办企业和外资企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这样结合地图顺利地突破了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如为了归纳近代民族企业的特点, 我展示了《中国近代外国资本的输入和民族工业的兴起》、《清末设立的厂矿趋势图和列强控制中国市场》两幅图。通过图片引导学生分析归纳:地域分布不均衡, 主要在沿海地区, 内地较少;行业不均, 轻工业为主, 重工业很少;资金少、规模小;受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
四、以图教学, 思想教育
在历史教学中, 挖掘历史教材的爱国主义素材,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是历史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历史地图是再现历史条件和历史人物活动的直观教具。通过历史地图教学, 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在本课作小结时, 我让学生对比《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形势》、《中国近代外国资本的输入和民族工业的兴起》、《清末设立的厂矿趋势》和《列强控制中国市场》四幅图, 引导学生思考:外国入侵导致中国形势发生什么变化?经济结构有何变化?
通过分析学生得出, 由于外国入侵中国被迫大量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 但在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 又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制, 说明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艰难, 同时也告诉我们国家要富强, 首先要获得民族的独立。通过这样的教学, 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得到了增强。
在课堂上使用地图或挂图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 使用历史地图进行直观教学, 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教材, 因而地图上的内容要与教材内容紧密结合;使用的时间必须恰当, 要紧密结合讲述教材, 不可提前或推后。 (2) 教师指图时, 要组织全班学生看这一部分内容, 不允许学生看其他内容;教师指图要准确, 使学生能形成正确的空间观念;指图速度不可过快, 要让学生看清楚;使用地图时有时要结合教师的讲授。 (3) 在课堂上使用地图教学, 因地图 (插图) 繁多, 教学过程中运用要适时、方法恰当, 不可每张图都用, 要适当结合提问与板书, 会给学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4) 历史地图是为教学服务的, 因此在地图运用中要把地图与教材内容结合起来, 要突出重点, 分清主次, 有利于学生掌握教材内容;学生与历史教材密切配合, 边读教材边看地图边思考教师所提出的问题, 将学生的读、看、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5) 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不仅要备好文字教材的课, 同时要求备好地图的课。在教材与地图中起到纽带作用的是教师的引导。
中国工业近代化 篇5
教法：以导学式为主
学法：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教学过程
激趣导入：
师：同学们听说过老年人把铁钉、火柴分别叫什么吗？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要在这些日用品前加一个“洋”字？这表明了什么？今天我国的民族工业品牌已走向国际市场，你能举个例子吗？这又说明了什么？
生：老年人叫铁钉为洋钉，叫火柴为洋火。说明近代中国技术水平十分低下。走向世界市场的民族工业品牌有海尔、康佳、TCL等。这说明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品出口大大增加。
师：民族工业的过去和现在形成强烈反差，这其中的`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究，回味！本节课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板书题目）
体验新知：
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近代民族工业”（展示课件）
生：读出课件内容
师：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又是怎样起步的呢？（展示课件）
生：读出课件内容
师：张謇为什么要舍本逐末创办实业呢？请同学们阅读教材“状元实业家张謇”一目，并圈点你所获得的信息，稍后我们一起来交流。
生：阅读教材，自主学习。
生：交流信息：1、张謇是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2、《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人纷纷在中国开办工厂、开采矿山、利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直接剥削中国人民。3、张謇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并创办了大生纱厂。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华民族资本的压迫，张謇的大生纱厂等企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5、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又一次在中国大量倾销棉花和棉织品，纱厂的产品被迫削价销售，收不抵支，负债累累，最后被吞并。
师：张謇创办了哪些实业呢？（展示课件）
生：讲述状元实业家张謇的事迹。
师：由张謇创办实业你感受到了什么？请同学们每4人为一小组展开讨论，稍后由小组中心发言人发表本小组的讨论意见。
生：讨论。
生：答案1、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工厂，开采矿山，对中国人民剥削很严重。
答案2、张謇非常爱国，希望通过办实业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答案3、张謇舍本逐末，具有非凡的勇气。
答案4、张謇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才能。
答案5、张謇非常有远见。
答案6、张謇有不屈不挠的精神。……
师：大生纱厂的结局说明了什么？
生：答案1、民族工业的发展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
答案2、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华民族工业的压迫迫使它无生存空间，势必倒闭。
答案3、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不但不能予以支持，而且进行压制。
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榨下，民族工业的最终归宿注定是悲惨的。那么，民族工业究竟有怎样曲折的发展过程呢？请同学们阅读教材，完成下面的表格。（展示表格）
生：阅读教材，完成表格。
师：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
生：三个阶段：洋务运动到清末、“一战”期间、“一战”后到解放前夕。
师：洋务运动到清末，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征是什么？
生：民族工业出现了萌芽，但这些民族工业受到封建制度的阻碍，难以生存和发展，辛亥革命的成功促进了实业集团的纷纷出现。
师：民族工业出现萌芽的原因是什么？
生：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的促进作用。
师：“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发展情况怎样呢？（展示课件）
（出示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面粉出口增长说明什么？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会出现“黄金时代”？“一战”后到解放前夕民族工业的发展情况怎样呢？
生：讲述荣氏家族企业的兴衰。
师：这一时期为什么民族工业又呈现萎靡不振的状态呢？
师：以上通过表格，我们了解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下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特征是什么？
生：学生讨论，交流。
师：老师将你们的讨论总结如下：发展阶段艰难曲折，发展程度极不平衡，发展水平整体落后。
师：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没能完成救国的愿望，除了受到客观原因影响外，还有主观原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旧中华民族工业尽管发展艰难曲折，但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哪些影响呢？
明确：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政治变化，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
洋务运动及其孕育的近代军事工业 篇6
鸦片战争后，痛定思痛的思想先驱们看到了中国与西夷之间军事实力的差距。他们粗略地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一战舰，二火器，三乃养兵练兵之法”。而缩小差距的根本办法，就只能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循着这样的思路，洋务派身体力行，抓紧了对枪炮火器和西式舰船、水雷的研制。他们的这些主张和行为，不自觉地触及到了科学技术这一国防建设中最为敏感的要素，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世界军事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也对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的传统观念、视西方船炮为“奇技淫巧”和“形器之末”等糊涂认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客观上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军事变革的序幕。
具有改革精神的思想家王韬和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人，不仅大量翻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及机器制造等类书籍，而且还在兴建的新式工场里，着手研制枪炮、轮船和蒸汽机等“夷之长技”，将近代科学知识，尤其是军事技术知识介绍给国人。这对此后中国新式军事工场的枪炮舰船制造和海防要术、作战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清军，很快据有江南数省乃至半壁江山，极大地震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这里面也离不开新式武器的作用。早在1853年，太平军就通过洋行购买洋枪洋炮，以至到后来，太平军各部几乎都有洋枪洋炮。1862年，李秀成率部解围天京。湘军曾国荃称，“洋枪洋炮弹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如此精良的枪械，令曾国藩各部大感惊悚。
这时，手忙脚乱的清军将领也逐步意识到新式武器的重要作用。为战急之需，他们先仿照西洋式样，建造了一批火炮洋枪，并对古老的军事手工作坊进行了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如湖南巡抚就派曾跟随林则徐制造过炮车的黄冕到长沙开炉铸炮；湘军统帅曾国藩奏请皇上，将对新式火器有所了解的龚振麟等人调遣至湘军中效力使用。
历史演进到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湘、淮军吏大臣和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的清廷要员，基于镇压太平军起义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双重需要，也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以此作为清廷国防建设的指导方针。
在史称“洋务运动”的近代军事工业建设过程中，恭亲王奕訢的作用尤为突出。他也因担纲“总理海外洋务衙门”的最高首长，而被皇族们戏称为“鬼子六”。
在镇压太平军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吏大臣们对推进洋务也是功不可没。曾国藩明确表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左宗棠提出：“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
1860年，奉旨组建淮军并赴上海镇压太平军的李鸿章，亲眼目睹了雇佣的英法“洋枪队”的厉害了得。“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这些武器装备，不仅有攻城时制造的巨响，炸开城堞高墙阻隔的障碍，杀戮“长毛”的痛快，而且还让他在兴奋之余，也深感“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1861年，湘军在曾国藩的主导下，于安庆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制造近代武器的工场作坊——内军械所，这是区别传统作坊与现代工业的分水岭，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意义的事件。
随着洋务运动深入，有识之士逐渐发现，以购买、仿造洋枪洋炮来进行海防和军队建设，并非上上之策。最好的途径，应该是以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为核心，迅速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新式军事工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对“现代工业”与“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之区别，作过生动而形象的描绘。马、恩说，“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
这段话用在中国洋务运动中出现的近代工业身上，真是特别切贴。
安庆内军械所的劳动力，全部是湘军火炮营、神机营的工匠、兵士。当然，内军械所还集合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一批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他们成功地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小火轮，开始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草创阶段。
19世纪60年代后，更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高潮，一批军工企业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史料记载，1865～1895年間，清政府先后设立了24家规模不同的官办军事工业企业，最著名的有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和汉阳兵工厂。
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兴办的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1865年5月，李鸿章以6万两银子的代价买下美商旗记铁厂，这家当时“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具有修造开花炮、洋枪和火轮船的能力。
此后，李鸿章将原先为保障淮军作战需要的两个炮局并入其中；李的恩师曾国藩则将委托容闳在美国购回的100多台机器添了进去。这些从美国购进的较为先进的机器设备，使江南制造局从建厂之初，就具备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和生产能力，主以造枪炮，也兼造舰船。直至发展为江南制造总局，并延请英国人马格里等主持生产。
1867年，这个“中国第一”军工厂从虹口迁往城南的高昌庙，进一步扩大为轮船厂、机器厂、熟铁厂、枪厂、木工厂、钢铁厂、锅炉厂等数个分厂，还附设了学堂、翻译馆等。到甲午战争前夕，该局更增加了炮厂、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新的分厂，可以制造大到蒸汽轮船、小到西式步枪等多种武器装备。成为拥有官军职员技工3000余人、设备300余台的近代大型军工厂。
位于福州马尾的福州船政局，是1866年由晚清“清流首领”左宗棠奏请同治皇帝设立的近代化造船厂。左宗棠对那时盛行的“炮舰政治”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说“泰西诸邦均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相互炫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而中国的情势则是“水师直同虚设，舰炮全无”。为此，须创建蹈之。
福州船政局创建初期，主要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风负责行政管理和技术指导，因而设备大多由法国进口。福州船政局较之其他洋务工业显著不同的是，在聘请法国人管理的合同中规定，除负责建造舰船之外，强调外籍专家还负有训练中国学生和技工技师等责任。要求外籍专家训练中国学生和技工“五年期满时达到独立担任造船及驾驶工作的水平”；并且自己办有学堂，专习英、法之文及技术。这些合同约定，表明左宗棠等人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诸多事情上，是很有前瞻性眼光的。
1867年元月，福州船政学堂就开始着眼培养能驾驶舰船巡守海疆的人才。还曾派遣专门的军事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后来对清廷的海军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888年，清廷设立海军时，其担任总兵、副将职衔的军官有90%出自这里。最著名的就是邓世昌和他的同学严复。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呼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思想灵魂。
从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在福州马尾设厂造船，至同治七年底（1868年）基本建成。这家企业是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创办的规模最大的集军工、科研、设计和教育于一体的官办企业。大致拥有由80余所近代工业厂房（轮机等车间及船坞）、科研设计楼（绘事院）、教育学堂、高管及技师住宅等建筑组成的船政建筑群。
1874年后，福州船政局逐渐由中国技术人员独立负责管理，拥有工人2000余人，具有制造2500吨船舶能力，先后建成木壳军舰、铁木合构舰、钢甲舰和新型驱逐舰等40余艘。
现今的福州马尾造船厂仍部分保留了旧有的厂房和设备形态，主要有绘事院、轮机厂、钟楼、一号船坞、码头吊台基座等。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遗存，展示造船工业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现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作为华北门户、京畿喉襟的天津卫，卓然成为中外交涉的窗口，于是乎，它也有了按洋人规矩开办的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建于1867年，分天津城东贾家沽道的东局和城南海光寺的南局两部分，开始生产规模不大，以试制小型铜炸炮和制造火药为主。大概是从1870年起，每天早晨6时，机器局的上空，便有了“嘟嘟嘟----”的汽笛声。这从英伦三岛传过来的催促工人上班的汽笛声，似乎就是中国大工业诞生的第一声啼叫。
为什么人们记得这样清楚呢？是因为当年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办了该局，旋即大规模扩建厂房，购买机器设备，相继增设了铸铁厂、熟铁厂、锯末厂、碾药厂、洋枪厂、枪子厂、栗色火药厂、炼钢厂等；主要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军用器具、电线、电机，还附有水雷、水师、电报学堂等部门，很快成为我国北方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大型军工企业。
金陵机器局则是以原苏州洋炮局为基础，于1865年在南京雨花台创立。对这个原“苏州洋炮局”，人们切不可小觑。它是1862年由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等技师来苏州，专门指导生产军火的新式军事工业之开端。搬到南京后，在李鸿章的扶持下，逐渐发展成拥有三个机器厂、两个翻砂厂、两个熟铁厂、两个木作厂以及水雷局、火药局、火箭局等多个分厂的综合性企业，主要产品为火药和手工铸造炮弹，也生产过轻型火炮和步枪。
除了以上几个规模较大的军工企业外，这一期间创建的还有西安、福州、兰州、广州、山东、湖南、四川、吉林机器局等规模较小的军工企业。
洋务运动以及由它孕育产生的近代军事工业，给晚清及其后来的中国社会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客观地看，它率先采用西方大规模的集中生产方式，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发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民族工业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懂得声、电、光、化的科技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技工程人员；培养出一批近代中国早期的军事工程、航海运输、电报电讯、路矿采掘、理工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包括派遣大批青年去欧美留学所产生的作用，并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
更重要的是，近代军事工业生产的枪炮陆续装备清军各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军队迅速结束以弓箭刀枪为主要作战武器的历史。
短短二十余年间，跨越了西方军队花费数百年才得以完成的由冷兵器到前装火器、由前装火器到后膛速射枪炮的两大发展阶段，缩小了与西方各国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
对于近代新式军事工业的诞生与发展，洋务派所耗费的精力、用心之良苦，亦可谓殚精竭虑；所花费之银钱，加上被洋商敲“竹杠”、支付的“学费”，在当时中国的财政收入比例中亦不算少量，结局却很是悲涼。根本原因是洋务运动所搞的这一切“变革”都必须在一个前提下进行，这就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制度不能变，老祖宗的规矩不能变，这就注定了洋务派求强求富的美梦难成。
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曾经积极参与洋务运动的王韬说得非常深刻，他认为学习西方仅限于“坚船利炮”是“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是，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另一位参与洋务的有识之士钟天纬也指出：“若东开一局，西开一厂，岁靡县官千百万金钱，而仍无丝毫实际，则何益之有哉！ ”
因此，洋务运动从本质上说，只是在封建制度的躯壳上戴了顶资本主义先进技术的帽子，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这类军工企业都是由清军成建制转化而成。所谓“官军员工”，实际上就是“军官为管员、兵士领军饷”，并非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大概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军事工业百多年来都未能摆脱“军队成建制转化”的窠臼。
中国工业近代化 篇7
伴随着我国住宅产业的起步和发展, 中国住博会已成功举办了十二届。在推广低碳节能和绿色环保技术与产品、展示我国住宅产业发展成果、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和建筑工业化发展、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多年积淀, 住博会已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宣传最新产品的大展台, 全行业技术交流的大平台, 企业开拓新市场的大舞台, 是公认的国内住宅产业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展会。
本届中国住博会以“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共筑绿色明日之家”为主题, 围绕建设省地节能环保型住宅和绿色建筑的核心理念, 搭建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展会设有城市与房地产、住宅产业化基地、“中国明日之家2014”主题示范、国际住宅技术与产品、住宅产业重点推广技术、国家绿色建材库部品、被动房住宅配套产品等多个主题展区, 拥有近千个展位, 总展览面积达2.5万平方米。
北京市、深圳市、沈阳市、济南市、绍兴市、潍坊市、乌海市、常州市武进区等城市组团参展;包括万科集团、远大住工、北新建材等众多国内知名企业在内, 共计400余家企业参加了住博会;德国、芬兰等国外研发机构及生产商齐聚住博会。众多参展单位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最新的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环保等产业化成套技术与部品, 介绍了国内外住宅产业现代化、建筑工业化的最新成果和全新理念, 共同推进住宅建造方式的转型和技术升级。
作为本届中国住博会亮点的主题示范展“中国明日之家2014”包括两个板块, 一是“部品集成住宅示范房”板块, 由住宅全产业链与系统集成技术示范房和低能耗被动式房屋两套样板房组成。通过开放的技术合作平台分别展示住宅全产业链系统集成的最新技术, 以及建筑全寿命周期内节能降耗的最新技术成果。二是“工业化集成住宅示范房”板块, 由工业化轻钢结构集成住宅样板房、被动式与适老相结合的工业化集成样板房组成。该板块示范房屋由业内知名企业搭建, 探索了轻钢结构、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等不同结构形式的产业化发展路径。这些示范房屋的建设将全面诠释面向未来的产业化住宅发展趋势。
住博会期间, 同期举办了全国住宅产业化交流会、工作座谈会、创新联盟联席会以及专题报告会共计15个会议。其中, 在2014全国住宅产业现代化交流大会上, 行业管理部门、业内专家和企业代表共同围绕住宅产业现代化发展现状、发展路径、政策措施和技术支撑等, 提出推进中国住宅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建议。“中国明日之家”论坛上, 由多家参建企业深度介绍产业化全产业链集成、PC流水线生产工艺、绿色环保内外墙饰板应用和太阳能应用等技术系统。
近代洋务工业教育特点分析 篇8
洋务派在不触及传统教育根本制度和学校体系的前提下, 创办了一批进行近代工业知识和技术教育的新式学堂。但这些学堂独立于传统学校体系之外, 下无低一级学校作基础, 上无高一级机构供毕业生继续深造。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缺少相互衔接、完整的学校体系支撑, 是一个孤悬、凌空的教育层次。
学校级别单一的直接后果是洋务工业教育缺乏合格的生源, 这首先表现在所招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合要求。工业教育需要新生具有一定程度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作基础, 而入读洋务工业学堂的学生之前接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 所掌握的主要是文史经典和儒家政治伦理知识, 这与近代工业技术教育的要求几如圆凿方枘。曾任福州船政局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 (P·M·Giquel, 1835-1886) 指出, 由于制造专业的学生们入学之前毫无近代数理知识和外语基础, “就使学校预科的学习更为繁重”。这就大大降低了洋务工业教育中科学技术及应用工艺的教学效率。
生源不合格还表现在已有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与近代工业教育教学之间的错位与不适。近代工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学, 要求学生在深刻理解科技原理的基础上, 通过动手操作和实验, 掌握工业生产的技能和技巧, 并检验和反思书本知识, 鼓励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中国传统教育教学方法的特点是重记诵轻理解、重接受轻反思、重书本轻实践等。这些弊端经过八股科举考试的强化, 到明清时代发展到极致。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 使得新式工业学堂的学生极易误将呆读死记、倒背如流这类习惯做法当作学习良方而轻视实践和探究能力的发展。洋务派思想家李端棻一针见血地指出:“格致制造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 或非游历勘察不能确。今之诸馆, 未备器图, 未遣游历, 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 终成空谈……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余年, 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 唯此之故。”
单一级别的学校设置, 不仅影响洋务工业教育的教学效率与效果, 而且会带来其他问题。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洋务工业教育毕竟处在中国教育全面转型的初始阶段, 尤其是考虑到洋务派面对顽固派拒绝引进任何西方教育因素的强大阻力, 就不应该苛求洋务工业教育在体系上的完备。正是这些孤悬的新式学堂的出现, 才使中国以后发展出较为完备的现代工业教育体系成为可能。
二、教育层次的模糊性
以当代的知识水平和学科专业标准来观照, 洋务工业教育大体上应该属于中等专业性质的教育。但如果深入考察和仔细分析, 又会发现洋务工业教育教学的层次界限其实非常模糊, 很难将其明确归类。各种史料记载都表明, 洋务教育的课程表中, 除了大量中等程度的科学和技术课程, 还有不少初级数、理、化和工艺课程, 以及部分明显属于高等专业教育层次的科技课程。例如, 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中, 就既有“数理启蒙”、“代数学”、“讲求格物”、“几何原本”等初级课程, 也有“讲求机器”、“微积分”和“航海测算”这些中高等教育水平的课程。再如, 《严几道年谱》中记载, 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中学过的课程包括“算术、几何、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其中, 算术属于小学性质的初级入门课程, 几何、弧三角、动静重学 (动力学、静力学) 、化学等则与当代中学课程的水平相当, 而水重学 (流体力学) 、电磁学、热学等课程, 显然属于高等教育水平的专业课程。课程安排在水平和层次上无所不包的笼统状况, 充分说明洋务工业教育层次的模糊性。
“教育的层次结构和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不是凭人们的主观决策和善良的愿望, 而完全是由社会再生产的情况决定的。从根本上说, 教育发展和层次结构必须适应于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要求。”洋务工业生产的实际, 既需要直接从事一线劳动的普通技术工人, 也需要熟悉生产过程, 具备初步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技术人员, 还需要一定数量高级专门的研发、领导和经营人才。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客观上必须同时培养这三种不同层次的人才, 而洋务工业教育的机构———洋务工业学堂或学馆又只有单独一级, 这就必然使洋务工业教育从总体上显现出教学层次的交叉、混同以及由此造成的模糊性。
洋务工业教育层次的模糊性, 容易导致不同等级的同类科目在教学时重难点和深广度把握不准, 不利于有针对性地、高效地培养不同水平的专精人才。但是如果从拓展各级人才的见识, 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 以及加强不同层次教育力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协作的角度来看, 这种层次上的模糊性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 还可以认为, 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的起步阶段, 正是这种教育教学中层次的模糊性, 为人们厘清不同水平的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 以及后来中国工业教育层次的合理分化提供了真切的体验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初等、中等以及高等教育, “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人们赋予它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姑且不说洋务工业教育中很多知识和课程就是今天也仍属于高等教育范围之内, 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引入中国的早期, 即使是一些普通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知识, 在当时也毫无疑问是高深的学问和本领。所以, 至少可以这样说, 洋务工业教育是一个尚未分化的、以中等专业教育为主体、兼具高等性质的专业教育的复合体, 是后来我国中、高等工业教育的共同母体。
三、学生素质的双重性
洋务工业教育是在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 所以, 清廷和洋务派对新式工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也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 通过他们赋予学生素质的双重性生动地体现出来。
洋务派的首要身份和基本角色是封建官僚, 是旧有文化的捍卫者和既存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他们的工业活动缘起于对太平天国和其他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必然要求学生树立维护专制统治的坚定信念, 成为封建纲常及伦理规范的卫道士。但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特别是当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以后, 统治阶级与列强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技术手段来抵抗列强的交逼, 因此必须对学生进行近代科技的教育, 促使学生掌握从事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技术, 以及创设、经营和管理这种企业的知识和技能。然而, 机器大生产企业的开办和经营管理, 必须按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行事。所以, 洋务工业教育培养的新型人才一旦进入工业生产部门并按所学的知识和理论进行生产和经营, 必然首先使封建的经济制度和秩序受到威胁与挑战, 并最终会危及封建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
这种双重性还表现在所培养的人才同时具备“军用”和“民用”两种可能性。洋务工业教育最初的直接目的就是培养出能制造“坚船利炮”的军工人才, 但当洋务派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意识到列强经济侵略的危害更胜于军事侵略并由此确立了既要“求强”还要“求富”的方针以后, 培养造船、矿冶、电报、铁路之类的“军民两用”工业人才就成为洋务工业教育的主要目标了。
学生素质的双重性要求对洋务工业教育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清廷和洋务派赋予学生旧道德及伦理观念, 使他们成为封建制度的服从者, 必然限制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这是应该否定的, 但在当时这又是各种洋务工业教育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面对顽固派的阻挠, 如果洋务派不以此为理由, 洋务工业教育就无法出现, 抵御外侮、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等合理、进步的愿望和计划也会失去实施的依托和凭借。至于由单纯培养军工人才发展到造就军民两用人才, 撇开其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 则是完全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和规律的正确做法, 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四、课程设置的初创性
在传统文化浸润中成长起来的洋务派领袖们对近代科技, 以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虽然实践中的观察和了解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 以及行船、行军, 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但他们却据此将“推理格致之理, 制器尚象之法, 钩河摘洛之方”等数学、科学原理和应用技术混为一谈, 在工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中理、工不分, 重点不突出。正如李端棻指出的那样, 洋务工业教育大都“学业不分斋院, 生徒不重专门”。以现代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理论观照, 洋务工业教育中的这种做法是低效的。但如果考虑到当时所招学生近代数理知识的缺乏, 并肯定科学原理与大工业生产技术的内在一致性又必须承认这种课程设置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相当的合理性, 对保证中国工业教育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得以生存和发展起到学理支撑的作用。
将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生硬地拼凑在一起, 也是洋务工业教育课程设置初创性的表现。清廷和洋务派特别重视在工业教育中加强传统的人文教育, 强调在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 还要“教之经裨明大义, 课以文裨知论人;瀹其灵明, 即以培其根本”。在进行科技教育的同时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是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的。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逐渐膨胀的19世纪晚期, 这种做法在教育发展史上甚至具有某种超前意义。但在洋务工业教育中, 人文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的结合是机械拼凑的。首先是结合的方式相当生硬。在洋务工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中, 人文与科技课程内容各不相涉, 泾渭分明, 不存在两者相互融合和渗透的设计与安排;各自的教学方法也相互抵触:科学技术课堂上洋教习启发学生思考, 鼓励学生动手, 而读经课的先生则大多仍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 以熟读成诵为能事。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的人文教育犹如靠外力硬打进科技教育中一块楔子。其次, 更为根本的是这种人文教育的内容与近代科学技术理念的扞格。洋务派为了保持和强化学生们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信奉, 重点选取《圣谕广训》之类的专制教条和《孝经》之类充斥着愚忠愚孝思想的儒家典籍作为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 以人文教育之名行封建政治和思想道德教育之实。这些内容的很多观点和逻辑是经不起学生头脑中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检验的。总之, 这种靠强制力量进行的人文与科技教育的拼凑, 不仅不能相得益彰地使学生人文与科技素养平衡发展, 反而会因两者的错位与矛盾而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冲突。
五、培养途径的多样性
选派学生到海外留学。洋务派认为, 要培养优秀的工业人才, 仅靠国内新式教育是不够的, 还需“置之庄岳之间”, 派学生到发达国家耳闻目睹和考察学习, 才能对西方工业知识和技术及其最新发展状况有真切的把握和了解。同治十一年 (1872年) , 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多次上书请求, 清廷决定自1872年至1875年, 每年派遣30名聪颖幼童出国, 15年后逐年学成归国。虽然因顽固派的造谣与诬告, 留美计划以半途而废告终, 但其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价值是巨大的。光绪二年底 (1877年初) , 沈葆桢、李鸿章等人又促成清廷选派了30名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 分别前往英、法留学。这一选派活动成功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以后, 洋务派还进行过多次规模不等的选派活动, 其中大多都包括理工科学生。
变通科举制度, 议设实学科目。在传统中国, 科举制度是教育的指挥棒对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洋务派虽然没有勇气对日渐没落的科举制度进行根本改革, 但还是力图对其进行一定的变通, 以诱发广大士子学习科技的热情。李鸿章早在1864年就提出:“中国欲自强, 则莫如学习外国制器, 欲学习外国制器, 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欲觅制器与制器之人, 则当专设一科取士”。1874年他又在《筹议海防折》中奏请开设“洋务进取科”。受其影响和启发, 将科学技术知识渗入科举的奏议不断提出。同治九年 (1870年) , 闽浙总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 光绪元年 (1875年) , 礼部奏请开算学科, 光绪十年 (1884年) , 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这些言论和动议受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但部分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清廷采纳。如1888年, 乡试增加算学科。这种“微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 但对提高技术人才的地位、吸引部分士子自学西方科技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对传统学徒制的继承。师徒之间在生产过程中口耳相传、以身示范, 是传统手工业教育的主要形式。洋务派在近代化的工业教育中并没有抛弃和忽视这种方式。同治七年六月 (1868年8月) 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奏称:“请各厂分招十五以上十八以下有膂力悟性者, 或十余人或数十人, 俾易教导, 名曰艺徒。”这里的所说的艺徒就是随洋匠边工作边学习的青年工人。实际上, 在洋务派所办的各种工矿企业中, 师徒相授不仅是培养普通工人的主要方式, 也是培养中高级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
此外洋务派还主持翻译、出版了一批科技书籍, 既满足了洋务工业学堂的教学需要, 又为部分人通过自学成才提供了可能。在洋务派的支持下, 还先后出现了一些介绍近代科技的期刊, 起到了“刊布流传, 为未通洋文者收集思广益之效”的作用。其中, 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 当数英国人傅兰雅于1876年创办发行于上海的《格致汇编》。
虽然上述各种活动一般规模不大、作用有限, 但影响却是深远的。洋务派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出现伊始就能多管齐下, 利用各种途径促进工业技术的传播与推广, 完全符合近代工业教育发展的规律和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
参考文献
[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上册) [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75.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63.
安徽近代明远电灯公司工业建筑 篇9
关键词：安徽近代建筑,明远电灯公司,发电房,框架结构
明远电灯公司1908年创办于芜湖,是安徽近代创办最早的发电企业,早于官方创办于安庆的安徽省会电灯厂(1909年创办)。明远电灯公司在1908年和1926年曾两次进行工业建筑建造活动, 建造的两座发电房在安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中均具有里程碑式意义,1908年建造的发电房为省内首例混凝土厂房,1926年建造的发电房为首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厂房。从明远电灯公司的发电房及其他工业建筑的建造活动中可以窥见安徽近代工业建筑的发展轨迹。
1. 明远电灯公司的创办背景
芜湖明远电灯公司最初由民族资本家张中执于1900年发起筹办,后来因资金不足由芜湖商人程宝珍、吴兴周等投资增股创办。1904年的《中外日报》报道了公司的创办情况,“芜湖近有某绅拟招股一万五千金,在此间创一电灯公司,刻已集有八十股,计银八千金。一佚股份集齐,即秉请地方官立案,购机先行试办云。”1之后,徽州、芜湖、 合肥等地的富商首期集资漕平银十二万两,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式创办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由程宝珍任总理(董事长),吴兴周任经理。 芜湖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姜司顿在当年的《芜湖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向京都总税务司署报告:“其他公司资本已筹划者为本城电灯厂,现正预备房屋及机器。”2
芜湖明远电灯公司选址于当时西门外下十五里铺(今中山路),占地24亩,此处距离陶塘(即镜湖) 较近,便于取水生产。
2. 1908年的建造活动及其发电房
1908年4月芜湖明远电灯公司奉准在清政府工商部注册立案,择址后开始建造第一座发电房, 并于1908年10月投产发电。公司装设200马力蒸汽机(康帮引擎)两座,购自英国,配125千瓦三相交流发电机两台,购自德国,“公司所用之引电机器系由德国运来,其余机器并蒸汽炉系英国运来”3,总装机容量为250千瓦,以“黑白月亮” 为商标,开业时主要供大马路(今中山路)、长街一带的商户和居民之用,“所在康衢要道之灯计二百盏,各商号及茶楼酒肆之订购者三千盏”4, 1909年时又增容,“四月本埠装设电灯,……约有四千盏,发动机马力已颇够用,现又另订购机器, 将来此机器至时,不仅可多装电灯,并可供给本埠制米厂机器之用”5,1911年以后发电开始用于工业生产,与同丰米厂等签订了专线输送电力合同。 6明远电灯公司不仅是安徽近代史上创办最早的电厂,也是第一家民营电厂。
1908年投产使用的发电房是蒸汽发电机房, 为芜湖本地工匠绘图建造。《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07)》记载:“去年报告中述及之发电厂已筑成,订自欧州之机器尚未运到。该公司之资本为十万两,每股一百两,股东均系华人。”7目前只知为单层砖混结构,其具体平面形式已不可考。 这幢发电机房应为安徽近代最早采用混凝土技术的工业厂房。
3. 1926年的建造活动及其发电房
民国之后,明远电灯公司发电量日益扩大,据 《芜湖县志》载:一战期间,本埠电灯由“常年不过三四千盏,近增至一万余盏”。8芜湖明远电灯公司曾进行了扩容和扩建,于1917年增添2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一台,但不久即告报废,后于1925年集资50万元,扩建64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一台,1928年再次集资19万元,扩建152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一台,至此时该公司共有发电机组四台,总装机容量2410千瓦。1936年底,两台125千瓦发电机组卖出后装机总容量减少到2160千瓦。 91929年由于业务扩张,改名为明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并加入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当时的装机总容量居全国之冠,成为全国“二等电厂之最完备者”。 1949年时降至第二位。
芜湖明远电灯公司在1925年增容设备后建造了新的厂房,含发电房和锅炉房。厂房设计和设备安装均由德国西门子洋行的工程师罗史、门鲁、培路等人负责。10汽轮发电机房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锅炉房均为砖木结构。
3.1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
发电机房平面为长方形,东西方向短而南北方向长,东西向为单跨,跨度约15米,南北方向为六开间,由于工艺和功能需要,各开间尺寸并不均等,外部尺寸东西宽16米,南北长23.4米。(图1)
发电房入口在南侧山墙正中,宽4米,内部局部有两个夹层,东侧夹层宽4米,夹层下为层高4.4米的升压站和母线室,上为配电平台,北端夹层下为层高3.3米的凝气室,上为发电机平台。底层建筑面积约38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86平方米。内部底层有柱,用以支撑夹层。另外内部有楼梯可联系夹层平台。
1|明远电灯公司发电房平面图(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
2 | 明远电灯公司发电房剖面图（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
整个发电房的南、北两侧在夹层以上各柱间均开有拱形窗,东侧柱间开有高窗,屋顶为双坡顶。
3.2结构体系和构造细部
发电房主体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砖墙围护。底层局部的柱和屋架为木结构,框架柱、框架梁和夹层楼板以及支撑夹层的梁、柱均为现浇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据史料记载, 内部主钢筋使用的是方形截面带人字形钢筋。发电房主体框架梁截面尺寸不一,西侧中间五根柱为500×1200mm,角柱为500×900mm,凸出于内墙面;东侧中间七根柱均为500×800mm,凸出于外墙面。东西两侧的钢筋混凝土柱均不到顶,约高10米,上部以吊车梁作圈梁连接,圈梁上另砌砖墙支撑屋架。南北山墙另有砖砌的构造柱。夹层下的柱为钢筋混凝土柱,尺寸较小。(图2)
发电房的围护结构为青砖清水砖墙,东侧墙体较厚,为700mm,其余皆为370mm,吊车梁以上部分均厚370mm。南北两侧为山墙,南侧正中开门,门两侧各有两根砖砌的构造柱, 北侧墙体有三根构造柱,均到顶。山墙结合中间五榀三角形木屋架共同支撑屋面。木屋架均布于东西两侧砖墙上。屋架材料使用进口花旗松,屋面为瓦楞铁皮。发电房的檐口高度近14米, 屋脊高约19米。
3.3建筑形式
发电房为长方形,青砖清水墙面,南、北山墙面有砖砌构造柱凸出于墙面,东侧有现浇钢筋混凝土柱,凸出于砖墙面。南北两侧柱间均开窗,窗洞为半圆券,窗户较大,位于整个立面中段,东侧柱间有较小的高窗。屋顶为双坡顶,瓦楞铁皮屋面。
1926年建成的第二座发电房是安徽近代最早的使用现代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工业厂房, 建造者是德国西门洋行的工程师。这座发电房的构造较复杂,局部使用了砖木结构,钢筋混凝土柱和吊车梁的横截面以及柱间距均根据工艺需求存在变化,体现了当时较先进的工业建筑设计和建造水平。
4. 明远电灯公司附属锅炉房和烟囱
1926年建成的发电房附设锅炉房三座,位于发电房西侧。
一号、二号锅炉房的面积均为300平方米,高12米, 三号锅炉房面积为600平方米,高10米。三座锅炉房均为砖木结构,三角形木屋架,材料为进口花旗松,瓦楞铁皮屋面。烟囱为六角形,顶部内径1米,主体为红砖砌筑。
5. 明远电灯公司附属配电房
明远电灯公司自1925年和1928年两度扩容后,已具备2160千瓦的发电能力,供给芜湖市政、工业和居民用电。1929年更名为芜湖明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时,城内建有配电房14座,其具体分布和建筑情况见表1。
中国工业近代化 篇10
著名管理学者汪中求的主张是:用工业精神提振中国, 时代需要工业精神。汪中求在新近出版的《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这一主张。
工业精神从深层次来看, 其实是一种现代文化价值观的表现。汪中求认为, 在工业精神的内涵中, 合作精神显得格外重要。工业化时代是一个分工细化的时代, 企业即便有再雄厚的财力物力, 也不能包揽生产中所有的流程。因此, 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就成为当务之急。工业时代的竞争, 反对“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而是更高层次的竞争与合作, 实现企业、消费者之间的“互赢”。这一点, 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共享的管理价值观。反观国内的很多企业, 由于短期利益的驱使, 明显缺乏“互赢”的现代企业意识, 只是把赚钱视为终极追求目标, 同行之间相互“掐架”。这样各自为政竞争现象, 对于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西方工业发展的历史, 也是一部契约发展的历史。契约是工业精神中的“普世价值观”, 没有契约, 蒸蒸日上的工业文明便无从谈起。契约规定了利益双方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契约精神不但蕴含了现代商业法则和奉献管理原则, 也体现了公平与合理、承诺与执行的伦理底线。然而, 我们的企业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 契约精神大打折扣, 企业中的欺诈、违约现象常有发生。
江南制造局：开近代工业风气之先 篇11
从1842年至1865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据统计，在这段时期内，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等口岸，设立的较有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共达32家。江南制造局，无疑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能稍与外国抗衡的工业企业。它用蒸汽机作动力，以机器为劳动手段，雇佣了一批残存着工役制度遗痕、以商品形式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
江南制造局在开展军工生产的同时，培养出中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这主要表现在许多工人在军工企业中学到了技术，受到了锻炼，他们走向社会后，为许多其他后起的近代企业所用，从而推动了中国产业经济的发展。在江南制造局初步组成时，原有的本国工人在两三百人左右。这些工人是江南制造局最早的基本工人，其中的大部分应是具有一定的机器制造技术的。虹口时期，中国工人人数陆续增加，大概在600人左右。迁移至高昌庙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人人数也随之不断增加。1869年，根据《教会新报》的记载，当时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数字是：“外国人十三位，共有中国作工者一千三百名。”英国领事1872年度的商务报告中也说：“江南制造局雇佣着不少的外国技师，约有一千三百名中国工人。”1876年，根据当年成书的葛元煦《沪游杂记》，里面提到说江南制造局有“工匠二千余人”。
不过，在早期的这些工人中没多少上海本地人，因为当时上海有谣传：“进局的人要被丢到大烟囱里去”，“要被机器轧死”，因而都不敢进局做工。江南制造局招不到学徒，只得去孤儿院挑了一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难童。一线工人则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宁波等开放之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主要来源于本地和外地的破产农民。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影响，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逐渐流落到上海等通商口岸来，成为外国资本在华企业、民族资本企业和清政府官办工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江南制造局创办时，上海人口不过五十余万，到二十世纪初，即激增至八十万人，就是这种变化的证明。充塞上海街头的破产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不断补充着上海的工人队伍，也不断补充着江南制造局的工人队伍。
直到开办了近二十年后，上海本地人看到，在江南制造局工作并没有什么危险，才慢慢地愿意进江南制造局做工。其间十几年工人人数的数据，目前缺乏史料支持，但有一些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被李鸿章调往天津，则是可以确定的。到了1890年，上海的外国报纸称“江南制造局一共雇佣了约二千工人”。此后，由于炼钢厂、无烟火药厂等的建立，工人数字又有新的增加，发展至近3000人。据统计，1894年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数量为2800人，约占当时上海近代工业工人总数的8%，占全国近代工业工人总数的3.81%。就整个洋务运动来说，据估计，1894年时清政府经营的军工企业中雇佣工人多达10810人，则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数差不多能占到四分之一。
江南制造局迁移到高昌庙陈家港后，随着码头、仓栈的建立和道路的修建，它在上海城南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影响着当地的社会，首当其冲的是高昌庙周边地区。大量物资的汇集和工人及职员的聚居，各种日常生活用品需求的客观增长，有力地推动着上海城南一带城市化的进程。到1900年左右，局中附近的职工家属已有2000余户，在江边空地上，逐渐形成了两条狭窄的街道，一条是高昌庙街，又称老街，一条是广东街，因广东人多而得名，原来农村面貌的高昌庙，已成为早期江南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户区”了。很显然，江南制造局与高昌庙镇的形成和扩展有着无法分割的紧密关系。
江南制造局在业务经营上的发展壮大是有目共睹的。如1890年筹设的炼钢厂，是旧中国近代炼钢工业的首创。连外国媒体也惊奇地表示：“真没有预料到它（指初期的江南制造局）后来在历任两江总督的培植下，竟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座庞大的机器制造局。”还有个外国人在1898年对江南制造局作了这样的描述：“制造局系在两江总督管辖之下，局中有很多现代的机器以及各种材料。局厂建得很好，制造工作整齐完善。如果管理得好，多增些经费，它足可以供应大清帝国全国海陆军以军用物品。”到1890 年代后期，江南制造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在1911年清廷解体之前，已经具有轧钢生产能力，能将钢坯加工成钢板、方钢、圆钢、扁钢等等不同钢材。江南制造局开创了我国近代化钢铁生产之先河。
江南制造局生产的钢材除了本地自用以外，一部分还运往福州等地，它所建造的轮船、挖泥船、测量船，广泛使用于长江航运、沿海航运以及航道保障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江南制造局还曾经清政府批准，一度获得了修造招商局轮船的专利权，招商局成了江南制造局业务上的主要对象。它开展的船舶修造业务直接服务于上海港的航运，促成上海这座城市向近代的转型。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江南制造局对于上海经济乃至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都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此，在上海城市经济史上，洋务工业之创建可以被认为是近代化大工业在上海之异军突起。
上海名士王韬这样描述李鸿章和江南制造局：时艰甫定，庶事创兴。于是密防御，精器械，讲艺术，一切西学，无不具举。辟向来未有之成规，操百世自强之胜券，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由前言之，则地为之也；由后言之，则人为之也。其中所说的“人为”，即指“合肥相国李公和丁中丞”，亦即李鸿章和丁日昌。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如是说，“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无疑，李鸿章较好地起到了权威和楷模应有的榜样作用。特别是1895年春季后，上海出现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张的局面，不过，这些企业并非都能获得成功。当然，这并不足以构成人们苛责李鸿章的理由。
中国工业近代化 篇12
关键词：工业文明,经济渗透,中东地区,工业化进程
自19世纪以来, 中东地区的经济在内外力共同作用下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 从而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其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和内在突破。本文主要从工业文明对中东社会的全方位挑战冲击以及影响中东经济变革的重要因素分析入手, 探讨中东近代经济转型的动力与条件。
一、工业文明对中东社会的全方位挑战和冲击
(一) 商业领域
商业冲击是工业文明传播最为主要的内容, 在19世纪40年代中签订的英士商业协定, 直接为欧洲商人及商业活动在中东地区的开展提供了税收特权。另一方面, 在19世纪中期, 迫于英法等国的压力, 奥斯曼政府制定了帝国商业法典, 并将其在国内所有行省推行。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 其原本实行的是国内的商业垄断, 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国内物价的稳定以及本土工业的快速发展, 但是其对外国商人的活动做出了较大的限制, 从而增加了帝国农业品出口量以及西方工业品的输出量, 而英法等国家谋求其取消商业垄断。在帝国商业法典实行后, 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获得了较多的受益, 从此奥斯曼帝国的农业水平以及商业活动伴随着国际商品的价格以及银行信贷的变化, 产生了较大的波动和负面影响。
(二) 西方技术的传播及影响
技术的传播和挑战是紧随着军事活动和商业扩张之后的, 技术的革新及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的社会结构。对于中东地区来说, 工业文明挑战和冲击下的西方技术传播主要包括火器、远洋航行工具、地图、钟表制造以及精密仪器的制造等, 但是与此同时也传入了较为重要的西方医药科学及烟草种植技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商业竞争是与殖民地掠夺和科学技术知识并行的, 其更多地直接表现为军备竞赛和海外贸易副产品的争夺, 不可否认的是其最终所带来的成果和社会效益要远远超越于其并不光彩的起源, 比如制图技术以及望远镜和气压计以及罗盘等仪器的发明都有助于减少海上航行的风险, 但是其也是当时支撑着欧洲技术及军事的重要优势。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 军事上失败所带来的强烈衰落感还未消退, 紧随其来的又是商业文明的挑战以及技术输入对其社会结构的冲击。欧洲对于中东地区商品的出口已经不仅仅简单地局限于奢侈品的销售, 更为重要是其出口商品涉及到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上, 例如糖和咖啡等, 这对中东地区本土的糖和咖啡市场几乎产生了致命性的打击, 使其受到了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
(三) 西方文化观念的传入
西方的文化观念以及风俗习惯具有一定多样性, 其在中东地区的传播途径也是多样化的, 当时的西方强国都在中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市场, 但是其在中东地区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一致。比如在埃及和巴尔干等城市, 西方文化的传播途径较多, 且在传播过程中的速度较快。但是对于阿拉伯以及安纳托利亚等地区来说, 其较多的农民和游牧民几乎没有受到丝毫程度上的西方文化观念冲击。另一方面, 从总体上来说, 中东地区各中产阶级的基督徒以及城市居民对于西方文化观念的接受程度较高, 而相对于该地区的穆斯林来说, 其接受程度相对较慢。与此同时, 在中东地区也产生了相应的宣传西方文化观念的活动, 其倡导除旧布新和反对落后无知的蒙昧主义, 在一定程度为西方先进思想的引进和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影响中东经济变革的重要因素
(一) 制度和政策性因素
政治因素对于中东地区经济变革的重要影响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是中东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政治制度起到了何种作用。其次是政治制度本身能否实现现代化, 主要内容应包括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法制化以及行政管理上的分权制衡原则等。第三, 政府选择的各项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同作用和影响等。从中东地区近代的历史特征中, 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衰退、停滞及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对各地控制能力的削弱, 造成了其经济资源调整和经济力量部署方面力不从心, 由此中东地区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等因素所造成的经济变革是不可避免的。
宗教因素对中东地区经济变革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伊斯兰发展观和西方发展观之间的强烈冲突。在伊斯兰传统中, 其不刻意追求物质上的财富和满足, 即使在经济问题上其注重的也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而并非经济本身的增长。并且伊斯兰教史上也并没有发生过类似于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其次, 社会经济活动较多地受到了伊斯兰教公正、正义和平等的经济思想的支配, 其强调穆斯林皆兄弟以及教胞团结的思想, 但是在其思想中与现代化所背道而驰的消极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
(二) 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
对过去成就和智慧的崇尚以及将过去继承的行为模式作为有效指南的思想倾向是群体观念的一种社会表现, 其在本质上属于人类原始的心理需要, 而价值观念的影响恰恰就表现在了对于外来事物以及新鲜事物的抵制, 不仅仅是对中东地区来说, 其更是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三、中东经济转型的动力与条件
对于工业文明冲击下的中东地区来说, 其在生产力上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发展和突破, 马克思主义经济中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中东社会经济中并不突出。在中东近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其主要动力来自于工业文明冲击以及经济渗透下的生产关系的转变和自强支配意识下推行的改革。其外力主要是通过内力而产生作用的, 而内部变革的动力在社会支持下直接决定着中东社会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
(一) 经济转型的动力
1.自强意识下的变革动力
对于中东地区来说, 其超越西方的自强意识是推动中东近代经济转型的精神动力, 对于存在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差异, 中东伊斯兰世界认识到了自身与西方强国之间的落差, 从军备、装饰、资源配置以及工业等方面入手进行了改革, 成为了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支持。
2.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
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改革中, 乌勒玛力领导下的政府支持欧洲人推动的革新运动, 并在西化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后期又提出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内容, 强调了本国人对于商业的兴趣, 特别是奥斯曼社会上层对于商业牟利鄙视思想的转变, 为其经济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度扩展到了教育、医疗、司法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
(二) 经济转型的条件
首先从内部来看, 中东社会机体的活力并没有完全丧失, 具有着较好适应力、创造力以及自我更新和转化能力。其次, 中东地区具有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 其在经济条件上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工业品销售市场, 并且具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第三, 从外部条件来看, 西方列强的入侵加速了旧制度和自然经济的破坏, 传播了现代化的因素并且其能够有效地利用先进国家的现成技术的力量, 通过外国资本的引进, 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来看, 中东地区具有着实现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强大的动力, 但是其动力源以及着入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 从而造成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这也是中东社会经济转型的症结所在。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转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从而开辟一条与欧洲国家不同的工业化道路。
参考文献
[1]田文林.抗拒与变迁: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多维透视[J].阿拉伯世界, 2001 (03) :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