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日本的视角（共9篇）
观察日本的视角 篇1
1 概述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了1亿7千万, 占总人口的13.26%, 2014年,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5%, 达到2亿人。针对快速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养老问题, 2010年“全国福利社会化有关工作会议”提出了以社区为养老设施的行政单位, 构筑以社区为中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确定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养老为依托, 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政策。同时北京市提出了“9064”的养老模式, 即2020年将有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因此如何实现居家养老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比我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 在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方面也走在了我们前面, 特别是在居家养老的研究上, 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都有着深厚的积淀, 研究成果颇丰, 这些先行研究对我国解决养老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94年, 日本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数的14%, 从老龄化社会进入了“超老龄社会”。1) 同时日本政府面临经济环境不景气, 政府财政恶化的困境, 与我国未富先老的现状颇为相似。研究目标从设施养老走向居家养老。基于以上背景, 本文通过日本近十年有关居家养老方面文献的研读和参与的实践, 对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解读。
2 日本居家养老研究背景
日本早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 就逐步推进养老立法、制度和相关的福利对策 (见表1) [1]。19世纪70年代,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老年人离开自己生活的地区, 大量涌入子女居住的城市, “老年人移动”现象曾一度受到关注。1989年发表的《高龄者保健福祉10年战略》制定了未来十年养老设施的建设任务。1992年12月, 日本厚生省提出了“就地老化 (aging in place) ”的养老概念:即老年人通过对住宅改造以及医疗机构、养老设施等服务体系的利用, 尽可能长时间地生活在现有熟悉的环境中。之后, “居家养老”作为政府的养老政策开始在日本的各个市町村中推行。老年人可以在自己居住的地方自由选择居家生活或者在社区附近的养老设施生活。可以说“居家养老”中的“家”不仅包括住宅本身, 还包括居住地区的设施机构以及各项针对老年人的区域性服务体系。由此, 日本学术界把如何养老的研究视角切换到“居家养老”。如何把握老年人在养老问题上所形成新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 使“居家养老”得以实现, 成为了新的研究课题。
3 日本“居家养老”研究视角和方法
3.1 关注居住环境改善
在日本, 老年人可以自由选择“居家养老”还是“设施养老”。然而社区生活服务等级与养老设施的服务等级相比稍逊一筹, 因此如何让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也可以得到较好的照顾和服务成为一个关注点。根据日本高龄者福祉机构提出的“社会、街区要全面支援老年人”的方针, 为了老年人可以继续在自己熟悉的社区生活, 必须形成以居家照料与设施照料相结合的服务体系。
为了使生活能力逐渐降低的老年人能够继续在原居住宅中居住, 住宅内的设备、户型结构、以及楼内的公共环境和室外公共环境的改善均不可或缺。
因此这一阶段从改善居住环境的角度研究居家养老的论文纷纷见诸于报端, 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研究方法。
首先是对老年人居住环境现状的调查。通过对研究对象街区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 对研究对象街区的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和居住环境的整体情况进行把握;其次, 是老年人个案的研究。由于老年人生活状态各不相同, 尤其是与家人同住的老年人、独居的老年夫妇和独身老人, 对区域性照料服务的需求有很大不同。独居老人对街区养老设施或居家照顾的服务依赖性更强。因此对于居住环境改善研究而言, 聚焦于独居的老年夫妇和独身老人的需求和居住环境更有现实意义, 可通过入户访问的调查方式对其生活状态进行记录。
在个案研究中, 通过把握居民和居住环境的基本情况以及独居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可以针对研究对象提出改善居住环境的具体建议以及改善的最低标准。此外为了保持老年人较高的生活质量, 针对老年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行为特征, 在社会支援服务上也应该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因此, 针对不同生活方式和特性的老年人的适应性生活支援方式和居住环境改善方式也是此类研究的关注点之一。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例如, 日本首都大学的加藤田歌以“在住宅小区居住的老年人居住实态和居住环境整备条件相关研究”[2]和“从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看小区居住老年人的环境整备相关考察”[3]为题的两篇论文中, 以日本多摩新区为研究对象, 对居住在集合住宅老年人的生活环境以及改善条件展开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入户访问的方式, 对老年人的年龄、性别、照料等级、家庭构成以及搬家情况等进行了记录。对老年人的居住情况在居住方式、房产形态、户型、空间使用方式以及不方便的地方进行了确认, 并对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包括吃饭、入浴、购物、出行、兴趣爱好等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在入户调研中, 通过实际测量, 家具布置的记录和与老年人访谈, 真实地掌握了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和居住需求。作为研究结果, 对多摩新区居住环境的实际情况和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建议。
3.2 关注医疗服务体系
对于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而言, 街区级别的医疗服务体系的研究也属于居住环境改善研究的一部分, 但其关注点和研究重心略有不同。前述居住环境的研究主要关注居住环境的整体条件、居民基本的生活行为, 探讨居住环境改善的必要条件。而以医疗服务体系为中心的研究, 则以老年人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各种医疗照料服务的利用情况为研究内容, 研究居家养老的可持续性和社区医疗照料等服务的实施方法。
例如东大阪大学的村田顺子的“高龄者在宅支援相关研究”[4]一文, 通过调查高龄者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以及相应照料服务的使用情况, 将老年人生活支援服务需求进行类型化 (见图2) 。又如东京大学富安亮辅的“高龄者支援据点设计基础研究”[5]论文中, 对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区岩手县7个市町村的14个老年人支援据点的运营情况、工作人员情况、老年人利用情况以及建筑的使用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调研。其研究方法为, 首先根据运营情况和提供服务的内容将支援据点分为日间照料类、咨询沙龙类、老年人住宅类以及公民馆类;其次, 根据提供的服务内容, 提取支援据点的类型与空间布局的对应关系。之后对14个支援据点的位置进行分析, 得出据点选址的共通点和不足;最后, 在总结据点改善方法的同时, 针对不同类型、服务内容提出了具体建议。
3.3 关注老年人生理需求
以老年人的生理需求为关注点, 为实现居家养老, 将住宅情况和照料服务内容联系起来考虑, 探讨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生理极限以及服务体系对应关系的基本模式。
图3为日本老年人的生理情况与照料等级的对应图。照料等级2~3之间是老年人从自立生活到需要居家照料服务的过渡阶段。在2006年之前的研究中, 区域性服务中的养老设施通过设施照料服务单间化、单元化, 有助于增加家人探望, 也使得老年人、家属、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同时照料单元之间设置的公共空间, 照料等级2以下的老年人使用更为频繁。此类研究的目标在于实现在养老设施中居住的老年人可以像在家中生活一样。但是, 2006年之后, 老年人居住研究重心从“设施类”转向了“住宅内”。由于日本财政的不景气, 设施建设越来越困难, 难以支撑庞大的老年群体设施养老。另一方面老年人在自己家中养老的需求也在增加。现在日本有近9成的老年人生活在自己家中。但由于家人对于老年人照料的能力有限, 居家养老的实现十分困难。以北欧的照料体系为范例, 各种照料服务一体化的小规模多功能性的居家养老服务受到关注。这种区域性的照料据点在上文的实例也有提及。但由于规模小, 工作人员有限, 为保证照料服务的质量, 通过探索老年人基本的生理需求底线, 建立最小规模的服务模式就成为了研究的焦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例如东京大学高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的后藤纯“从老年人生理需求看居住和照料服务合作的相关考察”[6]以及濑沼智洋的“以居住和照料服务合作为基础的老年人租赁住宅实态相关研究”[7]为题的论文中, 通过对日本各城市老年人照料实施办法的整理分析, 总结了老年人生理需求上最基本的照料服务内容和相关服务对应的空间要素 (见表2) 。并提出了要有效利用街区中闲置的空间, 如空地或无人居住的住宅, 对护理服务据点的选址和使用空间进行再设计, 同时改善护理据点空间和护理服务质量等有效建议。
3.4 关注跨专业协同合作
一般与老年人息息相关的医疗服务硬件设施可分为3个层级。一是医疗设施, 以街区附近的小型医院为主;二是养老照料机构, 包括日间照料机构、保健中心等;三是住宅内部护理设备的安装和更新。医疗设施和照料机构通过设置住宅改造、在宅介护的服务窗口, 可针对不同老年人的情况, 对其住宅的改造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改造预算。在这种运营模式下, 为改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 建筑师、医生和理学疗法师 (照料人员) 需掌握一定的自己专业之外的知识, 并进行跨专业合作。因此, 针对从业人员协同合作的相关研究, 在老年人住宅改造以及居住环境改善上也是不可或缺的。其考察既包括照料服务人员对建筑知识的掌握, 也包括建筑人员对医疗器械等知识的掌握。在住宅改造中, 针对改造流程、时间、评价、分工情况等进行了调查研究。上文中提到的住宅与照料服务相结合的研究受到关注, 因此, 在居家养老的问题上, 对于多行业合作现状和改善的研究成为近年来研究的前沿课题。
例如, 关西福祉大学阿部芳江的“兵库县A市与居家养老照料相关的医疗、看护、福祉合作情况现状和课题”[8]的报告, 通过对日间照料机构、老年人保健设施、地区支援中心、养老院、访问照料事务所、小规模多功能养老机构、居家照料支援事务所等机构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 分析合作机构以及职业类型的合作强弱程度、合作内容、合作性工作数量等, 总结了在资源共享、工作协助、信息交流以及联络工作的管理等方面的合作情况, 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
3.5 关注街区营造
街区营造研究, 日语为“MATIDUKURI”, 是由民间自治会、企业、研究人员等共同计划、设计、参与的, 针对街区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对于街区的保存、再生以及居民的交流均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以笔者参与的日本九州大学志贺研究室在北九州地区的街区营造的两个研究活动为例, 介绍在街区营造视角下居家养老的研究方法。
1) 空屋研究
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导致了大量住宅的空置。经过时间的变化, 住宅使用从普通住宅, 到有老年人居住的住宅, 再到老者去世, 子女搬出, 形成了无人居住的住宅 (后称空屋) , 而当住宅无人管理或破损严重时, 原房主的子女会将房屋拆除, 形成了无人使用的住宅空地 (后称空宅地) 。其演变情况如图4所示。空屋和空宅地的出现, 使居住街区的卫生条件恶化, 犯罪隐患增加。因此, 对于空屋和空宅地的再利用以及发展途径是此类课题的研究核心。其研究手法是通过实地调研和GIS (全球地理信息系统) 软件的应用, 将空屋和空宅地的数量、年代、主人以及管理者等相关信息进行标注, 通过与街区自治会的成员合作, 组织开展街区活动, 增加空屋的使用率, 加强空屋管理, 将空宅地转化为停车场、菜园等, 减少空宅地的数量。每年研究者通过记录空屋、空宅地已有数量、新增的数量, 以及通过各项街区营造的活动而减少的数量, 对相应数据进行分析来研究老龄化对于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居住环境的影响和改善 (见图5) [9]。
2) 街区环境安全检查和改善
街区环境的安全性对于在街区居住的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尤为重要。作为街区营造活动之一的环境安全检查活动, 也是由研究人员与街区自治会的成员共同组织参与。首先, 定期对街区环境进行实地调研 (每年9~10月) 。其调研内容既包括现有的安全隐患场所, 也包括已改善的安全隐患场所的位置和现状;其次, 每年的11~12月, 在街区所属的公民馆与研究人员一起召开居民座谈会, 交换调研结果和意见。例如, 何处的安全扶手松动、何处的道路不平整、何处路灯损坏等问题, 研究人员将调研结果反馈于居民;另一方面, 居民也将调研中未发现的问题反映给研究人员;第三, 制作“街区安全地图”[10]。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调研和座谈会, 将街区的环境安全问题总结归纳, 表现在图纸上, 形成“街区安全地图” (见图6) 。将地图粘贴于街区的宣传栏中, 提高居民安全意识。同时将居民的改善需求提交于政府机构, 切实改善有类似问题点的场所。
通过信息整理以及信息管理和设计探讨等研究, 对把握经年街区场所的变化、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在对于居住街区安全性上的诉求, 以及老年人在特定场所的心理变化等现状也有积极的意义。
4 结语
综上, 笔者仅就“居家养老”而言, 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归纳如下。
1) 原居住宅老年人的老后生活依托于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是必要的。从老年人心理角度, 自己可以做主的“家”才是生活的归属。即使原居住宅需要改造, 即使身体条件必须依靠轮椅, 大多数老年人也会选择在自己的家中养老。
2) 医疗服务日常的医疗服务对于老年人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紧急情况下街区级别的救助医疗, 医生护士的入户访问式医疗也是必要的。目前, 独身老人独自在家中去世, 多日后才得以被发现的案例日渐增多。可以说要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 医疗体系的覆盖迫在眉睫。
3) 生活照料体系由于1980年代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未来2个独生子女照料4位老年人的“421家庭”将越来越多。照料老年人的家庭成员减少, 较之日本更为严重。如建立健全的生活照料体系, 即使子女工作或不与父母同住, 在相应社区照料体制下, 也可保障老年人安心地居家养老。
4) 各专业协同合作与设施照料不同, “居家养老”的照料服务必须是各个专业和机构形成合作意识, 制定相互对接的工作方法, 明确分工内容。各专业在养老问题上需进行专门的教育培训, 以提高各行业间的合作机能。
5) 居民的参与性社会性的养老必将是一种社会参与的养老模式。老年人社区活动、志愿者活动、老年人之间的守望相助等, 研究人员与社区委员会应更密切地合作, 将研究真正运用在社区养老环境的改善上。
摘要：居家养老是我国解决庞大老年群体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 如何实现居家养老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 对居家养老的先行研究有着深厚的积累。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研读以及实践经验, 归纳出5个研究视角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 寻求对我国的有用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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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视角助力日本留学 篇2
赴日留学需注意
1.日本留学周期较长，手续炳琐，所以同学们务必要抓紧时间申请。申请截止时间很早，而且每个学校均有招生定员，早申请者会在学校和专业的选择E增加弹性。
2.在国内已具备日语能力水平测试2级或以E程度，学力水平—般的学生，建议直接报读日本大学或大专，这样获取签证将更有保证。
3.目前，除几所私立大学的个别专业外，日本大学尚未大范围在中国直接招生。如果学生在国内已具备日语能力水平测试2级或以E程度，并且学力水平较高，可通过语言课程过渡去日本选择学校就读，这样在学校和专业选择方面会增加选项。
4.—些学生认为只要具备日语能力水平测试2级或以上程度就没有必要做语言课程过渡，这是错误的。靠速成考出日语能力等级的学生，直接进入大学学习必然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对此，建议同学们最好还是进入语言学校或大学预科做语言系统过渡。
视角1：看治学态度
在留学展上。专家表示：“在日本。一个勤奋的学生比一个聪明的学生更能够得到教授的青睐。”
专家通过真实的事例验证了此说法。留日学生王同学为转专业，通过查询理工科学校的面试教授时间表和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他恳请教授能够给他面试机会，教授同意了他的请求。王同学在面试中表示。虽然自己过去的成绩并不好，但知道未来要做什么以及怎么样做才能获得更好的成绩。作为唯一能够将学科中四个教授的名字、教授间各自的不同风格都能说出来的申请者。他的勤奋感动了教授，最后转专业成功。
留学建议：谨慎选择专业教授留日学生在书写研究计划报告时，切记要亲自写，不要找人代笔。
此外。考生在选择专业教授时，要弄清教授的分类：一类只负责学术研究。没有较大的人脉网；另一类不仅在大学担任教授，还在较大的企业担任高管。这类教授往往与社会联系紧密，有较大的人脉资源。建议留日学生选择有帮助的后者。
视角2：看教育体制
留学专家表示，日本教育更注重理论研究和就业实践相结合。例如，留日的学生在大一和研一时都必须修一门专业课程，该课程的老师通常由专业相关的企业高管或工程师担任，教师会帮助学生了解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从而让学生树立起明确的奋斗目标。
参加此次日本留学展的学校，大多有与国外大学大学合作办学项目。日本很多学生在大二、大三期间会出国留学。最后一年回到日本。在日本，有的高校甚至会自己拉赞助帮学生到国外留学。
留学建议：选国际合作程度高的学校学生如果直接申请部分热门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尖端学科或顶尖学校有难度，不妨选择一些国际化合作程度高的日本高校，尤其要关注其国际合作学校的情况：包括与哪些世界名校有交换生往来，或申请研究生通过率比较高等。
视角3：看语言学校
日本的语言学校也称“适正校”，主要教授日常用语、语法结构等。并为国际学生安排就业辅导。中国学生可以先申请在日本的语言学校就读1－2年，边学习日语边申请日本高校。
对比在国内直接申请日本大学的学生。就读语言学校有两个优势：一是语言学校教授的正宗文法能帮助学生更好掌握日语；另外，由于日本研究生采取导师制，学生可争取机会与所申请专业导师联系，录取率也比国内的学生要高。
留学建议：努力学习通过考评专家表示。选择语言学校时，要结合自身的喜好来选择。语言学校一年的收费约为15万元，若学生成功考入日本名校。学校还会颁发奖学金。日本每年都会对语言学校进行考评，升学率低、拒签率高的学校会被淘汰。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5％左右的学生被拒签，因此学生到语言学校后，一定要努力学习。才能有把握考入所申请学校。
视角4：看就业机会
日本的经济排名位居全球前列。日本对外国人士工作和创业设立了开放的相关政策。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大多跻身于有海外业务的中小型企业，并担当中日业务协调等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大地震后。大量中国工作人员的流失，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中国人未来在日本就业，日本企业可能会担忧中国人责任感不够等问题。不过通过中国相关人士与日本的交涉，这种影响将会逐渐降低。
留学建议：选外企较多的环海城市日本经济发达，想要就读日本学校并留日工作。可选择海外企业较多的环海城市，这些城市有较多的海外人士就业机会。如果今后想回国就业，就得选择在国内发展前景较好的专业。目前。日本的环境卫生学、计算机学在国际上都比较有优势。
视角5：看打工环境
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大三的小杨介绍，在日本打工包括零工和长工两种形式，一小时的薪水大约为800－1500日元。在日本学习的学生可通过学校的学长和学姐或社会公益组织获得打工机会。
在首届日本教育展上，记者看到，参加的语言学校由于风格和关注的东西不同，在打工规定上各有特色。神户语言学院的学生很少担心打工的事情，因为该校毕业的学长都以能够把在读期间打工的职务承接给学弟学妹为荣，这所学校毕业20多年的学生，现在还在照顾学弟学妹们。而东京湾岸日本语言学校，则实行独到的“管家制”。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实行专制教师负责制。学习、生活、打工各方面实行全面一贯制管理。
留学建议：兼职不要影响学业据了解，在日本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打工经历。专家介绍，有80％的学生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兼职，但仍有10％－20％的学生利用休息时间打工，这类学生往往是不得不承担家庭的责任而打工。打工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社交语言和社会文化认同，但留日学生在选择学校时要注意。有些学校由于学业繁重，不允许学生在外打工。
视角6：看留学附加值
日本人认为科技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希望通过培养学生对音乐、戏曲的洞察力从而了解人性，使发明制造的东西更适合人性。如日本京都情报大学仅有的两栋大楼，其中一栋有四层楼的空间用于建造音乐大厅，就是为了培养学生洞察人性的能力。
此外，日本还有许多公益性的组织。例如日本的国际交流中心。不仅提供即时更新的免费语言教学请求留言板，还有退休的大学教授和语言工作者，免费教授国际人士学习日语。
留学建议：选专业应综合考量日本与中国同属亚洲国家，文化差异并没有欧美国家那么大，留学生到日本的适应期约为5个月。留日费用较低，可以在较近的地方享受异国的教育环境。不过由于日本人多地少，且是非移民国家。要想毕业后移民较困难。至于毕业后在日本就业，问题倒不大。
观察日本的视角 篇3
战后, 在日本的经济领域中形成了一种与欧美截然不同的企业运行模式, 即所谓的企业集团模式。在企业集团框架内, 囊括了金融机构、综合商社和各类实业企业, 它们以相互持股的方式相互依赖, 进而通过集团整体效能的最大化以实现企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以三菱、三井、住友、芙蓉、第一劝银、三和为代表的六大企业集团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支柱力量。日本绝大多数知名企业是企业集团麾下的成员, 即便是那些独立的大企业也往往与企业集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 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 这种曾经繁荣一时的模式陷入了危机之中。最大的冲击来自于六大企业集团各自主银行的合并重组。在这一过程中, 金融机构不再拘于集团间的鸿沟, 大胆的展开了跨集团的全面重组, 最终形成的三菱UFJ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已经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主银行体系, 使企业间的主银行关系变得日益模糊。同时, 居于企业集团另一核心的综合商社, 因前所未有的经营危机而展开了或局部或全面的合并重组。第三重打击则来自于各集团内部的大量实业企业, 寻求集团外部甚至日本外部的合作者对其已不再是什么禁忌。如1998年, 芙蓉集团的佳能、第一劝银的五十铃汽车, 外国股东比重已达40.1%和42.8%, 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外部势力已开始向集团内的相互持股关系发起挑战。
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伴随着由于抛售股票而导致的企业集团内相互持股关系的弱化, 似乎预示着“法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 日本的企业集团模式行将瓦解, 一时之间所谓“企业集团解体论”的论调甚嚣尘上。企业集团模式似乎已被种种“事实”完全否定, 它似乎成了不再为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接受的模式。然而, 真的能以几种经济现象的叠加来完全否定一种曾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巨大贡献的模式吗?笔者认为仅凭表面经济现象而彻底否定企业集团在日本当今经济体系存在的合理性, 显然有些失之偏颇。
二、对“企业集团解体论”观点的分析
日本学者桥本寿朗曾指出, “日本经济的主体是日本企业, 日本经济的发展是以日本企业的发展为动力的。”企业集团并不是一个法人实体, 从本质上讲它是一个利益集团, 是各类企业基于共同利益而结成的中间组织, 利益的趋同性才是集团模式得以维系的基础。可见, 日本企业才是决定企业集团模式最终命运的力量。研究日本企业集团模式应当以日本企业的发展为主线, 历史的动态的看待日本企业集团, 才能对这一模式的未来做出准确定位。
“企业集团解体论”的支持者往往存在着以下倾向:
1. 集团内长期存续的主银行关系的弱化意味着企业集团模式的衰落。
通过主银行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 基于主银行体系的银企交易关系形成于战后日本直接金融市场长期不景气, 需要大量资金扩张的日本企业转而依靠间接金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 在这一体系下最为本质的是银企之间的资金供给关系。但随着日本企业的壮大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企业自身由封闭转向开放, 体系内外的资金供给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资金短缺时代已经过去。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不可避免的冲击着曾经兴盛一时的主银行体系。主银行关系的弱化代表了银行金融资本地位的下降, 企业集团模式正在由银行主导的时代向多企业共同主导的多元时代挺进。而主银行则抓住金融控股禁令解除的契机, 以重组合并的形式积极构建多元化金融集团, 在侧面上也反映了银行希望通过自身经营的多元化以维系与企业的关系, 进而继续在集团中保持优势地位的现象。这说明主银行的变革保持了集团内银企关系的平衡, 抑制了集团模式的衰落。
2. 产业结构升级使信息产业成为21世纪的主导产业, 而企业集团缺乏对未来核心产业的控制, 这将不可避免的导致集团模式的僵化
这一观点显然忽视了企业集团应对历次产业升级吸纳新兴产业的能力。如今已是世界电子工业巨头的索尼和日本第三大汽车制造商的本田技研在20世纪50代末尚未出名时, 都曾制定过超出固定资产10倍的投资计划, 在实施受阻时, 两家企业的主银行提供了超出借款额50%的资金, 在资金供给奇缺的时代, 如果没有来自集团内部的资金支持, 索尼和本田技研显然难以成为当时这些日本新兴产业的佼佼者。由此可见, 企业集团从不吝啬于向有潜力的高风险新兴产业提供支持, 它一直在积极吸纳新兴产业以保持自身的活力。由于信息产业具有高风险与高技术的特性, 这使企业集团在加速自身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具备绝佳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组合。因此, 所谓产业升级带来的企业集团危机并不符合日本经济的历史与现实。
3. 集团成员的跨集团重组预示着由法人相互持股而结成的外部藩篱已经不复存在, 集团模式将在企业的全面重组中归于瓦解
事实上, 企业的跨集团重组决不是无原则的任意组合, 透过企业的合并重组, 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企业集团通过全面整合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的变革过程。此类合并重组与诸企业集团的历史联系与现实实力存在着极大的关联。如2002年樱花银行与住友银行合并为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三井集团与住友集团间的相互靠拢。两大集团同为战前财阀系, 总体实力相当, 而三井集团偏重于商业资本的运营, 产业力量明显不足, 住友集团虽在产业领域有较强实力, 但受到住友家族家训的影响, 使集团在流通领域的实力相对薄弱, 如直到战后才成立的住友商社, 是各企业集团中最为年轻的综合商社。三井与住友的跨集团整合, 实现了双方的优势互补, 使集团实力得到极大增强。而以金融资本相联结的后起三大集团, 由于联结关系并不紧密, 实力强大的芙蓉和第一劝银选择了相互靠拢, 而实力最为弱小的三和则以U F J金融集团与三菱东京金融集团的合并向三菱靠拢, 目前这种由“六大集团”向“三大集团”转变的过程尚在进行之中。
三、企业集团内各元素变革对集团的影响
1. 多元化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为与集团内企业的全面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金融机构的大规模重组, 并不只是简单的规模扩大和实力的增强, 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带来的混业经营, 原有的主银行由单纯的信贷业务一跃成为集银行、证券、信托、保险于一体的全能性金融机构。传统的主银行体系虽具备多种功能, 但都只是单一资金供给体系的衍生物, 当资金供给不再短缺时, 主银行寻求某种形式的变革以继续保持与企业的关系。多元化金融集团的形成为银行提供了在分业经营体系下所不可能具备的全新功能, 对金融领域的全面渗透不但遏止了因主银行体系的弱化而导致的银企关系日益疏远, 而且为集团内银企间全方位的服务性双向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渠道。
2. 综合商社由贸易中介向投资事业企业的转化为联结集团成员提供了新的支持
综合商社一直在集团内的企业间发挥着组织协调职能。随着综合商社自身经营定位的变革, 传统的贸易中介职能亦将服从于其在全球的FDI。然而产业领域的经营决非商社的专长, 如果没有集团内诸多实业企业的参与, 商社不可能仅凭其高效的流通网络实现投资利益, 同时实业企业也存在利用商社渠道压缩流通成本和分摊风险的激励。商社向贸易投资型复合企业的转化, 恰恰为集团成员间的深度合作提供了可能。
3. 集团内企业与外部的合作为集团资源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动力
集团内实业企业与外部协作的加强并没有否定企业集团存在的意义, 相反, 这正是集团成员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以充实集团内部力量的表现。由于企业集团在全球的影响力, 使其可以以合作的形式实现对全球资源的共享, 这一倾向在2 0世纪六七年代各集团的汽车企业中就已明显表现出来。经济全球化加快了集团企业的外部合作进程, 并使合作领域日益扩展。当外部资源进入集团内部时, 企业间往往通过在协作中产生的外溢效应以实现集团内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共享, 这一过程无疑增强了企业集团的对外竞争力。
四、对日本企业集团变革的评价
企业集团模式并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实体, 在它形成之初就存在着潜在的开放性因素, 这就给企业集团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经济全球化使资源流动性大大加强, 企业集团以自身企业的变革使集团内潜在的开放性因素被激发, 从而实现企业集团与全球资源的对接, 最终以集团的全面变革而继续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活力。这种集团的变革从本质上反映了日本企业由“以日本为立足点看世界”到“以世界为立足点看世界”的企业观的变化。
参考文献
[1]王键:日本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2]张季风.挣脱萧条1990年～2006年的日本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 (日) 奥村宏:日本六大企业集团[M].金明善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观察日本的视角 篇4
关键词：日本社会；文化模式；霍夫斯泰德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160-01
一、霍夫斯泰德文化理论
霍夫斯泰德是最早尝试通过数据收集分析来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观的，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问卷调查从而总结出了五个衡量文化价值观的维度，分别是：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衡量个人行为取向的一种维度。通常，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团体，合作，共同利益，和谐，传统，公共利益和保全面子。个人主义的文化强调个人权力和义务，提出自我意见，隐私，自由，创新和自我表达。
（二）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会努力为人们提供稳定性从而避免不确定性和分歧，比如通过建立正式的社会礼仪，对非常规的意见和行为采取不容忍的态度，强调一致性，抵抗改变。为了避免不确定性，他们很愿意去制定一些成文的规则，计划，制度，传统礼制，仪式和建立社会行为交流的礼仪。相反的，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他们会更容易地区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对不寻常的行为现象倾向于接受，不会被不同的意见和人感到威胁。他们鼓励创举，不喜欢社会等级。他们更加愿意去冒险，更灵活，认为生活中规矩越少越好。
（三）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权力距离是指不同文化视角下的权力弱势群体对于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的认可程度。高权力距离文化下的人们认为，权力和权威是生活中的现实现象。高权力距离的社会等级十分普遍，不平等现象也被制度化。低权力距离的文化中，是以法律，惯例和日常行为为导向，从而使的权力的区别越小越好。这些社会的人们不能容忍社会等级的不平等，即使是相对下层的人们也会认为上级社会的人们和他们并无不同，同样的，拥有权力的人们也会尽力表现出亲民的形象。
（四）女性化与男性化（femininity＼masculinity）。在性别的态度上，女性化和男性化的维度来衡量，主要是看某一文化当中代表男性的品质如竞争性，独断性更多，还是女性的品质如谦虚、关爱他人更多，以及对男性女性社会功能的界定。
（五）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这一维度指的是，某一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对于延迟其物质、精神、情感、社会需求的满足所能接受的程度。
二、规矩的日本社会
谈到日本人，我们都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日本人的礼貌，见面会毕恭毕敬鞠躬，尤其是日本人对于长辈和上司，一定会九十度鞠躬致礼。日本人的守规矩体现在方方面面，日常生活如排队，交通；日本的经济；日本的家庭教育。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就是“格子里的日本人”。
三、分析
按照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首先从第一点说起，日本社会是一个以集体主义为维度的文化模式。日本人在公众场合会充分考虑到整个人群的整体感受和利益，以此为出发点，因此日本人会在公众场合避免高声说话以免打扰到他人，日本人会在公众场合悄悄接电话，同时对他人持以抱歉的态度；日本人甚至在电车上读报纸的时候将报纸折进去一半，这也是充分考虑到身边人的做法；日本良好的交通状况，丝毫不会引起堵车。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社会文化是一个以集体主义维度作为行为取向的文化模式。
第二个维度是不确定性规避，日本社会是一个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日本人建造的房屋是十分结实和绝对抗震的，这也体现出日本高度的对于灾难的规避和不确定性的规避。日本经济当中也体现了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特点，日本有着高水平的工人，这就是缘于日本工人的工作流程是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有一种说法是，你让一个日本工人拧螺丝三下，他绝不会多一下或少一下。
第三个文化维度是权力距离。日本社会社会阶层分明，人们对上司长辈或地位更高的人有天然的敬畏，表现为，局长说的事情要绝对服从。日本的职场是十分典型的阶层分明。还有就是在地位高的人面前，地位低的人必须要九十度鞠躬表现出顺从。
第四个文化维度是女性化和男性化。日本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男性化社会，这一点表现也是十分明显的。男性在日本社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表现是，在酒席期间，都是女性来分料理、斟酒。相对日本的男性来说，日本女性在职场上地位会低很多，重要的工作和升职机会很多都是男性在承担。很多女性在结婚生子后就会成为家庭主妇。这些都是日本社会男性化的表现。
最后一个维度表现不明显，故不在此分析。
四、文化模式对日本的影响
按照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维度理论，日本社会整体表现出了，较高的集体主义倾向，高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权力距离以及男性化的文化模式，那么这些模式给日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日本社会高度的程式化，日本经济也表现出较高的水平，这也缘于日本工人的守规矩。但也带来了日本人拒绝改变的特点。
日本较高的不确定性规避，使得日本人做任何事都要有最大的预测性准备，这也使得日本经济方面的发展。最大的预测能避免很多方面的风险。
日本较高的男性主义文化倾向，使得人们会形成“尽最大努力做到最好”的共同价值观，促成了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
较高的权力距离使得日本社会的人们努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这在一方面也促进了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
日本社会较高的集体主义倾向，也致使日本人能够和谐合作，达到一致性决策，这也非常有利于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但是也使得日本社会缺少一些活力。
较高的集体主义倾向，高不确定性规避，较高权力距离以及男性化的文化模式为日本社会带来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的文化模式也为日本社会带来了一些不利之处，那就是近些年来，日本经济迟滞，缺少活力。
除此之外，日本社会化格子化不好的一面造成心胸狭窄，思想僵化，这也早就了日本即使经济上大有作为，但在政治上始终得不到话语权，国际政治外交上屡遭尴尬和绝境。这也在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始终不能够对侵华战争的历史正确对待以及承认错误，而且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思维上承接之前的礼仪和传统，不能够做出改变，已经成为一种程式。
参考文献：
[1]Samovar，Larry A.，Richard E.Porter and Edwin R.McDaniel.跨文化交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葛文潮.“格子里的日本人”上海采风月刊 11（2007）：14.
[3]何京.“在日本感受和谐交通”域外掠影 3（20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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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圣禾.“日本家庭教育：守规矩重于学知识”文献荟萃 5-6（2011）：87
观察日本的视角 篇5
一、日本在东北亚商品贸易发展状况
日本作为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在全球贸易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凭借着良好的地缘优势, 日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东北亚的贸易往来中, 在东北亚市场上的贸易份额也在逐渐增大, 见表1。
(一) 日本与中国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日本和中国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 中日两国对彼此的经济影响也越来越大。如表1所示, 日本对中国的商品贸易从2006年至2011年出口额增加了约44.9%, 进口额增加了约55.0%, 中国成为了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
从表2、表3中, 中日两国的进出口商品额可以看出, 在中日商品贸易市场上, 日本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依然占有较大优势, 双方的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
(二) 日本与韩国
在日韩贸易中, 由于韩国在零部件、生产设备方面对日本有很高的依赖程度, 所以长期以来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由于日韩都是以电子电气设备、汽车、钢铁、船舶为主, 所以两国间的贸易多为产业内贸易 (如表4、表5所示) 。
(三) 日本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朝鲜
俄罗斯远东、蒙古、朝鲜是东北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 日本与这些地区的贸易主要是以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为主, 是典型的垂直性分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石油资源, 蒙古的矿产资源, 朝鲜的劳动力资源与日本资源能源缺乏、人口老龄化形成了互补。
自日本对朝鲜发射导弹和核试验进行经济制裁以来, 日朝的贸易一度陷入僵局, 2006年10月日本全面禁止向朝鲜进口, 到2009年6月实行全面禁止向朝鲜出口, 日朝贸易最终沦为零贸易额。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报告网统计数据。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报告网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报告网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韩国贸易协会数据。
资料来源:2011 Yearbook,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IMF
资料来源:远东联邦关税局统计数据。
与朝鲜不同, 90年代以来日本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 姐妹城市的建立、地方自治体的活动的开展都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关系, 2011年日俄的贸易额比上年增加了12.0%。
另外, 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报告, 2011年日本同蒙古的贸易额达到了3亿3843万美元, 日本向蒙古出口汽车, 一般机械, 建设、矿山用机械, 进口矿产资源 (包括煤、萤石) 、纤维制品、一般机械。日蒙贸易使双方的互补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二、日本在东北亚经贸合作的特点
(一) 互补性
日本与东北亚经贸合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互补性。日本作为东北亚地区经济发达的国家, 与东北亚开展经贸合作不仅能为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资本, 也能为日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确保日本农林水畜产品、矿石、能源等初级产品的来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应。
从表8可以看出日本与东北亚国家的商品贸易互补性很强, 在未来的商品贸易经济发展合作中将为日本开展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二) 松散性
东北亚地区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 这些特点使得日本在东北亚的经贸合作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一体化, 只能是以松散的方式进行合作。首先, 日本与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错综复杂, 政治上存在着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及美国对其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干涉等,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日本与东北亚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其次, 参与东北亚经贸合作的主体存在许多区域, 这些区域往往都有权限限制, 只能在权限范围内进行合作。就目前的现状来看, 日本与东北亚的经贸合作只限于双边贸易。
(三) 协同性
在东北亚的区域合作发展中, 中、日、韩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坚力量, 日韩作为发达国家提供资本、技术设备, 中国作为连接日韩和俄蒙朝的中介向俄蒙朝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间技术。东北亚国家形成相互协作的经济贸易关系, 充分体现了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分工特点。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不再是一国主导, 而是需要多国的积极参与。
三、日本与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的前景
(一) 建立与东北亚国家的互信关系
日本与东北亚地区进行经贸合作中, 共同的利益是日本与东北亚国家经济合作的基础。在全球一体化和区域合作化的形势下, 日本和东北亚各国在合作共赢、构筑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理念是一致的, 这是实现经贸合作的重要基础。2010年,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 这对于三国建立睦邻互信、全面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关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日朝关系上, 2012年12月朝鲜非公开地向日本提议重启朝日政府间谈判, 两国关系出现缓和。
(二) 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推进与东北亚区域各国的合作
实现东北亚区域合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经济层面上来说, 通过多层次发展可以推动区域合作, 日本与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发挥三国的“龙头”作用, 最终提升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水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改变东北亚区域合作滞后的局面, 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也符合三国的长远利益。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日本在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的迈出的一小步, 通过与中韩两国的合作先行发展, 在条件成熟时可把俄、蒙、朝吸收进来, 最终带动东北亚经贸合作的整体发展。
(三) 以次区域性合作推动整个东北亚区域的合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关于地方性和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设想不断地被提出, 图们江区域合作、“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陆续被提出。如今, 这些地区的区域合作都已初具规模, 地区的基础设施、物流建设、贸易往来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日本积极参与区域合作, 不仅能为此区域的经济合作提供资金、技术支持, 也能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机会。次区域的发展是一个由点及面的过程, 日本积极参与次区域性的合作, 与各区域形成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 会推进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
四、小结
日本作为东北亚唯一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对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在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 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 未来合作的深度和走向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但是积极地开展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不仅能直接推动日本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关系, 而且也能为东北亚地区实现经贸合作扫除一些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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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国栋.二十一世纪初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DB].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库, 2009-06-18.
观察日本的视角 篇6
2015年9月19日, 于在野党与民众的重重抗议声中,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并通过新安保法案。新安保法案由《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两部分组成, 共涉及11部法律的修正案, 其中《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涵盖了《武力攻击事态法》《重要影响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等10部法案。新安保法案的实质就是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和扩大自卫队海外行动自由度。将之前仅限于日本本国遭受“武力攻击事态”时才能行使的个别自卫权转变为现在的“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 日本存亡遭受威胁、国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有被彻底剥夺的明显危险”, 即能于海外行使武力的集体自卫权。这意味着日本二战后确立的“专守防卫”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根本上改变了作为《和平宪法》基础的第九条“放弃发动战争权利”的核心精神。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效力根据为《波茨坦公告》《中苏美英四国对日本乞降照会的复文》以及《日本投降书》中, 中美英苏四大国的授权。那么, 如今日本制定并通过新安保法案是否应考虑二战结束后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对其的约束, 新安保法案突破《和平宪法》的规定是否违反了相应的国际条约, 如若违反了相应的国际法的规定又应承担何种责任呢?本文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对其做分析、论述。
二、关于国内法与国际条约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条约是国际法主体之间以国际法为准则而缔结的确立相互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协议, 是国际法最主要最基本的形式渊源, 条约缔结在后, 各方必须按照条约规定积极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 不得违反。如何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一国在实施国内法行为时是否应考虑国际条约规定, 这就涉及到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问题。
(一) 国内法与国际关系的一般学说与理论
国际条约与国际法的关系通常包含两大问题, 一是两者是属于同一法律体系还是各属于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 二是当两者冲突时何者处于优先地位。对这两大问题各国学者形成了不同流派, 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律一元论”与“法律二元论”两大流派。
1.国际条约与国际法关系的一元论观点
一元论主张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在此流派中又根据国内法与国际法何者处于优先地位划分为国内法优先说与国际法优先说两大流派。
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在同一法律体系内, 国际法的效力以国内法为根据, 故国内法的效力优先, 国际法从属于国内法。该学说源于黑格尔的“国家至上”观念, 即国家绝对主权理论, 强权思想浓厚。这一学说兴起于19世纪, 主要为耶利内克、佐恩、温策尔、考夫曼等德国学者所支持。按照其理论逻辑, 各国仅通过国内法即可随意否定国际法, 解除自身国际义务。其实质是对国际条约效力的根本否定, 否定国际法存在的意义。国内法优先说不仅片面且与现实的法律经验相差甚远, 不利于国际法律秩序的维持, 因此在国际上少有支持, 并为二元论所批判。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这一学说已经渐渐没落, 失去了影响力。
国际法优先说同样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 但其主张在此体系中国际法居于最高地位, 国内法从属于国际法。这一学说的思想来源是康德哲学。其代表人物是规范派的创始人凯尔逊与菲尔德罗斯等人。根据其思想, 法律体系被分为不同层次, 每一层次规范的效力都来源于其高一层次的规范, 而国际法即为高于国内法的规范。国际法的效力则来源于最高的“原始规范”——“约定必守”和人类的“正义感”“法律良知”等抽象概念。然而, 一方面这种学说过分强调国际法的效力, 否定国内法所依存的国家意志与国家主权, 这对国际法的基础也造成了破坏。另一方面, 其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国民间的关系, 与国际法的基本性质与结构相矛盾。
2.国际条约与国际法关系的二元论观点
二元论又称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平行说”, 主要为特里佩尔与斯特鲁普等学者所支持, 其主张国内法与国际法在效力根据、调整对象、法律渊源、性质、基础等诸多方面都不相同, 因而两者互不从属, 而是一种平行关系, 分属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 各有其独自的适用范围, 若国际法在国内适用需采取并入与转化等方式。二元论较为正确地分析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性质, 提出国内法与国际法分属两种效力范围的不同法律体系, 是国际法理论的重大突破。美中不足的是其片面强调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形式上的独立性而忽视了两者的关联性, 使其不免有些片面性甚至过于绝对化。因而遭到一些学者的诟病, 不过仍在当今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理论上不同学说各有利弊, 分歧较大, 在实践中也甚为复杂, 难以概述。因此为了探究日本国内法与国际法间的法律效力与地位问题, 我们应结合日本实际,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 日本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在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问题上各国实践不尽相同, 有些国家国际条约地位高于宪法在内的一切国内法, 如荷兰、希腊;有些国家国际条约的地位低于宪法且低于一般国内法, 如阿根廷;有的国家规定国际条约低于宪法但和一般国内法相等, 最典型的代表是美国与墨西哥。也有国家赋予国际条约低于宪法但高于一般国内法的效力地位, 世界上很多国家规定国际法拥有此种法律地位, 如法国、俄罗斯、爱沙尼亚等。日本在对待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国家安危相关的条约有高于宪法的效力, 其他条约的效力则低于宪法, 但高于一般法律”。
《日本国宪法》第98条第二款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 必须诚实遵守之”。此规定解决了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 却并未解决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体系中的地位。不过我们可以透过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以及日本政府的立场窥探出国际条约在日本国内法体系中的地位。
日本最高法院对“砂川事件”的判决中认为, 政治性条约、与国家安危高度相关的条约, 由于其性质原因而不适用于违宪审查, 除非在被认为是明显违宪的情形下, 不能成为违宪审查的对象。原因是其应服从于有缔结之政府与有批准权之议会所代表的有主权的国民的政治判断。
日本内阁法制局长官林在日本第33回国会答辩中, 针对国际条约与宪法关系的问题答道:“关于宪法和条约的关系, 在学说上存在着宪法优先和条约优先两种不同的主张。谈到条约, 有各种不同内容的条约, ……关于由于两国间政治、经济条约的存在而是否需要修改宪法的问题, 应认为在此情况下以宪法优先。但另一方面, 有关像投降书、和平条约等事关国家安危的重要问题的条约, 宪法与条约相比较, 条约应居优先。”可见, 日本处理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体系中地位的问题时根据国际条约的不同性质而区别对待, 政治性条约、与国家安危高度相关的条约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无独有偶, 在日本第63回国会上, 日本内阁法制局官员真田针对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在内容上发生抵触时何者处于优先地位的问题说道:“我认为在这一个问题上, 我国现在采取一元论的主张。依据一元论, 关于条约与国内法哪个优先的问题, 我认为我国采取了条约优先论的主张。”据此可以得知日本在针对国际条约与国内法效力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一般性条约的效力低于宪法而高于一般国内法, 而对于投降书等涉及国家安危的条约, 其效力高于宪法效力。
三、日本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违法性的分析
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行径, 涉及违反的国际条约主要有《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以及一系列美日安保条约。
(一) 违反《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作为拥有缔约国最多的多边条约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普遍的效力, 而日本作为其成员国之一, 当然受其约束。《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文规定了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第七章四十二条与五十一条中宪章做出了例外规定, 分别是安理会采取或授权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与“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日本恰希望以《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集体自卫权是国家自然权力为突破口, 突破《和平宪法》对其使用武力权利的限制并将其使用武力的权利范围扩至“集体自卫”, 为其海外派兵、军事干涉提供借口。然则宪章作为规制战后秩序, 规定国际关系的基本性文件其所针对的是绝大多数的一般主权国家。在二战结束后, 国际社会对于二战侵略国与战败国的日本于主权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如国防、外交、出口武器等问题上都受到国际条款的严格限制。不可否认的是, 日本作为至今境内仍驻有外国军队的国家, 并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正常国家。因此并不享有完全主权的日本在其是否拥有集体自卫权这一问题上不能仅仅依据宪章第51条的规定, 还需结合其他国际条约规定。
(二) 违反《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
1943年, 中美英三国首脑发布《开罗宣言》, 1945年7月, 三国首脑发布《波茨坦公告》, 同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于9月2日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需要明确的是《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属于条约, 对日本具有拘束力。首先,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 (2) 规定条约的名称并不会对其效力造成任何影响。其次, 《开罗宣言》基本内容是缔约国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满足条约的基本特征。《开罗宣言》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 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 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 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 便是缔约者之间约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体现。其明确了三国的义务是战胜后归还日本及领土原属国的固有领土, 并统一力争日本无条件投降且各国不得单独与日本和谈。再次,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通过此嵌入性条款, 将《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连接在一起, 并入《开罗宣言》之后的《波茨坦公告》就成为一个拥有引言、宗旨、原则、具体权利义务约定的完整条约。最后, 日本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中明确表明接受规定了《波茨坦公告》, 符合《维也纳条约公约法》中为第三国设立义务须经第三国书面明示接受的规定。因此,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与《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共同构成了限制日本主权的国际法律链条。
《波茨坦公告》中第七条与第八条写明将毁灭日本制造战争的力量并将完全解除其武装。可见同盟国发表《开罗宣言》、制定《波茨坦公告》的主要目的之一即为消灭日本的战争力量, 使其无力再发起战争威胁世界和平。同时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所列全部条件, 即表明日本愿意承担该条约于主权上对其所做的限制并放弃战争。《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习惯并不禁止日本享有纯粹的单独自卫权, 然而根据《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限制日本战争力量之目的对于能够向海外派兵, 并可在自身未受到攻击即能对他国使用武力的集体自卫权仍应属于禁止之列。因而日本新安保法案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行径不仅仅违法了其国内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 而且违背了《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的规定, 违反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需要承担的战争责任, 抹杀了战胜国对战败国主权限制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三) 违反《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
1951年日本与美英法等四十八国签订《旧金山和约》, 但中国被排除在外, 与会的苏联代表也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旧金山和约》第五条第五款规定:“联盟国承认, 身为主权国家之日本, 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之规定, 拥有个别或集体自卫权等固有权利, 同时日本得自主缔结集体安全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享有了集体自卫权。一者, 可以通过条文看出, 《旧金山和约》第五条第5款仅仅是援引了《联合国宪章》五十一条规定, 并未直接赋予其集体自卫权, 根据前述分析, 《联合国宪章》针对的是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 在某些规定上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日本。再者, 条约不得违反一般国际强行法, 否则无效, 而美国为扶持日本而与其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在诸多方面都违反了被国际社会所整体接受且认为不许损抑的《波茨坦公告》。更值得注意的是, 《旧金山和约》其本身的效力就值得怀疑。以英美为首的西方阵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自身利益, 抛开中、苏两大缔约国私自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 免除了大量日本的战后义务, 违反了《联合国家宣言》中明确提出的“禁止单独与敌国停战、媾和”的规定。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条的规定, 此种情形下, 《旧金山和约》的效力是低于《联合国家宣言的》。
此后美日签订了一系列安保条约。自1951年两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到1960年《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再到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日本建立自卫队, 重整军队的步伐不断加快, 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不断深化, 两国联手积极推动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然而与《旧金山和约》所面临的问题相似, 一者, 这上述安保条约并未在条文中明确日本享有集体自卫权;再者, 作为两国双边条约的安保条约违反了具有国际强行法性质的《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
四、日本新安保法案违反国际条约应承担的责任
根据上述对日本签订的国际条约的分析, 没有任何国际条约赋予日本集体自卫权, 反而在《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中限制了日本包括集体自卫权在内的战争权, 而日本在战后无条件接受了《波茨坦公告》, 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三十五条中为第三国设置义务的相关规定, 因此日本当然受两者拘束。《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第二十六、二十七条明确规定条约必须遵守, 国家不能以国内法改变国国际法, 国内法应与国际义务保持一致, 不得以任何国内法为理由否认国际义务。同时, 在《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中写道成员国应遵守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日本作为联合国成员国之一无疑受到联合国宪章的约束, 应该遵守由国际条约中规定的国际义务, 维护世界和平。日本宪法也指出对于已缔结条约其应“诚实遵守之”, 这也为新安保法案应当遵循国际条约提供了国内法上的依据, 此外日本宪法第九条既然规定日本放弃国家发动战争、交战权, 当然其也就放弃了集体自卫权。而且《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作为涉及国家安危的条约法律效力高于宪法在内的所有国内法, 日本更应当履行条约中确立的义务, 且国内法立法不得与两者相抵触。然而, 日本所通过的安保法案, 违背了国际条约中对其主权的限制, 违反了其作为二战侵略国与战败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且是其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国际义务, 而根据国际法院的判例, 此种义务比其他各类义务更为重要。故国际社会有权要求日本承担下列国际责任。
首先, 其应继续履行其违背的国际义务, 二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做出了限制主权的决定, 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国际条约对其的限制, 此次通过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更是突破了对其战争权的限制。所以国际社会应该要求日本继续并更严格地承担二战后其所签订的国际条约中对其限制主权的国际责任, 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彻底浇灭其军事扩张的野心。其次, 恢复原状, 即恢复到不法行为实施以前的状态。日本政府应该立即废除其所通过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援法案》, 放弃集体自卫权, 限制自身军事力量, 消除一切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最后, 道歉与不再犯。日本在二战中对东亚东南亚邻国的罪孽是不可饶恕的, 对东亚人民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 日本政府对此次国际违法行为已经严重伤害到了二战中饱受其侵略暴行之苦国家民众的感情, 极大地引起了东亚东南亚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感与不满。所以日本应就本次行为及二战暴行进行真诚道歉以获得被侵略国家的谅解, 承认错误并庄严承诺不再发生类似行为, 坚决拥护《和平宪法》第九条所确立的主旨精神, 严格履行国际义务维护世界的和平。
综上所述, 制定并通过新安保法案固然是一国国内行为, 国际法尊重国家主权赋予其的自由, 但此种自由是以不违法国际强行法和国际义务为前提。而日本所通过的新安保法案已经违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相关国际条约对其的限制, 应承担继续履行、恢复原状、道歉的国际责任。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 国际性武装冲突不断, 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今天, 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都在表明自己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 然而日本却逆道而行, 公开挑战已存在半个世纪之久的国际秩序, 发展武装力量, 提高自身参与战争的可能性, 增强自身军事影响力。同时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必将对中国、亚洲, 乃至全世界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影响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所以国际社会应提高警惕与重视, 对其增加舆论谴责, 督促其废除《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援法案》等一系列新安保法案。使其切实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约束, 谨慎考虑其违反国际法的后果, 迫使其承担其作为二战侵略国与战败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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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日本的视角 篇7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业产生了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对各国银行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银行业在2008年出现首次亏损, 盈利能力、经营能力和风险预防能力都创下历史最低水平;随后美国经济逐渐改善, 银行业的收入、利润、资产质量也随之变好。欧洲银行业从2008年以后经历了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使得欧洲银行业一直处于下滑状态, 之后几年的战略调整和经营转型让欧洲银行业出现积极变化的态势。中国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后, 快速调整经济结构制定应对措施, 在本次危机中影响较为有限, 中国银行业实力在逐渐变强。日本银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力雄厚, 对国内外银行进行大量的并购重组, 资产增加、业务量变大、利润提升, 在1990年全球十大银行排名中有六家日本银行;但由于日本自身经济泡沫以及国外的金融危机使得日本银行业一蹶不振, 退出世界舞台, 2015年的银行家全球十大银行排名只有一家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业发展从“二战”时期至今, 经历了从萌芽、兴起、高涨、衰弱再到复苏的过程。日本银行业、日本企业的强盛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下进入了鼎盛时期, 日本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迅速达到了巅峰;与此同时, 在80年代后期推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出现了异常繁荣。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和银行巨额不良债权的涌现, 将日本经济拖入了长期萧条之中, 日本银行业竞争力也由90年代中期从金融霸主急转直下。此后日本银行业进入漫长的复苏阶段, 为挽救日本经济的停滞状态, 日本银行业进行了制度改革与政策创新, 2001年首次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 日本经济得到一定好转, 但是却以零利率、财政出现严重赤字为代价。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 日本再次大力推行量化宽松政策, 使日本利率维持在0.1%的超低利率水平之下, 虽然有微小的改善, 但经济疲软、CPI持续下降、通货紧缩等问题还有待解决。2012年安倍政府提出超量化宽松政策, 以日元贬值增加出口量从而振兴日本国内经济。日本作为经济大国, 其银行业的发展也随时牵动着日本的经济变动。我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 银行业的发展较之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对落后, 各项制度体系都还不完善。我国的银行业发展到现在面临着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加入SDR等严峻考验, 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业繁荣发展阶段十分类似, 所以本文通过对日本银行业的发展研究, 利用数据对日本的银行业进行实证分析, 结合日本银行发展历程剖析日本银行业繁荣的经验与衰退的原因, 从中得到有意义的经验与教训, 为中国银行业提出相应的建议, 使得中国银行业不再重演日本银行业衰弱的历史, 能够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健康有序地发展。
2 文献综述
学者主要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研究银行盈利能力。宏观视角包括利率、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微观视角包括银行资本、资产质量和银行效率。
宏观视角重要文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利率因素。Ho和Saunders (1981) 两阶段法分析银行绩效决定问题。第一步将银行利息收益率对表征银行特征的一组变量回归, 第二步将常数项对反映宏观经济因素的变量回归发现利率的波动情况密切影响净利息收益率, 这种相关性在样本分组 (大银行和小银行) 之后更为显著, 结论为利率波动区间越大则盈利越大[1]。Maudos和Fernandez de Guevara (2004) 在其文章中也有体现[2]。巴曙松 (2013) 也提出利率是影响银行息差的重要因素。其二, 经济增长因素。Demirguc-Kunt和Huizinga (1999) 实证分析结果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企业与银行的经营状况就越好, 还款能力较强的企业违约可能性降低, 使得银行盈利能力提高[3]。马勇和陈雨露 (2010) 认为对银行业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中有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稳定性) 。马勇 (2010) 表明长期的经济增长对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者存在相互的正相关关系。其三, 通货膨胀。Boyd et al. (2001) 的结论表明银行的盈利状况由于通货膨胀影响会缩水, 银行盈利中一部分需要抵消通胀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银行的盈利能力与通胀有正相关性。Hanson和Rocha (1986) 、Bourke (1989) 也有相似结论。
微观视角重要文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银行资本。Allen N.Berger (2006) 文中, 美国社区银行对中小型企业贷款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表明资本化程度较高的银行能够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4]。Demirguc-Kunt和Huizinga (1999) 研究80个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近7900家银行, 马勇和陈雨露 (2010) 从银行业规模、银行效率和结构三个维度研究全球范围内的59个国家银行, 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其二, 资产质量。银行业中反映资产质量的指标有存贷比 (loan-to-deposit ratio-LTDR) 、不良贷款率 (not-performing loan-NPL) 等, 顾正阳 (2008) 和王娣 (2009) 文章中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变量选取中都选择了不良贷款率作为分析的主要因素之一, 认为资产质量与银行盈利能力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三, 银行效率。银行效率问题, 国内运用最成熟普遍的方法为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 。张键华 (2003) 运用DEA分析法测量银行效率, 结果显示我国的银行效率和集中度呈负相关性。郑录军、曹廷求 (2005) 运用DEA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了估计, 并利用计量方法对影响银行效率的若干因素进行经验分析。
3 日本银行业盈利能力的实证研究
3.1 计量模型
时间选取为最近的十年即2005~2014年, 随机选取时间段可以排除一些特定因素的影响, 2005年我国开始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2005~2014年期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突发事件, 说明样本的代表性较强, 能够捕捉到不同金融环境下的银行业发展。数据来源为Bankscope-BVD和万德资讯 (Wind) , 本文选取日本十大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数据统计前十大商业银行总资产占日本全国银行总资产的60%左右, 因此用十大商业银行来代表日本的整个银行业。变量选取:根据文献综述以及结合银行业盈利能力指标的综合, 本文将选取净利息收益率 (NIM) 、资产收益率 (ROAA) 、存贷比 (LTDR) 、不良贷款率 (NPL) 、资本充足率 (CAR) 五个作为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商业银行的收益能力 (EP) 。把日本经济中的宏观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 (GDP) 、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和失业率 (u) 作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3.2 实证结果
3.2.1 估计结果
在进行参数估计前先进行单位根检验 (Unit Root Test) , 利用E-views8.0进行检验结果p值很小接近于零, 拒绝原假设面板数据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 则开始进行模型的估计。面板模型第一步是混合回归模型, 即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混合模型得出的拟合优度为40%, 且有些变量系数不显著, 混合模型估计的结果不是最优的, 说明不能把十大银行的数据堆积在一起进行估计。第二步进行个体效应的估计。首先是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估计结果见表1, 各个银行的常数项系数都不一样, t检验值通过率变高, 拟合优度也上升到了7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下同。
3.2.2 实证检验
序列相关性, D.W.检验是杜宾和万森提出的检验序列自相关的方法, D.W.检验只能够检验一阶自相关, 但一阶检验比较灵敏并可以反映出其序列的相关性, 根据D.W.检验结果如下, D.W.值为1.674, 很据查D.W.分布表其上下限为1.54~2.46, 结论为无自相关。
3.3 回归结果分析
在对日本银行业盈利能力因素的分析中, 影响银行业收益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为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 其次为存贷比和净利息收益率。
首先是截距项的差异, 三菱东京UFJ银行、三井住友银行、三井住友信托银行、三菱UFJ信托银行、横滨银行是在共同截距项0.814的基础加上相应数值, 说明其常数项是在相对平均值之上, 这五家商业银行的自身收益能力相较于平均银行业收益能力更强一些, 具有更好的收益能力;
资产收益率 (ROAA) 在估计中系数为0.231, 说明资产收益率每变动一个百分点, 日本各大商业银行的收益率会变动0.23个百分点, 对银行的收益能力影响较大。资产收益率是业界应用最为广泛的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指标之一, 该指标越高, 表明银行资产利用效果越好, 说明银行在增加收入和节约资金使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否则相反。
资本充足率 (CAR) 是对商业银行资本的风险管制, 保护存款人、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保证银行正常运营和发展, 资本充足率与收益能力呈现负相关关系, 资本充足率要求值越高, 则商业银行的收益便会因此下降。资本充足率对日本银行业的收益能力影响为-0.034, 银行业必须把资本充足率控制在规定范围内进而尽力发挥商业银行自身能力, 获得更大的收益。
不良贷款率 (NPL) 2005~2014年日本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状态, 对日本经济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影响力为0.075, 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根源是债务危机与泡沫经济, 为改善日本经济状况, 存贷比 (LTDR) 和净利息收益率 (NIM) 在模型中变现不显著, 但对日本银行业发展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详细地对日本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 也对其影响银行业盈利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日本银行业的发展从二战至今无时无刻不对日本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一国的银行业盈利状况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银行业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在过去几年里, 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维持了较高的增长。但是在资产质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结合本文对日本银行业盈利能力的研究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出具有价值的建议和应对措施。
规范信贷评估、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增加导致了1990年的债权危机, 中国银行业近年来的不良贷款余额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2014年年末不良贷款率已上升至1.29%, 不良贷款的增加会引起银行业利润率下降、资产质量变差。2015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呈现“双升”趋势, 所以银行业必须要求企业提供充分的信息和资料、贷前对企业进行审查, 贷后对企业贷款使用情况和抵押情况实时更新, 规范银行业贷前、贷中、贷后的各项规定, 进而降低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 缓解银行债权压力。
提高资产质量、降低银行风险。面对多变的经济形势, 巴赛尔协议对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逐渐提高, 日本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近十年来都能达到国际标准, 中国银行业对资本充足率更为严格, 早在2012年就达到了巴赛尔协议III的监管要求。银行业面临着多样化的不确定风险, 而中国银行业刚性兑付不利于培养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不利于构成对融资者的硬性约束, 风险却由银行承担, 所以要打破债券、信托、理财等所谓的“刚性兑付”, 通过实施资管、注资、债务货币化以及资产证券化等措施降低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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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日本的视角 篇8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特征
1.对外直接投资的恢复期。
二战后, 日本致力于经济复兴, 国内对于资本具有大量的需求, 因此, 在政策上对资本流出进行限制。这一时期,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开发、食品、纺织等初级产品部门, 而且投资区域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
2.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期。
自20世纪60年代末,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 国内成本的上升, 导致中小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韩国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转移, 这反映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这一时期,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步扩大, 其动机是利用投资目的地资源以及低成本优势。
3.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期。
20世纪80年代,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迅猛发展, 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投资国。这一时期,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高度化、多样化以及服务化的特点, 第三产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明显上升, 同时发达国家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对象。
4.对外直接投资的缩减期。
自20世纪90年代初, 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后,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逐年下降, 尤其是对欧美的投资比重有所下降, 而对亚洲的投资比重却有所上升。从投资结构上看, 从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 追求廉价劳动成本以及向第三国出口成为对外投资主导。
5.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弹期。
近年来,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深化的大背景下,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急剧下降, 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不降反升, 表现出扩大的趋势, 这主要源自日本国内经济的低迷以及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压力。对外直接投资加速流向资本稀缺且收益率较高的地区。从区域来看, 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特别是借助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对日贸易和投资需求,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由加工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以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法律体系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经营为目的, 与被投资对象有长期的利益关系;二是对投资企业或资产有实质影响;三是尊重投资者的意愿, 将占总投资比10%的证券投资也纳入对外直接投资范畴。
在多年积累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上, 日本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两部分。国际法规范日本与投资目的国之间在投资方面的权利义务, 主要由国际条约、区域条约、双边投资协定和税收协定等组成。国内法则主要是规范国内投资, 一是确定投资或资本进出的基本管理法, 如外汇法等;二是普适性法律, 规定涉及企业对外投资行为, 如税法等;三是规范政策及实施管理的法律;四是明确有关管理部门职责的法律。
虽然目前日本逐步放松了对外直接投资管制, 但是同时建立了特许、事前申报、事后报告以及统计调查制度的一系列的严格监管体系。
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法律的法经济分析
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 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如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交易形式, 它不仅影响到一国资本存量和贸易流量, 同时也对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产生作用。而从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 以“成本-收益”作为基本工具, 进行成本和收益及经济效益分析, 可以对特定法律及其制度安排作出评价。而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的基础工具, 也是法律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
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 对外直接投资更偏向于分析企业或产业的政策需求, 强调同特征的企业或产业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那么,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 如果立法的净收益大于其他可供选择方案的净收益, 人们会产生强化现存的法律体系的需求, 寻求法律安排以期达到最佳效益。法律的目标是公正, 经济学追求效率, 公正和效率有时会发生很大的冲突, 但在许多法经济学者看来, 二者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 他们认为效率即正义。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可以较好地审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首先,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经济发展的诉求。二战后, 日本的经济体系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稳定经济秩序成为首要任务, 通过 “贸易立国”战略, 拉动了本国经济发展, 使日本一跃成为经济强国。在贸易领域, 从20世纪60年代的纺织产业、70年代的电子产业到80年代的汽车产业等迅速壮大。70年代末, 日本学者小岛清从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以及对美、日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 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 他认为日本对外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贸易, 对提升当地经济起正面作用, 而且能够加速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为此, 日本效仿美国早年的发展模式, 以海外投资的方式避开贸易保护。但1985年的G5“广场协议”的签定, 不仅导致日本进入经济衰退期, 更是对其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美国为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流入, 1988年通过了《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 1989年美国再一次通过“超级301”条款, 把日本列入不公平贸易名单, 加剧了美日的贸易争端。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日本经济衰退情况下,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加速产业转移, 从过去的单纯市场, 不断向生产、销售境外一体化发展已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另外,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降低管理成本的诉求。20世纪50年代,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要逐一审批。此后根据外资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日本开始逐渐放松管制。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由多个部门法以及行政规章作用构成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环节的综合法律体系, 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一是“分工管理, 一个窗口”模式, 其目的是掌握本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现状, 了解此类经营活动对当地和国内带来的影响, 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二是对海外投资的统计调查, 日本的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对企业和个人在海外的投资情况从不同角度进行统计、调查及发布。财务省每季度定期公布按国别和产业划分的海外投资数据;经济产业省对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调查。这对企业及各界了解、研究、评估对外投资发挥积极作用。
四、结语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 经济活动的目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为此, 积极的对外投资自由化会得到各国的支持,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这主要源于经济活动多样化以及投资主导的世界经济使得要素流动及其利益创造进程复杂化。本文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得出以下结论:首先,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极为复杂, 这来源于其直接投资的性质以及东道国的制度特征。其次, 一味地以国家利益名义加速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不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效益, 法律体系的设计应将对外直接投资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这不仅能够发展本国的核心利益, 也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份额, 增强国际竞争力。再次, 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建设不能脱离对企业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 企业在推动国家经济战略转型过程中, 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 从现有的经验和研究文献来看,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经济效应似乎并不确定,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非经济意义可能大于经济意义, 一些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安全、国家战略以及民族主义等应在考虑之内。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构建为一国的资本输出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日本不仅是一个经济强国更是一个投资大国, 其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为日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在阐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法律体系内容的基础上, 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探讨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 并得出结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由其性质和制度特征决定;不应一味以国家利益名义推动对外直接投资, 而应将其纳入法律体系;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建设应给予企业以足够的支持。
关键词：日本,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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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日本的视角 篇9
一、日本绿色新政概述
(一) “绿色新政”的背景
“绿色新政”这一概念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在2008年10月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 主要是为了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2008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环境大会上正式发出“绿色新政”的倡议。2009年4月, 20国集团 (G20) 峰会开幕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又发布《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 呼吁全球各国实施“绿色新政”, 从战略高度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 为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寻求有效的路径。在这种形势下, 以提升政府领导力、发展绿色经济为核心, 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新政”开始席卷全球。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实施绿色新政, 应对多重危机”的倡议, 所谓的绿色新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绿色政府领导力。“绿色新政”的实施需要全球范围的政府领导, 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力是应对多重危机、实施“绿色新政”的关键。其次包括绿色激励计划和政策措施。“绿色新政”追求国内和国际政策架构的均衡, 它不仅要求各国完善本国的政策架构, 而且要求世界成员国改革现有的国际政策架构。再次“绿色新政”还包括绿色经济, 即朝着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最后“绿色新政”也包括绿色投资, 主要有五大领域, 即为改革新旧建筑的能效, 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等可再生的能源, 推广清洁能源车辆, 发展高速列车、快速公交系统, 对淡水、森林、土壤等地球生态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发展包括有机产品在内的可持续农业。
受金融危机的重创, 美、日、英等国都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联合国环规划署所倡导的“绿色新政”得到许多国家的响应。各国纷纷出台激励计划, 例如美国制定绿色新政计划、韩国政府推出低碳绿色增长战略、南非政府注重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等等。其中日本政府结合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实际情况,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相关政策的指引下, 主打绿色经济发展战略。
(二) 日本绿色新政
在全球“绿色新政”的推动下, 受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绿色新政”的鼓动, 2009年4月, 日本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制定了日本“绿色新政”政策, 即《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草案, 这份政策草案不仅包括利用环境、能源措施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而且也包括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的中长期方针。具体来讲, 主要有以下内容。
首先, 从战略层面上说, 日本“绿色新政”战略目的在于刺激经济发展, 在缓解经济危机的基础上, 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从日本经济技术的现状来看, 其在太阳能发电、低油耗汽车、电动汽车等方面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日本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点在于建立一个能够向下一代人交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让实现低排炭社会的关键技术实用化, 为全世界解决环境和能源问题做出贡献。结合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 其战略计划主要有:太阳能利用达到世界第一, 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规模达到世界高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最早普及环保汽车;推进低碳交通革命;实现资源大国的目标, 充分利用所处的地位优势开发世界水市场和海底资源。
其次, 从战术手段上来讲, 主要采用了以下战略举措:一是利用生态点数积分普及节能家电。2009年5月, 日本正式启动支援节能减排的环保点数制度, 并于2011年3月顺利实现软着陆。二是在学校等公共设施内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 通过政府补助金促进家庭安装太阳能等发电系统, 重点扩大中小企业对该系统的应用, 促进政府和企业在建设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站中的合作。三是通过促进太阳能发电以及电动汽车等技术的研发, 促进社会就业和环保计划的实施。此外, 加大对环境相关企业的无息贷款, 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检点和电动汽车等节能产品, 加大对该产品的减免税力度。四是整顿并建设利用自行车的环境基础设施。五是保护和培植森林, 防治温室效应。六是通过隔热翻修工程普及节能住宅。
二、日本“绿色新政”的影响
(一) 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日本“绿色新政”的实施发展至今, 已经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成果。从经济总量上讲, “绿色新政”的实施刺激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使日本经济逐渐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由图1可知, “绿色新政”实施前, 日本实际GDP增长率逐渐下降, 特别是世界经济危机后, 其经济一度出现负增长的局面, 而且下降速度逐渐加快。“绿色新政”实施后, 逐渐改变了实际GDP负增长的趋势, 到2011年第一季度末, 经济增长状况基本已经恢复到了07年的水平。“绿色新政”的实施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这一新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带领日本逐渐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霾, 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经济模式上看, “绿色新政“作为世界绿色经济的一个新的手段, 其目的在于引导日本逐渐确立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和国际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传统的损耗式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面临严重的挑战。日本期望通过“绿色新政”的实施, 来引导并实现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实现国家经济向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的平稳转化。
(二) 对国民意识的影响
日本“绿色新政”从公众的日常消费行为入手渗入社会主流意识, 在新政实施初期, 通过购买节能电器获得“生态积分”兑换商品、购买绿色汽车享受免税政策和现金返还等活动, 引导和刺激消费者对绿色经济的需求, 为经济的发展启动一个新的诉求点和发展方向。据统计, 新政实施的两个月中, 免税和现金返还政策使丰田Prius和本田Insight成为最畅销的汽车。瑞士信贷集团汽车分析师KojiEndo预计, 绿色汽车激励政策将使日本汽车年销售量至少增加10万辆。而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称, 绿色汽车的年销售量将达到45万辆至151万辆。“绿色新政”政策的颁布和实施, 在一定出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社会意识和绿色购买行为。
(三) 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日本“绿色新政”政策的颁布和实施, 刺激了日本绿色产业经济内企业的蓬勃发展。在未来的市场中, 生物能源、生态产业与太阳能等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等将成为引导未来的市场竞争。企业如何开发与运用这些资源和技术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 生产高耗能产品的企业将会逐渐退出市场竞争的舞台。据统计, 在日本“绿色新政”的影响下, 日本电动汽车占整个汽车的份额已经超过了10%, 太阳能电池板以及高能效家用电器业也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绿色新政”为该类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三、日本“绿色新政”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绿色新政”的实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社会意识的提升, 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日本这一经济发展措施值得我国借鉴。
(一) 政策支持是发展绿色经济、顺利实施“绿色新政”的主要推动力
政府作为引导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应站在全球高度, 制定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基本国情的绿色经济发展规划, 指引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通过相关政策和规划的制定, 建立一个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 并采取相关的激励政策, 通过政府补贴、奖励等措施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促进绿色经济规划的顺利实施。
(二) 公众社会意识的提升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必要条件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公众社会意识, 逐步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模式, 刺激公众绿色购买行为, 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人口基数比较大, 城乡差距、教育程度等状况的不同, 致使人们对绿色消费的意识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有必要加大对绿色消费和绿色经济的宣传力度, 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 促进整个社会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
(三) 加大政府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是发展绿色经济的主要引导手段
政府财政政策的支持对于刺激和引导绿色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 我国乡村人口比重占全国总人口的50.30%, 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较大, 受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等影响, 其对经济发展方式和模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刺激农村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有效的促进我国家电下乡等政策的有效实施, 政府有必要加强政策力度, 促进消费者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的转变, 为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做好坚实的基础, 确保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城镇和农村差距的保持在理想化水平并实现逐步缩小, 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执行力度
根据世界著名的调研咨询机构KPMG (毕马威) 的报告, 大约90%的日本企业都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 其比例荣居世界第一。日本企业这种较高的社会责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绿色新政”的实施。在我国, 截至2009年10月31日止, A股上市公司中只有364家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 仅为23.4%。2010年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共471份, 虽然发布数量远远超过了2009年, 但发布比例仍然偏低。借鉴日本“绿色新政”政企合作的发展经验, 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经济政策的实施力度, 有必要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五) 努力发展绿色新技术
绿色技术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 只有加强绿色技术的开发和运用, 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结合日本“绿色新政”可知, 从本国的经济优势和竞争技术优势出发, 确定绿色经济发展的落脚点, 是发展绿色技术、实现国家绿色经济发展的捷径。
(六) 努力提升国家责任竞争力
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至国家竞争力的层面, 通过国家政府的法律及相关的政府, 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提升国家责任竞争力水平。反过来, 在国家责任竞争力的高度再重新审视企业社会责任, 使二者成为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实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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