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间（共8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间 篇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间及文件：1938年《论新阶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依法治国主体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

怎样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求“好”与“快”有机结合2.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4.统筹区域发展5.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依法治国: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当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一化三改：一化指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指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可分离，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

和谐社会应该是怎样？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的社会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社会。

名词解释

民族复兴：就是要改变民族因某种原因陷入停滞不前、贫穷落后、被动挨重塑民族形象、重立民族地位、重现民族辉煌

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打的状况，使民族奋发图强、独立解放、实现繁荣昌盛，以重振民族雄风、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都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1.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手和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执政理论的升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意义？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化社会事业“四位一体化”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部署，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2.使社会更加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3.促进社会和谐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4.社会和谐是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条件，保存国内安定和谐的社会政治局面，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怎样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1.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2.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4.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5.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6.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名词解释

民族复兴：就是要改变民族因某种原因陷入停滞不前、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状况，使民族奋发图强、独立解放、实现繁荣昌盛，以重振民族雄风、重塑民族形象、重立民族地位、重现民族辉煌

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或破坏。

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一化三改：一化指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指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可分离，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

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

和谐社会应该是怎样？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的社会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社会。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

它是马克思人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话时间过程中的运用、丰富和发展。它是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 它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内容。

多选题：毛泽东的思想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动力：

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机制包括哪几个方面;

1在所有制结构上2在分配制度上3在宏观调控上 公有制的地位体现在：

1公有制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2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间 篇2

刘保昌写作的《楚武王》是一部为楚武王熊通立传的历史小说, 同时也用生动的笔法对楚史和楚文化作了详尽的介绍。

《楚武王》对史实的态度是相当严谨的, 刘保昌是在用一种学者的研究型态度在做历史, 频频引用各种典籍, 在铜矿案中以举重若轻的态度将楚国法典《鸡次之典》作为例子, 对于金、革、篃、箭之属文不加点、行云流水地介绍。斗伯比与姬荷在夜宴上也不忘对史载的乐舞侃侃而谈。正是以一种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精神来创作历史小说的。

而《楚武王》的优秀之处, 不仅在考据上, 更在于挖掘、提炼史料, 选取重大事件来准确而客观地呈现楚武王熊通的一生。刘保昌以楚国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690年的历史记载为经纬, 为楚武王的一生画像, 着力捕捉他一生当中对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重要事迹。在写作《楚武王》这本历史小说的过程中, 刘保昌不单单是在文献考据上颇下功力, 而且还着重于历史语境对熊通行为活动的渗透, 历史语境对熊通个人决策选择的影响与左右。这让刘保昌在写作的过程中, 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方面, 在重大历史史实上, 秉持着“历史小说首先是历史”的观念, 以现实主义还原为基本手法, 绝不投机取巧;另一方面, 在史料之外的地方, 用言出必有典、细节必考据的手法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想象和虚构, 用带着强烈个人色彩的故事填充了静止时间中的空白部分。在《楚武王》中形成的特殊的时间观, 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 本来确定的一个时间点, 在经历过作家个人设置的重重障碍后, 终于走到了另一个时间点。

文学形象的时空体原则, 最早是莱辛在其所著《拉奥孔》中十分明确揭示出来的。他确立了文学形象所具有的时间性质。后来由于巴赫金将时空作为主体的直观形式, 与划分不同体裁的依据联系了起来。巴赫金所提出的传奇时间, 现在也已经广泛运用于小说创作中, 刘保昌只不过运用得格外高超和全面而已。

在《楚武王》的这部小说中, 情节展开的出发点, 是楚君蚡冒的嫡弟、大风堂堂主熊通初展锋芒, 在随国传书救国, 英武救美, 一人之力让庸国国力衰疲, 楚庸罢兵。情节的终结点, 是熊通称王, 造就千秋功业, 奠定了楚国疆域、军事、政制和国都的基础。在这两点之间, 展开了这本历史小说的全部情节。这两个情节点, 就是主人公熊通最重要的事件, 看似变化重重, 处于惊险的心理紧张状态中, 但实际上是静止的, 是完全确定的。《楚武王》的故事并不是建立在这两点之上, 而是建立在这两个情节点之间发生的事情上的。同时, 这两点以外, 《楚武王》的章节划分和情节推动, 也都是以楚地当时的重大事件作为时间点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 刘保昌选择了这些历史记载的重大史实作为骨骼, 所有的情节都被规定在历史的理性和必然性的锁链之中。刘保昌会尽可能依照历史的完整情节来谋篇布局, 笔下的人物故事与原来历史重大事件始末一致, 在这些静止的时间点里, 刘保昌还原了历史的本来情景, 让人物的行动在每一个重大历史点上都有所推进。

此时命运安排已成为了一种大框架, 蚡冒之死和熊通称王, 这些历史事件本身无可怀疑, 一定会发生, 随着小说的发展也绝不会起任何变化。然而在两个重大事件中, 熊通在君上蚡冒死后, 是怎么经历了温峡伏击, 斗仲比叛杀, 东山关拥立新君而成为楚王的, 这两个重大事件中的空白、间隔、停顿, 才是《楚武王》真正表现意义的地方。这些空白并不会改变历史, 也不会给历史中增添任何原本没有的部分, 然而整部小说, 恰恰是建立在这些时间空白上的。

而刘保昌的努力, 就是试图再现逝去的过去, 寻回失去的时间, 并使它重新获得生命。他在楚武王熊通身边, 饶有趣味地增加了婉姐和小致两个妙龄美姑, 通过客观历史视野与具体而微的细部考察, 这两个虚构人物的存在鲜活跳跃、栩栩如生, 却并没有对历史事实产生任何改变, 同时填补了情节发展的空白。

这些空白在巴赫金的《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书中, 被描写为“脱离开正常生活轨迹的旁岔”[1], 这些旁岔不能增加起码的生理上的时间长度, 也不能增加小说人物的年龄长度, 它们置身于这些时间之外, 置身于固有的规律之外。巴赫金提出过, “在这个传奇时间里, 什么都不发生变化:世界依然如故。”[2]熊通依旧会依照历史称王, 他的传记生活是依然如故的, 但是在这段空白时间里, 发生了无数的事情, 填充了整部小说的情节空缺, 延展了小说的脉络, 意义与意蕴在此中间产生。

而在混沌和偶然、间断和凝滞、循环和重复中, 作家的个人创作使得历史得以连续与完整。

二

巴赫金认为:“不同的时空体的运用意味着不同的体裁, 而不同的体裁之间必然有着不同的时空体。”[3]《楚武王》在整体框架上使用的是传奇时间。但是在传奇时间的内部, 填补两个静止时间点的空白的地方, 又有着世俗时间、传记时间和田园诗时间的特点。在楚武王中, 传奇时间是与其他几种时间观念紧密结合的。

首先, 在《楚武王》的这些超时间的空白里, 人物的生活道路取代了传奇时间, 这些生活道路是由一系列的情节丰富惊险、语言吸引眼球的奇遇故事组合而成的。这些片段十分短暂, 本身却一件接着一件, 组成一个超时间的无限长的系列, 精彩纷呈, 惹人注目。《楚武王》的故事就是建立在这些超出时间之外的奇遇和与之相对应的时光上的。这些琳琅满目的情节, 有一些是阴差阳错, 有一些是由偶然所决定的。小致为了求子去会送子巫瑞, 结果中了迷魂香和春药的计, 被骗失身, 但是因此导致了楚国彻查大小巫祝, 熄灭了楚间淫祀、崇巫之风。斗缗灭权, 是楚国权县尹, 手握车马重器, 却被一个亡国女子策反, 反出楚国, 在刘保昌的笔下运筹的历史, 因许多微小的偶然性因素的作用, 竟引起天下格局的大变化。被史书大书特书的分久必合的历史, 在《楚武王》中成了一个个偶然的奇妙组合。在传奇时间的两点之间所产生的超时间的空白里, 刘保昌依据历史事实以现代文学形式进行了再创作, 在作品中充分发挥想像力大胆的虚构, 用来表现了属于自己内心世界的东西。

其次是传记时间。《楚武王》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部成长小说, 以蜕变为基础, 每一次经历过重大事件之后, 主角熊通就会由内而外地上升与前进。两个静止时间点的中间, 代表了楚武王人生上的不同时代, 标志了楚武王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刘保昌在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 会刻意使用两三套笔法, 描绘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刚开篇的时候, 庸国上庸城北门外的关卡处, 熊通第一次登场, 他的形象是一个身高八尺, 年纪二十三四, 面目黧黑, 双手粗糙的黄袍大汉[4], 眉目之间气度沉雄, 豪气干云意气风发, 能够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自立新君, 登上楚国宝座以后的熊通, 赏罚之间杀伐决断, 在遭遇巫瑞、卞和等几次事件中, 一律严惩不贷, 毫不留情。称王以后的熊通, 已年届六十, 身着一套金光闪闪的熟铜铠甲, 手持“楚公家秉戈”, 卓立帅车之上, “油然而生一股征服天下的虎气雄心”[5]。武王五十一年时, 熊通已经八十余岁, 患有心痛之症, 须发皆白, 老态龙钟, 但运筹帷幄、豪气犹存。刘保昌有意塑造了三四种不同的人物形象, 这些形象是被静止的时间点所分隔的, 但是又被它们所联结起来。这些静止时间点所具有的意义, 不仅在于成为了每一次人物推荐的关键点, 而且在于静止时间点的顺序也是不能颠倒的, 序列必须是依次而下。这些静止的时间点, 恰恰决定了熊通最后的形象, 也决定着他最后整个生活的性质。在刘保昌的妙手串珠之下, 在时空的穿梭中, 熊通个人的人生经历、杀伐征战、时代背景的风云际会清晰地浮现出来。而填补这些静止时间点中的空白时间的, 就是刘保昌个人创作出来, 清晰地展现了熊通这样同一个人, 是怎样以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形象出现的, 这些不同形象又是怎样在这个人物身上结合起来的。

最后是田园诗时间。田园诗时空体中的生活, 对其时间发生的空间, 有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生活短暂易逝, 往事一去不返, 但这些时间都与楚地紧密相连, 荆楚文化哲学以自身特有的方式, 这么多年来都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程。即使楚武王已经死去近三千年, 楚国早已经灭亡, 但是整个楚地的风俗、习性、风情却无大变化。在这楚国这样一个狭小有限的空间世界中, 代代相传的生活却是无限的绵长。在这样一种附着于地域的时间里, 楚沅巫风、民间娱乐、山乡风俗, 这些情节和与之对应的时间, 也成为了填补超时间空白的一部分。春祠、夏礿、秋尝、冬烝[6], 《楚武王》中的生活, 也都脱离不开祖辈居住过、儿孙也将居住的这一具体空间。

在刘保昌的小说中, 对于时间的神秘性总有一种异常敏锐的感觉。作为骨骼支撑全书的传奇时间, 与作为血肉填补了超时间空白的世俗时间、传记时间和田园诗时间, 特征都具体可见, 浓缩凝聚在小说之中。它们相互间又紧密交织, 汇合成整个楚武王时代的整体标志。时代于是变成了具体可见的东西, 变成了清晰的情节。

三

选择世俗时间、传记时间、田园诗时间来填补传奇时间的空白, 是刘保昌的精心创造。刘保昌在写作《楚武王》的时候有意地保留了这些时间空白。并不是他无法做到以文献为基础尽述历史, 而是避开了现实主义完全还原的写法。刘保昌在整体发展脉络上谨准史实, 在日常碎屑细节上“博考文献, 言必有据”, 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 铺成一篇”的个人发挥。这种选择的原因, 就是刘保昌想要特意保留的一种浪漫主义气质。

刘保昌作品里的浪漫主义趣味, 体现在很多个方面, 这让《楚武王》这篇小说与它的所描绘的背景一样, 具有了某种雄奇奔放、绚丽无羁的风格。

首先, 这种浪漫主义趣味体现在高傲的作品人物上。小说中所描写的主角楚武王熊通, 他一出场, 即展现了“一人敌”的力量, 救下来了美少姑卢妫, 这之后的营救斗伯比, 制服武云纵, 北伐东征, 这一系列的事件, 都在这个人物身上充分体现了“勇”与“智”的统一。主角熊通就是一个血管里流着贵族血液的且具有诗人气质的军人, 对世界富有天真浪漫情怀, 有着广阔胸襟与过人才智, 他的“我自尊耳”的个人追求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因此, 熊通的刻画使得《楚武王》作品充满着对人类自身力量和自我尊严的赞颂与护卫。不仅在于主角熊通, 《楚武王》中特意刻画的一些悲剧人物, 比如因战败而自刎于世的公子暇, 刘保昌刻意描绘了他的自裁用以提升他的精神, 让他在某种困境中显示出来了一种人性的完美意向。“莫敖手持宝刀, 横在颈项之间, 然后一抹, 那颗骄傲的头颅飞扬起来, 血花迸溅, 直跃三尺, 喷射到营帐篷顶”[7], 将公子暇的英雄主义精神状况外化成为了某种视觉形象的表达。英雄是浪漫的, 这种浪漫是辉照平凡现实的一抹亮色, 体现了不完美的人类对完美的心理渴望。

其次, 这种浪漫主义趣味体现在雄大的场景描绘上。《楚武王》中的场景具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大场面, “山风习习, 刁斗声声”[8], “火光映天, 星斗失色, 杀声动地, 水流不前”[9], 从扯开全篇序幕的楚庸之战、温峡之中惊心动魄的暗杀行刺, 卢邓联军大败公子暇的血腥屠杀, 到最后楚随激战中的武王之死, 所有对于场景的刻画都有着人数众多的特点, 并且在无数人物描绘中必然有一个唯一中心人物的存在。所有的其他人物都是环绕在中心人物周围, 这样的描绘使得整个场面产生了触目惊心的视觉效果, 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力, 熊通在温峡遇伏, 剑影错综, 莫不环绕熊通的雄武。两侧山势陡峭, 水势浩荡,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为了刺杀一人不惜浮尸百里, 这样的铺垫渲染, 将整个场面变得惊天动地, 险峻万分。《楚武王》中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追求画面的纯净感。这种纯净感体现在场面的整齐一致, 不容杂质, 高度统一。对于数量众多而绝对统一的场景, 刘保昌表现了他的偏爱, 无论是“鼓声若雷, 鱼鳞成阵”[10]的车军之战, “蚁附蚋聚, 前后相踵”的攻城之战[11], 还是“血溅如雨, 摧枯拉朽”[12]的步军之战, 全部都体现了一种鳞次栉比的审美倾向, 车马奔走匪匪翼翼, 兵戈箭蝗井然有序, 士卒行列训练有素, 旌旗蔽日, 声势浩大。《楚武王》中描绘的战争是一种纯粹春秋时代的行伍配合, 互相策应, 由中心人物带领, 具有一种冷兵器时期特有的整齐与统一。对这种场面的描绘让这些对于时间转化的历史景象的描述, 这些离奇而短暂的蒙太奇的瞬间, 都变得具有了一种崇高感, 浪漫主义意义被外化为一组组宏大的场景。

再次, 这种浪漫主义趣味还体现在淋漓尽致的情感抒发上。《楚武王》不同于同时代的众多历史小说, 着力于对历史人物的揶揄嘲弄, 刘保昌的历史小说中戏拟的成分非常弱, 基本上没有。首先注重的是情绪感觉的书写, 表现了一种生存体验。这样的书写多了一份感伤情绪, 而少了一分油滑腔调。在一些市面流行的颠覆小说创作中, 作家缺乏拥抱生活的热望, 更多地是反讽和揶揄, 情节是破碎的, 缺少宏大的历史感和对历史抗争的意识。而带着浪漫主义趣味写作的刘保昌, 在描绘楚国人的独特的待世情感上, 用了一种格外张扬的笔法。每晚都送一碗豆腐给路边“鬼”的琴伯, 二十年前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汉子, 他为父报仇, 本该入狱处死, 但是被熊通救下, 十多年来琴伯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熊通的死士, 不仅用自己的命回报恩主, 还把自己的儿子也奉上。在描绘这一段情节的时候, 刘保昌的审美情感是冷静而低沉的, “有仇报仇, 有恩报恩, 岂非就是男人为人一世的原则, 岂非就是人活一生的意义?”[13]最后半个肩膀被利斧劈开, 仆倒尘埃, 琴伯之死写得气壮山河。这种浪漫主义的旋律, 这个三千年前的辉煌乐章, 却奏响在情感如此贫瘠匮乏的21世纪。《楚武王》中的情感是辉煌的, 是至死不休的, 有一种舍生取义的短暂与悲哀感, 同时也有一种可以照耀历史篇章的蓬勃感。这种张扬的情感描绘犹如一道闪电, 短暂而不朽, 这是与雄蛮的楚地浪漫主义气质分不开的。

最后, 这种浪漫主义趣味又体现在了刘保昌的乌托邦情结上。《楚武王》是一部歌颂受难的传记, 他的中心思想是执着于“我自尊耳”的绝对完美追求, 以牺牲自我的姿态, 不遁地追寻、向往、设计。刘保昌的浪漫主义思想融入进小说里, 形成了一种对于诗性美的渴望。这种诗性艺术, 在刘保昌的《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 被描述为荆楚气质, 而与荆楚文化哲学的“纵情大化”、“物我合一”的艺术思维相接近[14]。《楚武王》中的人物, 一定要人与绝对的较量, 他不甘一切, 要试图改变, 要向上延伸。因此在故事的最后, 熊通已经成为了一个英雄主义的图腾, 代表了一种刘保昌式的个人追求。他是在表达生存体验感受, 而不是在进行历史的重铸。他是在把自我的痛苦之源以及不断寻求的救赎超越放进历史, 而不是在进行历史的复读。

四

刘保昌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填补的超时间空白, 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偶然性的特点。但是正如赫尔德所认为的那样, “人类创建自身的民族历史时, 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 并非理性的推动, 而是靠诗人原本固有的想象、激情和敏感性。”[15]每一个人类时代都是它的前一时代的结果和它的后一时代的必要准备。楚地的浪漫主义气质是源远流长的, 刘保昌记录历史的方式保留了这种浪漫因素, 也就保留了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个体性、内在性、神秘性、精神性和情感性因素, 并且给了它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而不是单纯以抽象的名义加以肤浅地蔑视。带着这样的一种浪漫主义想象的历史小说, 洋溢着一种诗性的光辉和无限的审美意境。

正如刘保昌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 《楚武王》中, 带着作家自己的自叙成分, 在这篇《后记》里, 刘保昌一连用了五个名词来定义这样一本书, “这是一本饱含爱恋、青春、理想、奋斗和正义的书”[16]。所以这一本书, 从立意构思、史料选择和分布到语言文字的锤炼, 尤其是对于超时间空白的填补, 都体现了刘保昌的浪漫主义情趣, 因而这样一本历史小说本身的魅力, 远远大过了楚武王熊通跌宕生平的记载。

荆楚文化中的雄奇、张扬、诡魅的地域色彩, 使得其与儒墨的正统主流思想格格不入, 多年以来一直退居于非主流的地位。浪漫主义色彩显著的“无用”、“逍遥”等等文化品格, 决定了它不可能充当主流话语的历史命运。刘保昌着眼于被边缘化的荆楚文化, 退守于这一主流之外的小天地里, 正是与他个人的浪漫主义情趣分不开的。所以《楚武王》在进行历史叙述时, 就自然而然地将自我的真实之思融入其中, 充满了对心灵世界的深层次体贴, 而不仅仅是历史的还原。刘保昌借古事的躯壳, 来激发现代人的憎恨与情爱, 将古代与现代错综交融, 形成了一个充满了夸张、怪诞、反常的楚国世界, 浪漫主义的精神延绵至今, 从开篇一直延续到了最后一页, 一直延续到了刘保昌的一首小诗“山重水复当年事, 丹青难写是精神”[17]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 楚武王不只是死了近三千年的古人, 不只是历史当中那个“我自尊耳”的春秋霸王, 而是我们中间的一个, 昨天才刚刚告别人间。

注释

1[1][2][3]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 《巴赫金文集·小说理论》, 白春仁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 第425、425、426页。

2[4][5][6][7][8][9][10][11][12][13][16][17]刘保昌:《楚武王》, 武汉:崇文书局, 2012.11页8, 210, 175, 279, 6, 16, 218, 17, 160, 25, 310, 310。

3[14]刘保昌:《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9页393。

时间与主义 篇3

时间从来就跟政治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了摧毁“封建体系”和“专制的傲慢”，与过去彻底决裂，革命者不仅捣毁皇室的雕塑、纪念碑和装饰物，处死国王和王后，操演新的仪式，启用新的象征体系，而且制订共和历，推行全新的时间体系。共和历的起点，不再是一月一日，而是九月二十二日，此日不仅是大革命爆发的日子，也是一七八九年的秋分日，秋分昼夜等长，其背后的“平等”涵义，说起来正是革命的主要目标。共和历虽然沿袭了一月三十天的传统，不过新历法的每个月份，均根据与月份相对应的自然界物象，重新命名为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热月等。革命者还废除旧的星期制，将星期的周期从七天增改为十天。因此，在共和历中，一月是由三旬（décade）而不是四周构成，一旬中的每天，被重新命名为“第一天”（Primidi）、“第二天”（Duodi）、“第三天”（Tridi）……“第十天”（Décadi）。共和历的制订者之所以处心积虑地改革时间体系，缘于他们觉得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缔造新的社会和国民。可惜由于离人们世代相沿的积习太远，新历法的推行最终以失败告终。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一个半世纪，东亚地区也经历了一场政局大变动，这就是所谓明清王朝的“鼎革”。在这场惨痛的更替过程中，时间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那些不愿与新朝合作的“遗民”，其最重要的政治姿态之一，就是采用南明年号或干支纪年法，拒绝奉行新朝的“正朔”。福建汀州人李世熊撰于一六五二年的《寇变纪》，详实记载了明清之际发生在其家乡宁化的寇乱，记事始于明嘉靖年间，终于清顺治初年，书中采用的便是典型的遗民做法。在李氏记述寇乱时，凡事涉明亡之前者，均标以明朝年号（嘉靖、万历、崇祯等）；发生在明亡之后者，仅乙酉（一六四五）、丙戌（一六四六）两年标以南明隆武年号；一六四六年隆武在汀州覆灭后，一律标以干支纪年。因此，在这个文本中，可以看到明遗民处理政治时间的通行做法：以干支纪年取代年号，以循环的时间取代线性的帝国时间，于是政治时间被定格于崇祯十七年（这就是艺术史家乔迅[Jonathan Hay]所说的“时间的悬置”）。而在李世熊撰写《寇变纪》续篇时，康熙朝已进入中期，他停止了单纯用干支纪年的做法，开始采用康熙年号纪年。是否可以说，这一自明朝年号而干支，自干支而清朝年号的变化，是李世熊自身王朝认同变动的一种写照呢？

在明清鼎革的过程中，不仅中国士大夫受到剧烈冲击，生活在李朝统治下的朝鲜士大夫也深受震荡。李朝与明王朝的关系本就非同寻常。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对李朝士大夫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汉人对蒙古人的胜利，而且意味着儒家文明秩序的重建。日本侵入朝鲜后，万历皇帝下令出兵援朝，最终赶走了日本人，对此李朝方面也是感恩戴德。即使是倒霉的崇祯皇帝，也因选择自缢煤山而受到李朝朝野的敬重。相比之下，取代明王朝的清政权，出身于朝鲜近邻满洲的“蛮野”部落，历来就为不少李朝士人所不齿，如今反而承继大统，成了朝鲜的宗主国。因此，如何建立自身的政治认同，一时成为李朝的难题。

面对新的宗主国，李朝重新定位了自身在儒家世界的位置。明王朝覆灭，中原落入出身“蛮野”的满清之手，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儒家传统的继承者，李朝才是这一传统真正的合法传人。不过，如何挪用明朝的象征，建构这一承传系谱，却是个问题。事实上，李朝方面花了整整一甲子时间，才拿出一个相对可行的方案，而其最终成型，还要再等二十几年。一七○四年，明朝覆亡已经过了一甲子，李朝方面以最高级别的祀典（大祀）祭祀崇祯皇帝；是年年底，又建坛奉祀万历皇帝，两年之后，首次举行万历祭典；二十多年后（一七二七），又将洪武帝纳入祭祀对象；同年，更下令将明朝皇帝名字列入避讳范围。根据朝鲜史学者金载炫的判断，对明朝三帝的祭祀，让人联想到祖先祭祀——这里祭祀的祖先，当然是文化而非血统意义上的祖先。

李朝方面重新界定自身的另一举措，就是改革政治时间，特别是纪年体系。由于早就视中原王朝为宗主国，朝鲜方面自公元六五○年起，就开始使用中原王朝的年号。与此同时，他们在史书记载中又多半使用朝鲜国王的庙号，两者并行不悖，经常出现在同一文本中。明朝的覆亡和满人入主中原，开始动摇这种二元纪年体系。影响之下，尽管这一纪年体系没有被完全废除，不过两种新的纪年体系开始出现：其一是干支纪年法，其二是继续沿用崇祯纪年。干支纪年法，为明遗民所习用，其政治意涵不言而喻。崇祯纪年法——准确地说，在崇祯去世后继续沿用崇祯纪年法，则属李朝的首创。当然，这不是纯粹的年号纪年法，而是年号与干支的结合，亦即在崇祯年号之后加上干支年份，比方说，一八六一年的纪年是“崇祯二百三十四年辛酉”，也可简称为“二百三十四年辛酉”。年号与干支的结合，常见于中国典籍，不过使用一个数百年前已经驾崩的皇帝的年号来记述当下的事情，大概仅见于朝鲜李朝时代的文献。这种纪年法据说在李朝朝野相当流行。有证据证明，李朝政府发给百姓的“马牌”（身份证明），一直使用崇祯年号。一七三○年，一艘朝鲜船只遭遇风暴，漂到中国沿海。在调查过程中，中国官员发现了这一现象。清廷获悉此事后，要求李朝方面做出解释，李朝不得不下令以后马牌一律采用清朝年号。不过，在士大夫的文集中，尤其是在序、跋一类文字中，崇祯纪年法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纪初。采用这种独特的纪年法，刚开始可能意味着对清朝中国的“有意识的反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做法获得了新的意义：“通过使用一个过去的能指来铭刻现在”，朝鲜半岛“构建了一个与同时代的中国并行的独立的时间世界”。像对明朝三帝的祭祀一样，这一做法在挑战清朝合法性的同时，“强调了朝鲜时代的韩国作为文明的承载者所扮演的独特的核心角色”（金载炫语，笔者翻译）。

面对满人的崛起，李朝方面发明了崇祯纪年法，那么，生活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又如何应对清朝的政治时间呢？归功于约翰·艾尔瓦斯科格（Johan Elverskog）的研究，今天我们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早期的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草青为一岁。南宋孟珙《蒙鞑备录》记载说：“其俗每以青草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后来，他们可能从回鹘人那里习得十二年一周的纪年法。回鹘人沿用汉人的天干，不过以黄道十二宫的属相（类似于生肖）取代十二地支，这就形成了天干加属相的纪年法（如“丁牛”、“戊猴”）。更为普遍的做法是，以颜色代替天干与十二动物相配，最初使用红、黄、白、黑、蓝五种颜色，后来发现这种方法容易引起混淆，因此又配以阴阳属性，这样黄—龙年之后就是阴—黄—蛇年，以此类推。后一种方法成为蒙古人通行的纪年法。这种方法既不同于藏人的五行（土、金、水、木、火）加属相的纪年法，也有别于清人的纪年法（吸收了藏人的纪年法，即五行—属相纪年加年号纪年）和汉人的干支/年号纪年法。

有清一代，满人驾驭包括蒙古、西藏等在内的内亚地区的政治策略，迥异于汉人聚居区。在中原地区，清廷倡导儒家学说，开科取士，以此笼络汉族士人。相比之下，清廷对内亚地区的控制，除了军事手段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藏传佛教，尤其是其核心的转世说，依照艾尔瓦斯科格的说法，这一统治方式主要体现为内亚地区的“藏化”。也就是说，要估计清朝对蒙古人影响的深浅，检测其藏化程度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细检入清以后编纂的大量蒙文文献可以发现，蒙古人对藏人的时间和满人的年号采取的是敷衍了事的态度。这些文献多少夹杂了藏人的纪年法，不过并不常见，主要事件的记述仍采用蒙古人的颜色加属相纪年法。在这一意义上，时间在蒙古人这里变成一个“磋商的舞台”，其结果是“蒙古人维续了蒙古时间”，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清帝国叙事的边缘化表述”（艾尔瓦斯科格语，笔者翻译），构建了自身的共同体认同。

对时间与政治的探讨，已经引领我们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回溯到一六四四年的李朝和蒙古。现在，让我们再次转换时空，从一六四四年转入民国初年，从李朝和蒙古重新回到位于帝国一隅的旧汀州。丘復（一八七四——一九五〇），一位不甚出名的怀抱革命思想、曾参与议政的文人，终其一生，以其著述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地方精英的时间观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直至去世之前，丘復一直坚持使用一种独特的民国纪年法。说它特别，是因为这种纪年法将民国纪年向两个方向延伸，形成首尾连贯的纪年系统。简单地说，普通的民国纪年法，只是在事涉一九一二年以后的情形下，才采用民国纪年；而丘復的纪年法，则不仅向未来延伸，而且向过去回溯，结果，民国以前所有帝王的年号一律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纪元前XX 年”的纪年法。阅读丘復撰述的书籍，我们发现他不仅将这一纪年法应 用于他所编纂的方志（如《上杭县志》），而且贯彻到为别人撰写的应酬文字（如《念庐文存》收录的寿序、墓志）当中，就连自编年谱（即《念庐居士岁纪》），也使用了这种纪年法。通过贯彻这种纪年法，丘復表达了他对民国新政权的认同。

透过台湾学者沈松侨对近代国族主义的深入分析可知，丘復使用的这种民国纪年法，实际上与晚清、民初思想界的变动息息相关。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有所谓“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的争论。先是一八九五年末，康有为在《强学报》创刊号刊布《孔子纪年说》一文，同时在封面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是为倡导晚清孔子纪年之先声。倡导孔子纪年，一时成为维新派引介西学、推动改革的重要工具。为了与维新派对抗，刘师培在一九○三年发表《黄帝纪年论》，首倡黄帝纪年，认为黄帝为四百兆汉族之鼻祖，“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因此，国人应师法泰西用耶稣降世纪年、日本以神武天皇纪年之意，以黄帝降生之年为国史纪年之肇端。除以上两种纪年说外，这一时期还有西周共和纪年说（章炳麟）和耶稣纪年说（高凤谦）两种。这些纪年法虽然相差甚远，但都主张废除帝王纪年的方法。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一切文告皆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至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起，才开始使用民国纪年。一九三七年元旦，钱玄同又指出：“中国今后宜用之纪年有二。一为‘国元’，即民国纪年，民国纪年以前则逆推而称‘民元前某年’。一为‘公元’，即世界通用之耶稣纪年。”（《刘师培辛亥前文选》，7页）钱氏在此提及的民国纪年法，正是丘復使用的纪年法。

比较钱玄同的国元和耶稣纪年法的内在结构，两者之间何其相似！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的要点，均重在开端；而国元和公元纪年，除看重开端外，兼具回溯的特点。在这种时间体系之下，建立在一个重要的政治或宗教事件之上的时间分水岭，不仅被用于规划未来的时间，而且被用于“驯化”过去的时间，从而将人类复杂的时间经验“平整”成首尾连贯、没有缝隙、相对同质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对政治或宗教时间的驾驭，比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要彻底得多。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种被灌注了太多政治或宗教意味的时间体系，究竟可以规划何种人群或何种个体的生命史？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日，这种时间体系已经很难让人接受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时间体系？近年来，这个问题已经被追问过无数次了。“耶稣纪年法”，即所谓耶诞前/耶诞后（Before Christ/Anno Domini，简称BC/AD）的纪年法，是在西方语境中产生的，与基督教的发展和欧洲中心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个世俗化时代，这种纪年法的合法性已经受到普遍质疑，一种新的纪年法开始后来居上，大有取代耶稣纪年法之势。这种BCE/CE（Before the Common Era [公共年前]/Common Era [公共年]）纪年法，可以说是世俗化的产物，是一种掏空了宗教意涵的概念躯壳，体现了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强调的国族主义时代的时间观——“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最近，美国史家琳恩·亨特（Lynn Hunt）重申了这种纪年法的意义。她看重的是其非目的论的内涵：像福柯的“系谱”概念一样，这种时间体系没有终极目的，可以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从而使“大叙事”难有作为。不过归根究底，这种纪年法还是一种发端于西方世界的时间体系，对于非西方世界，其意义何在呢？

笔者注意到，美国史家娜塔莉·泽·戴维斯（Natalie Z.Davis）在二○○六年刊行的新著Trickster Travels（暂译为《术士游历记》）中，已经在尝试一种新的、二元的纪年法。此书的主人公是十六世纪一位曾在基督教世界生活长达十年的非洲穆斯林，此人有两个名字：在伊斯兰世界，他名为al-Hasan al-Wazzan；而在基督教世界，他以Leo Africanus为人所知。为了准确地表述这位穿梭于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历史人物的独特经历，戴氏在标注年份时，同时使用了耶稣纪年法和伊斯兰纪年法。在这个强调多元化的年代，这种新纪年的实验获得了不少掌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间 篇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根本性的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总目标总方向。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制约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条件，是关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兴衰成败的决定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总目标总方向的应有之义、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失去了本意。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两者的实质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是它们的灵魂和精髓。当然，其前提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原因，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两者之间有着因果联系和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伟大事业和实际运动，是需要不断推动、推进和实现的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成果，是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问题。

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实践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泛指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思想观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党的七大才首次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使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要突出它的中国属性，强调从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

中国高校创办时间 篇5

年代

大学名称

全国排行（2011年数据）

1893

武汉大学（985、211）

前身--自强学堂

1895

天津大学（985、211）

学（北洋大学）

1896

上海交通大学（985、211）

四川大学（985、211）

西安交通大学（985、211）

北京交通大学（211）

西南交通大学（211）

1897

浙江大学（985、211）

1898

北京大学（985、211）

华中农业大学（211）

1900

苏州大学（211）

1901

山东大学（985、211）

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大6 12 19 45 48 3 1 44 55 16

1902

南京大学（985、211）

北京师范大学（985、211）

东南大学（985、211）

西北大学（211）

南京农业大学（211）

太原理工大学（211）

山西大学

贵州大学（211）

南京工业大学

1903

湖南大学（985、211）

华中师范大学（211）

1905

复旦大学（985、211）

中国农业大学（985、211）

1906

西南大学（211）

暨南大学（211）

四川农业大学（211）

1907

同济大学（985、211）

34 38 4 25 46 63 100 24

1909

兰州大学（985、211）

中国矿业大学（211）

华南农业大学

1911

清华大学（985、211）

1915

河海大学（211）

1917

上海财经大学（211）

1919

南开大学（985、211）

1920

哈尔滨工业大学（985、211）

燕山大学

1921

厦门大学（985、211）

南昌大学（211）

1922

上海大学（211）

云南大学（211）54 77 14 17 90 20 72 64 67

东北大学（985、211）

1924

中山大学（985、211）

中国海洋大学（985、211）

新疆大学（211）

1928

广西大学（211）

安徽大学（211）

1929

重庆大学（985、211）

193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11）

1933

华南师范大学（211）

193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985、211）

1937

中国人民大学（985、211）

1938

西北工业大学（985、211）

湖南师范大学（211）

32 68 71 59 8 29 62

北京理工大学（985、211）

1941

中央民族大学（985、211）

1944

陕西师范大学（211）

1945

合肥工业大学（211）

1946

吉林大学（985、211）

东北师范大学（211）

194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11）

辽宁大学（211）

1949

大连理工大学（985、211）

中央财经大学（211）

1951

华东师范大学（985、211）

长安大学（211）

东华大学（211）

195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985、211）66 11 43 80 94 27 89 23 50 69 22

华南理工大学（985、211）

北京科技大学（211）

华东理工大学（211）

中国地质大学（21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11）

南京师范大学（211）

中国政法大学（211）

东北林业大学（211）

西南财经大学（211）

1953

华中科技大学（985、211）

中国石油大学（211）

南京理工大学（211）

哈尔滨工程大学（211）

北京林业大学（211）

浙江工业大学

1954

首都师范大学

1955

北京邮电大学（211）

1956

电子科技大学（985、211）

9 41 49 59 65 96 91 58 47

郑州大学（211）

北京中医药大学（211）

1957

内蒙古大学（211）

195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985、211）

北京化工大学（211）

福州大学（211）

海南大学（211）

华北电力大学（211）

1960

北京工业大学（211）

首都医科大学

2000

中南大学（985、211）

由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中南工业大学组建而成。

武汉理工大学（211）

由武汉工业大学、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武汉汽车工业大学组建而成。

2001

江南大学（211）

由无锡轻工大学、江南学院、无锡教育学院组建而成。

》》部分非100强高校

1905

江西农业大学

183

前身--江西高等农业学堂

1923

江西财经大学

1927

广州大学

1933

温州大学

1934

广东商学院

1940

江西师范大学

1941

赣南医学院

1952

南昌航空大学

1956

东华理工大学

195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186 173 285 330 179 509（18校并列）237 200 424

江西理工大学

223

赣南师范学院

389

井冈山大学

474（18校并列）

景德镇陶瓷学院

---（排名>600）

1959

江西中医学院

1960

华侨大学

1971

华东交通大学

1977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1978

黄山学院

1981

汕头大学

1983

深圳大学

1986

宁波大学

1994

集美大学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篇6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期末考试A卷（开卷）

教学中心黔南奥鹏专业 学前教育学号201403863105姓名 覃启帮 成绩 考试注意事项：

独立完成，学习体会雷同成绩0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应清醒认识和科学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谈谈学习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的体会。（50分）

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足，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走了一段弯路。遵义会议之后，党理论准备和实践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党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在理论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在实践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中国革命性质、特点、动力、对象和前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起来，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初步探索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从而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围绕怎样使社会主义具有充分的生机和活力，发挥它固有的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与挫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引导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怎样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主题，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而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既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它们辨证统一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这个进程还在继续之中，它将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

十八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三个自信”，即当今中国拥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对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三个自信”淋离至尽表明了我们党的高度政治自信，它既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同时也是向我们全体党员、干部和人民吹响了政治要求号角。就是让我们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决不能走闭门自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之，作为新一代的中国青年，面对世界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应该不卑不亢，做到知己知彼，清楚的认知自身与竞争对手，做到自信、自知，但不自负，扬长避短，去粗取精，努力奋斗，为国家的繁荣兴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如何理解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谈谈学习体会（50分）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篇7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 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 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 虽冠以帝国之称,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 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 光彩夺目的 “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 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 清朝军队不堪一击, 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 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 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 “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 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 为了寻求救国真理, 历经千辛万苦, 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 还是以提出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洋务派, 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 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 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2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 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 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 实现伟大理想, 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 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 不断与时俱进, 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 “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 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 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 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 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 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 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 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 “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 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 但是忽视中国实际, 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 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 他们不顾中国国情, 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 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 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 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 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由于经验不足, 照搬他国模式, 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 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 中国何去何从, 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 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 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 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 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 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 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 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 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 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 “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 “什么是发展, 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 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又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独立思考, 大胆创新, 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 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 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 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 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 背离了中国实际, 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 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 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 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 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不断地研究新情况, 探索新思路, 总结新经验, 创造新办法, 以理论创新为先导, 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 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 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5结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 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 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 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勇于实践, 大胆创新, 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只有这样, 国家才有出路, 民族才有希望。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4.

[2]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间 篇8

[关键词]时间维度 高中 英语教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63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250026

英语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涉及跨文化的言语交际，需要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发展及定型的关键时期。为此，《全日制普通高中英语新课程标准》中将“关注学生情感，提高人文素养”列为其基本理念之一，并明确规定：“高中英语课程关注学生的情感，使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提高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发展与人沟通和合作的能力，增进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全面提高人文素养。”

在当前形势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适时地渗透到高中英语教学中，是践行“关注学生情感，提高人文素养”这一基本理念的有效途径。本文试图从时间维度的视角，探讨一下高中英语教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施路径。

一、时间维度的相关理论及其与英语教学的关系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度（Philip Zimbardo）认为，所谓时间维度（time perspective），就是每个人如何将个人体验划分到不同的时间区域的问题。时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过去、现在与将来。什么才是最佳的时间维度（optimal time perspective）呢？津巴度认为，对于未来可以保持积极乐观，对当下保持一定的乐观，而对过去消极主义以及现时宿命主义则应避而远之。这就告诉我们，时间维度支持的是管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它们属于前瞻性、主动性、计划性和策划性的控制。自古以来，人们都非常重视教育与时间的关系。《周易·艮·彖》中有“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的说法。《论语》中也有“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言说都阐明只有循时而教，才能获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我们都知道，英语时态分为16种：一般现在、一般过去、一般将来、过去将来，以及这四者的进行时、完成时和完成进行时。时间维度本身就是英语这种语言“与生俱来”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维度与高中英语教学之间自然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善于利用教育时间杠杆机制，对于拓宽高中英语教学改革的新视野、激活高中英语教学中的时间功能、提升高中英语教学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高中英语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缺陷

1.思想政治教育的“碎片化”

所谓“碎片化”，英文为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思想政治教育的“碎片化”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及持续性。时间学认为，人们把握时间的方式影响着其对世界的感知和改造。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人们的时间观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农业社会的时间观、工业社会的时间观、信息社会的时间观。农业社会的时间观习惯于向过去看，常常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生产生活，劳动的频率和生活节奏比较缓慢。工业社会的时间观注重的是眼前的状况，关注的是当下的产量、质量、利润等，追求的是短期利益和物质享受。信息社会的时间观注重将来，关注人类命运，追求全球的统一协调；在关注速度、效率的同时，还关注整体效能；主张在快节奏的紧迫中融入慢生活的和谐。这是一种向往自由的、健康有益的、值得称道和提倡的现代时间观。

《全日制普通高中英语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重视共同基础，构建发展平台”“提供多种选择，适应个性需求”“优化学习方式，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关注学生情感，提高人文素养”“完善评价体系，促进学生不断发展”等五个方面的基本理念，体现了现代时间观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价值取向。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高中英语教学，注重的还是过往的经验和眼前的状况，尚未真正树立起现代时间观。合格率、优秀率、升学率等还是衡量教师工作的主要标准，大多数学校仍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依据，至于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健康人格的形成等则很难进入评估体系，相当多的老师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能够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往往只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教学目标的制定也仅是围绕着教学大纲的要求，突出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未能将文化、情感、态度、思想教育有机结合，使学生能够全面健康地发展。这就使得高中英语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仍处于一种缺乏规划、零敲碎打、可多可少、可有可无的状态，带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

2.思想政治教育的“泛化”

“泛化”指的是由具体的、个别的扩大为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泛化”指的是因缺乏针对性而导致的时间效率低下、教育效果不佳的问题。高中阶段的学生开始重视自我感觉及判断体验，逐步淡薄集体主义价值观，初步形成个人价值取向与幸福感，他们对小时候所形成的权威观念予以强烈否定，对已成定论的事实都要投以疑问的目光，不轻信别人的结论，情绪体验较初中阶段强烈，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形成各种心境。特别是现在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学生接受各种信息、了解社会的途径越来越广，他们渴望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判断。而我们很多英语教师在进行思想教育时，没有很好地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差异性，没能考虑新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高中生的特点，仍然以灌输、说教的方式，将学生看成管教的对象和接收器，面对出现的新观念、新事物照样采用“我讲你听”、“我说你服从”的老教条，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泛化”。

3.思想政治教育的“弱化”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生学习生活的全过程，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合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的多方力量。就学校教育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全体教职工乃至全体学生的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承担高考科目教学工作的高中英语教师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班级人数的膨胀、过多的考试增添了教师工作的负荷；教师职业的要求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使教师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由此产生了职业倦怠。除了应对教学工作，他们已无更多的精力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素养，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薄弱。不少英语老师仍然认为思想教育是班主任和德育老师的事情，并不属于自己的工作范畴。这些情况也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弱化”。

三、时间维度下高中英语教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

1.树立现代时间观念，提升高中英语教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效能

高中生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帮助学生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高中英语老师，我们应树立现代时间观念，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及祖国的未来。正如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所说的“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这正是从时间维度去把握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有了这样的时间观，我们就可以对整个高中英语教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总体规划和统筹安排，充分挖掘并精心策划好每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点。

如新课标必修1Unit 1 Friendship，本单元围绕友谊这个主题，在Reading部分讲述了犹太女孩安妮为躲避纳粹的迫害，藏身于小阁楼中，并把日记当作自己的好朋友，通过写日记来表达自己孤独和郁闷的心情。在日记中她描述了自己对外面世界和大自然的渴望，以及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不能充分享受大自然赋予的一切。通过学习，学生感受到了主人公在逆境中仍然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同时学生对“朋友”和友谊进行思考，明确了不仅仅人与人可以成为朋友，日记也可以成为朋友，当自己遇到困难、感到迷茫需要倾诉时，除了可以找老师、家长、同学，也可以通过日记抒发和释放情绪，使自己学会珍惜生命，珍惜生活中美好的点点滴滴，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又如新课标必修4Unit 1 Women of Achievement，本单元以取得成就的女性为话题，在Warming up 部分通过对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职业、不同理想与追求、不同经历的杰出女性进行介绍，引导学生了解具有什么样品格的人才算伟人，同时探讨了女性对社会、对人类的价值和贡献，激励学生以这些伟大女性为榜样，坚定信念，塑造自我，创造未来。在Reading 部分，通过介绍Jane Goodall及其同事们在非洲森林里的一个片段，引出了她不同于常人的野外研究的工作方法及所取得的成绩，既让学生认识了Jane Goodall在工作上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也让学生意识到要理解、尊重和保护野生动物，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道德意识。

这些课例告诉我们，英语教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学生获得了多少知识，形成了哪些技能，还应当关注学生能否在英语学习中学会将个人命运与整个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教会学生不仅要有一个人生规划，而且应当将自己的人生规划与社会公德心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融为一体，不满足于眼前短期的物质享受，还应追求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生态良好的统一等。这些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也是高中英语教学理应追求的整体效能。

2.善于捕捉教育的最佳时机，提升高中英语教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间效能

《管子·霸言》中有“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抓住最好的时机高明。可见，时机通常是事情成败的关键。高中英语教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必须讲究时机。

我们认为，这个时机，就是把握高中生心理发展的时机。 高一学生从初中进入高中，面对无论是老师同学，还是住宿条件、学习环境，一切都是新的情况，他们既紧张、忐忑，又兴奋、充满希望，希望自己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示给所有人。此阶段他们学习压力感还不是特别强，但是对生活有较大的热情，有进取的精神，生活和学习上除希望得到老师的理解与支持外，也希望在班级、同学间有被接纳的归属感，寻求同学、朋友的理解与信任。因此，对高一的学生，我们可以首先让他们给自己树立目标，包括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同时鼓励他们通过小组活动沟通交流，互相帮助，在学习中创造生生、师生之间和谐友好的环境，使他们逐渐在心中生成友善的、积极向上的美德。高二是一个分水岭，一部分学生延续了初中和高一形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和品质，各方面都是良性循环；另一部分学生则由于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没有科学的学习方法，性格内向，不敢主动靠近同学或老师，或者由于父母忙于生计疏于交流和沟通等，从而导致这部分学生成绩一落千丈，甚至由于生理的发展以及对爱的需求导致他们出现了早恋现象，考试起来就想到了作弊。对于此阶段的后一类学生，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与关心，了解他们的困难与需求，帮助他们重新给自己定位，并且进行诚信教育，使他们能够顺利渡过难关，走上学习的正轨。高三是整个高中阶段最为紧张的一年。此时的学生对高考的成功期待很大，但同时又有不少学生更加迷茫，经过一轮轮的模拟考之后他们会不断地否定自己，无法静心学习。此时，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评价自我，看到自己的进步和优势，建立起自信心，树立科学的成功观念。应当让学生认识到，只要保持自己的最佳学习状态，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考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就是最大的成功。同时让他们相信：“高考不是独木桥，而是立交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仍然是不变的真理。

3.善于借时借力，延长高中英语教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间杠杆动力臂

“时间杠杆效益”是日本著名管理大师本田直之提出的一个概念，他主张积极寻找只花十分之一的时间就能达到相同效益的杠杆法则。这样的理念与我们常说的“事半功倍”、“四两拨千斤”的原理是一致的。鲲鹏善御风而翔，智者当借力而行。善于借时借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精髓。

我们可以借用关键事件的时机，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优势，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延伸到课外。例如学校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可以说是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好时机。国旗下讲话用中英双语进行，讲话的内容可以以重大节庆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国庆节等为切入点，既让学生感受到英语语言的美好，又能够进行爱国主义、民族传统、礼节礼仪等教育，诠释核心价值观，提高学生的爱国意识，使学生形成爱国思想。也可以通过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十八岁成人礼之我的中国梦”主题演讲、“青春正能量，传递中国梦”爱心义卖会、“中国梦我的梦”书画摄影作文大赛等，引导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追寻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梦。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工具，组织学生每月看一次有积极意义的英文电影，如Homeless to Harvard： The Liz Murray Story（《风雨哈佛路》），Front of the Class（《叫我第一名》），或者给学生看励志视频等，激励学生勇于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乡村小学英语师资缺乏，还可以组织一些优秀学生志愿者利用寒暑假到乡村教授小学生英语，帮助学生树立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承担起未来重大责任的正确人生导向，使之健康成长。

中国有句俗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除了需要借助时间杠杆机制，实现教育时间效益的最大化之外，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学生而言，他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当然也不能靠一时一事，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习近平指出：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工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突出强调了生活实践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高中英语课的学习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健康心理的形成与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寓德育于英语教学，在教学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英语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要求和重托，是祖国和人民对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殷切希望，更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 参 考 文 献 ]

[1]汪国萍.学科德育视角下英语专业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策研究[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6（2）.

[2]朱洪军.在英语教学中如何渗透德育[J].教学改革与创新，2016（1）.

[3]张立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英语课堂教学[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2（3）.

[4]江洪明.时间维度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功能发挥机制研究[J].河池学院学报，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