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武士时代

日本的武士时代（共8篇）

日本的武士时代 篇1

1、中国的禅宗

佛教起源于印度,之后大致分为两个系统发展。其中一支,是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家广泛传播的南传佛教。而另外一支,则是从亚洲中部发起,经由中国、朝鲜,传播到日本的北传佛教。在佛教的传播史上,和日本关系比较深的便是北传佛教了。而在北传佛教这一体系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佛教。佛教虽然其起源于印度,但是禅宗却是起源于中国。因此,当我们要探讨关于日本佛教,甚至是日本禅宗时,都必须要考虑到中国佛教或者中国禅宗对其的影响。

禅宗是“坐禅宗”的略称,是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宗派之一。禅宗认为佛教的真髓是通过坐禅直接体会到的,他们的教旨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之所以如此信奉坐禅的力量,是因为佛祖释迦牟尼正是以坐禅参悟佛法,而禅宗的教旨也是释迦牟尼通过坐禅所领悟到的佛法精髓。达摩禅师是印度佛教的第28代传人,也正是他将佛法带到中国,创建了禅宗。达摩禅师是中国禅宗的开祖,其后是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而之后五祖的弟子分成南北两宗,慧能的南宗禅和神秀的北宗禅。但是北宗禅后来慢慢绝迹,只有南宗禅日益兴盛,从唐末到五代时期,南宗禅又分成五派,分别为临济宗,潙仰宗,曹洞宗,黄檗宗,法眼宗,总称为“五家”。而其中的临济宗又分成黄龙,杨崎两派,统称为“五家七宗”。经过唐末五代时期的战乱和一系列的废佛运动,其他的宗派都慢慢绝迹,但是禅宗作为中华民族本土的宗教,变得更加繁荣。特别是进入宋代以后,几乎涉足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被称作“宋学”的新儒学互相交流,在文学,工艺,学问各个领域创造出了新的生活文明。日本的禅宗正是在中国禅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终于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近世“禅文化”。

2、日本的禅宗

日本禅宗的起源,无确实的史料记载。现在可知的是陆续有广东广州510830

很多人来到中国学习禅法,并且回到日本传播,但是都受到旧佛教的压迫,最终都绝迹了。禅宗真正的传到日本,是在镰仓时代的文治3年(1187年),由明庵荣西禅师开始传授的。他学习的是宋朝临济宗黄龙派的虚庵怀敞禅师的禅法。荣西回到日本以后,在京都创立了建仁寺,在镰仓创立了寿福寺,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禅寺。之后,道元在贞应2年(1223年)进入宋朝,在曹洞宗天童如净禅师门下学习禅法,并传授到日本。从此之后,从日本到中国来学习的禅僧,还有从中国到日本去的渡来僧渐渐增加,禅宗思想和实践法也在这种情况下,犹如水从高处向低处倾泻一样的态势,由中国传到日本。其中,江户时代承应3年(1654年),师承临济宗杨岐派的隐元隆琦禅师,将“禅”和“念佛”合为一体,创造了独自的禅风,在日本宇治市的黄檗山建立了万福寺,创建了黄檗宗。黄檗宗,临济宗,曹洞宗即是现存的日本禅宗的三个宗派。

3、禅宗对武士的影响

说起日本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和艺能,大部分都是在江户时代中期,大概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形成的。日本的俳句、能乐、茶道、花道、书道、剑道、武士道等等,所谓的“道”的文化,均在修行的过程中强调“剑禅一如”“茶禅一如”的思想,就是这样“禅”以各种形式与日本的各种传统文化和艺能结合在了一起。那么,为什么禅宗和文化艺术可以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呢?

之前在叙述禅宗历史时,发现禅宗之所以被称作“禅”宗,就是因为它是以坐“禅”作为修行法的根本。他们认为所有的佛教教义精髓都包含在坐“禅”之中,都可以通过坐禅而获得,最后顿悟成佛。而何谓“坐禅”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坐下来静心凝思。“禅”是由巴利语jhana直接音译的,在巴利语中的意思就是“冥想”,即“结跏趺坐,集中精神思考万物,以期达到无念无想的境地。”这和艺能者所追求的境界是相同的。艺能者想要追求艺术的极致需要很高的精神力量,想要达到艺术的极致,也需通过凝神思考,因此他们也需要通过坐禅或者是禅宗的思考方法、实践方法来修炼自己。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禅思想家久松真一在他的著作《禅与艺术》中有这样一段话:

译成汉语即是,“从古至今,在日本,各个艺术的高手之所以都要参禅,是因为他们想要突破各个艺术的极限,可以在将艺术自由挥洒。各个艺术的高手也都是根据禅的顿悟,不仅仅对于各个艺术本身,更可以摆脱一切的制约,在各个艺术领域中都可以无碍自在,挥洒自如。”也就是说,每个艺能者,为了达到极致,或者是突破极致,都需要使用禅宗的思考方法。只有那样,艺能者才能到达真正高手的境地。禅宗以其独特的实践方法吸引了众多艺术追求着,日本禅宗和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及艺能的联系就这样渐渐展开了。禅宗对武士思想的影响也就此展开。

从禅宗在日本的历史来看,一直到镰仓时代,禅宗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宗派,只是作为一门学问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受到旧佛教的压迫,最早的禅宗在社会上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一时消失在了人们视线当中。但是,从平安末期到镰仓时期,正是中国南宋时期,当时中国禅宗十分盛行,很多德高望重的禅僧提倡各种各样的禅风。并且当时从日本到宋朝学习的人很多,从宋朝去日本的渡来僧也很多。就这样在镰仓时代,靠着入宋僧以及之后的入元僧们,以及南宋末期的中国的渡来僧的传禅,使得日本禅宗界开始兴盛。当时日本的掌权者是武家社会的北条氏,大部分的渡来僧都与北条家有着很深的关系,所以很多渡来僧都把镰仓作为根据地来宣传禅宗思想。之后应北条家每一代的当权者及一些有权力的武士家族的邀请,很多渡来僧来到镰仓传法,并从事镰仓武士的教化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日本禅宗的正式受容是由武士开始的。

荣西被称作日本的“禅祖”,他最初的活动也都只限于京都。京都是当时旧佛教的根据地所在,旧佛教布教时间长,深入人心,根基牢固,不易动摇,所以在京都建立新佛教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北条氏所掌权的镰仓就没有这个历史问题。日本当时正处于二元政治的时期,镰仓和京都在政治上是武家和公家的分立,从佛教界来看就是新佛教和旧佛教的分立。

之后镰仓幕府垮台,虽然通过建武中兴让公家政治暂时得以施行,但是之后随着足利氏的室町幕府上台又再度成为武家时代。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足利氏对禅宗也采取了保护的政策,在室町幕府的保护之下禅宗越来越兴盛,不久之后在京都的地盘也都变得更加稳固。禅宗就这样和新的政治体制一起展开。

北条氏与足利氏都是武门阶级。和宫廷贵族过度的文化相比,他们作为强硬的行政和军事的政治机关的支配者,无视旧宗教的传统,将禅宗作为他们精神上的指导方针。公家和武家,在文化面来讲,是都市文化同乡间文化的区别;从信仰的面上来讲,公家的人是被旧佛教华丽的仪式所吸引,与此相对的,武家的人是比较世俗的,他们需要的则是更为实际的指导法。但是每当武士上战场面临生死的时候,反而会考虑内心的问题,也就是“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的问题。

当武士们开始考虑自己内心的问题时,不仅说明武家的人开始有了对知识上的追求,并且也说明在武家占有指导地位的人对学问产生了很大的关心。这时他们便可以根据禅宗的实践主义的教义,通过行动来反省自己的内心的问题。例如,在战场上战斗,面对生死之际,应该如何考虑自己何去何从的问题?在服侍主君的时候应该如何自处等等问题,都需要禅宗来给予指引。禅宗思想关键在一个“无”字,只要能够放弃自己的自在,执著达到“无我”的境地,便能变成真正的大无畏,真正的勇者,这也正切合了武士的要求。禅宗强调实践,强调内省,都与武士的生活息息相关。武士在平时,是要求实践的;而在上战场的时候,总会反思自己内心,所以禅宗思想与武士是非常契合的。禅僧,特别是从中国来的渡来僧,都是具有丰富的知识的人,是中国文化的担当者。把握他们的思想,对于想要树立能够与古典的公家文化对抗的,以武家为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的武家当权者来说,是具有现实的利益的。正是因为禅宗的教义和那个时代的武家的当权者的要求是一致的,所以武家为禅宗提供政治庇护,促进禅宗,这个新佛教的发展。禅宗对武士的精神,例如武士的生死观,人生观等等的影响,就是以这样的经纬展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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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村晃祐,1983,“日本仏教の宗派”东京书籍株式会社

[4]、奈良康明,1983,“仏教の教ぇ”东京书籍株式会社

[5]、奈良康明,冲本克己,2007,“禅の世界”东京书籍株式会社

[6]、古田绍钦,1983,“日本禅宗史の流れ”人文书院

[7]、古田绍钦,1985,“禅文化讲义”人文书院

日本的武士时代 篇2

20120对外汉语 王奕

【摘要】武士是日本社会社会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阶层，武士道是日本在吸收了很多中国优秀文化并将其日本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武士已经成为历史，但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本文从武士道展开，探讨武士道精神对于日本企业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 武士 武士道 企业文化

一．武士道的形成发展

武士作为公元10—19世纪在日本的一个社会阶级，一般指通晓武艺、以战斗为职业的军人。而武士的精神就被称为“武士道”（Bushido）。武士道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道”。武士遵守不畏艰难，忠于职守，精干勇猛的信念。

公元618年中国唐朝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中心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日本645年也出现了模仿中国唐朝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 大化革新。大化革新后500余年中，日本形成了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大、中、小型封建庄园体制。封建庄园属下的武士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封建制的支柱势力。

1192年镰仓幕府政权建立，从此日本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镰仓幕府成立到德川时代，执权北条泰时制定并颁布《御成败式目》，式目是根据武士的“道”而制定的，与国家律令相对的武士的章法。在武士之间也开始形成以强调对主人的献身、重视一门、一家名誉、知耻为特征的武士道德，这成为日后武士道的起源。后来因专职武士不断增多，社会不堪重负，遂有“兵农一体”政策出台，武士精神开始遍及普通国民。16世纪，日本全国统一，进入17世纪后，知识精英套用朱子（朱熹）理学，确立普遍的武士伦理思想，由原始的契约关系演变成单方面的忠诚于领主的道德关系。

明治维新在武士的领导下取得成功，武士的代表分据政权要津，自下而上推行改革。明治维新后，因武士阶层与军事制度发生矛盾，酿成叛乱，武士阶层被消灭。但至明治天皇中期，主张发扬日本国粹呼声高涨，认为武士道精神乃国民之根本。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教育敕语》，把“武士道”奉为最高道德标准，强令国民敬拜、诵读、牢记《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使武士文化渗透、灌输于广大日本人的灵魂，并渗透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天皇制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支柱。

二．武士道的理论来源

武士道的理论来源十分复杂，包含中国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和日本独有的神道教思想。它吸收了三种文化并把它发展为一种日本独有的思想。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的渊源来自三方面：佛教——给与武士道以平静的听从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泰然处之，恬静的服从；神道——教导武士对君主（上级）绝对的忠诚，对祖先虔诚的尊敬和对父母无条件的孝行，包含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爱国心和忠义；儒学思想——主要是孔孟的教诲，是武士道道德教义最丰富的渊源。孔孟的冷静、仁慈、智慧的处世哲学提供了武士作为统治阶层的职业道德，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之道又为其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佛教对武士道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禅宗。禅宗的生死观迎合了武士不惧怕生死的心理。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说：“佛教给予武士道以平静的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静服从，面对危机和灾祸像禁欲主义者那样沉着，卑生而亲死的心境。神道教同时又提供了佛教所未提供的东西，对主君的忠诚。神道教强调敬神和尚武，武士只要尽忠职守死后便可成神。神道同时认为腹部是人之灵魂所在，只有切腹才能像君主表明真心，所以便有了剖腹自杀这种日本武士独有的自杀方式。中国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后，同样符合武士的要求，从而发展出日本化的儒学。对于儒学，中国更强调的核心是“仁”，而日本却将“忠”作为最高信条。就是这样，日本武士刀融合了佛、儒、神道三种思想，经过百年的发展最终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武士道。知道近代它依然对企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武士道精神对企业文化的积极影响

19世纪中期，明治天皇利用武士推翻幕府，实现亲政之后，并没有强化武士制度，而是顺应历史趋势，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废除了封建武士俸禄制度。这样，原来居于社会上层的武士阶层走向了衰败。除了一小部分成为军人、警察、官吏和学校老师之外，大多数被推入社会下层，成为手工业者、雇佣工人、佃户，有的武士妻子甚至沦为艺妓。后来明治天皇还下令“削发”、“狩刀”，在日本盘踞了一千多年的武士最终失去了特有的发髻和象征着特权的武士刀，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武士阶层消失了，但是武士道精神却依然存在，并且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1.“忠”的思想——员工忠于企业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炮舰轰开日本的国门和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虽然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涌进了日本，但是日本并不是以完全彻底否定历史和过去的态度发展资本主义，仍然继承和保留了封建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天皇为中心的忠君爱国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每一国民心中，即使在二战战败之后，日本也不允许盟国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强烈要求将天皇制继续保存下去，天皇仍是国民崇拜的偶像，天皇是凝聚全民族的核心。可见，“忠”已深深淀积在日本国民的骨髓之中。

日本企业评价员工的首要标准是对企业忠诚度。个人能力和合作意识并非不重要，但是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低于前者。这同样也是企业对于员工最重视的培养

方面，他们将传统武士道效忠天皇、效忠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具体地转化为了“为企业效忠，员工即为企业的武士”这样的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做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以此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二者的完美融合。而“忠”的思想，也使日得本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制”能得以实行，同样加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西方企业界的精英们热衷于在个人简历里堆砌不同公司的经历，似乎自己炒掉的老板和公司越多，个人能力就越强。在日本白领看来，这恰是职业生涯大忌。在日本企业，如果某个人为满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会备受人们的责备和歧视的，人们对这种“不忠”之人嘘之以鼻，不愿与其为伍。而员工的利益则要视企业的效益及工龄而定，日本企业普遍盛行“年功序列制”，即薪酬随工龄的增加而增加，在企业中干得越长，薪酬越高；企业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这样使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与企业对员工的高度负责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形成了终身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关系。虽然终身雇佣制现在名义上已经取消，但仍然有不少人选择从一而终，很多公司还将不主动裁员作为一个基本准则，如果员工实在太差，就用不加薪的方法来传递信息。跳槽不是不可以，而是不能太频繁，并且在下一次应聘时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在日本企业家眼中，一个对以前公司弃若敝履的人，绝对不值得信赖。2.“和”的思想——员工团结协作

“和”是日本企业管理范畴中的哲学概念和行动指南。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高效能团队精神的基础。绝大多数日本管理者都缄默、含蓄、安静、内向和以他人为中心，为了所有企业成员保持一致和合作，管理者往往以这种“和”作为管理方式，导致不断的讨论和妥协，以成就企业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谐。这从观念上保证了员工在企业中与他人合作，和谐相处，使日本企业减少人际关系的内耗，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日本企业高效能团队的精神的主导和联系纽带。

“和”的观念其实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但日本又发展了儒家思想。中国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礼、义”而在日本则强调“和、信、诚”，由此使得日本企业文化中包括着“和、信、诚”的成分，使得人们注重共同活动中与他人合作，并时刻约束自己，所有日本的企业都依循“和”的观念行事。在日本人看来，一个团体或企业如果失败，多半由于缺乏“和”的精神。真正实行了“和”的团体，势必带来和谐和成功。理想的工作环境，使人的潜能得到良好的发挥，使得人找到人生的归宿，达到幸福的境界。“和”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引导着日本企业的经营哲学。日本企业实行的自主管理和全员管理、集体决策和共同负责、人与人之间的上下沟通，乃至于情同手足，这些都与“和”的观念密不可分。如丰田公司社训第1条是：“上下同心协力，以至诚从事业务的开拓，以产业的成果报效国家”。这些思想使企业员工的奉献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他们来说工作

已不单单是满足个人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给员工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感。

四．武士道精神对企业文化的消极影响

“忠”思想下产生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阻碍自由发展。

终身雇佣制虽然使得员工与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加强了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度，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力资源的流失，用中国人的话说是“铁饭碗”。但是这种制度使得员工缺乏自由交流和发展的机会。现在也有很多有着扎实专业基础和上进心的年轻人，这个制度就很大程度上地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有的员工则在进入企业后，因为终身雇佣制带来的心理上的高度安全感而变得松懈，缺乏竞争意识和危机感，碌碌无为，也不会给企业带来太大的利益。而且终身雇佣制的固定性不符合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要求，不利于竞争机制的产生。

论日本武士教育的文化特性 篇3

耿华英，女，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11级研究生，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历史）。

指导教师简介：娄贵书，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 要：武士是日本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所蕴含的文化特质是对日本国家走向和兴衰至关重要。本文拟此为切入点，分析日本武士的精神文化内涵，武士教育的文化特质的特殊属性——忠诚和尚武，以期警醒国人对日本传统文化在新世纪的新表现。

关键词：日本；武士；文化特性

日本史研究一直是东亚文化史中的热点和重点研究课题，历来备受中日等国学者的重视和青睐。这一方向的研究甚至成为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武士是日本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无疑是一个了解日本文化特性的很好的切入点。它所蕴含的文化特性对日本国家走向和兴衰，乃至东亚国际关系格局至关重要。

一、武士的精神文化内涵

（一）武士的定义

。在日文中，武士一词其本意是侍者，贴身随从。随着土地纷争的白热化，一些封建领主开始利用武士作为私人武装，以确保土地斗争的胜利。武士生于战争，发展于战争，是以战争为职业的特权阶级。在战争中，唯有对主君的绝对忠勇以换取主君的“恩赏”，实现家族地位永固。“轻生死”、“重然诺”、“尚意气”是武士所具备的性格，他们冷酷而不畏艰难，忠于职守，精干勇猛。武士以“尽忠”为第一要义，其一切的价值判断基于对主君的尽忠，其名誉与生存也依赖于主君的恩从关系，这就是武士。

（二）精神文化内涵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在字以上意味着武士在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份而来的义务。”①这就是说，是随着武士的产生而出现的，作为武士的思想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叶隐闻书》进一步解释，“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了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②武士以“至死化生”的方式不断突破超越自我以获得新生，这种思想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 “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言行中深刻体现着“轻生死”、“重然诺”、“尚意气”这种独有的性格。

二、武士的文化特性

武士以战争为业，以武训为纲，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民族性。武士作为四民之首，其思想道德规范和行动准则，自然辐射到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典范。武士道精神包括忠诚、信义、武勇、礼、诚、名誉、廉洁、勤学等内涵，现将武士道精神的双足——忠诚与尚无论述如下：

（一）忠诚

。 “忠”本来源于中国儒家思想，在中国儒学中，儒家学者认为“忠”是有条件的，反对“愚忠”。当“忠”东渡日本后，武士根据自己的特殊需要，对中国儒教“忠”进行选取性地再造，创造出武士道的“忠”。对主君的“忠”必须是无条件，不需要任何理由，武士的“忠”是一种义不容辞的“条件反射”，并将自己的生命看作对主君“忠”的一种手段。

武士“忠”的基础是“恩”，武士的经济来源依赖主君的“恩赏”，家臣对主君恩惠的最好报答便是效忠主君。“作为贴心家臣，无论主君在位还是退位，都要舍弃自身去追随。唯念主君，其他一概不问。”③日本武家政治时期，“忠”在武士的名誉训条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武家社会占首要位置的价值。因此，武士道其实就是“忠”的宗教。④這种精神在一些日本民间故事中也有体现。日本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中的浪人们（下级武士）在报答了对主君的情义之后，还要向幕府尽忠，最后幕府令四十七士切腹。日本小学课本这样写道这些浪人：“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永世垂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全之策。”

明治维新以来，随着天皇制的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天皇是全日本的主君和“现人神”，是国家尊严、统一和永存的象征，日本民族都蒙受了“皇恩”，因而全体国民都应忠于天皇。天皇的“敕语”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并高于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条文。举国上下的民众被称作天皇的“臣民”，对天皇敬以绝对的忠心。这种毫无理性的价值观铲除了武士个人独立进行是非判断的土壤。昭和时代后，在军国主义的引导下，这种对主君的“忠”转化为对天皇及其皇国无条件的忠诚与服从，尽忠便从武士道精神演变成为日本国民精神文化气质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并为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埋下隐患。

（二）尚武

。日本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武士是特权阶级，他们以战争为职业。“这个阶级在长期不断的反复战斗中，自然而然是从最勇敢、最富于冒险精神者中征募而来的，随着淘汰过程的进展，那些怯懦之辈被抛弃了。”⑤武士作为职业军人，拥有能够佩刀的权利，佩刀包括短刀和长刀（太刀）。武士必须掌握骑马、射击、刀枪、兵法、兵术等职业技能，以确保战争中能够取胜制敌。宫本武藏⑥在其《五轮书》中，详细的记述了如何使用短刀、太刀，以及两者的优劣并身处不同环境下的自由转换的技能和兵法，他不仅认为兵法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艺术，需要潜心修炼。

日本社会的种种风习与各种组织制度，处处表现出他们尚武的一面。像柔道、剑道、空手道、相扑等各式的武术竞技运动及其组织在日本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相扑更被尊为日本的“国技”，若不是一个具有浓厚尚武精神的民族，何以对众多武术竞技如此热衷呢？日本现代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在切腹自杀前曾放言“很久之前，我就期许自己不要做为文士而亡，定要做为武士而死。”并在他的遗嘱中交待，殁后的戒名必须留存一枚“武”字。武力至上才是大和民族信奉的真理。

直至明治以来，对主君的“尚武忠勇”精神发展成为对天皇一人的武勇，并且被国家主义者加以利用，

结束语

武士道作为日本独特的民族性，在平安时代随着武士的产生萌芽，发展于武家社会，并在明治时期达到顶峰。二战中，日本法西斯式的侵略扩展，将武士的穷兵黩武性质发挥到极致。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管理，武士道在新时期以“大和魂”的形式保留下来，使得今日日本政坛时有军国主义分子残渣泛起，这一文化现象应该引起国人的重视。

导师：娄贵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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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苏桂.“忠”——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价值核心.[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1999 ，（3）

注解：

① [日]新渡户稻造，张俊彦译.武士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第14页。

② 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阵基笔录，李冬君译.叶隐闻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5月， 卷一， 第1页。

③ 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阵基笔录，李冬君译.叶隐闻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5月， 卷一，第5页

④ 苏桂.“忠”——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价值核心[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1999 年第3 期

⑤ 新渡户稻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M].商务印书馆， 1993年2月 第16页

日本学界关于武士产生的研究 篇4

关于“武士”一词, 字典中的解释多为:平安时代后期以后与武艺相关的存在;将武艺作为职能的集团, 或其构成人员。其实“武士”一词最早出现在奈良时代。 (1) 受中国古代文武观的影响, 日本古代自奈良时代起很重视文武二道, 认为文武二道是支撑国家不可欠缺的技艺, 养老五年 (721) 正月天正天皇颁布诏书称“文人与武士是国家所重视的人才, 从官吏中选择擅长学问、技艺者予与奖赏, 以鼓励后进”。但是这里的“武士”是与“文人”相对, 指的是律令时代擅长武艺的武官, 而不是指后来登场的中世武士。

中世武士是个怎样的阶层, 何时、何地、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 关于这个问题, 在战后的日本学界兴起“在地领主论”, 并且作为通说被写入教科书中。所谓的“在地领主论”, 就是平安中期10世纪左右, 在律令治安紊乱的情况下, 田堵、名主等有实力的农民为了保卫自己开发的土地武装起来形成了在地领主, 进而形成武士。比如, 《岩波讲座日本历史5中世》中有很大篇幅是在论述在地领主如何转化为武士;永原庆二编著的《日本经济史》中也提到富豪阶层如何转化为在地领主, 在地领主如何转化为武士。受这一通说的影响, 中国国内早期的日本历史研究中也沿用了这一学说。如, 国内日本史研究专家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就援引的这一通说。但是, 随着研究的深入, “在地领主论”这一通说在学界逐渐受到质疑。

二、新学说兴起

(一) 职能论

职能论作为新的学说是由高桥昌明提出。主要观点如下:武士是天皇安全和首都和平的护卫;初期的武士是指以律令制为中心的武官、泷口。十世纪后半期以后, 由源平两氏轮流担任, 而近卫府所蓄积的武艺、武器等也均被源平两氏继承。对于这一新观点, 齐藤利男指出“在地领主论受到质疑的同时, 在现在的日本学界, 职能论从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学界认可” (2) , 但齐藤本人却依然坚持“在地领主论”, 此外他还指出, 武士的出现不是全国平均分配而是带有明显的地域性。

另一方面, 川尻秋生对结论虽持肯定态度, 但对其根据却不大赞同。川尻认为虽然“武士”一词奈良时代就散见于各史料中, 但那时的“武士”是相对于文官而言的武官, 并不表示一种社会身份, 与10世纪以后的中世武士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 小野春风、坂上田村麻吕等近卫系武官作为氏族与军事贵族之间没有丝毫的连续性。

(二) 国衙军制论

早在20世纪60年代, 户田芳实、石井进这两位日本历史学界的领军人就提出“国衙军制论”, 即从国衙军制的角度研究武士的产生, 但是研究并不深入。下向井龙彦继承并发展了“国衙军制论”。他这样定义武士:接受国家下发的追捕官符, 独占追捕罪人、镇压反乱等军事效劳所带来的权利与义务, 名誉可以世袭的战士身份。在10世纪的史料中, 平将门被称为“兵”, 而不是“武士”, 因为平将门是10世纪前期登场, 在地领主是11世纪中叶登上历史舞台。平将门不是在地领主, 所以不是武士, 这种认识是受“在地领主论”影响所致。而下向井龙彦却明确提出平将门是当之无愧的武士, 因为“武士是将战斗作为职能的战士, 他们是追讨国家叛逆者的国家军事力量” (3) , 平将门正是这样追讨国家叛逆者的人, 所以他是武士。

另外, 他还重视天庆之乱, 认为武士发生的原点在于10世纪初期东国叛乱的镇压者上。平定天庆之乱后, 参加镇压者当中有成为武士的也有没成为武士的。判断依据为是否在转换期 (9世纪末10世纪前半期) 的叛乱镇压过程中接受了战术革命的洗礼, 将新战术融会贯通建立功勋。中世武士的系谱中很多都是将天庆之乱中建立功勋的英雄尊为始祖, 如, 清和源氏将源经基尊为始祖, 恒武平氏将平高望尊为始祖等。反言之, 即使参加了天庆之乱的评定, 如果没有建立功勋也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成为武士。

关于下向井龙彦“国衙军制论”这一学说, 川尻秋生持否定态度。理由是同时代的史料中没有将那些追捕者认为是“武士”或“武者”的明确史料, 而且认为这一学说中关于武士发生的契机也不明确。虽然川尻秋生对“国衙军制论”持否定态度, 却同样认为武士的产生与天庆之乱有关。作为武士被认可的重要条件只限于上流贵族藤原氏及平源两氏天庆之乱的镇压者, 这些镇压者要么与天皇有姻亲关系, 要么是天皇的子孙, 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即使在镇压叛乱中立功如橘、大藏氏等也不能成长为有力的武士。

不仅川尻秋生持否定态度, 高桥昌明也不赞同“国衙军制论”。他认为中世的在地农民为了守卫领地拥有一定的武装, 王朝贵族或多或少也拥有一定的武装, 但未必是武士。即使是国衙, 将国衙的武装势力都看做是武士也是不妥当的。在这里, 高桥昌明既不赞同“在地领主论”, 也不赞同“国衙军制论”。

(三) 武士前身——兵

前面提到10世纪的史料中, 将平将门称为“兵”, 而不是“武士”, 这里的兵究竟具有怎样的身份。关于这一问题, 关幸彦在否定通说的同时, 提出兵是武士的前身, 武士是由兵转化而来。否定通说的理由是当时农民的价值观里有避血的倾向即避血观念, 不可能杀生, 此其一。其二是在说明兵、武士的由来与性质的史料中没有明确表明农民武士化的事例。关于兵是武士的前身, 武士是由兵转化而来的这一观点, 关幸彦认为兵是以作战为职能的专业战士, 是“武士团”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未成熟阶段的专业武人。在将武艺作为职能这一点上, 二者是一致的, 但兵与武士还是有区别的。即, 兵是个人级的武艺专业者, 武士是具有严明组织的军事集团。所以不能直接说兵就是武士。关于兵是武士的前身, 关幸彦还指出, 后世被称之为武士的必须出身于“兵之家” (行使武力时是得到社会认可的) , 倘若不是, 即使武艺再高强也不能被称之为武士, 不仅不能被称之为武士, 还有可能被认为其武力是反社会行为而遭到世人的唾弃, 《今昔物语集》中有名大盗藤原保昌便是有力的证明。

此外, 关幸彦还认为兵的成长与律令国家的现状是分不开的。随着王朝国家律令军团制衰落解体, 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地方武装力量, 即兵的力量来镇压群盗、海贼的横行, 解决频发的田地纷争, 由此兵取得了实战锻炼的机会, 最后成长为武士。在这一点上与下向井龙彦有着相同的看法。

关于兵是武士的前身, 青木和夫也持相同的观点。在作战的时候, 双方要通报姓名, 通报的内容不说是某某, 而说是某某的子孙。所说的某某子孙就是出身于“兵之家”的人。

(四) 其他学说

义江彰夫对通说“在地领主论”也持否定态度。理由有两个:其一为当时的农民自身并不具备武士产生的武力条件;其二为在当时农民的价值观里是趋向于避血的, 不可能成为武士, 这一理由与关幸彦是一致的。同时指出构成形成期武士的要素是军事贵族、非法者、猎人。军事贵族因为是镇压虾夷、海贼等异民族、异质集团的指挥官, 具备了极度残忍的战法和资质, 狩猎者具有为了生活不得不杀生的性格, 非法者是染指杀害、伤害的一种存在。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关于武士的产生, 在日本学界至今没有定论, 即使在早期形成了定论——在地领主论,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也受到质疑, 职能论、国衙军制论、兵之说等新兴学说兴起。同时, 这些新兴学说也影响到了中国国内对武士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下向井龙彦.武士の成長と院政[M].日本:讲谈社, 2001.

[2]斉藤利男.軍事貴族·武家と辺境社会[C].日本:日本史研究会編集, 1997.

[3]川尻秋生.武門の形成[C].日本:吉川弘文館, 2002.

[4]高橋昌明.中世成立期における国家·社会と武力[C].日本:日本史研究会編集, 1997.

[5]関幸彦.武士とは何か[C].日本:新人物往来社, 平成五年.

[6]青木和夫.日本の歴史5古代豪族[J].日本:日本小学館, 1974.

[7]義江彰夫.歴史の曙から伝統社会の成熟へ[J].日本:山川出版社, 1986.

日本的武士时代 篇5

日本刀平时保存于白鞘内，外出时才配上刀装。日本的刀与刀装是两门完全不同领域的艺术，彼此没有绝对关联，这个概念必须澄清，否则极易混为一谈。

刀装具除了刀鞘是漆器之外，其余部分皆为金属艺术，包括镡、小柄、笄、缘头、目贯等。如果说刀装具是武士的全套行头，那么镡可以说是武士的脸。特别是江户时代(相当于我国明末至清中期)，武士行走于路上与之正面相遇者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佩刀上的镡，镡的艺术品味代表着武士的格调与素养，因此镡工莫不竭尽所能将镡的创意发挥到极致。镡工除了精研金属特性外更钻研绘画与书法，镡的等级区别取决于题材、构图布局、施工、材质的运用与保存状况等。因此镡可以说是刀装具的灵魂，也是日本领先各国刀剑文化的独门艺术。

刀握把日文称"柄"，柄在使用上必须有良好的握感，粗细适宜，太粗或太细都不好使力，长短也影响整只刀的平衡，刀的运用最难掌握的是威力与速度兼顾，威力大者速度慢，速度快者威力不足，两者相互抵制，因此柄的设计对于刀的功能是否能充分发挥具有关键作用。柄除了实用性外，在艺术上更是武士威仪与品味格调的象征，在当今日本刀的研究与鉴赏领域里艺术价值远大于实用价值。柄先以两片木材包覆刀茎，再用鲛鱼皮包覆木柄，鲛鱼皮外再用丝绳捆绑，这看似容易，其实不然，每道手续都由专业匠师完成，难度非外人所能想象。鲛鱼皮俗称鲨鱼皮，其实两者是全然不同的材质，鲛鱼原产于中国日本历代各藩(各地领主)所使用的刀装各式各样，不尽相同，下列数种为日本刀剑史上较具代表性的刀装。

肥后刀装肥后即现在九州熊本地区，自古名刀、名将、刀匠、刀装师辈出。九州武士勇猛善战威震全日本，可以说是日本武士的典型代表，如加藤清正将军及人尽皆知的宫本武藏。武藏自创海鼠透镡，造型简洁看重实用，至今仍被全球居合道练习者沿用，可见设计上思考之细密。肥后刀装为配合伯耆流居合道拔刀术而设计，刀鞘与刀柄均略短，可单手或双手用刀，拔刀讲究快速，瞬间分胜负，刀鞘普遍以鲛鱼皮包覆，刀柄用皮革绳捆绑，金具配件材质以铁为主，通体设计着眼实用而又不失优雅。

萨摩刀装萨摩即今九州南端的鹿儿岛，武士以凶悍刚烈著名，剑法刚猛，讲究掌握第一时间击倒敌人。该剑派分成自现流与慈现流，流传至今。刀柄稍长，刀鞘用牛皮包覆后上黑漆，柄上大多不绑目贯，缘头几乎都是铁制品。

柳生刀装原创者柳生连也齐，是个武术天才，剑术与兵法同臻佳境，庆安四年(一六五一年)展露独创新阴流剑法。柄丝绳多使用黄色，卷绑的圈数在八圈至十三圈之间，柄上所绑目贯规格较一般为大，黑漆鞘，整体搭配大方高尚。

爱刀者还必须注意真刀装与伪刀装，区别主要在于是否以传统手工制作刀鞘与金具，而且必须是针对该刀刃量身订做的。如果以甲刀装配乙刀刃则形式诡异，甚至一把刀的外装来自四面八方，不但不成套，更有些是现代化机械制作，诸如此类都是爱刀者必须注意避免的。

鉴别时至少刀柄上的缘与头、两个目贯必须是一对，刀出鞘与入鞘必须顺畅，刀鞘与刀的长度比例适中。以长刀为例，刀鞘大约比刀长3～4cm左右，两者弯弧一致；手握刀把不会晃动；握把上的丝绳绑得紧密扎实，以手指推丝绳在正常状态下推不动，丝绳交叉部分所留缝隙是大小相等的正菱形，形式规则，丝绳里面以颗粒状的鲛鱼皮包覆。◆

日本的武士时代 篇6

以上的描述有些绝对, 但是可以看出来一部分日本人的生死观。尤其是崇尚日本武士道的人的生死观。为了满足自己对武士道生死观的兴趣, 还有自己能够更加准确地进行表述。我就想起了恩师一直推荐的《叶隐闻书》[2]。于是, 开始翻阅, 书中确实对日本人内心深处的生死剖析很深刻, 这让我感触颇深。从中我知道了: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有普世价值[1], 因此分为三类武士道精神。一是, 儒教武士道, 以山鹿素行为为主, 奉行治国平天下的儒教传统;二是, 道教武士道, 以《古事记》[3]神话为根底;还有一种是佛教武士道, 以《叶隐闻书》, 启迪一种狂与死的美学境界。我所感兴趣的和想要谈论的也正是其三的武士道精神。

伟大的精神, 往往趋于极端, 突破尝试。因此, 所谓武士道:“是看透生死。于生死两难之际, 要当机立断, 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而言, 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死就是目的, 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每朝每夕, 一再思死念死决死, 便常往死身, 使武士道与我身为一体。”死这种东西, 是个很深刻的东西, 而且更令人恐惧。豪强如德川家康, 当其败于武田信玄, 逃回滨松城时, 也曾因恐惧而小便失禁, 成了笑柄。无论有怎样的豪气, 一想到死时, 人之间的分别就消失了。但是, 当你对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时, 死反而会转化为生;当你想到死会常住人间时, 死反而会离你而去, 而你也就是在那里再生了。这也许就是死的哲学意义。

当一个人舍弃名利, 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 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先能“不要自己的命”, 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 “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受到武士道深深影响的武士, 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时, 根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死对一切果说, 还在其次, 让自己行动发挥效果才是正道。奋力一试, 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得一死, 也比毫不尝试来得好, 因为武士完全不用考虑自己的得失, 而勇向前。不过这种精神仍然法阻止部分武士自阵中逃走 (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躯) , 武士道并非要人一味死战, 不管胜算多寡, 将自己陷入困境。武士必须智勇全, 无谓的性命是错误而愚不可及的行为。像是经常出现的那城内守军开城迎击敌人的自杀行为, 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审视一番。出城迎击围攻城堡的敌军, 不啻是自杀行为, 但要是能牵制敌军, 让领主有时间击退敌军, 就是忠义和英勇的表现, 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冲动。

这让我又不得不想起中国武侠大家笔下人物的死。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古龙。古龙是反对自杀的, 除了楚留香中, 有几个自杀的人, 其他我倒不记得还有什么, 楚留香中的自杀, 主要是为了配合香帅的从不杀人, 在有就是自杀的那几个人, 都是极度自傲的人, 她们不能容忍别人杀死她们, 所以, 当他们被楚留香打败的时候, 就只好自杀了。这种自杀不是为了什么荣耀, 也不曾给她们带来什么尊敬, 只是逼不得已。而在《流星、蝴蝶、剑》中当孟星魂自杀的时候, 小蝶就劝阻了他, 问了他一句:“你是否活过?”虽然, 孟星魂的自杀其实可以理解, 那是因为, 他对生命方式感到了厌倦, 他那种生命方式确实是生不如死。但这种理由是古龙所不能接受的, 他不能容忍厌倦生命, 无论为什么原因, 在他认为, 除非是你的退路都断了, 不得不死, 否则只要你还有一线生机, 就应该坚持到底。这正印证了中国有句古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蝼蚁尚且偷生……正是抱着这种思想, 中国人大多心胸开阔的活着, 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寻思, 这也是文化的分歧点。

由此可见, 一般人对生命都是抱着执着的态度, 而武士道则对生命持否定的态度, 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 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虚幻。因此, 叶隐表现的武士道是果断地死, 毫不留恋地死, 毫不犹豫地死。武士的标榜是精神上的优越, 就是心里上先战胜自己, 再战胜别人。那么, 剖腹可以说是武士道精神典型的行为。这在武士道精神中不得不提, 他们认为是光荣赴义。正是这样, 剖腹的原因就变得多元化了。比如说, 战争失败, 引责, 牺牲, 名誉等等。

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武士道却把死看做一种意境, 一种美。他们不但没有制止、批判这种思想, 反而主张大义与殉死, 宣扬忠孝仁爱, 正是这种既有糟粕又有精华的思想, 今时今日都影响着现代的日本人, 甚至构成日本人的价值观之一。而且这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而是带着美去死。与日常坐卧中, 决死而生, 自然是在那一瞬死的决意。不过, 为了死的决意在此刻涌出, 平素就应视死而生。平时尤应留心, 武士不能自辱而死。人很脆弱, 随时都可能死, 但不要被别人暗中骂死, 更不能稀里糊涂地去死, 最好使生趋美, 带着美而死。

作为武士的教养, “最好不断地照镜子”, “胭脂之粉, 还是经常装入怀里的比较好。倘若遭遇万一, 与醉醒或是睡醒之时, 脸色有时会一塌糊涂。”作为武士, 不能肮脏地死, 死如落花一瞬, 平素就要留意。即使死也要死得美丽, 而不带走一片尘土。

通过对武士道精神的了解, 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化和背景。这会对我们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有所帮助, 也许,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武士道精神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训条可能会消失, 但这种精神大概不会从人间消亡, 会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死观以及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泛指那些不分畛域, 超越宗教、国家、民族, 任何一个自诩文明社会的人类, 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认同之价值、理念。包括人道、人本、平等、尊重、法治、多元等内容。根据价值立场不同, 可以分为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种类别。

[2]、《叶隐闻书》山本常朝 (日) 著, 李冬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论日本武士道精神对其足球影响 篇7

1、武士道的社会地位与影响

武士道作为日本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它是借鉴佛教,道教,儒家思想及融合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思想形成的。自产生起,它便被统治阶级推崇,使它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并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主要的道德体系,引领着日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武士道包含了“崇尚勇武、坚韧顽强、视死如归、集体主义、忠诚(等级严明)”等优秀品格,它在日本人的心中已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 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道德。虽然武士道同欧洲的骑士文化,中国的侠客文化,作为旧时封建社会本民族的主流文化在当今时代已不被公开推崇, 但武士道从产生至今千年来对日本人精神层面上所产生的影响,是远超时代发展和社会制度变化的。所以对武士道文化的深入剖析对于了解日本社会具有极为深刻的实际价值。

2、武士道与日本足球

2.1、武士道精神对日本足球价值引导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无视阶层逐渐从历史的舞台上淡出,但武士道对日本民族的影响依旧深重, 特别是对日本体育的影响更是十分深刻, 武士道精神通过每一位选手在赛场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武士道对于每一位日本人而言已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 更应该说是深深根植于日本社会内的道德体系, 武士道精神作为日本民族精神中的重要的内容,已成为日本特有的社会意识。武士道奉行”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道德规范,作为武士,他们要忠于天职,要勇敢承担各种各样的挑战,无条件的执行命令,服从上级指示,重视集体利益,他们的目标就是坚决完成任务,不辱使命。这种种优秀的品格无不充分的体现在日本足球之中。日本人认为个人应尽力为团队奉献自己的全部,团队的成功是唯一目标,这是日本足球拥有超强凝聚力的关键原因之一,体现了日本人强大的集体主义意识, 而在球场上每一个运动员各尽其职,完成自己所要担当的责任,因此使日本足球队在进攻和防守的同时都具有极强的整合能力。

现代日本足球成为武士道的一种表现载体, 日本足球不但强调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的训练,更以其特有的民族精神贯穿其中,从而磨练运动员意志力、增长运动智慧。由此可见,日本足球发展的道路上,武士道精神不但对身体训练灌输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进取精神,对身体训练具有促进作用。更从运动员精神上引导着日本足球的发展。

2.2、武士道对日本足球价值观影响

武士道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对日本现代足球尤其是对日本足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日本武士道精神中追求心、技、体合一的高尚境界,要想达到这一境界是要付出相当的努力和心血。日本前国家足球队王牌,被公认为是“日本足球一哥”的中田英寿,他含蓄内敛,传球精准,作为一名前腰他拥有一流的进攻意识,即使从身体素质而言,在与力量型欧洲球员的对抗中也不会吃亏。 他在赛场上不会因为其他因素影响其水平发挥,失误率极低,然而在他29 岁时,当他结束了2006 年世界杯征战之后突然宣布退役,之后2008 年曼城队邀请他复出加盟,而他却拒绝了曼城的邀请,日本人常说“武士如樱花”,如樱花“凋而不萎”。这种武士精神在中田英寿身上得以体现,正如他亲口所说“我当然想一直踢到死,但作为职业球员,我清楚自己到了退役的时候。”比起一名足球运动员,中田英寿他似乎更像是一位伟大的足球武士。

日本武士因荣誉而战,面对比自己弱小的对手,是不会与其争斗的。这正是武士道中的“名”,而“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对其领主和国家应毫不犹豫的奉献自己的全部。日本奥委会主席竹田恒和认为体育包含三种精神“斗争,友谊和尊敬”胜败是体育比赛的结果,但尊重对方很重要,哪怕是失败者也值得尊敬。这也正是武士的道德准则,日本地处亚欧板块边缘地带,受地理环境影响,多发台风,地震,海啸。在第六届女足世界杯前,女足教练团队通过组织队员们观看地震场景,来激励队员比赛。最后获得了当界冠军。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日本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并给予受灾人民以及大的精神鼓励,无论是中田英寿,还是日本女足队员,都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武士道精神中高尚的品格。

2.3、武士道对日本足球发展的影响

武士道精神作为日本民族特有的社会道德体系, 影响延续至今,它所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某一个社会阶层,它更是一种深入社会内部,深入社会人心的一种民族特性。而武士道精神中的,崇尚勇武,集团主义,秩序严明,坚韧顽强为核心,奉行正直,坚毅,简朴,礼节,忠诚等美德。正是在这种深入日本人性之中的武士道精神的推动下,日本足球在短短20 年内产生了质的飞跃,深入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对日本足球的发展,将为我国足球发展带来启示。

(1)崇尚勇武。

武士道在产生与发展中深受封建时代的影响, 导致武士们认为“治世文为重,乱世武为先”,安邦定国武不能少。由于古代日本等级制度严明, 作为社会阶层顶端的武士阶层更是受到人们的强烈推崇, 作为孩子的父母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可以高人一等成为受人敬仰的武士。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刀剑逐渐被先进武器所替代,武士阶级也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日本人的崇尚勇武的精神却一直存在于日本人精神之中的, 而这种精神也逐渐渗透到竞技体育中。

日本人对待体育运动态度十分积极,并有较强的参与意识。正是有这种对于体育的认识和热忱, 为日本足球的运动的推广普及提供广阔且肥沃的土壤。 日本发展足球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校园足球的发展,几乎每所学校都有成立自己的足球队伍,并且组织十分正规的联赛, 日本高校的足球联赛甚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口中热议的话题,高中联赛的水平已经十分专业了。日本的家长也十分支持孩子们参加体育运动。 更有一些家长自费送孩子到足球发达国家学习,来提高孩子的足球竞技水平。

(2)集团主义。

由于日本所处地理环境特殊———岛国。 并由于处于板块交界处,导致日本多发台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让日本人深深体会到一个人力量的渺小,从而就要求人们必须团结一致,只有强大的集团力量才能保证个人的存在,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也深深的根植于武士阶层中, 并成为武士道精神中优秀的表现, 然而这种极强的集团主义对日本足球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根据项群理论,足球属于“技能主导类集体性同场对抗项群”集体性在足球竞技中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不是能由一名运动员所能完成的。 正是由于日本人心中有极强的团队意识, 使得日本球队在赛场上可以将团队协作的打法运用的十分自如,一跃成为世界足球强队。

(3)秩序严明。

古代的日本,社会等级十分的严明,在皇族之下被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武士、农民、工人、商人以及贱民”。而每个人的社会阶层都是世袭的,不可能跨越。而作为其中最高阶层的武士则要无条件的忠于皇族和领主。 虽然在近代的日本早已经废除了旧时的封建等级制度, 但是在日本已绵延千年的制度依旧存在于人们心中,这一情况在社会中十分明显的显现出来,它至今依旧影响着现代日本公司的环境,以及家庭环境。正如西方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所表述的日本社会“自古等级森严,在纵线与横线交叉的社会“网“中,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点“上各守其位,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一样勤奋的工作。”

这种严明的秩序性十分明显的作用在了日本足球上, 比如在足球后备力量的培养上,日本有自己严密有序的等级培训机制,他们对运动员培养的连贯性, 系统性都是十分专业的各自完成自己的培训任务。 从赛场上我们也不难看出日本队攻守转换十分快速高效,每个球员形成球队中的每一个关键点,随时给对手造成巨大的威胁,这正是日本队员们受到其精神文化中的尽职尽责,秩序严明这一精神文化的影响,使日本队形成了快速多变,整体性强的特点,给对手造成巨大的威胁。

(4)坚韧顽强。

坚韧顽强,吃苦耐劳,勇于拼搏这些精神无一不是武士道精神的表现,它们更深深扎根于日本国民性中。这种坚韧顽强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日本足球的发展与进步。 日本足球在技术上虽然一直学习巴西足球技术风格, 但却比巴西足球多了份态度上的坚韧严谨,可以说日本足球是“严谨的拉丁足球”。让世界人们印象深刻的2010 年的南非世界杯,日本对巴拉圭的比赛在90 分钟的比赛战平之后进入了点球大战,全体日本球员下跪祈祷,但是最后以失败告终,日本队员长跪不起,痛哭流涕显得是那么的悲壮,体现出队员们在赛场上不惜拼搏到最后一刻的坚韧顽强的武士精神。2011 年亚洲杯中,平韩国,胜澳大利亚,更让人们感受到日本足球的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顽强精神。由此,日本国家男足也被人们称为“蓝色武士”。

3、总结

日本足球深受其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武士道中所蕴含的“坚韧顽强、集体主义、崇尚勇武、忠诚”等优秀品格使得日本足球从低谷中迅速找到了发展的方向, 并且通过其不懈的努力使日本足球快速崛起, 如今已成为世界级的强队。“没有文化的足球是沙漠足球”。而日本足球正是在这种民族特有文化的影响下,使日本足球在世界足球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精神对日本足球的影响研究,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从精神文化的层面去挖掘日本足球的发展与成功之路,为我国足球发展提供参考。

摘要：近年来,日本足球的快速发展与崛起,已成为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也得到了世界足球界的高度认可与肯定。足球运动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直观体现,日本足球的迅速崛起自然与其特有的精神文化密不可分,而被大家称为“日本人脊梁”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从精神层面对日本足球的影响更是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武士道精神的剖析,去分析日本足球的快速发展之路。

关键词：日本足球,武士道,足球文化

参考文献

[1]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商务印书馆,1993.

[2]子桑.一本书看懂日本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

[3]赵裕虎,徐勤儿,付海琴,于楼成.人文视角下对日本足球运动崛起剖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3,(12).

[4]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日本的武士时代 篇8

关键词：武士道；战国时期；影响

一、武士道精神思想来源

（一）儒教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据《古事记》记载，在应神天皇时期285年来自百济的“归化人”五经博士王仁将《论语》带入日本，儒教自此传入日本，并在日本的发展。“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精神最为丰富的思想渊源。他所阐述的主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关系，早在从中国传入之前，我们的民族就已本能地认可，孔子的教诲只是确定下来。”儒教传入日本，给武士道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结合日本国内自身的特点，武士道摒弃了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仁”，取“忠”为武士道精神的最高行为准则。在日本战国时期，“忠”可以理解为忠于自己的主君，而非天皇。

（二）佛教

唐朝时期，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在这些日本留学生当中，平均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人是僧侣。佛教赋予人平静地顺从命运的意识，使人对不可避免的事情平静地服从，在危险面前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武士道形成发展的时期，深受佛教教义的影响，在日本战国时期，尤为奉行，把它发展成为当时武士道的典型内涵。同样在战国时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们早已视死如归，深受佛教影响，并极大的迎合武士们在战场中充分施展自身“勇武”的特点。

（三）神道教

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视自然界各种生物为神祗，“神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记》中，书中记载“（用明）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神道教是尊天照大神为最高神，天皇为天照大神的后裔的天神地祗的信仰。武士们同样信仰神道教的天照大神，他们心中认为，大和民族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后裔，而天皇则是神统的代表。对君主的忠诚，对祖先的如此推崇，对父母的虔诚孝敬，神道教为武士傲慢的性格赋予了顺从。

二、日本战国时期武士道精神的内涵

（一）“义理”

武士将其定义为做决断的能力，即：义是在某项行动中根据实际情况毫不犹豫地做决断能力，该赴死时就赴死，该出手时就出手。“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说：“仁是人的（善）心，义是人的（正）路，放弃了他的正路而不走，丢失了他的善心而不寻找，可悲啊！有人走失了鸡狗还要知道去寻找；有人丢失了善心却不知道去寻找。求学请教的道理不在于别的，在于找回他丢失的善心罢了”。

（二）“忠君”

忠君，顾名思义，就是忠于自己的君主，在日本当然是要忠于至高无上的天皇陛下，而在战国时期，所忠诚的对象并非是天皇，而是直接给予自己恩惠的主君大名，并以死效忠。这是神道教中，赋予武士道精神的最高行为准则，同时也是武士们的最高荣誉。

（三）“诚”与“荣誉”

诚，顾名思义，既是诚实信用，诚是战国时代除“忠君”之外，最为重要的，最为“武士道”恪守的准则。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诚”又和“忠君”有着格格不入的情况，有时甚至是只能舍弃其一，而取另其一的东西，出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作为儒家思想衍生出来的品行，也是为“武士道”发展注入新的思想。

三、日本战国时期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一）日本战国时期武士道精神对近代天皇制的影响

关于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应该是日本人深入骨髓的武士道。日本人民信奉的武士道和神道教要求对天皇的信仰，天皇就像是日本人民的神灵，对其景仰的信奉程度达到了空前。然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际资本主义间的矛盾上升，更使得国内阶级矛盾突出；日本本土狭窄，市场狭小，对外扩张的要求呼声高涨；加上日本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政治特权养成恶行不受约束传统，不认为侵犯是犯罪等。最终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影响下走上了侵略之路。

（二）日本战国时期武士道精神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

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在学习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融合自身特点，尤其是武士道精神形成典型军国主义。天皇是 “兵马大元帅”，军队则是“皇军”，武士道所倡导的“忠义”、“荣誉”和“勇武”刻于士兵心中。日本军国主义就武士阶级是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发展为全体国民对天皇的“愚忠”，且以所谓圣战之名把日本势力扩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秩序，这种歪曲的日本军国主义与武士道的国家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三）日本战国时期武士道精神对世界的影响

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士道赋予日本军国主义独特的内涵并在日本历史发展上留下了不可磨没的印记，然曾经日本民族引以为傲的武士道，在日本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过程之中却与军国主义同流合污，而其内在的侵略性和扩张性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从侵略朝鲜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伤无数，给世界人民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痛苦。

参考文献：

[1]（日）山冈庄八.德川家康[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孟轲.孟子[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