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家神道

日本的国家神道（精选5篇）

日本的国家神道 篇1

在以往的日本文明研究中, 有一种观点认为, 日本古代移植的是中国哲学, 近代移植的是西方哲学, 日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哲学。但是, 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仅有外来文化, 日本奇特的民族精神难以有合理的解释。其实, 在外国文化影响进入日本之前, 日本就已经有了自己固有的民族信仰——神道。

一、日本神道的概况及国家神道的产生

日本神道发展到今天大体上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与独立神道并存的几个历史阶段。神道作为一种宗教, 其起源与其他宗教也有相似之处, 均是在远古时代, 人类的生存能力较低, 无法解释一些自然现象、抵御自然灾害, 而由敬畏转化为崇拜。但是, 神道相比其他宗教在崇拜对象又有自身的独特性, 即逐渐有对自然力、自然现象的崇拜而扩展为对祖先、民族首领、职业集团及地域开拓者的崇敬。尤其是到了公元3—8世纪, 大和国统一了日本后, 神社神道产生, 把原本皇室的氏神——天照大神变成了日本的国神, 神道也形成了以皇家氏神为核心的神祇系列及祭祀仪式。在第十一代垂仁天皇时, 创建了神社神道的中心——伊势神宫。从平安时代后期开始, 神道逐渐吸收了儒、佛、道及阴阳五行等思想的影响,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神佛结合、神儒结合的各派理论神道也纷纷出现, 如主张结合的“本地垂迹说”的“山王神道”和“两部神道”, 高举“反本地垂迹说”旗帜的“伊势神道”, 神儒结合的“度会神道”、“理学神道”以及江户时代后期出现的主张排除一切外来思想的影响, 依据《古事记》、《日本书记》等古书, 恢复真正的日本精神——古神道的“复古神道”。

在经历了诸多发展形态的神道教中, 最引人注目或者说引起争议最大的恐怕要数国家神道了。明治维新 (1868年) 结束了神社神道的历史阶段, 神道被定为国教, 进入到国家神道的阶段。明治维新虽然是日本结束封建统治, 迈向近代国家的标志, 但却是以“王政复古”的形式实现的, 将天皇置于国家和人民的中心地位。明治政府上台后, 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威, 牢牢地控制住人民, 采取了将神道国教化的一系列措施。1868年3月13日发布了祭政一致的布告, 复古神祇官制度, 同年3月28日发布了神佛分离令, 试图扫清神社中的佛教色彩, 并欲将全国的神社置于明治政府的直接控制下, 明确了神祇官掌管祭祀。1870年公布了“大教宣布之诏”, 强调“祭政一致……宣扬惟神之道……新命宣教使布教于天下”[1] 。1871年, 明治政府宣布所有的神社都是国家的宗祭, 并将全国的神社划分为官社、府县社、乡社、村社和五格社五等, 把祭祀天皇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定为全国神社的本宗。这样, 明治政府实现了神道的国教化。后来,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将祭祀与宗教分离, 使神社神道从其他宗教中独立出来, 成为凌驾于一般宗教之上的“超宗教”。1889年2月11日, 颁布了由明治天皇钦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 强调“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从而从法律上确立了国家神道的地位。1890年10月30日颁布了《教育敕语》, 把以皇祖、皇宗为中心的国体观念作为教育的根本思想, 强调性地将“敬神崇祖”、“灭私奉公”和“尽忠天皇”作为国民的基本道德规范。

二、国家神道的基本思想

其实, 在二战之前, 在日本并没有“国家神道”这一名词, 最早被使用是在1945年12月15日由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下达的“神道指令”中:“本指令中所指的国家神道 (State Shinto) , 是依据日本政府的法令, 区别于宗派神道或教派神道的神道之一派, 即众所周知的作为非宗教的国家祭祀的神道之一派。”[2] 在二战中国家神道与军国主义相结合而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 与国家神道自身所具有的思想主张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概括起来, 国家神道主要有以下几点基本思想:

1.“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现人神”的国体主义

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 日本是神创的国家, 天皇是神的直系后裔, 天皇是人也是神。从世界范围来看, 各国的神话传说都属于民俗文化的范围, 很少直接具有政治的功能。但在国家神道的精神统治下的日本, 神话竟成了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基础, 关于日本是神国的神话始见于日本两部最早的史书即《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上二书说, 创世神伊耶那歧神和伊耶那美神兄妹奉天神之命去创造那个漂浮着的国土, 兄妹俩人相交配后陆续生下淡路岛、四国、隐歧岛、九州、对马、估渡岛、本州等岛。神国的传说本是荒唐的想象,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国家神道大力宣传所谓的神国思想, 将这类荒唐的传说编入了国定教科书, 对国民进行一种鸦片似的精神毒害, 鼓吹日本国是神国, 是天神所生, 为天神所保佑, 生活于其中的日本人是天子天孙,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 理应统治世界。由此它竟成为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的“理论武器”。所以,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即将失败时, 仍然高喊“神州 (日本) 不灭”, 宣扬“神风必吹”, 并组织“神风特攻队”, 以作困兽之斗、垂死挣扎。

2.敬神爱国

神道教是多神教, 日本人认为有八百多万个神, 他们之间只是领域范围大小的不同, 但都不是像基督教中的上帝那样具有普遍意义的神, 这大概和日本特殊的地形有关。众所周知,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 岛内群山林立、河流交错、山河之间分布着一块块蜂窝似的小平地, 各个小平地之间仅一山之隔, 日照、雨量甚至动植物都会迥然不同。各个小平地被山神、河神、海神等守护, 防止外人侵入。这样, 神占据一定的地域空间, 氏神只是由本地区内的人祭祀, 也只给他们带来恩惠好处, 各个神之间只是统治范围的不同, 但是, 天照大神是“最高绝对的尊神”。在神与国家的关系上, 1937年3月, 由文部省编集发行的《国体之本义》一书明确指出:“皇大神宫是我国神社的中心, 所有的神社作为国家的存在, 是国民信仰, 不是对天、天国、彼岸和理念世界中超越的神的信仰, 是从具有历史渊源的国民生活中流露出来的信奉之心。”[3] 把伊势神宫为首的全国各地的神社, 作为日本国体尊严、永久镇护日本的象征, 把崇敬以皇祖神——天照大神为首的诸神与现实的所谓“爱国”合为一体, 敬神、祭神成为爱国的基础, 而在现实中尽忠国家、扶助天壤无穷之皇运则是神意的体现。

3.日本主义

国家神道极力宣扬日本是“神国”的思想, 强调日本在世界上的绝对优越性和统治全世界的神圣使命感。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日本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不断高涨, 特别是在侵华战争、天平洋战争期间, 国家神道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国教, 其军事性质越来越浓。在《神社读本》的序中, 号召日本国民做好充足的精神准备, 作为“建设世界新秩序的一环, 以迈向确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大业”, 为成就“八纮一宇”之大业, 要“阐明惟神之大道, 征明国体之观念, 发扬皇道之本义, 弘布日本精神于中外”。国家神道成为地地道道地对内控制国民思想、镇压进步力量, 对外鼓吹侵略扩张的法西斯理论工具。

4.崇皇尊祖

1872年教部省下达了“三条教规”, 其中第三条就是要求全体国民“奉戴皇上, 遵守朝旨”。1880年颁布了《教育敕语》, 把崇拜天皇和崇拜祖先结合起来, 把日本作为一个大家庭, 天皇就是家长, 因而把家庭一级的孝道扩大为对国家的忠。把对父母的孝和对祖先的崇敬与敬神和崇拜天皇强行结合在一起, 要国民缅怀皇祖皇宗的建国之德, 并且极力地宣扬日本的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不像其他国家一样是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 日本的国民仰慕皇室为宗家、作为生命的本源, 构成了一个君民一体、上下一家亲的“大家庭国家”, 臣民敬神就是崇祖, 就是忠孝一体。这样从日本的国体优越论的立场出发, 利用国民祖先崇拜的传统, 将敬神、崇祖、尊皇、爱国结合在一起。“敬神崇祖”被作为国家神道的根本精神而加以强调。

三、国家神道与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在世界历史上, 一般的军国主义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 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 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领域的国家生活均从属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政策。军国主义在历史久远的古代就已经出现过。进入2O世纪后, 军国主义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形成了近代军国主义。明治维新后,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大力宣扬神道, 恢复天皇权威, 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是以神国为理念最终建立起来的。它在思想文化上, 一方面鼓励吸收西方科学文化, 一方面宣扬“神道”、“克忠克孝”等封建思想。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 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 就是强调其效忠天皇。1878年发布的“军人训诫”要求军人把天皇当做“神”来崇拜, 并且以封建的“武士道”精神规范军人的行为, 宣扬军人精神的根本在于“忠君”、绝对服从不怕死及野蛮的侵略思想。随着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推进, 日本的“富国强兵”路线很快演变为一条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路线。民族主义终于找到了它的文化依托——神道, 利用国家神道来维系民众, 唤起民族认同感。近代以来“万国以皇国为根本”, “神之雄威, 征尔蛮夷, 混同世界, 统一万国”的神国思想更使日本军国主义走上极端。随着侵略战争的升级, 日本先后在其所占领的亚洲地区建立神社, 并强迫当地人参拜, 如在朝鲜建立了朝鲜神社、建国神社、昭南神社, 为侵略歌功颂德。九一八事变后, 随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恶性膨胀, 国家神道被推到极致, 称天照大神普照全世界, 全世界应归依于天皇, 鼓吹建立以日本为中心、以神道为统治思想的世界新秩序。二战中, 以伊势神宫为首的各地神社也被提到体现“建国大义”、“国体本义”的极端高度, 参拜神社是国民的道德与义务, 从精神上驱使民众参加对外侵略战争。1940年, 日本法西斯政府利用虚构的“神武纪元2600周年”设立神祇院, 再度明确神道的国教地位, 在神道教义中增添了“圣战”和“八纮一宇”的内容。军国主义支配下的神道教, 对内成为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思想的工具, 对外成为扩张的精神动力。

二战后, 饱尝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亚洲各国人民及日本人民强烈要求彻底铲除军国主义, 盟军总部在《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第一号文件》中明令:“杜绝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 禁止传播流布。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国家神道制度, 尽早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不久, 盟军总部又先后下达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教自由的限制》和《关于严禁政府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及其弘布国家神道之要件》, 即《神道指令》, 规定在取缔国家神道的同时, 神社神道在清除军国主义和过激的国家主义要素之后, 可以作为与国家无瓜葛的民间宗教继续存在。接着命令天皇于1946年元旦发表《人间宣言》诏书, 公开否定天皇制神话, 承认天皇是凡人而非“万世一系的现人神”。终于使神道与国家分离, 所有神社由国家机构变为民间组织, 国家神道随之瓦解。神祇院改为民间宗教组织, 称神社本厅。国家神道改为神社神道, 恢复了民间宗教性质。然而, 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 日本恢复独立主权后, 立即发起了战犯释放运动和靖国神社祭祀运动。直到今天, 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想再次利用神道教作为军国主义复活的工具, 靖国神社就是其招魂的道场。作为历史, 曾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之苦的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对此不能不提高警惕。

摘要：神道教是日本人所独有的宗教信仰。原始神道教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积淀成日本的民族宗教。在经历了诸多发展形态的神道教中, 最引人注目或者说引起争议最大就是国家神道。特别是近代以来, 国家神道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论文基础, 二战中沦为日本推行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二战后, 国家神道虽然在法律上被取消, 但是其思想遗毒至今还深刻影响着日本人。

关键词：国家神道,国体,军国主义,宗教

参考文献

[1]牛建科.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2005.

[2]季文, 陈显泗, 尹明新.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3]王宝平.神道与日本文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日本的国家神道 篇2

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题记

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就听说过《菊与刀》这本书，那是在高中历史课降到甲午中日战争时老师引申的，当时老师强烈推荐我们阅读这本书，但是在高考的压力下，很遗憾的我错过了这本书，直到来到大学之后，通过《日本国家概况》这门课程，我才终于能够再次遇到这本书，并且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仔细的阅读，最终有了自己对《菊与刀》以及日本的国家情况真正、客观、不片面的了解。下面就是我通过阅读这本书所取得的心得体会以及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观点。

不可否认，每一个民族都或多或少的有些劣根性，即使是美国—骄傲自大、即使是中国—外族入侵时的懦弱，同样的，居于海岛一隅的日本也是有着它的民族劣根性。作者是通过美国与日本的战争这一切入点进行全篇开启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极大地飞跃，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新兴文化强烈的撞击使日本的文化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况。东西、新旧的交替更是带来了文化的激荡，尤其是到了二战时期，法西斯的思想更是在原本激荡的文化下加了一把火。“而日本文化中的一些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传统是极其相似的，比如有的是和马来西亚的相似，有的是和新几内亚的相似，也有的是和波里尼西亚的相似。”这是作者对当时日本国家文化状况的描写。

日本人认为：军舰、大炮等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这就像武士的佩刀是武士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有人说日本刀是自己源远精神的结晶，也有人说是中国唐刀流传到日本的改良品。无论哪种说法是它的起源，坚硬的材质、一往无前的劈砍都是它的象征，这也是日本精神赖以生存的日本刀的特点。那么这种精神的来源是什么，这将是以下我要说的问题。

在这本书中，有一点很是让我深思。作者在说日本明日本文化的影响时，举出了这样的一个例子：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必须体现出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对其官兵的指示是：“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而上级命令你们弃舰时，所有海员必须以最优雅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将遭世人之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的。”不可否认，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骄傲，即使是远在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民族，即使是偏僻如撒哈拉腹地的民族，无论他们是否为外界所知，总有一个坚定地信仰支撑着他们顽强的生活，顽强的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向外界展示。但是，当这种精神演变为上文所说的日本在战争面前的态度时，就不得不发人深省了。当然，你可以说那是因为日本人极其自尊，他们不想自己不好的一面为外界所知。但是，在我看来，这几乎已经是一种对自身形象病态的追求了。生命是一切的基础，中国有一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在保住生命的前提下，你才可能去追求

其他更多的东西。柏拉图说过，世界上本无正义的战争，所有的争斗都是以利益为前提的，所以战败并不是一件如何可耻的行为。日本向士兵们下达的那个命令，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歇斯底里状况下的一种变态追求。在这样精神的带领下，日本军队中大部分的人应该或多或少的有一种狂热，一种对胜利、对强大、对自己民族自尊的狂热，这也无怪他们会最初诸如南京大屠杀那样令人发指的行径了

战争中的日本人是狂热的。美军在运输机上载有救生器材，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在美国人的价值观里，人才是一切的基础，没有了生命，所有都是一句空言。因此他们会加大对人员救护的力度，但是日本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这是一种在死亡面前怯弱的行为，这是一种需要大力批判的行为。在这样的精神下，他们可以组建神风敢死队进行自杀式的袭击。虽然有人说这都是日本军部高层的一种愚民政策，但是所有的愚民政策实行都需要一定的实施基础。试问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崇尚自由民主，都崇尚生命至上，那些人还能够给他们造成这样的影响吗？坚定地信念、狂热的信仰，这、就是日本菊的精神，一种对信仰绝对坚持的精神，一种能够为了信念付出一切甚至可以包括生命的无所畏惧的精神！

说实话，我对日本人没有半点好感。应该说我是一个相对感性的人，不会像理性的人那样看到日本发展的艰难，日本前进的精神，先入为主的思想让我一直把南京大屠杀里日本的残暴当做他们的特点。主观的印象有时会影响我们对一件事物的看法，这一点我承认，但是通过《菊与刀》这本书，我还是改变了一些以前的态度，这不能说不是自己看法某种程度上的转变。

说到日本，明治维新是一个绝对不可遗漏的名词。在我看来，在日本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明治维新都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改革之一。相对于德国的俾斯麦改革，它是更加民主稳定的；相对英国的宪章运动，它又是更加具有政策连续性及实施性的。在明治维新中，日本领导人明智的采取了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强调了绝对的统一。他们将天皇置于一个绝对的领导位置，这不仅是因为天皇领导了之前革命的成功，更是因为日本需要一个绝对的信仰来引导各种政策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高层领导人确保了绝对的领导地位，这也有助于日本领导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得到了阻碍最小化，从而有利于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政府也更加注重对基层的重视。他们废除了等级制度，倡导各阶级平等—尽管即使到现在日本社会也未完全实现。同时，日本虽然废除了佛教为国教，但是又创立了国家神道教，所有这些都更有助于日本人民思想的集中。在改革初期，宪法的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就派人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的意见。在斯宾塞认为，日本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任何国家都无以伦比的经济腾飞的基础，那就是民众对“长辈”的尊重和服从，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这是一笔可贵的资源，是日本政府应该加以引导和利用的，它为日本的复兴提供了一个机遇。这些使得日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实现了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即使是处于相对客观的位置，我也认为日本是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中国的“仁”是被排斥在日本的观念之外的。“行仁义”在日本是指杀人越货、强抢明偷。先抛开日本是东渡扶桑的中国人的后代这一观点不说，在历史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都是处在一个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中国施予日本恩惠。比如说在唐代，日本大批的遣唐使来到中国，带回去了先进的文化及相关物资。另一方面，日本却又做出一件有一件损害中国利益的时，诸如明代中国沿海的倭寇，诸如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多次侵略。因此可以毫不避讳的说，日本是历史的负恩者，这也是《菊与刀》中作者一个旗帜鲜明的观点。也许有人会说，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日本地理状况所造成的。我承认，日本确实偏居一隅，确实没有多少可以开发的资源。但是所有的这些并不能成为日本人侵略他国的理由，你能说一个穷人去抢劫富人是符合道义的吗？任何的行为都要有它自己可以站立的理论基础。举个例子来说，新加坡之于日本，国土面积不可谓不小，人口密度不可谓不大，经济发展程度不可谓不高，资源的匮乏程度不可谓不厉害。但是，新加坡侵略别国了吗？没有，新加坡人不是通过劫掠他人获得发展，他们通过开发自身的有利因素来取得前进的动力。他们也没有资源，可是他们通过开发清洁能源，通过发展高新产业取得出路。在我看来，这一点上，新加坡人比日本人强了太多太多。新加坡人的观念决定了他们走出自己的和平道路，日本人的观念决定了他们走侵略的途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经过历史的变迁之后糅合了皇室菊与武士刀的日本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必然的结果。

日本神道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篇3

根据《日本书纪》、《古事记》以及《日本风土记》所记录的古代传说, 最早的创世神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兄妹, 通过天地固成阴阳结契的方法创世。而在众神中最高的统帅是天照大神, 治理着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天原, 并分遣五子去开发高天原以外的国土。《日本书纪》就在文中借伊势神宫为天照大神的“始自天降之处”暗中传递出巩固政治思想的意图。到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死后, 便由彦火火出见尊开始治理国土, 而他就是被日本统治者奉为开国之王的神武天皇。传说神武天皇自北九州东征, 最后在大和橿原即位, 国号“秋津州”。

虽然神话传说并不能作为史实考证, 但单纯按照这段文献记录来看, 日本岛屿的诞生, 国家建立民族发展成了天地神明交媾孕育的结果。制造这样的传说的天武天皇希望能够通过记录神化了的古代文明发展和血统延续, 提升自己的国家影响力, 展现自己拥有神族血统, 权力天承的独特身份。

但在当时, 虽然日本传说中众神纷纭, “神”却只是日本人对于皇室, 氏族祖先以及逝世伟人的尊称, 同样, 自然万物的“灵”乃至人死之后的灵魂都可称“神灵”, 即现在泛神论中的多神信仰。到了飞鸟时期佛教传入日本, 权力勃发驾驭天皇, 为与其分庭抗礼进而加以遏制, 神灵说引进儒佛观念来解释其教义, 日本逐渐出现了“神道”。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系列规律。在当时的日本政权范围内, 权力者们信奉神明的存在并以其作为自身权力的来源, 巩固自身权力地位并籍以对抗佛教产生的精神影响。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 他们注重以宣扬神道来统一民众的思想, 以撇开社会存在发展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 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 将社会历史改写成精神文明, 神道文明的发展史。

这种信奉神道, 以天皇为现世神的看法通过史书记载、文化政治传统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日本的神道史观认为:日本是神的国土, 其他国家都只是神在创造日本时溅出得泡沫;在远古时代的先王先祖是神明的直接后代, 所以日本人都是神的子孙。进而, 从“神道史观”演绎出了“皇道史观”的主张:天皇既是主宰日本的神、又是政治的君王和军事的统帅;天皇的权威来自于神话中的皇祖因而神圣不可侵犯;天皇处于所有纵式家族构成的纵式社会结构的顶点, 奠基于天皇承传绵延的“皇统”所形成的纵向权力关系, 以天皇继承皇统的权威形式向外扩散。而这, 或许早已超越了天武天皇编写《日本书纪》的初衷。

不可否认,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 当时天武天皇通过编撰史书, 强调天地生人, 皇权神授以巩固权力的方法与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的君权神授说一样, 是不符合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同样, 根据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 是社会存在的反应这一唯物史观理论, 现代日本的神道主义业已成为了反应社会存在的意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认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并且是其内容的客观来源, 社会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主观反映, 是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产物, 同时, 伴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 社会意识也会相应的发生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社会意识包括了政治法律思想等各方面。日本的神道教理念影响亦是如此。历代统治阶级根据自身权力的需求, 长期人为强化、发展“神皇一统”、“万世一系”的神国观念, 鼓吹以神道思想重建世界秩序, 使之转变为“皇国史观”。到江户后期, 国粹神道理论家主张儒佛与神道分离, 提倡“复古神道”, 一时势力大盛。明治时期, 日本政府将神道教立为国教, 以崇拜天皇为中心、以“尽忠报国”为主要教义, 并在相当程度上催化了这种掺入了国家意志的神道教发展为后来的靖国神教。二战中, 日本统治者又通过宣传教义, 强调“圣战”、“八肱一宇”, 将国家神道的负面影响发展到极点, 利用神道教的公信力, 使之成为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的精神支柱。

直到二战结束后, 在美国的影响下, 日本开始进一步推动民主化改革进程, 借用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资源:议会民主制, 对‘国家’进行了一次全面改造, 确立了形式上的现代民主政治政体。1946年1月, 裕仁天皇发表了《关于建设新日本的诏书》即“人的宣言”, 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 自我否定了天皇拥有神权和日本民族负有统治全世界使命的神话, 从而在法理上切断神道教与国家的关系, 终结了神道教的政治历史。但是千百年形成的神国思想和神道教信仰在政教分离的今天仍然在事实上对日本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甚至部分的日本政要至今认为“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 (参见2000年5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在出席日本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庆祝活动的致词) 。虽然说社会形态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具体形式, 发展阶段和不同质态的范畴, 是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日本当下的资本主义体系存在也有其固在的合理性, 但在历史洪流里变相扭曲的神道思想或许有一天就会变成“日本动员国民参与战争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装置”。

由上所述, 我们不难发现, 日本的传统神教实际上通过使用早期的统治者结合自身巩固权力的需要整理, 编纂成的历史神话, 之后广泛宣扬深入人心, 又伴随客观社会存在的需要不断发展的宗教理论体系。但其所拥有的影响力, 以及作为中国邻邦日本曾经的国教, 至今拥有不可预计的号召力, 运用唯物史观对之形成, 发展加以分析,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预测其发展走向, 提高认知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斋部宏成 (日) .古语拾遗[M].八木书店, 2004.

[2]安万侣 (日) .古事纪[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3]舍人亲王 (日) .日本书纪[M].小学馆, 2007.

[4]赵建民, 刘予苇.日本通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日本的国家神道 篇4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网

图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图

图2 日本的创新体系与政策课题

图3 从基础研究到市场的完整价值链之概念图

图4 TLO组织产生的历史必然

图5 大学、TLO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图6 日本TLO业务运作概要图

前不久，由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组织的中国科学院首期“赴日本科研管理高级培训班”圆满地完成了赴日培训。本次培训恰值温家宝总理赴日进行“融冰之旅”友好访问，培训班所到之处受到日本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在日期间，学员们听取了来自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的13次讲座（报告）；参观了丰田、松下、东芝和岛津等4个世界500强企业；访问了理化学研究所、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物质材料研究机构和著名的私立庆应义塾大学，并同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和讨论，收

获颇丰。

日本以其占世界0.3%的国土面积和2%的人口，创造了每年占世界16%的GDP，成为世界第二经济科技强国，已有９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些都给学员们带来许多思考和启发。其中感触最深的一是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二是日本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中完整价值链的建立；三是国立研究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的引领作用和企业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这些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中国科学院创

新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

1995年日本颁布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提出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作为基本国策，这可以视为日本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开端，它改变了以往偏重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开发应用技术的做法，转而注重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用具有创造性的科学技术持续推动经济发展。为此，自1996年起，日本连续制订了3个为期5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这与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时间大体相当。目前正在实施的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与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的时间完全一致。

在本次培训过程中，我们对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图1是日本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图，它从日本的自然条件、文化传统以及国民性等国家、社会的最基础层面出发，层层演进，通过科学技术及产业两方面的发展最终让市场进行检验，形象地说明了国家创新

体系的各个环节。

如果说图1表示的仅仅是创新体系的概念，那么图2就是从组织单元结构方面表明了日本创新体系各个单元（机构组织、政策法规等）发挥的作用和相互关系，也就是产（企业）、学（大学和科研机构）、官（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以及技术转移机构在其中所起

到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在日本，企业早已确立了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提供了日本全部R&D经费的60%以上，市场机制是配置创新资源的主要方式。大学（包括科研机构）在为社会提供研究成果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企业培养大批量的优秀工程师。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法规和资金支持，对国家创新活动进行引导、扶持和干预，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多方面强有力的保障。

首先，一个完善的自主创新体系需要正确的战略导向和法律保障。继1995年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之后，2002年日本又颁布了《知识产权基本法》，2003年成立了以首相为“议长”的高规格知识产权战略总部。此后，日本还新制定或修改了21项知识产权相关法案，使日本成为全球迄今知识产权战略最为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国家。

其次，日本政府历来重视制定科技发展计划。继第一、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后，自2006年度起实施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预算方面重点支持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技术和材料等４个高科

技领域。

再者，来自日本政府和企业在科学技术相关领域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1993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出现停滞，政府财政困难，但科学技术相关的经费却稳步增长。从1995年起，民间企业科研投入连续9年增长。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近几年日本每年研究经费的总投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在全球保持着最高水平。

国家创新体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成长也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于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其独特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环境。

产学官合作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法宝，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产学官合作又开始不断探索新的形式，建立国家级的技术转移机构就是

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

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技术转移机构

为进一步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日本自1999年开始设立国家级的技术转移机构（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简称TLO）。至今不过10年时间，截至到今年4月，被官方批准的TLO共有43家，遍布全国。从图3可以看出日本通过重树完整的价值链的相互关系，理清了成果转换中从Science－Technology－Business的各个环节。

TLO的主要作用是：

（1）发掘、评价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2）在向专利局申请的同时使之专利权化；

（3）让企业使用这些专利权（实施许可）；

（4）作为对等条件从企业收取使用费，并把它作为研究费返还给大

学及其研究者（发明者）。

1998年5月，日本政府制定并颁布了旨在促进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向民间企业转让的《关于促进大学等的技术研究成果向民间事业者转让的法律》（简称《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该法的核心内容是推进将大学的科技成果向企业转让的技术转移机构的设立，确立政府从制度与资金方面对科技成果转让机构予以支持的法律依据。以期通过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来配合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创造出新的高技术企业，使大学的研究更加富有活力，为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贡献。图4从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的角度，表

明了TLO产生的历史必然。

通过颁布和实施《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直接导致了TLO的诞生和发展，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让，推进新兴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提高企业技术水平的作用；同时，大学也取得了适当的经济回报，充实了科研经费。大学（包括科研机构）、TLO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如图5所示。

在日本，类似于TLO的组织有很多，但国家级的只有43家，只有取得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才能享受相应的国家政策支持。就是说，只有根据《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由文部科学大臣和经济产业大臣共同批准的TLO，才可获得官方政策的支持。具体包括：

1、国家给予与技术转移有关的经费支持（相关经费的2/3以内，上限是3000万日元/年，补助期间5年）；

2、由“独立行政法人中小企业基础建设机构”提供债务担保；

3、专利费的减免（依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

4、被批准的TLO可以无偿使用国有设施（大学设施）（依据《产业

技术力强化法》）；

5、派遣技术转移专家（专利流通顾问）；

6、由国立大学向被批准的TLO出资（国立大学法人法）；

7、作为特例，由“中小企业投资育成株式会社”出资（被批准的TLO

向技术转移的接受方提供支持）。

这些优惠政策的特点是：

第一，支持范围广泛。例如，在资助内容的2/3相关经费中，包括技术研究成果的收集、评估、调查所需要的经费；信息加工、收集、传播所需要的经费；技术指导所需要的经费；技术转让专家的人工费。再如债务担保，平均给每个TLO最高担保额可达10亿日元（约合6500万人民币）。还有，经济产业省对派遣的技术转移专家，平均每天可补助10万日元，其中包括人头费、交通费、通信费、调查费、研修讲座费等。

第二，政策日趋完善。以“独立行政法人中小企业基础建设机构”提供的基金为例，它是支撑TLO活动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但其不得用于专利代理人费用。然而，日本TLO的经费支出中绝大部分为专利代理人费用，如在日本申请一项专利的费用大约为40-50万日元，而其中的90%是专利代理人的费用，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该项资助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1999年10月日本政府又颁布实行了《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对国家批准的TLO实施3年的专利费和专利审查申请费减半的政

策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对于创业阶段的TLO步入良性循环起到了关键作用。按组织形式，日本的TLO分别以财团法人、大学法人内组织、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注册，根据出资方的不同，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模式运行。图6表示的是日本TLO业务运行概要。

包括设立TLO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产学官合作的发展。2005年，仅日本国立大学的合作研究项目就超过了10000项，国公私立大学合计超过了13000件。产学合作研究和企业委托研究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以往那种企业对大学（教师）的“交往型”产学合作，开始向“以契约为基础的高透明度”产学合作转变。

与此同时，TLO组织本身也开始进一步强化，成绩优秀的TLO被冠以“超级TLO”，由它们为一般的TLO培养技术转移专家；各TLO与大学的“知识财产本部”共同组建了“大学技术转移协议会”，加深大学与TLO

之间的沟通。

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国立研究机构与企业

2001年以来，日本政府大幅度改革国立科研机构，将89所国立科研机构转变成为59个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并方面，参照了我国的一些做法）。独立行政法人化的优点是：可以灵活有效地执行预算；可以灵活地改变组织结构；人员定额没有事先规定，在待遇

上更多依赖个人的业绩。

在本次考察的3所国立研究机构中，理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理研”）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2003年10月，理研也由特别法人变为独立

行政法人。

作为日本综合性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理研不仅有物理及化学、还包括生物学、工学、医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纳米科学、情报科学等研究领域，从事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等广泛领域的研究活动。在理研90年的历史中，有7位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与理研有关，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现有大约3000名研究人员，年预算约62亿人民币，每年发表论文2300篇左右。除不直接招收研究生外，理研与中国科学院非常类似，了解日本情况的中国学者称理研为“日本的中科院”。理研将自己的使命确定为：

1．展开高质量的研究工作，并通过综合开发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2．为学术界构筑最高水平的研究基地，并对外提供使用的机会； 3．率先建立起一套崭新体制，以推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培养年轻人

才；

4．让科研成果造福于社会，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文化和教育水

平做出贡献。

现任理研理事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野依良治教授，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战略科学家，上任伊始，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五点“野依动

议”。即把理研建设成为：

1、看得见的理研；

2、在科学技术史上继续辉煌的理研；

3、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的理研；

4、对世界和社会发挥作用的理研；

5、对人类文明和文化做出贡献的理研。

为鼓励竞争，日本政府正在进一步提高竞争性经费的规模，改变以往按科研人员的人头拨发下去的状况，让科研人员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研究经费。日本竞争性经费由2000年的3000亿日元增加到2003年的3500亿日元，2005年达到了6000亿日元。因此，包括理研在内的日本国立研究机构，也开始接受改变过去“国家拨款”制度的挑战。

除研究经费外，在人才方面，日本的国立研究机构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各研究机构都纷纷拿出自己的对策。如理研2001年组建“创意研究小组（Initiative Research Unit）”，目的是为从事创造性研究的青年科学家提供探索科学前沿领域的机会。每个创意研究小组都以带头人命名，由其组建研究和支撑队伍，实行5年合同的任用期限制度。创意研究小组带头人必须是40岁以下、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拥有在自然科学领域3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日本物质材料研究机构2003年实施为期5年的“国际青年科学家中心”（ICYS）计划，其特点是：国际化、跨学科性、独立性和自主性，促进不同领域科学家汇集一起从事跨学科研究，在过去10年内获得博士学位者有资格申请成为国际青年科学家中心的伙伴，资助对象包括半数以上的外国科学家。

日本国立研究机构的经费制度改革、用人制度改革等等，都与国家

创新体系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

除国立研究机构外，日本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次培训，特别邀请了岛津制作所曾获诺贝尔奖的田中耕一当时的5人课题组长、现任岛津基础技术研究所所长的吉田多见男博士，就岛津的技术开发作了报告，从中可窥见日本企业技术开发的一斑，其精彩的演讲给全体学员上了生动的一课。

总部设立在日本京都的株式会社岛津制作所，成立于1875年，是以生产各种分析测试仪器、医疗器械、航空航天仪器、半导体仪器等为主的企业，现有职工3085人，2005年的销售额达到约21亿美元（整个岛津集团）。2002年，岛津中央研究所（现基础技术研究所）的普通技术人员、43岁的田中耕一因在“生物大分子的鉴定及结构解析方法的开发”上取得的突出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尽管仅是一家企业，但以基础研究所为中心，生命科学研究所、质谱分析研究所、软件开发中心、设计技术中心、岛津欧洲研究所等构成了岛津制作所强大的研究开发体制，员工中50%是技术人员（其中从事研究开发的就有近1000人），公司的宗旨是“以科学技术向社会做贡献”。

吉田多见男先生在总结岛津的研究开发时认为，对于个人和团队方面，他总结了规律：①团队技术能力的提高和目标一致是极其重要的；②要有兴趣、热情、好奇心；③在本职工作上两年要成为专业人才；④信息的选择——最低限度的学习（学习过多也可能什么也做不出来）；⑤实验再实验；⑥善于总结原创性成果（是否可以申请专利或写成论文）。而对于企业的发展，他认为：①关键技术一定要自己掌握；②培育创造力（从追赶型到引领型）；③注意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之间的平衡；④与研究机构的合作（如产学官联合）；⑤重视知识产权，等等。他在谈到企业研究开发的目的和意义时强调，除了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以外，研究开发对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获诺贝尔奖等）也非常重要。这恐怕也是这家企业从京都的岛津、日本的岛津、到世界的岛津的原因吧！岛津不但有明确的围绕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开发战略，还有具体的“技术开发时间表”，何种技术、什么产品、在哪一年完成，一

目了然。

在岛津，我们确实领略了什么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也确实为我们的企业、甚

至研究机构所存在的差距感到汗颜。

思考与借鉴

通过这次培训、学习和考察，尽管我们不能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及其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还是给我们带来许多思考和启迪。日本的某些经验和做法，对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有很多借鉴意义。

一、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低。正因如此，近年来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都在呼吁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并将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尽管这种愿望无可厚非，但与中国现实情况并不相符，我国企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难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而日本的企业，如松下电器公司、岛津制作所等具有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松下每年获本国专利权在5000件以上，岛津的一般技术人员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除了企业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创新氛围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获得了高额利润、尝到了甜头才是根本。这与我国许多企业喜欢“短平快”技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大力倡导产（包括研）学联合，发挥各自长处，扬长避短（不是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而不

必片面地追求“以企业为主体”。

二、大学与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

毫无疑问，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大学与科研机构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起着核心作用。与我们不同的是，日本的国立科研机构并不直接招收研究生，但目前已开始尝试与大学（如筑波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与此同时，日本的国立研究机构，一直在接受国内外的博士研究生到研究所进行短期的访问和研究（如理化所每年都接受北京大学的几名学生）。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日本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将“把技术回报给社会”当作自己的使命。在大学，这被称为除人才培养和科学研

究的“第三使命”。

三、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政府职能

日本是市场经济体系成熟的国家，但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上，政府仍进行强有力的干预，除了在制度建设上下工夫外，通过行政手段对传统的国立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有效支持和干预，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上，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前，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进行整体设计、系统推进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发挥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四、科技成果转化中介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至关重要，制订和完善建立技术转移机构（TLO）的法规是根本

尽管我国早在1996年就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这甚至比日本的《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还早两年时间，但这不是科技成果转让的专门法律，对如何支持和规范科技成果转化没有作出任何规定或规定过于笼统，缺少操作性、实用性。

日本的国家神道 篇5

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 最初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为主, 属于泛灵多神信仰 (精灵崇拜) , 视自然界各种动物为神祗, 也赋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神道教起初没有正式的名称, 一直到公元5至8世纪, 佛教经朝鲜传入日本, 渐渐被日本人接受, 为了与“佛法”一词分庭抗礼, 创造了“神道”一词来区分日本固有的神道与外国传入的佛法。“神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中, 书中记载“天皇信佛法, 尊神道”。“神道”二字虽然源于中国汉字, 但实际概念已大不相同。日本人称一切神明为kami, 汉字传入日本以后, “神”字被用来表示日本的kami。日本人称皇室、氏族祖先和已逝的伟人英雄的灵魂均为kami, 也称值得敬拜的山岳、树木、狐狸等动植物和大自然的灵为kami。所以, 在日本人的概念里, “神”便成了皇室、氏族祖先和已逝的伟人英雄的灵魂以及值得敬拜的山岳、树木、狐狸等动植物和大自然的灵的总称, 而不同于汉语言文字里神的概念。因此, “神道”也便有了自己特有的内涵, 而神道教则成为日本特有的民族宗教。

二、神道教的流派

一般说来, 神道可分为神社神道、皇室神道 (宫中祭祀) 、学派神道 (理论神道) 、教派神道和民间神道 (民俗神道) 。虽然神道大体上被分为这几类, 但其实这几类神道并不是同时存在的, 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地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其出现的时间虽然不能具体确定, 但先后顺序大体上应该依次是神社神道、皇室神道、学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间神道。必须要强调, 现在我们通常单独所提到的“神道”是指神社神道。

(一) 神社神道。

神社神道是以宗教设施——神社为中心而信奉的宗教, 它直接继承了日本原始社会产生的原始神道。最初的神社形式是在树木茂盛之地建一小屋, 中央种一常绿树, 信徒们相信神灵居在其中, 遂开始敬拜, 称为“神篱”, 以后就渐渐发展成今日的各种神社了。神社本殿供有神体, 不过只是一些象征物, 如神镜﹑木偶﹑丛云剑等。“神社神道”是一个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区别于教派神道而产生的新词汇。

(二) 皇室神道。

由于古代天皇制国家的确立, 就把天皇家系的祭祀作为具有国家性质的皇室神道加以制度化了。以主要神社为官社, 置于朝廷直接控制之下。

(三) 学派神道。

学派神道有在佛教、儒教、阴阳道影响下产生的神佛融合神道、神儒融合神道以及复古神道。神道是作为共同体的祭祀而产生的民族宗教, 因此并没有可称作教义的思想体系。神道有了可称为教义的体系, 乃是神道处于佛教、儒教、道教等外来宗教巨大影响之后的事情。神道由于与这些外来宗教, 特别是与佛教的融合, 才得以形成具备意识形态的宗教实体。神佛融合神道的流派有:伊势神道、吉田神道、白川神道、安倍神道、贺茂神道等。江户时期, 儒学从佛教中独立出来并得到迅速发展, 一些神道学者吸收儒学的理论, 特别是其中的朱熹理学, 创立了神儒融合的神道学派。神儒融合神道的流派有:吉川神道、度会神道、垂加神道等。从江户时期元禄年间到明治维新, 由国学者荷田春满倡导, 中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至平田笃胤完成复古神道的学说体系, 反对神道依附于佛教或儒教, 反对用儒佛思想解释日本古典和神道, 主张依据日本经典《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来探明日本神道教的本义。其思想对明治维新王政复古有很大影响, 也是近代神社神道的主要理论依据。

(四) 教派神道。

教派神道是在幕末维新时期, 以神道的基础为背景而产生的一系列宗教, 有融合神道系统的创唱宗教, 有把山岳信仰加以神道化、重新编造的宗教以及惟神道系统的宗教。共同的特点是与其他神道不同, 它是有自己的教祖, 依据教祖的宗教体验而创造的宗教。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十三派, 分别是:黑住教、神道修成派、出云大社教、扶桑教、神习教、御岳教、神理教、金光教、禊教、大成教、实行教、天理教和大本教。这些教派虽然主要信奉神道教义, 但各派各有教祖、独立的教义和比较严密的宗教组织;而一般又不以某一神社为活动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这些教派中又陆续分离出许多新的神道团体。

(五) 民间神道。

民间神道, 是从中世末到近世初期产生的民间神道系统的仪式与风俗的总称。日本民间流行的一般神道信仰, 如对土地神、屋神的信仰以及重视崇神祭祖的仪式和占卜、咒术、巫医等方术习俗等, 实际上与神社神道无严格区别。

除此之外, 国家神道是一个不得不提的特例。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 将神道教尊为国教, 视为国家神道。从此, 国家神道便成为了明治政府教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国家神道是以幕末维新时期的神道兴隆为背景, 把神社神道与皇室神道结合起来而形成的特殊的神道教形式。学派神道之一的复古神道, 曾在国家神道的形成过程中, 在思想上给予了巨大影响。

三、外来文化对神道教的影响

通过前面的论述、分析可以发现, 神道在大和民族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积极吸取、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 对外来文化进行了为我所需、为我所用的改造、升华, 进而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在揭示神道的特征时, 曾将神道比喻为不断“换穿衣服的偶人”。即每当时代发生变换时, 神道就很快脱掉从前思想的旧外衣, 换上新时代思想的新时装。就像蜕变的昆虫一样, 神道这个偶人每换一次外衣, 大和民族就发展、成熟一次。对此, 从下层民众到最高的统治阶级都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态度。而美国学者约翰·惠尼特·霍尔更强调日本统治阶级的作用, 他认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方式, 代替已有的、过时的统治方式, 急于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统治方式, 恰好外来文化为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当然, 神道在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为其政权服务的过程中, 它原有的一些本性不可避免的被改造, 甚至被扭曲了。

神道教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 但它与外来文化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既发源于日本民族的原始信仰、自然崇拜, 又受到外来文化、宗教的影响, 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充实、完善自己的学说和教义。因此, 神道教既是日本人原始朴实正直理念的体现, 又是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撞、消化、融合、反叛、再融合演变的体现。

摘要：神道教是日本特有的民族宗教, 神道教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原始神道、神佛融合、神儒融合、复古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过程。神道教既是日本人原始朴实正直理念的体现, 又是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撞、消化、融合、反叛、再融合演变的体现。

关键词：神道教,文化融合,本土文化,外来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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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金林.日本神道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3].日坂本太郎著;汪向荣, 武寅, 韩铁英译.日本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