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共12篇）
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 篇1
一、中国近代美术教育
(一)20世纪以前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
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的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人才的方法,从而培养适合中国发展的新式人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的美术教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以往只把美术当做陶冶性情手段的狭隘观念,而把美术教育当做富国强兵、振兴国家的措施,重视以美术教育的形式培养出实用的美术人才。课程安排上不仅把图画列入正常的教学当中,而且越接近20世纪,美术课程的专业性质越突出。
(二)20世纪初期中国美术教育
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对《钦定学堂章程》进行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它是我国经法令公布,正式在全国实行的第一个完整的近代学校体系。它对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这对民族意识和美术教育教学的改革,新思路、新体系的探索,对中国美术教育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1. 早期中小学美术教育
初等小学“图画”、“手工”列为加授科目,作为“随意科目”。其中,初小图画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练习手眼,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之性情”。手工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练习手眼,使能制作简易之物品,以养成好勤耐劳之习”。
2. 早期的师范美术教育
我国近代教育家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的(1904年正式开学)两江师范学堂(初名三江师范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图画成为其所开设课程中的必修课程。自此,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广东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设有图画手工科(班)。辛亥革命后,一些已建的师范学校,如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通州师范相继开办了图画手工专修科。
3. 早期的私立美术专门学校
1912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图画美术院。这所后来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成立,掀开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页,标志着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新型学校的正式诞生,从而构建了一个确立先进的美术教育体系、培养专门的美术人才、造就未来的美术大师的实验平台。
1852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开始附设“土山弯画馆”。画馆属工艺工场的一部分,但主要是为天主教培养宗教画人才。学生是中国的天主教徒,教师是法国传教士。教学采取工徒制,内容包括擦笔画、木炭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和油画等技法,课堂作业主要是范画临摹。该画馆还于1907年出版了《绘事浅说》、《铅笔画贴》等书,影响较大,对中国的美术教育,对西画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推动作用,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培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西画画家,徐悲鸿先生称之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
进入民国后于1918年设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则可被视为中国专业艺术教育发轫的标志。1928年于杭州设立国立艺术院,中国的专业艺术教育始初具雏形。但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专业艺术教育发展一直处在艰难跋涉之中。以蔡元培、萧友梅、林风眠、欧阳予倩、萧长华、戴爱莲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贤仁人,为开创音乐、美术、戏剧、戏曲、舞蹈等领域的专业教育,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二、中国近代美术教育指导思想
中国20世纪的历史是以清政府实行“新政”为开端的。正是在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学制的设立以及新学堂的发展,使现代教育迈出了最初的几步。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制度是伴随着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民国建立后,国体的改变对教育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给美术教育带来了活力。
在近代,各个美术流派对于中西融合都有不同的看法,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绘学杂志》上的徐悲鸿的文章《中国画改良论》认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夫何故而使画学如此其颓坏耶,曰惟守旧,曰惟失其学术独立之地位。”他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在“西化”风气盛行之时,徐悲鸿的意见颇具见地、难能可贵。林风眠早年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在倾慕西方艺术的同时,画家开始寻求民族传统艺术的真谛,探索如何创造新时代的中国画。1929年,林风眠在《中国绘画新论》一文中给予传统中国画以公允的评价,比较那些一味在”传统”中讨生活的画家,林风眠真正走出了一条中国现代艺术的新路。画家刘海粟以“艺术叛徒”自命,极力鼓吹西方现代艺术。1912年,他在创办私人美术学校时便提出了“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的口号。20世纪30年代刘海粟致力研究传统中国画,他在《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一书中,专门阐释谢赫《画品》一书中提出的“六法论”,深入研究传统中国绘画。刘海粟指出:“在创作方面,气韵生动是他的极致或止境,而在批评方面,气韵生动是最高准则”,突破了某些传统中国画家“唯笔墨论”的藩篱。
历史证明,有着自己的追求与努力创造的中国美术家,无论是立足传统还是自辟蹊径,都取得不同大小的成果,为中国文化艺术建设作出了贡献。
三、近代美术教育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清末的美术教育,由于对科学和物质文化的重视,原本被我们忽视的属于“技”的那一部分美术教育,借助这一时机在我国各级教育组织中迅速出现,形成了与“艺”的教育并举的局面。至此,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格局正式形成,也奠定了现代美院与工艺美院并存、基础教育中的绘画与工艺并存、社会中画家与工艺美术大师并存的基本格局。
近现代美术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稳定以后的中国发展学校美术教育奠定了基础,打下了框架。“折中主义”是20世纪初的最后一次尝试,它采用于工艺和工业化的双重特点,采取设计上的折中主义立场,设法把豪华的、奢侈的手工艺制作和代表未来的工业化特征合二为一,产生一种可以发展的新风格来,因而,在各个方面都受到现代主义的明显影响。但是,由于它主要强调为上层顾客服务的出发点,使得它与现代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正因为如此,“折中主义”没有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次得到发展,而基本成为史迹,只有现代主义成为真正的世界性设计运动。
在现代设计中传统美术工艺对设计行为的影响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在进行现代创意新思维的训练时,要勇于冲破传统思想观念对现代设计的束缚。设计教育与设计实践关系极为密切,这在艺术教育与现代设计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纵观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与设计实践的现状,却让人喜忧参半。让人欣喜的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的设计教育和设计实践已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精神消费。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人们呼唤着设计,“设计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已不只是一句空话,它已成为人们内心深处的追求和渴望。
摘要：众所周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国家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元素,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一股脑儿地涌进国门。可以说,中国是被迫走上近代化的路程的。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国的设计教育该何去何从?中国设计实践的方向在何方?这些是国内设计教育界不愿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关键词：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现代设计,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学恂.钦定小学堂章程[G]//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2]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美术卷[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3]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J].艺术探索,1999,(2).
[4]刘海粟.上海美专十年回顾[J].中日美术,1922,1(3).
[5]刘海粟.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M].上海:中华书局,1931.
[6]于风.读《我的现代绘画观》断想[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87.
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 篇2
日本教育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作者：信力建从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发展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是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泱泱大国”竟然被看不起的小国所打败，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刺激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缘何“昔日之蓝，不如今日之青;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 后来他们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由此，从18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这其中读师范、学教育的占相当大的比重。培养大批教育人才据统计，“194―10月，共毕业175人(不包括入其他学校继续深造者)，其中读师范者71人，占40.6%;1903年10月至194月，共毕业124人，其中读师范者86人，占69.3%;1904年5月至11月，毕业165人，其中读师范者37人，占22.4%。”这些学生在日本学习教育、心理、教授法、管理法等课程，回国后，被迅速投入到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师资队伍中。十年间，留学日本蔚为风气，极盛一时，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仅19就有大约8600人留学日本。这么多的人数，可谓是当时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而这些留学生也集中了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等。这些人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9政府规定，凡官费留学生回国后，皆须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在义务期未满之前，不得调用派充其他差使。这使得大部分留日学生无论是学工、学农、还是攻医、读经济，归国后都首先从事教育工作。全国各地各级各类学校，出现了一个数量比较可观、分布十分广泛的留日学生群体，他们对中国的教育影响深远。留日学生中曾经担任过民国教育部长的有：范源濂、黄炎培、汤化龙、汪大燮、汤尔和、黄郛、章士钊等。此外，各省教育司官员也多为留日学生，如沈钧如(浙江教育司司长)、计宗型(浙江省视学、浙江教育厅长)，胡家祺(山东教育司司长、教育部秘书)、李元鼎(陕西教育司司长)等。加速女子教育的发展据统计，1878年(明治)，全日本有1 866名女教师，575 112名女学生。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却仍然停滞在“足不出户”的闺阁教育的水平上，只有男孩才可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而大批留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从日本的教育中得到启示：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个体组成的，国民“人人当受教育”。19，政府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吴汝纶回国后，将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的情况写入了《东游丛录》，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06年，提学使张骞、李宗棠及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并召开了一个由中日双方共同参加的讨论会，会议深入讨论了中国提学使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教育问题，中心议题是中国教育的普及，日本学者们的意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是强制推行;第二是培养师资;第三是提倡女学;第四是统一国语。到了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女子学校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虽然在这两个章程中女子教育只是被限定在小学和师范这两个有限的范围内，但是，它却使得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有章可循，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其后，19的《壬子癸丑学制》提升了女子教育的层次，开始将女子普通中等教育纳入学制，从此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便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最后，1922年的《壬戌学制》不再以性别划分，从而使女子教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癸卯学制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拟定的一系列学制文件，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政府颁布并第一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癸卯学制“规定的学校体系完全参照19日本的学校制度模式，由低到高分为七级，而且每一所高等学堂内部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甚至房屋式样、学舍间数也参考了日本的样式。如，两江师范学堂设立前，总教习缪荃孙专门赴日考察，归国后主持设立的两江师范学堂的教学内容及形式，都仿自日本，课程除伦理学、经学、修身、历史等课外，其余均参照日本师范学校所设课程而行。教材大都源自日本 1902年1月10日,清廷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管理京师大学堂。当时教科书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大量学堂建立后，能供学生使用的教科书非常短缺。因此，为解燃眉之急，当时采取了三种途径加以解决：第一，直接翻译日本大学使用的教材。1900年成立了译书汇编社，先后将日本当时大学使用的教材翻译后，编辑为单行本发行，如《国家学原理》(高田旱苗著、稽镜译)、《文明之概论》(福泽渝吉著)等;第二，由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编写教科书，如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编写的《万国史讲义》等教材;第三是由中国教习依据日本教科书的观点、体系改编，如19两江师范学堂教育课教师张子和，根据日本松木孝次郎及松浦的《教育学》著作编写的《大教育学》一书，作为学生的讲义。“这三条途径殊途同源，可以看出，清末我国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主要取自日本。总之，近代中国的教育，无论教育制度、管理规章、教科书等，无不受到日本的影响。但模仿的代价往往是受制于人。但在客观上，日本成为了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留学日本对中国近代等教育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 篇3
关键词：《申报》美术 资本 市场 广告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为了适应“经济扩张”的需要，加大了在中国的商品倾销力度。于是以沟通中外商情、促销商品为主的商业性报纸——《申报》应运而生。《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等四友人集资筹办，原名《申江新报》，“申”字常被用来代表上海，于是就缩写成了《申报》。《申报》从1872年4月30日创刊，到1949年5月27日停刊，前后办了77年，共出版2.56万号。《申报》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大型商业性报纸是中国近代美术广告的最大载体。
一、《申报》美术广告的种类
19世纪70年代《申报》广告的插图以西洋机器、大赛奖牌为主，进入80年代后，中国木刻画与西洋画的插图平分秋色。1882年2月23日《申报》的头版是～整版的红色《天官赐福》的木刻年画。从此，各类有关美术插图的广告在《申报》上陆续刊载。《申报》自创刊以来，无论是版面设计，还是内容格调，都在不断地向前迈进，见证了报纸广告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申报》美术广告作为一种视觉传达艺术，是以图片与文字的双重信息向人们呈现了现象反映之外的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特殊时代精神下的文化表征和产物，也是特定地域民众审美文化及其社会消费心理的反映。
1、悬念式的美术广告
悬念式的美术广告是指广告信息不是一次，而是通过系列广告，由粗到细，由部分到整体。或者说，随着广告系列的发展，广告信息也逐渐充实和完善起来。其实这种创意手法正是时间接近联想灵活运用的表现。上海实业界的著名人物黄楚九用套红广告推销“小国”牌香烟的广告，可以说是悬念式美术广告难得的创意。黄楚九先在《申报》等上海各报上包下第一版全幅广告地位，第一天，整版只画一个大红蛋，没有任何文字上的说明。第二天，版面上换了一根小孩的发辫，第三天版面上又出现一个了非常可爱的胖娃娃，读者都迫不急待地想知道这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争先抢看《申报》。第四天谜底终于揭开——刊出一条“祝贺大家早生贵子”的贺词。原来烟草公司推出的是：“小国”牌香烟。为了庆祝“小国”牌香烟的诞生才向读者报喜，赠送“红蛋”。这个创意因为迎合了“有子万事足”的中国传统，即得子吃红蛋的讨吉利心理，所以令“小国”牌香烟畅销一时。这种悬念式的美术广告，创意上采用了联想的方法，在连续的日子里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层层推进，设计出一系列承前启后的广告意象，拓展了人们对广告意境的时间想象。
2、同构式的美术广告
同构式的美术广告是把本来不相关的事物巧妙构合在一起，灵活轻松地表现产品主题。同构式的美术广告不仅拓宽了《申报》美术广告的题材空间，更丰富了广告的意境表达。同构又可以分成“意”的同构和“形”的同构。
（1）“意”的同构
“意”的同构就是借用与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相关的元素对图画的题材与样式进行创作，使图画整体上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从而体现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精神。传统吉祥图案善于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去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憧憬。如福、禄、寿、喜、财这五大吉祥用语，体现“福”这一核心思想形象的就有“五福临门”、“百福图”、
“五福捧寿”等；“福”的图像标志就有龙凤、佛手、蝙蝠等。这种类型的美术广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商业美术领域里被大量采用。
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以抵制洋货为主要内容，展开了制造和销售国货的活动。此阶段的《申报》威为了国货广告刊载的主要阵地。国货广告告诉消费者，消费国货就是爱国的表现。如图1：《申报》国货医药广告，就是引借用中国传统人物绣像的表现方法绘制出一位身穿盔甲、手拿兵器的将士奋勇杀敌的场景，以此比喻该药品的神奇功效，进而达到本土化，形象化的宣传目的。
中国传统人物画中，娃娃类题材的年画颇受大众的欢迎。健康的娃娃非常迎合人们“祈福迎祥”等美好的愿望。所以，这类题材的民间年画的艺术形式也影响到了《申报》美术广告的创作。如图2：四季平安木版年画，即娃娃童子和莲藕等植物的吉祥组合图案。该画柔丽、典雅、精细、和谐，构图饱满、用线细致，具有装饰性的特点。画面中央一个稚童头戴红花，扎羊角发辔，活泼天真，憨态可掬，上方写有四季平安的字样，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幅美术广告图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民间传统文化创造性的引入广告中来，迎合了大众消费者的视觉接受心理，在有效地宣传商品的同时，更增添了图画的传统艺术氛围，从而体现了美术广告商业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由此可见，传统图画在兰时上海的商业美术图画设计中的生命力。
（2）“形”的同构
“形”的同构创意趋向集中体现在亦书亦画的汉字“游戏”当中。首先，文字图形化，以字或者字的笔画作为绘制图形用的点、线、面，积点成线，进而画出特定的图像。它令呆板的文字排列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符合人的视知觉原理的形象。如图3：WINFRED牌的纸烟广告。“WINFRED”在英语中译为“白色的波浪”，设计师充分地将这份意境融入到字体中来，使飘逸的线条好像是海风卷起的浪花，通过洋味十足的花饰字体表现，令人们仿佛闻到了WINFRED牌纸烟诱人的味道。第二，图像文字化的出现和发展。图像的创意空间是广泛的，它体现的不仅仅是视觉形式的表现，更是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精神内涵。广告人用自身的经验、学识、修养不断诠释着图像的外延与内涵。1920--1925年《申报》上，有64则湘绣广告皆配有刺绣女子的图像。素像于图，素理于书，图像和文字相结合，使女子的刺绣在视觉叙事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湘绣广告为读者建构了一种模糊于“职业女性”与“闺阁女媛”之间的“女子刺绣”图画。一方面，湘绣广告借用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妇女解放的话语，将集股组办湘绣庄解释成为“提倡女子生活技能起见”，另一方面，湘绣广告呈现出的绣女图象，与现代职业女性相比又具有几许传统的意味。1933年是国民政府的“国货年”。《申报》的《国货周刊》上也刊载了“白雪雪花膏”的广告，这是当时大上海化妆品广告画的典型：甜腻的少妇，烫过的短发，长而黑的细眉，薄而阔的嘴唇，左手支腮，右手托头，双目斜睨，笑容可掬。广告里美女形象的运用，印证了上海人深受西方影响的男女平等观念的社会心理的形成。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女性的价值越来越高。这一时期的女性广告体现了消费主义文化发展的趋势。《申报》1932年2月2日第1版的《三妹牌香烟》的广告也是以图为主，以文字为辅的。“三妹牌香烟，你也爱吸，他也爱吸，我们三姐妹都爱吸，可见得好香烟是人人都爱吸的”。这则广告的美女图画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头条，非常地有震撼力。画中不是以香烟为主要创作点，而是以时尚美女为主要角色。三位美丽且衣着华贵的女子，手持三妹牌香烟聚在一起聊天。这副美丽的图画制造出了平和、温馨的氛围。三位女子最大共同点就是每个人都手持“三妹牌香烟，暗示着香烟已经成为大上海上流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交工具，客观上唤醒了人们的视觉愿望，从而引导了大众的消费。香烟因此走进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也走进了上海文人的作品中。
此外，还有“面友”品牌的一系列广告，也都是通过美术图画的新颖创意表现出的。这些美术广告，不仅踩准了当时时尚的前端，而且也生动地演绎出了现代广告的技法。优秀的创意使得图像更具有直观性、吸引性和记忆性。
二、《申报》美术广告对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 篇4
关键词：周湘,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贡献
周湘 (1871—1933) , 字印侯, 号隐庵, 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开拓者, 中国近代第一个开办私立绘画学校、传播西方绘画技法的教育改革家。周湘的绘画教育以西画教学为主, 主张中西合璧的美术教育观;周湘非常重视基础美术教学, 同时还特别注重因材施教, 他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借鉴西方美术取其所长, 并积极传授西方绘画技法。周湘在1909年至1922年间先后创办多所美术专门学校, 培养了许多美术方面的杰出人才。
一、周湘早年的求学经历
周湘于1870年生于上海嘉定黄渡镇, 其祖上曾是京城四品高官, 到了周湘出生之时, 虽然家境日渐衰落, 但仍属书香门第、乡绅之家。周湘祖父石泉公, 一生行侠好义, 并且癖好藏书藏石, 周湘的父亲也是一个闻名乡里的读书人, 因此, 周湘家藏典籍、书画非常多, 书香门第的家庭对周湘的影响非常大, 周湘9岁就能读五经, 到了10岁之后已经能够握笔为文。清光绪九年, 也就是1883年, 13岁的周湘参加县试, 其优秀的文采获得主考赞赏。周湘幼年时就喜欢绘画, 曾拜师上海名画家杨伯润学山水, 随后, 又与钱慧安画家学习人物画。 青少年时期的周湘离开上海外出远游, 准备游历祖国名山大川, 学习绘画技艺。他身背画具渡扬子江、泛舟洞庭湖、登太行山, 随后长驱闽粤, 攀上匡庐, 一路观察, 一路写生, 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他的游历为他日后的绘画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随后, 周湘遍访名家, 曾师从胡鼻山、胡公寿、王秋言、吴大徵、周存伯、金保三、姚梅伯等名流[1]35。 在名师的指点下, 周湘不但工于山水, 兼及仕女人物画, 同时, 又擅治印和书法。不到20岁, 周湘已在上海绘画界小有名气。
1894年, 学业有成的周湘来到北京, 以卖字画为业。由于周湘的书画与众不同, 很快就获得了当朝礼部侍郎许应骏的赏识, 相识不久, 二人成为知己。后来, 许应骏将周湘引荐给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看了周湘书画后, 非常赞赏, 他又将周湘作品呈光绪帝御览, 光绪帝看了周湘书画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并誉其为“今之石谷也” (石谷即清初大画家王翠) 。随后, 周湘又结识了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 不久, 周湘便成为维新变法的一员干将。戊戌变法失败后, 周湘因拥戴维新变法, 并积极参与变法, 被清政府慈禧太后一派通缉, 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 为了生活周湘靠卖画治印为生, 由于周湘画艺精湛与众不同, 又工于治印, 因此受到了日本人的青睐。后来, 由于故友之父是当时的欧洲公使, 周湘又随其故友之父去了欧洲。到了欧洲以后, 周湘曾化名充任驻英、法公使馆秘书, 随后, 开始接触西洋画。 凭着周湘天生的悟性以及深厚的绘画功底, 他学习西洋油画进步很快, 几年后, 他的西洋画作就已经有很大的进展, 功力相当深厚。1902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 , 周湘突然接到家书, 闻弟丧, 于是他决定回国。 回国后, 周湘看到上海大兴新学, 但是, 专门美术教育仍然属于空白状态, 他决定在上海创办美术学校, 并积极引进西画教育, 为祖国培养美术专门人才。
二、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
1909年, 周湘在上海八仙桥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 “布景画传习所”, 这所学校属于速成性质, 由于当时照相术刚刚流行于上海, 照相馆人像摄影后面大多有照相布景, 这些照相布景喜欢配上风景画, 另外, 当时的戏剧舞台也开始用布景, 因此, 社会急需这方面的布景绘画人才, 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颇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且布景画在思想认识上也容易被人接受[2]32。因为当时人们对于美术学校概念很陌生, 许多人都不理解什么叫美术学校, 周湘以“布景画传习所”的形式办学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
在“布景画传习所”开学之初, 由于办学资金以及办学场地等因素的影响, 周湘第一期只招收30多人, 开学仪式比较隆重, 社会名流吴稚晖、梁启超、康有为等皆前来祝贺。虽然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 办学条件简陋, 但是, 却培养了许多后期著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 在此接受过早期书画教育的名人有陈抱一、刘海粟、丁惊、张眉荪、张聿光、汪亚尘、丁健行、乌始光、王师子等。周湘先生亲自任教, 在课程设置上, 主要有绘画、雕塑、书法、竹刻、木刻等, 绘画专业又分为中国画、粉画、炭画, 在专业设置上具有现代美术院校的雏形。另外, 周湘的教学方法也比较灵活, 如在传授屏风式和帷幕式背景画法时, 基本是先将背景画示范画好, 然后在课堂上让学生临摹。他通常采用两种背景描绘制法, 一种是“水画”形式, 一种是“油画”形式。水画主要用于帷幕式背景, 因为水画既可急就, 又可卷藏;此处所谓的“油画”, 与传统意义上的“油画”还有区别, 属于布景绘制中特定需要的颜料、油漆相关材料和画法的绘画。在舞台背景画的图画意义以及画理方面, 周湘也有独到的见解, 他曾经指出“:无论画何物, 均须气魄伟大”, 让人感觉图画不拘束支离, 使景物不琐碎, 画光、画影、画远清楚明显; 若要画山林、树木, 其远景尤宜浅淡虚, 远远一望仿佛有一目千里之感, 这样才能够使观众如身临其境的感受, 而忘记了身在剧场。同时, 绘画者还要有魄力“, 魄力者胆力也”[3]79。据刘海粟先生回忆, 他曾经在1909年就学于“布景画传习所”, 当时, 在“布景画传习所”学习西洋画。周湘的教学方法就是先作示范, 然后将其作品在课堂上让学生临摹。另外, 丁健行在《周湘先生传》中也曾经写道“, 周湘多才多艺, 教法新颖”。这些都说明, 周湘中西画基本功非常好, 并且办学之初主要教学方法就是将其作品在课堂上让学生临摹。
三、周湘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1910年, 继“布景画传习所”之后, 周湘在上海法新租界旧八区褚家桥 (也有的说是上海南阳桥) 开办了“中西图画函授学堂”, 周湘亲自编撰了函授讲义, 用函授法教授图画, 毕业时给予纪念金章。
在“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基础上, 周湘又创办了中国最早传授油画的学校“上海油画院”。上海油画院的办学宗旨是“专授新法图画, 并研究关于图画必须之学识技能, 以养成专门人才, 使其将来从事教育工艺均得良好之效果”。这里所讲的“新法图画”主要是指油画, 周湘一人独兼上海油画院校长、教授, 传授学生风景画法、人物画法、写生画法、绘像法、彩色添画法、配色法、光暗法、远近法、剧场布景画法等, 教授方法偏重临摹[4]101。我国早期油画家许多都是出身于“上海油画院”。著名画家徐悲鸿就曾经在“上海油画院”学习。1915年, 徐悲鸿从江苏宜兴乡下来到上海, 当时, 徐悲鸿只有19岁, 来到上海以后, 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每天以卖画为生, 周湘发现徐悲鸿有绘画天赋, 是个可造之才, 就将徐悲鸿招致上海油画院, 并提供免费食宿, 重点培养徐悲鸿。后来, 在周湘的帮助之下, 徐悲鸿得以去法国巴黎深造, 为日后成为绘画界一代大师奠定了基础。
上海油画院创办之初, 为了使学校正规化、规范化, 周湘制定了 《上海油画院章程》, 对办学的宗旨、纳费标准、学科分类、奖罚措施、 考试方式、入学资格、学习年限、学习名额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油画院设有预科班和本科班, 预科班学生均不用考试, 就可入学。入学后学习“简易入门各科新法”。每半年纳学费24元。本科班入学要求是年龄在25岁以下, 国文通顺, 资性聪明, 考试内容为国文一篇, 铅笔画或毛笔画一张。本科班每年学费30元。在教授内容上, 本科主要传授“专门学识兼习各科画法”, 具体有油画 (包括光暗法、远近法、配色法、风景画法、人物画法、写生画法等) ;铅笔画 (包括实物写生法、野外画法、描线法、皴影法、光暗法等) ;毛笔画 (包括人物、山水、花鸟等画法、组织法、白描法、浓淡法、勾勒法) ;水彩画 (包括写生画法、风景画法、光暗法、远近法、渲染法、衬托法等) ;本科二年毕业。《上海油画院章程》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油画教育文献, 周湘因开办上海油画院而成为中国油画教育先驱者。
1917年, 周湘在上海马立斯地区长浜路创办了中华美术专门学校, 这是周湘创办的最后一所美术学校。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初创时仅设图画科, 后来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 又增设西洋画科、中国画科、雕塑科等。中华美术专门学校的创办, 获得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蔡元培亲自手书“中华美术学校”学匾六字, 还送给周湘 “高、华、邃、密”四字匾额, 希望周湘能够尽心竭力“造成一完备之美术学校”。周湘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办学的校训是“立名、雪耻、进德、修业”, 鼓励学生进德、修业, 发愤图强[5]213。从1909年至1922年, 周湘从教15年, 先后创办四所美术专门学校, 培养了许多美术方面的杰出人才。并且在中国美术史上创立了多个第一, 可以说, 周湘对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
周湘以坚强的毅力以及顽强的精神, 努力探索近代美术学校教育的教育方法, 他开创了中国油画教育, 成为中国油画教育先驱者, 其弟子占油画界的半壁江山, 他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 努力创新美术教学方法, 积极引进西画教育, 主张中西合璧的美术教育观, 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参考文献
[1]朱伯雄.中国西画五十年 (1898-1949) [M].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
[2]马琳.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D].南京师范大学, 2006.
[3]马琳.周湘与中华美育会及《美育》杂志关系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05 (4) .
[4]应宜文.周湘与阿瑟·韦斯利·道美术教育观的异同[J].新美术, 2012 (4) .
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 篇5
摘要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由于客观形势对教育的需要,洋务派对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的初衷在于维护晚清王朝的统治,但洋务派在教育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着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教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双重打击,晚清王朝的腐败空疏暴露无疑 ,封建统治集团在如何维护封建统治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由此产生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二者在维护晚清统治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只是所主张的统治手段不同而已。与外国侵略者打了二十余年交道的洋务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英法等国“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显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并逐渐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是摆脱落后的根本出路。因此,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勃兴。在教育领域,洋务派掀起了以兴办新式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变革。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
1.1 开办外国语学校
随着洋务事业的蓬勃兴起,清政府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外交损失很大。一些有见识的大臣逐渐认识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同时,“查外洋于中国精要之书,多取译行海外,其西国兵农、食货、制造、测量诸籍,月异日新,翻译既微,何用考镜。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其制造术之术原,何由致用?”基于这种认识,培养外国语人才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恭亲王奕?D、大学士文祥等人,积极奏请清政府设立专门学馆,以培养熟悉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1862年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在其影响下,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等一大批外国语学校相继创办,培养了胡维德、刘玉麟、陆征祥等一大批蜚生于近代外交界的人才,对中国近代外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1.2 开办工业技术学校
随着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相继创办和不断发展,对各种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剧增,“囿于洋务人才之匮乏,不得不高薪聘请洋技师。但雇佣洋匠“实非经久可持之道,”不仅“薪工太厚,势难多雇”,而且仰人鼻息处处受制于人,更何况不培养出本国人才,就只能永远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难以超前。在这种背景下,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技术学校,用来专门培养科技、军事、制造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以满足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主要有创办于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中国最早的造船和驾驶技术学校)、1865年的上海机器学堂、1876年的福州电报学堂、1882年的上海电报学堂、1894年的天津医学堂、1895年的山海关铁路学堂、1897年的天津电报学堂。除此此外,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工艺学堂、广东实学馆、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湖北矿务局及工程学堂、南京矿务学堂等。虽然在上述学校创办的过程中遇到了顽固派的重重阻扰,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洋务运动的需求。
1.3 开办近代军事学校
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学校主要是基于“自强”这个大目标的。尤其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痛打击,洋务派深感 “敌国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于是,从1880年起开始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校,用以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主要有创办于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的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的广东水师学堂、1890年的南京水师学堂、1894年的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1895年的南京陆师学堂、1895年的江南陆师学堂。此外还有一批如天津军医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上述军事学校的创办,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军事人才,其中有许多人如严复、邓世昌等为我国近代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4 变革科举制度
传统的科举制度早已无法提供洋务运动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这一矛盾成为阻碍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鉴于这种情况,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屡屡上书请求变革科举。他从兴办洋务的实际需求出发,认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然而“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他在1864年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由此可见,他主张科举制度应培养实用的人才,能够为我所用。在洋务派掀起的变革科举的浪潮中,以沈葆桢、英桂和潘衍桐所提出的意见较为著名。1870年,沈葆桢、英桂联名上奏清廷,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本”,奏请清政府在科举考试中特开算学一科。国子监司业潘衍桐更是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1884年,他上奏清政府“仿照翻译例,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由于顽固派的重重阻碍,洋务派在变革科举制度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导致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变革与人们最初的愿望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在科举制度的内部为西学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日后变革大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石。
1.5 官派留学生
要真正培养出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才,仅凭几所新式学堂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察其精微、深究其理,才能洞彻本原,收远大之效。正如张之洞所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有鉴于此,洋务派纷纷奏请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经过洋务派的不懈努力,清政府于1870年批准了由曾国藩、李鸿章提出的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共选派了三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同时还派遣了六批学生,前往英、法等欧洲国家留学。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为我国近代教育、科技、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举世闻名的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担任过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梁敦彦,以及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都是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洋务派所采取的各种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虽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不容置疑,它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中国近代教育不断完善和发展。
2.1 洋务派创办各种新式学堂的主张及其实践,革新了办学思想
新式学堂与旧学堂的办学思想有着根本区别。首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新式学堂不是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而是为洋务事业培养各种实用型人才。这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突破传统教育的重要标志。其次,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上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开设了数、理、化等一批自然科学课程。再次,洋务运动带来了考试方法和考核标准的变革,使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四书五经中解放出来。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与思想和培养新型实用型人才的奠定了基础。
2.2 洋务运动时期对传统科举制度的变革,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促进了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的废除
在创办新式学堂和变革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它的颁布使新式学堂教育制度化、系统化,并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打下了基础。这一新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洋务派力主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并不断推动其实现的缘故。
2.3 洋务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派留学生之先河
隋唐以来,中国一直是别国学习的对象。清朝时中国闭关自守与愚昧无知的风气和夜郎自大的心态导致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赴外留学一事不仅长期不为社会重视,甚至一度成为顽固派的笑柄,这种状况在洋务运动中开始改变。随着留学风气的盛行,清政府建立了留学教育制度。
洋务派在留学教育领域所掀起的一系列变革对冲破晚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旧思想起了巨大作用。首先,留学教育促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数迅速增加,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以及近代化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的机体。其次,留学教育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并将交流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再次,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为中国思想界的勃兴输入了新鲜血液,更为随后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惟其如此,留学教育的开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纵观近代中国发展全局,洋务派在近代教育领域的大胆实践与革新虽说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对外依赖性,但它唤醒了国人的愚昧无知与固步自封,使中华民族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启动了中国这艘在汹涌的历史波涛中搁浅的巨轮,促使近代中国举步踏上了奔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总之,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和一种新的社会风貌,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实用型人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肇端。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 篇6
《地质老照片》以我国地质矿产史为主要线索，以国土资源部成立之前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主要内容，收集了从1895～1999年以来的珍贵历史照片217幅。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为读者选登《地质老照片》的故事。
1895年10月2日，清光绪帝御批官办的北洋大学堂成立，校址位于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原文博书院旧址，学堂正门上方镶嵌有代表皇权的团龙图案。学堂设法律、矿务、工程和机器四学门，矿务学门采矿冶金学科开始招生。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设有采矿专业的高等学府。1914年2月，北洋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北洋大学培養了一批矿冶技术人才，在中国近代矿冶业中，凡是著名的矿山企业、矿务学堂、矿政官署以及科研机构，几乎都有北洋大学采冶专业的毕业生。北洋大学采矿专业的设立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
1909年，北京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在格致科大学中创办地质、化学两学门，仅招收三名学生，其中王烈先生是国内本科大学学习地质并从事地质专业的第一人。这期学生毕业以后，地质学门即停办。1917年，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改为地质学系，开设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矿物结晶学、岩石学、矿床学、古生物学、采矿学等科目。
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 篇7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之初, 随着上海开埠, 十里洋场上美术随着商业而发达, 形成了所谓的“海上画派”, 一时名家辈出, 但由美术教育的角度看来, 这些海派画家的身上, 却很少兼具近代美术教育者的身份。事实上, 近代体制的中国美术教育以近代西方或日本的教育体制为蓝本, 其实质性的发展, 与西方美术及美学思想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和地位的提高紧密联系;另一方面, 进入美术教育这一领域的人群则较普遍地带有了知识分子的属性。
鲁迅曾尖锐地道出包括海派艺术在内的上海文化带有突出的商业性特征, 在上海书画商品市场已相当发达的情况下, 海派画家群为迎合市场口味而追求世俗化趣味, 刻意将艺术定位向市民大众倾斜, 而至于在作品之后的美学思想和创作理念方面, 则并无多少建树, 更很难说在观念上对社会的美术风气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另一方面看来, 以西方美术为代表的新艺术风气对上海的传统中国绘画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作用, 只是由于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所形成的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波及, 在绘画的消费领域出现崇洋倾向的时候, 带有显著商业性的海派绘画才在不自觉的迎合中间接受到了西方风气的影响。
早期的海派画家大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 如任伯年出身于民间贩稗之家, 初到上海时, 一度流落在街头卖画, 其未成名时生存状态在颇能代表当时数量众多的一批画家。由时间上看, 早期海派画家多数出生于1840年前后, 相当一部分人还曾有过功名, 在观念形态上更接近于传统的老式士绅, 因此当20世纪10年代以后, 尽管同在美术圈中, 但他们的走向和活跃于近代美术教育界的新兴群体其实是大异其趣。海派画家的艺术成就自然颇为可观, 但这一画家群却少有涉及近代式美术教育者, 也是一个事实。画家间的授业仍多属旧式的师徒相及, 画家的进步更依赖于自己个人的摸索和积累, 如潘天寿所说:“学习中国画, 自古以来都是师徒传授加自学。”1
考察最初设立于上海的近代式美术教育机构, 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线索。1907年3月16日, 《时报》刊出图画音乐专修学校招生广告, 校址在法租界红坟山南黄河路润德南里;同年7月8日, 女子高等艺术学校招生, 校址设于上海老垃圾桥北新署对面;1908年7月, 《申报》报导松江女子美术学校创立于松江城内;1909年2月8日, 《申报》载松沪女子美术传习所在八仙桥西松柏里二弄开课, 所长高文藻女士;同年8月16日, 上海图画专修学校在《时报》刊广告招生;同年还有上海高等美术学校在南市安澜路成立。2
坊间在孰为上海乃至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的问题上歧见颇多。徐悲鸿、刘海粟等均曾各执一词, 相持不下, 但撇开争论, 无论是徐悲鸿所主张的周湘或者上海美专诸人, 在其事业之初, 糜不筚路蓝缕, 艰苦创业, 其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先驱之功, 皆无可掩没。
草创时期的近代式美术教育机构生存艰难, 以乌始光、刘海粟等人开办的图画美术院 (上海美专前身) 为例, 1913年3月学校正式开学以后, 分西洋画正科与选科两班, 正科生有周耕云、施文翔、谢运川、姚吉甫、蒋心亮, 选科有施轸、罗承伟、钱承业、吴荫甫、李廷咨。两科学生共计仅十人。3刘海粟曾说:“当此创立时代, 每年来学者至多十五六人, 少只三四人。”4而也曾参与学校创办的汪亚尘后来回忆:“上海图画美术院最初不过六七人, 继续三四年间, 也不过增到十余人。”5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原因在于近代美术教育开展之初, 生存环境异常艰难, 美术既未得到普通社会的足够重视, 学校也就缺乏生源, 甚至同行间矛盾冲突也因之而起。1913年8月, 周湘和图画美术院曾在《申报》上有一段公案。8月9日, 周湘以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和图画专门学校校长名义, 在《申报》发表《周湘告白》, 称:“图画美术院诸君鉴:贵院长伍 (乌) 始光及贵教员等皆曾受业本校, 经鄙人之亲授, 或两三个月或半年, 故诸君之程度, 鄙人无不悉, 为学生尚不及格, 遑论教人?今诸君因恨鄙人管理之严格, 设立贵院与本校为旗鼓。其如误人子弟乎?呜呼!教育前途之厄也。”6翌日, 图画美术院在《申报》刊出《图画美术院通告》, 以强硬态度作回应云:“顷阅《申报》, 载有周湘‘告白’一则, 信口轻蔑, 本院诸君深堪异骇。本院长乌君并非画界人物, 所聘教员, 皆于画学根柢甚深, 亦非周门子弟, 且本院学生成绩优美, 在人耳目。周湘欲以无稽之言, 一笔抹煞, 抑何可笑。周之为人有才而无行, 素以教育为营业, 因妒本院学生之多, 乃为此无稽之广告。虽与本院无伤, 可我国美术方当幼稚时代, 何堪横加破坏, 以阻学者意兴, 本院除与周湘严重交涉外, 特登报声明。”7图画美术院的教师群体, 的确大多曾受业于周湘门下, 《图画美术院通告》称乌始光等人“非周门子弟”并不属实, 但通告中所指周湘“以教育为营业, 因妒本院学生之多”也正点明了这场矛盾的实质是两所学校对学生资源的争夺。前文已述上海图画美术院在办学的前几年内不过六七人的规模, 即便如此, 周湘仍不肯放过, 双方所争者其实不过一二学生, 更可见当时美术教育市场整体上不够发达, 规模狭隘。至1915年, 据《申报》所载广告, 上海图画美术院院长张聿光、副院长刘海粟推荐该院毕业生, 谓该院第八届选科毕业生共有十六人。8
这种不景气的办学背景一方面引起同行相争, 另一方面又令这些早期美术教育机构的实际教学水平很难维持水准。刘海粟说周湘背景画传习所的教学情景:“在上海他 (周湘) 办起了私塾性质的图画传习所, 有几个学生学画, 教学不大正规, 大体是半日制, 几门课程都是周湘先生一人执教……周湘先生的教学方式简单, 老师作范画一张贴在墙上, 我们照画, 便算是完成了作业。偶尔也有写生, 画两排树木中夹有一条马路, 不用范本。”9而刘海粟所在的图画美术院, 当时教学和管理也并不如何理想。按1913年订立的学制, 学校设绘画正科与选科, 正科三年毕业, 选科一年毕业。徐悲鸿于1913年9月入读图画美术院选科, 他在1932年描述这段经历时称:“民国初年, 有甬人乌某, 在沪爱而近路 (后迁横滨路) , 设一图画美术院者, 与其同学杨某, 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 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 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 来自田间, 诚悫之愚, 惑于广告, 茫然不知其详;既而, 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10刘海粟对此极力否认, 但事实上, 学校的第一具石膏像为陈抱一所购置, 徐悲鸿离校, 陈抱一还未到图画美术院执教, 因此徐悲鸿所谓“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其实并非虚言。陈抱一后来也说:“学校教学偏重实技, 对学理并无讲述。”11
近代美术教育直到20世纪20年代, 才迎来了两个关键的发展契机, 一是五四前后社会观念和风气的转变, 使西方美学和美术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二是大量留学生回国从事美术教育, 在人事上成为先进和主力, 使近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实际水平大为提高。
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 大致以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 道光二十年庚子) 到中日甲午战争前 (1894, 光绪二十年甲午) 为一阶段, 又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1911) 为一阶段。就引入西学而言, 前一阶段介绍者主要为自然科学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应用科学, 后一阶段则除自然科学外, 社会科学的内容日益增多起来。民初到五四, 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广泛和丰富, 对于西方美学和美术的介绍也在较前更为普及。民初社会和思想处于激剧的变革之中, 至五四前后数年, 各“界”革命之声, 已激荡波及社会各个方面。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于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 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以美育代宗教》和《美育代宗教》等一系列文章, 可说是对美术和美术教育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在中国传统社会全面崩溃解体的时代, 一系列传统传统价值纷纷失去其立足点, 蔡元培提倡美育, 深层意义其实是为中国社会再寻价值和信仰基点的一种尝试, 填补在国人精神层面在时势冲击下出现的价值真空状态。蔡元培的“美育”概念, 并非专指艺术教育, 但实际上, 却对艺术教育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现实人事上, 蔡元培身为前任教育总长、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是当时政界要人、教育界领袖, 他对美术教育, 在长时间内不遗余力地给与支持, 许多美术学校都曾受过他的帮助。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校董会于1919年成立, 蔡元培即任校董, 校董会成员皆系社会名流, 也大多由蔡元培介绍。1919年至1936年, 上海美专所历届所聘的部分校董计有:蔡元培、梁启超、王一亭、黄炎培、沈恩孚、康有为、范源廉、熊希龄、张君励、戴季陶、于右任、杨杏佛、吴铁城、陈公博、潘公展、孙科、叶恭绰、钱永铭、孔祥熙、张啸林、杜铺 (杜月笙) 、黄金荣、蒋梦麟、经亨颐、胡适、江恒源等。甚至上海滩“三大亨”这样的人物也热衷于上海美专的建设, 如1933年10月时, 杜月笙曾表示愿为上海美专捐建一座美术馆。12这些人事上的资源, 无疑大大增强了近代美术教育机构的办学实力, 极大提高了其社会地位。
美育的提倡也影响到对中国画与西画价值认识的变化, 在一切西方思想和事物都很容易和救亡图存发生意义联系的那个时代, 西方美术也很自然地被看作改良甚至拯救中国固有艺术、振衰起弊的一剂良方, 而在当时激进的语境下, 这类言论也的确吸引到了更多的社会注意和话语关注。蔡元培把美术的进步与科学——五四时期的“赛先生”——联系在一起, 说“今吾辈学画, 当以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 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 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131918年徐悲鸿作《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演讲, 说道:“中国画在美术上, 有价值乎?曰有!有故足存在。与西方画同其价值乎?曰以物质之故略逊, 然其趣异不必较。凡趣何存?存在历史。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 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所可较者, 惟艺与术。然艺术复须借他种物质凭寄。西方之物质可尽术尽艺, 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 以此之故略逊。”14徐悲鸿言论的语气虽然尚属温和, 但在价值判断上, 他已认为中国美术逊于西方美术, 原因在于其所表现之文明物质不及西方, 这也是当时东西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典型认知。刘海粟1922年《上海美专十年回顾》称:“当时我曾有宣言, 说我们创立上海图画美术院有三个信条:第一, 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 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第二, 我们要在极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 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第三, 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 我们却有自信有这样研究和宣传的诚心。”15宣言虽未明言东西艺术之高下优劣, 然而传统社会既奉行“东方固有的艺术”, 现状却是“极残酷无情、干燥枯寂”, 言下之意, 拯救的责任便自然落在研究宣传“西方艺术的蕴奥”上了, 且拯救的对象并不止于艺术, 而更直接指向整个中国社会。
20世纪20年代, 大量归来的留学生进入美术教育领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 大多数留学生在国外确实学有所成, 他们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 对于提升中国美术教育的实际水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近代中国留学生出国游学的目的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 即日本和欧美, 其中以后从事美术者, 则基本去向日本和欧洲。从大多数人出国游学的时间上看来, 游学日本要早于欧美。以上海美专为例, 这两系留学生均有多人参与过办学与教学事务, 如陈抱一、汪亚尘、关良、李毅士、潘玉良等人。时任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 本人虽然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留学生, 但也有过多次出国经历, 特别是两次以民国政府教育部所给予的官方身份游欧, 得益甚大。而留学生中, 徐悲鸿、林风眠等对中国近代美术教育更是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他们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存在, 至今一直影响了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和美术本身的发展走向。
在更深刻的意义上, 留学生一向被视为知识分子群体中领先的标杆, 他们的去从自然带动了更多人进入这一领域, 并使从事美术教育成为寻求提升社会地位、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主动选择, 在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下, 将拯救国家与谋求个人出路融为一体。从这一立场观察, 可以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新美术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关键便在于吸引并容纳了大量先进的新式知识分子。
注释:
1.《潘天寿谈艺录》.潘公恺编.台湾中华文物学会.1997年版.页192.
2.均据《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王震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5年版.
3.Q250-1-120.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自开办至结束历届学生姓名索引.
4.刘海粟《上海美专十年回顾》.收入《刘海粟艺术文选》, 朱金楼、袁志煌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7年版.页36.
5.汪亚尘《研究艺术的经过》.《时事新报》1924年6月1日.6.《申报》1913年8月9日.7.《申报》1913年8月10日.8.《申报》1915年2月22日.
9.刘海粟《怀念陈抱一》.转引自《现代美术家陈抱一》.陈瑞林著.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页129—130.
10.《徐悲鸿启事》.《申报》1932年11月3日.
11.陈抱一《洋画运动过程略记》.《上海艺术月刊》1942年第5期.12.《申报》.1933年10月24日.
13.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 中华书局1984年版, 页208.
14.徐悲鸿《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收入《徐悲鸿文集》.王震编.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5年版, 页3.
15.刘海粟《上海美专十年回顾》.收入《刘海粟艺术文选》.朱金楼.袁志煌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7年版.页36.
王震在《徐悲鸿年谱长编》笺注中说:“1982年前后, 刘先生的秘书袁志煌先生在编《刘海粟艺术文选》和《刘海粟年谱》时, 很想在1912年或1913年上海的报刊上查到这宣言, 结果未查到。1982年夏, 袁先生又请我帮他查找, 我又翻阅当时的多种报纸, 也没查到。前些年我编著《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时, 虽较注意这三条宣言的资料, 仍未发现。所以近几年有不少人都怀疑所谓图画美术院的三条宣言当初并不存在。 (《徐悲鸿年谱长编》, 王震编著, 上海画报出版
借助大学音乐教学平台, 学习与传承“武宁打鼓歌”
戴晓敏陈南平 (江西九江职业大学艺术学院江西九江332000)
《赣北打鼓歌的传承与发展在大学音乐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课题编号:YS1022
江西武宁县地处赣北山区, 是一个山清水美, 风景秀丽的旅游地, 走进武宁就会看到满山翠绿, 郁郁葱葱, 清澈如碧的柘林湖水犹如仙境, 让人流连忘返。与武宁山水同享盛名的还有已被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武宁打鼓歌”。
“武宁打鼓歌”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 俗称“锄山歌”、“催工歌”和“耘禾歌”, 是百姓在劳作时唱的歌曲。经历二百多年的发展演化, 最后形成以武宁为中心, 流传周边修水、铜鼓、湖北阳新等县的赣北乡土音乐。
武宁打鼓歌表现形式独特, 一是要边劳作边演唱, 演唱方式是一领众合;二是领唱者要边击鼓边唱。击鼓唱歌便成了武宁打鼓歌独有的特色。
武宁打鼓歌风格多样, 有激越高亢的劲歌, 也有悠扬婉转的歌谣, 还有情般的叙唱;歌词内容主要反映历史演义、民间传说、男女爱情等。
武宁打鼓歌作为历史悠久的赣北民间音乐文化, 曾经有过发展繁荣时期, 在上世纪70年代, 武宁打鼓歌作为江西民间音乐文化的代表作, 到北京演出, 并被一些音乐院校编入教材, 还有六首作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中国民歌》。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 我国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遇到危机, 武宁打鼓歌同样不可避免地走入发展困境。近年来, 国家日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 武宁打鼓歌逐渐恢复了生机, 已成功地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自2006年以来, 我们九江职业大学艺术学院加大了对武宁打鼓歌的研究力度, 深入开展了把武宁打鼓歌带进大学音乐课堂的研究和实践。我们认为:民间音乐文化要得到发展和传承, 首先要有更多的人去认识它, 接受它, 把武宁打鼓歌作为音乐课学习内容必然会对它的发展与传承起到促进作用。九江职业大学是一所包含师范教育专业在内的综合性高职院校, 其中的师范教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 学校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文化氛围, 音乐教育教学资源丰富, 具备开展“乡土音乐文化”教学与研究的基础和条件。与此同时, 学生通过学习“乡土音乐文化”, 培养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认同感, 增强爱家乡, 爱祖国的信念和热情。
2006年10月, 艺术学院成立了“武宁打鼓歌”研究会, 院长戴晓敏任研究会长, 研究会确立的宗旨和方向是:1.借助大学音乐教育平台, 学习和传承武宁打鼓歌。2.利用大学音乐教育的优势和强势, 深入开展“发展和传承以武宁打鼓歌为代表的民间
社2006年版, 页9—1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探索在新时代新背景下,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途径。
几年来, 在研究会认真组织下, 我们开展了以下工作:
组织本院教师运用现代音
乐创作和表现手法对“武宁打鼓歌”部分作品进行创编, 使这些作品在演唱形式, 声部变化, 表演方式增加现代气息, 增强欣赏性。2008年10月, 我院学生带着经改编创作的“武宁打鼓歌”作品“到山来”参加全省大学生艺术节声乐比赛, 获得专业组三等奖。
2008年10月, 由我院戴晓敏担任主编的校本教材《武宁打鼓歌选曲》出版发行。
2009年8月, 由戴晓敏担任课题组长的研究课题《武宁打鼓歌的研究与传承》申报“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获得通过, 课题组成员汇集了我院一批高中级教师。课题研究内容包括借助大学音乐教育平台, 运用现代音乐教育手段, 学习和传承武宁打鼓歌。
由我院“武宁打鼓歌研究会”组织举办的《乡土音乐文化专题:武宁打鼓歌系列讲座》从2007年开讲到目前, 已经讲了三十余场, 分别有《武宁打鼓歌的起源与发展》《武宁打鼓歌对赣北民歌的影响》《武宁打鼓歌唱段欣赏》《武宁打鼓歌音乐特点》《学习武宁打鼓歌与认识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题, 听讲座的学生累计数千人。
几年来, 我们艺术学院有十多位老师参与到“借助大学音乐教育平台, 学习和传承武宁打鼓歌”课题研究和实践之中, 他们为此倾注了大量实践和心血。
经过几年研究实践, 我们认识到:利用大学音乐教育资源的优势和强势,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课题研究是一条途径。不仅能推动“非物”保护行动, 也列讲座, 从2007年开讲到目前, 已经讲了三十余场, 同时也应看到, 大学教育在传承和发展“非物”方面依然存在局限性, 如果建立由文化管理部门 (文化局) 和文化普及宣传部门 (文化馆) 与大学教育三方结合, 三方联动的研究模式, 能取到更好效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 也多次做这方面的尝试。
例如, 2010年一月, 我们会同武宁县文化局、文化馆的相关领导与研究学者, 一道深入到武宁县船滩镇采风, 通过他们走访了武宁打鼓歌的方游根老人, 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此外,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 多次请教我市研究演唱“武宁打鼓歌”的老艺术家, 被誉为“民歌大王”的九江市文化馆徐嘉琪老师以及九江歌舞团王庆华老师, 请他来学校为师生讲课, 我们举办的《武宁打鼓歌系列讲座》也多次邀请他来讲学。
留学生与近代陶瓷美术教育 篇8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教育的发展, 民国时期受西方的影响, 中国许多人留学国外, 学习各种专业, 留学既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也是传播知识的一种手段。在近代文化输送的过程中, 留学生的作用是巨大的。20世纪初, 有较多的海外留学生为了“科学救国”“实业报国”“教育救国”回到国内。陶瓷业的张浩、邹如圭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他们回国后对近代陶瓷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二、留学生与近代陶瓷教育之间的关系
(一) 中国传统陶瓷技艺教育的历史
中国传统的陶瓷技艺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父传子、传男不传女的家庭模式方式传授、另一种是以带徒授业方式传授。这种单一的教育模式持续了几千年, 正是这种专门的学艺方式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为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众多精美绝伦的陶瓷产品生产于手工作坊, 并且出口海外, 同时, 也影响着世界陶瓷的发展。随着西方经济和现代陶瓷文化的崛起, 我国陶瓷的外销之路受到了打击。传统作坊式的技艺教育和制瓷模式已不能与西方的陶瓷教育观念和大机械化的陶瓷生产相抗衡。因此, 传统的父传子、徒承师的传承方式逐渐被新的职业教育模式取而代之。
(二) 留学生与近代陶瓷教育思想的形成
鉴于此, 一些关心陶瓷艺术及行业发展的留学生, 开始了极力挽救陶瓷产业的举措。他们大多是日本学成回国的窑业毕业生, 回国后对本国的陶瓷技艺教育的现状感到担忧, 同时也有了自己新的思考。他们认为中国的陶瓷产品要与西方的陶瓷争夺市场, 需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艺术的教育方法, 培养出能够熟练掌握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毕竟, 陶瓷艺术是科学与技术结合的产物。陶瓷艺术人才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和工艺技能, 中国近代陶瓷教育是以陶瓷实业学堂的形式展开。
1910年, 江西瓷业公司在鄱阳县 (旧称波阳) 分厂附设教育机构, 称为陶业学堂。创办学校的目的是训练和培养操作新式机器以及烧窑技术人员, 教学宗旨是“养成明白学理, 精进技术之人才, 以改良陶业也”。1这与清末实业教育总的宗旨是一致的, 学堂参照“癸卯学制”, 采用小班制教学制度, 并附设艺徒班, 第一期只招收八人来学习各科, 学制5年, 注重数、理、化等学科, 在窑业技术方面, 校内聘请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窑业系的毕业生张浩、邹如圭等人为教师, 教授专门课程, 并亲手训练操作新式机器及烧窑之技术人员。在美术方面, 1911年聘请了重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的著名画家潘陶宇和擅长书法和绘画的邓碧珊来教授画瓷与写意画。可以看出陶业学堂的课程安排不仅注重窑业技术方面和绘画理论的学习, 而且也兼顾了数理化相关学科的了解与掌握。陶业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陶瓷教育的进入了全面革新时期。
(三) 景德镇陶瓷教育中近代陶瓷美术教育的出现
历史上的景德镇陶瓷教育主要是以父传子、师带徒的教育方式为主, 当近代陶瓷教育的观念也一点一点地渗入到近代景德镇的陶瓷产业中, 1916年, 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景德镇便设立了分校, 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模式, 学校主要以培养成瓷和画瓷之技术人才为目的, 在班级的设置上分别办饰瓷班 (陶瓷美术) 和成瓷班 (陶瓷制造) 。而近代陶瓷教育尤其重视图案的装饰设计和创新, 课程设置了绘画、装饰等专业课程。可以看出, 陶瓷美术教育的出现成为近代陶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留学生在近代陶瓷美术教育中推行的措施
(一) 陶瓷教育中美术课程的设置
中国近代陶瓷学校的课程设置是借鉴日本的教学内容, 不但注重提高文化素质、艺术水平的培养与专业技能的训练, 而且根据专业特点, 同时注重相关文化课的了解与掌握, 这和中国传统陶瓷技艺教育是完全不同的。
课程设置上更加的丰富, 有普通的文化课、专业课和实习课。专业课主要包括素描、西画、国画、山水、人物、花鸟、图案、青花、粉彩、古彩等。从专业课的安排来看, 不仅开设了传统的中国画的绘画技艺, 同时, 也把西方的绘画方法融入到专业教学中。
(二) 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与西方绘画理论的融合
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中对于绘画的方法是讲究气韵、追求意境, 而西方绘画理论则以科学原理的具象绘画方式去研究焦点透视、空间、色彩、光影等内容, 让画面更加的逼真。
艺术贵在创新, “珠山八友”之一的邓碧珊在绘画的钻研过程中逐渐的掌握了西方绘画的透视原理、光影关系和体积感。并应用于陶瓷绘画中, 他在传统彩绘瓷器技法的基础上, 吸取西洋写实画技法, 把两种技法相互融合在自己的瓷板画中, 正因为他善于大胆借鉴又能够融会贯通, 他的瓷板画写实且生动传神, 笔墨细微精到, 颇具宋画遗风。而整个画面构图简洁秀美, 设色工整清丽, 具有西方绘画风格, 同时, 他首创九宫格放像, 而这种创新对近代陶瓷彩绘有着不小的启迪和影响。
(三) 陶瓷美术教育与社会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
1916年, 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景德镇开设了分校, 命名为江西省立乙种工业分校, 校址设在毕家上弄原御窑厂西南部, 校长由张浩兼任, 汤有光当任教务长。学校主要从事绘瓷教学, 先办饰瓷班 (陶瓷美术) , 又办成瓷班 (陶瓷制造) 。在课程的设置中有基本课程, 专业课程, 另外还有工厂实习课程。在授课教师中, 专业教师大多数是校本部的毕业新秀, 也有部分为景德镇的陶瓷美术家, 如徐京丹, 陈宗瑜, 周筱松, 其中周筱松老师编有两种教材, 一是美术基础知识, 一是画稿, 水平都较高, 在当时全国有一定的影响。2学生每周一半时间在课堂, 一半的时间在工厂, 开始直接创造产值, 学生所制作的成品可出售, 售后价值概归学生。3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 专业的学习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绘画方法和技巧, 实践操作也能逐渐提高自身的技艺水平。由此可见, 陶瓷美术教育在陶瓷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近代陶瓷美术教育培养的毕业生
(一) “珠山八友”中接受陶瓷教育后的艺术成就
“珠山八友”中的程意亭、汪野亭、刘雨岑三位陶瓷大师分别考入了近代陶瓷学校学习, 并师从名家潘陶宇及张晓耕学习山水和花鸟。他们的作品把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精华在陶瓷艺术加以弘扬和发展, 并且与“八友”其它成员共创“瓷上文人画。三人的艺术造诣各有千秋, 汪野亭率先运用“通景山水”章法装饰瓶类制品, 开创了20世纪初景德镇粉彩山水装饰章法的新风。程意亭擅长绘画花鸟, 他的作品融入了西画明暗透视之术, 色彩浓丽、构图别致且不落俗套、自创新貌的艺术特色。1925年至193年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 而刘雨岑也擅长花鸟, 他的作品极其工细, 以工笔手法绘出的《雄鸡》《蝉》等花鸟草虫类瓷板画, 画工精美, 栩栩如生, 并创“水点桃花”技法。
(二) 景德镇陶瓷美术的发展方向
景德镇陶瓷美术的发展在我国近代教育理念的推动下慢慢改变, 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新粉彩瓷是代表了近代景德镇陶瓷美术发展的趋势, 新粉彩瓷艺和传统粉彩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不再作为瓷器的辅助功能而出现, 而以“画”为主体, 采用传统中国画的形式, 有题款和印章, 同时, 采用西洋和东洋的釉彩, 让画面的色彩艳丽, 是釉彩工艺和绘画艺术的完美结合。因此, 它将景德镇陶瓷美术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是在共同采用传统的“粉彩”这一绘瓷技法, 充分运用传统的中国画来装饰美化瓷器的过程中形成的。
(三) 民国景德镇陶瓷作品在世界上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景德镇瓷器, 颇富盛名的当属粉彩瓷, 在这一时期粉彩瓷的陶瓷作品创作集中在珠山八友之中, 他们的作品是继承我国优秀景德镇陶瓷传统的基础上, 汲取民间景德镇陶瓷艺术的营养, 以扬州八怪为典范, 以海派艺术家为榜样, 容纳西方陶瓷艺术风格和技法, 用充溢的时代气息和满腔的爱国热情, 投入瓷艺创作中, 1915年, 王大凡创作的人物画大瓷板《富贵寿考》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章。这不仅为古今中外驰名的景德镇绘瓷事业赢得了国际荣誉, 而且也为景德镇瓷业的振兴添上了光辉的一笔。
综上所述, 随着东西方文化不断进行交融和碰撞, 传统陶瓷彩绘的表现方法和造型观念以及审美情趣都随着时代意识的变迁越发的活跃。在中国传统陶瓷技艺教育向学校教育演变的过程中, 留学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引入回国, 为近代的陶瓷教育带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 为我国近代的陶瓷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材。为促进中国近代陶瓷业振兴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镇寿.艰难的历程:从中国陶业学堂到景德镇陶瓷学院年表.陶瓷学院报.2012
[2]吴秀梅.民国景德镇制瓷业研究[D].苏州大学.2009
[3]李松杰.练崇潮.近代中国陶瓷教育的嬗变和传承[J]沧桑.2011
近代中国学校武术对抗特点研究 篇9
关键词：近代中国,武术对抗,学校体育
在我国武术有着上千年的传承史,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古代先人乃至当代人都具有很大影响。作为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体育形式,武术其在神州大地上的传承与发展,是事关我国文化传承的大事,学校中武术的传承是我国武术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特别是在教育现代化、体育全球化的今天,学校教育的地位越发重要,武术在以学校为载体的传承中,越发显得重要。在我国武术的传承史,便是教育的发展史,早期中国的教育内容并非多是为人文素质、举止修养等教育,而是倾向于战胜自然,适应自然身体教育。武术的传承是经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直至传承至今社会主义社会,纵观我国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史,近代武术在学校中的传承与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沿承作用,对于当代武术走向世界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文中所指的近代,部分历史学家将其界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短短的百年历史是中国的屈辱史,更是中国百年的发展史和抗争史。近代随着外强入侵,使得我国政体更迭频繁,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体制也发展较大变革。深刻研究我国武术传承的特点,分析近代学校武术传承特点,对于丰富武术文化内涵,深化当前的武术教学思想与内容均具有积极意义。
1 汉族学校与八旗子弟学校在武术教学内容的对抗
满清入关统一中国后,在教育制度上执行了两种几乎不同的教育体制,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学校教育内容中关于武术教学内容的对抗,在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学校教育中,清政府直接取缔了部分武术组织,大量销毁武功秘籍,迫害武林人士,并且强令我国汉族教育学堂不能进行与武术相关的教学内容,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禁民习武”,这里所指的民,主要是指汉民,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为了更为持久的对汉族进行统治,清统治者不顾及汉族人民的对抗,直接取缔了武术在汉族学校教育中的传承,使得汉族武术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停顿,对我国武术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同样旨在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清统治者在其所设立的宗学、觉罗学和八旗官学等学堂中均开设武术教学内容,且将武术教学摆在重要位置,以文化学习齐名。这些满清贵族子弟在这些学堂中学习骑射,康熙曾经下旨强调,满洲以骑射为本,学习骑射原不妨碍读书,考试举人进士,亦令骑射,倘不堪中取,检察官及中式人一并以重治罪。清朝满族汉虽然并无专门的武术学校,但在常规的学校教育中,却有一部分特殊群体,那便是武生,这些武生可以通过一定练习进行武举考试。清明的武举考试内容分为首场、外场、内场三个阶段,考试内容依次为首场——马射;外场——步射、技用;内场——策二问、论一篇等。
从中可以看出,清初至鸦片战争后一段时间统治者对不同民族所创办的学校其对于武生这一教学内容也存在较大差距,以汉族为主体的学校禁止与武术有关的教育内容,而以满清贵族为主体的学校则非常重视武术教学的进行,在不同民族为主体的学校教育中,存在着以武术为教学内容为形式的对抗。清初禁民习武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统治,而倡导满清贵族进行武术练习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统治,两种民族学校事关武术的对抗其实质则是这一时期阶级性的体现,是统治者对待不同阶级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手段。
2 学校身体教育的西化与本土化的对抗
鸦片战争失败后,使得部分国人开始审视清朝的军事、科技及教育发展状况,认为鸦片战争失败根源于器物的差距,外国人使用的以枪炮、军舰为主体的军队作战实力要远胜于当时的清军。致使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号召国人向西方学习,学习其先进的教育内容,发展钢铁产业,购置军舰武装军队等等,在这样“师夷长技以制夷”大的政治观念指引下使得我国开始仿照西方建立的自己的教育内容的学校体制,北洋水师学堂,京师同文馆便是这一时期的变革产物,在这些新式的学堂中,所进行的教育内容也仿照西方进行,全盘西化,以武术为特色的身体教育,也逐渐被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火器等教育内容取代,可以说在这些学堂中几乎见不到武术的影子。这一教育理念在清后期的兵操教育内容进行了升华,达到了顶峰,使中国学校教育中武术教育走向了歧途,背离我国武术的真义。清朝灭亡后,辛亥革命所倡导的民族、民权之风越发深入人心,使得民间尚武之风日盛,特别是在内忧外困,亡国亡种的困境下,使得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的要义,而救亡与自强的主要手段——练武强身,则成为当时学校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期间我国先后于1098年成立了中国体操学校、1910年成立了精武体操学校、以及1911年成立的北京体育研究社等组织都倡导在教育内容中增设传统武术教学,使得武术在1915年后成为学校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身体教育是事关民族存亡的大事,备受统治阶级的重视,学校身体教育的西化与本土化,都是为了实现强国强种的民族目的,都是为了中国民族的长久不衰,只是所采取的手段存在较大差异,激进者则强调以西方体育为主要的身体教育内容,保守者则更为重视民族传统武术的继承与发展,学校身体教育的西化与本土化的对抗,实则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很难评判出优劣,在这一过程中武术得以在夹缝中传承下来实数民族之万幸。
3 学校教育中的土洋体育对抗
20世纪30年代左右,学校教学内容中出现了土洋体育的对抗,土体育主要是指我国土生土长的体育形式——武术;洋体育则指这一时期国民党所倡导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然体育思想,自然体育所倡导的最主要教育内容便是田径与球类,注重练习者的感受与体悟。持土体育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日俄战争中的胜者日本,其胜利的最主要因素便是柔术,而柔术源自于我国的传统武术,因此练习传统武术也能够战胜侵略者,能够实现强国强种的愿望,而部分近代相对激进的教育者则鄙视武术的存在,认为自然体育远胜于武术,认为武术是在对着空气打拳,既没受教育价值,也没有锻炼价值,实则对学生身体无益。特别是刘长春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失败,更加助涨了土体育学者的论点,认为刘长春的失败是国人体质的失败,国人之体质不适于进行田径、球类等项目的练习,爆发了最为著名的土洋体育之争。土洋体育之争其主要分歧点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主要为:首先中国所学习的西方体育不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并且学习方法存在较大问题;其次体育应以教育为重,并无土洋之分,只要对国人有益便应取之,与国人无益便应弃之。
土洋体育之争是在教育思想层面进行的以土体育——武术还是以洋体育田径、球类为主体的教育内容之争,这一争论的前提都指向于我国学校体育的进步和民族体质的增强,对于后世武术的发展,是国人体育认识的深刻具有积极影响。土洋体育之争的实质是国人对待新旧两种事物的态度的争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持保守态度,反对以洋体育为主体的西方事物,倡导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重义,而部分相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则持开放态度,认为体育教学内容旨在增强学生体质,亦无阶级之分,其实施是吸纳与接受西方事物,倡导利用西方先进文明来实现本民族的救亡。
4 以武术为契机的强国之路与外敌入侵的殖民之路的对抗
1840年后外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梦想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和鸦片倾销之地,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一次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一个又一个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让外国人在中国大面积的割让殖民地,建立领事馆,划分租界区,外国人梦想成为中国的主人,百年的近代史是殖民入侵史,中国先后被各资本主义强国入侵,百年的近代史也是让国人不堪回首的屈辱史,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中国先人一直在进行发殖民地,反封建,追求民族和民权的阶级斗争。清朝灭亡后,中进入以国民党为统治的民国时期,在这一特殊的变革期,中国学校中武术运动得以空前发展。除基本学校均开设武术课程外,1932年还成立了专门的武术院校,即国力国术专科学校,为民国培养了近600为专业武术人才。为了救亡图存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也倡导在学校教育中进行武术教育,如孙中山也曾经题词“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并且倡导尚武精神,并于1927年将武术改名为国术,大批的教育家及社会名流等都加入到尚武救亡的道路中,为的是通过武术为契机,是中国国人体质得以增强摆脱东亚病夫的头衔,走强国振兴之路。
以武术为契机的强国之路与外敌入侵的殖民之路的对抗,武术仅仅是这一对抗的表现形式和重要手段,这一对抗的实质主要是民族、民权与外敌入侵的斗争,是入侵与反入侵,殖民与反殖民的阶级对抗,倡导国术看似是国民狭隘自保,不愿接受外国事物,更是国人国仇家恨不愿放弃自身利益的爱国之举,对于现实反殖民地的举动,反压迫和反剥削均具有积极意义。
5 结语
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 篇10
一、话语与教育话语研究:文献的线索
如同大多数学术新词一样, “话语”和“话语分析”也是欧美思想界界的舶来品, 在接触和翻译西方著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髦概念与方法。因此大致可以判定, 话语研究的相关知识与方法资源, 主要借鉴欧美等国在话语研究各领域的成果。实际上, 在近30年的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 类似“话语”这样的输入性概念与方法, 可以说比比皆是。不同的是, 在国内学界的努力下, 一些自欧美舶来的概念与方法, 逐渐消化、内化为其相应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的组成部分, 另外一些则仍只停留在译介的层面, 并因缺乏有效的概念认定、方法认同的过程, 表面上固然甚嚣尘上, 却难免因不够系统和成熟, 难以有效解读中国的教育问题。一定程度上, 作为输入性概念与方法, 话语研究属于后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话语” (discourse) 一次频繁开始出现在国内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可见的较早关于“话语”研究的文献是《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2期梁达翻译T·M·尼科拉耶娃的《话语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问题》。不过, 尼科拉耶娃对作为语言学新兴领域的话语语言学持谨慎的批判态度。[2]此后,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数量不多的关于话语研究的文献, 开始讨论欧美语言学领域在话语研究方面的进展。1982年, 黄宏煦介绍了英国语言学者柯特哈德出版于1977年的《话语分析导论》的主要内容, 借助该书也回顾了英国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3]莫旭强在介绍居斯塔夫·纪尧姆 (Gustave Guillaume) 语言学理论的论文中, 分析了纪尧姆使用“话语” (discourse) 代替弗迪南·德·索绪尔的“言语” (Parole) 带来的语言学研究的变化:在法语中, 言语仅意味着有声语言, 而话语不仅包括有声语言, 也包括书面言语、手势语甚至个人的内心独白等。正是经过这一转换, 话语将语言学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中, 从而也为研究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同时, 在索绪尔与纪尧姆看来, 语言存在于人类集体中, 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说话人的头脑中, 语言的运用行为及其结果, 就成为话语, 语言学研究就是通过对可观察的话语事实的分析, 寻找语言的潜在性。[4]
20世纪90年代, “话语”与“话语分析”渐次进入文学、哲学领域。李航较早介绍了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 将“话语”进一步理解为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中, 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 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和形成交汇的过程。[5]也正是在译介福柯话语理论的过程中, 话语研究开始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扩散, 从而开始充分地解释话语本身的社会性。到20世纪90年代, 文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成果开始出现, 关于福柯话语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 “话语”开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 巴兹尔·伯恩斯坦就将话语研究运用到教育领域, 使用了“教育话语”的概念, 但是, 直到90年代末, 国内才开始使用“教育话语”这一术语。较早讨论教育话语的文献, 是刘铁芳的《教育学话语的现代性转向与生成》一文。他批判了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公共话语的空疏, 提出了从植入性话语向生成性话语转向的命题。[6]2000年后, 通过介绍伯恩斯坦等人的教育话语理论, 教育话语研究开始逐步兴起。应该说,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 借助课堂话语开展话语分析, 并不算新鲜事。因此, 教育话语研究, 大致也可以看作是语言学领域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研究, 同步向教育领域的一种延伸。也许, 可以理解的一点是, 学校教育活动主要以文本、口语、交往等互动形式开展, 其相对固定的场所, 如教室、报告厅等;较为一致的话语行为, 如演讲、课堂讲授、提问与回答等。在教育领域运用话语分析, 解构教育活动内容因素所隐含的话语意义, 显得更为直接, 更具场景化的意蕴。不过, 教育话语研究却不能等同于对教育事实的研究。有学者就指出, “纯粹客观的教育事实是我们无法直接把握或不可言说的——一旦言说即成言语、话语或文本, 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作为人们关于这种客观事实的外部表达的教育现象、教育话语或教育文本。这些关于教育的现象、话语和文本并不仅仅是客观教育事实的某种附属物, 而是我们人所能把握和言说的教育事实本身。但是, 教育科学对教育话语和文本的解释并不是主观的臆造, 它仍然要回到与历史的联系当中去, 要在各种教育现象、教育话语和教育文本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对其做出解释。”[7]
作为当代较有影响的话语分析学者, 费尔克拉夫不仅将话语界定为“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 包括口语、文字及其它的表达方式”, 而且认为, “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 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 (他们之间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权’或‘文化水平’) , 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 (例如, 成为医生或成为病人) ”。[8]就目前我们所知, 人类的世界, 主要是由语言和思维构成的主观世界, 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自己塑造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概念和观念构成的世界当中, 当人们试图将之表达出来时, 其借助的静态形式就是语言, 而动态形式就是话语。同时, 也正是借助语言与话语, 描述和塑造着不同的社会现实。如果说, 话语首要的、核心的功能是表达、传递和沟通, 人们更多地关注, 如何借助话语去表达人们需要、想要表达的内容, 或者按照某种特定表达模式去表达那些固定的、权威的知识。那么, 当人们运用并借助口语和文本, 表达、阐释人类自身的观念、事实和行为, 实现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传达各自的信仰、理解与即时的所思所想所做时, 就会发现, 这种表达、沟通的过程, 本身就是在建构一种社会事实与结构。更为重要的是, 某一时代、某一具体时间、特定场合, 人们的口语、文本表达方式, 往往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 借助话语构建某种强势地位的各种企图, 也会隐藏在话语形态的变迁之中, 要么赢得对话语主线的控制权, 要么将社会的等级、身份、权力结构固化在话语系统之内。同时, 按照上述费尔克拉夫的观点, 话语不仅表达了潜在的思想、瞬间的想法 (当然, 当下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纸质或有声文本) , 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这种思想和体验的建构过程。也就是说, 话语不仅建构话语主体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也建构话语主体与话语反映的内容之间的关系, 并且会因对后来者的影响, 而成为一种可能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力量。
二、近代中国教育话语形成的研究:可能性与基本路径
要借助话语研究方法, 分析可见的一系列近代教育文本在描述近代中国教育的言说方式上的变革, 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是否可以借用“教育话语”这一概念, 来指称中国古代和近代以来, 用来表达、阐述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一系列口述或纸质文本, 包括构筑这些文本的一系列教育概念、观念等。
按照费尔克拉夫的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福柯) , 话语关注历史变化, 关注“不同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合起来, 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同时, 话语既源于并反映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 也反映并建构了社会过程与结构。[9]而福柯则将“话语”界定为人类一种重要的活动, 而历史文化就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10]可见, 话语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和建构历史的力量, 即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历史文本都可以将之视为话语, 这些话语又在社会变革进程中, 在构筑新的话语系统的同时, 也建构着社会的变革。由此, 我们可以将由儒学主导的文化与历史系统中那些反映、描述和建构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言说方式称之为传统教育话语系统;自1840年以来, 在译介西方教育学说和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内容的过程中, 这一话语系统被来自西方的教育知识与言说方式占据了, 转变成为了一个可与西方教育话语对接并作为当前教育话语先导的近代教育话语系统。研究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的变迁, 大致就是分析从传统教育话语向近代教育话语的转变历程, 以及导致这种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过程。
如果可以借用“教育话语”这一概念, 研究近代中国教育言说方式的变革, 就意味着本文至少要分析, 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进程中, 今天我们所阅读和分析的那些表达、阐释近代中国教育事实或者构想中国教育变革的文本, 其言说的方式, 包括概念、方式和方法的使用, 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当然, 就必须分析, 在此之前, 中国人反映、描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教育的话语, 究竟是怎样的, 在此过程中, 究竟那些变化、因素或者偶然性事件, 促成了这种转变, 乃至如何同时建构了近代中国的教育实践, 以及在此之后, 这种转变是如何渗透在教育学术语公共话语之中, 并影响着人们对中国教育的认识的。
按照教育史研究的描述, 19世纪60年代开启近代中国改革进程的洋务运动, 其中议题之一便是教育改革。借助官绅、士子的教育改革言论, 特别是洋务运动后举办诸种新式学堂的实践, 包括新式学堂的建立、传统书院的改造、新式学制的讨论与制定、学术与教学的分科化等, 教育史研究构筑起了一个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图景, 并且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阐述主线, 即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教育, 在社会整体转型过程中,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逐渐呈现出更多的现代特征 (实际上就是欧美特征) , 最终形成和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体系与制度。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教育学科得以产生与发展。教育学的阐述主线则呈现为, 教育学在理论和方法两个主要方面逐步走向科学化, 并且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与此同时, 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变革的研究, 关注的则是基于不同知识背景的教育思想、理论如何在新旧知识的冲突中产生并影响着中国的教育实践。整体而言, 这种带明显欧美教育话语系统印记的言说方式, 使得教育研究对近现代中国教育系统与制度的或描述性或批判性的叙述, 也就一直处于一种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的话语系统之中。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即主导1840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变革的思想与知识, 主要是通过译介欧美各国教育状况与教育学说逐步构筑起来的。因此, 表达和阐述当时中国教育问题与现实的话语, 不可避免地有着欧美教育话语的印记;在教育实践领域, 也主要是借助对欧美教育学术与公共话语的阐释, 以学习、借鉴欧美教育模式为特征。因此, 分析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的变迁, 实际上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欧美的教育言说方式是如何借助翻译、解释和传播, 为中国学界和普通民众所接受和熟悉, 成为认识并理解教育事实的知识资源, 甚至教育言说的传统方式也借助西方的知识资源, 被逐渐重新“挖掘”出其现代意义, 得以融合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学理论与知识系统之中;另一方面, 中国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 又如何借用这些文本的言说方式及其概念、方法, 来反映、影响并建构中国教育实践的。实际上, 这里隐含的一个可能的事实是, 在译介并传播西方教育理论、制度、教育方式、教学组织形态与建构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理论、学说、制度与组织方式之间, 存在着一个互动的进程。试图追寻西方教育发展足迹并由此构筑一个类似于西方经济、社会结构的中国“新”教育的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 同时混杂着政府的权力意志、无数个知识精英所依据的教育经验与假设、普通民众对置身于其中的教育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诉求, 从而使得这一进程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有趣的结构:政府更关注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教育的制度与组织完善, 知识精英更强调教育的社会理想与个体的价值与责任, 普通民众则只能在被赋予更多教育价值的情况下, 被动地卷入教育的主流与社会的结构之中, 并从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激励下, 继续着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努力。
其中, 一个极为复杂的情形是, 由于主要借助来自西方的知识资源, 从明末清初开始译介所谓西学, 到20世纪上半叶大量译介欧美各国教育学说和教育发展状况, 中国近代教育话语的形成, 是一个与语言的新词、新术语革新相伴生的过程, 因此, 其产生的一系列文本, 1910年代前, 都是以新词夹杂于文言的形态呈现的, 1910年后, 则多为白话, 新词得以以更直接的形态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 不可避免, 建构一个有利于教育学自身地位的话语系统, 促使教育学界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发展, 一是大量翻译介绍欧美教育学和心理学著作, 特别是对那些在当时的主要学习对象——美国教育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 几乎成了教育学话语系统建构的主要知识资源, 也成为教育实践主要凭借的资源。另一方面, 通过对中国教育历史的梳理, 开始寻找教育现代变革的合理性依据, 以及在中国教育内部, 寻找一些可以追溯的历史渊源。无论如何, 社会的变革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 因此, 这两个路径, 显然也是当时中国教育发展走上继往开来之路的必然选择。
当然,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 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贸易制度侵蚀全球的过程中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同时, 西方也借助这种具有全球性普世价值的经济形态, 在将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卷入这一洪流的过程中, 也毫无意外地将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借助其语言优势带到了非西方世界。那些在西方教育模式下学习的中国新知识分子, 特别是有着在欧美日等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 凭借其留学期间所获得的教育与知识经验, 着手改造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体制, 无疑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变革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内部, 却又因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教育与知识经验, 对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国教育改革与实践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并借助报纸、书刊、杂志和公共或非公共的讲演等活动, 或参与政府的教育改革实验, 影响中国的教育实践, 形塑着近代中国的教育话语。显然, 在近代教育话语的竞争中, 近代知识分子既形塑了近代中国的教育话语, 也借助教育话语的力量, 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主导者和受益者。
显然, 社会发展的线索是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路。毕竟, 在一个整体历史观依然占据主导的今天, 必须看到, 教育变革乃至教育话语的形成, 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即便是福柯将历史解构为人类的社会实践转换为话语过程的历史, 但是, 仍不得不承认, 历史所关注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等所呈现出来的力量, 还是一种塑造的力量, 即便在很多时候这种力量是一种内在的, 是一种借助个体或者群体的力量, 被描述成一种历史事件、言论的进程。也正因此, 实际上, 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两股更为宏大的力量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张力与合力。一股力量是西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构成这一生产方式的诸多要素, 如大机器生产、市场、消费与贸易、个人主义等, 也包括反对这种席卷全球的生产方式的思想, 如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毫无例外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另一股力量来自中国5000年的传统, 在抗拒中出现了几次主动或被动的变革的尝试, 最终却不得不以一种空间形式上的转换, 消解了传统的时间维度, 将以古汉语为载体的传统文化, 转换成了以现代汉语 (白话) 为载体的现代中国知识系统, 在中国概念、理念、知识中, 西方知识系统以毫无阻碍的进入方式, 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教育知识中占据主导位置。
参考文献
[1]于述胜.探寻中国教育研究的民族话语[J].当代教育科学, 2004, (23) :6.
[2] (苏) T.M.尼科拉耶娃.话语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问题[J].梁达, 译.语言学动态, 1979, (2) :22.
[3]黄宏煦.柯特哈德《话语分析导论》述评[J].国外语言学, 1982, (4) :7.
[4]莫旭强.研究语言的语言学—介绍纪尧姆学派关于语言和话语关系的论述[J].现代外语, 1984, (1) :8.
[5][10]李航.话语、权力、作者——福柯后结构主义管窥[J].文学评论, 1987, (4) :138.
[6]刘铁芳.教育学话语的现代性转向与生成[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1998, (5) :38.
[7]项贤明.比较教育:话语与权力[J].高等教育研究, 2002, (3) :95.
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 篇11
关键词：洋务运动；化学教育；发展
文章编号：1005－6629(2012)8－0069－04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B
19世纪60年代起，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批当权者，为了对付来自太平天国运动和西方殖民者的两方面的威胁，同时也为了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免遭沦亡，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旨在求强求富，因此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就势在必行。而化学作为自然科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知识的引进已刻不容缓。此间洋务派通过翻译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革新举措促进了中国近代化学对外国化学知识体系的引进，以及国内化学知识的传播，从而使中国近代化学教育在洋务运动持续的三十多年里实现了自身的巨大发展。
1 化学书籍的翻译
1.1 化学书籍翻译概况
洋务运动时期，由于迫切地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化学知识来为各种实际生产铺垫理论基础，洋务派越来越意识到翻译西书的重要性，强调“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因而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大批优秀的翻译机构和翻译人才。在这方面做得最有成就的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其于1867年附设翻译馆，组织中外科技人员“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译出”。至光绪六年(1880年)，完成刊刻而行于世的有98部，共计235册。完成翻译但未刊刻的还有45部，共计142册。未译全的还有13部。在翻译完成的143部中，除化学工艺外，有纯粹化学6部。所译之书大部分由徐寿、华蘅芳、英国人傅兰雅合作翻译而成，他们对中国近代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有少数书局成立，从事翻译外国书籍的工作，其中也有不少为化学。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化学译书列于表1。
1.2 译书的内容简述
伴随着一系列化学译著的出版，使得19世纪60年代化学知识的引进与传播比较落后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这些译书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西方化学知识，为近代的化学教育在中国的顺利开展和化工企业的创办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指导。如《化学鉴原》是我国第一本无机化学教材。它将近代无机化学的内容系统引人我国。书中介绍了化学的基本原理，如定比定律、倍比定律、物质不灭定律、道尔顿原子论等。详述了64种元素的存在、性质、用途及其重要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和发现史等。该书还发表了我国第一张《中西名元素对照表》。另外，江南制造局所译出《化学鉴原续编》(无机化合物专论)、《化学鉴原补编》(有机化学)、《化学考质》(定性分析)、《化学求数》(定量分析)、《物体遇热改易记》(物理化学的初步知识)、《化学分原》(定性分析)6部化学专著。此6部化学专著和《化学鉴原》及《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合集称《化学大成》。至此，已将西方近代化学各分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物理化学)的部分内容以及实验方法和仪器使用等知识系统、完整地引入我国。
到19世纪末，化学知识的引进已然超过了数学和物理。由于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化学化工的发展，当时很多乐于探索新知的人都非常重视化学。甚至有人认为“化学为诸学之根”。
2 化学人才的培养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以及化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洋务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化学人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洋务运动期间培养化学人才的方式主要是在洋务派的新式学堂和留学活动中进行的。
2.1 新式学堂中的化学教育
洋务学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面对着日益尖锐的政治危机，不得不逼迫他们反思昔日的“天朝上国”何以在今天受到“蛮夷之邦”的诸多凌辱欺压。伴随着西方科技文化的不断地传播渗透，洋务派认识到，西学之长于中学之处就在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西学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西方国力强大的根本原因所在。于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从1862年洋务派开办京师同文馆开始，到1895年创办江南陆师学堂为止，近40年间共创办新式学堂30所，包括7所外国语学堂和13个科学技术学堂以及10所军事学堂。这些新式学堂里面大都开设有化学、化工之类的相关课程，成为当时国内化学教育的前沿阵地，这其中对近代化学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有京师同文馆和上海格致书院。
2.1.1 京师同文馆
化学课程在新式学堂里的开设正是体现了洋务派重视“西学”的态度，但是由于“中体西用”为当时的科技教育纲领以及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学制和学校系统，化学课程在各个学堂里的师资力量、授课方式以及课程的所占的比重和年限安排都有所区别。京师同文馆中，化学课设置初期，内容都较为简单，考试内容一般也都是最基础的化学知识。直至1876年同文馆订立了八年制课程，化学教育才逐步趋于正规化，化学专修班即所谓的“汉文化学”的设立正是同文馆化学教育逐步正规化的具体表现。不过客观地说，由于办学规模的限制(如1879年该班就只有13名学生)和当时国内化学知识水平的制约，同文馆的化学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专门的优秀化学人才数量却较为有限。但是同文馆的化学教育是开创性的，是我国近代官办化学教育之始，具有一种示范带头作用，推动了化学教育在清末的展开。
2.1.2 格致书院
创办于1876年6月22日的上海格致书院，由于其创办者中国近代化学教育先驱者徐寿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都擅长和重视化学，在化学教育方面则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格致书院的化学教习主要有徐寿和栾学谦，此二人对格致书院的化学教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外，书院还“延聘西士，教习化学、矿学，按期延聘中西名人学士，讲演格致学理”。在课程设置方面，1879年的《格致书院招致生徒启》规定：“本院于算学、化学、矿学、机器之学(学指专业)皆有专家”。由此可知，书院开课之时，即设化学课程。书院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能够很好地区别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更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徐寿个人的努力，格致书院还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学实验室。在考试制度方面书院采用了西方“学分制”，要求学生按照教学计划，逐门研修，修一门，考一门，直至修完。通过这一系列的具体举措，格致书院培养出的学生总数不下千人，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2.1.3 其他学堂对化学教育的贡献
除了京师同文馆和格致书院外，各新式学堂根据自己的办学宗旨和特色，在其培养各类型人才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的对当时的化学教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在对西方化学方面的书籍资料翻译整理过程中对各外国语学堂所培养的外语人才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洋务派所创办的科学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所开设的课程内容则更是无法规避化学的相关知识，从而从实践的层面上对化学知识的传播和化学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2.2 留学活动中的化学教育
随着洋务运动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洋务派意识到要想真正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国内学堂无论是在师资力量和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方面都存在着局限性。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想法和提议便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并很快地付诸于实践。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主要是派遣留美幼童和留欧学生两个方面。
2.2.1 留美幼童的派遣
由容闳倡议，依据1868年所签的《中美续增条约》中有互派留学生的协定，1871到1874年，我国先后派遣了120名12到15岁的幼童赴美国学习。然而，“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使得培养目标和培养措施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1881年在他们即将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的时候，就被清政府相继撤离回国，学业也就随之夭折。而那一时期，化学课程则于美国的大中学校普遍开设，因而他们所接受的化学教育相比于国内通过译书学习化学的学者来说，无论是在知识体系上还是思维方法上都存在着相当大得优越性。而即使是这些未完成学业的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的科技、教育、实业等方面也是—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的传播以及近代教育的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等都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中专习化学者寥寥无几，但无论是教育和实业在当时已然是无法离开化学知识和化学工程工艺了，因此这些留美幼童归国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对化学知识的传播和化学教育的推广作出了贡献。
2.2.2 留欧学生的派遣
由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建议，以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1877年到1886年，洋务派先后派遣几批学生到欧洲的英法等国留学深造。相比于前期的留美儿童的派遣这些留学生对学科知识和科技工艺的引进，尤其是海军人才的培养都是非常有成效的。
本次留学生的派遣，为清末的中国引进了一些优秀的化学人才’这其中的杰出人才有，林轻升、林日章、张金生、池贞铨、罗臻禄、王桂芳、吴学铿，任照等人。原先学习制造的他们，到法国后改习矿物学。由于化学是近代矿物学的基础学科之_，这些留学生在巴黎国立高级矿物学院学习时，就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化学训练。这些留学生于1880年回国后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建树。林庆升、池贞铨、林日章合作发现了福州穆源铁矿；王桂芬、任照主持过炼铁炼钢的生产。虽然他们不以化学研究或化学教育为专业，但是他们的化学造诣在国内实属佼佼者。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曾进入伦敦的国王学院，受业于化学家、《化学鉴原续编》和《补编》的原作者蒲陆山(C.L.Bloxam)的罗丰禄。他虽然没有毕业就回国，但是可能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专修化学的留学生。
上述两个方面的留学生总共约两百人，这是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留学生的主体。洋务运动的留学教育虽然规模小，人数兜但这是中国近代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的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就引进西方的化学知识来说，不会再有比这更彻底的途径了。归国留学生献其所学，在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同时也为国人打开认识世界、认识西方先进科技的窗口，使得化学知识在近代中国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洋务留学教育对中国化学教育的近代化的推进功不可没。
3 洋务运动对化学教育所产生的影响
3.1 教学内容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化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结合在实际生产中的，化学教育并没有成为国家正式教育的内容，化学始终未能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一系列重要化学书籍相继出版，较为系统科学的近代化学知识逐渐被引人中国，使化学这一学科在清末得以确立。正是这些译书使得两千年的封建教育课桌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真正意义上的化学开始在古老的中国慢慢地传播开来。一系列先进的西方化学书籍被翻译过来，成为我国第一批近代化学教材，对我国近代化学教材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驱作用。
3.2 教学方法的变化
由于化学学科没有单独地存在于中国传统的教学学科中，所以近代以前中国有关化学学科主要是以化学工艺和相关技艺为载体进行传播的。鉴于此，化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方式—直以来都是典型的师徒式传播，这种师徒式传播方式不但使所能传播的化学知识量非常有限，而且无论是施教者还是受教者对其中的化学原理都不甚了然。再加上大多数的国人把很多化学知识和技艺看做“奇技淫巧”，化学知识想在古老的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就无异于天方夜谭，更不用说化学教育的发展了。
而大部分的洋务学堂都借鉴西方的授课方式，把欧美的自由风气带进来，化学教学中更加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方法更符合知识接受规律。新式学堂普遍定了分年度课程计划，确定了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突破了传统教学进度不一的个别教学形式。如在京师同文馆中化学专修班即所谓的“汉文化学”的设立正是同文馆化学教育逐步正规化的具体表现。新式学堂教育课堂上鼓励学生提问、讨论。师生互动的教学环节都有所体现，很好地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在格致书院中，化学理论教学主要采取了“自学答疑式”和“化学讲座式”。新式学堂讲究教学内容的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甚至在格致书院中还有实验教学。在考核制度方面，格致书院中“学分制”的采用，更是彰显了教育革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性。这些教学方法上的大胆改革和尝试，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移植痕迹，但是对传统化学教学和化学教育方式所带来的冲击和引发的反思无异于一声春雷。
3.3 师资力量的充实
洋务运动时期化学教育所需的师资力量主要来自西方洋教员和本土人才两个方面。由于洋务运动初期能够胜任化学教学的中国人数量是凤毛麟角，所以最初的化学教学工作主要依靠的是外籍教师。这些外籍教师自身大多有科技教育的资深背景，如丁韪良、傅兰雅等人，丁有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两个专业学位，在自然科学、国际公法方面有很深造诣；对傅的学识晚清刘坤一如此褒奖：“查有三品衔英国儒士傅兰雅，学博品端，志趣超卓，聘充上海制造局教习二十余年，所译格致、工艺等书百十种，传布最广裨益良多”。洋教员在洋务运动初期对化学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本土化学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洋务运动时期少数的中国大家在化学师资队伍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如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自学成才的化学名家徐寿、师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的栾学谦以及华蘅芳等人在译书教学方面都对当时的化学教育教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过就整个本土师资队伍来说，洋务派通过新式学堂和留学活动所培养出来的化学人才当为主力军。这些通过各种途径培养的掌握近代化学知识的专业人才''思想观念先进.专业性、实用性强，对教育有着热切的改革愿望和实践，对中国化学教育发展前进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些本土优秀人才献身于近现代化学教育，逐渐形成了化学教育师资基础队伍，逐渐替换外籍教师，是推进近现代化学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3.4 教育观念的转变
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指导思想为传统教育打开了一扇吸收新学气息的天窗，开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先声。传统的中国教育提倡的是“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才观，其培养目标是为了培养出合格的封建士大夫，这就使得作为科技教育之一的化学教育在漫长的中国教育史上一直不曾有一席之地。而洋务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适应近代外交、工业、军事的科技人才。因此在洋务教育与传统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大相径庭。
由于当时化学教育生长的土壤主要是洋务运动的新式学堂以及相关机构，因此在教育观念上和培养目标上都崇尚实用。而洋教员的任教以及留学运动又让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传人古老的中国。鉴于此中国近代的化学教育从办学伊始便有着较之传统教育进步的教育观念，为近代化学教育的进一步推广和延伸开拓了思想上的—方疆土。
4 结语
学术界关于洋务教育的评价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单独的从对近代化学教育的贡献来看其影响可谓卓越。大量近代的化学书籍的翻译、大批近代化学人才的培养为近代化学教育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优秀的化学教材材料和师资力量。新式学堂更是成为了近代化学在中国的滥觞，为化学知识的传播和化学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方沃壤。留学生的派遣更是国人主动走出去接触西方先进科技和教育观念的第一步。自此后近代化学教育在中国逐渐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448
【2】杨根编.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239-240
【3】赵匡华.中国化学史【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44
【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10～313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特征 篇12
关键词：职业教育,奏定学堂章程,特征
一、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建立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清政府在失败的战争中意识到专业性技术人员的缺失是导致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 大量的西方思想传入中国, 使得腐朽的清政府看到了职业教育这种实用性较强的教育模式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 在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实业学堂通则, 通则称:“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 为富国裕民之本记;其学专求实际, 不尚空谈, 行之最为无弊, 而小试则有小效, 大试则有大效, 尤为确实可凭。近来各国提倡实业教育, 汲汲不遑, 独中国农工商各业固步自封, 永无止境, 则以实业教育不讲故也。今查照外国各项实业学堂章程课目, 参酌变通, 别加编订, 听各省审择其意, 亟图兴建。”这是对职业教育最早的说明, 从中可以看出, 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对职业教育加以重视, 由此, 职业教育在近代中国逐渐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也显示着其独特的教育形式。
二、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特征
(一)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特征
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是效仿西方的职业教育, 从职业教育的提出背景, 我们可以看出, 清政府是在看到西方工农商业的迅猛发展, 当西方列强的铁蹄踏入中国领土, 看到他们挥舞着先进的洋枪大炮时, 才意识到自身的落后, 意识到自身教育的弊端, 意识到专业性技术人才的缺失, 因此提出了职业教育。
从职业教育的组织形式上看,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教师都是来自西方的教师, 他们运用西方的教学语言、西方的教学方式、西方的教学理论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 清政府还鼓励优等学生到外国留学继续深造。并给予相应的学习经费。很显然, 职业教育的组织形式是纯粹的西式仿效, 是西方教育的缩影。
(二)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部特征
1. 学段层次清晰, 课程门类齐全
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 清政府相继颁布了奏定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和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 在每个章程中都规定了学习者的学习前提条件, 即只有达到何种水平的学生才能参加初等班、中等班或高等班等等;同时在章程中还明确提出了学习的总体时间, 如预科时间和本科时间;而且还强调了每个学段的学时总数, 学段层次划分的十分清晰。不仅如此, 在课程设置上也是门类齐全, 多种课程并驾齐驱, 例如兽医学课程就有:化学、生理学、药物学、马学、农学大意等三十二门课程;土木工学有测量法、微分积分大意、物理学等二十一门课程;航海课程有:人伦道德、中国文学、算学、船内卫生法、水路测量术、造船学等二十五门课程, 课程门类之多, 种类之全, 是以往清政府课程所没有的。
2. 教学过程中强调体制和实践技能的培养
鸦片战争的洗礼, 使得清政府认识到国人的身体素质与西方列强的差距, 因此在职业教育的大部分课程中, 都设有体操课程。同时在教学设备的建设中, 还特别提到要建设操场, 以备强健体质之用, 甚至在港口附近的学校, 也要尽最大努力建设学生的活动场地, 而且在招收学生时, 有些通则中也提到学生必须身体强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学生的体育锻炼, 可见清政府对于职业教育中, 学生身体素质的培养有着严格的要求。不仅如此, 清政府还特别强调实践性技能的养成。在所有的课程中都有实习课程, 每一个实习课程也划分得十分详细, 例如土木科实习科目有:测量、河海工、道路铁路、桥梁等八门课程, 金工科实习科目有:工厂用具及制作法、制造用诸及其大意、发动机大意等六门课程。而且在实习课程的实施时还特别要求各地要配合学生的实习工作, 可见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整个职业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 因地制宜, 辅助各地的经济发展
职业教育开设的目的, 就是改善中国近代缺乏实用型人才的现状, 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实用型人才。因此在课程设置的章程中, 清政府要求对于课程的内容可根据当地的实际需求, 实际情况, 做相应的改动, 目的是培养适应各地经济需要的需求性人才, 各地的人才得到满足, 各地的经济就会不断发展, 进而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向好的方向迈进。所以, 在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地方出现了许多适应当时需要的不同种类的学校和课程。例如:湖南醴陵瓷业学校, 它的开办正是充分考虑到当地具有制作瓷器的悠久历史和良好的基础;再如杭州原本就以茶叶和蚕丝闻名中外, 因此在杭州开设茶、丝学校自然成为首选;又如在上海开办的南洋公学商业学校, 也是充分考虑到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商埠的特殊需要。1918年, 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开始筹备时, 更是委派专人调查上海西南区6所小学内学生父兄的职业种类, 共计936人, 职业类别187种, 其中“以铁工为最多, 次为小工, 次为小贩卖, 又次为木工, 又次为花业等”。因“小工与小贩卖不足为固定职业”, 故此决定以铁工、木工作为职业学校主科, 此后又应社会需要, “先后增设纽扣、珐琅两工科及商业一科”。这些职业学校的开设不仅为各地解决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缺失的难题, 同时也为学习的学生找到了一条谋生的道路, 许多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已经和有关厂房签订了就业合同。所以说, 职业教育的开设为企业和劳动者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人员和经济来源, 使得企业能够更快发展, 劳动者的生活得到保障。
4. 广泛宣传, 大力投资
清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宣传之大, 主要是得益于清朝末期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民国初年的各大报刊都对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恩宠有加, 各类专门性杂志, 例如:《教育杂志》《教育与职业》等更是主动承担起为职业教育鼓吹、呐喊的义务。在大张旗鼓、鸣锣开道的宣传攻势之下, 职业教育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职业学校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 为民国初年职业教育的再度兴盛制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一大批深受爱戴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应运而生, 成为积极倡导和努力实践职业教育的中坚力量。不仅如此, 清政府在职业教育的办学中还加大资金的投入, 一部分参与学习的学生的学费由清政府承担, 包括出国留学的费用, 清政府也一并承担, 可见清政府在职业教育的宣传和投入上可是用心良苦。从中可以看出, 清政府对于职业教育是相当重视的。
三、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从上述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特征, 我们可以感受到,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体制是比较完善的, 无论在课程的设置, 学校的宣传, 还是在政府的投入上, 清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的就是将职业教育办好, 培养出更多的实用型人才。对照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 看看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 似乎会给我们一些经验、借鉴和启发, 促使我们加深对职业教育发展理论的认识和探讨, 进而推动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2]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A].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