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建立与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

伦敦大学建立与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精选3篇）

伦敦大学建立与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 篇1

摘要：1836年，在辉格党统治时期，国王威廉四世颁布了第一特许状，合并了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成立了伦敦大学。第一特许状在伦敦大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赋予了伦敦大学独立法人的合法地位，使之享有处理所有土地、房屋及财产的权利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规定了伦敦大学的早期构建，形成了一个由大学理事会和政府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开辟了与牛津和剑桥大学不同的大学发展之路。但第一特许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伦敦大学的早期发展起了抑制作用，尤其是在教学科研与学术发展方面。总体而言，伦敦大学是改革的产物，也是妥协的产物，它的成立顺应了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潮流，体现出了英国现代化的某些基本特点。

关键词：伦敦大学；第一特许状；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英国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6-0032-08

特许状（charter，亦译宪章）兴起于西欧中世纪，指由罗马教皇或国家最高统治者向个人、行会组织、城市、大学、地方团体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或文件，如英国著名的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以及随后的大宪章（great charter）等。在英国大学中，有一类大学是由国王颁布皇家特许状成立的，如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等，他们是英国大学的典型代表，闻名于世界高等教育之林。这些著名大学获得皇家特许状是其得到社会认可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意味着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享有某些特权和自治权等。此外，“皇家特许状在英国老大学治理中起到了建章立制的作用”[1]。第一特许状的颁布使伦敦大学得以建立并形成了由大学理事会和政府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对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国内学界对伦敦大学的建立尚未予以充分的研讨，尤其是对第一特许状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以第一特许状为考察中心，结合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及经过，就第一特许状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及其对伦敦大学的建立及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意义和影响作一初步探析。

一、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及经过

（一）伦敦大学挑战的对象：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宗教性与保守性

早在16世纪上半叶，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的思想传入英国后，英国朝野上下要求宗教改革的呼声渐趋高涨。国王亨利八世（henryⅷ）为了顺应国内反对罗马教皇干预英国事务的民族主义意识而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宣布脱离罗马教廷，英国国会于1559年通过的《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承认英王为英国教会唯一的教主，并成立英国国教。由此英国最终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英国国教遂成为维护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2]但这场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主要在组织机构上使英国国教脱离了罗马教廷，而在教会内部的制度、礼仪、甚至教义等方面却未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并导致国教徒与非国教徒之间长期的矛盾和对立。当时这种状况也反映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管理、招生及人才培养等方面。1535年，皇家巡视员奉旨视察剑桥大学，并宣读了《亨利八世训谕》（injunctions authorized by king henry ⅷ）：“他（指亨利八世――笔者注）要求他们（指剑桥大学领导层――笔者注）放弃对罗马教皇的所有服从，并将其皇权作为上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来接受。”[3]1636年牛津大学制定的《劳狄安章程》（laudian statutes）规定：“通过宣誓约束每位谒见者，以及要求所有人宣誓承认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对其效忠”，并“依据国教的礼拜仪式，参加礼拜或日常祷告”。[4]直至1856年颁布的《剑桥大学法案》（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act）仍规定：“必须签署一份声明，说明他确实是一位英国国教徒才可授予其评议会成员的资格。”[5]这表明大学的高层管理仍掌握在国教徒手中。

与此相应，长期以来牛津和剑桥大学招生大门只向国教徒开放，而拒绝任何非国教徒及教外人士入学，致使“出身、地位低下的学生实际上被排除在校门之外，一半以上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和近三分之二的牛津大学毕业生都从事教会工作”[6]。两所大学旨在培养牧师和信奉基督教的绅士，而不是知识分子或具有高深学问的人。与此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在课程设置上两所古典大学虽已引入自然科学内容，但仍以古典人文课程为主，新兴学科尤其是实用学科根本无法在大学中立足。尤其以牛津大学的古典课程最为突出，其文学部的课程主要包括文法、修辞学、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古希腊、罗马名著选读，后虽增设了物理学、数学、几何学、历史学、地质学、植物学等课程，但1800年制定的《公开考试章程》（of examining candidates for degrees）规定：“获取文科学士学位须参加语法、修辞、逻辑、伦理学、数学和物理原理考试；获取民法学士学位须参加语法、修辞、逻辑、伦理学、历史、法学、数学和物理原理考试；获取文科硕士学位须参加数学、物理、形而上学、历史考试，最后一种学位还须参加希伯来语考试。”[7]可以看出，新增设的若干自然科学课程并不在考试范围之内，考试内容仍以古典课程为主。与此相比，剑桥大学的课程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较早，1750年数学便成为必修课，此外18世纪增设了化学、解剖学、植物学、实验哲学等课程，并造就了大科学家牛顿。尽管如此，在剑桥大学除了数学，古典学科及其课程仍居主导地位。总之，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内容在19世纪之前确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新引进的自然科学课程不仅在大学内部影响甚微，如剑桥大学的“黑尔斯通（john hailstone）担任地质学教授后殚精竭虑，到德国进修学习，认真准备讲稿，但学生对地质学毫无兴趣，举办的讲座竟无学生参加。”[8]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课程并未为当时科技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剑桥大学较之牛津大学更能迅速地反映时代的呼声，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而言，它们都未能对科学革命作出迅速反应”。[9]直到19世纪初，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宗教性与保守性仍十分突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持否定态度。

（二）伦敦大学建立的经过：从伦敦大学学院到伦敦国王学院

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向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宗教性与保守性挑战，还包括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和技术需求、科学教育的兴起、英国人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以及德国大学的影响等。此外，必须强调的是伦敦大学的建立有其不可忽视的政治背景。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指出：“现代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主要基础是政治论的。”[10]现代大学的创办必然受到政治背景的影响，没有获得党派的支持以及国家或政府的法律批准，它就不可能立足于社会。伦敦大学作为英国现代大学的开端，其建立必然以一定的政治背景为基础，否则就会像非国教徒创办的学园[11]一样，逐渐消失或被其他合法存在的大学所兼并。

1689-1794年间，随着王权的衰落及议会地位的上升，政党政府组建起来，近代英国的政党政治随之兴起。[12]辉格党和托利党诞生于17世纪中、后叶英国议会中传统的政治派别和集团。托利党主要由王室和宫廷官员组成，是议会和政府的主要成员，他们极力维护封建王权，排挤和迫害非国教徒；辉格党则代表新贵族、地方乡绅以及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们反对王室及其亲信对议会和政府的控制，要求限制王权，扩大议会主权，提高非国教徒的社会地位。19世纪20、30年代，英国威灵顿政府凭借“天主教解放法”解散了爱尔兰最大的政治势力――天主教同盟，使爱尔兰独立运动暂时得以平息，但法国“七月革命”的浪潮将英国的工人运动再次推向高潮，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致使一贯拒绝改革的托利党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与此同时，辉格党的力量已集结起来，主要代表人物有布鲁厄姆（h.brougham）、麦考莱（t.b.macaulay）、罗素（j.russell）、兰布顿（j.g.lambton）等，他们深受边沁（j.bentham）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经济上主张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以满足工业革命发展的需要，在政治上极力推动议会改革，以求获取更多的席位。1830年，托利党垮台后，辉格党临危受命，担负起改革的重任，推出了一系列符合中产阶级利益的法案，如取消衰败选邑、扩大选举权、减少议员总数等。[13]伦敦大学学院的筹建是辉格党早期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从此拉开了英国“新大学运动”的帷幕。

二、第一特许状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19世纪二三十年代，伦敦出现了两所相互竞争的高等学校，一所是代表改革派势力的伦敦大学学院，辉格党支持创建，但未获特许状；另一所是代表保守派势力的伦敦国王学院，托利党支持创建，已获特许状。作为“彻底无信仰的学院”和“高尔街不信神的学院”[14]47，伦敦大学学院从创办伊始申请皇家特许状的步伐就没有停歇过，但其时辉格党不当政，当权派威灵顿政府支持托利党及其保守主义思想，对辉格党的改革意见愤愤抵抗之，甚至有人写诗讥讽“大学学院仅仅是托利党政府释放的流浪儿”[14]46。直至威灵顿政府下台，格雷伯爵受命组建内阁，辉格党的改革意见才引起重视，并一跃成为格雷政府的当权派。

伦敦大学学院在建立初期可以说是十分艰难的，受到国教徒及其教会的四处排挤，教授辞职、资金匮乏等问题使大学学院的发展举步维艰。更为关键的是，没有皇家特许状，无法获得公众认可，而且学生毕业不能授予学位，只能颁发“荣誉证书”（certificate of honours）。1836年11月28日，辉格党政府上台后终于颁布了伦敦大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特许状（first charter，1836），合并了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标志着伦敦大学正式成立。第一特许状具有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明确了大学的办学目的。第一特许状规定：“鉴于我们已经将其视为我们皇室的责任，为了宗教和道德的进步以及实用知识的提升，对于各个阶级和教派的我们的忠诚子民，没有任何区别，激励他们追求一种正规和自由的教育课程；同时考虑到许多人是在首都和我们联合王国的其他地方从事或完成他们学业，把这些设施提供给他们是有利的，授予他们荣誉和奖励也是公正的，因为这可以促进他们坚持这些值得称赞的追求„„目的在于通过考试确定哪些人通过学习这些教育课程已经精通了文学、科学和艺术，同时在于用学位奖赏他们，作为标志各自成就及与之相称的荣誉的证明。”[19]26

第三，成立了大学理事会（senate），任命了校长（chancellor）、副校长（vicechancellor）和理事会成员，并规定了国王的视察权以及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的权力与职责。第一特许状规定上述法人团体由1名校长、1名副校长和38名理事会成员组成，并具体规定：“我们（指国王及其政府――笔者注）约定我们自己为上述伦敦大学的视察者，有权做那些属于视察者（通常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事情，这应被认为是合适的。校长、副校长、理事会对上述大学的事务、关注点和财产有完全的管理权和监督权。同时，我们这个特许状中没有提及的所有事务，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以呈现给他们最适于实现上述大学目的的方式来处理，这应是合法的，其中包括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享有充分的权利来制定和修改任何细则和条例（只要不与我们王国的法律，或是我们这个特许状的一般目的和条款不一致），关于学位考试和学位授予，关于召开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会议的方式和时间，总之是关于上述大学的任何事务。编订好的所有这些细则和条例，在印上上述大学的法团印章后，就对大学的所有成员和即将被授予学位的申请者具有约束力。所有这些细则和条例必须首先呈报给我们这些国务大臣中的一位，并得到他的同意与会签。将来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要面对的所有问题均由出席会议的大多数成员决定，而且主席要在会议上举行一次投票，如票数相同，还要进行第二轮或决定性的投票。必须由校长或副校长和5位成员参加表决，或在校长和副校长缺席的情况下至少由6位成员参加表决，否则在任何例会上都不能决定任何问题。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有权任命或撤销上述大学所有的考官、官员和工作人员。”[19]27-28这些规定赋予了大学自治权，同时表明王室及其政府拥有最终裁决权。第四，说明了考试、学位授予及证书颁发等相关重要问题。第一特许状规定：“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学位申请考试。在每一次考试中，申请者或由理事会专门任命的考官来考查，或由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来考查，或由其他被任命的考官来考查。考试内容是普通知识的许多分支，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认为这是最适合考试的科目。”[26]28关于学位授予与颁发，第一特许状规定：“所有人被准许为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法律学士或法律博士学位的申请者，经上述伦敦大学批准授予，由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授权的机构颁发证书，这意味着申请者必须已经完成由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根据有关条例确定的教学课程。”[19]28-29为了推动医学教育的所有分支学科（包括内科、外科、助产学和药学）的发展，参照其他学位考试与授予的办法，伦敦大学还设置了医学学士学位和医学博士学位。

第五，明确了收取学费和管理经费等方面的措施。第一特许状规定：“上述校长、副校长和理事会授予的学位，在获得我们的财务委员会的批准后，应当收取合理的学费。这些学费应纳入一个总的学费基金，根据我们的财务委员会的指示和规定来支付上述大学的开支。上述大学的收支账目每年要向我们的财务委员会呈报一次„„且要接受上述委员会的审计。”[19]29表明伦敦大学在学费及经费管理方面已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制度，但其经费受到国家财务委员会的监督。

作为近代大学办学制度及其管理的法律基础和依据，第一特许状对伦敦大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鉴于伦敦大学由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所组成，从前者的角度来看，第一特许状标志着它已从一个完全由私人捐资兴办的大学转变为一个由政府直接设立的大学，并赋予其授予学位的权力；从两者关系的角度来看，第一特许状试图从管理体制上调和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积怨已久的矛盾，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两者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另一方面，第一特许状在合并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所新的大学，符合规模效应的原则，同时它规定伦敦或伦敦以外地方机构的考生只要完成规定的课程就可以申请参加伦敦大学的学位考试，这种面向校外生的考试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伦敦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总体而言，第一特许状反映出妥协性和开放性相结合的主要特征，而且它还初步建立了大学理事会和政府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妥协性。从办学目的来看，伦敦大学是为了宗教和道德的进步以及实用知识的提升。显然，辉格党政府颁布的特许状是通过合并的办法，试图从管理体制上来调和伦敦大学学院与国王学院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为了避免两者矛盾的激化，第一特许状没有彻底抛弃宗教课程，正是在这种妥协的方案下才成立了伦敦大学。从理事会成员的身份来看，伦敦大学第一届38名理事会成员主要由当时医学界、法律界、政界知名人士以及皇家学会会员（其中大多为学界人士）组成，但也包括部分教会人士，而且他们主要来自牛津和剑桥大学；其中，医学界有16人（占42%），皇家学会会员18人（占47%），教会人士6人（占16%）。[20]从课程设置来看，第一特许状没有完全照搬大学学院或国王学院的课程，而是按文学、法学、医学将伦敦大学分为三个学部，并未提及但也未限制大学学院的理学课程和国王学院的宗教课程，而这正符合其办学目的，直到1858年颁布的特许状才设置了理学部。因此，从多方面来讲，伦敦大学都是“妥协的产物”[16]37，其妥协性主要表现为科学与宗教的妥协。

第三，初步建立了大学理事会和政府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合并前的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分别是两个独立的大学，两者、特别是伦敦大学学院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合并后，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则是一所大学的两个学院，由新成立的理事会负责统一管理校务。理事会的权力主要有：拟定授课计划和教学大纲；监督和管理大学的事务和财产；制定和修改大学章程和条例；组织学位申请考试，并任命教师和考官；颁发文学、法学和医学学位等。但是，伦敦大学的建立是由辉格党政府一手操办的，这就意味着它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公立大学，这一性质主要表现在：一是事会的38名成员全部由政府任命；二是国王对大学具有视察权；三是经费受国家财务委员会的监督并接受其审计；四是所有规章和条例须由国务大臣审批和会签。因此，伦敦大学就形成了政府（包括国王、国务大臣和国家财务委员会）和理事会共管的双重治理模式，遂使两所大学原本享有的自治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且由于大学发展模式的转变，原来的学术研究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为考试机构。

三、结语：对第一特许状的总体评价

有的学者认为：“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即使对世界事务不甚了解的人，也会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在世界历史的长剧中，属于英国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着实不多见。”[22]应该说，这是对英国发展方式，即英国现代化道路的较为贴切的表述。在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中，英国的现代化道路表现出的是一种改革、妥协、渐进的特色，即在两种势力及其冲突形成之后，双方都没有完全战胜对方或走向各自的极端，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双方都能认可、相对妥协的中间路线，通过这条中间路线使原本冲突的双方得到缓和，在相互协调的过程中实现总体的发展。例如在宗教改革中，英国既没有完全保留罗马的天主教模式，也没有完全照搬欧洲大陆一些国家的新教模式，而是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寻求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即国教，同时也存在非国教，这反映出英国发展方式及其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色。

在英国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分析第一特许状与伦敦大学早期发展的关系就显得十分明了，伦敦大学成为“妥协的产物”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在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相互斗争的过程中，第一特许状扮演了“协调人”的作用，通过合并的方式来协调两者在宗教问题上的对立，并企图以此来弥消两者的矛盾。不难发现，第一特许状其实质是将标志着英国发展方式的中间路线或妥协方案运用到了高等教育领域，它通过合并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方式向社会宣告伦敦大学的成立，国家认可其享有招收学生、组织考试、颁发毕业证、授予学位等权利，并在法律层面上给予充分保护，赋予大学较多的自治权，如制定大学规章制度、成立理事会等。总的来说，上述措施适应了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合并的过程中诞生了新的大学，扩充了大学的规模，并通过创立校外考试制度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些均符合辉格党政府改革的目的，也体现了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所追求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理想。当然，这种妥协也体现了改革的不彻底性。例如，第一特许状在规定伦敦大学的未来发展时，没有选择伦敦大学学院重视科学教育的发展路径，也没有选择国王学院注重宗教教育的发展路径，而是另辟蹊径，把伦敦大学引向了考试机构的发展路径，从此以后伦敦大学演变成一个主要开展考试工作的机构，大学的重心不在教学与科研，而是转向了制定考试计划和组织考试。这遭致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强烈不满，国王学院的教师认为单纯的考试是很不充分的教育检验方法，大学学院的教师又批评道：普遍的考试会降低和改变英国大学学位的价值与意义，且意味着对1836年建立的伦敦大学的妥协基础的背叛。[23]伦敦大学作为考试机构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1898年《伦敦大学法》颁布，伦敦大学才从考试机构向教学科研与考试相结合的联邦制大学发展。由此可见，第一特许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伦敦大学的早期发展起了抑制作用，尤其是在教学科研与学术发展方面。

从总体上看，以第一特许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伦敦大学，形成了与牛津和剑桥大学不同的办学及治理模式，开辟了一条新的大学发展之路，对于近代英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英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就伦敦大学本身而言，它既是“妥协的产物”，也是“改革的产物”，从更广、更深的层面来分析，这是由当时英国改革的形势及各种因素决定的，因为英国的现代化进程正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其中也包含“妥协”来实现的，这深刻地体现了英国现代化的基本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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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建立与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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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建立与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 篇3

影片简介：

《国王的演讲》讲述了英王乔治六世为治疗口吃，在语言治疗师莱昂内尔·罗格的帮助下，克服恐惧和自卑，恢复自信，成功发表了著名的圣诞节对德宣战演讲的故事。其实，影片的成功还在于，它是对历史事件的现代化阐释，对王室成员的大众化处理。在影片中，国王不过是一个接受特殊道德操守约束，承担符号化角色的平凡人，一个有缺点、有梦想、会害怕、想逃避的普通人。正是这种精准的人物内心刻画和平民情结触动观众的内心，带给他们感动。正如影评所说，它迎合观众的口味，是“一部披着王室外衣的励志影片。

《女王》围绕黛安娜事件，延展出媒体对此的看法，英国民众的情绪，英内阁和新走马上任布莱尔的态度，以及英王真实的想法和处事原则。对于英国公民来说，1997 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英反对党领袖布莱尔赢得选票，正式成为英国首相，他思想的激进和自由主义言论，还不知将英国民众引向何方。备受人民爱戴和敬重的“平民化生”的英王妃黛安娜，因车祸死于法国巴黎。于是，素有以持重、泰然著称的英王伊丽莎白，陷入了极度混乱的思绪中。影片情节跌宕起伏、顿挫波折。成为英国女王以来，皇恩浩荡，母爱天下，为英国和世界人民所钟爱。

影片中中反映了英国王室中特有的文化元素：

历史政体：君主立宪制

英国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鼻祖，早在1642年便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和法律至上的原则，但作为妥协的结果，却保留了世袭君主制，形成了君主地位显赫但权限微小的矛盾状况，被形容为“英国政体中诸多似是而非、矛盾对立的绝妙范例”。国王或女王作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世袭元首，是国家统一团结以及尊严的象征，但在政治权力上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君主有任免首相、各部大臣等的权力，并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议会，批准法律，宣战、媾和等权力，但这些权力都不具备实质意义。历经十几个世纪的历史，英国王室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传统文化延续的象征，全国精神凝聚的力量。《国王的演讲》中国王的一切与政治有关的程序都由内阁或教会制定并不能修改，包括国王的演讲稿。《女王》影片开头我们可以从画师和女王的对话中得知女王并没有投票权，对此伊丽莎白二世的反应有些落寞，“很想享受可以表达自己偏好的那种乐趣”。而画师则安慰说：“虽然您不可以投票，但这的确是您的政府。”寥寥数语便将这样一个君主立宪国家的女王的特殊的政治身份勾勒出来。女王既要保持自己及王室的权威，又要听从首相、内阁，还要再民众面前树立亲民、开明的良好形象。法律赋予她和她的皇室许多特殊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仪式性大于其实质意义。

影片中的矛盾关系: 《国王的演讲》中的矛盾关系主要围绕国王与罗格医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另外还突出了国王与父亲、兄弟、主教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国王与罗格医生之间：在影片中国王与医生第一次会面时国王还是公爵，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治疗，内心充满了挫败感和沮丧之情。拒绝医生用昵称称呼自己，一来显示出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二来也展现了一丝王子的高傲和矜持。罗格医生呢，一对洞悉世事的冷静双眸，展现出他的不卑不亢，沉着冷静，任何情况都没有让他觉得尴尬和别扭。几乎在每一次会面中，他们都会为称呼较劲，经过几次激动人心的较量，最终两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两位主人公，地位一尊一贱，态度一张一弛，情绪一晦一明。然而，尊者常露荏弱之态，贱者并无卑微之心。国王拘谨矜持、暴躁不安。医生云淡风轻、宠辱不惊，看上去天不怕地不怕藐视权贵，但骨子里却忠君爱国。与父王之间：乔治五世在做完圣诞讲话后让公爵也试试并且说“知道窍门就简单了”，公爵的嘴嚅喏着想提醒父王自己的口吃，可是面对父亲的滔滔不绝，他半天也没发出任何声音。父子之间并未爆发冲突，但并不见得没有矛盾，王子有想法，不敢说，一个专断自愎的父亲和一个唯唯诺诺的儿子跃然银幕之上。

与王兄之间：当发现哥哥大卫要一意孤行地与辛普森夫人结婚时，公爵不得不进行劝谏。在与哥哥的交锋中公爵的思辨能力并不逊色。最后大卫被逼无奈竟然不讲理地说“原来你是这意思?推我下台?”这让公爵的口吃吃全面发作，张口结舌，沮丧无比。与哥哥吵架他只能缴械投降。公爵的口吃其实并不是因为机能问题，而是因为心灵阴影。口吃经常遭受哥哥的取笑。与主教：国王将罗格医生的座位安排在自己的包厢中的这份殊荣引发了大主教的嫉妒，于是他对罗格医生展开了调查，结果如愿以偿地发现罗格医生既无文凭又无资质，于是他就要赶走罗格医生，国王力保罗格医生，大主教说“我关心的是王冠加冕在明君头上”，国王回答“我欣赏你的坦诚，大主教，可这是我的头。”这番冲突，虽不激烈，但对人物的刻画却十分有益。主教忠于职守，但有些许私心，国王坚决笃定，不为旁人左右。

影片《女王》将时间聚焦在戴安娜王妃8月30日在巴黎遭遇车祸，31日去世到9月6日举行葬礼的一周里。女王此时面临着两种身份的冲突：一是家庭伦理，如何处理已经与查尔斯王子离异的戴安娜的葬礼，并在这样事情的妥善安置中保护皇室的隐私与尊严；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的元首如何在公众面前对此次事件表态。影片通过这种家庭伦理与公共政治的冲突建构起全片的基本戏剧线索。对于黛安娜的死，一面是冷冷相对的伊丽莎白，一面是悲情涌动的英国民众。真实再现英国当年那令人扼腕的一幕，表现出王权与民权的抗争，媒体舆论与官方言论的对立的场景。《女王》电影虽然没有打斗和冲撞的激烈场面，却有心理角逐和民意与皇旨的对抗激情再现。处于矛盾焦点的伊丽莎白二世，在执柄英王权以来，遇到最大的麻烦，她高大伟岸的皇室威严，温文尔雅的**形象，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使其民众对于英王及其同僚的信任，因黛安娜事件降至历史的冰点。面对眼前的窘状，伊丽莎白起初是坚持与冷漠和规避的态度来对付媒体的热议，可最终难逃英国民众对黛安娜去世要求王室出面声明的意愿。最后，在布莱尔的调解下，伊丽莎白低下她那高贵的头颅，在公众面前承认黛安娜合法的王室成员，并以诚恳感人的悼词，感化了英国民众，重拾尊严，再次回到英国民众中来。

同时这也是女王在人们心中形象和地位的一次大转变

白金汉宫

白金汉宫内部宽广空间与室内精巧、华贵的布置都彰显了皇室生活的井井有条与森严的等级，在英国人眼里，英国王室就像历尽沧桑遗留下来的文物，虽没太大的用处，但也是个宝藏。尽管走过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可王室的大本营——白金汉宫一切如旧，卫兵依然穿着过去的服装，所有繁文缛节也同从前一样。有关王室的一切在外人看来，还是那么神秘。从1993年开始，每到七八月份，女王到苏格兰避暑时，白金汉宫就会对公众开放，人们可以买票参观。游人可以参观用来举行宴会和其他活动的一些富丽堂皇英国女王，没有那么自在的房间，它们都在白金汉宫的西侧，那里有各种大理石、丝绸、黄金、瓷器、珠宝。人们还可以参观音乐厅，女王的孩子们施洗礼的仪式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而施洗礼用的圣水是从以色列的约旦河里专门取来的。人们还可以去看举行加冕礼的大厅，那里过去是舞厅，19世纪作曲家门德尔松曾在那里为女王举行过三场独奏会。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是英联邦国家的最高级军事勋章，奖励给对敌作战中最英勇的人。它可以授予军中担任任何职务、处于任何级别者以及在军事命令下的平民（同等的乔治十字勋章则只授予平民)。在英国，它一般由国王或女王在白金汉宫亲自颁给获勋者或其直系亲属。在其他英联邦国家则由总督颁发。Victoria Cross 1856年维多利亚女王应其夫艾伯特亲王之请而设置，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为其命名，英国军队最高荣誉，颁给临阵极端勇武的军人，以示极其尊荣。按照王室传统，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更是勇敢者和英雄的象征和标志。在《国王的演讲》中国王乔治六世破例授予罗格医生一个爵位，并颁发维多利亚勋章给罗格医生，可见罗格医生在国王心中的地位。

皇家礼仪风范

《国王的演讲》中最清晰地一幕，国王加冕之后回到家中，想要拥抱两个女儿，但他的女儿却只向他深深的行屈膝礼并改称他为“Your Majesty”，这让国王突然很不习惯。《女王》中有一段，布莱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伊丽莎白居住的白金汉宫，伊丽莎白坐在沙发上，右腿置于左腿之前，双手平放与膝盖上面，举止投足都显示出具有很好修养的皇家礼仪风范。然而，布莱尔在伊丽莎白的宫中显得有些随意，二郎腿高跷的他与伊丽莎白谈话时，略带调侃之意。对于此情，伊丽莎白神情严肃地对他说：“你是我自上任以来的第十任首相，第一任为丘吉尔，记得第一次见他时，他穿一顶长衣，戴一顶高帽，给我这个害羞的少女上了一课”。言下之意，暗指丘吉尔的行为规范是符合英国皇族对首相要求的，而眼前这位毛里毛躁的你呢？显示了二战期间这位经历国家礼仪外交熏陶领导人的卓绝风范。拒历史资料记载，作为君主，女王仪态庄重，一丝不苟，而且总是非常严肃。许多人总认为，女王其实是挺平易近人的，如果谦恭过分了反倒不好，所以有时候开个诙谐的小玩笑来挑起话头，女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不过切记不能向女王提一些不合适的问题，或者涉及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女王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甚至眨眨眼都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铺天盖地地报道，所以女王不能随便说话。作为一个普通观众，透过该片我们却可以窥探一些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实质。

王室婚姻：

《女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王的丈夫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他和女王的婚姻是皇室安排的，而她虽然有自己心仪的男士，却不得不低头。在《国王的演讲》中我们却看到国王的妻子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但事实上但她并不想嫁给当时的艾尔伯特，她心中真正迷恋的人，其实是艾尔伯特的哥哥爱德华王子。直到一年后，她才在王室和家庭的压力下嫁给了艾尔伯特王子即国王乔治六世。在这种传统礼教之下，爱情婚姻是不自由的。在《国王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德华王子要娶离过婚的女子为妻，这在王室是绝对不允许的，而王子追求爱情自由的代价就是失去本来属于自己的王位。

英式尊严

英国人民历经对王权的抗拒和限制，尤其又经受十九世纪的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洗礼，形成了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格精神。英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才得以成就乔治六世与罗格医生一君与师、贵族与平民的传奇友谊，生成了身份、心灵上的矛盾错位，即弱势与强势、失败与尊严、对立与平衡的双重变奏。旧派英式尊严成为解读这段王室与平民传奇关系的关键所在。所谓英式尊严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绅士文化核心之一，它是英国社会各阶层在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融合了各阶层价值观而形成的。罗格医生一出场，面对高贵的公爵夫人底气十足，而对妻子却言听计从。当孩子提出要玩游戏时，罗格医生兴奋的表现着实不像绅士，与其面对乔治的那番镇定自若反差巨大。他对乔治的称呼从朋友间直呼昵称，到演说成功后尊敬地称呼“陛下”的转变，也映衬了罗格医生坚守的英式尊严。再如电影中乔治六世始终反感纳粹德国，事实上他一直是绥靖政策的积极拥护者，直到德国发动二战才改变立场。乔治六世夫妇的爱情也得到了美化。这些艺术加工让这位国王及其家庭显得愈加完美，包括对罗格医生的英式尊严的表现也亦步亦趋。正如《(女王》中女王的那句话：“责任第一，个人第二”。这句话也是《国王的演讲》通篇要表达的乔治六世所完美维护的传统英式尊严的精髓所在。影片怀念渐行渐远的英国传统民族文化，对具有强烈责任感、沉静、内敛的老派英式尊严发出召唤!

对英王的称呼 《国王的演讲》中国王听到罗格医生以他的昵称来叫他时，国王很生气让罗格医生称呼他“尊贵的殿下，再加公爵”，乔治六世被家人称作“伯蒂”（Bertie），在登基前则被公众称为“艾伯特王子”。他加冕后，他的女儿们和妻子都改口叫他“Your Majesty”。对于女王，人们要称她为陛下。如果你是第一次觐见女王，你得先把一本介绍王室礼仪的书读一下，那里面写道：“任何人在觐见女王时，不能首先开口讲话．要等女王讲话后才能说话。不过，你要先称呼她‘陛下’之后才能称呼她‘夫人’。这也是皇室的传统礼仪。伊丽莎白二世（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全称为“承上帝洪恩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他领土和属地的女王，英联邦元首，国教（圣公会）的捍卫者伊丽莎白二世”。

威斯敏斯特教堂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历代国王加冕登基、举行婚礼庆典的地方，也是英国的王室陵墓所在地，可以说西敏寺是一部英国王室的石头史书。乔治六世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二世都是在这里加冕的。英国把威斯敏斯特教堂称为“荣誉的宝塔尖”。威斯敏斯特教堂已经成为难得的历史博物馆。但周围不远处有青翠的圣詹姆斯公园和金碧辉煌的白金汉宫。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