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性形成（通用9篇）
功能性形成 篇1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对新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大,促使教育理念发生相应变化,受教育者在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凸显,以及三维目标的提出,隐性课程在教育育人方面的重要意义得到更多体现,逐渐受到教育界和课程理论家的关注。但是,我国关于隐性课程研究的历史很短,隐性课程教育还很不成熟,有待于我们更深入、更广泛、更全面地进行探索和研究。
一、隐性课程概述
1.隐性课程的涵义
隐性课程也叫做“隐蔽课程”和“非正式课程”等,从广义上来说,是学校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相对于“显性课程”来提出的,潜在性、非预期性和广泛性是其最主要特征。之所以称之为“隐性课程”,是因为它不在课程规划里面反映,不一定通过面对面的教学进行,对受教育者的情感、信念、意志、品质,知识、行为以及价值观等都有一种潜移默化作用,能够促进或者是干扰教育目标实现。[1]
笔者认为,隐性课程是学校情境中以间接的、内隐的方式呈现的课程。隐性课程是相对于显性课程而提出的,其与显性课程的最明显区别在于无意识、无计划。所以说,隐性课程更具广泛性、复杂性、隐蔽性和非预期性等特点。隐性课程主要是指教育过程中由物质、文化、社会关系等要素构成的教育环境,它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
2.隐性课程的构成要素
从隐性课程所涵盖主要内容的空间意义上来说,可以分为校园内和校园外两种范围。校园内隐性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建筑、设施、制度以及文化等物质、组织和心理诸多方面的内容。物质方面的隐性课程内容是指为了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或者是具体化的教育目标而建设的物理空间环境,也就是通过实体的物质构成来表达一定的思想和理念。比如学校建筑,甚至是建筑的造型、颜色,校园的设备、景观以及空间布置等,甚至是校徽、校服,这些都是隐性课程的内容。经过精心设计和规划的物质空间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隐性课程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制度方面的隐性课程内容是指为了规范和约束受教育者行为,为了激励、鞭策和塑造被教育者的思想,学校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培养和教学目标,制定相关的组织纪律,建设相应的管理体系,以及利益分配制度等,进而形成学校的约束机制。文化和心理方面的隐性课程内容是指为了给受教育者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环境,干预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塑造,学校需要一种具有导向意义的精神文化诉求,涵盖了学校领导层教育思想、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教职员工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以及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校风、班风等。这些内容是精神层面的,逐渐对受教育者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帮助其形成独立心理品质和健全人格,同时也成为隐性课程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校园外的隐性课程内容来自家庭和社会各个层面,是校园内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补充和扩展,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育人功能。
二、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形成
教育的实施方必然会根据其教育目的对隐性课程功能需要、教育目标及其内在特质,进行科学规划与设计,才能形成隐性课程的育人功能。
1.隐性课程系统内部各要素的优化
一是建设良好的物质空间,优化育人物理环境。有关专家做过这方面的实验,证明了学校物质环境对学生的思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阳光明媚、花木茂盛就会让人心情愉悦、思维敏捷;宽敞明亮的教室、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气息浓郁的建筑风格,会让学生们精神舒畅、心情开朗。二是完善合理的制度体系,优化育人约束机制。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教学育人亦然。就制度本身而言,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意义,完善的教育制度体系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三是营造优秀的文化氛围,优化育人精神导向。精神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精神导向对受教育者的人格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良好的校风、班风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品质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四是学校内外综合治理,合力打造育人环境。受教育者是一个个流动的个体,所处的环境在发生变化,单方面的作用力很可能在另外的一个环境下被反作用力所抵消,根据隐性课程的广泛性特征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治理,让无处不在的隐性课程发挥其积极作用,形成合力,为受教育者打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2.隐性课程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优化
隐性课程的结构呈层次性特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简至繁,从物质到心理,是从外向内递增、递进的,具有潜在性、非预期性和多样性等特点:一方面隐性课程是潜存于正式的教学课程、学习活动背后的,自觉不自觉之中就接受了影响,不会产生逆反心理,当然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反之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隐性课程的影响力往往是教育者意料之外和不可预期的,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时,就会向积极方面发展,消极因素占主导了,相反会向消极方向发展;还有就是隐性课程对人的影响是全面的,尤其是对内在的思想和品质方面影响更为突出。所以我们必须在认识隐性课程系统内部结构特征和相互关系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优化,才能实现诸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首先是物理环境服从于精神文化的要求,良好的物理环境又提升了精神文化。所以说,物质环境是基础、是载体,只有打好基础,精神文化才有所依托。其次是精神文化依赖于制度体系的支撑,完善合理的制度体系又促进了精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就说明制度体系所形成的约束机制是隐性课程系统的重要结构内容,是前提条件,只有首先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谈及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形成和释放。三是以校园内为主、校园外为辅,二者是主从关系,但也相互作用。
三、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释放
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四个层面:教育者、被教育者,课程体系内部和外围。千方百计去激活不同层面的隐性课程育人功能因素,来暗示和刺激被教育者的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这正是需要我们研究和尝试的。隐性课程具备广泛性、复杂性、隐蔽性和非预期性等特点,表现为正反两个方向的作用,最大限度发挥隐性课程的正向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其反向作用,即发挥积极因素,抵制消极因素,才能实现其功能的有效释放。
1.教育者要深入领会隐性课程
从教育者的层面来说,一是教育管理者,二是教师队伍。作为教育管理者只有首先深入领会隐性课程,才能对对其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设计。作为被教育者,他的个性品质,是在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共同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但是一直以来隐性课程往往被忽视。相较于显性课程,隐性课程对受教育者的心理和情感方面的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而,作为教育管理者,首先要对隐性课程的设计与优化高度重视,将其研究和设计的内容,纳入教育总体规划之中,有针对性地明确其目标、内容和评价标准等。然后是隐性课程设计规划本身,必须掌握“宽松、和谐、融洽和亲切”的原则,以求适应青少年活泼好动、兴趣广泛等特点,让受教育者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满足精神生活需求。
另一方面是要重视教师队伍在隐性课程育人功能释放中重要作用的发挥。身为隐性课程的设计实施者,教师的个人魅力和良好的师生关系同样是潜在的一种教育因素,教师更要对隐性课程深刻认识和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地设计和优化潜在的教育因素,促使隐性课程育人功能得到有效释放。
2.教育者要有自我提升意识
作为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教育对象,受教育者才是教育主体,隐性课程只是一种外部条件,需要通过受教育者的内部因素才能产生作用。所以说,受教育者对外部因素影响的反应,直接体现为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效果。由此可见,受教育者自我提升意识至关重要。就当前而言,受教育者的主体是青少年学生,他们正处在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时期,认知能力迅速发展,个性逐渐成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初步形成,对情感的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力提高,可以说是自我提升意识需求非常旺盛的阶段,良好的物理环境、完善的制度约束、向上的文化精神引导,以及来自家庭、社会各层面的“正能量”作用,潜移默化的结果就是受教育者自我提升意识的被唤醒,并自然而然地产生朝向更高层次的需求。这就为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作用发挥提出了更高要求,再作用于受教育者,才能达到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有效释放。
3.处理好显性课程功能和隐性课程功能的关系
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课程体系,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两者之间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通常以二者合力的形式出现和发挥作用的。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补充,只有在目标一致、协调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佳功能和效果。笔者认为,一是二者关系非常密切,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不能人为剥离,其实相比较而言,只是显性课程更侧重于知识和技能层面,而隐性课程则主要是情、意方面,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二是两种课程也不是恒定不变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会发生相互转化,表现为一旦被人充分认识,再提高、再强调、再突出,就会转化为显性;反之,某些显性课程不被重视,也会转化为隐性。三是二者互动互补,并非主次关系。四是隐性课程更具备不可预期性,对显性课程的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能促进显性课程的发展,也能妨碍甚至是破坏显性课程功能。最理想的效果应该是二者处于“和协”状态。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二者在育人功能上的互补关系,不断探索二者互相融合的有效途径,发挥合力,才能实现我们的教育目标,培养出21世纪的适用人才。
4.协调发展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的隐性课程
科尔伯格认为“家庭、学校和广大的社会道德气氛”也是“潜在课程”。在我国教育史上,“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典型的家庭隐性课程范例。另外,就当前比较突出的网络环境问题,一些乌七八糟的网络垃圾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形成严重威胁,形成对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反作用力,这就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隐性课程。由此可见,隐性课程不仅仅存在于学校之内,它还广泛存在于学校之外的广阔生活天地之中,同时涵盖了家庭、社会中以暗示、内隐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教育因素,内容非常宽泛。社会中的各种文化景观、世俗风气等也影响着学生的意识形态,各种文化思潮和思想变迁等也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态度,同时学生也有形无形地从各种社会影响中获取经验。根据隐性课程的广泛性特征,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办学理念,实用性、教育性、艺术性相结合,在综合治理校园环境的前提下,还必须重视社会、家庭环境的营造。只有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齐抓共管,协作联动,才能构筑起牢固的“防火墙”,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总之,隐性课程是一种强大的教育力量,在潜意识教育过程中具有不同于正规课程的独特作用。在教育实践中,只要我们加强隐性课程建设,处理好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的关系,积极释放其育人功能,必然会收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功效。
参考文献
[1]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陈立春,心理健康教育隐性课程及其设计与优化[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09(11).
[3]方绍正,校园物理环境在高校隐性课程中的作用[J].科技资讯,2006(26)。
[4]何玉海,课程改革中隐性课程的作用不容忽视[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2).
[5]屈一泓,高校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衔接途径探究[J].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学报,2007,21(2).
[6]曲真真,开发隐性课程资源优化音乐教学结构[J].中国体卫艺教育,2008(6).
功能性形成 篇2
东升二中
随着人们教育思辩的成熟,不少人己意识到必须从整体上来认识现代教育的功能。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的整体功能,首先就必须进一步完善教育的文化功能,因为文化功能作为现代教育最基本的功能,它是教育整体功能释放的基础。本文试从普通学校教育的角度，就上述问题作些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教育文化功能意义论
1、教育文化功能之涵义
教育是传承人类文化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教育与文化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姐妹。教育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有效地传递和发展人类文化，其二是加速实现人的社会化；其三是有力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从尝.体上说，教育文化功能的形成是以文化知识为内核的，其释放是以人为载体的，其完善与否是以社会效益为唯一标准的。
什么是文化，历来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广而言之，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见《辞海》“文化”条)，而学校教育意义上的文化则主要涉及人类的精神财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对文化下过一个较有权威性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已包括知识、信仰、道德、艺术、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为了具体分析，社会学家通常把文化归结为五太要素：语言符号体系、知识技术体东、行内习惯体系、价值规范体系、信仰宗教体系。从文化的构成要素来看，学校教育的内容即涉议了人类文化的基本范畴。
一般地说，影响教育文化功能形成与释放的主要因索有：学校传授的文化知识的框架是否完整，文化知识的传授是否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为标准；传递文化知识的手段与形式是否有效,学校及社会对人才的选择与分配是否合理。由于文化知识是构成教育文化功能最基本的内核，因此，教肖文化功能释放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教育内容的完整与否。这就要求普通学校课程的组合必须贯彻基础、系统、精选、科学的原则。总之，学校教育的过程，既是传承、整理人类文化的过程多又是创造、更新人类文化的过程。
2、教育的文化功能是教育整体功能释放的基础
现代教育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多方面的功能，但教育整体功能的释放必须以文化功能为基础。
首先，从教育经济功能的形成与释放来看。教育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地不是依靠自然资源、资金设备等物质条件，而是靠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科学素质，通过人使科学技术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对普通,教育来说，其经济功能的形成与释放主要是通过文化科学技术在全体学生(未来劳动者)中的普及，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科技水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于人的智力开发和科学技术的更新，因而可以说，离开了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传授,教育的经济功能就成了无本之木，现代经济的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再从教育政治功能的形成与释放来省。所谓教育的政治功能，其核心是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认同一定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一定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伦理现念、法律规范和社会规范，从而维护一定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权延续。而这一切，无不以文化知识为基础。列宁曾深刻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没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列宁全集》第33卷第55页)最后，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教育整体功能的形成是以文化知识为媒介的，而其释放，必须以入为载体，这是教一育的本质规定。一方面，实现人的全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人对文化科学知识的掌握，如果撇开社会等其他因素不谈的话，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与他所掌握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多少是成正比的。另一方面，教育功能释放量的大小，与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作用的多少也是成正比的；而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人类文化的精华。正是在以上意义上说，人的全而发展也好，教育整体功能的释放也好，都必须以文化科学知识为底蕴。
当然，说教育的文化功能是教育整体功能得以形成与释放的基础，并不意味着文化功能可以取代其他功能，而无非是为了强调文化功能的基础性，从而使教育的整体功能发挥得更实在、更有效。实际上，教育的功能是一种整合功能，其任何一个方面的功能，都是与其他方面的功能相辅相成的。
3、教育的文功能是动态发展的
教育的文化功能不会一成不变，其内涵是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文化本身也是在不断生发、不断更新的，以人类文化精华为内核的教育文化功能，当然也应不断地发展变化。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加快，人类文化积累的速率不断加快，新的知识、新的文化元素以加速度的状态不断涌现，这就决定了为传递文化、适应社会发展为本旨的教育文化功能也必须保持动态的发展，以很好地完成它的本来使命。
第二，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机政治的反映，因此，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文化的需求及其选择标准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决定了对人的社会化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在不同制度的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的不同意志，对文化的选择和对人的社会化的要求会出现迥然不同的标准，这一点自不待言。就是在同一社会中的不同历史时期，这种标准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侧重,如我国五十年代的标准同八十年代标准相比,就反映出很大的不同。正是由于社会与时代对文化的选择以及对人的社会化的要求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人参与社会生活作准备的教育，其文化功能当然也应该是动态的发展的。
由于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不可能绝对同步(因为教育对文化有一个选择、整理和吸收的过程),所以，教育相对于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是正常的，但是这种滞后性绝对不能凝固化一一从另一面看，正是由于这种滞后现象的存在,教育的文化功能才需要永远保持动态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总体上得到两点启示：其一，教育的文化功能是现代教育最基本的功能，因此，任何对教育的期望值，都必须以此为前提，这也可为说是教育的本质规定之一，任何舍本逐末的做法一一比如出于一时之需而片面地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一一到头来必然会影响到教育整体功效的发挥。其二，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是发展的，因此，教育的内容也要相应地不断更新、不断发展，“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昌氏春秋·察今》),这些古训，很值得我们借鉴。
二、教育文化功能窄化论
毋庸讳言，现行教有的文化功能严重地窄化了，其集中表现是：教育在传递人类文化精华,促进人的社会化，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日益弱化。如前文所述，影响教育文化功能形成与释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试就此作些具体分析。
1、知识体系的凝固化
教育文化功能的正常形成与释放是以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为前提的，但几十年来，我们学校教育所传授的知识体系却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自循环系统。
从开设的科目看，五十年代的课程结构与八十年代的课程结构，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数量上都没有实质的变化，这种几十年一贯制的课程结构,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教育传递的文化远远落后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如果说，课程开设的多少与文化的实际蕴含量没有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学科知识更新的程度则更能说明问题了。几十年来，多数学科的知识体系也没有多大程度的更新。以与社会文化发展联系相对密切的人文学科为例，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与事件，很少或者没有纳入学科知识体系，甚至有些有违历史原貌的东西，还在课程中被传授。另外，由于知识体系的自我封闭与僵化，致使人类文化发展中产生的许多具有基础性质的新文化元素也被排斥于课程之外。如环境科学、生计科学、思维科学，以及自然学科中一些基础的新兴学科与边缘学科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学校课程一无变化，事实上我们也在不断地作些修修补补，但这种变化相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需要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从总体土说，几十年来因循守旧，课程内容日见庞杂，知识程度日益艰涩，学生负担不断加重；而另一方面，学校课程对人类文化的载负量逐渐下降，教育的文化功能日见衰微。
2、课程标准被异化
学校课程是教育目的的具体体现，它根据一定的目标把各种文化物质组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课程框架。因此，课程标准被执行的信度与效度，对教育文化功能的完善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客观地看，对现行的各科标准，《教学大纲》中都有比较准确的表述，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导致课程标准跟教学实际严重脱节，在一定程度上教学实践甚至制约了教学目的的实现。
如语文学科，本应是使学生具备理解、表述等社会交际能力，但实际教学却大多纠缠于词语分析与华而不实的文章作法，如数理与自然学科，本应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认识自然的能力，以及形成良好的逻辑思维与空间想象能力，但实际教学却充斥着大量的习题演练，如社会学科本应是让学生积累一定的社会经验，提高认识社会的能力，但实际教学却被支离破碎、不成系统的知识传授所主宰；如德育学科，本应是知、情、意、行并重，旨在让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行为，但实际教学中情意与认识被严重割裂,以至造成部分学生的双重人格；如美术学科，本应是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但实际教学却主要被美术所替代。
凭心而论，出现上述现象的责任，主要责任不在教师，作为以传授知识为天职的教师，心中未必没有课程标准，未必不想执行课程标准。问题在于：片面的价值导向、不公正的评价标准，使得教师身不由己，无能为力一一这是课程标准被异化的实质。
由于课程标准被异化，使得知识的文化价值被贬低了，其结果自然是教育文化功能的窄化。
3、学校教育的文化环境缺乏必要的矫饰
学校教育的文化环境，是指校园文化、教育媒体以及一切影响文化知识传授的因素。大致来说，可以包括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学校中的人际关系、校风校貌以及校园环境布置等；如果放得更宽泛一些，我们不妨把教育的条件与手段也看作是构成学校教育文化环境的因素之一。学校教育的文化环境主要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因素,每时每刻，无所不至地影响着学生对文化知识的掌握、行为习惯的形成，乃至人格的完善。然而在我们目前的学校教育中，对文化环境的矫饰是普遍被忽视了的；学生的课余生活大都缺乏生机与引导，学校内的人际关系很难得到有意识的矫饰，校园风貌往往游离于学校教育整体之外，另外，教育条件的不完善与教学手段的陈旧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说，原有的教育条件与手段是符合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学需要的话，那么，再以这样的条件与手段来提高学生的智力，就难免显得捉襟见肘了。由于学校教育的文化环境缺乏必要的矫饰，不但影响了文化知识传递的效率，而且它本身还造成了学生文化内蕴的某些缺损。
4、学校教育模式严重封闭
目前，学校教育“围墙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日益呈分离状态，其后果是：学生所掌握的文化知识与社会生活日趋隔离，缺少将所学到的文化知识融合贯通地应用于社会实践的能力。从理论上说，文化知识是客观存在的，本身不存在升值与贬值的问题，但由于它以人为载休，一旦加入了人的因素，客观上也就造成了文化知识的增值与贬值现象。从这一点看，学校教育模式的封闭就必然会导致教育文化功能的窄化。
5、学校教育没有形成合理的选择与分配机制
所谓学校教育的选择与分配机制，通常是指学校根据每个人的天赋条件和发展趋向，施以合理的教育，使每个人的智慧和能力与他未来的职业、专业相适应，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由于合理的选择与分配从根本上是受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所制约的，因此，根据我国的现状，要让每一人都做到各有所学、人尽其才就未免太理想化了。但是，就是在学校内部，也有一个合理地选择与分配的问题，即是否在可能范围内做到了因材施教、各尽所能。现实是难以令人乐观的：我们的学校教育太强调统一和共性了,我们的教育所面对的是群体，而非作为认识个体的人，我们的学校教育太缺乏灵活性与应变性了，成了铁板一块。学生一旦入了学，不管他们天赋条们如何、努力程度如何、智力发展水平如何，他所面对的是同一的知识体系，同一的要求与标准，从本质上说，他是无所谓发展与选择的机会的，唯一可做的，是身不由己地挤上升学的小道。木来应该掌握更多文化知识，对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人，苦于没有这样的条件；本来由于某些方面不如别人，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同样可能学得实在有用的人，苦于没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样一来，文化知识的价值就难以充分体现，人对文化知识的载负能力也相对下降，这不能不说是导致教育文化功能窄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6、人的总体素质下降，教育的社会评价不高
由于上述因素，人的总体素质下降就成了必然结果，这也是教育文化功能弱化的主要标志。学了语文不会规范地写信、写产品说明，不能顺畅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学习数理化不懂数量单位的换算，缺乏起码的生产和生活常识，不能解释正常的白然现象；学了历史不能正确地评价历史，讲不清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学了地理在生活中分不清东南西北,不了解地貌与资源；学了政治不懂得辩证的看问题，缺乏起码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感；一个读了十年左右书的人，走向社会后无论在心态上、体质上还是智力结构上，都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据《上海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有关课题组的抽样调查，这样的人占了70%以上。
维系社会对教育评介的唯一杠杆是教育的社会效益，而决定教育社会效益的根本因素是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质量。人们常常感慨于这样的现象:社会生活中的成功者有相当数量不是学校中的佼佼者----这种二律背层观象不正是教育文化功能弱的有力佐证吗?“读了书无用一一无用就不读书”,这样的怪圈一旦形成，势必造成两种后果：一是片而追求升学率之风愈演愈烈；二是厌学、辍学之风汹涌泛滥。
从表面上看,导致教育文化功能窄化的直接原因似乎是片而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因为这股恶潮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使得教师无意于正常的教，学生无心于正常的学。但进一步深究，“片追”本身也只是一种浅层原因，它不是以全部涵盖导致教育文化功能窄化的根源。教育界不少人习惯于把“片追”归咎于社会原因，这里面固然有社会方面的因素，但与其说“片追”是纯粹的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更主要的是教育体制自身的问题一一试想，教师也好，学生也好，社会舆论也好，其价值取向都是随教育的选才行准、评价标准的转移而转移的，而我们的评价体系作的是如此的导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向社会一推了之。
因而可以说，呀致枚含文化功能窄化的更深层、更潜在的原因，在于僵化的教育体制是一种大一统的体制，大到办学模式、培养目标，小到课程设置、学科标准、评价指标、教学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都不等越雷池一步。正是这种统一到底的体制模式，使得教育相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缺少一种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机制。社会在进步，文化在发展，这就必然要求教育要有适应其变化的机制,而现行教育恰恰缺少这样的机制一一这就是教育文化功能窄化之根源。
三、教育文化功能完善论、完善教育文化功能的前提是改革现行教育体制的管理模式
为完善教育的文化功能，就必须建立起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机制的教育管理体制。
其基本思路是：改变国家一统到底的教育管理模式，变课程的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变行政的层层控制为宏观调控，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
其主要措施是：第一，转换课程的管理模式。根据国家提出的基本课程标准和评价指标,学校有权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增减课程，实现学校课程的动态化和实用化，以增强学校教育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适应性。第二，转换学校的目标模式。以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之实际需要作为选择课程的基本准则，真正实现由升学目标向素质目标的转换，以有效地完善学校教育的文化功能。第三，转换人才的评估模式。将选才与评价的标准同社会的实际需要直接挂钩，彻底摒弃以升学为唯一标准的评估模式，以对社会的价值取向产生积极的引导，从而充分发挥知识的文化价值。
2、完善教育文化的核心是课程的动态更新 课程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在此意义上说，教育文化功能的完善首先是学校课程的完善。课程的完善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进一步明确课程标准，并保证其在教学中得到实施，二是不断完善课程框架，使学校课程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保持均衡的态势。
课程的完善必须以如下三个方面为依据: 其一，新纳入的课程知识必须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并能反映文化发展的趋向； 其二，新纳入的课程知识必须是对社会的发展，尤其对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实际意义的。这主要取决于普教依附于特定地区的特性；
其三，新纳入的课程知识必须符合学生发展的现实需要，符合他们的认知规律。据此，在改革现行课程的同时可以增设如下一些课程：
环境教育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与人的生存有关的自然、生态、资源、经济、社会、人文、审美、伦理等方面的环境知识，诸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等等。显然，这里的“环境”是个广义的概念，涉及自然与社会两大方面。开设环境教育课程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关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基本知识，提高适应环境与保护环境的意识与能力,学到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和处世之道，以有效地提高生存与生活的质量。其文化学意义在于：有助于学生了解与适应生存区域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并对文化的变迁产生积极的影响。
生计教育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自我能力的综合评价、就业的心理准备、择业的意识与方法、社会生产的知识与原理、社会劳动的基本技能等等。生计教育不同于现有的劳动技术教育,它综合了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发展，社会与生产、劳动技术与职业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成为一门基础性的综合课程。生计教育课程开设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在联系自身的前提下，掌握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实现全面、和谐的发展。其文化学意义在于：有助于提高知识文化价值，从而提高教育的社会信誉。
思维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人脑的结构与功能、人的智商与创造力、思维的类型与方式、思维的训练与技巧等等。开设思维课程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和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为今后有效地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文化学意义在于：有助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因为思维与表达方式本身具有重要的文化特征。
从完善教育文化功能的角度看，开设上述课程的积极意义至少育三：一是及时地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精华及时地引入了学校教学体系；二是体现了基础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素质教育的宗旨，使人的文化底蕴更充实、更全面。能让人终身受益的知识是最有价值的知识，三是有助于丰富教育文化功能的内涵和提高它释放的能量。
3、完善教育文化功能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对学校教育文化环境的矫饰和突破封闭的教 育模式
根据现代教育理论，课内与课外、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校内与校外，都是构成受校教育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要把对文化环境的矫饰纳入学校教育的常规中去，尽可能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致力于人际的沟通、理解与尊重、努力形成健康活泼的校园氛围；同时，注意教育条件的改善与教学手段的更新。总之，要把对学校教育文化环境的矫饰看作是提高文化传递效益、完善教育文化功能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要致力于突破封闭的教育模式，强化学校教育与社会之问的联系，建立起各种配套的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接触、了解、认识社会创造条件。应该看到这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德育的需要，更是为了提高学生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即是捉高知识的文化价值的重要手段。
4、完善教育文化功能的必要保证是建立和健全合理的选择与分配机制
功能性形成 篇3
[关键词] 供应链 供应链文化 形成机制 功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供应链管理已经成为21世纪企业管理的必然选择。美国的迈克尔·哈默教授曾经指出，“在你自己的四壁之内能取得的效益是有限的，下一波巨大的机遇就在于拆除你和你的用户之间、以及你和你的供应商之间的围墙”。可见，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事实上，供应链就是一群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有着供求业务的企业所形成的集合。但是，各成员企业由于制度不同、规模不同、所在地域不同等原因，会导致经营思想、价值观念、工作风格、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如果供应链没有一个共同认同的文化基础，各成员企业的文化便会互相冲突和抵触，从而影响供应链管理的效果。因此，必须对供应链中各成员企业的文化进行系统整合，形成供应链文化，增强他们之间的亲合度，以便有效地消除供应链中各种文化的摩擦以及由此导致的系统内耗。
一、供应链文化的概念提出
供应链中各成员企业在长期协调和合作过程中，为达到供应链整体最优的需要，会逐渐形成一个规范供应链中各成员企业的行为的规则体系(包括经营观、价值观及审美观等)并且被各成员企业所认同，该体系渗透到供应链运行的各个方面，在解决供应链中出现的问题过程中得以巩固和强化，这必然会促使供应链文化的形成。
供应链文化是成员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创造的一种共享的意识，也包含无形的关系、体制、技巧和知识等。成员企业之间由交易关系逐步向供应链伙伴关系发展的过程，是供应链文化从孕育到成熟的过程：以供应链中核心企业的企业文化为基础，以实现供应链整体最优和提供满意的客户服务为宗旨，形成双赢、互利和共享等价值理念为核心的一种联盟合作文化。
二、供应链文化的形成过程分析
供应链文化是以供应链中核心企业的企业文化为基础，并与其他成员企业的企业文化相互吸纳，相互渗透，分离与消亡所形成。而企业文化又是由个体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所形成，所以供应链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由“个体——企业文化——供应链文化”递进发展的过程，供应链文化具体形成过程分析如下:
1.基于个体(决策者与管理者)价值观的长期积累和升华，形成了以企业管理哲学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2.成员企业在交互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信念(远景)和理解，是供应链最强有力的粘合剂，也是形成供应链文化的根基；
3.共同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和升华，形成共享的供应链管理哲学，影响决策者的思维与行动，最终供应链文化将决定供应链中的一系列行为，如战略、管理、治理结构等；
4.供应链文化表现为无形的体现与惯例。供应链文化一旦形成，将具有传递性，新加入供应链的企业将在交互过程中获得这些文化，这个过程大多为潜移默化，虽然有时也有正规的条款来规定；
5．供应链文化被成员普遍接受，并影响供应链中重大战略的形成；同时战略也进一步强化供应链文化。
三、供应链文化的形成机制研究
供应链文化的形成过程表明其是在一定的生产经营环境中, 为适应供应链生存发展的需要, 首先由核心企业倡导和实践, 经过较长时间的传播和规范管理而逐步形成的。
1．供应链文化是在一定的生产经营环境中，为适应供应链生存发展需要形成的。存在决定意识, 供应链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在供应链图生存、求发展的环境中形成的。供应链作为众多成员企业组成的发展管理模式,要生存、要发展, 但是客观条件又存在某些制约和困难, 为了适应和改变客观环境, 就必然产生相应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同时, 也只有反映供应链生存发展需要的文化, 才能被多数成员企业所接受, 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2.供应链文化首先是由核心企业倡导和示范而形成的。文化是人们意识的能动产物, 不是客观环境的消极反映。在客观上出现对某种文化需要往往交织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之中, 羁绊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之内, 因而一开始总是只有少数人首先觉悟, 他们提出反映客观需要的文化主张, 倡导改变旧的观念及行为方式, 成为企业文化的先驱者。正是由于少数领袖人物和先进分子的示范, 启发和带动了企业的其他人, 形成了企业新的文化模式。而供应链文化也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各个成员企业之间存在着文化的差异，成员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不同的企业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吸收与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在供应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核心企业最有可能与能力提出新的观念与行为方式，倡导新的文化模式。由于核心企业的倡导与实践，起了示范作用，也带到了供应链中其他的成员企业的模仿与学习，形成了供应链的文化模式。
3.供应链文化是坚持不断传播，实践与规范管理而形成的。供应链文化实质上是一个以新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战胜旧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的过程, 一般都要经历一个逐步完善、定型和深化的过程。一种新的思想观念需要不断实践, 在长期实践中, 通过吸收集体的智慧, 不断补充、修正, 逐步趋向明确和完善。
四、供应链文化的功能分析
1.供应链文化具有导向功能。供应链文化的导向功能, 主要是通过供应链文化的塑造来引导成员企业的行为心理, 使成员企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念, 自觉自愿地把供应链目标作为企业的追求目标来实现的。供应链文化的导向功能具体体现在: 一是规定成员企业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是明确成员企业的行动目标，把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与服务作为供应链的共同目标。
2.供应链文化具有凝聚功能。供应链文化的凝聚功能是指当供应链的价值观被成员企业共同认可后，它就会成为一种黏合力，从各个方面把其成员企业聚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供应链的和谐性、稳定性和健康性，从而增强了供应链的凝聚力。
3.供应链文化具有激励功能。供应链文化激励功能, 是指供应链文化以成员企业为中心, 形成一种成员企业之间互相重视、互相尊重的文化氛围, 激励成员企业的士气, 使成员企业的目标与供应链目标保持一致。能够对成员企业产生激发、鼓励以及推进作用。
4.供应链文化具有协调功能。供应链文化协调功能是指供应链文化具有为供应链上各成员企业及其员工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环境或氛围的作用。供应链文化能够减弱供应链上各成员企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强化它们行为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保证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受到最小的干擾和破坏。
5.供应链文化具有辐射功能。供应链文化一旦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它不仅会在供应链内部发挥作用，而且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产生影响。供应链文化的传播将帮助树立供应链内各成员企业的良好公众形象，提升供应链整体的社会知名度，优秀的供应链文化也将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辐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发挥供应链文化的辐射作用，特别是核心企业的企业文化对非核心企业的辐射，形成并保持具有核心企业文化特色的该供应链的共同文化；另一个方面，发挥文化的辐射的影响和作用，运用文化方式，从塑造供应链上各成员企业自身的形象、改进各自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以及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入手，形成该供应链独特的品牌，不断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社会信誉度以及扩大其对社会辐射的影响。
6.供应链文化具有约束功能。供应链文化的约束功能，是供应链文化对每个成员企业的经营观念和管理方式具有约束和规范的作用。供应链文化的约束，不是强制性的约束，而是一种软约束，这种软约束产生于供应链的个成员企业中，弥漫在供应链文化氛围里，形成一个群体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功能性形成 篇4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城市功能,产城融合
从20世纪50年代起,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相继形成了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新技术带、美国硅谷高科技园区、英国M4高科技走廊等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和强力引擎;我国的深圳高技术产业带、沿沪宁线高技术产业带等,也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力量。纵观国内外知名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它们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同时又与城市空间布局变化呈现一定的关联性,在不同城市空间格局下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形成不同的布局模式,并不断拓展园区的城市功能,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正确认识高技术产业功能区的形成机理,全面把握高技术产业功能区与城市功能融合发展的演变规律,对进一步完善提升区域城市功能、优化产业布局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高技术产业功能区的形成条件
大学、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高度聚集和人才获取便利,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高技术产业的产生和形成是技术不断创新演化的过程,自发形成的早期科技园区往往是通过在大学密集区布局发展起来的。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园区,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以创新为特色的高技术产业功能区离不开与大学等机构源源不断的创新合作。如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附近有台湾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华工学院、工业技术研究院等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和众多智力人才的地理集中,对推动新竹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发展过程中,大学、科研机构与园区企业进行了密切合作,大学、研究机构不仅为企业提供高科技人才、技术成果、技术设计、指导和咨询,而且帮助其培训人才,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1]。此外,许多大学、科研人员、风险投资家还直接参与投资办企业。各类人才的地理集中降低了企业招聘人才的搜寻成本,并促进产业和技术不断创新,为提升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科技产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提供了智力支撑。
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推动了企业集聚,为高技术产业注入了持续的发展动力。营造利于企业聚集的生态环境,是高技术企业集聚和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大中小企业之间在激烈竞争中寻求合作,加强彼此业务联系和交流,共同联合创新或承接创新成果外溢,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为企业聚集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不断推动高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如印度班加罗尔科技园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聚集区,拥有开放的网络体系。园区内中小企业通过成立创新联盟,共同进行新产品研发,不仅降低了企业成本,而且提升了产品竞争力。与此同时,小企业与大公司保持着紧密的业务联系,著名的软件企业Infosys公司与园区内许多小企业建立了合作项目。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和业务联系促使整个产业集群不断壮大,逐步形成以创新为标志的世界性高技术产业功能区。
区域交通发达,为高技术生产要素资源聚集提供了便利。高科技产业化需要与市场联系的便捷通道。与一般产品不同,大部分高技术产品具有附加值较高、批量小而运输频繁、运输条件严格等特点,一般采用公路和航空运输方式,因此高技术产业园区往往选择在机场、高速公路、出海港附近布局,同时考虑到人对交通的需求,有些园区则沿着城市近郊区、环境较好、出行方便的地点布局。美国硅谷、美国128号公路、日本名神高速公路以及我国的沿沪宁线高技术产业带等,都是沿高速公路发展起来的。如京津塘高速公路将北京、天津、廊坊等多个地区连接起来,促进高技术产品运输及生产要素快速流动,对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了特殊的吸引力。自京津塘高速公路建成后,公路两侧先后兴建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清高新技术开发区等8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吸引了众多中外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形成一条规模大、辐射带动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配套服务设施完善,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环境和外部支撑。从国外成熟的高技术产业功能区来看,大都已经实现由单一产业功能向复合型功能、产城融合转变。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能够对高技术企业、人才等创新要素形成强劲的吸引力,即使有些地区初期可能不具备科技创新的资源优势,通过后期配套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打造良好的综合配套环境,也聚集了大量的科技创新资源,形成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完备的硬环境能够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如韩国大德科技园内交通便利,通信网络发达,文化、教育、娱乐设施齐备,吸引了大量高技术人才聚集,为园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创新基础。高科技产业发展更需要软环境的支撑,英国剑桥科技园聚集了科技中介机构、物流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风险投资机构等各类服务企业,为高科技企业提供风险管理、项目融资及国际化经营等各方面服务,有效满足了高技术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风险投资需求[2]。
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高技术产业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科学引导和战略支持,尤其是政府主导型高技术产业园区,政府的推动及政策支持往往伴随着整个园区的发展过程。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形成和发展完全靠政府指令,从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整个过程和运行完全是政府决策。为加快推动科学城发展,日本政府在资金与政策方面均采取了相应措施,制定了“高技术工业积集地区开发促进法”“技术城促进税则”等法规,实施了增加试验研究费税额扣除制度,以及减免税、发补助金、低息长期贷款等优惠政策,吸引了高技术企业、高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各种要素聚集,促使筑波科学城逐步为成长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产业园区典范[3]。此外,自发形成的园区在后期发展中也需要政府规划的引导,如印度生物技术园在后期发展中,由于政府采取管制放松、行政审批手续简化及税费减免等措施,生物医药产业得到迅猛发展。
国际大都市高技术产业功能区与城市空间格局演变规律
国际大都市城市空间格局一般性规律
国际大都市发展经验表明,城市空间的扩张往往伴随着空间格局的优化与调整。芝加哥大学著名地理学家哈里斯和厄尔曼提出的多核心理论认为,大城市不是围绕单一核心发展起来,而是逐步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拓展。东京、伦敦、巴黎等国际大城市都经历了从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网络化结构布局的演变历程。
单中心格局。早期的城市多以单中心格局为主,居住、就业、政治、文化、商贸等功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区。中心区是城市商业活动、社会活动、市民活动和交通的核心。单中心格局会强化中心区的基础设施投入,聚集很多的产业和就业功能,迫使居住功能逐步向郊区分散,引发了城郊之间的通勤大潮。
多中心格局。城市空间的多中心化,是通过中心城区功能逐步向外围地区疏解,在市域范围内形成多个功能中心,并通过在更大空间尺度上的再集中获得整合效应。多中心格局是现代国际大都市空间格局演变的主导方向,建设“副中心”已成为城市多中心发展的重要选择。与单中心相比,由城市“主中心”和多个“副中心”构成的空间格局对各类资源的吸引力更大、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力更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也更强。
网络化格局。该格局是以有形和虚拟网络为支撑,具有多中心、多节点的城市区域,彼此之间超越空间邻近建立功能联系,而形成一个功能整合的城市网络。在空间组织上,强调构建面向区域开放的多中心区域空间格局;在功能整合上,强调多个中心相互依赖、共同发展,既竞争又合作,促进区域城市网络的形成。网络化格局是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理念,在北美、欧洲的城市较为明显,逐步成为大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趋势。
不同城市空间格局下高技术产业功能区的布局模式
不同城市空间格局下,高技术产业功能区的布局模式也有所不同,从功能区与主城区的空间关系看,大致可分为主城区包含型、边缘区生长型、子城区依托型和独立区发展型四种模式。
主城区包含型。在城市发展早期,空间格局以单中心为主,产业功能区是城市的一部分,一般不单独设置,而是与居住、商业等其他功能一起布局在主城区内部。该模式的高技术产业功能区能够充分利用主城区的道路、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能大大降低前期开发建设成本。但由于功能分区不明确,往往会造成生产、生活空间混杂,城市整体环境下降,还可能对产业区、主城区未来空间拓展形成阻碍,不利于长远发展的要求。
边缘区生长型。该模式下,主城区以服务和居住功能为主,高技术产业功能区一般位于邻近主城区的近郊区,土地价格相对较低,适合高技术产业项目开发建设,且与主城区交通联系便捷,能够共享主城区的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降低产业功能区的基础设施投入成本。同时,高技术产业功能区的建设还能带动近郊区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
子城区依托型。由于交通运输成本、原材料供应、市场销售等因素影响,或主城区用地限制,一些产业功能区选择在卫星城等子城区域建设。该模式下,产业功能区一般借助卫星城的生活配套及基础设施,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行。依托卫星城建设产业功能区,可缓解主城区的环境、交通、资源等各种压力,并带动卫星城的居住、商业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独立区发展型。该模式是指产业功能区远离主城区独立建设,一般位于城市中、远郊区,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各项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居住、商业、文化、休闲等城市功能,具有一定规模后往往发展成新城或副中心。此类产业功能区一般规模较大、开发建设周期较长,大多与政府决策紧密联系,常见于处于多中心、网络化空间格局的大型或特大型城市。
基于产城融合的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城市功能拓展
纵观国际知名高技术产业功能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其空间布局的演变往往伴随着城市功能的拓展与升级,与周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实现“产城融合”,并对所在城市的空间格局调整和城市功能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从我国的发展实际来看,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大多是在政府主导下独立规划建设的,在发展初期产业功能区的高科技特征往往并不十分明显,主要承担高技术产业化的制造功能和孵化功能,与周边区域的联系互动较少。在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下,我国高技术产业功能区所承担的功能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从单一的生产制造功能向创新功能提升。早期的高技术产业园区在低成本的导向下,主要承担产品的单一加工制造功能,属于高技术产品生产基地。面对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产业园区开始由单一生产向研发、孵化等创新功能转变,探索形成主要以创新为驱动的发展模式。高技术产业功能区聚集大量创新要素,努力发展紧密关联的产业集群、创新集群,促进产业价值形态向高端转移,推动“园区制造”向“园区创造”转变,通过创新培育出新经济增长点。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创新驱动前沿”的功能定位,积极吸引各类创新要素,不断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推进创新发展和高科技产业化,已成为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
从单一的第二产业主导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转变。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在发展初期主要以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第二产业在园区产业发展中占据绝对地位,服务业等相关配套产业的缺乏不仅不能满足园区企业需求,而且制约了园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高技术产业园区由现在的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重融合发展,围绕制造业高端转型升级的需要,研发设计、科技服务、金融保险、中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总部经济成为园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例如,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在发展集成电路、软件、生物医药三大特色主导产业的同时,积极推动金融服务、信息安全、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业,与主导产业相互融合,形成紧密联系、互动发展的产业生态集群。
从单一的产业功能向城市服务功能拓展。随着城市空间格局的不断演变,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一部分,不仅仅承担产业发展的功能,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制造园区在空间形态上不再是单一的产业区,开始向城市综合功能区转型。在新的发展阶段,高技术产业功能区更加注重与周边区域的商业、教育、居住等城市服务功能相结合,在土地利用上实现功能互补,在空间布局上与城市功能统筹结合,形成一种产业融合、服务多样、配套完善、交通便捷、职住平衡的空间格局,最终实现“产城融合”。如苏州科技城是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年跨越计划”的主导区,其在建设之初就强调由建“区”向建“城”转变,把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升级融合起来。
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形成是科技、人才、创新、服务、政策等多种要素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空间布局的演变往往伴随着城市功能拓展,并为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将迈入新阶段。在“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理念推动下,我国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各类功能正逐步完善,尤其是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创新功能等多种功能融合现象不断凸显。全面把握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形成条件及产城融合发展规律,对提升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发展竞争力、推动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罗良忠,史占中.硅谷与128公路——美国高科技园区发展模式借鉴与启示[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3(6):49-54.
[2]马兰,郭胜伟.英国硅沼——剑桥科技园的发展与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4):46-48.
功能性形成 篇5
首先, 区域的功能定位不清晰。在我国的传统区域发展理论中, 多是以行政区范围或空间关系等来划分区域的, 没有充分考虑到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 即没有充分考虑到各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 只是笼统地把各区域划分到其所属的行政区或东中西部等地区, 让它们接受统一的行政政策和措施, 这样做显然是不合适的。对区域的定位不够明确, 就不利于各区域因地制宜地发展。这无疑是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的一大缺陷。其次, 区域发展的指标较单一。在我国传统的区域发展理论中, 不管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 还是非均衡协调发展, 突出的都是“区域经济”, 即紧紧用经济指标去衡量区域。这种做法会导致区域之间盲目攀比经济。
二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与发展路径
1. 均衡发展战略
均衡发展战略主要认为经济是有比例相互制约和支持发展的。新古典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是区域均衡理论的代表之一, 因为根据该理论, 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人们普遍坚信, 只要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 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会促使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2. 非均衡发展战略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将有限的资源首先投向效益较高的区域和产业, 以获得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 带动其他区域、其他产业的发展战略。由于各国及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和社会资源配置的非均匀性, 存在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差异。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突出重点, 集中优势资源解决燃眉之急, 让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产业, 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缺点则是导致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 收入结构失调。
3.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是我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基本目标。
第一, 推进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要通过经济适度发展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缩小区域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 使不同区域的居民都能喝上干净的水, 享受优美的环境、有基本统一的医疗卫生条件、社会保障待遇等, 从而使不同区域人民生活的综合质量与水平逐步趋于均等化。
第二, 在产业发展上体现各区域的比较优势。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每个区域都要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 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
三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国外实践借鉴
第一, 落后区域。主要包括农业区域的发展政策和自然条件极端区域的发展政策。前者重点放在工业化上从支持农业现代化, 到支持引进工业投资, 再到支持内生工业化与经济多样化;然而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培训与再培训以及人民生活环境与质量的改善始终是援助的重点。后者重点是解决区域社会问题, 主要目标是充分利用资源, 促进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培训系统, 鼓励新兴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注重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环境脆弱, 在开发时要划定保护区。当地居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需要用特殊措施保护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比如, 瑞典、挪威、芬兰的区域政策保护拉普人的利益, 包括通过拨款、社会保险支付、允许携牲畜自由跨越边界等措施保护其传统经济, 政府还划定单独的拉普人活动地区。
第二, 衰退区域。一般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调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经济重组积极性。二是跨国公司注重长远利益能客观地评价特定区域的潜力, 在欧洲萧条区域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发展新兴工业。首先, 加速产业转移。区域政策将加速创新与新产业的传播。其次, 发展内生新兴工业。萧条区域内部市场小, 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内生的中小企业所产生的区域乘数效应往往比引进的大企业大得多。
四对我国主体功能区的启示
1. 明确区域政策的对象和领域
借鉴区域政策较完善国家的成功经验, 科学合理的区域划分可为区域政策提供可靠的制度基础和实施方向, 否则区域政策将无的放矢、收效甚微。目前, 我国需要明确区域政策的对象和领域。我们既要借鉴国外标准区域划分的做法, 又得借鉴问题等特定区域划分的原则, 将其区域范围落到实处, 落到基层, 使其成为政策导向的科学依据、有效手段和新时期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
2. 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主体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指标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分要遵循本国国情, 划分过程中注意类型的简明性和可操作性, 在现阶段可以不强求国土的全覆盖性。在指标选择上注意要有意义、易获取, 而不要建立过分庞杂的指标体系, 避免陷入指标和数据的汪洋大海之中。
五总结
形成主体功能区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和目标定位, 在不断实践的变化中才能形成合理优化的适合科学发展观的主体功能区。
摘要：“十二五”规划中主体功能区规划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前景,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主题功能区的发展理论研究, 结合对国内外省市具体实践的探寻得出实践基础理论和可供实践参考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主题功能区,实践基础,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张磊.市域主体功能区区划实效性分析—以泰安市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9
[2]殷为华.基于新区域主义的我国新概念区域规划研究学位论文[D].华东师范大学, 2009
[3]杜黎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研究[D].四川大学, 2007
功能性形成 篇6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条件,特点,功能
情境是根据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目的, 人们共同创设的场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一定的客观条件下,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即教育主客体之间所进行的情感与思想的沟通、交流与互动。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形成的条件
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 教育情境的形成需要多方面条件的配合, 形成循环互动的系统。主要包括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
(一) 客观条件。
(1) 时间、地点。教育情境的形成在于一定的时间与地点, 提供客观的场所。不同的教育情境适合于不同的时间地点, 需要考虑学校的教学及作息安排。同时, 不同风格的教育情境也要选择合适的场所, 并要对场所作必要的布置。 (2) 教育主体与客体。这是教育情境生成的主要组成因素。教育主体与客体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他们是情境生成的创造者, 正是双方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情境。教育者主导教育情境的生成, 受教育者能推动教育情境的发展。两者相互影响, 互相联系。 (3) 一定历史时期, 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 规范着教育情境的性质。教育情境不是孤立产生的, 从客观层面讲, 它处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中, 体现着社会与时代的要求和特点, 所以教育情境反映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 并与主流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
(二) 主观条件。
(1) 教育主客体的目标一致。教育者创设教育情境并推动着情境的发展, 教育情境内含目的性, 即情境所指, 受教育者若融入情境, 即认同了教育情境的内在目的性, 教育双方形成互动。若受教育者不能认同教育情境的内在目的, 则不能融入教育者所创设的教育情境, 导致教育情境难于生成。所以, 目标是教育情境的内在要求。 (2) 教育主客体在交流的内容上有共识。教育者在创设情境时, 必须考虑到所传达的信息有多少能为受教育者接受。在内容中必须包含两个因素, 即情和理。教育双方在情感上要有所共鸣, 教育情境中的情感因素应是真诚的, 能感染教育双方的。同时, 教育内容也要有足够的说服力, 若无理论说服力或根据, 则难于服人。所以, 教育情境有赖于教育双方对教育内容的理解, 认同。 (3)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高校教育目标与内容的规范与影响。教育者对情境的设置需适应社会环境, 从主体上予以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紧密相连, 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教育情境内含高等教育的目标与发展方向, 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规范着教育目标。 (4) 教育者所采用的教育介体要符合大学生的身心特点。教育者在设置教育情境时, 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内容一定要符合大学生的心理思想特点, 遵循大学生的成长规律, 越是符合大学生的身心特点, 越能产生交流与互动。在创设情境前, 有必要对大学生的状况进行了解和研究。脱离大学生的成长规律, 教育情境是无法形成的。 (5)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要有交流与互动, 双方的主体能动性有所体现。教育情境是一个动态的系统, 如果信息传递是单方面的, 它就不是动态的, 形成不了情境。这种动态来源于教育双方, 教育双方的交流与互动促成了动态系统, 这种交流与互动包括语言的、情感的、神态的信息。
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形成条件还包括其构成要素组成的内在条件, 即情感、语境、目标, 它们不仅自身融为一体, 而且也与教育情境的主客观条件相辅相成。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特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充分展现了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 突显了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 为新时期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思路与方向。大学生是具有鲜明特色的青年群体, 决定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赋有与之相适应的特点。
(一) 感染性。
感染性主要指情境中的人之间相互的感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要进行情感思想的交流与互动, 必然相互感染, 包括情绪、思维及所体验的状态。在一定的场合中, 人的语言、神态、表情、动作都能成为传递思想、情绪、情感的信息, 这些信息能进行交流, 促成情境, 相互影响。尤其在情绪、情感、目的方面, 教育双方所进行的互动也是相互感染的过程。情境中的人之间所进行的互动是情境得以产生的内在动因, 感染性是其属性。
(二) 现实性。
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现实的人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 相互进行思想、情感、信息交流、沟通、探讨所形成的境况。这种境况, 既不是单纯的客观存在, 也不是人的主观想象, 而是人与人、人的主观因素与客观环境的相互联系、转化与融合。当境况的要素改变或缺失, 这种境况也会改变或消失。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不是凭空产生的, 也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 它必定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产生, 并且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作为活动的主体, 这些条件都是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也不是虚构的, 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看得见, 听得到, 具有一定的内容与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依据于客观的现实环境, 依赖于社会背景及时代要求, 社会背景及时代要求规约着教育情境的特点及性质, 这些无疑具有现实性。同时, 运用于情境的教育方法及内容也具有现实性特点。
(三) 互动性。
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产生在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互动, 这是情境产生的基本条件。教育双方将各自的能动性相联系, 在情感与思想上进行交流, 这样的运动才构成情境。若只是单方面的行为, 或一方的行为并未为另一方所接受, 信息传送未有回应, 则教育情境无法形成。所以, 互动是教育情境产生的动因, 尤其是思维活跃的大学生, 情感与思想的互动更为重要。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也是重要的, 这可使他们彼此有所交流, 并能与教育者之间产生更为深入的联系, 提升教育情境的有效性。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功能
(一)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
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就是人们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人为创设的场景, 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个平台, 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软载体”。因此, 情境是为教育目的与内容服务的。根据大学生的特点, 情境注重感悟性与现实性, 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 使大学生的心灵与情感受到积极的影响, 使相应的教育内容内化为大学生的精神与思想, 促成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有效的情境往往有很好的感染力, 能把握住大学生的情感特点, 起到启发式的教育意义。
(二)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同样的教育内容在不同的情境里会有不同的效果, 良好的情境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优化与发挥。不适宜的情境或忽略情境将消弱甚至抵消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涉及到比较严肃的话题, 要让青春活跃、理性与感性兼具的大学生接受, 必须注重其情境性, 设置符合教育内容及大学生身心特点的情境方能有效地开展教育工作。
(三) 促进大学生主体意识的自觉。
大学是大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较大发展, 逐步具备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 大学生的情绪情感易受外界干扰, 由于缺乏社会阅历, 对事物不易作出全面客观的判断。同时, 大学生的情感具有群体倾向, 相互之间较易感染。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能发挥大学生的理性思维, 利用其感染力将大学生的情感及精神引向积极的方向, 从而促进大学生主体意识的自觉。从中学的较被动的思维状态发展到大学的较主动的思维状态, 从自发的对自我的追求发展到自觉的对理想的追求。
(四) 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教共进。
思想政治教育情境重在教育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之间以及教育双方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营造教育情境, 建构双方新的认知体系, 其中,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最为重要。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要感染受教育者, 同时也要感染教育者。教育者在创设并发展教育情境时, 必定在情感、思想上要与受教育者进行交流, 教育者的认知体系也在经历着同化、顺应的反复循环过程, 从这一角度来讲, 教育双方是相互融合的, 甚至可以相互转化。所以, 教育情境不是重在教与被教, 而重在教育双方的互动并由此而对认知的重构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所内含的情感与目标能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教共进。
参考文献
[1].郑永廷.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2].李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功能性形成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下肢骨折术后患者125例,其中男69例,女56例;年龄14～76岁,平均38岁;股骨干骨折38例,股骨髁上骨折10例,股骨颈骨折10例,胫骨髁上骨折2例,胫骨干骨折13例,腓骨干骨折6例,胫腓骨折36例,胫腓骨骨折合并腰椎骨折1例,胫腓骨骨折合并锁骨骨折2例,髌骨骨折2例,胫腓骨骨折合并外踝骨骨折2例,胫骨骨折合并桡骨折3例,手术全部采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1.2 方法
将125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65例,对照组60例,两组在性别、年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两组均在责任护士指导下行肌肉及关节功能锻炼。术后对照组采用常规的预防措施,先卧床休息,3周后才进行功能锻炼。观察组则于术后第2天就开展早期功能锻炼,并由责任护士制定锻炼计划,全程指导、协助功能锻炼,并根据患者的耐受力和感受以及病情,适当减少活动量及次数,随时对功能锻炼进行调整。
1.2.1 肌肉的收缩和舒张锻炼
主要以主动锻炼为主,被动锻炼为辅,患者术后第2天,就在责任护士的指导下,做股四头肌、髋周围肌的等长收缩和舒张,坚持每日4次或5次,每次5 min。
1.2.2 CPM辅助被动锻炼
术后2周在CPM机上进行被动功能锻炼,CPM角度从15°开始,每天增加5°～10°,每次30 min,每日2次。
1.2.3 关节活动锻炼
先做足趾关节的屈伸活动,再过渡到踝关节运动、足蹬运动、抬腿运动。具体做法:用力使足背屈,再用力使膝关节绷直,然后将整条腿抬高至45°,维持10～30 s,最后将腿放平,完全放松,每天5～10次,以患者的耐受限度为宜。术后6周后,作关节的屈膝功能锻炼,用健肢托住患肢,身体移向床边,膝关节凭借重力垂到床下,达到90°,然后将健肢放到患肢踝部前方,轻轻用力向后压,增加屈膝角度,用力的大小以患者能够忍受为度,可维持10 min或更长时间。在患者踝下垫一软枕,患者或旁人用手在患肢膝部持续加压,压力恒定持久,用力的大小的时间以患者的耐受限度为宜。此种方法的优点可防止肌肉萎缩,促进患肢肌力的恢复和髋关节、膝关节活动范围的恢复。
1.2.4 行走锻炼指导
在患者术后3～6个月进行,患者出院前,教会患者正确持拐行走。(1)拐杖的高度及中部把手与患者的身高、臀长相适宜,底端配橡胶装置防滑,顶端用软垫包裹,以减少对腋窝的压力;(2)嘱患者持拐站立时要收腹挺胸,抬头向前看,站立时双拐与足呈三角形,迈步时要先出健肢,再迈患肢,身体重心在健侧,患侧拐杖前移时,身体要保持稳定后,患肢再前移,坚持每天练习500～1000 m,每日3次,效果最好;(3)术前能行走的患者,先教会其拐杖的使用方法,练习利用双拐和健肢的支撑立位,和患肢在不负重状态下行走。
1.2.5 负重锻炼指导
术后8～12周,临床上患肢直腿抬高无疼痛,此阶段可进行负重锻炼,负重练习以患肢无疲劳感,骨折部位无疼痛感为标准,胫腓骨骨折不能做患肢内外旋转运动。拐杖可由双拐逐渐换成单拐,先去掉健侧拐杖,行走时患肢与拐杖同时起落,重心逐渐由拐杖向健肢转移,为独立行走做准备。
1.3 统计学方法
所用的资料均采用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取双侧,P<0.01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n(%)
3 讨论
下肢静脉血栓多发生于手术后或长期卧床者[2],据文献报道,大手术后未采取积极预防措施而引起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病率为骨科50%,外科25%;而引起肺动脉栓塞的血栓栓子95%是来自下肢静脉,特别是小腿深静脉和股静脉,而急性和亚急性血栓的危险更大[3]。血栓易发生的时间,据文献报道约29%的患者血栓发生在术后1～12 d,23%发生在术后12～24 d[4]。一旦发现患者出现下肢水肿,应考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可能[5]。早期预防下肢骨折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对预防肺栓塞、提高治疗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引起血栓的常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1)血管内膜损伤,可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变性、坏死、脱落,使血管内膜表面粗糙,血小板易于聚集;(2)血液高凝性变化,主要指血小板产生凝血因子数量的改变,手术后血小板数目增多,可比正常多2～3倍,血液黏度增高;(3)血浆中的凝血因子Ⅶ、Ⅻ等数量增加;(4)骨科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原因常因血液高凝状态、下肢静脉回流缓慢或瘀滞、静脉内膜损伤等综合因素作用所致。此外,术中麻醉作用又可使下肢肌肉麻痹,失去收缩功能,加之手术后卧床、患肢制动,均可导致下肢静脉血流缓慢。因此,下肢骨折术后容易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6]。针对上述发病原因,笔者对下肢骨折术后患者进行早期功能锻炼,最大限度促进静脉回流,避免了血液滞缓,达到预防DVT的目的。比较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共发生DVT 14例,其中观察组3例,发病率为4.6%,对照组11例,发病率为18.3%,观察组DVT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早期功能锻炼能有效降低DVT的发生率。由于诊断及时、明确,治疗护理得当,均治愈。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功能锻炼预防下肢骨折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效果。方法 将125例下肢骨折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60例,观察组65例,对照组采用常规预防措施,术后卧床休息20 d后才进行功能锻炼,观察组则于术后第2天即开展早期功能锻炼,并由责任护士制定锻炼计划、全程指导、协助功能锻炼。结果 观察组较对照组发生下肢静脉血栓明显减少,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早期功能锻炼能明显减少下肢骨折术后患者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
关键词：下肢骨折,静脉血栓,功能锻炼
参考文献
[1]段志泉,张强.实用血管外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546.
[2]Nevelsteen A.Prophylaxis of venous thrombembolism.Inter Angiol, 1996,15:3.
[3]武忠弼.病理学.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49-55.
[4]Kakkar VV,Fok PJ,Murrary WJG,et al.Heparin and dihydroerg - 0 - tamine prophyiaxis against throm bone bolism after hiparthroplasty. J boneJoint Sury,1985,67 - B:538.
[5]鲍莲华,张曼秀,卓惠长.肺血栓栓塞临床病理分析与护理.护理研究,2009,23(2B):403.
功能性形成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3年6月至2015年9月收治的盆腔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32例 (A组) , 未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32例 (B组) 。纳入标准[3]:均有不同程度盆腔损伤;均需手术治疗。排除标准[4]:手术禁忌症;房颤;血液栓块。A组中, 年龄41~60岁, 平均 (45.7±2.2) 岁, 子宫肌瘤11例, 宫颈癌8例, 卵巢癌9例, 子宫内膜癌4例;B组中, 年龄41~62岁, 平均 (47.7±1.2) 岁, 子宫肌瘤9例, 卵巢子11例, 宫颈癌9例, 子宫内膜癌3例。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采用日本Sysmex公司生产的CS5100全自动血凝仪;标准品、测定试剂盒及质控品均采用德灵原装产品。用枸橼酸钠负压真空抗凝管分别于术前、术后24 h及术后7 d抽取空腹静脉血, 3 000 r/min离心15 min, 收集上层血浆, 在2~3 h内严格按照CS5100血凝仪操作规程检测。
1.3 观察标准
对两组患者术前、术后24 h及术后7 d的凝血酶原时间 (PT) 、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 (APTT) 、凝血酶时间 (TT) 、纤维蛋白原 (FIB) 、血浆 (D-dimer) 水平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所有数据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 用t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前凝血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PT、TT、APTT比较, 差异不显著 (P>0.05) ;A组患者FIB与D-dimer水平均显著高于B组患者, 差异显著, 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
2.2 两组患者术后24 h凝血功能变化比较
术后24 h, A组D-dimer与FIB水平上升显著, 且显著高于B组患者,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表2) 。
2.3 两组患者术后7 d凝血功能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7 d凝血功能变化无显著差异,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表3) 。
3 讨论
本试验通过对盆腔术后发生LEDVT患者及未发生LEDVT患者术前、术后24 h及术后7 d凝血功能变化情况对比发现, 发生LEDVT患者术前及术后24 h的D-dimer与FIB均显著高于未发生LEDVT的患者, 且A组术后24 h的D-dimer与FIB水平升高明显, 可能是由于手术引发血流瘀滞, 血小板升高, 致血液粘度上升引起, 与王宏丽等[4]研究一致。通常情况下, 术后血小板会高于正常的2~3倍, 但因其对胶原纤维具有极强的亲和力, 当手术等导致静脉内膜损伤后便会聚集, 粘附于受损部位并释放凝血因子, 导致血液最终处于高凝状态, 为LEDVT的发生创造有利条件。与邹桂茔等[5]研究比较, 患者手术后24 h的D-dimer与FIB指标也明显升高, 其中D-dimer达到 (14.04±3.03) mg/m L, 与本次研究结果相似, 可见, 本研究结果的可行度比较高。
本研究还对凝血功能变化在盆腔术后并发LEDVT预后价值进一步分析, LEDVT患者在进行积极抗凝与对症治疗后FIB与D-dimer水平下降明显, 并逐渐恢复至正常。可见, 积极的预防和治疗凝血功能异常对防止LEDVT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 对盆腔术后并发LEDVT患者进行术前与术后早期凝血功能检查, 有助于对检测结果异常患者及时进行对症治疗, 进而有效降低盆腔术后LEDVT发生的风险。此外, 还可将凝血功能检查作为该病疗效评价的一项指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 对凝血功能变化在盆腔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与预后价值进行探讨。方法 选取我院2013年6月至2015年9月收治的盆腔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32例 (A组) , 未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患者32例 (B组) , 分别于术前、术后24 h及术后7 d抽取其空腹时静脉血, 对凝血功能进行检查。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血浆凝血酶原时间 (PT) 、血浆凝血酶时间 (TT) 及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 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 ;但A组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 (FIB) 和D-二聚体 (D-dimer) 含量均显著高于B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术后24 h两组患者在PT、TT及APTT方面无显著差异 (P>0.05) , 但A组D-dimer与FIB水平分别为 (13.57±2.37) g/L与 (5.37±1.32) g/L, 上升幅度显著高于B组的 (3.53±1.14) g/L与 (3.82±1.13) g/L,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行盆腔术治疗的患者应检查术前与术后早期凝血功能, 特别是Ddimer与FIB水平的检测有助于降低盆腔手术患者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
关键词：盆腔术,凝血功能,下肢深静脉血栓
参考文献
[1]郄明蓉, 段瑞岐.妇科术后患者发生静脉血栓的发病原因分析及防治[J].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 (电子版) , 2014, 10 (6) :725.
[2]张利芹, 曹利萍.凝血功能变化对盆腔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及预后价值[J].海南医学, 2014, 25 (9) :1281.
[3]张海燕.妇科腹腔镜手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分析[J].腹腔镜外科杂志, 2014, 19 (6) :435.
[4]王宏丽, 张云.妇科盆腔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凝血功能变化及其临床意义[J].中国妇幼保健, 2012, 27 (31) :4875-4878.
功能性形成 篇9
关键词：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公共受托责任
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 也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 (杨时展, 1990) 。国家审计作为审计的一种方式, 它产生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 同时伴随着公共受托责任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理论界一直以来都从公共受托责任出发来研究国家审计的本质, 同时公共受托责任的演化实质上是经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后产生的, 体现了审计适应经济社会生活需要的过程。因此, 本文将从公共受托责任及其演化来研究审计职能及其演化, 进而推导出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形成过程。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强调国家审计具备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免疫系统”功能成为了国家审计的主要职能。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是伴随着“免疫系统”论的出现而出现的。从哲学的角度来讲, 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都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转化。因此,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的出现是审计实践经验总结和审计理论创新的结果。那么,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是怎么形成的?它的演化历程是什么?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 结合公共受托责任来分析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形成过程。
一、我国公共受托责任的演化
从我国公共受托责任的演化历程来看, 不同时期公共受托责任的内涵不同。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奴隶主或皇帝拥有国家一切的资源和权力, 这时的公共资源指的是奴隶主或皇帝拥有的资源, 公共受托责任主要依存于官吏对奴隶主或皇帝的受托责任, 国家审计旨在审查国家财政财务收支情况, 评价官吏治理国家的功过得失, 解除官吏的公共受托责任。北洋军阀政府时期, 国家的一切权力主要集中在政府首脑手中, 由于此时的社会公众的民主意识较弱, 公共受托责任主要表现为下级官员对政府首脑的受托责任, 政府对社会公众的公共受托责任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受托责任, 国家审计旨在审查国家财政财务收支情况, 评价下级官员的政绩。
广州革命政府时期, 国家陷入战争的阴霾, 国家审计也主要服务于战争的需要。此时国家的一切权利掌握在军队手中, 公共受托责任主要表现为下级军官对军队首长的受托责任, 政府对社会公众的公共受托责任也是“名存实亡”, 国家审计旨在审查军队财政财务收支情况, 评价军官的政绩。革命根据地时期, 政府的一切公共资源都来源于人民, 虽然国家审计主要也是服务于战争, 但是此时的军队首长已经认识到了社会公众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性, 公共受托责任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社会公众, 上级军队对军队首长的受托责任, 国家审计旨在审查军队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我国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社会公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此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公共受托责任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社会公众, 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 公务员对行政长官的受托责任, 国家审计旨在审查各级政府机构财政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财务收支情况, 评价公共资源的使用绩效。
二、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我国国家审计本质的演化
1. 公共受托财务责任与经济监督论。
在奴隶社会, 宰夫是执行审计业务的官吏。据《周礼》记载, 宰夫的职责主要是依据朝规考核百官的政绩, 对于节省开支、财政充足、府库盈余, 善于理财者给予嘉奖, 对于奢侈浪费、支出不当和虚列账册者给予惩罚 (陈太辉, 2008;祝遵宏, 2009) 。在封建社会, 具有审计职权的官吏, 负责依据朝规监督百官在经济方面的活动及政绩。北洋军阀政府时期, 国家审计部门负责“审计国家岁出岁入之决算”。广东革命政府时期, 国家审计部门负责“审计各陆海空及机关之决算”。国民政府时期, 国家审计部门负责审计国家财政收入支出情况。革命根据地时期, 国家审计部门主要负责审计各根据地、解放区军队系统财务收支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国家审计部门主要负责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
可见, 我国的以上各个时期作为公共受托责任的受托方, 国家审计部门的关注点也主要停留在财政财务账目上。因为这些时期, 国家审计的审计职权都是委托方赋予的, 国家审计都是为了解除委托方的公共受托责任而存在的。在这些时期, 公共受托责任的委托方关注受托资产的安全性, 关注公共资源的使用是否遵循立法程序 (李凯, 2009;赵彦锋, 2009) , 这种受托责任被称为公共受托财务责任。公共受托财务责任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求国家审计通过对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账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规性审计, 达到经济监督的目的。可见, 在公共受托财务责任产生后, 促进了对国家审计本质的认识, 产生了经济监督论。
2. 公共受托管理责任与经济控制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伴随着公共支出规模扩大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 公共受托责任也从公共受托财务责任发展到公共受托管理责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诸如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就业、住房等, 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财政支出加以解决。这就导致了政府公共支出范围逐渐扩大, 从最初的科教文卫领域, 逐渐扩展到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众关心的民生领域。这些领域与公共受托责任的委托方———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而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效果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获得利益的多少。因此, 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效果就成为委托方关注的重点, 以前的公共受托财务责任已经不能满足委托方的需求。同时,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 导致政府用企业家的精神来重塑政府, 企业中重视效率、效果等思想被引入到政府行政管理领域。在这种背景下, 政府更加注重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 弱化了财政财务账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规性, 强调公共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产生了公共受托管理责任。公共受托管理责任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求国家审计通过对被审计单位公共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审计, 达到经济控制的目的。可见, 在公共受托管理责任产生后, 促进了对国家审计本质的认识, 产生了经济控制论。
3. 公共受托社会责任与“免疫系统”论。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开始涌现。首先是环境问题。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变化, 诸如全球变暖、河流污染、空气质量下降等已经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其次是社会问题。经济发展造成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成为了危害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最后是民生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问题作为委托方的社会公众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及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 而作为受托方的政府而言, 公共受托财务责任已经无法满足委托方的需求, 公共受托社会责任应运而生。公共受托社会责任下, 社会公众可以参与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 帮助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 从而促进责任型、效率型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公共受托社会责任要求国家审计能够充分发挥其“免疫系统”功能, 预防、揭示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通过赋予国家审计的权力, 监督制约权力的运行, 确保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实现国家“善治”。可见, 在公共受托社会责任产生后, 促进了对国家审计本质的认识, 产生了“免疫系统”论。
三、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国家审计职能的演化
1. 公共受托财务责任与国家审计职能。
我国从西周开始,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 国家审计作为受托方, 承担着解除被审计单位公共受托财务责任的重任, 重点关注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等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规性。这里的真实性是指国家审计对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等经济活动是否真实存在, 是否存在错弊行为, 以及财政财务收支报告是否真实、公允地反映了被审计单位的实际经济活动情况等进行审查。从真实性来看, 国家审计人员依据其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来判断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等经济活动的真实性, 发挥的是一种评价功能。从合法性和合规性来看, 国家审计人员鉴定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等经济活动与特定标准或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 发挥的是一种认证功能。同时, 除了这两项功能, 国家审计还可以通过委托方赋予的权力, 对被审计单位进行惩罚或建议具有司法性质的机构对其进行惩罚, 从这个角度来看, 国家审计也发挥了执法的功能。此外, 需要强调的是, 在很多朝代, 国家审计隶属于司法机关,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审计对于发现的各类问题, 可以直接采用法律程序来处理这些案件, 这时的国家审计具备司法功能。从下表可以看出, 不同的朝代由于国家审计机构和人员设置的不同, 其国家审计职能也不同, 但总体来看, 在公共受托财务责任背景下, 国家审计主要具有认证、评价、执法和司法职能。
资料来源:陈太辉 (2008) 博士论文《我国国家审计职能演化规律研究》。
2. 公共受托管理责任与国家审计职能。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公共受托财务责任不能满足委托方的需求, 公共受托管理责任出现了, 这时的国家审计关注被审计单位公共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这里的经济性是指在相同质量下, 将耗费成本降到最低;效率性是指在相同质量下, 投入产出比最大, 也就是说在投入资源不变的情况下, 使产出最大, 或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 投入资源最少;效益性是指既定目标是否达成, 或评估预计效益与实际效益之间的关系。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 不仅仅强调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规性, 更加强调通过绩效审计, 发现被审计单位在经济活动中使用公共资源存在的问题, 通过提出审计建议, 促进被审计单位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的提升。此外,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不断推进, 社会公众的参政意识不断增强, 人大、公众等对国家审计信息的需求不断提升, 迫切需要国家审计对被审计单位公共资源使用状况作出鉴证, 以提高人大、公众对政府、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信任程度。可见, 公共受托管理责任背景下, 国家审计除了发挥认证、评价和执法功能外, 还发挥了建设和鉴证功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在革命根据地时期, 国家审计也发挥的建设功能, 但这时的建设功能主要是通过审计发现财经法纪存在的问题, 通过提出审计建议来完善财务收支制度, 这是建设功能的雏形。
3. 公共受托社会责任与国家审计职能。
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凸显背景下, 为了满足委托方的需求, 公共受托社会责任产生了, 这时的国家审计关注的是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关注的是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国家审计通过充分发挥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 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 实现国家“善治”。
首先, 国家审计需要及早感知经济社会运行和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风险, 及时发出警告, 发挥审计预警功能;其次, 国家审计依据党、人民和政府关心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开展工作, 依据审计预警功能发现的风险制定审计计划, 通过发挥认证、评价功能, 发现被审计单位在经济运行和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类违规违法问题, 通过将发现的问题及时报告、公告和告知政府、人大、公众和被审计单位, 发挥鉴证功能;再次,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 国家审计能够自身处理的, 通过发挥自身抵御功能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处罚, 对于触犯法律的单位和个人, 移送司法、纪检监察和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处罚, 发挥审计的执法功能;最后, 通过对审计结果的挖掘, 提出相应的审计建议, 促进被审计单位相关制度的完善。可见, 在公共受托社会责任背景下, 国家审计具有认证、评价、执法、建设、鉴证和预警职能。
四、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形成过程分析
1.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内涵。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是指国家审计在经济社会运行和公共权利运行过程中, 所发挥的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
其中, 预防功能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国家审计通过审计预警的方式, 及时发现经济社会运行和公共权利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障碍、矛盾和风险, 发出预警, 提醒相关部门采取措施, 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即预警功能;另一方面是通过国家审计提出的审计建议, 配合相关部门指导被审计单位完善相关管理制度, 杜绝同类问题的发生, 即修补功能。
揭示功能也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揭露功能, 即通过审计发现问题;二是展示功能, 即把审计发现的问题, 通过报告、简报、信息和审计结果公告等形式, 及时向政府、人大和公众展示出来。
抵御功能也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审计利用自身具有的处理处罚功能, 对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被审计单位进行处罚, 即自身抵御功能;二是审计把查出的问题移送司法、纪检监察及相关部门, 通过这些部门来对存在违法违纪问题的被审计单位进行处罚, 即配合抵御功能。
2.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形成过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深化, 要求国家审计不仅仅要揭露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问题, 更重要是通过发挥展示 (鉴证) 功能, 为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途径。同时, 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类违法违规问题也层出不穷, 迫切需要审计发挥其威慑力, 通过发挥抵御 (执法) 功能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处理处罚, 迫使被审计单位遵纪守法。这也就意味着揭示功能和抵御功能就成为了国家审计的主要职能。而揭示和抵御功能都是事后审计, 随着社会风险的集聚, 迫切需要国家审计在审前对财政、金融、国有资产等风险进行预警, 发挥国家审计的预警功能, 提前采取措施, 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审计之后, 国家审计通过对审计结果的分析, 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的制度缺陷, 通过发挥国家审计的修补 (建设) 功能, 提出相应的审计建议, 促进被审计单位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的提升。
从公共受托责任角度来看, 在公共受托财务责任背景下, 国家审计主要发挥了揭露 (认证、评价) 功能;在公共受托管理责任背景下, 国家审计主要发挥了揭示 (认证、评价、鉴证) 、抵御 (执法) 和修补职能;在公共受托社会责任背景下, 国家审计主要发挥了预防 (预警、建设) 、揭示 (认证、评价、鉴证) 、抵御 (执法) 的“免疫系统”功能。因此,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是伴随着公共受托责任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如图所示, 经济社会的发展, 促使公共受托责任不断演化, 同时也使得人们对国家审计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入, 最终导致国家审计职能从揭露 (认证、评价) 功能发展到揭示 (认证、评价、鉴证) 、抵御 (执法) 和修补功能, 再到预防 (预警、修补) 、揭示 (认证、评价、鉴证) 和抵御 (执法) 功能,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就此形成。
参考文献
[1].中国会计学会.中国会计研究文献摘编 (1979-1999) :审计卷 (上册)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