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金融（共5篇）
近代金融 篇1
摘要：近代以来, 中国被列强打开了国门, 一系列改革随之而来, 法律制度也进行了很多改革, 金融立法作为法律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进行了相应的移植和革新,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征:吸收借鉴西方各国的经验, 又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之痕迹;因外患而生, 解内忧之需。
关键词：近代,金融立法,特征分析
一、借鉴西方经验, 又有传统痕迹
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不得已“对外开放”, 于是, 外国的金融机构不断涌进中国, 当时中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受到冲击。从1845年丽如银行在中国大地上开业到1865年汇丰银行的成立, 应该说19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是英国银行占据着中国近代金融市场, 其中以汇丰银行为主。而之后, 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列强也相继来中国分近代金融市场这“一杯羹”。据统计, 清末设立的外商银行共有28家, 除拥有货币发行特权之外, 还控制着清政府的财政主权, 并垄断国际汇兑, 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
外国金融势力的扩张使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银行的重要性, 也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银行, 但刚开始建银行, 由于中国无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 规范其行为的只是行业内的章程等, 如“银行用人办事, 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 所以中国最初的章程, 亦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照抄照搬来用的。可是, 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各银行等金融主体竞相成立, 仅仅依靠行业的章程来规范已不足应付金融问题, 所以金融立法势在必然, 成立国家银行并且发行新的货币也因为种种原因提上日程。1904年3月, 清政府奏准设立户部银行, 并颁布《试办银行章程》三十二条, 规定银行资本总额定为平银400万两, 每股一万两, 先由户部筹拨200万两开幕, 其余200万两招募商股。之后, 清政府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金融立法, 包括1908年的《银行通行则例》, 虽然都没有来得及更具体的实施, 然其影响不小。虽然对西方先进经验有很多借鉴, 但还有不足之处, 如《银行通行则例》对银行定义过宽, 把钱庄票号也规定为银行, 又带有十分浓厚的中国传统之痕迹。
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 临时政府修订《中国银行则例》改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北洋政府时期, 在清政府《银行通行则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银行通行法》, 并对清政府的《银行通行则例》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还结合了银行的特别立法。既然是继承完善的清政府金融立法例, 当然也是深受西方各国之影响。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军阀混战的局面基本上告一段落, 执政初年相继制定了系列专业银行条例, 但未进行综合性的银行立法, 而现实确实需要一部综合性的法规, 于是在1930年, 立法院商法委员会在经济学家马寅初的主持下, “衡量本国商情, 参酌他邦成例”, 经数月拟定完成《银行法》, 并于1931年2月28日予以公布。所谓“衡量本国国情”, 就是对钱庄的地位有所规定, 纳入银行法统一管理, 与前述所列立法有相似之规定, 考虑中国现实的需要所致;所谓“参酌他邦成例”, 即是从西方国家引入了近代先进的金融管理理念和制度, 从而更进一步完善了近代的金融立法。然而, 由于此部《银行法》较为前瞻, 为金融界和工商界人士以及部分专家学者所非议, 故并未真正实行。于是在1947年, 南京国民政府又制定颁布了新《银行法》。新《银行法》的体例是:定义、通则、商业银行、实业银行、储蓄银行、信托公司、钱庄等, 共十章119条。新《银行法》是代表近代金融立法的最高水平, 并为时人所推崇并得到很大的好评。观其体例结构, 可以看出, 其不但对先进的外国经验借鉴甚多, 而且又对传统钱庄规范之, 其特点与中国近代的国情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来亦对金融立法很重视, 而其金融立法也有与上述相似之特点, 即一方面吸收借鉴他国经验, 如建立中央银行经理国库, “为加强统一和管理, 1948年12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并颁布《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 又与当时实际情况相结合。
二、因外患而生, 解内忧之需
中国近代的金融立法, 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 因外患而生, 应内忧之需。制于内部纷乱之忧。
首先, 清末之金融立法, 因鸦片战争后, 英日各国的侵略和其金融势力入侵中国, 清政府不得不改革并立法规范金融市场, “为解决赔款与镑亏问题, 成立国家银行并发行新的货币已迫在眉睫”。这就是所谓的外患之因, 如果没有外患, 中国的金融和金融立法仍会停留在封建社会那种钱庄银号之水平, 不会有近代意义上的金融和金融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或许是件好事。另外一个方面, 又有内忧之影响, 当然这和外患互为作用, 并且密切相关, 财政上吃紧使得清政府不得不考虑金融和金融立法问题, “大清银行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清政府的财政问题, 为此资政院会同度支部于1910年奏定《统一国库章程》十五条, 规定大清银行的主要业务是经营国库, 经理度支部库款及地方官款, 并经理赔还洋款、盐款、捐款、关税及地方藩库”。可见, 不但是外患之因, 更有内部之需。清政府出于对内忧外患的应对, 主观上为自保, 客观上却促使近代金融和金融立法的革新与进步。
而北洋政府, 也是既面临着列强的欺侮和蹂躏, 又有内部混战和金融秩序混乱之忧。南京国民政府处于英美各国的强势影响下, 又经历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之浩劫, 国家内部又出现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所以二者结合起来影响着当时的金融和金融立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 外部历受敌人封锁追击, 内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压力, 这同时作用于特定时空环境, 也是金融立法的一个特点所在。
总之, 近代中国的金融立法之特征, 即是在内外相互影响下, 以中西结合之手段和方法, 不断地改革并趋于完善。
参考文献
[1]陈旭麓等主编:《中国通商银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2]孔祥贤:《大清银行行史》,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
[3]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 (下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
[4]王红曼:《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金融立法与金融发展》,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1 (3) 。
[5][6]王红曼:《清末金融立法与金融发展》, 《历史教学》, 2008 (8) 。
票号：中国近代史上的金融革命 篇2
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大掌柜雷履泰，中等身材，脑门宽阔，一看便知道是个很有头脑的生意人。在他的精心打理下，颜料庄的业务蒸蒸日上，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操办大事，十里八乡的百姓都喜欢到西裕成来购买颜料，这里的颜料成色好分量足，染出来的布匹色泽光鲜。按理说，生意兴隆应该是店家最开心的事情，但这一阵雷履泰却心事重重。大掌柜为何整日愁眉不展，伙计们也能猜出个七八层来数了。原来店里的货源出了点差池，眼见着就要“断炊”了，常言道：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这可愁坏了雷履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思来想去，还是个信用问题。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等战乱遗留的问题一直没能够扫清，运银道路时常被阻断，而且运现风险很大，一般镖局难以承担重任，一单生意经常是久拖不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雷履泰已经琢磨了好长时间，也头疼了很长时间。
这一天，一个穿着讲究的妇女来买颜料，蛮开心的样子，雷履泰一眼就看出，她一定是为办喜事而来，便吩咐伙计上前接待。妇女张口就问：你们掌柜的在不在？口气很不一般。雷履泰不紧不慢从里屋踱出来，迎上前去。那妇女一看来者有些气度，知道是个能说话的主，就和雷履泰唠开了。她说了半天，雷履泰才弄明白，她是要买一批上好的颜料给女儿做嫁衣用，但按当地规矩应此类物件当由男方置办。可是男方家境不宽，为筹办婚礼已经倾囊而出，再难承受女方的其他要求。这个要面子的妇女于是想出个办法，由她先付银两，男方来取货，多存少补。雷履泰说，这好办，你先看看货色，大致定下规格和数量，余下的由我来办，小店包你满意，而且此事保密绝不外传。那妇女定了货付了银两，收下单据，高高兴兴地走了。妇女一走，雷履泰像悟到什么似的，猛然大叫一声：好啊！他这一叫吓了伙计们一跳，一个个面面相觑。谁也猜不到，那妇女的置货方式触动了他的神经，一个破天荒的念头在雷履泰的脑子里萌发了。汇兑！让各地的钱庄联起手来，不就解决了运现困难的问题了吗？！雷履泰立即将这一想法报告了东家。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取义“如日初升，繁荣昌盛”的日升昌票号诞生了。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晋商纷纷效尤开办票号。很快形成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均在山西境内），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票号业务。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就是太谷人氏。
票号的出现，给各地晋商的生意带来了极大便利，其业务也因此如星火燎原，迅速扩大。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雪岩）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但这时的票号仅仅只是民间资金的流动，并未获得官方认可。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京城的运银道路被切断，票号的机会来了，汇兑官款的大笔生意以瞒上不瞒下的方式拉开了“阵线”。不言而喻，此时中国商界对票号的依赖愈来愈重了。尽管清政府一度强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但这道圣旨犹如白条。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政府为解《辛丑条约》赔款的燃眉之急，已经顾不上原来的禁令。事实上，正是在封建政权的特许之下——由于赔款所需的大宗汇兑，票号的生意才得以走向高峰。
“日升昌”终于迎来它扬眉吐气的一天。鉴于票号为国家筹集银两有功，光绪皇帝亲赐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汇通天下。此后官家借助票号周转银两，就成了合理合法的生意，票号与政界也有了许多私下往来。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也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的斗争中，山西票号也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19世纪80年代，中国电报事业兴起，票号又新设了电报汇兑业务。至此，中国票汇、信汇、电汇三大汇兑方式，都由票号继承和创新完善起来，大大便利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民间基本结束了运现清算的落后状态。似乎是中了物极必反的法则，高峰的到来也就是末日的开端。随着列强的入侵，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上既不能与外商相抗衡，商业场所又遭到大面积破坏，财富更是被大肆掠夺，以脆弱的民族资本对抗大举进入的外国资本，无异于以卵击石，金融危机、商业危机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把票号视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并不为过。
在激烈动荡的中国近代史上，本来并不富裕的山西，其商业票号为何能够拔得头筹，做大做强呢？首先，晋商在全国的整体实力强大，对商业资金周转的需求当然就比较旺盛。早在乾隆年间，晋商中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晋商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其次，山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战乱。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当时的中部经济中心汉口、东部的苏州、杭州的工商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八国联军进北京，对于北京的银号、当铺等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票号尽管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
开始的时候，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存款、放贷还在其次，可见其功能着重于贸易过程中流动资金的筹集。汇兑的主要收入为汇费，称汇水，收费标准根据各地银两平色高低、路途远近和银根松紧而定。票号在收付款项时，往往借口银色不足或压低份量，取得额外利润。票号汇兑的利润是比较丰厚的。一般情况下，每100两银子，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如此高的利润是今天的金融业难以想象的。如果说，票号发展前期的盈利主要来自汇费收入的话，其中后期的盈利则主要来自放贷利息收入，并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资本的雏形，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末在华从事金融投资的外资银行，一般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经营业务。票号普遍采用的则是信用贷款，这种方式利润丰厚，但风险极大，表面的繁荣往往隐藏了黑洞似的危机。一旦遇到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票号根本无法应对如潮的挤兑，从脆弱的钢丝绳上坠入深渊。看似经营活络的票号在另一方面却十分保守，他们几乎不与外界资本发生关系。这也给他们在遭遇风险时借助外力化解危机设置了障碍。为了实施有力的控制，票号高度自闭、控制严密，内部等级森严。大掌柜一言九鼎，已经产生了某种“黑社会化”倾向。
近代金融 篇3
关键词：诚信文化,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
1 导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充分暴露出一些金融企业在金融创新、经营管理中采取了种种不诚信行为来获取不正当利益,而最终损失却由普通民众、社会来承担,凸显了金融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牢固树立和坚持诚信金融文化的必要性,表明了金融创新应扎根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重要性。
诚信文化发轫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延伸发展,成为影响主体行为、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范畴,对中国经济、社会行为与制度演进有深远影响。金融业作为经济的核心,以货币、信用为根本,立足于诚信社会的根基,与诚信文化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和需求性。诚信金融文化融合传统诚信文化与金融实践的特性,于明清金融革命中衍生发展成形,并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特别是以晋商票号为代表的微观金融主体行为,催生了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金融制度创新,形成金融实践提炼总结金融文化,金融文化影响指导金融实践的传导闭环。金融制度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内涵之一,文化因素对金融制度创新是显著的。
本文首先梳理了诚信文化的起源、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探讨了诚信文化与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继而指出了诚信金融文化的内涵要素。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了近代金融机构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三方面重要制度创新,即金融机构内的股份制与公司治理机制创新、客户信用为先的信贷制度创新、金融机构间的信约公履制度创新。最后,指出了诚信金融文化对当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三方面启示。
2 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
2.1 儒家思想与诚信文化
“诚信”一词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盟誓,盟誓是人类进行自我约束的最初形态。人类早期的“信”观念建立在人对神的信赖基础之上,来源于对神或天的恭敬虔诚态度。如《尚书·太甲下》“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此时的诚信指虔诚,对神要诚实、守信。后来向人际关系转化,同时指向对人的态度。春秋时期,儒家思想将“信”作为五常之一,与仁、义、礼、智共同成为约束人的重要道德范畴。
在儒家思想中,诚信是道德规范、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是安身立命之根本。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輗,小车无车軏,其何以行之哉”(1),曾子在《论语·学而》中也提出“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2)讲的都是诚信的原则,《孟子·离娄上》提出“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中庸》更是将诚信本体化:“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即认为“诚”是天的属性,“人之道”是对“诚”的追求。周敦颐也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3)宋代理学使诚信文化进一步成熟化。朱熹提出一个由内至外,由小至大的为道之序:格物、至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是重要内容。诚信文化一脉传承。
诚信有两重含义:一是主观的行为态度,即现在所说的诚。含义是为人诚实守信。反之为无诚信。此时,诚是诚实,信是守信,也是诚实。二是客观的人际关系体系,即现在所说的信。含义是人们相互信任。反之称为这个社会缺乏诚信。此时,诚是诚实,信是信任。诚是因,信是果,也是目标。
诚信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诚信成为人们立身立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人是社会性动物,基本存在方式是群。结成群的前提就是合作、相互信任。人的本性中如果没有诚信元素,将无从立足于大自然。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频度、深度、广度大大扩展,决定了社会交往对诚信文化的高依赖度,否则,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很难承受。
2.2 诚信文化与金融体系的适应性
金融体系作为货币与信用的综合,服务于商业活动,更是与诚信文化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和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内容。
第一,信用体系的根本在于诚信。从经济的角度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是指“借”和“贷”的关系。信用实际上是以偿还付息为条件的借贷行为,是与商品经济和货币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是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借贷行为之所以发生,借方之所以能借得到贷方的一笔钱或一批货物,大部分是因为对方对你的信任,因此,“信”是信用建立的本源,人与人之间、群体、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根本在于诚信。
第二,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和财富储藏属性决定了金融体系对诚信文化的天然需求。货币不同一般商品,具有一般等价物属性,具有交换任意商品的功能属性,在便利交易的同时也决定了自身的高流动性。而且,货币具有财富储藏属性,是财富分配、调剂、跨时空转移的介质,比一般商品更具社会影响。因此,金融作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信用行为,对诚信的依赖度远超一般信用行为。当个体间的金融行为扩散至整个社会群体,形成金融体系时,其对整个社会的诚信文化有天然需求。
第三,金融体系的风险约束严重依赖于诚信文化。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款方在期限到期时能否如期全额归还本金和利息,这就要求借款人切实具有诚信。此外,金融体系的风险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单个个体的非诚信行为可能影响传染其他个体,继而诱发大范围的信用违约。因此,金融体系的风险约束特别是信用风险的管理严重依赖于金融主体遵循诚信文化。
2.3 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
金融文化,是与金融业相关的人的行为,是主导着金融活动过程中的金融精神,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习惯、金融行为。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中国金融文化的真正起步是明末清初以后,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其主要内容即是诚信、以义制利、和谐、谨慎、创新等。
诚信金融文化是指金融机构、金融业在金融活动中始终秉承诚信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成为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核心根基,在行为和实践中充分体现。
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诚信是金融活动的根本准则和前提要求。金融机构在对内经营管理、对外竞争合作、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应始终把诚信视为根本和前提,视信用为生命,只有在不违背诚信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追求其他,比如利。近代金融机构始终把诚信作为首要根本,清末,优秀晋商的代表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就对信义与利润作过次序排队:那就是“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在金融活动开展过程中,诚信准则一以贯之。
第二,诚信是金融服务及产品的核心内涵。在金融服务与产品创新过程中,诚信既应是对创新行为的规范要求,更应是金融新服务、新产品的核心要素。近代,票号在金融服务及产品创新中绝不敢有丝毫欺诈,汇兑、贷款、代理等业务始终从客户的利益出发,力求最大满足客户需求,以“诚”感动客户,赢得信任。
第三,诚信是对金融主体的本质要求。诚信金融文化要求金融主体真诚待人,信义为重。近代,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坚持诚信无欺,礼貌待客,诚实守信者可成为“相与”,世代友好;山西票号还要求入店徒弟们必须牢记:“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博嫉恨,喜辛苦,戒奢华。”[1]首要是重信义。清代“平遥票号创设于道光初年……,能以久存发达者,实因抱信义勤俭之宗旨”。[2]连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也给予“晋商笃守信用”的礼赞。
第四,诚信是金融制度机制创新的重要出发点。金融制度机制创新始于诚信,在制度设计要素上充分将诚信文化融入,将其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在股权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客户服务机制、同业合作机制等方面基于诚信进行了特色化设计。
3 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理论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近代,金融体系中政府力量相对薄弱,政府行为较少,市场主体力量相对强,近代金融制度创新更多是以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以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基于诚信金融文化在股权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客户服务机制、同业合作机制等方面开展的多种制度创新。
3.1 股份制与公司治理机制创新
3.1.1 股份制创新
在明末清初,中国已有一些商业企业和金融机构,采取了股份制进行了资本筹集,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所有权归投资人所有,经营权授权给其聘用的大掌柜掌控。这种股份制与西方的股份制比较有很大的不同,其基本内容主要是银股与身股结合。人身股机制,即从大掌柜(总经理)到业务骨干,根据能力大小、所在岗位、业绩贡献等确定某掌柜或某伙计股份若干,企业业务骨干的劳动作为资本而“顶股”,叫“人身股”,与货币资本股一起参与分配。人身股与货币资本股享有索取企业利润的同等权利,一起参与企业利润分配。职工只要工作勤奋,没有过失,成绩优秀就可以顶股。一经认可,就将其名字录入“万金账”即股份账,参与分红,从而使得大掌柜以至分号掌柜、大小管事、伙计、学徒无不竭尽全力为票号卖命。
之所以能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人身股”的产权制度创新,与诚信文化紧密相关。大掌柜对股东诚信,牢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赢得股东对大掌柜的充分信任和股权激励。股东与大掌柜之间订有契约,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不论投资者东家,还是受聘者大掌柜,双方均恪守信用,充分体现诚信文化和契约精神的重要内容。
3.1.2 公司治理机制创新
公司治理机制方面,东家对大掌柜授以经营管理的全权,号中的财务、人事、经营等权力全部交给大掌柜,史料记载,东家“将资本交付管事(即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闻问,既不予定方针于事前,又不施其监督于事后,此项营业实为东方之特异之点。”[3]之所以能做到对经营者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与财东秉承传统诚信文化、视“诚信”为人立身之本的理念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讲,正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和社会理念,才使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机制得以充分发挥功能。
3.2 客户信用为先的信贷制度创新
以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为客户发放贷款时,重人信用大于重物信用。票号放款,以信用放款为主,其次是保证放款,很少抵押放款。票号重信用、轻抵押的信贷制度,表示其重视客户的信用,而不看重抵押品的多寡,真正把客户的诚信情况作为考察客户贷款归还可能性的根本性要素,这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在明清时期,大商家以信誉为生命,而且资力雄厚,再加之无合适抵押物,以信用作为贷款核心考察要素的信贷制度创新既是真正从客户角度出发,也是深刻把握了诚信文化内涵的。
3.3 金融机构间的信约公履制度创新
近代,金融机构间严格执行的信约公履制度,也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重要制度创新。明清时期,中国北方金融机构间实行镖局、标期、标利制度,商号之间商品赊销的货款清偿和货币借贷的归还期限,一般按标期确定,到期必偿。标期是商业行会规定的按照镖局押运商品和现银由甲地到乙地的时间计算的期限作为债务清偿期。标期分年标、季标和骡标(即月标)。从西口(杀虎口)、东口(张家口)到山西金融中心太谷县是季标。太谷县一县一标,称为太谷标,周围各县为太汾标(太原府和汾阳府两府),太谷标在前,周围各县在后,标期一到,一切债务必须立即清偿:第一天是银两债券债务清偿,第二天是铜钱债券债务清偿,第三天是银行间“订卯”———即银行间债券债务清偿。不能清偿者叫“顶标”。凡顶标者,即为没有信用商家,以后无人与之往来,即行破产。这种制度,成为山西商人不易之规,这就是晋商的信约公履制度。[4]
信约公履制度的根本是社会诚信,金融机构基于诚信的金融文化和行业自律,自动履行债权债务清算,严格遵守清算期限,按照社会通行的粮标、骡标、季标和年标约期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可见,诚信是商品交易的基础,诚信文化是金融机构生存、金融制度创新的前提。
4 对当代金融机构的启示
4.1 诚信是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根本准则
现代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制度创新时应始终将诚信作为根本准则,在金融制度创新的目的上,明确以信义约束利,突出诚信的重要性;在金融制度创新的流程环节上,突出诚信金融文化的嵌入;在金融制度创新的激励约束上,匹配诚信文化的专项支持,从而促进金融机构制度创新能真正以诚信为规范,以诚信为内核。
4.2 诚信是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创新的核心源泉
微观层面,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创新应着力以诚信金融文化为出发点,在制度机制设计时融入诚信要素,使诚信内化为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推动力,使得金融制度创新具有鲜明的诚信文化烙印。例如,可尝试在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创新中更加强调信用要素识别判断的重要性,而相对弱化对抵质押要素的考察,使得信贷真正回归本源———基于信用的贷款。再如,在法人治理机制完善方面,董事会对经营层的委托代理可尝试引入诚信成本,即在经营层高管薪酬中单列设置诚信专项保证金或股权激励,进行延期支付,董事会不干涉日常经营,只定期听取经营层汇报,董事会下审计部门不定期开展针对经营层汇报的稽核审计工作,如发现诚信违规情况,诚信专项保证金惩罚机制生效,高管薪酬加倍扣减。通过类似基于诚信金融文化要素的制度创新,促进诚信文化在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4.3 诚信是金融机构对外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宏观层面,金融体系内制度创新如金融合作机制、支付清算机制、行业自律机制、金融监管制度创新应在诚信体系的构建、诚信金融文化的培育等方面寻找着力点和突破口,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增强诚信文化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约束力,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创造诚信环境,积极引导,充分发挥金融制度内生变迁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1]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2]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3]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J].中外经济周刊,1925(7):119.
[4]孔祥毅.镖局、标期、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M]//孔祥毅.晋商与金融史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8.
[5]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6]孔祥毅.晋商与金融史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7]陈其田.山西票号考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银行杂志》与近代汉口金融业 篇4
一、《银行杂志》创办及内容
1923年四月,第四届中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汉口举行,社会对于该会亦颇重视,汉口银行公会鉴于本地为扬子江流域中心商埠,上下游金融机关咸聚于此,重要比于沪上。近据于该会仿京、沪公会办法,发行杂志一种,定名为《银行杂志》,每半月刊行一次,与北京之《银行月刊》,及上海之《银行周报》,同为银行业之参考资料[1]。1923年11月1日正值汉口银行公会三周年纪念日,也是汉口银行公会新屋落成之期,于是汉口《银行杂志》应运而生[2]。创办之始,由李孤帆为首创,汉口银行公会会员协助以赞其成,以潘君士浩总编辑之务[2]。其他的主要撰稿人有周沉、黄既明、戴铭礼、何雅忱、厉鼎模等。银行杂志社设在新建成的汉口银行公会新屋之内的第三层。
《银行杂志》创办之初即有其职责宗旨:“杂志之宗旨与日报不同。日报所重独在报道消息,而评论得失次之,研究学理又次之。杂志则不然,介绍学说,阐明理论乃其固有的职责。”[3]因此,从一开始发行《银行杂志》即贯穿这个宗旨,在栏目的编排时就专门设置了论著和译述两个栏目来介绍欧美工商业最新之学识、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由于汉口处于中国之中,有长江湘水之利,四方交通发达,川、黔、湘、鄂、赣、汴、秦、陇诸省进出口货物总汇于此[4],故《银行杂志》在调查内地财政、金融、工商有便利,又设置了本埠商业金融、各地商业金融、经济新闻辑要、调查统计。本埠金融栏目包括本地的芝麻、棉花、杂粮、牛羊皮、猪鬃、桐油等行情和本地金融机构、银行经营状况。各地商业金融及商况栏目其内容来自于各商埠的调查通信,所涉及的城市除了北京、上海、济南、天津、哈尔滨等大城市外,还包括许昌、驻马店、张家口、运城、洪江、宜昌等小城市。杂志的经济新闻辑要着重介绍反映汉口本地经济、工商业消息以及一些日美国家的经济动态。此外,调查统计还包括汉口本地银洋铜元和拆息行市表和汉口国外汇兑行市表。这几个栏目的设置,使得杂志向读者提供的信息量很大,由此来看《银行杂志》无论是对于金融界人士还是经营从事工商业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他们及时了解汉口金融乃至中部地区的金融和经济行情提供了可靠的途径。
《银行杂志》编辑部在后两年的出版中还对杂志栏目的具体设置作了改进,编辑了特别调查报告和公告,这些栏目其内容多余金融业务有关。在短短的四年中,银行杂志还出版了专号和撰述,包括《关税问题专号》《国外汇兑上之收付问题》《我国现代造币局厂沿革考》《票据交换法研究》《银行存款业务述要》,这对金融界人士深入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提供了很大帮助。
二、《银行杂志》对日本、欧美工商学识的介绍
《银行杂志》创办之时,距我国华商创办华资银行尚不过三十来年,距华商银行设立银行公会也只有七八年时间。虽然我国银行业发展呈鼎盛之势,一些银行走上正轨,但对于一大部分银行来说,都存在着缺乏欧美银行先进的管理制度和工商业学识的问题。面对这种境况,《银行杂志》在出版物中用大量的篇幅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以供银行业和工商者借鉴。尤其是对日本金融界情况的介绍,更为我国工商银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发。《银行杂志》第三卷第四号就着重发表了婁廷桢的《劝业银行参观记》,针对吾国虽有劝业银行及农工银行之设立,而其营业则多与商业银行相混,故农工业者仍未融通资金之效,此我国农工业之所以不进步也,介绍日本劝业银行的营业及其债券课之组织及职务,给我国以参考。文章介绍了日本劝业银行设立的目的及其沿革,日本劝业银行设立于明治三十年,图以农工业之发达改良与地方公共团体之振兴,而供给低利长期之资金为目的而设立之国家特设机关也[5]。故劝业银行一开始专以田烟工厂等不动产为抵押而融通资金,并随着银行的发展和农工业的进步逐次扩大贷款范围。如明治三十六年对于耕地整理组合,明治四十三年对于水产事业及其产业组合,都认为是地方公共团体而通融资金。吾人不查所由来,而好从事于伟大企图,不肯循序渐进,依风会而变迁,以故逡巡观望,卒无有成。文章指出应从劝业银行的缓缓发展中获取经验的重要性。此外,该文还介绍了劝业银行的营业资金来源,面对资金短缺的问题,劝业银行采取了发行劝业债券的做法,文章对发行债券的种类、面额、利息、发行价格、利率等各个方面做了详尽的介绍,认为这些做法为我国所急宜效仿者。
在介绍日本劝业银行情况的同时,《银行杂志》也重视对欧美金融界的介绍。1923年第一卷十五号开始,即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戴铭礼撰稿的《美国联合准备银行制度概论》,着重介绍了美国银行的联合准备信用制度,此外,《银行杂志》还刊登了《美国票据交换所之特点》《英国票据交换所之制度》《美国公司债券概论》《德发债票问题》《德国大银行之组织部》等文章,对欧美各银行机构和金融制度的一些特点作了介绍。
《银行杂志》对日本、欧美国家银行情况所做的介绍,开阔了国内银行界的眼界,为其进行制度创新和业务开展,提供了借鉴和方法,让我国银行界人士看到差距和自己的不足,为他们学习追赶外国作了指引。
三、《银行杂志》对华资银行现代化制度和金融改革所做的努力
近代华资银行创办后,大都形式上模仿和沿用近代西方银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业务。由于中国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现实环境,传统的金融机构经营方式仍然存在,并具有很大势力,对新式银行经营产生影响,例如由传统钱庄沿袭而来的信用放贷,在各银行放贷业务中占有很大比例,即为其表征之一[6]。由于中国还未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处于一种混乱尴尬的中间状态,银行的色彩必然不同于西方银行。此时的资本市场还未发达,信用制度观念尚未完全建立起来[7],在信用贷款一块对于银行业来说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尤其是当出现金融风潮时,银行业几乎面临之毁灭性打击。为了完善银行业的信用,《银行杂志》创刊之初就注重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刊登数篇文章来唤起银行业的注意,对华资银行业进行思想启蒙。杂志先刊登了《信用调查篇》[8],对整个银行业的信用额度和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考量,另外又相继发表了《银行信用发展之限制》[9]《信用放款之限度》[10]《[10]信用借贷与市场交易之关系》[11]等文章,对银行完善专门机构开展信用调查进行具体指导。由于《银行杂志》不遗余力的宣传,汉口中央银行分行,汉口交通银行率先设立调查机构,开展信用调查,并逐渐为其他一部分银行接受。
此外,在汉口金融业的现代化过程中,银行业也经历了一系列创新和改革,其中票据交换所的建立和币制改革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改革,在这两次改革中,《银行杂志》作为发表金融言论的专业刊物,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近代华资银行建立后,由于同业之间没有自己的票据清算机构,只能依靠钱庄代办,这种清算方法给银行业带来许多不便,使得银行业的命运掌握在钱庄手里,为此在银行业强烈要求建立票据交换所。《银行杂志》业参与其中,对票据所的建立呼吁,厉鼎模《上海拟设票据交换所之根本研究》、沉刚的《我国票据法草案述评》等相关文章强调了设置票据交换所的意义,从理论上阐述了建立票据交换所对于金融业发展的作用,这无疑为票据交换所的最终成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币制改革方面,《银行杂志》走在舆论的前列,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币制改革的文章。1927年,《银行杂志》的第四卷十九号发表了《改革中国币制议》一文,指出:中国币制有待于改革久矣,阐述了币制改革之刻不容缓,并阐述了改革币制之步骤,建议组织改革币制委员会,并阐述了币制委员会的组织原则、人员构成及使命等。在下期二十号时,《改革币制问题》一文介绍了改革币制问题中所发生重要问题之讨论,文章指出只有先做好这四个问题的解决,即货币本位问题、单位问题、收回旧币问题、推行新币问题,中国的币制改革才能产生良果。作者对于改革币制具有一线贯通之计划,先之以改革之步骤,继之以各问题之讨论,而殿之以收回旧币与推行新币之方法,最后则关于新旧二币交替时期,市面通货之供给问题亦略有讨论。由此可见,在改革币制的问题上,《银行杂志》从步骤制定到具体问题提出和解决都做了详尽的说明和解释,对于扫除一些人心理上的迟疑,乃至推动币制改革的真正实施,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近代金融 篇5
关键词：近代,外源性金融危机,原因,警示
金融危机或恐慌是指突发性的而且几乎涵盖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的恶化。金融危机按其爆发的特点, 可以分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债务危机、资本市场危机、银行业危机、综合性的金融危机。西欧在1551—1866年间大约每10年爆发一次周期性的金融危机[1]。而在1618—2008年间欧美亚洲地区爆发53次较著名的金融危机, 大约每7.3年就爆发一次金融风潮[2]。金融危机的爆发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或伤害。
一、近代中国外源性的金融恐慌频仍爆发
在中国近代109年的金融发展史上, 爆发的较大的金融危机有23次, 平均每4.7年就发生一次。其中受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由国内外因素共同催生的金融恐慌主要有7次, 占到总数的30.4%。另外, 受其他外来因素影响、由国内外因素共同促成的金融恐慌还有5起, 占总数的21.7%。这样, 由涉外因素影响而酿成的金融恐慌达到了12次, 占到该时期金融危机总数的52.2%。这些外源性的金融恐慌是:
(1) 1856—1860年金融恐慌。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攻占京津的影响, 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等地区的票号撤庄及收缩业务, 酿成大规模的金融恐慌。 (2) 1866—1867年上海金融恐慌。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引发的国际棉业投机和危机波及到上海, 上海部分洋行、外商银行、钱庄因从事棉花和外汇投机失败和倒闭, 酿成恐慌。 (3) 1871—1874年上海金融恐慌。1871—1873年间的普法战争、巴黎公社起义、锡兰茶叶和日本生丝对中国丝茶出口的竞争、187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 导致经营丝、茶出口贸易的华商亏赔倒账。1873年后, 世界白银对黄金的比价下跌, 中国银两对金本位制国家货币的汇率下降, 贸易条件恶化, 对外支付压力增大。华商亏损影响钱庄业的安全, 外商银行短期内对钱庄收缩信用达到300万银两, 以致银根趋紧并酿成金融恐慌。 (4) 1878—1879年上海金融恐慌。1877年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1878年英国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影响华商对欧洲的丝茶出口;1877年上海外商银行库存银根有540万两, 而左宗棠西征借款和印度水灾救济款就使得外商银行从上海市面分别汇出了300万和100多万两现银, 银根因此紧张;外商银行为投机牟利而控制对钱庄的放款以抬高利率, 致使钱庄、商号的资金链断裂, 酿成金融恐慌。 (5) 1883—1884年上海金融风潮。1882—188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 中国出口商经营亏损, 胡雪岩等华商在与外商争夺生丝贸易价格决定权的斗争中失败并倒闭, 引发信用危机;矿局股票的投机从上海货币市场吸走了大约300万两资金, 参与股市投机的上海钱庄遭受损失。票号、外资银行、钱庄出于安全考虑纷纷收缩信用;外商银行勾结钱庄联手抬高利率, 人为制造银根紧缺;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 市面银根更加紧张, 终于酿成全国性的金融恐慌。 (6) 1894—1895年金融恐慌。甲午战争失利, 日军侵占东北大片土地, 东北地区经济生活受到破坏, 京津及关内重要商埠均受战局影响, 票号撤庄、收缩信用, 致使商业停滞, 汉口等地钱庄倒闭, 酿成金融恐慌。 (7) 1900年金融恐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导致东北、华北的银钱业和商号被劫掠, 账局、票号撤庄回籍, 收缩信用, 南北各省主要商埠的工商业停闭, 全国陷入金融经济恐慌之中。 (8) 1903年中国通商银行挤兑风潮。日本人上田等六人在大阪伪造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并将其投入市场流通, 败坏中国通商银行的信用, 以致部分钱庄拒绝接受该行的银行券, 商民挤兑通商银行券。 (9) 1908—1909年金融恐慌。1907年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发生的货币信用危机阻碍中国出口, 日俄战争后外资和外货的卷土重来, 国际收支逆差加重, 民族工商业陷于沉寂;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辞世, 人心恐慌, 市面银根趋紧;天津、上海、汉口、镇江等地的部分华商与钱庄因无力偿还洋行的贷款而破产, 酿成1908—1909年的多起金融恐慌。 (10) 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1910年美国人麦边等不法外商利用“蓝格志公司”进行橡皮股票投机诈骗, 致使参加股票投机的钱庄商号遭受重大损失。票号、中外银行因此收缩信用, 各地银行发生挤兑, 源丰润银号等一批金融机构破产, 酿成金融恐慌。 (11) 1921年信交风潮。1921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中国的外贸形势逆转, 民族工业从繁荣走向衰落, 社会游资增多并流入证券行业, 国内出现证券物品交易所和信托公司投机热潮。许多参与投机的信托公司、交易所、商号及个人因为投机失败而倒闭或自杀, 最终酿成了损失资金多达2亿元的金融风潮。 (12) 1935年金融风潮。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美国白银法案的出台, 使得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国内爆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并恶化为金融危机。
二、近代中国外源性金融恐慌爆发的原因
近代中国外源性金融恐慌的成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国际收支长期逆差和币制落后引发债务危机。
1816年英国率先实行金本位制, 1873年德国利用普法战争后法国赔付的50亿金法郎的巨额外汇成功地实施了金本位制改革, 此后, 英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实行金本位制改革。1897年日本利用甲午战争后清朝赔付的2.3150亿两白银 (折合英金3 800万镑) 的巨额外汇也成功地进行了金本位制改革, 各国的金本位制改革使得国际金价不断上升而银价趋于下跌。
国际市场金银比价的变动走向使得1935年以前仍实行银铜复本位制和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 (海关两) 的对外价值即汇率不断下跌, 而本币汇率的下跌又加重了中国的外债负担。每到支付外债本息的时候, 国内白银就会大量外流并引发国内的通货紧缩, 利率上升, 工商金融企业因财务负担加重、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 进而酿成金融恐慌。1871—1874年的上海金融恐慌、1878—1879年的上海金融恐慌、1908—1909年的金融恐慌、1935年大规模的金融恐慌均与币制缺陷有关。
2. 外国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导致商业和社会恐慌。
1840年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战争期间, 商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 投资经营的风险加大, 人心慌骇。为避免损失, 金融机构纷纷收缩信用, 提高利率, 致使工商业者融资困难, 资金链断裂并酿成金融恐慌。1856—1860年的金融恐慌、1883—1884年的上海金融风潮、1894—1895年的金融恐慌、1900年的金融恐慌就分别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影响有关。
3. 外资银行的投机操纵引发金融恐慌。
鸦片战争后, 中国的外贸逆差、对外赔款、资本外流规模日益扩大, 国际收支因此长期逆差。大量白银的净外流或集中到通商口岸的外资银行手中, 不仅造成了国内银根的收缩, 而且还使得外资银行得以控制中国的银根, 进而通过其与钱庄建立的资金拆放关系来控制买办化的钱庄业及中国的货币市场。外资银行经常与钱庄联手操控贷款和哄抬市场利率, 人为制造金融恐慌。1871—1874年的上海的金融恐慌、1878—1879年的上海金融恐慌、1883—1884年的上海金融风潮均与外资银行的投机操纵有关。
4. 国外爆发的金融危机传染中国。
1840年后, 中国经济日益开放并逐渐沦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每当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 外国资本就通过国际收支渠道向中国转嫁危机, 以致中国内外贸易形势恶化, 工商业者经营亏损或倒闭, 由此引发债务问题和信用收缩, 最终酿成金融危机。1866—1867年的上海金融恐慌、1871—1874年的上海金融恐慌、1878—1879年的上海金融恐慌、1883—1884年的上海金融风潮、1908—1909年的金融恐慌、1921年的信交风潮、1935年的金融风潮均与此有关。
5. 外部势力恶意的操纵和破坏。
外部势力出于私人或国家利益有意操纵、破坏中国的货币与金融, 人为制造金融恐慌。这类恐慌主要有1903年中国通商银行挤兑风潮、1921年中国、交通银行第二次银行券停兑风潮, 占总数的8.70%。
6. 国家主权沦丧, 政府对外资金融业的监管不力。
半殖民社会的中国经济与金融主权不完整, 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无力对享有治外法权保护的外资金融业施加有效的监理, 难以遏制外商的金融投机活动并防范金融风潮的爆发。1866—1867年的上海金融恐慌、1871—1874年的上海金融恐慌、1878—1879年的上海金融恐慌、1883—1884年的上海金融风潮、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均与外商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操纵以及中国政府的监管不到位有关。
三、启示
综上分析可知,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传染不仅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 而且在近代中国这类金融恐慌还为数甚多, 危害巨大。目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都比较高, 因而国际金融危机也会通过国际收支和信心等渠道传染中国。
控制外源性金融危机的爆发, 首先需要政府在坚持经济对外开放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与金融主权;对内外资金融机构实行监管上的国民待遇。其次要谨慎开放金融市场, 稳妥推进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开放;完善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和控制机制;建立符合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引导和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合并重组, 提高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走内需增长型的发展道路, 适当降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 阻隔或减少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国际收支渠道对中国的冲击。再次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为经济和金融发展营造宽松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央银行调控货币的政策有效性, 建立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 稳定人民币的内外价值, 增强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努力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 控制外债规模, 优化外债结构, 避免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最后,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下, 中国人民银行还要会同国内外的执法部门严厉打击境内外伪钞集团伪造人民币、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活动。
参考文献
[1]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7: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