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落后原因（共5篇）
近代中国落后原因 篇1
关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议和关心的话题。有从地理位置方面找原因的, 有从政治制度进行分析的, 还有从文化角度进行探索的。本文是在参考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经济学专业知识, 试图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 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 挖掘出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一、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落后原因的探讨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虽然学者们观点各异, 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 但在主要的方面还是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 大部分人认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上看, 近代以来,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走向末期, 吏治日益腐败, 大小官吏贪风炽盛, 营私舞弊, 贿赂公行, 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腐化的政治, 衰败的国力似乎已经暗示着近代中国的落后。
从经济上看, 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经济矛盾日趋尖锐, 社会动荡不安, 商业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 部分发达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被扼杀在摇篮中。
从军事上看, 近代中国的军队腐化, 武备废弛。由于受政治上的天朝上国, 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王朝发展仍然是以人力为主的原始军队, 而根本无法比拟西方的洋枪洋炮。此外, 中国军队的军纪也比不上西方, 特别是在清朝末期, 鸦片的泛滥让中国的军队战斗力大大削弱。
从文化思想上看, 科举制度在其后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弊端, 特别是八股取士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懂孔孟思想, 而缺乏创新进取精神, 当西方的文人思想家哲学家已经开始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时候, 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还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吟诗作对、歌功颂德、编纂《四库全书》。
从对外关系上看, 中国封建末期的王朝主要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严格限制对外交往, 遮住了世人的眼睛, 导致中国人看不到也学不到世界的新东西、新思想、新制度, 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生产技术革命的机会。
正是由于中国近代, 特别是清朝统治时期政治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军务废弛、闭关锁国, 及其对科技文化的轻视, 使中国近代的社会自然转型未能充分发展, 中国慢慢地落伍于世界了。
二、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试析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 近代中国的落后确实是由于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因素都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起了同样大小的作用, 有的原因很可能会引发出其他的原因。比如, 政治上的贪污腐败就会带来军队中的纪律松弛;而文化上的八股取士禁锢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新意识, 扼杀了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探索, 从而也会导致军队作战能力的低下。笔者认为, 近代中国的落后根源在于经济的落后, 经济的落后使中国长期处于传统社会阶段, 而传统社会的现实又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起飞, 如此恶性循环, 使得近代中国难逃衰落的命运。
众所周知, 经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盛衰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是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增长, 社会就无法进步, 更谈不上强大了。而近代中国正是由于没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走向落后。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由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下面本文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近代中国的落后。
罗斯托把经济增长的一般过程分为六个阶段, 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 起飞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经济增长的两次“突变”, 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阶段。
起飞以前的历史是传统社会岁月漫长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明清王朝就是属于传统社会阶段。这种社会的特征是:没有现代科学技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 社会结构僵化而缺乏弹性, 人们的思想观念是消极而无为的。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特征是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在一个特定时期也可能出现经济的扩展和繁荣, 但紧接而来的却是社会危机和经济衰落。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表现的特别突出:汉武帝时期、唐代的开元盛世、北宋初期、明代中叶、康乾盛世等, 中国经济都出现过相当繁荣的局面, 其生产力水平在当时其他各国也同样处于传统社会阶段的时候是居于世界前列的。但是, 近代以来, 正当西方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命, 经济开始起飞, 有了很大增长的时候, 中国还在盲目自大, 以天朝上国自居, 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我们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 良好的经济形势也无法再持续下去, 盛世时期的经济扩张最终停滞下来, 让位于自我加剧的衰退。
为什么近代中国不能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近代中国, 特别是清王朝统治时期, 受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以及专制统治的需要, 统治者人为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阻碍社会经济的自然转型, 使得中国经济始终处于传统社会阶段。传统社会不能有效地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虽然在经济扩张时期, 社会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以外还有足够剩余, 但这些剩余产品很少被用来扩大再生产, 统治者往往把它用来修建华丽的宫殿供自己享乐, 修建纪念性建筑以图名垂千古, 或者建造精美的墓地作为自己来世的天堂。除统治者以外, 地主和商人也拥有一部分剩余, 但他们除了用于奢侈生活和窖藏之外, 不会把剩余财富用于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方面。在传统社会里, 人们也储蓄, 但储蓄的动机和结果都是消极的。他们为储蓄而储蓄, 结果还是储蓄, 因为没有现代企业家把这些储蓄转化为生产投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决定了经济扩张有一个最高极限, 这个极限就是社会出现剩余。我们来看近代中国的历史, 正好印证了罗斯托的观点。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所实行的主要经济政策。它的实行, 首先根源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 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是自给自足, 而不是用来买卖。农业经济成了国民经济的命脉, 而商业便相对地不被统治者所看重。其次, 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 比较崇尚重义轻利, 而在实践中与此相联系的便是重农抑商。商人往往是把赤裸裸地追求利润作为自己行为准则, 可是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中, 则认定“为富不仁”, 商人是典型的“小人”代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
这种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贯的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了商业的发展, 而工业与商业是相辅相成的。商业的落后不可能刺激手工业的发展, 同样, 商业与科技发展又密切相关, 商业及商品生产不发展, 就不会给生产技术的提高提供资金和原动力, 社会经济就不会出现技术革命的大进步, 社会转型就不可能发生。因此, 台湾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手工业的做法, 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传统社会的政治过程也决定了经济增长不能超越上述极限而持续下去。传统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在一个王朝的初期, 统治者们能够吸取前朝统治者灭亡的教训, 重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们组织人力重新修建水利设施, 以抵抗自然灾害, 实行休养生息, 轻徭薄赋, 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并尽可能做到政治上的廉洁, 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 随着经济繁荣局面的到来, 政治又逐渐趋于腐败, 天灾人祸交织, 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在社会动荡中, 旧王朝被新王朝所代替, 又再次出现同样的循环, 使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可能发生。
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传统社会不能产生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原因。罗斯托指出, 传统社会与发生过产业革命之后的现代社会的重要区别, 在于现代社会中技术进步能有规律性地不断涌现, 而传统社会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技术的落后及其进步缓慢, 使传统社会的经济增长经常遇到资源“瓶颈”和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递减的约束, 从而导致增长的中断或者停滞。具体到近代中国来说, 重人事轻科技, 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此特征一方面由于中国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而造成———重农抑商政策在严重阻碍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壮大的同时, 也使整个社会没有生成对科学的强烈要求和发展氛围。科技一旦失去了社会动力的支持, 也就难以获得发展;另一方面也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与西方文化重人与自然的对立, 是不同的。前者把自然当作审美的对象, 追求人与自然的调和;后者把自然当作认知的对象, 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因此, 前者看重的是人事, 后者看重的是科学;其次, 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 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但科考的指定书是儒家的经典, 科学技术知识从来不列入科考的内容。这也就否定了科技和科技人才的价值, 而引导世人从小埋头四书五经。所以, 毫不奇怪, 在中国历史上, 为君而死的“忠臣”, 比比皆是。但是, 就没有出现过像西方的布鲁诺那样, 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人。
传统社会的消极思想观念使社会经济缺乏活力, 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生活在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文化背景中的人们, 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神的本质, 对于自然人们只能信仰它而不能认识它, 更不要说利用它了。在自然面前, 人们只能逆来顺受, 不相信世界是可以认识并可以改造的。有知识的人只是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研究, 像程朱理学的东西, 而不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不去探索新的、较为有效的生产方法。因此, 罗斯托说, 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失败是观念上的失败。
三、结论
综上所述, 传统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由传统社会固有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要克服经济增长不能持续的局限性, 传统社会必须要有一次重大变化, 这就是“起飞”。按照罗斯托的说法, 起飞这一概念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经济的起飞, 即经济增长的加速, 又指社会的起飞, 而社会起飞是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的、政治的、制度的变革, 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早期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 资本主义在欧美大陆获得快速发展, 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欧美等国家不断强大起来, 纷纷走上产业革命的道路。于是, 为了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对中国的疯狂侵略。而此时, 近代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仍然压制着中国进步思想的传播, 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 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自然转型告以失败。近代中国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向了衰落。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 它的存在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灾难。然而, 它毕竟曾经存在过, 我们不能淡忘。社会发展到今天, 除了对过去的历史要了解, 我们更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现阶段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认准形势, 抓住机遇, 努力发展。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断奋斗, 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关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议和关心的话题。本文在参考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经济学专业知识, 试图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 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 论证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持续经济增长,重农抑商,经济起飞
参考文献
[1]王铁成.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分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3.1.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3]马金霞.从文化角度试析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J].理论前沿, 2008.8.
[4]陶静霞.近代中国相对落后原因之说[J].皖军同盟, 2006.9.
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于世界 篇2
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这个重视教育的国度，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一个反智的传统。这主要体现在法家、黄老及法家化的汉儒身上。他尤其认为，汉初黄老学派得势的真正原因不在“清静无为”，而在“得君行道”，以尊君来排斥其他学说。这个看法发前人之所未发，确属一针见血之论。汉朝代秦而立，虽然是以天命所归、吊民伐罪为号召，却将秦制原样继承下来。朱熹在回答为何后世君主都不改变秦制的原因时曾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行的就是这个君尊臣卑的制度。
要尊君就得愚民，要愚民就得反智。反智的传统在法家的政治哲学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原始儒家认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主张“处士横议”，庶民可以批评政治。但随着绝对君权的强化，法家反智思想得以成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内核。反智是与专制联系在一起的，《韩非子・显学》就认为：得民之心的想法只会导致“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而民智是不可用的，民智犹如婴儿之心，“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大多数人都是无知的，君王让人民吃苦是为了人民能得到更大的利益，但人民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故举士而求贤圣，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为政选用有德的官员，期望能满足人民的要求，都会后患无穷，造成祸端。
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眼里，最好的人民只有两种人：农民与战士。而知识分子有思想，有知识，又喜欢批评，所以具有高度的危害性，即可以导致人民诽谤朝廷，直至“乱天下”。因此必须禁绝私学，禁绝知识分子的批评，不仅在野的知识分子，甚至臣下也不能任意批评君主，“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说：“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为此，法家、黄老和法家化的汉儒都主张一个“一”字，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并相信可以通过威胁利诱来控制思想言论，他们的根据就是，人性是趋利避害的，对此可以加以充分利用。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可说是法家反智的威胁体现，独尊儒术可说是汉儒反智的利诱体现，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君尊臣卑的效果。
两千年来无数针对知识分子的文字狱及科举制，无不是出于这种统一思想、杜绝异端的控制手段。虽然历代儒家也常常公开提倡文以载道，希望政统归君主，道统归士人，但在君道合一的专制制度下，文以载道的提法本身就是犯忌的，所以因文章言论获罪的事例不知凡几。可见在专制制度下，法律不仅是维护君权至上的工具，而且是任意解释的虚文。然而，“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是从乾隆盛世以降。推论起来，钳制思想言论，窒息了民族的创新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现代人来说，言论自由不仅是人生而具有的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促进文明的进步。这一思路同样假定大多数人是无知的。不同的是，法家及法家化的儒家从君权出发，认为只有君王圣明；而现代人则从民权出发，认为没有任何人是圣明的。在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看来，人的意识、知识和理性是有限的，人类必然处于“无知”状态。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分散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头脑，在文明过程所呈现的全部知识中，最聪明与最愚蠢的人的差别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或者政府能完全地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因此，人类需要每个个体在各个方面自由地探索、试验，并通过许多人共同的协调努力，使得社会所能利用的知识比单个人所能拥有的多得多。也就是说，只有每个个体都拥有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所有人才有可能享受到他人的思想言论所带来的益处。如果由于自由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限制自由，社会将永远得不到自由所带来的文明进步。
中国历史上有的贤明君主也能够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如唐太宗赞赏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谏言，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就是名垂史册的一个贤君佳话。但尽管唐太宗有此雅量，在漫长的专制王朝历史中已属难得，这种广开言路仍是指对君主有利的言论，或者说是在君主看来是正确的言论。包括“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中国士人传统，仍然与现代人所理解的言论自由不同。“一士之谔谔”的赞扬先已假定其言论是正确的，对统治是有利的；而现代言论自由的要义却在于，在法律的框架内，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言论的基本权利，即使是那些政府或社会认为是错误的言论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不能以言治罪，否则“言论自由”这句话就是没有意义的。其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维护君权还是维护民权。
法家为何主张强国弱民
维护思想专制必然导致反智。1961年起，北京《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撰稿者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这些文章大多是谈思想修养、艺术欣赏之类，其中一些文章对时弊也有所批评。“文革”中，这三位文人型高官都因言获罪，遭到迫害。邓拓、吴晗含冤而死，廖沫沙身陷囹圄八年，幸存下来。晚年的廖沫沙痛定思痛，在悼念邓拓时，化用杜甫一联诗，写下“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的诗联。廖沫沙是身居高位的党内官员，当然不会是从言论自由，而是从广开言路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文章的。因为“三家村”的批评文章，仍然是为了响应形势和上面的精神，批评当时的浮夸风。但即使这样的文章也不能被包容。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其实也都是因写文章获罪的。比如“三家村”之一的吴晗，在此前谈及历史学家尚钺的文章时，也曾批判“文章的实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扣上一个极大的政治帽子。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叹不已。
我还记得，当时的中小学里，就有人写大字报揭发教师平时的言论，如果有发表过文章，那就更惨了，一定会和反党联系在一起。有个一起下乡的同学，后来被招工当食堂炊事员，由于感到前途渺茫，在自己的照片背后抄了两句鲁迅的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结果被一位老炊事员看到后举报，说他对现实不满。其实，即使他写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同样也可能被冠以“不满现实罪”。
两千年前的法家主张强国弱民，认为国家要强大，就必须愚民、弱民，甚至应以弱民攻强民，以奸民治善民，“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这里的“弱民”当然不是指体质虚弱的人。“文革”中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用无思想、无知识、无文化的人去管制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可说是法家“智慧”的运用。如果说“文革”也有着传统文化的影响，那么就其负面而言，其反智与愚民可谓达到了一个制高点。
中国古代士人曾慨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并没有像历代专制君主那样将文章看得如此重要，似乎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实际上，文章能否“倾社稷”，不在文章本身，而在权力者对文章作用的认识；进而言之，不在权力者对文章的认识，而在权力是否为民所赋。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何种政府，批评言论对权力者来说都是不舒服的，甚至反感的。但如果这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属于责任政府，那么再尖锐的批评也只能承受，这样的批评更不可能导致“倾社稷”，只能使社会更加进步。如果这权力是绝对的，不可质疑的，或者说统治者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永远拥有权力，那么任何批评都会被视作对统治者的威胁，哪怕这文章是善意的批评。这种惧怕言论、压制言论的行为，尤其是压制那些社会上最优秀人士的思想言论，也许会得到统治者所想要的暂时稳定，但以反智为代价的结果必然会降低人民的心智，造成一个谎言王国。这样的社会或许对一心维护权力的统治者暂时有利，对每一个想要维护权利的公民则有害无利。因此，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来看，从今人对宪政民主的认识来看，与其说“从来奸佞覆乾坤”，倒不如说“从来专制害苍生”。
必须承认，今天的言论空间比起从前已经有了相当的改观，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等渠道表达意见，批评时弊。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以诽谤定罪等仍时有所闻。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价值观念碰撞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构建法治的时代，充分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应当是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现代人的言论自由不是执政者的恩赐，而是公民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保障，是从权利出发对权力的限制，因此仅凭个别执政者的雅量，而不是在制度上完全做到以人为本，以权利为本，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甚至当执政者认为自由言论会影响到权力本身时，往往还会重新祭起反智和愚民的武器，压制言论自由。
回到漢初黄老学派与儒家的争论，尽管儒生辕固生以汉朝取代秦朝来证明汤武受命、吊民伐罪的合法性，但汉景帝显然更赞同黄生的维护绝对秩序和名分，而不是先秦儒家所注重的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所以不许士人再讨论这个理论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刘氏已经掌握了权力，必须提倡尊君的学说。这令人联想起陈四益先生的一篇文章。1990年代后期，陈四益先生曾问过晚年的胡绳：“对那些不一致的言论，难道不能用说理的方法，而一定要用查禁的方法？”胡的回答很有意思：当初提倡言论自由，不怕乱，那是为了乱国民党。现在掌权了，掌权了，就怕乱。归根到底，这仍然是一个权力高于一切的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和巩固权力，不是为了争取和维护权利。就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而言，依旧没有脱出几千年传统政治的逻辑。
看来，要实现现代法治下的言论自由，跳出执政即治乱的思维怪圈，首先还得真正解决权为民所赋的问题。
（作者系文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
近代中国落后原因 篇3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知识, 尤其是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当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入人心, 人类对于科技的依赖程度大大加强了。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在古代, 出现了很多如《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影响深远的科技著作和优秀的科技专家;然而到了近代, 科学技术停顿不前, 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逐渐拉大。反观欧洲, 自文艺复兴以来, 生产力突飞猛进,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经济社会的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1], 科技方面, 西方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对于此种现象, 英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他问到:“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在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关于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但大多数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解释;从政治角度认为, 封建专制统治从根本上阻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统治者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 压制了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造成了中国与世界的长期隔绝, 阻碍与外界思想的交流和传播, 致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停滞;从经济角度认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法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 并不能为其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另外从文化的角度认为, 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泯灭个性, 压制了人们创新思想的迸发。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开始, 管理就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一项有组织的活动, 必然涉及到管理, 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管理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保证。本文从另一个新的角度——管理, 来探讨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对于促进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有积极的启示意义的。
二、管理与科技的关系
管理和科技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两个历史车轮,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管理又密切相关, 所以有必要探讨管理与科技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探讨两者关系之前, 首先应该明确管理和科技的含义。管理是组织利用有限的资源对某项工作进行照管和料理, 以达到一定的目标, 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效益的最大化。而科技, 即科学技术, 包括科学和技术两个方面。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的体系, 是一种社会建制和认识活动[2][P.85]。而对于技术, 可以从名词和动词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名词角度来讲, 技术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 根据实践经验或科学原理创造出来的工具、机器等各种物质手段以及经验、方法、技能和技巧等;从动词角度来理解技术的话, 笔者认为技术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实践性的组织活动。本文的研究更倾向于从动词的角度来理解技术。由于20世纪以来, 科学和技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加强, 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进程, 科学与技术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3], 科学中有技术, 技术中有科学。不管是科学, 还是技术, 可以说都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 离不开人类运用管理的手段, 来保证活动的正常运行。
当今, 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 而且是超生产力, 超越了人类生产力本身, 并且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了, 对组织管理的完善起着促进的作用。管理也是生产力, 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 也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它们两者之间是辨证的关系, 是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的一对范畴。科学技术是促进管理方式转变和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 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 管理也很难得到完善。管理是科学技术活动过程的基础和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讲, 离开管理, 科学技术活动就难以进行, 也就无法得到良好的发展。因为科学技术与管理相辅相成, 紧密联系, 所以我们在分析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的时候, 可以从管理的角度去审视。
三、管理角度审视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古代的中国产生了群星璀璨的科学家, 有深远影响的科技著作, 又有对世界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 可以说是古代世界的科学中心。然而中国到了近代,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倒退, 没有了古代时期的繁荣景象。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 也是最晚走出封建社会的国家;长期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管理, 加上外强的入侵, 使得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没有了如古代时期发展科技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良条件和环境。封建社会“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不但不能激励优秀的人才从事科学技术的工作, 反而使优秀人才沉浸在腐朽的官方学说中, 把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的人才引向士途。从管理制度创新的方面来看, 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到封建社会的结束, 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 并没有改革或调整, 进行制度的创新。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是重要的因素, 它关系到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科学的思维方式。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 本文从管理方式、激励、创新和心智模式四个涉及的管理因素出发, 在上述总结性论述的基础上, 具体地探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根源。
(一) 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方式是阻碍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
集权式的管理方式指决策权在组织系统中较高层次的一定程度的集中, 权力完全保留在最高管理者的手中。集权有利于集中领导, 统一指挥, 提高工作的效率, 但是会限制下层人员或地方积极性的发挥, 延长了信息沟通的渠道, 使组织缺乏对环境的灵活适应性。中央集权在中国古代发展科学技术中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到了近代, 集权的缺点逐渐地显现出来。封建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方式直接限制和否定了中国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集权, 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中, 由于科学技术不受到应有的重视, 政策上没有得到良好的体现, 事实上是在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思想上的“集权”,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从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出发, 把人民群众的思想进行集中统一起来, 不准接触其他的思想观念,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良好的讨论的自由气氛, 所以, 在思想集权的情况下, 必然会扼杀科学的创新精神, 限制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清朝时期的“文字狱”直接打击了许多优秀人士的创新积极性。
总的来说, 集权即本文指的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是导致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最主要的因素。
(二)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限制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研究的积极性和人的创造性, 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良好的动力因素
激励是促进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有效的激励, 能够激发人们对科学技术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 指激发人的工作动机, 也就是说利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去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人努力地完成组织的任务, 实现组织的目标。如图1所示的激励模式框架[4][P.60], 组织通过激发人的需求或动机 (内在动力) , 促使人努力地去完成组织所规定的目标, 达到组织的要求, 而人的满足感又会强化个人的能力, 提升他的需求或动机, 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以对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激励为例, 国家通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理需求, 激发他们对研究工作的热情, 从而促使科学家或者技术专家朝着国家所制定的科学技术政策目标方向前进。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由于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 并没有激励知识分子或优秀的人才去专研科学技术, 而是把我国的知识分子导引走向官僚仕途。封建社会受官僚政治“学而优则仕”的影响, 我国大量的知识分子不是潜心于科学研究, 而是热衷于“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仕道[5]。从而造成我国缺乏发展科学技术的人才基础, 失去了良好的推动力。
(三) 近代中国缺乏管理上的变革与创新, 极大地压制了科学技术发展进程, 是致使科学技术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
管理创新是指组织把新的管理要素 (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 或要素组合引入组织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创新活动, 是一种有效地整合资源的管理范式。自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到近代封建社会的结束, 一直保持着集权的管理模式, 并没有进行较大的变革或调整, 使科学技术没有从组织管理上得到推动。从管理方法来讲, 中国人更善于“治人”的管理之术, 而不善于“治物”的管理之术, 对科学技术的管理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所以, 不管是从管理模式, 还是从管理方法来讲, 两者在近代中国都没有得到创新发展, 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 使科学技术停滞不前。
(四) 中国人长期保持的心智模式影响到了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和对问题的思维方式, 是阻碍科学技术产生发展的主观性因素
“心智模式”是彼得·圣吉在其著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提到的, 它是指根深蒂固于每个人或组织之中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 它影响人或组织如何了解这个世界, 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许多假设、成见, 甚至或是图像、印象[6][P.64]。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提倡的“中庸之道”, 造成学子们不善于对问题进行追根究底的研究, 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 而科学技术更多地是需要理性的认识。众所周知, 科学技术的研究注重客观事实, 很需要实验的研究方法, 科学家的行为必须趋向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理性的思索;而近代的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 桎酷了人们的思想, 导致了人们的行为只关注非客观和非现实的东西, 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
四、结束语
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的原因, 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讨, 得出了经济与政治制度的落后性和文化的保守性等不同的答案。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另外一个角度即管理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认为是集权、激励、管理创新和心智模式等四方面的管理因素造成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虽然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不能充分说明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近代中国科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条件下, 必然会落后于西方。从管理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对于促进当今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当代,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已经转变为经济和科技的竞争, 尤其是科技力量的竞争。科技力量的强弱, 从重要意义来讲, 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探讨和分析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总结经验教训, 明确现阶段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 提高科技竞争力是有益的。党的十七大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创新型国家”内容广泛深刻, 科学技术是其重要的核心内容, 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而有助于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管理视角探讨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站在新的角度看待中国近代的科技发展, 对于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让科学技术更好地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服务。
摘要：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但多数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解释, 很少从管理的角度进行解读。本文从管理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对于促进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有积极的启示意义的。
关键词：近代中国,科技,管理,创新型国家
参考文献
[1][5]昝西娟.浅析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省直分校学报 (理论探索) .2007 (1) :21-23.
[2]谢中起, 万长松等编著.自然辨证法概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85-86.
[3]万林海, 彭昌盛.中国近代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探析[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02, 5 (2) :39-43.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分析 篇4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分析
近代,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却落伍了.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超稳定的封建专制统治对思想的钳制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和近代资本主义难产是导致我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固有缺陷不利于产生近代科学技术;四是近代落后的教育与继续推行的科举制度使科技人才空前缺乏,严重地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作 者：陈金清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武汉,430077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年，卷(期)：“”(12)分类号：N09关键词：中国 古代科学技术 落后原因
近代中国教会学校兴起原因探析 篇5
一、国际因素
(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发展是建立教会学校的初始目的
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刚刚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由大机器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因此急需向外倾销工业产品,同时攫取廉价的工业原料和劳动力。而当时已经初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以及相当便利的交通运输,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将侵略的目标指向了亚非拉资源丰富但发展滞后的一些国家。当时的中国无论从地域面积上还是从人口数量上来讲都是世界上的大国,1812年(嘉庆十七年),中国的人口为3亿3300余万人,全国人均耕地二亩多[6]。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看到了中国广大的市场,利益驱使,中国成为了他们侵略的主要对象。建立教会学校,即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一种形式。“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悉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遣派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7]由此看来,西方资本主义急剧扩张发展促使这些国家要向外侵略,经过种种比较,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中国成为其首要目标。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佳手段即是通过建立教会学校达到传教的目的,从而麻痹中国人的思想,实现最终的侵略。
(二)不同教派在建立教会学校方面的纷争是建立教会学校的间接促进因素
当时传入中国的两大派宗教分别为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这两个宗教都有《圣经》为经典,但是在教义上却有一些较大的分歧。天主教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相对较早,但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迅速。因为教会学校承载着传教这个最原始的使命,于是两派在建立教会学校方面,在无形之中进行了攀比竞争。基督教认为“它是对于中国教堂全体事业贡献之最著者,乃在其以教育之方法,实现基督教教会之目的。”[8]而同样的,天主教也认为他们所兴办的学校,并不比其他外教所办的学校,有任何的落后。在这两派宗教势力的相互比较之下,为了彰显本教派的影响力,在兴办教会学校方面,两派更是近乎全力。在办学的规模扩大、人数增多的同时,办学的类型也趋向于多样化。除了不断完善的基本教育体系,包括幼儿教育、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等,还出现了专门的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宗教教育、医药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等。也就是说,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在建立教会学校的纷争,不仅促进了近代中国教会学校的兴起,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其多样化发展。近代中国教育史上专门教育和技工教育在很大程度受到此类教会学校的启发,在具体办学的实践中也有很大程度的借鉴。
二、国内环境
(一)不平等条约是建立教会学校的“庇护神”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政治腐朽,军事废弛,根本无法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抗,最终以失败告终,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得战胜国英国得到领土、赔款利益的同时,也得到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而其他国家觊觎英国得到的利益,也纷纷以各种借口,联合或单独发动对清朝的战争,取得胜利后逼迫清王朝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凡弗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弗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固定院、学房、坟地各项……”[9]《北京条约》规定:“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和讲道,建堂礼拜……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赁田地建造自便。”[10]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从19世纪60年代的不足200所发展到了1876年的大约800所[11]。从此以后,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加。1922年11月《新教育》对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进行了统计,1876年仅有学生4909人,到1889年已达到16836人,增加一万多人,而到1906年,学生数已高达57683人,到1916年,达到184646人,逼近二十万学生。[12]由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进,学生数在迅速增加。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在不断加深,据统计,截止到1901年,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多达300多个不平等条约,由此可以看到在中国的黄土地上建立教会学校的便利之大,庇护之深。
(二)传教受阻是建立教会学校的直接诱发因素
由于历史的缘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都信仰宗教,所以他们深深了解宗教信仰对一个民族的教化和驯服的作用。于是在他们侵略之前,就已经向中国输出了传教士这一特殊群体。1834年,美国公理会给来华传教士的指示是:“把用生动的语言宣讲福音作为传教士的伟大事业,准备和分发圣经小册子为其次,而办学和旨在改革社会的活动应永远严格地作为从展活动。”[13]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预想相悖的是,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步履维艰。据统计,著名的传教士裨治文来华17年后才发展第一个信徒,美以美会在华传教长达10年才吸收了1名教徒,到1853年西方在华各教会组织总共才接纳大约350名中国教徒[14]。值得深究的是吸收教徒之少之可怜的深层次原因,19世纪初中国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农业人口比重很大,很多人一辈子都要为生计奔波,没有闲情闲钱去关注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没有时间向西方基督教徒一样每周日都去教堂做礼拜。于是,当宗教试图走进中国人民时,对他们来说是这种行为本身就被当做是一种“小丑戏剧”。于是,宗教宣传品常常被民众当做废纸出卖和用来包东西、纳鞋底,讲道成了荒诞的怪剧,即使来了一些百姓,他们中大多数也是来看洋人奇怪的蓝眼睛和高鼻子,或者只是来听听外国人奇怪的口音,寻寻开心罢了[15]。
西方国家传教受阻以后就决定利用教育进行传教,传教士尝试在中国建立教会学校。实践证明,这种尝试非常有效。截至到1922年,基督教学校数已达到7382所,总的学生数已高达214254人。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从无到有,从抵触到接受,近代中国的教会学校能达到这样的规模,是很让人惊讶的。
(三)留学生的间接促进作用
1872年出发前往美国的留学幼童是近代中国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原定学习时间为15年,后来由于种种矛盾,大部分学生均于1881年下半年分三批返国。即使他们没有完整地结束学业,但回国以后,仍然成为了近代中国科技、实业和管理等领域的重要力量。其中包括外交官员13人,海军军官14人,铁路工程师6人,电报局官员16人等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等都在其中[17]。
除了留美外,中国还派遣留学生留欧。留学生得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高营养成分的教育精华,回国以后,基本都能够在国内得到重用。这就使得当时中国的中上等阶级逐渐正确看待西方的教育,同时又重视子女的教育,当看到留学归来的华夏子弟在知识水平、思想修养、道德观念以及综合素质等各个方面都远远高于国内的同类同等学生,所以很多官宦子弟都有出国留洋的经历,例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官。如果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不能出国留学而又想接受西方的教育,教会学校是个非常流行的选择。而教会学校在这个方面也与中上等阶级产生了共鸣,林乐知认为:“倘若让富有的和聪明的中国人先得上帝之道……可以少花人力物力,而在中国人中无止境地发挥力量和影响”[18]。虽然它带有宗教的色彩,但毕竟还是洋人办的教育,力图进行教育改革的张之洞就想把自己的孙子送进由传教士创办的武昌文氏学堂。毫无疑问,高质量的留学生让开明的中国人看到了西方教育的先进性,为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