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共11篇）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 篇1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古老的中国遇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随着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也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如何看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和国情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大学生容易感到困惑和疑问较多的问题。国内外的某些言论曾引起一些学生思想上的混乱和迷惑。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如刘晓波之流,竭力美化帝国主义侵略,鼓吹殖民地理论，说什么“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叫嚷中国要当“300年殖民地”，“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这些论调在一部分大学生中产生了恶劣影响,有的学生甚至认为“倘若鸦片战争提前100年，今天的中国就是现在的香港”。因此，为了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认识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给予解答，而应该将理论和历史事实相结合，进行全面、辩证的阐述和深入、具体的剖析。

探讨的问题：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范书林，略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对近代中华民族工业的影响[J].济南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5（03）

[4]马子辉，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与祸害的总根源[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1997（01）

[5]方文, 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J].湖南党史 1997（01）

[6]张玉乔，试论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1997（02）

[7]李伟迪，论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J].益阳师专学报 1999（03）

[8]周志初、李琦，也谈西方侵略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影响[J].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3)

[9]杨沐喜，怎样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革命[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08)

[10]王晓秋，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

（10）

[11]曹童心，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J].时代经贸：中下旬-2008（09）

[12]邵娜、李婧，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J].时代经贸：中下旬-2008（03）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 篇2

中国近代的建筑思想研究研究背景

1. 中国建筑的民族主义研究

关于近代中国建筑的民族主义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曾有杨嵩林先生和侯幼彬先生的开创性研究。目前这一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外国教会为使传教活动更易被中国社会接受而推行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以及相应的对中国建筑造型母题的使用;二,以南京中山陵设计为滥觞的中国风格新建筑的创作;三,以营造学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及其对中国风格新建筑创作的推动。关于这三方面最重要的综合研究首推台湾傅朝卿先生的著作《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二十世纪中国新建筑官制化的历史研究》。董黎先生的研究是在第一个方面的深化。他发现天主教建筑师格瑞斯奈(Reb.Albert Gresnight)对中国建筑原型的认识与墨菲不同,因而他设计的辅仁大学建筑立面造型带有中国石牌坊的意味,与南方的宗祠而不是北方的宫殿联系较大。另外,中国近代建筑以及“中国风格”新建筑创作中的地方性问题也很重要,它反映了社会对中国建筑特色的多元化的理解,厦门大学建筑群就是一例。

2.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是近代中国唯一的古建筑研究的专门机构,以往论者多着眼其历史研究,事实上它不仅主导了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还主导了对于中国建筑风格特征的阐释。关于梁思成所代表的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台湾汉宝德先生和夏铸九先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极具开创性。他们指出梁的写作是以官式建筑为对象,在史论上受到了西方近代建筑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认识不仅对于了解他的史学理论基础和所受的西方学术影响极为重要,也对从认识论方面反思当前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很大启发。

3.现代主义研究

中国近代建筑中的现代主义思想的研究,始于赵国文先生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史论”一文。赖德霖先生在文中又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其产生的时间、契机、中国建筑界内部的宣传和争议、中国建筑界的折衷倾向及其原因、它与中国现实条件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综合的考察和分析。又有伍江先生关于鲍豪斯在上海的影响的文章。徐苏斌女士对柳士英设计的中华学艺社大楼的研究反映出当时中国建筑师对建筑德国“分离派”建筑的理解,同时也揭示了外来影响在中国环境里所呈现的复杂性。现代建筑运动在三十年代后期将城市问题视为重点。

现代主义运动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影响

赖德霖先生在文中列举大量实例及图表说明现代主义运动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影响,并分析其成因。

1. 商品化带来建筑的“摩天”化和“摩登”化

30年代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摩天建筑、摩登建筑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货,同时国际新建筑运动也率先影响到被称作“远东纽约”“东方巴黎”的上海。

2.“中国固有式”产生了新变化“俭朴实用式略带中国色彩”

1933年,基泰建筑师设计的中央医院落成,它的式样被称作“俭朴实用式略带中国色彩”。“中国固有式”向“俭朴实用式略带中国色彩”的转变说明,“中国固有式”建筑并非中国建筑发展的理想方向。但同时也说明,尽管“中国固有式”已经不适用,不经济,中国建筑师仍没有放弃对民族性的追求,官方建筑也没有放弃对民族形式的要求。董大酋建筑师就称自己的设计是“于趋从现代矜式之中,仍寓有本国文化之精神”。

也正是由于“摩天”化和“摩登”化在中国只是商品经济引导的一种新潮,所以现代主义建筑传入之初,中国的公众和建筑师们只是迎合时尚,把它当作一种形式和风格的新变化,而并未从理论上认识现代主义的革命意义。中国建筑师的作品也并不反映个人对建筑风格的独立追求,政治区与经济区之别,官式建筑与商业建筑、文化建筑与一般建筑的类型之别往往决定了他们作品是选择中国古典复兴风格还是选择现代主义风格。

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建筑科学性与民族主义的冲突

中国近代建筑的文化观所导致的对建筑民族性的认识,是民族形式新建筑创作的理论基础,而对科学性的追求则是建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但受中国社会现实条件和建筑师队伍自身背景的影响,现代主义在中国仅仅是一种风格造型的选择而没有成为一种社会运动。赖德霖先生认为,作为建筑的民族主义基础的文化观和作为建筑现代化基础的科学观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想发展的两把钥匙。

1.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933年初,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加入了一位美国合作伙伴林朋(Carl Lindbohm),他给中国建筑届带来了“万国式”(国际式)的建筑思想。林朋强调“物质上的真实,构造上的真实”“在形式和表现上都须有真实的存在”。林朋为在形式主义的迷途中徘徊的中国建筑届投来了一束理性的光芒。1933年以后中国又陆续翻译了许多介绍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文章卢毓骏译的《建筑的新曙光》(柯布著),黄影呆的《论万国式建筑》,《机械时代建筑的新趋势》等等。

2. 科学的理性对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复古主义的挑战

现代主义传入之初遭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抵制,但其理性思想方式最总使人们得出与柯布相同的结论“所谓经典的风格已不复存在”(《走向新建筑》)。

1936年,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代表现代主义的重要刊物《新建筑》诞生了。《新建筑》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抗现存因袭的建筑式样,创造适合于机能性、目的性的新建筑”。1941年,这份杂志在重庆发起对民族形式的攻击,霍然在文化国际趋同中分析现代建筑的特征。他说:“国际建筑的‘型’不是样式问题而是基于新构造方法与新材料的使用、新建筑构成的原理的适应”。

现代建筑主义者终于在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复古主义面前举起理性的宝剑,把中国人对建筑科学性的认识引向了新的高度。

对中国近代建筑中现代主义的评价

30年代后,作为西式建筑的最新潮流的现代主义建筑已经成为科学性的最新代表,但在深度、广度上中国近代建筑都未进入现代主义阶段。

1.深度

建筑届接受了“形式服从功能”“合目的性”等现代主义主张,但这仅为现代主义的形式层面,而用以工业化手段进行生产的生产力层面、为大多数人解决生活问题的社会层面、新材料的使用和新结构产生的技术层面,中国建筑届远未达到。

2. 广度

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也只在学校、青年间进行。以职业关系为主的组织还限制了建筑批评。

最终现代主义思想在中国没有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建筑运动,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折衷主义、复古主义依然很强大。

反思

需要反思的是,以往对中国近代建筑思潮的研究,受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都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折衷主义为一种落后倾向。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用于分析中国近代建筑则会造成简单化的结果。因为早期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接受的都是学院派的折衷主义教育,对折衷主义的简单否定便会使我们忽视他们的成就和思想。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建筑思想还需要跳出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框架,重新了解和评价19世纪建筑的成就。以学院派教育为例,其所强调的文化品味、理性、秩序和整体等原则对于当前中国的建筑创作和城市设计就不无积极意义。

中国建筑的历史在不断地被创造,但也在不断地被抛弃。但愿近代建筑研究已经遭遇过的种种遗憾不再发生。

摘要：中国近代建筑话语或思想的形成无疑是近代建筑史研究最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代建筑的文化观所导致的对建筑民族性的认识,是民族形式新建筑创作的理论基础,而对科学性的追求则是建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作为建筑的民族主义基础的文化观和作为建筑现代化基础的科学观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想发展的两把钥匙。

关键词：科学性,民族性,民族主义,现代主义

参考文献

[1].赖德霖,‘科学性’与‘民族性’—近代中国建筑价值观,《建筑师》,62、63,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史综述

[3].赖德霖,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发展及特色,《建筑学报》,1996,6

[4].赵辰、伍江主编,中国近代建筑学术思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5].潘谷西先生主编,中国建筑史》(教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6].程晓青,中国近现代传统建筑复兴的现象及原因初探,《建筑师》,74,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教学与人文主义教育 篇3

在当今功利主义泛滥、科学至上的时代，人文主义的教育相当重要，为全面发展学生的素质所必不可少。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理应承担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重任。《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版）》强调，历史教学要“加深（学生）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学生掌握历史知识“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

然而，由于人文精神的失落，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中过多的暴力内容，使学生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历史的片面认识，认为“历史就是杀人”。甚至造成他们认识上一个更大的误区，就是对人类的生命过于轻视，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他们的暴力倾向。

而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民族独立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近代历史中处处可见革命和反革命的暴力与战争。但问题在于：关于暴力与战争，我们除了要知道革命的道理，是否还应对伤亡数字背后的东西予以人文关注？

比如，我们在讲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章时，在讲到“黄花岗起义”时，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起义本身的背景、经过、结果和意义的讲述上。在这些生硬冷漠的叙述背后，那些鲜活的生命，那些曾经的喜怒哀乐、言行举止，都不是我们能够触摸得到的。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学生能够读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冷冰冰的数字，看到的只是一项又一项毫无生气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结合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来进行教学，学生认识到的就不仅仅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在家国大义与儿女私情之间两难的凡人和最终舍弃私情成就大义的英雄。又如，我们也可以结合鲁迅先生的《药》《狂人日记》等文学作品，加深对“浙皖起义”和秋瑾、徐锡麟等革命者的理解与认识。

近年来，烈士坟墓遭到毁坏、烈士陵园年久失修、缺乏管理的现象经常见诸报端。前些时候就曾有报道说，林觉民烈士的塑像倒在了一个公厕旁，大部分被毁，残留的部分还被当作一些不愿付3角如厕费的人的小便槽。很多人看了报道都愤怒了，都在拷问我们的国民素质怎会如此低劣。烈士塑像倒了，破碎了，我们可以重新再塑，可如果烈士精神倒了，被遗忘了，丧失了，再想重新树立起来，就很难了。

不仅仅是对革命者，对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及其他易被历史忽略的群体，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也应加以必要的人性关注。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冯小宁（《战争子午线》《紫日》的导演）、叶大鹰（《红樱桃》导演）、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的导演）等电影艺术大师学习，学习他们对战争背景下人性的思考。

当然，人文主义历史教育并非只强调历史主体的人性化，它也要求对历史主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予以重视。只有做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不能因为强调“自我化取向”，就削弱人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感、集體观念和利他精神，否则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我们现在谈历史人文主义教育，之所以主要突出对历史教学资源的人性化思考，原因在于我们过去的历史教学主要是以社会为价值取向的。教材在叙述历史时，我们在课堂讲授历史时，都一再地向学生灌输一种理念，就是舍生取义、社会责任重于个人生命。这一点，就是在我们强调历史人文主义教育的今天，也仍然不可削弱。

在近代史上，也有很多反面的例子，比如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全盘西化，等等。通过这些史例的说明，可以更好地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文明的整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排斥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文化的一元化都是不可取的。

其实，近代中国并不缺乏人文主义大师，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都对人性予以了深切的关怀。他们丰富的人文思想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像鲁迅先生的《祝福》《孔乙己》等作品，无不渗透了人文精神。在教学中如果能够很好地加以引导，那么学生的受益绝不止于知识的掌握。

总之，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全面实施和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的推进，中学历史教学将更加重视人文主义教育。在此背景下，我们每一个中学历史教师都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的教学，注重以人文精神来统率我们的教学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向就比较缺乏人文教学资源的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我们更应倍加努力，以期有所突破，使人文主义历史教育能够真正得到确立。

浅析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化 篇4

近代来，我国的哲学慢慢趋向马克思化，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论文就知道了。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中国哲学正在成为我们阐释中国传统思想的完美方式。中国哲学强有力地直接统摄中国思想，并使中国思想以中国哲学为灵魂。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化，正是中国哲学焕发新的生机。

关键词：中国哲学马克思化 发展历程 可能性 现实性

1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3)理论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使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2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3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现实性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吸收转化，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与心学。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东西文化撞击交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 篇5

时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地主阶级抵抗派、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

一、鸦片战争

1840～1842年间，中国军民抗击英国借口中方销毁鸦片而派兵入侵的战争。鸦片战争是中国军民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第一次战争，广大官兵英勇抗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决策多变,将帅不善指挥，战法呆板，加之武器装备落后，终为英军所败。鸦片战争的实践表明，落后的封建军队已不能战胜初步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军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

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多个原因，国内：清政府政治腐败，军备废弛，阶级矛盾尖锐，对外坚持闭关锁国政策，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国际：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完成，并向法美扩展，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开拓市场，抢占原料产地，对外扩张；而根本原因是，19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为了夺取更多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它在世界范围内加紧了拓展市场，抢占原料产地得殖民扩张。而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清王朝尚处于天朝上国的迷梦当中，闭目塞听，政治腐败，经济落后，闭关锁国，危机四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形成，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已经开始，在中外差距逐渐拉大的情况下，古老而落后的中国必然成为列强侵略的目标。

二、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学习西方发展一些近代企业。

洋务运动对西方列强具有依赖性。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进程日益深重的情况下，越是积极引进西方的“船坚炮利”，也就越加深了对西方列强的依赖性。西方列强通过扶植洋务派，达到控制和操纵清廷的目的。

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所办的新式企业在管理方面仍采取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使洋务企业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势力的阻挠也是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发展军事工业，发展若干民用企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同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为了培养新式外交、军事、科技人才，洋务派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留学生。洋务派翻译了一批西学的书籍，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新知识、新学问，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并且引起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变化。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受到冲击，社会风气也有所改变这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

三、戊戌维新运动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国难当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关头挺身而出，掀起了变法图存、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救国运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维新派自身的阶级局限（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十分弱小，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这是根本原因）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

具体原因是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经济上没有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思想上借孔子之名 “托古改制”。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一直幻想西方列强帮助自己变法维新。脱离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范围很有限，基本上局限于一些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害怕人民群众。戊戌维新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戊戌维新的失败不仅暴露出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要想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戊戌维新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戊戌维新的失败不仅暴露出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通过统治

四、辛亥革命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伟大的里程碑。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由于种种原因，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反动军阀所窃夺。

辛亥革命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没有认识到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最终把政权交给了同是封建势力代表袁世凯。

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民众。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甚至压制人民的革命行动。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发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作用。同盟会的组织松懈，派系纷杂。辛亥革命后，有的主张解散同盟会，有的另建党派、自立山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 篇6

我个人认为第三单元的综述非常明晰、简练，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概括性，可以引导学生们对于这一单元的主要内容有了大致的印象和了解，有利于促进和激发学生们学习的动力和潜力。对于其优点，很多著名的专家和学者已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就不再赘述。但是，本着相互学习的目的，我认为它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学者指正。

综述第一段落的第一句话“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壮大”，介绍了近代以来欧美国家发生革命与战争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出现革命与战争的根本原因。但是第二句话“他们要求冲破封建统治的束缚，建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并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就值得商榷了。这一句话大致包含了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却不能涵盖美国和德意志两个国家为什么出现革命或者战争的原因。美国独立以前，英国殖民者的苛捐杂税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人民在华盛顿的领导下通过七年的战争赢得了独立。而德意志帝国统一以前，邦国林立，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德意志在普鲁士的领导下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这句话应该改正为“他们要求冲破各种束缚和限制，建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并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综述第二段落的第一句话“17世纪中后期，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大致介绍了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状况，但是这句话有欠商榷，并不是英国经过了革命就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而是“1689年《权利法案》的颁布，才标志着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正式确立起来”。综述第二段落的第二句话“大约一个世纪以后，美国获得独立，并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了联邦制共和政体”，大致概述了美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状况，而从1689年到1783年不到一百年，因此，“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应该改正为“大约经过一个世纪”。综述第二段落的第三句话“18世纪末期，在封建势力比较强大的欧洲大陆，法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共和政体”，这句话大致介绍了法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状况，但是值得讨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大革命以后不久，法国只是建立了共和制政体，“大约经过一个世纪，直到1875年，才从法律上确立了共和政体，最终从制度上堵塞和限制了此后君主派的复辟活动”。综述第二段落的第四句话“十九世纪中后期，德国完成了统一，并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这句话如果和前面第二段落的第二句话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应该在“君主立宪制”之前加上“联邦制”，这样更符合这两国宪法规定的主要内容。综述第二段落的第五句话总体概括了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建立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综述第三段落一共有第一句话，这句话前半部分讲述了君权衰落的状况，也即是“封建时代的君权神授遭到否定”，这只不过从形式上也就是从思想和舆论上否定了国王或皇帝的大权，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从制度上也完全否定了国王或皇帝的大权，这才是最为关键的部分。因此这句话应该改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但封建时代的君权神授遭到否定，而且君主的专制和独裁在制度上也遭到否定（但是德意制帝国是个例外）”。这句话后半部分“形式上代表民意的议会可以行使立法权，制约政府的行政权，司法权也相对独立。这是历史的进步”，这句话“议会可以行使立法权，制约政府的行政权”也值得推敲，“议会可以行使立法权”此言不虚，但是美国称为国会而不叫做“议会”，另外“议会（或者国会）制约政府的行政权”，这句话如果放到美国的政治制度而言确实如此，但是对于其他三个国家却圆枘方凿：法国和英国的议会已经不是简单的制约议会，法国的立法机关权力很大,立法权控制行政权；英国的政治体制演进状况更为复杂，远非一两句话所能够概括，英国的议会权力很大,在<<权利法案>>颁布后的一段时期,议会权力很大,可谓无所不能,大致沃尔波尔就任英国的首相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治体制才相对定型，从此以后，英国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复合体，立法机构是行政机构的放大，而行政机构是立法机构的缩小，中间的连接点就是首相，首相既是英国的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又是行政机构中内阁的首脑；而德意志又和英、法、美完全不同，因为德意志的皇帝可以召集和解散议会，这样德国的议会权力很小，另外宰相主持内阁工作，由皇帝任命而不是议会选举产生，任期由皇帝决定，只对皇帝负责，实际上德意志帝国的行政权很大,行政权可以控制立法权，但是毕竟国家建立了议会制度，因此这一帝国也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帝制国家，它冲破了德意志帝国统一之前的四分五裂状况,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意志帝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 篇7

“民族”一词, 根据最新考证, 并非所谓“舶来品”, 原为中国本土的词汇。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民族”一词不仅在中国古代没有被广泛使用, 而且也不具有近现代民族的含义。直至鸦片战争后, 随着中外政治与文化的交流, “民族”和“民族主义”才逐渐被普遍使用并具有了新的内涵。李慎之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在近代以前, 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民众心目中只有“天下”观念, 而无“世界”概念, 民众没有国家意识, 把天下和国家, 政府和国家混为一谈。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 二是华尊夷卑观, 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 (1)

按照苏州大学苏乐堂教授的看法, 所谓“民族主义”是在民族与民族间的冲突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对本民族和异民族的一种情感、态度, 是对本民族的一种体认、爱护和对异民族的一种疏远、排斥, 是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愿为本民族的利益奋斗牺牲的精神。 (2)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处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萌发产生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 使中华民族有“亡国灭种”之灾。这种危机感不可避免地激发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 也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并引起了与此相应的阶级结构和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巨大变化, 使中国的民族主义逐步具有了近代政治的特征, 使它的内容不断得到升华。

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中中国被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 使华夏中心主义的信念不断瓦解。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为“天朝上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如汪康年 (1860~1911) 指出:“中国自古独立于亚洲之中, 而其外皆蛮夷视之。素以君权为主, 务以保世滋大为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谭嗣同更以全球主义阐发“春秋大一统”:“《春秋》之义, 天下一家, 有分土, 无分民。同生地球上, 本无所谓国。”

在维新运动时期, 梁启超强调, 中国四万万“轩辕之胤” (包括满人) 应耻于“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同时告诫“海内外同胞”要合群自强, 以“振兴中国, 保全种族”。他又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 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月~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 无他术焉, 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建设民族国家, 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启超最早揭明此义, 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启超之言论、活动均不脱离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

二、维新派报刊活动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呈现和形成的影响

受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 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张变法维新, 救亡图存, 并因此得名“维新派”。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 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积极从事变法的理论宣传和组织活动, 先后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建立强学会、时务学堂、南学会。

尤其值得探讨的是, 维新派人士有着丰富而卓越的报刊创办实践, 不仅出现了我国新闻史上近代报刊的繁盛局面, 也在我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期维新派的办报实践活动主要来自王韬和郑观应等人。这里以王韬及其创办的《循环日报》来说明。王韬 (1828~1897) 曾在上海、香港和英国等地生活游历, 是一个与西方世界文明接触紧密的知识分子。他精通传统的中国文化, 特殊的中西方经历使得他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超出了其思想体系所能解释的范围, 必须重新树立世界观才能够解答所困扰他的一系列问题, 这个新的世界观就是民族国家的观念。柯文认为“王韬放弃了旧式的‘天下’观念”并且“接受了更具相对性的世界观念”。 (3) 王韬在1874年2月4日创办了著名的《循环日报》, 并在该报主持笔政10年。《循环日报》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宣扬变法自强的报纸, 以“强中以攘外, 诹远以师长, 变法以自强”为宗旨, 主张要为振兴中华、抵御外敌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 要进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改革, 使中国富强起来。王韬也是我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 多次在报纸上发表短小精悍的表达反帝爱国思想的文章。由此可见, 王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国家民族之危机, 并通过《循环日报》传播呈现这种民族危机以及变法图强的重要性。

1895年后, 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 各地维新志士以极大的热情创办报刊。尤其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 光绪帝颁准官绅士民办报诏, 更进一步促进了各地报刊的飞速发展。比较有名的报刊有《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和《国闻报》等。梁启超在《报刊有益于国是》一文中把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内外不通就无知己知彼的能力, 其结果只能是夜郎自大, 坐井观天, 抱残守缺。他认为中国受侮数十年, 其原因就在于上下内外不通。这次维新派办报高潮有如下特点:从数量上来看, 在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里, 全国共出版了约九十种报刊, 而自1873年至1895年的二十余年中, 总共才有30种左右。从地域上来讲, 此次办报高潮已经不再局限于上海、天津、广州、香港等沿海城市, 而是波及到内地, 如杭州、苏州、无锡、开封等地。从报刊种类来说, 这次国人办报高潮中, 除了以政论见长的综合性报刊继续发展外, 还出现了专业性报刊、纯商业性报刊、文艺娱乐性报刊、文摘性报刊、图画报刊、白话报刊, 以及以青年、妇女和儿童等各类社会群体为对象的报刊。

可以发现, 1895年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创办的这些报刊是我国近代报刊的繁盛时期。当时的维新派仁人志士以这些报刊为阵地表达维新变法的重要性。当时的外报, 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综合性的, 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 都以宣扬殖民主义为主。而维新派报刊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殖民主义, 向读者呈现变法自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维新派报刊, 特别是其中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 不断地向读者宣传“俄北瞰, 英西赕, 法南瞵, 日东眈” (4) 和“敌无日不可以来, 国无日不可以亡”的形势 (5) , 谴责了帝国主义“轻我、贱我、野蛮我、禽兽我、尸屠我”以及“索岛岸”“揽铁路”“涎矿产”等侵华罪行, 发出了“叱咤英俄, 鞭笞欧美, 振我夏声, 昌我华种”的吼声, 从而唤醒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士大夫, 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运动中去。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维新派报刊造就了我国近代报刊的繁盛局面, 为我国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探索经验。更重要的是, 维新派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促进了变法的实现。而且向读者呈现了自强的愿景和民族危机的紧迫性, 逐步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天朝上国”的自大思想, 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06月.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第1册) .中华书局, 1989年影印版.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 篇8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面对锦绣山河破碎，面对“虎狼”环伺的积贫积弱，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民在国家和民族的巨大危机面前，奋起抗争。从虎门销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情到甲午海战“撞沉吉野”的悲壮，从戊戌六君子血溅刑场“去留肝胆”的凛然正气到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洪流，从孙中山先生临终勉励“革命尚未成功”的爱国嘱托到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金”的爱国力量，英勇的中国人一次次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前赴后继，不断奋斗。在为后辈留下悲痛记忆的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爱国主义精神财富。

此时的爱国主义较之古代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克服了古代爱国思想中狭隘的民族矛盾模式，而代之以主权、人口、领土为要素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形成了近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中华民族意识，和以“抗击侵略、抵御外辱、求富求强、救亡图存”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

《仁学》与中国伦理的近代转换 篇9

《仁学》与中国伦理的近代转换

谭嗣同的《仁学》通过对传统儒家伦理的文化解构和对封建名教的文化批判,发出了冲决封建网罗、摆脱专制压迫的呐喊.他以以太-仁-通-平等的构思理路,熔铸古今,会通中西,以突破中国传统伦理,实现中国传统伦理的近代转换,建构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的近代伦理精神的伦理价值体系.《仁学》体现了他希望实现中国传统伦理近代转换的.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及对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价值理想的追求与向往.

作 者：吴凡明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江苏,南京,210096 刊 名：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TO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0(3) 分类号：B82-092 关键词：谭嗣同   《仁学》   伦理解构   伦理批判  

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体会与心得 篇10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的屈辱史，它警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青年学生应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人民抗争史，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探索史，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都不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代的很大部分中国人逐渐在冷漠历史，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想想几千年的文明史蕴藏了多少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东西？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了解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抱以了极大的兴趣，如中华民族服饰、戏曲…这应该是中国人的骄傲。而如果某天，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还不及外国人，那这个悲哀就大了！

认真学习历史，才能正确探究社会发展规律，了解人类历史进程，才能让自己的国家屹立于世界！虽然高中初中都学了近代史，但是每一次学习都有不同的感悟，理解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深入。

中国的近代史是屈辱的历史，是让人心痛的历史。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夜的风云变幻的八十年，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翻天覆地的三十年，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入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这过程中多少人为了民族的独立而斗争，又有多少人为了民族的复兴而牺牲。

当我们与英国在1840年开始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此诞生，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们不忍回眸，但是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仿佛看到林则徐虎门上豪迈的英姿，又看到清政府软弱的俯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通过学习了近代史，收获了很多！

一，我们要铭记历史。懂得独立和幸福的来之不易。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传统，入一步争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吸取经验教训；懂得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原因；认识历史和人民怎么样选择了中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增强拥护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指导的自觉性。为共产主义奋斗。

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要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外环境，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懂得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

四，结合历史，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看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让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同步并且正确。

通过学习了近代史，我对中国近代的耻辱和艰辛有了愈加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为从耻辱和艰辛中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而感到自豪。我们要把这段历史铭记于心作为动力，为国家的富强努力奋斗。学习了近代史，让我有了更加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中国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作为一份子要把祖国的复兴作为使命，中国未来不会称霸，但有朝一日一定会成为世界发展的引擎！

10计本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 篇11

关键词：远东运动会；近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Ｇ812．9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949Ｘ(2007)－12－0070－02

远运会的成立得益于在菲律宾的美人勃朗氏的提倡。1911年，在美人勃朗氏提倡和经营之下，遂成立了菲律宾体育协会，远东体育协会也就由此萌芽。自1913年到1934年间，远东运动会共举行了十届，主要有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主办、参加。从规模、水平、参赛人员上，远东运动会都是中国近现代体育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远运会的召开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并逐渐高涨的时期，因此它和我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大致在20世纪初，先进中国人初步性地摆脱了传统民族观念的狭隘性，吸收了西方近代民族理论、民族思想观点，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

1900年以后，民族危机激发了国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及“民族主义”等词汇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发表了大量论述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论者所述，有的谴责各国列强侵略，痛陈民族危亡局势；有的呼吁国民结群组团，奋起抵制外来侵略，以卫国、卫族；有的借表彰中外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爱国英烈以张扬民族精神，激励国民；有的阐述民族、民主主义、民族革命等问题的理论意义，从学理上深化近代民族主义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一般来说，民族主义的强弱程度与该民族所处的外在困境成正比。而恰在此时，日本乘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侵略中国，从而使民初的民族主义因受外力压迫而顿成高涨之势。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下，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体育会怎么样呢？有学者研究过民族主义语境下的体育思想，他认为在这一语境下的体育思想地位非常微妙，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身的独立性。作为体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的远东运动会，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浪潮下，也同样被赋予了很多政治意义。

二、远运会与强国御侮

近代体育在中国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体育强身健体的实际功效使人们认为体育可以承担强国御侮的重任。即近代体育被有识之士赋予了反对民族压迫，以争取民族独立的重任。这也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

现代体育被中国人重视，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当时不少思想家在总结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积弱，积贫两大理由，而积弱就是缺乏体育运动，＇国人憬燃于遭丧权辱国之耻，实由历来积弱之所至，于是纷纷鼓吹尚武救国之说＇。甲午战争的惨痛的教训，让一些睁[看世界的人看到了国人体质的羸弱，想到了体育的强身健体的作用。在经历了辛亥革命，袁世凯篡权后，中国人民处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下，社会政局不稳，内乱不已，国力衰竭。中国到底往何处去，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思索这一问题。随后陈独秀等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人民带了新文化，新思想。各种救国思潮也不断涌现。体育以其特殊的功效引起了先进人士的重视，体育强国，体育救国思潮也应时而现。因种种途径而深明中西差距所在和国家落后原因的先进人士“纷纷从盲目鄙视西方近代体育的阴影下走了出来，提出了通过学习和发展新式体育以强壮国民体魄，改造国民素质的主张，体育救国的主张和实践由此迭兴高潮”。

有人认为体育是我国的救国强种的根本。国人办事效率低，对于科学浅尝辄止，有始无终，盖因为体力的原因。因此奖励国民体育，为救国强种之一切根本。而我国“多年疏忽之。人既饥弱，故国号称病夫。伟大之国民，其气象活泼而强盛，勇往而率真。衰弱之邦，则其民懦而脆，冲动而无恒。感情胜而意志弱。中国之弊正坐于是。而亦体育不讲之故也”。

运动会作为体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更能直观展示体育的实际功效，锻炼体魄，增强体质。同时它又把中国和日菲两国的运动成绩的差距很明确的显示出来。无疑历届远运会都会引起中外体育家的关注。运动会上运动健儿的优异成绩让人们看到一丝亮光，他们纷纷发表观感述评，让我们可窥见当时体育救国思想发展，体育观念的变迁。体育强国论，体育救国论皆见报端。有人就把我国运动成绩高低和我国政治地位联系起来的：“试看世界上占有优越地位的国家，其人民无论男女老幼，俱有强健的体格，所以一国家的强弱，无不多与其人民的运动成绩为正比例。世界运动会，十九项田径赛最高纪录之保持者，美国占其九，芬兰占其三，德国占其二，法英澳等各占其一。在远东运动会中，日本得十二项，非列宾五项，日菲全得者一项。我国在国际运动场的地位，正与其在国际政治希台上，同一命运，非但在世界各国间，向无相当位置，即在远东方面，亦处处步人后尘，所以我国要达到民族解放，平等自由的目的，须先提倡国民运动，振作民族精神入手。”

在众多从远运会论及到体育普及的文章中，论者都把体育的高度抬到了强种保国的高度。正因为体育有此作用，所以中国要普及体育。也有少数文章从运动会本身的目的，作用来分析中国优劣。

远运会的召开为当时的国人打开了另外一扇学习西方的窗口。面对一宗宗不平等的条约，一些有识之士把强国的希望寄托在传入的西方体育上，这有一定的道理。认为只要能普及好体育，人人能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则整个国家的力量就会强大。欲救国必先造就强健的国民，只要有了强健的国民才能有近代的国家。这些观点有一定的进步作用，推动了体育的普及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对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是有好处的。

体育运动的强身健体的作用被中国人接受的同时也被无形的扩大。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强国的正确途径。没有看到国家强盛和体育发达的正确辩证关系。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光体育强大就可以的，一个国家的体育也不可能先国家的强大而强大。如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可以说大获全胜，但是远运会后的中国并没有获得新生，是袁世凯的复辟，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只有建立一个政治独立，经济繁荣的国家，体育才能得以快速发展。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体育成就证明了这一点。

三、运动会与爱国主义

体育，尤其是像远东运动会这样的国际性的竞技运动更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激发民族自信心。这也是民族主义一个重要特征：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相结合。

在和平时期，国际体育已经成为民族竞争的另一个战场，运动员对外即代表他们的国家或民族，更确切的说，代表了他们的想象共同体。为何体育竞赛可以转变成激发民族情感的重要媒介？至少对很多男人来说的确如此。因为它很容易让人产生光荣的民族感，即使是平时对政治或公共事务均漠不关心的人们，尤其当他们亲[看到年轻而优异的国家运动员，表现出他们毕生梦寐以求的绝佳成绩时，民族优越感自会油然升起。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就此编织想象的共同体，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比起十一人组成的队伍，不但更具象也更真实。于是每一个人即使只是在一旁加油的人，都变成了民族的象征。[1]

因此历届远运会的召开，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十分关注其整治功用。运动会可以凝聚民力，振奋民族精神作用使得历届远运会中国队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第九届远运会以后中国代表团的名称都为“中华队”。第十届远运会我国选手团启程典礼秩序的其中第二项是唱党歌，第三项是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四项市长恭读总理遗嘱。国民政府已经把远运会看成宣传爱国主义的好教材，不失时机地对运动员加以训练。

对于参加远运会的三个主要国家来说。远运会赛场上的竞争，不仅仅是各国家运动员个人之间的竞争，运动员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运动成绩关系着国家的荣誉。这也是远运会一直都受到政府和民众的关注的重要原因。第二届远运会中国夺得了锦标，大大鼓舞了国人。有人会后发此感慨：“运动所以发挥尚武精神也，我国惟不注意此，故羸弱至此，被人欺负至此。急而求之固已晚矣，然苟及时奋兴，人人注意于此，则今日实为国民战胜于精神之起点，而确立我军国民教育之始基。国势虽危终必能竟存于世界之上也。”借远东运动会的召开，可以激发民众的国民精神，挽救国危。远运会还有聚集民力的作用“大运动会者储民之力犹之储民之金也，储则可以备用，储之愈富则他日用之时多”。

远运会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从运动员到一般民众，都认识到参加远运会 不仅仅是个别人的事情，而是为我们一个国家争光。如果有谁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而置国家荣誉于不顾，他就会成为反面教材。《申报》里《从戴麟经到林宝华说到我国民气消沉》这篇文章就分析了戴林两个人因事不能参加远运会，同时把他们不能参加的问题上升到了国家高度， 尽管因个人特殊原因如此批评有点过分，但是作者也是出于对于祖国荣誉的热爱。

第十届远运会召开过程中的，日本阴谋伪满洲国参加事件更是激起了我国各界的愤慨。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广大爱国人士以体协会为中心，通过各种方式，发表反对日伪的言论。这是是一次爱国大联合，也是一次救国大]练。让还在沉睡的中国人看到了爱国的力量，觉察到国家的存在，当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要挺身而出，绝不要当亡国奴。

四、结语

远运会召开正值我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时期，它就被赋予了强国保种、爱国、争取民主等政治意义。分析远运会体现出来的近代民族主义特征，我们应当看到远运会上体现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理性的，包容的。这一时期的体育家们，不仅接受了竞技运动这一西方近代体育形式，而且在体育上也开始向西方学习。 注意分析他国的长处，争取做到以人之长补己之短。

参考文献：

[1] 厄内斯特盖·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Ｍ]．中央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０：４５．

[２] 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３４．

[３] 熊月之．上海通史(民国文化)[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５６．

[４] 勉华北运动界[Ｎ]．大公报，１９２７－４－１０．

[５] 大运动会与储金[Ｎ]．申报，１９１５－５－１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