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共12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篇1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和联系的关系,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实践中统一。将两者的关系厘清,对发展和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实践意义还是理论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大众化进程中的地位及作用分三点展开论述。深刻挖掘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大众化,中国化,关系,发展

党的“十八大”对中国马克思大众化的要求再次进行了明确,而大众化是与中国化相随相伴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随着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创新成果、不同的使命以及不同的发展时期,其客体内容也是有所不同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过程,首先是对理论的创新。它与人民群众的愿望相符,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和理解,并在实践中有效运用。在中国实践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所谓的大众化,是建立在中国化的基础上的。

如果失去了马克思中国化的主导,大众化就失去了意义。在五四运动前后,如果中国没有引入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者深入群众开展大众化的过程将不会存在。而在革命战争时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如果没有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就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也不会形成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烈气氛。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化的本质要求

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进一步走向实践,是认识的运动过程。而新一轮的认知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获得新的认知。而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使中国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变。它既是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大众化的结果。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统一

关于中国实际国情需要,在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前提下,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去研究和应用。

正是因为毛泽东等革命先驱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深刻把握,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践,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并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同时,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深入宣传和开展马克思理论的学习,才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共同发挥着作用,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对马克思主义依然坚信,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联系,实现我们发展的目标,产生中国真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核,本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下的理论成果。它实现了我们发展的共同目标,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指引。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展宣传和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动。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性,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倡大众化,应将中国各族人民的聪明和才智充分发挥出来,积极参与这一伟大事业,使我们的发展目标能更快、更好地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在实现路径和要求上又有着本质区别,有着一致的目标,同时又有着各自的侧重点,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之间中互相促进。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发展的共同目标,既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又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只有二者有机统一,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一“发展目标”早日实现。正是基于此,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究,旨在发挥对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永贵.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战略机制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7).

[2]何毅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10).

[3]蒋均时,张博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渊源和科学内涵[J].云南社会科学,2013(5).

[4]齐卫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四题[J].社会科学研究,2011(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篇2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各个历史阶段，始终坚持不渝地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本质上看，这几大理论成果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它们坚持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点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作为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有着各自产生的历史条件、各自的针对性、各自的理论侧重点以及各自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但从联系的角度来看，后来形成的理论则是在前面理论基础上的新发展。我们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联系起来进行学习、理解和运用，任何把它们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它们之间不仅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更是后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立足于新的社会实践，不断发展创新、与时俱进的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首先，这几大理论成果是有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贯穿其中的，而实事求是是这几大理论成果的精髓。其次，它们辩证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篇3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我们知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来源于实践，运用和指导实践，发展于实践，最后通过实践去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一个总的理论指导。各个国家的国情都是不一样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赋予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运用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中国的实际，揭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规律，使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随着时代的变迁，适应时代的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的课题。特别是要创造新范畴、新论断、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用适应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更好地阐明党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的主张和看法，运用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技素材，拓宽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新的理论、补充新的内容，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大众化不仅是表达方式问题，也是根本立场、根本观点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要求和体现，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的要求和体现。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深刻的道理用人们习惯接受的方式清楚的表达出来，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掌握的人越多，就能显现出它的影响力。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才能普及和推广马克思主义，使之得到大众的认同，被大众掌握和运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关系

这几年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众说纷纭，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话题。基于对那些研究者研究的观点来看，虽然各自研究的视角不同，强调和认识的程度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

（一）“核心—关键—基础”说

有位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中国化是核心，是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总原则、总要求；时代化是关键，是展现中国化和大众化科学性与先进性的重要标识；大众化是基础，是拓展中国化和时代化深度与广度的重要途径。

我们知道，我们党在幼年时期走了许多弯路，受到了许多挫折，后来经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我们党开始明确了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使得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诞生以后，我们党更加坚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内容这个大环境里，不断吸收新的时代气息，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这是关键。其实，我们国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清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密切关注当今世界发展趋势，从世情和国情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必须站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前列，敏锐的把握科学技术重大突破给经济社会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带来深刻的影响。任何理论都是少数理论家劳动智慧的结晶，想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就得让大众懂得这种理论，这就离不开大众化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就中国在过去的民主革命时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如果毛泽东思想没有被千千万万的群众所掌握、理解和运用，就不可能带领中国的革命走向胜利，更不可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在中国不过时，不被淘汰，正因为它与时俱进，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向前发展，与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结合起来。

（二）“中国化统领”说

陶德麟老先生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这篇文章中认为，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问题，它逻辑地蕴涵着其他两个方面。但这不是说其他两个方面没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不需要作为问题来探讨。

曾经在党的幼年时期（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由于理论准备的和实践经验的不足，特别是由于1931年开始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的挫败。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开始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先后有了两次成功的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的结合和飞跃，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结合和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是统领所有问题的主线和平台，是中国从革命到建设到今后的发展都必须明确的大方向。这对于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会少走弯路，思路清晰，方向明确，更有信心。

（三）“主次分明”说

有位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主题，时代化和大众化是服务于中国化的，不能把三者不分主次、平分秋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任务必须遵循的方法论，是时代的主题。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就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发展的大方向，是平台。有了中国化这个平台，时代化大众化才会在这个平台上发展创新，服务于中国化。当然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国化也是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工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现在世界不断变化的实际结合起来，持续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本土特色。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常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能够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能动的物质力量，任何正确的理论，都是在人民群众伟大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出来的，但也必须说服群众，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十七大报告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阐述，但是，无论他们如何论述，总归就是在强调 “三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强调“三化”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可见，“三化”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众自觉地追求，面对当今世界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抓住当代时机，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地进行实践和理论的创新，从而推动“三化”继续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一、内涵

( 一)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指导思想,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颇丰,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我国实际结合,不断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这离不开我国的历史离不开我国的国情,在这个进程中,需要考量我国的传统文化,这是绕不开的课题。我们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或隐或显。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我国的革命建设时期,与我国实际符合时,就取得巨大发展成果,与实际不符合时,就遇到问题或挫折。历史实践与经验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帮助或借鉴意义。

( 二)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又深厚,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有儒家、道家、佛家,法家、墨家、兵家、名家等。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孔孟荀为代表人物。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我们影响深远,在社会转型期,经济转型期,面对新常态的今天,梳理传统文化,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刻不容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更好的发掘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古为今用,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双繁荣。

二、两者关系

( 一)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

近代中国是一部屈辱史、血泪史。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为了救亡发展中国而努力奋斗。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都纷纷登场,但均以失败告终,最终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取得了胜利,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它是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成果。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要紧紧把握历史与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而不能沿着儒家铺就的道路作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而是坚决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

( 二) 传统文化是精神财富

中国的革命建设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中国要发展进步,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指导。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可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在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毛主席在著作 《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都谈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课题。毛主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

建设中国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的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与实际的结合,这个实际这个结合当然也包括传统文化。中国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对文化的传承,文化软实力是很重要的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研究意义

( 一) 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人民创造了优秀的文化,文化又滋养了一代代的人民,我们有过辉煌的汉唐历史,也有近代的屈辱史,这不能简单归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有着巨大现实意义。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这里边包含传统文化的方面。中国化离不开对文化的分析,可以从传统文化的思想里借鉴有益内容,中国古代哲学包含丰富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思维等,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丰富中国化的内容。同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传统文化才可以深入发展与时代接轨。

( 二) 促进我国文化发展繁荣

我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中,需要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文化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传统文化是一座宝藏,现代文化的繁荣,需要传统文化的智慧,儒家法家等都有可供借鉴的内容。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采用科学的方法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够更加繁荣丰富。

( 三) 提升群众精神文明素质

群众的精神文明,道德素质提升,离不开先进文化的熏陶,当代社会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同样有其弊端,对于道德素质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市场的逐利可能导致对道德正义公平的削弱,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从传统文化中找寻解决问题的思路。比如,用儒家的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信条来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有益思考,是提高群众素养的一种有效方式,这当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财富,获得财富的方式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方法把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发扬光大。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重大,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中国化的内容,促进先进文化的建设,促进人民群众的素质提升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促进现代文化建设,同样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民族化、时代化。为新时期的建设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篇5

一、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

中国梦源于对近代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深刻把握。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一个国家，没有理想是落后的，没有思想是停滞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从来不缺少梦想的民族

二、中国梦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重要论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民群众新期待有机统一起来，全面系统阐明了中国梦的科学内涵。

三、中国梦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三个必须”，第一次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三大要素有机统一起来，清晰概括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指明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

四、中国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新境界理论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梦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凝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华，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新的内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到新的境界。

五、实现中国梦归根结底要实干兴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而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习近平同志强调，面向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要把“认同中国梦、践行中国梦、实现中国梦”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自觉追求，埋头苦干，锐意进取，用劳动与汗水成就中国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篇6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在这120年间，前半是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题，后半围绕是以应该尊重历史还是应该集体失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几乎一直发生着冲突。然而不同的是，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的教育和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在评论两国民族主义的性质时不可忽视的前后顺序。

笔者一向认为，在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历程的问题上，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视点。其一是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之前最后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不是汉民族，另一是中国清末民初的许多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是通过日本（而并非通过其他国家）接受了建设近代国家思想的影响。这两点并不相互孤立，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革命家对于清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感和反抗，最终演变为“驱除鞑虏，回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这个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革命的理论，恰恰是从鼓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近代日本学到的。从梁启超在日本学到“民族主义”这个词汇的那一天起，中国人的原初的淳朴的民族主义就与建设近代国家和新型“国民”联系在了一起；然而，作为老师的日本，却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变成了动员煽动国民参加侵略战争的工具，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因此成为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民族主义激烈对抗的舞台。所以，认识中国近代对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首先应该按照时代在中日近代关系的层面上对它进行梳理。

中国的海洋意识与甲午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清王朝与英国之间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然而即使割地赔款，此时的清王朝依然摆出一副“以不变对万变”的架势，自我陶醉于传统的“天朝”体制之中。与此相反，没有被中国人接受的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教训，开始注意到“洋学”的价值。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的清王朝，到了1860年代才终于进行“洋务”。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自救自强”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视野里有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实行“中体西用”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持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天朝”秩序。而日本在1850年代即从“锁国”转向“开国”，1860年代开始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经过“讨幕运动”、“大政奉还”等确立了以三权分立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之后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各项具有实质性的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国家近代化的进程。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在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近代民族主义之际，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膨胀，并且很快达到了1874年的“出兵台湾”、开始鼓励进行对外扩张的地步。

“出兵台湾”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出兵海外，也是“最初的践踏清朝主权的事件”。它说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日本向外进行军事侵略扩张，而其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就会指向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传统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昔日的学生变成今日的强敌，日本的侵略极大地刺激了清王朝。然而由于内外交困，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塞防论主张收复在1860年代的穆斯林起义中丢失的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权，海防论则主张放弃新疆地区而把收复新疆的预算用到充实海防力量中。其实，不论是塞防派还是海防派，其代表性人物都是清朝内部的洋务派人物，二者都看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不同的只是，应该把哪个国家视为最危险的帝国主义，然后将这个假想敌可能来侵的方向列为国家的防卫重点而已。“收复新疆”的背后，隐藏着是否应该将俄国作为一个最危险的假想敌。

表面上看来，“塞防论”的胜利似乎说明此时的清朝政府还没有将日本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清朝政府没有摆脱中国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思想的思维。关于近代中国衰退的原因，人们常常列举清王朝统治阶层的腐败、保守与自大，然而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知识精英，都在国家经营的层次上缺乏海洋意识。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在中国的文明体系里，海洋从来没有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经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中国人更愿意把从海上来的人们都看作是来“天朝”的“朝贡使”。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共同体，中国如何抵御游牧民族-“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历代王朝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所以，能够在西北建造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却从没有一个王朝想到要东南去建设一支海军力量。明王朝为了杜绝倭寇，想到的方法只是严格实行海禁政策；而终于跨过万里长城统治了全中国的清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人传统的“华夷思想”，但对中国以及北方民族政治传统的继承，中国传统的防卫思想进一步发酵：在内陆方面虽然屡建“武功”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主权范围，但在海洋发展的方面却显得更加慎重，断断续续地实行以海禁，延续着锁国政策。

但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列强各国为了在海外获取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争相加强海军力量成为近代国家主要的军事和防务思想。日本进攻台湾以后，清朝也建立了“水师”，但水师建设一直阻碍重重。而在这期间日本的海军力量终于凌驾于中国水师之上，从而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大败清朝。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更成为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重视海上防务力量的契机。甲午战争的结果长期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声音不断高涨，其背景上依然可以看到有对甲午战争给予中日关系之影响进行深刻反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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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自我认识的三阶段：对外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对中国人来说，败给日本比败给西洋列强各国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加沉重；中国突然转为向昔日学生的小国日本“割地赔款”，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耻辱感。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5月里在北京的1300名举子在康有为的率领下“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发生过许多“攘夷”的运动，但那只是在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住民们在对外部侵入者感觉到了危险时所产生的本能的行动。”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却是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政治请愿运动，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站到了民族前线的标志。孙中山也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起了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来发动革命运动。但是不管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虽然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从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化后深感中国面临深刻危机而认为必须寻求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思路上来看，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和进步往往是从认识到了自身不足而开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后是“体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应该注意到的是，而后两次变革的发生都是与中日关系分不开的。为了解决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务派只是进行了“利器”（建设新型工业）、“练兵”（创建新式军队）、“兴学”（导入新式教育）等实质性的尝试。但是要进行体制的变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的传统世界观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而戊戌变法是由甲午战争的战败而起的，由此就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冲击。从1884年到1914年之间，日本一共参与了三次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来说，这三次战争不是以中国为敌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并且借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权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15年时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而达到了新的地步。以此为背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一举高涨。二十一条签订的5月7日、5月9日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纪念日”，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民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民族运动，也是中国经济史上历时最久的抵制外货运动。1915年9月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在因中华民国的成立而完成了体制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三个阶段。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是以近代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觉醒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叶嘉炽所做出的如下分析：“由于向西方国家争回国家主权的奋斗屡遭挫败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觉醒，不时的咬啮着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对科学精神虽树起了信念，然而对产生科学精神的西方国家丧失了信心。同时，他们又不愿在回到东方的传统中来，于是有些人竟投向所谓现代的、科学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就这样，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国土分割和民族灭亡的危机感、对内建设近代国家和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紧迫感不断被强化，近代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也就随着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而问世、又因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主权的对华二十一条而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近代中国的“尊王攘夷运动”

战争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仅仅只反映在国家的层面。直到19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停留在知识阶层，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侵略，由于其受害者范围之广，则成为了对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和体验之教育的最好教员。

我们常常以为中日战争就是“八年抗战”，这是从中国军队开始正式的抵抗的时间点（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进行计算。但是在日本，对当年日本侵华具有反省意识的学者中有不少人认同“中日十五年战争”之说，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应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而且这个“中日十五年战争”就是“以中华民族本身为敌”的战争。例如731部队将中国人作为细菌武器试验工具，就是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芥的证明。有日本学者揭露，由天皇直属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皇族）曾亲自对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下达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根据大陆命令第二四一号做出如下指示：1，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在其占领地区内的作战中使用芥子气（黄剂等特种资材）并研究其作战上的价值”，但同时又提出：“采取万般措施以隐匿事实，尤其是对第三国人绝不能伤害，同时要绝对对他们隐匿事实。”这也说明，上至皇族、下至“皇军”，普遍具有对中国民众进行民族屠杀无罪的思想。因此，挂着“皇军”名义的日本军队敢于屠杀中国人，而这种民族屠杀又自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仇日反日的民族意识。

1937年1月2日，在北京创办崇贞学院的清水安三带着夫人等，6名日本人一起拜访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应日本来客的要求，胡适在名片上写下了“尊王攘夷”四个字相赠，而这让日本来客们感到非常不安。卢沟桥事变前的中国社会，可以说与“尊王攘夷”运动时的日本社会形势十分相似，一方面是国内各个政治势力之间分裂对抗，而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外国、主要是日本的侵略势力。然而，胡适之所以给来访的日本客人赠送“尊王攘夷”四字应该还有一番深意：尽管中国国内各个政治势力、军事势力之间明争暗斗，各个地域、社会阶层之间分裂对

立，但是中国人在对内处理“尊王”问题的同时，也不会忘记还有一个要对外一致“攘夷”的重大问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帮助中国民众认清了日本的侵略目的。但是围绕“攘”的方法和“尊”的对象，国内各政党、阶层、集团依然存在深刻的对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认为：因为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中国的军力难以与日本相比。所以轻言抗战的豪言壮语将招致亡国，故而他们反对轻易对日宣战。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规模的不断扩大，从1932年的淞沪抗战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一连串的抗日呼声，证明中国民众在面临民族存亡之时，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空前的觉醒”。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狂言：“一个月之内解决支那事变”，但是在短时间内征服中国的美梦很快落空。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国人表现出了“必死的民族抵抗”。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表明态度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在民族大义面前，各个党派势力抛弃前嫌，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年抗战”因此也变成了胡适所说的中国近代的“尊王攘夷”、造就具有国家意识之国民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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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同种”是一种鸦片

日本之所以对大陆野心大增和敢于最终发动侵略战争，是与明治维新以来推行近代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分不开的。而日本近代化的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战争等手段直接刺激了中国近代国家思想的启蒙。变法派以为中日两国国情接近，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可以为清王朝所借鉴，因此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了戊戌变法的模型。而革命派则学到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想法又得到了抱着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日本大陆浪人、以及政界和军界的怂恿。长期对日本的政界及民间抱有极大期望的孙中山，将日本视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一直期待通过联合日本的力量，前期是为了实现中国革命，后期是为了对抗西方列强。他在1915年2月5日与日本民间人士间签订的“中日盟约”中承诺给予日本的利益，甚至都超过了对华二十一条的内容。

从1896年起，清国内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日本留学的兴起和发展，其原因可以列举出清朝政府的支持、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1904年）、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以及图谋通过接受清国留学生在大陆扶植亲日势力的日本矢野文雄公使向清朝发出的邀请等。但不论是哪一种理由，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民众以及青年学子所接受，就是因为它与当时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中的“同文同种”的因素相通。

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为其极力推荐中国青年选择日本留学的理由作了充分说明，除了政治的考量之外，两国地理、风俗尤其是文字之接近也是他用来打动人的地方。而在留学生自己的叙述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关于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内容。然而，中国人对于中日两国关系这种基于人种、文化上的主观认识，实质上具有居高临下看待日本和日本人的意味。因为在“同文同种”的想象中，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不过是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延长线上成立的。这种意识或者事实关系，在中国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时进行强调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日本产生侵略大陆野心时自然要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当然在日本，也有像岩仓具视、樽井藤吉那样从“同文同种”的意识出发，提倡日清或者日清朝（鲜）建立同盟关系的人物。但是幕府末期以来所谓唇亡齿寒的东洋同盟论，比起“同种”的意识来，更加重视的还是地理上的两国或三国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其收益的目的还是为了阻止欧洲列强对亚洲的入侵。福泽谕吉就是在看到东亚各国不能进行国内改革，因此无法与西洋列强抗衡的前提下，看出了对于日本来说其他亚洲国家已经无用，于1885年发表了《脱亚论》的。因为将一切为了日本当作唯一的目的，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其实从最初就为日本定下了将亚洲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方向。

与中国人更希望把中日两国的关系放到人种和文化的联系中去理解相比，近代日本其实最初就是把两国关系放到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即使有部分日本人一度想到过的亚洲团结，最终也不过是日本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上述终极目标下的一颗棋子。在如何认识两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日本社会中全心全意地真正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仅限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个别“中国浪人”；而孙中山却不分朝野一直追求与日本的联合，直到1919年才开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然而，变法运动也好，民族革命也好，日本留学也好，不论哪一个其实都是在证明首先接受了西欧价值的日本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逐渐从崇拜转为蔑视。“秃子头的李鸿章，最后变成了秃和尚”，这个俗语很好地诠释了当时日本人看待中国人的心理，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社会里作为一种蔑称的“清国奴”开始普遍流行。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清国留学生，对此最为敏感。“在留学生中之所以反日人士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对日观中，加入了留学生活的实际体验，从而使日本作为帝国主义的形象被扩大了。”（『近代中日关系史料』第Ⅱ集，龍渓書舎）。事实证明，在日本原本希望培植成在大陆的亲日势力的清国留学生中，有许多人日后反而变成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先锋。

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日本人事实上在福泽谕吉的时代就已经抛弃了“同文同种”的思想，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一直难以舍弃“同文同种”的幻觉。从孙中山、蒋介石一直到共产党，“同文同种”的意识一直都活在历代的对日关系中。蒋介石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会反复向国民诉说日中两国原本同文同种，本应互相提携成为友好邻邦；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家，也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依然强调中日两国原是同文同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徐福传说”越传越广，甚至还在“下海”之处建起了徐福庙，包括许多对日本抱有成见的国民也乐此不疲地通过“徐福传说”对“日本人本是中国人的后裔”一说进行求证。

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文同种”的思想就像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麻醉的鸦片。然而可怕的是，这种鸦片会带来剧烈的副作用：越要说明自己在民族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就越想证明日本与中国为“同文同种”；但是由于日本拒绝这一包含中国是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祖国意味的思想，想证明“同文同种”的愿望越强烈换来的失望感也就越强。于是，在这样一种“同文同种”的语境中，能够出现的因素就只有中国的强烈“期待”和日本的极大“背叛”，而结果也只能是激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不得不承认，“同文同种”这个鸦片制造出来的幻觉，在以对抗反抗日益膨胀的日本侵略主义的民族主义为背景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了迷惑中国人的兴奋剂的作用。

不断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温床的日本

费正清曾经指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毫无疑问，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背景上，的确有清算近代史上所遭受的耻辱的历史成分。但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耻辱感之形成，与以侵略中国为背景的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时至今日日本的政治家和日本社会中所存在的根深蒂固、不断蔓延的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行，又是不断刺激中国反日民族主义膨胀的原因。

毫无疑问，近代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对抗侵略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无疑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和平时代它就有可能变成威胁社会稳定和再次把国家和国民推到战争边缘的因子。在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果还要把它当做是民族国家发展最高的唯一价值，就无异于是把自己从国际社会中孤立出去。而今天，对经济联系已经达到了可谓生死与共地步的中日两国来说，只有建立起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才能利人利己。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层次上，民族主义的影响都应该得到适当的控制。然而，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被侵略的历史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被动型的民族主义。因此，控制中国民族主义使其不再膨胀的关键不在于中国自身，而在于有没有受到外部侵略以及会不会否认那段侵略过中国、并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巨大创伤的历史。

但是遗憾的是，今天仍然不停地揭开那块伤疤的，是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而不是中国人自己。谙熟投票政治游戏规则的日本政治家们为了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心理，接二连三地否定侵略中国的历史，拿到了政权的政治家们则沉溺于玩弄国际政治的文字游戏：嘴上说着“并不否认给亚洲各国国民带来了痛苦经验的历史”，行动上却质疑村山谈话，质疑河野谈话，质疑东京审判，甚至公然以政府首脑身份参拜供奉着对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言行，对于一个着重历史型的、被动型的民族主义来说，当然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因此不得不说：当年中国对外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教育和刺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今天这样一些政治家的手中，日本依旧是一个不断地向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提供着发酵条件的温床。

（作者单位：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篇7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及其科学内涵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自从我们选择跟随马克思主义的脚步,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选择走社会主义发展路线,中国革命的命运从此被改写。人民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国情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开始在探寻适合本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

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邓小平首次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科学概念也随之而出。党的十三大作出确认: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后来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七大首次对这条道路的内涵作了明确界定和规范表述,从领导主体、历史方位、基本路线、总体布局、奋斗目标五个方面做出概括。十八大在此基础上,对其作出了新的概括,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深化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们对其科学内涵的人是推向了新境界。

(二)“中国梦”的概念背景及本质内涵

十八大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新的概括,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六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同志对十八大思想理论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一种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访问期间,对什么是“中国梦”又进一步作了解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梦是实现途径与目标的关系

(一)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同志在学习贯彻党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独立自主走出的一条共圆“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有了这条道路,中国梦就有了根基,有了根基,“中国梦”就有了生长的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经过时间考验的正确道路。历史和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承担得起历史和事实责任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只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是一条适合我国当前国情旳发展道路。这条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条件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体布局的拓展,对改进民生的举措、促进社会和谐等众多的改革与实践,使得社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繁盛,人民幸福指数也不断得到提升,并最终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内在意蕴和“中国梦”创造条件。

(二)中国梦凝聚共识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有梦想,就有希望”,“中国梦”作为一个目标符号,是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奠基和催生的,是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发展呼唤“理想信念”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因素予以助力。它形象、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和平崛起重要时刻民族的进取理想和坚定信心。同样,作为全民族,也是每个中国人的目标与梦想,“中国梦”的提出又会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产生巨大的凝聚力量,为党和人民的团结奋斗,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新能量。

党的十八大为我们描绘了美丽的“中国梦”,它向我们明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美好梦想,为党带领各族人民开创美好未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途径,也将会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进一步完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篇8

关键词：管理主义理论,劳动关系,企业

1 管理主义理论对构建中国劳动关系的借鉴

首先,管理主义理论提出建立员工对组织高度认同,管理方和员工之间相互信任的管理模式,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最佳方法。在实践中,中国劳动关系问题正在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劳动纠纷日益增多,其中争议的焦点是关系劳动者权益的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问题,特别是由农民工和企业下岗工人组成的弱势群体为了一个劳动机会而不得不放弃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出现了“有劳动无关系”的现象。组织的政策在对权益保障和责任追究上同样要体现平等公平精神。如果管理方能够采用高绩效模式下的“进步的”或“高认同感的”管理策略,就会有效地缓解冲突。

另一方面,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工会只有以一种更为认同的“伙伴角色”来代替传统的“对立角色”才能发挥企业管理作用。其实劳动关系中的许多矛盾,都可以通过双方的平等协商来解决,而工会最主要的作用在于使得劳资冲突得以制度化,使劳动争议能够以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得以解决。我国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并维护劳动者利益,已经被中国《劳动法》和《工会法》所规定。应该说,中国工会在积极推行集体合同制度,推行民主参与以及帮助困难职工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其作用还是很有限的,主要是由中国工会体系决定的。目前中国工会仍是一种官方性质的行政化体制,工会领导基本上还是实行上级或行政委派,而不是由工人选举,工会官员主要是向上级负责,而不是向工人负责。另外,在一些非国有企业中,由于经营者的阻挠导致组建工会成为困难。他们一方面向企业中的核心员工提供高福利,高工资来减弱他们组建工会的意愿,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用工形式的灵活多样化,他们又有意招进临时工,短工,使员工的流动频繁而不易加入到工会中去。因此,我国的非国有企业工会组建率很低。结合我国的实际,并借鉴西方工会的有关经验,以改进我国集体协商的运作,应是当前我们的一项明智的选择。

最后,管理理论提出的“增加对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的支持”,也对我国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这就更要求企业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以实现人力资源的价值。另外,如何将人力资源发挥创造利润的作用,关键还在于人才的合理配置,因此,还必须有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人力资源规划。如果在企业中实行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实行劳动报酬与业绩挂钩,吸引职工自下面上地参与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能很好地实行劳资一体化,克服原有的劳资冲突,促进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2 构建中国劳动关系的建议

劳动关系是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最重要的联系之一。对劳动者,企业以至整个社会都有着深刻影响。应当承认,我国的劳动关系很难从根本上摆脱基本国情的制约,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劳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今天。但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建立和完善我国劳动关系体系。

首先,要加强劳动立法的建设和完善。目前,我国的劳动立法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突破,但总的来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法规建设还相当薄弱,劳动立法相对落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法规除《劳动法》、《就业促进法》以外,还应包括《集体谈判法》,《劳动仲裁法》,《最低工资法》等。但这些法规中的大多数还没有真正出台或付诸实施,使得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及其管理往往处于无法可依,无规可循的境地。

其次,逐步健全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建立劳动关系的三方协调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劳资双方沟通信息,协商对话以协调劳动关系,化解劳资冲突。作为三方主体的政府,雇主组织以及雇员组织要根据自己的职能独自开展行动,在社会对话中持建设性的积极态度,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凡涉及重大劳动关系处理,突发紧急事故处理等,都进行三方协商,有力地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更好地服务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其中,还需加强企业中工会的建设,注意培育组织集体谈判功能。坚持把平等协商,签定集体合同作为工会依法协调劳动关系的基本制度和主要途径。

最后,自觉搭建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平台。对企业来说,没有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发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及改善劳动条件,履行劳动合同就成为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对职工来说,没有企业的发展,劳动者自身的权利也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为了保证就业岗位和劳动报酬的稳定性,劳动者对企业的要求也尽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和范围之内。劳资双方利益的相关性为搭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双方平等相待,共同进步,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

参考文献

[1]何俊青.西方新公共管理中管理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梳理与反思[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4.

[2]王侃.“从管理主义到新公共服务”视角下的“庆元模式”剖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8,8.

[3]刘星.服务理念的双重关注:管理主义与民主价值[J].理论导刊,2008,6.

[4]郭庆松.三方博弈中的中国劳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进展及问题研究[J].学术月刊,2009,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篇9

1 发展思想继承性阐述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就是毛泽东同志, 其中, 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等思想对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仅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 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所在。

其中,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核心所在, 同样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中的重要内容。因而, 邓小平同志将这种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作为重点, 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这一口号。因此,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 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根本思想, 而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则是重要的立足点。这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为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同样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种继承。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中, 实事求是也是核心内容。从本质上来讲, “三个代表”思想属于先进科学理论, 同样也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实际情况和马克思理论相互结合的重要产物, 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丰富与充分发展。在“三个代表”思想形成过程中, 灵魂思想就是事实求是、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 而且在十六大会议上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由此可见,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

对于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而言, 实事求是也是其本质的重要体现。通过十六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贯彻并落实科学发展观, 而在整个过程当中, 实事求是都是其重点关注的内容, 要求社会主义的建设不应该与自然规律相背离。

在新时期背景下, 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而言, 也同样遇到了诸多困难, 但是领导人也同样解答了重要的问题。其中, 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需要重视解放思想的作用, 并且需要始终遵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以及与时俱进等科学理念。由此可见, 在发展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 一定要重点把握基本原理, 并且积极处理发展观念。而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对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理论精髓的一种有效继承。

2 发展模式继承性阐述

众所周知, 问题的解决模式并不只是一种, 所以, 社会发展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多样性特点。其中, 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以苏为鉴, 对苏联模式进行创新, 结合中国国情, 实现了现代化的建设。而后, 针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要求展开了研究, 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定程度上为改革开放及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性支撑。

而在邓小平为核心的二代领导集体中, 同样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模式进行了创新, 实事求是, 通过求实与创新精神, 创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模式,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新篇章, 构建中国模式。

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 在发展模式方面不断深化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并且实现了科学协调的和谐发展模式, 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予以解决, 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也同样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发展。

3 发展战略继承性阐述

在1954年以来, 党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并在实践中落实。而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也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但是, 第二步要求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与国情相脱离。

而在1987年, 邓小平同志结合中国当时国情, 提出小康水平这一设想, 并且针对经济发展战略部署进行了完善,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明确经济发展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该战略的提出与落实, 使得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更具明确性, 同样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该发展战略中, 第三步的实现时间相对较长, 而且目标概括性强。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下, 基于此展开了战略部署的细化工作, 提出三个阶段的科学规划。在此背景下, 新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形成, 实现了对邓小平同志三步走战略的合理细化。其中, 西部大开发与科教兴国等发展战略, 同样对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在此基础上, 2003年, 将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基础, 党中央再次提出以人为本, 且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 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理论当中的一大创新, 同样使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进入到全新的阶段。

4 发展目标继承性阐述

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过程中, 毛泽东同志积极号召全党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研读并总结出相关经验, 为此, 对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进行了完整表述。而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 对于四个现代化思想展开了进一步明确, 并且提出了四化目标。

在1987年, 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中, 通过理论创新, 提出了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 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得以确定, 并且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今后的奋斗目标。随后, 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发展目标展开了重新界定, 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促进了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地阐述了发展目标内容及具体实现途径, 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指明了具体的发展方向。

而在十六大会议中, 在小康社会全面建设阶段, 站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可持续发展角度明确地提出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同时, 在十七大报告当中有效地补充了党的基本路线。基于此, 在十八大报告当中, 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基于中国国情的研判, 提出了分阶段目标, 一定程度上细化了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目标。新时期,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 进一步反映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以及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把握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规律性不断深入。由此可见,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认识逐渐深入, 使得发展理论的内涵更加丰富。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根源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为此, 要想进一步完善这一发展理论, 就一定要重视中国的发展国情, 并且做到与时俱进, 使发展理论的内涵更加丰富。在此形势之下, 就能够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进行正确地指导, 最终取得理想成就, 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和理论财富。

摘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是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 十八大以来, 关于发展的理念又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各个理论在其发展思想方面始终与时代发展步伐一致, 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与连续性。而这些则具体表现在社会发展模式、战略, 甚至是目标等多个方面, 处于不断发展与继承的状态, 最终形成了更为完整的科学理论机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继承关系,讨论

参考文献

[1]张桂华, 魏巍.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的继承关系[J].盐城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27 (2) :11-14.

[2]赵金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2012.

[3]刘阳.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D].长沙:湖南科技大学, 20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篇10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的提出

中央对我们要坚持的主流价值观给出了24字的精简总结概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个人、社会和国家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的高度凝练和集中概括。将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同传统文化相结合, 吸收好的养分, 摒弃不好的, 一定可以借助华夏优秀文化把社会核心价值观营造好。“植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社会核心价值观赢得民众的广泛认同”。这是智慧的中华儿女对人类进步的贡献, 也是中华儿女对全人类应尽的义务。

1.2 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 它并不只是静静地躺在博物馆中的展品, 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活生生的体现着, 它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以保存, 历史得以延续, 它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中, 中国传统文化是绝对不能被抛弃的, 否则我们的民族就失去了灵魂, 那就更不用去说民族复兴了。

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核心价值观, 是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美苏争霸的结束使世界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大的全球性战争, 但并不意味着强权与霸权的结束, 只是转化成了和平演变的形式。就是不断对目标国家进行文化传输, 从而使其内部大众否认本国主流价值观, 最终导致国家动乱。这就表明, 在软实力竞争的形势下, 被大众广泛认同的主流价值体系很重要。中国必须要有具备自己民族特色的精神标识和价值体系。只有大众能够深切感受到的、热爱的、认同的才能被广泛的接受。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 具有中国特色。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当今, 我们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阔步前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记载着得与失, 成与败。“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这就是对传承与创新的最好诠释。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意义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关于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与目标。从古至今, 中国的繁荣富强理念一直深入人心, 中华民族的富强理念始终是将德治和仁爱与发展相结合的, 如儒家著名的“庶、富、教”思想。在生产发展, 并满足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加强教育, 经济和文明要均衡发展。很多人也许认为“民主”是源于西方的话语, 但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都有与其历史文化相关的内涵。为人民服务正是当代中国民主观念最真切的表达, 我们借鉴了古代“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 而“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意义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关于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与目标。中国传统和现代法治思想都体现了维持社会秩序, 达到自由、平等、公正的目的。儒家主张“礼治”, 礼是社会的行为规范, 通过启发、诱导、教化的方式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儒家对中国平等、公正思想的影响较大, 主张“有教无类”, 推行德政、仁政, 倡导贤人政治, “学而优则仕”。《孟子·滕文公下》描述了君子应具备的人格特点, 同时也描述出了儒家自由人格的特点。不是将每个人刻画成统一的形式, 而是和而不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之处, 也是其与当代主流价值的契合点之一。

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层面的意义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关于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与目标。可以说它是直接来源于传统文化之中的“爱、敬、诚、信、善”等思想。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着重要地位, 因而, 儒家的价值观就是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可以概括为“仁”或是“仁爱”。从而引申出许多价值观, 如“仁、义、礼、智、信”等, 这些都体现了对爱祖国、爱事业、爱他人等观念的倡导。《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和“八条目”关于为学做人的纲领性表达中也包含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内容。

3 如何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 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那我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文化建设中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借鉴过来呢?

3.1 传统文化的实践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前人的实践中形成的, 是我们进行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实践是检验理论知识的最好的试金石,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回归到实践中去, 充分发扬宝贵的传统文化。在经典读本中, 对爱、敬、诚、善等概念有大量的阐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写进教材, 走进课堂, 融入思想, 去理解它的真正意义, 有利于我们去践行这些价值观。公民若能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 做到诚信、友善、敬业, 爱国之情必定油然而生, 从而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

3.2 辩证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 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有鉴别地加以对待, 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就要辩证的对待历史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在现代化建设的中国, 最紧迫的就是要明确用怎样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 怎样用传统文化为建设和发展服务, 怎样用传统文化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就是合理的继承, 与时代相符的创新, 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厚的时代特征。

3.3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一传播到中国, 先进人士就视它为法宝, 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中华儿女历经艰辛, 完成了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 进行了改革开放。最终取得胜利, 主要是因为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此, 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也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科学性, 更好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之, 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处理好历史性传承与时代性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 要将今天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建设中发挥最好的影响力。我相信, 只要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不懈地奋斗, 人民生活就会更加幸福, 国家就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摘要：优秀的华夏文化在现代社会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与使命。用马列主义思想创造性的解读传统文化, 辩证的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扬长避短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当今社会中找到与人们的生活相契合的点。

关键词：辩证,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2]田海舰, 田雨晴.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J].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 (02) :48-50.

[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9-25.

[4]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 2013-03-03.

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活的关系 篇1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活  联系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1-0033-0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于上个世纪初期根据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事实基础上，结合了自然科学的成果，吸取了历史上优秀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而创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基础与理论源泉。单纯的理论与概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即使这理论与实践是来源于实践的积累。理论如果脱离了现实的实践就会变得空洞而无内涵，当然也就没有了实际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不仅在于其理论的论述，同时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这足以体现出其实践的价值与作用。

首先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显著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核心的，这既体现在理论的阐述中，也能够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历史过程得到验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注与实践的，而实践的最直接参与者就是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显然即是人的活动。但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人的活动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强调了的是现实存在的，现实的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活动。人类的历史源远流长，这段历史的早就则是归功于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不断付出与劳动，是人们的不断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社会与文明，纵观人类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力理论，是以物质为独享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然会涉及到人类生产生活过程的各个方面。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肃的实践的理论，但其不局限于理论的研究，其哲学范畴放大了。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并且其自称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是一种底层的理论与方法，这一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得其能够适用于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恰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研究时，不仅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经典理论开始，同时还要充分结合新时代的现象、问题与矛盾，只有不脱离现实的研究与阐释，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理论，也是科学，同时更是方法，其显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性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生活中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生活中会遇到的矛盾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问题。对于生活中问题的复杂性，则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和批判性方法，这样能够尽可能的严谨分析复杂问题中的本质现象，从而为做出做正确的决定提供最为正确的支持;而对于问题的多样性来说，则要运用理论联系实践来帮助解决，通常认为，生活中虽然有许多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和相似性，通过对这部分联系与相似性的考量与把握，人们能够将多样的问题归类化简，是的负责多样的问题群类得到简化，更加便于人们的实际生活。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是通过指导人们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可以说，哲学发展的历史即是具有反思精神的人类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历史。正是在不断地追问和反思的旅途中人类创造着自己的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也就主要通过给人们提供理想信念体现出来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为人们提供有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向基础上的，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实际和行动。但是，由于人们的任何行为和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都离不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法。人们也许永远不可能像技术那样使哲学直接实用，但是，它对于人们精神上的助益已足以使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哲学的应用，绝不是哲学的庸俗化和功利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对我们进行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教育，使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帮助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素质和思维水平，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确立崇高理想信念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活中的问题会显著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运用则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不是简单的提上理论的标签，而是需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底层性，做出相应的理论支撑与指导作用，这样在我们面对新问题新环境时，能够在生活中获取巨大的帮助;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也能够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完善与丰富。

参考文献

[1] 李昕桐. 施密茨身体现象学视域下的马克思感性活动思想[J]. 学术交流，2014（03）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 篇12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

一、毛泽东思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发展实际的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发展。邓小平通过将实事求是这一理论运用到了中国的改革开发的发展中, 运用到了新的理论发展的体系工作中,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

由此可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实事求是思想和理论的发展, 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走群众路线, 坚持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发展思想。坚持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涵和内容, 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在三个代表思想中表现为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群众路线的最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以人为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这些也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发展时期的创新体现。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实践

毛泽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和关注社会主义的定义问题, 关注什么是社会主义。由此, 中国共产党首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更高程度上而言, 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构建, 社会主义的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是从毛泽东思想发展而来, 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于是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多次论证, 并基本确定了建国初期的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又提出了小康社会以及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江泽民在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基础上基本确定了发展蓝图, 胡锦涛在发展基础上阐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由此可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毛泽东思想中的初步发展到小康社会的建立, 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实现了逐步的发展和实践。

二、理清二者关系的原则

1、坚持全面和联系的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都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注意的理论基础之上, 其理论精髓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坚持群众路线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有着以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联系全面的观点才能全面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 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好发展。

2、坚持历史分析的观点

在对两大理论联系分析过程中, 应结合该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和背景, 通过联系一定的历史条件分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实际, 从而能得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重视现实发展的重要性, 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与现实发展状况紧密联系, 从而在对二者之间关系认识过程中应重视理论提出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通过充分了解理论构建中的社会形势以及现实需哟啊, 准确把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深层原因, 并在认识过程中实现对现有发展状况的反思。

3、坚持辩证的观点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由此应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辩证的观点要求全过程而全面, 既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根源, 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实践对毛泽思想理论的创新。通过辨证的分析实现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推动和思考, 从而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丁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