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精选12篇）

中国的工业化 篇1

在中国, 建筑工业化方面最惊人的设想来自远大可建的天空之城, 这是一座尚未问世就以饱受非议的未来建筑。

在2012年6月5日, 远大可建与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协议, 规划建设一栋220层综合大楼, 规划楼高838米, 比迪拜塔高10米, 建设周期仅7个月。之前远大科技集团总裁张跃只是计划在湖南建一座150层的大楼。2010年年底, 远大可建的目标是建设200层、高666米的“空中城市1号”。到2012年4月份, 远大董事长张跃已经把摩天大楼项目“拔高”至220层、838米, 项目在今年4月份已经启动。这个计划受到了很多质疑。比如, 有的媒体认为, 在规划湖南长沙838米高楼之前, 远大可建几乎没有建设高楼经验。而从国内类似摩天大楼的造价来看, 40亿元的投资金额用于838米世界第一高楼建设显得捉襟见肘, 远大集团能否持续为远大可建提供资金支持, 还未可知。

不过, 据相关媒体报道, 该项目从技术上来说是可行的, 现有的建筑技术、钢材的强度都能达到这一要求。远大集团对天空之城的相关规划是建造一栋比迪拜塔高10米的“J220—天空城市”, “雄踞世界第一的宝座, 预计建设周期却仅7个月。”在工地的安装周期是48天 (不含基建和内装) , 平均每层安装约5小时, 迪拜塔可是建了6年。”并且天空之城有的并不只是建筑体积的高度, 还有着建筑科技的高度。天空城市”占地1.7万平方米, 地上建筑达到100万平方米, 配备104台电梯, 总计容纳3.14万人。其中, 83%的面积将用于住宅, 容纳17400人;其次是酒店, 占5%, 容纳1000人;其余学校、医院、写字楼、商店和餐厅将各占3%的面积。“天空城市”可实现9度抗震, 有四个原因:梯形金字塔稳固结构;是名师设计;进行模型测试;工厂化制造, 严格质量控制。大楼内部将沿用远大可持续建筑的一整套环保节能措施, 如外墙15厘米保温、4层玻璃窗、新风热回收、非电空调及冷热电联产;大楼全部采用LED灯, 电梯刹车发电。这些技术将使得“天空城市”比常规建筑节能5倍以上、节电约6倍。

远大可建打算将天空城市当成世界建筑建造方式的一场变革----用模块化设计替化离散化设计, 用舒适的车间生产环境替代恶劣的室外施工环境, 用固定的生产工人替代流动的建筑工人, 用紧密合作的供应链替代临时招投标的承包商, 简而言之;用制造替代建造。

天空城市的设想, 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梦想变成现实尚需努力, 而从梦想回到现实, 回到上海中心大厦, 这一座即将完工的梦想, 绿色的梦想。在建筑设计和运营阶段以绿色建筑为目标, 其未来将成为国内第一个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内满足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和美国LEED绿色建筑体系高级别认证要求的超高层建筑;它是现代的, 上海中心大厦具有国际标准的24小时甲级办公环境, 超五星级酒店和配套设施以及集观光、购物、娱乐、餐饮、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商业文化城和特色会议设施;它是经典的, 上海中心大厦将在优化城市规划、完善城市空间、提升上海金融中心综合配套功能、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并将成为上海标志性建筑和上海金融服务业的重要载体。

项目拥有庞大的体量和炫目的造型, 如何能够顺利地得以设计和施工是设计师们面对的一个课题。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顾建平道出了其中奥妙, 他说, “上海中心大厦是一个特大型项目, 从设计到施工的整个过程都非常复杂, 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为了把项目做得更加完美, 我们选择了建筑信息模型这个现代化手段, 把各个工种、各个阶段不同的工作整合在一个信息平台上来共同完成。Autodesk Revit、Autodesk Navisworks、Autodesk Ecotect、Autodesk Inventor等一系列成熟的设计解决方案, 既提高了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 又减少了整个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错误。”

632米的总高度对于中国来讲的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那么, 在设计方面针对体量和形态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又该做怎样的思考?这是设计单位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作为建筑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指定单位——Gensler和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 有限公司, 更多地从科技角度去诠释其建筑理念, 从而更好地把握经典建筑的核心。

上海中心大厦的设计灵感溯源于历史和未来, 旨在将历史与未来有机结合在一起。旋转的形式似中国的水墨画, 简单、立体而一气呵成, 同时也表达出对未来的思考。旋转是一个万物形成的本源, 这个形态连接了时空、超越了时空, 体现为是未来感的一种形态。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超高层建筑, 最大挑战是风阻问题, 而这样的旋转又恰恰在借力打力, 与规则化楼体相比, 可减少大约32%的风阻, 同自然形成和谐的关系。

不难看出, 这样的外形对于建筑功能与施工建造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利用建筑信息模型进行了突破性的处理, 采用了双层表皮的概念:内层表皮为非常规律的几何形态, 外层表皮采取旋转的方式。”Gensler上海办公室的资深设计师彭武说, “建筑信息模型平台在这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建筑的外形完全是基于数字化平台实现的, 传统的二维平台根本无法满足异型建筑各个细部的衔接, 而BIM在设计阶段的参数化运用, 完美地解决了这个复杂的几何问题。”

Gensler副总裁、亚洲区设计总监夏军作为上海中心大厦项目设计总负责人, 在整个设计进程与协调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建筑信息模型解决了项目本身多个挑战性的课题。从设计角度来看, 幕墙就是其中之一。旋转的形态决定了其结构与幕墙玻璃必须轻盈, 悬挂在整个楼体的外侧, 不直接同楼板发生关联, 设计师用直面的玻璃做成双曲面的空间形态, 在视觉效果实现的同时, 考虑可建造性。

陈继良介绍到, 上海中心大厦项目是以Auto CAD为主进行出图, 以Autodesk Revit软件为建模基本手段, 并使用Autodesk Navisworks和Autodesk Ecotect进行碰撞检测和CFT模拟, 使之互相衔接, 从而高效出图、降低返工率并节省了材料。

早在项目的筹建阶段, 上海中心大厦的建设理念就已经形成, 即垂直城市和绿色建筑的理念。其中的绿色, 不仅指向理念, 更是从设计到施工再到未来运营的一个标准。据顾建平介绍, 上海中心大厦以体现人文关怀、强化节资高效、保障职能便捷为绿色建筑技术特色, 以室内环境达标率100%、非传统水源利用最大化、可再循环材料利用率超过10%、绿色施工和智能化物业管理为建设目标, 旨在建筑设计和运营阶段成为国内第一个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内满足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和美国LEED绿色建筑体系高级别认证要求的超高层建筑。

业主在设计的最初阶段就提出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高标准要求, 然而这期间, 项目内部还曾就是否采用建筑信息技术持有不同的观点。几年后, 回顾总结建筑信息模型在建设管理过程中所立下的功劳, 可见当初的坚持选择不仅是正确的, 而且从长远来看, 更是明智的, 特别是在绿色施工和低碳工程上, 为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针对超高层建筑体量大、系统设施复杂、运营能耗大、室内环境质量要求高、集中排放负荷大等先天约束条件所限, 围绕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室内环境质量把控和运营管理等方面, 因地制宜地利用BIM, 合理采用绿色建筑技术, 通过本地化材料、高强材料和可循环材料的使用, 优化结构设计、可视化室内自然采光模拟、营造室内舒适热环境等, 实现了超高层建筑的绿色接力和可持续发展, 并为今后超高层建筑的环保节能提供了范例, 从而推动了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科技进步。

上海中心大厦项目存在挑战规模巨大、项目参与方众多、分支系统复杂、信息量大、有效传递困难、成本控制难度大等问题。从项目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 以建筑信息模型为手段, 应用Autodesk Revit建立模型, 针对项目的设计、施工以及运营的全过程, 有效地控制了工程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和交流, 从而帮助项目的最高决策者对项目进行合理的协调、规划和控制。

中国的工业化 篇2

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３０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

中国农民对工业化的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３０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他们进而认为，在建国初期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９０％以上、现代工业还不到国民经济的１０％的基本国情下，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层层封锁和包围之中，要打下工业化这一前无古人、震古烁今的宏伟基业，只能要求甚至强迫农民兄弟做出牺牲。这既为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概言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国的工业化注定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剥夺农民为代价的工业化必定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农业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农民的职业化（多数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他职业）、乡村的城市化和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期间，我国的农村人口翻了两番；乡村贫穷落后依旧，城乡差距拉大；农业生产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一句话，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若以“三农”现代化而不是工业化的标准来衡量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农民几十年的巨大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当时中国惟一的选择？

至少，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民供奉＝工业化的新中国工业化的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奉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义务交售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给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等来剥夺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苏联剥夺农民太苦，我们不要效仿。但建国初期的经济形势，使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完全落空。一方面，土改消灭了解放前商品粮的供应主体——地主阶级，同时，农民翻身得解放，人均粮食消费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使城市人口每年以数百万的速度递增，粮食供应空前紧张。在此情形下，国家被迫实施对粮食以后逐渐扩及到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这项政策要求农民除口粮外，一切剩余均须低价（有时甚至低于成本）交售给国家。为降低交易成本，国家还逐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在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为３０多年的统购统销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

中国工业化对农业剩余的攫取，其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制度之健全在世界史上难有望其项背者。据经济学家计算，建国３０多年来，国家从农业获取的农业剩余竟达６０００多亿元，接近同期国家对工业的投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每年为国家提供的农业剩余２００多亿元，每个农业劳力人均达８０元。作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其每年收入的近一半用于交农业税、“公粮”和集体提留，剩下的另一半支付社员的口粮。所以，据笔者的考察，生产队的分配名为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口”分配。风调雨顺之年，不过２００多公斤口粮而已。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主要特征便是落后和贫穷。人民公社２５年，社员年均增加口粮１市斤，年均增加收入１块钱。河北承德地区的一个“三靠”（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生产队，由于连年亏损，生产队欠国家的钱款，要由工分来均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社员接受生产队长派活的前提条件是不记工分，社员请假却要记工分。山西保德县一个生产队１９７９年分红时，不仅没有分钱，还要每个劳动日倒贴给生产队８分钱，社员把这样的分配叫做“分黑”。到１９８０年，全国近７４％的生产队年人均收入低于１００元，近２亿农民终年食不果腹。

为了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推行以统购统销、户籍、就业、教育等制度为支柱的城乡隔绝政策，形成了壁垒森严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几十年来，几亿农民政治上无升迁的机会，经济上没有改善的可能，终年被牢牢地箍在土地上为国家工业化默默劳作。

在工业建设依赖农业剩余的前提下，中国农业的缓慢增长，主要通过成倍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年递减不仅是农民贫穷、农村

落后的重要根源，而且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城乡差距的拉大。因此，像中国这样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往往造成工农业的比例失调和城乡的长期隔绝，这样的工业化模式不仅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要侈谈什么现代化了。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多、为这个“工业化”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在于这个巨大的代价是不是换来了工业化的初步实现（中国经过３０余年的努力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这个结论值得商榷），还在于这个巨大代价的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变中国乡村的贫穷与落后，因而也就没有全面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这样的工业化其历史价值和真正意义何在？我们的结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前提之一，从本质上讲，是“三农”的现代化。脱离此点的现代化，只能使中国的现代化徒增困难，多走弯路。

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５０年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但“三农问题”不仅远没有解决，而且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建国初变得更加尖锐和严峻了。

中国仅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２２％的人口，这是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不错，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半数，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质较差、水资源极度匮乏，凭这样的条件养活了近１３亿人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已超过９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得多；世界上大约每３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我们现在是以占世界近４０％的农民养活仅占世界７％的非农民！这恐怕就不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让我们时常尴尬、又不情愿承认甚至有时有意无意地竭力掩饰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当欧美各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迈入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使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尽快实现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９·１１事件”之后，以欧美各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７％的年均增长率。有人甚至预言，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将独领风骚。面对过于乐观的预测，理智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醒世人：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国人在土地上为百分之二十多的本国人刨饭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

怎样安置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农民勤劳朴实、机智并富有魄力、耐力。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神州大地开始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一场农民解放自己的革命。这场发端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冲破了排斥农民的“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在于开始正视中国的基本国情，把“三农”的现代化作为这场革命的主题。中国现代化之门开启了。

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创制各种制度使几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近２０年来，千百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去开辟新的天地，寻求新的生活。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仅使农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而且为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经商创造了条件；崛起于８０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为村民提供了１亿多个就业机会；遍布全国、几乎与乡镇企业同时兴起的近２万个小城镇，使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告别了世代相沿的村居生活；星罗棋布于各大中城市边沿的所谓“浙江村”“河南村”等，也有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工生活于其中。近２亿农民不再依赖土地过活，这是现代中国的大事件，是一场意义极其深远的社会革命。

然而，曾几何时，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国的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敞开城门（比如改革户籍、就业制度），亦断难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力；乡镇企业在经过了８０年代中、９０年代初两个高成长期之后，体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短期内亦难有大的发展；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变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还是依赖乡镇企业的兴衰而沉浮？尚难预测。由上而知，村民们弃农务工经商的规模和速度，短期内很难再现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日前，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有７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７亩，５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５亩。据社会学家在中原地区的调查，眼下一对夫妇加一台拖拉机可耕种５０～１００亩地，而当地每个农户平均承包的责任田还不足８亩。由此推知，农村一多半劳力处在闲置或半闲置状态。这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不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土地投入其他职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职业转移浪潮。但是，仍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局面。据人口学家的推测，到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口将达到１８亿，到那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将是多少？这将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战栗的数字。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的世纪难题。说它难，一是难在农村人口还在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速度增长；二是难在现有的数亿农村剩余人口无从安置。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撇开了农民和农村，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这是已为中国近现代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家庭承包已走到尽头了吗？新世纪“三农”现代化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持久如初，制度效应递减的趋向日趋明显，农村经济制度短缺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另一瓶颈。支撑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是所谓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权、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长期使用权。但目前的有关法令对“三权”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在实际过程中，“三权”交叉、“三权”主体相互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视承包地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抗捐拒税（河南的一个行政村，村民集体抗税达数年之久，上级派县公安局的一个处长亲任村委会主任，也被轰出）；村集体不尊重农户的土地使用权，随意更改承包合同，甚至背着村民把农民的承包地租让给村外的公司，引发村民的过激行为；某些上级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滥占耕地，乱建所谓开发区等等，不一而足。地权不稳，投资预期自然不佳，土地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不可避免，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做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引领者 篇3

1977年10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来来得太突然了。他不知道当时的心情究竟是激动，还是喜悦。可以肯定的是，大学这个梦可以想了，且有机会去实现。因为机会极其难得，所以他不想错过。

1978年，23岁的他考取了武汉工业大学（编者注：现武汉理工大学）工民建专业。本科毕业后，随即留校工作，任建工系助教。1984年他考取该校的管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2000年考取了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从1982年留在武汉工业大学工作开始，他先后担任武汉城建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系主任、副院长、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自2011年1月起担任东北大学校长。同时他还兼任教育部科技委委员及管理学部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研究分会理事长、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东北大学校长丁烈云。

35年间，丁烈云“转战”五所办学背景和特色各异的大学，这种经历，让他深谙不同学科大学办学的规律，因而在执掌不同大学的各类事务当中，他表现出色；而如何管理和经营大学，他也把握着合适的尺度和准确的方向感。

35年来，从一名中学老师，再到东北大学的校长、博士生导师。丁烈云始终没有离开“教育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这大半辈子都是在教书。他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有自己喜欢的一份事业，他庆幸，自己找到了教育这份最喜欢的事业。当问及为何对教育这份职业情有独钟时，他只用了简单一句话表达：“那种发自内心对职业的喜爱可能是无法用言语来具体表达的，是一种自我感觉得到、发自内心的情愫。”

在记者面前，对每一个提问，他都直率地予以回答，并尽力使记者充分明白他的每一个观点；可能是工科出身的缘故，他有些不善言辞，语速甚至有些迟缓，一旦开口，逻辑分明的阐释，加上富有磁性、饱含真情的嗓音，立刻把采访的氛围营造得十分融洽。

本期，丁烈云校长做客《高端访谈》，将结合自己的成长故事，为大家支招成长经验；独家讲述任职东北大学以来的所思、所感；真情解析存在于他眼里、心中不一样的东大魅力。

成长经验

选择不同专业，锻炼复合型思维

《高校招生》：本科时，您读的是“工民建”专业，毕业后您考取并获得了武汉工学院管理工程硕士学位，2002年又获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为什么会把深造的专业由“工民建”专业转变为“管理工程”呢？

丁烈云：工民建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专业，主要研究房屋结构性，是要进行买地房屋施工的，这个职业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还必须去参加考试，取得注册结构工程师证才可以从业，它强调的是专业的深度。而管理工程需要很宽的知识面，在知识结构上需要你懂经济、管理，再需懂一门专业业务。由于我在本科时已经具备了一门很专的知识，所以在更高层次的深造方面，我就需要选择另外一个不同的专业来弥补知识的广度和宽度，当时的选择主要是这么考虑的。

《高校招生》：在您的硕士和博士攻读专业中均有含有“管理工程”四个字，但你所就读专业研究的领域和考生家长熟悉的“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存在哪些方面的不同？

丁烈云：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专业类。具体来说管理工程、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这3个专业分别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不同的3个专业类。

它们研究领域和方向不同。工程管理专业侧重对土木建筑工程或者说工程建设管理的研究。工商管理是研究盈利性组织经营活动规律以及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学科；公共管理专业侧重公共事务管理，培养能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NGO）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和行政机构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样是管理工程专业，不同大学的定位也不一样，有的是放在本科层次培养，有的是放在研究生阶段培养。

《高校招生》：来东北大学任职前，您担任了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这是一所人文气息十分浓厚的大学。在您看来，人文社科类学科和理工类学科有哪些不一样？

丁烈云：首先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发展规律不一样。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变化的今天，理工类学科的学生就会面临挑战——在校期间学习的专业知识无法满足进入工作岗位后的需要。根据摩尔定律的阐释：知识更新速度不到几个月，如果你不学习，立马就落后了，你所掌握的知识就开始递减，就是理工类学科的规律。而人文社科呢？主要是靠知识的积累。原来学习的东西不存在“过时”的说法，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不断地学习，知识的增多和丰富，知识就会积累得越来越多。所以说一些文科老教授、国学大师，越老越吃香，为世人崇敬。

另外两者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思维方式的不同，人文社科是发散思维，而理工科则体现在收敛思维上，在我们创新的过程中，这两种思维都需要。

治理心得：当好大学“服务员”，因势利导

《高校招生》：我们知道，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您经历了五所办学风格和大学气质完全不同的大学。这些经历给您执掌东北大学提供了怎样的借鉴？

丁烈云：任职东北大学校长后，我开始详细对学校的优良传统、办学特色、学科结构、行业优势等内容进行了详细了解。接下来，东大将往哪些方面去发展，我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思考。我担任领导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经常和学校各部门的老师们探讨、调研，和学生们多一些交流，如此，才形成一所学校发展的新思路。我发现其实任何一所好大学，都很好地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对于这点，结合我工作过的五所大学来看，确实充分地证实了这点。任何一所学校在她长期办学过程中，会逐渐积累并形成自己的特色。有些院校是以理工为主，而有些学校是以文科为主；有的学校规模大一些，有的则小一些……这些都是表象，实际上值得我们了解的东西是一所院校内在的东西——办学特色。理工类学科讲求效益，不太注重过程，所以只看结果。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非常注重过程。注重结果则培养了自己的效益观，而注重过程则是培育了“依法治校”的这种观念，比如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是否依照法规、规定进行，文科教授们对此是非常讲究和重视的。由于我在不同学校工作过，对不同类型的学科发展规律了解比较清楚，所以更能够把握好大学发展的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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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在贵枝白山黑水论坛上，有东北大学的校友十分关注您，有人说：“自从老丁来后，东大的校园面貌好多了，比较看好他，但愿东大能振兴吧”。您看完这段对话，有何感触？

丁烈云：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有去关注这些。一所大学的发展绝非靠一个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的，我也没有这个本事。但是我们学校的那些不同学科的知名学者、教授、教职工和勤奋有才智的学生们却有这个本事。而我的作用，就是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出来，我为他们做好服务，发挥好他们在学科和专业的作用，然后带领广大教职工去从事学校事业发展的工作。

一所大学的发展，确实需要由校长来带头，但最终是把大家的智慧通过某种民主的渠道、科学的过程，把它总结提炼出来，变成我们学校一致的意志，而不是某个人单方面的意志。

东大定位：做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引领者

《高校招生》：2012年。东北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提出要做“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中的引领者”，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发展定位？

丁烈云：到东北大学任职后不久，我们专门举行了一次大型教职工会议，后又举办了党代会，目的就是统一思想，确定“十二五”期同学校的发展规划，即下一个阶段东北大学到底要发展为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其实在开会前，我们经历了很长的酝酿阶段，在此期间进行了反复讨论、论证，最后就提出了东北大学的发展目标——发展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中的引领者。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决定呢？这其实有一个大背景，中国原来是一个农业大国，解放后经过多年努力，才进入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工业化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而正当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又迎来了全球信息化的发展潮流。而今我们已经慢了发达国家一个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怎么发展，于是党中央就提出了要以信息化带动领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就是中国新型化工业发展的道路。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东北大学就结合了自己的实际，把自己定位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中的引领者。当然，这个定位不是简单、随性提出的，它是基于多重考虑的，第一个是国家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过程中，东北大学作为具备这方面的行业优势的“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水平一流大学，应该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第二个是东北大学有这个能力。我们的科技成果不仅仅停留在论文上，而且善于把这些成果通过技术转移，能把它做成技术产品。东北大学的科学园是中国第一个大学科学园，2000年东北大学科学园成为国家首批15家大学科学园试点建设单位之一。在2009年国家有关部委的高校科研绩效（投入产出比）排名中，东北大学就已位列全国第三。不仅如此，早在1995年。学校的软件中心被确定为当时唯一的计算机软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97年学校自动化中心被确定为国家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99年设立了国家数字化医疗影像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接下来，学校在3年内还将建成“云计算”和“新材料”两大科技园。它们整体将作为东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分园，以高端数字医疗诊断设备和健康产业、创意产业、云计算产业、卫星资源应用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

学校的王国栋院士是在钢铁轧制技术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在国内钢铁界更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国内著名的钢铁公司，诸如首钢、鞍钢、宝钢、武钢都在使用他研发的设备；又比如学校的柴天佑院士，以他为首席科学家申报的项目“复杂生产制造过程一体化控制系统理论和技术基础研究”获得国家资助并立项，该项目的研究将使我国在复杂生产制造全流程一体化控制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他的这项研究被誉一些院士认为是信息工业与流程工业的深度结合，将为提高我国制造业综合自动化水平、实现企业全局优化产生卓越贡献。这些专家提供了智力支撑，也是我们有能力引领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的底气来源。

《高校招生》：留意各省（区，市）的招生考试报刊。每年的东北大学和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都会在本科一批录取，但招生代码和东北大学却有区别。为什么？

丁烈云：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是东北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都叫东北大学。她承担东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和东北大学“985工程”建设子项目。毕竟在两个不同的省份（编者注：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办学），所以招生代码也不同。皇岛分校是相对独立地办学，也在本科第一批次招生，东北大学秦里岛分校学生毕业后由东北大学统一颁发证书，注明在秦里岛分校毕业。另外秦屋岛分校在地理环境上有一些优势，冬天没有沈阳那么冷，一些喜欢靠近海边求学的学子也愿意去报考。

环境育人：东大是学生的第二个“家”

《高校招生》：在不少人的印象当中，以为东北大学在黑龙江哈尔滨，但实际上东北大学却坐落在被誉为“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辽宁省沈阳市。东北大学为何选址沈阳？

丁烈云：1921年初，民国著名军阀、北洋军奉系首领张作霖（编者注：张学良之父）建议：“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随即奉天省议会于当年10月讨论并通过联合吉林、黑龙江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备人才、振兴教育的议案，东北大学由此开始萌芽，1922年初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1923年4月东北大学在奉天（编者注：今沈阳市，当时的奉天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宣告成立。所以，东北大学是在沈阳，而非哈尔滨。

《高校招生>：有网友说。东北大学理工科挺好的，不过有很多学文的同学也喜欢东北大学，一是因为少帅张学良曾担任校长的原因，另一个是因为学校的风景挺漂亮。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丁烈云：他们所持的这种观点，可以理解。不少学生和家长在未正在进入一所大学前，他们对这个学校的了解仅停留在学校的一些表象上，甚至还停留在一些道听途说的阶段，这都可以理解。对于学校环境，我一直都觉得东北大学的校园是很漂亮的，首先是规划得好，整个校园内建筑楼群分布错落有致，虽然学校的面积不大，但看起来一点都不拥挤。目前，我们正在修建浑南新校区。建成后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老校区的压力。

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工业化 篇4

工业化进程在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中占据着核心地位。2004年和2005年, 第二产业增长率分别是1 1.1%和1 1.4%, 是三次产业中唯一高于当年GDP增长率的, 对整体经济增长起着火车头的作用。但是在宏观数据较好的背景下, 依然暴露出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资源的再配置层面上。

狭义的工业化一般包含两个层面, 其一是工业部门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规模自身的不断扩张, 使其在宏观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扩大;其二是生产要素不断地从效率较低的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 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应该说,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在第一个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在第二个方面依然存在不足。

在劳动力的再配置层面, 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对增加就业的拉动力日益缩小。数据表明, 中国目前的就业弹性为0.1, 只有改革开放初期的1/3不到, 也远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其中, 工业部门的就业弹性下降得尤为明显。这种情况, 对于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要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我国来说, 是一个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下面要提及的资本配置体制方面之外, 一般论者, 如卢卡斯 (Lucas, 2004) 均强调部门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差异是劳动力不能顺利转移的主要原因。

在资本配置层面, 有学者认为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重工业重新发展的新阶段。但是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以其为重心的发展必然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进一步排挤, 从而加重劳动力再配置的难度, 所以亦有学者质疑这一特征是否背离了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进一步的, 质疑的重心被放在资本的再配置体制上。在中国目前的资本配置过程中, 政府力量依然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导致资本在产业层面向重工业和基础建设领域倾斜, 并且在企业结构上向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倾斜, 而民营的以轻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在资本方面往往受到局限, 而后者才是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求。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来源于社会学,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进入经济学的视野。到目前为止, 社会资本理论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理论, 其概念并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定义。普特南 (P u t n a m, 1993) 将社会资本视为“能通过合作行为来提升社会效率的信任、组织和网络的结合”, 并给出一个狭义的定义“水平协会集”。在这个基础上, 学者往往将社会资本与家庭、社区组织以及非正式制度相联系, 更为广泛的思路则认为社会资本还包括规范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一系列正式制度和结构, 包括政府、政治制度、法规和公民自由。

二、我国目前社会资本及其工业化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社会资本的理论体系还不成熟, 分析工具也有所欠缺, 但是在对经济现实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功。对于本文重视的工业化中的再配置问题, 也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首先,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 农民工缺乏社会资本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从而无法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计量性的结果也都表明, 社会资本的确对农民工生活的多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就业方面, 社会资本的作用要显著地高于人力资本的作用。除就业之外, 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以及自我维权方面, 以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为代表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正在不断的得到研究和重视。

除此之外, 作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内容的水平协会组织对于加快劳动力转移也有着重要作用, 但这一作用尚未为国内学界所重视,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相应的协会组织相对不发达所导致的。国外学者广泛的研究了非政府组织 (NGOs) 和非盈利组织在帮助转入城市的移民建立社会资本中的作用。皮斯托夫 (Pestoff) 对瑞典城市移民和哈顿 (Huntoon, 2001) 对西班牙城市移民的分别研究都表明了, 移民内部的合作和社区服务对于提高城市移民的社会资本产出有着极大的贡献, 并描述了这一过程的内部机制。应该说, 这一经验并不仅限于发达国家, 而是对发展中国家也有着相当的借鉴价值。

其次, 我国这样的协会组织没能发挥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是和我国对政府、市场和社区的关系的理解长期存在局限有关系的。日本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提出, 经济发展制度应该是国家、市场和社区三个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他指出, 市场是价格参数变化的信号下协调在竞争中追逐利润的个人组织, 国家是通过政府命令强制人们调整他们的资源配置的组织, 社区是在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基础上引导社区成员自愿合作的组织;竞争、命令、合作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有效运行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三大机制。但是, 我国一直只重视研究国家和市场这两个组织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而忽略了水平协会组织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经济学的局限, 另一方面应该多少和中国长期中央集权下形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 黄仁宇所形容的“潜水艇夹肉面包”就形象地表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层组织的缺乏, 难以实现现代化改造的困境。

第三, 资本的再配置中存在的制度性问题同样和这一认识误区有关。由于简单的将经济社会组织理解为政府和市场, 从而忽略了协会组织和社会资本的作用, 甚至采取措施限制其作用。这种认识误区和行政权力自我强化的传统相结合, 就导致了政府组织对中层社会组织空间的挤占和造成社会资本形成的困难。前述的工业化中资本要素再配置中存在的制度性问题, 实际上可以看成政府将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片面的用于自身掌控的企业, 而同时造成了民营中小企业通过正常渠道的融资困难, 而导致了存在相当规模的对应高风险的高利率民间信贷市场的形成。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本形成空间被政府挤占而又自发调节的过程。但是这种自发调节的效果是有限的, 甚至会导致不良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第四, 卢特里奇 (Routledge) 和阿姆斯伯格 (Amsberg) 论述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文指出, 高速增长的社会会周期性面临大型的技术冲击, 从而对劳动力的“机动性”产生压力。也就是说, 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和城市部门内部的劳动力同样存在一个不断的再配置过程, 这种劳动再配置过程具有一般性。其论点的新意在于, 这种密集的劳动力转移本身会导致原有的信任和社会资本破坏, 从而在工业化过程中呈现一种社会资本不断破坏和重建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一个过程中, 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信任和合作对于社会迎接不断的技术冲击非常的重要。

第五, 除了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之外, 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还具有广泛的作用。这方面已为学界广泛论及, 这里不再赘述。一般认为, 社会资本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更为良好的发挥作用, 而这些效果都会从整体上促进工业化进程, 而不仅仅局限于再配置方面。

三、建设社会资本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如何建设社会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重点应该在于摆脱国家和市场这样简单的二分法, 重新思考和理清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确定政府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限制行政手段对社会资本形成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利用非政府或非赢利组织来建立良好的社会资本形成机制。当然,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但简单的无视或者限制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如何通过恰当的措施将其规范化并促进其发展, 做到趋利避害, 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不但是解决目前工业化过程的结构性问题的要求, 也是建设一个和谐和多元的现代社会的要求。

参考文献

[1]、Lucas, 　R.E., 　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2]、Putnam, 　R.D., 　1993.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Spring) , 　36–42.

[3]、Pestoff, 　V.A., 　1991.　Between　Mar-kets　and　Politics:　Co-operatives　in　Sweden.Campus/Westview.

[4]、Huntoon, 　L.　2001, 　Government　use　of nonprofito　rganizationst　ob　uilds　ocialc　apital,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0　157–160

中国的工业化 篇5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为争夺中国这块市场,与国内企业展开了激烈竞争.我国机床进口额为31.5亿美元,为40.4亿美元,为了迎接挑战参与竞争,振兴和发展中国数控机床工业,南京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原南京机床厂)坚持走技术进步道路,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当今世界先进技术,通过与德国TRAUB公司合作生产,在国内率先制造出了具有国际水平的TND360、TNS42/60型数控车床和车削中心,并在消化吸收德国技术的基础上先后开发出CK1416、C K1420、CK1425、CK1440A、CK1450、CK1463、CK1480和N-084、N-088、N-089、N-090、N-091、N-092、N-093、N-094、N-095等系列的`数控车床.现在我公司的数控车床产品有两大类(棒料类、件料类),40多个品种,为我国航天、航空、军工、汽车及零部件、摩托车、能源、电子、化工、精密仪器和纺织机械等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了大量装备,现在已成为生产数控车床主导厂家之一,国家“九五”、“十五”重点科技攻关承担单位之一.

作 者：李建军  作者单位：南京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刊 名：机电新产品导报 英文刊名：MACHINERY & ELECTRICAL NEW PRODUCTS GUIDE 年，卷(期)： “”(10) 分类号：F4 关键词： 

中国的工业化 篇6

因为中国经济的两个主要拉动力量，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还没有结束，而且，城镇化、工业化对整个经济的推动也会越来越强劲，这会使中国经济保持比较长期、快速的增长势头。这是一个总趋势，这个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很多人认为，中国主要是靠外需拉动我们的经济。如果不靠外需，我们还能靠什么?实际上应该纠正一点，中国并不是主要靠外需拉动经济的。

在过去那么多年来，外贸出口，也就是外需对整个中国经济GDP的拉动，在“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中，出口方面只占22％。也就是说，中国GDP的增长大部分主要还是靠投资和国内的消费来拉动。因此，中国并不是一个依靠或者是依赖外需的经济体。由于这次金融危机，去年整个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变成了负数，也就是说，外需受到了很大的创伤，所以，我们加大了投资和国内消费的力度，来弥补外需不足，使得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很快的增长速度。

中国的经济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要充分利用外需，推动自己经济的发展。别的国家，包括美国，它们都会利用国际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所以我觉得在用词上，不能说中国是“依赖”，或者是“依靠”外需发展经济的国家，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这样的说法都是一些外国人。在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下，看到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加这么快，就认为我们中国的经济准是依靠外国市场发展起来的，实际情况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当然。外贸出口对中国的经济贡献还是很大的，过去那么多年基本上保持了大约四分之一的贡献度。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量要恢复到22％、25％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在今后，如果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能达到15％，我们就应该比较满意了。

另外，将来的“三驾马车”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度会出现一些趋势性的变化。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5-10年内，中国还是要靠投资拉动。投资拉动的力量会慢慢减弱，国内消费的拉动力量会增强，到了一定的时候，国内消费可能会超过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在此过程中，外需市场会保持在15％之内的水平。保持这样的水平对中国是必要的，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利用国际市场，还是要利用出口推动中国的经济，这也是其他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其他的国家在治理经济危机的时候，往往用加大投资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是沿用了这种方式。然而，投资过大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中长期的弊端，因为国家的投资比较多，所以国家、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会被强化，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对冲机制，这种弊端也是可以克服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投资如果太多，就会抑制消费，所以，首先还是要减少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因为，只有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才会是一个比较持续、长期的拉动力量。另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民间的消费，培养国内的消费，使其逐渐成为主导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

现在。遭受金融危机创伤的各国经济开始逐渐复苏。从现在来看，首先复苏的当然就是中国和其他的一些新经济体，实际上，这些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并没有遭受重创，所以它们复苏的速度也会比较快，一些遭到重创的国家复苏就会慢一点，比如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但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总量比较大，它们一旦复苏，其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影响远远比中国增长了5个、8个百分点来得更强，对全球经济拉动的力量会更大。所以说，真正要实质性地拉动全球的经济复苏，还得靠美国以及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可以起引领的作用，起到增强信心的作用，但实质性改变整个全球经济的走向，还是要靠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的工业化 篇7

在经济学中, 工业化一般被定义为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同时, 工业化不仅是工业发展的过程, 还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环境因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禀赋条件, 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离不开资源环境的支持, 可以说环境以及其所提供的自然资源是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和能量。工业生产是人类将自然资源加工制造为符合人类需要的产品的过程, 工业化需要大规模地开发使用自然资源。所以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的推进, 人类以更加有效的手段、更加集约的方式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同时, 工业化的发展受到环境的约束。工业生产在消耗自然资源的同时还会产生各种工业废物, 对环境产生影响。过度消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不仅使工业生产无法持续进行, 而且将破坏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环境, 资源坏境是工业化的起点。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参与人口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发展过程, 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成本推进型和粗放式的工业化, 这使得中国工业发展受到的环境约束更为显著。在稀缺资源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尖锐和由于工业化推进使得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难以逆转的今天, 积极地寻求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工业化模式特点

作为现代环境问题主要内容的环境污染几乎就是工业化的直接产物, 中国工业化的具体特点使得其对环境的破坏更为剧烈。中国工业化道路与西方由自由市场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不同, 其特点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道路”, 其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体现出来的是鲜明的“追赶型”特征, 而不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入水平和需求增长所带动的。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提出的“超英赶美”战略, 还是改革开放后确定的“三步走”设想, 都是建立在中国工业化落后于西方这一历史基础上的, 都是为了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形成了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目标以及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追赶型现代化模式, 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忽视了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 工业高速增长。1949年以后, 中国的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50年代为25%;20世纪60年代为3.9%;70年代为9.1%;80年代为13.3%, 这种高速度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也属罕见。这种高速发展一方面使中国的工业体系能在短期内得以建成, 另一方面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冲击。特别是80年代以前所建设的工业企业几乎没有污染控制设施, 留下了巨大的环境“欠账”。80年代后, 法律上规定新建工业企业都要配备污染控制设施, 但由于重视不够, 投资不足, 仍留下了一些缺口。同时, 在工业高速增长中, 传统工业仍占据绝对地位, 高技术产业所占比重不到2%。这种粗放经营方式下所导致的高消耗、高污染给环境和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第二, 工业结构重型化。中国走的是一条由投资需求带动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重工业是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业, 使得经济增长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为膨胀, 从而拉动了包括石油、煤炭、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初级加工部门生产的大幅度增长。这种能源、原材料消耗的迅速上升, 大大加剧了环境污染负荷。

第三, 中国工业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乡镇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了工业产值的42%, 但是由于乡镇企业技术水平低, 生产管理落后, 控制污染的投入有限, 加之布局不合理, 使得其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能源、资源的消耗, 要大大高于同等类型的大中型企业。

粗放式的生产方式使我国的工业化面临了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在2005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144个国家的环境可持续能力排行榜中, 中国只排名第133位。从大气环境看, 2006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2589万吨, 超过了环境理论容量的一倍以上;从土地环境来看, 到2004年, 中国的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37.1%;从淡水环境来看, 2005年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为296.4亿吨, 比上年增加8.3亿吨, 增幅2.9%。中国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在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 也付出了环境严重污染, 生活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等沉重代价。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生态环境又比较脆弱的国家是行不通的, 转换工业化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三、实现转变

中国并不具有特别的资源环境丰度优势, 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一个基本国情。因此,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显著。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依靠大量消费资源, 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也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接近了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强调综合国力竞争的今天, 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 只有转变原有工业化模式为一条新的既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 又能协调自然、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 才能增强中国新时期的国际竞争力, 才能有利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第一,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 要转变传统发展战略,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中, 不单纯追求经济的数量扩张, 而要把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要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人口控制作为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准之一。

第二, 从政府层面来看, 要实现正确的角色定位和坚持制度创新。首先, 要明确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定位, 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有效政府, 调整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将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经济增长的模式。其次, 政府应该着眼于全局、长远和公众利益, 制定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政策和完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立法, 通过有效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 促进企业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第三, 从市场层面来看, 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以生态法则为导向的现代市场制度。建立现代市场制度包括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价格信号制度、市场规则制度、市场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市场道德规范制度、信用管理体系等, 并且要求我们要坚持把生态法则作为市场制度建立的指导。从理论上讲, 由于产权界定较困难, 自然资源和环境领域最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因此, 要坚持以生态法则为导向, 逐步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资源环境运转机制, 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 建立以环境税费为主的“绿色税收”体系和环境使用权的交易制度, 从而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市场运行机制。

第四, 从企业层面来看, 只有产权清晰的企业才会对来自市场的激励产生有效反应, 因此首先就要推进企业产权制度创新, 是企业成为产权清晰地市场主体。其次, 要把现代生态环境制度纳入现代企业制度之中, 在节约资源、减少对环境污染的同时增加企业利润。并且进行绿色生产、绿色营销和绿色管理, 实现企业绿色制度创新。最后, 要以信息化的制度模式推进企业制度创新, 中国要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关键在于以信息化的制度模式推进企业制度创新, 实现企业制度体系的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资源的消费和环境的破坏是工业发展的代价, 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粗放式增长的过程, 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社会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关注越来越强, 标准越来越高, 中国工业正面临着实现从主要依靠耗费资源技术来支撑工业竞争力的阶段向主要依靠节约资源技术来支持工业竞争力的阶段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在这样的大趋势下, 中国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企业竞争方式、经济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将发生显著变化。而“树立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既是其正式的政策表达, 也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正确战略选择。

摘要：传统工业化道路是以资源的高投入为基础, 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代价的。随着传统工业化道路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凸显, 在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应对各种机遇和挑战的必由之路, 也是我国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传统工业化道路,环境约束,转变

参考文献

[1]、金碚.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4) .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加快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J].管理世界, 2007 (7) .

[3]、曲格平.中国的工业化与环境保护[J].战略与管理, 1998 (2) .

[4]、宋海龙, 李武军, 陈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考[J].科学管理研究, 2003 (l) .

中国的工业化 篇8

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是一段持续的过程, 并不是全部外国资本主义的渗透, 也有中国本身原始工业化发展因素的影响。正如诺斯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根本决裂, 恰恰相反它是以一系列渐进变化的积累”。在中国整个近代化中, 江南地区起着领导的作用, 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虽然没有自发地进入近代化, 但江南早期的工业化在明清时期有着出色的表现, 也为20世纪江南工业现代化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许多贡献性的因素。对中国明清时期的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也是追溯工业化的源泉, 了解中国工业发展历史积累的必要。同时也会对现代农村工业的发展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二、原始工业化理论综述

原始工业化理论是美国学者门德尔斯于1969年首次提出构想的。最初门氏将其定义为主要分散于农村的制造业活动。1972年将其扩展为“主要分布在农村中的工业的迅速发展, 它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在对弗兰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门德尔斯发现, 原始工业化的最终动力为人口压力。18世纪末在弗兰斯出现了原始工业化的时代, 即手工业区与没有家庭手工业的商业性的农耕地区, 都存在市场的影响。后来克里得特等学者又扩大为“农村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 生活完全活在很大程度上的依靠为区域间的市场或国际市场而进行的大众化生产”。总之, 构成原始工业化的三个要素为:农业工业, 外部市场, 商业性的农业。

原始工业化理论为进一步了解近代工业的历史基础和近代以前的欧洲以外的工业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工具, 提出以后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因为这些地区伴随着欧洲近代工业化而来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工业。其理论被广泛地用于东亚地区, 如近年来对日本、印度的经济史研究中, 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理论研究已成为一种模式。王国斌还认为与欧洲原始工业化相关的那些条件, 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可能比欧洲更为普遍。在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中, 与此相关的是明清原始工业化发展的问题。

三、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原始工业化基本状况

1. 当地经济的商品化发展概况

其具体表现为:棉花的种植刺激了手工纺织业的繁荣, 常熟、无锡成为长江三角洲第二、第三的棉布贸易中心, 每年分别有1000万和300万匹的棉布输出;桑蚕和丝绸在苏州府经济增长中占主要地位。桑蚕业在迅猛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丝织业几乎完全脱离了农耕而成为专业化的生产。到了晚清时期, 许多丝织业是靠城镇作坊中的雇佣完成的。但原材料的生产如植桑, 养蚕和棉布纺纱织布一样全是在小农的家庭生产中进行的。植桑栽培的扩展使这一地区成为缺粮地区, 粮食作物也逐渐地商品化。

2. 当地轻工业的发展, 以最为繁华的纺织业为例

纺织业是明清江南工业中最大的部门, 是江南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产业, 在明清时期出现了重大变化。其发展表现为: (1) 手工纺织产量规模的扩大。在对整个江南地区棉布产量的估算中, 得出“在明后期江南的棉布产量为5000万匹, 清中期为10000万匹”。 (2) 生产技术的进步: (1) 不断改进的生产工具。如斜身式花机的出现大大改进了织机的性能, 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增强了工人操作的精确度。 (2) 生产工艺的发展。棉布制造中, 纹络花样等工艺的发展;此外棉布的染色技术也有提高。 (3) 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较为复杂的工序中, 专门的生产部门产生。如在棉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分工为织和纺的两大工序的分离, 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的分离, 家庭内部的分工。 (4) 地区专业化也日益加强。江南的松江、苏州、无锡为棉纺织基地。 (5) 市场的扩大华北和海外销售市场的扩大使得当地原始工业化发展迅速。

四、对江南原始工业基本状况的研究现状

对江南地区的原始工业化研究中也许人们提到最多的是过于膨胀的人口增长, 有限的土地规模造成的土地资源的相对短缺, 内卷化增长及江南地区的斯密型增长。海内外学者对此各有所见, 对江南原始工业化为何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工业的原因解释也不胜枚举, 主要有:

1. 黄宗智在分析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时是按照菜雅诺夫的逻辑

他指出在人口压力下农村家庭农场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行为。他认为甚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却阻挠了长三角地区经营式农业的发展, 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经营式农业的发展逐渐被小农家庭式耕作所取代;认为明清时期该地区手工业增长小农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积累上, 包买商人倾向于流通领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劳动投入的无限制增长上的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基础上, 走上了一条内卷化、生活水平停滞和可用资源的全面压力日益增长所构成的模式。

2. 国内学者李伯重在《江南的近代化》描绘了江南工业的基本框架, 以纺织业为例则表现为江南地区经济的斯密型增长

江南工业是“超轻结构”, 注重能源与材料的节省, 使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或材料革命。而明清纺织业和英国的纺织品市场, 从容量上来看都相差无几, 也无怪乎江南的原始工业化走出了与英国的“煤炭主义”道路不同的以纺织轻工业为主的道路。

3. 于秋华认为, 在现实生活中江南地区斯密性增长和过密性增长相互交织发展

他从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对个人的压制, 不利于商品的交换和资本的积累。

五、江南原始工业化的前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对于与欧洲相比并不逊色多少的中国江南的原始工业化并未像英国一样自发地进入近代工业化的现象, 中外学者给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

黄宗智批判了认为商品经济会使小农经济变质并最终突破原有发展方式的古典理论。认为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的增长是在人口压力下的内卷化增长, 是无发展的增长;没有生产率的提高, 是以生活水平、日平均报酬率的下降为代价的增长模式。

彭慕兰认为“大分流”之前的中国无论从市场、土地制度、奢侈品的消费、文化习俗制度以及生产模式濒危等方面与欧洲相比, 显示出欧洲更为“勤劳”或中国更为“内卷”。彭认为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找到了保持他们原始工业化发展的方法。由于没有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品使中国的农业部门以更强烈的方式扩张, 中国很可能大规模的原始工业化地区实际上出现了“逆工业化过程”。

李伯重认为江南地区的斯密增长模式使其无法发生工业革命 (此观点在大分流中彭慕兰也明确表示斯密动力缓解了欧洲中心区的马尔萨斯困境, 并走上了更为发展的增长道路) 。

六、总结

在彭慕兰指出的1820年即世界经济出现大分流以前, 无论是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近代经济研究还是对中国经济史的海外研究, 都力图从更为丰富的实证材料出发重新肯定中国在原始工业化时期的某些可观成就。江南的原始工业化仍然可以被视为近代工业化的一个现行阶段。尽管事实上中国并未因此而直接走向现代化, 但早期工业化的意义也不能被削弱。对中国原始工业化理论的研究不仅可以从理论上以更加实证的方式批驳“西方中心论”中欧洲外无工业化的偏见, 而且还可以清醒的认识明清时期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作用, 更加可以实证地剖析明清时期的农村工业, 同时也期待材料研究和实证考察进一步完备, 对中国的原始工业化做出更加丰满的解释与预见。

参考文献

[1] (美)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化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history第3卷上册.第1页

[3]刘兰兮.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理论简述.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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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济的局限.第43页

[6]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2006

[7]李伯重.《江南早期工业化》 (1500-1850)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中国的工业化 篇9

关键词：工业化,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制约因素

引言

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建立起独立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使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的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然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历史阶段,工业化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过程,而且还包含着经济增长量的扩展和结构变动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质的变化。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努力提高创新能力,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重要支撑,是“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科技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社会生产各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主题,工业化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力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是当下以及未来的重要任务。

一、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界定

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经济发展方式的一般意义出发,我们认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四层含义:

1. 工业化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建设从低水平起步,基础差、底子薄,受到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整体技术水平的限制,中国工业增长长期以来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重铺新摊子、轻原有企业技术改造,重产品数量增长、轻产品质量提高,使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呈现出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益的状况,带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2003年以来,能源、土地、水等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供应突然全面告急,许多地方出现了“民工荒”。这种现象表明,目前这种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所隐含的深层次矛盾终于开始表面化,预示着这种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只会是越走越窄、难以持续。粗放型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环境,这种发展方式正面临着极大的资源压力和不确定性。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解决工业化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快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2. 工业化从片面外生型发展到外生与内生相结合型发展。

所谓外生型发展是指工业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部市场、外资、外部技术资源等。而内生型发展是指工业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内资、国内技术资源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对外依赖性不断在增加,对外依存度由1978年的9.74%上升到2009年的44.24%,其中2006年达到了66.52%。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不仅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也大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另外,中国利用外资和外部资源的规模呈不断扩大和快速上升趋势,中国大量利用国外的技术资源,形成了对国外技术资源依赖程度比较高的局面。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受到国外的巨大威胁,因此必须立足国内,加强自主创新。同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利用国外市场与经济资源,使工业化发展方式切实转到外生型发展与内生型

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比上年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电力消费比上年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发展相结合的道路上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 工业化从片面追求工业增长到追求工业增长与改善民生、协调三大产业比例并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实现了9%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在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片面追求工业增长的倾向。这样,中国的三大产业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经济发展滞后,第三产业严重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脱节。三十年的改革发展成果,广大人民群众很少分享到,出现了典型的“国富民穷”现象,民生问题成为了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把民生问题摆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着力改善民生,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这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努力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必须改善民生,协调三大产业的比例,促进国民经济和谐健康发展。

4. 工业化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到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已有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但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总量的扩张,劳动力、资源和环境已经进入高成本和短缺时代。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第二大能耗大国。如果说以往缓解能源资源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那么从今天看,由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负担过重,一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这就迫使中国必须注重节能减排、科学发展,走出一条高增长、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路子。

二、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

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转变受生产力水平制约。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转变滞后受工业化阶段、二元结构体制约束,同时,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发展的问题与转型经济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加大了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的困难及复杂性。本文认为,制约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如下所述。

1. 技术因素。

工业技术落后,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增长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技术含量低,许多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低,新兴产业发展总体滞后,工业发展尚未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另外,中国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比较薄弱,工业化的核心技术大部分依赖国外市场,企业的自主创新环境不够完善,并且吸收、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足。

2. 资源环境因素。

资源环境制约。中国工业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超过50%),二氧化硫、化学耗氧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占到全国的86%、38%和70%,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大。中国已提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指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时期,中国仍将处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的阶段,工业化高速成长必然对资源供给造成更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异常严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遭到了巨大的挑战与困难。资源环境的约束力越来越制约着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转变。

3. 体制因素。

体制机制性障碍。部分地区过分注重工业经济的数量增长,忽视工业经济发展的质量。资本、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价格扭曲严重,资源过度投入、浪费严重。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面临着认识不到位、政策不配套、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工业行业体制机制僵硬,企业市场灵敏度比较低,经营理念与市场脱节。

4. 产业结构因素。

产业结构调整滞后。近年来部分工业行业投资增长过快,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布局分散,产业集中度低,一些重要行业中落后产能仍占很大比重,许多新兴产业也存在无序建设的倾向。在GDP结构中,工业的比重过高而服务业的比重偏低,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更低。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所服务的,因此,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当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工业内部,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行业供给紧张,多数消费品等下游行业相对过剩,从工业产业结构看,工业产业升级任务艰巨。尽管过去几年来上游行业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仍落后于需求的增长,这些行业的生产和消费弹性系数均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制约因素。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产品多是一些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产业结构的整体层次还有待提高;二是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突出,各地间的工业发展有待加强协调;三是产业集群化水平比较低,产业集群有待进一步升级。

三、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

针对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本文提出以下的思路与途径来破解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困难这一难题。

1. 提升中国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增强工业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工业经济大国,已经具备比较完整的工业技术体系,现在的核心任务是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能否具有自主技术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在战略性、基础性的工业行业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关键,也是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因此,培育战略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成为中国新时期的技术发展战略的核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进程中,必须始终以科技发展为先,用科技来提升中国工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增强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 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工业化的可持续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我们知道,中国工业化走的是高污染、高能耗、高投入的道路,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制约着工业化发展方式的积极转变。因此,必须坚持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战略,大力节约资源,增强工业化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合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3. 深化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破解工业企业发展的机制障碍。

当前,中国工业经济发展遇到了诸多体制机制性问题,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转变依然任务艰巨。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深化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工业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改革僵硬的管理体制,坚持市场导向,做出特色,做出品质。在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进程中,既要注重工业数量的增长,又要重视工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坚持质量立业。另外,必须促进工业生产要素自由与合理流动,完善工业企业的进入、退出机制和政策。

4.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工业经济发展的质量。

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整体素质不高和运行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推动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任务。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必须提高工业层次和技术水平,在一些重要工业行业尽快掌握核心技术和提高系统集成能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标准,必须推进部分产能过剩工业行业调整,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另外,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必须协调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强国民经济的协调性,为工业结构的调整创造空间和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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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凌云.中国发展过大关——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与路径[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3]张卓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EB/OL].光明日报,2007-12-11.

中国的工业化 篇10

苗圩同志在讲话中指出, 工业是我国经济的最大主体, 也是耗费能源、资源, 产生环境污染的最主要行业。抓好工业节能降耗、减排治污, 不仅是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重点, 更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工业的必然要求。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工业部门责无旁贷。

苗圩说, “十一五”以来, 我国工业能耗强度持续下降。2006年-2008年期间, 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分别下降1.98%、5.46%和8.43%, 重点耗能企业和主要工业产品单位综合能耗实现逐年降低, 为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十二五”工业发展仍将面对机遇和挑战, 特别是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工业造成了严重影响, 面临这些复杂的形势,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积极采取措施, 围绕九大工业行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 把节能降耗、减排治污作为应对金融危机、落实“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部署的重要举措, 在推进节能减排中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 在推进节能减排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促进工业经济平稳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 篇11

从历史上看，除几个石油出口经济体外，其他所有国家都是通过工业化才变富裕的。因此，现在应该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我们经济的实体行业上。

面对笼罩在欧洲的金融危机阴霾，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的新现实：除非发达国家不再过度依赖金融交易并开始东山再起，否则他们将无法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

但是，国际社会不应该只关注欧元区和主权债务危机，还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实体行业的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机遇。我所指的结构转型是各国通过这个过程在工业阶梯上往上爬——它们的劳动力进入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成为它们生产发展的源泉。

整个2011年，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具有模仿正在进行成功工业化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越南）的潜力。实际上，通过集中发展较贫穷国家的比较优势，我们能够重建商业部门的信心并加大投资，促进就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实际上，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因此除了货币或财政措施外，还需要投资和创新政策。

在发达国家，由于它们的技术和产业都位居前沿，研发费用就会相当高。相比之下，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快速扩大工业部门的潜力，这是因为它们能够以低成本从发达国家那里借用技术而不用冒什么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和工业方面的落后意味着，在缩短收入差距之前，它们的年增长率将是高收入国家的好几倍并能够持续数十年。

2011年5月份，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我在联合国大学的年度大讲堂进行演讲，内容是关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较富裕国家的捐赠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贸易产业已增长了数十年，并解释了为何发展中国家的制胜法宝是建立同样的贸易产业。

“飞天鹅模式”（又称“雁行发展模式”）是解释这个说法的生动比喻。这个说法起始于18世纪，发展中的西欧和东亚国家追随其较成功的邻国：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随后变成了发达国家，模仿“飞天鹅模式”，它们搭上了这些领先国家的顺风车。

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大经济体（尤其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的工业化发展非常迅速，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来模仿它们的成功，进而大幅提高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中国曾经是“跟班的天鹅”，而现在即将成为“领头羊”，在今后十年内还有可能创造8500万个低技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

相比之下，中国的这种转变规模是相当大的。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现代行业中创造了970万个就业岗位，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230万个就业岗位。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将出现类似的趋势。

实际上，这种趋势正在出现：201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68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英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韩国紧随其后。此外，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在1999年~2008年期间，印度对制造业的投资占到了它们对外总投资的42.7%。

发展中国家要想充分从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大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中受益，其政府必须确定与其潜在比较优势一致的贸易产业。在产业升级中，它们还必须帮助私人企业解决信息、协调及外部问题。

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从发达国家输入大量的资本和设备。鉴于发展中国家在过去5年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进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关注如何促进其工业部门的发展有助于提高需求，从而使世界摆脱经济困扰，让发达国家受益。

中国的工业化 篇12

1 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背景

当前, 制造业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即从传统产业分工向产业链全球布局转变, 从传统常规技术向高新、数控、低耗的先进制造技术转变, 加快发展新兴制造业等[1]。“再工业化”亦不再是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回归, 而是更高层次的制造业升级, 即向具有更高附加值、更高端的先进制造业和新兴制造业发展。而美国之所以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则有其深刻的战略背景。

1.1“再工业化”是正确认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必然选择

“去工业化”, 过度进行金融创新和金融投机使美国惨遭国际金融风暴的袭击。作为第一制造大国的美国曾经将制造业视为“夕阳产业”, 大量把工业生产环节转移海外, 造成产业空心化。不能否认, 将传统产业转出有一部分是对资源和成本的考虑, 但更主要的是投资者希望追求更多的利益。然而, 早在10年前美国劳工联合会就已发布《复兴美国制造业》报告, 明确指出“制造业是美国提高生产率、进行创新技术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 也是维护国土安全不可缺少的基础。”[2]脱离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重点发展金融业这种本末倒置的发展方式最终只会给经济发展造成阻碍, 金融危机就是一次很好的证明。因此, 只有摆脱虚拟经济泡沫, 强化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 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

1.2“再工业化”是减少贸易赤字的现实需要

2009年奥巴马提出“新经济发展战略”, 即美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道路, 重新回归实体经济, 实现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然而当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货物贸易出口10 695亿美元, 进口15 754亿美元, 赤字5 059亿美元;与此同时, 美国服务贸易出口5056亿美元, 进口3 809亿美元, 顺差1 247亿美元, 仅为货物贸易赤字的1/5左右。试想一下, 如果美国一直处于贸易赤字状态, 那么美国经济增长将何以为继?美国各界认为, 单纯依赖政府措施限制货物进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反而很可能引起物品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 降低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为了更好地解决贸易赤字问题, 实现奥巴马提出的“五年出口倍增计划”, 重振、回归制造业, 改造提升现有工业, 开拓发展新工业势必成为美国政府的战略选择。

1.3“再工业化”是增加就业的重要举措

次贷危机引发就业困难, 造成美国失业人员数量急剧攀升。自2008年9月15日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破产申请以来, 美国失业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9年10月, 其数值更是高达10%, 创下近10年新高。然而, “去工业化”的失败经验表明, 制造业才是提高一国经济发展的保障。数据显示, 2011年, 美国制造业创造了近5.4万亿美元产值, 约占所有行业总产出的19.9%。此外, 姚海琳[3]的研究表示, 制造业的每个工作岗位可以支撑其他经济部门的3个工作岗位。据美国劳工部预测, 到2018年, 美国制造业生产性就业空缺的岗位将超过220万个, 这与奥巴马提出的5年内增加200万个就业岗位不谋而合, 制造业广大的就业前景使美国解决就业问题成为可能。通过重归制造业、发展新工业, 从而促进出口增长、实现就业率回升已成为金融危机下美国走出困境的不二选择。

1.4“再工业化”是重塑竞争优势的战略规划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国家之间竞争的实质是人才和技术, 而制造业的发展最能体现出一国的科技实力和人才优势。美国作为经济强国, 如果制造业不景气, 势必会影响其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 削弱自身国防和应对危机能力, 而推动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制造业有利于美国抢占全球产业链的制高点, 重塑自身竞争优势。近年来, 随着德日中等国在制造业的不断崛起, 美国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此外,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也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改变。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能不能抓住机遇、继续保持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再工业化”的实施。只有打破原有的全球产业分工, 推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合理化, 强化技术优势, 重点制造别国无法生产的产品, 美国才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优势和控制地位。

2“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一直处于大进大出状态, “大而不强”是其主要特点。随着全球经济放缓, 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过度依赖国外技术、资源能源利用率低下、产品附加值低、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被迅速放大;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更是将我国制造业逼入了发展困境, 造成颇多影响。

2.1 挤压我国传统制造业

为巩固制造业的战略地位, 奥巴马当局推出了一系列的战略举措扶持制造业发展, 主要包括加大基础研究、降低税负、鼓励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 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其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为了加快新兴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美国政府不断强化贸易保护措施, 提高我国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难度, 控制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进入当地市场。美国还频繁对我国产品发起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 给我国出口导向型的产业造成巨大影响。2012年, 我国的家电、光伏产品、钢材、硅砖产品等均遭受了美国的反倾销调查;2013年, 美国又在中国的食品添加剂上大做文章。此外, 随着“再工业化”的持续推进, 美国制造业与我国传统制造业间势必产生制造重叠和摩擦, 而美国工厂较中国制造商而言更具优势, 他们更贴近市场、更能清楚了解当地人民的需求, 随着市场上美国制造品的增加, 中国传统制造品将会受到排挤。在崇尚“低碳”消费、支持“国货”的时代, 以低廉劳动力和资源消耗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制造业进入美国市场将变得更加艰难。

2.2 遏制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2010年10月, 我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明确指出要加快培育和发展以重大技术突破、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意味着中国将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 与美国形成竞争态势。美国为了保护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优势地位, 在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采取“双向把控”。一方面, 多方鼓励出口, 通过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给中国政府施压等, 加大对中国市场的产品输出;另一方面, 不断采取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提高对高新技术的控制, 保持其在技术上的绝对优势, 如2013年美国宣布对华控制卫星出口。相较之下, 我国的制造业在产业链中多处于中低端, 高端制造业发展明显不足, 问题颇多, 对外商的技术依赖性极强, 缺乏相应的自主创新能力, 在美国具备更高技术水平、拥有更多知识产权的情况下, 我国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要想获得发展显得尤为困难。

2.3 减少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

金融危机爆发后, 为促进制造业回归, 美国政府颁布了多项政策, 如2009年的《制造业促进法案》、2010年的《鼓励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国策略》以及2012年的《美国基业长青蓝图》等。在政府政策倾斜的情况下, 美国不少跨国公司对全球制造业战略布局进行了重新调整, 本土化回流趋势逐渐抬头。2011年, 通用电气公司将原来外包给中国企业的节能热水炉生产迁回肯塔基州, 同年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2012年, 库克宣布将部分Mac电脑制造业务迁移回国。后危机时代, 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成为各国抢占制高点的主要任务, 跨国公司为顺应该发展趋势, 在产业选择上也开始注重低碳节能, 而我国的制造业大多依赖资源能源消耗, 在技术上难以满足跨国公司清洁生产的要求。此外,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及在美国政府加大完善基础设施、降低税收、提供信贷支持等的情况下, 我国的区位优势逐步弱化, 跨国公司进一步减少了对华投资。相关数据资料显示, 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 中国FDI同比下降7.27%, 已连续13个月处于下降状态[4]。除此之外, 那些留华外企也纷纷以回归本土为要挟, 要求我国政府提高投资政策待遇, 如降低投资门槛和市场准入条件等。

2.4 加剧中美贸易摩擦

自2009年美国政府对我国发起“轮胎特保案”后, 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可谓一发不可收拾, 成为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尤其是在轮胎、钢铁和汽车进出口问题上中美两国矛盾颇多。伴随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结构布局调整, 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 呈现出多样化、政治化、数量增多等趋势, 已由惯用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逐渐扩大到了知识产权问题、质量技术标准、汇率以及“碳关税”等生态环境问题[5]。“再工业化”战略实施以后, 我国不仅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受到美国的挤压, 在新能源、新兴产业方面也遭受严重打击。2012年间, 先是奥巴马签署了22年来第一个禁止外国投资的总统命令, 阻碍我国制造业对外发展;其后, 美国又以国家安全为由, 阻止中国华为和中兴两大通信设备制造商进入美国系统设备领域;此外, 美国还对我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太阳能光伏产品等发起数次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美国这些行为导致我国的新兴产业受到挤压, 给企业造成惨重损失。据统计, 2012年上半年, 我国69家A股光伏概念上市公司中有21家净利润为负, 占总数的30.43%, 累计亏损规模达19.34亿元[6]。美国作为世界霸主, 为了抢占市场、占据产业链高端地位, 势必会运用其在WTO等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优势, 在规则制定方面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一方倾斜, 这无疑会损害我国的经济利益, 使中美贸易摩擦越演越烈。

3 应对措施

当前, 作为“世界加工厂”的我国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位置, 制造业总体水平不高, 产品附加值较低。如前所述, 美国“再工业化”会对我国造成多方影响, 总体而言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基于此, 我国应积极采取政策措施加以应对。

3.1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

由于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 要想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迅速抢占产业链高端位置实为不易。为了顺应全球制造业整体转变趋势, 我国应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优化产业结构布局, 实现“两头抓”。一方面, 先进制造业作为新主导产业需要不断进行模式创新, 以知识和技术为武装, 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由于自身和环境限制不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大量低端制造业, 应从效率和品质入手, 争取将各个生产环节做到极致, 实现低端的高效优质化。此外, 过去我国的制造业只在加工生产环节占据优势, 而其他领域, 如设计研发、售后服务、渠道管理等都受制于美国, 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未来我国的产业体系应更加全面、系统化, 即建立与金融、物流、供应链管理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相融合的产业体系, 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3.2 扩大内需, 构建消费驱动发展模式

2012年淘宝网“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期间全网总销售额191亿元, 一度引起社会震撼。我国的消费市场看似红火, 但与美国相比, 差距依然很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近几年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处于递增状态, 2013年5月的零售总额达18 886亿元, 比上一年同月增长12.9%, 而这一数值只达美国的一半左右[7]。我国作为人口大国, 近14亿人的消费却难及美国, 这表明我国的消费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为应对美国对我国产品的出口限制, 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 改变以规模制胜的出口增长方式。通过增加居民收入, 加快推进医疗、住房等相关制度, 扩大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引导居民转变消费结构, 逐步拓宽国内市场, 从而实现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3.3 构建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再工业化”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的人才开发面临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技能化的多种挑战, 专业分工格局和技术结构的改变对人力资源提出了新的要求, 传统的职业素质培养和学习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需要, 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为此, 我国应积极构建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着眼于人才的职业发展, 并以满足职业需要为导向, 通过标准化、低成本、多样化的教育培训, 丰富和提高人才技能, 降低生产成本, 吸引外商投资。具体可以通过鼓励多方合作共同制定培训计划, 加强“产学研”投入, 寻求技能培训的标准化模式, 提高人才待遇等加以落实。

3.4 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外贸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的外贸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 加之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力推动制造业回归, 造成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 致使我国迫切需要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为避免加剧贸易摩擦、在贸易战中受冲击, 我国应进一步优化外贸市场布局。国际方面, 应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 重点培育东南亚等周边市场,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力度;国内方面, 应在巩固沿海外贸发展的同时加速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外贸发展, 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此外, 还可以通过建设外贸转型基地和国际营销网络等方式优化我国的对外贸易。

3.5 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推动作用

政府作为一国内最大的消费个体, 购买力十分巨大, 如2011年美国政府采购的金额就占GDP的13%左右。正因其巨大的影响力, 政府采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根据国际经验, 政府采购在保护本国新兴产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创新激励手段。美国“再工业化”过程中一再要求我国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就是为了打破政府采购这一非关税壁垒, 扩大对华的产品输出, 从而凭借其技术优势在我国市场上获取与我国企业同等的地位, 而一旦我国失去了政府采购这一屏障, 我国的制造业将会面临美国制造商带来的更大威胁和排挤。为此, 我国应加快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并尽量延迟加入《政府采购协议》, 以便为我国制造业谋求更多的时间和有利政策。

摘要：金融危机后, 奥巴马当局推出“再工业化”战略, 试图通过重新回归制造业以打破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重构产业链, 从而抢占优势地位。而这一战略的实施影响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挤压我国传统制造业、遏制高端制造业发展、减少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和加剧中美贸易摩擦等方面。为应对这些影响, 我国应积极采取如下措施: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扩大内需、构建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以及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再工业化,制造业,战略背景,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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