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图书馆（精选7篇）
近代图书馆 篇1
一、图书馆的萌芽
图书馆旧称公书库、书楼、书籍馆、藏书院、藏书楼。藏书楼与图书馆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差别, 其一贵保存一贵致用, 一官办一民办, 一山林一城市, 一收费一免费, 一闭架一开架, 存在诸多不同。近代以来, 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过程中, 有两例常为人提及, 可看作是近代图书馆的萌芽。
国英 (1823—1884) , 曾任内阁中书、广东盐运使。1876年在京创立“共读楼”, 藏书3200余种, 25000余卷, 法帖430种, 向社会公开开放, 被誉为“近代图书馆的先导”[1]。每年三月至十二月, 每月逢三、八开楼;会试之日, 则日日开放。
1902年山阴举人徐树兰 (1837—1902) 捐银32960两创办了具有现代图书馆特征的古越藏书楼, 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私立公共图书馆, “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2]。他捐献家庭藏书七万余卷, 编《古越藏书楼书目》三十五卷, 打破经史子集分类法, 独创学部二十四类, 政部二十四类的分类法, 融古籍、今书, 中学、西学于一体。1904年供人阅览, 自筹常年经费。抗战胜利后再次开放, 仅剩一万六千余册, 即今日绍兴鲁迅图书馆的前身。
二、变法与新政促成图书馆的确立
图书馆的产生, 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图书馆的确立, 又是变法新政的结果。1866年, 京师同文馆的张德彝使美, 是国人第一次目睹西方图书馆:“行三里许, 至义书堂, 名‘阿司德尔’, 亦系名人建造。周十五里, 白石楼层, 内储各国古今书籍七万五千余卷, 国人乐观者, 任其浏览, 以广见闻, 惟禁携带出门, 与点窜涂抹而已。”[3]61
第一位较为系统地提出新式藏书楼思想的是近代改良主义先驱郑观应。他在1892年举例说:英国全国书楼共200所, 藏书凡2872000册;法兰西书楼共500所, 藏书凡4598000册;俄罗斯书楼共145所, 藏书凡953000册;德意志, 书楼共398所, 藏书凡2240000册;奥大利 (即奥地利) , 书楼共577所, 藏书凡5476000册。法京巴黎另有一书楼, 异常宏敞, 独藏书2079000册;德京伯灵之书楼, 亦藏70万册;罗马大书院, 除刻本外, 更有抄本35000册[2]866
梁启超《论学会》 (1896) 对大兴学会有十六条建议, 藏书占五条:“七曰咨取官局群籍, 概提全份, 以备储藏。八曰尽购已翻西书, 收庋会中, 以便借读。九曰择购西文各书, 分门别类, 以资翻译。 (中略) 十一曰精搜中外地图, 悬张会堂, 以备流览。 (中略) 。十三曰编纂有用书籍, 广印廉售, 以启风气。”[2]94梁启超撰《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列举了图书馆的八大功用, 可见传统保存功能的藏书楼已开始过渡到现代教育功能的图书馆。图书馆一词, 最早译自日文, 即1896年9月27日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廿一日) 《时务报》第六册“东文报译”栏目中《古巴岛述略》, 署名“ (日) 东京古城贞吉”。1897年2月12日, 通艺学堂在北京开馆, 张元济等人为之拟定《通艺学堂章程》, 附有《读书规约》和《图书馆章程》,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馆章程, 该图书馆可能是第一个正式使用“图书馆”名称的图书馆[4]]
1896年孙家鼐在《官书局开设缘由》中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 计有三事:曰学校, 曰新闻报馆, 曰书籍馆。”泰西各国讲求教育, 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张之洞《上海强学会章程》:泰西通都大邑, 必有大藏书楼, 即中国图籍, 亦藏弆至多。今合中国四库图书, 购抄一份, 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 皆旁搜购采, 以广考镜而备研求。其各省书局之书, 皆存局代售[2]101。戊戌变法期间, 学会已增加至87所, 学堂11所, 报馆91所, 南方各省的南学会、湘学会、粤学会等都有藏书和学会藏书楼, 并采取集资共享的原则[5]699
据《京师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第一节:本堂藏庋书籍之所, 旧名藏书楼, 现照奏定章程, 应称图书馆, 故于楼额仍沿藏书楼之名, 而于章程则标为图书馆, 并设经理官以掌其事[6]462。清学部参议罗振玉首倡建立京师图书馆[2]123。张謇1904年说:泰西之有公用之图书馆也, 导源于埃及、希腊, 迨罗马而益盛, 今则与学校并重, 都会县邑俱有之[2]111。1906年刘师培说“今考东西各邦, 均有图书馆。”[2]121
1907年, 陆心源 (1834—1895) 创建的皕宋楼藏书, 因其子陆树藩经商失败, 由岛田翰为介绍人, 全部藏书二十万卷以十万银元售予日本静嘉堂文库, 文化界人士深以为耻, 成为兴建图书馆的契机。
我国第一所官办公共图书馆是1904年由湖南巡抚庞鸿书奏建的湖南图书馆[7]21。当时名称为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 1905年名湖南图书馆, 自此有省立图书馆之名。1907年端方在南京建立江南图书馆, 由缪荃孙主持, 收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 开启中国大规模兴建公共图书馆之先声。1909年八月初五, 京师图书馆经学部上奏获准筹建。
1909年学部筹备预备立宪事宜中, 即有“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两事, 1910年则“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2]128。1910年全国各省纷纷建立公共图书馆, 学部制订《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是中国首次颁布的图书馆法规。1910年《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第七条:图书馆收藏图书, 分为两类:一为保存之类;一为观览之类[2]129。1910年是“图书馆”一词正式确立的一年, 正如1934年是杂志年[8]358一样, 1910年可谓是“图书馆年”。
三、图书馆协会与图书馆学校
王国维1910年根据英国百科全书, 译出《世界图书馆小史》, 认为图书馆“实文化进步以后之事也”[9]293。汪孟邹1913年春创办亚东图书馆, 其实就是书店兼出版社, 从英文店名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即可看出。胡适1917年回国以前, 留学日记里一直称图书馆为藏书楼。陈立炎在上海交通路设立古今图书馆, 其实只是旧书店, 即原来的六艺书局, 因与天一阁涉讼而改设。1918年11月蔡元培作《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则已使用图书馆。1924年,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倡议把图书馆三字缩写为“圕” (tuan) , 符合六书的会意原则, 且节省二十八笔, 不过没有广为使用。
1920年3月, 韦棣华与沈祖荣、胡庆生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 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1927年, 沈祖荣担任图书科主任和文华公书林总理。1929年, 该校创办《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报季刊》。1930年, 在沈祖荣努力下, 文华图书科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 正式脱离文华大学, 改名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图书馆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学科。沈祖荣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5]988
1925年, 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提议, 将美国退还庚款三分之一建设图书馆八所, 分布中国各要地, 为该区域的图书馆模范。同时, 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鲍士伟在中国考察图书馆状况, 提出推广通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协会借机筹备中华图书馆协会, 1925年4月, 由56位教育家和图书馆学家参加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1926年该会学术刊物《图书馆学季刊》创刊。1928年, 全国教育会议大会通过, 请大学院通令全国各学校均须设置图书馆, 并于每年全校经常费提出百分之五以上为购书费, 由此图书馆运动的空气弥漫全国[10]3888
自1910年全国各省图书馆的筹建, 到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 1930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创办, 图书馆取代了藏书楼, 这一术语得以牢固地确立起来。
参考文献
[1]李鹏.中国近代图书馆第一楼[J].兰台世界.2012 (7) ;方家.国英和他的共读楼[J].图书馆建设.199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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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德彝.欧美环游记[M].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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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M].现代出版社, 1999.
[6]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G].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7]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到抗战胜利[M].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 枫城出版社印行,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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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谢维扬.王国维全集[M].第十九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
[10]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G].中华书局, 1959.
缪荃孙与近代中国图书馆的建设 篇2
一、缪荃孙与江南图书馆的创建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 越来越多的清廷大臣感到向西方学习的紧迫性。时任江苏巡抚端方等人奉命对西方文明进行考察, 西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端方一归国便立即向朝廷上书, 极力主张开设官办图书馆, 以增进文明、开益神智。他在奏折中写道:利民强国的第一大手段即在于教育, 而教育之母实为图书馆。因此他请求朝廷于各地广泛开设图书馆, 让民众可以广为观书, 接受教育。与此同时, 著名的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钱塘县八千卷藏书楼由于主人丁氏家道中落而不得不被挂牌出售。缪荃孙通过多方打听得知了此事, 便建议端方收购八千卷藏书楼的藏书, 防止该藏书楼里的珍籍外流或者失散。端方听取了缪荃孙的建议, 奏请朝廷拨款收购该藏书楼, 并请示朝廷让缪荃孙负责在该藏书楼藏书的基础上修建图书馆。1907年11月4日, 清廷批准端方的奏请, 即刻命缪荃孙启程前往钱塘县。半个月后, 缪荃孙一抵达钱塘县便直奔八千卷藏书楼, 与主人丁立诚商谈购书一事。缪荃孙与丁立诚相识30余年, 颇有交情, 因而双方很快便以7.3万两白银成交。
购书交易达成后, 八千卷藏书楼里的60多万卷藏书被分为三批陆续运往南京, 暂时存放在戚家湾的自治局内。1908年, 清廷聘请缪荃孙担任图书馆总办, 负责以这60多万卷的藏书为基础创建图书馆, 馆名取为江南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的选址经过多次勘察, 最后定在南京城西郊上元县原惜阴书院院内, 其建筑主体部分是两楼两进的藏书楼, 另外还有几处附属建筑。该工程于1909年9月竣工。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 江南图书馆完成了藏书搬迁整理、专职人员安排、制定管理规章等工作, 于1910年9月21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入馆阅览书籍。开馆后的江南图书馆馆内藏书除了原来八千卷藏书楼的60多万卷藏书之外, 还从其他途径搜集到了20多万卷书籍。当然, 由于八千卷藏书楼的藏书多来自明清两代著名藏书家之手, 而且天下皆知, 因而更加备受瞩目。慕名而来的各地读者络绎不绝, 欣喜如狂地在江南图书馆内抄录馆书。缪荃孙为方便大家阅览抄录, 策划并主持了《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江南图书馆书目》、《江南图书馆善本装箱书目》、《江南图书馆外楼装箱书目》等书目的编撰工作。
辛亥革命后, 由缪荃孙一手创建的江南图书馆先后更名为江南图书局、江苏省国学图书馆和国立南京图书馆, 并最终发展成今天的江苏省图书馆。其藏书数量仅次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而位列全国第三。江苏图书馆事业如今能有如此骄人的成就, 与缪荃孙对江南图书馆的开创性贡献不无关系。
二、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的创建
江南图书馆开始创建之后, 1909年7月, 清廷又收到了一份名为《筹建京师图书馆》的奏折, 折中提出在北京建立一座官办图书馆, 言及:图书馆是众多学术成就的源泉, 京师乃是天下人瞩目的中心和焦点, 因而有必要在此建一座规模宏远、藏书精详的图书馆, 以搜博采、保国粹、惠士林、树大清教育发展之典范。该奏折于一个月后获得批准。鉴于缪荃孙此前在钱塘县和南京的出色表现, 加上主办此事的张之洞一向器重缪荃孙, 因而清廷任命缪荃孙为正监督, 具体负责京师图书馆的创建工作。接到任命后, 缪荃孙经过一番筹谋, 先赴江苏常熟与瞿绍基的后人商谈进呈阁书一事。由瞿绍基创建的铁琴铜剑楼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 因此缪荃孙为筹建京师图书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铁琴铜剑楼的丰富藏书。瞿氏了解了缪荃孙的来意后, 表示将大力支持京师图书馆的建设, 愿意进呈阁书。在铁琴铜剑楼吃到了定心丸, 缪荃孙便回到北京正式开始京师图书馆的创建工作。但此时由于清廷财政极为困难, 为京师图书馆调拨的建设资金十分有限, 因此不能兴建新的图书馆建筑, 只能借用位于什刹海岸边的广化寺作为京师图书馆的馆址。
馆址选定并作了必要修缮后, 国子监、翰林院、内阁大库及铁琴铜剑楼的大量藏书相继被转入, 它们是京师图书馆藏书的最初来源和基础。后来又调集了各省的官书入藏。端方所购买的积学斋藏书、归姚觐元所有的咫进斋藏书也悉数转入京师图书馆收藏。此外, 甘肃巡抚何彦升搜集的8000件敦煌遗书也被运到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面对越来越多的书籍相继转入, 负责京师图书馆日常工作的缪荃孙感到, 必须尽快分类、整理这些浩如烟海的图书。他以宋元时期的名家抄校本及旧版为善本, 编撰了《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 共收录藏书700余卷, 书目内容包括作者、版本、板式、行款、印记、刻工等, 有的还附有藏书的序跋。缪荃孙的这本《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开创了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善本书目编制的先例。此外, 由于来自内阁大库的藏书多为方志, 且有一部分为真本, 于是缪荃孙又编撰了《清学部图书股方志目》, 共著录方志达1600多部, 开创了中国近代馆藏方志编写目录的先河。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 缪荃孙在京师图书馆的工作还停留于征集与整理图书阶段, 图书馆尚未正式对外开放。辛亥革命爆发后, 缪荃孙举家迁往上海, 终止了京师图书馆的建设管理工作。尽管如此, 随着中华民国教育部于1912年8月27日将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对外接待读者, 缪荃孙对这座图书馆付出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他的历史功绩也被世人铭记。
三、缪荃孙成为近代中国两大图书馆创建者的原因
清廷将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这两大官办图书馆的创建工作交给缪荃孙负责, 并视他为最佳人选而给予充分信任, 其中既有历史的偶然性, 但更多是在于缪荃孙自己在国学、藏书与目录学等方面的高深造诣颇得清廷及文化界、教育界的赏识。
第一, 缪荃孙学识渊博。出生于官宦世家的缪荃孙自幼继承家学, 12岁时已熟读儒家经典, 16岁便进入丽正书院接受系统的传统国学教育, 并由院长丁俭卿亲自教授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学。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 缪荃孙很快受到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重用, 成为张之洞身边最年轻的幕僚之一。缪荃孙一生著书超过200卷, 可谓学识渊博、著作等身。
第二, 缪荃孙藏书品味高。缪荃孙花费数十年藏书超过十万卷, 所搜金石也超过了一万件。他十分善于从购买、自抄、自刻和他人赠送的书籍中发掘善本、真本, 这得益于他整理书籍的良好习惯。他一生三次对自己的藏书进行过整理。他所收藏的书籍中, 刻本最多, 共有601种, 包括明刻本498种、元刻本58种和宋刻本45种。其次是包括《穆宗皇帝实录》、《明太祖皇帝实录》等在内的旧抄本331种。再其次是包括清代名家手稿在内的135种名人批校本。由此可见缪荃孙藏书品味之高。
第三, 缪荃孙目录学精深。在目录学领域, 缪荃孙造诣深厚、建树颇丰、美名远扬。他提倡不拘一格的类目设置、言简意赅的类目注释、倚重版本的目录著录和合乎规范的目录格式。此外他还提出, 书目编制不但要说明书籍外表特征, 还要写明书籍的内容特征, 更要注明书籍版本流传的情况。缪荃孙的这些目录学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而又比他人更为先进。
综上所述, 缪荃孙创建的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揭开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建设的崭新一页, 为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缪荃孙的这些历史功绩不是凭空得来的, 而是在长期的图书馆实践中, 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独具的藏书慧眼和精深的目录学造诣努力创造而来的, 从而为世人留下了一笔笔有关图书馆建设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傅璇宗.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出版社, 2001.
[2]陈源蒸.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M].北京图书馆, 2004.
近代图书馆 篇3
关键词：近代图书馆学家,韦棣华,图书教育活动
1899年11月,39岁的美国女性韦棣华来到武汉,看望她在文华书院任教的弟弟韦德生。曾在美国有着图书馆工作经历的韦棣华很快发现文华校园内图书资料贫乏,即便在武汉市区也没有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这一点让渴望读书的寒士颇感困窘。清代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曾在“推广学校以励人才”的奏文中所言:“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不仅如此,中国图书馆的管理意识也与西方大不相同,封闭性、小众化是旧式官私藏书楼的重要特征。自夏商周时起,中国文化“学在官府”或“学术官守”,反映在藏书管理方面,则是“官守其书”的局面,使贵族统治阶级之外的广大民众与文化、图书无缘。[1]16清代虽然有着文渊阁这样的皇家大藏书楼,但其服务对象都是极少数的贵族及上层知识分子和档案图书官吏们,一般人无法涉足这种藏书楼去阅读其书。古代的私家藏书楼更是一种守财奴式的管理方法,其宗旨是重藏不重阅读,私人藏书家个个都抱定了“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的偏狭心理,不许外人染指自己的藏书。所以清代藏书家曹溶曾针对当时藏书楼的状况指出:古书若在常人手里,还有阅读和传世的希望,一旦归于藏书家,就会密藏不传,永世不得再见天日。这种藏书的结果,只能使古书“举世曾不得寓目”,如“稍不致慎,形踪永绝”。[1]349所以这样的图书管理理念只能使中国的公私藏书楼“门虽设而常关”,其所藏图书无法得到广泛的利用和传播。近代中国人的这种阅读现状使韦棣华感到在武汉建立一所大型的公共图书馆迫在眉睫,经过一番奔走筹资,韦棣华终于在文华书院(后更名为文华大学)建立了一所私立公共图书馆,取名“文华公书林”。这是一所在管理意识上完全西方化的图书馆,其所突出的“公共、开放、公享”的图书阅读意识,对旧中国的大小图书馆的管理理念带来极大的冲击。
文华公书林开馆于1910年,开馆之初,虽然有精美的欧式建筑和室内装修,还有丰富的英美杂志和藏书,更有图书馆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服务,但图书馆的经营情况并不理想。因为当时的学生与教师都不明白文华公书林的管理方法,对开放式图书阅读的方式更是不适应。对于武汉市的广大民众来说,压根就不知道图书馆是什么机构,以为是教会引诱民众入教的一种手段,或者只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所以文华公书林开馆后并没有人抱着学习或阅读的心理来图书馆里借阅,即便是文华书院的学生,也没有来馆阅读的习惯,通常他们会成群而来,漫不经心地翻一下报纸杂志又哄然而去。所以文华公书林刚一开馆时,曾出现过门庭冷落的现象。正如文华公书林的第一任馆员沈祖荣在回忆录里所言:“公书林初建后,规模粗具。这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有人来借阅。才能起到辅助教育的作用。不料当时来借阅的人,寥若星辰,几乎门可罗雀,使人大失所望。于是引导诱掖的工作,不得不极力研究”。这就是文华公书林的创办者韦棣华要对公众进行图书教育的起因,韦棣华所进行的图书教育,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针对学生的图书阅读教育
文华公书林设在文华书院校园内,所以对本校的学生进行图书教育是韦棣华图书教育的起点。首先,韦棣华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前来借阅的人,对他们讲解图书馆的功能,引导他们参观图书馆的各种设施,让他们了解图书馆的工作性质和教育价值,明白这里不是一处喝茶下棋聊天的所在,而是一处可以借阅、阅览各种专业图书、杂志、标本、进行专业学习的机构。对于学生们提出的种种问题,馆员们都耐心细致的解答,让每一个学生都在这里接受专业的图书馆学教育。再进一步,韦棣华动员文华书院的教师们对学生进行阅读引导,让教员在课堂上告诉学生,文华公书林有各种新图书和杂志,同时公书林与教员的教学活动紧密配合,及时地公布一些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的新书目。每当论文写作期间,文华公书林更是紧密配合学生的论文写作,将其最需要的书目展示在新书架上,方便学生检索借阅,这样一来,文华公书林的图书资料就与文华书院的教学进程有了紧密的对接。[2]71
在此基础上,韦棣华还利用一些课余或节假日的时间,在各种娱乐场所对学生进行图书教育。如在圣诞节时,韦棣华要举办各种游艺活动,并将学生请到家中开茶话会,做各种与图书相关的游戏。如让每人扮演一本书的名字,或出一个隐含着书名的谜语让大家猜,这就在娱乐中不知不觉地灌输了图书知识。而对于那些家贫不能回家度假的学生,韦棣华就请他们到图书馆协助工作,如抄写卡片、登记图书等,学生们会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将图书馆的工作方法和特征学到手,这也是一种培养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好方法。即便学生毕业后仍留在武汉工作者,韦棣华也要将他们召集在一起,组成读书会,请各界名流时常为之演讲,用丰富的图书阅读活动将学生凝聚于母校的周围。[2]145
二、对民众进行图书教育
文华公书林的利用价值并不仅限于文华书院这一所学堂里,在当时的武汉,由于湖北总督张香涛大兴教育,武汉城里共设立有五十多所小大学堂,这种教育形势在客观上增加了武汉民众读书的热情。当时各省督办也正在要求设立图书馆,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二年的奏折中请求云:“自京师至直省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版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及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许人入楼看读。”[3]200在此社会语境之中,民众对图书的渴望日益迫切,对民众进行图书教育、让其尽快管握图书馆的功能、学会利用图书馆进行自我教育也成了迫切的事情。于是韦棣华抓住各种时机来宣传她的图书馆,尽量提高文华公书林在武汉民众心目中的知名度,利用各种演讲会、故事会、读书报告会对民众进行图书阅读宣传是文华公书林的固定宣传模式。大约每月举办两次。文华公书林于1914年至1916年之间,曾在上海、杭州、南京、开封、太原等城市进行巡回演讲,向民众普及图书馆学知识,进行阅读书籍的教育。同时为了给文华公书林筹集经费,韦棣华曾带领文华书院的学生远涉美国,在公众中进行文艺公演,以此举为图书馆筹得扩建的经费,使文华公书林的小楼从两层扩大到三层,具备了更多的服务功能。北大校长蔡元培曾称赞韦棣华“为平民谋便利而设图书馆,则最近数十年学制革新后似有之,而韦女土创办公书林恰当其时”。
1914年之后,通过韦棣华的努力,文华公书林在武汉市民心目中已有了较大的知名度,为了更大范围地服务市民,把武汉各地的学生都吸引到文华公书林里来,韦棣华又进行了新的图书宣传活动:先对各校校长和教职员进行宣传,向他们宣讲文华公书林的意义,请他们劝导学生到公书林来阅览书报。又邀请中西名人来文华公书林定期演讲,事先把入场券送到各校,请他们的学生来参加。讲演开始之前,先请学生去阅览馆浏览各种书报,并向学生解释公书林的性质,以消除社会上流传的“公书林要诱惑学生入教”的谣言。通过这些宣传活动,来公书林阅览书报的人数明显增多。
为方便民众和各大中学校的教员与学生来馆借阅,文华公书林又推出流动借阅的方案:即选择一些借阅率较高的书籍存放于各个学校图书馆里,方便读者就近阅读,并且每隔几周更换一次,以便更广泛服务武汉广大市民,让武汉市民更加感受到图书阅读的乐趣。
为了多方面地引起民众对图书馆的兴趣,明白图书对人类精神生活重要意义,调动其对科学知识的热情,文华公书林的馆员们自己动手制造出各种科学仪器、标本进行展示,让读者亲眼见证科学的力量。
三、对图书馆工作者进行图书教育
随着文华公书林的发展,韦棣华看到了图书馆发展的前景,决心要学习欧美最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理念,使文华公书林的管理更加科学化。于是韦棣华决定派沈祖荣与胡荣华于1914年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学习,二人于191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成为首次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的中国人。用沈祖荣的话说:“既到美国,始知向日所见所想,浅陋已极。图书馆的工作,有行政、组织、参考、编目、经营、扩充……图书馆的种类,有儿童的、普通的、专门的等等。管理及利用图书馆的方法,又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此时才开始认识到管理图书馆的学问,诚非短期的、浅易的研究所能精通的。”[2]65沈祖荣、胡荣华二人回国后结合中国图书的国情,共同创立了“仿杜威十类法”的分类法,用以分类中国书籍,此种分类法不久即开始在中国各大学图书馆逐渐推行开来。
对于图书馆是开馆借阅或闭馆借阅的问题,一直是韦棣华与其他图书馆的最大分歧。为此,韦棣华还与当时文华书院的院长翟克松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在中国传统的藏书意识里,书籍是借阅的人越少越好,而开架借阅所承担的图书丢失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具有西方图书管理理念的韦棣华坚持认为:“对于偷窃和久借不还者,宜告诫劝渝,岂能因此而怀疑及于其他读者借阅图书的自由”,所以在文华公书林里,坚持使用着开架借阅的制度。
文华公书林地处武昌城东北隅的偏僻处,交通不便。韦棣华为了更大面积地普及文华公书林的影响,决定设立分馆于长街适中地点,以便人们能就近阅览图书。于是文华公书林决定开办巡回文库,将馆中各种适用书籍打理成50册至100册一箱,装箱分送到各个学校、机关图书室陈列借阅。最初有些学校不敢接受这些珍贵的书籍,恐怕损毁或丢失无法赔偿,韦棣华向其反复声明:书籍若出于无心的损坏,并不需要承担赔偿之责,这才使更多的学校图书馆愿意接受韦棣华的图书流动方案,与其共创流动图书馆,服务于更多的读者。于是文华公书林的流动图书馆渐渐普及起来,至民国十五年(1926)在武汉城里已有23处。[2]72
综上所述,近代图书馆学家韦棣华在文华公书林的一连串的创举,并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座公共图书馆,而是为了在中国普及图书馆教育,使中华民众充分认识到公共图书馆在现代文明中的作用,大幅度地推动中华民众的图书阅读进程。
参考文献
[1]徐凌志.中国历代藏书史[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2]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M].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
近代图书馆 篇4
一、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
王云五祖上世世代代靠种田为生, 至其父方弃农经商, 成为上海一个小商人。王云五出生于上海租界, 幼年随其大哥读书, 11岁才进入私塾。一年多以后因担心义和团运动波及上海, 其父中止了他在私塾的学习, 让其回到广东老家。至14岁才又回到上海, 被父亲送入一家五金店做学徒, 晚上则自己到一家夜校补习英语。后离开五金店进入由美国教会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16岁时进入一家同文馆修业, 由于成绩优秀, 于次年被指定兼任助教。同文馆内设有图书馆, 王云五因此有机会大量阅读西方著作, 并自学了法语和德语。在此期间, 他开始翻译雨果的作品, 同时为上海的《南方日报》撰写专栏稿。18岁左右, 王云五成为上海新公学的英文教员, 是这所学校当时仅有的两位英文老师之一, 另一位则是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先生。其学生有后来的文化名人胡适、杨杏佛等。胡适对王云五评价极高, 认为他是完全自学成功的人才, 曾称他为有脚的百科书。期间王云五担任了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 后进入国民党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之后, 王云五还先后任北京《民主报》主编, 担任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的英语教授。1917年王云五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 并创办了公民书局。五四运动后, 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胡适出任该馆编译所所长, 胡适则推荐了自己的恩师王云五担任此职。33岁的王云五开始步入出版业, 并随即对编译所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聘请大量新知识分子主持各部;将编译所附设对内的涵芬楼, 改建为对外供大众阅览的东方图书馆;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 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出版各类小丛书, 并于1929年开始出版《万有文库》。1930年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病逝, 该馆聘请王云五出任该职。为了更好地管理商务印书馆, 王云五于1930年3月至9月到欧美和日本考察企业与商业管理经验, 并成为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引入中国出版业的第一人[1]63。1932年一·二八事变, 日本人有预谋地突然轰炸上海闸北区。商务印书馆的工厂、货栈、仓库、东方图书馆全部化为灰烬, 王云五痛心疾首, 一夜白头, 随之又以罕见的勇气、毅力、智慧承担起复兴商务印书馆的重任。在与同仁通力合作艰苦奋斗两年之后, 一个崭新的商务印书馆得以再生, 并开创了它的全盛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 全国约一半左右的出版物出自商务印书馆。可以说, 王云五对于商务印书馆有举足轻重的再造之恩。1946年后, 王云五将大量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中, 并因政治立场而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25年时间里, 对当时旧中国出版事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开放东方图书馆
目前的资料研究表明, 王云五读过一年多的私塾, 再加上合计22个月的在校学习英文时间, 其一生中有形的学校生活总计为四十个月左右, 并没有系统读过小学、中学、大学, 当然更不曾出国留学。但王云五曾指出, 在他的一生中, 无形的学校生活从不曾因任何外因而间断。这也是王云五能够靠自学成才进入老商务大门并获得成功, 以及晚年在台湾享有博士之父美誉的根本原因。这种无形的学校生活主要指在图书馆里的学习。早在守真书馆和同文馆附设图书馆的学习中, 王云五便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图书馆也成为他获取知识、自学成才的重要渠道。正是“基于天下好书, 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这样的原则, 在王云五初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便力排众议, 将编译所附设的、原本只对内部员工服务的涵芬楼, 改建为对外供大众阅览的东方图书馆。并将开馆宗旨定为扶助教育, 供学校师生及各专业人员进行教学、研究之用。特别为经济困难, 无力购书的穷学生提供免费阅读之便。足见其对图书馆开发民智、启迪民智巨大作用的重视, 此举也大大促进了当时正在起步阶段的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26年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 由王云五兼任馆长。其前身涵芬楼以收藏古籍善本而著称。在其旧藏基础上,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财力支持下, 不惜重金四处寻觅和收购大量古今中外名著, 古籍中的善本、珍本、孤本等书籍资料。至1932年, 东方图书馆藏书已从最初的10万册左右增至46万册, 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各书;永乐大典;22个省的地方志2641种计25682册;以及大量珍本、善本和西洋古籍、英文名著、中外杂志报纸等。1928—1929年, 王云五还在东方图书馆举办了两期暑期图书馆讲习班, 并请知名学者及图书馆界专家授课, 以推进对于图书馆事业人才的培养。除此之外, 在管理上, 王云五率先实行开架阅览, 并于1931年成立东方图书馆流通部, 办理图书外借事宜;更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借阅, 将借阅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大城市[2]33。可以说, 东方图书馆规模之大、藏书之多、管理之善为当时国内之最, 因此享有亚洲第一图书馆、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之称。东方图书馆的阅览量也因此大增, 在1930年时已经达到3.6万人次。令人痛心的是, 1932年发生了一·二八事变, 在日军蓄意轰炸和纵火中, 东方图书馆竟然片纸不存, 几十万册图书被毁, 许多珍品自此不可复得。此后王云五对于建立图书馆仍念念不忘。晚年时王云五曾说, 他与图书馆的关系至深, 因此对于图书馆绝不能忘本, 并愿意以图书馆服务员的身份一贯地为图书馆服务。1972年, 已是八旬高龄的王云五用2万册书及百万储蓄建立起云五图书馆, 并留下遗嘱将其所余资产连身后各项收入全部捐予云五图书馆, 等其与妻子逝世后, 其所居房屋仅留一幢给子女回国时暂住, 其余皆归于云五图书馆。
三、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
由于部首检字法的使用繁琐不便, 拼音文字检字同音字多, 为了找到更快捷、便利、准确的检字法, 近代著名学者林语堂曾研究过新的检字法。而为了方便商务出版的工具类书的检索, 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也对部首检字法进行了革新。此时, 由于东方图书馆准备公开展览, 需要将大量书名片和著者片进行编制排列。王云五经高梦旦介绍, 决定由商务印书馆赞助林语堂的研究费, 林语堂再将研究进展按月报告至编译所。王云五在阅读林语堂的报告时, 对此也产生了兴趣, 因与林语堂的意见不尽相同, 便开始自行进行研究。1924年11月, 在高梦旦的积极帮助下, 王云五开始着手研究一套简便快捷的汉字号码检字法。在研究中, 王云五较为注重实用、简洁和迅速, 他认为新检字法应该是简单易学易懂;检查迅速;一检便得;不必知道笔顺;每字的排列有当然的次序;不可有繁琐的规则;每字的地位绝无变动;所有疑难之字都能检得。王云五由电报号码得到启示, 最初时尝试将汉字笔画分为五类, 将每类笔画数用一个数字代表, 多于九画亦作九画, 每字可得出五个数字, 并称之为号码检字法。但因计算费时且易出错, 又作了多次尝试。经过七十多次小修和四次大修及试验, 接连数年, 精益求精之下, 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终于获得成功。1928年据此出版了《四角号码学生字典》。这种检字法将每个字分成四个角, 每个角确定一个相对应的号码, 再将汉字用此四个号码组成的四位数序进行排列。之后高梦旦在此基础上发明了附角, 使此检字法更加完善。四角号码检字法因其快捷方便和排检准确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被采用, 众多图书馆纷纷引用,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图书馆图书编目技术的成熟。甚至国外许多著名图书馆, 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中文图书检索也多用此法。而当时许多工具书汉字排序的问题也因此得到了解决。胡适还为这种检字法做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歌谣:一横二垂三点捺, 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 七角八八小是九。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彻底解决了汉字检字中快速和准确定位的难题, 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后人将它与公元2世纪东汉许慎创立的部首检字法、16世纪明万历人都俞和17世纪的清朝康熙敕编《康熙字典》创立的部首加笔画检字法, 合称为中国历史上汉字检字法的三次大发明[3]43。
四、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创立与四角号码检字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王云五认为, 分类法赖检字法而完成, 检字法亦赖分类法而磨炼。1924年, 东方图书馆筹备对外开放, 其首要问题就是将所藏中外图书进行分类、编目。此时中国旧有的图书分类七分法与四部法已经不能适用于新的大型综合性图书馆。当时世界上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是美国人杜威于1876年发明的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这种分类法以三位数字代表分类码, 共可分为十个大分类, 100个中分类及1000个小分类;并有两位数字的附加码以代表不同的地区、时间、材料或其他特性的论述, 分类码与附加码之间以小数点分开。这种分类法对于记忆和检索十分便利, 但因其是以西方知识划分为主体, 对于中国图书并不兼容, 不能做到中外图书的统一, 导致中外图书只能分开排列放置。为了解决中外图书混合排列这一问题, 王云五在杜威分类法上加以研究和改进, 并于1927年发明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在这种分类法中, 他增加了“+”“++”“+-”三个符号, 将关于中国的书籍新号码排在杜威十进分类法相同号码之前, 分别放置于和其性质相近的西方图书最近处统一管理。此外, 用四角号码对著者姓名的排列和中国地名进行标注分类。对于外国姓名只要按表翻成号码, 对于中国姓名只要照四角号码法编为号码, 便可以成统一的排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作为一种图书馆分类方法, 率先用于东方图书馆中外藏书的分类、检索和编目。后来逐渐在上海以及全国各大图书馆广泛采用。不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书库》一二集、《丛书集成》两套大型丛书都按此法分类, 将类号都印在书脊或封面上[4]22。这种随书附号的创举使购买该大型丛书的小型图书馆无须再进行分类编目, 极大方便了图书管理和读者检索。
五、出版《万有文库》
在王云五策划下, 从1929年开始, 商务印书馆开始陆续出版一套超大型综合性丛书《万有文库》。这套丛书被称为20世纪上半叶影响力最大的大型丛书, 共出版两集。第一集一千余种, 2000册;第二集700种, 也是2000册。王云五策划这套丛书的目的, 是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 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 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他将东方图书馆优良图书进行系统的组织和整理, 从中精选出国学基本丛书、世界名著以及参考名著等, 共计选定图书1721种4000册。然后再大量出版发行, 分期以低廉的售价供应给各类图书馆、学校等, 在方便图书馆系统采购的同时也达到了普及教育文化的目的。王云五在《万有文库第一二集印行缘起》中认为, 《万有文库》之目的除解决图书供给之问题外, 将使购书费节省十之七八, 亦因而减少管理困难[5]204。《万有文库》的出版对旧中国内地城市和学校的影响很大。有资料显示, 当时凭借这套《万有文库》而建立的图书馆达到了惊人的2000所以上,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美国的《纽约时报》曾称赞王云五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 而不是子弹。这是对王云五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的肯定, 《万有文库》也因此被称为最成功的出版物。
参考文献
[1]吴迪.王云五与中国出版业[J].编辑之友, 1998 (2) .
[2]李辉.王云五与东方图书馆[J].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9 (2) .
[3]邓咏秋.漫议四角号码检字法[J].图书馆杂志, 1999 (5) .
[4]全根先.王云五的图书分类实践与创新[J].新世纪图书馆, 2007 (2) .
近代图书馆 篇5
关键词：缪荃孙,图书馆,目录学
缪荃孙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金石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图书馆学家。他于清末光绪年间考中进士, 在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自1888年开始, 缪荃孙相继在全国多所书院担任院长, 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和教育管理经验。1907年, 清政府指派缪荃孙到南京创办江南图书馆, 由于工作极为出色, 两年后又被任命为北京京师图书馆的创建负责人。一生都视国学为研究重点的缪荃孙, 将其所学广泛用于近代中国图书馆的创建工作。正是缪荃孙在江南与京师两座图书馆的创建过程中贡献卓著, 被中国图书馆界称为“近代中国图书馆之开山鼻祖”[1]。
一、家传藏书尽焚毁, 四处搜集重整编
要谈缪荃孙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地位和贡献, 首先要从他的藏书活动说起, 这不仅是因为他在从事图书馆事业之前就是一位藏书家, 而且中国的图书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藏书史的延续。中国历史上诸多藏书家都是在祖辈藏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缪荃孙亦是如此。他的祖辈为他留下了一大批家传藏书。据《艺风藏书记缘起》的记载:缪荃孙12岁时, 住在申浦的老家, 家中光存书用的大橱就有四个;缪荃孙在诗书课堂之余经常会到书橱前取书阅览, 尤其是对于杂家、野史之类的书感兴趣。由此可见, 缪荃孙的藏书活动和有关习惯自小就已养成。但《艺风藏书记缘起》中后来又记载道:康申之难后, 缪家藏书只字不存。也就是说, 缪荃孙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藏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炮火中被焚毁殆尽, 藏书的家风在缪荃孙一代被迫中止。
尽管家传藏书被毁, 但缪荃孙从未失去过对藏书的兴趣。他后来以极大的热情重建了自家藏书, 其中一部分源于购买, 另一部分源于他人馈赠和传抄。1876年, 缪荃孙考中进士, 供职于翰林院。由于职务便利, 仅一年时间, 他在琉璃厂的文光楼就陆续购买了百余册图书, 而且大多是未经见之书。第二年, 缪荃孙得知著名藏书家汤文端准备将家藏全部散出, 于是立即亲自登门以千金购得。关于缪荃孙重金购书、以重建家传藏书的故事在《琉璃厂书肆后记》、《艺风老人年谱》中还有很多记载。除了重金收购, 缪荃孙的很多藏书还源自他人的馈赠。他交际极广, 与诸多文人墨客、藏书家、刻书家、学者、政治家、官僚都过从甚密。很多了解缪荃孙的好友自己没有太大藏书兴趣和需要, 就经常将获得的书籍赠送给缪荃孙。例如缪荃孙所藏十分珍贵的东洋影写版本的《周易正义》、宋抄本的《刑统》等就是好友杨守敬、天一阁主家范氏等赠送给他的礼物。如果一些好友自己也有藏书爱好, 他们也会毫不吝啬地将缪荃孙需要的书籍拿出来, 借给他传抄。例如缪荃孙所藏的《雪蓬集》、《吕氏乡约乡规》等珍贵史籍就是由此而来。此外, 缪荃孙还与好友交换自己的藏书。所有这些方式都极大扩充了他的藏书量, 并对藏书进行了编目整理, 辑成了《艺风新收书目》、《艺风藏书续记》、《艺风藏书记》三篇藏书目录。其中记录了缪荃孙的所部藏书, 共1470种。
二、南北两馆成鼎势, 泽被当世与后人
1907年, 缪荃孙受清政府委派, 担任江南图书馆的总办。第二年年初, 缪荃孙经过多番实地考察, 决定将馆址选在南京的上元县高等小学校内。由于考虑到馆藏量必将庞大, 缪荃孙先是帮高等小学完成迁校, 然后才上奏朝廷, 呈请正式动工。得到朝廷准奏后, 缪荃孙与督办建馆的陈庆年一起规划和兴建了44间藏书馆舍以及其他必要的附属设施。1909年9月, 江南图书馆正式落成, 并于次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阅览。江南图书馆采用总办制管理方式, 总办为缪荃孙, 一切馆务皆由他总理。从1907年至1910年, 缪荃孙总理馆务约三年, 呕心沥血地开创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发展的新局面。
1909年夏天, 清政府学部奏请朝廷拨款筹建京师图书馆, 很快得到朝廷准奏。学部任命缪荃孙为京师图书馆正监督, 全权负责图书馆筹建事宜。1910年9月, 此时江南图书馆在缪荃孙的统筹安排下已经正常运行并进入正轨, 于是他放心地离开南京, 返回京城赴新任。京师图书馆的馆址选在北城的广化寺, 暂借该寺楼阁开办。缪荃孙到任后, 立即开展馆藏分类工作。遗憾的是, 由于馆藏数量比较大, 仅对图书分类就耗费了很长时间, 以至于辛亥革命爆发前夕, 京师图书馆还只是停留在图书征集与整理的阶段, 尚未对外开放阅览[2]。辛亥革命后, 缪荃孙及其全家赴上海寄居, 京师图书馆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尽管没有像江南图书馆那样正常开馆, 但缪荃孙一年多以来所做的基础工作和贡献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 对日后京师图书馆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江南与京师两座图书馆, 一南一北, 构筑了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鼎足之势。就创建时间而言, 江南图书馆并非中国最早出现的图书馆, 但实力雄厚、影响深远。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在写给缪荃孙的一封书信中说道:“我初到南京第一天, 就有人告诉我此地有一座江南图书馆, 数日后, 我到馆中参观, 直感大饱眼福, 这都是先生的恩赐啊!”清政府学部也多次在有关电文、公函中提到江南图书馆, “江南图书馆卷帙宏富, 善本尤多”, “于宪政筹备内各省设有图书馆, 其中尤以江南图书馆最为完备, 阅览者最多, 而朝廷拨款经费又是最省”。足见当时江南图书馆的影响和备受推崇的程度。由于各种因素, 近代中国的国家图书馆的创建要晚于各省图书馆, 但这丝毫不能降低国家图书馆的重要性和地位。作为国家图书馆的京师图书馆, 其创建具有划时代意义, 是中国封建藏书楼转化成近代图书馆的重要标志。至民国时, 大量公共图书馆都是前清遗绪。例如京师图书馆、北海图书馆两馆合并成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在扩充规模之后发展成江苏省立图书馆。由此可以说, 通过江南与京师两座图书馆的创建, 缪荃孙为中国后世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人也不愧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之开山鼻祖”。
三、研究考订为编目, 撰辑题跋继传承
1864年, 21岁的缪荃孙为避捻军起义所导致的战祸, 到四川看望在那里为官的父亲。在四川, 经父亲引见, 他拜李文田、宋萸湾、汤秋史等名士为师, 学习文献通考、通志、通典“三通”著作, 从此开始了他的考订学研究[3]。三年后, 缪荃孙考中举人, 遂开始了以家传为基础的藏书活动, 并藉以此前所学考订之学从事目录学方面的研究。缪荃孙的目录学实践活动最早可追溯到1875年, 当年, 他在洋务派重臣张之洞门下受业, 在张之洞的要求下撰写了四卷《书目答问》。张之洞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 是因为时任四川学政的他发现童生大多“不知读书之要领, 常劳而无功”, 遂想到要编撰一本目录书, 指引童生懂得读书之要。他听闻缪荃孙修过考订学、目录学, 又是大有名气的藏书家, 于是请他来负责编撰这本书。1876年, 《书目答问》付诸刊印, 其中涉及两千余种古书籍, 是清代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部书目集, 为万千学子指引了治学门径。就是这样一本流传广泛、意义重大的图书馆学书籍, 缪荃孙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撰写、考订, 足见他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他也因此得到张之洞的更大赏识, 思想上深受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影响, 对他后来从事图书馆事业, 尤其是将西方近代图书馆引入中国起了思想源泉一般的重要作用。
1883年, 缪荃孙入京师供职于国史馆任协修。期间, 他撰写了《顺天府志》, 编辑了士礼居题跋。所谓题跋, 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兴起的一种目录体裁。当时有一位目录学家、校勘家、藏书家黄丕烈对此作出了很大贡献。每当他对一佳本浏览、欣赏、研究完后, 常常会在上面写下题跋。黄丕烈一生所著题跋上千篇, 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但黄丕烈题跋被刊印成书的并不多。缪荃孙认为, 对前辈留下来的图书馆学历史财富不能轻易丢掉, 于是颇费心思地撰辑了近300篇黄丕烈题跋。后来在章式之、吴印臣等人的帮助下, 将已撰辑和部分未撰辑的黄丕烈题跋合编, 刻印成十卷共622篇的《尧圃刻书题识》, 被图书馆学界视为“在版本目录学中最好的学习参考资料”。
1900年, 八国联军侵华, 正在南方的钟山书院讲学的缪荃孙担心时局大乱、藏书难保, 他吸取了其他藏书家书散家亡的教训, 于是编辑了一本他个人的藏书目录, 即《艺风堂藏书记》, 其中采用了十分法, 收录了十万余卷书目。待此项繁琐的工作完成后, 缪荃孙前往日本进行文化教育考察。即使身在异国, 缪荃孙一直保持了得空即搜集旧书的习惯。1912年, 缪荃孙编撰了八卷本的《艺风堂藏书续记》, 其中采用的是七分法。辛亥革命后, 缪荃孙寄居于上海, 作为晚清老臣, 他对政治已经心灰意懒, 生活上也比较困顿, 有时候不得以还要拿藏书换钱, 再买米买盐。但是即便再困难, 缪荃孙遇到好书仍然会千方百计求购[4]。缪荃孙弥留之际, 还坚持对藏书进行第三次整理编目, 撰成了《艺风堂藏书再续记》, 为近代中国目录学、图书馆学奉献了终生。
参考文献
[1]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2]李希泌.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3]叶树声.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近代图书馆 篇6
关键词：近代民间社团,图书馆事业,中国科学社
一、中国科学社与图书馆建设的缘起
以“格物致知, 利用后生”为目标, 以“联络同志, 研究学问, 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 以“科学救国”为梦想的中国科学社成立于1914年。作为民国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民间团体, 自成立之初就担负起科学宣传与传播、科学教育与普及、开拓国民视野与民智的重任。从“科学宣传”到“科学救国”的道路上, 逐渐认识到科学实体的建立在“科学救国”中的重要性。作为科学实体之一的图书馆, 在该社成立之初的章程中就明确指出“设立图书馆, 搜集科学及他种书籍, 以便学者参考”。[1]这充分说明了图书馆在科学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
二、中国科学社对图书馆事业的实践
1. 近代科学图书馆的萌芽———南京生物图书馆
1920年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19号中国科学社北屋建生物图书馆。该馆虽建设规模较小, 但其性质和意义深远, 代表中国近代科学图书馆的萌芽, 且图书专业性特点显著。图书馆开办之初, 因经费有限, 大部分图书杂志由社员捐赠, 也有少量购置。1921年1月1日正式开放时只有中西书报1千余册, 至1928年已有“中西文书籍1万7千余册;每年订购德、美、法、日各国科学杂志, 共计140余种, 尤为我国各处图书馆所罕见。馆中现藏中西文杂志都2万9千余册”[2]。此外, 有英国皇家学会报、德国化学杂志等9种珍贵杂志及国际赠送书报2千余册;定期交换书报四十种;还有私人捐赠如杜云舒自用的《生物学书报》和周美权私藏的《算学书报》。南京生物图书馆的创办“在中国各处图书馆, 未有及此宏者”[3]。
2. 近代科学图书馆的诞生———上海明复图书馆
上海明复图书馆始建于1929年11月, 地址是上海陕西南路亚尔培路335号, 1931年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当时全国第一座采用新式设计的专业性图书馆, 明复图书馆的建成轰动整个上海, 国内第一个具有科学性质的图书馆诞生了。明复图书馆建筑面积5500平方, 为正方形的三层钢骨楼房, 南楼是阅览室和学术报告厅, 北楼是书库。作为一座现代图书馆其“上下层装有手摇升降机, 以便搬运图书, 书库可藏一寸厚的书22万册”[4]。据出版月报称, 至1943年10月明复图书馆藏书5万5千册。其中中西书籍4万5千册, 中文1万册, 西文包括理、化、工程、机械。特别是西文定期刊物收集丰富。
上海明复图书馆不仅是宣扬科学的宝库, 还是中国科学社总部。正如图书馆以纪念早年英逝的胡明复命名一样, 上海明复图书馆也是中国科学图书馆的“开路小工”。
3. 出版图书及举办展览
自中国科学社1915年出版第一部《科学》月刊以来, 中国科学社共发行6种出版物。 (1) 《科学》月刊。1915年—1950年, 按月发行, 共三十二卷, 以传播科学为目的, 在国内学术界较有影响。 (2) 《科学画报》。1933创刊, 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 (3) 科学丛书。1922年出版, 每年收集年会论文, 发行一册, 多是社员发表的研究心得。 (4) 科学通论、科学名人传等, 以灌输正确的科学知识。如赵元任《中西星名考》 (英文) 和吴伟士《显微理论》等均极具价值。 (5) 科学业刊, 是高深且有系统的科学研究, 现已出版的有钟心煊《中国木本植物目录》英文本。 (6) 科学业书。针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各国各级各类的参考书、教科书而出。有谢家荣《地质学》、任鸿隽《科学概论》、李俨《中国数学大纲》。 (7) 科学译丛。如《工程丛书》、《水利工程学》、《电工丛书》、《化工丛书》等。 (8) 生物研究所专刊。1924年出版, 分篇刊印。已出版的有陈席山《金鱼之变异》, 秉农山《鲸鱼骨骼之研究》《虎骨之研究》, 王家楫《南京附近之原生物动物》, 孙宗彭《南京蜇蝎之调查》, 张景钺《蕨茎组织之研究》等共11种之多, 均为英文。已印刷发表的有秉农山《白鲸舌之解剖》, 陈席山《金鱼之遗传》, 张春霖《白鼠之生活史》, 谢淝成《蚂蝗之解剖》, 方炳文《鲢鱼鳃部之情状》, 胡先脯和秦仁昌《中国榧属之研究》, 胡先脯《中国植物志》等9种, 也均为英文。这些出版物“除有少数中文书籍为通俗性外, 其他中西文刊物, 皆属专门性”[5]。此外, 中国科学社还举办展览, 1931年在上海明复图书馆举办的中国书版展览会最为轰动, 展出大量具有价值的书籍, 其宗旨是“宣扬我国固有图书版本之艺术并征集国内近代图书版本之出品, 以资互相观摩而求进步。”[6]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始终围绕“研究学术”为宗旨, 宣扬科学研究、进行科学实践的精髓。
4. 科学家对图书馆事业的实践
中国科学社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中国科学社这片土壤, 也倾注着中国科学社诸多科学家们的心血。胡明复、刘咸、唐钺等科学家不仅亲自担任领导职务参与图书馆的日常管理, 图书馆还成立以12位不同学科的科学家组成的图书馆委员会, 以加强图书馆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可见图书馆在科学家们心中的重要地位。1916年, 在《科学》上刊登《发起建设图书馆缘起》一文, 其中附录了《中国科学社图书馆章程》。该章程由时任图书馆主任唐钺起草, 分为“中国科学社图书馆总章”、“中国科学社图书馆暂行流通书籍章程”和“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办事细则”三个部分。总章中明确指出经费由“社员特捐”。因此, 中国科学社图书馆收集的许多图书都是社员捐赠的, 其中不乏珍贵书籍。例如周美权捐赠图书计530种, 其中数学书籍最贵。科学家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直接参与管理和专业性指导, 使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在近30年的发展中得以保存和壮大, 留下大量宝贵书籍, 特别是科技方面的书籍。科学家们始终扮演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路小工”。
三、中国科学社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中国科学社自成立至1949年, 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即使在艰苦的战争时期也坚持开放图书馆, 以唤醒民众对科学知识的热爱与研究, 普及科学常识, 编辑出版大量通俗易懂的科学书籍, “以图达到科学深入人心之目标, 促进中国科学社会化”。至1949年中国科学社图书馆转交国家时“馆藏书籍杂志中文3万余册, 西文2万余册, 其中装订成巨册的西文杂志7千余册, 是东南地区的科学文献渊薮”。[7]其中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颇多, 尤以生物科学为最, 不乏珍贵藏书, 为建设新中国科学性和专门性的图书馆提供宝贵的资源和经验。 (1) 中国科学社对图书馆的管理规范, 制度健全, 分工明确。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如《中国科学社图书馆章程》、《中国科学社图书馆暂行流通书籍章程》、《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办事细则》等, 以后又颁布《图书馆借书章程》、《图书馆阅书规则》以对原有章程进行修改和补充, 使图书馆的管理不断完善, 为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案例。 (2) 科学家直接参与图书馆的工作, 使图书馆的专业性更加突出, 科学宣传效果更好。同时, 科学家们对科学图书馆坚持和执著的追求精神, 将感染和激励现代图书馆员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 (3) 作为民间社团开办的图书馆, 中国科学社图书馆的经费和书籍大多由社员捐置, 管理较好, 有充足的经费购置图书, 确保了图书馆的良性发展。 (4) 《科学》等杂志的出版, 为学校、团体、学术机关提供了学习科学的读本, 始终坚持“普及为主, 专业化为辅”的方针。《科学》的体例、办刊方针已经成为中国科学期刊及至思想文化期刊的典范。[8]
四、结语
中国科学社对“国家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科学事业的发展以及整个思想文化的影响绝对是非同一般的”[9]。中国科学社图书馆一直伴随中国科学社的发展而壮大。作为近代民间社团开办的图书馆, 始终坚持宣传科学、普及科学, 开启民智的宗旨, 是中国早期科学家们实现科学救国、科学理想、科学实践的重要基地, 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尤其是科学图书馆的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留下的大量珍贵书籍, 成为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财富。
参考文献
[1]郝飞.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发展历程述论[J].安徽文学, 2007 (8) :204.
[2]科学图书馆之概况及新筑[J].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第三期, 469-470.
[3]任鸿隽.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将来[J].科学.1923, 8 (1) :1-9.
[4]孔晓敏, 罗瑞芳, 罗泽国.明复图书馆的变迁[J].科学.2012, 64 (6) :58-60.
[5]张剑.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 (4) :304-317.
[6]中国科学社中国书版展览会简章.中国书书版展览会[J].社友.1930, 4:2.
[7]范铁权.试析中国科学社图书馆的主要特点[J].山东图书馆季刊, 2008 (2) :95-97.
近代图书馆 篇7
一、《字林西报》概况
(一) 《字林西报》的办报历程
英国商人奚安门1850年8月3日在上海创办的《字林西报》, 其前身为《北华捷报》 (North China Herald) 是上海境内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报纸, 也是出版历史最长的一份报纸。该报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在中国创办的外文报刊, 初为周六出版的周报。报纸的内容有英国快讯、上海英侨动态、中外商务情报、广告及船期公告等。报馆于1856年增出日刊《每日航运新闻》 (Daily Shipping News) , 1862年改名为《每日航运和商业新闻》 (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 一译《航务商业报》) , 1864年6月1日, 出版人将原来《北华捷报》的副刊《船务商业日报》改为《字林西报》, 原《北华捷报》周报改为副刊, 偏重于时政, 随《字林西报》赠送。1951年3月31日, 《字林西报》停刊, 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发行历史。
(二) 《字林西报》的办报特色
《字林西报》刊载商业性材料和广告, 重视言论, 经常就中外关系、中国政局和其他时事问题发表意见。新闻以报道中国时事和外国人在华活动为主, 也刊载世界各地的消息。设有“国内时事评述”、“北方消息”、“体育”、“来函摘登”等栏目。还登载上海英租界当局的各种法令、文告和公报。并出版中文报纸《上海新报》 (1861~1872) 和《字林沪报》 (1882~1900) , 还曾独享过英国路透社电讯特权。
该报自称编辑方针是“公正而不中立”。但因其作者和通讯员队伍, 包括长期在华活动的传教士, 如麦都思、裨治文等, 其报道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身的政治倾向和特色, 所以曾发表大量干预中国内政的言论, 对中国革命运动持反对态度。该报创刊不久, 即诋毁太平天国运动, 鼓吹英国政府应帮助清廷。《字林西报》和周刊一起, 积极支持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武昌起义爆发后, 对革命党人和孙中山领导的临时革命政府多次进行攻击。但抗日战争前后, 曾进行反日宣传, 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 又为国民党政府坚持在大陆的统治献策。1951年3月, 因报道不实受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警告, 随后自行停刊。但不可否认的是, 从1850年创刊到1951年停刊, 《字林西报》是上海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外文报纸。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历史上, 拥有不可小觑的地位。
二、上海地区其他西文报纸
除此之外, 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过程中, 上海因其独特的经济政治地位, 创办了许多各具特色、各具贡献的报刊, 并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一) 晚清西文报纸概况
晚清的上海报刊, 以文种而论分外文与中文两类。在外文中, 有西文与日文之别。西文中, 有英、法、德等文之别。上海西文报刊在全国而言, 数量品种最多。据统计, 1911年前, 在中国境内共出版过136种外文报刊, 其中54种在上海出版, 占39.7%。54种中, 英文34种, 法文10种, 德文3种, 日文7种。[1]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英、法、德文报纸, 均在上海出版, 如《字林西报》《中法新汇报》《德文新报》等。
(二) 1865~1900年西文报纸的发展
从1865年到1900年, 上海外侨从二千多人增加到七千多人, 外文报纸也相应发展。
第一, 数量骤增。晚清上海外文报纸多数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
第二, 品种丰富。除了普通日报、周报, 还有晚报、专业报、机关报。比较重要的晚报有:《晚差报》, 1867年10月1日发刊, 英人琼司主办, 这是上海第一家晚报。《上海差报》, 1868年10月1日创刊, 初由罗扎瑞奥 (D.Rozari) 负责, 后由郎格 (Hugh Lang) 主编。《文汇报》, 1879年4月17日创刊, 英人开乐凯 (J.D.Clark) 、李闱登 (Charles Rivington) 创办, 后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西文晚报。《捷报》, 1894年7月2日创刊, 欧希 (Henry D.O'Shea) 为发行人兼主笔。1867年创刊的学术刊物《远东释疑》, 伟烈亚力主编, 季刊, 1872年易名《中国评论》, 改为双月刊, 1923年又改名《中国科学美术杂志》, 月刊。
第三, 语种增多。除了英文, 增加了法、德、葡、日等文的报纸。其中, 法文报纸有《法国七日报》 (1870) 、《进步》 (1871) 、《上海差报》 (1873) 、《上海回声报》 (1886) 、《中国差报》 (1896) 等。德文报纸有《德文新报》, 1887年创刊, 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德文报纸, 周刊, 内维拉任主编, 后由芬克 (Carl Fink) 主持。1907年增出《上海通讯》与《商业通讯》两种附刊, 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后停刊。葡文报纸《前进报》创办于1888年, 系葡萄牙驻沪机构的官方报纸, 存世一年左右。日文报刊《上海新报》, 在上海出版最早的日文报纸, 1890年6月5日创办。
(三) 1900年以后西文报纸的发展
1900年至1911年, 上海陆续又有一些外文报纸出版, 影响较大的英文报纸有:《泰晤士报申报》, 日报, 1901年在上海创刊, 创办人为美国人包尔 (Frank B.Ball) , 1949年5月停刊。《上海社会》, 1906年创刊, 月刊, 肖洛克女士 (Mrs.Mina Shorrock) 主编, 停刊时间不详。《大陆报》, 1911年8月24日试刊, 28日正式出版, 日报, 由美国人密勒 (T.F.F.Millard) 和华人伍廷芳、钟文耀等联合组成中国国家报业公司共同筹办。该报代表在沪美侨利益, 在英文读者中颇受欢迎, 销路一度超过《字林西报》。日文报纸《上海日报》, 1903年3月26日创办, 初名《上海新报》, 由永岛高连创办, 周刊, 1904年3月16日改为日刊, 同时更名《上海日报》, 由井手三郎负责, 同年7月与《同文沪报》社合并, 后几经转手, 1939年并入《大陆新报》。
外文报刊的读者虽然主要是外侨, 旨在推进他们对上海的了解适应, 对华人社会一般不发生直接影响, 但间接影响还是不小的。西文报刊所载的新闻, 包括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地区新闻、时事评论等, 常为一些中文报刊摘译、引述。《西国近事汇编》《申报》等中文报刊, 便经常译录《字林西报》《文汇报》等报刊的新闻、评论。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国人的信息来源, 扩大了视野。同时, 西文报纸的创办, 也为我国国人自办报刊, 提供了可供借鉴参考的依据, 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
三、结束语
中国近代报刊的起点, 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 既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始, 而以1915年在上海出版《新青年》杂志为终点。而国人独立创办报刊, 最初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 随后, 1874年1月, 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 同时期, 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 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一件事。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 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 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 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 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 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 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 而是在先人们 (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 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 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 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
参考文献
[1]史和, 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M].第372-388页.
[2]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
[3]维基百科-字林西报[DB/OL].
[4]民国时期上海传媒[M].出版中国网, http://jds.cass.cn/Item/7798.aspx.
[5]倪延年, 吴强.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