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

2024-05-25

中国近代大学(精选12篇)

中国近代大学 篇1

1898年6月11日,光绪谕令《明定国是诏》“,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标志着酝酿筹划多年的京师大学堂正式进入实际日程,7月2日,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内容借鉴了多国教育制度,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大学章程。

一、救亡图存呼唤新式高等学堂

中日甲午战争惨败,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生存呼唤新式大学堂以育高等人才。“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1]86甲午战败可以说从根本上惊醒了中国的天朝大国之梦。自以为能与日对抗的北洋海军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最终却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这使中国重新陷入民族存亡之地。虽然当时不少国人力求再战,但事实上已无军事实力来“毁约再战”,却表明国人自强图存的决心。“师夷长技以制夷”式的西艺兴学育才并非中国之良策,必须重思教育,重谋发展,如何兴学育人再一次摆在中国的面前。这不由得令人想起普鲁士在普法战争后的发愤图强,重建大学,最终崛起。

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指出洋务学堂教育种种弊端,如“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利禄之路,不出斯途……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提出重思教育,重设学堂,力议于京师设大学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数年之后,则8轩绝域之士,斐然成章;郡国利病之书,备哉粲烂矣。”[2]4即应在京师设大学堂,育高级人才;于各省各地广设学校,广育人才。《请推广学校折》有力地拉开了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序幕,光绪的“著该衙门议奏。钦此”的点批使筹设新的大学堂正式进入官方酝酿期。

同年7月,总理衙门《议覆推广学校折》于文末点明“至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3]6将京师大学堂创办事宜明文交由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有了具体的筹办者,照理说可以步步推进,层层落实,大学堂建立指日可待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如无先例可学,缺少足够经费,加上一些手握大权的守旧当权者极力主张缓办。虽然其间社会上下支持者众,社会各界纷纷撰文力推此举“,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厚欤。”[4]229“兴学育才,不可以一日致也,请立学亟亟也。”事实上一直到1898年6月维新变法前都没有实质上的进展。

二、创立京师大学堂

1898年光绪在《明定国是诏》发问,“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这一响亮的发问,实乃令人深思,国家存亡已至关键时刻,必须有所作为。正是在这一谕令下,晚清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已箭在弦上,京师大学堂呼之若出。

谕令开宗明义,令办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于同月的17日命总理衙门发布谕旨废除八股,23日正式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八股取士一经废除,即须有新的教育来替代,大学堂筹办刻不容缓。26日光绪再次发出上谕,要求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即著迅速覆奏,毋稍迟延,其各部院衙门于奉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剋期议覆倘有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治处不贷。”[5]19兴办大学堂,不得有任何拖延!否则严惩不贷!紧接着,7月2日,发布《大学堂章程》[6],大学堂章程的颁布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制度化办学,这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章程中提出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四大要求:拨专款———开办费三十五万两白银,常年经费十八万两。拨官地,以宏建学舍。派大臣,以管理大学堂事务。精选总教习以提纲挈领。章程一出,宣告筹办京师大学堂第一步的成功。

9月21日,政局动荡,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维新派的各项改革措施几乎都被废除。9月26日光绪谕令《著停止变法京师大学堂仍行开办谕旨》,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大学堂不以政治动荡而停止,继续开办,不幸中的万幸也!依然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大学堂具体办学事宜。11月22日,内务府将修缮好的大学堂校舍交给孙家鼐,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开学。孙家鼐通知各省“照得现在京师大学堂业已开办。各省会暨府州县,所有已设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姓名、学生额数,咨送本大学堂,以便核考。”[7]135京师大学堂的招生开学,标志着京师大学堂进入正常教育秩序,中国高等大学堂由是进入正常化教学。大学堂设有两大类课程———溥通学与专门学,先习溥通学,后攻专门学。溥通学设有“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初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以上皆溥通学。”[8]76类似于今天的大学基础课程,每一学生都必须先修。然后才能选某一专门学来修习,专门学包括“高等数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兵学、卫生学”等,这样的课程学习完全符合今天现代大学的学科逻辑与知识逻辑。可惜在1900年5月,义和团运动,北京城大乱,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

1902年1月10日,改任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恢复京师大学堂办学秩序,并将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核定章程并著悉心妥议,随时具奏。”[9]60张百熙对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实情作了较充分的调研,提出“办学宜豫定”、“讲舍宜添建”、“译局宜附设”“、书籍、仪器宜广购”、“经费宜宽筹”等五事项,并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蒙学堂章程》等六个办学章程,合称《钦定学堂章程》,由于当年是1902年,也被称为1902年学制,当时也是中国农历壬寅年,故也称为壬寅学制,此期京师大学堂也被称为“壬寅大学”(1898-1900年间则被称为“戊戌大学”)。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完备的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共有8章52节,对于办学宗旨、课程科目、入学要求、学员出身、聘用教习、经费管理等都作了详细说明。主要有:明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10]243明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为教育方向,课程科目既有传统的中国传统学科,也引入现代西学课程,以京师大学堂章程为基础,京师大学堂逐渐走向近代大学的办学模式,1912年5月,教育总长蔡元培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由此京师大学堂办学由北京大学取代。据已有相关研究可知,京师大学堂不仅在人才培养上有了独立的教育制度支持,更是从具体的学科教育上开创了先河。如,京师大学堂筹划中国第一个大学地理学系,学堂所设的“师范馆”是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之始“,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举行招生考试,师范馆录取首批学生56名。这是中国近代首批高师学生。”[11]可以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开启了近代中国大学之路。

三、京师大学堂开启中国近代大学之路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晚清维新变法运动中,急剧的社会动荡,外来列强的种种欺凌,战败,割地赔款,增开商埠,中国陷入民族灾难中,显然它是晚清救亡图存的产物。在酝酿筹办期间,广采他国,特别是日本的教育制度,勾勒出近代中国的国家教育蓝图,并以政权力量推行各项教育措施。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开启了中国近代大学之门,其开风气之先,树立了全国学堂之表率。

第一,开风气之先,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京师大学堂开旧中国高等教育风气之先,立意新办,为全国高等学堂之表率。李端棻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设立大学堂,招收优秀才俊,育国家栋梁“,以雪旧耻,何耻不除?”张百熙在1902年修订大学堂章程时将大学堂定位为,“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8]75京师大学堂从创办之始便将它定位为全国之表率,育国家之栋梁,待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后,全国兴办大学的风气日盛,到1909年,全国已经创办了110所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引领了全国兴办高等学堂的风气,加快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进程。

第二,开设新学科新课程,大量翻译及编写新教科书。京师大学堂开设有多个新学科。1898年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中提出,京师大学堂拟分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等10门专门学,待修习完溥通学课程后选一门或两门攻读[8]77。这些课程不乏西学的新学科新课程,如农学、矿学、工程学等。张百熙1902年在重订大学堂章程时提出将学科分成两大类———政科与艺科,特别强调医学一门的设置。另外,不管是孙家鼐还是张百熙,都特别关注师范类的教育课程设置。孙家鼐在大学堂里分设仕学馆和师范馆。第一个学堂章程也明确“中国向来无此举,故各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8]75张百熙等在《重订学堂章程折》[12]191(1902)中提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后又在1903年张百熙等编写《学务纲要》重申“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12]193。

京师大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创立了诸多第一,随着大学堂章程的发布,中国大学教育逐渐步入近代化进程,这预示着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它创办后的实际教育效果及办学影响,直接影响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

摘要: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随之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借鉴了多国教育制度,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大学章程。1902年政府重修兴学之策,重订大学堂章程,重设大学堂课程,从此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步入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京师大学堂,大学章程,大学制度

中国近代大学 篇2

近代的中国,从治经由乱再到治,经历了一个周期的过程,也即所谓“始衷终”的发展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中国人民不断面临着选择,但是从今天的局面看来,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急剧变化加速发展的过程,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即所谓“亘古未有之巨变”。这一急剧变化的过程,应该有其转捩点。这一转捩点,或其变化的枢纽,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在当时经过长期的艰苦、艰苦的探索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道路,十月革命更是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诞生了。由此看来,着三个选择是历史趋势所产生的,是顺应规律的。

高山大河见证了历史的风狂雨落,历史纪传则记载下了祖国成长的历程。翻开《晚清血泪》《中国近代史》那历史的一幕幕尽展现在眼前。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饱受屈辱的历史。鸦片战争等战争使祖国饱受沧桑。《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使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孱弱的祖国在当时饱受欺凌。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英勇斗争,为了中国的崛起,无数先烈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无数英雄的伟大精神,见证了祖国繁荣兴衰的历史。1949年10月1日,一个新的中国站起来了!虽然有着血雨腥风,但终于结束了那些阴霾岁月,苦难和伤痛都已成为过去。中华民族彻底结束了屈辱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初,生活困苦,经济落后,国家百废待兴。但政府和人民并没有畏缩,而是勇往直前,努力建设,发展。虽然走过不少弯路,但是在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终于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资本主义作过分析论证。列宁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垂死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到了196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提出:“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现在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借用恩格斯当年说过的话:历史表明,所有有着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在近代的中国,顽强的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的时间,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也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

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当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不能延续下去。那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国共两党内战,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众成了胜利者。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还是得益于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毛泽东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凭借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相结合的长征精神,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开始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在长征诗中,我领略了中国共产党人豪情万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感受到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和艰辛曲折,体会到我们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长征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1949—2010,我们的祖国经历了沧桑61年。61年,我们的祖国发生的变化翻天覆地!60年的奋斗,61年的辉煌,61年的巨变,61年的信念,61年有太多的沧桑。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命运的颠簸: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8年,抗洪抢险;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迎战冰雪、抗震救灾„„但一次次的困难并没有击败我们,在灾难中,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我们炎黄子孙众志成城!祖国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7年7月1日,中国国旗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冉冉升起;1999年,澳门也回到了祖国怀抱,中国人民洗刷了百年国耻;2008年8月8日晚8点,奥林匹克圣火在鸟巢燃起,那一刻,13亿中国人的心全都沸腾了;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三艘载人飞船“神七”。当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湛蓝太空中飘扬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的祖国在日益强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精神和物质方面越来越丰富。人民富裕,国力增强,社会安定,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使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富国裕强国之梦,指日可待,这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今天,我终于见证了这一时刻,我感到十分的高兴!

中国近代大学 篇3

跟北京的很多古建筑类似,且又有自己的特色,它是一种容易被人熟悉的气息,充斥着怀旧味道,让奔波的人在一瞬间就沉静下来,然后心波荡漾,思接千载。这里所说的就是辅仁大学的校园建筑——宫殿式建筑。辅仁大学不仅延续了始于明末清初利玛窦与耶稣会教士的“学术传教”传统,在校园部分建筑上也采用了西方传教士当时的先进工程技术和新型建筑材料,创造出中西合璧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了中国古典建筑文化艺术复兴的序幕。

创立发展合并

辅仁大学前身是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坐落于定阜街东面路北。它的创立延续了始于明末清初利玛窦与耶稣会会士的“学术传教”传统,迄辅大酝酿创校之时,天主教在华已有两所耶稣会经营的高等教育中心(上海的震旦学院,天津的津沽大学)。其实大部分的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一如其他的知识分子,全心倾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其中,以满清皇族后裔英敛之与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为著名代表。1912年,英敛之和马相伯二人以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的身份,给罗马教廷上书“请派才高德硕之士,来华增设公教大学,发扬中国文化,介绍世界知识”,共同撰写了《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提倡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学,但是当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议并未被及时采纳。1913年英敛之随后于香山静宜园建立“辅仁社”,其与马相伯手创震旦学院的理念十分类似,受到马氏的大力支持,收有学员20余人,课程主要是学习国学。“辅仁”一词取自《论语·颜渊》篇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1917年冬天,辅仁社停办。直到1925年,在罗马教廷与美国公教本笃会的共同支持下,在北京设立公教大学的事宜才被正式提上日程并着手实施,取名为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聘请英敛之为社长,并邀请前教育部次长陈垣,地理学家张蔚西,前清进士、诗人郭琴石,史学家、北师大教授李泰芬、应千里等文化名人来社任教,同年首次招生23人。学校于1927年更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试办,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经过英、马二氏的不懈争取后,“北京公教大学”终于得以顺利开办。1929年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因应北京改名北平而改称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比肩,并称“北平四大名校”。美籍教士奥图尔任第一任校长,后由著名教育家、广东省新会人陈垣出任校长,陈垣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而且对世界三大宗教都研究颇深,可谓学贯中西,启功先生便是其亲传弟子。有政界、文化教育界名流张继、胡适、傅增湘、翁文灏、沈兼士等任董事,执教者多为卓有成就的学者,如王光美、王光英、启功、美国高能物理学家邓昌黎博士,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等均师出辅仁,胡适、季羡林、范文澜等都曾经在辅仁任教。辅仁大学先后设文、理、教育3学院,规模最大时有4个学院、13个系、6个研究所。辅仁27年办学史就贡献了中科院11名院士,以及各行各业一大批人才。1931年在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华北各大院校一时风声鹤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早先南迁云南另组西南联合大学,未及迁校者只能坐待日军接管,名存实亡。辅大由于罗马教廷与国际关系因素,是年夏季仍在炮声隆隆中正常招生。校方同时联络平津其它国际性教育团体,达成了在日占区内共同遵守三项原则的决定:一、行政独立;二、学术自由;三、不悬伪旗,以示不屈。1942年,辅仁大学英千里教授与多名学生因秘密组织抗日活动被捕入狱。抗战期间辅大师生在日本压迫威胁之下,仍继续依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学制、校历与假期规定。同时积极扩充学系,以招收沦陷区失学青年入学,由于辅大乃唯一不受日本控制之大学,因此沦陷区青年均以考入辅大为荣。此时,钱思亮、王普均等名教授均曾于辅大任教,日后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原子能科学家邓昌黎、冯彦雄均为此时辅仁大学物理学系与化学系的毕业生。

新中国成立后,辅仁大学于1950年10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接办。1952年辅仁大学各系科分别并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共有27年历史,在这段历史时期,历年在北京辅仁大学注册入学的学生共12355人,历届毕业本科学生4812人,研究生76人。现存教学楼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及“辅仁大学校友会”使用。

理念风格特征

辅仁大学创校伊始,就选址在晚清贝勒载涛府邸,涛贝勒是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在清朝时,其府邸算占地约60亩。辅仁大学建校时以16万美元的价钱永久租用了这座府邸。

学校同时招收女生并采用男女分校的教学方式,当时女子学院就设在恭王府内,以王府后排的瞻霁楼和宝约楼作为女生宿舍,在恭王府正厅多福轩设女院图书馆。整个女院由圣神女修会管理。恭王府环境优美之至,学校的女学生在此生活学习,为外人称羡,还被称为“格格”,能够进入这里读书的女生们也以此为荣。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辅仁的女生部从恭王府中退出。

涛贝勒府则用作男生部。随着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原本的校舍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于是1929年学校开始在涛贝勒府花园南面兴建新的校舍,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教学楼主楼。1928年,本笃会委托比利时籍传教士格里森设计教学楼。1929年教学楼始建,翌年竣工。该楼建筑面积4600平方米,于1930年竣工。这是一座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宫殿式建筑,砖混结构的楼身呈封闭式的口字形,东西南北4个角楼及南面中间大门为3层,其余部分是两层。楼顶铺有绿色琉璃瓦,每扇玻璃窗都是雕花木框,墙砖采用浅灰色水磨砖。在当时它与城东的协和医院、城西郊的燕京大学(今天的北京大学)共称为北平三大建筑。这三大建筑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都被列为上个世纪早期我国大型建筑中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代表性作品。

1929年,辅仁大学在北京购得兴建校舍的用地,1930年在贝勒府花园南侧空地和马圈旧址建造而成。刚恒毅(中国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第一任罗马天主教宗座驻华代表)特意聘请了格里森担任辅仁大学新校舍的建筑师。辅仁大学校方按照刚恒毅的思想提出了对未来新校舍的设想:“建筑方案应体现天主教的‘大公精神’,做到新旧融合,宜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并使其适应现代学校的功能要求。”在施工奠基仪式上,刚恒毅应邀发表了有关辅仁大学建设方针的演说词:“辅仁大学整个

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

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格里森开始对辅仁大学的教学楼进行设计。但辅仁大学的基地在北京市区内,且靠近故宫作为一个大学的校址实在显得过于局促,若采用中式大屋顶的单体形式就比较困难。格里森来到北京之后,花了数月时间查寻中国北方古典建筑的原始资料,并将其与他从中国各地搜集来的古建筑照片进行对比研究,与此同时,格里森还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古典建筑做了实地考察,加强自己对中国北方官式建筑的感性认识。经过反复研究和思考后,格里森认为:辅仁大学“以经济的观点和基地环境及交通条件来说,都需要在中国古典建筑传统中寻找另外一种结构方式,可以从中国皇宫的城墙、城门和城楼造型中得到某种启发,这些造型显示出中国皇宫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某些特征。”

这样格里森将教学楼设计成为一座有四面围楼和中间楼房围成两个天井,中西合璧式的“日”字形的建筑,砖混结构,外墙磨砖对砖砌造,墙身厚重,收分明显。建筑面积约4600平方米,楼四角是四方形塔楼,和正面中心皆为三层,其余均为二层。正入口三层,作汉白玉大拱门,券面浮雕精致,红漆大门金色门钉。上加三个中国传统歇山式屋顶,屋脊正中竖十字架装饰,四角亦加歇山式角楼。建筑立面混杂使用了较多的中国传统建筑手法,如作绿琉璃瓦清官式屋顶、汉白玉须弥座、南方封火山墙、封檐板和小泥仿木斗拱等,建筑整体造型重点突出,轮廓线主次分明,具有一定的艺术效果。新楼内部有房间500余间,南北向作为教学用房,单面走廊设计;东西向作为办公用房,走廊居中。新楼中间下层为图书馆,上层为礼堂。

格里森更偏爱高低起伏的体量组合和丰富多变的阴影效果,他将辅仁大学设计成了一座全封闭的中国皇宫式城堡,建筑中轴线是以故宫的北海为依据来确定的,内部空间布局是仿西方修道院型制,四面围合并以中间楼房分隔成两个小庭院,东西南北四角各矗立起角楼的造型墙身厚重,窗洞深凹,收分明显,上覆重檐歇山屋顶,四周围楼的檐口也均做成城墙箭垛形状,真有种皇宫那般戒备森严的气势。先期竣工的南部楼房,是用二尺厚、四尺长的浅灰色水磨砖砌成,施工质量较高。中间人口是仿皇宫城楼式的汉白玉大拱门,在轴线上连续向前凸出两次,形成了一种组合复杂的歇山顶,正中拱门挑出阳台,模仿中国古典建筑的台基和栏杆式样,与歇山顶配合造成宫殿的缩形,又隐喻佛龛的意思。檐下的斗拱装饰采用的是中国石窟的雕塑手法,别有一番趣味。格里森还在正面混杂使用了一些其他的中国古典建筑细部,譬如绿色的琉璃瓦,雕花的木制窗框,汉白玉的须弥座,木制红漆大门镶着金黄色的铜钉,最有意思的是将南方封火山墙造型搬用于正立面的人口拱门和角楼之间,整幢建筑还用装饰有中国石狮的栏杆围了起来。1940年,辅仁大学北部的司铎书院建成,四合院围合完毕。司铎书院的宫殿韵味少了许多,是中国古典式城楼和牌坊造型的混合体,隔着长长甬道的是被称之为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旧址,供传教士休闲和女学生帘舍之用,仍然保留了古色古香,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园林布局。在轴线上还修了中国式的园亭,这一切似乎与故宫有着某种潜在的呼应关系。格里森在辅仁大学的建筑造型上极尽能力来捕捉中国古典建筑的外部形象,但内部处理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整个平面几乎全是封闭的单走廊组成,教室的进深太浅,室内楼梯数量较少,门厅采光显然不足。

辅仁大学内还保留有原涛贝勒府花园的部分建筑,包括格阁楼、雨香亭等。其中格阁楼为二层楼阁式建筑,坐东朝西,面阔五间,歇山顶过垄脊灰简瓦屋面,一二层均有回廊环绕,两侧设木质楼梯以便上下。建筑首层廊柱间装饰倒挂楣子及坐凳楣子,东、西立面明间均设桶扇门四扇,盘长如意棂心,次、梢间槛墙支摘窗,亦为盘长如意棂心,各装修均内嵌玻璃。二层廊柱间装饰倒挂楣子及荷叶净瓶寻杖栏杆,层间还装饰“万不断”雕刻木挂檐板,明、次、梢间装修同首层。建筑西侧设有卷棚游廊与其相连,形成“口”字形院落,游廊廊柱间均装饰倒挂楣子与坐凳楣子。雨香亭为单檐八角攒尖形式,筒瓦屋面,攒尖处作宝顶,各戗脊为花瓦脊式,檐柱间装饰倒挂楣子与坐凳楣子,绘箍头彩画。

创造保护继承

1987年被公布为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为东至柳阴街规划红线,南至定阜街规划红线,西、北至现状围墙。建筑是中西合璧式,外墙磨砖对缝砌造,墙身厚重,收分明显。立面上混杂使用中国古建筑手法,有绿琉璃屋顶、汉白玉须弥座,杂有南方封火墙、封檐板和小泥仿木斗拱,格局基本完整。

辅仁大学本部旧址主楼是外国人所设计的建筑质量较高的仿中国传统建筑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生了迅速变化,近代建筑的发展也日趋成熟。这一时期在仿西方古典建筑的同时,也开始流行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辅仁大学本部旧址主楼建筑便是这一时期代表作品之一。外国设计师在满足建筑新功能、新结构和新材料的条件下,创造了中国传统风格,且建筑整体权衡与细部装饰做法熟练,构图比例合乎则例,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仿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实物遗存,亦是当时北平著名的三大中西合璧式建筑之一。辅仁大学本部旧址内除教学楼外,还保留了原涛贝勒府花园的部分建筑。

据说教学楼是建在贝勒府邸的马圈之上,同时还占了府邸花园南边的一部分,所以在外界的口碑相传里,它是一座具有奔腾气势的花园建筑,更有甚者,把它视为古城北京美丽的后花园。但就建筑旧址来说,它是跟整个什刹海融合在一起的,充盈着神秘。在一波一波的学生从这里走进走出之后,它依然是安静的,仿佛整座建筑都沉寂在同样的氛围里。

结束语

中国近代大学 篇4

一、认识论视野下的大学使命观

所谓认识论,就是强调知识自身的逻辑,趋向于把“闲逸好奇”的知识追求作为目的,不受任何外在价值影响,遵循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它强调以知识为本位,把知识(等同于理智)作为出发点,认为探究深奥知识是大学不证自明的目的,大学存在的首要价值在于学术探究。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研究高深学术是他的核心办学理念。

蔡元培(1868~1940)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特别是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他的大学思想和实践,对我国近代教育乃至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杜威所说:“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作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蔡元培曾长期留学国外,对欧美诸国大学教育进行专门考察,“对于大学的观念,毫无疑义的是受了19世纪初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今译洪堡)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他把大学学术问题摆到崇高神圣的地位,在阐述大学使命这个基本问题时,始终围绕大学高深学术而展开。

一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针对当时沿袭的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阶梯的问题,蔡元培明确提出:“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请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在1917年1月9日举行的北大开学典礼就职演说中,向学生明确提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从这一理念出发,蔡元培在办学中格外重视大学的研究活动,并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他在北京大学设立了研究所,作为研究学术和培养研究生的专门机构;他聘请学术上有造诣、对研究学问有兴趣的教师来校任教,引导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加强研究;他要求学生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特别注重文理两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他对北大学科设置进行改革,保留“治学”学科,分离“治术”学科,把原北大文、理、法、商、工多科并立的分科高校,变成以文、理科为主的现代综合性大学。

二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认为大学之所以大,是因为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苟其确有所见,而言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还明确表示他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认为“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应允许各种学说和学派同时并存,开展学术争鸣,而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加以限制和判断。他强调“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擎”。他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在他看来,各种学派看似不同或相反,实则相辅相成,互为存在。“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能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强调大学是各种学术思想交汇的场所,这也是大学之所以“大”根本之所在。

既然大学的使命在于研究高深学问,蔡元培认为要使学术昌盛,最关键的要“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兼容并包意味着包容不同观点学派,使其有存在、发展的机会,“凡物之评判力,均随其思想为定,无所谓绝对的。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他还对中国缺乏学术独立传统给予了批判,认为“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这些论述反映了蔡元培纯学术的观念,在他看来,学术要以知识、纯粹学问为目标,除了理性本身,不应服从任何教条,任何成规,以及知识之外的任何权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宽容精神,以学术自由为基础,兼容并包。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由不同信仰、不同学派组成的新型教师群体,“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术丕变,蔚成巨欢”。由于校内学术氛围浓厚而活跃,形成“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气氛,因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引领着全国的学术新潮流,也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中国深孚众望的学术中心。

二、政治论视野下的大学使命观

所谓政治论,就是把群体利益和国家发展作为教育的立足点,将教育作为改造个人、改造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手段。这种观点以社会为本位,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不是追求知识的逻辑,也不在于个体本位发展,而在于服务社会和群体利益。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张伯苓(1876~1951年),他执掌南开大学几十年,积极推行“公”“能”教育,是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群体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

“允公允能”作为南开校训,旨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在大学使命观上,他提出并试图解决一个重要的时代性主题,这就是办大学与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办教育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基于“教育必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则先改造人”的教育理念,张伯苓在教育实践中自觉把办大学与改造国民性有机结合起来,力求改造国人在精神、身体乃至思维方式上的种种陋习,使之适应世界文明的潮流。

首先,张伯苓认为大学是练习应用学问的场所。“南开大学教育目的,简单地说,是在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一方面,他认同当时一些教育家提出的有关大学是研究学术、传授知识场所的观点,同时他又认为大学更应是练习做事,培养干才的地方,而“做事本就是应用学理,将平日所得来的公律、原理、经验应用出来到实事上去”。在他看来,探求知识逻辑和应用学理,两者结合起来才算是大学,才是中国的大学。他主张中国大学科学研究应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遵循三项标准以求得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亟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由此看出,他所谓的科学研究并非“纯科学”,而是应用型研究,“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他强调研究知识本身不是目的,研究的真正目的在知识之外,在于培养实用人才、服务社会。

其次,张伯苓认为大学是熏陶人格的地方。他强调大学“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反复谈到:“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而他所说的完全人格,“广义而言,学校则教之为人。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他把爱国作为人格教育的第一要义。在他看来,人格重在“群性”中发展,体现“公”的精神,而不是自私的本位主义。他还倡导在自我教育中培养人格,认为“南开的教育宗旨在使学生‘自动’、‘自觉’、自我负责,以求上进”。他还把“理解”后的“自动”称作“自由”,“即一切事不使学生专仗教师去推,当认清理解,自己去行,意在造出一班自动的人来,果能按理解去自动,即完全给以‘自由’”。

基于对大学性质和使命的以上认识,他认为中国大学存在的理由有三点:

一是,为解决中国之问题为教育。他明确提出,教育不仅仅为个人发展,更重要的是改造社会,“若仅为个人增加知识技能而办教育,则教育神圣亦不足称矣”。他认为“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即愚、弱、贫、散、私,办大学“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他多次强调,“创办南开学校的目的在救国,在救整个的中国”。当一位美国教育家问他教育的目的为何时,他回答说:“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他摒弃当时纯科学和纯学术的论调,把“利用厚生”作为科学的根本目的,从而把科学从圣坛请到人间。他还主张学术应以中国社会为背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为目标,特别指出社会科学要“以其具体社会为背景,无所谓古今中外通用之原则”。

二是,造就新人才而为教育。“教育为改造个人之工具”,大学的职能首先是培养人,造就新人才。他多次强调,“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强健的国民,必须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何谓新人?他认为其中重要的是有爱国之心和爱国之力,“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行救国之宏愿”。他强调大学生在学期间,“宜于此数年内,预备充分之学问之能力,以期异日尽责于国家”。

三是,光大中国之固有文化为教育。难能可贵的是,张伯苓还提出了大学具有文化使命的思想。他在回答外国人的询问时提出,大学要“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摘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宝,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针对如何对待本国文化问题,他认为“中国虽采用新法,亦不可尽弃固有之美德”,“吾人修身制度为中国古代文化之所结果,实不可以进步之利益,遽尔牺牲。然吾人亦必须改变,因世界为日日改变者”。在文化继承与发展关系上,他首先主张要立足中国传统和现实,但并不囿于中国传统,主张兼收东西文化遗产。随着办学实践的深入,他越发感到中国大学应具有“土货化”即民族化的东西,“以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而“外人之法能资吾人之借镜,不能当吾人之模范”,“中国人在利用中国之天然环境,非有土产的科学不为功”,“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张伯苓的中国化、民族化大学理念与实践,可谓是中国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

三、人本论视野下的大学使命观

所谓人本论,就是以人的个体存在为本位,强调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和人格的完成。如果说认识论和政治论都把“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而人本论则以人的存在作为逻辑起点;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落脚点要么是知识,要么是知识背后的社会价值,而人本论的落脚点显然指向了人的存在。在人本论哲学看来,教育作为一种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人的存在和发展既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属。梅贻琦(1889~1962)在执掌清华大学和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期间,积极倡导通才教育,并开创了清华大学校史的黄金时代,他的办学思想实质上属于人本论的大学使命观。

梅贻琦认为人类生活主要不外乎两大方面,即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是人类文明生活的两大基本内容,也是确立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的两大维度。“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他说,就中外古典人生哲学而言,“为己”是共同目的,但是,希腊人生哲学的精髓是“一己之修明”,以自身的完善为最终目的;我国儒家思想则在强调“学者为己”的同时,主张通过教育“安人安百姓”,“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这就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辩证统一起来,揭示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个体与社会“安所遂生”。

具体到大学教育,梅贻琦认为其目的就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现代大学始终未能超越“明明德”和“新民”二义之范围。如果说“明明德”是强调大学对个体内在素养的提升,着眼于包括知、情、志在内的完全人格的培养,那么,“新民”则是对大学外在引领作用要求;前者侧重于个体发展,后者则重在对社会的功效。只有个体得到健全发展,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可以说“明明德”和“新民”,这是梅贻琦对大学存在价值的真切阐释。

为实现大学的使命,他认为大学应该进行通才教育,因为在他看来,“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如果大学过于重视专识教育,就不会发挥大学应有的新民功能。他认为,社会生活比社会事业更重要。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虽然事业足以辅助人生,推进人生,但不能说全部人生都寄托在事业之中。通识属于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只是为特种事业准备的。通识的作用,不仅是提高自身修养,也具有自通于人的作用。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他认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梅贻琦基于其对大学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从三个方面对大学之“大”进行了阐述:

一是,大学探讨大学问。这里的“大学问”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他认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联贯的,吾人虽强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连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他主张大学阶段应该给学生以“通识”训练,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和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大学就是要使学生“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此外,大学问还在于兼容并包,包容百家。他认为大学应融会不同学派和思想,有“自由探讨之风气”,而不应限于一家一派。

二是,大学乃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认为大学的核心是大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多次强调,“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亟也”。抗战胜利后,梅贻琦又告诫清华校友:他日诸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更多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他同时认为,大学教师不仅仅是开展科学研究、谋求学术独立的主体力量,也是一校精神之所在,“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指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

三是,大学汇聚大文化。梅贻琦认为大学不仅是教授知识,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存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学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而就其声教所暨者言之,则充其极可以为国家文化之中心,可以为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他还列举欧洲中古文化史上存在三大运动均源于大学,阐明大学是引领文化发展的策源地。他认为,“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刚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他还推动清华大学与德国等建立了互派研究生制度,并邀请世界著名科学家来校做长期或短期讲学,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梅贻琦与蔡元培、张伯苓同为中国近代大学奠基式人物,在长期的大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独树一帜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以高深学术为本位,遵循高深知识的逻辑演绎大学使命;张伯苓以社会为本位,围绕“公”“能”教育阐释大学价值;梅贻琦则侧重以个体为本位, 通过通才教育诠释现代大学理念。三位大师虽然对大学的理解以及思考的路径不同, 但最终殊路同归, 不仅成就了中国近代著名的三所大学, 同时也推动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这些思想对我国当今大学的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学中国近代史复习资料 篇5

半殖民地,是相对于完全殖民地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有自己政府的独立国家,实际上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都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在社会发展形态上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是相对于完全的封建社会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仍是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实际上社会已逐渐近代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在不断发展壮大,在社会发展形态上是历史的进步。

A.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逐步操控中国的财、经、政。B.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统治。

C.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遭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广泛存在,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D.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有发展,但力量薄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也与其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

E.中国实际长期不统一,各地区经、政、文的发展极其不平衡。

F.在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广大群众日益贫困化,毫无政治权利。

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历史经验;

答:原因:A.阶级矛盾的激化:腐败的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长期剥削,大量的土地兼并等使人民遭受苦难。B.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巨额赔款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增加了农民的额外负担。C.自然灾害严重

历史经验: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时代局限性:A.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B.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晚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未成熟到领导农民革命的程度,没有先进阶级和理论指导的农民战争必然要失败。

农民阶级自身局限性:经济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能代表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治上,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思想上,没有先进、科学的理论,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组织上,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无法长期长期保持团结。

三、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及其历史作用;

事业:A.兴办军事工业以自强,如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张之洞的湖北枪炮厂。B.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从开矿、运输入手,多数以官督商办的形式,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C.建立新式海陆军,如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D.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如翻译学堂、工艺学堂、军事学堂,以及派遣留美幼童。

历史作用:A.开启了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先河,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B.开启了中国的近代教育C.冲击了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等观念。

四、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及戊戌变法;

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上,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奖励工商;文化上,主张废八股、改科举、兴西学。

戊戌变法政令有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废除旗人寄生特权;经济上,保护、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军事上,裁汰旧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筹办兵工厂;文化上,废八股、办京学堂,兼习中西,开设经济特科等。

意义: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同时也是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运动。

失败原因:A.准备不足:理论和组织方面B.操之过急C.维新派局限性: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害怕人民群众 教训:要用革命的手段

五、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及辛亥革命

背景: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清末新政及其破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政治主张: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其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概括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却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主张;民权主义,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没有正面触及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

辛亥革命:1911.10.10武昌起义首义胜利到1912清帝退位,中华民国的建立

意义:A.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B.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使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C.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D.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促进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E.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推动力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失败原因及教训: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核心。六、五四运动及其历史意义;

背景: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直接导火线: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胜利原因:A.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B.社会各阶层联合的作用C.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指导。

历史特点:A.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B.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C.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七、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客观依据及历史经验;

中国革命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1.理论依据:根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毛泽东先后通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阐述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者间的关系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

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的强有力保证;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阵地,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的依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的密切结合和有机统一。,必要性,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A.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法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B.农民阶级广阔,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所以要从农民入手,通过土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激起革命热情。

C.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敌人的薄弱环节,中共只有在农村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与敌人长期抗衡。3.可行性

A.我国是一个各方面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经济上,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独立且广泛存在,为革命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政治上,农村反动力量薄弱,使红色政权有存在的可能;军阀割据,内部长期不统一,使红色政权在夹缝中发展;我国是个大国,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B.具有党的正确领导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存在,是红色政权不断发展的主观原因及条件。历史经验:第一,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第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第三,不是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第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八、遵义会议和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会议主要内容:在军事问题上,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单纯防御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基本原则;在组织问题上,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意义:开始确立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在危机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没有共产国际干扰下,独立解决问题,走向成熟独立的标志,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九、如何正确理解国共两党及其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整个抗战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1.在1937年之前,国=国民党对日主要是妥协,造成了东北全境的迅速沦陷,使日本侵华范围日益扩大。2.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先后组织了平津、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各大会战,处于全国抗战的主力地位,对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起了重要的作用,延缓了日军的进攻速度,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为沿海地区部分工厂,学校的内迁和大量财富的转移赢得了时间,为中共的敌后战场开辟了战机,为战略相持阶段创造了条件。

3.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抗战逐渐走向消极,无有效抵抗,并且内部出现分化,对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起了消极作用,不再是抗日的最主要力量。

4.在战略反攻阶段,消极性达到顶点,并抢夺胜利果实。

中共以自己坚定的意志和模范行为,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九一八事变后,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3.开辟敌后战场和发展游击战争。

4.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6.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7.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十、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上第一个举起了反法西斯的旗帜。

第二,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三,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十一、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意义:A.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的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B.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避免了被殖民奴役的厄运,使台湾回归祖国怀抱。C.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D.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E.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巨大影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原因:A.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B.中国人民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C.与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基本经验:A.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苦困难、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B.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C.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中林的基本保证。D.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但又不惧怕战争。E.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在全民族抗战中中流砥柱的作用。

十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迅速胜利、国民党迅速失败的原因。

共产党:人民支持,人心所向;战略策略得当: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际大环境有利共产革命。

国民党:抗战时期精锐尽失(军队有数量没质量);1945年“劫收” 丧失民心;经济困难,通货膨胀;旧社会的毒瘤(腐败、松散、落后);“执政党的风险”(乱世执政党压力);投靠美国,丧失了民族主义的大旗。

十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原因:

①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参与。② 革命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③ 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④ 有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基本经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加强共产党自身)党的建设。

14、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唯一的道路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理解这一历史性结论?

15、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6、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

十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始了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团,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以这次大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十八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及其根本原因;

成就:

① 国名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推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并不完善,各项改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③ 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④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要进展。⑤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⑥ 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⑦ 国防和军事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⑧ 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⑨ 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

⑩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原因: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近代电讯之始 篇6

1871年,外国人获得了在中国架设电缆的权利,并很快完成了香港、上海、海参崴的电缆铺设,此时的中国已纳入了世界电报网络之中。当那些持反对态度的官员看到万里之外的洋人能在1日内将紧急的军情商报传递过来,纷纷赞口不绝,再想想那日行600里的加急驿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清朝廷的支持下,直隶总督李鸿章终于在1877年主持铺设了从天津机器东局至直隶总督衙署的电线。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同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和上海等7处设电报分局,还开设了电报学堂,中国近代电讯事业也由此开始。

在开办电报总局过程中,李鸿章不愿西方列强染指中国电报事业,以防洋人借此干涉中国内政,于是选择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作为合作伙伴,一来它们具备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二来丹麦为欧洲小国,尚不具有英美等国的野心,便于控制。1883年至1885年间,电报总局在全国铺设了大量线路,将整个中国联系起来,所设线路分为“官线”和“商线”:官线多为路途遥远,但因军事地位重要而设置;商线则是连接沿海沿江的商业重镇。

1884年,上海至汉口的电报线路工程铺设完毕,这条连接长江中下游各口岸的电报线路为汉口商业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年后,汉口至武昌过江水线工程竣工,并在武昌三佛阁设武昌电报局。1920年,汉口电报局大楼在中山大道天津路口落成。如今,这栋由铁砂砖筑就的4层大楼依然屹立,仍作为电信营业厅使用。

(摘自商务印书馆《寻城记·武汉》 作者:田飞 等)

中国近代大学 篇7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定义

现代大学制度是指大学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 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施民主管理、全面落实作为法人实体和办学主体所具有的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管理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从宏观层面来说, 主要指政府宏观管理, 市场适度调节, 社会广泛参与, 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从微观层面来讲, 现代大学制度是指党委领导, 校长负责, 教授治学, 民主管理。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 大学面向社会, 依法自主办学, 实行科学管理。

二、复旦大学办学特点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1905年, 震旦学院140余名学生因反对法人干预教育从震旦学院退学。震旦学院校董教育家马相伯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 宣布出资创办复旦公学。从此, 复旦公学成立。从复旦公学的创建过程中可以看出, 它是当时有识之士在反法帝国主义夺权中重建的爱国民主学校。1917年, 复旦公学开始招生本科, 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 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1941年, 学校改为国立。复旦大学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学, 在当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有其独特的办学特色。

1. 思想民主, 学术自由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倡导教育独立、学术自由, 是复旦大学所追寻的目标。马相伯主张学校应兼容并包, 学术思想自由。他在复旦时明确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复旦校歌歌词中“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纲无羁绊”, 为复旦人对教育和学术领域的追求和理想。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于新思想的引进, 也非常关心。所聘请教师中有思想极为先进的人物, 对当时复旦发展有很多影响。1924年, 复旦设立行政院, 实行教授治校, 建立起一套民主制度。

复旦大学因是私立大学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可以保护激进学生, 有按学术标准或他们选择的学术标准办校的可能性。相比国立大学来说, 所受政府束缚较少。

2. 学生自治管理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认为, 大学应是学者自由问学的机构, 认为大学应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 想把复旦办成一微型民主社会。复旦大学成立学生自治会管理学校, 设有评议部、执行部和司法部, 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己管理。学生自治会除了安排食宿和同学们一般社会活动外, 办了一所为师生员工服务的合作银行和几个合作机构。复旦大学积极提倡独立自由和学生自治精神。学生自治制是由学生选举出几位代表, 组成一个委员会来承担学校的所有管理工作, 院内各部事务全部都由学生管理。学生代表直接参与学校的行政管理。通过培养学生自治能力, 分配学生担任行政职务是为了将来把民主价值观运用到社会。这一管理制度体现民主、自由、平等观念。这也形成复旦独特的治校风格。

3. 中西会通,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并重

复旦作为近代中国知名的私立大学, 它的教学有其独特的风格。首先, 教学要求非常严格。在为学生奠定知识基础方面, 复旦大学规定, 学生凡国文、英文、算学有一科不及格者, 不能升级, 也不能毕业。复旦学生以基础扎实而著称。其次, 非常注重外语教学。把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列入必修科目, 规定除了本国的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须用汉文外, 其他科目都用西文教授。目的是培养中、西会通的人才。除此之外, 复旦大学提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重的教育理念。复旦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崇尚科学, 注重文艺, 不谈教理, 容纳各种人文及自然科学知识。

设有中文、外文、历史、社会学、新闻、教育等系的复旦文学院在课程设置的广泛程度上, 可以和美国文科学院相比拟, 同时又注重职业训练。学生毕业之后, 可能应付社会的挑战和适应社会的需要。成立于1917的复旦大学商学院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商业发展以及上海民族工商业的需求, 创立此学科。它设有银行学、会计学、国际贸易和企业管理, 为民族工商业培养一大批经营管理人才和理财贸易专家。

复旦大学的教学理念是中西会通,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从复旦课程设置来看, 有两点是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校对于课程设置有较多的自主权, 因而有可能根据中国培养高等人材的需要, 来决定教什么或不教什么。二是注重实用知识的学习。当时的复旦课程设置, 不仅向学生介绍了新知识, 并且力求结合现实常发生的问题加以说明。

三、贡献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其核心是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 大学面向社会, 依法自主办学, 实行科学管理。目前, 中国大学制度存在很多欠缺, 不管从对外关系上还是内部管理。中国大学作为学术组织, 其主体地位缺失, 大学存在严重行政性泛化现象, 缺少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氛围。近代复旦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这些为目前的中国大学制度创新提供一些借鉴作用。

就大学与外部关系来说, 复旦大学最初建立是因为反法帝国主义夺权所产生的, 它是一所爱国主义民主学校。国外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倡导教育独立、学术自由, 而且复旦大学一直到1942保持其私立大学的性质, 政府对其干涉相对较少,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校在较独立的环境相对比较自由的发展。

复旦大学对现代大学制度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学校内部治理上。学生自治制度是复旦大学的一显著特色, 其管理制度把学校管理权利交给学生体现民主、自由、平等观念, 而其课程设置是其另一重要特色。其课程设置学校有较大的自主权, 教授可以决定教什么不教什么, 其教学内容很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复旦教授和学生都重视学术自由, 他们从中国教育传统中吸取知识来承担社会重任、关心实用研究的内在价值, 来加以改造以适应社会需要。他们既不盲目追求西方学术标准, 也不排斥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 而是想树立起中国近代学术标准。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种社会变革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大学的成长, 是现代大学产生与发展的深层根源。以复旦大学为个案, 通过介绍其早期办学特色, 可以对中国大学制度创新提供很多启示。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复旦大学,贡献

参考文献

[1]刘献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哲学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 2011, (10) .

[2]程沧波.国立复旦大学[A].中华民国大学志[M].

[3]薛明扬.复旦杂忆[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4]赵少荃.复旦大学创立经过[J].上海高教研究, 1984, (02) .

[5]孙宏.复旦公学 (学院) 迁锡纪事[J].档案与史学, 1999, (01) .

[6]别敦荣.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探析[J].江苏高教, 2004, (03) .

[7]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办学成功地因素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 2003, (05) .

[8]许美德.一个大学新传统的开创——复旦的早年[J].复旦学报, 1982, (02) .

[9]黄书光.论马相伯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J].高等教育研究, 2003, (06) .

近代中国历史 篇8

一、试卷考查特点

近两年的全国新课标卷涉及近代中国历史的试题共9道选择题、2道材料解析题。近代中国历史是高考的重要板块, 考查力度很大。

从考查内容看, 主要集中在三个知识点上, 一是近代经济结构的变动, 包括列强的商品输出、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二是近代思想解放的潮流, 从“师夷长技”到“德先生”“赛先生”;三是抗日战争。

从考查角度看, 考查事件过程的试题不多, 大多数是考查事件的起因、影响等。

从考查方式看, 一是坚持设置新材料、新情境的命题思路。试题均设置新材料、新情境, 且材料丰富多彩、新颖别致、来源广泛。材料来源包括档案资料、中央文件、评估报告、报纸报道、会议发言、统计数据、史书记载等。二是在教材知识的“边界处”做文章。试题中的某些知识学生似曾相识, 要么在教材中有简单涉及, 但没有深入, 要么是与教材知识类似的其他知识。这实际上就是教材的“隐性知识”, 也就是打“擦边球”。三是与教材无关的史实和学术研究新观点频频入题。随着史学研究的新发展, 大量新材料、新观点出现, 而教材编写明显滞后, 于是试卷中就出现了与教材观点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左的一些新观点。

二、复习备考建议

一是合理使用教材。重视对教材文本的解读, 同时要适度拓展。充分关注课文中的“历史纵横”“资料卡片”等, 适当补充与教材有关的一些知识, 并注意挖深教材的“隐性知识”。

二是抓住主干, 简化知识、网化进程。所谓“主干”, 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最能反映历史发展趋势和本质特征的内容, 是指能形成一个系统并能说明一个问题的历史知识体系, 它能够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简化知识”是指将历史知识简要化。“网化进程”是指抓点理线, 将历史发展进程要点化、线索化、网络化, 做到点线清晰。

三是注重史料阅读。史料选择要慎重, 不能滥用。所选史料一般应是对教材知识的说明、解读、补充或延伸, 没有必要什么都搬过来。要注意史料的权威性, 最好选取经典史学著作、名家作品中大家都比较认可的材料。同时要学习使用史实的基本方法, 如甄别材料、准确解读、信息提取、观点论证等。并且, 针对史料要提出有思维含量的问题, 这样就达到了真正使用史料的目的。

【金题点睛】

示例1 (2015 年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9 题) 《申报》“时评”栏目曾评述说:“今之时局, 略似春秋战国时之分裂。中央政府之对于各省, 犹东周之对于诸侯也。南北相攻, 皖直交斗, 滇蜀不靖, 犹诸侯相侵伐也。”这一时局出现在

A.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B.义和团运动时期

C.辛亥革命时期

D.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答案】D

【解析】本题可使用排除法。“南北相攻, 皖直交斗, 滇蜀不靖”反映出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这种局面出现在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 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均未形成军阀割据, A、B、C三项错误, D项正确。

变式练习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说道:“政治结构成了一堆废物, 对于现代化道路上任何有意义的行动, 它都毫无所用。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此处的“政治上的失败”是指

A.晚清政府进行腐朽统治

B.戊戌变法失败

C.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

D.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

【答案】A

【解析】本题可使用排除法。根据材料中的关键词“现代化起步缓慢”, 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中国近代化 (现代化) 在洋务运动中开始起步, 而洋务运动时期的政治结构为晚清政府进行腐朽统治, A项正确。其他选项所述事件发生时, 中国近代化早已起步, 并有一定的发展, 因而均可排除。

示例2 (2015 年全国新课标Ⅱ卷文综第30 题) 1938 年, 日本侵略者在北平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发行“联银券”, 流通于平、津、鲁、豫等地;同时还发行了大量不具备货币性质的“军用票”, 流通于市场。日本侵略者上述行径的目的是

A.扰乱国统区金融秩序

B.转嫁战争负担

C.封锁抗日根据地经济

D.强化物资管制

【答案】B

【解析】抗日战争爆发后, 平、津、鲁、豫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 “国统区”的表述与史实不符, A项错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是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 实行的侵华政策是“以战养战”, 其发行“联银券”“军用票”是为了获得中国的物资以维持战争, B项正确;流通“联银券”“军用票”的地区是沦陷区, C项错误;材料反映的是流通的货币, 没有体现对物资的管制, D项错误。

变式练习罗荣渠曾指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视野看, 这场空前绝后的战争“把近三十年来的中国逐步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完全打断”“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这场战争”是指

A.甲午中日战争

B.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C.第一次世界大战

D.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

【答案】D

【解析】材料主要叙述了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影响极大, 这场战争有这样几个特点或影响:一是“空前绝后”, 二是战前中国工业化已进行“近三十年”, 三是“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甲午战前, 洋务运动开展了三十年, 但这场战争并非“空前绝后”, 也没有“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 A项错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并非“空前绝后”, 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也不大, B项错误。一战期间,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春天”, C项不符合史实。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从规模和影响来说, 都是空前的;战前,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有了近三十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工业化重新起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延误了20年, 三个要素都具备, D项正确。

【阶段特征】

第一阶段中国近代化的孕育阶段 (1840—1860年)

1840—1860 年, 西方列强连续发动了两次侵华战争,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同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 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变化。

第二阶段中国近代化的起步阶段 (1860—1895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 形成了中外“和好”的局面,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展了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化艰难起步, 但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上。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次工业化的尝试失败。

第三阶段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发展阶段 (1895—1927年)

甲午战后, 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一步传入,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全面展开, 呈现出勃勃生机。

第四阶段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前进阶段 (1927—1949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内战的影响, 近代化历程艰难曲折。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 (本大题共12 个小题, 每小题4分, 共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图1 是纪念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一百周年的邮票, 从中可以得出的正确认识是

①这套邮票发行于1953 年 ②它描绘了金田起义等史实 ③它呈现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 ④它反映了太平天国发行过的钱币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2. 陈旭麓先生形容:因西方势力楔入而产生的经济变化, 只能像水面波纹一样层层翻出, 缓缓荡开, 这一过程, 终近代百年尚未完结。据此表述最全面的是

A.近代百年中国经济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B.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是逐渐的

C. 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但在近代中国始终存在

D. 近代中国经济变化都是由西方势力引起的

3.“在改革范式上, 这是史上第一次输入式改革, 意识形态上的破冰难乎其难。而就其经济来说, 这又是本民族从千年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惊险一跃’。”这场改革是指

A.洋务运动 B.维新变法

C.“新政”和“预备立宪” D.新文化运动

4.“方今机器之利, 粤人知其益者, 十之八九;两江闽浙, 十之二三;河洛以北, 万不得一。名卿巨公, 以为是者半, 以为非者亦半。”对此解读准确的是

A.当时中国人重农思想依旧

B.半数国人有了近代工业意识

C.近代工业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

D.沿海地区大都赞同近代工业

5.“民国初建的时候, 无论是政治制度、国民思想还是经济制度, 一切坚硬壁垒都烟消云散了。”这表明中华民国的成立

A.实现了从专制到民主的根本转变

B.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

C.迎来了思想极度活跃的时期

D.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6.1922 年, 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 投票选举全国“最景仰人物”, 70岁的张謇得票最高。这表明

A.新文化运动深入人心

B.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C.发展资本主义成为时代潮流

D.民族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7.1923 年, 中共中央通过的《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强调:“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 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材料, 使用口语, 求其通俗化。”这说明中共早期报刊

A.已经失去通达民情的作用

B.无法完全满足大众的需求

C.遭遇理论化与通俗性尴尬

D.没有认识到普通民众的作用

8.某誓词称:“国民痛苦, 水深火热;土匪军阀, 为虎作伥;帝国主义, 以枭以张。本军兴师, 救国救民;总理遗命, 灿若晨星。”该誓词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A.武昌起义 B.北伐战争

C.南昌起义 D.卢沟桥抗战

9.长征中, 共产党的军队转战西南各地时, 被迎接他们的农民称为“天兵”。这是因为

A.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B.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C.国民革命运动中农民运动不断发展

D.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扩大

10. 图2 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阵亡人数统计图 (部分) , 导致1938年后数据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A.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B.国民党军队进入缅甸作战

C.敌后抗日武装成为中流砥柱

D.国民政府消极抗战

11. 第一封信说:妈妈病重……第二封信说:妈妈成天念你之名, 茶不思饭不想……有时精神错乱, 四壁乱摸, 放声大哭。第三封信说:妈妈走了……第四封信说:你的孩子死了, 你的妻子谭氏改嫁……往后几封信, 姐姐气急地质问他, 且追问部队:怎忍心不回信?……果然已死, 死在何处?这位写信的姐姐最终也没有收到匆匆出川 (四川) 抗战的弟弟的回信, 她弟弟可能

A. 已经在日军攻占沈阳城的战役中壮烈殉国

B. 因为日军围困延安而无法突出重围并回信

C. 因武汉会战正酣致信件被部队扣留不知情

D. 在台儿庄会战中畏敌不前被林彪师长击毙

12.“傍晚的重庆, 鞭炮声冲破了嘈杂的夜市的空际!千千万万的市民拥到街头, 一片海涛似的欢呼, 连珠炮似的鞭炮, 狂烈的鼓掌声, 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这一天最有可能是

A.1936年12月12日

B.1945年8月15日

C.1945年10月10日

D.1949年10月1日

二、非选择题 (本大题共2 个小题, 其中第13 小题25 分, 第14 小题27 分, 共52 分)

13. (25 分) 社会习俗是一种历史记忆, 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它的变化是以非文本方式记录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变迁。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当代学术界普遍认为:缠足起源于北宋或之前稍早的五代十国, 在南宋时开始流行化, 明朝时开始普遍化和更加小型化, 清朝时登峰造极。国民政府颁布政策禁止缠足, 在新中国建立后缠足这一陋习终于彻底消失!

——《从宋朝后持续一千年的缠足陋习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20世纪初, 大多数人都主张剪去发辫。服饰上, 人们穿衣“务趋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种完美时髦”。当时一般人认为, 西方的社会生活是依据天赋人权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理想社会模式, 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民国初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谁接受西方的社会生活习俗, 谁就是文明、开化, 属于新派人物。

——王文泉《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到民国时期, 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几次大的社会洗礼, 节俭意识相对弱化。近代社会工商业发展, 重商之风日益兴盛, 人们对传统社会崇尚节俭和力戒奢侈的消费观念提出质疑。

——《民国初至抗战前长江三角洲洋布与土布之争》

材料四过春节、贴春联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 春联的内容往往和历史变迁相联系。“种责任田仓里储粮翻两番;行大包干银行存款增十倍”, 这是一幅曾流行一时的春联。

(1) 缠足陋俗从宋代开始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分) 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4分)

(2) 根据材料二、三, 概括近代中国社会形成的新观念, 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9分)

(3) 分析材料四春联内容产生的历史背景。 (4 分) 有人说习俗变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有人说对习俗要合理引导。你同意哪一种观点?请举例并说明理由。 (6分)

14. (27 分) 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我们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中发现, 从第一届世博会起, 中国便有展品参展并有摘金夺银的记录。历史上的世博会几乎都留有中国参展的记录。早年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展品多为传统的工艺品、农产品等, 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分布状况及工业落后的状况。当时中国有不少仁人志士正是通过参加世博会, 从这个窗口知道了世界, 并感悟到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

1851 年伦敦世博会:中国商人和一些在中国经商的外商, 将丝绸、茶叶、中药等中国传统商品带去参展并获得多项奖项。“荣记湖丝”作为展品引起了轰动, 并荣获金、银大奖。

1873 年维也纳世博会:当时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派了一个名叫包腊的英国人代表中国参会。

1876 年费城世博会:第一次由中国人选派代表参加, 在这次博览会上, 中国展馆占地“仅八千平方尺”, 精心的布置, 以及浓郁的中华民族特色吸引了参观者。中国参展的商品共计有720 箱, 6801 种。中国的丝、茶、瓷器、绸货、雕花器、景泰蓝等在各国展品中被推为第一。

1904 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中国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正式参加世博会。当时清政府相当地重视参展, 花巨资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此次参展被视为历史上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参与世博会。

1905 年列日世博会:1905 年时值中国光绪末年, 世界博览会在比利时小城列日召开, 清政府派员参加了世博会的展出活动。本次世博会我国得到超等荣誉奖及金银各等奖牌共100枚, 得奖数量与英、美、奥、意等国不分上下。

1915 年旧金山世博会:1915 年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展品所获奖项计1211 枚, 包括大奖章57 枚, 名誉奖章74枚, 金牌奖章258 枚, 银牌奖章337 枚, 铜牌奖章258枚, 状词奖章227枚。

1926 年费城世博会:除了东道主美国之外, 当数中国与日本为参展作品之大家。中国以生丝、茶叶、江浙绸缎、江西瓷器、福建漆器、手工刺绣及翡翠等展品为主, 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在现代工商业展品方面, 也有印刷工艺、化妆品、革制品、电器、铜钢制品等展品, 并在各个奖项的角逐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中国与世博会的历史》

(1) 根据材料, 概括近代中国参加世博会的特点。 (6分)

(2) 结合材料一中中国在历次世博会上的展品及获奖情况, 分析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7分)

(3) 中国展品为什么能在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上取得巨大成功? (4分) 1927—1982年, 中国为何不再参加世博会? (4分)

(4) 近代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历史反映了哪些社会现象? (6分)

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

1.C 【解析】太平天国运动始于1851 年的金田起义, 纪念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00 周年的邮票应发行于1951年, ①的表述错误, 排除。

2.C 【解析】抓住关键词“经济变化”“缓缓荡开”“尚未完结”, 这种变化从鸦片战争后就已经开始, 但整个近代一直没有完成, C项正确。三个信息都要涵盖, A、B两项没有涵盖第三个信息, D项没有涵盖第二、三个信息。

3.A 【解析】从“就其经济来说”, 可以看出材料所述的主要是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只是单纯的经济改革, 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在意识形态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A项正确。维新变法不是“第一次输入式改革”, B项错误。“新政”和“预备立宪”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 而且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C项错误。新文化运动推动的是意识形态的变化, D项错误。

4.C 【解析】从“粤人”“两江闽浙”“河洛以北”, 可以看出材料强调的是地区不平衡, C项正确“。是者半“”非者亦半”, 由此不能说重农思想依旧, A项错误。材料说“名卿巨公”约有半数赞同, 不能说半数国人赞同, B项错误“。两江闽浙”也是沿海, 但赞同者并不太多, D项错误。

5.C 【解析】中华民国初建时, 并没有实现从专制到民主的根本转变, A项错误。近代中国, 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未占主导地位, B项错误。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D项错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 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成为两股思潮, 随后又出现了新文化运动, 思想界极度活跃, C项正确。

6.C 【解析】张謇是近代民族资本家, 甲午战后投资近代企业, 一战期间得到迅速发展, 当时有“南张 (謇) 北周 (学熙) ”之称, 他入围“最敬仰人物”, 足以说明发展资本主义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C项正确。张謇并不是思想家, 他与新文化运动无关, 也没有宣传马克思主义, A、B两项错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没有掌握国家政权, D项错误。

7.C 【解析】“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使用口语, 求其通俗化”说明中共早期报刊理论性较强, 普通民众看不懂, 故作这样的要求, C项正确。题干所引材料只能说明宣传材料理论性强, 并不能说明其完全失去了大众读者, 排除A项。B项不符合材料主旨, D项说法和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相反, 均排除。

8.B 【解析】从材料内容可以看出“本军兴师”的对象是“土匪军阀”和“帝国主义”, 目的是完成“总理遗命”, 以“救国救民”, 这与国民革命运动的史实是一致的, B项正确。武昌起义的斗争矛头指向清政府, 南昌起义的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 A、C两项与材料不符。卢沟桥抗战的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 D项不能全面反映材料主旨。

9.A 【解析】天京变乱以后, 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天国军队转战西南地区, 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征中, 共产党的军队在西南地区被农民称为“天兵”, 与太平军不无关系。辛亥革命的影响与共产党无关。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农民运动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广东等地, 西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并没有发展, C项错误。国共十年内战中,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也主要集中于以江西为中心的各农村革命根据地中, 与西南地区无关。

10.A 【解析】1938 年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 停止了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 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这才是国民党军队阵亡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国民党军队进入缅甸作战是在1942 年初, 时间不吻合。1938 年, 敌后抗日根据地还处在初创阶段, 不可能成为中流砥柱。国民政府消极抗战不是主要原因。

11.C 【解析】九一八事后, 日军占领沈阳, 但当时中国军队没有抵抗, A项不符合史实。抗战期间, 日军并没有围困延安, B项不符合史实。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徐州会战的组成部分, 由李宗仁指挥, 林彪并没有参加, D项不符合史实。C项符合史实, 完全有可能。

12.B 【解析】“山城”是重庆, 抗战期间重庆是国民政府所在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中国人民, 尤其是都城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重大喜讯, 因而人们欢欣鼓舞。A项事件与重庆无关;C项事件发生在重庆, 但其意义远逊于B项事件;新中国成立时重庆还未解放。

二、非选择题

13. (25 分) (1) 原因:理学兴起并逐渐成为官方哲学;受士大夫审美观的影响。 (2分)

影响:摧残了妇女的身心;限制了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不利于整个民族的发展进步。 (4分)

(2) 新观念:崇尚西方;重商;享乐等。 (3分)

原因:西方科技文化的传播;辛亥革命等社会变革的推动;近代社会工商业的发展;社会心理的认同;西方物质文明先进性的吸引;进步人士的提倡等。 (6分, 任答其中3点即可)

(3) 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4分)

同意“习俗变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1分) 习俗变迁源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 如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众多新风俗。 (5分)

同意“对习俗要合理引导”。 (1 分) 习俗变迁是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 人的行为受各种因素制约, 要积极引导, 才能形成健康文明的新习俗, 如近代的享乐观、现今婚俗中的大操大办等要积极引导。 (5分)

14. (27 分) (1) 从首届起就频频参加;从私人参加到政府组织;展品大多是传统工艺品、农产品, 具有民族特色;展品频频获奖;现代工商业展品也有出现。 (6分, 任答其中3点即可)

(2) 缺陷:经济发展畸形, 产品结构不良;以传统工艺品为主;片面发展轻工业, 大机器生产技术水平低, 工业产品落后。 (3分)

原因:中外反动势力阻挠;民族企业先天不足 (缺乏资源、资本、市场和技术) ;工业基础薄弱;长期战乱。 (4分)

(3) 成功原因:辛亥革命后, 政府鼓励发展民族工业, 重视开辟国际市场;列强忙于一战, 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战期间, 民族工业出现“短暂春天”, 产品品种增加, 质量提高。 (4分, 任答其中2点即可)

不再参加原因: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长期战乱, 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封锁包围和长期受“左”倾错误等的影响。 (4分)

我看近代中国转型 篇9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尼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乾隆皇帝甚至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入超)。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工业品打开中国的大门,没有达到目的,竟不顾人类道德,无耻地用贩卖鸦片毒品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手段。导致中国的烟毒泛滥。英国不顾中国的反对,强烈对我国进行鸦片的输入。但是鸦片的输入严重了影响了我国百姓的生活、工作,甚至导致大量的白银流向英国。道光帝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支持禁烟派的主张,并派遣林则徐到广东实施禁烟政策。但这却成为英国向中国发动战争的导火线。在战胜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我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正式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导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中共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等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的社会转型。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中共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等连成一气,这些现代化运动,也就是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运动。我国就开始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转型①。纵观中华五千年之大历史事件中,我国在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转折。在三次的转折中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其中近代史的转型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动的一次转型。纵观我大中华之历史,无论在西周还是在秦朝亦或是在唐朝,我国的转型可以说都是主动,由内向外的,而绝非像清末那样通过列强的压迫转型的。下面就让我们从各个大的角度来看一看现代转型之路吧!

2 转型的各个方面

在我国社会上出现过几次重大的社会各方面的转型。其中秦始皇建立封建国家后的各个方面的转型对我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很多制度在他的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后来很多王朝就直接沿袭秦王朝的制度,影响两千多年。另外一次重大的转型,就是近代。在清末,我国受西方列强的压迫,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正是因为这些条约的签订,改变我国海关、关税、领土完整等等方面的主权,从而促进了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转型。

2.1 经济方面

在与西方接触过程中,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注重实用,洋务运动的兴起就是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体会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开始的,但起初的事业却大多停留于物质层面上,而对西方文化之根本却始终持一种坚拒的态度。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由于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政治文化制度而国力飞跃直上,直至打败了清政府,中国才再次受到触动,并由此开始了戊戌变法。

中国近代经济转型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使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过渡,政府和官僚、地主、商人投资近代工业,启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转型。有传统的农业生产,向机器生产。比如,在洋务运动中,当时的官僚地主就开始购买外国的机器生产。

2.2 政治方面

自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由于受到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的阻碍,转型基本受阻。可是,半个世纪以后即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外在的巨大挑战和中国社会内部农民和流民起义接连不断,使清王朝不得不考虑制度转型或曰体制转型问题。然而,内部保守派与改良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以至于耽误了体制自我转型的最佳时机,最后被革命派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了。中国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但这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的独立起来,后来在毛泽东伟大领袖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2.3 文化方面

在中国,这个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②。新文化运动在一些最基本的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新部门和新学科逐渐传入中国,并最终得到确立和发展,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部门和学科体系。例如,“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出现,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摒除封建思想,逐渐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同时反对文言文,强调白话文等等。可以说,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沿着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方向继续前进的。

2.4 社会生活、习俗等方面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我国逐渐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冲击,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开放的文化观念;传播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强调自由和民主的落实,并将其与个性解放紧密结合起来等等。与此同时,诸如纲常名教、专制独裁、男尊女卑、夷夏之辨、重农抑商、“天不变、道也不变”等一些旧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或否定,并逐渐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重商、进步等一些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

总之,在受到西方列强压迫的同时,我国被动的进行着社会各方面的转型。虽然各种转型的道路上是困难重重,但还是希望我们的名族可以转型成为安定、富强的国家,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美之新制度出现于世界。

摘要:清末受西方列强的压迫,我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我国的主权一个接一个的丧失,但是又为我国的转型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影响。本文想对我国近代的各方面的转型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关键词:认识,近代,转型

注释

1唐德刚.晚晴七十年.岳麓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八页.

浅析中国近代文明婚礼 篇10

近代文明婚礼, 是在近代新式教育产生、女子得到自由的基础上出现的。清朝末年, 欧风东渐, 一些新式花样出现在沿海城市, 最后扩及全国。新式婚礼也在其中, 并且与新式教育关系密切。中国封建社会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新式教育出现, 随之女学堂出现, 于是女子有了自由的可能, 这给新式婚姻奠定了基础。上海最先开埠, 拥有了推广新式教育的资格。诸多文化新事物往往选择首先在上海登场亮相。在此基础上, 晚清新学界人士的婚姻形态出现了新式的变化, 近代文明婚礼出现, 并且其相对开放的文化品格, 使得本来具有私密性的个人婚恋升格为社会新闻, 甚至以惊世骇俗的表现引领潮流。

1905年1月2日, 上海张园举行的廉隅与姚女士的婚礼, 曾被《女子世界》主编推为“创新婚礼的先生”。接下来在这一年中, 上海接连举行了三次这样的婚礼, 从这时起, 上海开始了“文明婚礼”的形式。上海地区首先风行起来的文明婚礼, 反映的是近代以来所竭力推崇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 它体现了人个性意识的觉醒和独立人格的形成, 因此伴随着这种性质的婚姻所产生的各种礼仪形式, 也往往充满了平等自由的情调。

蔡元培的婚姻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蔡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 多位媒人上门, 蔡对媒者提出了五项条件, 在当时来说可谓耸人听闻:1.女子须不缠足;2.须识字者;3.男子不娶妾;4.男死后女子可再嫁;5.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蔡元培最后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女子为妻。可以说, 这是对中国古代旧式婚姻“六礼”婚俗的挑战。

由于文明婚礼的发展与通行, 民国建立后, 新式婚礼日益流行, 北洋政府也表示要“采取世界现行之通式, 参照中国历来之风俗习惯, 厘订民国婚丧通行礼节, 颁行全国, 以资适用。”

2008年11月17日广州日报所载的《张竞书的传奇一生》中载: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在妻子 (陈壁君的同父异母妹妹陈纬君) 死后娶了妻妹陈淑君, 已有婚约在身的陈淑君的未婚夫沈厚培从广州赶至北京, 在《晨报副刊》上大打笔墨官司。张竞书就在此时抛出了他的“爱情定则”。发表文章公开为陈淑君辩护。在他看来, “陈女士是一个洋似的、喜欢自由的女子, 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他宣称:“主婚既凭自己, 婚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 要订婚即订婚, 要解约即解约”。

由于各地各家条件不同, 不能都举行正规的文明婚礼, 人们往往把旧式婚礼加以改造, 参用新礼。这种改革, 使中国传统婚礼出现了许多变化。但是,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出于特殊的历史链条中, 有相当多的阻力, 所以文明婚礼并没有从根本上做到绝对的自由, 很大程度上这种文明只是就婚礼的仪式而言的。

二、近代中国出现文明婚礼的原因分析

1、近代中国文明婚礼首先出现在上海, 是有其深刻依据的。

第一, 城市性质的改变及近代上海人的文化观念方面的改变是文明婚礼最早出现在上海的重要原因。上海作为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 许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就首先选择了上海。两种不同背景的文化聚合在一起自然会造成冲突, 这就使得维持了几千年的旧有生活方式、思想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婚礼形式也随之改变。第二, 经济因素。上海的开埠, 使得上海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 社会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虽然整个中国近代的结婚仪式是崇尚节俭的, 可是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来讲, 婚礼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洋化与尚奢。

2、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 理

所当然使中国近代成为了风俗文化演进的特殊时期。出现文明婚礼也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国婚俗史, 贯穿了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 就是被人们大力倡导并获得广泛流播的方面, 都被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特殊的历史时期, 为近代文明婚礼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3、政治易俗的结果。

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篇11

1866年年末,福建船政学堂的前身“求是堂艺局”开始在福州城内张榜招生。

那一年的春天,尚在跟随塾师苦读《四书》《五经》的严复刚刚秉承父母之命与王氏之女成婚,而到8月,严复的医生父亲却因抢救霍乱病人感染突然死去,家境一落千丈,时年严复14岁。多年以后,当名满天下的严复在回忆自己少年时的困顿时,这样写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

在首批投考求是堂艺局的考生中,大多都是如严复一样的福州家境贫寒之士,艺局不但包食宿而且每月发放4两银子以供家用,出于生计的考虑,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投考艺局以求出路。学生中,也有一些接触过西洋文明的开明之士,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粗通英文或是华侨子弟。例如广东番禺人邓世昌此前已多次随父亲前往上海,见过欧洲先进轮船;而广东人吕翰此时也已毕业于上海英华学院。另有少数几人出身于开明的官僚家庭。而当时一般的读书士子,皆以应科举考功名为正业,对于求是堂艺局这样学习造船与驾驶的科技学校不屑一顾,更视航海为畏途。

入学考试的题目之一是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作文一篇,适逢父丧的严复写得声情并茂,而代替左宗棠接管船政局的沈葆桢恰好也蒙丧母之痛,感同身受,将严复点为第一名录取。入学后,因位于马尾的船政学堂并未建好,严复和他的百余位同学借福州城内定光寺开课。于1867年夏,全部搬迁至马尾,这时艺局已分为“英语学校”和“法语学校”,而后逐渐演变为以包括造船专业、设计专业和学徒班的法文前学堂和以英文授课专授驾驶、轮机技能的后学堂。魏瀚、邓清廉等为前学堂学生,而严复、刘步蟾等则为后学堂驾驶专业。

“福州船政局建在昔日里的一篇沼泽地填成的平地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国制造业的村庄,这里也有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房;远处的船坞,高大的烟囱,一排排厂房,从那里传来的叮当作响的汽锤声和机器的阵阵轰鸣。”游历远东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后来这样描述马尾船政学堂。

授课全用英法文原版书,语言首先是严复们最大的障碍,然而根据一位参观过船政学堂的法国工程师的记录,他们显然非常用功。“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只上了4天课,就显示出他们的极为敏捷的智力,8天以后,他们流利地拼读各种单词,在石板上写出所有的字母。无疑,6个星期以后,他们都会拼读,有好些人还将会写。”英语教师嘉乐尔也称赞自己的学生说:“这些年轻人的资质和勤勉的结果,应该对他们同胞的冷淡态度起到酵母般的影响。”

学堂的规章制度异常严格,1867年11月到职的嘉乐尔曾提出“从7月中旬一直到8月中旬,学生有一个月假期”,但并未被沈葆桢采用,学校的假期仍遵循左宗棠关于春节、端午、中秋放假的规定,并另有婚假和丧假。严格的淘汰制度也是严复等学生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章程规定,连考三次三等者退学。艺局开办之初,共有学生300余人,但到1874年,学生已然不到200人。

1876年4月,英国战舰田凫号抵达福州,海军军官寿尔参观了马尾的船政学堂。他看到了大约50多个学生,第一班在做代数作业,简单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培养出来的老师的指导下,研习欧几里德几何学,都是英语授课。他翻阅了几本学生的笔记,“他们的整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寿尔认为这些学生的智力和西方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它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下课之后,这些学生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也不懂得娱乐。

除日常授课外,学生还需上舰出海实习。1871年,在严复、刘步蟾、林泰曾等18人与前学堂部分学生登上“建威”舰,由洋教习带领往南洋出海实习之前,23个学生联合署名给他们敬重的英语教师嘉乐尔写了一封告别信:“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勘查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我们从老师所学到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和赞许……

“船政学堂”的办学经验值得后人借鉴。比如:它的办学思想十分明确,敢于求新求实。左宗棠在筹办学堂之初,就确立了“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他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是“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不久,接任的沈葆桢也反复地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船政学堂”在教学上十分注重求新与实践,以新知识来教育学生,还做到与实际训练相结合,学以致用,使学生尽快成为有用之材;在管理上则严格执行淘汰制,对“性惰懒不肯勤学,或资质鲁钝于学难期心得者,均随时剔退”,使毕业生不乏高才。如1886年入学的造船、驾驶两班的学生原有105名,到毕业时仅剩53名,可见其淘汰率非常之高。但对优秀学生的奖励却是非常的分明,曾先后派出4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出国深造,汲取新知,以求归国后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更快发展。

“船政学堂”的优良传统值得发扬光大。由于船政学堂敢于冲破长期以来封建科举重功名轻技艺的教育模式,以明确的办学思想、严格的管理制度、扎实的专业知识教学,坚持学用结合的实践训练,以及在教育上师夷之长技而又不全盘西化的措施,培养学生成为有民族自强心,有真才实学的专门人才。故在国家危难时刻,能有大多数的学生敢于挺身而出,爱国思想相当浓厚。

论中国近代钢琴创作发展 篇12

中国的钢琴音乐创作发端于清末民初之际。1915年,赵元任的钢琴小曲《和平进行曲》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这是迄今所见中国人写的最早的正式发表的钢琴音乐作品。乐曲本身完整,有朝气,曲调流畅。1916年,箫有梅留学德国期间也创作了《哀悼进行曲》(作品24)、《小夜曲》(作品19)等钢琴音乐作品。赵元任还于1917年发表《偶成》,“偶成”类似于西方音乐中的《即兴曲》、《音乐瞬间》这类小型的音乐体裁。此后,钢琴音乐作品在国内陆续见载。如1921年《音乐杂志》上的《锯大缸》(李荣寿曲)、《偶成》(赵元任曲1917年)、《钉缸》(沈仰田曲)等。

上述作品,是中国早期钢琴音乐探索中的产物,由于不成熟、不理想,所以并未形成社会影响。至于这一时期水平较高的钢琴作品应推黄自的两首《二部创意曲》。1930年在《乐艺》发表,创作时间约在美国留学时期。还有三首《二部赋格曲》两首《三部创意曲》和《降A大调赋格曲》。这些作品大多带有习作的性质,特别重视对复调技术的运用。

这一时期肖有梅的《新霓裳羽衣舞》也较为突出,该曲是管弦乐改编曲,是根据唐代著名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构思而成,“结构大体可以从白居易之《霓裳羽衣舞》中付度一二。歌内有音‘散序六奏未功衣’,足见此曲之有序 (INTRODUCTION一通译引子) ;又云‘中序孽菇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诉,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足见散序奏完初入舞拍,具其舞为旋转舞矣(VALSE—今译圆舞曲);又云‘繁音急节十二遍……吹鹤曲终长引声’。足见此曲散序之后有十二段,且其尾声为慢板长声。故此曲慢板散序之后功入舞拍,分为十二段,各段曲词均有变化,惟惧用快板,尾声用慢板长声,以结束全曲”。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可以大概了解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的整体结构形式来自于同名唐诗,其曲调内容以五声音阶为主,表达了作曲家对唐代名曲的追思。

2、30年代钢琴作品

中国钢琴音乐在30年代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对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做了很多成功的探索,出现了一批较有创造性的作品。特别是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34年,美籍俄裔作曲家齐尔品举办地“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作品比赛,这一活动对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这次活动,经过专家的仔细评审,共评出五人六首作品奖,获奖的作品计有: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头奖)、《摇篮曲》(名誉二奖),俞便民的《C小调变奏曲》、老志诚的《牧童之乐》、陈田鹤的《序曲》、江定仙的《摇篮曲》 (以上均获二奖) 。这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反映了30年代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实力和水平。这些作品,当时大多在国内外正式出版、流传,并成为国内最常演奏的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并为当时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钢琴创作指明了方向。

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是近代中国钢琴音乐最杰出的作品。乐曲优美质朴的民歌风旋律、优美的复调和东方色彩的对位化和声等,创造了中国式的田园诗情与意境。这首乐曲是散步结构的独奏曲,主题是自由对比的二声部复调,五声化的旋律,两个声部都是极富中国特色的旋律。五声性的旋法,多用级进的主旋律,三、四度结合的终止式,重复法和对偶句式为主的音乐发展等等,两个声部“你繁我简、你简我繁”相互补充、连绵不断。这首钢琴曲对其后中国钢琴音乐和其他多声音乐创作(尤其是中国风格的复调音乐)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30年代,中国钢琴音乐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是江文也的作品。他的《五首素描》(作品4),《断章小品》(作品8)在1938年威尼斯第四届国际现代音乐节上获作曲奖,一些作品被选入《日本现代钢琴曲集》(如小曲《素描》)、一些作品作品被齐尔品收集(如《五首素描》、《舞曲三首》、《断章小品》)。江文也推崇巴托克、俄罗斯“强力集团”和印象主义音乐。他较多地运用20实际作曲技术、其音乐新颖、手法精炼。如果说国立音专师生们的创作还带有习作性质,那么,江文也的创作无疑较为成熟一些。他回国后创作的包括10首小曲的《北京万华集》(1938年)和钢琴三重奏《在台湾高山地带》(作品18号)则是五声音阶特点、调性明确、民族风格浓郁之作。这些钢琴音乐,显示了他注重现代作曲技术并吸收本民族、客居地民族音乐因素予以创造的创作倾向。江文也的钢琴音乐主要流传在国外(特别是日本)。

30年代钢琴音乐除以上作品外,其他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钢琴音乐作品还有:老志诚的《秋兴》和刘雪庵的《中国组曲》。

3、40年代钢琴作品

丁善德的钢琴音乐,在40年代中国钢琴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1945年春写下了第一部作品——钢琴组曲《春之旅》,写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交,以表现出纯熟的技巧。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极为混乱,作者渴望光明、向往未来的迫切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第一首《待曙》那急促的音乐就抒发了这样的心情,第二首《舟中》是摇曳的船歌,第三首《杨柳岸》是温情的思想曲,都采用了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浪漫笔调,第四首《晓风之舞》,情绪升华,坚信苦难的岁月过后终将是和平美好的灿烂明天。作曲家没有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动荡不安的政局,而是用乐曲的旋律勾勒鲜明的作品情绪,用生动的织体造型因素构成了意想。使整个乐曲在保持严谨作风的同时,又不失创新,准确表现了作者主观世界中的幻境。

《序曲三首》和《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是丁善德1948年在法国留学时思念祖国之作。其中,《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包含5个变奏,乐曲的主题是一首藏族民歌,乐曲将主题呈示后以五个变奏从不同侧面进行描绘,或恬静优美、或潇洒多彩、或轻盈活泼、或温柔含情、音乐在生气勃勃的最后乐段中结束。作者当年曾亲自在法国广播电视台作首次公演。这两首作品,和声语汇不拘泥于传统,复调技法娴熟,音乐简洁,成为四十年代广为流传的中国钢琴曲之一,是我国早期继贺绿汀《牧童短笛》之后,钢琴文献中值得重视的代表作。

瞿维的《花鼓》(1946年)是40年代描写人民新生活的钢琴音乐代表作。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一部分国统区音乐家来到延安,他们和原先的延安的作曲家汇合,形成新的延安作曲家群。由于当时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十分艰难,音乐设备奇缺。据老一代作曲家瞿维回忆道:“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成立以后,直到I94I年才由周恩来同志关照,从重庆送来一架古老的德国钢琴,也是唯一的一架……”然而,艰苦的社会环境并没有磨灭作曲家的创作热情;相反,抗战的胜利给民族革命解放运动带来的希望与曙光,为民族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钢琴曲《花鼓》就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的。该曲作者瞿维是一位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曲家,曾与马可、张鲁等人合作创作了中国里程碑式的新歌剧《白毛女》。他受延安“鲁艺精神”的影响,在创作中既注意借鉴和应用西方传统的音乐创作手法,又注重从民间音乐中吸取养料,寻求为群众所熟悉的音乐语言,《花鼓》便很好的反映了他这一创作思想。在用西洋作曲技法很好地表现了中国音乐语言同时,又使钢琴这种乐器的表现力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在当时解放区资源条件异常匾乏的情况下,是相当不容易的事。该曲以安徽民歌《凤阳花鼓》为欢乐的第一主题,以《茉莉花》音乐的变化为柔情的第二主题,全曲贯穿着锣鼓节奏,生活气息浓厚,民间音乐风格鲜明,是流传较广的解放区作家的钢琴作品。

此外,这时期的钢琴作品中,邓尔敬的《儿童钢琴曲四首》在儿童生活情趣的创造上,陈田鹤的《血债》在新时代情感的表达上,冼星海的《哈萨克舞曲三首》在少数民族风情的描绘上都做出了有意的探索。

近代的中国钢琴曲的以小型乐曲为创作主流,中型作品大多也是以小曲连缀而成,音乐结构单纯,旋律突出,调性明确。代表作曲家有:江文也《北京万华集》《小奏鸣曲》,陈田鹤《血债》,冼星海《哈萨克舞曲》,丁善德《春之旅》组曲《序曲三首》,瞿维《花鼓》都是这一时期不错的小型钢琴作品。大型作品日渐增多,许多作曲家都开始尝试着大型钢琴作品的创作。出现的体裁有:奏鸣曲、叙事曲、协奏曲。代表作曲家有:江文也《钢琴叙事诗“浔阳月夜”》《第三钢琴协奏曲“江南风光”》,马思聪《钢琴奏鸣曲》《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张肖虎《钢琴协奏曲》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曲己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它体现在创造出适合于独特中国风味的旋律、调式的多声钢琴织体。中国特色的曲调,已经与外来的和声、复调等多声手法开始结合起来,带有中国特色的多声思维己经初步发展了起来。另外,近代钢琴音乐大多有明确的标题,意象鲜明,注重情境的创造,容易被理解。受到了俄罗斯──苏联乐派的影响。许多音乐家特别是学院派的作曲家都把创作本民族特色的音乐作为艺术追求的一大目标。

参考文献

[1].肖友梅《新霓裳羽衣舞》序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2].卞萌《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华乐出版社1986年版

[3].孙继南、周柱锉《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上一篇:限制性营养元素下一篇:综合信息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