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工伤保险立法

日本的工伤保险立法（精选10篇）

日本的工伤保险立法 篇1

摘要：日本成年监护制度规定了监护、保佐、辅助三种类型的保护方式。申请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向法院提出申请, 法院根据申请人的情况做出判断, 在整个过程中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种立法模式对我国民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成年监护,类型化,启示

一、日本成年监护制度类型化立法模式的成功之处及不足

在日本, 如果对当时现行法 (禁治产和准禁治产两类型) 的构造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可能会带来诸多混乱的危险, 所以在以法国的制度为基础并维持类型的弹力化的原则下, 由原来的两类型增设第三类型而最终规定为三种类型。从日本民法修正案中, 可以看出日本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方向与现行民法一样作为持续的、包括性的保护制度, 维持原来制度 (原来的禁治产和准禁治产制度) 的连续性, 创设了根据要保护人的判断能力的程度分为监护 (对禁治产制度的改正) 、保佐 (对准禁治产制度的改正) 、辅助 (新设) 三种保护形式为内容的法定监护制度, 解除被指出的既存制度缺陷的问题点, 对各个类型赋予可以做到弹力性运用的内容。但是为了认定这种以持续的保护为目的的制度的同时, 能够对应要保护人的多样的要求, 作为新制度规定了辅助和依据合同的监护 (任意监护) , 来设计效率更高的保护制度。从这种新制度的导入中我们可以看出, 包括以德国照管法为代表的欧美诸国对本国的成年监护制度所进行的改革的种种成果给日本民法的改革产生的重要影响。

于日本成年监护制度类型化立法模式的优点来看, 如被保护者相当于被保佐人时, 只要在精神鉴定中确认被保护者既不是被监护人也不是被辅助人, 家庭法院的裁判官依据前项, 开始保佐的审理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对保佐人的权限做逐一的检讨。进行监护开始的审理时也是同样的, 只要判断是否符合被监护人, 法院的判断就等于结束。之后选任监护人, 使其行使监护人的代理行为就可以了。

通过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经过这种类型化的立法模式, 在实践操作中只要认定属于哪种类型, 符合哪种类型的要求和标准, 那么就可以根据具体的类型规定自动的决定保护者的合法权限。在这个过程中, 减少了整个过程的环节, 并且将之准确化, 在具体执行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资源, 在具体的判断上简洁明了。但是,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首先, 这种类型化的模式与一元化立法模式相比较, 存在对于每一个人的不同情况的判断上比之一元化立法模式相对要弱。其次, 通过法院的裁判最后决定关照人的法律角色, 缺失了对于公权力的立法和司法行使的平衡。最后, 对于每个人存在的不同的要求, 也不能做到全面的考量, 在实际的执行中, 对于被监护人的个人意愿的满足容易被忽视。

二、日本成年监护制度类型化立法模式对我国的

立足于围绕本人财产的亲属之间的利害对立、纷争为背景的申请 (被形容为遗产继承前哨战的事例也不少) 急增且激化的我国实情, 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严重的痴呆、障碍、精神障碍等状态的人, 从本人保护的时效性观点出发, 有必要在法律上规定依据一定范围的代理权或者同意权、取消权而产生的保护措施。如果对于那些依据申请人的请求仅对特定的法律行为 (如本人所有的不动产的售卖等) 赋予代理权, 对其他法律行为置之度外, 不仅不能保护本人, 还有可能因亲属等滥用制度而招来损害本人利益的危险。

对于制度的实际需要者, 也就是当事人, 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通过法院的裁定, 当事人很难进行选择。类型化的模式, 可以使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前期的初步判断, 按照自身的要求和实际的情况进行比较, 然后提出相应的申请要求。这样, 在整个过程中对于结果当事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预估, 能够更好地接受法院最后的裁定。

在一元化的制度下, 法官的作用得到提升的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根据不同的地域和文化的差异, 往往类似的情况最终的裁定结果并不完全相同, 而这种情况与我国的传统习惯和文化相去较远, 很难被人们所接受。因此, 运用类型化的模式制定统一的标准, 更符合我国的传统习惯和文化, 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通过比较一元化立法模式和类型化立法模式, 我们在选择上可以更加明晰利弊, 全面系统地认知能够帮助我们做到更好的平衡。首先, 在选择一元化模式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复杂化, 需要相对比较大的资源去完成整个过程。在决定是否需要监护、由谁来监护、怎么实现监护都是法官需要考虑的问题。法官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被凸显的同时, 也要看到做出判断的过程和时间相对要长。而如果我们选择类型化的立法模式, 整个过程就要相对的简单和明了, 申请者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依据现行的条款比较三种类型的归属,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法院提出申请, 法官根据申请的条件进行判断, 最终进行判断就可以实现这一过程。由此可见, 一元化模式虽然在法官的实际运用中能够更好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有其自身的优越性, 但是我们也要将一元化模式与我国的实际国情相比较。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国家法院无论是在人力还是物力上尚很难实现一元化模式的需要。一元化的开展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 与之相比较, 类型化模式更加适合我国的国情, 能够更广泛地适用于人们的要求。通过对于已经运用类型化国家的了解和借鉴, 建立更加适用我国国情的法律模式,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建立和完善成人监护制度对于我国法律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社会正在向人口老龄化发展。老龄化人口在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日渐增加, 老龄人口的安定和幸福的生活, 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老龄人口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关心和重视。我们亲身所能感受到的我国向高龄化社会的急剧演变及各国专注于成年监护制度的彻底改革的比较法的动向,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成年监护制度的改革是现阶段不可避免的课题。那么, 为了导入符合我国国情的成年监护制度, 有必要密切关注外国成年监护制度的动向的同时, 对大陆法系国家中所采用的一元化和类型化模式进行彻底研究和分析。对今后需要这种保护制度的全国民都可以利用的, 而且从维护判断能力低下者的观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应该选择比较容易利用的制度, 即类型化模式。

日本的工伤保险立法 篇2

浅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完善

作者：张凯慧

来源：《现代交际》2010年第03期

[摘要]近年来，中央高度关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试点工作纷纷铺展开来。然而，与此同时，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又面临着严重的立法缺失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对构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体系提出了建议，以期规范、协调政府、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立法缺陷 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2.2

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549(2010)05－0095－0

2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内涵及立法本质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国家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上给予支持，对种植业、养殖业等在生产中遭受特定事故或动物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补偿的保险活动。农业保险是为国家某特定社会、经济方针政策的经济保障制度提供服务的保险，是市场化的农业救济或农业保护手段。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本质是为协调保险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进行价值平衡和选择，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依赖性很强，其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完善，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性保险立法。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缺失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现状

200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修正案》46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2009年10月施行的新《保险法》186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在国家积极推进政策试点的今天，我国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农业保险经营一直无法可依，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的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缺失的原因

1.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性质认识不足

对农业保险政策性质的认识是影响其立法进程的关键因素，很多人认为农业保险和普通商业保险没什么不同，有规范商业性保险的《保险法》即可，从而否认制定单行的农业保险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质是农业保险从一般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单独立法的重要根据。

2.农村法制建设落后的影响

法律是法治的基本依据。目前，我国有关“三农”的立法虽然也在逐步完善，但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太健全。我国有关农业方面的立法更是严重滞后，农业法律分布不均匀，农业立法极其薄弱，农业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在整个“三农”立法滞后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农业保险立法是大势所趋。

3.对农业保险立法先行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许多人认为农业保险在实践中还有太多现实问题未解决，现在为其立法尚早，但农业保险政策扶持的缺失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及时明确政府的政策扶持，农业保险将很难得到发展，在实践中摸索解决更无从谈起。从国外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考察，农业保险立法的意义比一般的商业性保险立法的意义更为深远。实践证明，农业保险立法先行是其发展的关键。

通过以上几方面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缺失及原因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我们进行立法构建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及其在国家农业保护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同时还要切实提高农民的农业保险意识和正确的法制观念，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农业保险立法奠定初步的基础。

三、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构想

农业保险立法问题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及农业保险对法律保障的需求，初步设计了农业保险法的主要内容。在确定农业保险立法目的的前提下，具体从农业保险的组织经营、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及农业保险的法律责任等主要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立法目的和原则

根据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状况及实际生产水平，农业保险立法目的宜确定为：规范农业保险活动，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农业保险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笔者归纳出如下三点：

1.政府扶持原则

国家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主导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及相关制度，对农业保险在经济与行政上给予适度支持。

2.多种保险机制相结合原则

在立法中，需建立和运用商业保险机制、国有保险机制和互助合作保险机制，并使其相互配合，协同发展。

3.不同主体利益统筹兼顾原则

农业保险计划承载着农业保险组织、农业生产者和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三者利益在根本上一致，但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制定和推行农业保险计划必须统筹兼顾三方利益。

(二)建构农业保险的组织经营体系

农业保险的组织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等。各部应各司其职，并相互支持和配合，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内在的统一于组织管理体系之中。农业保险要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主辅结合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三)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

将农业保险管理机构、经营者和投保人之间的关系法制化，明确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农业保险立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政府的权利和责任

农业保险是政府支持农业的战略性政策工具，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在法律等多方面的支持。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该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体系构建中的责任，如制定保费补贴的标准、制定法定强制保险的标准、特大灾害发生时的特别救助措施等。同时政府作为股东，在农业保险中由国资管理或经营部门承担出资人职能，及作为给付补贴者审核保单的职能，包括审核补贴标准和补贴使用情况等。

2.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险人义务：在总体保险业务中农业保险必须达到相当的比例；专业保险公司要在贯彻微利或基本弥补经营费用的原则下设计农业保险产品；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保险人权利：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性保险公司有权得到政府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在特大灾害发生时有权得到特别救助。

3.投保人的权利和义务

投保人责任：农民依法购买强制性农业保险的责任。在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或享受政府补贴等方面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获得政府补贴贷款时须购买农业保险。投保人的权利：投保人在因保险风险受损时可获得相应保险金补偿；投保人在购买农业保险时，根据所购买产品的内容可享受政府补贴。

(四)规范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

我国应尽快建立独立的农业保险监督管理体系。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各司其职、负责有关农业保险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相互配合支持，建立协调沟通机制。

(五)法律责任

日本的工伤保险立法 篇3

众多日本学者对海洋开发活动的探讨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海洋是超越人类空间的巨大存在，故应着眼长远；救助海洋是伤害海洋的人类应尽的责任，而树立日本国民立足本土的海洋观是承担这一责任的根本途径。

1980年，日本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或称《拉姆萨尔公约》)，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干滨海湿地、浅海域的决议及劝告书。为了国内更多的滨海湿地能够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保护湿地，日本环境省制定了“日本重要湿地500”。

入选“日本重要湿地500”的标准有五项：选择标准一，在泥沼、盐性湿地、河川、湖沼、滨海湿地、红树林、海藻丛生区、珊瑚礁中选择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又占据一定面积的湿地；选择标准二，存在珍稀物种或濒临灭绝物种的湿地；选择标准三，具有多种生物相的湿地：选择标准四，拥有特定物种群落、并且有相当规模的个体数量；选定标准五，属于在生物生活史中不可或缺的湿地生态系统。

日本已有改变渔业者、农业者传统意识的重要成功事例。不过，日本社会组织保护湿地的过程并不像想象得那样顺利，其发展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由日本湿地保护史上三次影响较大的湿地保护运动，即谏早湾湿地保护运动、藤前湿地保护运动和高松湿地保护运动，可以看出日本社会组织在湿地保护实践中的努力与贡献。

以“谏早湾围海造田项目”为例，日本政府在开发谏早湾湿地之初，没有充分认识到开发湿地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谏早湾事件本是环境问题，却演变为矛盾巨大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在该事件中失掉不少民心。

日本学者锦织纯指出，谏早湾湿地围海造田事业所引起的环境及社会问题上升为整个有明海再生战略的问题，即没有好的战略就无法顺利推行政府的公共政策；通过谏早湾湿地囤海造田事业问题，推行新的地域振兴战略十分必要。

锦织纯提出：第一，不能浪费有限的地球资源；第二，生态系统、环境。自然景观三者应同时保护；第三，不进行无谓的公共投资，要实行社会资本和资源合理分配的公共投资；第四，要使新产业经济的振兴与自然资源、环境共生；第五，应正确评价第一产业的作用(农林渔业)；第六，应运用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成果；第七，地方自治体需要有自己独立的产业政策。

笔者认为，上述第五和第七点战略对我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重视第五点，正确评价第一产业的作用，将把农林渔业的发展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有利于实现湿地保护与促进农林渔产业发展的双赢：湿地中丰富的资源将能促进我国农林渔业发展；而保护好湿地，也就是在提高农林渔业的产出比。第七点提出日本地方自治体需要更多自主管辖权，以便结合地方特色推行地方产业政策，而不是由中央来推行产业政策。我国也可以考虑给地方更多的权力以便其自治湿地。

日本非常重视自然资源保护，其《宪法》第13条、第25条、第29条、第94条，分别从公民权利、财产权限制、立法授权等方面对自然资源保护做出规定。《自然环境保护法》是日本自然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近几年，日本国内热烈讨论着制定一部专门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湿地保全法”。

有日本学者主张，这是当前日本湿地最根本的课题。也有日本学者提出，不制定湿地保全法也行，但是，应尽快制定拉姆萨尔地域条例。该条例是由地方主导，并由地方自治体在拉姆萨尔条约理念下整合湿地的保全与管理体制。

这一点尤其值得我国学习，如果我国的地方团体、社会组织和公众支持保护湿地的力量不断壮大，能够对开发、利用湿地的利益主体形成强有力的影响，那么，环境正义在湿地开发与保护的对弈中就有了缘自公众参与的力量保障。

在调查滨海湿地生态破坏情况时，日本设立了第三者审查机关。日本第三者审查机关基本上由学者和地方代表组成。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当政府和地方人民团体在建设公共项目的意见上出现分歧时，由第三者审查机关出面调查孰是孰非，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不过，日本民间认为，该机关有着太多的权限，为政府办事的目的过于明显。

第三者审查机关是日本湿地保护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出现对于调和社会矛盾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如果该机构能本着不为强权说话、为公正而战就更加得人心，民众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将会减少许多。

日本的节能立法及制度体系 篇4

关键词：日本,节能立法,法律制度,领跑者

1 日本节能立法概况

作为资源贫乏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政府一贯重视能源节约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并注重通过专门立法保障节能措施的执行力。其中,《节约能源法》(又称《能源利用合理化法》)是日本在节能方面的专门立法。《节约能源法》于1979年6月22日制定,并分别于1993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2年、2005年和2006年进行了多次修改。2008年6月6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了该法的实施条例。

除此之外,与节能相关的法律还有:

(1)日本与1993年制定了《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提出政府将积极推进:日本国内的节能工作;国外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工作;再生资源的“3R”有效利用;氟等特定物质的合理利用等活动。该法与2003年进行了修订。

(2)1993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与节能有关的两项法律《能源供需高级化法》和《节能、再生利用支援法》。前者以修改和强化1979年公布的《节能法》为中心,加入了《石油替代能源法与石油特别会计法》,并把新的地球环境问题的因素也考虑在内,制定了各种活动的预算。后者规定对主动采取节能及资源再生循环利用的业主执行超级利率融资,给予债权保证以及课税的优惠等支援制度。

(3)为了落实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有关减少温室气体的承诺,日本政府在1998年10月批准了《关于推进地球温暖化对策的法律》,并于1999年4月起实施。该法律明确了国家、地方、企业与国民的责任和义务,确定了防止地球温暖化的基本方针,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具体的目标,要求各企业根据新节能法进行能源的高效管理。

根据上述节能立法,日本建立起了较为完备并具有特色的节能法律制度,择其要者,包括用能单位分类管理与“能源管理师”制度、“领跑者”制度、建筑物用能管理制度和能效标识制度。

2 用能单位分类管理与“能源管理师”制度

《节约能源法》根据能源消耗的多少,对能源使用单位进行分类管理,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具体措施有:第一,根据上年度企业能耗大小,将超过一定能耗量的企业划分成两类进行管理,即指定年能源消耗折合原油3000升以上或耗电1200万千瓦时以上的单位为第一类能源管理单位,年能源消耗折合原油1500升以上或耗电600万千瓦时以上的单位为第二类能源管理单位。上述单位必须每年减少1%的能源消耗,建立节能管理机制,任命节能管理负责人(能源管理人员),定期报告能源的使用情况。第一类能源管理单位还必须向国家提交节能中长期计划。第二,每年对被管理的企业实施现场检查,并依据经济产业大臣制定的判断标准进行评分。第三,对评分不及格的第一类企业采取通报、责令改正或罚款等措施,对评分不及格的第二类企业进行劝告。对于节能达标的单位,政府在一定期限给予减免税的优惠。

同时,按照日本《节约能源法》的规定,在节能工作中必须推行能源管理师制度。所谓“能源管理师”,是专门的能源管理人员。具体分为能源管理师和能源管理员两类。如前所述,日本《节约能源法》将超过一定能耗量的企业划分成两类进行管理。根据该法及其《实施令》的规定,具体措施是:

(1)焦炭制造业、供电、供气、供热企业中的第一类能源管理单位,如果年能源消耗量在3000~10万升原油,需配备1名能源管理人员(具备能源管理师资格);年能源消耗量在10万升原油以上的,需配备2名能源管理人员(具备能源管理师资格)。

(2)第一类能源管理单位中除焦炭制造业、供电企业、供气企业、供热企业以外的单位(热能工厂),年能源消耗量在3000~2万升原油,需配备1名能源管理人员(具备能源管理师或能源管理员资格,以下同);年能源消耗量在2万~5万升原油,需配备2名能源管理人员;年能源消耗量在5万~10万升原油,需配备3名能源管理人员;年能源消耗量在10万升原油以上的,需配备4名能源管理人员。

(3)第一类能源管理单位中的电力工厂,年能源消耗量不满2亿千瓦时,需配备1名能源管理人员(具备能源管理师或能源管理员资格,以下同);年能源消耗量在2亿~5亿千瓦时,需配备2名能源管理人员;年能源消耗量在5亿千瓦时以上,需配备3名能源管理人员。

(4)第二类能源管理单位,应选任1名能源管理人员(具备能源管理员资格即可)。

按规定,国家统一认定相关人员的从业资格:

(1)能源管理师的资格取得有两种渠道。其一为全国统一考试,每年一次,每次合格率不到30%。无先期条件要求,考试通过发给能源管理师执照;其二为能源管理师进修,要求具备3年实际工作经验,考试合格发给能源管理师执照。

(2)能源管理员在资格取得上,需通过能源管理员培训,并取得能源管理员培训结业证,无先期条件要求。被选任后,每3年必须参加一次提高资质的培训。

能源管理人员应维护消费能源的设备,提出改进和监视使用能源的方法,还可指挥和监督其他与节能有关的所有业务。业主必须尊重能源管理者的意见,工厂的员工必须遵循能源管理者的指示。该制度的实施,有效地监督和促进了重点用能企业的能源使用情况,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3“领跑者”制度

在工业节能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商业以及交通部门的用能却不断的增加。为此,日本于1999年4月修改《节约能源法》,加入了“领跑者”制度,这是日本独创的一项节能法律制度。所谓的领跑者,是指汽车、电器等产品生产领域能源消耗最低的行业标兵。“领跑者”制度意味着,该种商品均必须超过现有商品化的同类产品中节能性能最好的产品。因此,领跑者制度即为节能标准更新制度。节能指导性标准按当时最先进的水平——领跑者制定,五年后这个指导性标准就变成强制性标准,达不到标准的产品不允许在市场上销售,而新的指导性标准又同时出台。领跑者制度就是通过确立行业标杆,要求其他企业向其看齐,即确定家电产品、汽车的现有最高节能标准,从而使汽车的油耗标准、电器产品等的节能标准高于目前商品化机电产品中最佳产品性能。

在适用范围上,日本政府往往根据形势的变化(如:技术进步程度、老百姓需求的提高),有针对性的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予以扩大。例如:在2006年4月修订的《节约能源法》中,液晶、等离子电视机、DVD录像机、保温电饭锅、微波炉、卡车、巴士等产品就被追加为“领跑者”对象。

在组织机构和程序上,“领跑者标准”的适用对象主要由自然资源及能源委员会审定。该委员会是经济贸易产业省长官的顾问机构。其下设立能量标准委员会具体负责“领跑者标准”的审议;标准的细节条款,由能量标准委员会附设的标准评估委员会承担。该委员会负责单个产品标准细节的技术审议。随后将讨论结果呈报能量标准委员会,并由其做出决定。经能量标准委员会批准的“领跑者标准”草案应向WTO通报,以避免进口产品的贸易壁垒问题。完成这些手续后,通过修订《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条例,将目标产品正式纳入“领跑者标准”的适用范围。

从实施上看,所谓“领跑者”标准,一开始并不是强制性的,但有一系列的规定来迫使企业去追赶“领跑者”,包括设定基准目标、不断改进的幅度要求、达标年度。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达到该标准的制造商,政府可采取警告、公告、命令、罚款(100万日元以下)等措施,原产品也不许继续销售。同时,在出售时,每类产品均与领跑者的水平进行比较并贴放星级标签,以标示与领跑者的差距及使用一年所需的电费(检测结果由日本节能中心出具),标签由零售商加贴。

从总体上看,“领跑者”制度很好的推进了日本企业及产品的技术更新,形成了以技术为导向的市场竞争,鼓励和激发了企业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取得很好的成效。该制度实施以来,日本各种电器都实现了超出当初预想的节能效率改善。比如汽车行业,通过实施领跑者制度,2004年度比1995年度能源消费效率提高了22%,而按原定目标,是2010年提高23%。

4 建筑物用能管理制度

日本1979年制定的《节约能源法》当中就包括住宅与建筑方面的内容。2005年修订后的《节约能源法》做了比较大的改动。在与建筑、住宅相关的部分,将节能部分的义务申报范围由以前的只针对建筑物,不包括住宅,扩大到住宅(2000平方米以上的集合住宅),从而强化了民生部门的节能。同时,《节约能源法》对办公楼、住宅等建筑物提出了明确的节能要求,并制定了建筑物的隔热、隔冷标准。新建或改建项目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节约能源的具体措施。用能超过限额的建筑物必须配备能源管理员,负责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节能中长期计划、年度计划及落实的成效。

5 节能标识制度

日本从1999年开始对汽车、商用和家用电器设备等实行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其标识设计的指导思想是,有利于消费者将该产品的能源效率与其它产品比较;采用简单的符号或标记,便于消费者理解和查询;提供产品的相关性能指标。标识的格式由日本经济产业省统一规定。日本还与美国联合实施办公设备能效标识计划,达到了美国能效标准的就贴上“能源之星”标志,并相互承认。

例如,从2003年起,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对家用电器实施节能标识制度,目的是通过清晰易懂的产品节能标识,帮助节能产品打开市场,让消费者对产品的节能性和节能效果有更直观的了解。如图1所示,日本的节能标识不仅细致地对产品节能效果进行了划分,还包含了产品是否完成节能计划、能够节省的能源费用等信息,为消费者的选择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日本的工伤保险立法 篇5

关键词：告知义务；主体；最大诚信原则；被保险人

一、保险法上的如实告知义务

对于告知义务的定义，学理上通常有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告知义务是指保险合同缔约时，投保人必须将对危险程度估计有重要影响的事实情况告知给保险人的义务，即狭义的告知义务；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其是指除狭义的告知义务之外，还包括投保人在保险危险增加、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人的通知义务，即广义的告知义务。而个人认为，告知义务既属于先合同义务，是保险合同缔结之际基于诚信原则而发生的说明、告知、协力等义务，则其应限定义为保险合同缔约时，而不包括合同订立后的通知义务，即狭义的定义。

由于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保险所保障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投保人在保险关系中处于明显优势，故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且对诚实信用的要求远远大于其他民商事法律，而告知义务，则是最大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

二、各国告知义务主体的立法比较

关于告知义务的主体范围，各国立法的规定不尽相同。主要分为三类：

（1）告知义务主体仅限于投保人。例如1930年法国《保险契约法》第15条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就其所知悉影响危险承受性质的事实，应当正确地告知保险人。”

（2）区分不同情况，如日本《商法典》关于损失保险和人寿保险的区分。

（3）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告知义务人。如瑞士《保险契约法》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负告知义务。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并没有严格区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概念，通常认为投保人亦指被保险人。在美国各州的保险实务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地位并未加以明确划分，通常将被保险人列为如实告知的义务人，实际包括在投保人内。个人认为，这样的立法模式其实对填补法律漏洞、解决保险实务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有许多积极意义的。

三、对完善我国保险法上告知义务主体制度的思考

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明确指明我国保险法上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为投保人，而对被保险人有无如实告知义务却未作出规定。这是不合理的，保险法应当明确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主体地位，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共同承担如实告知义务。理由如下：

1.基于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马克思曾经说过：“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相互依存的，并且常常是相对的。在宪法和法律上，就双方来说，一方有权利，他方必有相应的义务，或者互为权利和义务。在任何情况下，权利和义务都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

而被保险人本身即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我国《保险法》第12条），是以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赔偿请求权，大多数时候（除了人身保险中的死亡保险）为保险受益人，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被保险人应当负有如实告知义务，这样就不会产生权利义务失衡的局面。

2.便于为他人利益之保险时告知义务的履行

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2条第5款的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表明被保险人分为是投保人的被保险人和不是投保人的被保险人两种。当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身体或财产为保险标的进行投保，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当投保人为与自己有保险利益的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为标的进行投保时，投保人本人就不是被保险人。依据《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无论是在财产保险中还是在人身保险中，均以投保人为告知义务人，而这样的话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投保人是为他人之利益订立的保险合同时，我认为，仅以投保人为如实告知义务主体显然是不妥的，理由是：

（1）在为他人利益的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保险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或使用人，显然是最了解保险标的物的状况以及危险发生的情况的；

（2）在为他人利益的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身体和生命为保险标的，此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之危险事项肯定是有着比其他人更为透彻的了解。尤其是有关被保险人的个人或者隐秘事项，除被保险人本人以外，其他人也难以知晓。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把被保险人也纳入如实告知义务主体的范围，那么保险法实务中的许多特殊的纠纷则可以减少甚至是规避。起到“查漏补缺”、填补法律漏洞的效果。

3.为了维护最大诚信原则，实现告知义务的根本目的

就制度规范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告知义务制度以最大诚信原则为基础，为使保险人能预测危险，以维持对价平衡原则为目的。

保险合同所保障的风险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保险人主要是依靠告知义务主体对保险标的告知和保证来决定是否缔结合同以及保险费率的大小的，这就导致了保险合同中形成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局面，使保险人出于明显的劣势。而从最大诚信原则的本意着想，显然让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一同共担如实告知义务更有利于最大诚信原则的最全面化实现。同时保险合同为双务有偿合同，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多少取决于保险人对其承保的危险及危险发生程度的正确估计或者判断、保险人是否愿意承保危险，当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共同将保险标的具体情况完整地告知与保险人时，显然是利于保险人尽可能地准确估算危险发生程度等等信息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国立法机关应在《保险法》修订时将“被保险人”纳入如实告知义务主体，将《保险法》第16条修订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负有告知义务。或者是就关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同一人时的情形，订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为如实告知义务主体”一条款，作以补充。从而完善我国保险法上关于如实告知义务主体的立法，真正切实地实现保险法上的最大诚信原则。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樊启荣著：《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李显东主编：《保险纠纷法律解决指南》，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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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工伤保险立法 篇6

要做好工伤预防, 企业和用人单位必须在安全生产上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投入必要的资金, 以改善生产工作环境和条件, 限制并逐步淘汰存在职业危害的生产工艺和技术, 从而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但是, 往往有一些用人单位,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忽视工伤预防, 不舍得在安全生产上投入必要的资金, 生产工作环境条件较差, 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频发。甚至有个别单位错误地认为, 参加了工伤保险, 发生了工伤事故和职业病, 伤残人员的赔偿和医疗、康复费用可以依赖于工伤保险部门, 用人单位不必操心。

对此, 在工伤保险立法工作中强化管理措施, 有效地促进用人单位做好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工伤保险的管理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建立健全工伤预防管理组织网络。工伤保险部门通过设置工伤预防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明确职责范围,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来行使日常的管理职能, 用人单位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要设有负责工伤预防人员, 他们在做好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同时, 配合工伤保险部门做好工伤预防的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工伤保险部门和用人单位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之间要建立多种方式的联系制度, 譬如:工伤事故双向报告制度。用人单位发生事故不仅要向安监部门报告, 同时也要向工伤保险部门通报, 实行事故双向报告制度, 不仅可以为及时、准确地认定工伤提供可靠的依据、减少非职业性因素的干扰, 以避免工伤纠纷, 而且工伤保险部门可以监督职工和医疗机构及时作出医疗终结结论, 避免小残大养, 延长医疗终结期, 避免职工医疗期满后, 用人单位拖延伤残鉴定时间, 甚至不予进行伤残鉴定, 侵害职工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通过工伤保险部门和用人单位安全管理部门协作配合, 形成上下结合的管理组织网络, 使工伤预防工作融合于工伤保险的管理之中。

2.建立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的监管机制, 提高监管水平。通过对用人单位的检查监督, 掌握用人单位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情况, 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 督促用人单位做好工伤预防, 保证安全生产。工伤预防只靠工伤保险部门是不能取得全面有效成效的, 要与现有的安全、卫生监察行政管理部门结合起来, 相互配合, 定期联系, 互通信息。安全、卫生监察部门定期向工伤保险部门提供用人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职业危害程度及污染岗位分布情况, 工伤保险部门应把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及职业病发生情况定期向安全、卫生监察部门通报, 共同对用人单位安全生产实施有效的监督。要通过对相关指标的监测, 实现对用人单位安全生产预警功能。监测预警指标的设定直接影响预警功能的效果, 要通过实践, 探索建立一套监测预警指标体系, 正确反映用人单位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监管部门要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 根据监测结果, 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或开展专项和重点检查, 加大管理力度, 把监测结果与管理结合起来, 真正达到预警的目的。

二、用经济手段促进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

1.工伤保险经济手段主要是用差别费率的确定、浮动费率的调整等方面的措施来促进用人单位的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在工伤保险中实施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不仅能够实施公平的工伤保险成本分配, 促进经济平等性, 而且通过费率机制的经济刺激作用能够实现促进安全生产的有效性, 促进工伤预防的开展。具体操作时注意: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局的《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有关规定, 结合用人单位的工商登记和主要经营生产业务等情况, 分别确定为风险较小、中等风险和风险较大等三类行业, 并实行不同的工伤保险缴费基准费率, 基准费率标准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并根据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及职业病危害程度等情况确定。对于经营生产业务单一的用人单位, 其基准费率按行业的归类容易确定, 但对于经营生产多业务, 尤其是业务性质跨行业的用人单位, 要合理确定基准费率。可以结合其属不同行业类型经营生产的规模比例来综合确定基准费率, 对于经营生产规模较大的, 可以按不同行业类型经营生产的规模比例分别确定基准费率, 属于二、三类行业的用人单位, 根据其工伤保险费支付、工伤发生率及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 在其行业基准费率基础上实行浮动费率, 可上下浮动两档, 通过实行浮动费率机制对用人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奖惩。浮动费率具体调整时间的确定要综合近期用人单位工伤预防工作的开展、工伤保险费支付、工伤发生率等情况来考虑。工伤保险开展初期, 工伤保险费支付、工伤发生率指标高或指标上下变动幅度大, 调整时间可短些;反之, 则可长些。确定浮动费率时不仅要考虑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 工伤发生率及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 而且要把工伤事故发生原因和工伤预防工作开展情况作为重要依据。显然, 用人单位工伤事故的发生与该单位生产工作环境和条件状况密切相关, 用人单位在安全生产上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就可以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因此, 要做好用人单位工伤预防与安全生产情况的资料收集、档案建立工作。对于那些安全防范资金投入少、工伤预防工作开展较差的用人单位, 必须将工伤保险缴费浮动到足够高的档次才能促进其工伤预防工作的开展。也就是说, 只有当他们为工伤保险所投入的保险费用等于或大于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所需经费时, 他们才会重视工伤预防工作。不管是利用工伤保险的管理措施还是采取经济手段对用人单位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 目的都是一样的, 促进用人单位做好工伤预防, 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 使用人单位能够实现安全生产, 使职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保障。

2.工伤保险基金原始积累不足与应对重特大群死、群伤工伤事故相矛盾。《工伤保险条例》的颁布和实施, 对推动工伤保险改革, 特别是给工伤保险扩面工作提供了绝好契机和法律保障。但由于我国的工伤保险起步较晚, 没有形成一定的基金积累, 所以, 工伤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还很脆弱, 尤其是在应对重特大群死、群伤工伤事故时, 显得“力不从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解决途径 (仅供参考, 部分观点不一定符合《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 : (1) 参保初期采取较大费率征收工伤保险费, 以便迅速完成工伤保险基金的原始积累; (2) 工伤保险扩面不要急于求成, 要逐步纳入, 稳步推进。前已述及, 工伤保险本身起步较晚, 如果一股脑地将大大小小企业全部纳入参保范围, 势必给基金造成更大压力。一个几十人的小企业, 全年缴费额不过上千元, 一旦发生工亡事故, 本来就很不富裕的基金很难承受得住。所以, 在参保初期, 考虑用工单位的生产规模、职工人数、经营状况等因素, 将效益较好、安全保障措施得力、生产规模较大的用工单位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 基金形成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后, 再逐步扩大参保范围, 对于减轻参保初期工伤保险基金不足的压力很有必要; (3) 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 建立双重保障机制。在参保初期, 通过对商业保险公司投保的形式, 使其承保一些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项目。比如工亡,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缓解基金压力, 分散风险的目的。

3.工伤保险统筹层次与工伤保险待遇及工伤保险调剂能力的矛盾。《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保险基金在直辖市和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也就是说, 工伤保险实行市级统筹。而各地由于受自然、地理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其社会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率都有所不同, 这就造成同一省份或区域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标准不一致, 很容易引发新的矛盾和不平衡。另外, 由于工伤保险实行的是市级统筹,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工伤保险基金调剂能力的发挥。因此, 我们在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和办法时, 应对此加以考虑和完善。

4.工伤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用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的矛盾。实行工伤保险社会统筹, 如何更加有效地预防工伤事故发生, 减少安全隐患, 加强用工单位的安全管理意识, 我认为仅仅用调整工伤保险缴费费率的形式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方式不直接、不具体, 往往对用工单位起不到真正的激励作用。为了把实施工伤保险与改善用工单位劳动条件、预防伤亡事故发生等工作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根据各用人单位工伤发生频率和工伤费用使用情况, 按照一定比例返还“安全预防基金”, 用于用工单位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安全教育培训、安全奖励等支出意义重大。

日本的工伤保险立法 篇7

一、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以来, 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循环经济立法。60、70年代, 日本开始重视治理污染, 制定了一系列防治工业污染的环境制度。1967年, 日本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 但规定“保护国民健康要与经济健全发展相协调”, 仍隐含了经济优先发展之意, 环境污染因此没有得到真正抑制。1970年, 日本第64届国会修订《公害对策基本法》, 删去了“保护国民健康要与经济健全发展相协调”的条款。1970年, 日本还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20世纪末以来, 日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以规范建筑材料、家用电器、汽车、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等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及循环利用。1991年, 日本国会制定了《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 并修订了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1993年, 日本以法典化形式制定了《环境基本法》。1995年, 日本颁布了第一个的具体的资源循环法律———《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1998年, 日本颁布了《家电回收法》。2000年, 日本国会大刀阔斧, 制定了《促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食品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绿色采购法》, 并修订了《固体废物处理和公共清洁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2001年, 日本通过了《多氯联苯废弃物妥善处理特别措施法》。2002年4月, 日本制定了《汽车再生利用法》。这样, 日本逐步构建了一个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 是日本推行循环经济立法的直接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 日本因战争而国土荒废。为了重建家园, 赶上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 日本举国上下致力于发展经济, 盲目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狂热带来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但伴随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资源被过度开发、利用, 而日本国土面积狭小, 自然资源极其有限, 绝大部分工业原料依靠进口。因此, 日本面临资源紧缺, 能源危机迫在眉睫。二是废物产生量不断增加, 严重污染了环境。那时, 建筑、食品、家电、汽车、包装等废弃物不断增加。1998年, 日本废电视达到737万台, 电视、冰箱、空调和洗衣机4种家电废弃总量达1953万台。 (1) 大量废弃物以焚烧和填埋方法处理, 而焚烧排出二恶英等有害物质。20世纪50年代后期, 日本因工业引起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 曾一度出现骨痛病、水俣病等疾病, 城市周围的动植物难以生育繁殖。例如, 福冈县的北九州市、大牟田市曾出现“七色烟”、“七彩河”, 后来的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费用远远超过了当年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利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废物量急剧增加, 废弃物处理场地、设施也严重不足, 废弃物处理场地问题在狭小的日本很难解决。20世纪70年代以来, 日本社会对破坏环境的状况越来越不满, 要求保护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为防治污染, 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 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发展,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日本开始注重废弃物减量和循环利用, 一方面“避免产生”废物, 另一方面将废物作为一个可以选择的能源进行回收利用, 而从废物中获得能量, “循环使用”, 实现物质循环、能量高效利用和水循环, 构筑循环型社会经济体制。法律是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为建设循环经济社会, 日本制定了一系列循环经济法律、法规。

二、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的意义

日本循环经济立法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的根本原则, 打破了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模式, 建立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制度, 从制度上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 使日本在全社会建立起遏止废弃物产生及推动资源再生利用的管理与约束机制,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方面改善了环境质量, 另一方面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创造了一系列的循环经济增长点, 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施行以来, 日本PET瓶的再生利用率由1996年的2.9%上升到2003年的33.3%, 废塑料的再生利用率上升到50%以上, 钢、铝罐的再生利用率则超过80%。据日本建设省调查统计, 1995年建设废弃物中各品种的循环利用率分别为:沥青混凝土块85%, 混凝土块65%, 建设污泥14%, 木材40%, 建设混合废弃物11%;《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实施后, 2003年上述建设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率明显提高, 分别为90%, 80%, 60%, 80%和50%, 建筑工地废弃物重焕光彩。《家用电器回收法》实施后, 成千上万的旧家电变废为宝。2002年, 日本的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的再生利用率分别达到72%、77%、59%、57%, 超额完成原定目标。《食品废弃物再生法》推动了食品废弃物再生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例如, 有些餐饮业利用食品废弃物生产堆肥售给菜农, 又向他们购入用堆肥种出的清洁蔬菜, 形成良性循环。《汽车循环法案》实施后, 旧汽车器材获得新生。《绿色采购法》实施后, 政府及其各个部门采购再生利用产品, 企事业单位、公民也购买再生产品, 促进了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由于循环经济立法, 到21世纪, 日本确立了循环型经济社会系统, 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缓解了资源压力, 从根本上减轻了环境污染。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缓解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冲突, 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协调。

欧美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立法影响是日本开展循环经济立法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和原因, 然而, 日本循环经济立法因其特色及突出成就, 又反过来影响了欧美各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在日本对循环经济立法的影响下, 欧盟各国和北美国家更加积极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循环经济立法的实践与探索, 相继制定了产品回收、绿色包装等法律法规, 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讲, 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具有国际意义。

三、日本循环经济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资源总量较大, 但人均占有资源量少, 而且资源禀赋较差。我国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 现在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 经济飞速增长, 但走的是一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老路, 即优先发展经济, 忽视保护环境, 高物耗、高能耗、高产出、高污染。在这种发展中, 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断消耗, 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经济发展和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 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 直接影响可持续发展。在人均资源稀缺这一点上, 我国与日本很相似。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的日本,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 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经济高速增长与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矛盾, 比较有效地防治了污染。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减少污染, 保护环境, 回利利用各种资源, 发展循环经济, 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面。

循环经济法制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法律保证。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前提。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之一, 就是非常重视循环经济立法。国务院2005年7月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力争到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循环经济立法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 我国已经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及《可再生能源法》相关法律, 这些法律中的某些规定起到了一些发展循环经济的效果。然而, 我国很难说有专门的循环经济立法, 没有确立循环经济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的制度, 更没有建立起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因此, 加强循环经济的立法, 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 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对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们可以从日本循环经济立法中借鉴一些经验。然而, 中国与日本两国在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状况等国情国力方面差异甚大, 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 充分研究我国文化传统、当今的形势与社会结构, 把握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与需要, 并根据需要进行立法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分析, 制定兼容效率与公平的法律制度。我国拟制定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基本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这部循环经济基本法可借鉴日本《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 确立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 将“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确立为发展经济的基本要求。同时, 借鉴日本法律体系建设经验, 分别制定废旧家电、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废物回收利用和绿色消费方面的法律法规。

论我国重复保险的立法完善 篇8

重复保险这一概念起源于海上保险, 其作用和目的是为了有效弥补当事人的财产损失和防止当事人获得不当得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道德风险。虽然我们国家新《保险法》第56条对重复保险的相关问题做出过相关的修改, 但重复保险在理论和实务中仍存在不合理、难以操作、界定不清等问题, 而且我们国家《保险法司法解释三 (征求意见稿) 》中关于重复保险仅在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的方面做出相关规定, 难免有失全面和系统, 因此本文将从逐一探讨。

二、重复保险的适用范围

我国《保险法》从立法体例上来讲主要有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重复保险从立法体例上来讲则在财产保险项下, 因而很多法学家都认为重复保险应当适用于财产保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重复保险之所以可以重复设定, 是因为针对的标的可以估价, 因而才有重复适用的可能。而保险中能重复估价的往往是财产保险。有价才存在保险的重复问题, 而人身保险在出险时的索赔更多的时候只能做主观的估计, 并不能做出具体而明确的计算。[1]

这一观点存在一定道理, 但是仅从立法上来考量, 在实务中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比如在医疗保险中, 我们国家当前的住院医疗保险以其住院日数按保单上的具体数额支付, 出险时受益人或是投保人往往不需要出具自己每一笔具体的花销, 给付手续十分方便。所以有的投保人就钻法律的空子, 重复投保多份这样的保险。此外, 这一做法忽视了人身保险是损害填补类保险, 这样单一而笼统的规定与整个保险法理论体系很不吻合。[2]

我们国家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 (征求意见稿) 》中关于这个问题, 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第33条规定:投保人为被保险人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费用补偿型医疗费用保险, 保险人主张按照其应按比例担责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并要求保险人按比例返还保险费, 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就承认了费用补偿型医疗费用保险有适用于重复保险的可能, 这一做法虽然有效的解决了我们国家当前的保险法和实践存在脱节的情况, 但是仅仅针对这样一种情况作出相关规定, 难免有就事论事之嫌, 而且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讲不能起到法的预防和指引作用。

因此, 笔者认为, 仅对费用补偿型医疗费用保险规定适用于重复保险并不能解决我们国家重复保险的实际问题, 应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对整个保险的划分进行系统整合, 这不仅有益于我们国家重复保险实践问题的解决, 更是对整个保险法做出了更系统和体系化的分类, 有利于保险业明确分工, 系统整合, 朝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 同时对规范保险业市场更是大有裨益。

三、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一) 关于通知义务的有关情况的具体范围

我国《保险法》第56条第一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但是具体到关于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通知义务的时间点并未作出具体规定。

韩国《商法》第672条规定:投保人应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

因此, 在今后的保险法修订或相关司法解释出台时, 对通知义务的具体方式, 宜做出更为具体的规定。大致应包括: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 还应当包括保险标的、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和保险期间等这些一般情况下投保时应予告知的事项。

(二) 通知方式

关于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保险法原则上允许投保人采用口头方式或书面方式为之, 我国保险法亦未对通知方式作出规定。但是, 从民法学的角度来讲, 由于保险人和投保人信息地位极度不对等, 保险人处于信息地位的强势一方, 而投保人相对弱势。故而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应以投保人询问的方式为宜, 即保险人用口头方式询问的, 投保人仅有义务用口头方式通知, 保险人用书面方式询问的, 投保人才有义务用书面方式予以告知。

(三) 当事人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

关于当事人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我国保险法并未明确规定。这一做法也为许多法学家所质疑。同刑法学的理论一样, 仅规定刑法而不规定刑罚是很难起到震慑犯罪的效果的。我国《保险法》仅仅规定投保人有通知义务但却没有规定投保人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 而且《保险法司法解释三 (征求意见稿) 》仅仅对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进行了说明, 对投保人重复的通知义务只字未提, 不能不说是有些遗憾的。

四、重复保险合同的效力

各国对重复保险合同的效力基于不同的判断标准, 主要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

主观说以善意恶意为判断标准, 认为重复保险的效力, 应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主观心理是善意还是恶意来进行区分。客观说则以实际结果为判断标准, 认为不区分投保人的主观心理, 只要投保人没有履行告知义务, 保险合同即为无效或投保人不承担责任。

目前世界上采用主观说的国家还是较多的, 例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9条第3款就做出了关于重复保险善意和恶意的区分。我国《保险法》第56条第2、3款规定: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 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可见, 我国保险法在重复保险制度的规定中并没有对投保人的善意与恶意进行区分, 这是因为:我国保险法中关于重复保险的设立初衷和设立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当事人获得不当得利。但是本文前面也提到过, 重复保险不仅仅只是防止当事人获得不当得利这一种可能, 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弥补当事人的财产损失, 当投保人基于善意对保险进行重复投保时这种做法并无不妥, 但是当投保人基于恶意而进行投保时, 仅仅为防范其获得不当得利对其所获取的保险金额加以限制, 并不一定就能达到法律规范当事人实施恶意重复保险的预期效果。[3]

纵观其他国家, 大多数是从限制重复投保人获得额外的损害赔偿金的角度出发, 而并不对重复保险本身是否有效进行考量。[4]这种做法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但是从法的指引的角度来讲的话, 也稍有不妥。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8条规定:善意之复保险, 其保险金额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 除另有约定外, 各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之全部价值, 仅就其所保金额负比例分担之债, 但赔偿总额, 不得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5]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依据投保人的主观状态, 将重复保险区分为善意的重复保险和恶意的重复保险, 从而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这一做法颇值效仿。[6]

参考文献

[1]韩丹.论重复保险[J].国际法学, 2003.

[2]韩丹.论重复保险[J].国际法学, 2003.

[3]孙蓉, 李俊飞.重复保险的保费退还、赔偿规制及自主索赔[J].西南金融, 2012.

[4]孙蓉, 李俊飞.重复保险的保费退还、赔偿规制及自主索赔[J].西南金融, 2012.

[5]张韩.海峡两岸重复保险法律规制比较及研究[J].台湾法研究学刊, 2004.

浅论农业保险立法的指导原则 篇9

从根本上讲, 农业保险产品, 具有消费竞争性, 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物品, 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效应, 因此需要政府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

开展农业保险必须立足我国农村实际, 以服务“三农”为宗旨, 坚持“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 兼顾投保人缴费能力、财政补贴能力、保险公司风险承受能力, 实行低保额、低保费、保成本, 先易后难, 所应遵循的原则为:

1 政府扶持原则

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高、经营风险大, 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保险机构一般只承保个别险种, 而且即使个别险种也往往是单一责任。这样, 商业保险机构就把农民急需的大部分风险大的险种及其余可保风险和不可保风险均拒之门外。为了弥补农业保险市场的失灵, 政府不得不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

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扶持主要体现在:通过法律规定实施强制保险的特定范围内的险种;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 直接经营其他保险机构不予承保的不可保风险或不愿承保的可保风险, 并为其他保险机构提供再保险;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提供初始保险基金等方面。除此之外, 还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补贴。农业保险具有高赔付率和高保费率的特征, 仅靠保险企业市场化经营往往亏损以至无力继续经营。因此, 提供农业保险补贴早已成为许多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 而且补贴也符合WTO规则的“绿箱政策”。因此, 应当根据不同险种建立保费和管理费的分级配套财政补贴制度, 并将补贴经营亏损的做法归入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基金予以管理。

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是各国扶持农业保险的通常做法。目前, 中国除《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以外, 没有其他税收优惠。为了增加准备金积累, 降低保险机构经营成本, 提高其抗风险能力, 同时降低保险费率, 减轻农民支付保险费的负担, 中国应该在税收方面, 给予保险机构更优惠的措施, 通过税收杠杆实现一定程度的宏观调控。

金融支持。农业保险机构因赔付率高而经营亏损时, 应在政策上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银行无息或低息贷款, 或者争取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 用于支付赔款;应建立多样化资金运行机制, 允许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公共性、政策性、低利性的放款等。

2 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

对于不同险种, 应划分特定承保范围, 将特定范围内的险种采取强制保险, 对特定承保范围以外的险种采取自愿保险;对于同一险种, 应以保额为根据, 对特定承保范围内同一险种标的物的保额同时采取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 即规定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各占同一险种保额的一定比例。其中, 强制保险主要指通过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强制农业保险的双方当事人签订农业保险合同, 或者采取一定的利益诱导机制, 促使农民投保, 否则, 就不能享受某些优惠。前者为法定强制保险, 后者为事实强制保险。

法定强制保险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 农民必须投保, 保险人必须承保。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强制保险有利于克服农民保险意识淡薄及侥幸心理, 解决自愿投保条件下的参与率不高的问题, 扩大承保面, 分散风险, 积累雄厚的保险基金;有利于扩大同质保险标的物的规模, 使大数法则充分发挥作用, 准确估计损失率和保险费率, 有利于防止道德风险和逆选择, 避免风险集中;有利于降低保险成本和保险费率。但是强制保险却容易让农民认为乱收费, 增加额外负担, 特别是其侥幸心理得到验证时, 更能催生其逆反心理3发挥市场机制原则

之所以强调市场机制的发挥, 是因为商业性保险机构资金雄厚、经验丰富、技术成熟, 应依据保险市场的需要, 赋予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 (直接经营农业保险并为其他机构提供再保险) 、相互制保险公司、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社、专业性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和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等多种主体合法经营农业保险的资格, 让多种经营主体按其各自保险能力, 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对象, 充分运用市场手段, 通过实践对其实现优化组合。

4 基本保障原则

基本保障原则主张, 发展农业保险不仅应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而且也应与一国农业保险政策目标密切相关。国外在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和保险政策方面主要有两种立法, 一种是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农业保险, 是农业保护政策和农民社会福利政策的组成部分, 保障水平较高;另一种是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农作物保险, 除了继续具有农村金融政策的目的之外, 仍然是农业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增进农民福利是次要目的。鉴于中国现阶段农民交纳保险费能力、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和政府财政能力都很有限的国情, 农业保险的目标定位为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宜, 因此, 应当坚持基本保障原则, 该原则主要包括限制保额与限额赔偿。

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四项经营原则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发挥市场机制原则和政府扶持原则是手段原则, 是为了保证基本保障原则的实现;而基本保障原则是目的原则, 是前三项原则追求的目标。一项经营原则还常常需要另一项经营原则的配合, 如政府对强制保险给予保费补贴, 而对自愿保险不予补贴, 或者给予强制保险比给予自愿保险的保费补贴多一些, 就体现了政府扶持原则对强制和自愿相结合原则的配合、支持;四项经营原则的内容是动态的, 如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 现在规定的险种是强制保险, 以后可能就是自愿保险。基本保障原则的保障水平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适时调整。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 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解决“三农”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农业保险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转移的一种经济手段, 在保障农业生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浅谈农业保险立法 篇10

一、加快农业保险立法的必要性

(一) 农业保险长效发展的根基在于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

截止2009年末,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0.377%, 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4.65%, 占总保费收入的1.2%。可见我国农业保险覆盖面窄, 农业保险与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对保险需求不相称。导致我国农业保险覆盖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保险公司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风险大, 赔付率高, 多数保险公司不愿涉足。二是农业保险以及农民收入水平不高, 农业保险意识不强。三是农业保险立法滞后。而立法缺失是农业保险覆盖率低的深层次原因。目前农业保险业的运转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 使其相关主体无法可依, 在具体运营中有很大的随意性。用法律形式确认政府、农业保险人、被保险人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尤其是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 较好发挥各类政府扶持政策的作用, 确定农业保险的法律依据, 规范相关制度和行为, 方能保障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

(二) 有效分担农业受灾风险及损失的前提是“立法先行”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国家之一, 近十年以来每年我国农业因地震、冰雪、霜冻、旱灾、水灾、风暴等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耕种面积30%左右, 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农业产值的4%左右。受灾后, 经济损失补偿主要依靠政府补偿、社会捐赠、保险补偿、自我补偿。由于我国财力有限、农业保险规模小, 社会捐赠不具有普遍性等原因, 致使农业因灾所受之损失大部分均由农民自行承担, 农民因灾返贫、因灾致贫的状况很普遍。改变我国农村缺失有效风险分散机制的现状, 农业保险立法先行无疑是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保险快速有效的途径之一。

(三) 加快农业保险立法是接轨WTO“绿箱”政策法规的必然要求

加入WTO后, 我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政策被限定在非价格保护之内, 需符合《农业协议》相关规定, 在“绿箱政策” (Green box police s) 确定的范围之内。毫无疑问, 作为支持农业发展重要政策之一, 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和支持符合“绿箱政策”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的要求, 并未被WTO相关协议所限制。在通过价格补贴实现对农业保护已不可能的情况下, 加快农业保险等属于“绿箱政策”范围内各项支农政策措施的法制进程是更好接轨“绿箱”政策法规, 发挥“绿箱”政策的必然要求。

(四) 农业保险相关立法缺失亟待完善

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扶持, 仅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86条 (“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46条 (“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 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相应的配套规定, 不便操作。目前农业保险的立法状况无法引导和规范我国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应加强农业保险的立法, 以法律的形式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保障农业保险的开展, 促进农业的稳定发展, 确保农业生产者的利益。

二、国外借鉴

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保险已进入制度化的阶段, 许多国家的实践已证明农业不断发展无法离开农业保险的保障, 而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与完备的法律法规密不可分。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 如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农业保险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 目前均已建立适合其国情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促进了当地农业稳定发展。毋庸质疑, 发达国家农业保险的有序发展得益于其完备的法律法规, 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一) 健全完备的法律法规

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是不断修订、完善形成的, 并非一蹴而就。美国农业保险史已逾百年, 从1933年出台《农业调整法》、1939年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 到1980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修正案, 再到1994年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方案》及其1996的再次修订, 无不是顺应美国农业保险发展需要, 为引导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而适时修订法律法规, 最终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适应美国实际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同样, 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法国的《农业保险法》、加拿大的《农作物保险法》的立法历程都是动态修改、完善法律法规的过程。发达国家的这些法律法规对其农业保险立法目标, 农业保险经营原则、组织形式、保险种类、费率厘定, 损失评估、补贴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法律确定。

(二) 有效的农业保险组织机构

发达国家农业保险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种比较典型的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政府成立专门政策性保险公司———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进行宏观管理, 负责相关规则的制定和实施, 及再保险业务;而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交由私营保险公司, 形成政府主导下, 国营与私营公司双轨运行的组织机构。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民间保险合作社主导型。日本的农业保险主要通过三级机构进行运作和管理, 这三级机构由基层保险组织———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农业共济再保险特殊账户组成。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保险合作社, 负责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共济再保险特殊账户是政府经营的, 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的机构。三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商业保险主导型。法国的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互助协会直接经营, 没有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 而政府主要职责是对农业提供保费高补贴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 政府的大力扶持

农业保险准公共性和正外部性, 决定了农业保险发展必须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持。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均采取保费补贴、对农业保险公司实施税收优惠、经营费用补贴、利率优惠、提供再保险、提供特大灾害补偿等措施扶持保险业的发展。

各国的保费补贴比例有所不同:美国保费补贴因险种不同而不同, 平均补贴率为50%, 其中巨灾保险保费补贴高达100%;日本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随着费率的高低而不同, 费率越高, 补贴越高, 其中最高高达80%;法国对农业保费补贴约50%~80%, 通过高补贴、低费率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减轻农民负担。

在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方面, 美国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对从事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 进而分散农业保险, 分摊农业保险损失;日本由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和政府对农业保险基层组织提供两级再保险。其保险责任分配比例为基层保险组织10%~20%, 农业共济组联合会20%~30%, 政府承担50%~70% (遇到特大灾害, 承担80%~100%) ;法国政府设有再保险机构及农业互助基金会, 可以使农业遇到特大灾害时, 及时对保险公司进行补贴, 以增加农民的损失补贴。

(四) 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

美国的农业保险表面上实施自愿保险, 但由于1994年颁布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方案》关于只有农场主参与了农作物保险计划, 至少购买巨灾保险, 方能享受政府对农业其他福利政策的规定, 使美国事实上对农业保险实施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政策。该政策使农业保险政策与其他农业扶持政策相挂钩, 促进农业保险基本险得以持续发展。同样, 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也要求对达到一定经营规模、关系国计民生、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主要种植物及养殖物实行强制保险, 对达不到规模的农民实行自愿保险。

三、加快农业保险立法的相关建议

目前, 农业保险涉及农业的稳定, 关乎整个经济社会制度正常运转, 及早将农业保险提上立法日程势在必行。而我国农业发展水平不高, 各地农业保险开展情况各异, 缺乏发达国家般的雄厚财力, 相关立法经验欠缺等现状, 要求我们采取不断完善、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

(一) 明确农业保险的定位

作为农业保险立法中最根本问题, 农业保险产品的属性问题引发了国内诸多学者的热烈讨论,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农业保险产品的属性定位为准公共物品。总括农业保险定位为准公共物品的原因无非是农业保险既具有私人物品的特点, 也具有公共物品的特点, 且其特点很大程度上更接近公共物品, 故而将其定位于准公共物品。笔者赞同将农业保险属性为准公共物品, 因其具有私人物品的排他性———谁投保、谁获益, 也具有公共物品的社会管理功能———农业发展中风险管理和经济补偿管理。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要求国家将其作为政策性保险来发展, 我国农业法中也明确规定“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这是从法律上第一次将农业保险定位为政策性保险。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存在诸多差异, 这就决定为商业保险量身定做的《保险法》必不能为农业保险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持。

(二) 合理确定农业保险立法目的及基本原则

就农业保险立法目的而言, 发达国家农业保险立法目的为促进农村的社会福利建设及农业发展, 而鉴于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及我国财力水平,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目的宜确立为促进农业的稳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保险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农业保险法始终, 对农业保险立法、司法具有指导意义的法律规范。现行的《保险法》确立了保险与防灾相结合原则、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利益原则、损害赔偿原则、公平互利、自愿协商原则、近因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等基本原则。对于这些原则, 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保留适合农业保险的基本原则:险与防灾相结合原则、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利益原则、损害赔偿原则, 近因原则, 另外提出坚持试点原则、相关政策逐步出台原则、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经验的原则, 总体补偿原则, 公共强制原则、政府扶持原则等等。笔者认为从开展农业保险成功的实践和经验来看, 农业保险中政府扶持的原则、自愿保险和强制保险相结合的原则必不可少。

作为准公共物品的建设, 政府的扶持是其发展的坚实基础, 这是国内外农业保险成功发展实践证明过的。我国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除了保费补贴、免征营业税等财力支持和出台各类扶持政策外, 还应借鉴发达国家做法逐步建立再保险体系及巨灾基金, 以分担风险, 分摊补偿, 当然还应将政府扶持政策法制化, 以确保政府扶持的持续有效性。

自愿保险和强制保险相结合原则尽管与我国现行《农业法》中“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保险, 任何组织不得强制”的规定相矛盾, 但农业保险中增加强制保险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 其重要性足以使立法者考虑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对关系国计民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农民收入有重大影响的农业险种实行强制保险可以促进农业的稳定发展, 提高农民的参保率。至于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划分标准, 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做法, 结合我国实际, 综合考虑风险程度、种植规模、保险对象等进行确定。

(三) 组建多层次, 多主体的经营模式

发达国家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各有利弊, 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要从我国实际出发, 不能照抄照搬。至今为止, 我国在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方面其实已有不少的探索及收获:一是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由于农业险经营风险大, 赔付率高, 保险公司获利微薄甚至亏损, 致使农业险推广不畅。二是由农村成立互助保险组织、相互保险公司 (在互助保险组织的基础上成立, 如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统一体) 经营农业险。由于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基础薄弱, 相关政策不成熟, 该模式不利于全国推广。三是在上海、黑龙江等地设立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四是引进具有丰富经验的外资保险公司 (如法国安盟公司) 经营农业险。无论是国内专业农业保险公司还是外资公司由于缺乏财政资金和政策支持, 实际发展仍然十分困难, 常通过以险 (农村的资人身、财产险) 养险 (农业险) 的方式弥补农业险的亏损。综合考虑, 我国各地农业险开展情况各异, 情况复杂, 不适合用“一刀切”模式经营农业险, 要因地制宜地选择经营模式。基于对全国各地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成本过高, 财政无法负担的考虑, 笔者建议我国农业险经营模式采取由政府主导, 商业性保险公司、各地已设立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农村互助保险组织、农村相互保险公司直接经营, 农村金融机构代理经营, 政府成立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业务的多层次、多主体的经营模式。

(四) 建立再保险体系及巨灾基金

农业再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担农业险保险人的风险。由于农业险具有高风险、高赔付率的特点, 其经营难度较大, 各保险人承担风险和赔付的能力是有限的, 就需要在更大范围内, 与其他保险人分担风险、分摊损失, 即对再保险的需要。目前我国再保险业仍处于初级阶段, 而农业险的再保险体系仅处于起步阶段。在探索适合国情的再保险模式方面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由中国再保险集团负责, 另一种由政府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承保各农业保险人的再保险。由于农业保险区别于商业保险, 其再保险公司亦区别于商业保险的再保险, 农业险的再保险应从商业险的再保险中脱离出来, 以利于政府相关对再保险扶持政策的执行, 故笔者偏向于后一种看法。另外各保险人之间也应允许建立再保险业务关系, 以利于构建多层次的再保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