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共12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 篇1

从19世纪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 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民众认同与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基本经验, 有利于更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一、传播的目的和归宿:理论的最大魅力在于实践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静态理论到实践运用的过程。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依靠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阶层, 他们利用的是报纸和杂志等传播媒介, 这也决定了传播只是通过翻译、阐释马克思主义等静态传播方式, 只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 还没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再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静态传播, 而是从精英走向工农劳苦大众。

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并同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发生了联系, 马克思主义才被中国人民掌握。任何思想只有在应用中才能发挥作用, 才能被大众认可和接受, 才能实现大众化。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实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灵活运用到中国社会实际中,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 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思想。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这一思想体系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因此很好地被大众认可、接受并转化为大众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武器, 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在解放思想、直面问题的基础上, 对这三大理论进行整合构建,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又重申了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 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深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运用的经验总结, 保持了它独有的贴近群众生活、紧扣时代脉搏、针对现实问题的特点, 有力地解答了时代的问题, 分析了中国面临的难题, 阐述人们关心的热点, 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二、传播的核心目标:最大限度地体现以人为本

一个理论是否有力量、能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信仰, 关键在于这个理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是否能够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能否熔铸到民族精神、与民生相结合、体现以人为本, 能否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 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理论, 是当前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我们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理论。在其指导下的中国革命, 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 第一次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其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人民生活逐步步入全面小康, 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普通群众由于受条件、环境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掌握它, 群众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想巩固其群众基础, 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信仰, 必须从理论层面回答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真正做到为群众服务, 为群众办实事, 为群众谋利益, 这样才能使群众有了解、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并愿意把它逐步付诸实践。

在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播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 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和工具, 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新中国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传播和教育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并没有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转变过来,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秉持革命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 直接导致了传播客体处于一种“你说我听, 你推我动”的受控、被动局面, 个性意识往往处于被压抑状态。这种传播局面不仅违背了国家和人民群众需要的历史性, 也忽视了人民群众需要的全面性, 使马克思主义传播一度遭受扭曲, 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能排斥人的本性和价值关怀。

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首先就要使马克思主义符合人民大众的实践主题, 紧扣和预测到人的需求的历史性和全面性。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理论告诉我们, 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 如果过分强调人的政治需求, 或过分强调人的物质需求, 而忽视了人的内在价值需求, 都是过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工具看待, 造成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失落。马克思主义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的。因此, 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 应该始终铭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 关注人的内在价值和目的本身, 在传播中自觉地表达人民大众的多方面需求, 即坚持“以人为本”。

三、传播的主体要求:自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反观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 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之所以能够很快在中国思想领域中被认可并居于主流地位, 逐渐成为先进的中国人的理想信仰和实践的指导思想, 一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二是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充满了热情, 并身体力行地实现着自己的文化自觉和行动自觉。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不可或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一种理论要发挥它改造世界和变革世界的力量, 还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那就是践行和传播它的主体。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践行和传播主体就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曾明确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在中国社会充当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是思想的传播者, 五四运动时期, 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们通过办刊物, 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并热情引导无数的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行列。二是思想的践行者和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大众所认可, 不仅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传播, 更需要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践行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还在于有毛泽东、邓小平等一大批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能够自觉主动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社会实际中的人。如果中国的革命者和实践者只是死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 中国革命就不会成功, 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成为今天我们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了,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动力和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同样, 如果只有懂得中国国情和实际却没有科学理论思想指导的人, 中国革命也同样不可能成功, 正确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马克思主义正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列宁所说:理论是灰色的, 而生活之树常青。因此, 理论的实践者既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品质, 又不能拘泥于某一论断的局限, 做到因地、因时制宜, 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作用, 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长远的指导思想。

四、传播的有效载体:贴近群众实际的大众话语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通过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但要使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 还需要用“大众话语”来表达。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道:“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 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 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语言。”但是, 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这个优良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经一度采用高调宣传的政治话语, 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高调的政治话语, 表现为一种全面的、完整的、十全十美、千篇一律的宏大叙事, 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实际, 这样导致了人民大众产生逆反心理, 就不可能真正地信仰这些政治话语, 更不会把这些政治话语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基本群众路线, 关心现实, 关注民生, 以人为本。传播主体要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 为群众多办好事、办实事, 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要积极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话时深情地讲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习总书记的语言朴实动人, 没有空话, 没有套话, 更没有大话, 他的态度诚恳, 亲切可人, 给我们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务实亲民、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良好作风。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 “宏大叙事”“唱高调”的政治话语已不能也不会引起社会和大众的注意, 反而关于日常生活幸福承诺的小叙事逐渐成为社会和大众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只注重“宏大叙事”转变为关心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生活小事”, 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各种现代传媒的方式宣传党和国家的理论创新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由之路。

摘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只注重“宏大叙事”转变为关心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生活小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经验,中国实际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 1979.

[3]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 篇2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一）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三）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试析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威观 篇3

为了弥补因自然法理论失效所造成的法律权威基础缺失的问题，二十世纪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致力于厘清法律与道德之关系，坚持“法律与道德二分”的知识论基础上，努力为法律权威寻找其经验性(事实性)基础。在这一方面最先做出尝试的学者是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1790～1859)，最有价值的传承者是H.L.A.哈特(H.L.A.Hart,1907～1992)，而集大成者则是约瑟夫·拉兹(JosephRaz)。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奥斯丁与哈特的权威理论蕴涵于他们对法律本质的追问中，或者说，在他们那里，权威问题只是作为一个潜话题存在；而拉兹却标新立异地举起了权威之旗，并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工具，贯穿于他对法哲学诸多问题的思考之中。本文尝试对他们的权威理论进行总结与分析，以此为研究法律权威问题的借鉴。

一、法律权威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权威

在法哲学领域，权威概念的常见分类是：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一般认为，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理论权威指向人们的信仰领域，实践权威指向人们的行为领域，通俗地讲，前者告诉人们应当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并提供相信的理由；后者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并提供行为理由。重要的是，这种差别导致两者在运作方式与运作效果上的不同。

二、理论权威的典型范例是专家权威，即某人在某一智识性领域享有权威。专家权威的运作方式是向行为人提供建议，而该建议是否被行为人采纳，取决于行为人自己的判断。例如，对于我的感冒病症，医生在认真诊断后，建议我应当住院治疗，但我自己却认为吃药休息几天就会好起来，根本无需住院。这并非意味着我否认医生在医学方面的权威，或者我认为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我可能只是觉得住院是不必要的。当然，我的固执己见可能会使病情恶化，但是医生仍然不能强制我住院，他所能够做的只是努力说服我相信他的判断，但是他的话并不能产生我必须做某事的效果。正如拉兹所言，建议者的权威地位可以成为行为人相信该建议具有真实性、正确性或合理性的理由，但建议者没有必要使其建议成为行为人的行为理由。(《法律的权威》，约瑟夫-拉兹著，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9月版，第12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标页码)

实践权威的典型范例是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运作方式是向行为人发布指令，要求行为人按照其所规定的方式行为。尽管行为人可能对该指令的内容有疑虑，比如不确定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但是政治权威的功能是告诉人们应当做(或不做)什么，而不是应当相信(或不相信)什么。概言之，政治权威所产生的效果是规制人的行为，尽管它也试图影响人的想法，但并不以此为使命。

三、理论权威不会在行为人身上施加行为义务，而实践权威则恰恰相反。尽管法律专家会告诉行为人他所承担的义务是什么，但是行为人履行义务的真正原因与其说缘于对专家权威的信任，不如说缘于法律义务本身的强制性。理论权威尽管会努力说服行为人相信某事，但是它不会强制行为人必须做其相信的事。与此相反，政治权威主要通过在人们身上施加行为义务来实现对行为的规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权威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规定，而不奢望行为人对其規定的认同。

由此可见，法律权威是一种典型的实践权威，而非理论权威。法律本身的实践品格决定了法律权威主要针对人的行为，即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并向人们提供有效的行为理由。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的指令都可能成为行为理由。尽管将法律权威视为行为理由，可以说明它的实践属性，却无法说明它与其他实践权威的区别及其特殊的实践意义。正如拉兹所言，对法律权威概念的解释，重要的是说明它的实践意义以及它如何有能力参与实践推理。“权威是实践性概念。这意味着谁对谁拥有权威的问题是实践性问题；这些问题关涉他(拥有权威之人)应该做什么。换句话说，某些人拥有权威的陈述是实践性推理的前提。对权威的解释应说明它的实践意义以及它如何有能力参与实践性推理。”(第9页)

围绕这一问题，法律实证主义者进行了多次理论尝试。奥斯丁提出法律所提供的行为理由具有“强制性”，尽管这种观点遭到众多非议，但是它也包含许多合理成分，比如它突出了法律作为一种特殊行为理由的特性。哈特抓住了深埋于奥斯丁理论中的这一合理成分，并进行了深度加工。在《边沁研究论文集》(Essayson Bentham)中，哈特在界定实践性权威概念的过程中，引进了“决断性理由”(‘peremptory reason’)的概念。(H.L.A.Hart,‘Commands and Authoritative Legal Reasons’,in Essays on Bentham(Clarenden Press·Oxford,1982)，第252～255页)他认为，“某人拥有(实践性)权威就是某人关于他人应当如何行为的意愿表达被视为是决断的、独立于内容的行为理由。”(《边沁研究论文集》，第258页)

概言之，哈特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理由具有两个特性，即“决断性”与“独立于内容”(content-independent)。也就是说，法律本身就向人们提供了服从的动机，因此它排除任何其他关于法律正当性的论证。后继者拉兹将这两个特性进一步发展为“排他性”(pre-emptive)。拉兹认为，奥斯丁曲解了法律成为行为理由的方式。法律不仅仅是重要的第一顺序理由(very weighty first－order rea－sons)，而且是“排他性”行为理由。法律权威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排他性：即法律权威所提供的行为理由不必然优于其他理由，即使它在行为人对各种理由的权衡中并不占优势，行为人也要依照它来行为；排他性理由的特性不在于其重要性，而在于其运作方式，它依靠理由类型而不是依靠重要性程度来排除其他与之相冲突的理由。(第19～20页)

二、从“外在”权威到“内在”权威

哈特法哲学的重要突破之一是，区分了规则的“内在面向”(internal aspect of rules)和“外在面向”(external aspect of rules)。“内在面向”乃是参与者以“批

判反思的态度”(critical reflective attitude)接受规则，并以此作为衡量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标准。“外在面向”则是观察者从外在观察社会成员的行为规律，并仅对该规律进行描述。单从外在面向的观点无法说明社会成员“接受”规则之约束的原因，也就是说，只有透过内在面向，才能够说明“强制性”权威观的局限性，并与其区别开来。

显然，按照哈特分析问题的方式，奥斯丁的“强制性”权威观是一种外在面向的权威观。在奥斯丁那里，法律权威来源于外在形式——“主权者的命令”，并且人们遵守法律的动机主要是对不利后果的恐惧，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权威观以法律实效为基础——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不遵守法律时，必然会遭受不利后果——其他人观察到此种规律以后，产生了守法的动机。

与奥斯丁不同，哈特的权威观来源于人们(尤其是公职人员)所持有的“批判反思的态度”。根据英国法理学家麦考密克(Neil Mac Cormick)的研究，这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包含了两个主要层面：一个是由反思所得到的认知(cognition)的层面，另一个则是由批判所得出的意愿(volition)的层面。认知是指认识并了解到此一规则为一有拘束力的规则；意愿则是指认知主体除认识外还自愿遵守服从此一规则。(Neil MacCormick,&H.L.A.Hart,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Oxford 1978)，第275页)由于“现代社会的实况无疑是一般公民有很大一部分(或许是多数)，对于法律的结构，或其效力判准，根本没有概念，他所遵守的许多特定、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而言，可能只是笼统的‘法律’一词而已。”(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2nd,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第114页)因此，哈特并没有强求所有人对法律都应当抱持这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在一个拥有初级规则与承认规则之结合的社会中，把规则接受为群体共同标准的这种情况就可能仅仅归属于官员，而与一般个别的人民仅就其自身的考量来服从、默认规则的情况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只有官员会接受并使用法体系中的法效力判准。”(The Concept of Law,第117页)

拉兹进一步扩大了哈特“内在面向”权威观的范围：他不仅强调国家公职人员对法律的内在观点，而且强调普通公众对法律的内在观点。

三、事实面向与规范面向的结合

对权威问题的讨论通常还围绕着事实权威与合法权威，这一分类既适用于理论权威，又适用于实践权威。不过，在此我们仅关注于实践权威，即从规范意义上讲，法律权威是一种合法权威；从描述意义(descriptive)或非規范意义上讲，法律权威是一种事实权威。

一般认为，事实权威是指成功建立并维持着其统治的权威，“现实有效性”是构成事实权威的必要条件。具体到法律权威而言，说法律在事实上拥有权威，则意味着法律规则得到人们的普遍服从，或者得到某些重要社会角色(如哈特所说的“官员”)的普遍践行。

显然，法律权威是否真实有效，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法律权威是否具有正当性，却涉及价值判断。在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长期论战中，他们各自保持不同的“正当性”内涵：自然法学派的“正当性”(或“合理性”，legitimacy)，与实证法学派的“合法律性”(1egality)。这根源于他们对法律本质的不同理解。

在自然法学者的头脑里，法律必然符合于某种正当性标准，如正义、公平、理性、自由等等。然而，衡量正当性的基础从来就难以确定，因此在自然法学者那里，“正当性”始终处于根基不稳的状态：从“自然”到“理念”，从“理性”到“公共意志”再到“代议制民主程序”……总之，这种“正当性”的评估相当复杂。相比较而言，实证法学派的“合法性”标准就要简单得多。实证法学派的“合法性”包含两个向度上的评估：一方面，只要社会上存在某种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或者只要能够明确实在法规则的具体内容，判断一个行为或事物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也就昭然若揭。另一方面，实在法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存在于法律的阶梯结构中，即下位法符合其上位法的规定，而作为终局性上位法(即基本法或承认规则)的合法性问题则是一种制度事实的规定或设定。

大多数学者认为事实权威与正当权威不可同日而语，概而言之，事实权威不必然是正当权威，正当权威也不必然是事实权威。因为，事实权威是一种统治他人的能力，而正当权威取决于社会群体在心理上的“承认”，即权威者是否拥有正当的统治权力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被统治者对其正当性的承认。例如霍布斯和奥斯丁就认为，在事实意义上的政治权威仅指某人或某群体有能力维持社会秩序并通过发布以制裁为后盾的命令确保大多数人的服从，在这种意义上，臣民没有必要承认权威就是正当权威。

拉兹认为，事实权威是指某人行使支配他人的强力(power)，但未必享有支配他人的权利(right)。例如一个国家的合法君主(政府)流亡异乡，而此时本国之内拥有实际统治权的人显然不是统治权的合法拥有者，尽管他们拥有支配他人的强力，却没有统治他人的权利。但是在拉兹看来，事实权威与赤裸裸的强权还是有所不同的，前者宣称其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利，而其权力的行使通常以合法性为掩护。由此可见，在拉兹的事实权威概念中预设了合法权威的条件。他认为事实权威与合法权威之间存在着某种不解之缘——“对有效权威的解释以合法性权威为前提预设。”(《法律的权威》，第25页)“除非参照合法权威的概念，否则事实权威的概念是无法理解的。”(Joseph 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Claren—don Press·Oxford,1986)，第27页)——言下之意是：拉兹所探讨的“法律权威”是指合法权威。拉兹认为，“主张合法性权威是法律的本质特征之一。”(The Morality of Freedom，第30页)

自然法学者普遍认为“不公正的法律不是法律”，其实他们只是将“公正”作为法律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他们也意识到如果没有人类创制的各种现实制度，法律仍然不能存在。由此可见，自然法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法律权威的事实面向，但是在规范面向上，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

首先，早期法律实证主义学者奥斯丁忽视了法律权威的规范面向，他认为规范性法律陈述其实是关于主权者、强制力、习惯性服从等要素的事实陈述。当代法律实证主义学者——例如凯尔森(Hans Kelsen，1881～1973)在《纯粹法理学》与《法律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对奥斯丁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强调法律权威事实面向与规范面向的结合。

哈特将法律权威的两个面向发展为两种观点即“外在观点”(external point

of view)与“内在观点”(internal point of view)，并对它们加以调和，使其统一存在于法律体系之中。“外在观点”是人们站在观察者的角度上，记录和预测社会规则，而本身并不接受社会规则，由此对观察者来说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这些事实包括“有些人接受规则”的事实。“内在观点”是人们站在参与者的角度上，接受并使用规则作为自己和其他人的行为标准，因此对参与者来说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这种规则体系从广义上说既是人们的行为理由，又是人们接受规则权威的理由。(H.L.A.Hart,The Concept Concept of Law(2nd,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第89～91页，第98～99页)

四、社会事实命题(渊源论)

尽管哈特和拉兹的描述性法律理论都致力于调和法律权威的两种面向，但是为了区别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无论是内在观点还是外在观点都是一种社会事实。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规范性法律权威仍然是一种社会事实。因此，大多数学者将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威观归结为一种“事实权威观”，并且认为这种权威观的危险在于：法律实证主义者在为法律权威寻找事实性基础的过程中，置正当性于不顾，使法律徒有其表，而无其实。我认为，这种指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法律实证主义权威观对政治社会有着深刻的洞见力。

哈特以两个命题说明了法律权威的规范面向，即“社会事实命题”与“语义论”(the semantic thesis)。社会事实命题主张法律的鉴别是一个社会事实问题，并且人们可以用价值中立的术语对这些事实进行描述，而无需诉诸于道德论证。语义论是指规范性术语(如“痘当”、“权利”、“义务”)在法律和道德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首先，哈特以“社会规则”概念取代了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论”。社会规则包括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而次级规则是法律体系存在的基础，并且三种次级规则(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分别与社会实践(如立法、司法)相关。然而，规则并非只是一种存在的事实，它还要有能力约束人的行为。规则何以有能力约束人的行为，以及人们为什么要接受法律的约束?这就涉及法律的规范性问题。在哈特看来，法律的规范性来自于政府官员的践行，即政府官员将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这几种次级规则作为衡量他们行动的共同的公共标准。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对法律持有“反思批判的态度”：当出现偏离这些标准的行为时，他们会去批判别人和要求别人遵从。由此确立了政府官员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权威地位，更确切地说，是次级规则赋予政府官员“统治的权利”。正如哈特所说，义务锁链的一端由政府官员执掌。(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2nd,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第87页)显然政府官员所拥有的这种权威不同于“强制性命令”，因为“强制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还需要至少有法律体系中的某些人自愿合作且接受它的规则”。(The Concept of Law，第203页)因此，哈特认为诸如“应当”、“权利”、“义务”这些法律术语并没有表达道德含义。这些术语从外在观点上看，是一些社会事实；从内在观点上看，是法律体系中某些人接受规则并将规则作为对他人背离行为之批判的表达。因此，这些术语的法律含义与道德无关。

拉兹认为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是“社会事实命题”(即“渊源论”)，并且无需诉诸于“语义论”就可以说明法律权威的规范性面向。首先，法律的权威性与其制度性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体系，才能成为法律体系。其次，法律体系主张其拥有权威，是为了保障其功能的发挥。(第100～102页)拉兹认为，法律权威是一种特殊的行为理由，即它排除其他相冲突的理由。法律这样做，是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通常社会生活需要社会成员(或某些社会成员)之间的容忍、合作和协调，但是不同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对合作、协调和容忍的恰当方式持有不同的看法。“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使某个社会成员或者有影响力的集团的私人观点不再是他们的私人觀点，而是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有约束力的观点……法律以提供规制行为和调整社会生活的公共可知的行为模式来确保社会成员对它的遵守。”(第44页)所以，拉兹将自己的权威概念命名为“服务性权威概念”，就是在社会协作问题上“服务于”规制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在社会协作问题上法律有助于行为人按照正确的理由行为。由此可见，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是组织和规制社会生活的手段。(第133页)

有鉴于此，拉兹认为法律体系在整体上应当具有规范性效力，但是就个别规则而言，它的规范性“取决于它属于特定法律体系。”(第134页)质言之，个别法律规则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所属法律体系的“体系有效性”(systemic validity)。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渊源论”对法律权威之规范面向的解释：即法律权威的规范性主要不是依赖于个别法律规则的道德价值，而是取决于社会对有效性权威规则体系的需要这一社会事实。(Jeffrey D.Goldsworthy,‘The Self-Destruction of Legal Positivism’,in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90)VoL.10,第462页)

五、法律的制度特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实证主义者通过“制度事实”将法律权威的事实面向与规范面向统一起来。何谓制度事实?我们可以借鉴一下麦考密克(N.Mae Cormick)和魏因贝格尔(Weinberger)在这方面的研究。制度事实“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的事实，一个属于自然世界的原始事实。它是一种从对人类行为和其他物理的、心理的事件所做的解释中产生的事实，这种解释是根据一组现行的人类规则和习惯作出的。”(《制度法论》，尼尔·麦考密克、奥塔·魏因贝格尔著，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并且“这些事实必须与人们可能有的采取行动的理由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们属于采取行动和判断行动所需的那一类标准的理由或根据。”(《制度法论》，第121页)

奥斯丁认为将法律视为一种制度性事实(主权者的命令)是至关重要的。法律的权威性在某种程度上就与这一事实有关。奥斯丁认为，构成法律的特殊命令来源于主权者(主权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些人)，主权者被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习惯性地服从，而他本身对其他任何优势者并无习惯性地服从，并且主权者的命令以制裁的威胁为后盾。(John Austin,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London,1954),Lecture VI,第192～195页)对奥斯丁来说，如果不诉诸于这一制度事实，就无法说明构成法律的规范是什么，也无法说明作为行为理由的规范是什

么。法律作为行为理由之所以具有强制力，这是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尽管奥斯丁对法律作为制度事实的分析并没有为法律作为行为理由这一问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说明。但是，法律是一种制度事实，这足以使它在行为理由的一般权衡中占据重要地位——“强制性优势”地位。

哈特权威观的制度特性亦非常明显。毫无疑问，哈特的法律体系存在于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里，存在着中央组织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机关，它们“各守本分，各司其职”，保障社会制度运行井然有序。并且，在这样的社会里，有权发布指令的公职人员和普通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优势——服从”的关系。但是，与奥斯丁的“强制性优势”不同，哈特认为政府官员的优势地位是一种“权威性优势”，它更值得人们去尊重。

由此可见，哈特所构建的社会是一个具有明确“社会分工”的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其社会职责，所谓“职位决定职责”。社会授权是根据职位而定，而不是“因人而定”。一個人在不同的职位上拥有不同的职责。例如，一位法学专家担任法官，由于他是法官，所以他拥有法官的权威，但是当他离开法官岗位，他可能因其学术影响而拥有其他形式的权威，但却不再拥有法官之权威。这一切皆出自于社会制度的规定。因此可见，哈特的权威概念强调“一个人处于权威地位”，而不是“一个人是权威”。然而，在此哈特的权威观并没有与奥斯丁的权威观产生实质性分野，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权威性优势”与“强制性优势”可以混同，两种权威观的彻底决裂发生在由“外在权威观”到“内在权威观”的转向上。

拉兹更为强调法律的制度特性。他认为，如果一个规范体系没有设立审判机关来负责调整在适用该法律体系的规则时产生的争议，那么它就不足以被称为法律体系。而且只有它具有权威性，并在社会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时，才能被认为是法律体系。换句话说，法律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指引系统和审判系统。正是因为法律是一种制度事实，所以它的规范性并非来源于道德的力量。法律体系所包含的行为标准都以某种方式与相关审判制度的运行相联系；它既不包括所有的正当性标准(道德或其他)，也没有必要包含所有的社会规则和习俗，而仅包含那些具有制度关联性的标准。因此，我们不能以道德因素作为判断某一规则是否属于权威性规则体系的标准。否则，将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构成重要社会制度的规则并非是法律，而那些不属于社会制度的规则却可能成为法律。这显然不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所以说，“如果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那么所有属于这种社会制度的规则都是法律规则，不管它们在道德上多么令人反感。”(第40页)

法律实证主义者将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事实，有两层意义：(1)既然法律是一种制度事实，所以我们可以像认识其他社会事物一样认识法律，也就是说，我们对法律的认识是一种经验式认识。(2)对法律这种制度事实之正当性的判断，不能诉诸其有效性不依赖于人类意志和制度的先验标准。恰恰相反，制度的正当性根据不是社会理想，而是社会成规——习惯和惯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 篇4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且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万众一心, 开拓进取,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长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新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立足于中国国情, 通过改革开放, 不断探索和完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大政方针、政策举措;不断探索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不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观、发展观、改革观、创新观和群众观, 吸收了当代世界经济、科技、社会管理学科的优秀成果, 贯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 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要求, 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前瞻性、实践性、系统性、稳定性和开放性特点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

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56年, 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总结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 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思想成果。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 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1956年4月, 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 论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十个重大关系。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观点, 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经验不足, 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 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 生产关系上急于求纯。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倾错误, 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但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 毕竟为我党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创造了前提。邓小平正是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毛泽东探索中的积极成果, 纠正和克服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 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 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 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 我们也有发展, 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 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赋予了中国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理论包含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思想, 而首要的基本问题, 则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 才能消灭贫穷, 走向富强, 消灭落后, 走向现代化;而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 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 不能脱离实际, 超越阶段;邓小平强调,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 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 应该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 封闭只能导致落后。邓小平提出,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 把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 邓小平理论就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成功推向21世纪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坚持改革开放, 与时俱进, 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 成功地把它推向21世纪。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 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 把治党和治国、执政和为民结合起来, 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以及新时期党的建设等问题上, 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

之所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成功地把它推向21世纪, 是因为它反映了世纪之交世情、国情、党情的新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江泽民指出,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 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动党的建设, 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五、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取得了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新的历史起点上, 既面临着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又面对着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低产出为特征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能源、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以及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的矛盾凸显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 总结我国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 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它是用来指导发展的, 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 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着力把握发展规律, 创新发展理念, 转变发展方式, 破解发展难题,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走共同富裕道路,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 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和生活,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系列重大关系, 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 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树立世界眼光, 加强战略思维, 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 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 又要抓好牵动全局的重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着力推动、重点突破。在国内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建设, 在国际上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建设。

总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清楚地说明了推动着这一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 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进行的坚持不懈和与时俱进的探索;而这个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 关键在于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赋予它以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永无止境, 创新永无止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 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 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继续深化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索,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简爱的女权主义思想试析 篇5

内容摘要：

夏洛蒂在《简爱》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简爱,她敢爱敢恨、敢作敢当、反抗着社会的不公,追求者平等、自尊、自强,成为传统女性叛逆者的化身。简爱不幸的童年和学校寄宿生活一直被鄙视、嘲讽、毒打所包围,但是她没有被这些所吓到,反而激发起了她对这些丑陋人的嫉恨,她要反抗,要平等,要自尊。该文以结合夏洛蒂的经历及作品《简爱》的故事情节,浅析《简爱》中的女权主义思想。关键词：女权主义 爱情 男女平等 经济独立 自我价值

正文：

《简爱》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功之作，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作品。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有着漫长的历史。艾略特·伍尔夫、西蒙·波夫瓦等都是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女权主义的核心是抗议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奴役，强调女性应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呼吁女性不应受制于男性社会，应有其自身的价值。颠覆男权社会的不合理性，确立和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女权主义奋斗的目标。

简爱以经济独立为基础，以自尊自爱为人生支柱，走了一条自己为自己铺就的人生道路，表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展现了女性的情感与自我。她从追求理想爱情开始，逐渐转向对男女平等地位的要求，再深入到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证与追求，彰显了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

一、夏洛蒂的女权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爱情的追求上。她反对传统的婚姻观，追求理想的爱情。传统的婚姻跟爱情大都没有太多的关系，妇女把嫁人当作衣食之计和终身经营的职业。财富和社会地位成为衡量婚姻的唯一标准，因此为了利益而结合的婚姻比比皆是，许多少女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投机经营，攀上一门有利可图的亲事。无数的功利婚姻造就一对对怨偶。夏洛蒂通过切身感受和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深刻理解，认为这是女性可悲的堕落，并对传统的婚姻给予强烈的鄙视。她提出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真正的爱情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条件，是男女双方心灵的契合和精神的交融。她把对两性之爱的理解上升到了精神追求的崇高层次，也表达了自己对心中理想爱情的渴求。

在小说中，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没有落入传统的俗套。既不是男性对女性的征服，也不是女性对男性的诱惑。它超越了年龄、姿色、财富门第的世俗层次，是精神上的平等和相互吸引。简爱没有花容月貌，她矮小、瘦弱、低微，但她却凭借着卓异的人格力量发出灼灼光华，把美丽富有的贵族小姐逐出爱情竞技场，突显了内在美不可抗拒的力量。简从不把取悦男主人作为自己跨入上流社会的阶梯。面对罗切斯特的居高临下，她不卑不亢，从容大方，谈话中直言不讳，不察言观色迎合主人的意图，也不为讨好主人而作违心的回答。她深刻的思想和优秀的品格深深吸引了罗切斯特，并与之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早年的罗切斯特是金钱婚姻的受害者，在情感上饱受挫折，曾在流浪中寻找安宁，在放荡中寻找快乐，结果只能是更加的空虚和绝望。简像一股清新的风，拂过他伤痕累累的心灵，简巨大的精神炬火和灵魂力量点燃了他的生命之烛，崇高和纯洁的情感在他心中复活与再生。对于简爱而言，吸引她的不是罗切斯特的财富和显赫门第，而是他的真诚、友好、坦率、放弃贵族偏见的平等作风和对金钱社会世俗观念的蔑视，与简在思想认识上高度的统一。

简坚信自己与罗切斯特的精神平等和相通，所以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也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她敢于蔑视英格拉姆小姐高贵美丽外表下的浅薄与低俗，勇敢地向罗切斯特说出“你娶了一个配不上你的人，我不相信你真正爱她”。她那句经典的人格宣言打动了无数的知识女性，“你以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吗？----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对爱情的追求发自内心的平等，并带有宗教般的虔诚。这虽然是她经历了痛苦的挣扎所发出的呐喊，但它的圣洁高尚足以让当时虚伪的世俗社会深深的震撼。在小说的结尾，一场大火，使得桑沧巨变，罗切斯特变得一贫如洗，又瞎又残，而此时已成为富家女的简爱却义无反顾的回到了他的身边。男女双方年龄的差距，地位的悬殊，甚至身体的缺陷，都被 高尚而深邃的感情所超越，被异乎寻常的心灵契合所升华了。

在人物塑造上，作者还突破了传统的艺术模式。简爱是英国小说史上第一位不借容貌赢得男性喜爱的女主人公，而罗切斯特既非英雄亦非完人，而是一位难看又有过放荡生活经历的人。在女权主义看来，出卖姿色的爱情是女性的拍卖，英雄崇拜的爱情是女性的臣服，只有精神和灵魂的两相呼应与吸引才是男女平等的真正爱情。可见夏洛蒂对爱情的见解已具有女权主义的高度。

二、夏洛蒂的女权主义思想 又表现在反对传统的角色定位，追求男女平等上。

夏洛蒂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并未仅仅停留在爱情婚姻的基础上，而是转向更深一步的探索。

作者所处的时代是维多利亚时的英国。当时虽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不少处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女性有幸受过文化教育，但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改善，远远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女性还是很少参加社会工作，过着依附于男性的封闭式家庭生活。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家庭天使”一类的女性，她们温柔、顺从、美丽、勤劳，是当时的男性作家们按照自己意愿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这些作家们普遍认为女性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良好的妇德，家庭生活才是妇女最合适的天地。他们要求女性以侍奉男人、操持家务为己任，把自己全部的身心都奉献给自己的丈夫、孩子、及亲人。生活空间的狭小，精神上的空虚与压抑，使得“家庭天使”们已成为男子的附庸、家庭的奴隶、生育的工具。夏洛蒂以其自己的切身感受和敏锐的观察力关注着当时妇女的悲剧命运，大胆地对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卑微定位以狠狠的回击。她有意拉大简爱与“家庭天使”之间的差距，出现在读者眼前的简爱既没有美丽的外表，也没有温顺的性情，而且个性极强，对社会充满了反叛的激情。她从不刻意装饰自己，甚至“还没有使女穿戴的一半那么漂亮。”当罗切斯特要用绸缎、花边、玫瑰、珠宝把她包装起来时，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罗切斯特总想照自己的意愿把简打造成世人眼中的“美人”，试图培养简温柔顺从的“天使”美德。其实男性对女性服饰装扮的关注背后无非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形象千古不变的追求，而男性对女性温顺性情的标榜则更能暴露他们希望助长女性性格中卑微特征的自私。因此追求平等的简爱大声疾呼：“我不是天使，我是我自己”，表达了她对男权社会最强烈的抗议。她不再承认传统女性的“美德”，不肯再扮演传统女性的角色，认为“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一样有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作学问时一样，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一个努力的场地；她们受到过于严峻的束缚、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女性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家庭生活的狭小空间，安分守己的充当“家庭天使”。针对这一点，恩格斯也曾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斥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而且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与将来都是不可能的。”从小说对传统美的否定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内在美深刻而独道的认识。因为女性在未走出家庭之前，“花容月貌”是衡量其价值的唯一标准。只有女性走出家庭，从事社会工作，才华才能被体现，内在美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女性也只有参与社会劳动，取得相应的报酬，才能够自食其力，才不会为了生存而屈附于男性。妇女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她的社会地位，要实现男女平等的核心就是要实现经济的独立，这也恰恰是简苦苦坚守的原则。即使在她濒临死亡的时候，简也没有放弃这种意识，教师的职位一直是她经济独立的保障，桑菲尔德府是她经济独立意识体现最强烈的地方。面对成为庄园女主人后得到的丰厚物质财富，简依然坚持担任阿黛尔的家庭教师，用自己的酬劳换得自己的食宿费，自食其力得过着简朴的生活。简拒绝婚后被丈夫供养，不愿接受他对未来生活种种美好的设计。她认为心安理得的不劳而获，会使自己降至男性目光的海平面之下，失去了与丈夫平等的地位，所以任何物质的馈赠都使她烦恼。也正是因为简经济上的独立，所以她敢于向罗切斯特发出：“我们是平等的！”宣言。尽管在物质上他们一个贫穷，一个富有，但在社会心理上他们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个体，他们经济自主，人格平等。在简爱的眼中，诚实劳动换来的面包永远要比不劳而获得来的香甜。

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波夫瓦在《第二性》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她认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处于主导和决定地位，女性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地位，关键在于女性经济不能自立，这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女性要解放，“首先要完成女人经济地位的演变”。因为经济依附，女性只能封闭于家庭，而使女人注定成为附庸的祸根就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所以摆脱低下的地位，就必须走经济独立的道路。“女性通过有报酬的职业可以极大地跨越同男性的距离，而女性要真正实现经济独立并不容易。女性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每一种事物都在诱惑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如果贪图安逸，女性就会堕入“附属”的生活。简爱的辛酸历程正说明了这一点，夏洛蒂的良苦用心也正在于此。小说对经济因素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揭示，表明了作者为妇女解放，为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作者也为全天下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妇女指出了一条明确的出路，那就是：千千万万受过教育的女性只有像简爱一样自食其力，不依附他人，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热爱，也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从这层意义上讲，夏洛蒂无疑是女权主义者的先驱。

三、夏洛蒂的女权主义思想还表现在自我认证与自我价值追求上。

简爱对女性作为社会人的角色认证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是在一次次地反抗中得以升华的。

小说在表现生存意义和价值取向上实际已经超出对“男女平等”的要求，而达到通过反抗来证实自我、维护自我、表现自我，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更高层次的思想境界。

简爱在幼年时代每天面对的是少爷的专横、小姐的无礼、夫人的厌恶、女仆的歧视，尽管她每天小心翼翼，循规蹈矩，但还总是无故挨打受骂。简觉得自己做为一个真真实实存在的人，却没有人顾及自己的感受，也没人为自己申张正义，为此她不顾一切的进行反击，为了要求公平合理的待遇。看似弱小的她在一次次非理性的、暴虐的、没有怜惜的威胁面前，经受了恐怖、憎恨、绝望，却依然坚强。在洛伍德学校，女学生们被强制剪掉长发，穿最粗、最丑陋的衣服，吃不饱、穿不暖，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甚至受到非人的体罚。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简没有屈服，也没有顺从，对于不公正的惩罚，表现的正气凛然、傲骨铮铮。并且，简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以无可挑剔的成绩成为该学校的一名教师，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简爱的自强不息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体现了生存的价值及生命的意义。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说明了她对人生真谛的探索，除了精神平等和心灵契合的爱情外，还有对崇高事业的追求和对人生价值及意义的探索。她通过一系列的超越性的行动实现了她生存的价值。正如波夫瓦所阐述的“女性的真正解放应当也必将在女性通过超越性的行动实现她的真实的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四、夏洛蒂的女权主义思想还表现在她的思想局限性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简爱》的反传统性受到质疑，更有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们认为《简爱》不仅没有对传统观念进行冲击，还顺从了传统文化，甚至是传统制度的维护者。

“知人论世”是文学研究的一贯方法。我们应从作家的生活时代和生活经历来整体把握作品，任何极端的定论都是不正确的。夏洛蒂由于身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制约，肯定有其无法逾越的束缚和障碍。作者虽有对男权统治的不满和反抗，但毕竟接受的是男权文化的教育。因此叛逆与从俗的矛盾造成了她思想的局限。

首先，简爱始终存有精神平等和物质平等间的困惑，她主张精神平等，但对建立在精神平等上的爱情始终抱有疑虑，感到不安。她反对建立在世俗物质基础上爱情，但又不能释怀，所以无法快乐而幸福的拥抱爱情。简爱拒绝接受罗切斯特一切金银珠宝的馈赠，小心翼翼的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不愿罗切斯特以“救世主”的姿态对待自己，觉得“像苏丹在充满幸福与温情的时刻赐给那些用金子和宝石抬高起来的奴隶时的微笑”。婚前的日子，她的情绪中透着不安、抵触，弥漫着淡淡的恐惧感，总怀疑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不相信这是真的，“像这样的命运会落在我的头上，那真是神话，真是幻想”。她还在不安中祈祷“要是我能有很小的一点儿独立财产，那将是一种安慰”。这些正说明了简对世俗的平等既敏感又在意。其次，简爱既坚持爱情至高无上，又屈从于传统法律条文对婚姻的定位，宁可牺牲自己的爱情，也不愿意向所谓的“法定婚姻”挑战，把名节看得比爱情更重要，暴露出其在男权文化里顺从的一面，也体现了她性格中的保守和对名份的过分重视。最后，要不是一场大火使疯女人葬身火海，为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结合扫清了障碍，那么简爱将永远无法超越心中名节观念的藩篱，与罗切斯特失之交臂，带着永远无法磨灭的痛苦，教书终其一生，至死仍念念不忘罗切斯特。这种下场，将与《廊桥遗梦》中的弗朗西斯卡有点类似。但弗朗西斯卡却有深爱自己的丈夫和一双儿女，她只是由于强烈的家庭责任而没有去寻找自己的真爱，在读者看来会觉得情有可原。人们不是批评弗朗西斯卡的传统与保守，相反的，是欣赏她崇高的家庭责任感和她身上体现的现代女性的坚强。弗朗西斯卡的故事是一曲爱情悲剧，但同时也是西方人重伦理、重家庭责任的写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值得称赞的。与弗朗西斯卡不同，简爱仅看到罗切斯特的疯太太就认定，她与罗切斯特不能相随，从而逃离的做法，则有点盲从于封建旧秩序，她在所谓的法律约束面前完全低头了。针对这点，韩敏中就对此作了批评：“这至高无上的原则其实只是英国改革离婚法之前现存的婚姻戒律，如果开始以反叛形象出现在小说中的简爱此刻成了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守法公民，岂不大大降低了小说的力度？”

最后，简爱是一个有理想的女性。她一直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她的教师生涯明显地从家庭走向了社会，具有鲜明的崇高事业追求的色彩。但她最终又回归了家庭，成了一个以侍奉残疾丈夫为职、对生活境遇心满意足的家庭妇女。她通过丈夫的存在而存在，这依然体现了她作为传统女性的精神归宿。由此看来，简爱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仍然是茫然的，最终导致她没有逃脱男权文化的世俗巢穴。

从女权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夏洛蒂的女权主义是不彻底的。简爱幸福的充当了“家庭天使”，并发表了著名的“天使”宣言：“我认为自己无比幸福，幸福的难以言传，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他也是我的生命„„”，她对爱情的渴求和对男性的依赖有着“小鸟依人”的非女性独立的意味。虽然她对男性超出了物质上的依赖，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无法真正因为“自我”而存在。“经济因素在女性发展的演变过程中曾经是并且依旧是根本因素，但女性要想完全改变的命运，还必须摆脱爱情依附”。作者的时代局限造成了作者的目光不能够看得很远。由于夏洛蒂特殊的成长经历，她出生在牧师家庭，受到了严格的传统教育，并且所接触到的几个男性仅有父亲、兄弟和文学教师埃热，使得她对男性始终持有一种崇拜的思想。正像她自己所说：“倘若我有朝一日结婚，我对我的丈夫必须怀着崇拜的感情，且甘愿为他去死”。长期男权文化的影响，造就了她有着严重的男性崇拜，她认为女人最大的幸福源于家庭内部，女人一生似乎也只为爱情而生活，所以简爱的归宿也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从这点看，她思想的不彻底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夏洛蒂的女权主义思想尽管不够完善，但她所表达的对妇女解放的追求和向往，是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的，她是开女性解放浪潮的先锋人物，也为以后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提供了不尽的话题。

参考文献：

1、韩敏中《坐在窗台上的女人》，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1期。

2、王珂《平权与霸权》，青海社会科学报2001年第6期。

3、高文斌《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文学的范本》，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1期。

4、[英]夏洛蒂·勃朗特著：《简爱》，凌雯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5、《圣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联合出版社1981年版。

6、[英]玛丽·伊格尔顿著：《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 陈映霞 林树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7、[英]柯文垂·帕特摩尔著：《家里的天使》中国社科出版社1983年版。

8、[英]盖斯凯尔夫人著：《夏洛蒂·勃朗特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年第1版。

试析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篇6

【关键词】 大众文化 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

引言

当前，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兴文化形式，已成为我国最活跃、最值得关注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一。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正以其鲜明的现实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文化渗透能力，广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大众文化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改变我国长期以来文化单一的局面，给我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大众文化本身的商业性本质和资本运作逻辑，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只要有利可图，大众文化的资本运作逻辑就会驱使它向着这样的市场发展。一些大众文化生产者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片面生产低级趣味的庸俗商品，甚至单纯以暴力和色情作为商品的内容和形式。要掌握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引导权和控制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发挥其对大众文化的引导作用，制约大众文化自身发展的负面效应，规约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把大众文化的发展导向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方向。本文就大众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谈几点粗浅认识。

1.大众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作用

1.1大众文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了新活力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蕴含着内在合理性的新生事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掌握着文化话语权的少数知识分子充当着大众代言人，他们把一种自觉的精英文化加诸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大众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是精英文化被动的受众，精英和大众之间根本没有文化互动的可能。而到了现代，随着经济、政治、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大众文化打破了精英文化对文化的垄断，大众层面的文化开始从精英文化的控制下脱离出来，以娱乐文化、通俗文化和网络文化等形式进入到文化世界。大众文化以其蕴含的科技意识、商品意识、开放意识、民主参与意识等冲击着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以务实、求变、自由宽容的文化精神推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大众文化是现代科学和民主相伴随发展的产物，具备其他任何文化形式都无法比拟的广泛性、普及性和平等性。大众文化消除了精英文化的对特定对象限制和文化特权，而且它使民众更真实地参与文化活动，促进大众的发言权。大众作为主体参与了文化创造活动，既使文化创作趋于多元化，也有利于大众对自己利益的表达，使社会大众在实际生活中獲得现代化的知识和信息的同时，参与并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化内容，并内化为自身的精神素质和能力素质，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

1.2大众文化拓宽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

我国传统意识形态宣教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模式，即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干部群众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更好地改造他们的主观世界。具体做法包括各层面的政治理论教育、广播电视报刊的理论宣传、作报告、开大会等。这种政治化、教条化的刻板说教方式建立在宣传者与接受者的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之上，不仅效率低，还不易为大众所接受。大众文化的发展则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更丰富、更有益的方式，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更带有隐蔽性和趣味性，在潜移默化下达到其宣传的效果。同时，大众文化表现出来的开放意识和民主意识使得大众不仅扮演着受众的角色，还使其可以通过大众文化这个载体，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中来，由单向的说教转向双向互动，使受众从宣传的客体转化为主体，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而大众文化的典型形式—网络文化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它以多种形式展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从而实现事与理、形与声的有机融合，以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传播方式激活受众的认知模式，以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形式给受众造成鲜明清晰的视觉印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运用大众文化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真正实现了我们一直提倡和追求的寓教于乐。

2.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措施

2.1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增强大众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持富有民族特质的文化，正确处理好“苍白的合法性与丰艳的不合法性”的冲突，遏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正确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一元化与多样化等方面的关系，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2主动应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

在高科技和网络化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注意防止和遏制其中的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突出阶级性；体现时代性；保持民族性；保障人民性；坚持科学性、民主性、开放性。要注意处理好先进性与广泛性要求之间的关系，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2.3加强大众的思想道德建设

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完善文化价值系统，确立体现时代精神、健康向上的审美价值形态；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和高尚情操，提倡奋发向上、追求卓越、敢于创新的精神等。

2.4强化精品意识

历史上的先秦文赋等，乃至众所周知的春节联欢晚会等，关注现实、关注大众，用进步的思想观念和精美的艺术形象感染与教育大众，能够深刻打动人心，成为时代的精神财富，我们要进一步坚持“两为”方向与“双百”方针，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唱响主旋律，多出与时俱进、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负载、传承意识形态内容，激发大众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奋发向上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将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现代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切实发挥出文化以优秀作品开启心智、陶冶性情，塑造人格、匡正心性、鼓舞当代大众的社会效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机遇和挑战共存的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小康社会全面建设、深化改革开放以及加快发展等等都需要社会的政治稳定，而稳定从根本上说要先保持思想的稳定，这就需要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需要凝聚全社会的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这些都需要用与时俱进的最新理论成果来武装头脑，普遍提升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当代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感受到的实惠，才能让普通群众真正体会到深奥的理论原来就在自己身边，才能更加珍视今天的改革成果和稳定的社会局面，以更加昂扬的斗志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杨成乐.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现状浅析[J].咸宁学院学报.2011.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 篇7

然而,和谐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和谐、和美作为价值追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就形成了以追求和谐、崇尚和美为核心价值的“和”文化。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思想体系都蕴含了和谐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诚如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讲到:“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丰富而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从而达致和谐社会的理想愿景。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溯源、传承与发展

文化从广义上讲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它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积淀、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华夏民族所创造的、为世代所继承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丰富内涵、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 兼容并蓄之学。

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着独立起源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精髓的文化体系。众所周知,在华夏大地上生活的每一个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都形成了独具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中原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这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融合为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断与外来文化相作用,例如,佛教自从西汉哀帝元昭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对中华文化起到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魏晋玄学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响,到了隋唐佛学思想更是影响深远,有人说,如果离开佛学思想,隋唐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将是一片空白。概言之,佛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对不同思想、学说和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兼容性。

2. 独特民族精神之学。

作为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华夏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淀的精神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追求,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特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起着凝聚和向心的作用。

3. 与时俱进之学。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与时俱进之学,是因为它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创立新的内容,产生新的形式。正如孔子所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新损益可知也:其或维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述而》)这句话清晰的阐明了文化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创新。其创新的内在规则就是“因”“损”“益”。具体而言,“因”就是指对已有文化的继承;“损”就是对已有文化中的一些思想进行扬弃;“益”则是在对已有文化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学派,无不是在继承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本学派的核心思想。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思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就形成了以崇尚和谐为核心价值的“和”文化。张岱年先生曾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儒、墨、道、法等主要思想学派都对和谐思想都作了深刻的阐释。可以说,和谐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核心。

1. 儒家学派致力于对和谐思想的探索,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倡导“中和”的思想。

在孔子看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为政》),这句传承千年的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意见分歧、没有思想交锋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通过交流、讨论、对话、协商,达致互相理解,协调统一,和谐互动的社会状态,换句话说,就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儒家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的和谐思想就是强调一种仁义的和谐,孟子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唉”主张“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只有君与民之间相互尊重、协调活动,社会才能稳定发展。荀子在《天论》中写道“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句话强调的是尊重自然规律,给予事物按照自身性质发展的空间,才能使事物健康发展。

2.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虚静处下,海涵宽容”;

可以说,道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就是“无为”。《老子》第三十七章提出“道恒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庄子·天道》在《庄子·至乐》中进一步提出:“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相合,万物皆化。……故曰天地无为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在道家的思想中,“无为”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正是基于这种自然力量才能够使天地万物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折射到社会治理层面就是,社会体现自然发展就会和谐稳定,达到大治。

3. 墨家追求“尚同,尚贤”、“兼相爱,交相利”、“爱无差等”,墨子倡导“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能相和合”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求得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则。在墨子看来社会不稳定源于“内之父子兄弟结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因此,墨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不要杀戮征战。概而言之,墨家追求的是个体与社会形成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达致和谐一致。

4. 与儒家、墨家仁义治国的政治主张不同,法家在历史上是最重视法治的学派,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法律途径才能达致社会的善治。

商鞅提出:“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商君书·垦令》在《商君书·赏刑》中他进一步提出:“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劲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韩非子则强调:“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由此可见,法家的思想逻辑——就是通过法治来达致和谐的社会秩序。

除此以外,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主张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近代以来,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倡建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追求和谐、崇尚和美不是一家一派所倡导的思想,而是诸子百家的共识,可以说,和谐思想内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重温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弘扬优秀的文化思想,从而获得历史的智慧与现实的启迪。

三、弘扬优秀的文化遗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启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和谐社会的不懈追求,契合了广大国人的共同夙愿。那么,何谓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内涵是什么?可以说,和谐社会具有十分丰富的科学内涵。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具体而言和谐社会就是和睦相处,谐平共生,就是社会各组成部分、各个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协调互动、相互促进、互补和顺的理想社会状态。一句话,和谐社会就是社会有机体各部分之间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和谐社会的内涵和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由传统管制型社会向现代民主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因此,必然要求中国社会体系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深刻变革。然而,社会的改革必然需要一定的文化作为指导思想,如何不能选择合适的文化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我们应选择何种文化作为指导思想,才能达到社会的协调互动?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论是在品德修养,还是在治国安邦、国家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为消解当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矛盾提供了方法和途径。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1. 社会结构的优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原有的社会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逐渐显现。例如失地农民、合同工人、城乡无业、失业、私营业主等等新的社会群体。由此导致形成了多元化的阶层结构。据统计,“2004年,国内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财产比重只有1%左右。”这组数据足以显示,目前我国已成为“金字塔”式社会阶层结构,距离“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重新调整阶层结构,形成协调均衡的社会结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谈起。

有鉴于此,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提出:“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

的确,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能够给予各阶层平等发展机会的社会,使各阶层都能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必然要求缩小收入差距,深化改革,“创新和制定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推进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的改革,调整城乡、区域和就业结构,使该小的农业劳动者阶层逐渐缩小,使该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逐渐扩大。引导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的基础。”

2. 民主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

民主法治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层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要以人为本,健全民主制度,增强民众政治参与的效能,切实做到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关注民生、利用民智,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重视法治在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充分发挥法律作用,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总而言之,要达致和谐社会的理想愿景,就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

3. 利益均衡发展——和谐社会的基础。

中国历经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济实力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问题——经济发展失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裂变与重组,由于经济的非均衡发展造成了利益关系失衡,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凸显。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越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显示,自2000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升至0.496。以上这组数据足以说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这一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矛盾就可能被激化,甚至破坏社会的稳定发展。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对统治者谏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大学》,对如何实现经济的发展有着精辟的论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运恒足矣。”这句话深刻的揭示了经济协调发展对社会稳定、繁荣的重要性。

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我们必须树立利益均衡的经济发展思想,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实现资源配给的公平和公正。在以市场为主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做得公平与效率并重。

4. 生态环境良好——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肇始于18世纪60年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开始不断地、无度地向自然索取各种资源,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欲望。然而当我们尽情享受自然带给我们丰厚的物质生活时,对于大自然却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怀,从而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变得空前脆弱,人与自然的平衡被打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陷入日趋紧张的态势。尤其是历史的车轮转入上世纪70年代,我国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走上了一条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之路。由此造成森林树木被乱砍乱伐、水土流失严重、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危机。这一切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出当前的生态危机?

李约瑟曾说:“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的确,中国的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孟子曾倡导“仁民而爱物”。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宋代张载在《正蒙》强调“天人合一”。这些无不要求我们热爱自然,把自然看做是人类的朋友。有鉴于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须摒弃对自然功利主义的错误价值观,树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理念,并注重生态道德建设。自觉地承担起保护自然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爱护自然环境,反对无度地向自然索取,而是促进自然的生态平衡,最终实现自然与人类的长久共存与和谐发展。

“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这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有些部分,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这就有永久的价值。”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疏理、审视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以其特有的和合思想指引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摘要：文章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内涵与外延,以其特有优势来指引和谐社会的建设,为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和谐,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温克勤.略谈民族精神及其培育[J].高校理论战线,2003(3)

[2].《墨子.兼爱中》.[清]孙治让.墨子间沾[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汤因比.谁将继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导地位[J].思潮月刊,1974

[4].潘多拉.构建和谐社会:遏制不合理贫富差距[N].燕赵都市报,2005.01.12

[5].王仁贵.理性看待基尼系数[N].瞭望新闻周刊,2009.05.18

[6].罗国杰.新中国道德建设的回顾和展望[J].齐鲁学刊,200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 篇8

一、“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关系

2012年11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中国梦给人希望, 中国梦成就事业, 中国梦数千载传承彰显了中华文明大器、包容、繁荣的大国气象。这个伟大的梦想能让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再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辉煌, 再创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 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无论是国家层面、民族层面还是个体层面的“中国梦”, 都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社会主义中国价值理念的精髓和最高抽象, 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又弘扬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既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 又凸显了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既体现了党的执政理念及国家社会发展的主题, 又规范了全体公民的价值取向和准则。这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中国梦”的各个层面, 既是托举“中国梦”的思想基础, 也是共建共享“中国梦”的精神支柱。“中国梦”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化体现, 也是落实价值观的现实方向, 二者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着力点

大学生肩负的历史使命, 决定了必须对他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他们的精神追求, 促使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的精髓和灵魂。

当今世界, 国际竞争已经不单纯表现为以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为主要内容的硬实力的竞争, 而是越来越成为以思想、文化、价值观为主的软实力的博弈, 而其中首要的当属对价值观的建设。可以说, 核心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它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魂魄与气质, 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走得多远, 走得多好。因此我们要想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梦, 在国际博弈中取得优势, 不仅要强化我们的硬实力, 更要提升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 占领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为“中国梦”铸就过硬的灵魂力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的支撑和保证。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 这既是发展的黄金时期, 也是各种矛盾不断凸显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 此起彼伏的思想潮流, 交错杂陈的价值观念, 使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呈现出独立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的发展态势, 形成了社会共识的难度加大, 树立主流价值观的难度加大, 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突出的局面, 这也是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必须要应对的挑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能够消弭价值冲突, 并就思想差异和利益冲突形成最广泛的价值共识, 进而避免利益格局调整可能带来的思想混乱, 形成团结奋斗的强大民族凝聚力, 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思想保障。

3.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为圆梦行动力。

思想之所以会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是因为它不仅能够内化于心, 更能够外化于行。梦想有了精神的支撑和信仰的牵引, 就会转化为强大的圆梦行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强的生命力来自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其在人们心中扎根发芽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也是中国梦由理想变为现实的过程。属于文化软实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仅能内化为个人的价值标准和深厚的民族凝聚力, 更能外化为强大的圆梦行动力。因此, 要不断鼓励和指导每一个大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他们成为“梦之队”的主力军。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层次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让大学生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并真正内化入自身的价值体系, 外化为具体的圆梦行动, 积极投身于构筑“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在高校的教育实践中, 应以确保学生对价值观的认知为基础, 增加学生对价值观的认同为核心, 促进学生对价值观的内化为关键, 引导学生对价值观的转化为目的。

1. 认知是基础。

马克思说过,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对事物产生系统的认知”[2]。学校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其他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对大学生实施“中国梦”与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定向影响, 使学生们知晓“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 明确所要抓住的事物的根本。

2. 认同是核心。

认同是在认知基础上的发自内心的赞同, 具体表现在思想、情感、实践等方面主动认可、接受“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标志着大学生能够在实践中自觉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准则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 并为进一步内化做好价值判断。

3. 内化是关键。

内化是在将关于“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所见、所闻、所想等经过内证实践, 并产生具有客观价值的认知体系的基础上, 把自己所接受与产生的新的思想和自身原有的观点、信念结合到一起, 构成一个完整、系统的体系, 并自觉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自身实践的过程。

4. 转化是目的。

只有行动梦想才会成真。转化是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最终目的, 是促使大学生将经过认知、认同并且内化的价值取向外化为具体的圆梦行为的过程, 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现“中国梦”的归宿。

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具体思路

1. 有效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灌输作用。

应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全面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理论阐释和思想引导, 用正确的价值理念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值得注意的是, 在市场经济和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 当代大学生更加崇尚独立和自由的发展, 要求自己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 强调主体意识, 传统的思想灌输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就要求以灌输为主导的价值观教育必须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载体等方面进行变革与创新。例如在教学中实践中采取行为指导与心理疏导相结合的方式, 增强情感化管理;实现教学系统化, 将教学与实践、与实训、与实习相结合, 组成一个系统化的教育体系;进行交互式教育, 实现施教者与受教者的双向互动, 增强大学生接受知识的主动性。

2. 充分整合各种教育资源, 发挥合力作用。

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离不开良好的育人环境和文化氛围, 而这依赖于各种教育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施教者应全面掌控并合理运用各类教育资源, 有意识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渗透到学生各个层面的活动当中。一是以实践性课程为平台实施价值引导, 使大学生在服务社会、参与实践的过程中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借助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环节, 带领学生参观革命教育基地, 感受红色资源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和历史文化;邀请道德模范或先进个人为学生现身说法, 用最鲜活的案例给予学生们最真切的感受。二是将“中国梦”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校园建设文化中。比如开展人文系列讲座、组织普法宣传、进行感恩教育, 以及针对大学生的生活观、学习观开展面对面的交流等活动。还可以利用信息化的网络平台, 组织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题的网络活动。三是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配合, 将渗透性教育与灌输性教育相结合, 协力营造利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良好环境, 在潜移默化中增加学生对核心价值的认同感。家庭和社会应积极配合学校教育, 强化学校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成果, 纠正各种不正之风, 引领以核心价值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3. 通过自我教育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价值观教育是一个教师与学生双向互动的过程, 即使教育者的理论水平再高, 教育方案做得再好, 而受教育者不配合、不接受, 一切教育都将是徒劳的。因此, 在教师的指导与激励下, 提升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 让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应将自己的成长与中国梦的实现联系起来, 不仅可以通过阅读书籍或观看纪录片的方式回顾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 重温革命历史, 传承红色精神, 关注国家大事与时政要闻, 感受文化软实力在大国博弈和社会竞争中的重要地位, 还应进行科学的自我评价与及时的自我反思, 摒弃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观念。这都有助于个体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坚定自身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 抵制享乐主义、个体主义、拜金主义等消极价值观念对大学生思想的破坏性影响。

4. 充分发挥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

教育制度是教育行为的依据, 更是教育成果的保障, 要想提升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水平, 确保教育质量, 必须充分发挥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首先, 学校要充分认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形成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师生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其次, 高校思政教育部门要制定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工作计划, 确保教育工作有章可循。如制定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具体目标、实施原则、主要任务, 以及分析当前的教育现状, 并制定对应的措施等。再次,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提升教师素养, 强化教学成效。高质量的教学成果得益于教师高水准的教育能力, 高校可以从对思政课教师进行必要的专业培训以及组织教学观摩、交流授课经验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促进“中国梦”背景下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深入开展。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精髓, 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保证。应通过加强思想灌输, 整合教育资源以及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等方式促进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内化, 最终将其外化为圆梦行动力, 助力实现中国梦。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闫纪建.多维解读中国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1.

试析“三言”中的浪漫主义色彩 篇9

一、红色———赞颂纯美的爱情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 施加于女性的钳制特别严酷。妇女在政治上地位低下, 特别在爱情婚姻上没有人身权利与自由, 一切必须听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违背纲常”。但冯梦龙在他的作品中却十分珍惜爱情的真挚和忠贞, 珍视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尊严和人格独立。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之一, 就是“借男女之真情, 发名教之伪药” (《山歌·叙》) 。并从进步的道德意义上, 对爱情做了这样的规范:“自来忠孝节烈之事, 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 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 无情之夫, 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 必不能为节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 孰知情为理之维乎?” (《情史·情贞类·朱葵》) 因此, 在“三言”中, 描写爱情的题材很多。

1. 爱情的颂歌

试看《乐小舍弃生觅偶》 (《警》第23卷) 一文。乐和与喜顺娘这一对青年男女, 青梅竹马, 一起读书, 互相爱慕, 私订终身。可是两家并不门当户对, 难以结合。两人只能各怀相思, 暗中思念。在一次钱塘观潮中, 喜顺娘不幸落入海中, 此时乐和见之, 不顾自己不识水性, “眼光紧随着小娘子下水, 脚步自然留不住, 扑通向水中一跳, 也随波而滚”。按照常理, 两个人是必死无疑了。但作者却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乐和竟入水底去求救于海神———潮王, “情之所至, 金石为开”, 潮神竟把他俩送出了水面, 出水时, “四只手儿紧紧对面相抱, 觉身子或沉或浮, 幡出水面……”。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的描写, 使人觉得现实中交织着幻境, 幻境中又合乎现实。本来现实中不可能的事, 却是人们心里的美好愿望。

再看《黄秀才徼灵玉马坠》 (《醒》第32卷) 一文。扬州才子黄损在船中巧遇商人之女韩玉娥, 两人弹琴萌意, 一见钟情, 由敬慕到私订终身, 并相约一个月后在涪州相会。届时见面时, 黄生在岸上, 玉娥在船上。谁知韩女之船缆绳松断, 船覆韩女落水, 顺江流而下, 幸被薛妈救起认为义女, 带到京都长安暂住。而黄生赴京入试后中选, 授部郎之职, 因弹劾权臣吕用之, 致吕暗恨。吕用之听说韩玉娥美貌, 竟强抢为妾。新婚晚上, 吕用之正欲强占, “忽有一白马, 长丈余, 从床中奔出, 向吕用之乱扑乱咬……白马在房中乱舞, 逢着便咬, 咬得侍婢十损九伤, 吕用之也惊惶逃窜。吕用之出了房门, 那白马也不见了”。吕用之因而认为韩玉娥是个妖物, 就将之赠黄损, 欲使黄损受害。结果倒使得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原来白马乃是黄损赠给韩玉娥的传家之宝———玉马坠。此乃宝物显灵, 助善惩恶。这种借助法宝或灵物护身的事例在古代小说中很多。在当时那种社会里, 像韩玉娥这样的弱女子, 被抢被卖, 如何能保持贞操和名节?除死之外, 只能求助于神灵, 方能逢凶化吉, 天从人愿。这也是劳动人民的一种美好善良的愿望。

上述喜顺娘、韩玉娥的爱情, 都是借助于神灵的帮助, 才使得爱情有一个喜剧的结局。

2. 爱情的悲歌

“三言”中有不少篇目都是反映爱情的悲剧。像《崔待诏生死冤家》 (《警》第8卷) 中的璩秀秀, 原乃装裱铺绣女, 因家贫被卖至咸郡王家为绣女, 因爱上青年碾玉待诏崔宁, 遇一偶然机会同崔宁一起逃走, 远走他乡, 结为夫妻。但后来被郡王手下郭排军告密, 二人被捉, 崔宁“罪杖, 发遣建康府居住”, 秀秀竟被郡王活活打死。一对好端端的夫妻就被拆散。但秀秀死后, 鬼魂又复人形, 随崔宁在建康居住。两人夫敬妻爱, 又开起了碾玉作铺。谁知冤家路窄, 郭排军在建康又意外遇到秀秀, 他又去郡王那里告状, 害得秀秀无处容身, 只好离去。这里写的璩秀秀, 是大胆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女性, 她对爱情的忠贞、热烈的追求, 不仅至死不渝, 就是死后仍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因此, 她的执著的追求精神, 是为社会所不容的。不仅在生前遭摧残, 死后仍遭迫害。这是一幕多么触目惊心的悲剧。

再看流传极广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警》第28卷) 中的白娘子, 虽是白蛇成精, 但这白蛇已是人格化的青年女子, 为了过上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 竟历经磨难, 追求许仙, 两人终于结为夫妻, 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恶势力岂能让过这一对青年男女, 封建卫道士法海和尚竟多次追踪迫害, 利用许仙的善良, 而将白娘子压在雷峰塔下, 造成了令人愤疾的悲剧。

从璩秀秀、白娘子这些封建社会的下层妇女身上, 人们看到这些勇敢的女性, 为了自身的幸福, 爱情的自由, 大胆地探索, 勇敢地奋斗。但在封建社会的层层压迫之下, 悲剧的命运还是大多数。

3. 唯情而生的冯梦龙

其实, “三言”中诸多具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 这一首首感人至深的爱情颂歌和催人泪下的爱情悲歌是与冯梦龙的个人经历和创作思想分不开的。

冯梦龙出身于“理学名家”, 他和长兄及三弟, 被当时人称为“吴下三冯”。童年时期的冯梦龙, 是个才情跌宕、风流蕴藉、震撼时人的才子, 但他凭自己的爱好去学习, 猎取知识, 无所拘束。特别是科举失意后, 更是通脱狂放, 旷达不羁, 微逐秦楼楚馆, 与歌妓结成知交。妓女们尊敬他, 崇拜他, 妓女们那些被压迫的思想感情深深感染了他, 激励了他, 使他终身为“情”而系。他在《情史序》里这样写自己:“余少负情痴, 遇朋侪必倾赤相与, 吉凶同患。闻人有奇穷奇枉, 虽不相识, 求为之地, 或力所不及, 则嗟叹累日, 中夜辗转不寐。见一有情人, 辄欲下拜;或无情者, 志言相忤, 必委曲以情导之, 万不肯从乃已。”他认为, “情”是维系社会的原则;一切皆幻设, 唯有情不虚假, 不泯灭;唯有情才使人不生种种恶念, 风俗醇厚, 社会泰然。他在自己所作的“情偈”中也说:“……四大皆幻设, 唯情不虚假。……万物如散钱, 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 天涯成眷属。……”正因如此, 在“三言”中, 许多篇章, 作者运用浪漫手法, 通过“情”这根线, 把妇女的优美纯真的情操, 历尽磨难而愈见坚贞的品格一索贯穿, 给人们留下深刻的思考。

“三言”中的这些青年男女为追求真挚的爱情和自由、幸福的婚姻, 向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一次次冲击。有的经过生与死的曲折历程;有的宁死不屈、怀着极大的愤懑离开没有一丝温暖的人世, 让灵魂在幻域得到结合;有的受尽煎熬磨难, 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得成功。因此, 冯梦龙对纯美爱情、自由婚姻的热情讴歌, 倾注了作家的美好理想。这些篇章如一团团熊熊燃烧的赤焰, 照亮每一个人的内心, 具有促人向上的艺术魅力, 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色。

二、绿色———推崇纯真的友情

冯梦龙的文学观点是“以情攻理”。在“三言”里, 他塑造了一批注重情义的艺术形象, 都是通过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出来的。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喻》第16卷) 一文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汉明帝时秀才张勋, 到京求官, 在旅店偶遇一病人危难。问之, 乃同是求官的秀才范巨卿, 张勋就帮他请医治病, 亲侍病愈, 遂结为生死之交。二人在京求官不成, 临分手时相约, 来年重阳时, 范巨卿到张勋家相会, 张勋备鸡黍相待。第二年重阳时, 张勋早备下鸡黍, 直到天晚, 仍不见范兄到来。直至天黑更深, 范巨卿才隐约来到。但这乃是他的鬼魂。原来范巨卿因经商忘记了鸡黍之约, 直至重阳当日才想起, 但两人相隔千里, 无法赴约。他听古人说, 只有鬼魂驾风才能日行千里, 于是他诀别妻子自刎而亡, 鬼魂驾阴风才赶来赴约。张勋非常悲痛, 竟千里奔丧, 伏尸哭拜, 也自刎以殉义。当然, 像故事中这样舍身赴约之举不足称道。但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却深受士大夫的赞扬, 也为广大人民所传颂。

另一篇《羊角哀舍命全交》 (《喻》第7卷) , 也是赞颂友谊中更具浪漫悲剧特色的一篇。汉时羊角哀和左伯桃两人乃结义兄弟, 一同进京求官, 途经梁山时遇大雪封山。天高路远, 进京的粮食、衣服都无法解决。这时左伯桃舍身把衣服干粮全部让出, 由羊角哀一人进京, 自己冻死在梁山。羊角哀进京后陈胸中韬略, 拜为中大夫。亲到梁山, 安葬左伯桃, 并在墓旁建堂, 亲为守灵。是夜, 左伯桃阴魂相告:因墓与荆轲墓相近, 荆轲仗剑逼他迁墓。羊角哀运用多种办法帮助左兄斗荆轲, 都无济于事, 而且荆轲逼得更厉害。这时, 羊角哀告别亲随, 嘱其后事, 自刎而死, 以鬼魂去帮助左兄。文中是这样描写的:“……是夜, 风雨大作, 雷电交加, 喊杀声响数十里。清晓视之, 荆轲墓上, 晨烈如发, 白骨散于墓前, 墓前松柏, 和根拔起。荆轲庙中火起, 烧作平地。乡老大惊, 都往羊、左二墓前, 焚香展拜……”这一段惊心动魄的描写, 把羊角哀那种“义比天高、友情第一”的品德描写得淋漓尽致。

对于那些不讲义气的人, 在《大树坡义虎送亲》 (《醒》第5卷) 一文中, 冯梦龙写道:“从来只道虎伤人, 今日方知虎报恩。多少负心无义汉, 不如禽兽有情亲。”连老虎尚知道有恩报恩, 重情重义, 而有些人连禽兽都不如。

“三言”中的这些人物讲求情义, 推崇纯真友情, “一诺千金”、“舍生取义”, 他们的美德和神奇力量, 正是作家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 而作品中的这种假想和追求, 为我们构筑起一片绿色的圣园, 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给人带来清新的感觉。

三、黑色———揭露社会的黑暗

冯梦龙编撰“三言”的时代, 正是明王朝摇摇欲坠时期, 社会极其黑暗。全国土地绝大多数被藩王、权贵、地主垄断, 以万顷计的庄园遍布全国, 他们掠夺财富, 过着极其淫荡浮糜的生活。而广大农民却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纷纷沦为带有奴隶性的佃农和到处流浪的游民, 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从政治上看, 封建统治阶级只知在深宫追求奢侈极欲的生活, 一任宦官权臣专权, 胡作非为。致使人民生活没有保障, 难以生存, 因此人们迫切希望能有为民作主的清官来为民申冤, 治理天下。

像《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警》第13卷) 中的“包青天”包拯, 就是人民心目中的希望。包拯廉明清正, 无私正直, 不畏权贵, 就连冤鬼孙押司三次现身的案子也能断明, 因此在人民心目中是“神”。但在那样的社会里, 像包拯这样的清官又能有几人?而《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喻》第31卷) 正是揭露其罪恶社会的比较出色的一篇。文中的司马貌乃一介穷儒, 虽满腹经纶, 但屡试不中, 因此, 他在《怨词》中说:“……胸无一物兮, 囊有余资。富者乘云兮, 贫者堕泥。贤愚颠倒兮, 题雄为雎。……”他还在阎罗殿上大胆地控诉:“……如今世人有等悭吝的, 偏教他财积如山;有等肯做好事的, 偏教他手中空乏;有等刻薄害人的, 偏教他处富贵之位, 得肆其恶;有等忠厚肯扶持人的, 偏教他吃亏受辱, 不遂其愿。作善者常被作恶者欺瞒, 有才者反为无才者凌压。有冤无诉, 有屈无伸……”在这里, 冯梦龙借司马貌之口, 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活活勾画出一幅颠倒曲直的现世图。文中写到的地狱阴森恐怖, 实际就反映了当时现实的社会。

势力是何等猖狂。花农秋先, 勤恳种花, 与世无争, 但遇张委、张霸等一班恶徒, 依仗权势, 随意践踏秋先苦心经营的花圃, 还要强行占为己有。当花仙一夜间帮秋先把落花全部复活后, 秋先竟被张委等以“妖人”而告知于官, 无辜被抓入狱。这样的事情, 正是当时黑暗社会的写照, 朱明王朝大批爪牙和张委等一样, 鱼肉百姓, 危害乡邻, 抢占良田, 霸占良女, 为所欲为。人民敢怒不敢言, 只好求助于神仙来帮忙惩罚坏人。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颇为精彩:正当这伙恶徒在秋先花园中得意忘形之际, “……忽地起一阵大风, 那风好厉害:善聚庭前草, 能开水上萍。腥闻群虎啸, 响合万松声。那阵风却把地下这些花朵吹得都直竖起来, 眨眼间俱变做一尺来长的女子。众人大惊, 齐叫道:‘怪哉!’言还未毕, 那些女子迎风一晃, 尽已长大, 一个个姿容美丽, 衣服华艳, 团团立做一大堆。众人因见恁般标致, 通看呆了。内中一个红衣女子却又说起话来, 道:‘吾姊妹居此数十余年, 深蒙秋公珍重护惜。何意蓦遭狂奴, 俗气熏炽, 毒手摧残, 复又诬陷秋公, 谋吞此地。今仇在目前, 吾姊妹曷不戮力击之, 上报知己之恩, 下雪摧残之耻, 不亦可乎?’众女郎齐声道:‘阿妹之言有理!须速下手, 毋使潜遁!’说罢, 一齐举袖扑来, 那袖似有数尺之长, 如风翻乱飘, 冷气入骨。……”这一段花仙怒惩恶贼的浪漫特色的叙写, 伸张了正义, 惩治了恶徒, 确实大快人心。被压迫的穷苦百姓找不到惩罚恶势力的现实力量, 只能把复仇的愿望寄托在身后的灵魂、神仙身上。他们希望, 而且相信, 善良必将战胜邪恶, 坏人终将受到报应。因此, 花仙的出现是符合人民大众愿望的。

黑暗的封建统治, 不仅使贫苦百姓没有希望, 就连一些正直的士大夫也看不到希望。《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警》第9卷) 中的李太白, 本是天上神仙下凡,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 一封蛮书使得番邦称臣。但他也不能为朝廷所用, 被迫辞官云游天下, 落得个“闲来东武吟, 曲尽情未终”, 只能“扁舟寻钓翁”。更何况一般的士大夫了。

“三言”中的这些揭露黑暗社会现实的情节, 看似光怪陆离, 千变万化, 令人不可想象, 然而它正是运用典型化的方法, 曲折地反映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着的矛盾和斗争, 表达人民疾恶如仇的感情, 并给予人民为正义而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显示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积极效果。

四、灰色———宣扬虚无主义、因果报应

在“三言”中宣扬人生无常、因果报应的篇章较多, 比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警》第2卷) 中开头用《西江月》词以劝世:“富贵五更春梦, 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 恩爱翻成仇恨。莫把金枷套颈, 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 快乐风光本分。”这种虚无主义的论调, 要人隔断迷情, 逍遥自在。文中庄周平白无故用“诈死”去考验妻子的忠贞。其妻在庄周死后二十多日后爱上年轻的楚王孙, 并劈棺要取庄周之脑为楚王孙治病, 结果庄周复活, 其妻自缢而亡。庄周竟敲盆作歌, 其中有词曰:“……我非伊夫, 伊非我妻。……人之无良兮, 生死情移。……敲碎瓦盆不再鼓, 伊是何人我是谁?”这种把爱情看做游戏, 亵渎了纯真的爱情, 宣扬的是“人生如梦”的虚无主义思想, 就是消极颓废的情调。

再如《陈可常端阳仙化》 (《警》第7卷) 中的青年才子陈可常虽遭诬陷, 却忍辱不言, 直待真相大白后, 竟一死了之。而书中说他乃是“因前世欠宿债, 今世转来还”。他的坐化是“归化境”, 从今剪断缘丝索, 不用来生复结缘。

《月明和尚度柳翠》 (《喻》第29卷) 中的青年女子柳翠不幸沦为妓女, 文中竟说她这是前世“报应”。《桂员外途穷忏悔》 (《警》第25卷) 中的桂员外夫妻、父子, 由于忘恩负义, 最后, 妻子、儿女均变成狗投身施恩家去“报答”。

上述这几篇文章都是强调“人生如梦”、“因果相报”的, 这是一种消极浪漫主义, 使人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 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

另外还有一些篇目, 如《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醒》第21卷) 、《旌阳官铁树镇妖》 (《警》第40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 (《醒》第38卷) 等篇目, 都是宣扬道家擒妖捉怪, 治病救灾, 要人民修心养身, 学道学法, 以成“正果”。世界乃是虚无缥缈的幻境, 人们只是忙忙碌碌地在苦海中挣扎。万物皆虚, 四大皆空。而这种思想乃是老庄思想和佛家思想在作品中的流露。这种思想也反映了作者及当时人民群众在那动乱的黑暗社会里, 产生朝不保夕的忧患意识, 前途莫测的迷惘心态, 需要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归宿。灵魂不死, 轮回报应, 鬼神显灵, 能成正果, 便成为人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是社会心理的需要。当然, 这种思想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思想, 要把它和积极浪漫主义区别开来。

综上所述, 红、绿、黑、灰四原色构成了冯梦龙“三言”丰富而厚重的浪漫主义色彩, 它在深刻、全面地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时, 能更鲜明、更强烈地把理想的光辉表现出来, 激励人、鼓舞人。诚然, 其中也掺和着少许消极因素, 但瑕不掩瑜。“三言”代表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 成为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其积极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当然, 人们在研究“三言”作品的创作特色时, 需深刻理解冯梦龙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和沉郁沧桑的内质, 才能更准确品味他蕴含其中的浪漫主义色彩。

摘要：冯梦龙的“三言”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市民阶级的情感和意识, 其中蕴含的浪漫主义色彩也是该部作品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特色。本文分别从红、绿、黑、灰四个角度多元解读“三言”中的浪漫主义色彩。

关键词：冯梦龙,“三言”,浪漫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5]吴功正.小说美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5.

试析尼尔自由主义教育方法 篇10

一自由, 高度自治

尼尔认为, 儿童的职责是过他自己的生活, 不是过家长想他应该过的生活, 也不是按教育者的目的去生活。尼尔相信儿童有自己的情感、意志、认识、选择和责任心, 也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权, 不受外界过多的干涉, 有儿童的天性自然引导的发展的自由。在夏山学校, 孩子们“随心所欲, 各行其是”, 他们可以选择上课, 也可以选择不上课, 更不用为考试担心,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尼尔认为, 让儿童有自由, 他们才会养成积极乐观的心理品格, 享用生命的幸福喜乐。

在尼尔的影响下, 实验学校充分尊重儿童的个性和自主性, 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学生宿舍并不接受检查, 也没有人去唠叨他们, 他们是听任自由的, 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穿什么衣服, 任何时候他们要穿什么就穿什么。”当然, 尼尔绝对没有激进到把儿童的自由绝对化。他强调, 自由绝不意味着放纵, 一个人的自由应以尊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 否则其自由也得不到尊重;自由意味着责任, 自由选择就意味着勇于承担责任。

在夏山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尼尔非常注重发挥学生自治在自由教育中的作用。尼尔认为, 一所自由的学校必然是实行高度自治的, 相反, 便不能算是一所进步学校, 至多只能称为一所改良的学校。尼尔着力把夏山学校办成一所学生自治的学校, 这就要求教师从传统权威的角色中走出来, 与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成为儿童伙伴关系中的一员, 让儿童自己教育自己, 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夏山学校, 确保这一思想得以实现的主要措施便是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二开展情感教育, 用爱感化学生

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 只有构成人格的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地和谐发展, 人才能成为一个理智与情感健全的人。然而, 传统教育中存在着偏重培养理性和知识传授而忽略情感发展的主智主义倾向。尼尔强烈地反对以训练人的“脑”为目标的理性教育。他认为, 传统理性主义教育的结果是培养了一批“满腹经纶的神经病。”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 但对人生的看法却像婴儿。他们以理性处理生活, 却失去了内心直接的感受。理性主义教育遮蔽了人的内心世界, 甚至造成所谓“损伤情感的罪恶”。尼尔试图将被割离的“脑”与“心”结合起来, 不仅要让学生去了解,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去感受。在夏山学校, “书本最算不了什么”, 其地位远在泥巴和颜料之类的东西之下。

尼尔经常激励夏山学校的教职工们用爱、真诚、尊重去教育学生, 化解学生心中的疑虑和不满。教育的重要任务是让儿童感受到爱和学会去爱。教师必须和儿童站在一起, 这意味着给儿童爱。但这并不是一种占有的爱, 也不是一种盲目的爱, 而是一种让儿童感受到的并赞许他一切行为的爱。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消除儿童身上的恐惧和憎恨。在这充满爱的环境的陶冶下, 学生们养成了积极乐观, 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他们热爱自己的生命, 也热爱别人的生命;尊重自己, 也尊重别人。在尼尔的教育理念中, “工作愉快和生活积极”是衡量成功的标准。他将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他认为情感教育的重要性胜过理性教育, 偏重理性的教育只会带来人的畸形发展, 使人的思想和情感疏离并刻板化。因此, 教育必须包括理性和感性的学习, 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 但愉快的生活及健全的人格更为重要。在尼尔看来, 教育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目的, 生活应以快乐为本, 快乐即热爱生命。

三重视创造力的培养

尼尔认为, 儿童本身即是一种充满创造力并渴望创造性表现的存在。但是不当的教育方式剥夺了儿童创造的机会, 压迫了他们创造的欲望。儿童的成长完全可以自主和自发, 如果教育能够给儿童创造权力和机会, 那么他们将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潜能。因此, 在夏山学校, 学生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和创造自己的生活。学生不把创造作为一种任务或压力, 而是自然而然地将创造看成是一种游戏。正是在无拘无束的游戏中, 学生创造的天性才不受扭曲, 完整地体现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尼尔在教育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教育途径:培养学生的兴趣, 开设课程和重视经验的积累。

四启示

尼尔大胆地突破了旧的传统教育对儿童的束缚, 给儿童以自由发展的天地, 我国当前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就是要尽力为所有的儿童创造出理想的发展空间, 承认学生之间的差异, 给学生一定的自由, 培养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 让他们更加健康地成长。学生应该是非常快乐的自由的人, 具有愉快学习和快乐生活的权利。学生的发展是自由成长的过程, 教师应该教会其利用自由的时间, 让每一个人都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对待学生要有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尽量避免体罚、责罚学生。惩罚使得学生惧怕而被迫服从一时, 但这种服从只是表面现象, 学生内心也因受到处罚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若能给学生以爱的自由, 就成人而言, 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教师要教育学生做好必要的知识准备, 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动机。创造动机是引发创造行为的巨大的内部动力。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潜能。要保障学生心理的安全和自由, 保护好奇心, 解除怕犯错误的恐惧心理, 要为学生的学习留有余地, 提供发展创造力的条件。

今天, 在全国中小学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关键时刻, 在全国人民都在呼唤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回归生活教育的汹涌浪潮之际, 让我们虔诚地向卓尔不群的夏山学校学习。还给孩子们自由、幸福和快乐吧!

参考文献

[1]冯恒.让学校适合儿童[J].基础教育参考, 2005 (4) [1]冯恒.让学校适合儿童[J].基础教育参考, 2005 (4)

[2]李贤智、杨汉鳞.“让学校适合学生”的可贵尝试[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 [2]李贤智、杨汉鳞.“让学校适合学生”的可贵尝试[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

[3]刘薇.让学生们自由发展——读尼尔的《夏山学校》[J].现代教学, 2007, (9) [3]刘薇.让学生们自由发展——读尼尔的《夏山学校》[J].现代教学, 2007, (9)

[4][英]A.S·尼尔 (Alexander S.Neill) .夏山学校 (周德译) [M].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2[4][英]A.S·尼尔 (Alexander S.Neill) .夏山学校 (周德译) [M].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 篇11

【关键词】整风运动；主观主义；启示

在1941年的延安，毛泽东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成果显著的整风运动，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中着重阐述反对主观主义的意义、重要性以及怎么改正。笔者认为这对于指导党在新时期的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主观主义

延安整风运动始于1941年，在此之前，党多次经历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指导，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曾发生过瞿秋白、王明、李立三等“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渗透最深、破坏程度最大，招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南方各根据地接踵损失，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尽管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倾的错误领导，但是由于当时的首要问题在于军事方面，因此只解决了军事和组织上的问题，而更深层次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上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其次，右倾机会主义同样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经受重大阻碍。大革命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由于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将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意图没有清楚的认识，致使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大规模血腥捕杀，使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由于党内还是存在着右倾的思想，对国民党的反共意图不清楚，导致了第一次反共浪潮和第二次反共浪潮的发生，尤其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造成了国内国际的极大震动。“左”倾和右倾错误的长期存在是进行整风运动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根本上革除错误倾向的影响。

在1941年，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局面相对稳定，尤其是党中央驻扎的陕甘宁边区局势比较稳定，这实质上为我们党在全党范围进行整风提供了外部条件。

延安整风运动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就是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整顿党的作风》曾经提出过主观主义的内涵：“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

主观主义表现为仅凭热情，用感情替代政策；或者思想僵化，循规蹈矩；或者没有调查研究，漠视群众意见建议，仅凭自己的主观意见来处理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一再强调反对主观主义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认为只有解决好了主观主义的问题，才能顺利的解决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因为，宗派主义的党风问题和党八股的文风问题都是由于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而产生的。毛泽东曾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一语中的的概括了三者的关系：“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延安整风运动对新时期反对主观主义的启示

1.调查研究，就是解决问题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还有一句话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之中明晰提议的。如果我们领导干部对周围的环境都不了解，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的现状和历史都不了解，怎么解决问题？怎么推进工作？难道就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和理论就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要解决问题就要去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可以说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同时，我们都知道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一时还可以，但是，热情总是有限度、有期限的，一旦热情褪去，那么工作何以为继？因此，做工作，主观热情是一方面，有热情会增添工作的动力，而更重要的是用理性来指导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革还承担着许多艰难复杂的使命。很多旧问题等待着继续解决，又还有许多新问题陆续出现。但无论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都需要我们党花时间去调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着的，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问题，如若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去调查研究，还是以旧的观念和思路对待，是明显行不通的。因此，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论在面对旧问题或者新问题时都要注意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获得一手的、真实的研究成果。

一是要坚持扎根群众的调查研究。与群众真切深入的交换学习，思人所思，念人所念。邓小平曾经说过：“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牢牢把握人民群众的现实和思想动向，不断贴近群众的工作生活。二是要用理性指导实际工作。培育理性的精神，运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工作上的大小事务，树立长远的眼光。

2.学习历史，才能走向未来人类不是生活在的碎片的时间中的，我们有以往，也有未来，没有以往也就没有未来。以往是一代代人的实践形成的历史，未来也会是我们的实践写成的历史。历史中蕴藏着事物发展的最深层次的规律，借用一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里的“我”可以理解为历史规律，掌握历史规律，遵循历史规律，并且运用历史规律就一定有所作为。但是，在掌握历史规律之前，最基础的就是学习历史，这个历史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习总书记在《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谈话中也指出领导干部应该学习历史，“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是习总书记对学史的意义评价。

一是要学习历史。学习我们党的历史，学习国家的历史，尤其是近代的历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写道“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的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出来的。”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研究他国的历史是不行的，需要真真切切研究的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历史。

二是要归纳经验，概括规律。认真钻研历史，深挖出深埋在历史现象中的规律，认真归纳经验教训。熟悉规律、其次是运用规律，将规律更好地应用在中国梦的建设过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走中国特色的道路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党员漠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毛泽东认为一些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只是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学习。这样就导致虽然他们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们只会也只能教条搬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中的语句等。在面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错中复杂的现实情况时，空有教条化的理论是远远不足以应对的，盲目的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对处理现实问题没有意义，更有可能发生“左”倾或者右倾的错误，造成无可估计的损失。

一是要认真完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建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学习完完全全的马克思主义，用正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二是要有目的的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探讨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的剖析中国革命、以及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1-829

[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叶瑞（1992—），女，汉，重庆万州人，学生会副主席，研究生，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青少年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 篇12

关键词：《管家》,生态女性主义关怀,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身心和谐

1 引言

玛丽莲·罗宾逊 (1943—) 是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相对于美国当代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多产作家而言, 罗宾逊的作品数量不多。迄今为止, 她共出版了3部小说, 1篇短篇小说和4部散文集, 然而, 从她的第一部小说《管家》 (1980) 问世并为她在美国文坛奠定了重要地位之后, 她的每一部作品, 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 都在国际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并为她带来了许多荣誉。她的小说内涵丰富, 寓意深刻, 笔法细腻;她的散文文笔优美, 题材广泛, 影响深远。其中, 《管家》刚刚出版便好评如潮, 并获得了作家协会海明威小说处女作奖。 (郝素玲, 2013, 14)

罗宾逊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 西部广袤的地域环境, 远离喧嚣的社会环境, 对她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幼饱读经典文学作品, 受梅尔维尔、梭罗等超验主义者的影响, 形成了其独特的自然观。作为爱荷华大学的写作教授, 与丈夫离婚后, 独自抚养孩子并笔耕不辍。无论是其独特的自然观还是身上所体现出的女性的顽强毅力, 在小说《管家》中都随处可见。

我国学术界对罗宾逊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近期围绕《管家》的学术研究尚不透彻, 主要聚焦在基督教思想、和谐生态意识以及女性独立意识等问题上。本文试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结合, 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的解构,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人类身心和谐的美好寄托。

2《管家》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怀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思想流派在1970年代出现, 在1990年代得到重要发展。其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 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的思想, 批评父权的文化价值观。它批判男权的文化价值观, 赞美女性本质, 但并不完全是本质主义的;它反对那些能够导致剥削、统治、攻击性的价值观 (左金梅, 2007:111) 。生态女性主义是希望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能够重新定位。压迫妇女与压迫自然一样, 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追求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间的平等, 在社会变革中将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排布。

作品《管家》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了罗宾逊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怀。首先, 故事设置在偏远的西部, 远离喧嚣繁华的都市、远离现代工业文明, 文中大量的自然描写, 流露出了作者亲近自然、向往自然的倾向;其次, 男性角色的缺场与失声颠覆了传统男性形象, 对男性权威提出了无声的挑战;最后, 主人公露丝不愿接受当地治安官的收养, 而选择追随塞维尔阿姨, 游离的生活才能使她们找到自我, 寻求内心的祥和。作者借此揭示了现代人精神的荒芜, 表达了对精神自由, 身心和谐的美好寄托。

2.1 大量的自然描写:解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和自然之间密不可分。女性和自然在本质上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小说《管家》中, 玛丽莲·罗宾逊利用细腻的手法对小说中的情景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同时利用一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景物渲染出各种动人的情节, 烘托出人物的内心变化。其独特之处就在于, 通过自然界中的景物与人物表现的紧密衔接, 进而暗示出女性与自然之间和睦共处的良性关系。

小说的开篇就简要地概括了姐妹俩的经历, 交待了她们所居住的环境。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 镇外是连绵不断的山脉, 镇上的人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姐妹俩住在外祖父亲手盖的房中,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水草在冷冽的风中飘摇, 夜里可以听到湖水的声音。

她们的内心同小镇的环境一样淳朴、清净。由于没有家长的约束, 俩人经常逃课到到湖边。她们试图在自然中寻求亲近感, 寻求身心的舒适。自然景观的描写不仅表达了大自然的美, 也彰显了姐妹俩的纯真与质朴。她们被作者赋予一种清新的感觉, 加之其内心的纯洁, 更能够与之所生存的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对景物精妙细琢的描写不仅是对生存环境的喜爱, 更是对大自然的敬畏。

镇上的湖年复一年地滋养着它的子民, 是大自然最好的象征。同时也是外祖父与母亲的归宿:外祖父的意外身亡, 母亲的蓄意自杀。两人均是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小镇, 在湖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约而同地回归到湖水的怀抱。他们的离开只是躯体的暂时离去, 灵魂却在湖下继续。湖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是小镇幽深环境的象征, 流露了作者无论生前还是死后, 人与自然终要融为一体的观点。

2.2 男性的缺场:解构男权中心主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 女性的生存境遇在美国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虽然男权文化仍处于中心地位, 但这种不平等不再是赤裸裸的, 而是更具有虚伪性和隐蔽性。在小说《管家》中, 作者对角色的定位、情节的安排有着很深的寓意, 看似波澜不惊的故事下面隐藏着强大的爆发力。

故事中的角色几乎全为女性, 男性人物在文中几乎没有正面描写。外祖父在一开始就出现了意外, 再也没有机会出现;父亲与母婚后不久便抛弃她们妻女, 至此再没有出现;维尔阿姨的丈夫也只交待了姓氏。小说中的男性无法给他们的女性亲人提供物质上的满足, 不像传统男性一样挑起生活的重担。从外祖母到母亲再到后来抚养她们的塞维尔阿姨, 被迫承担起生活中的各种责任。对男性人物的失望唤起读者对女性人物的怜悯, 以及对她们行为的理解。

母亲与两位阿姨身上都体现了新女性追求独立, 挣脱传统束缚的精神。特别是塞维尔阿姨, 一位彻头彻尾的反传统主义者, 向男权社会展示了女性的能力与反抗精神。首先在外在形象上, 塞维尔阿姨接到祖母去世的消息返回小镇, 露丝对塞维尔阿姨的第一印象是很高, 身形瘦削, 身上的衣服像是从哪里捡回来的。她身上散发的男子汉气质打破了传统观念中读者对女性人物的期望。其次, 塞维尔阿姨一直过着独立的生活, 后来又肩负起照顾一对儿小姐妹的责任。在扮演男性角色的同时, 对露丝精神上的关注展现了她的女性的温柔气质。在警长索求露丝的监护权后, 露丝与塞维尔阿姨两人在黑夜里点燃了自家的房子, 离开小镇, 开始了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

宅邸在文学作品中通常象征着社会地位、职责、权力、传统价值观等意义。同时又有无形暴力的空间、禁锢灵魂的囚笼等象征意义。由父亲建造的房子象征着男权势力, 这是对男权主义的最高反抗。

2.3 露丝与塞维尔的游离生活:身心和谐的美好寄托

在小说《管家》中, 作者罗宾逊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女性与自然, 并将两者相契合, 深入地对两者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并且细致地描述了女性与自然生态间的和谐关系。人类不应该以男性角度来定义自我, 人类的主要形象也不应该只是男性, 男性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中心, 这种积极的思想, 便促成了她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追求。生态女性主义者追求的生活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还有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和谐, 以及基于这两者之上的身心和谐。于是, 罗宾逊便将这种美好的愿望寄托到露丝与塞维尔身上。

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影响, 女性多被困于闺阁之中, 学习家政, 相夫教子。一切遵循传统的教条, 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而具有反抗精神的塞维尔阿姨则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 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她喜欢随心所欲的生活, 家里经常乱糟糟的, 各种旧报纸、垃圾堆放在屋里。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任由天性的发展, 塞维尔不喜欢束缚, 追求自由, 对姐妹俩的旷课置若罔闻。当她得知姐妹俩一星期都没去学校后, 没有歇斯底里地责骂, 反而摸摸着露西尔的头发, 轻柔地说并没想到她们也会选择去湖边。她对姐妹俩的叛逆更多的是一份理解, 这实际上是对她们自我成长的肯定。

随着年龄的增长, 露丝与露西尔对这种独特的管家方式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露西尔看不惯塞维尔阿姨的生活习惯和种种怪癖, 竭力想要挣脱这种特立独行的生活, 融入主流社会。而露丝似乎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 能够自得其乐。“她会把她那双蓝天鹅绒套鞋鞋尖上所有的圆形金属亮片整个扯掉, 那是塞维尔来到后的第二个春天, 她买给我们上学穿的鞋子。 (Robin-son 1980:93) ”

露西尔最后选择投奔她的老师, 露丝则追随塞维尔过上了漂泊的生活。露丝经常会找份服务员、收银员的工作, 很开心。开心不取决于生活状态, 而取决于心态, 心里满足便会开心。露丝理想的生活是到卡车休息站当差, 这样可以毫无忌惮的同陌生人, 同孤僻的人交流。不过一旦熟悉某个环境, 就不得不面对周围人的窥视, 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关心”, “我到底该如何应付这些关于食物和营养的社交礼仪呢?他们开始问我怎么都不吃东西。这样肉才会长到你骨头上呀, 他们说。一旦他们开始以那种目光打量我, 离开才上上之策。” (Robinson1980:214)

塞维尔与露丝享受着自己选择的生活, 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现实生活中, 罗宾逊本人也推崇这样的生活, 不喜欢社交, 过着相对孤独的生活。作者将这种美好的愿望付诸笔端, 寄托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

3 结语

罗宾逊在小说《管家》开篇对美国西部乡村小镇的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描写, 将人物与自然融为一体, 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 对人类中心主义做出了无声的控诉;故事中男性人物缺场、失声, 女性人物勇敢无畏, 肩负起管家的职责, 塞维尔自由不羁的性格是现代女性天性解放的象征, 烧毁房子则是对男权中心主义最高的反抗;最终露丝选择追随塞维尔过游离的生活, 这实际上是对现代人无聊空虚的精神世界的低调谴责, 现代人一味追求发展, 而忽视精神上荒芜, 精神上的生态危机。人的身心和谐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人与人之间要实现和谐就必须打破种族歧视、等级压迫以及男女性别偏见, 而这种社会不平等正是源于人们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人自然征服的欲望。真正的和谐社会依赖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心的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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