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术教育

近代美术教育（共12篇）

近代美术教育 篇1

一、引言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教育的发展, 民国时期受西方的影响, 中国许多人留学国外, 学习各种专业, 留学既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也是传播知识的一种手段。在近代文化输送的过程中, 留学生的作用是巨大的。20世纪初, 有较多的海外留学生为了“科学救国”“实业报国”“教育救国”回到国内。陶瓷业的张浩、邹如圭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他们回国后对近代陶瓷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二、留学生与近代陶瓷教育之间的关系

(一) 中国传统陶瓷技艺教育的历史

中国传统的陶瓷技艺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父传子、传男不传女的家庭模式方式传授、另一种是以带徒授业方式传授。这种单一的教育模式持续了几千年, 正是这种专门的学艺方式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为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众多精美绝伦的陶瓷产品生产于手工作坊, 并且出口海外, 同时, 也影响着世界陶瓷的发展。随着西方经济和现代陶瓷文化的崛起, 我国陶瓷的外销之路受到了打击。传统作坊式的技艺教育和制瓷模式已不能与西方的陶瓷教育观念和大机械化的陶瓷生产相抗衡。因此, 传统的父传子、徒承师的传承方式逐渐被新的职业教育模式取而代之。

(二) 留学生与近代陶瓷教育思想的形成

鉴于此, 一些关心陶瓷艺术及行业发展的留学生, 开始了极力挽救陶瓷产业的举措。他们大多是日本学成回国的窑业毕业生, 回国后对本国的陶瓷技艺教育的现状感到担忧, 同时也有了自己新的思考。他们认为中国的陶瓷产品要与西方的陶瓷争夺市场, 需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艺术的教育方法, 培养出能够熟练掌握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毕竟, 陶瓷艺术是科学与技术结合的产物。陶瓷艺术人才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和工艺技能, 中国近代陶瓷教育是以陶瓷实业学堂的形式展开。

1910年, 江西瓷业公司在鄱阳县 (旧称波阳) 分厂附设教育机构, 称为陶业学堂。创办学校的目的是训练和培养操作新式机器以及烧窑技术人员, 教学宗旨是“养成明白学理, 精进技术之人才, 以改良陶业也”。1这与清末实业教育总的宗旨是一致的, 学堂参照“癸卯学制”, 采用小班制教学制度, 并附设艺徒班, 第一期只招收八人来学习各科, 学制5年, 注重数、理、化等学科, 在窑业技术方面, 校内聘请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窑业系的毕业生张浩、邹如圭等人为教师, 教授专门课程, 并亲手训练操作新式机器及烧窑之技术人员。在美术方面, 1911年聘请了重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的著名画家潘陶宇和擅长书法和绘画的邓碧珊来教授画瓷与写意画。可以看出陶业学堂的课程安排不仅注重窑业技术方面和绘画理论的学习, 而且也兼顾了数理化相关学科的了解与掌握。陶业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陶瓷教育的进入了全面革新时期。

(三) 景德镇陶瓷教育中近代陶瓷美术教育的出现

历史上的景德镇陶瓷教育主要是以父传子、师带徒的教育方式为主, 当近代陶瓷教育的观念也一点一点地渗入到近代景德镇的陶瓷产业中, 1916年, 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景德镇便设立了分校, 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模式, 学校主要以培养成瓷和画瓷之技术人才为目的, 在班级的设置上分别办饰瓷班 (陶瓷美术) 和成瓷班 (陶瓷制造) 。而近代陶瓷教育尤其重视图案的装饰设计和创新, 课程设置了绘画、装饰等专业课程。可以看出, 陶瓷美术教育的出现成为近代陶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留学生在近代陶瓷美术教育中推行的措施

(一) 陶瓷教育中美术课程的设置

中国近代陶瓷学校的课程设置是借鉴日本的教学内容, 不但注重提高文化素质、艺术水平的培养与专业技能的训练, 而且根据专业特点, 同时注重相关文化课的了解与掌握, 这和中国传统陶瓷技艺教育是完全不同的。

课程设置上更加的丰富, 有普通的文化课、专业课和实习课。专业课主要包括素描、西画、国画、山水、人物、花鸟、图案、青花、粉彩、古彩等。从专业课的安排来看, 不仅开设了传统的中国画的绘画技艺, 同时, 也把西方的绘画方法融入到专业教学中。

(二) 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与西方绘画理论的融合

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中对于绘画的方法是讲究气韵、追求意境, 而西方绘画理论则以科学原理的具象绘画方式去研究焦点透视、空间、色彩、光影等内容, 让画面更加的逼真。

艺术贵在创新, “珠山八友”之一的邓碧珊在绘画的钻研过程中逐渐的掌握了西方绘画的透视原理、光影关系和体积感。并应用于陶瓷绘画中, 他在传统彩绘瓷器技法的基础上, 吸取西洋写实画技法, 把两种技法相互融合在自己的瓷板画中, 正因为他善于大胆借鉴又能够融会贯通, 他的瓷板画写实且生动传神, 笔墨细微精到, 颇具宋画遗风。而整个画面构图简洁秀美, 设色工整清丽, 具有西方绘画风格, 同时, 他首创九宫格放像, 而这种创新对近代陶瓷彩绘有着不小的启迪和影响。

(三) 陶瓷美术教育与社会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

1916年, 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景德镇开设了分校, 命名为江西省立乙种工业分校, 校址设在毕家上弄原御窑厂西南部, 校长由张浩兼任, 汤有光当任教务长。学校主要从事绘瓷教学, 先办饰瓷班 (陶瓷美术) , 又办成瓷班 (陶瓷制造) 。在课程的设置中有基本课程, 专业课程, 另外还有工厂实习课程。在授课教师中, 专业教师大多数是校本部的毕业新秀, 也有部分为景德镇的陶瓷美术家, 如徐京丹, 陈宗瑜, 周筱松, 其中周筱松老师编有两种教材, 一是美术基础知识, 一是画稿, 水平都较高, 在当时全国有一定的影响。2学生每周一半时间在课堂, 一半的时间在工厂, 开始直接创造产值, 学生所制作的成品可出售, 售后价值概归学生。3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 专业的学习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绘画方法和技巧, 实践操作也能逐渐提高自身的技艺水平。由此可见, 陶瓷美术教育在陶瓷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近代陶瓷美术教育培养的毕业生

(一) “珠山八友”中接受陶瓷教育后的艺术成就

“珠山八友”中的程意亭、汪野亭、刘雨岑三位陶瓷大师分别考入了近代陶瓷学校学习, 并师从名家潘陶宇及张晓耕学习山水和花鸟。他们的作品把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精华在陶瓷艺术加以弘扬和发展, 并且与“八友”其它成员共创“瓷上文人画。三人的艺术造诣各有千秋, 汪野亭率先运用“通景山水”章法装饰瓶类制品, 开创了20世纪初景德镇粉彩山水装饰章法的新风。程意亭擅长绘画花鸟, 他的作品融入了西画明暗透视之术, 色彩浓丽、构图别致且不落俗套、自创新貌的艺术特色。1925年至193年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 而刘雨岑也擅长花鸟, 他的作品极其工细, 以工笔手法绘出的《雄鸡》《蝉》等花鸟草虫类瓷板画, 画工精美, 栩栩如生, 并创“水点桃花”技法。

(二) 景德镇陶瓷美术的发展方向

景德镇陶瓷美术的发展在我国近代教育理念的推动下慢慢改变, 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新粉彩瓷是代表了近代景德镇陶瓷美术发展的趋势, 新粉彩瓷艺和传统粉彩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不再作为瓷器的辅助功能而出现, 而以“画”为主体, 采用传统中国画的形式, 有题款和印章, 同时, 采用西洋和东洋的釉彩, 让画面的色彩艳丽, 是釉彩工艺和绘画艺术的完美结合。因此, 它将景德镇陶瓷美术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是在共同采用传统的“粉彩”这一绘瓷技法, 充分运用传统的中国画来装饰美化瓷器的过程中形成的。

(三) 民国景德镇陶瓷作品在世界上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景德镇瓷器, 颇富盛名的当属粉彩瓷, 在这一时期粉彩瓷的陶瓷作品创作集中在珠山八友之中, 他们的作品是继承我国优秀景德镇陶瓷传统的基础上, 汲取民间景德镇陶瓷艺术的营养, 以扬州八怪为典范, 以海派艺术家为榜样, 容纳西方陶瓷艺术风格和技法, 用充溢的时代气息和满腔的爱国热情, 投入瓷艺创作中, 1915年, 王大凡创作的人物画大瓷板《富贵寿考》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章。这不仅为古今中外驰名的景德镇绘瓷事业赢得了国际荣誉, 而且也为景德镇瓷业的振兴添上了光辉的一笔。

综上所述, 随着东西方文化不断进行交融和碰撞, 传统陶瓷彩绘的表现方法和造型观念以及审美情趣都随着时代意识的变迁越发的活跃。在中国传统陶瓷技艺教育向学校教育演变的过程中, 留学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引入回国, 为近代的陶瓷教育带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 为我国近代的陶瓷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材。为促进中国近代陶瓷业振兴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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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志华.吴秀梅.民国景德镇陶瓷教育改革探析[J]陶瓷研究.2011年第03期

近代美术教育 篇2

法国和西班牙的壁画：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画面主要以原始时代的动物形象为主，颜色主要以黄、红、黑为主要颜色。总体风格：写实、生动、活泼、豪放。

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被称为“史前的西斯庭”，“受伤的野牛”“野牛群壁画”

英国的雕塑:

古埃及艺术的正面率：就是指表现人物时，头部为正侧面，但是眼却是正面，肩为正面，腰部以下为正侧面。运用以上的表现手法对人物的形象进行处理。是

为了使人的形象特征更加突出和完整，这也是埃及绘画追求完整性的体

现。《海夫拉坐像>

古埃及写实主义风格的雕塑作品:<村长像><书记员>

古埃及壁画和浮雕有共同的程式:1正面率:表现人物头部为正侧面,眼为正面,肩为正面,腰部以下为正侧面。2模带状排列结构，用水平线划分画面。3根据人物尊卑安排比例大小和构图位置。4填塞法，画面充实，不留空道。5固定的色彩程式，男子皮肤多为褐色，女子为浅褐色或淡黄色，头发为蓝黑色，眼睛为黑色。古国王时期的浮雕代表作：“纳米尔古板”等都严格遵循这些程式。

古希腊瓶花:几何样式,东方样式,黑绘式,红绘式,白底彩绘

古希腊艺术的四个时期及其代表艺术：

1几何纹样化时期:底庇隆陶瓶。

② 古风时期:瓶画建筑雕刻

a.“库罗斯”和“科丽”雕像、“古风式微笑”；

b.黑绘风格和红绘风格的陶瓶艺术；

c.希腊神庙的典型样式――“围柱式”神庙以及两种基本柱式。

③ 古典时期

a.古典初期:德尔菲的驭者、掷铁饼者、持矛者；

b.古典盛期:此期的建筑和雕塑最为完美地体现了古希腊的艺术理想。雅典卫城的建筑和雕塑最有代表性。雅典卫城由帕特侬神庙、厄瑞克忒翁神庙、山门、胜利女神庙组成；

c.古典晚期:出现了新的建筑类型和古希腊第三种重要柱式。三位杰出的雕塑家。头像、尼多斯的阿芙洛狄黛、刮汉污垢的运动员等雕塑作品。

④ 希腊化时期

a.帕加马城：宙斯祭坛；

b.罗德岛派：拉奥孔群像；

c.雅典：狄摩西尼；

d.亚历山大里亚：努比亚少年、拔刺的少年；

e.�＠氨就�:米洛的维纳斯、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

古希腊3种柱式：多利克柱式，爱奥尼柱式，科林斯柱式。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美术

.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分期、各阶段的艺术特色、影响：

①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美术：中心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绘画之父：桥托。“乔托”是佛罗伦萨画派的创始人，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伟大先驱之一乔托的艺术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分水岭。

“马萨乔”:继承和发展了乔托的传统艺术，他以科学的探究精神，将解剖学，透视学的知识运用于绘画。作品：《出乐园》《纳税钱》。

“桑德罗·波提切利”：15世纪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作品《维纳斯的诞生》《春》表达了画家对美好事物的爱恋，洋溢着人文主义乐观精神。

2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美术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雕刻家多纳太罗，画家马萨乔

马萨乔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繁荣期

②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美术:

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我代表的一批美术家，进一步完善了15世纪意大利人的探索，使理性与情感、现实与理想在美术品中获得了完美统一，使形与空间的关系获得了高度和谐，从而为再现性的美术确立了一种经典样式，给后世提供了效法的最佳范例。

③样式主义美术

拉斐尔去世之后，一批年轻美术家的创作背离了盛期文艺复兴美术的理想和原则，抛掉了它那种自然、和谐、单纯的艺术风貌。他们追求一种视觉效果独特的、形式感很强的风格。出自他们手中的作品，往往带有刻意雕琢、冷漠疏远的味道，颇具主观与幻想的色彩。这一美术现象，流行于盛期文艺复兴之后，巴洛克时代之前，史家称之为样式主义美术。

④影响：由意大利确立起来的具有再现性倾向的古典美术的基本原则，一直影响着以后好几个世纪的欧洲美术发展。

.达?芬奇的主要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

①艺术特色：把自然科学知识引入美术，是15世纪意大利人的重大贡献，达?芬奇继承了这种传统并大大完善了它。如他的代表作壁画《最后的晚餐》完美的构图、和谐的形与空间、丰富的心理刻划，都显示了古典美术大师达?芬奇的艺术特色。

②代表作：木板油画《岩间圣母》、壁画《最后的晚餐》、油画《蒙娜?丽莎》；

2.米开朗琪罗的主要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

①艺术特色：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以力量和其实见长，具有一种雄浑壮伟的英雄精神。他早年的雕塑《大卫像》是最鲜明展示盛期文艺复兴美术特点的作品。他真正实现了把生命从石头中释放出来的理想，以精湛的技巧、强烈的信心，雕凿出这尊完美的英雄巨像。

②代表作：雕塑《大卫像》、《摩西》、西斯廷天顶画《创造亚当》、祭坛画《末日审判》、雕塑《基督下十字架》、设计圣彼得大教堂穹隆；

3.拉斐尔的主要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

①艺术特色：拉斐尔的作品一直被人们视力为古典美术精神最完美的体现。他是西方美术史上最擅长塑造圣母形象的大师。他那一系列圣母像，把感性美与精神美和谐无间地统一起来，从而传达出人类的美好愿望和永恒感情。纯真优美、庄重自然、明快清晰、和谐简洁，这些古典美术最为推重的品质，在拉斐尔身上获得了最鲜明的体现。

②代表作：油画《圣母的婚礼》、《美丽的女园丁》、《西斯廷圣母》、《座椅中的圣母》、壁画《雅典学派》；

.提香的主要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

①艺术特色：是威尼斯画派的泰斗。提香喜欢表现五光十色、散发欢乐生活气息的华美世界。

他的作品往往充满欢乐和世俗的情调。威尼斯画派画家素以用色著称，提香是其中的佼佼者。油画这种发挥光色表现力的形式，在意大利是由提香等人完善起来的。

②代表作：油画《酒神节的狂欢》、《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戴荆冠的基督》、《英国青年男子像》；

7.威尼斯画派的代表性艺术家的代表作品：

①乔尔乔尼:油画《入睡的维纳斯》、《暴风雨》；是启蒙者

②提香:油画《酒神节的狂欢》、《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戴荆冠的基督》、《英国青年男子像》；是集大成者

③委罗涅塞:油画《利未家的宴会》；

④丁托列托:油画《圣马可解救作奴隶的基督徒》、《最后的晚餐》；

样式主义：

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大师创作的一大批光辉灿烂的美术品，确立了一种完美的典范。在人们眼中，它们是最理想最完善的化身，后来的美术家面对它们不禁有面对沧海之感。意大利一些年轻美术家，受到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创作的鼓舞，不顾他们作品的内在精神，希图仿效和发展他们的风格;另一些更有才能和抱负的人，则致力于形式语言上有所变化、有所创新，注重在作品中显示他们自己的特点。总的看来，他们的创作背离了盛期文艺复兴美术的理想和基本原则，抛掉了它那种自然、和谐、单纯的艺术风貌。他们追求一种视觉效果独特的、形式感很强的风格。出自他们手中的作品，往往带有刻意雕琢、冷漠疏远的味道，颇具主观与幻想的色彩。但对那些口味别致的人来说，它们倒是相当有魅力的东西。这一美术现象，流行于盛期文艺复兴之后，巴洛克时代之前，史家称之为样式主义美术。国人也有据西文译成风格主义或矫饰主义美术的。佛罗伦萨是样式主义美术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中心。在萨托门下，出现了样式主义早期代表庞多尔莫和罗素。

（1）庞多尔莫

庞多尔莫(Pontormo,1494--1557)本名雅各布·卡鲁西，具有鲜明个人风格，他的作品显示出更多新因素。

代表作品 《基督下十字架》(约1526--1528)，塞满画面的人物几乎全平贴在前景上，这些色彩轻淡、线条流利的人物仿佛像云朵一样飘在没有真实空间感的虚空中。他们缺乏体积感和重量感，就像单薄的剪纸一样。整个画面洋溢着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一种非现实的意味。

（2）罗素

罗素(Giovanni Battista Rosso Fiorentino，1495--1540)是位颇有才气、风格独特的画家。罗素曾应热爱意大利美术的法国国王法朗梭瓦一世邀请在法国工作，从而把样式主义留在了枫丹白露，影响着法国美术的面貌。

代表作品 《基督下十字架》(1521)，虽与庞多尔莫上述名作题材相同，但却有自身的特色。几何形十字架、梯子和有棱有角的生硬人物形象组成了一个停滞凝固的绘画世界。画面上所有人物都仿佛中了妖法一样僵立在那儿，造成一种奇特的、惊恐不安的感觉，从而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意味。

（3）布隆基诺

佛罗伦萨画家布隆基诺(Agnolo Bronzino,1503--1572)，是样式主义全盛期的代表人物。他在庞多尔莫教导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素以笔法精致、感情冷漠、色彩刺目著称。

代表作品： 《托莱多的埃莱诺拉及其子乔凡尼·德·美第奇》(约1550)，就是鲜明体现他画风的完美例证。暗蓝色背景衬托着衣饰华丽的静止人物，刻画得十分精细的贵妇人神态冷漠，就像瓷人一样，具有冷冰冰的高雅气派。

尼德兰画派：

“罗伯特·康宾”“扬·凡·埃克”：《教堂中的圣母》《根特祭坛画》《阿尔诺芬尼夫妇像》4

老彼得格鲁盖尔在农民风俗画中满怀热情地塑造了许多的农民形象人如《农民舞蹈》《农民婚礼》

德国文艺复兴：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油画家，铜版画，家雕刻家，建筑师。他最早用版画表现农民和下层人民生活，《农民和他的妻子》《三个农民在谈话》《农民舞蹈》。小汉斯·霍尔拜因；《在伦敦的使节》

埃尔·格列柯（艺术奇才）;油画《拉奥孔》

法国文艺复兴美术：枫丹白露画派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意大利艺术家来到法国参加枫丹白露宫的建筑工程，使得法国文艺复兴建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地的雕刻家和画家在意大利样式主义画家罗索等领导下进行枫丹白露宫的装饰，逐渐形成了“枫丹白露派”。这个流派创造了灰泥高浮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新的装饰效果，追求优雅、妩媚。

西班牙文艺复兴美术：格列柯的艺术特色：埃尔·格列柯：《圣家族》、《基督诞生》。他以色彩和光线为主要表现手段，拉长的人物体态带有神经质的不安情绪，反映了没落贵族的忧郁的心灵。他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揭示了社会的矛盾，以哲学家一般犀利眼光洞察到了西班牙的危机。巴索的艺术特色

17世纪欧洲美术

17世纪意大利美术：卡拉奇兄弟及其画派：卡拉奇：壁画《维纳斯和安碦塞斯》。雷尼：壁画《黎明女神》。多勉尼基诺：《狄安娜之行》。卡拉瓦乔：油画《召唤圣马太》

巴洛克美术家和贝尼尼：巴洛克式17世纪意大利广为流传的一种艺术风格。其艺术特点：1它有豪华的特色它既是有宗教的特色又有享乐主义的色彩，2它是一种激情的艺术，它打破理性的宁静和谐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非常强调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3它有极力强调运动，运动与变化可以说是巴洛克艺术的灵魂，4它很关注作品的空间感和立体感，5它的综合性，巴罗克艺术强调艺术形式的综合手段，6它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宗教题材在巴洛克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7大多数巴洛克艺术家有远离生活和时代的倾向.巴洛克艺术16世纪后半期在意大利兴起，17世纪步入全盛时期，18世纪衰落。巴洛克的艺术风得到了教会的强有力的支持，主要流行于意大利、佛兰德新、西班牙等天主教盛行国家。巴洛克艺术对18世纪的洛可可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都有积极的影响。意大利艺术大师贝尼尼和佛兰德新画家鲁本斯的作品都反映17世纪巴洛克艺术最辉煌的成就。

奎尔奇诺：壁画《黎明女神》。科尔托纳：壁画《巴尔贝利尼家族的辉煌历史》。建筑家：波罗米尼《罗马泉圣卡教堂》、《圣伊沃教堂》。鲁本斯《劫留西帕斯之女》《爱的乐园》，贝尼尼：贝尼尼是17世纪巴洛克雕塑最杰出的代表。他的雕塑作品热情奔放而富于戏剧性,强烈的动态具有旋风般的力量,在雕塑上发展出一种奇特的空间关系和幻觉效果。其技巧娴熟流畅,造型光洁精致,富有贵族气派。他还善于把雕塑与装饰性的背景相结合,利用特殊的光线使雕像与建筑融为一个整体。《大卫》、《圣德列萨的神迷》。

17世纪荷兰美术：l）肖像画家哈尔斯

荷兰绘画三大师之一的哈尔斯《吉卜赛女郎》、《微笑的酒徒》

（2）伦勃朗

群像画《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浪子回头》、《耶稣治愈病人》

（3）风俗画家和维米尔《倒奶的厨娘》、《称珍珠的妇人》《画室》《读信的少女》

（4）风景画家

戈延《乡村景色》

（5）静物画家

卡夫

荷兰小画派：与哈尔斯、伦勃朗和维米尔同时代的画家们都被习惯地称作“荷兰小画派”。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名称，它准确地概括了17世纪荷兰美术的与众不同之处，即荷兰画派包括着许多支派。每一个城市都各有各的画派，一个城市之内也画派林立，各具特点。“荷兰小画派”的画家们是以题材的多样性来打动观者的。在他们的笔下常常出现的是谨小 慎微的小市民，养尊处优的贵妇人，美丽多情的少女，浪荡不羁的青年和勤劳质朴的仆人以及流浪汉和醉鬼等等

17世纪西班牙美术

苏巴朗：创作以宗教画为主。他以具有写实倾向的朴实严谨画法描绘着圣徒、圣徒的殉难和普通修道士的生活。这些作品中散发着庄严的宗教气息。《圣塞拉皮翁》(1628)、《圣芳济各在静恩》(约1639)

俄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篇3

关键词： 俄国近代教育 中心国民学校 《大学章程》

翻开俄国的历史，教育一直在他的发展中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回顾俄国教育发展历程，其重视人才，重视教学，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都在改革的纲领中占有重要位置。其能取得在世界上如此辉煌的成就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不得不感叹知识的力量和教育的重要。

一、初级阶段

俄国在彼得一世时期建立了近代教育体系。从那时起，俄国开始实行文化教育改革。改革破除了教育由东正教一手操办的局面，早前只有神职人员才能接受文化学习，其目的是让更多有文化的神职人员传播东正教，而贵族子弟大多没有学习文化的习惯。

18世纪后期，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的影响力传递到了俄国，农奴制开始瓦解，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市民阶层兴起，沙皇政府被迫实施一些措施，满足市民阶层的需要，1786年颁布了《国民学校章程》，确定在每省城设立中心国民学校，下一级县城设立初级国民学校，如果中心学校不能满足省城的需要，则可以设立初级国民学校。1802年建立国民教育部。后又颁布了《国民教育暂行章程》和《大学附属学校章程》建立了1年制教区学校、2年制县立学校、4年制中学和大学组成的四级学制，并将全国分成六个大学区，莫斯科、喀山、哈尔科夫、圣彼得堡、维尔纽斯和多尔帕特。根据章程，在学区应设立一所大学，大学不仅要担负起教学职能外，还要承担管理本学区内一切学校的行政与教学工作的责任，根据新章程，将本来的初级国民中学改组为县立中学，将本来的中心国民学校改组为中学。

二、挫折与发展阶段

上述章程让教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让教育走到平民身边，促进了19世纪初俄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但良好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高等教育就被沙皇监管。高校权力受到削弱，政府直接干预大学的内政。尼古拉一世于1835年发布了新的《大学章程》，彻底取消了大学领导各级学校的权利，大学自由的权利被剥夺，强调教育的目的是效忠君主。这样，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政坛风云变幻，这对俄国也产生了影响。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六十年代又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国家这次把重点放在初等教育上。初等教育在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在60年代政治风云的浪潮里，女子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也得到了发展。国家颁布了《国民教育部女子学校章程》，六年的修业年限被缩短为三年。大学通过1863年的《大学章程》，获得了更多自治权，教授们获得了在学术方面更多的自由。大学只是受政府监督，而内务不再被干预，从而构建了学术自由的环境。为了满足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需求，国家增加创建技术学院和大学的资金。在俄教育中心的综合性大学和高等技术学院，高等农业院校，师范院校围绕着章程与对方相得益彰，这为俄国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之后俄国屹立于世界之林提供了重要的后备力量。由此，俄国高等教育进入发展阶段。

三、巩固阶段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新的苏维埃政权对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调节。为了促进高等教育教师的发展，在大学成立了研究生院和建立红色教授大学。同时工人和农民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全国所有高等学校都附有工农速成学校。在实施多年的改革和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后，其适度增加学校建设队伍，为高校快速发展奠定了牢固根基。

在1928年7月，苏联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逐步确立以工科院校为主体的专业学校制度。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同时苏共派遣大批党员团员到高等学校进行学习。普及义务教育的实施和中学网的扩大，提出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任务，于30年代建立了师范教育体系。

四、鼎盛阶段

美苏争雄时期，高等教育努力扩展教学范畴，逐渐完善教育结构，提高教学质量。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全部高校建立函授教育部和专职夜校。20世纪60年代，在高等教育苏联接纳本业之外的学生占总额的59%。其他附属机构的范畴也迅速扩张。20世纪70年代，国家进行逐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高校逐步实现招生具有自主权，教学和科研具有自主权，设置专业具有自主权，教学计划和修订课程和自主选择课本具有自主权，国际交流与开诚布公的合作也具有自主权。高等教育有了自主权才能蓬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更加紧密地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相联系，拓宽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的渠道，以解决大学经费不足的问题。

俄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是曲折的。当改革采取的措施推动了教育发展之后，保守势力就会对教育的发展进行阻挠，因此俄国的教育是在前进三步又倒退两步的过程中发展的。并且每次进行的教育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都是上层阶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而做出的妥协和让步。从18世纪，彼得大帝的“西化”到19世纪沙皇政府的“西方异化”，从20世纪开始，苏联的“西方反对”：自主发展的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大学教学思想饱受争议，再到21世纪的俄罗斯标准“亲近西方”。我们应该正确看待西方的文化，同时正确看待传统文化，取精去糟，以便让高等教育的制度得到革新，促进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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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柳金，著.张天恩译.苏联高等教育[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7]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二、三卷）[M].人民出版社，1954.

新疆近代民族教育浅说 篇4

一、新疆民族教育发展沿革

新疆教育历史的发展具有自己显著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福乐智慧》的作者, 喀喇汗王朝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学者, 远见卓识的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 在11世纪就提出了教育与人的关系, 特别重视教师教育在民族教育中的重要性, 特别强调从经验中求得知识:“谁若有了知识, 谁就能获得高为”, “知识是永不匮乏的宝藏”, “谁若获得了知识, 谁就能把世界岁月掌握在手中”。[1]36但是, 11世纪的历史条件无法传播教育思想或很难实现教师的培养活动, 其原因, 一是当时社会的总趋势把教育价值观念宗教化。新疆的教育事业, 通过经文学校的教育进行, 他们培养的是宗教教员, 学员掌握的是宗教知识。二是封建思想严重束缚阻碍民族文化教育的形成。三是大部分民众因为家庭经济贫困不具备接受教育的条件。

《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 11世纪的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大约于1082年在故乡乌帕尔阿孜克村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子命名的“马赫穆德亚讲学堂”, 亲任讲师, 为从各地聚来的学子们讲课, 传播文化知识。[2]《突厥语大词典》内容范围非常广泛, 它保存了操突厥语的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信仰、政权、政治运行措施、哲学、社会道德、风俗习惯、地理、民间传说和丰富的语言资料, [2]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突厥语语言学词典, 是一部新疆和中亚古代历史、地理、民族和文化方面的百科全书, 汇集了200余古代诗歌, 在语言学、历史学、文学领域具有珍贵价值。[3]当时, 因民族教育思想的生存环境受到冲击, 家庭教育和宗教心态占据优先地位, 使学者的文化知识无法传播和广泛推广。

12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苏非派具有极其重要作用, 13、14世纪时一度出现妇女教团等苏非教团。在思想和现实生活中苏非派的民间信仰有了系统化和制度化, 苏非派主张的“除真主外, 无物存在”的思想传播于民间中, 吸引了众多的信仰者。但元明政局的剧变阻碍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喀喇汗王朝时期大力推行宗教文化, 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 当地的民族文化被伊斯兰化, 众多的平民自然地就崇拜了伊斯兰思想。伊斯兰教自公元10世纪传入喀什, 到16世纪终于在天山南北占据统治地位, 伊斯兰文化取代了新文化教育思想。16, 17世纪, 即叶尔羌汗国时期, 在文化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一是《拉失德史》的创立, 它记述了叶尔羌汗国建立前后在各汗王之间产生的争夺悲剧和各民族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状况。二是《编年史》的编纂, 这是一部叶尔羌汗国编年史。三是《寻求真理者之友》, 该书记述的是叶尔羌汗国的一些伊斯兰教首领的业绩等等。这些文化知识大部分在通过经文学校和学术界传播, 一般平民根本不知道或无法知道, 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有如此宝贵财富的存在, 他们渴望的不是掌握或学什么科学知识, 而是想得到真主的恩赐, 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让这些百姓一心一意的去服从真主的安排。所以新民族教育思想的传播仍然缓慢。

二、近代新疆民族教育的特点

19世纪末, 一批杰出的学者开始探索在家乡建立和改善教育, 首先实行的是建设学校和培养教师。

1872年, 玉山英·木沙巴依和巴哈吾丁·木沙巴依兄弟俩人在新疆南疆阿图什依克沙克村创办了一所有三个班的新学校, 命名为“玉山英学校”。这所学校的建立开拓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之路。为了解决教师不足的问题, 派克里木等7名学生赴俄国喀山师范学校学习深造。这些学生从国外回来后, 建立健全学校管理制度, 最引人注目的是编制了极有历史意义的学校课程表, 如1888年玉山英学校的课程表设立卫生保健、语文、文学、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图画、读写、俄语、阿拉伯波斯语、音乐、体育等课程。1913年, 吐鲁番商人买合苏提·木义提创办了阿斯塔那小学, 聘请俄国喀山塔塔尔知识分子穆依布拉, 古兰丹夫妇, 开设了历史、地理、算术等多种课程。1915年, 在新疆北疆伊犁创办了图冉学校。同年, 鲁克沁商人塔依乐伯克联合其他商人, 从俄国喀山请来了塔塔尔知识分子木拉提、艾达尔、艾山帕合等人, 办起鲁克沁小学, 教授语文、算术、地理等文化课程。[1]3119世纪末, 20世纪初近代新疆教育教学不断改善教学方式和教学思路, 为确保教学质量, 特别重视教师的教育和素养的培养, 当时这些学校为了解决教师不足的问题, 从中亚和塔塔尔斯坦的喀山引进带有新教育思想、新文化知识的一批教师, 同时派学生赴中亚和俄国喀山师范学校学习深造。所以这些学校的教育方式、教学课程大部分采纳苏联模式。

教师教育的形成促进了民族教育的发展。民族教育从家庭教育、宗教教育、学堂教育、普及教育发展成科学知识教育。

民国时期, 尤其杨曾新、金树仁, 盛世才统治时期, 新疆教育发展极其缓慢。当时新疆民族教育的主要要点是要发展民族语言教育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 特别关注失学男女儿童受教育的情况, 努力改变限制女孩子上学的现象。各类学校按照地方特色制定了短期学习班和义务教育的教学计划, 促进了小学、初中、高中和职业学校教育的发展, 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师范和综合大学教学的普遍开设和发展。盛世才统治时期, 派学生到中亚塔什干学习深造达到高潮, 他为遵守《苏联友好条约》公派一批学生赴苏联学习, 打开了新疆教育发展的新道路。从此以后, 一批批各族青年赴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为新疆民族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从1934年11月至1936年11月, 分两批派学生赴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公费学习, 大部分学生是新疆省师范学校和省中学的学生, 另有自愿申请留学的不同单位的工作者、社会上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文化课考试和体检后允许去苏联学习, “按照盛世才与苏联政府签定的条约安排100名学员赴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学习深造, 又安排84名汉族学生、146名维吾尔族学生、16名回族学生、30名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学生、4名乌孜别克、塔吉克学生、12名蒙古族学生、5名塔塔尔族学生”[4]等299名各族学生赴塔什干留学。为了在国内更大范围实施教育发展规划, 在1936年, 新疆省政府制订了第一期三年计划、1939年, 制订了第二期三年计划、1943年, 制订了第三期三年计划;1938年, 新疆召开了第一次教育行政会议、1940年, 召开了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1946年以后, 新疆各类各级学校的民族教学和教育结构有了普遍的变化, 开设了经文课、数学、植物、动物、矿物、天文、物理、化学、教学法、教育心理学等新课程。特别重视举办职业技术学校和扫盲工作。1952年, 教育厅制定小学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 新疆省召开第一届初等教育会议之后,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 民族教师教育的培养和培训工作才有了新政策和新计划。

“大力发展民族教育, 提高民族素质和创造力, 民族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是关系到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 [5]发展教育, 是提高全民素质、培养人才的基础。当前教育改革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教育发展延续的共同趋势。多年的教育改革使新疆民族教育事业更加规范化、社会化、科学化, 为新疆民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要进一步提高民族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 高度重视民族教师的培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新时期的民族教育工作, 才能实现新疆民族教育的繁荣发展。

摘要：近代新疆民族教育经历了历史上的很多曲折道路, 从11世纪知识教育思想产生到19世纪末最终形成了普通的学校教育。近代新疆民族教育, 一直很薄弱, 而且起点低, 结构单一, 发展相对落后。这种情况延续到20世纪初。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近代新疆民族教育虽然有了新思路和新改善。但在地方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 民族教育教学仍然发展缓慢。

关键词：近代新疆,民族教育,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8:36.

[2]迪丽努尔.阿不都肉苏里.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和他的陵墓[M].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2005.

[3]苗普生, 田卫疆.新疆史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256.

[4]阿不都热合曼.阿不都拉.在塔什干读书的人[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2.

赫德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 篇5

赫德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

文/王玉英

摘 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多方面介入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及初步发展的整个过程。拟通过以往史料及近年编的《中国海关密档》，对赫德与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的关系做粗浅探索。

关键词：赫德；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

鹭宾・赫德，英国北爱尔兰人，近代中国历史上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把持中国海关长达45年之久（1863~1908）。本文拟通过对近年整编的《中国海关密档》中赫德与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相关内容的梳理，以期通过史实的陈述及赫德的自我剖析，对赫德与近代高等教育的关系做粗浅探索。

一、参与设立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肇始，其直接原因是条约压迫下对翻译人才的需要。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字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悉，即不用配送汉文，自此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外国公使又获得驻京的权利，于是，培养通晓外国言语之人，与外国交涉事件，便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奕?于1861年1月13日上奏，建议咸丰帝敕上海、广东督抚，各派二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教学英语、法语，学生则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一周后，清政府就批准设馆教习。

虽然得到皇帝的首肯，设馆教习获得合法的地位，但这与同文馆的正式设立毕竟还有一段距离。获旨后奕?等洋务派随即便着经费的难题，当时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军费开支大增，再加上战争赔款，国库已无款可以动用。

1861年6月，赫德以署理税务司的身份赴北京商议中国海关事宜。在与文祥、奕D的谈话中，他知道了清政府设馆教习的计划，赫德立刻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同意“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由各海关按照三个月一结”，作为同文馆聘请外国教习、支付入馆学生的茶水饮食、职员工资等一切开支。1862年，英文馆正式开办。

二、“同文馆的父亲”

赫德凭借同文馆“衣食父母”的身份，尽可能地对同文馆的活动进行方方面面的介入。同文馆的两任总教习丁韪良、欧礼斐都是在赫德的建议下上任的，此外赫德还直接掌管外籍教习的任免，用赫德的话就是“要让他清楚地了解，教习要听从我的命令。”在教习暂缺的情况下，赫德还会从海关部门调一些人员短暂地替代这些教习。此外，同文馆外交人员的培养、同文馆规模的扩大、同文馆的教学管理等方面都活跃着赫德的身影。

同文馆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外交人才。1866年，在赫德的极力提议下，中国政府派遣蒲安臣出使各国，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出使西方各国，随同的有6个同文馆的学生充当翻译。1867年，赫德趁回国时机，又成功地提议清政府派遣以同文馆汉文教习满人斌椿为首的非正规的使团出使欧洲各国。1875年12月，中国政府派郭嵩焘和徐谦砷为驻英公使，这是中国派遣驻外公使的开端。随后，德、法、美、日等国公使馆相继成立，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在这些使馆中担任各种职务。据《同文馆题名录》记载，从1879年至1898年，在同文馆的176名学生中，有33人分别在英、法、德、俄、美、日担任外交官，39人担任翻译官，另外还有许多人担任各驻外使馆的翻译官。可以说，同文馆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晚清时期中国对外交人才的渴求。

同文馆最初是作为一个译员学校而存在的，内仅设英、法、俄三馆，30名八旗子弟，学习的课程也很单――中国文字和外国语言。1865年赫德入住北京后，不满足同文馆仅作为译员学校而存在。在赫德的提倡下，1866年，奕?向皇帝上奏，请求批准在同文馆增设一科，学习天文算学，建议学生取自举人或举人出身的官吏，以便更好更快掌握建造机器、轮船等方面的知识。1867年，算学馆正式开馆，此后许多自然科学相继介绍进馆，如，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等，相应的设备如物理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观象台、图书馆等也逐渐配备齐全。馆中的学生人数随之大为增加，由1865年的30人发展到1888年的120人。学生素质也逐渐提高，学校自

1867年开始实行淘汰制，1868年开始，“各省考生及第的试卷都送到总理衙门，交同文馆核阅，凡取得最高科名（进士）的考生，都列员同文馆，因此，同文馆便取得了一个国立大学的地位。”关于京师同文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同文馆的教学管理，主要体现在同文馆章程中。京师同文馆自建立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前后制定了五个章程，共44条。从表面看，同文馆的这五个章程都是由总理衙门拟订的，但当时总理衙门对西方新式教育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他们几乎都是采用赫德的建议，赫德实际成了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1869年后，由总教习丁韪良直接掌管，赫德随时都对丁韪良进行启发与引导。

综上，正是在赫德的提议、倡导和直接参与下，经过40余年的发展，同文馆从一个单纯的译员学校发展为以外语为主、兼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具备现代高等学校雏形的专科学校。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同文馆的教学方法不断完善，为以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三、“时事胜于人”

甲午战争失败后，同文馆设东文馆，随后日本即以教育为重点介入中国，企图从思想上入手同化中国。而泱泱大国竟被同一人种的周边小国打败，这不能不激起人们的反思，他们纷纷看到洋务学堂的局限，进而主张学习日本强国之道，全面模仿日本的办学模式，以培养国家富强所需的人才，并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正是在推拉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开始了主要以日本教育模式为榜样的教学改革，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注：京师大学堂前身）。

康有为等人的行动引起了赫德的关注，他担心日本的“廉价劳力”会赶走欧洲籍的教习，通过思想同化进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为抵制日本教育对中国的影响，赫德对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对维新变法的积极参与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他认为“这两位传教士在此间发动一场对以后将会有益的运动。他两人已掌握一些翰林，并使他们对外国事物发生兴趣，并达到渴望学习和应用的程度，这样就会从士大夫阶层中逐渐形成一种公共舆论，使他们成为要求维新的官员们的同盟而不是敌人。”

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毕蚬庑骰实凵狭艘坏烙闪浩舫代为起草的奏折，首次明确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均设学堂的建议，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计划被迫搁浅。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在诏书中，开办京师大学堂再次提上日程。23日，正式下诏废除八股，赫德认为：“新的考试制度取代了旧科举制度，从此，测验是否胜任公职将是对各种事务的洞达，而不是舞文弄墨，星期四颁布的谕旨将革新一切，开创新的时代。”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国内局势稍加缓和后，慈禧即下旨派刑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的.全面恢复工作，同时，为扩大大学的规模，将同文馆并入大学堂，丁韪良等人离职。赫德对丁韪良等人的离开表示了极大的遗憾，称这是中国教育在“开倒车”，对于张百熙等主要依靠日本的教育模式制定的“壬寅学制”，赫德虽担心日本会由此控制中国的教育，但他也承认，日本教育体制取自西方，并加以本土化，这对同处一个文化圈下的中国是非常有利而直接的借鉴，认为这种教学模式“就造成了一种通风条件，教育思想就可以点燃起来，而这样一种通风条件不但可以使火持续燃烧下去，而且可以把炉膛内容得下的燃柴都烧掉。中国前进得很慢，但是前进却是事实，我认为肯定会有进步的。”

从上面的史实来看，赫德对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为了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的长远利益考虑，为了自己在教育上的权利得以继续维持，赫德对日本极力并最终成功地介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并对英国政府对中国教育的低调深表遗憾，但另一方面，抛开政治的因素，作为一个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人士，赫德又不得不承认，相较于西方的教育模式，经过改造后的日本模式更适合于中国。更主要的是，赫德是一个非常敏感、洞察力极强的人，他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进步是不可抗拒的，在致金登干的密信中，他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时势胜于人，时势会带来进步”。

赫德是近代中国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赫德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干预，是列强在教育文化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企图从文化上控制中国。列强的这种文化控制主观上并不是要使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知识而达到自强的目的，赫德作为列强，在中国的半个世纪中，他一直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只有看到这些，我们才能正确解释赫德对京师同文馆家长式的控制，才能理解甲午战争后，面对日本在中国高等教育上的势力膨胀，赫德表现出的极大的反感。同时，赫德又是一位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并且有着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人，他深刻地洞察到中国民众中孕育着的强大民族凝聚力，正是在这种认知下，赫德不主张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客观上也把西方教育模式引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

［2］王宏斌。赫德爵士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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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

我国近代电化教育有关书刊述评 篇6

关键词: 电影;播音;电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1—0249—02

从20世纪初开始,我国近代一批批抱着教育救国理想的有识之士,筹办教育,进行教育革新,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就是在这些运动中起步并发展的。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电化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研究电影教育的理论和实践[1]。从1933—1948年,我国先后出版了《教育电影半月刊》、《电化教育》、《电影与播音》、《电教通讯》、《电化教育概论》、《有声教育电影》、《电化教育讲话》等一大批有影响的电化教学理论书刊,这些书刊在当时对于刚起步的中国电化教学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期刊

1.《电化教育》。1936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卢时白两位理事在上海合办了一个“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出版了《电化教育》,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份电化教育领域专门刊物[2～3],旨在积极推进电影教育,至抗战爆发停刊,共发行了6期,16开,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电化教育》刊登电教理论著述、技术推广文章和相关法令,如:《电化教育总动员》、《编辑电影片之简易工具》、《各省市电化教育人员服务办法》等,该刊还登载教育部播音节目每月预报,报告教育部电化教育当月实施动态,推荐教育影片。

2.《电影与播音月刊》。1942年3月15日创刊于四川成都,由金陵大学理学院创办,孙明经亲任主编[2～3], 16开本,每年出刊10期,1948年9月出至第7卷第5期后因经费困难停刊,前后历时7年,共出63期50本,合计1 468页。1946年4月,当时在教育部和四川教育厅的推动下,教育部参与《电影与播音月刊》编辑工作,使该杂志成为全国性的电化教育刊物(后改为《影音》)。《电影与播音月刊》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有关于电影、广播、电视、摄影的综合性学术月刊,杂志最初编译性的文章占多数,随着电化教育的开展和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我国电化教育工作者自己的文章逐渐增多,专门介绍电影与播音技术的施教方法,呼吁将电影服务于教育,同时介绍了许多国外电化教育概况和相关理论。《电影与播音月刊》对近代中国电影、电化教育事业的普及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当时的电化教育刊物中是办刊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的刊物。

《电影与播音》曾在2卷1期上刊载了一篇文章《一个理想的电化教育学生》,文中概括了当时对培养电化教育学生的具体要求。“电化教育专修科的目的,是为了培植从事电化教育的专门人材。凡为该科学生应该具有下列四端:(1)事业的认识……。(2)基本课程的基础……。(3)活动的才能……。(4)多才多艺……。”[7] 这样的一篇报道相当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电化教育工作的急需和认可,认为电化教育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有很大的贡献,电化教育人才要具有多方面的活动才能,文章贴切地反映了当时时代、社会给与电化教学的认识评价。

二、书籍

1.《有声教育电影》。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友松著述的《有声教育电影》,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电教专著[2～3]。全书内容分为自序、电影教育之地位、视听教育之总检讨、世界各国电影的现状、教育有声电影之制造、视听教育行政、中小学有声电影教育的实施、大学及成人电影教育的实施等12章,24开,共258页[4]。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种视听媒体的特点、功能及使用时应注意的事项,对国外的电影教育也作了介绍。

“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但是,“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竞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电影教育(下转274页)(上接249页)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4]。

2.《电化教育讲话》。194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舒新城的《电化教育讲话》,全书分电化教育的实际问题、电影放映、电影教学、教育电影制片问题,教育电影的教育观、摄影技术等8章,32开,共188页,成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电化教育专著[5]。该书从电化教育的实施问题、电影教学的优缺点和教学法、教育电影的教育观、教育电影的摄制技术等方面对电化教育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教育平民化”的教育观和“电影与播音不过是教育上的工具”的电化教育观。提出各种媒体的综合运用的重要性,指出工具是为教育方针服务的。“电影与播音不过是教育上的工具,它们有超过其他工具的效能,但在学校教育中决不能完全代替书本、仪器、标本、图表等,在社会教育中,也决不完全能代替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等……。要重视电影与广播的效用,尤其是重视它们在中国教育上现阶段的效用,但决不可轻视其他工具的效用。” [5]

从我国第一部电化教育专著,1937年陈友松《有声的教育电影》提出 “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于是采用视听教育的工具” [4],到1940年教育部电化教育司《电化教育》定义:“电化教育是利用电力进行各种教育……它包括电影和播音教育”[6]。可以看出,当时的电化教育都是专门指电影教育和播音教育。1948年舒新城《电化教育讲话》指出:“电影和播音不过是教育上的工具……但在学校教育中决不能完全代替书本、仪器、标本、图表等”[5],说明当时学者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认识了电影和播音作为课堂教学工具的局限性和制约性,这些理论和现今认为,“电化教育是运用现代教育媒体,有目的的传递教育信息,实现最优化的教育活动”有着接近之处,说明近代我国电化教育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体系都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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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舒新诚.电化教育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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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辛显铭.我国综合性大学早期培养电化教育专业人才的先例和经验(上)——金陵大学推行电化教育三十年系列述评之一[J].电化教育研究,2005,(7).

The books of the modern audio-visual education in China

YE Wei-bo1,2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Normal College , Hangzhou 310036, China)

Abstract:20 years from the 20th century the rise of China’s audio-visual education began, The practice of audio-visual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o carry out spectacular, With the attendant accompanied on the theory of audio-visual education is being continuously improved to create . Articl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reviewed on audio-visual education and hope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studying 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s audio-visual education.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潮浅析 篇7

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近代社会时期。中国的女子教育问题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所受的教育是以家庭为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夫唱妇随”的传统女学。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一次次入侵, 许多有识之士在寻找拯救中国的方法和途径时, 把目光投向了发达的西方国家, 向他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不仅看到了他们先进的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 而且注意到了西方列国的重视男女平等, 重视教育的状况, 开始对我国的教育制度及男女平等的现状进行反思, 对西方的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政治社会地位、受教育权等进行了广泛社会宣传, 带来了西方社会新思潮和我国传统文化革新的新局面。他们纷纷主张要学习西方男女平等的理论, 女子同男子一样都应对国家前途和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在明清之际萌芽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晚明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封建礼教的抨击, 社会上萌动着一股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潮流, 这为后来的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李贽宣称“有好女子便立家, 何必男儿”, 赞扬汉代的卓文君私奔再嫁司马相如是“正获身, 非失身”、“当大喜, 何耻为”, 他在讲学过程中还招收女弟子。这些都反映了他关注民生、追求个性自由、个人幸福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在关注女性教育、保存女性文化方面, 清代中期的袁枚更是功不可没。袁枚一生, 诗名满天下, 弟子遍海内, 而弟子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女弟子, 这些才女遍布江南各地。李汝珍的镜花缘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妇女作为社会主角来加以公平讨论和深刻刻画的优秀小说, 书中涉及男女平等、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参政等问题。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子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这些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的民主思想无疑为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主要内容

1.太平天国的女子教育思潮

太平天国教育主张实行普遍的、平等的教育, 重视儿童、妇女、人民群众的教育, 要求男女老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我国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 劳动人民尤其是女子的文化教育, 从来没有被统治阶级重视过。从太平天国女子教育的主要典籍论著《幼学诗》所涉及的“女道”、“姊道”、“妹道”等问题中可看出男女儿童均是受教育对象。《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天下多男人, 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 尽是姊妹之群。”[1]体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对教育所持的平等原则。虽然此时的女子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女太平军, 使太平天国的妇女同男子一样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 调动她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 但它在近代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此后, 一些开明人士逐渐接受平等思想, 提倡女子教育, 为后来中国女子获得真正的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2.洋务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洋务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想为“中体西用”, 体现了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 是洋务派办洋务教育的中心指导思想。但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导致他的思想实质是在保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发展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 其目的是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2]

3.维新运动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维新时期女子教育教育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 (1828—1897) 、陈炽 (—1898) 、郑观应 (1841—1920) 。1893年陈炽在《妇学》一文中, 把女子教育提到“富国强兵之本计”的高度, 主张“兴女学、戒缠足”以解决妇女问题, “宜严禁缠足, 治以象刑。令各省郡县之间, 就近筹捐, 广设女塾, 分门别类, 延聘女师。女子自四岁至十二岁为期, 皆得就学。”梁启超 (1873—1929) 在《时务报》写文章提倡女子教育。他认为, 女子受教育之后, 起码有三大益处:一是通过学习获得劳动本领, 可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二是女子有了一定文化知识, 可摆脱狭小家庭和琐碎家务对思想的束缚, 与男子产生文化知识上的共鸣而增加家庭和睦;三是具备了母教与胎教的文化知识, 可以教育儿女、养育强健的儿童。“上可相夫, 下可教子, 近可宜家, 远可善种”, 是强国必由之路。《论女学》中, 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 “居今日之中国, 而与人言妇学, 闻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于是者, 不知凡几, 百举未兴, 而汲汲论此, 此非知本之言也。’然我推极天下积弱之本, 则必自妇女不学始。”“男女平权, 美国所盛;女学布濩, 日本以强。女学次盛者, 其国也次强, 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 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 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3]“治天下之大本有二, 一日正人心, 二日广人才”。“而二者之大本, 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 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 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4]1898年康同薇发表《女学利弊说》, 主张“遍立小学校于乡, 使举国之女, 粗知礼义, 略通书札;分立中学校于邑, 讲求有用之学, 大去邪僻之习;特立大学校于会城, 群其聪明智慧, 广其材艺心思, 务平其权, 无枉其力。”如此, 则“规模大立, 而才德之女彬彬矣。”呼吁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创办中国自己的女学。

4.清末“新政”时期女子教育思潮

此时期为近代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 女子教育的全面发展阶段。教育思潮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的建立上。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 , 清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新政”。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 8月, “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 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了一千三百年 (公元606年起) 的封建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 标志着封建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结束, 近代教育制度正式确立, 为我国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女子学校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女权革命, 振兴女学”的口号, 把“兴女学”推上了历史的浪潮。1907年3月8日, 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 修订了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子教育”的主张。对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堂在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要求。自此, 女子教育纳入教育系统, 开始取得合法的地位。《女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女德, 历代崇重, 今教育女儿, 首当注重于此。总期不悖中国懿微之礼教, 不染末俗放纵之僻习。”《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女德, 历代崇重。今教女子师范生, 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悖中国向来之礼教, 与懿微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况, 如不谨男女之辨, 及自行择配, 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 务须严切屏除, 以维风化。”其实质是在于培养“贤妻良母”, 但《章程》的制定, 在法律意义上, 承认了当时女子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的权利。

三、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历史地位及局限性

在近代中国, 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潮不断涌现, 有些思潮还付诸实际, 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女子教育思潮的观点见解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 为女子教育的实施发展争取到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强烈冲击了封建传统的道德观念, 倡导了男女平等的新的道德观念与风尚。女子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倡导和推行女子教育是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趋势, 女子教育思潮的兴起, 启迪了人们的思维,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提高了人们对教育平等性民主化的认识, 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 使得中国的女子教育较早地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今天我们梳理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时不难发现这些理论仍有一些局限之处。首先这些思潮由于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并不能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也是处于感性阶段, 大多是直观的记录和表达, 理论层次不高, 付诸实际的也不多见, 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所提倡的女子教育的内容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摆脱不了贤妻良母的旧观念, 仍然把家庭作为女子的活动天地, 要求女子不仅要有传统的美德, 还要掌握进步的文化知识, 最终是为了相夫教子、依附家庭、依附丈夫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女子教育的内容多是传统女学的孝经、女训, 女诫, 烈女传等。虽然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 但还是主张女子教育应以西学为辅, 传统女学为主的教育内容。所以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观点是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前提下进行的局部或枝节的改良, 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浓厚的封建色彩。[5]

摘要：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国妇女的教育一直局限于以家庭为主的女学中。晚清时期, 在西学东渐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冲击下, 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时, 关注到妇女的受教育权的问题, 提出各自的见解, 形成不同的女子教育思想。本文对晚清时期女子教育思潮进行探讨, 分析了解中国女子教育各时期的思潮观点、贡献及局限性。

关键词：晚清,女子教育,教育思潮

参考文献

[1]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

[2]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 (一) [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1989 (20) .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 (二) [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1989 (40) .

近代对数教育历史之研究 篇8

一、清末对数教育情况

清末从同治元年( 1862)京师同文馆设立起,至辛亥革命( 1911) 推翻清政府止,数学教育近代化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历程。 在此过程中,前期表现为数学课程普遍设置并进行了教学方法的改革,后期主要是学制的颁布与实施及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 186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算馆。 由于没有颁布相应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但根据《 同文馆题名录》 所载课程( 1876) 及同文馆活字本《 算学课艺》 的内容可推断其课程包括代数学、平三角、弧三角等。 据《 同文馆算学课艺》( 1880)卷二中涉及对数题目1道。 第46题“ 瓜豆共生”,该题与《 九章算术》 中的“ 蒲莞共生”,“ 两鼠对穿”同类,但解法却不是应用盈不足术求解,而改用指数与对数求解[4]46。 此足可说明对数已成为京师同文馆的教学内容。

清末,教会学校盛行。 由传教士组织的“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译了大量数学教科书,其中《 笔算数学》、《 代数备旨》、《 形学备旨》、 《 八线备旨》 、《 代形合参》 等书流传甚广,且编有细草,编者又不止一人。 《 八线备旨》四卷,原著美国罗密士,美国传教士潘慎文选译,谢洪赉校录,1894年出版, 美华书馆铅印本。 该书流传版本较多,以1898年益智书会石印本为例,其凡例称:原本更有论对数与航海法各一卷都为六卷,但对数已经别译,而航海又嫌过略,不足以备学者观览,姑且从删;原本后对数、八线、弦切对数等以便检查[5]1。 此书共四卷,含平三角、量法、测地、弧三角形,是当时的三角学课本,多次重印,影响极大。

清代末期是中西数学的融合时期,数学的发展表现出两个方向: 一是西方变量数学的传入和研究;二是中国传统数学的继续研究。 这种情形在诸多算学课艺中有所反映, 其内容中不仅有中国传统数学的天元术、勾股术,也有西方传入的几何、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指数、 对数等。而对数部分内容教学分别散落于代数与三角教学中。即先从代数部分习得对数的相关概念及其运算法则,后由三角部分再习,主要是用于解三角形,以简化运算。 如《 平面三角法新教科书》所言,凡关于三角形问题之解决,而欲得其便捷之计算,莫若用对数[6]78。

三角学教科书方面,《 新撰平面三角法教科书》[7]33中第三编,对数之性质及用法。 介绍了对数定义,对数之性质,对数之指标之定义,对数之假数之定义,对数表之形,比例差,以对数算直角三形之法。《 平面三角法讲义》[8]86中第六编对数,第七编三角函数真数表及对数表。 虽采用了从左至右横排版,但其中的未知数x,y,z用甲、乙、 丙代替,字母A用呷代替,字母B用口字旁加乙字代替,字母C用口字旁加丙字代替。 正弦等三角函数名称用正弦、余弦、正切等代替。 如tan A用正切呷代替。 全书用手写版,读起来似为天书。 依此看来, 数学符号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间也有反复。 《 三角法教科书》[9]1全书七编。 第六编三角形之解法将正弦定理直接改为对数式,没有介绍对数的相关知识。 而在第七编之后专设“ 附录”重点介绍了对数、对数表用法,三角函数对数表用法,三角函数表用法。 附录之后是附表,给出了1- 2000之五位对数表,十分飛三角函数对数表,十分飛三角函数表。 代数教科书方面,《 中学校数学教科书———代数之部》该书上卷五编,下卷九篇共十四编。其中第十二编为对数。分两章,第一章为对数,第二章为复利算,年利算。书中原序提到:“ 要目列对数于最后然實有须使早学者故置于级数之后”。“ 学对数表之用法期间甚短若使学者另购对数表殊有未便乃附至5000之对数表于卷末而5000以上之对数表可依自500至1000之对数表求得之故使学其用法足矣”[10]1。

总之,清末时期的对数教育,主要是先从代数中讲授,继之以三角中讲授。 代数主要讲授对数、常用对数的定义,如何求一个数的对数,对数的运算法则,对数表的用法,用比例法求一个数的对数。 三角教科书在引入对数时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是“ 凡数过大,演算时甚为困难,若用对数,则较为便利,用对数可实现加法代乘法,减法代除法,乘法代自乘,除法代开方”[11]98。 二是“ 以对数解三角,大可省实算之劳,故须省对数之性质”[12]38。“ 解三角之问题,便于计算,莫对数若。 对数之法,学者于代数学虽已知之。 然为应用计,兹再述其大略”[13]78。

二、民国对数教育情况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同年9月颁布《 中学校令》 规定中学校修业年限为四年。 12月公布《 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数学宜授以算术、代数、几何及三角法,女子中学校可减去三角法。 1913年3月 《 中学校课程标准》 中规定第一至三学年习代数,第四学年习平面三角大要。 1922年颁布《 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中学校修业六年,分为初高两级,初级三年,高级三年。 1923年《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中规定,代数中习对数。三角中有边角互求,三角应用大意。《 高级中学第二组必修的三角课程纲要》 中里面有对数与对数造表法,航海术等。《 高级中学第二组必修的高中代数课程纲要》中规定要学习对数、对数方程式、对数级数。 此后的1929年亦要求初中三年级代数课学习对数,三角中使用对数。 高中仍如1923年。 1932年《 初级中学算学课程标准》中规定初中第三学年代数部分学习对数检查表及应用。将三角部分移至几可,并要求“ 三角之正式教授,宜移至高中,但三角应用极广,初中亦不可不知。故宜就实例入手,讲授三角函数定义,及三直角三角形解法,简易测量,余可从略”[14]231。 1932年《 高级中学算学课程标准》 规定第一学年三角部分习对数,测量及航海方面之应用题。 第二学年代数中习对数,特性和应用。 应用题,造表法略论,表之精确度。 1936年情形亦如上。

1941年颁布的《 修正初级中学数学课程标准》 由于要“ 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教学时数有所减少,内容略有调整。 初中不再学习三角,代数也不再学习对数。 同年的《 修正高级中学数学课程标准》 第一学年三角中学习对数理论及应用、三角函数表及三角函数对数表用法。 第二学年代数中习对数。 同年9月,颁布《 六年制中学数学课程标准草案》,规定六年制中学,不分初高中,各科全部课程,均采直径一贯之编配,并选成绩优良学校试点。 教材大纲中第三学年代数要求学习对数之特性及其应用,对数表。 第五学年习解任意三角形,测量及航海方面之应用题。

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对数教学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对数作为数学知识引入中国课堂, 主要是学习外国的结果。从京师大学堂到癸卯学制,主要是传教士和中国数学家的贡献。 这一时期,学习、研究的是西方传入的对数知识。 1904年后,主要是学习日本。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国力日盛,并在甲午战争中获得了胜利。 晚清政府和国人意识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 大量的留学生赶赴日本,学成之后回国,或著书立说,或投身教育,使得作为“ 西学”的对数顺利进入中国课堂,并被大量学生学习。

二是对数运算知识主要在代数中学习,对数应用主要在三角中学习,并且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均有对数,直到1941年才全部移至高中,初中不再学习。翻阅大量的近代代数和三角教科书,我们会发现从对数的定义、性质到对数的使用,教科书的叙述和呈现方式基本相同,似有重复之感。 主要是近代的数学课程标准没有明确学习的程度,所以教学内容更多地依赖于教科书。 而教科书编写者秉承循环圆周法编辑教科书,宁可大而全也不肯少而精,主要是一本教科书往往要自成体系,同一知识多次出现在不同级别、不同种类教科书中也就可以理解了。

近代美术教育 篇9

(一)20世纪以前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发展

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的“维新变法”,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的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人才的方法,从而培养适合中国发展的新式人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的美术教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以往只把美术当做陶冶性情手段的狭隘观念,而把美术教育当做富国强兵、振兴国家的措施,重视以美术教育的形式培养出实用的美术人才。课程安排上不仅把图画列入正常的教学当中,而且越接近20世纪,美术课程的专业性质越突出。

(二)20世纪初期中国美术教育

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对《钦定学堂章程》进行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它是我国经法令公布,正式在全国实行的第一个完整的近代学校体系。它对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这对民族意识和美术教育教学的改革,新思路、新体系的探索,对中国美术教育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1. 早期中小学美术教育

初等小学“图画”、“手工”列为加授科目,作为“随意科目”。其中,初小图画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练习手眼,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之性情”。手工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练习手眼,使能制作简易之物品,以养成好勤耐劳之习”。

2. 早期的师范美术教育

我国近代教育家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的(1904年正式开学)两江师范学堂(初名三江师范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图画成为其所开设课程中的必修课程。自此,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广东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设有图画手工科(班)。辛亥革命后,一些已建的师范学校,如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通州师范相继开办了图画手工专修科。

3. 早期的私立美术专门学校

1912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图画美术院。这所后来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成立,掀开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页,标志着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新型学校的正式诞生,从而构建了一个确立先进的美术教育体系、培养专门的美术人才、造就未来的美术大师的实验平台。

1852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开始附设“土山弯画馆”。画馆属工艺工场的一部分,但主要是为天主教培养宗教画人才。学生是中国的天主教徒,教师是法国传教士。教学采取工徒制,内容包括擦笔画、木炭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和油画等技法,课堂作业主要是范画临摹。该画馆还于1907年出版了《绘事浅说》、《铅笔画贴》等书,影响较大,对中国的美术教育,对西画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推动作用,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培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西画画家,徐悲鸿先生称之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

进入民国后于1918年设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则可被视为中国专业艺术教育发轫的标志。1928年于杭州设立国立艺术院,中国的专业艺术教育始初具雏形。但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专业艺术教育发展一直处在艰难跋涉之中。以蔡元培、萧友梅、林风眠、欧阳予倩、萧长华、戴爱莲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贤仁人,为开创音乐、美术、戏剧、戏曲、舞蹈等领域的专业教育,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二、中国近代美术教育指导思想

中国20世纪的历史是以清政府实行“新政”为开端的。正是在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学制的设立以及新学堂的发展,使现代教育迈出了最初的几步。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制度是伴随着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民国建立后,国体的改变对教育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给美术教育带来了活力。

在近代,各个美术流派对于中西融合都有不同的看法,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绘学杂志》上的徐悲鸿的文章《中国画改良论》认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夫何故而使画学如此其颓坏耶,曰惟守旧,曰惟失其学术独立之地位。”他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在“西化”风气盛行之时,徐悲鸿的意见颇具见地、难能可贵。林风眠早年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在倾慕西方艺术的同时,画家开始寻求民族传统艺术的真谛,探索如何创造新时代的中国画。1929年,林风眠在《中国绘画新论》一文中给予传统中国画以公允的评价,比较那些一味在”传统”中讨生活的画家,林风眠真正走出了一条中国现代艺术的新路。画家刘海粟以“艺术叛徒”自命,极力鼓吹西方现代艺术。1912年,他在创办私人美术学校时便提出了“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的口号。20世纪30年代刘海粟致力研究传统中国画,他在《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一书中,专门阐释谢赫《画品》一书中提出的“六法论”,深入研究传统中国绘画。刘海粟指出:“在创作方面,气韵生动是他的极致或止境,而在批评方面,气韵生动是最高准则”,突破了某些传统中国画家“唯笔墨论”的藩篱。

历史证明,有着自己的追求与努力创造的中国美术家,无论是立足传统还是自辟蹊径,都取得不同大小的成果,为中国文化艺术建设作出了贡献。

三、近代美术教育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清末的美术教育,由于对科学和物质文化的重视,原本被我们忽视的属于“技”的那一部分美术教育,借助这一时机在我国各级教育组织中迅速出现,形成了与“艺”的教育并举的局面。至此,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格局正式形成,也奠定了现代美院与工艺美院并存、基础教育中的绘画与工艺并存、社会中画家与工艺美术大师并存的基本格局。

近现代美术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稳定以后的中国发展学校美术教育奠定了基础,打下了框架。“折中主义”是20世纪初的最后一次尝试,它采用于工艺和工业化的双重特点,采取设计上的折中主义立场,设法把豪华的、奢侈的手工艺制作和代表未来的工业化特征合二为一,产生一种可以发展的新风格来,因而,在各个方面都受到现代主义的明显影响。但是,由于它主要强调为上层顾客服务的出发点,使得它与现代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正因为如此,“折中主义”没有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次得到发展,而基本成为史迹,只有现代主义成为真正的世界性设计运动。

在现代设计中传统美术工艺对设计行为的影响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在进行现代创意新思维的训练时,要勇于冲破传统思想观念对现代设计的束缚。设计教育与设计实践关系极为密切,这在艺术教育与现代设计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纵观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与设计实践的现状,却让人喜忧参半。让人欣喜的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的设计教育和设计实践已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精神消费。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人们呼唤着设计,“设计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已不只是一句空话,它已成为人们内心深处的追求和渴望。

摘要：众所周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国家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元素,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一股脑儿地涌进国门。可以说,中国是被迫走上近代化的路程的。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国的设计教育该何去何从?中国设计实践的方向在何方?这些是国内设计教育界不愿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关键词：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现代设计,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学恂.钦定小学堂章程[G]//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2]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美术卷[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3]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J].艺术探索,1999,(2).

[4]刘海粟.上海美专十年回顾[J].中日美术,1922,1(3).

[5]刘海粟.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M].上海:中华书局,1931.

近代美术教育 篇10

关键词：周湘,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贡献

周湘 (1871—1933) , 字印侯, 号隐庵, 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开拓者, 中国近代第一个开办私立绘画学校、传播西方绘画技法的教育改革家。周湘的绘画教育以西画教学为主, 主张中西合璧的美术教育观;周湘非常重视基础美术教学, 同时还特别注重因材施教, 他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借鉴西方美术取其所长, 并积极传授西方绘画技法。周湘在1909年至1922年间先后创办多所美术专门学校, 培养了许多美术方面的杰出人才。

一、周湘早年的求学经历

周湘于1870年生于上海嘉定黄渡镇, 其祖上曾是京城四品高官, 到了周湘出生之时, 虽然家境日渐衰落, 但仍属书香门第、乡绅之家。周湘祖父石泉公, 一生行侠好义, 并且癖好藏书藏石, 周湘的父亲也是一个闻名乡里的读书人, 因此, 周湘家藏典籍、书画非常多, 书香门第的家庭对周湘的影响非常大, 周湘9岁就能读五经, 到了10岁之后已经能够握笔为文。清光绪九年, 也就是1883年, 13岁的周湘参加县试, 其优秀的文采获得主考赞赏。周湘幼年时就喜欢绘画, 曾拜师上海名画家杨伯润学山水, 随后, 又与钱慧安画家学习人物画。 青少年时期的周湘离开上海外出远游, 准备游历祖国名山大川, 学习绘画技艺。他身背画具渡扬子江、泛舟洞庭湖、登太行山, 随后长驱闽粤, 攀上匡庐, 一路观察, 一路写生, 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他的游历为他日后的绘画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随后, 周湘遍访名家, 曾师从胡鼻山、胡公寿、王秋言、吴大徵、周存伯、金保三、姚梅伯等名流[1]35。 在名师的指点下, 周湘不但工于山水, 兼及仕女人物画, 同时, 又擅治印和书法。不到20岁, 周湘已在上海绘画界小有名气。

1894年, 学业有成的周湘来到北京, 以卖字画为业。由于周湘的书画与众不同, 很快就获得了当朝礼部侍郎许应骏的赏识, 相识不久, 二人成为知己。后来, 许应骏将周湘引荐给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看了周湘书画后, 非常赞赏, 他又将周湘作品呈光绪帝御览, 光绪帝看了周湘书画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并誉其为“今之石谷也” (石谷即清初大画家王翠) 。随后, 周湘又结识了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 不久, 周湘便成为维新变法的一员干将。戊戌变法失败后, 周湘因拥戴维新变法, 并积极参与变法, 被清政府慈禧太后一派通缉, 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 为了生活周湘靠卖画治印为生, 由于周湘画艺精湛与众不同, 又工于治印, 因此受到了日本人的青睐。后来, 由于故友之父是当时的欧洲公使, 周湘又随其故友之父去了欧洲。到了欧洲以后, 周湘曾化名充任驻英、法公使馆秘书, 随后, 开始接触西洋画。 凭着周湘天生的悟性以及深厚的绘画功底, 他学习西洋油画进步很快, 几年后, 他的西洋画作就已经有很大的进展, 功力相当深厚。1902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 , 周湘突然接到家书, 闻弟丧, 于是他决定回国。 回国后, 周湘看到上海大兴新学, 但是, 专门美术教育仍然属于空白状态, 他决定在上海创办美术学校, 并积极引进西画教育, 为祖国培养美术专门人才。

二、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

1909年, 周湘在上海八仙桥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 “布景画传习所”, 这所学校属于速成性质, 由于当时照相术刚刚流行于上海, 照相馆人像摄影后面大多有照相布景, 这些照相布景喜欢配上风景画, 另外, 当时的戏剧舞台也开始用布景, 因此, 社会急需这方面的布景绘画人才, 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颇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且布景画在思想认识上也容易被人接受[2]32。因为当时人们对于美术学校概念很陌生, 许多人都不理解什么叫美术学校, 周湘以“布景画传习所”的形式办学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

在“布景画传习所”开学之初, 由于办学资金以及办学场地等因素的影响, 周湘第一期只招收30多人, 开学仪式比较隆重, 社会名流吴稚晖、梁启超、康有为等皆前来祝贺。虽然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 办学条件简陋, 但是, 却培养了许多后期著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 在此接受过早期书画教育的名人有陈抱一、刘海粟、丁惊、张眉荪、张聿光、汪亚尘、丁健行、乌始光、王师子等。周湘先生亲自任教, 在课程设置上, 主要有绘画、雕塑、书法、竹刻、木刻等, 绘画专业又分为中国画、粉画、炭画, 在专业设置上具有现代美术院校的雏形。另外, 周湘的教学方法也比较灵活, 如在传授屏风式和帷幕式背景画法时, 基本是先将背景画示范画好, 然后在课堂上让学生临摹。他通常采用两种背景描绘制法, 一种是“水画”形式, 一种是“油画”形式。水画主要用于帷幕式背景, 因为水画既可急就, 又可卷藏;此处所谓的“油画”, 与传统意义上的“油画”还有区别, 属于布景绘制中特定需要的颜料、油漆相关材料和画法的绘画。在舞台背景画的图画意义以及画理方面, 周湘也有独到的见解, 他曾经指出“:无论画何物, 均须气魄伟大”, 让人感觉图画不拘束支离, 使景物不琐碎, 画光、画影、画远清楚明显; 若要画山林、树木, 其远景尤宜浅淡虚, 远远一望仿佛有一目千里之感, 这样才能够使观众如身临其境的感受, 而忘记了身在剧场。同时, 绘画者还要有魄力“, 魄力者胆力也”[3]79。据刘海粟先生回忆, 他曾经在1909年就学于“布景画传习所”, 当时, 在“布景画传习所”学习西洋画。周湘的教学方法就是先作示范, 然后将其作品在课堂上让学生临摹。另外, 丁健行在《周湘先生传》中也曾经写道“, 周湘多才多艺, 教法新颖”。这些都说明, 周湘中西画基本功非常好, 并且办学之初主要教学方法就是将其作品在课堂上让学生临摹。

三、周湘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1910年, 继“布景画传习所”之后, 周湘在上海法新租界旧八区褚家桥 (也有的说是上海南阳桥) 开办了“中西图画函授学堂”, 周湘亲自编撰了函授讲义, 用函授法教授图画, 毕业时给予纪念金章。

在“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基础上, 周湘又创办了中国最早传授油画的学校“上海油画院”。上海油画院的办学宗旨是“专授新法图画, 并研究关于图画必须之学识技能, 以养成专门人才, 使其将来从事教育工艺均得良好之效果”。这里所讲的“新法图画”主要是指油画, 周湘一人独兼上海油画院校长、教授, 传授学生风景画法、人物画法、写生画法、绘像法、彩色添画法、配色法、光暗法、远近法、剧场布景画法等, 教授方法偏重临摹[4]101。我国早期油画家许多都是出身于“上海油画院”。著名画家徐悲鸿就曾经在“上海油画院”学习。1915年, 徐悲鸿从江苏宜兴乡下来到上海, 当时, 徐悲鸿只有19岁, 来到上海以后, 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每天以卖画为生, 周湘发现徐悲鸿有绘画天赋, 是个可造之才, 就将徐悲鸿招致上海油画院, 并提供免费食宿, 重点培养徐悲鸿。后来, 在周湘的帮助之下, 徐悲鸿得以去法国巴黎深造, 为日后成为绘画界一代大师奠定了基础。

上海油画院创办之初, 为了使学校正规化、规范化, 周湘制定了 《上海油画院章程》, 对办学的宗旨、纳费标准、学科分类、奖罚措施、 考试方式、入学资格、学习年限、学习名额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油画院设有预科班和本科班, 预科班学生均不用考试, 就可入学。入学后学习“简易入门各科新法”。每半年纳学费24元。本科班入学要求是年龄在25岁以下, 国文通顺, 资性聪明, 考试内容为国文一篇, 铅笔画或毛笔画一张。本科班每年学费30元。在教授内容上, 本科主要传授“专门学识兼习各科画法”, 具体有油画 (包括光暗法、远近法、配色法、风景画法、人物画法、写生画法等) ;铅笔画 (包括实物写生法、野外画法、描线法、皴影法、光暗法等) ;毛笔画 (包括人物、山水、花鸟等画法、组织法、白描法、浓淡法、勾勒法) ;水彩画 (包括写生画法、风景画法、光暗法、远近法、渲染法、衬托法等) ;本科二年毕业。《上海油画院章程》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油画教育文献, 周湘因开办上海油画院而成为中国油画教育先驱者。

1917年, 周湘在上海马立斯地区长浜路创办了中华美术专门学校, 这是周湘创办的最后一所美术学校。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初创时仅设图画科, 后来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 又增设西洋画科、中国画科、雕塑科等。中华美术专门学校的创办, 获得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蔡元培亲自手书“中华美术学校”学匾六字, 还送给周湘 “高、华、邃、密”四字匾额, 希望周湘能够尽心竭力“造成一完备之美术学校”。周湘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办学的校训是“立名、雪耻、进德、修业”, 鼓励学生进德、修业, 发愤图强[5]213。从1909年至1922年, 周湘从教15年, 先后创办四所美术专门学校, 培养了许多美术方面的杰出人才。并且在中国美术史上创立了多个第一, 可以说, 周湘对中国近代美术学校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

周湘以坚强的毅力以及顽强的精神, 努力探索近代美术学校教育的教育方法, 他开创了中国油画教育, 成为中国油画教育先驱者, 其弟子占油画界的半壁江山, 他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 努力创新美术教学方法, 积极引进西画教育, 主张中西合璧的美术教育观, 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参考文献

[1]朱伯雄.中国西画五十年 (1898-1949) [M].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

[2]马琳.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D].南京师范大学, 2006.

[3]马琳.周湘与中华美育会及《美育》杂志关系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05 (4) .

[4]应宜文.周湘与阿瑟·韦斯利·道美术教育观的异同[J].新美术, 2012 (4) .

黎锦熙的近代语文教育研究 篇11

一、汉语语法研究与教学

黎锦熙一生著述等身且研究领域甚广，但最为突出的成就当属汉语语法研究和教学。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诞生，该书以西方语法为蓝本，首次创建了一套以字本位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系统、科学的语法体系。但《马氏文通》缺乏历史发展的观念，完全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且模仿拉丁语语法的现象比较严重，一直饱受诟病。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第一个做出杰出贡献的是黎锦熙先生，他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白话文为研究对象取得重大成果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专著产生，奠定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新著国语文法》以白话文为研究对象，以句本位为指导思想，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特别是在语法理论、句子分析、词的分类和句子分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该书抛弃了《马氏文通》的“词本位”体系，提出了句本位体系。黎锦熙认识到“词类本身并无繁重的规律”，“就多以句法的成分异别出来”[1]，即汉语词类划分比较困难，所以应该根据句子成分来分别词类，在具体分析词类时主要从句法功能上进行鉴别。第二，该书采用“中心词分析法”分析句子的六大成分，这种分析法能划清主干和枝叶，有一定的层次观念，对辨清全局格局，确定句子类型，修改病句都有一定帮助，被广泛运用至今，是传统语法析句法的典型代表，1956年《中学语法教学暂拟系统》析句法便是在该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三，根据词在句子中的不同位置设置了七位：主位、宾位、副位、补位、领位、同位、呼位。第四，把复句分为包孕复句、等立复句、主从复句三类。总之，《新著国语文法》“使语法知识得以普及，尤其在师范院校和中学影响极大，几乎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中学语法教学暂拟系统》的产生，它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学的诞生”[2]。

黎锦熙的语法研究不仅是对汉语言语法规律的探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为了教学的需要，为此黎锦熙还先后编写或与人合编了大量教材性读本，如《比较文法》《汉语语法初步教程》《汉语语法十八课》《汉语语法教材》等，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汉语语法规律，并根据不同对象编写了难易程度不同的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著国语文法》提出的汉语语法图解法能将复杂的句法成分直观形象地演示出来，使得学生能快速辨析词语、确定句型和体会文章章法，在汉语语法教学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语言文字改革与实践

黎锦熙先生是我国伟大的语言文字改革先驱，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奋斗，他先后制定了汉语语音标准、规范了现代汉语语法，制定和推行了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1916年，黎锦熙参与创办了国语研究会，会长为蔡元培先生，其宗旨为“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希望以此促进国家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统一和规范。

关于语音规范问题，黎锦熙先生早在1919年就主张国语应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他拟定了《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该计划书的观点受到学界认同，受此影响国语统一会最终采纳了将北京语音作为国语和普通话的标准音。同时，黎锦熙还是“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他与赵元任、钱玄同、汪怡、刘复、林语堂等人最终确定了北京语音的标准音地位。确定国语标准音之后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采用什么符号作为记音符号。1926年，黎锦熙参与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编成了《国语罗马字国语模范读本》，这是中国第一个罗马字拼音方案；1929年，黎锦熙与人合编了《注音符号无师自通》，进一步推进了注音字母在群众中的推广。关于文字规范问题，1922年，黎锦熙与他人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倡对汉字改革，进一步简化汉字使之趋于实用和规范。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研究制定了简化汉字工作，出版了《中国文字与语言》（1951）、《文字改革论丛》（1957）、《字母与注音论丛》（1958）和《汉语规范化论丛》等著作，为中国的汉字简化和规范工作奠定了基础。1949年，黎锦熙被毛泽东指定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员，负责汉字整理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简化汉字的施行给人民的语言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加快了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的进程，这其中凝聚了黎锦熙先生多年的汗水和心血。此外，黎锦熙还主张推广注音汉字，将汉字与拼音结合在一起印刷，便于读者阅读；他提出词类连写，通过将作为整体的词连写的方式培养读者对词的概念和语感。总的来看，黎锦熙先生关于语音规范和文字改革的绝大部分主张，在新中国汉语规范工作中均被采用，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3]。

三、辞书编撰与推广

黎锦熙先生在语法研究和语言文字改革方面享有盛誉，在辞书编撰方面同样成果丰硕，他作为主要编写者编写了大量辞典，如《国音字典》（1932）、《国语辞典》（1937-1943）、《学习辞典》（1951）、《学文化辞典》（1952）、《同音字典》（1955）等。当然，黎锦熙先生在辞典编撰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国语辞典》（后更名为《中国大辞典》）的编写。他很早就注意到辞典编撰的重要性，1919年，他在《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中就开始着手准备《国语辞典》的编撰工作；后“国语辞典”更名为“中国大辞典”，1928年，黎锦熙和钱玄同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编纂。此后的20年间，黎锦熙不顾战火纷飞、生活动荡，带领辞典编纂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编订工作[4]：制定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组织大纲》，将编纂处的职能部门分为搜集、整理、调查、纂著和统计五个部分，部下再分组，组下再分股，各部门之间各司其职，确保了编纂工作的有序进行；他组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精干力量进入到编纂处，包括汪怡、刘复、刘毅、萧家霖、白涤洲、魏建功、孙楷第等一批知名学者；确定了编纂的原则、方法和体例，编纂总原则是每一个词都要说明它在历史上的形音义变迁；在编纂过程中，黎锦熙不断改革编纂方法，起草编纂时由于音序法费时费力，决定不以音序为限。后来由于《中国大辞典》规模宏大、卷数巨大，难以速成，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具备，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决定先进行《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然后再进行《中国大辞典》的编制，黎锦熙先生毫无保留地将《中国大辞典》的相关资料移交给了新的编委。黎锦熙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学习文化亟须的工具书，根据自己编纂《中国大辞典》搜集到的资料，编著了许多适应当时需求的字典，主要有《国音字典》《国语辞典》《中华新韵》《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增订注释国音常用词汇》《学习辞典》《同音字典》《增注中华新韵》《新部首注音汉字字汇》《国字形音大系》《广韵声义通谱》和《文法辞典》12部辞书[5]。

黎锦熙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和教学事业，他的成果为我国语文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语法研究和教学、语言文字改革和辞书编写工作，为普及语文教育、提高语文水平、推广和规范普通话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为“学术之宗师、教育之楷模、爱国之志士”[6]。

参考文献

[1]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3.

[2]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69.

[3]马庆株.纪念黎锦熙先生，促进语言文字科学发展[J].武陵学刊，2011（1）.

[4]张涤华.黎锦熙先生与词典编写工作[J].辞书研究，1980（1）.

[5]黎泽渝.黎锦熙著述目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34.

[6]许嘉璐.学术之宗师、教育之楷模、爱国之志士——在纪念黎锦熙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0（5）.

近代美术教育 篇12

一、话语与教育话语研究:文献的线索

如同大多数学术新词一样, “话语”和“话语分析”也是欧美思想界界的舶来品, 在接触和翻译西方著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髦概念与方法。因此大致可以判定, 话语研究的相关知识与方法资源, 主要借鉴欧美等国在话语研究各领域的成果。实际上, 在近30年的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 类似“话语”这样的输入性概念与方法, 可以说比比皆是。不同的是, 在国内学界的努力下, 一些自欧美舶来的概念与方法, 逐渐消化、内化为其相应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的组成部分, 另外一些则仍只停留在译介的层面, 并因缺乏有效的概念认定、方法认同的过程, 表面上固然甚嚣尘上, 却难免因不够系统和成熟, 难以有效解读中国的教育问题。一定程度上, 作为输入性概念与方法, 话语研究属于后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话语” (discourse) 一次频繁开始出现在国内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可见的较早关于“话语”研究的文献是《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2期梁达翻译T·M·尼科拉耶娃的《话语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问题》。不过, 尼科拉耶娃对作为语言学新兴领域的话语语言学持谨慎的批判态度。[2]此后,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数量不多的关于话语研究的文献, 开始讨论欧美语言学领域在话语研究方面的进展。1982年, 黄宏煦介绍了英国语言学者柯特哈德出版于1977年的《话语分析导论》的主要内容, 借助该书也回顾了英国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3]莫旭强在介绍居斯塔夫·纪尧姆 (Gustave Guillaume) 语言学理论的论文中, 分析了纪尧姆使用“话语” (discourse) 代替弗迪南·德·索绪尔的“言语” (Parole) 带来的语言学研究的变化:在法语中, 言语仅意味着有声语言, 而话语不仅包括有声语言, 也包括书面言语、手势语甚至个人的内心独白等。正是经过这一转换, 话语将语言学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中, 从而也为研究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同时, 在索绪尔与纪尧姆看来, 语言存在于人类集体中, 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说话人的头脑中, 语言的运用行为及其结果, 就成为话语, 语言学研究就是通过对可观察的话语事实的分析, 寻找语言的潜在性。[4]

20世纪90年代, “话语”与“话语分析”渐次进入文学、哲学领域。李航较早介绍了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 将“话语”进一步理解为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中, 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 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和形成交汇的过程。[5]也正是在译介福柯话语理论的过程中, 话语研究开始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扩散, 从而开始充分地解释话语本身的社会性。到20世纪90年代, 文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成果开始出现, 关于福柯话语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 “话语”开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 巴兹尔·伯恩斯坦就将话语研究运用到教育领域, 使用了“教育话语”的概念, 但是, 直到90年代末, 国内才开始使用“教育话语”这一术语。较早讨论教育话语的文献, 是刘铁芳的《教育学话语的现代性转向与生成》一文。他批判了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公共话语的空疏, 提出了从植入性话语向生成性话语转向的命题。[6]2000年后, 通过介绍伯恩斯坦等人的教育话语理论, 教育话语研究开始逐步兴起。应该说,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 借助课堂话语开展话语分析, 并不算新鲜事。因此, 教育话语研究, 大致也可以看作是语言学领域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研究, 同步向教育领域的一种延伸。也许, 可以理解的一点是, 学校教育活动主要以文本、口语、交往等互动形式开展, 其相对固定的场所, 如教室、报告厅等;较为一致的话语行为, 如演讲、课堂讲授、提问与回答等。在教育领域运用话语分析, 解构教育活动内容因素所隐含的话语意义, 显得更为直接, 更具场景化的意蕴。不过, 教育话语研究却不能等同于对教育事实的研究。有学者就指出, “纯粹客观的教育事实是我们无法直接把握或不可言说的——一旦言说即成言语、话语或文本, 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作为人们关于这种客观事实的外部表达的教育现象、教育话语或教育文本。这些关于教育的现象、话语和文本并不仅仅是客观教育事实的某种附属物, 而是我们人所能把握和言说的教育事实本身。但是, 教育科学对教育话语和文本的解释并不是主观的臆造, 它仍然要回到与历史的联系当中去, 要在各种教育现象、教育话语和教育文本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对其做出解释。”[7]

作为当代较有影响的话语分析学者, 费尔克拉夫不仅将话语界定为“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 包括口语、文字及其它的表达方式”, 而且认为, “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 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 (他们之间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权’或‘文化水平’) , 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 (例如, 成为医生或成为病人) ”。[8]就目前我们所知, 人类的世界, 主要是由语言和思维构成的主观世界, 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自己塑造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概念和观念构成的世界当中, 当人们试图将之表达出来时, 其借助的静态形式就是语言, 而动态形式就是话语。同时, 也正是借助语言与话语, 描述和塑造着不同的社会现实。如果说, 话语首要的、核心的功能是表达、传递和沟通, 人们更多地关注, 如何借助话语去表达人们需要、想要表达的内容, 或者按照某种特定表达模式去表达那些固定的、权威的知识。那么, 当人们运用并借助口语和文本, 表达、阐释人类自身的观念、事实和行为, 实现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传达各自的信仰、理解与即时的所思所想所做时, 就会发现, 这种表达、沟通的过程, 本身就是在建构一种社会事实与结构。更为重要的是, 某一时代、某一具体时间、特定场合, 人们的口语、文本表达方式, 往往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 借助话语构建某种强势地位的各种企图, 也会隐藏在话语形态的变迁之中, 要么赢得对话语主线的控制权, 要么将社会的等级、身份、权力结构固化在话语系统之内。同时, 按照上述费尔克拉夫的观点, 话语不仅表达了潜在的思想、瞬间的想法 (当然, 当下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纸质或有声文本) , 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这种思想和体验的建构过程。也就是说, 话语不仅建构话语主体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也建构话语主体与话语反映的内容之间的关系, 并且会因对后来者的影响, 而成为一种可能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力量。

二、近代中国教育话语形成的研究:可能性与基本路径

要借助话语研究方法, 分析可见的一系列近代教育文本在描述近代中国教育的言说方式上的变革, 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是否可以借用“教育话语”这一概念, 来指称中国古代和近代以来, 用来表达、阐述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一系列口述或纸质文本, 包括构筑这些文本的一系列教育概念、观念等。

按照费尔克拉夫的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福柯) , 话语关注历史变化, 关注“不同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合起来, 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同时, 话语既源于并反映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 也反映并建构了社会过程与结构。[9]而福柯则将“话语”界定为人类一种重要的活动, 而历史文化就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10]可见, 话语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和建构历史的力量, 即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历史文本都可以将之视为话语, 这些话语又在社会变革进程中, 在构筑新的话语系统的同时, 也建构着社会的变革。由此, 我们可以将由儒学主导的文化与历史系统中那些反映、描述和建构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言说方式称之为传统教育话语系统;自1840年以来, 在译介西方教育学说和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内容的过程中, 这一话语系统被来自西方的教育知识与言说方式占据了, 转变成为了一个可与西方教育话语对接并作为当前教育话语先导的近代教育话语系统。研究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的变迁, 大致就是分析从传统教育话语向近代教育话语的转变历程, 以及导致这种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过程。

如果可以借用“教育话语”这一概念, 研究近代中国教育言说方式的变革, 就意味着本文至少要分析, 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进程中, 今天我们所阅读和分析的那些表达、阐释近代中国教育事实或者构想中国教育变革的文本, 其言说的方式, 包括概念、方式和方法的使用, 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当然, 就必须分析, 在此之前, 中国人反映、描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教育的话语, 究竟是怎样的, 在此过程中, 究竟那些变化、因素或者偶然性事件, 促成了这种转变, 乃至如何同时建构了近代中国的教育实践, 以及在此之后, 这种转变是如何渗透在教育学术语公共话语之中, 并影响着人们对中国教育的认识的。

按照教育史研究的描述, 19世纪60年代开启近代中国改革进程的洋务运动, 其中议题之一便是教育改革。借助官绅、士子的教育改革言论, 特别是洋务运动后举办诸种新式学堂的实践, 包括新式学堂的建立、传统书院的改造、新式学制的讨论与制定、学术与教学的分科化等, 教育史研究构筑起了一个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图景, 并且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阐述主线, 即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教育, 在社会整体转型过程中,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逐渐呈现出更多的现代特征 (实际上就是欧美特征) , 最终形成和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体系与制度。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教育学科得以产生与发展。教育学的阐述主线则呈现为, 教育学在理论和方法两个主要方面逐步走向科学化, 并且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与此同时, 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变革的研究, 关注的则是基于不同知识背景的教育思想、理论如何在新旧知识的冲突中产生并影响着中国的教育实践。整体而言, 这种带明显欧美教育话语系统印记的言说方式, 使得教育研究对近现代中国教育系统与制度的或描述性或批判性的叙述, 也就一直处于一种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的话语系统之中。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即主导1840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变革的思想与知识, 主要是通过译介欧美各国教育状况与教育学说逐步构筑起来的。因此, 表达和阐述当时中国教育问题与现实的话语, 不可避免地有着欧美教育话语的印记;在教育实践领域, 也主要是借助对欧美教育学术与公共话语的阐释, 以学习、借鉴欧美教育模式为特征。因此, 分析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的变迁, 实际上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欧美的教育言说方式是如何借助翻译、解释和传播, 为中国学界和普通民众所接受和熟悉, 成为认识并理解教育事实的知识资源, 甚至教育言说的传统方式也借助西方的知识资源, 被逐渐重新“挖掘”出其现代意义, 得以融合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学理论与知识系统之中;另一方面, 中国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 又如何借用这些文本的言说方式及其概念、方法, 来反映、影响并建构中国教育实践的。实际上, 这里隐含的一个可能的事实是, 在译介并传播西方教育理论、制度、教育方式、教学组织形态与建构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理论、学说、制度与组织方式之间, 存在着一个互动的进程。试图追寻西方教育发展足迹并由此构筑一个类似于西方经济、社会结构的中国“新”教育的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 同时混杂着政府的权力意志、无数个知识精英所依据的教育经验与假设、普通民众对置身于其中的教育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诉求, 从而使得这一进程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有趣的结构:政府更关注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教育的制度与组织完善, 知识精英更强调教育的社会理想与个体的价值与责任, 普通民众则只能在被赋予更多教育价值的情况下, 被动地卷入教育的主流与社会的结构之中, 并从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激励下, 继续着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努力。

其中, 一个极为复杂的情形是, 由于主要借助来自西方的知识资源, 从明末清初开始译介所谓西学, 到20世纪上半叶大量译介欧美各国教育学说和教育发展状况, 中国近代教育话语的形成, 是一个与语言的新词、新术语革新相伴生的过程, 因此, 其产生的一系列文本, 1910年代前, 都是以新词夹杂于文言的形态呈现的, 1910年后, 则多为白话, 新词得以以更直接的形态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 不可避免, 建构一个有利于教育学自身地位的话语系统, 促使教育学界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发展, 一是大量翻译介绍欧美教育学和心理学著作, 特别是对那些在当时的主要学习对象——美国教育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 几乎成了教育学话语系统建构的主要知识资源, 也成为教育实践主要凭借的资源。另一方面, 通过对中国教育历史的梳理, 开始寻找教育现代变革的合理性依据, 以及在中国教育内部, 寻找一些可以追溯的历史渊源。无论如何, 社会的变革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 因此, 这两个路径, 显然也是当时中国教育发展走上继往开来之路的必然选择。

当然,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 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贸易制度侵蚀全球的过程中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同时, 西方也借助这种具有全球性普世价值的经济形态, 在将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卷入这一洪流的过程中, 也毫无意外地将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借助其语言优势带到了非西方世界。那些在西方教育模式下学习的中国新知识分子, 特别是有着在欧美日等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 凭借其留学期间所获得的教育与知识经验, 着手改造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体制, 无疑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变革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内部, 却又因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教育与知识经验, 对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国教育改革与实践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并借助报纸、书刊、杂志和公共或非公共的讲演等活动, 或参与政府的教育改革实验, 影响中国的教育实践, 形塑着近代中国的教育话语。显然, 在近代教育话语的竞争中, 近代知识分子既形塑了近代中国的教育话语, 也借助教育话语的力量, 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主导者和受益者。

显然, 社会发展的线索是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路。毕竟, 在一个整体历史观依然占据主导的今天, 必须看到, 教育变革乃至教育话语的形成, 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即便是福柯将历史解构为人类的社会实践转换为话语过程的历史, 但是, 仍不得不承认, 历史所关注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等所呈现出来的力量, 还是一种塑造的力量, 即便在很多时候这种力量是一种内在的, 是一种借助个体或者群体的力量, 被描述成一种历史事件、言论的进程。也正因此, 实际上, 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两股更为宏大的力量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张力与合力。一股力量是西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构成这一生产方式的诸多要素, 如大机器生产、市场、消费与贸易、个人主义等, 也包括反对这种席卷全球的生产方式的思想, 如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毫无例外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另一股力量来自中国5000年的传统, 在抗拒中出现了几次主动或被动的变革的尝试, 最终却不得不以一种空间形式上的转换, 消解了传统的时间维度, 将以古汉语为载体的传统文化, 转换成了以现代汉语 (白话) 为载体的现代中国知识系统, 在中国概念、理念、知识中, 西方知识系统以毫无阻碍的进入方式, 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教育知识中占据主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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