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近代化（精选12篇）
日本的近代化 篇1
引言:
1853年, 随着美国东印度舰队开进浦贺港, 西方列强先进且强大的“黑船”使日本这个古老的东亚岛国走入了近代。随着《神奈川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的条约的签订。日本人第一次有了“国家”这个概念。面对着外患, 日本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扭转了危机正日益深化的日本。随着改革的深化, 日本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并在日俄战争之后成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列强”之一。而现在的日本也是世界八国集团 (G8) 中, 亚洲至今唯一的成员国, 亦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和教育大国。人均gdp也位于世界第二位。但在100多年以前, 日本仍然是一个积贫积弱、资源匮乏的岛国, 幕府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得这个东瀛岛国贫弱不堪。然而在明治维新之后的短短100多年时间里。日本崛起为一个世界强国, 迅速走完了西方列强几个世纪所走过的发展之路。日本的成功证明了现代化并非西方世界独有, 而其成功的关键——近代化的过程和经验更值得我们去探求。
1、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日本的近代始于“黑船来航”。而日本的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它确立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使日本摆脱了旧幕府时代的腐朽政治制度。走向了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处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幕府掌控一切, 天皇无实权。幕府对内稳固封建秩序和固有的农业经济, 打压革新派, 对外闭关锁国。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列强先后完成工业革命。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尚未形成, 世界各个地区尚处于一个相对孤立的状态。西方列强运用先进的工业成果开始对外扩张。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美国东印度舰队来到日本横须贺, 以武力和强硬的姿态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并迫使幕府和美国签订了不平的条约。同时期的中国同样苦于列强的侵略, 一时间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在逐渐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之中。下级武士中的有志之士提出改革的主张, 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实现富国强兵。而幕府却采取压制措施, 激化了原有矛盾。导致大批主张革新的有志之士遭受政治迫害, 使得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主体改革派逐渐形成。改革派以“尊王攘夷”的主张拥护日本第一百二十二代天皇明治天皇来推翻幕府的统治, 并开始武装倒幕。历经戊辰战争, 改革派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 宣布王政复古, 拥戴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政府建立君主专制政权, 并大力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明治维新改革。
2、明治维新的发展
推翻幕府之后, 在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领导下, 日本开始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改变原有日本的政治体制, 但是改革本身却也需要巨大的成本, 在改革中失势的武士, 尤其是下级武士渐渐无以维生。他们形成新的反对派, 反对明治政府, 并发动叛乱。在经历了平底叛乱等政治改革的阵痛期之后。日本开始大踏步向前发展。明治政府开始实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
文化上, 刚刚成立的新政府派遣了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节团前往欧美。这一使节团的人数几乎是明治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 日本政府同时拿出了当年财政预算的2%来支持使节团的行动。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 使节团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 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实录。回国之后, 使节团的考察实录也成为日本政府维新改革的一个指南。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 日本也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男人们剪掉发髻, 修剪成西式短发。同时在日本的新都东京的银座建立起了西式一条街。这一时期, 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 产生了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新文学派。
经济上,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处于农业经济, 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在使节团归国之后。明治政府大量派遣留学生奔赴欧美各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在西方学习了先进的科技回到日本来带动日本走向工业化。政府还以高过政府高官三倍的薪酬聘请了大量国外技师。建立起了各类新式工厂和兵工厂。同时, 当时的明治政府拿出年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来兴办企业, 在开办国营工厂的同时大力扶持民间企业。三菱等著名企业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崛起的。
外交上, 日本积极与西方各国进行外交活动。在一系列改革的成功之下。日本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注目。在日本的争取下, 不平等条约逐渐取消。1902年, 《日英同盟》缔结。
不过, 在完成了初步的改革之后, 日本也开始学习西方列强走向了扩张的道路。积极发展军工产业和陆海军, 并大量引入现代战争制度改革军队为战争做准备。1894年, 针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 日本和清帝国爆发了甲午战争。历经改革之后的中日较量中, 中国失败、日本胜利。更鼓舞了日本的统治阶级。在获得了中国大量的战争赔款之后。日本顺势吞并了朝鲜半岛, 这一期间。日本和俄罗斯帝国对东北亚地区的控制权展开争夺。1902年至1904年, 双方矛盾激化。日俄战争爆发, 在面对实力强于自身的俄罗斯帝国。日本经过苦战最终赢得了日俄战争。在这场东方与西方、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战争中, 日本再次获胜。这场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日本正式迈入“列强”行列。
3、明治维新的不足
日本在改革中, 太过忽视下层人民的承担极限。对农民与社会基层的残酷剥削。屡有重税出台。对于日本国内各个少数民族群体过度侵害。同时, 独断和畸形的政治体系促使军国主义盛行。政治不透明, 权力集中在少数元老和军队实力人物之中。没有顺应时代潮流还权于民。军国主义盛行, 导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向了一条通过战争来发展的道路, 日本近代一系列冒险的军事行动也滋长了日本的军国主义。20世纪上半叶, 日本对外扩张的战争一个接着一个。最终在二战中战败。
战后, 基于冷战时期的战略和政治考量, 美国与日本在1960年签定美日安保条约, 日本可以依靠美国这个“挡箭牌”专心发展经济, 许多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联系都很密切, 有人曾评价美日是一体的。日本需要美国的保护, 美国需要日本的支持, 双方具有共同的利益。美国至今在日驻有大量部队, 使日本成为美国海外驻兵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 经济自1960年代开始了持续长达30年的高度增长, 被誉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1960年代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计划, 此后经济保持平均10%的增长, 目前日本拥有的绝大多数世界知名的跨国企业都诞生于这一时期。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总量一度接近美国。现今也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
4、日本之“强”所带来的启示
日本在实现近代化之前, 所面临的条件比起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要险恶得多。但是日本在一系列改革之后成为强国, 实现了富国强兵。而同一时期中国同样也历经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改革。却最终失败。是什么让两国的改革结果和国运发展截然不同呢。这就要探讨日本近代化以来的经验, 和日本强国之路带给我们的启示。
(1) 顺应历史发展, 认清世界形势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大背景下, 西方携工业革命之余威, 开始在全球大肆扩张建立殖民地。在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下。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果断的看清了国内的形势。主动摒弃了旧有落后的封建制度。从此日本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维新。上层统治者关心国家发展, 明治天皇多次减少皇宫支出用于国家发展和军事。而同一时期的中国确受制于清政府腐朽的封建统治, 改革屡屡受阻, 封建统治者将个人利益置身于国家利益之上, 致使改革最终失败。
(2) 注重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对于国家的意义
近代化之前的日本处于农业经济, 幕府也极其注重农业和农民。而日本开
始走向近代之后。旧有的小农经济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人被大量束缚在土地上。受制于封建土地关系。无法消费手工制品, 城市也没用大量的劳动力来促使资本再生产。倒幕之后, 明治政府开始废藩置县, 逐渐使得旧有的农业经济结构开始解体。同时大量开办企业和国营工厂, 并且扶持民间企业。效法西方发展制度, 给予民间企业大量扶持和资助。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变了旧有的经济结构, 使日本的改革走向了一条有依靠和支撑的道路。在经济的支撑之下。日本开始走向富强。而同一时期中国的经济转型却受制于封建制度的弊端, 官办企业和民间企业形成了恶性竞争, 大量的民办优质企业受到握有权力的官办企业的制约。导致旧有小农经济没有完全解体。
(3) 抓住改革机遇, 迅速完成国家转变
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尚未形成之时, 日本的新的领导阶层果断看清了与西方世界的差距。迅速而坚定的派遣了大使节团前往欧美各国考察。使节团的考察实录也成为日本政府发展的一个借鉴。日本的领导阶层迅速在国家的各个方面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 革除落后的、发展先进的。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大跨步向前迈进。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 资源匮乏的实际也使得日本在这方面更多的吸收外来营养来成长自身。为了求得生存, 日本珍惜了当时国际形势下难得的发展机遇。迅速完成了国家的转型。使日本迈向了强国之林。战后的日本也从一片废墟之中崛起, 重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之中, 日本以其迅速和果断的改革使得日本摆脱贫穷走向富强。在现今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之时。我们更应该学习日本的强国之路, 发展自身的优势, 彻底的进行经济体制转型, 深化改革。这样,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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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近代化 篇2
题目
比较》有感
作者和学号
班级
日期
中日近代化的比较—读依田熹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2012年12月6日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读后感
在现今中国，有很多中国人对日本这个国家都怀有一种仇视的情绪，这大概是因为近代以来日本对我国的几次侵略以及中国人从小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所造成的。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很多中国人在提到日本的时候都会表现出不屑一顾，但是在这种反日的情绪下，人们除了用语言攻击、抵制日货之外，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超越这个确实要比我们发达、先进很多的国家。
日本在近代以来的迅速发展使得日本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日本的综合实力要远远超过中国。而根据史料记载，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化开始于同一时期，甚至中国（1840年开始近代化）要早于日本（1853年开始近代化），但由于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开始放缓。因此，我们应该要深刻的认识到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之处，找出自身的不足以及对方的优势，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能够超越日本，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站稳脚跟。
在中日近代化的研究中，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一书十分具有代表性。
在该书中，作者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了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之处：
一．基本文化形式的不同。
在该书的一开始，依田熹家就提出，文化形态在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相当有利的作用。他从几方面分析中日文化的异同导致的近代化差异。1.从文化形态来看，日本是并存型的，什么都可以；中国是单一型的，非什么不可。2.从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表现出来就是中体西用的顽固。3.从社会的协作形态来看，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注重的是“忠”、“义理”；中国是亲族协作型，注重的是“孝”，因此，日本人更加具有自我牺牲和集体精神。4.从社会的教育形态来看，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日本人更注重提高常识，而不是以达到目的而读书，日本的教育普及是其经济等迅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是选拔、达到目的型，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读书都是以科举为中心，认为读书是为了达到某种有限的目的，比如改变自身的身份。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差异，日本看起来更适合吸收、学习外国的现代文明，而中国却一直守着自己的那一套，坚持“非什么不可”的文化形态，致使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有了如此巨大的诧异。
二．国内统一市场的不同。
作者认为，中国在戊戌变法运动时，中国的18省实际上是“十八国”，而每个省的内部也是四分五裂。之后中国在欠缺可以成为近代国家前提的统一国家的状况下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又陷于军阀割据的状态。接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的同意运动有发生了曲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规模内战才完成了统一。统一的如此迟缓，成为近代化的一大障碍。
而日本由于国土狭小、海运便利等原因在江户时代的中期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强有力的国内统一市场。
三．近代化对象的不同。
作为日本近代化对象的江户时代的统治体制，是由幕府与藩组成，称作幕藩体质。其最大的特征是遵照分割统治与世袭的身份制原则来进行统治。并且日本的幕藩体制允许各藩拥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军事组织。只要克服了三百诸侯的分立，就能为成功过渡到统一的现代化国家做好前提准备。
作为中国近代化对象的是清朝统治体制。在中国，由看起来好像是高度集权的清朝过渡到近代化国家似乎比较容易。但是，事实上只带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长时期遭受国内分裂的痛苦，这是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学术、思想的不同。
在该书中，作者提到日本并没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因此日本属于文化摄取型，日本擅长摄取各国家的文化长处，因此各种学术思想在日本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有利于日本学习西方先进政治、技术，使日本加快近代化进程。但是，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各种文化底蕴，属于文化发生型。而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心里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接受外来不同文化时，中国人不敢大胆的接受，因此外来先进文化在中国很难生根发芽。因此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上要远远落后于日本。
五．经济近代化的不同。
日本从19世纪初开始，随着海防问题的出现，逐渐意识到需要制造西式武
器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西式炼铁。特别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与此同时，幕府与各藩出现了武器制造、造船、纺织等一系列使用西式机械的产业，其中大多数在明治维新后作为官营企业继承了下来。
中国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的军队、特别是其核心的湘军和淮军实行了西式装备，开设了修理武器、轮船的官办工厂。
从表面看来中日量过都是通过从欧美购进机械来移植近代产业。但两国所处的客观条件还是有不同的：1.当时日本已经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并由日本自己掌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统一国家。因而殖产兴业政策也是由同一国家的政府来推进的。在中国，当时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建立于这一基础上的统一国家尚未提上日程。2.当时日本和中国都同样陷于殖民地化的危机之中，但由于欧美的压力主要是针对中国，中国两次对外战争都打了败仗，加上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加收了外国的援助，中国比日本更具有更多的半殖民地性质。3.中国由于有着更多的从属性以及西学的传统不足，在洋务运动中机器的购进和使用几乎全都委交外国人和买办，这一状况长期延续下来。日本与此不同，在幕营和藩营的阶段就主要依靠本国的西学家和经营人才，所以其对外从属性比较小，由于明治政府接受了这些企业，更加减少了从属性。
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不同。这致使中日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巨大差距。但在我看来，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中日两国在文化形式上的不同。
近代日本的“超国家主义” 篇3
丸山真男很重视日本超国家主义的渐进的性格，同时提出如何区别近代国家共通的国家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的问题。桥川文三则进一步从具体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分析着手，指出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是以朝日平吾、中冈艮一、小沼正等青年为原初形态，在北一辉那里达到正统的完成形态，而将井上日召、橘孝三郎等看做一种中间形态。
朝日平吾（一八九二—— 一九二一）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大财阀安田善次郎的家里刺杀了安田善次郎之后，当场自杀了。受朝日平吾所留下的遗书《死之叫声》的影响，同年十一月四日，首相原敬在东京车站被十九岁的青年中冈艮一在“国贼！国贼！”的尖叫声中杀害了。井上日召（一八八六——一九六七）是血盟团事件的策划者和精神领袖，橘孝三郎（一八九三—— 一九七四）是农本法西斯主义的指导者。朝日的遗书《死之叫声》，具有区别日本的超国家主义与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标志性意义。在这里，如久野牧所言，元老、新旧华族、军阀、财阀、政党首脑这些明治以来的传统的国家主义的代表无差别地被一律断为罪恶的元凶，主张挨个杀掉，以此表明与明治以来的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断裂。而且这里，对外来思想的排斥、直接的恐怖行动、志士意识或天皇的赤子观这些昭和超国家主义的特色一应俱全，还没有表现出来的只有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国策结合起来的正式的超国家主义的主张而已。这种“正式的超国家主义的主张” 在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充分体现出来。
桥川文三不仅分析了大正、昭和时代超国家主义与明治时代国家主义在思想性格上的不同，而且指出明治以来的个人主义、人格主义的思潮对于形成超国家主义的思想底色的潜在影响，甚至有气脉相通的一面。实际上，以各种思想杂交的怪胎形式出现的超国家主义，无论是对传统思想还是现代思想都极具吸附性与粘连性，这是使它同时显出前近代与后现代面孔的原因。这里我们分别从人生观、国家观和宗教观来看看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特性。
虽然超国家主义者（他们的著作以及相关资料集中收录在《现代史资料》第四、五卷，みすず书房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版）的家庭出身及生活状况不尽相同，但都是自觉地将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有志之士”。只不过这种“志士意识”因为其处境等不同也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如朝日平吾在《死之叫声》里说：“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满二十岁的青年，他们不像今日之有识青年会算计，也不是小才子，其特征为愚直、不言实干、莽撞，立于信念、不为名利而动，故坚强沉默，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所期在决死的真实。强烈鼓吹天下之事皆为赌博的人生观与病死不如诛灭奸人而死这种男子汉的豪爽之气。”而“二二六”事件皇道派青年将校的代表西田税（一九○一 —— 一九三七）则有一种革命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气概。他在《无眼私论》中说：“志士必须是圣人，古来的革命者都是圣人——真理之把持及其现实只有圣者能够担当。”
人生观中，生死观无疑是他们的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一方面，他们赋予死以诗意的理想价值。西田税就高唱“死者诗也”。认为“美丽的死是人生终极的理想”。并解释说：“短暂的生因为美丽的死而具有无穷的价值。即便长寿，因为丑死而价值全无。总之，殉于哲理追求人生去美丽地死的殉道者的生命，不单单以其年龄——灵肉俱在的——论长短，所有殉道者的生命都是同一的——在永远的未来延续而不朽，其存在与哲理的永劫不朽。”
与这种对死的礼赞形成对照的是将暗杀视为一种去道德化的手段或方便。对于为什么要采取暗杀这种过激的手段，井上日召回答说：“那是无是非的方便。”“什么能够促使他们自觉？有什么方法？一想马上就应该明白。对他们的铜墙铁壁而言，出版物和志士的诚意都没有用，那么剩下来的只有在他们所珍惜的最重要的生命上的危险感才能够开导他们自觉了。”“对我来说我相信是佛行，不觉得是善也不觉得是恶，一切都是这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这里涉及佛教，特别是日莲宗的法华信仰。如杀害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的小沼正说：“我杀掉井上准之助，朦朦胧胧地觉得能够掌握佛教的某种东西了。成为杀人犯在拘禁中我更加热情地阅读了佛教经典。这都是托准之助的福。这样，对我来说杀人是如来的方便。”
他们主张将杀人作为一种“方便”，其目的在于国家改造、在于“清君侧”。同时也是排除天皇与其赤子之间的屏障，使作为有限的个人融入天皇这一万世不朽的绝对生命之中。青年将校一般都认为天皇陛下即日本国，我们赤子是陛下的分身、分灵。立于这种信仰之上，去充实发展每一天的生活，就是维新、就是改造。但是，具体而言，天皇的命令要通过上级军官来表现，这作为实际问题来认识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长官不得不根据自己的信念来强行“含泪”要求部下，因为部下是将自己的命令“作为陛下的命令确信而动的”。与这种将拟似“陛下的命令”作为“确实的信念”而“去”死相区别，法西斯主义的恐怖暗杀活动，有所谓“一人一杀”与“一杀多生”的分别。一人一杀，朝日平吾是典型的代表，他留给盟友的遗言是：“卿等体会我平素的主义，不声张、不外露，只是默默地刺杀、冲击、斩伐、投放，不需要同志间的往来、结集，唯有埋葬一个，这即是尽自己个人的方法与手段。”而井上日召则告诫其同志说：“我们的暗杀，不是以杀人为目的，而是忧国青年为了促使其觉醒而不得已所诉诸的唯一手段。”还特别提到“无论是否达到目的，不要自杀。既然自己是信善行事，就必须明确活下去的态度”。
他们的人生观和生死观，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带有“求道者”追求“自我实现”的意味。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是在国家主义烟幕下日本人自我意识的大爆发和大幻灭。
国家观应该说是超国家主义者思想中最具本质意义的部分。而在这一部分，也直接与天皇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西田税表述得干脆利索，他说：“天皇为国民的天皇，民族为天皇的民族。”他强调要将明治维新的理想发扬光大而进行大正维新，必须以剑、以神圣的血、“以彻底的国家主义”来洗濯此污浊的国家而在此之上建设新的真正的日本，“使日本成为世界的宗主国”。井上日召则是从宇宙观来认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强调无论是从唯物的层面还是人的内在的知识、感情来看，宇宙的整体“森罗万象都是同魂一体，没有任何一个是独立分离的”。而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被综合统一在其中，没有与全体分离对立的个人。国家改造的思想基础，井上日召认为在于觉悟到日本这个国家是以与其他诸外国不同的宇宙法则为国体而成立的国家。也就是说，国民都是天皇的赤子，国民与国家是“同魂一体”的。他认为现实的教育及社会的制度组织等都只是以欧美式的差别观为基础的，都是违反宇宙的本来面目的。从而批评现实的日本政治只有天皇政治的名目，而实际上是政党政治、寡头政治，绝不是天皇的政治。
也有对天皇本身表示不满而进行“忠义直谏”的。如皇道派青年将校的先驱者矶部浅一（一九○五—— 一九三七）认为明治以后的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一君与万民一体的立宪国、是以天皇为政治的中心的近代民主国。因此不允许独裁。但现实中的日本则是特权阶级的独裁政治，他们甚至都不把天皇放在眼里。他认为这是天皇陛下的“失政”。同時他感到既然现实世界中天皇都无能为力，那么也只好以“我们另外有一个灵的国家”来自慰了。
谈论超国家主义者的国家观，当然不能忽视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代表北一辉。从一九○六年他自费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到一九一九年被奉为日本超国家主义圣典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作成，典型地展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等近代思想如何日本化、军国主义化的历程。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发挥了最具指导性作用的理论，是贯穿国内改造与国际侵略的最具理论形态的法西斯主义的典型。
在“大纲”的绪言中，他指出如同希腊是欧洲文明的中心，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希腊，在率先构筑自己的精神完成国家改造的同时，高扬亚洲联盟的义旗而执将真正到来的世界联邦的牛耳，这样就可以向四海同胞宣布佛子的天道而垂范于东西”。在国内改造上他提出一系列措施，比如“天皇为了与全日本国民一同奠定国家改造的根基，由天皇大权的发动开始，停止三年宪法，解散两院，在全国发布戒严令”。“废除华族，撤销阻隔天皇与国民之间的藩屏以彰显明治维新的精神。”“天皇在戒严令实施中，以在乡军人团为直属于改造内阁的机关，来维持国家改造中的秩序，同时调查并征集各地私有财产超限度者”等等。在国际方面，他认为日本“在国际上处于无产者地位”，主张以所谓“正义的名义”来打破“不正义的现状”的战争的正当性，强调要重新“决定国际间的分配”，否则，“日本的社会问题永远无穷地得不到解决”。其最终目标是要“构筑起北到俄国南到澳洲的大帝国”，发出了发动对太平洋战争的预言。与“绪言”相呼应，在“结论”中，他认为日本改造法大纲，是“日本民族的社会革命论”，并且大言不惭地说，“日本民族在国际上复活主权的原始意义”就是要觉悟到那是要获得作为“统治各国的最高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也对“劳动者的权利”及“国民的生活权利”提出了明确的改造方案。比如对罢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民的自卫权”的认可、“劳动工资以自由契约为原则”、八小时工作制、“妇女的劳动与男子一样自由、平等”、“保障日本国民平等、自由的国民的人权”等等。可见右翼与左翼的确几乎只有一纸之隔。直接处理右翼思想的检查官也注意到“此日本改造法案中所包藏的思想，其社会主义色调极为浓厚，甚至极端地可以说是赤色思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超国家主义的特点。
日本超国家主义的“革命行动”，由于不是靠大众的力量来完成，而且其理论大多不成体系，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大规模地指导或改造社会实践。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宗教的力量来达到其目的。井上日召选择同志的方针之一就是“尽可能有宗教信仰或经过宗教上的锻炼，至少对改造运动具有宗教式的热情”。还要“能够满足于为改造运动不惜生命的坚定信念，而不看重其所把持的理论”。而佛教的日莲主义，特别是《法华经》信仰与超国家主义者有着比较普遍的联系。
井上日召自述其通过诵读《法华经》，感到“全身沐浴着灵光，四面八方所见之物都大放光明，与佛教经典所描述的那种庄严世界毫无二致”。不仅如此，而且明显地听到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你就是救世主！”他批评当时的佛教界局限于思想或字句的细枝末节，进行无用的理论斗争，而忽视了当务之急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改造实行。他一方面念佛一直不断。同时他也欣赏神道，指出“只有以此神道为生命的日本才有指导世界的资格”。其旨在强调“牢固地把持国体的绝对性”。实际上，在井上日召那里宗教已经被生活化了。因此，他甚至说“我的国家改造运动就是我的宗教”。
试析近代日本的丧葬文化 篇4
现代日本多种宗教文化同时存在, 与此同时, 民间地方风俗还有残留。日本自古以来的信仰认为, 肉体会随着时间腐烂至消失, 而灵魂则会变成圣灵, 永存不灭。从而也就有了在人们还活着的时候, 或是肉体还没有消失殆尽的时候, 给他们“招魂”这样的风俗。
现在, 根据宗教信仰不同, 葬礼的仪式有神式、佛式、基督教式、无宗教式等。葬礼在每个时代略有相同, 本文以日本佛式葬礼为中心, 对日本葬礼文化进行论述。
一、日本的丧葬制度
所谓丧葬制度, 是指根据死者的家族或是当地的风俗而举行的葬法, 包括服丧、葬礼、墓制等全部内容。它是根据各个民族的生活模式、宗教环境和信仰等种种变化复合而成的, 也是各个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发展的产物, 以祭拜祖先为中心的传统信仰, 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氤氲化育出了内涵丰富的丧葬礼仪, 同时又是宗法制度和相关文化精神在死亡问题上的反映。
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前, 日本古代的丧葬都是按照神道仪式举行的。从古代到镰仓幕府时代, 民间盛行风葬, 也就是将尸体放置于野外。如今日本现代社会却是火葬占主导地位。关于日本火葬的起源, 根据《续日本纪》的记载, 文武天皇4年 (676年) 3月, 元兴寺僧人道昭举行了火葬仪式, 这是日本文献资料中的最早记录。道昭是作为遣唐使曾在中国僧人唐玄奘门下研习佛法。 他回国后云游四方, 弘扬佛法, 与此同时, 宣扬火葬。除了僧人之外, 最先接受并实行火葬的是天皇和贵族阶层。最先实行火葬的天皇是四十一代天皇持统天皇。
平安朝之后开始了佛式火葬。江户时代开始举行儒教式葬礼和佛教式的葬礼, 但神葬只有神官世家被允许。德川家康是神葬的, 这是他作为贵人的一个特例。神教禁忌死亡污秽之物, 侍奉神的神官也从事葬礼仪式。神道式葬礼就托付给了神道教。神社的神官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是在大正以后的事。佛教葬礼仪式多, 墓地和寺庙等只是一种附带形式。
儒者并不满意用佛教的方式祭奠死者, 他们盛行自己儒教的葬礼仪式, 不喜欢寺庙的墓地, 于是建造了只属于儒者的墓地。在明治到大正年间, 葬礼仪式和宗教的种类不断增加, 连基督教也有专门的葬礼仪式。即便如此, 从盛行神式葬礼的风潮开始, 末端的神社不断增加且逐渐完工, 再者儒教世家的后人形成了喜好神式葬礼之风。
而且, 在基督教式葬礼的影响下, 也出现了供花、献花圈等风俗习惯。大约在明治二十年间开始出现了葬仪社这样的服务行业, 代理葬礼的一切事物, 从帮忙选择道具的种类到下葬为止的一切工作, 灵柩马车, 灵柩自行车可由葬仪社负责。
明治十七年日本规定, 人死后没有经过24小时严禁土葬和火葬, 在大城市内禁止土葬, 所有死者必须火葬。
尽管日本宗教形式丰富多彩, 但是无论哪个宗教, 都非常重视人死后的葬礼。庄严隆重的葬礼仪式在日本似乎被认为是挽救死者灵魂的最佳方式。
二、葬礼准备
人之初死, 需要准备寒暄语、死亡通知书及丧主。丧主一般由死者家庭的户主承担, 现在则是由死者生前关系最好的人承担。丈夫死亡的时候妻子就是丧主, 妻子死亡的情况下则丈夫为丧主。如果配偶已死的情况, 则由长幼顺序来定丧主。子女死亡则由父母双亲为丧主。但是, 如果配偶为高龄者, 而长子在社会上又有一定地位, 那么这时一般由长子做丧主。就算是嫁出去的女儿有些情况也可为丧主。
除此之外, 亲属都不在的情况下, 也可由死者友人知己全权处理这些丧事。总之, 丧主在葬礼仪式中占中心地位, 但并不是由丧主负责丧礼的一切费用。丧主需要和近亲商量决定葬礼参加人员的名单及经费。
葬礼的规模根据死者家属的经济情况、社会地位、交际范围而定, 当然也可根据死者遗言的要求决断。另外, 社葬、团体葬和无宗教葬等举行的形式是各不相同的。葬仪一般在自己家里举行, 当空间过于狭小的情况下, 可以和葬仪社或负责人商量而定, 只有守夜在自己家进行。
葬礼仪式, 法律规定不管是火葬还是土葬, 必须在人死后24小时之后进行。决定葬礼仪式在24小时之后的哪一天, 当然也要考虑到远方的至亲和死者生前的友人的到达时间, 还要考虑到死亡通知书传递的时间。在此基础上还要联系葬仪社, 查询火葬场的情况, 再决定葬礼的举行时间。根据具体情况, 还要避开不能出殡的日子。
爱用品与宗教、宗派无关, 只要放入死者生前喜欢的物品即可。也有葬仪, 死了妻子的男人在棺材里放了一本《丝绸之路之旅》的书, 后来一问, 原来他们夫妇曾经约定等他们老了以后一起重走丝绸之路。这样看来, 只要是死者生前所喜爱的物品就可放入棺材, 但是金属制品一般不放入其中。
遗像是用来缅怀故人的, 所以一般会选择死者或亲属较为中意的照片。尽可能是正面照, 黑白照更符合葬礼的氛围。装饰遗像相框, 要在相框上方系上黑色丝带。放入棺内的鲜花, 一般选择死者生前中意的种类。
死亡通知书, 市区政府和医院葬仪社有标准样本。拿到死亡通知书后, 还要有医生在临终时到场并出具的死亡诊断书。死亡通知书上, 记录死亡地点和死者的籍贯。
决定葬礼仪式举行的日期和地点后, 就要印刷死亡通知书并发送, 通知葬礼的日程和地点。通知书一般用黑色或是灰色的明信片印刷。死亡通知书的格式, 前文、寒暄语都省略, 直击主题。写明丧主和死者的关系, 死者的姓名, 死因, 死亡时间, 另有一些感谢生前照顾的寒暄语。之后就是葬礼的日程安排、地点, 最后写上年月日及丧主的住宅地址和亲属的名字。
根据死者生前的地位和交际范围, 除了死亡通知书之外, 也有通过新闻向社会各界发布死亡消息的。
戒名也就是法名, 一般是由死后念经超度的僧人来起, 即便死者生前不是佛教信徒, 也要为死后授予一个正式的法名, 以示皈依佛门。源于此, 日本佛教又被称为“葬式”佛教①, 由此可见, 日本人生前将自己的幸福寄托于神社, 而死后安宁则托付给了寺庙。
三、佛式葬礼
1.临终
当医生宣告死亡的时候, 要取“死水”给死者清洗遗体。所谓“死水”就是不流动的水, 可以说是死者人生最后接触的水, 这个水包含亲属对死者重返生命的愿望。最后的水, 亲朋好友奔丧而至, 一个接着一个在死者的脸上洒水, 感悟悲伤。在方便筷的一端缠上脱脂棉, 在死者生前喜欢的碗里倒入水, 用水润湿死者的嘴唇作为一种告别仪式, 此时不烧香。
遗体在入殓前会用微温的水擦拭全身, 在医院里死亡的情况下都是由女护士代劳, 而在自己家里, 则以微温的水浸湿毛巾擦拭全身, 在鼻孔、耳、肛门等处都会用脱脂棉塞住, 这些由媳妇、女儿、兄弟或是儿子来做, 葬仪社的工作人员不再帮忙。在清洗完遗体之后, 要将死者的两只手摆放于胸前, 然后使其眼睛和嘴巴闭上。一般轻轻地将死者的上眼睑往下拨, 把枕头稍稍垫高, 让嘴唇向下颚靠拢不至于张开, 还要在脸上轻轻地系上绷带。清洗的水称之为“逆水”, 先在盆里放入水, 再倒入热水, 反之亦可。
死者的寿衣一般是白色的, 白木棉的料子上印有经文的和服。经文根据宗教派别不同而各不相同。另有佛珠、绑手、绑脚、三角头巾、头陀袋、六分钱、袜子、草鞋等。还备有死者生前 最喜欢的衣服, 以及平日里穿的服装或新婚时的礼服, 其袖子是不通的, 意喻死者要历经长途旅行, 一并放入棺内。
为死者整容, 让死者面容平静。如上所述, 这项工作只有参加擦拭身体的人和死者友人才有资格做。无论男女, 头发须弄整齐, 将死者的面容弄到与死者生前最接近的容颜。男性要刮胡须, 女性要化淡妆, 男女都要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亲属最希望的就是将死者的容颜尽可能弄到最美。
北枕是在确认生者死亡后的第一个仪式, 就是将死者头朝北睡。这个习俗是由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圆寂时头朝北、面朝西而演变而来的。 根据住宅的情况, 如果很难做到头朝北, 就可朝西。在遗体入馆之前, 还要将遗体露在外面的那部分用酒精擦拭。入棺等手续, 一般由死者亲属做, 也可委托葬仪社帮忙处理。但是在医院里死亡的, 则经常在这些手续之前就已经入棺。
在棺材的空处可以放入死者生前喜欢的物品、食品等。盖棺后, 把棺材安置在祭坛, 棺内要贴上事先在菩提寺的僧侣处获得的棺书, 棺书一般为僧侣抄写的经文。
2.守夜
守夜一般从僧侣的到来开始, 并按葬仪社的指示行事。根据空间大小、吊唁者人数, 守夜仪式的进行顺序也有改变或省略的情况。守夜有两种形式:只有家人参加的临时守夜和接受正式吊唁的守夜。
守夜坐席顺序从祭坛的右侧开始依次为丧主、死者家属、亲戚。左侧则按僧侣、葬仪委员长、负责人、死者恩人、公司代表、友人等顺序就座。 也有情况将死者的上司或恩人安排在首座的座次。
祭奠的人员一般不会穿着华丽的服饰而选择一般的服饰。在一定要穿丧服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选择过于夸张的服装, 力求简单。女性一般身着黑色服饰, 也可为藏青、灰色或紫色的连衣裙、西装, 套装亦可, 黑色鞋子。男性则为深色套装, 搭配白色衬衫, 领带、袜子和鞋子一律为黑色。
膝行膝退, 正座状态, 脚后跟向上, 脚尖着地, 双膝交互移动。这是日本自古以来的礼仪。
3.告别仪式
死者家属会在仪式开始前提早入场。在自己住宅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坐席顺序和守夜的情况一样。到了规定时刻, 僧侣入场。司仪会邀请僧侣来到祭坛前, 此时全体起立告别仪式正式开始, 如果空间过于狭小, 则为跪坐、低头姿势。
仪式正式开始后僧侣诵经超度亡灵。虽然葬仪的规模有别, 但是一般诵经时间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在诵经时, 葬礼参加者一律正座。为了不拖长时间, 一般会在事前规定好时间, 僧侣按此程序可适当调整诵经时间。
在诵经过程中也会有吊唁者来烧香。死者家属, 亲族一定要回礼。之后, 僧侣退场, 最后的告别仪式结束。
通常死者家属、亲族、负责人都正装出席, 其他人也可穿得稍微简略些。
4.出棺和火葬场的做法
告别仪式结束后, 从祭坛里搬出棺材, 以头朝北的方向打开棺盖, 让死者家属见上最后一面。葬礼参加者要求再看一眼死者时, 也会让他再见一面。之后钉棺, 一般由葬仪社的人员完成, 中途会让死者家属象征性地轻轻地敲上两下。钉子一定要用石头来敲, 这是代表三界之川的石头。然后, 丧主双手捧着死者的遗像, 在亲人的帮助下将棺材送上灵车。此时要从脚的方向往灵车内搬运, 而且搬运者一定要为男性, 禁止女性搬运。
在火葬炉前进行遗体告别称之为“敛祭”②。“敛”就是收起收集的意思。把遗体放入火葬炉, 在小桌子上摆放死者的灵位、遗像、蜡烛、鲜花等。在僧侣诵经过程中全体烧香, 之后火葬炉点火起烧。家属亲戚等在休息室等候。期间, 供应点心、酒水等候。火葬时间大约一个小时。
火葬结束后全体人员在火葬炉前集合, 开始收集骨灰。在火葬炉的铁板上收集残留的烧骨和骨灰。这也要由全体人员 参加, 两人一组, 用竹筷夹起烧骨放入骨灰盒。完成之后, 骨灰盒放在用白布包裹的桐箱里。
5.回家后的法要和斋戒期满
告别仪式结束且出棺之后, 葬仪社开始着手准备一些后续装饰和清洁工作。后续装饰就是在小桌子上摆放遗像、香、供品、烛台等, 还有从火葬场出拿来的遗骨和牌位。僧侣、丧主、死者家属等回来之后, 各自入席, 僧侣诵经超度亡灵。小桌上的装饰要维持到七七四十九天的服丧期满后。
“头七”指死亡后的第一个7天。但是最近一般指迎接骨灰后的第一个7天, 死者家属委托僧侣在头七那天诵经超度亡灵。之后丧主及死者亲属到祭坛烧香祭奠亡灵。有的从火葬场回来后省略了诵经烧香等仪式, 直接进入斋戒期。
从火葬场拿着遗骨回来后要清洁。在自己住宅的大门前放一桶水, 外出回来的人则要舀水洗手, 然后还要在自己的身体上撒盐才可进入。这是为了达到驱邪、保持干净的目的。
头七过后, 则意味斋戒期满, 可以将生的食材酒水拿出来, 慰劳那些帮忙的人, 基本恢复正常生活。
丧礼参加者向过世家属提交的谢仪叫做香典。香典袋在便利店、文具店、超市、百货商店等都可以买到。香典袋是一种 特制的纸袋, 大小像信封, 但不能邮寄。白事奠仪的袋子叫做“不祝仪袋”或“奠仪袋”, 只有黑白色或灰白色。香典的金额根据与故人的关系决定。好朋友一般为五千到一万日元, 也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适当掌握。对送香礼钱的人, 在葬礼完了以后, 家属要给他们寄送感谢信, 并回赠“谢礼钱”。“谢礼钱”的数量一般为对方送的香典钱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同时还要回 送洗澡巾、被单、毛料、白布料、陶瓷、漆器、茶叶等礼品。
从佛教的生死轮回观来看, 认为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天就可以轮回转世为其他生物。或者用净土佛教的思维来考虑, 人死的那一瞬间就在佛教净土之西方极乐世界再生了。但日本佛教又融入了传统的神道思想, 认为人死后是有怨恨的, 为了抚平这些怨恨情绪, 冤魂必须祭奠供养。祭奠供奉法式分别是头七、五七、七七、百日、一周年忌日、三周年忌日、七周年忌日、十三周年忌日、十七周年忌日、二十三周年忌日、三十三周 年忌日。这些祭奠都是通过佛教仪式完成的。三十三年忌日后的灵魂变成了“大和魂”, 而大和魂又可称为“神”, 这样就可以在神社祭奠亡灵。这种融合, 使得佛教和神道教融成一体。但是明治之后佛教与神道分离, 各自形成一套完整的葬礼形式。
四、结语
丧礼作为日本人接受死亡的一个文化流程, 在现代社会仍然传承, 并影响人们的生活。如今的丧礼呈现多样化趋势。日本的传统丧礼是一个文化共同的象征, 而现今葬礼的承办者却越来越倾向于个人化特征, 同时葬礼也变得越来越表现逝者的个性。以前, 如果对葬礼有什么不理解, 就可以“咨询老人家”, 而如今城市中的年长者对葬礼的风俗越来越生疏。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日本的葬礼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举行葬礼的场所由文化共同体转变为专门从事丧葬事业的人、由共 同体传承下来的各种风俗习惯渐渐变得支离破碎。主持丧葬仪式的人把从丧礼社团学习来的丧礼习俗规定告知死者家属, 甚至把死者家人当做消费者, 怀着这样一种心态举行告别会。
然而, 无论传统葬礼如何简化, 日本葬礼中佛教成分仍然处处可见, 可以说佛教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的轴心。
摘要：葬礼是对人生的最后总结。国家、民族不同, 葬礼形式也不同, 它具有国家性和民族性。它和宗教信仰及文明程度有关, 因此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从古代到中世纪, 日本人习惯土葬, 同时也有风葬、鸟葬、水葬等形式。后来随着中国佛教的传入, 卷起了一种火葬的风潮。近现代的葬礼越来越依赖殡仪公司, 使送葬文化变得商业化, 不断发展形成了新的葬礼观。本文从佛式葬礼角度对日本近现代葬礼进行分析, 了解更多葬礼知识, 从另一个侧面解读日本人的人生观与宗教观。
关键词：葬式,佛式,步骤,葬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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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诗歌 篇5
日本近代诗歌
日本近代（明治、大正年代）的文语自由诗和口语自由诗，主要指口语自由诗而言。
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后第14年（1882），自由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采取镇压政策，同时勾结封建势力，发展独特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必须进行启蒙活动，向人民灌输一定程度的“文明开化”思想，把人民的思想纳入统治阶级的政策轨道。御用学者外山正一等3人，为了适应这种启蒙活动的需要，出版《新体诗抄》。这本书包括翻译欧洲诗歌3首，仿照其形式自行创作6首，文辞“甚为拙劣鄙陋，不堪卒读”，不能视为近代诗歌的诞生。但是，它对于很久以来有人试图在诗歌形式上进行改革的设想和实践，却带来很大的希望。以后，陆续出版了一些类似的诗集。这些诗集的产生，也可以说是受到自由民权运动的自由思想的刺激。比如与《新体诗抄》同年出版的《新体诗歌》中，小室屈山的《自由之歌》，一般认为是表达民主呼声的最早的诗作之一。在这之后的1889年前后,北村透谷（1868～1894）发表《楚囚之歌》和以森鸥外（1862～1922）为主翻译出版的欧洲诗集《面影》，形式上虽说也不够完整，但文辞大有提高，表现出浪漫主义特色，对近代诗歌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般认为，北村透谷推动诗歌朝着近代化迈进了第一步。
透谷以后，国木田独步（1871～1908）于1897年发表的《独步吟》，为近代诗歌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贡献。透谷和独步的诗，在自由民权运动遭到镇压的“大逆事件”发生后，在黑暗的时代面前，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哀伤，或对现实的逃避，同时也间接、曲折地流露出近代人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情绪。岛崎藤村（1872～1943）和土井晚翠(1871～1952)继承并发展了透谷的特色，把浪漫主义诗歌推进一步。藤村在1897年出版的诗集《嫩菜集》中,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以更完整的浪漫主义方法，为日本近代诗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的《初恋》、《旅途》、《千曲川旅情之歌》和《常青树》等,均被誉为近代诗名作。自此,新体诗作为艺术作品全面地发展起来。继藤村之后，有薄田泣堇（1877～1945）、蒲原有明（1876～1952）、伊良子清白（1877～1946）、河井醉茗（1874～1965）、横濑夜雨（1878～1934）、儿玉花外（1874～1943）等人登上新的诗坛。泣堇、有明把新体诗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一步。有明的《春鸟集》（1905）把欧洲的象征主义的方法运用于日本近代诗歌,使之成为当时新体诗的主要倾向。三木露风（1889～1964）的诗集《白手猎人》（1913）就是由于具有这一派诗歌的特点而著名于世。在20世纪初的新体诗中,横濑夜雨和野口雨情（1882～1945）的作品具有民谣风格和节奏,以儿玉花外为中心的明治时代“社会主义诗人集体”表现了社会性和人道主义思想。还有与谢野晶子（1878～1942）的诗集《乱发》（1901），歌颂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激情。她在日俄战争（1904～1905）初期反战呼声的高潮中，发表名诗《你不能死去！》（1904），被公开辱骂为“乱臣贼子”。她还和丈夫与谢野宽（1873～1935）主办诗刊《明星》。这都是这一时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形成日本近代诗歌的人民性倾向起了重要作用，在诗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引起人们的思索和探求。但是，在日本向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20世纪初，受欧洲文艺思潮影响产生的自然主义文学波及诗坛，致使在藤村以后居于诗坛主流地位的新体诗脱离现实的倾向愈益严重。石川啄木（1886～1912）是日本革命诗歌的先驱，日本近代大诗人之一。他在1910年发生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大逆事件”以后万马齐喑的气氛中，发表论文《强权、纯粹自然主义的终结及对明日的考察》（1909），对脱离现实的自然主义诗歌进行批判，并在1911至1912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名诗集《笛子和口哨》中，号召革命诗人“到人民中间去”（《无止境的议论之后》），歌颂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墓志铭》）。《笛子和口哨》是革命诗歌蓬勃兴起的嚆矢，引起诗坛的强烈反响。这一时期，还有北原白秋（1885～1942）、室生犀星（1889～1962）等人，发表文语自由诗。他们的诗，有的表现对现实不满和反战情绪，大多数则是颓废倾向较重的不健康的东西。
甲午战争对日本近代历史的影响 篇6
首先,这次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天皇政权的对外扩张意识。不仅“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日本政府意识到依靠武力瓜分殖民地已成为世界潮流,而且从战争中获得的丰厚战利品也使之更热衷于扩军备战及对外侵略。其次,甲午战争为日本形成发动全面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奠定了基础。战争爆发后,议员们纷纷向天皇和专制政府宣誓效忠,从而使政府得以自由地决定临时军费通过了特别会计法,并为支付巨额的军费募集公债。战后,政府提出的扩军计划顺利得到议会的赞成,而且议会与政府的部分权力也因战争的胜利逐渐为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军部政治所夺。例如1895年实施台湾总督武官制,1900年进一步发展为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即规定内阁成员的陆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大将或中将。
另外,甲午战争使帝国主义思潮成为支配日本社会舆论的主旋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扩张论”和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这两种观点均主张日本应对外侵略,扩张殖民地。
这场战争也将日本人历来对中国人的意识扭转了180度。在此之前,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人学汉字,写汉文,模仿中国各种文化传统,凡外国过来的新鲜玩意儿都加个“唐”字,以示先进文明。忽然一夜之间,他们发现心目中神圣的尊师竟然不堪一击,惊讶之余狮子大开口,从此拉开了对中国侵略的序幕。
尽管在明治维新后的数十年间,日本已逐渐摆脱了往日对中国的敬畏,但还没有露骨地表现出来。当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国内迅速弥漫起一种自大而又鄙视中国的风气。当时日本的各大报刊纷纷主张通过这次战争进一步征服中国,由天皇来统治中国。《时事新报》刊登社论说“日本开战是为了文明开化的进步”,内村鉴三甚至以英语发表论文说“中国是进步的大敌”,这样一来,在日本的一般国民中就产生了“战争有理,蔑视中国”的心理,为日本全面侵略打下了民意基础。就连日本小孩都唱起“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这样轻侮清朝人的歌谣。另据记载,当时许多日本人甚至公然以“豕尾奴”之类的字眼直接辱骂首批清朝留学生,使后者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1874年5月,日本政府借口三年前琉球船民因风漂至台湾而被当地居民杀害的事件,派军队在台湾登陆,结果遭到抗击,中国清政府也准备派军队前往参战。进退两难的日本被迫求和,大久保利通亲自来华谈判,并利用清政府急于求和的心态,以“抚恤”的名义得到50万两白银的赔偿,结果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1879年,明治政府派军队到琉球,强制性地将1872年设置的琉球藩改为冲绳县,此举遭到清朝的抗议。1894年春,朝鲜南部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其口号为“消灭权贵”“逐倭灭洋”。朝鲜政府无力镇压农民起义,决定请求清政府出兵“代为征讨”。得知清朝出兵后,日本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出了大批军队到朝鲜首都京城,名为“警卫使馆”。但此时朝鲜局势已经基本稳定,于是,清政府驻朝鲜代表袁世凯与日本驻朝公使达成口头协议,停止增兵,并逐步撤出各自的军队。日本政府却蓄意挑起战端,不断增加在朝鲜的兵力,同时指示其公使“促成日中冲突卜为今日只急务。为断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同年6月,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遭到拒绝后又向清政府连续提出两次“绝交书”。7月23日,日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扶持傀儡政权,迫令其“请求”日本军队驱逐在朝鲜的清朝军队。
7月25日,日本军舰在靠近朝鲜的丰岛海面袭击清朝军舰,并击沉清政府运兵船高升号,800余名将士牺牲。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日本侵朝军队已达5万,并很快占领平壤,清军退至中国境内。9月17日,双方舰队在黄海激战,清朝的北洋舰队被击溃。10月25日,日本军队兵分两路进攻中国大陆,迅速占领辽东半岛及大连、旅顺,并在旅顺进行大屠杀,导致全城人员所剩无几。1895年1月,日军进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将北洋舰队全歼在海港内。3月,日军在辽东不断加强攻势,清朝军队连连败北,日军逼近山海关,清朝政府决意求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派李鸿章前往日本山口县马关(原下关)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谈判,在日方的高压威胁下,被迫在4月17日签订了极为屈辱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为清朝承认朝鲜独立,清朝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增加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城市以及长江、吴淞江航运线,日本人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厂制造产品,运销内地只交纳进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早就对中国东北地区抱有野心的俄国极力反对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因而伙同德国、法国进行干预,结果日本不得不接受三国的“劝告”,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另付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马关条约》令日本野心膨胀。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强占了台湾、澎湖列岛,而且获得了2.3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另外还有从清朝缴获的舰艇等战利品价值近1亿日元。要知道,当时日本每年国库总收入仅为8000万元,单是来自清朝的赔款即相当于日本4年多的财政总收入。面对这样一大笔“意外之财”,日本当年几乎是举国惊喜。时任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曾高兴地说:“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利用清政府支付的巨额赔款,日本一跃而成为强国,更将其中一亿多元直接用于陆海军备扩张,极大地增强了军事实力。尤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强占台湾,极大地刺激了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自此,日本迅速走上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的农协与农业现代化(上) 篇7
说起与我们中国一衣带水的东洋邻国日本,我们对它并不陌生,一个总体印象是一句话、八个字:面积狭小,资源贫乏。是啊,在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到,在浩瀚的太平洋西部,在我国东海的东北方,这个由一系列大大小小岛屿组成的日本国,其面积加起来还不到38万平方公里(37.77万平方公里),仅占世界陆地面积的0.27%,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1/25(4%)。说得更直观一些,只是我们的“老区”之一的江西省的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的1倍多点儿,或者说江西的面积差不多是其面积的一半儿(44%)。而在这个狭长的日本列岛里,却密密麻麻地居住着1.27亿(2010年3月底)的人口,在全世界排第7位。也就是说,这个只有我们中国1/25面积的岛国,其人口却差不多是中国(13.35亿,2009年底)的1/10 (9.5%)。以人口密度作比较,日本(336人/平方公里)是中国(139人/平方公里)的2.42倍。可以说,日本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国家。
从资源角度讲,日本的确是一个贫瘠的岛国。说它是岛国,是因为它总共不到3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除开大一些的北海道(8.35万平方公里)、本州(22.万平方公里7)、四国(1.88万平方公里)、九州(3.65万平方公里)4个大岛(共36.5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96.8%)外,其余的都是些面积很小很小的小岛,大大小小竞有3900多个。
说它贫瘠,一是因为它的耕地面积稀缺。全国只有耕地508.3万公顷,仅占国土面积的13.5%。除关东平原属较大点的平原外,沿海平原多为狭小而分散。二是土壤贫瘠,主要为黑土(火山灰)、泥炭土以及泛碱土。在耕地中,水田占54.3%,旱地占45.7%;灌溉面积只有24.3万公顷,仅占耕地面积的1/20 (4.8%)。
令人诧异的是,就是这么一个贫瘠的岛国,却在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将原本传统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了在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先进的现代农业。2 0世纪5 0年代,刚从战争噩梦中醒过来没几年,日本的农业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此后,经过30年左右的持续努力,日本农业在8 0年代取得了与美国相同的增长率,一举跨入高效农业国行列,令世人刮目相看。
二、“农协”在农业现代化中功不可没
土地资源的贫乏,促使日本人十分重视农业。我们知道,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也给自己带来了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农村和农业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日本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跻身于世界先进农业国家行列。其背后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的农会组织在日本的农业现代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二战”前的“农协”
说起日本的农会组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国除了少数几个地区之外,农村商品经济非常不发达。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舒尔茨和莱菲森分别提出了信用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的理论,合作社在德国率先实行。被迫打开国门的日本全方位地向欧美学习,不仅军工学欧美,农业也学欧美,对欧美的农业技术进行了详尽的考察。1900年,在借鉴德国经验的基础上,日本政府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合作社的法律——《产业组合法》,对信用、销售、采购各个方面进行立法规范,对合作组织予以扶持和鼓励。1932-1937年,日本先后颁布并实施旨在使全部农户加入“产业组合”的五年计划和三年计划。这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的农户基本都加入了产业组合。“二战”中,为了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颁布了《农业团体法》,将战前的各类“产业组合”一律合并,改组为“农业会”,使其变成了战时国家对农产品统一收购和分配的组织。“产业组合”和“农业会”可以说是战后“农协”的前身。
2、“二战”后的“农协”
日本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和地理条件决定了日本农业的经营规模狭小,并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耕传统。“二战”以后,为了克服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的不利影响,克服小生产的局限性,特别是为了克服战争给农村造成的严重灾荒,日本对农业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即土地改革、土壤改良和组建“农协”。这三项措施都对日本农业经济的迅速复苏和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农协”更是功勋卓著。
“二战”以后,为了克服战争给农村造成的严重灾荒,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日本政府于1947年11月颁布实施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强迫解散了旧农会,组建了新的农业协同组合。农协采取三级组织体制,即在市、町、村设基层农协,在都、道、府、县以基层农协为团体会员组成县级联合会,在中央以都、道、府、县级农协团体会员组成全国联合会。基层农协又分为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1960年底,日本的农民大部分都加入了农协组织,基层农协的总数(包括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达到28896个。
此后的40多年里,为适应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农业形势的变化,农协组织不断进行合并、改革,以提高农协事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1972年,全国购买农协联合会和全国贩卖农协联合会合并,成立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1986年,基层农协开始改变原来的一户一个农协正式组合员名额的标准,导入复数正式成员的制度,使农家青年、妇女都可以作为农协正式成员参加农协的组织活动。1998年,全国基层农协由1960年的28896个合并为5 14 1个,其中综合农协数从12050个减少到1812个,专业农协(包括出资组合和非出资组合)从16846个减少到3329个。与此同时,农协规模不断扩大,适应了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此外,为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费用,提高效率,农协将县一级联合会合并到全国联合会,形成“基层—中央”的二级组织体系。到2000年4月,已经完成了全国47个县级联合会与全国联合会的合并。
日本农协是世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管理小规模农户的一个创举,是帮助小农进行现代农业建设的很好的组织形式。正是农协通过自己举办的各项事业和卓有成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使日本的家庭式农业演变为集约化、社会化、商品化的现代农业,为日本农业走向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别的不说,仅就流通而言,日本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80%以上是由农协为之贩卖的,农业生产资料的90%以上也是由农协提供的。这个成就是巨大的,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不仅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且农业的整体生产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有多项农业指标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居世界第一。
三、农协的特点、职能和作用
日本农协所担负的工作主要有提供农业生产的信息、农业生产资料和技术指导,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统一销售农产品,从事农村医疗保险、文教和各项社会福利事业,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通过服务,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把分散生产的农户同城乡结合的大市场有机地连接起来。
1、农协的特点
(1)日本农协的设置与行政组织设置相吻合,组织化程度非常高。
日本的农协采取三级组织体制:即基层(市、町、村)农协、地方(都、道、府、县)农协和全国农协。
基层农协按其职能分为综合农协和专门农协。综合农协是以本地区的农户为对象,开展营农指导、农产品贩卖、工业品销售、金融和保险事业。现在日本农村每个市、町、村都有综合农协的事业。专业农协是以特定农产品生产者为对象,开展农产品贩卖和技术指导业务,它和综合农协不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设立的,什么品种生产集中,就设立什么样的专业农协。1991年全国有各种专业农协2103个,平均每个专业农协有组会员50多户。专业农协不经营金融和保险业务。因此,从事特种产品生产的农户,为了调剂资金,发展生产,既要加入专业农协,又要加入综合农协。为了有效地开展经济活动,在各县、全国分别设立了县联合会和全国联合会,形成了全国农协网络。县一级按本地区的特点设有各种联合会,从事基层农协力不能及的经济活动,普遍设立的有经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共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厚生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另外,还没有专业农协联合会。中央一级设立与县各种联合会对口的联合会,从事县联合会力不能及的经济活动。
地方农协和全国农协按其业务不同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主要从事指导业务的“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简称“中央会”),二是主要从事经济事业的“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简称“联合会”)。“中央会”是农协的行政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协政策、检查监督农协工作、开展综合指导、举办教育宣传事业、协调农协内部的关系、统一农协主张、向政府提出有关农业政策上的意见和建议。“中央会”同其他联合会是平等组织,所需经费,由各联合会按事业量分担。“联合会”是开展专门业务的经济团体,有经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共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厚生农业协同组合联合等。
通过这样的组织架构,日本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农协组织系统,一方面把农民全部纳入农协组织中来,另一方面又把所有的农协组织连结在一起,从而在全国形成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覆盖了日本整个农村地区。同时,农协实行正组会员和准组会员并举的制度,吸引非农会员加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农协已经发展为日本规模最大、群众基础最广泛的合作组织,日本也成为世界农业合作组织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2)日本农协具有“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特点。
按照《农业协同组合法》的规定,农民可自愿加入或退出农协。自愿参加农协的农民和属地非农居民,交纳股金,利用农协事业,就可以成为农协成员。非农居民只能以农协的准组会员资格参加农协的合作活动,享有利用农协事业、请求分红、退股等权益,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可以防止非农会员对农民团体形成控制。农协实施民主管理,在选举农协干部或决定农协方针时,采用一人一票制的管理方式,由会员以民主投票形式进行表决。农协经营各种事业获得的盈利,实行按股分红与按利用农协事业和设施的多寡分红相结合的分红制度。会员个人出股股金和红利均有最高额度的限制。分红所剩盈余均用于发展农协所经营的事业。
2、农协的五项职能
农协将弱势农民联合起来成为日本社会强大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农协具有五项职能:
(1)信用事业。农协将农民的钱集中起来,成立了中央农林金库,目前各类存款和组合员资金达73兆亿日元,为日本第二大银行。五十年前,农民贷不到款,贷到了利息也很高,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银行。中央农林金库可从事任何金融增值业务,增值后的利润分给农民。
(2)保险事业。日本政府对其他保险公司的险种有限制,农协所办的保险机构则可以从事所有业务,可以从事保险资金的增值业务,主要是投资股票、债券和发放贷款。目前,农协共济联持有保险金400兆亿日元,在日本仅次于生命保险公司,处于第二位。
(3)经济事业。主要是帮助农民共同销售农产品、购买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用品。去年全国47个县经济联买卖金额3.3兆亿日元,是日本最大的经营共同体。
(4)厚生事业。主要是办医院,从事防病、治病等解困事业。
日本的近代化 篇8
一、近代日本美术教育的开拓者
1889年,东京美术学校(东京艺术大学前身)成立。翌年,29岁的冈仓天心担任了该校的校长。创建初期,遵照冈仓的办学目标,西洋画被排除在专业之外。应该说,这种排除西洋美术、单纯进行日本传统美术教育的办学理念并非合理,冈仓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担心在西洋化的风潮中,日本连精神领域也会被西方所征服。因此,为了自立就要从传统的日本美术中寻求依靠。
然而,在冈仓的艺术思想中,还包含着改良和发展日本画的理想。在被日本美术史学界称为《天心的讲义》这部著作中,就清晰地表达了他致力于改良日本画的决心。书中这样写道:“狩野家的骨风已经在百年前就消失了,四条、圆山也日渐衰退。怎样做才能有效进行改良呢?过去的绘画在题材方面向来被限定在诸如狐、狸、兔、鲤鱼、岚山等范围内,但坚信人物、历史、风俗等题材将会在今后被大量选用。……另外,劝诸君切记这样的警言,如果随意地模仿古人必将灭亡,这是历史证明过的真理。”
这段话语,寄予着冈仓对学生们的一种期望,而对于如何创作,他强调只有“自由才是艺术家的最大特权”,而一味地模仿,“对于实现个性而言都是一种自杀的行为”。这种思想,无疑对学生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1898年创办的“日本美术院”也同样继承了冈仓的教育思想,即一方面将艺术的根基深植于传统中,同时注重在创作上开辟新的途径。他在1903年以《美术家的觉悟》为题而进行的演讲中指出:“古今东西的美术家,就像宗教人士或文学家那样,是文明的先驱,引导世界从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在当今的画家中没有这种觉悟和修养……如果我们想要保护日本的绘画艺术,就必须从茫然迷失的状态中走出,如果希望它在今后还能取得更大的发展,那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奋发进取。”冈仓这种鼓舞人心的演讲,激励着大批追求艺术理想的青年人。
冈仓的思想比较复杂,其思维方式往往是西方式的。在美术观念上,他反对欧化主义,同时也不赞同极端保守的国粹派,而是力求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新的突破点。在美术院的“三条纲领”中明确写道:“日本美术院是有益于树立新日本艺术的场所”;它“倡导艺术的自由研究”;在这里,“没有教师,只有前辈;没有教学,只有研究”。在冈仓的栽培下,创立之初的美术院形成了一种长辈引导提携,同辈交流互进的良好氛围。而冈仓作为领导者,即如横山大观所说的那样:“冈仓先生是不执笔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他来自艺术之上,指导着艺术及艺术家们。”由此可见冈仓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二、东方文化理想的传播者
冈仓天心是一位具有明锐眼光又独具思辨的人,其真知灼见可从他撰写的《说茶》、《日本的觉醒》、《东洋的理想》等著作中体现出来。
《说茶》是一部关于东方文化和日本生活艺术的论著。书中通过茶道的产生、流传、仪式及其背后的哲学阐述,来促使西方对东方进行了解。针对当时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西方人普遍对东方文化价值视而不见的现状,冈仓从文化的视角,“强调了东西方文化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互为得益的主张。并呼吁西方应该抛开固有的观念和傲视亚洲的偏见,来真正理解东方文化”。从而自信地向西方传达出一种东方人的主张。
《日本的觉醒》记述了日本如何从半开化中“觉醒”,走出中世纪,经过明治维新,最终跻入世界强国之林的历程。在书中,冈仓“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对西方强势文化的盲目尊崇,也没有洗心革面式地消解固有的传统文化以求再生,而是呈现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心态”。这对当时正处于全面欧化而失去民族文化自信的日本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东洋的理想》是冈仓天心在更深层面和更宏大背景下的对东方文化的一种思考。书中写道:“亚洲是一体的。虽然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具有孔子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文明与具有佛陀的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相隔开,但是,那道雪山的屏障,却一刻也没能阻隔亚洲民族那种追求‘终极普遍性’的爱的扩展。……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它们都分别述说着古代亚洲的和平。”可以说,这是冈仓在面临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对东方文化处境的一种思考,也是对东方文化精神所寄予的一种理想。
在书中,冈仓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真正的个性断送于聚敛财富的竞争,自足的幸福感牺牲于无止境的物欲”这种现状进行了批评,而对以“爱”和“和平”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寄寓了无限的深情。这种对于东方文化价值的肯定和坚信,体现了当时他面对日本乃至世界文化陷入“为了物质而束缚精神”的歧途的一种反思。
当然,冈仓是一个极端的日本主义者。在他看来,中国、印度等文明由于外族入侵、暴民起义和不断地改朝换代,已使东方的传统丢失殆尽,而能够把东方文明的优良传统保留下来的只有日本。因此理所当然认为日本应该成为亚洲的指导者。这种思想实际上也是近代日本“大亚细亚理论”中的一种表述形态,它显示出日本要成为亚洲“盟主”的姿态。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盟主”的思想无疑为后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潜移默化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梁启超对近代日本华侨教育的影响 篇9
日本华侨学校虽然在日本华侨教育发展的高峰期曾达到过十多所,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波折, 现在只剩下五所: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横滨中华学院、大阪中华学校、东京中华学校[2]。它们的共性是除大阪中华学校外, 其余四所都与梁启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他将个人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理想以及先进的教学模式传达到华侨学校的教育中, 对后来的日本华侨学校甚至整个日本华侨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梁启超参与、创办了日本华侨学校
梁启超在日本亲眼目睹了华侨身处异国备受歧视的生存状况, 认为救他们的方法有六种,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他们建校。除此之外, 通过办校, 在当地华侨中宣传变革思想, 争取华侨的支持也是梁启超积极办学的目的。
1. 横滨大同学校。
19世纪末, 横滨成为日本华侨重要的聚集地, 横滨华侨占日本华侨总数的60%[3]77, 他们逐渐意识到旧式的私塾蒙馆已经无法满足其子女教育的需求, 希望能给子女创造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因此, 在当地创办华侨学校的愿望日益强烈。
与此同时,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和维新派 (1) 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在国内活动失败的情况下先后来到日本, 并都在积极地争取当地华侨的支持。1897年初, 孙中山接受横滨华侨冯镜如和邝汝磐等设立华侨学校的提议, 把校名定为“中西学校”。此后, 康有为力主将“中西学校”改称“大同学校”。由于横滨华侨中皇权思想浓厚, 对于受皇帝“恩宠”的康、梁保皇派寄予厚望, 希望通过对保皇派的支持以求得日后的荣华富贵和衣锦还乡, 在主观上更愿意接近维新派, 再加上梁启超很注意在当地华侨中进行宣传, 所以不久后, “大同学校的经营权, 一直是掌握在保皇党手中, 为以后中国维新党的根据地。”[4]771
2. 神户华侨同文学校。
1868年神户开港以后, 随着当地华侨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 他们和横滨华侨一样面临着子女的教育问题。1899年5月24日, “梁启超专来神户与麦少彭翁商设华侨教育, 旋演说于中华会馆”[5], 积极宣传创办华侨学校的必要性, “他指出中日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日本更重视国民教育的结果。”[6]梁启超的演讲与当地华侨要求办学的愿望不谋而合, 因此, 在神户华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于是, 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于次年成立于山手三町目。鉴于梁启超的流亡身份, 出于安全的考虑, 由日本政治家犬养毅代其任校长, 但学校的实际权力仍掌握在梁启超的手中。
3. 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梁启超认为, “学校教育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教育一般国民, 使之都具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 一种是培养高等人才, 为国家社会建设出力。”[7]横滨大同学校创立后, 日本华侨学校不断产生, 但都是仿效前者, 没有一所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另外,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也强调对学生进行系统性的教育, 横滨华侨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也面临着没有学校可以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问题。梁启超在《清议报全编》中就曾提到这一顾虑:“横滨学校, 开设既已经年, 生徒精进, 成就者不少。而地方限, 教师有限, 未能多分班数故当设高等学校使高才生以次递升。……一二年后, 卒业生徒, 皆当递进, 不可无一校以容之。”[8]因此, 在东京创办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成为当务之急。创校之初, 梁启超身无一文, “他一方面向横滨的华侨设法筹资, 一方面请求日本有关人士资助。”[9]1291899年9月, 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终于在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成立了, 梁启超亲任校长。
二、梁启超在日本华侨学校的办学中实践了教育理想
梁启超不仅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 更是教育家, 他不但在国内积极倡导教育兴国, 而且还在日本流亡时期积极参与创办日本华侨学校, 将个人的教育思想经验运用于日本的华侨教育实践中。
1. 梁启超倡导德育和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教学理念。
中国传统教育中“德才兼备”的思想对梁启超倡导德育的教育观念有直接的影响, 他把这种教育思想运用在日本华侨学校的教学中, 坚持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这里所指的道德不是封建的旧礼教, 而是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新道德。由于华侨学校的教学对象是海外华侨, 所以, 梁启超在德育教育中尤其突出强调要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教育, 从近代第一所华侨学校——横滨大同学校的创办开始, 这种道德教育就开始施行, 一直延续到今天。“日本华侨学校不仅教书而且还‘育人’。它把‘确立中国人之自觉’置于很重要的地位, 这与其他国家的华文学校只教授语言、文化形成对比。”[10]虽然日本政府由于华侨学校对中华民族文化和道德的宣扬而对其采取了诸多歧视性政策, 并致使多所华侨学校关门大吉, 但是, 保留下来的这些华侨学校仍然坚持着这一传统, 这种坚持不单纯是梁启超个人的教育理想可以促成的, 从日本华侨的角度来说, 这些教育的方式不仅能够在异国他乡延续他们的文化根源, 而且能够让他们的子女了解并热爱自己的祖国。
2. 梁启超倡导外语教学的教学方法。
梁启超认为, 若要中国强大, 就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 若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 首先就要学习外语, 因此, 梁启超在日本华侨中大力推行外语教育。这里所指的外语是指欧美国家使用的英语。另外, 由于华侨使用中文和日语, 所以, 从1897年横滨大同学校开始, 梁启超就在华侨学校中使用中、日文双语进行教学。神户同文学校的学科也是“分为中文、西文和日文三种。”[5]283历经百年教育实践, 日本华侨学校对于三种语言的教学都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教学经验, 更培养出许多精通三种语言的优秀毕业生, 受到华侨社会和日本各界的广泛好评。
3. 梁启超倡导中西结合的教学内容。
梁启超作为饱读诗书的鸿儒, 在流亡日本后学习到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 他认为华侨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应该是中西兼备的。“既向西方开放, 又立足于中国固有的根基这一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思想, 是粱启超教育改革实践的核心支柱。”[11]
梁启超中西结合的教育思想能够在日本华侨学校中得以实践是由于当时的日本华侨教育受中国政府管理, 属于中国教育制度的一部分, 而中国政府对华侨却视如弃民, 对华侨教育视而不见, 使得梁启超有足够的社会空间按照他的个人理想选择教育内容, 并在教学中进行尝试。这一思想使近代日本华侨教育的内容中不仅有中国的历史、地理, 更有世界文明史、政治学等西学。同时, 梁启超还试图把日本的这些学校也建成政治学院, 宣扬其政治思想。
4. 梁启超倡导新式教学制度。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主张因材施教和进行系统教育。1902年, “梁启超根据当时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中的年龄与身心发展的关系理论, 列出了一份《教育期区分表》,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分阶段性特征来确定学制的不同阶段和年限。”[12]又由于梁启超格外重视儿童教育, 所以他在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加入了幼儿园阶段的教育, 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的系统性的教育模式。为了使日本华侨的学校在教学层次上完整化, 梁启超又开办了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至此, 梁启超教育思想中的系统化模式在日本华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得到了实现, 他的这些实践保证了华侨子女在各个年龄段都能得到具有针对性的教育。
5. 梁启超倡导自筹经费的教学经营模式。
梁启超在兴办学校时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教育经费的解决。事实上, “日本华侨学校是独立于日本正规教育体系之外、完全由华侨自主经营、自行管理的学校法人或财团法人学校。”[10]日本华侨学校的建设经费主要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捐款和赞助, 尤其是当地华侨的捐款。比如横滨华侨在横滨大同学校和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建设中都曾多次捐款。另外, 在东京大同学校经济困难时, 也曾得到过日本人柏原文太郎在日本各处募集所得经费的帮助。
日本的近代化 篇10
故事固然丑陋残忍, 然则里面委实不能不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波澜壮阔的美。芥川写到画家良秀目睹女儿被火烧前后的心路变奏———由最初的悲恸无助幡然转为沉迷冷静, 而后恍若发出了一种恍惚的神情———由衷的喜悦。这段描写可谓是惊世之笔。
芥川龙之介 (1892—1927) 是日本近代著名短篇小说家, 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尽管只有11年的创作时间, 但却留下了140多篇小说傲立日本文坛。芥川的小说题材新奇, 构思巧妙, 在日本文学中别具一格。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大都取材于古代的传奇故事, 如《今昔物语》、《聊斋志异》等等, 但是往往能从“古旧”的故事中发掘出新意,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下面我就对其作品《地狱变》作详细的解读, 以主人公良秀为切入点更加深入地了解芥川小说世界的魅力。
几乎芥川的每部小说都有出处。这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芥川他只会用现代的语言去“改写”古代的故事, 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个而否定芥川小说的艺术价值, 因为芥川正是借历史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在这些“改编”的故事中, 芥川作了很多的创新。对此, 鲁迅曾这样评价说:“他 (芥川) 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 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事或物。因此, 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 便与现代人生干系来了。”[4]
《地狱变》的最主要人物是画家良秀。小说主要通过他画地狱变屏风的经历, 表达了艺术至上的思想。小说最开始给我们描绘的是一个“丑恶”的画家, “他身段低矮, 瘦骨嶙峋, 让人感觉是一个心术不良的老头儿……他的嘴唇不像老人, 过分地红润扎眼, 像似野兽般令人恶心。”[3]总之, 他“吝啬、贪婪、无耻、怠惰……更有甚者, 他还专横、傲慢, 时刻以当朝第一画师自居。”。作者一开始便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很另类的画家, 唯一的亮点就是疼爱自己的女儿。这样的一个画家会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良秀是作者着力刻画最生动的人物, “良秀的悲剧也是芥川的悲剧。从孤高自傲、献身艺术的画家身上, 我们可以看出, 芥川为一个高尚正直的作家, 面对龌龊鄙俗的现实, 不肯随波逐流、屈从时势的狷介态度”[1]。良秀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绘画, 因其绘画的名气和才气颇得大公的器重, 他的爱女就受到了大公的照顾, 成为大公身边的女侍。良秀是一个形象丑陋、脾气古怪、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怪人, 这是老仆人呈现给我们的。其怪主要表现在对绘画的痴迷, 他要画目前所见、人间所有的丑陋现象。这体现出他对艺术真实性的尊重, 也体现出他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他愤世嫉俗, 但他又仅仅是一个画家, 因而他选择不同流合污, 连绘画也与众不同, 人们看他必称其怪。
良秀也不是无血无肉之人, 他对女儿的爱是无人能及的, “爱的简直跟发疯似的”, 但对女儿只是爱却从没考虑到为女儿找一个好女婿。他不想任何人分享他对女儿的爱和女儿对他的爱。堀川大公使他的女儿成为女侍, 他担心女儿的命运, 但面对堀川大公这一权威, 他一再退缩, 他无法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去与堀川大公对抗。只是一次次地恳求, 希望堀川大公能施恩于他这年已半百的老人家, 但现实却是堀川大公的当头棒喝, 使良秀终于明白自己也不过是堀川手下的走卒而已, 何况自己女儿的命运也不能凭自己主宰, 女儿的反抗最终会触怒大公。
良秀在画《地狱变》屏风的过程中他做的梦已经对其女儿的悲剧命运作了预示,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画着《地狱变》的屏风。最终导致了女儿因《地狱变》的屏风葬身火海。有人评论说这是“艺术至上主义”的体现, 芥川在《艺术和其他》一文中写道:“艺术家为了创作非凡的作品, 有时候有的场合难免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良秀知道女儿已经救不下来, 转瞬父爱立场转化为艺术家立场。此时, 他的人已经死了, “死亡意味着一切的完结, 但死于死则意味着活着去经历死亡。”这是人生的悲剧, 他面对女儿的离开, 他内心是痛苦的, 但又要把一切刻在心底, 让人生不如死。女儿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而一切“美和理想, 最终只能在死亡和毁灭中才能与它们的追求者沟通”[2]。
有人说:“他以自己的女儿作为牺牲而去成全艺术的极品, 内心的矛盾冲突上升为艺术与道德的冲突。”[2]当他向大公建议用一位美女作为艺术的祭品时, 他心中很可能有了女儿这一样板。我以为他梦中所梦与向大公所提不是为艺术, 而恰恰因为女儿, 他想让女儿解脱, 不想让纯真的女儿被玷污, 美好被损坏, 但又苦于没有办法。当他看着烈火把女儿吞噬, 他想的也绝对不是艺术, 而是把女儿铭刻在心, 精神与女儿一起死去。作者安排了一只叫良秀的猴子出现不是反衬良秀无情或者说良秀不如一只猴子。人们称良秀为猿秀, 可见其猴与良秀实则化而为一, 猴子是良秀精神的象征, 而良秀的女儿也把它作为自己的父亲看待, 这就更有深意了。况且猴之思正如良秀之想, 女儿遭遇侮辱, 猴子乞求老仆人“我”的帮助。之后, 猴子又跪谢于“我”, 这分明是良秀对女儿的救护。烈火中猴子与女儿同归, 这正是良秀精神的幻灭。良秀的自杀是使精神与肉体回归, 艺术与人情融合, 获得人性的安宁与平静。这也是良秀对于堀川大公在人性上的有力还击, 良秀内心的矛盾冲突也在自杀中得到平静。
“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 也不是预言家, 他是存在的勘探者。”[2]正因为现实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 所以芥川才把一个良秀写活了, 让你读出多重意味。而我们也不是小说家, “小说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 用石头筑他小说的房子。”[2]芥川正用他的生命写小说。或许, 良秀就是他的写照, 内心的矛盾与冲突难以平静, 人事、生活处处与理想相左。他选择自杀也是想寻求一种解脱与平静, 让理想与艺术合而为一, 精神与肉体不朽, 这就是良秀与芥川的写照。
放荡形骸、蔑视一切似乎这些都是艺术者的天性, 但奇怪的是, 古往今来的艺术者大多选择了向权力的靠拢。或许可以说这是艺术家们的权宜之计, 但在靠近权力之时, 而无对权力的警觉, 这正是悲剧的开始。
良秀虽然对大公有着种种不满, 但他却不会对大公的要求加以否决, 因为正是这位权力的拥有者才能为这位艺术家提供无优的生活, 而良秀的艺术也在是在这权力之下才能让众人知晓。良秀为权贵画的每一幅作品都是自己思维与艺术的结晶, 虽然有人恶评, 但这些恶评正是来源来其画作那惊人的真识, 或是看从画人闻到了尸体的臭味, 或是有人看过他的画之后一病不起, 这些哪里是对良秀画作的中伤, 听起来更是像对其艺术造诣的肯定。虽然权力无法创造艺术, 但艺术种子却可以在权力这根枝条上发芽。
大公的家中夜夜笙哥之下, 也能以掩盖路上的冻骨, 也正是如此, 良秀才可以在人间完成地狱的的惨像。如果说这地狱正是大公这些贵族们造成的, 想一想良秀他们是否无责呢?这里并没有给权贵们开罪的意思, 只是为了让大家更深刻的来思考良秀他所谓的艺术。良秀那颗艺术至上的心灵, 似乎眼前的一切惨状都无法将他打动, 而这些惨状却又激发了他艺术的灵感, 在他的笔下虽然只是艺术性的地狱, 但这个地狱却完全架于人间的地狱之上, 而人间的地狱却又成为了良秀思维的源泉, 不仅如此, 良秀为了对地狱进行更艺术化的处理, 他还要自己来创造地狱, 来要求权贵们给他展示地狱的惨像。这种艺术至上的思维已经远远超出人的范畴, 甚至可以说这种艺术思维完完全全的将人心坠入魔道。
最后在人间地狱极至的情况下, 良秀脸上法悦的光辉似乎证明了, 这人间的至悲已经将他的带入了艺术的圣界, 但这修罗般的圣界却让人性无法承受, 良秀最终选择了死亡。良秀的结局是为艺术家们者敲响了警钟, 而《地狱变》的故事却是艺术至上者的挽歌。
整个故事中, 良秀的女儿虽然着墨不多, 但这个没有名字的人物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可以自贬以救一只猴子 (那个猴子被人物称为猿秀) , 她可以抗拒大公的非礼, 从而可见, 在这部作品中, 她已经不是普通的一个人物, 而是善与美的象征。但这个象征却要在最后被烈火无情的烧死, 何为悲剧, 将有价值的事物毁灭即为悲剧, 如果将这个善与美的形象化为一团烈火, 这正是悲剧中的极至。而她的亲生父亲在看到这一场剧之时, 竟然无法从一名父亲的身份立刻变成了那位艺术至上的父亲, 这就远非悲剧这么简单了。
虽然良秀的冷血人尽皆知, 他可以用折磨学生的方式来研习画作, 可以蹲在街边看着无人认领的尸体, 但人可以做到如此冷血, 却有些让人匪疑所思, 答案可能就是良秀已经知道了自己女儿的命运, 在早早的心理准备之下, 已经暗暗在心底里做着将这个最坏的事实化作艺术的打算。为什么大公要处死小待女, 这可以从大公平素的作为不难看出, 一个平日里为所欲为的当朝权臣, 哪里会容得他人触犯, 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侍女。
小侍女的死, 在那违背大公无礼要求的一瞬间, 她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在看似超凡于人性范围内的艺术, 虽然显得那么清高, 但这一切却也只是权力者们的玩物, 看似为艺术与权贵们的争端, 这些艺术最终都成为取悦权贵们的工具。小说中的良秀, 始终以孤独的弱小的力量, 在顽强地对抗着强大威严的大公, 悬殊的力量, 注定的悲剧。
摘要：为劝善惩恶描绘的地狱图, 称之为地狱变。这种震撼人心的地狱描绘图, 始自印度阿旃多石窟寺。西域、中原也有地狱图流传至今。我国自唐代以后即盛行着这一种绘图, 张孝师、吴道子等人, 皆为著名之高手。其中, 又以吴道子最为有名, 他在开元二十四年 (736年) , 在“景公寺”墙壁上绘出“地狱图”时, 京都长安的观者惊惧万分, 不敢食肉, 两市屠夫为此而转行。
关键词：地狱变,良秀,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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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篇11
[关键词]日本 ； 小学教科书 ； 中国形象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日本教科书的中国形象研究》（12FSS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谭建川，男，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文化史。
教科书作为一种合法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工具，对于儿童的价值观念与情感构成影响极大，是日本人“自我身份”的近代化重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回溯近代以来的日本教科书，可以看到日本人在确立其“自我身份”之时，总是利用形态各异的中国形象来彻底异化东亚邻国，加大日本与邻国之间在文明程度上的优劣差距，从而不断通过自我权威和民族优越性的建构，促使日本民众形成对国家的认同，为民众盲从于近代以来自我肯定、对外否定的扩张式亚洲秩序观奠定思想条件。
一、“未开化”之“旧国”
福泽谕吉的《世界国尽》出版于1869年，是明治初期使用率最高的小学地理教科书。卷一“亚细亚洲”开篇写道：“支那为亚细亚一大国，人民众多，土地广阔”，“越过濑户内海，从日本国九州肥前之长崎出发，至支那东岸之上海，海路仅三百里”。[1]（4）此后笔锋一转，进入到对中国内外局势的评述：“支那之历史，起至往古陶虞时代，历经四千余载。重仁义五常，人情淳厚，故其名高贯耳。文明开化之后，其风俗日渐衰退，不知修习德行，妄自尊大，不谙世事，听任暴君污吏恣意妄行，故恶政之天罚无法避免。天保十二年，与英吉利国不和，遂起战事，以败告终。为求和睦，赔偿洋银二千一百万，并开放五处港口。其国民无智，并不占理，却妄开兵端，士兵羸弱，屡战屡败，故成今日之局势，实在可怜也。”[1]（7-8）一个在文明开化的过程中逐渐落后、国内政治腐败无能、处处为西方列强所欺辱的“中国”述诸笔端。不过，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惨败并未引发作者的同情之心，反而认为中国“妄开兵端”，战争失败是“恶政之天罚”，并且将战败与中国的政治腐败和国人秉性联系在一起：“国中之人都只按照尊长之意行事，皆有奴仆之本性，只要账面大体相符，皆敷衍了事，不求甚解。因此没有真正为国思考之人，遂为外国所欺凌。”[1] （7）正如幕末官员山田方谷的汉诗所言，“勿恃内洋多礁砂，支那倾覆是前车”，[2] （84）明治初期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精英期待日本能够吸取“前车之鉴”，并将中国的败因引向到政治腐败、骄傲自负、不启民智的方面，以此强调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将中国定位于“妄自尊大”、“国民无智”的“旧国”的描绘方式与明治初年逐渐为日本人所接受的西方文明史观紧密关联。《世界国尽》在附录中以“人类之地学”为题，明确将文明划分为混沌、野蛮、未开化、文明开化四个等级，中国被归为“未开化”，“文字学问之道兴盛，但嫉妒之心甚深，常猜疑他国之人，有蔑视妇女、欺辱弱者之风俗”，而英美等国则为“文明开化”的第四级。这种直线式、机械式的进化史观被《世界国尽》解释为“人类必经之阶段”，是“世界之通论”， [1]（15-17）成为明治初年一部分精英分子的思维定式。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为“未开化”的中国和日本，日本人并未表现出一视同仁的态度：中国被描绘为“尾大不掉”的“旧国”，而日本则被塑造为即将走上“文明开化”之路的新兴邦国。同时代的地理教材《舆地志略》（内田正雄著，1870年出版）如此对比中日两国：“贵古贱今，妄自尊大，自称中华，视外国为夷狄禽兽，屡失信义于外国，虽蒙其侮辱，却依然固守旧习，不察海外形势，不知求新图变，故国势不振，政令不通，止步于数千年前之开化之域”；“方今我邦，朝纲一振，转为开化之方向，国势将大为隆盛。是东洋诸国中，绝无仅有之类”。[3] （6-7）联系到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提出“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4] （168）的论调，日本不仅在器物上出现质的变化，在国民的文明观上也发生根本转变，开始突破传统的儒学华夷观，以西方文明史观来观察和认识中国。从此以后，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具有蔑视和偏见的描述方式开始在日本民众中传播，成为明治以后中国形象的主要特点。
二、大伴古麻吕的“天宝争长”
如果说《世界国尽》中“未开化”的中国形象尚且建立于中华帝国日益没落的客观现实基础，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近代日本强烈的“民族觉醒”的启蒙色彩的话，那么及至19世纪末期，随着日本开始具备“独立于亚细亚东方”的物质实力，民族优越感、蔑华意识以及海外扩张意识已经促使日本人逐步陷入狂热的民族主义的精神状态中。1890年的《教育敕语》强调日本“国体之精华”在于“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要求臣民“一旦危急，则能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从而奠定近代日本教育的基本走向。教科书一方面在选取人物故事时“尽量为本邦人之事迹”，对中国甚至其他国家的道德楷模进行有意识的“过滤”处理，以凸显本国文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则采用“改编”策略，肆意篡改民族历史，将中国改造为烘托日本人“义勇奉公”美德的配角和背景。
大伴古麻吕的“天宝争长”故事，便是“改编”策略的典型代表。《高等小学修身书》（1893）如此写道：“大伴古麻吕作为孝谦天皇时代的遣唐副使，跟随大使藤原清河来到唐国。唐主玄宗于蓬莱宫接受朝贺。此时，负责礼仪的官吏安排诸国使节的座次。我国使节被排为西班第二位，次于吐蕃，而新罗使节被列为东班第一位，位于大食国之上。古麻吕大发雷霆，呵斥座次之非，说道：‘古来新罗朝贡我日本已久，然今日新罗列东班之上位，我却列西班第二位，位于其下矣。今日之仪式，岂能如此！’意气凛然，不肯入席。将军吴怀宝见此情景，立即改变席次，将新罗使节降为西班第二位，而我使节位列东班第一位。自古以来，像古麻吕这样，被派遣至海外，能够不辱君命，不失国威，绍述祖先之志，不忘忠勤的人，着实不少。”[5] （21-22）中国皇帝宴请外宾过程中关于座位安排的小插曲，在教科书中却被演绎为大伴古麻吕不畏强权、维护国威的忠臣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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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争长”在《继日本纪》中有所记述，不过中国典籍均无记载。不少学者怀疑该事件是日本单方面捏造出来的，或者是大伴古麻吕回朝后为邀功编造的不实之辞。本文姑且不考证这一事件是否属实，即使对照《继日本纪》“卷第十九”中“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的记载，也可以看到教科书中“大发雷霆，呵斥座次之非”、“意气凛然，不肯入席”的描述均有夸大其辞、故意捏造之嫌。而在该课插图中，大伴古麻吕当着唐玄宗的面，站起来用手上的笏板直指已经落座的新罗使节，仿佛正在慷慨陈词，而新罗使节则被画得形容猥琐，不敢与其正视。显然插图又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其中最大的问题便在于“争长”发生在朝贺典礼开始之前，中方官员在担心宾客无法落座影响仪式开始的情况下才调换座位，当时唐玄宗并未在场。不过，插图却在“无意”之中“有意”地传递出编者亟待表达的信息，那便是在中国（唐玄宗）、朝鲜（新罗使节）和日本（大伴古麻吕）的三方“对决”中，日本人成为“占理”一方，通过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在强大的“中国”面前取得最终胜利。近代日本人在看待遣唐使历史的时候，其视角已经不在于中日两国之间文化方面的巨大落差，而是强调日本人在强大的“他者”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对等地位”的追求精神以及“忠心报国”的文化气质。因此，凌驾于朝鲜、甚至超过中国的优越感便在变味的“历史记忆”中产生，而怀着如唐玄宗所说的“矜尔畏途遥”的人文关怀和礼遇态度的中国人，却在这种被“改编”的课文中尽失大国风范，成为反衬“不辱君命、不失国威”的日本人的舞台和背景，中华文化的灿烂光芒自然被人为降低了亮度。
三、“忠臣”孔子和“孝子”孟子
经过1903年《小学校令》的修订，日本的教科书国定制度正式确立。在1910年幸德秋水“大逆事件”及1911年“南北朝正闰事件”之后，教科书重新成为强调前近代“忠孝一体”的日本式儒教伦理的教化工具，孔子和孟子成为教科书中较少能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中国人。不过，如若仔细研判具体描述，则不难看出日本人在塑造这两位传统儒家学说代表人物的过程中，附加了太多自身的价值判断。
1915年版《寻常小学读本》有“孔子与孟子”一课，集中讲述了孔子和孟子的事迹。关于孔子，所选事迹为“景公问道”及“夹谷之会”。“景公问道”段落如此写道：“孔子后为官吏，治绩亦大，退职之后，拜师习道之人日益增多。齐景公亦向孔子问道，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93）而在“夹谷之会”段落中，讲述了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夏天齐景公与鲁定公在夹谷会面的事情，课文如下：“会面之时，齐国有司表演了歌舞。孔子认为这样的歌舞不合礼仪，于是将其喝止。景公回国后告诉群臣：‘鲁国人以君子之道辅佐国君，我国臣子却教我违背礼仪。我获罪于鲁君，应该如何是好。’齐国大臣回答道：‘君子有过错便谢罪。主君可用实际行动来谢罪。’于是，齐景公将从鲁国夺取的数块土地返还给鲁国。在此次会面中，孔子的行为和蔺相如呵斥秦王有所不同，蔺相如以气概服人，孔子以道义动人。智德圆满的人格在孔子身上得以体现。”[6] （94-95）
从课文内容来看，日本人描述孔子的基本视角有二：其一，在政治理念方面，要求维护君臣之“道”，强调恪守各自职责本分；其二，在对外关系方面，号召臣子据理力争，用道义来维护国威。这两个视角也几乎透露出近代日本从传统儒学中所需要获得的营养成分。那便是在日本儒学将“道”解释为社会政治事务的基础上，把“忠孝”作为“道”之主要内涵，以维持君臣本分之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并号召国民“一旦危急，则能义勇奉公”。由于这样的叙述策略，孔子被描述为一个维护君臣统治秩序、尽忠爱国的“忠臣”，而他在教育、政治、文学等方面更能体现其思想之精华的活动都被有意“忽略”了。
及至孟子部分，其塑造方式更令人匪夷所思。孟子的学说中有以民为本的民权主义思想，且孟子提出“有德者王”和“放伐”等有违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的观点，因此近代日本人对于孟子学说一直持禁止和封杀态度。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孟子却频频出现在日本人的教科书中，其原因仅仅在于他有一个懂得家庭教育、善于启发教导的好母亲。课文如此写道：“在孟子小的时候，孟母便注意儿子的教育，担心孟子受到市井教化的影响，三次搬家。其后孟子出门学习，逃学回家之时，孟母正在织布。孟母用刀将织机上的经线割断，训斥孟子说：汝今日废学，如我断此机也。孟子此后受到感化，努力读书，成为世间之大家。在战国乱世，专心讲圣人之道。”[6]（95）其实，孟母很早便成为日本教科书中的“最佳母亲”，在明治初期的《小学修身训》（1880）、《普通小学修身谈》（1886）、《妇女鉴》（1887）中均有孟母教子的相关内容，不过课文以“孔子与孟子”为题，按道理应该主要介绍孟子在政治或思想方面的成就，实际上却“刻意”偏离主题，将孟子具有“危险性”的学说摒弃一边，仅将其作为家庭教育方面的孝子榜样来塑造。课文最后如此总结孟子的成就：“孟子死后两千余年，与孔子齐名天下。孝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孟子便是其中之一人。”[6]（96）可见，孟子不是以儒教思想家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努力学习、最终扬名于世的孝子身份出现在教科书中的。这样，被誉为“圣人”和“亚圣”的孔子和孟子，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分别被“包装”为“忠臣”和“孝子”，成为宣扬“忠孝之大义”的“国民道德”的最佳外国人选。
四、殖民情结下的中国风土
近代以来日本教科书中，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为地理教科书，其二为国语教科书。在地理教科书中，中国的地理常识往往是和殖民统治联系在一起的，例如1935年的《寻常小学地理书》写道：“满洲与我国接壤，在国防上、产业上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是我国的生命线。在日清、日俄两战役以及昭和八年之满洲事变中，我国付出极大牺牲，都是为了它。因此，满洲一从支那独立，我国马上就予以承认。随之我国退出国际联盟，正在为东亚和平和开发满洲付出极大努力。”[7] （30）教科书用“生命线”、“付出极大牺牲”等语言表现传达出日本人对于满洲的重视程度，并使用“东亚和平”、“开发满洲”等美好的词汇来与殖民统治联系起来。而在1938年的《寻常小学地理书》中，关于“亚洲”部分，有这样的描述：“在山东省以及其他地区，从事商业、工业、海运等行业的日本人很多，两国间的交通、贸易也日益发达。然而，近年来支那的统治者却抱着错误的想法，鼓吹排日、抗日思想，对我国持敌对态度，最终导致昭和十二年七月的支那事变。我国为了促使支那反省，在建设东亚永远和平之使命下，举国尽力逐步完成这一目的。”[8] （35）这样的地理科教科书已经严重偏离了客观、科学地描述地理人文知识的根本原则，成为日本政府掩盖侵略战争实质、美化殖民统治的重要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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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语教科书中，日本人采用游记、诗歌、信件、传说等具有一定文学性、故事性的材料，表现出日本人在塑造中国形象时所具有的难以割舍的殖民情绪。1938年的《小学国语读本》有一篇名为“乘坐亚细亚号”的游记，描述了一个乘坐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亚细亚号”火车从大连前往哈尔滨的日本小孩的故事。主人公告别妈妈之后坐上火车，从大连出发，路过日俄战争的战场，然后认识了一个俄国小孩。课文是这样描述“我”与俄国小孩相识的情景的：“沿线的白杨树上，能看到好几个喜鹊的窝。我正盯着看，身后传来一句话：‘你在看什么？’原来是一个俄罗斯女孩。‘我在看那个喜鹊窝呢。’但是，好像那个女孩不明白‘喜鹊’的日语单词，于是我就说‘小鸟’，她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女孩名叫玛丽塔，和妈妈回新京。”[9] （165）此后“我”在餐车上用日语给玛丽塔母女讲述了关于中国地名的传说故事，最后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如日本学者小森阳一分析的那样，“在唤起日俄战争的记忆的同时，俄罗斯少女却在用日语向主人公打招呼”，“日本少年向俄罗斯少女用日语讲述中国的传说，这是一种极具目的性的话语结构。在发生在儿童之间的‘国际性’交往的背后，透露出文化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构造”，[10] （32）殖民地的存在方式通过这种半感性化的形式显示出来。
而1943年版《初等科国语》“支那的春天”一课，用更为明朗的散文笔触描写出“美丽”的中国风土。课文用诗歌般的句子开始：“河畔的柳树已经完全变绿了。在垒起来的土坝底部，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了许多青草。小鸟在附近欢快地歌唱着。”[11]（14）然后讲述两个日本士兵在河边欣赏风景的时候，一群中国小孩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从日本兵手中接过了糖果。“拿到了糖果，孩子们老老实实地在河边坐着或者躺着。他们一边吃着糖，一边唱起了歌。孩子们虽然唱得不好，但是唱的却是士兵教给他们的《爱国进行曲》。”课文最后写道：“寒冷的冬天已经不知道逃到了什么地方。安静的、明亮的支那的春天到来了。”[11] （20）如果放在和平年代，倒真让人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和睦相处，完全没有文化、地域和语言方面的隔阂与歧视。可是，这种如诗般的风光描写却发生在侵略战争的战场，故事主角是侵略与被侵略、统治与被统治的双方，课文背后所隐藏的内在目的就并非那么单纯了。类似的文章在当时的国语教科书中还有很多。例如“君之代少年”一课讲述一个在地震中受了重伤的台湾少年临死也不说中国话，最后唱着日本国歌“君之代”死去；“爱路少年队”一课歌颂一位姓杨的中国少年在发现三个破坏日本人运输军用物资的铁路的“坏蛋”时，虽然被手榴弹袭击，但是强忍伤痛向日本人报了信，且在临死前还高喊“日本，万岁”。尽管这些故事带有太多人为捏造的痕迹，但是这种虚构的图景却用优美的语言、感人的细节描述，很自然地用一种带有欺骗性质的策略，向日本儿童灌输了“共存共荣”之下战争的合理性，并通过乌托邦式的童话描写来为苦于战争的日本民众补充能量，以便使这些人们认为，全面统治附庸的、低等的殖民地人民是长期的、美好的、也是形而上的责任和义务。
五、结语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经指出：“自我理解总是通过对自我以外的其它事物的理解而发生，并包含在与他者的统一与整合之中。”[12] （98）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虽看似日本人对“中国”这个他者（the others）的理解，但更多的却是在解答近代日本应该如何看待文化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问题，它在代表中国的同时更代表着作为想象主体的日本自身。就像萨义德针对19世纪欧洲殖民视野下的近东伊斯兰世界所作出的“东方不是东方”的著名论断那样，日本近代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同样也可以套用一句“中国不是中国”，日本人已经将真实的、地理概念上的“中国”改造成为推论性的、文化隐喻意义上的“中国”。当然，日本的中国形象的生成与转化、断裂与延续，绝非偶然性和突发性的文化臆想，而是与近代日本扩张过程中中日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和中日两国的国家走向紧密关联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使个人社会化（socialization）。所谓社会化，就是个人学习某一特定社会或社会团体的生活方式，使其能够在这个社会或团体中履行其社会角色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儿童通过教科书来接受知识、技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从而能够运用适当的态度与方法更有效地行使其角色所拥有的社会功能。日本的近代教育突出表现了权力机制通过对国家和民族的各种可见的符号和观念的传播和灌输，促进人们形成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天皇的忠诚。教科书的“中国”便是这种符号和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这些教学内容的学习，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克服自身的“异化”，形成对国家服从、忠诚的政治意识，从而为日本民众盲从于日本近代以来的自我肯定、对外否定的扩张式的世界秩序观奠定思想条件。当时的教科书指导用书就明确规定：“教师最终应该谨记在心的是，教育的接受者都是背负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追求世界新秩序的现代日本之使命的少年国民。日本之图谋是否实现，无疑取决于国民世界观的彻底确立。”[13] （40）而战后有人如此回顾自己所接受的教育：“那当然不是使儿童的能力和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教育，而仅仅是握有权力的支配者在邪恶的利益欲望驱动下培养无知而顺从的国民的教育。”[14] （100）这也便是作为“他者”的中国、作为文化利用对象的中国对近代日本的“有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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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広島平和教育研究所：『戦前の教育と私』.東京：朝日新聞社，1973年.
【责任编辑 全红】
for primary schools in Modern Japan
Tan Jian-chuan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the differentiated treating of its neighbors in East-Asia especially China is an important way to make Japan prominent as a Civilized Country， therefore the Japanese have created numerous different kinds of images of China in textbooks for primary schools. The image of China in Japanese textbooks is one of its people or its nation’s ways to understand itself， which includes it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s an otherness， in the mean time their self-explan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merits ranking， and this does not only represents China but also Japan itself as the subject of imagination.
Key words： Japan， textbooks for primary schools， image of China
联系方式：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二号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00715
手机：13647661396
电子邮件：tankensen@163.com
试论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教育转型 篇12
关键词：日本,现代化,教育转型
所谓现代化表示的是一个过程, 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 包含整体的社会变动。现代化包括不可缺少的两个因素:科学和技术的变化。因此, “日本的现代化”应是指日本由中世纪的幕藩体制社会转变为近代天皇制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 其根本任务是要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完成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19世纪中期以后, 日本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872年12月, 明治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为正使, 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 共有51人的大型使节团, 使节团肩负两项重大使命:一是力图修改幕末以来对外缔结的不平等条约, 二是考察研究“欧美诸洲开化最盛之国体, 诸种法律、规则等实务”以及“可在我国采用、实施之方法, 概当研究以备回国施行”。通过考察, 岩仓使节团深切地体会到, 日本不仅要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还必须改造日本的封建文化, 而基础在于国民教育, 由此拉开了日本教育现代化的历程, 前后经历了三次教育方向上的转变, 其中有经验, 也有教训。笔者拟以这三次教育转型为视角, 考察日本现代化的历程, 以期得出对我国教育改革有益的启示。
一
日本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不仅包括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而且包括教育观念的变化、教育理论的发展、教学组织及方式方法的进步等等;不仅指以1872年《学制令》颁布为标志的各级各类近代学校建立以后的教育发展, 也指在那之前的教育革新以及为明治近代教育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的过程。江户时代后期的教育, 正是这样一个教育观念更新、国家教育制度建立、国民教育普及、为军国主义教育的出现打下基础的时期。明治时代无论是领导者的“寥智”, 还是一般民众的迅速“开化”, 都与他们在江户后期所受的教育有关。因此, 提到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教育的转型, 必须提到江户时代的教育。
在江户时代, 日本的教育机构包括幕府直辖学校、各藩的藩校、平民乡校和“寺子屋”等, 还有私塾、心学与讲习所等其他类型的教育机构。从教育水平上看, 可分为以普通教育为目标的学校和以专门的高等教育为目标的学校;从教育内容上看, 可分为儒学、国学、洋学、军事学、医学、武学等多种教育。直到1872年, 日本的教育状况大体延续这一态势。《学制令》颁布后, 日本开始大力推广西方科学, “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学校, 普及教育, 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面貌”。 (1)
从江户后期到明治初期 (1872年前) 是日本现代化教育的第一次转型期, 这一时期, 日本的教育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其一, 受教人群广泛。日本素有重教兴学之风, 国民教育发达。及至江户末年, 各藩已兴办了各类专门学校。在280个藩中, 对平民教育给予鼓励的有31个藩。根据1869年对255个藩的统计, 平均可达到每藩一校的水平。1829年, 日本全国共有437所私塾, 到1867年发展为1528所, 到1871年发展为1182所。1850年, 日本全国有寺子屋6000多所, 到幕府末年发展为1.4万多所。
其二, 教育内容实用开放。民间自发的寺子屋与私塾代表平民和新兴阶层对文化教育的愿望, 在教学内容上务实开放。寺子屋的教育内容多为庶民日常生活、生产所必需的读、写、算。私塾教授外语和西方医学。同时, 政府向西方派遣留学生, 据当时《新闻杂志》报道, 1872年政府各部派到国外出差、留学的人数总计385人, 1873年官派留学生250人, 所需经费75万日元, 占文部省年度预算的18%。
其三, 出现了教育平等的萌芽。首先, 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得到部分实现, 幕府末年, 女子入学率大致为25%。其次, 庶民与武士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特别是一些私塾对武士和庶民平等开放。在咸宜园塾中, 对学生以考试名次安排座位, 不看出身而注重个人实力的倾向已开始显露, 这是明治维新改革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向实力主义转变的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日本教育的发展, 不仅为日本教育本身的现代化提供了基础, 也为明治维新后整个社会的变革做出了贡献, 促成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次大飞跃。
二
明治23年 (1890年) , 日本天皇颁布的《教育敕令》, 成为从1890～1945年日本教育的指导方针, 拉开了日本现代化教育体系第二次转型的序幕。《教育敕令》既是日本天皇制国家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的结果, 也是儒教德育论与军国主义思想战胜欧化思想及民权主义思想的产物。从此, 日本的教育思想从开放进取转向保守压制, 教育体制中出现了强烈的“日本化”倾向。教育制度、学校体系和教育内容的指导思想是国家至上主义, 因此又可称为国家主义的教育体制, 表现出重视初级教育、军国主义教育以及注重职业教育与双轨制教育等特点。
其一, 重视初等教育。根据《学制令》及之后颁布的其他法令, 日本在各地创办了大批新式小学。在1885年日本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中, 初等教育经费占84.3%。1900年开始实施免费义务教育, 初等教育迅速普及。义务教育就学率在甲午战争后达到60%以上, 在日俄战争后达到97.3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到99%以上。这种国民义务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国家主义, 旨在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谋求国家富强”思想的勤劳顺良的“臣民”, 教育与服兵役、纳税一样, 同为国民对国家的义务。
其二, 注重职业教育。18世纪80年代后半期, 日本开始进入产业革命时代, 为满足工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1899年连续颁布了《实业学校令》及与实业教育有关的规章, 使职业教育系统化、制度化。在结构上有工业、商业、农业、水产和商船各科;在授课形式上有业余制的实业习所和全日制的事业学校。此后, 日本建立了专门的实业教育制度, 1894年颁布的《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规定:国库每年拿出15万日元, 专门用于充实和兴办补习学校、徒弟学校、简易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1912年, 各类实业学校发展到519所, 有学生7万多人;实业补习学校发展到7386所, 有学生34万余人。
其三, 在教育中宣扬军国主义思想。随着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 学校的教学内容与教科书都充满了战争的叫嚣。文部省教学局出版的教科书《臣民的道路》, 极力鼓吹侵华战争是一场为了实现“王道乐土, 民族协和”的“圣战”, 中小学各种课外活动, 除了对天皇、皇室、国旗、神社、《教育敕语》表示崇敬的活动外, 还有参加日本陆军纪念日、海军纪念日等庆祝活动, 甚至连普通的运动会、展览会、学艺会、入学典礼、毕业典礼等都染上了军国主义教育的色彩。
其四, 实行双轨制的教育制度。明治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是“上智下愚”的。政府将初等教育和大众文化与高等教育和面向精英的文化截然分开, 实行双轨制教育体系。在大学里, 人数极少的“精英学生”可以自由阅读西方的各种书籍, 对西方的各种流派可以自由涉猎, 而初等教育则以“教化”为主, 灌输“天皇神化”的思想。
1945年, 日本作为战败国受到历史的审判, 现代化过程受挫, 《教育敕令》被否定, 从此, 日本教育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进行了民主化与非军事化改造, 教育制度也经历了重大改革, 制定了充满新教育思想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 延长义务教育, 实现男女同校。《教育基本法》的颁布为日本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 标志着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教育体系的第三次转型拉开了序幕。
战后的日本教育以提倡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教育, 清除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流毒为目的, 同时树立终身教育理念, 以能力主义和国家主义为政策目标。上世纪80年代, 在全球性的教育改革中, 日本再一次对教育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整。战后的日本教育以强调“产学合作”、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建立全民终身教育观为特点。
其一, 实施“产学合作”。二战后, 日本各界对教育改革提出意见。为响应产业界的呼吁, 日本政府将教育视为“经济活动的一环”。1957年, 岸信介内阁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首次将教育发展计划纳入经济计划, 此后, 各界内阁所做的经济计划中几乎都包括相关的教育计划, 最著名的是1960年12月池田内阁所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教育界向各产业部门输送了大批能够适应技术革新需要的新型劳动力和各级技术人员, 促进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
其二, 高等教育大众化。二战后, 日本的高等教育可分为三类:高等专科学校、短期大学和四年制大学。1950年, 日本只有短期大学149所, 学生只有15098人, 1960年发展为83 457人, 1970年发展为263219人, 到1975年, 学生人数增加到33.5万。
从上表中可见, 相比1950年, 1975年的大学数量增长了1倍多, 学生人数增长6倍以上。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 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向大众型过渡时期的入学率应是15%, 从大众型向普及型过渡时期的入学率应是50%。可见, 上世纪50年代, 日本的高等教育处于精英型教育阶段, 到60年代,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实现了从精英型到大众型的过渡。1995年, 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40.3%, 目前稳步进入向普及化过渡的阶段。
其三, 实现终身教育。如果说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横向上扩大了日本教育转型受益的广度的话, 那么实现终身教育就在纵向上拓展了日本教育转型受益的深度。从上世纪70年代起, 日本从终身教育的观点出发改革学校教育, 使学校教育成为终身教育的重要基地。各级各类学校都开设了供成人学习的讲座或课程, 并开放教育教学设施, 为适应终身制多元化的需要, 还创设了广播电视大学、学分制高中、专修学校及各种新型学校。
二战后, 日本教育摒弃了军国主义教育思想, 使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并形成制度。但我们也要看到, 在今天的日本, 仍有一小部分极右势力在社会各界兴风作浪, 其中也包括教育界。
纵观日本的教育改革史, 作为赶超型现代化国家成功代表的日本, 由于采取了与西方不同的教育先行战略, 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尚不发达的基础上, 首先发展教育事业, 为发展资本主义培养人才, 使教育成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教育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史, 也值得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加深对教育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理解。以史为鉴, 我国应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 尽快建立起适应21世纪发展的、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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