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读书报告)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读书报告)（精选8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读书报告) 篇1

把握哲学之美，点燃心中神灯
-----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重要性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时代的思想智慧，是 人生的根本指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 界，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于大学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关键词 哲学之美 神灯 领悟 实践 大学生

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同时，我阅读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辅导读本》 以及《哲学的邀请—人生的追问》这两本书。《辅导读本》收录了古今中外著名思想家和学 者的优秀作品，其思想深刻，既有冷静的理性精神，又有让人感念的人文情怀，是我们在轻 松的阅读中学习到有益的知识，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哲学的 邀请》就像是一封进行哲学思考的请柬，是一本趣味盎然，晓畅易读的哲学入门书，对于帮 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作为一名文科生，至高中开始接触哲学至今，已有三年。高中时代，在高考总指挥棒的 指引下，学习哲学的唯一目的便是应对考试，从未试想过哲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懵懂的我 闯入了哲学的世界，却只是停留在对哲学文字的背诵上。升入大学，对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 学习使我对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以说，是大学所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是我顿时 醒悟：原来哲学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不可攀？，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可以使我们的生（可以让我们更好认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活更加美好。哲学就像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旅行（哲学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因 为它是一场思想的冒险，它敞开自己，始终在路上，恰似无尽的人生。①哲学可以带给我们 不一样的看风景的心情，告诉我们看世界，想问题的不同路径(角度也许更好)。作为一种内 在于我们生活之中的东西，哲学总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成长，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找 到自己成长的动力，给予我们心灵的慰藉。哲学会赐予我们明辨是非的眼睛，它是指引我们 前进的神灯，将我们引向正确的（不恰当）思想港湾。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 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 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时代的思想智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大学生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素质教育的必由 之路，它渗

透到大学生素质培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辅导读本》以及《哲学的邀请》的阅 读，我深刻地体会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扯淡，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哲学 才差不多），因为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发现自己，探索自己的人生，关 注周围的世界，企盼人生的幸福（哲学是一种哲学人格和哲学学理的统一，怎么被你说得那 么庸俗，还企盼人生的幸福，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存制度的不合理性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批判 精神和勇敢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献身精神即为哲学人格）。哲学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我们 对自然或人生中（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问题进行思考时，我们便已置身于哲学中。哲学并不 仅仅是一门学问，它渗透于我们每个人内在精神生活当中。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和 困惑，哲学虽然不能提供现成“答案”，但这些问题和困惑都可在哲学中得到理解或将得到 理解。（不敢苟同，哲学家还有搞不懂的事呢）只要我们放下“哲学王”的架子，使哲学走 进生活、贴近生活，而不是像黑格尔式的哲学那样沉溺于抽象思维王国中进行哲学思辨，那 一定会激发学生学习哲学的极大兴趣。对哲学能有进一步的理解。哲学之美需要我们在实践 中加以体会并把握。在对于《辅导读本》和《哲学的邀请》的阅读中，我也进一步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以下就我体会最为深刻的几点进行论述。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而认识则可以指导实践。必须一切从实际 出发。正如《狼桃的故事》一文所述，实践出真知，实践才是认识的源泉。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 著名文章《实践论》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② ①《哲学的邀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 月版 第 213 页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概论辅导读本》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2 月版 第 158 页

身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不能停留在理论学习上而 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更不能一味地投身于实践而忽视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必须 一切从实际出发，即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身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深知法学是一门 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性科学，在重视实践能力培养的同时，也注意对理论知识的把握，只有通 过认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正确把握法学专业的真谛。其他的各类科学的学习亦是如 此。二：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离不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

动性，必须 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基础。两者是辨证统一的。主体选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在于主体选择不能与历史的发展的总趋势背道而驰③。作为大学生，我们不能脱离客观 规律办事，进行学术研究应当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办事，这是我们发挥主观能动 性的关键。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我们要积极发挥能动性，敢于挑战，敢于突破，敢于 创新。总而言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必须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 机地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三：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量变和质变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一方面，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基础，质变是量变的 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创造了条件。事物通过质变，产生新事物，又开始 新的量变相互转化。正如《爱因斯坦与相对论》所揭示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任何真理的得出不能一蹴而就，而是经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必 须循序渐进，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重视量变的积累，把握量变的趋势，抓住质变的良机。四：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并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不同的事物及其各个侧面，在不同发 展阶段上，其矛盾各有其特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 的关系，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邓小平同志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要点》 中指出，各地应当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发展路线，这是矛盾特殊性的表现。各地在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提是矛盾普遍性的表现。正如名家所言:人最难战胜 的是自己，我们必须加强对自身的认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职业规划，不能一味地盲 目跟风。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以上都太机械了，不过太多不用改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习，我收益颇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犹如“鼓手” 和“吹号手”，振奋了大学生的精神，鼓励我们积极向上，努力去感受生活中的真善美，赋 予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前进力量，激发我们的生活热情，对事业的追求以及对未来的憧憬。（马哲吧就是对外在世界和自身的批判，怎么激励我家老婆的生活热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我们生命中的神灯，指引我们明辨是非（什么是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读书报告) 篇2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包含两个层面的逻辑构件:一是马克思主义, 一是中国国情与中国实际。在以上两大构件相结合的过程中, 结合的方式及其所具有的意义是多重的。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这一结合所呈现出的景观也是不相同的。或者说, 以上两大构件的结合有其内在的复杂机制和深刻的哲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严谨的理论探索和无产阶级的一切积极的实践活动, 都可以被视作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的尝试。理论与实践是相向互动的, 理论与实践之间任何偶然的和暂时的联系, 都在理论和实践各自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渴求时, 被必然联系的形式所取代。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斗争,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的产物, 这个结合的过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哲学内涵: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结合,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具有哲学本体论层面的含义。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 它最重要的就是实践。我们虽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哲学,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毫无疑问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 这种实践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本体论层面上摆脱了机械唯物论特别是实体本体论的倾向。当然, 过分夸大实践在本体层面上的含义从而走向实践哲学或者实践本体论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彻底坚持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 充分肯定了人的实践的基础性地位, 这就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理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

2.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两种错误:一是实践脱离理论, 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而忽视理论的指导意义;一是“理论中心主义”或者是“教条主义”。以上两种错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是经常存在的, 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尤其是后者, 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危害特别大。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完成了其一生最为重要的几部哲学著作, 即《反对本本主义》 (1930) 、《实践论》 (1937) 、《矛盾论》 (1937) 。邓小平积极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大讨论, 作出了“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重要判断。这些理论著作及其相关观点, 都是对教条主义思维的尖锐批评。当然, 前一方面的错误, 即过分重视经验性实践、忽视理论的错误在中国革命和斗争的实践中也出现过。因此, 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重要论断。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共性理论与个性化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同时也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过程[1]。共性与个性是揭示客观事物辩证联系特性的一对哲学范畴。共性即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 它是指不同事物所共有的普遍属性。个性即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 它是指一事物所特有的、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唯物辩证法认为, 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属于同一序列的哲学范畴, 都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根本属性。共性与个性对立的相对性还表现在其相互转化上, 在一定的条件下, 共性可以转化为个性, 个性也可以转化为共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的阐明, 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括人的思维规律的把握, 才真正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 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最为根本的科学性特征, 同时, 这一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部革命性的依据所在。但是, 马克思主义韵实践性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共性化理论的层面上, 它必然要执著地去寻找向现实形态转化的通道和载体。[2]这个载体现在已经明确了, 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动载体。这个通道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和民族化, 当代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化的“世界革命”暂时还不宜同时爆发的时候, 民族化的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特别是中国化, 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共性理论与个性化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 它的共性化特征决定了它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地位, 但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能包办一切, 它不能覆盖现实的、民族化的革命斗争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范式, 但是, 马克思主义不是体系哲学, 不是复杂多样的民族实践的“百科全书”, 更不是绝对真理的逻辑体系, 它必然要为个性化实践留下充分发挥的空间。在现实的斗争中, 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能积极地去探索个性化的斗争方式, 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命名的运动和实践就不能够摆脱受到挫折和遭遇失败的危险, 国际共产主义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包含两个层面的逻辑构架:一是马克思主义, 一是中国国情与中国实际。在以上两大构件相结合的过程中, 结合的方式及其所具有的意义是多重的。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这一结合所呈现出的景观也是不相同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中国化

参考文献

[1]杨信礼.《实践论》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读《实践论》[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1 (7)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读书报告) 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

刘建武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依据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等重大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依据

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历史经验、苏联模式衰败和世界社会主义多样化演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走自己的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与弄清本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只有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真正弄清楚为什么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列宁说过：“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际形势的相对和平，给每个国家和民族集中精力进行建设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条件。发展已成为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抓住机遇，寻求发展，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看法，后来人们把他们的观点简要地概括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无商品、货币和无市场。“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以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勇气，提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能够结合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彻底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就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遵循什么样的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无法预料的，只有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力争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的和平。这是邓小平总结经验，给我们指出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中国特殊的两制关系，不仅仅指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更多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了新的道路，开创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三、收获和启发

过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一条适合中国独有国情而与众不同，有着明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我们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又“特”在哪里呢？对于这些问题，只是从教科书上的知识有模糊的了解。通过对《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研究》一书的阅读，重新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深入了解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这一理论。未来是无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仍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通讯作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读书笔记 篇4

马克思是我最崇拜的伟大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和恩格斯一起，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惊人的勤奋毅力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举行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结果高居榜首的是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至今仍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充满生机和活力，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后，对于事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些感触。因为人的有机体需要能量输入，所以人要吃饭。要吃饭，那是“必然”的；吃什么饭，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则是偶然的。同样，因为人是有机体生命，而有机体生命总会经历生长、成熟、衰弱、死亡这样的过程（自然法则），所以人总是要死的。人要死是必然的，什么时候死，以什么方式死则是偶然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起来发现路面是湿的（结果），我们推测昨天晚上可能下雨了，但是也有可能是被人用水浇的（偶然）；假如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我们会用肯定的语气说今天早上的路面一定是湿的（必然）。我们习惯在一件事情上找出原因，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找到最终的原因。人本性上有一种对事情穷根究底的求知欲望，古希腊人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想找出这个世界（存在）的最终解释，从泰勒斯的世界起源于水到柏拉图的理念，人们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经验解释，希望找到一个最终的必然的并经得起理性考验的解释。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章就是第2章和第3章，作者阐述了他的新的唯物辩证法。物质：他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物质每时每刻都是运动发展的，我们把相对静止和变化不明显的事物称之为静止，它只是相对静止的。他认为什么物质之间都有它的统一性，斗争性，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

联系：任何事物都是普遍存在联系的，联系有多样性，我们看待事物的发展的发展的时候要用联系的问题看待问题，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认识就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也是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延伸的过程，联系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区别。形而上学和相对主义的概念：他阐明了形而上学和相对主义之间的定义就是如果只见区别不见联系，把事物独立看待，即使形而上学，如果只见联系不见区别，把事物看作混沌的状态旧叫相对主义，两个之间都是片面的看待问题。

怎样看待问题：我们要整体的看待问题，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但是单纯的部分相家就不是组成整体的，当各个部分之间相互协作，相互协作达到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才能达到。他还阐述了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任何事物都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决定事物的变化，而偶然性是决定，偶然性只是事物的导火线，他们两个之间是相互转化的。他还说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就说要联系实际干事，就是实事求是，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明天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肯定，我也不需要肯定知道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确信的是，明天对于我一定是新的一天，一定不同于今日和昨日；对于别人也一样。马克思说的好：解释世界的不如改变世界的。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这个神圣而抽象的名词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和更深一层的体会。纵观历史,横看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科学最严谨最完整最具有生命力理论体系。马克

思主义哲学理论引导时代前进又随着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定随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的源泉是实践,发展的根据是实践,检验的标准还是实践。正因为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中,才得以根深叶茂,大树参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它的巨大威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的源泉是实践,发展的根据是实践,检验的标准还是实践.正因为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中,才得以根深叶茂,大树参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它的巨大威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改变社会和把人民的解放做为自己的任务和目的。忘掉人民和人民的利益就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抽掉,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人民的利益不是一个标签,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具体的深动的最感性的东西。只有真正的真实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全面发展小康社会应当把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包含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确保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价值目标。

矛盾：即对立统一，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对立和统一，即斗争性和统一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生活中我们得到的很多，失去的也不少；自然世界里的白天与黑夜；小到人内心的争斗等等。矛盾无处不在，是普遍存在于宇宙当中的。现实生活中，我们面临着许多诱惑，但是从小我们所学的告诉我们要正直，不能贪婪，此时我们的内心产生了矛盾，脑袋里有两个想法：一算了吧什么正直，什么两袖清风，都见鬼去吧，金钱重要；二从小妈妈就教我们长大后要做个好人。二者在现实生活这一特定的条件下，互相渗透，互相贯通，有互相转化的趋势。就说现在的腐败问题吧，可以说清官就像中大奖概率那么低，然而那些贪官无处不在，在这里我不由自主的谈论下，对于贪官上面第二种想法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处于支配地位前，我想二者在他内心里面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斗争，但是我们也知道二者也具有统一性，从而我们也论证了矛盾即对立统一，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关系，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式辩证的。由一个出来匝道的官场新手，当初的理想和正直，随着时光的推移，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诱惑，迷失了自己。还是上面两种想：正直还是迷失自己。二者在他的内心里既统一又对立的，二者相结合，构成了事物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发展。最终矛盾双方斗争的激化，一方克服一方，贪官就是后者战胜前者的，我想那就需要看一个人内在品质的高低了。

学了一个学期马克思哲学我有以下见解

1、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对我们工作的根本要求

2、坚持解决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3、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刻苦钻研、持之以恒。

4、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需要做好“三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篇5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够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论武器”。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理论

正文：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剖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 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 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 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然后, 再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去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使其具有“民族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 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因此, 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适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世界性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 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 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掌握本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建立在世界与中国的连接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把这一过程既看作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又看作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必然性，那它是怎样深入到中国，成为我国一大重要指导思想的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展开路径：

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仍然必须沿着现实实践和传统思想继承这两条基本路径展开。

路径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如何结合？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结合主要被理解为哲学理论对具体实践的指导，这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实践中常常把这种指导误解为政治实践作论证分析，并将其唯一化、绝对化，从根本上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即社会批判功能的发挥。社会批判功能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哲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结合，并通过指导、批判等多种形式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真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成功标志，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世界观指导和社会批判而向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实际不断渗透，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如果一种哲学理论总是游离于社会现实生活之外，对社会现实生活不发生影响和作用，其中国化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由艾思奇率先提出, 而毛泽东则影响最大。在毛泽东看来,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 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继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后, 如刘少奇、和培元、杨松等一些人士也发表了意见, 进行了多方的阐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新发展，并被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最根本的就在于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结合，并在结合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路径之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民族表现形式上，比较多地强调通过这种“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这些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果不具备民族性、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容易为中国人理解接受，也很难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民族性、民族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是不可缺失的。但不能止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还应有更广泛的视角、更深刻的内容、更多样化的手段方法。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能总是局限在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概念、范畴的解释和运用上，还应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实质、民族特色、基本范畴、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国人传统的心理活动特征、习惯等作更深层次的探讨，要努力在这些方面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契合处、结合点。在我看来，从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共性出发，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相似、相通之处，肯定这些相似、相通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基础，不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如果把这些相似、相通之处无限夸大或绝对化，同样会使研究走进死胡同。在这里，牢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实事求是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强调的历史主义的原则，更是一刻不可偏失。

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中国发展必须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就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底蕴。如果没有这种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李鼎民所言：“以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华民族形式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读书报告) 篇6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胡锦涛在2004年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

[3]胡锦涛.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N].光明日报,2004-04-29.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读书报告) 篇7

一、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民主革命时期,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 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 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 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 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二、方法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 把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 形成了“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 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群众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 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抽象的理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 变为他们的思想武器, 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 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 他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

四、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必须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哲学思想的研究,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进而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余庆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启示[J].管理观察, 2009, (19)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读书报告) 篇8

唤醒当代学者的学术良知、时代良心和当代使命,为重建中华民族思想自我进行积极的精神营造。要把握这一公共出口,必须将其视为一种弱纲领、一种宽松的包容性框架,通过中国化范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复归和学术定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公共出口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一)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几乎每一个单独的研究视域都曾宣称自己真正切中了社会实践的时代主题,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从而代表并引领當代哲学精神的未来走向。而事实上它们只是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把握住了时代特征,在狭隘的自我研究视域中体现了时代精神,因而无论哪一个单独的研究视域都不可能替代整个哲学体系而发展。[1]唯有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为基础并把中国化作为共同的时代立场,才能实现其内在融通、和谐共进和向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回归。

其实,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进步都必定伴随着作为其文化核心的哲学上的更新,而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也必然牵带着哲学向高层迈进。当代中国各方面改革向深层开掘的伟大实践,引起了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而当代哲学在从整体上集中回应现实生活、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大量地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性建构的过程中,自然引发了其原有研究主题、思维框架、基本范式、核心视域甚至是主要内容发生格式塔般的转换和转向。这一转向,一方面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诸多研究视域和重大成果;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认识误区,其中多元取向是最典型的一种。[2]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多元取向,在各个方面都有表现,仅从解读路径分析,主要可概括为七种:以“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本主义),以“史”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教旨主义),以“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教科书),以“西”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言必称希腊),以“后”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以“马”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唯“马”是从、以马反恩),以“中”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2]它们分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书本中的条条框框及各种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苏联的观点方式和做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视角、马克思的少数经典文本中的观点、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视角,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解读和研究。

不同的解读路径,会产生不同的研究取向并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因其侧重点不同,产生的研究结果也不相同。上述前六种研究方式在历史上都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由于长期固步自封、自设藩篱,长时间固定于一种研究框架内,硬化了学科边界,从而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现了诸多认识上的偏差[3],导致了如下结果:(1)抽象化、教条化的义理结构和假大空的宣讲模式与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形成了强烈的思想反差;(2)用充满霸权意味和准政治特色的原理体系来反注经典文本;(3)使火热的现实生活屈就于冰冷的僵化模式,导致理论与生活的严重脱节,在精神指向上越来越远离时代、人民和生活,使人们对之进行应激性的排斥和远化处理;(4)在马克思主义之上建立各种远离或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正常理论或产物,使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失去自我和本真精神、迷失本性的危险;(5)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无序和意义的低迷,使之面临合法化危机。就此而言,在前六种取向的研究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东西都无法保全,又如何将其变为时代的思想、如何占满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跻身于主流文化形态,为社会变革提供智力支持呢?

迫于实现哲学的当代化及世界化的考虑,不少人急于用前六种研究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拉上当代哲学的各种解读平台,对之做僵硬机械的比附和任意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堆砌了各种各样的“建筑”。这不仅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泛意识形态化和自我边缘化,严重遮蔽了它的本真精神和当代价值,而且直接导致了它的多元取向和相对主义格局,大大削弱了它作为软实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力建设中的铸魂作用。[4]事实上,哲学虽然是属于形而上的思想领域,但它的智慧却深深扎根于时代之中,作为把握时代的思想,而时时处处表现为一种现世的智慧。如果一种哲学缺乏与时代的相关性,那它就毫无价值,只有对于时代具有切身意义的问题研究,才是真正值得面对和思考的。所以,在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解读时,必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共同的政治出口,坚持以“中”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即中国化研究范式,才能走出各种认识误区。

(二)

哲学作为把握时代的思想,真正的哲学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现实中的时代课题。每个时代“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5](P120)

。与科学不同,哲学与自己的时代是不可分的,任何哲学观点都“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思”,它的生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时代的特殊要求,它总是从世界观高度和最根本的意义上与自己时代的特殊性内容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并以之为特定的时代立场和发展方向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5](P121)无论抽象程度多高,哲学都不能不根植于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中,不能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代哲学多元论争的焦点并非体现在它是否具有现代性上,而是体现在如何对现实作出反应和求解时代课题上。

从理论上看,只有以“中”解读的方法和路径即中国化范式,才是真正从哲学世界观层面上代表该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根本意义上捍卫并巩固该时代的立场;才能打通各种特殊的研究视野,把各种极具精神性意义的哲学元素有序地整合起来,并在时代的感召下推动它们按照时代前进的总要求整体地、协调地发挥精神指引作用。而正是由于它能够从整体上把握现时代的内容、集中地反映现时代的本质特征,真切地体现和代表现时代的律动和发展趋向,从而集中体现“时代精神之精华”并构成“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哲学新形态。其他几种研究方法作为某个特殊的研究视域,由于任意割裂哲学研究的整体视域并呈现为处于破缺状态的哲学碎片,无论如何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立场,当然也无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以,只有中国化,才是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取向认识误区的公共出口。

从当代哲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上看,近年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论域在相互争辩和猛烈撞击中,其中国化的时代立场已浮出水面。[6]无论从总体视域、具体论域或者个别论域上看,无论从内部研究抑或外部研究上看,当代哲学的各个视界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在回应和反思时代课题过程中,大多基本完成了其中国化时代立场的建构,在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批判性的反思中完成了其中国化的学术定位和自我回归。马克思根本上就是我们同时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超越的意识境界,但在未来的研究中它又必须通过逐渐中国化而走向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中国化解读,用中国的哲学话语说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使之在每一表现中都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具有为现时代所需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一种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去引导中国现时代的改革事业,这既是当代中国哲人应有的时代良知和崇高使命,更是其理性走向成熟与自觉的标志。因而,中国化的立场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共同立场,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就是各个学者诉求的同一方向。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永远的光荣,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关键就在于它固守着自己的中国化立场,满足了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精神支撑这一最大的政治需要。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正是通过它特殊的政治效应而实现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政治立场和政治指向,是它唯一正确而切当的出场路径,也是它发挥重大政治效应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根本途径。

在当前,显而易见,以中国化作为时代立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既是保持我们在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上的清醒与坚定,保持其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先进性并达到理性自觉与成熟的时代重托和民族期望,也是从各自为战、互相挤兑的无序纷争中挣脱出来,从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和旧体系、旧做法中解放出来,从各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出路。同样,以中国化作为当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既是建构面向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需求,更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时代的感召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政治需要。坚持中國化的时代立场和发展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这样才能推动哲学建设事业的进一步繁荣。[7]

步入共同的中国化立场,能够超越各种研究视域的局限,放弃无谓的论争和不切实际的空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和发展的理性根基进行培根固本;而明确中国化的未来走向,则能够昭示当代哲学发展的远大前景和引领时代、重构社会生活的特殊功能与使命。站在中国化的时代立场,不仅为各种具体视域找到了公共的政治出口,也为之开拓了新的自我生成之域;而固守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则不仅能为自己拭亮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形象,也能从哲学层面代表并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化立场犹如一条串线,内在地贯穿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几个重大理论成果的思想精髓,真切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本质及其多样表现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则仿佛一个吸盘,能聚焦哲学研究者的目光,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这一软实力携手共进。只有坚持中国化的时代立场和主导方向才能走出各种认识误区,并将其原有的前卫理念先行地注

入到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唤醒当代学者的学术良知、时代良心和当代使命,为重建中华民族思想自我进行积极的精神营造。[8]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该怎样把握中国化这一共同出口呢?它是否会导致新的文化霸权和思想垄断呢?历史地看,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确产生了一大批理论家、庞大的理论队伍,然而却形成了整齐划一的超稳定的研究范式,先进性的思想并不是靠其自身、靠真理的力量,而是靠极权政治和空头说教实现统一的。由于极左政治路线长时段的粗暴干预和高压,思想界曾一度陷入全面的停顿和退化,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研究方式、思想体系等,日趋定型与保守,裹足不前、暮气沉沉、罕言创新成为普遍现象。虽然在远离政治的边缘地带,思想界曾开展过一些讨论,多少激发了一些思想创新的能量,但由于政治手段强行介入学术论争,不公正地对待积极的思想工作,致使整个党的思想建设的创造性、开拓性被泯灭,僵化保守之气泛滥,整个思想界蜕变为极左政治的奴仆。阻断言路,大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繁琐论证的结果,只能大大降低党的哲学理论威望和对群众的影响,大大削弱它的预见和审视功能,更窒息了其创造性的思想灵性和把握时代的高贵品质。

这种靠极权政治所实现的思想统一,无异于一种文化霸权或思想垄断,它使学者们只能在旧条条中为一些“老话”招魂,使理论研究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导致了思想的自杀和精神的自残。

改革开放后,随着实践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在学界逐渐形成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社会氛围和学术空间,研究无禁区成为学术界的座右铭,学界开始从各种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形成了基于实践的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学术人格和研究心态,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思想风格、研究范式和核心论域,既有教科书范式、教科书批判范式、后教科书范式,又有问题研究范式、文本解读范式和中西马融通范式,既有总体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又有具体上的文化、价值、生存、社会、历史、发展、系统等各种范式。

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理论研究又变成了一场辞藻的盛宴。一方面,这的确有利于思想解放、活跃思路、开拓创新,激活不同的研究范式、思维路径和解读方法,引发学术争鸣,推进哲学研究向深层开掘;但另一方面,如果放任思想随意播撒,将自己的研究重点和研究中心无端地旁置、泛化、外移和扩散,就会使自己沉陷或淹没于生活的直接性事实中,使自己的内在性、纯品性、同一性瓦解,使之与科学、文化的固定界限模糊,在日渐边缘化、碎片化、空壳化中魂不附体、精神萎顿,并在自残自虐中走向他者化、异己化。可见,在哲学研究中确立统一的时代立场和公共的政治出口是很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益发展并成为显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