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建筑与城市

近代建筑与城市（精选8篇）

近代建筑与城市 篇1

0 引言

改革开放之后, 城市蓬勃发展, 全国各地的城市建设逐渐展开, 那么就出现了文化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不可避免的矛盾, 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 就成了城市规划者的难题。

近几年来,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受到重视, 文化古城和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众多建筑师与规划师的认可并得以实施, 这样的思想是收到建国初期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的启发, 特别是其中的城市均衡有机发展思想与历史古城保护思想。本文通过介绍“梁陈方案”及梁思成在北京所做过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为先今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和教训。

1 旧城的保护与新区的发展———“梁陈方案”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之后, 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 (简称“梁陈方案”) 。“梁陈方案”的出现是50年代初的一项重大学术活动, 为北京城的当时的无序规划建设提出“保存古城、在西郊建设新行政中心区”的规划思想, 虽然最终并没有实施, 但对当今的城市规划仍有借鉴作用。

1.1 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

建国初期, 古城内的胡同街巷连接着各四合院, 城区的人口密度较大, 其建设密度也到达了北京古城所能容纳的极限值。为此, 梁思成与陈占祥深思熟虑下建议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区:为解决目前北京古城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区发展瓶颈情况, 建议拓展城西外西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 计划为政府行政机关办公所必须之足够用地, 确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1], 这从城市空间布局的发展上, 提出了保护古城建设新城的基本原则, 在古城东侧建设工业区、在南侧建设商业区、西侧建设中央行政中区, 以此形成北京城的多中心发展的空间布局。 (见图1)

在“梁陈方案”的可操作性及提出背景首先可以看出其核心思路是“保护古城, 建设新区”, 在经过争议与政府阶层的决议后, 形成了“改扩建古城, 不需要建设新区”的思路, 这与梁陈方案的初衷完全相悖, 这是导致其没有实施最根本原因。其次, 西郊的新城建设在财力、物力上与在古城内部建设相比较, 所需的经济耗费相对要大, 这是政府阶层本质上忽略新城建设用地的可选择性, 也是古城区必须要改扩建的原因。

1.2 道路交通与市政建设

梁思成与陈占祥都认识到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发展必然会导致市政攻击、生存环境, 交通疏散上的压力。古城内原有的道路及市政设施已支撑不住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了, 若选择拓宽古城内的道路、加建市政设施, 就必定会破坏古城原有的空间尺度及历史格局。

“梁陈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有机疏散”。首先, 在西郊建设行政区, 其附属配套设施的跟建则会减缓古城内部的交通压力, 同时又能有机的拉倒两个区域的交流, 从而达到有机疏散的目的;其次, 西郊的新区建设, 可以疏散古城区的人口, 制定相应的人口千亿计划, 古城迁出大量的人口就可预留出充足的土地为以后的更新发展使用, 这样便可以很好地保护古城的格局与文化。

“梁陈方案”的“有机”解决了今天中国大城市单一中心发展模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大量远距离无序流动, 而“疏散”这个局限只有在现如今的问题基础上才能看清楚, 在当时几乎不可能预见。当整体格局已然破坏之后, 我们进行的历史遗产街区保护和历史建筑保护仅仅变成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极少部分。

1.3“苏联专家方案”与“梁陈方案”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苏联专家 (以阿布拉莫夫为首的十七人) 对北京城的规划提出了与梁陈方案主旨相悖的意见。他们建议:将行政中心设置在北京古城内、天安门及长安街东单至王府井右街成沿街轴线分布;为了将来城市外貌不受损坏, 最好先改建城市中的东西长安街干线和天安门广场, 特别是具有历史性的天安门广场, 将其作为首都的中心区[2]。与“梁陈方案”相同的意见是发展古城的中轴线、并把天安门广场作为城市中心, 而中央行政区的选址则是两个方案最大的争议。 (见图2)

2 北京城墙及牌楼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 北京开始了修葺危房、修建道路、建造新楼等大规模的建设, 这种“建设性的破坏”使得文物建筑保护工作日渐艰难。而梁思成在北京的城墙、牌楼、团城等重要的文物保护项目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提出保护方案、保护思想, 凭借一己之力为古都保护理想做了很多争取。基于此, 有学者将梁思成保护北京文物建筑的活动成为“北京保卫战”[2]。

2.1 城墙危机

自清末开始, 自然的损坏与人为的破坏, 使得北京城墙一直面临着废除危机。随着城市自身的发展需要, 加之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存在差异, 城墙是否拆除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出。

对于北京城墙的价值, 梁思成有着独特的情感跟认知。他曾在以此讲座中提到城墙的保护问题, 说:“拆掉北京的一段城墙, 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扒掉北京的一个城楼, 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3]。”

梁思成和陈占祥在“梁陈方案中”便考虑到了文物建筑保护, 疏散旧城人口, 发展新城, 旧城作为文化娱乐区、保护区。妥善的保护古城区, 包括其中的城墙, 同时开发其新功能。梁思成提出将城墙建设成环城立体公园, 并结合北京城的整体规划, 可将城墙作为城市功能划分的自然隔离物, 使其更好的融入到城市建设中。 (见图3)

2.2 牌楼危机

同城墙一样, 牌楼在建国初期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危机。尽管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一些专家学者主张保护牌楼等历史文物, 但这种对文物的价值认知上与政府领导层相悖, 正是如此, 尽管梁思成等人竭力保护, 北京的大部分牌楼还是没能逃脱被拆除的命运。究其原因, 政府部门给出的理由是阻碍交通, 一些牌楼的位置阻碍车辆通行, 同时牌楼自身也存在安全隐患。尽管不愿, 但学者们并未找到避免牌楼被拆除, 又能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法。

正是基于对古城区众多历史建筑文物的保护认识, 才在“梁陈方案”的编制上煞费苦心, 明确提出“将中央政府行政区的建设放在西郊”。而“梁陈方案”这一规划方案没能实施, 则是导致了后期这些城墙、牌楼危机的关键。

3 深圳———“梁陈方案”思想的诠释

深圳的城市发展便实现“梁陈方案”中的有机疏散思想。从表1中可以看出深圳的发展模式, 是在“梁陈方案”的思想上进行了突破。

在深圳发展过程中受到“梁陈方案”的启发, 有以下三点:

(1) 深圳在1986年的城市规划上, 并没有古城需要保护, 所以其建设发展就相对容易了很多。陈占祥先生参与了总规的编写与制定, 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弥补了“梁陈方案”未能实施的缺憾。

(2) 在1986年的总体规划中, 明确了重点建设特区内罗湖上步区和西部南头组团双核心的城市空间格局[4];考虑到自然地理、社会市场经济等因素, 没有强化东西两侧, 而是建设南北城市空间, 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梁陈方案”的突破点, 在城市中多点发展, 从而均衡发展, 互相带动。

(3) 在福田城市中心, 将政府行政功能后退, 把市民活动中心作为城市的中心点, 体现了“梁陈方案中”对于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想。

在全国城市发展最初的几年里, 大部分的城市并没有建立开发新城保护古城的概念跟思想, “梁陈方案”的一些规划思想也曾被当做城市建设开发的理由, 进行歪曲。现在, 可以感受到的是, 越来越多的人、城市都开始重视历史文化遗产, 这是一种尊重历史的表现, 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4 对当代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著名的教育学家、史学家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历史者, 记载以往社会之现象, 以垂示将来者也。吾人读历史而的古人之只是, 据以基本, 而益加研究, 此人类知识之所以进步也[5,6,7]。当年梁思成设想的北京不是工业的中心, 而应该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以及国际交往的中心, 如今这些已经写进了北京市的总体规划[8,9,10]。由于他的努力, 北京的古建文物少拆、晚拆了不少, 延缓了对北京古城风貌的破坏, 保存下来大量文物。他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的思想理论和各种观点, 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当年的这些遗憾今天已经变成了历史, 但它留下的深刻教训对今天的城市开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国内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我们需将梁思成先生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为指导, 进行中国大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沿着梁思成先生开拓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之路继续走下去。就像《欧洲建筑遗产宪章》中提到, “建筑遗产中所包含的历史, 为成稳定、完整的生话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环境品质。作为人类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建筑遗产应以其原真的状态和尽可能多的类型传递给后代。否则, 人类意识自身的延续性将被破坏[11]。”建筑文化的保护, 需要我们每一代的建筑从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那些原本属于每个年代的建筑历史, 需要得到传承。我们也要将这个国家的建筑文化推向世界!

摘要：梁思成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时期著名建筑师及建筑教育家的领军人, 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学术思想对于当今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仍有借鉴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介绍三个方面:一是“梁陈方案”提出的背景及核心;二是北京城墙、牌楼的保护历程;三是对当代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关键词：梁思成,北京城规划,建筑文化

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 篇2

关键词 城市 市民社会 国家

〔中图分类号〕D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4-0066-11

当我们思考近代国家生成的历史时,城市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显然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学术课题。不过,在今天国家与城市的复杂关系中,探讨从城市到国家产生的历史,是不是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逻辑关系,并对处理城市、农村与国家所构成的这一体系中的一些问题有所启发?这就成了一个现实性很强的课题了。如果把城市与国家联系起来考虑的话,人们立即就会想起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的确,在古希腊,城市与国家是一体的,而且,在近代人的眼中,城市总是某种政治理想的象征,不仅古希腊城邦历来就被视作民主治理的典范,而中世纪城市也经常被人们书写成一个个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其实,这都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在等级制度占据支配地位的农业社会,无论古希腊的城邦还是中世纪的城市,都不可能具有我们今天所赋予它们的那种民主功能。当然,历史是具有传承性的,无论是古希腊城邦,还是中世纪城市,都对近代城市与国家的形成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中世纪城市,更是通过其历史转型而直接孕育出了近代社会与国家。毫不夸张地说,中世纪城市就是近代社会与国家的母体。近代文明是一种城市文明,而这种城市文明首先就是在中世纪城市那里发源的。在中世纪的等级结构之下,城市是“自由”的化身,担负着在等级结构的缝隙中传播自由的使命。当然,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中世纪城市传播自由的使命一度被绝对国家所压制,然而,城市有着自己的发展史,绝对国家对城市所造成的压力迫使它意识到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而维护“自由”,因此,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展开了广泛的联合,其结果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而联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市民社会。进而,通过市民社会重新塑造了国家,把绝对国家改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法治国家。

一、城市是自由的发源地

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西欧中世纪往往被认作是暗无天日的“黑暗时代”,但是,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黑暗世界之中却有一缕微弱的曙光。这缕曙光的发出者就是城市,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城市乃是自由的化身,并被认为是我们今天所享有的一切自由的源头。当然,也应当看到,尽管城市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自由的,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城市不管就其自身规模还是就其在整个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中世纪的西欧,城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尽管它植根于中世纪的土壤之中,却是作为中世纪社会的否定性力量而出现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韦伯才会在他的支配类型学中将城市归纳为一种“非正当性的支配”。在他看来,作为一种非正当性的支配形式,城市共同体中出现了自由的因素。而“所谓这种共同体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这种团体可以免于武力强权的支配;这里‘自由’之意,是说由传统来正当化(在大部分的例子中,在宗教的方式下被神圣化)为一切权威之不二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看不到了。”(注:转引自〔德〕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译序。)也就是说,城市游离于由封建制度所编织的权力结构之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才是自由的。

城市所享有的独特自由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是历史性的,也是制度性的。从历史来看,城市的自由应当是罗马帝国覆灭的结果。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一个拥有极其严密的权力支配体系的帝国形态,而且,它的权力体系主要分布在城市之中。所以,作为帝国生活的中心,罗马的城市是不可能拥有什么自由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罗马后期城市的衰败,并使整个帝国的大厦随着异族的入侵而土崩瓦解。从长远来看,异族入侵对于整个西欧政治结构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推翻了罗马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原有的权力体系,使西欧再也无法形成如罗马一般坚固统一的大帝国。异族入侵之后,城市中原有的所有组织只有教会几乎毫发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而其他世俗权力组织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城市”一词都含有主教辖区的意思,有人还拿是否存在着教堂作为判断城市与否的标准。可以推断,教会所以能够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可能并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异族侵略者对教会的“尊敬”,而是由于教会没有与帝国权力紧密地联为一体,因而不成其为侵略者必须加以破坏的对象。无论如何,既然世俗权力已经被击得粉碎,教会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权力体系的核心。这一点既导致了中世纪教权对俗权的支配,也为城市的世俗生活自由预留了存续的空间。

有城市就必然有商业,这一点,即便是在罗马的“政治城市”中也不能例外。只不过,罗马城市中的商业所从事的主要是那些满足军事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贸易。因此,随着异族的入侵及其对贸易的封锁,在城市权力体系土崩瓦解的同时,城市商业也近乎绝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无法继续通过征服和商业获利,西欧统治阶级才被迫将注意力从城市转向了农村和土地,并在土地贵族的主导下建立起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之下,由于无法通过土地获利,城市难以引起土地贵族的关注,从而使城市被排除在封建统治的视野之外。这一点从封建贵族在地理位置的分布上得到了佐证。根据皮雷纳的考察,加洛林王侯们的宫殿无一例外地坐落在乡间,在王朝的领地之内,同样,领主们的城堡通常也都是位于乡间的。(注:〔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9-40页。)此外,即便是一开始曾居住在城市里的意大利贵族,后来也一步步地迁出城市。也就是说,至少在封建制度建立的初期,封建权力曾经主动放弃了对城市的控制。当然,随着商业的复兴,城市又逐渐成了重要的财政来源,封建权力就不可能再无视城市的存在了。但是,当封建权力再度涉入城市的时候,城市已经悄悄地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去与封建权力讨价还价,从而使封建权力渗入城市变得不是那么容易。同时,自罗马帝国覆灭以来,教会对城市的经营也对城市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加大了封建权力渗入城市的难度。而且,诸种权力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还为城市提供了更充足的伸缩余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世纪城市有别于罗马城市的支配方式,它是一种韦伯所说的君主权力“缺位”的支配方式,或者说,比较而言,中世纪的城市处在一种权力的“空场”之中。

虽然说城市是自由的地方,但这不意味着城市位于权力版图的某些空白之处,事实上,城市也存在着等级,城市的市民也处在等级结构之中。我们知道,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由于军事贵族与商业的共同衰败,城市的居民结构也变得简单起来。根据皮雷纳的考察,当时城市居民主要是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教会成员和满足教会日常需要的仆役与工匠构成的。在这些居民中,教会的各类成员在等级体系中都拥有自己的明确位置,而那些仆役与工匠的等级地位则相对模糊。尤其是在封建制度建立之后,他们往往成了没有领主或暂时不处于领主之下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由于身份的模糊性而获得了某种自由的属性。不过,由于他们能够在最终的意义上都被找出一个领主,他们的自由只是暂时性的,并不能使自己拥有一种自由的身份。真正使自由成为了一种身份的,乃是在商业复苏中兴起的商人阶级。即便商人也有他作为自然人的出生地,但那个出生地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他的承认与否,他若不承认,他原先的领主拿他也是没有办法的。相反,很可能还存在着他原先的领主巴结和讨好他的情况。就此而言,商业是自由的土壤,而商人是最早获得自由的人群。“打工仔”意义上的市民表面上看来是自由的,但他的自由是不稳固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

一般认为,从11世纪开始,西欧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如果以出生率的提高为标志的话,西欧人口是从11世纪开始有了显著的增长,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在农村中产生了大量闲置劳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大型工程得以开展,农村也进入了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垦荒期,从而使领地的范围不断扩大。由于领地范围的扩大,原本对城市比较冷漠的领主们出于各种目的又开始兴建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居民显然只能是那些因为闲置而流出原领地的劳动力。重要的是,这些新建城市也拥有一种似乎是天然的自由属性。同时,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则标志着地中海重新回到了欧洲的怀抱,结果是使东西方的商路被打通。随着商路的开通,商业也开始复苏了起来。在商业复苏的过程中,那些背井离乡的闲置劳动力找到了新的谋生之路,往来各处进行贸易,并自然而然地在城市中聚集起来。在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之下,“凡是法律不能确定其主人的人,法律必须以自由人对待之。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必须把商人看作是一直享有自由的人,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或许是农奴的儿子。由于离开了乡土,他们事实上自行获得了解放。在一个人民依附于土地、每人隶属于一个领主的社会组织中,他们周游各地,不属于任何人,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并不要求自由,自由却给予了他们,因为不可能证明他们不曾享有自由。可以说他们依惯例和时效而获得了自由。简言之,正如农业文明使农民成为通常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一样,商业使商人成为通常享有自由身份的人。从此以往,他们只服从政府的审判权,而不服从领主和领地的审判权。”(注:〔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1页。)由此可见,商人实际上钻进了中世纪法律体系与权力结构的缝隙之中,并成为了这个缝隙之中的“自由人”。

随着商业和商人的出现,一个全新的市民阶级也开始崭露头角。当然,市民并不都是商人,但在最初,他确实就是那些与商业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人。就市民的概念而言,除了商人以外,还包括那些从事商品的装卸与运输、生产一切经商所需用品、以及满足所有这些人日常生活需要的手艺人。城市最初可以通过原来的那些仆役与工匠来提供这些人员,但随着商业与城市规模的扩大,这类人员就只能来自城外,即从农村获取。与商人不同的是,这些主要来自附近农村的人并不天然的是自由人,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领主认出并带回领地。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城市的发展,于是,为了保证城市劳动力的充盈,在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了这样的原则:移居到城市里的人在一定期限(通常是一年又一天)之后就可以不再受其领主权力的限制,从而成为“自由市民”。事实上,“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的著名谚语就是从这一事实中衍生出来的。

城市使其市民变得自由,同时,市民的人身自由也是城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有了自由,市民才可以开展更多活动,进而争取更多的自由。这也正是皮雷纳所看到的:“他们所要求的首先是人身的自由,这保证商人或工匠可以来往和居住于他们所愿意的地方,并且可以使他们自己和孩子的人身摆脱对领主权力的依附。其次他们要求赐予一个特别法庭,这样他们就可以一举摆脱他们所属的审判管辖区的繁复以及旧法律的形式主义的程序给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造成的麻烦。再次他们要求在城市中建立治安,即制定一部刑法以保证安全。再次他们要求废除与从事商业和工业以及占有和获得土地最不相容的那些捐税。最后他们要求相当广泛的政治自治和地方自治。”②(注:〔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8、83页。)市民的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实现。除了“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一成果之外,商人和城市还在原有的法律体系之外创造出了专门适用于自己的商法与城市法,这样一来,市民“看来不仅是自由人而且是享有特权的人。像教士和贵族一样,他们享有特别法,摆脱了仍然压在农民身上的领地权力和领主权力。”②

在中世纪,有了适用于自己的法律就等于是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而且由于这种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原有的法律体系,豁免了原有法律的规定,事实上使市民从原有的法律规定中解放出来,并拥有了异于原有的身份等级体系下的身份,或者说,市民本身意味着一种“自由的身份”。

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与这个社会在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发现,从11世纪开始,首先在意大利,然后扩展到法国等地,都纷纷在城市中建立起了“城市制度”,出现了每年定期选举产生城市“执政官”的情况。“透过这些支薪且有权收取规费的执政官,革命式的篡夺于焉告成。他们夺取了全部或大部分的司法权以及战时的最高指挥权,并且负责共同体的一切事务。刚开始时,这些执政官似乎都出身主教或其他支配者宫廷里的高级法官,只是现在他们是透过选举的方式从誓约市民共同体那儿取得职位,而不是由城市领主来任命。”④⑤(注:〔德〕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124、122-123页。)这一过程被很多西方学者称为“市镇革命”或“民主革命”。学者们普遍认为,通过这次“革命”,中世纪城市普遍实现了“自治”,并建立起了一种“民主”制度。的确,“民主革命”确实取得过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佛罗伦萨就曾于1293年通过了一部名为《正义法规》的法典,规定任何一个家族,只要曾经有过骑士成员,其政治特权即完全被剥夺。其结果是,任何想要留在城市里的贵族都得接受市民阶层的生活样式。④

同样,在中世纪英国城市中曾经存在过一个关于基本选举制度的争议,即市民等级会议与市府官员的选举权到底归属于主要由贵族控制的“区”或区代表,还是归属于手工业行会。虽然以“区”为单位的选举方式曾多次被以武力强制恢复,但最终还是在1468年被永久废止,改采手工业行会选举的方式。⑤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虽然各地城市所取得的成果不尽一致,但多少都能够表现出一些“自治”和“民主”的迹象,正是这些迹象催生了近代人关于“自由”城市的想象。所以,城市是民主政治的诞生地,如果绕开城市而到农村去发展民主政治,显然是行不通的。中国“五四”后的一些“乡村实验”也说明,那些在乡村传播民主理念的做法,所收获的恰恰是革命行动。这是因为,乡村是等级制的最后堡垒,即使没有西方中世纪的领主,宗族势力也会顽强地抵抗民主建设的行动,只有当乡村的人们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民主的生活才能由他们承担起来。

二、城市的衰落与市民社会的兴起

近代建筑与城市 篇3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随着数十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西方列强先后在中国沿海、沿江以及边境地区的城市开辟了商埠或强占租界地, 同时清政府为了抵制帝国主义侵占我国权益也自主开放了内陆若干重要城市为商埠。据《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一书的统计, 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辟五口通商开始, 到1942年自行开辟蚌埠为止, 近代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城镇共122个, 其中的77个城镇为“约开口岸”, 35个城镇为“自开口岸”。

开埠这一行为, 现在看来有着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 古老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 沦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国家;另一方面, 又为古老的中国启动现代化的进程。近代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最初就发生在这些开埠城市中, 中西文化的碰撞使得这些城市的建筑文化呈现了与传统不同的转型和变革。

1 转型——开埠带来文化上的“求新求变”

“求新求变”并不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一夕崩溃, 而是不同阶层的人用着不同的方式予以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更新。在封建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转型的这个阶段, “求新求变”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线索”。

毫无疑问, 开埠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程度是巨大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首先是从“洋”生活器物开始的, 例如:电灯、电话、自来水、盥洗用具、新型交通运输工具, 还有新式建筑等 (见图1, 图2) 。在中国的历史上, 能够如此主动而广泛的接受外来文化还属于第一次。因此, 不得不说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器物层的文明让精神层面文明的接受变得较为容易, 而面对侵略和压迫兴起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使得西方的文化在中国传播得更快更广泛, 人们的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 从而影响到了行政、经济、教育、管理、建筑……领域的变革。本文主要探讨的即为城市建筑文化变革后的表现形式。

2 整合——城市建筑文化的折衷表现

费正清先生认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在实际上有助于中国的西化, 对建筑而言, 情况的确如此, 精神层面发生的变革反过来又影响到了物质层面:1) 商埠与租界内外国人的营建行为使得各种西方建筑形式的建筑充斥着古老的城市;2) 在推行“洋务运动”的背景下, 大量官式建筑的建造也以抄袭西方建筑形式为主;3) 民众对于建筑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形式的日渐接受, 并在新营建活动中加以模仿或应用其设计艺术手法。这三个方面都显示了中国城市建筑文化在经历冲击之后, 走向了一个整合的过程。这种整合在不同的开埠城市有着不同的体现。

2.1 直接模仿嫁接

上文已经提及城市开埠之后所涌入的西方文化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模式, 即使在从前相对闭塞的一些城市也不例外。这些城市原有文化薄弱, 经济也并不发达, 是开埠将其地位提升起来。如内陆城市哈尔滨, 本来只是一个不发达的自然村落, 交通与经济均较落后,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较小。自沙俄入侵之后, 逐渐转变为中东铁路的重要枢纽, 中西文化碰撞中, 最后的决定性因素是强势的外来文化。从哈尔滨最初的城市选址、规划、开发、建设等工作全部由俄罗斯工程技术人员一手进行, 营建的建筑类型也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 而是一种直接模仿与嫁接 (见图3) 。

2.2 包容的折衷

在另外一些沿海、沿江、沿线的开埠城市, 虽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 但其城市文化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在受到外来城市建筑文化的冲击后, 文化整合的结果最终形成的是一种中西并举的建筑新形式, 这种混合了中西多种建筑文脉的新型建筑以及充斥这种建筑的城市所体现的, 我们可以称之为包容的折衷。

例如天津, 除了中原文化之外, 难民潮涌入天津也带来了各自的地方文化, 在西方文化入侵之前, 天津本地的地域文化也处于一个形成的过程中。多方文化的碰撞使得天津的城市建筑环境与风格并不拘泥于传统形式与风格, 善于在当时西方盛行的建筑风格中融入天津的地方性特色。在许多有特色的建筑中都表现出了天津地方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天津工匠砖雕、石刻的高超技艺, 同时, 外国的建筑师在天津也很注重对当地文脉的尊重和地方特点建筑材料的使用, 使其真正成为具有天津特色的建筑 (见图4) 。

所以说虽然“折衷”在当时实际上已经被西方建筑文化所抛弃, 但是在国内的环境中, 这种能够体现“西方工业文明”的建筑行为因为在设计、材料、技术方面的价值而被鼓励借鉴, 甚至能够融合产生具有特色的新文化, 并产生具有积极意义的新民族形式建筑。

2.3 保守的折衷

还有一些开埠城市, 原先就是内陆重要的政治性城市, 传统文化底蕴极深。虽然西方文化的入侵使其面临冲击, 城市文化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形态。但由于其处于内陆, 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远不如沿海、沿江城市明显。文化的整合以吸收外来文化为主, 而本体仍为传统文化, 笔者将其称之为保守的折衷。

例如济南市, 一直是山东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 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从济南的城市景观上看, 一直到开埠前夕, 传统的城市建筑仍占主要地位。城区的建筑基本沿袭济南地区的传统形制, 民居多为传统土木结构和低层院落建筑, 平面多为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布局, 青砖墙, 灰瓦花脊, 沿街店铺多为二层青砖楼房, 门窗上口均有砖刻或砖筑半圆拱装饰等, 成为济南传统建筑的基调。开埠后, 西方建筑文化的渗透和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碰撞与交融, 形成了古城与商埠区并列, 中西建筑融合、并存的格局。从建筑的数量看, 仍以传统建筑为主导, 但能够从中看出受到西方建筑文化影响后出现的一些艺术手法。

3 结语

通商不仅加速了近代开埠城市的商业化进程, 也使这些城市开启了现代化的道路。通过对一些城市开埠后建筑文化折衷表现的浅析, 可以看出东西方城市建筑文化的碰撞对这些城市建筑创作之路带来的影响深远至今。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有效控制设计的方向, 找寻适合当代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的方向。

摘要：从文化发展的角度, 阐述了近代开放商埠以来, 中国传统城市建筑文化经历转型—整合的变革历程后呈现出的折衷主义表现, 以学习借鉴这些开埠城市建筑文化所具有的艺术特色, 从而找寻适合当代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近代,开埠,城市,建筑文化,折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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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聂家华.开埠与济南早期城市现代化1904年~1937年[D].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12.

[4]张润武, 张复合, 村松伸, 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济南篇[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

近代建筑与城市 篇4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动荡不安的近代社会,自此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在这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旋律,并影响着中国近代的建筑和城市发展,使其呈现出独特的特征。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长沙,其城市和建筑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也逐步发生变化,但由于其深处内陆,这种变化又有不同于沿海城市的特殊性。因此,对近代长沙城市格局的解读,可作为内陆城市格局变化研究的借鉴和参考。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自唐代起曾有四次大规模的在华传播,但直到明末清初的第三次传播时期,即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建立教堂,才成为近代天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正式开端。但后因“中国礼仪”之争,1723年开始长达百年的禁教[1]。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为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带来契机,自此基督教迎来第四次在华传播的高潮。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从沿海深入到内陆,伴随着中西政治、经济上的冲突,其传播广度及深度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直接影响近代中国城市和建筑的发展演变。一个城市其格局的演变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基督教的传入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长沙城的发展沿革

长沙地区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形成居民聚落,此后不断聚集形成城市。

据史料考证,长沙城发展到战国时期,已初具规模。当时古长沙城的范围东起蔡锷路与黄兴路之间(东牌楼附近),西到太平街,北到五一大道,南到解放西路附近,这一范围东西长约700余米,南北宽约600米。

西汉时期,长沙王在楚城的基础上筑临湘古城。具体位置:东起东牌楼、南阳街,西临太平街、西长街,南达解放西路,北止中山西路、又一村一带,也就是今五一广场及周围地区(如图1)。

发展到唐代,城池一再被毁重建,每重建一次,城池就有不同的发展和变革。至宋代,西濒湘江的长沙城已南扩至南门口,北至湘春门,东至浏阳门。

清代初期,长沙城区“南门到北门,七里容三分”[2],这形象地概况了城区的基本框架。明清时期的长沙城,其基本框架和格局已定,城区范围也没有再扩大,即东起今建湘路,南至今城南路西湖路,西抵今沿江大道,北以今湘春路为界,市区面积4.5平方公里[3]。(如图2)

长沙城内街巷走向、建筑布局及街道名称等,也在明清两代定型。坡子街一带处于城市的核心地段和市区繁荣之地,成为近代长沙城的商业中心区。

长沙作为内陆城市的代表,开埠前,其城市格局已经基本定型。此时,基督教及基督教建筑没有大规模的传入长沙城,受城墙的限制,市民活动基本集中在城墙内,长沙仍旧是一个传统的内陆城市。

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城市,以上海为例,其城市格局也在明末清初基本定型(如图3)。开埠前的上海县城商业发达,并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和港口,但仍旧只是一个传统社会的商业城镇,城市功能非常有限,城市中心也仅仅局限于县城内(今南市老城厢),开埠初期的上海还只是一个城墙高耸,城内河道交织的中国传统城镇,而城外是一片荒野农田风貌[4]。而近代上海城市的真正发展,市区的形成和发展是从1843年开埠开始的。

三、近代长沙基督教建筑的发展

湖南在1900年前被西方传教士称为“铁门”,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最后进入的一个省份[5]。在长沙的基督教传播历史上,清康熙年间曾有葡萄牙传教士陆若瑟来长沙传教,并于1699年在此修建临时教堂,是为长沙有天主教之始。后经历清廷的百年禁教,以及长沙民众抵制洋教情绪高涨,外籍传教士终未能进入长沙。直到1898年宣道会的传教士亚历山大(Mr.B.H.Alexander)来到长沙,经过几年不懈努力,为外国传教士在长沙传教打下基础。

1902年,意大利籍人士翁德明利用1900年的“衡州教案”赔款在长沙北门外吊桥一带(今长春巷)购置地产修建教堂(如图4),是为长沙有正式教堂之始。与此同时,传教士杨格非、葛荫华也在长沙西长街学院街等地建筑临时教堂,开展传教工作。

1904年6月,长沙被辟为商埠。《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正式签订,其中规定“长沙通商租界,定于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定修之铁路至新码头为界,北以浏阳河、西以湘江为界”。后又附加条件,城西沿江一带和城北门外均被辟为租界区,另划定水陆洲为洋人居留地。

1905年,孟良佐在北正街设计兴建长沙基督教圣公会礼拜堂,于1915年落成;1906年,英国牧师购西长街黄五林房屋成立循道会长沙联区,设总堂;北门外湘春街始建长沙基督教永恒堂;同年,安息日会传教士赖以德来长沙传教,先后租浏正街、定王台民房做临时教堂,1910年在水陆洲成立湖南办事处,1911年购置府正街(今南阳街)房屋设安息日会福音堂。

1907年,内地会的德国传教士何伦卫、顾蒙恩在社坛街买地修建福音堂,并于1910年,学院街的福音堂并入社坛街的福音堂,学院街的房屋作为医院;1924年,原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传道人李晓峰等购潮宗街某址(今潮宗街19号)建立真耶稣教会堂,于1925年建成。

基督教文化进入长沙,带来了基督教建筑,不仅包括教堂,还有一些教会学校及医院也相继建立。如1901年葛荫华在长沙创办诊所,奠定了以后德生医院的基础;1902年挪威信义会戈本普、倪尔生到达长沙传教并创办诊所,为长沙信义医院打下基础。1908年,循道会在长沙创立华中协和神学院。同年,内地会牧师顾蒙恩在长沙创办长沙瞽女院,本贵信义会在长沙设立女子盲童学校。另如在西长街所建的循道中学,1917年在韭菜园建立的湖南圣经学校(如图5),1924年在开福区左局街三一小学以及雅礼与湘雅建筑群的设计与落成等。

综上,长沙开埠前后,教会建筑始传入长沙,在此期间建立的重要教堂及教会学校、医院分布如下:

从图6可以看出,基督教建筑的分布遵循一定的规则,并呈现出方位上的特征。开埠前后,即教会建筑发展初期,教堂选址基本在城内闹市区或者城门外附近。如北正街的圣公会礼拜堂、西长街循道会教堂、南阳街的安息日会教堂都处于闹市区;而长沙天主堂和内地会教堂则处于城门外附近。另一方面,教堂的建立直接促进教会医院及学校的发展。如天主堂医院(今长沙市二医院),循道会医院,圣公会礼拜堂附属的三一小学等都是在教堂建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外,教会学校及医院的择址则是相比教堂离城区较为偏远的地方,如湖南圣经学院、雅礼和湘雅建筑群,也正因为如此,教堂及教会建筑的相继出现,使城市的重心逐渐出现偏移,城市范围逐步外延,城市格局不断发生变化。

四、基督教建筑对长沙城市格局的影响

基督教传入长沙前,长沙的市民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区内。开埠后,湖南地方当局以城墙、湘江为屏障,试图将外国人的活动范围阻挡在城墙之外。但是随着基督教建筑传入长沙,市民活动范围不端扩大,长沙的城市格局还是发生了变化。(如图7)

从图7中可以看出,长沙城格局的演变特征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

1、城区向北门外扩展(如图8)

1902年,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教会传教士翁德明在为长沙第一座近代天主教堂选址时肯定考虑到了教堂对于这座内陆城市的示范意义。当人们出长沙的古老城门北门(湘春门)时,首先看到的必定是这座利用庚子赔款兴建的教堂,教堂正对北门仅数米之遥。“为了让教堂的正面正对北门,教会甚至不惜让祭坛朝向北面,导致该座教堂的南立面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西立面”[6]。此后的1906年,长沙基督教会即永恒堂在外湘春街动工并建成,另外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也建在此处,成为城北教堂的密集处。

1914年,“湖南育群学会”与雅礼会共同创办医院及学校,即雅礼大学及湘雅医院、医学院。双方共同征购土地70余亩,新建校舍于北门外麻园岭。这一设计规划在今湘雅路附近形成一个重要的医学中心,和天主堂医院(今长沙市二医院)、福湘女中(今长沙市十中)一并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也使得城区的重心向城区北部有所偏移。

雅礼大学的规划设计构想没能完全实现,建成的建筑有雅礼大学礼堂、科学馆、体育馆、食堂、学生宿舍及教职员住宅。后因时局动荡导致建设过程终止,最终,原来的雅礼大学成为雅礼中学。雅礼中学成为省级重点中学,美国耶鲁同学会联谊学校等,不仅对湖南的教育起到促进作用,也使长沙城区的范围紧接湘春路、长沙天主教堂向北逐步外延。

2、市区向城南和城东延伸(如图9)

1900年前,长沙城区的南端以西湖路和城南路为界,阻隔外来活动的进入,但随后这种严格的范围就被打破,这以1902年内地会在学院街建立的福音堂为标志,传教活动开始在城区周边活动。五年后,德籍传教士何伦卫、顾蒙恩在社坛街购地,建内地会教堂及住宅3栋,紧邻城区南端城南路。此后,教会学校也开始在城南一带发展。

另如安息日会的浏正街、定王台临时教堂、湖南圣经学校的创办则明显体现了城区向东延伸的倾向。1917年美国内地会传教士葛荫华在城东韭菜园租得几栋民房创办学校,即湖南圣经学校,后陆续扩建,且颇具规模,此处后来成为省人民政府第三办公楼。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市民有向东活动的可能。

3、水陆洲的租界,长沙城向河西延伸(如图10)

《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正式签订后,划定水陆洲为洋人居留地,水陆洲外人居留地与城市因有一水之隔而遥遥相望。它是外来文化的集中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水陆洲成为与中国南方传统内陆城市并列的异质的示范区域。

1904年长沙开辟为对外商埠,西门外沿城一带成为了事实上的商埠区,后来商业区范围向整个西城区延伸,形成规模庞大的西城洋行贸易区。此后,由外国殖民主义者兴建的领事馆、洋行、商店、仓库、教堂、俱乐部和独院式住宅等西式建筑和新型建筑遍布长沙的水陆洲、西城区和城北一带。如安息日会湖南办事处,神职人员寓所等。这些教会建筑的建立促进水陆洲的发展,也逐步影响当代长沙的城市格局演变,使城市活动向水陆洲延伸,并横跨水陆洲影响湘江西侧的发展。

五、结语

近代长沙处于一个动荡变化的时代背景,文化的排他性及政治上的条款制约外来基督教建筑的传入及分布,而基督教建筑的分布又直接影响近代长沙的城市格局演变。(如图11)

首先,伴随着教会建筑在城墙外的建立,城区道路系统向城外延伸,逐步形成现代长沙的路网结构;同时使长沙的城区范围不断扩大,打破老城墙的隔离,市民的活动逐渐从墙内走到墙外。

其次,明清时期的城池范围是近代长沙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现在重要的经济区域。基督教建筑的发展使城区的活动区域不断外延,潜移默化的促成城市重心的偏移和外延,为城市的发展扩大并形成新的市民中心带来可能性,诱发城市结构的转变。

再次,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近代长沙城区向水陆洲及城西方向扩展,山水洲城的基本格局已初步显现,同时也是所倡导的西文东市等规划理念的开端。基督教堂的传入,同时带来了教会建筑,如长沙天主堂的教会医院、圣公会礼拜堂附近的三一小学、福相女中、雅礼和湘雅建筑群等,这些教会医院和学校,在带来宗教文化的同时,由于市民文化活动的参与而逐步走向世俗化,使其更加贴近市民生活,不断融入到社会生活中。这也促使本土学校和医院的建立,有力促进近代长沙的教育和医疗事业。

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的代表,长沙在受到基督教建筑的影响中存在区别于沿海城市的特征。上海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早,也较早的有基督教建筑的传入。与上海相比,长沙没有殖民地和严格意义上的租界,没有大量外资和侨资的引进,城市风貌和建筑形式受西方影响较少,近代长沙城市格局的演变所受因素较上海单一,呈一种较自然的发展状态。

城市格局的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着重提炼基督教文化因素的影响,来探讨长沙城市格局的演变过程,并从中得到城市规划的一点启示。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建设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强调城市特色回归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去追根溯源,寻找影响城市发展变化的最基本因素和原动力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近代作为城市格局变化最重要的时期,对其进行研究,挖掘这个时代城市的演变特色和影响因素亦对我们有重要的启发,而类似思路也对其它城市的规划建设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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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建设志城乡建设,第十二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15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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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杜.

近代建筑与城市 篇5

在能够回答上述问题之前, 必须对历史建成环境的物质本体进行从物质到社会以及从个体到系统的深入研究, [1]特别在当前形势下, 诸多保护概念在试图和实践对接时, 提出了相当一致的建议, 比如近来提出的“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这种方式的保护与更新“不求一律, 不求同时, 不求全部, 强调小规模、连续的渐变, 采用适当的规模和尺度”。[2]但是, 这种新的城市更新模式必须有对应的、具体的空间选择来支撑, 明确“值得保留保护的空间形态”和确定“哪些部分可以推倒重来”是“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的前提, 此后才能探讨支持新功能、新业态进入街区的空间重组方案。

本文基于对上海一处即将面临旧区改造的近代街坊开展的实证研究, 将重点对一组具有近代建筑遗产价值的石库门里弄民居进行解析。通过分别进行建筑类型和城市形态的研究, 以及对其作为“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价值分析, 本文试图说明:当前城市再开发模式正在破坏的不仅是建筑个体, 更是整个建成环境系统, 后者的高密度空间是具有多种发展可能性的城市资源, 是保持生活密度和城市活力的空间形态基础。

一、从建筑个体到建筑类型:成德里案例的建筑类型学研究

成德里位于安庆路 (前安而近路) 南侧, 建成于1923年, 建筑面积1 854 m2, 是一条由6栋独立的石库门里弄建筑组成的里弄, 其群组空间构成方式比较简明, 6栋建筑对称排列在一条南北贯穿的主弄两侧, 各自用地规模尺度相当、建筑体量也差异不大 (图1) 。整条里弄在北面与充满活力的社区主路安庆路相连, 南侧与塘沽学校 (前公共租界北虹口汇司捕房) 一墙之隔, 东、西则比邻高密度的联排石库门建筑。就其各建筑个体的建筑类型而言, 成德里是一处典型的近代上海石库门里弄公馆群组。

所谓近代上海石库门里弄公馆, 通常由受益于近代城市化发展的本地殷实人家投资、建造及自用, 是一种近代化的都市民居建筑类型 (图2) 。由于建造地点多为城市化之前的宅基地, 因此该种建筑类型与乡土时代的地缘和社会网络保持着特殊关联。此外, 随着国内移民增多, 他们中间的工商业人士也会精心择地建造自己的寓所, 争取融入上海地方社会。所以, 以上海近代城市化为背景, 石库门里弄公馆建筑能体现乡土的地理和社会空间如何向近代建成环境转变, 而它们的建筑营造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遗产价值。

成德里所在片区在近代有大量的华人金融业集聚 (北区钱业公所即位于不远处的河南路桥北翼) , 因此解放前居住在成德里的以独门独户的工商业户为主, 居住条件十分宽裕。成德里主弄东侧按从北到南顺序, 5号建筑原户主是旧公共租界的华人探长陆连奎, 7号和9号建筑初为梁家所有 (图3) , 7号后来转让给戚家, 随着戚家与陆家的子女联姻, 两栋建筑中间的隔墙遂打通出一个月门, 7号归年轻夫妇居住。主弄西侧按从北到南顺序, 6号建筑属王姓户主, 8号初为凌姓富商所有, 后被广东同乡王开照相馆老板买下置业, 9号建筑属富户胡家所有 (据成德里居民介绍, 胡传魁即在此户中被捕) 。解放以后, 成德里进行了公私合营, 建筑转为公有房产, 新居民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后期成批迁入, 原本宽裕的居住条件开始改变。近年来, 由于设施和空间原因, 部分居民迁出, 其所属房屋随后被自行分隔出租给更多的外来者, 使今天的成德里拥挤不堪, 而留下来的本地居民则不得不忍受着日渐恶化的居住环境。

与一般出于招租经营目的而开发建造的联排石库门建筑有所不同, 成德里的6栋建筑有着更为精良的建造质量, 以及在类同的三合院里弄空间形制下各自的风格样式特征 (图4) 。比如5号建筑整体上具有苏式民居特色, 装饰精致但略显繁缛;而6号建筑以其广式的樘栊门、反镬耳形的分户隔墙和室内的鸡翅木屏风墙等回应了客寓上海的广东屋主身份;位于弄底的8号建筑, 因为胡姓主家仅由大小姐主持且其本人笃信佛教, 遂于1921年改设为节孝庵, 胡家小姐在家修行并收徒作法, 算是对弄内建筑使用的一种变更, 与此同时, 建筑内部布局和设施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以适应新功能;9号建筑因为避讳隔墙南侧的巡捕房牢监, 将正门设在北部的后天井侧。6栋建筑紧密相连, 总弄遂成为一个公共空间, 5~7号和9号4栋建筑对着总弄, 有显赫的西式门头, 为成德里奠定了中西合璧的总体基调。而5号和7号建筑, 因为联姻关系, 不仅打通了之间的隔墙, 更促成了7号的重建以加强两户空间的整合。重建后, 7号建筑没有像通常的石库门里弄公馆那样把主要庭院设在南部对着客堂间的正天井中, 而是在北部空开一个尺度较大的庭院, 和北侧的正天井形成既分户又一体的开放空间。

总体而言, 成德里建筑群在集约的空间规模中, 呈现了丰富而清晰可读的单元关系。6栋建筑统一在石库门里弄公馆这一重要的近代建筑类型之下, 同时保有多元的个性和建筑表现力。它们通过一个共有的总弄门与公共街道相连, 对外简洁而含蓄, 内部则精彩纷呈。

二、城市空间:成德里案例的城市形态学研究

成德里6栋建筑的空间集聚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空间发生机制的一些基本特点, 明确体现了对应的城市空间构造特征。借助于对“土地权属关系和开发利用模式”的探讨, [3]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并理解, 近代上海城市形态是如何在基本的空间层面上得以逐步实现的。

针对上述, 最初的问题是:建筑个体作为一种城市空间的基本元素, 它们是如何在近代开发地块上实现城市空间聚类 (urban clustering) 的。一般而言, 与石库门里弄公馆最相似的建筑类型是开发招租的联排石库门民居, 因为在近代时期, 从用地上看, 这两种建筑类型的空间组合对应的土地开发模式, 源自主家对自住需求和开发招租需求在同一个开发地块内的组合。这种土地形态其边界多继承自早先的土地划分, 大多甚至是直接继承自乡土时代的土地分割, 所以边界形状多不规则。从现状来看, 成德里既是一个规则用地的整体, 同时又是一个经过了网格化均匀划分的独立用地单元群组。无需复杂分析即可知, 成德里的开发建设背后, 必然存在从土地利用、开发计划到日常使用的业主合作机制。

在1932年的公共租界北区地籍图上 (图5) , 成德里由8个规模相当的规则地块构成, 其编号分别为551, 546, 546A, 546B, 546C, 546D, 546E, 546F。551号和546号地块上即为分隔6栋石库门里弄公馆与街道的沿街市房。对地籍图的初步研究可以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546*这一系列6个地块的形成, 它们意味着从早先的、土地尺度规模更大的546号地块上进行了有目的的切割细分, 对应后来的开发建造结果, 印证了成德里是一种自组织的合作开发的产物;第二个特点对此进行了加强证实, 通过地籍图和建筑总平面图的比对可以发现, 6个地块分别为主弄提供了均等的公共用地, 主弄本身的土地权属为各地块/户共同所有。综上所述, 在面向高密度的城市化开发模式下, 成德里是合作开发的产物,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近代上海来说, 一个庞大都市空间的形成有其明确的空间关联机制, 超越自然选择和亲缘互惠的合作开发是城市空间系统得以大规模扩张的必然和前提条件。对于本文研究的成德里而言, 它明确了在建筑单体、地块、街坊三个空间层面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是建筑类型 (同时作为城市空间形态的基础类型) 的聚类, 形成了地块层面的城市空间类型, 如成德里, 就是一个相较于建筑个体而言的、更高一级的城市空间;基于这些地块开发单元的联合, 进而生成了街坊层面的空间形态, 并具有相应的肌理特征, 成为一种俗称为“石库门里弄街坊”的城市空间类型。在此, 有必要简单探讨近代上海城市形态的“石库门里弄基因”问题, 我们可以就石库门里弄在开放空间组织、建筑布局、高密度指标等方面的空间属性特征, 通过在建筑单体、地块、街坊三个空间层面分析城市空间的形成过程, 进而识别具有模式意义的近代城市空间整体特征。

从城市形态上审视成德里, 它是城市空间系统的一个层面, 也是一个独立的构成要素。成德里因其石库门里弄公馆的建筑类型身份, 具有比较完整的上海城市空间形态基因, 它的历史风貌因此和街区乃至于和整个城市的历史空间风貌有紧密的关联。

三、成德里作为近代建筑遗产的多样性价值及其文化意义综述

1. 历史价值

成德里是近代城市化的产物, 作为一种物质成果, 它们内涵了“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富有张力的再平衡过程;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现象, 它们归集了所处时代的历史特征, 清晰呈现了人们在居住和建造上如何回应“求新和应变”的近代历史问题。

2. 建筑价值

成德里建筑群的总体特征是中西合璧, 并且其“中式”部分又进一步呈现出地方传统的多样性, 比如江南若干地区的传统城镇民居特征的混合以及局部的华南建筑特色。多样传统的珠联、传统与域外的现代璧合, 体现出近代上海城市特有的多种文化汇聚融通的特性。

3. 社会价值

在建成90余年来, 成德里始终是一个完整精致的社会网络节点, 这个节点表现出“连续”和“重构”的两重性。社会意义的“连续”体现在合作开发和合作使用的完整物质框架里, 历经历史跌宕而始终保有都市化的市民生活方式;其“重构”则体现在从乡土到近代都市化、从旧社会到社会主义改造, 以及进入当代市场经济环境这三次社会变革浪潮中, 成德里内涵的社会关系不断调试重组以适应时代变革。

4. 文化意义综述

成德里石库门里弄公馆建筑群, 体现了空间物质特征和“多样性价值” (multiplicity of values) 的富集。[4]这一案例不仅自身是一处基于特定建筑类型的城市遗产, 同时还是多层次、多类型的近代城市空间系统中的重要节点。其个体规模集约, 进一步地更贵在“知微见著”, 有助于理解近代城市化在历史、艺术和社会等诸方面的独特性与深刻表现, 具有典型的人类文化遗产特征。

结语

成德里及其所在街坊正面临着被整体拆除的命运, 由于版权和旧区改造项目的商业隐私原因, 本文暂无法公开改造方案的图像, 但它将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专业人士通常见到的那种呈现形式—一群封闭管理的高层住宅楼, 混合了若干大型商业设施。整个项目建成后, 原来的社会网络、空间形态系统和城市生活将荡然无存。

如果把当代城市旧区改造和再开发视为某种“创造性的破坏”, 在无数令人困惑的案例中, 成德里则仅是一个小到可以忽略的、即将变为现实的简单增量而已。我们可以寻求将成德里作为个案列入上海优秀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名录, 从而改变它的个体命运, 但是, 对于这一类未列入保护名录但存在保护意义的建筑来说, 更为理想的回应将是考虑补充修正当代城市遗产保护制度, 系统性地容纳对“成德里们”的保护需求。我们应该对如下事态进行检讨:“保护区”里执行严格的保护, 而“保护区”外则可以完全不用考虑既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资源。

在对街区进行保护和彻底重建之间, 应该探讨一种混合开发模式和对应的规划管理, 让历史文化保护因素成为城市各类再开发区域的、控制程度不一的考虑因素, 而非仅仅局限在保护区内。近来, 上海市正在研究如何丰富城市遗产保护的管理层次, 计划推出的“风貌街坊”就是城市规划管理部门针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反馈, 结合上海市2015年2月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实施办法 (试行) 》 (征求意见稿) , 目前看来, 解决成德里类型的建筑遗产保护问题、探讨对应的城市再开发模式转型已经迎来了重要时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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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建筑与城市 篇6

1923年京绥铁路修至包头, 与黄河水运相连接, 包头日益成为连接西北地区和内地市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枢纽。铁路运输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皮毛业的发展, 包头一跃而成为西北地区皮毛交易中心和集散市场。“京绥路线通包, 运输较前便利, 皮毛一业, 遂臻极盛。盖包头商业, 数十年来均依此为命脉焉”, 甚至早在“在火车通车的前一年、1922 年, 包头周围地区和青、甘、宁以及新疆、外蒙的皮毛就纷纷集中到包头, 待期外运”。据统计包头每年输出“牛皮十万张, 羊皮廿五万张, 杂皮廿万张, 驼毛二百万斤, 羊毛六百万斤”, 当时包头“整理加工打包皮毛的工人达千余人, 黄河码头、车站附近, 参加短途运输的马车达到四、五百辆, 市场极为活跃”, 包头皮毛业之繁荣可见一斑。

京绥铁路延伸到包头后, 在粮食集散转运方面越发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为绥远地区重要的粮食集散中心, 商业辐射能力日益增强。包头周边地区的粮食大都先集中到包头, 再由包头装火车运至京、津等地。“包头一向以产杂粮著称, 从前因交通不便, 无法外运, 价格极低, 自铁路开通以后, 销路大增, 粮食业一时兴盛起来, 北起固阳, 西至五原, 南迄东胜县一带, 所产的杂粮均集中到包头, 胡麻、菜子多销往天津, 其他均销往京、津、保定一带”, 运销内地的杂粮大部分是“谷、大小麦、莜麦等, 胡麻、菜籽次之, 行销平津一带”。

包头“据西北中心, 当水陆要冲, 东由平绥路直出平津, 以达内地, 以通外洋, 南连晋陕, 西接宁、甘、新、青, 北通内外蒙古, 凡由内地运往西北各处之零整杂货及由西北各处运赴内地之皮毛、药材等货, 均以包头为起卸转运之中枢”。铁路运输使得包头输出转运能力大大增强, 转运业因之而起, 促进了包头商业的繁荣。货店亦即河路店和转运商行是包头转运业的代表。包头货店集经纪人、客栈、货店三种功能于一体, 以广恒西、义同源、广义恒、复新和、义德成为代表, 主要职能是代客买卖、代客起运、代客保管, 从中抽取佣金。同时, 包头还“开设铁路转运商行十余家, 专门承办粮食、布匹、杂货、皮毛等大宗货物的短途转运业务。还有当地开设的车马店、货栈及零散车户, 向客户提供大车、轿车、驼、驴各种运力, 可随时雇用。客运多用一马曳轿车”。转运业的发达推动了包头城市规模的扩展, 1925年, 时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主持在原包头镇之南修筑外城, “其 (外) 城接连内城之南, 城垣长二十二里, 高一丈, 顶宽五尺, 底宽八尺”, “筑外城时, 包头车站亦划入城内, 并修汽车路, 自车站直达新南门, 以入城内”。包头“城外铁路及黄河水运上下的货物, 都是从南门出入, 所以道路永远是异常的喧闹”。

交通便利、市场广阔与原料丰饶, 金融机构健全催生了包头近代工业企业。山东省议长王鸿一等投资, 于1930年5月重建包头电灯面粉股有限公司, 厂址在包头火车站东北二里处。晋源西油粮面粉公司, 1928年开办, 地址在包头东门内, 其营业除制面外, 兼收卖油粮。公司所用小麦多向包头及归绥等地购买, 产品销往五原、临河及宁夏等地。

包头电灯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晋源西油粮面粉公司和永茂源甘草公司是当时包头仅有的几家近代工业企业, 是为包头近代工业之肇始。

近代建筑与城市 篇7

一、建筑形式与风格的变化

广西近代建筑形式与风格, 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西式风格”与“承续转型”两大类。“西式风格”主要由西方传入, 体现为以西方建筑风格为主, 部分保留不同程度传统元素;“承续转型”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传承与发展, 吸纳西式建筑某些风格元素, 中西并存互补, 既体现反映西方影响, 又以传统建筑体系风格为主的表现形式。

1. 西式风格类建筑:

A.外廊样式建筑及受之影响的民间建筑:西方殖民者进入北海、龙州、梧州等通商口岸后, 为适应热带亚热带气候, 普遍采用简单盒子式周围带有廊道的“外廊样式”建设领事馆、公馆和洋行, 以北海英国领事馆旧址、龙州法国领事馆旧址、梧州英国领事署旧址等最具代表性。通过砖柱划分立面, 砖柱之间为廊道拱券口, 凹凸相间、阴阳相衬, 带来较强的视觉冲击效果。

B.西式教堂建筑:这类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 较早伴随西方传教士进入广西, 首开西方建筑文化对近代广西建筑影响的先河。这些西式教堂建筑, 大都具有如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等西方古典建筑风格、渲染西方教堂特征, 如北海涠洲盛塘天主堂、北海涠洲城仔教堂、东兴罗浮恒望天主教堂等为代表的教堂建筑中, 其巴西利卡的平面布局、直刺天宇的尖塔形象、幽深浩渺的祭坛大厅、奉若神明的十字架、神秘莫测的玫瑰窗、色彩斑斓的采光装饰以及那嗡嗡余韵的钟鸣声等, 无不隐含着宗教的深远寓意。

C.古典与折中主义建筑:这类建筑形式主要以梧州居多。从其建筑材料来看, 基本以砖石或砖木为主, 同时, 新的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及其技术梁柱等局部也进行了运用;从建筑形式看, 它通过自由组合欧洲历史上各种建筑风格, 以达到丰富多样的建筑形式, 以西方古典风格的三段式构图为主, 局部细部采用巴洛克、罗马等风格装饰;从建筑空间布局看, 西式建筑更多强调的是单体建筑向高空发展。这种建筑以梧州的新西酒店、思达医院、梧州邮局旧址、梧州广西自来水厂旧址、玉林蝴蝶楼、东兴明江中学教学楼等较具代表性。

D.现代主义类建筑:这类建筑以建筑功能为主, 强调建筑形体与内部功能的配合, 采用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 主张摆脱旧的建筑样式, 简洁的立面处理手法与纯净的外观体型, 鼓励创造新风格。梧州广西银行旧址, 中央体量层层高起, 强调中轴线并以中央凸出的建筑物加以强调, 表现出装饰艺术风格的阶梯式构图特征。建筑采用无梁楼盖进行处理, 屋内两排柱和四周墙体支承全楼荷载, 初步表现出现代建筑之风貌。民国时期著名建筑师赵深设计建造的座落在桂林的科学馆同样具有现代建筑风韵。整个建筑素雅大方, 宏伟壮观, 极具韵味, 为民国建筑之精品。

2. 承续转型类建筑:

A.宫殿式与民族形式建筑:这类建筑最早较为典型的代表当为建于1928―1930年、由杨右辛设计的梧州中山纪念堂。进入三四十年代, 随着近代广西建筑教育的开创以及抗战时期沦陷区大批文人建筑师云集桂林, 一种兴起于二三十年代的近代民族建筑新形式, 此时也开始更多地传入广西。其中, 建于1947年的桂林民国广西省政府建筑群以及建于1953-1954年由梁思成设计的广西民族大学礼堂均为折中主义“宫殿式”民族形式建筑的杰出代表。这种建筑借用西方建筑技术与材料直接模仿传统建筑中的官式建筑样式“大屋顶+西方功能布局”的主体建筑设计, 尽力保持传统古典建筑的整体轮廓, 传统造型构件和装饰细部。其他民族形式较具代表性的建筑还有民国桂林市政府旧址、桂林李宗仁官邸、民国临桂县政府旧址、桂林广西省立艺术馆、桂林雁山园汇学堂、南宁昆仑关战役旧址纪念建筑物等, 这些建筑屋顶仍保持大屋顶或局部大屋顶与平顶相结合, 西式外观的基本体量等特征的折中做法, 这类建筑突破传统建筑的体量和整体轮廓, 建筑体形由功能空间确定, 立面构图大多不拘泥于传统外形结构, 在新式体量基础上, 适当装点中国传统细部装饰, 即“西方的比例、中国的细部”、“中式屋顶、西式墙身”。这类民族形式建筑以桂林为代表。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出现, 反映了我国民众与建筑师面对西方势力的不断入侵而激发民族意识的觉醒, 国人通过对西方国家实力的认识, 对民族意识进行了新的体认, 这种情形也反映到建筑领域上来, 由此中西建筑文化便在不断的碰撞、磨合中逐渐出现一种体现民族性与现代性新的建筑形式。

B.中西结合形式建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广西12个世居民族形成了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地域环境相适应的建筑体系。进入近代时期, 西方建筑的营造技术、制作工艺、结构材料等从各通商口岸、沿水域城镇传入。西方建筑在工艺、功能、适用性方面较能满足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同时在“时尚”风作用下, 一些官僚绅士、军政要人、富商地主等精英阶层的民间建筑开始采用西式建筑的一些方法进行设计, 于是中西结合的折中主义建筑在民间中更多地出现。这些建筑, 或立面外设外廊、西式风格装饰的“洋立面”建筑, 内部空间平面仍保留着传统民居的庭院布局形式, 如容县马晓军别墅、横县施家大屋、武宣黄肇熙庄园、武宣郭松年故居等;或西式墙身、中式屋顶建筑, 如邕宁电报局旧址建筑、梧州民国广西大学办公楼等;或传统建筑的结构与布局, 局部柱式或线脚施以西式构件装饰细部, 如横县李萼楼大院、宾阳廖村小洋楼、岑溪云龙莫少北屋、兴业肖书球宅等;或西式布局、中式建筑的西方教堂建筑, 如平南大湾天主堂、金秀江洲天主教堂等;或其他中西结合的形式如平面功能、结构、外观形式大体相同公寓式雏形的梧州维新里近代民居。

C.骑楼建筑:骑楼是一种沿街“下店上宅”的商住建筑形式, 由沿街两侧每座楼房二层以上挑出部分楼面至街道红线处, 底层用拱梁立柱支撑, 形成连续性列柱拱廊即连廊连柱人行空间, 立面形态上建筑骑跨人行道。

这类建筑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兴建, 当时梧州、南宁、柳州等城市拆城墙、修马路、扩宽主要街道, 参照广州推行骑楼式建筑的政策。广西的骑楼街区主要集中在西江流域, 其中以梧州、南宁、柳州、北海、钦州、玉林、百色等城市及周边县镇居多。目前, 梧州、北海的骑楼建筑保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较具特色, 是广西近代骑楼建筑的典型代表。骑楼建筑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平面布局上:窄开间、大进深的平面布局是骑楼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 房屋建筑形似竹筒, 面宽3至5米不等, 以单开间为主, 少部分为二开间。而骑楼的进深较大, 10至20多米之间, 部分超过30米。平面底层挑出部分人行道, 其宽度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规格, 二三米左右宽的居多。二是立面特征上:连续列柱拱廊, 花样多变而又相对统一的西式风格立面, 三段式构图, 下段为底层柱廊, 中段为二层以上楼层, 上段为屋顶檐部、女儿墙与山花。其中, 下段底层柱廊主要有券柱式与梁柱式两类, 券柱式成为北海、宾阳骑楼的显著特点, 而梁柱式多见于广西其他地方的骑楼。骑楼中段楼层立面处理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连续式立面造型, 立面施以西方建筑线脚及细部装饰处理手法。楼层窗子一般为二、三个窗户并列布局。上段檐口、女儿墙及山花, 主要采用了仿西方古典、巴洛克等风格的装饰, 体现了中西建筑的兼容性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三是空间上:骑楼建筑二至四层不等, 少部分更高, 如梧州新西酒店高达六层, 这种按西式建筑竖向空中发展原则, 节约了城市用地, 打破了传统建筑横向发展的平面布局。四是在功能性上:上宅下店、前店后宅, 楼上为居住楼层, 楼下为经营商铺。五是独特的气候适应性:骑楼骑跨出街面的底层柱廊, 既扩大楼上的居住面积, 又方便底层柱廊的人员来往行走时遮阳挡雨, 这种建筑形式特别适合多雨潮湿、日晒炎热的广西, 为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提供了较好的场所。六是交通分流:骑楼列柱连廊的柱廊式结构, 使人行与车流相对分隔, 增强了街道的有序性与安全性。

二、建筑功能与类型的拓展

广西近代建筑在功能与类型上得以拓展延伸, 一方面, 随着西方势力在通商口岸的扩大, 部分外国人居留地形成了新城区、出现了新的西式建筑;另一方面, 随着西方商品倾销与原材料掠夺, 近代广西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西方列强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和建立海关体系, 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口岸城市因商而兴, 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近代农工矿业、航运交通、邮电通讯、金融银行等新式行业兴起。与此同时, 政府主导下的市政规划与市政建设等市政近代化活动率先引进西方国家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先进理念、建筑技术及建筑制度等等, 对城市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促进了城市的近代化, 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如企业厂房、学校、医院、商店和富绅别墅庭院等等也逐渐增多。随着各种西方建筑类型的传入以及广西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推进, 新趋势、新需求促使了广西建筑传统功能的拓展延伸以及新功能的产生发展, 在官署衙门、富绅庭院、神坛寺庙、民居住宅等建筑类型的基础上新增了如西方教会建筑、办公建筑、工业建筑、农垦建筑、商业建筑、文教建筑、交通建筑、邮电建筑、医院建筑、纪念性建筑、别墅公寓建筑、骑楼商住建筑等新的建筑类型。其中, 西方教会建筑作为宗教建筑的一种, 它与我国传统的宗教庙宇建筑有所不同, 除主体主祭大厅外, 还有修女院、修道院、慈善机构、神甫楼、学校、医院等附属建筑, 集宗教活动、慈善、居住、教育、医疗等多种社会功能于一身;近代农工矿业、航运交通、邮电通讯、金融银行等新式行业兴起又促使的各种建筑类型的多样化;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 一种适应于南方气候的新兴建筑———骑楼商住建筑也在广西出现了。可见, 近代广西的建筑类型随着功能与需求的延伸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中西杂糅的建筑细部装饰

近代广西“西式风格”类的建筑, 其装饰内容和形式多以西式为主, 三段式的立面、入口柱廊、券拱门楣、规则对称的门窗、陶立克、塔司干等或繁缛或简洁或变异的西方柱式、山墙山花女儿墙、墙面檐口线脚勾勒装饰等等均表现为西式风格, 屋面的支撑结构多以木材或金属三角屋架承托屋顶, 屋顶多为坡屋顶, 部分为平屋顶, 不少坡屋顶面覆以西式机制瓦, 地面铺装地砖或木板, 墙脚施踢脚线。作为室内重要造型元素的楼梯形式多样, 部分建筑如骑楼的内部装饰与构件则多采用传统建筑装饰。北海、梧州等通商口岸“外廊样式”建筑的细部装饰却作了简化, 仅仅是简单的柱式和砖砌券拱, 拱心石也多以灰塑装饰而成, 作为西方柱式重点部位的柱头更多的以线条勾勒、线脚处理等手法出现, 这种不纯正的做法也影响到近代广西其它中西结合的“洋楼”建筑上。而“承续转型”类建筑, 多为保持传统建筑的基本结构体系, 装饰内容和形式则以传统为主, 某些细部如门窗线脚、柱式等施以西式装饰, 屋面多为歇山顶、硬山、四面坡等使用筒瓦、布瓦的传统坡屋顶, 此时的屋面坡度与檐角起翘多趋平缓, 不少建筑的屋面排水则采用西方的管道排水方式。外观上, 或西式的简洁线条立面造型、或西式线脚装饰、或加以其他西式风格的点缀, 部分采用简化或变异的西方柱式进行装点, 西式铁艺栏杆也常是“承续转型”建筑较为引人注目的装饰, 有的建筑正立面采用洋式门面、建筑内部则为传统的布局与装饰。广西近代建筑的细部装饰较为丰富, 既包含西式建筑特有的细部装饰, 也有传统建筑的部分固有形式, 既体现了西方特有的建筑艺术与传统文化, 也反映了中西建筑文化变异与融合的历史, 构成了广西近代建筑的一些基本特点与历史风格。

四、营造行业的发展与建筑教育的开创

近代广西随着南宁、梧州、柳州等近代广西区域中心城市的兴起, 城区街道规划的发展, 西方新型的建筑材料、先进的建筑施工新技术传入, 新的建筑体系也随之出现, 推动了传统营造逐渐向西方先进的施工技术转化, 促进了地方新式建筑营造业的兴起, 营造厂成为广西近代建筑创作新的组织形式, 一些传统松散的建筑工匠也逐渐转化为新式的营造企业工人。在南宁, 1913年开始出现了从事建筑的营造厂。1931年, 广西省政府在南宁大兴土木, 建筑业发展较快, 1934年南宁的营造厂猛增发展到58家, 1942年, 国民政府公布《管理营造业规则》, 南宁市政工程处依此规则对建筑业进行管理[1]。在柳州, 1928年柳州发生焚毁半个城区房屋的特大火灾后, 柳州决定规划兴建整齐划一的新式骑楼街道, 由于工程规模庞大、要求统一, 原来传统的泥木作坊已无力承担新式建筑工程, 于是“联兴”等4家木铺发起, 联合另外18家店铺组成了“群益公司”, 随后“合成公司”、“合兴公司”、“柳州联合厂”等建筑营造企业也先后成立, 1946年1月至6月注册登记的城区建筑企业共计46家[2]。在桂林, 随着桂林城市建设的发展及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民国省会的回迁, 近代桂林开始兴建行政文化建筑。抗战期间, 桂林作为大后方, 各省文人名士包括建筑师、建筑技工纷纷云集桂林, 桂林市人口及房屋需求骤增, 从外地疏散到桂林的建筑技师纷纷开业承接建筑设计, 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建设建筑业的发展, 1940年市政府颁布《桂林市建筑规则》, 对建筑行业进行了具体的规范[3]。在北海, 20世纪20年代, 北海设市, 修筑拓建马路, 珠海路、中山路形成, 随着城区建设的发展, 锻造了一批近代建筑本土工匠, 出现了私营建筑商, 其中陈兆衡开办的铺号“衡兴隆”, 拥有泥水工、木工等一百多人, 北海许多官办工程及较大的建筑如天主教堂圣德修院、珠海路、中山路、抗战胜利纪念亭、合浦图书馆、珠光电力公司厂房等建筑均由该商号承建, 部分建筑还是陈兆衡设计的, 成为当时北海最主要的私营建筑营造商[4]。

为适应近代广西建设的发展需要, 培养省内急需的各种建设人才, 1932年广西大学设立了工学院, 首设土木工程学系。民国时期, 广西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开设有《构造理论》、《钢筋混凝土》、《平面测量及实习应用》、《铁路工程》、《道路工程》、《拱桥计划》等课程, 有葛天回、董钟林等知名教授任教[5]。土木工程学系的设立, 开创了广西近代建筑教育的先河, 为广西培养一批接受近代文明教育、具有近代文明理念与近现代建筑科学知识的建筑工程人才。

五、建筑技术的发展

根据功能的需求与变化, 在平面与空间的变化上呈现工字形、王字形、回字形、L形、T形、凹字形及其他组合平面等多样化趋势, 与传统建筑相比, 内部空间的平面设置特别是公共建筑也较具开放性。同时, 传统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在近代建筑中特别是“承续转型”类建筑大多得以延续, 如容县马晓军别墅、武宣黄肇熙庄园、刘炳宇故居等等庭院的平面布局受中轴线主导, 依靠庭院连接各个区间, 保留着传统民居的庭院结构, 供奉祖先的中堂大多位于建筑组群或单体建筑的正中央, 其建筑使用功能中最核心部分, 还保留着传统形式, 反映出传统建筑文化深厚的影响力与强大的生命力。从建筑空间布局看, 随着建筑施工技术的发展, 广西近代建筑呈现出向高空发展的趋势, 建筑体量增大, 层数增加, 四五层甚至更高建筑涌现并成为一种新趋势。这种情况的建筑与传统建筑强调平面横向展开的组群建筑不同, 它更多强调的是单体建筑, 单体建筑向高空发展, 采用的是建筑体量的向上拓展和垂直叠加, 构成高大而富于变化的建筑形象。许多近代建筑特别是“西式风格”类建筑普遍设置高度为数十厘米到二三米不等的底层架空隔潮透气层 (又称地垅) , 这对于炎热多雨潮湿的广西尤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在结构造型方面, 广西传统建筑以木构架为主, 木构架作房屋的承重结构。进入近代后, 随着西方建筑及其文化的输入, 对西方建筑文化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 建筑风格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 砖木混合、钢筋混合结构等结构类型越来越多的出现。其中, 梧州天主教堂屋面圆穹顶钟亭采用穹顶技术, 由于钢筯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的应用, 新的建筑材料与结构的出现, 使得穹顶可与鼓座、帆拱相脱离, 其建造变得更容易了;梧州广西银行建筑采用无梁楼盖技术, 屋内两排柱和四周墙体支承全楼荷载, 使楼层净空扩大, 楼层空间布置摆脱梁的制约, 这种技术结构代表了当时广西较新较高的建筑水平。在近代建筑的造型上, 特别是“西式风格”建筑, 采用三段式立面, 讲究艺术造型, 强调几何形体, 立面通过装饰线脚、壁柱及不同建筑材质的运用来达到装饰性的艺术效果。

在新技术与新材料的使用上, 传统建筑以土、木、砖、石等为主, 但水泥、混凝土、钢材、玻璃、机制瓦块、小五金件等新材料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建筑上。同时, 在多层的建筑建造中运用了复杂的施工技术, 逐渐形成了新的技术体系。但是, 与西式风格形式相比, 受诸多因素影响, 建筑技术与材料的推广发展很不平衡, 表现为有通商口岸的沿江沿海地区推广较快, 交通不便的地方就较少使用。

广西近代建筑是广西建筑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汇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近代中西文化理念、建筑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交锋与融会的产物, 是近代社会发展的见证与写照, 它记载着近代广西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以及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内容, 展现了广西传统建筑向现代建筑的演变轨迹。广西近代建筑, 作为广西珍贵的文化遗产, 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建筑文化对广西的影响, 又反映了近代建筑中传统特色的承续, 在广西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参考文献

[1]参考南宁市建筑志编纂委编《南宁市建筑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2]参考柳州市城市建设志编纂委编《柳州市城市建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年3月第一版第241页、第288页.

[3]参考《桂林市志》 (上) (中)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97年第一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 (城乡建设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4]参考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海市志》上册第285页、下册第1620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近代建筑与城市 篇8

伴随着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的修建, 长春得以在近代兴起。长春在19 世纪末为了抵御马贼而建筑的小城堡, 到中东铁路阶段的城镇, 再到南满铁路阶段的发展, 直至“九一八”事变后转变成伪满洲国的首府, 并改名为“新京”[1]。在很短的时间里, 长春迅速从一个小城镇发展成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长春快速发展的背后, 一方面存在着铁路贸易的促进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有当时日本当局建设扶持伪满洲国的促进作用。现如今, 全球范围内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问题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长春市在近代建筑发展史上有着显著的代表性。由此可见, 研究长春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伪满时期长春城市主要建筑

1. 1 伪政府办公建筑

伪满洲办公建筑修建深受日本影响, 在“新京”城市规划期间, 政府官厅建筑修建呈现出显著的日本设立的新型满洲文化, 即日本、西方及满洲地方文化的有机融合, 缩减中华文化影响。新民大街两旁伪政府八大部中建筑风格为满洲式, 此类建筑以日本和式、西方古典建筑为样本, 融合产生。例如, 伪满洲国国务院, 建设初期被视作基于东洋文化的近代式, 此类建筑风格得到长春修建乃至伪满洲国建设的广泛应用, 转变成伪满洲国建筑样式的基调[2]。

1. 2 关东军经理部及其所属建筑

在中国东北,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存在属于一种十分特殊的情形, 日本关东军作为伪满洲国的始作俑者, 于伪满洲国成立之后, 关东军凭借自身势力扶持着伪满洲国, 一方面代表的是日本当局地位, 一方面属于伪满洲国最高权利机构, 所以在长春便划定了独特的军事区域, 以强化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重要地位, 不仅提升日本在东北的地位, 还为控制伪满洲国提供了有效便利。基于此,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机关自沈阳迁往伪都长春, 在儿玉公园北中央通与新发路交汇处选址, 展开关东军司令部的建设。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建筑总面积76 500 m2, 至“新京”火车站仅1. 5 余km, 距离大同广场1 km, 耗费170 万元, 历经2年完工, 为日本关东军最高权力机关[3]。

1. 3 金融商业建筑

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属于日本当局对伪满洲国经济展开控制的一项重要工具。所以这一建筑的选址及修建, 充分彰显了日本当局对伪满经济予以控制的信念。第一步是建筑地址选取方面, 日本在对“新京”进行规划期间, 把大同广场规划成城市中心, 所以一大批关键机构部门均设置在大同广场周边, 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第一厅舍、第二厅舍等建筑均在此建造; 第二步是建筑材料选取方面, 为了提升建筑使用寿命, 建筑本身采用了诸多分量的钢筋混凝土, 所采用的钢筋达到5 000 余t[4]; 最后一步是建筑风格, 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建筑整体选取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建筑正面设有10 根多利安式圆柱, 营造出庄严神庙一般的意境。建筑主体左侧与右侧相互协调, 其中左侧建筑于伪满洲国历史时期建成, 右侧近西安大街建筑部分, 则于建国后1987 年建成。建筑表层铺设了诸多的花岗岩石材, 使得建筑全面显得十分厚实。修建完成后的伪满洲国中央银行面邻大同广场, 为那一时期长春最大规模的建筑。

1. 4 宗教及其他建筑

近代历史阶段, 日本为了进一步将自身本土文化渗透进伪满洲地区, 将自身传统文化建筑进行强制性植入, 在伪满洲地区大肆修建日本本土文化、宗教建筑, 将此部分文化引入伪满洲国地区, 经渗透、同化手段, 从而达到日本、满洲文化共融的目的。在长春规划过程中, 日本神武殿、本愿寺、建国忠灵庙等均有着十分显著的日本宗教韵味。以日本神武殿为例, 日本神武殿为日本强行植入东北地区的典型日本宗教建筑。日本在对长春乃至整个伪满洲国进行规划期间, 精心考虑了长远发展, 所以在修建完成常规政府、军警、金融、商业等机构部门后, 着手展开民生工程的修建, 其中较为早期考虑的民生建设种类为体育设施, 例如在长春南岭修建了南岭综合体育场, 而日本神武殿便是基于体育设施建设展开修建的[5]。日本神武殿相较于其他日本官方建筑, 好比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日本神武殿并未采用西洋式或者近世式建筑样式, 而是选取日本古代建筑风格, 使得全面建筑如同日本庙宇一般。日本神武殿修建是基于对武士道精神的宣扬, 彰显了日本民族的文化, 再加上日本天皇、神武殿的存在, 生成了特殊的文化内涵。

2 长春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以胜利大街建筑为例

2. 1 长春近代历史建筑

2. 1. 1 胜利大街建筑风格特征

“满铁”历史阶段, 日本当局为了进一步实施政治计划, 逐步展开殖民地区域经营规划, 城市规划步伐不断迈进, 在此期间修建各式各样功能属性的建筑。近代历史阶段, 日本广泛采取博采众长的外交政策, 这使得其在修建建筑过程中引入了诸多的外来因素。例如, 在开始建筑会附带类似于西方建筑风格的“外露阳台”, 紧接着日本建筑风格不断被欧式建筑风格所影响。长春“满铁附属地”内建筑于1907 年开始修建, 直至区域管辖撤销, “满铁附属地” 长时间设有特定的修建、设计管理机构, 这也属于这一区域产生独特建筑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6]。倘若对长春近代历史建筑风格予以划分, 就“满铁”“伪满”历史建筑结合历史时期界定, 那么直至今天, 长春胜利大街街道建筑可算得上见证了长春近代建筑的发展。不论是长春近代的哪一阶段, 胜利大街均有着对应典型的建筑代表, 好比“满铁”历史阶段的大和旅馆, “伪满”历史阶段的伪满洲中央银行南广场支店等。胜利大街还有着随机、众多历史建筑的显著特征, 更为可贵的是, 胜利大街不仅有着众多历史建筑, 而且在对此部分建筑资料进行收集期间, 大部分均为有证可循。这是由于在那一时期均属较为重要的建筑, 很大一部分建筑供当局使用, 这也是长春无论是哪一条大街都无法比拟的。

2. 1. 2 胜利大街空间特征

受日本本土国家地理位置特殊影响, 使得日本在对建筑进行设计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习惯, 就是把建筑使用安全放在第一位, 再结合那一历史阶段的经济状况制约, “满铁”时期胜利大街上建筑高度多控制在3 ~ 4 层。后期大街建筑设计为了不与原建筑产生特别大的悬殊, 在建筑层高选取上也没有出现较高的跨度。所以胜利大街街道两旁建筑空间尺度适宜, 街道有着十分良好的开阔性。整体建筑有着某一统一的高度局限, 同时不失建筑局部的一些转变, 如此一方面不但可以消除街道建筑整体方面过于单调的问题, 另一方面还能够促进街道建筑的全面统一性。从街区边界处理角度而言, 街区路口两旁建筑就算不是对称的, 也算得上是十分协调的。胜利大街总长度为1. 2 km, 街道并非十分长, 但是其算得上是一条尤为“全面完整”的街道。街道规划合理, 设施配套完备, 同时定位十分明确, 使用功能众多, 且在相关学术界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

2. 1. 3 胜利大街建筑功能

1) 胜利大街旅馆建筑功能。“满铁”殖民商业发展十分迅速, 所以在“满铁附属地”用地规划中, 商业用地在用地规划中占据很大份额, 可达到1 /3 左右。

2) 胜利大街银行建筑功能。近代历史阶段, 胜利大街上先后修建了5 处大型、功能齐全的银行建筑, 分别是:伪满洲中央银行南广场支店、朝鲜银行“新京”支店、正隆银行长春支店、日本横滨正金银行 “新京”支店以及株式会社长春实业银行[7]。这5 家银行是日本当局控制附属地, 甚至是控制长春及东北地区经济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3) 胜利大街居住建筑功能。胜利大街上有着诸多大小规模的近代居住建筑。其中“满铁”历史阶段居住建筑特征十分显著, 引人关注。“满铁”历史阶段住宅可大致划分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为“满铁”关东厅投资建设的会社职员及驻军家属住宅, 另一方面为附属地出租土地, 该部分住宅由入住附属地中的中、日商人出资修建。

2. 2 胜利大街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策略

2. 2. 1 完全式保护

胜利大街有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建筑, 功能属性各不相同, 建筑破损程度和所需保护策略、手段也大不相同, 对每座建筑开展保护修缮工作相互间为唯一的、独立的, 因此, 无论对哪一座历史建筑开展修缮工作都应当尽可能做到最好。在胜利大街历史建筑的诸多建筑形式中, 群体组合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形式, 对此部分建筑开展修缮工作则应当采取“完全式”保护。这一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策略的含义, 是指相关历史建筑相互间地理位置邻近, 亦或是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需要将它们视作一个整体, 讲究空间全面完整性。此部分建筑或是各自功能属性相辅相成, 或是各自建筑风格相近。就好比“南满电气会社长春支店”旧址“横滨正金银行支行”旧址及“日本桥通警察署”旧址均属于那一时期日本桥通上地标性建筑。此部分历史建筑由群体组合形式存在, 营造出相应的空间氛围, 在对某一建筑展开保护修缮的同时, 更应当强调与周边建筑的联系, 对此部分建筑展开保护修缮应当采取完全式保护。对此部分建筑展开复原修缮, 可考虑将周边零散的建筑串联在一起, 对保护、延续胜利大街历史街区全面完整性、真实确切性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8]。

2. 2. 2 风格延续式保护

历史发展进程中, 在建筑保护修缮不同工作时期, 对应着不同的修缮理念、不同的改造方案, 也势必会遇到诸多修缮难题。各个不同历史阶段, 有“修旧如旧”修缮理念, 也有“修旧如新”修缮理念; 有保留历史建筑原貌修缮理念, 也有顺应时代发展修缮理念。通常情况下, 越是重要、有高历史价值的历史建筑所经历的保护修缮次数便会越多, 再加上受修缮理念、改造方案缺乏科学合理性影响, 便会使得历史建筑出现的改变越大, 过多修缮建筑本有的意境便会被丧失。鉴于此, 针对建筑自身构建围绕建筑风格变化而出现转变或损坏的对象, 应当采取风格延续式保护。以胜利大街“大和旅馆”旧址为例, 一方面要降低修缮“大和旅馆”自身使用功能期间所形成的被动破坏, 另一方面要去除过去受不当修缮理念影响所造成的主动破坏, 要尽可能地恢复“大和旅馆”到原始形态, 延续“大和旅馆”原有风格, 求真求实地还原“大和旅馆”原有意境。

2. 2. 3 建筑功能置换

进入21 世纪以来, 社会高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历史建筑势必会面临被提出全新的要求, 一并地会被界定全新的使用功能。建筑区域整体性的机能会伴随着历史建筑功能性的消亡而逐步降低。就历史建筑展开功能置换无可厚非, 因此, 科学完备地将使用功能赋予在历史建筑身上是历史建筑再利用的关键问题, 严重影响着历史建筑生存问题。应当结合完备的修缮理念, 对历史建筑潜能展开充分挖掘, 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中发挥其有效促进的正面意义。长春胜利大街修缮之后的历史建筑并非以文物景观建筑供人们参观浏览。与历史建筑原本的使用功能相比较, 开展了置换亦或是完善。而每一座建筑均有着其自身特有的使用功能, 或居住、商业、办公各不相同, 使用功能的科学性是历史建筑再利用有效与否的重中之重, 缺乏合理性的功能选取将造成历史建筑修缮失败, 不但失去既有的价值, 还会又一次陷入废弃的局面, 务必要认真对待。

2. 2. 4 逐步缓慢更新

历史建筑使用功能通常因时而异, 有着一定的未知性, 把握历史建筑保护再利用尺度通常存在很高的难度。鉴于此, 就胜利大街上历史建筑推行“动态”保护再利用的逐步缓慢更新对策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一保护对策的含义, 提供给建筑发展充足的空间, 确保保护再利用的阶段性、可逆性, 其有着非终结性特征。此类对历史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对策要以长远发展、全面充分的前期调研、系统分析为基础, 防止经一次修缮改造便产生出一个完全与之前不一样的建筑环境, 而应当于科学合理理念引领下, 对历史建筑的过往、如今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状况展开全面细致的研究, 然后一步步进行开发、修缮, 寻求到历史建筑最佳的利用方式。以“横滨正金银行支行”为例, 在编制保护规划过程中, 应当实施动态滚动式规划, 为实施环节提供逐步调整的空间, 在修缮过程中防止大拆大建, 遵循分阶段、循序渐进的工作原则。

3 结束语

现如今, 全球范围内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问题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我国吉林省长春市, 该城市在近代建筑发展史上有着显著的代表性。长春近代历史建筑是见证长春社会发展、城市变迁的重要活化石, 是值得珍藏保护的文化遗产, 有着十分高的社会价值, 保护修缮长春近代历史建筑遗产并加以利用, 为时代赋予现今社会义务, 追忆长春近代历史建筑的历史事迹是我们的责任。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专研研究、总结经验, 全面分析伪满时期长春城市主要建筑, 合理改造和利用, 为长春近代历史建筑注入新鲜血液, 使其发挥更大的优势, 意义深远。[ID:002503]

摘要：现如今, 全球范围内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问题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我国吉林省长春市, 该城市在近代建筑发展史上有着显著的代表性。历史建筑属于城市风貌不可或缺的构成成分, 属于城市历史文脉的充分表现, 影响着城市的未来发展战略。本文通过分析伪满时期长春城市主要建筑, 对长春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以胜利大街建筑为例展开探讨, 旨在为相关人员基于伪满时期长春城市主要建筑的长春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研究适用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长春,近代历史建筑,胜利大街,保护,再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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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orman Smith.Disguising Resistance in Manchukuo:Feminism as Anti-Colonialism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u Ti[J].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06, 28 (3) .

[3]莫畏, 侯幼彬, 张成龙.长春伪满洲国“新京”建筑样式[J].新建筑, 2007, 25 (5) :232-234.

[4]莫畏, 崔煜.长春满铁附属地的城市规划活动研究[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12 (1) :162-163.

[5]赵铭.基于城市记忆的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研究[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 2012, 2 (26) :149-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