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

近代小说（通用9篇）

近代小说 篇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变得势不可挡,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均受到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小说也自然而然被卷入这场变革风暴中,不但地位由“娱乐读物”上升到了“政治教化武器”,还出现了小说的“新闻化”这一典型而特殊的文学现象,走向了真正的近代小说时期(1840-1911)。

所谓小说的“新闻化”即是指小说在不改变其本质呈现方式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呈现某些新闻特征的文学现象。关于近代小说的“新闻化”,在学界已有大量研究。但仍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新闻业本身,为何不以做新闻为着重施力之点,以新闻自身,来导向舆论、教化大众,何以要借小说之力?而从这个问题反推,我们也可借此去寻找近代小说走上“新闻化”这条道路的客观必然性。

一、报人小说家群体的形成

传统小说的创作者,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均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或是雅好文学,以小说作为爱好的士大夫,如《世说新语》刘义庆、《李娃传》白行简、《绿珠传》乐史;或是以史家笔墨著小说的官方史官,如《枕中记》沈既济;或是隐于民间的,以小说抒写积郁的落魄文人,如《三国演义》罗贯中、《西游记》吴承恩、《聊斋志异》蒲松龄。当然还有大量的生卒年不详、生平不可考的小说作者,但是这些人都跟“新闻”“报纸”联系不上。

近代内忧外患的格局下,西方新闻理论传入中国,兴起一股办报的风潮,并形成了所谓的“报人小说家”这一群体。所谓“报人小说家”即是指身兼小说作家和新闻从业者两个身份的文人。在近代,这样的文人比比皆是。

创作出多部近代小说力作的李伯元,同时也是近代小报的先驱,先后创办了《指南报》《游戏报》《海上繁华报》;近代小说大家吴趼人历任《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的主笔,以及《汉口日报》的编辑;集学者、作家、政治活动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梁启超,同时也是近代报刊业的活跃者与领头羊,他先后创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具有影响力的报纸。

有着类似经历与身份的近代文人不胜枚举:韩邦庆曾任《申报》撰述,后独创个人性文艺期刊《海上奇书》,连载其著名小说作品《海上花列传》;曾朴以其作品《孽海花》和他所创办的杂志《小说林》闻名;先后任《大陆报》记者、《时报》主笔,民国后长期出任《申报》主笔的陈景韩,也曾发表小说《新西游记》及多部译著小说;曾任《时报》编辑,创办开近代报纸文艺副刊先河的《余兴》的包天笑,工作过的报刊及出版社不下十余家,同时他也是近代最早的儿童文学家之一,主要小说作品有《留芳记》《人间地狱》等;历任《大观报》《游戏杂志》《女子世界》《申报·自由谈》主编的陈栩,以小说家闻名于世,著有小说《琼花劫》《珠泪缘》等;创刊《杭州白话报》的孙翼中,署名“独头山人”,著有小说《波兰的故事》。

二、新闻业发展艰难

那么,既然这些小说家同时也是新闻界的佼佼者,为何不直接通过新闻去传播信息、启迪大众、引导舆论,而非要接着小说来达到目的呢?

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回顾了近代新闻报纸发展的概况,他说:“即自通商以后,西国之报章形式,始入中国,于是香港有《循环日报》,上海有《申报》,于今殆三十余年矣,其间继起者虽不少,而卒无一完整良好,可以及西人百分之一者。”

这段话中,梁启超指出了近代报纸的发展,往往昙花一现,总是在较短时间内消亡,同西方的新闻业相比差距很大。接着他指出了报纸发展艰难的原因:“(1)由于创设报馆者,不预筹相当之经费,故无力扩充,或小试辄蹶;(2)由于主笔时事等员之位置,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3)由于风气不开,阅报人少,道路未通,传布为难;(4)由于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

曾担任经济上最早独立的中国报纸《新闻报》总经理的江汉溪,他在《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一文中这样总结近代新闻事业的中心——上海——当时报刊的发展,比梁启超的论述,更为详细:“中国报纸,各埠姑不论,即上海一埠,自通商互市以来,旋起旋仆,不下三四百家,惟其致败之由,半由于党派关系,立言偏私,不能示人以公,半由创办之始,股本不足……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受人豢养,立言必多祖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阅者必致相率鄙弃,销数自必日少,广告刊费,更无收入,此办报困难之一大原因也。”

资金上的不独立,导致新闻自由的丧失,最终为“阅者”“鄙弃”,从而销量与广告同跌,又再次加剧资金的紧张,最终形成报刊发展的恶性循环。接着,汪汉溪还同时指出了“各国对于报纸,多方维护”,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却充满了政治阻力:“而中国政府,邮电两项,摧残舆论,至于此极,良深浩叹。此办报困难之又一原因也。各省军阀专权,每假戒严之名,检查邮电,对于访员,威胁利诱,甚至借案诬陷,无恶不作。故报馆延聘访员人材,难若登天,有品学地位俱优,而见闻较广者,咸不愿担任通信。”政府严苛的管制,导致优秀人才不愿意投身于新闻事业,汪汉溪还进一步指出,学校的新闻教育仍处于发端阶段,跟不上新闻业发展的需要:“乃中国报界缺乏专门人才,虽近年来各大学校,间有附设新闻学一课者,亦正在教学期间,此吾国报界所以有幼稚之叹。”

虽然汪汉溪所说的“检查邮电”是指军阀时期报纸的厄运,属于近代以后的时代,但在政治同样黑暗的晚清,报纸遭遇的情形,也可想而知。现代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在《清末报纸之厄运》一文中,这样阐述了晚清新闻传播恶劣的舆论环境:“文字贾祸,自古有之;报纸既行,于今为烈。语其最早者,当为《申报》郭星使画像案,以记载不实,致受外界之诘责。次之则为泄漏机密案,见之于彭玉麟之奏议。故当时大吏之守旧者,常禁民间阅报,言论稍有锋芒,鲜有不遭蹂躏者。报律颁行以后,官厅益有所根据,凭己意以周内。”

近代,古已有之的“文字祸”转移到了新闻业上。而当时的新闻管制,确实也是十分严格的。在《大清报律》出来之前,有一些关于出版的法令,可以管中窥豹:

“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録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管官不行查处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其在贵近大臣家人子弟,倘有滥交匪类,前项事发者,将家人子弟并不行约束之家主,并照例议处治罪。”

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清廷制定《大清报律》,后经修改后,最终于1908年颁行。摘录其中一些条例如下:

第七条:“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

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论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四条:“左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

从上述条例中可以看出,清廷对报纸内容的规定、审核是十分严格的,多项内容“不得揭载”,这使得报纸的舆论生存空间十分狭小,常常容易触碰“红线”。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对清末的一些报纸被当局查封的案件,做了简单的列举:

“光绪三十一年汉口《楚报》以宣布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被封,主笔张汉杰监禁十年。”

“光绪三十二年北京《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机卫兵抢掠,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籍。”

“宣统元年,《湖北日报》以插画有讽刺当道嫌疑被封。”

“宣统二年,天津《北方报》以广告内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字样,被封。”

“宣统三年,汉口《大江报》以时评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被封,主笔詹大悲监禁一年。”

此外,戈公振还指出了,当时的国外势力也对中国新闻界横加干涉:

“光绪二十六年,广州《博闻报》、《岭海报》与《中西报》,以登载拳匪获胜,西军败绩事,外人请粤当道封禁。”

“光绪三十年,北京《京话报》载华工往南非后,将遭英人虐待,致应募者寥寥,英使请外部禁止发刊。”

“宣统元年,上海《民吁报》于中国之危急,泰东之和平,与锦齐铁路事,有所论列,日领谓有关日本名誉,请上海道封禁。”

上述种种,都是新闻业发展困难的原因,这同时也折射出了近代新闻业发展的现状:清朝政府不重视、不支持,甚至还与国外势力一起横加干涉舆论自由,新闻事业在舆论发挥上,面临多方阻挠,缺乏资金支持,专业人才也匮乏难寻。如此种种,都致使本来就处于幼稚萌芽状态的近代新闻业举步维艰,即使是做出了新闻,也难以涉及国家宏旨、民族大义,只能在里巷琐闻上做做文章。这满足不了知识分子播散主张,救亡图存的需要,也跟不上普通市民获取信息、了解社会的需要。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一书中就这样说:“那时固然还没有所谓适应于新闻纸连续发表的‘新闻文学’,而事实却已经开始有了这种需求。”

三、结语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新闻让位于小说,就十分自然了。一方面,小说在普通大众中具有魔幻影响力,受到大众的欢迎与吸收,用小说来影响大众,显得更为容易。《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词》就指出:“文化日进,思潮日高,群知小说之效果,捷于演说报章,不视为谴情之具,而视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养民德之要素”。另一方面,小说也是知识分子驾轻就熟的文学体裁,本身具有可“新闻化”的特质。这样一来,小说自然而然就成了分担新闻理想,被知识分子借用来教化民众、影响风气的舆论工具了。

阿英在总结晚清小说的特征时指出:“第一,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广泛地从各方面刻画出社会的每一个角度;第二,当时的作家,意识的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地对政府和一切的社会恶现象抨击。”可以说,近代小说是在替代新闻充当舆论工具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类同于新闻的特征,而新闻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也促成了近代小说“新闻化”的客观必然性。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近代新闻业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水平,来反观近代小说“新闻化”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出现的客观必然性,着重解决“近代新闻何以要让位于小说”这一问题。

关键词：近代小说,新闻,“新闻化”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

[2]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见于《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4]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5]阿英.《晚清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7.

[6]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近代小说 篇2

她用朴素而又生动的语言为这本书涂上了传奇的，深深地感染了我。她用的词语普通、平淡，但她却像把每个字眼都赋予了魔力一般，变得生动活泼，变得富有灵性。也正是在这样的语言下，让我们体会到主人公英子的生活百味，让我们体会到的世间百味。

这本书共有五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这些故事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头，向我们诉说着英子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世间百态，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悲欢离合。每一个故事的中主人公，都曾经和英子玩过、谈笑过、一起生活过，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却又都一个个在不经意间离去，一个个深深地印在了她童年稚嫩的记忆里，经久不衰、永不消退。那一幕幕也深深地打动着我，感染着我，让我和英子一起落泪，一起欢笑。

作者写这本书有两个突出的意义：一是勾起了自己对少年时代的思绪;二是向读者展现了她在的天真童趣的童年。作者有幸躲过了时代对女童的歧视，从而得以用一个孩子最纯真的视野了解这个“大千世界”。看《城南旧事》，使我的心头漾起丝丝温暖，因为现在已经很少可以知道这样精致而又朴实无华的东西，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景一幅场景地讲着一个个故事、一个个孩子眼中的老：太阳从玻璃窗里透过来，记忆也随之逐渐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古城的残片，河边几根垂落的枝条，瓦片下藏匿的枯叶，街边老店生锈的字号，半扇院门的的闩，还有西瓜灯下跳动的火苗以及悬在城墙上的冬雪……

近代后期狭邪小说与近代上海文人 篇3

关键词：狭邪小说,上海,文人,处境

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 从唐代的《游仙窟》《李娃传》《霍小玉传》, 至宋代《李师师外传》《谭意哥传》, 明代《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清初《陈圆圆传》《柳夫人小传》等, 此类小说可谓延续不断。近代还形成“稗官争说侠与妓”, 狭邪小说空前繁盛的局面。

在反映文人意识而非市民意识的狭邪小说文本中, 主人公多是文人与名妓, 小说中的名妓大多拥有羞花闭月的美貌, 且德才兼备, 忠于爱情, 在每天迎来送往的各色客人中, 她们能够慧眼识才, 对文人青眼另垂, 成为文人的红颜知己。文人与名妓谈诗论画、饮酒赏月, 十分浪漫。在这种关系中, 文人在精神上拥有极强的优越感, 在名妓们面前充当着护花使者、精神导师的角色, 名妓们不会因为自己拥有众多的爱慕者而在文人面前表现出些许傲慢, 相反, 她们在文人面前常常表现出一种自甘居下的心理, 如《李娃传》中李娃收留了沦落为乞丐的郑生, 并激励他考取了功名, 却不敢居功自傲, 反而自知身份卑微, 主动请求离开。此外还应注意, 在这类反映文人意识的文本中, 商人等其他社会群体是被排斥在外的, 名妓们往往对商贾之流怀着鄙夷心理, 如《李师师外传》中, 宋徽宗初次拜访李师师时, 假扮成一个大商人, 师师听鸨母介绍来者是一个商人, 故意让其久等, 见面后还“似不屑, 貌殊倨不为礼”, 过后鸨母质问师师, 师师气愤地回答:“彼贾奴耳, 我何为者。”有些小说中商人往往还被塑造成贪婪卑鄙、无耻下流的负面形象, 如《青楼梦》中三十六位名妓, 凡嫁与文人的大多能够善终, 而嫁为商人妇的大多命运凄惨。可以说在这类文本中文人与妓女建立了一种文人居上、妓女居下的“和谐”关系。

但是在近代后期反映上海风月场所的狭邪小说中, 文人与妓女的关系不复“和谐”, 文人不再是妓女们的座上贵宾, 不再受妓女们追捧, 小说中的妓女虽然颇有姿色, 却不懂风雅, 既无才艺, 又无品德, 浑身散发着铜臭味, 她们虚情假意, 使出各种狐媚手段, 只为掏空客人的腰包。一些妓女还专择富贵之人而嫁, 卷走其资财后又改名换姓重新开张, 俗称“淴浴”。小说中不少文人都遭受过妓女的欺骗, 成为人人嘲笑的“瘟生”。这写现象反映了当时上海妓女朝秦暮楚、惟利是图的一面, 也折射出处于转型期的近代上海文人的尴尬地位及独特心理。

近代后期狭邪小说作者大多是在科举之路阻塞、传统谋生方式行不通后, 到上海另谋生路的。19世纪末的上海已发展成为全国出版业的中心, 新兴的出版业为这群文人提供了一份新的就业机会, 使他们成为了较早一批依靠稿费度日的文人, 然而这个新的职业也给他们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矛盾和挫败感。作为濡染传统文化甚深的文人, 他们一向自命清高, 习惯于把自己和其他群体区别开来, 不屑于卖文为生, 如写下了描绘上海青楼冶游笔记——《海陬冶游录》的王韬, 在1849年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墨海书馆译书, 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 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 这个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在其日记中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古之所谓名士者, 怀抱经济以待时, 植立型坊以励俗;世不我用, 则食贫终老而无悔, 人不我师, 则返躬自修而益勉。岂有仆仆求人, 孳孳牟利, 刻数卷浮词以为乞钱利器, 假当道柬札以为调金要符”1, 然而现实却是他们不得不操此“贱业”。作为转型期的文人, 他们无法准确地在社会上定位自己,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矛盾使他们陷入到一个尴尬的境地, 他们心理上的优势荡然无存。尤其是在上海, 文人特权的失落和精神领袖地位的丧失更是激活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卑。

自古以来, “士”作为四民之首, 在社会上一直处于精神领袖的地位, 其地位是十分尊贵的, 他们不仅受人尊敬, 还拥有一定的特权。如在清代, 读书人只要考中秀才, “就获得了正式的士人身份, 可以穿儒服, 免徭役, 官吏以礼相待, 不得刑责, 还受到人们的尊敬, 往往被推举参与地方公共管理事务。”2然而在上海租界, 传统士大夫却无法行使他们在其他地区所拥有的特权。这里实际上是由西方人管理的, 一切都以西化的方式来处理。尤其上海被开辟成为通商口岸后, 经济畸形繁荣, 商人的地位呈现出迅速上升的趋势, 士人的地位却急速滑坡, 商人凭借其雄厚的资财可以办到许多士人仅仅凭借其身份无法办到的事情, 这使得商人在妓院中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胜过文人, 昔日文人在青楼中的风光不再。经济的发展还对青楼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陶慕宁在其《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官妓既革, 青楼逐渐不再承担为士大夫消愁遣兴的义务, 妓女也不必再含英咀华、濡染翰墨去迎合士大夫的雅趣。妓家的一切均以迅速赢利为依归。”3这也使得妓女对于失势的文人群体不再看重。尤其上海妓女一跃而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现代性的大都会新式人物, 并且取代文人成为时尚的代言人, 更是一次足以毁灭文人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打击。上海妓女是最早尝试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群体之一, 她们引领着时尚潮流, 她们开启了各种新式消费, 她们的照片贴在照相馆橱窗的醒目位置, 她们不再需要像传统名妓那样苦练才艺, 学习吟诗作画迎合文人, 凭借着名士的品题才能身价倍增, 她们仅仅凭借着超前的打扮和姣好的容貌就可以成为时代明星, 成为人们争相接近、追捧的对象, 对此文人们深感痛心, 然而他们却对这种改变无能为力。

可见, 近代上海文人失去了传统文人的特权及精神领袖的地位, 他们无法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 无法担负起举足轻重的政治责任, 甚至无力再充当妓女的保护伞。对于自己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 文人们显得非常彷徨不安。

现实难以改变, 调和矛盾的办法只有自我安慰, 狭邪小说于是成了文人们发泄不满、寻求平衡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近代后期狭邪小说中, 我们就不难听到文人对妓女的苛责谩骂声。如《九尾狐》开篇就对上海妓女作了大批判——“试观今之娼妓, 敲精吸髓, 不顾人之死活, 一味贪淫, 甚至姘戏子, 姘马夫, 种种下贱, 罄竹难书。虽有几分姿色, 打扮得花枝招展, 娇艳动人, 但据在下看起来, 分明是个玉面狐狸。”这便定下全书的基调, 该书就是要揭露上海名妓胡宝玉的“秽史”。《九尾龟》中, 妓女被称为“牛鬼蛇神”“通天魑魅”, 作者张春帆不仅借助小说对上海妓女大肆鞭挞, 还借男主人公章秋谷之手来惩罚妓女。章秋谷被塑造成为一个英俊潇洒, 具有“万斛清才, 一身侠骨”, 能文能武, 好打抱不平的贵介公子形象, 他总能揭穿妓女们的阴谋诡计, 永远不会上当受骗。章秋谷其实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这个形象集中表现了当时上海文人精神理想被瓦解后的发泄。

除了批判上海倌人, 文人们还表现出对才艺卓绝、多情重义的传统名妓的追慕和对从前名士与名妓诗酒风流的浪漫生活的向往。如《九尾狐》中作者就借书中人物将古代色艺俱佳的名妓与上海贪淫逐财的妓女做了一番比较后发出这样的感慨, “古时名妓, 不是色倾当世, 定是才冠一时。非唯丝竹管丝, 般般皆会, 并且琴棋书画, 件件都精, 与一般学士大夫, 骚人墨客, 吟诗唱和, 作对流连, 所以……得能流传千古, 永作美谈呢!” (第五十六回) 《海上花列传》后半部分还描绘了一个专供文人雅士诗酒集会的私家园林“一笠园”, 将商人等其他群体隔离在该园大门之外。“一笠园”其实成为这些身处新旧转折点的上海文人缅怀逝去的优游岁月, 借以抵消人生价值的消殒所导致的内心失处的精神家园。此外像《九尾狐》中的“同靴团拜会”, 《海上繁华梦》中谢幼安、杜少甫组织的“九秋诗社”等无不体现文人们对过去理想化的浪漫生活方式的追忆和怀念。

近代后期狭邪小说作家们往往还热衷于以一种过来人的心态来安慰自己。如《九尾龟》中, 章秋谷就以一种看透妓院的内幕和本质口吻告诫众人——“那杜十娘, 霍小玉的故事, 非但眼中不曾看见, 并连耳中也不曾听见过来……古人欲于青楼中觅情种, 已是大谬不然, 便是要在上海倌人中寻起情种来, 岂非更是谬中之谬?”作者还多次隐藏在章秋谷身后为文人们总结嫖经, 如“第一不发标, 第二不吃醋, 第三不认真。久而久之, 那些倌人就自然而然的和你要好起来。再用些体贴的功夫, 温存的伎俩, 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 不怕他不一个个死心塌地。” (第三十一回) 这些看似旷达或者看似颇工心计的言论, 实际上是文人们情非得已的选择, 他们走进妓院, 何尝不是怀着寻求安慰并得到妓女赏识的目的?旷达和工于心计本身就是背道而驰的性格倾向, 作者把这两种个性同时放置在一个角色身上, 其实正好表现了作者自己不知所措的精神状态。

在近代后期狭邪小说中, 文人居上、妓女居下的“和谐”关系被打破, 妓女不再欣赏文人, 也不愿再回到传统文人的价值观中, 这引起文人们极大的不满, 其实这正好反映出近代上海文人命运的衰败及其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坐标的尴尬状态和他们内心的焦灼。他们急于在对现实的咒骂和对往昔的追思中寻找一种历史的定位, 从而达到精神上的自我认同, 也使自己获得心灵的解脱, 而事实上, 追忆只能是追忆, 它永远无法取代现实。因此, 对于这群幻想得救的文人来说, 他们的自我怀疑永远无法解除, 这正是转型期上海文人们的处境。

注释

11.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6.P241.

22.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8.P158.

近代小说 篇4

《倾城之恋》讲的是一个经历了婚姻失败的女人(白流苏)在家中受尽了家人的冷嘲热讽，为了脱离这个这个家庭，获得自己的婚姻而两次离开上海，到达自己陌生的香港。在香港中，与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斗智斗勇，并在战争中获得了自己的爱情。《倾城之恋》的`结局是平庸，是战争中的结合。

我看了《倾城之恋》后，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题目是《倾城之恋》，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结合是在战争中，是在日本攻陷香港的时候，是整个香港城成全了他们。

近代小说“新闻化”的内在动因 篇5

一、基于事实的创作, 古已有之

《世说新语》中记载 :庾道季诧谢公曰 :“裴郎云 :‘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 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 :‘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 略其玄黄, 取其儁逸。’”谢公云 :“都无此二语, 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 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 都不下赏裁, 直云 :‘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 《语林》遂废。”

南朝梁刘孝标注这段故事, 引《续晋阳秋》云 :“晋隆和中, 河东裴启撰, 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 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 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自是众咸鄙其事矣”。

东晋裴启的《语林》, 是一部品评当时知名人物语录的书, 由于《语林》的标新立异, 为时人追捧, 甚至形成风靡一时的“裴氏学”。但这部书却因为所记的谢太傅谢安的语录, 遭到谢安本人的否认, 被认为“太傅事不实”, 而“众咸鄙其事”, 可见当时对小说“实录”的追求。

无论作品是否全为事实, 小说家至少都会强调自己的作品有根有据。东晋干宝撰《搜神记》, 本多记民间神话传说中的鬼神之事, 但作者却在序言中说 :“虽考先志于载籍, 收遗逸于当时, 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 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若使采访近世之事, 苟有虚错, 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 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可见, 干宝是以史学家“实证”的态度, 将“鬼神之事”作为真实来记述的。

小说发展至唐代, 始开白话小说先河, 而以搜奇记逸闻名的唐传奇, 也有实录之作。如唐传奇代表作品《李娃传》, 文末作者白行简就道出了自己做这个故事的渊源 :“予伯祖尝牧晋州, 转户部, 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 故谙群其事。贞元中, 予与陇西李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 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附掌竦听, 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 疏而存之。”引文中所说的“生”即是《李娃传》中的男主人公, “三任皆与生为代, 故谙群其事”, 可知小说故事来源于发生在作者身边的真实故事, 基本为事实。

明代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序言中说 :“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为奇, 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 其为谲诡幻怪, 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作者抨击时人多爱鬼怪小说, 认为小说应把注意力放到日常生活中来, 刻画普通琐碎的真实生活, 也大有可为。

“睡乡居士”为又一拟话本短篇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作序说 :“今之小说之行世者, 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 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 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 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 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 曰 :‘吾以骇听而止耳。’……即如《西游》一记, 怪诞不经, 读者皆知其谬 ;然据其所载, 师弟四人各一性情, 各一动止, 试摘取其一言一事, 遂使暗中摸索, 亦知其出自何人, 则正以幻中有真, 乃为传神阿堵。”

这一段话, 认为小说“失真”是“病”, 而大赞《西游记》的“幻中有真”。接着, “睡乡居士”还指出, 凌蒙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其所捃摭, 大多真切可据”, 强调、宣扬作品中的“实录”成分。

《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一书提及 :“中国古代小说早期创作十分注重语出有凭、事出有据。小说家一般不敢凭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虚构结撰作品, 而更多是借前朝或前辈的事件创作, 于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可见, “实录”在传统小说的创作观念中早就存在, 近代小说求实求真, 反映当时当世的社会现实, 也不过是继承了这种传统观念。

二、舆论教化的功用, 古已有之

文学发展至明清, 传统的文学主流——诗文——走向衰落, 小说作品开始大量产生, 并在民间以传阅、传抄或演绎、说唱的形式, 得到大众的青睐。《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的诞生, 更在宣誓着小说更多的可能性, 定位着小说全新的高度。而近代小说则在这样一种基础上, 由“大众之爱”, 走上了“精英之旗”的发展道路, 不少仁人志士、学者文人开始关注小说、肯定小说, 并致力于小说创作, 甚至创办专刊小说的杂志。自然而然地, 小说的地位被抬升至了空前的高度, 走出“小道”的低等定位, 开始继承传统诗文“经世致用”的严肃使命。

而事实上, 小说这种针砭时弊、引导风气的功用, 古已有之, 历代批评家都在强调小说的“功能性”:

对于“稗官”, 颜师古引如淳之话, 注为“细米为稗。街谈巷说, 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 故立稗者, 使称说之。”可见, 最初搜集这种街谈巷语的目的, 亦是为君王知晓民情来服务的, 相当于君王治理国家的资料依据及舆论参考。虽然班固引述孔子的话, 认为小说是“小道”, “刍荛狂夫之议”, 甚至还将其放在低于其他九家的地位 :“诸子十家, 其可观者, 九家而已。”然而不能否认的是, 小说家的存在, 是带有功利目的性的, 是为政治服务的。虽然《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与后世小说大有不同, 然而这种强调政治舆论功能的思维方式, 影响深远, 也是孕育出白话小说的文化土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十分明确, 自己是为“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 “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 迎合“春秋之义”, 才创作这篇小说的。强调的是小说的舆论教化功能。

再如白行简《李娃传》开篇便说 :“汧国夫人李娃, 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 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

近代小说发端之前, 明清小说已然蔚为大观, 佳作频出。而这个时期的小说, 仍然没有摆脱《汉书·艺文志》中的思维方式, 还是力图在寻求小说的功用。

与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是“饱暖无事, 又值心闲, 不免伸纸弄笔, 寻个题目”的娱乐之作的看法不同, 明代李贽撰评点《水浒传》的《读 < 忠义水浒全传 > 序》, 指出“《水浒传》者, 发愤之所作也。”, 将《水浒传》的创作动机, 与古代先贤韩非子进行类比, 还进一步指出读《水浒传》的政治社会功用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 一日读此传, 则忠义不在水浒, 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 一日读此传, 则忠义不在水浒, 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君国之枢, 督府专阃外之寄, 是又不可以不读也, 苟一日而读此传, 则忠义不在水浒, 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 不在朝廷, 不在君侧, 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

终上所述, 这种自小说发端就已根植的特征, 已经渐渐深植于小说之中, 成为中国小说倡导的特质。而中国小说这样一种特质, 刚好迎合了时代需要, 也与新闻的特征不谋而合, 于是小说在近代一变, 更全面、更典型、更深刻地呈现出了成熟的“新闻化”特征。这是近代小说会发生“新闻化”的内在性的、根本性的渊源及动力。没有中国小说自身的特质, 就没有近代小说“新闻化”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6月版;

[2]刘义庆《世说新语》, 刘孝标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11月版;

[3]干宝《搜神记》,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9年9月版;

[4]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十第四百八十四》, 中华书局, 1961年9月新1版;

[5]凌濛初编著《初刻拍案惊奇》,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7月版;

近代小说 篇6

1 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转型

在我国近代时期, 尤其是五四时期是我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大量翻译和引进, 渐渐的形成“西学东渐”的发展趋势。其中林纾作为近代第一个自觉从事西方文学翻译的代表, 他开始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杰出的作品引入中国, 以求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引导[1]。而西方翻译小说在中国的传播, 首先影响了我国文学创作的思想观念, 开始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的思想, 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来进行新的文学创作。

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的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一经面世, 迅速出现“不胫走万本”的局面。小说所讲解的西方男女感情生活, 完全有别于我国传统的一夫多妻制度, 体现出了男女感情的唯一性、专注性、排他性, 是男女在婚姻关系上平等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西方翻译小说, 打破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局限, 带来了新的思想上的洗礼。为此, 我国的近代文学也逐渐走上了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道路。例如:巴金所创作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探讨封建家庭制度的腐朽、罪恶, 极力赞扬了青年人对理想、信仰的追求, 是个性解放、自由、爱情、婚姻的探讨与追求的作品。

同时林纾在进行西方小说翻译的过程中, 重点以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主导, 宣扬了西方国家的文化、风情、战争等, 打开了我国文学创作的眼界。而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家庭主义、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等思想因此被逐渐的改变, 开始新的文学创作思想转型。其中林译小说为近代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多种思想资源, 开拓了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转型, 成为现代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其中无论是爱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 还是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甚至社会小说《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记》等, 都大大地从思想上影响了我国近代文学的创作转型[2]。

鲁迅、茅盾、郭沫若、冰心等作家都深受林译小说的影响, 接触西方小说所展现的各种人性解放、自由、平等、冒险等观念思想。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也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学习, 竭力打破了我国传统古代文学的创作理念, 开始向现代化的文学之路进行探寻。于是出现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等优秀文学作品, 成为引领我国近代文学创作思想转变的前沿之作。

2 提升了小说文学创作的地位

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 以诗词歌赋为主, 而小说、戏曲等地位比较低下, 是供人消遣娱乐的道听途说消息, 不受社会大众的重视关注。而在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 大量西方翻译小说的出现, 带动了我国文学史上对小说的新认识, 将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 为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奠基转型的作用。在近代这个“西学东渐”趋势下, 许多西方优秀的小说被大量的翻译为中文, 并在我国迅速传播, 大大地加强了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社会地位, 逐渐跻身为“文学上乘”, 也引起了文人对小说观念的改变, 开始了小说的大量创作。

在小说地位提升的同时, 西方小说的形式多样性, 也被得到重视, 逐渐打破了我国固定的章回体小说形式, 进一步促进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转型。同时白话文的小说形式也逐渐走向成熟, 开始了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 出现了大量的翻译小说。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 兴起了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潮, 林纾、鲁迅等翻译家, 向中国文学史引进了大仲马、狄更斯、托尔斯泰等杰出小说作品, 共翻译667种外国小说[3]。同时对于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技巧等也进行了介绍, 丰富了我国小说创作的发展。

首先大量西方小说译本, 丰富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的类型。引入了除言情、历史、神魔等之外的小说新类型, 即侦探、科学、政治小说。深受西方小说题材多样性的影响, 我国近代小说创作也开始了不同类型的小说创作, 例如梁启超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吕侠的侦探小说《中国女侦探》, 鲁迅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都是因受到翻译小说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创作的。

其次西方翻译小说的盛行, 改变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的语言。在翻译者进行西方小说作品翻译, 并传入市场中时, 发现白话文所进行的作品翻译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于是开始了白话对西方小说的翻译。例如:周桂笙翻译的《毒蛇圈》, 以及徐念慈翻译的《黑行星》等, 深受市场欢迎。这开通了中国近代小说通俗化的发展趋势, 大大的冲击了我国古代文言文小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徐念慈的《情天债》也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白话小说。

最后, 翻译的西方小说, 改变了我国传统古代小说的创作小说。西方小说在创作手法中, 注重叙事模式的构建以及对小说的人物、语言、环境的描写, 译本进入中国市场后, 引起了我国近代小说创作手法的转型改变。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 主要通过时间、角度来实现, 多采用倒叙、插叙等手法, 来丰富小说的故事性, 而我国传统小说创作多以时间顺序来展开, 缺少变化。角度上, 我国一般使用第三人称, 展开全面的叙事视角, 而西方小说多用第一人称叙述, 增加小说作品的真实性, 更贴近读者的生活, 引起读者与作品间的共鸣。而中国近代小说受到西方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创作了《霍桑探案》、《九命奇冤》等倒叙时间模式, 以及《禽海石》、《断鸿零雁记》等第一人称的小说作品。

而在小说的描写上, 西方小说采用多种描写, 来丰富作品内涵, 包括人物、环境、心理等, 而我国传统小说对人物的描写也极其缺乏, 例如:在描写美人时, 多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等, 未能呈现出具体形象的人物特征[4]。心理描写、环境描写更是少之又少, 多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来代替。受到西方翻译小说描写手法的影响, 我国也出现了一批具有环境、心理、人物描写的作品, 如《老残游记》、《恨海》等, 增加了近代小说的感染力, 促进了小说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

3 推进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在西方翻译小说的大量流传之际, 不仅为我国近代文学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加剧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为我国文学走向世界提高了途径。西方小说译本的传入, 让我国文人清晰的认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差异, 无论是思想观念, 还是创作手法上, 都对我国文学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

林纾翻译了大量西方杰出小说作品, 他在进行翻译实践时, 不仅看到了中西方文化间的不同之处, 更从差异中探寻中西方文学的融合, 加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中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 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是机遇。在进行我国文学的改进时, 必须坚持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呈现出中国民族文学的智慧与特点。于是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 对原作品进行了二度创作, 在保持作品原文的同时, 结合我国文化环境进行了改变, 使之具有新的阅读效果。

例如: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 除了要反映出小说的内涵, 还进行了社会的正确思考, “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 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 这是林纾对于我国社会现实的思考认识, 是我国民族精神的展示、开拓[5]。同时, 林纾也在积极地探寻中西方文化的互补契机, 积极的进行我国文化的建设。而林纾对于翻译小说, 坚持使用文言文翻译, 成为他坚守中国文化的又一途径。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本, 而古文更是我国文化的显著标志, 它延续着我国文化的精髓。

随后所开展的新文化运动, 开始了文言文与白话间的战争, 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论战, 更是文学保守与激进的搏斗。但是它隐藏在背后的, 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 以及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林纾深刻地认识到, 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并没有完全放弃古典拉丁文, 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不一定要废除古文的地位来实现。他从对西方文化发展的认识理解中, 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做出思考, 是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联系的积极推动, 是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体现。林译小说所呈现的世界文学视野, 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立场坚持是我国近代文学进行转型的独特精神表征, 缩短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林纾曾翻译了多国著名作家的优秀小说作品, 包括《鲁滨逊漂流记》、《巴黎茶花女遗事》、《不如归》、《黑奴吁天录》等,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 坚持进行二度创作, 用文言文来体现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而受到林译小说影响的中国作家, 创作出了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 如茅盾的《子夜》、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莫言的《红高粱》、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 有些作品还对世界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被翻译为多国文字, 在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传播[6]。由此可见, 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翻译小说功不可没, 不仅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也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影响。

4 结语

在古代与现代文学的过渡时期, 中国近代文学深受各方的影响, 尤其是大量的翻译小说有效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走向了现代文学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唐爱军.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成果探析[J].兰台世界, 2012 (11) :25-26.

[2]胡全章.1898:喧嚣与躁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年份[J].邯郸学院学报, 2008, 18 (4) :41-44.

[3]田玲.近代外国文学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J].北方论丛, 2010 (4) :44-46.

[4]禹玲, 汤哲声.翻译文学的引入与中国通俗文学的转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3 (2) :33-36.

[5]陆双祖.论“林译小说”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12 (4) :72-75.

近代小说 篇7

故事固然丑陋残忍, 然则里面委实不能不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波澜壮阔的美。芥川写到画家良秀目睹女儿被火烧前后的心路变奏———由最初的悲恸无助幡然转为沉迷冷静, 而后恍若发出了一种恍惚的神情———由衷的喜悦。这段描写可谓是惊世之笔。

芥川龙之介 (1892—1927) 是日本近代著名短篇小说家, 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尽管只有11年的创作时间, 但却留下了140多篇小说傲立日本文坛。芥川的小说题材新奇, 构思巧妙, 在日本文学中别具一格。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大都取材于古代的传奇故事, 如《今昔物语》、《聊斋志异》等等, 但是往往能从“古旧”的故事中发掘出新意,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下面我就对其作品《地狱变》作详细的解读, 以主人公良秀为切入点更加深入地了解芥川小说世界的魅力。

几乎芥川的每部小说都有出处。这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芥川他只会用现代的语言去“改写”古代的故事, 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个而否定芥川小说的艺术价值, 因为芥川正是借历史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在这些“改编”的故事中, 芥川作了很多的创新。对此, 鲁迅曾这样评价说:“他 (芥川) 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 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事或物。因此, 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 便与现代人生干系来了。”[4]

《地狱变》的最主要人物是画家良秀。小说主要通过他画地狱变屏风的经历, 表达了艺术至上的思想。小说最开始给我们描绘的是一个“丑恶”的画家, “他身段低矮, 瘦骨嶙峋, 让人感觉是一个心术不良的老头儿……他的嘴唇不像老人, 过分地红润扎眼, 像似野兽般令人恶心。”[3]总之, 他“吝啬、贪婪、无耻、怠惰……更有甚者, 他还专横、傲慢, 时刻以当朝第一画师自居。”。作者一开始便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很另类的画家, 唯一的亮点就是疼爱自己的女儿。这样的一个画家会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良秀是作者着力刻画最生动的人物, “良秀的悲剧也是芥川的悲剧。从孤高自傲、献身艺术的画家身上, 我们可以看出, 芥川为一个高尚正直的作家, 面对龌龊鄙俗的现实, 不肯随波逐流、屈从时势的狷介态度”[1]。良秀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绘画, 因其绘画的名气和才气颇得大公的器重, 他的爱女就受到了大公的照顾, 成为大公身边的女侍。良秀是一个形象丑陋、脾气古怪、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怪人, 这是老仆人呈现给我们的。其怪主要表现在对绘画的痴迷, 他要画目前所见、人间所有的丑陋现象。这体现出他对艺术真实性的尊重, 也体现出他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他愤世嫉俗, 但他又仅仅是一个画家, 因而他选择不同流合污, 连绘画也与众不同, 人们看他必称其怪。

良秀也不是无血无肉之人, 他对女儿的爱是无人能及的, “爱的简直跟发疯似的”, 但对女儿只是爱却从没考虑到为女儿找一个好女婿。他不想任何人分享他对女儿的爱和女儿对他的爱。堀川大公使他的女儿成为女侍, 他担心女儿的命运, 但面对堀川大公这一权威, 他一再退缩, 他无法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去与堀川大公对抗。只是一次次地恳求, 希望堀川大公能施恩于他这年已半百的老人家, 但现实却是堀川大公的当头棒喝, 使良秀终于明白自己也不过是堀川手下的走卒而已, 何况自己女儿的命运也不能凭自己主宰, 女儿的反抗最终会触怒大公。

良秀在画《地狱变》屏风的过程中他做的梦已经对其女儿的悲剧命运作了预示,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画着《地狱变》的屏风。最终导致了女儿因《地狱变》的屏风葬身火海。有人评论说这是“艺术至上主义”的体现, 芥川在《艺术和其他》一文中写道:“艺术家为了创作非凡的作品, 有时候有的场合难免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良秀知道女儿已经救不下来, 转瞬父爱立场转化为艺术家立场。此时, 他的人已经死了, “死亡意味着一切的完结, 但死于死则意味着活着去经历死亡。”这是人生的悲剧, 他面对女儿的离开, 他内心是痛苦的, 但又要把一切刻在心底, 让人生不如死。女儿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而一切“美和理想, 最终只能在死亡和毁灭中才能与它们的追求者沟通”[2]。

有人说:“他以自己的女儿作为牺牲而去成全艺术的极品, 内心的矛盾冲突上升为艺术与道德的冲突。”[2]当他向大公建议用一位美女作为艺术的祭品时, 他心中很可能有了女儿这一样板。我以为他梦中所梦与向大公所提不是为艺术, 而恰恰因为女儿, 他想让女儿解脱, 不想让纯真的女儿被玷污, 美好被损坏, 但又苦于没有办法。当他看着烈火把女儿吞噬, 他想的也绝对不是艺术, 而是把女儿铭刻在心, 精神与女儿一起死去。作者安排了一只叫良秀的猴子出现不是反衬良秀无情或者说良秀不如一只猴子。人们称良秀为猿秀, 可见其猴与良秀实则化而为一, 猴子是良秀精神的象征, 而良秀的女儿也把它作为自己的父亲看待, 这就更有深意了。况且猴之思正如良秀之想, 女儿遭遇侮辱, 猴子乞求老仆人“我”的帮助。之后, 猴子又跪谢于“我”, 这分明是良秀对女儿的救护。烈火中猴子与女儿同归, 这正是良秀精神的幻灭。良秀的自杀是使精神与肉体回归, 艺术与人情融合, 获得人性的安宁与平静。这也是良秀对于堀川大公在人性上的有力还击, 良秀内心的矛盾冲突也在自杀中得到平静。

“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 也不是预言家, 他是存在的勘探者。”[2]正因为现实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 所以芥川才把一个良秀写活了, 让你读出多重意味。而我们也不是小说家, “小说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 用石头筑他小说的房子。”[2]芥川正用他的生命写小说。或许, 良秀就是他的写照, 内心的矛盾与冲突难以平静, 人事、生活处处与理想相左。他选择自杀也是想寻求一种解脱与平静, 让理想与艺术合而为一, 精神与肉体不朽, 这就是良秀与芥川的写照。

放荡形骸、蔑视一切似乎这些都是艺术者的天性, 但奇怪的是, 古往今来的艺术者大多选择了向权力的靠拢。或许可以说这是艺术家们的权宜之计, 但在靠近权力之时, 而无对权力的警觉, 这正是悲剧的开始。

良秀虽然对大公有着种种不满, 但他却不会对大公的要求加以否决, 因为正是这位权力的拥有者才能为这位艺术家提供无优的生活, 而良秀的艺术也在是在这权力之下才能让众人知晓。良秀为权贵画的每一幅作品都是自己思维与艺术的结晶, 虽然有人恶评, 但这些恶评正是来源来其画作那惊人的真识, 或是看从画人闻到了尸体的臭味, 或是有人看过他的画之后一病不起, 这些哪里是对良秀画作的中伤, 听起来更是像对其艺术造诣的肯定。虽然权力无法创造艺术, 但艺术种子却可以在权力这根枝条上发芽。

大公的家中夜夜笙哥之下, 也能以掩盖路上的冻骨, 也正是如此, 良秀才可以在人间完成地狱的的惨像。如果说这地狱正是大公这些贵族们造成的, 想一想良秀他们是否无责呢?这里并没有给权贵们开罪的意思, 只是为了让大家更深刻的来思考良秀他所谓的艺术。良秀那颗艺术至上的心灵, 似乎眼前的一切惨状都无法将他打动, 而这些惨状却又激发了他艺术的灵感, 在他的笔下虽然只是艺术性的地狱, 但这个地狱却完全架于人间的地狱之上, 而人间的地狱却又成为了良秀思维的源泉, 不仅如此, 良秀为了对地狱进行更艺术化的处理, 他还要自己来创造地狱, 来要求权贵们给他展示地狱的惨像。这种艺术至上的思维已经远远超出人的范畴, 甚至可以说这种艺术思维完完全全的将人心坠入魔道。

最后在人间地狱极至的情况下, 良秀脸上法悦的光辉似乎证明了, 这人间的至悲已经将他的带入了艺术的圣界, 但这修罗般的圣界却让人性无法承受, 良秀最终选择了死亡。良秀的结局是为艺术家们者敲响了警钟, 而《地狱变》的故事却是艺术至上者的挽歌。

整个故事中, 良秀的女儿虽然着墨不多, 但这个没有名字的人物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可以自贬以救一只猴子 (那个猴子被人物称为猿秀) , 她可以抗拒大公的非礼, 从而可见, 在这部作品中, 她已经不是普通的一个人物, 而是善与美的象征。但这个象征却要在最后被烈火无情的烧死, 何为悲剧, 将有价值的事物毁灭即为悲剧, 如果将这个善与美的形象化为一团烈火, 这正是悲剧中的极至。而她的亲生父亲在看到这一场剧之时, 竟然无法从一名父亲的身份立刻变成了那位艺术至上的父亲, 这就远非悲剧这么简单了。

虽然良秀的冷血人尽皆知, 他可以用折磨学生的方式来研习画作, 可以蹲在街边看着无人认领的尸体, 但人可以做到如此冷血, 却有些让人匪疑所思, 答案可能就是良秀已经知道了自己女儿的命运, 在早早的心理准备之下, 已经暗暗在心底里做着将这个最坏的事实化作艺术的打算。为什么大公要处死小待女, 这可以从大公平素的作为不难看出, 一个平日里为所欲为的当朝权臣, 哪里会容得他人触犯, 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侍女。

小侍女的死, 在那违背大公无礼要求的一瞬间, 她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在看似超凡于人性范围内的艺术, 虽然显得那么清高, 但这一切却也只是权力者们的玩物, 看似为艺术与权贵们的争端, 这些艺术最终都成为取悦权贵们的工具。小说中的良秀, 始终以孤独的弱小的力量, 在顽强地对抗着强大威严的大公, 悬殊的力量, 注定的悲剧。

摘要：为劝善惩恶描绘的地狱图, 称之为地狱变。这种震撼人心的地狱描绘图, 始自印度阿旃多石窟寺。西域、中原也有地狱图流传至今。我国自唐代以后即盛行着这一种绘图, 张孝师、吴道子等人, 皆为著名之高手。其中, 又以吴道子最为有名, 他在开元二十四年 (736年) , 在“景公寺”墙壁上绘出“地狱图”时, 京都长安的观者惊惧万分, 不敢食肉, 两市屠夫为此而转行。

关键词：地狱变,良秀,悲剧

参考文献

[1]白晶.从《地狱图》看芥川龙之介的人生观和艺术观[J].长春大学学报, 2003, 13 (1) .

[2]张德林.现代小说的多元建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161.

[3][日]芥川龙之介, 郑民钦, 等, 译.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四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13.

近代小说 篇8

说到近到, 我们不得不提到鸦片战争这部历史。这次战争是把中国从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家经济社会, 世袭的皇帝制变成了有资本注入的, 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阶段。而皇帝成了傀儡, 不得不听命于西方列强的指使。这种由外力引起的社会发展, 为了拯救备受列强压迫的中国, 一批文人观察社会, 学习国外的制度利器等, 发起了呼喊“中国受此压迫, 不是由于中国的落后, 而是由于中国人思想的落后”。刚开呼吁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 文学界的力量也没有真正地发挥出来。

1、近代外国文学的传播

中国文学界的力量崭露头角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开始觉醒, 原来并非西方大国的洋枪利炮使得中国受此境地, 也连小小的日本, 曾经不得不向中国朝贡, 不断向中国学习日本也把中国打败了。这一些文人志士受到了极从的刺激, 认为国家急需一场“戊戌变化”来强国。发起这次变法的是梁启超、康有为, 他们认为要想救国, 必先开启民智。中国的民智太低, 觉醒程度不够是因为受的教育太少。如何去开启民智呢, 最重要的是以一种能易于被人民接受的文化形式, 小说是最需要担任些重任的。梁启超断言“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当然, 不但是一国的国民, 甚至连政治、文体、宗教、风俗都可以通过小说的传播得到改变。

“小说界的革命”由此也浩浩荡荡地开始了。革命最开始的是由翻译外国的文学开始的。梁启超亲自翻译了日本小说《佳人奇遇》, 这部小说中国人物对于刚刚经历了改革、失败、流血、流亡梁启超有了感同身受, 有了强烈的共鸣。他在《清议报》连载, 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一时风行。同时也带来文学里一种以小人物的命运来反映整个社会时代的故事的写实手法。

而严复译介了《天演论》提出了“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观点, 有部分人士把他的观点运用到社会的变革变迁上来, 这种带来了文学里的里的批评思想。

当然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著名的译界大师—林纾大师。林纾一生译著了欧美小说一百八十多种, 其中不乏有长久不衰的世界名著。他们的翻译作品中, 如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后来被简译成《茶花女》) , 就在中国广为流传, 一时群众争相阅读, 甚至有闻“可怜一卷《茶花女》, 断尽支那荡子肠”的局面。当然林纾翻译作品时, 不仅会根据原文的意思, 而且也会被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 当时中国人的用语习惯等影响, 翻译的作品既能体现国外文学家所表达的思想, 又能被中国阅读环境所需要。

2、外国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具体影响

随着译者的增多, 各通的语言不同, 译介的小说越来越多, 除了最开始的欧美、日本, 到后来的俄罗斯文学;最开始的政治小说到后来的爱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也越来越多的作者映入中国人的眼中, 从伏尔泰、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普希金等等, 不仅思想给予启蒙, 而且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各种各种的启发和借鉴。

2.1 拓宽了作家的视野, 改变了作者的思想

小说在中国曾经被看作是不入流的一种文学体裁, 但是随着引入的小说不断增加, 优秀的小说不乏最后成为了不朽之作。小说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也开始更加愿意从事小说的创作。优秀的外国小说也刺激小说家更加努力地去创作属于本土的优秀作品。外国引入的文学作品如拜伦, 所蕴含的要求自由、要求独立的思想等也被中国的时代所需要。

2.2 丰富了小说的创作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小说创作模式比较单一, 无非是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历史小说。由于国外翻译的作品增多, 给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多借鉴, 不仅有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尤其是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 一方面用悬疑情节吸引人们, 一方面小说中无不显露一种对科学的应用和敬仰。

2.3 改变了小说的写作手法、用语

传统的小说的写作手法比较刻板, 单一, 用语也多用文言文, 没有接受过文学教育的人, 很难被吸引到。外国文学的写作手法多样多变, 倒叙插叙, 中间引入的故事情节也是让人大呼惊奇, 悬念的设置等也有一番心意。小说的通俗程度, 越能被人们接受。

总结:

外国文学在近百年来对中国文学的创作影响很大。不得不说, 小说在近现代中的普及也使人的思想得到更多的开放。近代翻译的小说在文学的发挥的作用, 是加速思想开放的进程。尽管如此, 还是要注意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摘要：近代以来, 中国的社会有外强的入侵, 有本土的矛盾, 在众多的危机下, 中国的有识之士呼吁大家的开启民智。欲开民知必以文学先行,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习, 外国作品的流入, 中国人留洋学习等, 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多的转变, 呼吁大众要民主、要科学、要进步, 文学成了革命的先声, 而文学中变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小说的变革。翻译文学对中国的小说的影响很大, 改变了作家的思想, 丰富了小说的模式和写作风格。

近代小说 篇9

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 翻译西方书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鸦片战争后, 由于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先后成为译书的重点, 而文学翻译的整体起步则较晚。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了少数几部翻译小说。理论界自觉倡导译介西方小说则在19到20世纪之交。随着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 在对待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维新派领袖们更加注意全面学习西方。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认为, 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的觉悟低。故欲救国必先开启民智, 开启民智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小说。梁启超着眼于小说的教诲功能, 提倡译翻译介绍外国政治小说, 但从“广国人之见闻”的时代要求出发, 则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科学小说也进入晚清读者视野。侦探小说的译介最早, 1896年9月《时务报》开始刊发张坤德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由于柯南·道尔在西方小说读者中声誉日高, 再加上侦探小说新奇的内容和形式, 引起《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的注意, 并很快将其中的四篇小说翻译过来。晚清评论界主张输入外国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有益于改良群治”“鼓荡民气”;科学小说可传授新知, 只有侦探小说的教诲功能显得薄弱一些, 有论者认为, 侦探小说无论如何都跟改良群治沾不上边, 它的输入另有一条标准:“倘若情节离奇曲折, 无关教诲也无碍”[1]。这话有些绝对。事实上, 侦探小说携带着新鲜的观念和知识, 描述了私人侦探寻求事实证据的行为, 并时常提到电报、火车、显微镜等现代工具, 这些都会激起晚清读者渴望了解西方先进世界的热情。1907年之后, 侦探小说的翻译达到了高潮, 据统计, 这一时期译介的侦探小说在400种以上[2], 这种状况与晚清政治生活中的变化有关, 主要是关于中国刑律的改良。

晚清的政治小说本来“专欲发表区区之见”, 科学小说又关注解释科学概念, 因而都忽视了小说的具象化特征, 明显地表现出对小说情节的漠视。然而, 小说毕竟不是讲演稿、教科书, 它是通过编织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展现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主题的;加之中国古代小说相对注重故事情节, 忽视人物心理和背景的特点又培养了小说读者“情节中心”的阅读爱好, 因而, 侦探小说成为晚清输入中国的西方小说中最对中国人口味的小说类型, 读者几乎不用怎么调整阅读眼光, 就可欣然接受侦探小说。这样“既有新鲜感, 又能跟原有传统的文学趣味接上茬”[3]的就只有侦探小说了。对于善于鉴赏情节的中国读者来说, 欢迎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主要服从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 而欢迎侦探小说才真正是出于艺术趣味。

晚清的改革人士只注重小说教诲功能, 然而读者阅读小说却总带有娱乐的目的。改革者的做法与小说读者的实际需求、心理期待之间存在一段距离, 而侦探小说“寓教于乐”的特征正弥补了这段距离。于是, 从评论界到读者对侦探小说都没有过多异议, 它持续吸引着晚清读者的兴趣, 侦探小说的译介也因此历久不衰。

在近代译坛, 就数量之多 (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1/5) 、范围之广 (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 、速度之快 (翻译几乎和创作同步) 而言, 侦探小说在翻译小说诸门类中均名列第一。这其中, 又以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及他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影响最大, 数量最多。在世纪之交, 柯南·道尔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 甚至连外文、国文修养都有极高的恽铁憔也认为“欧美现代小说名家, 最著名为柯南达利”。柯南·道尔的小说成为译者首选, 主要是因为这些小说正流行欧美, 声誉很高。

2 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近代中国的翻译盛况

《福尔摩斯探案》是最早介绍进来的侦探小说, 张坤德的选材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 引起了他们对柯南·道尔作品的注意。1896年, 上海《时务报》从6至30册连续刊载了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 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 呵尔唔斯即福尔摩斯。1901年, 黄鼎、张在新合译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集》, 包括七篇小说, 此书翻译较忠实于原著。1902年, 文明书局出版《续译华生包探案》, 署警察学生译, 包括七篇小说, 1903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补译华生包探案》, 共六篇, 1904—1906年, 周桂笙, 奚若翻译了《福尔摩斯再生案》, 全书共13案。这些小说收于柯南·道尔1905年出版的《归来记》中。翻译与创作速度保持一致, 说明近代译者时刻关注着柯南·道尔的作品。此外, 吴梦、嵇长康合译有《唯一侦探谭四名案》, 1904年小说林社刊。杨心一译《鬼脚草》, 1912年《小说时报》本。水心、仪合译《潜艇图》, 1914年《小说丛报》本。常觉 (李常党) 、小蝶 (陈小蝶) 合译《恐怖窟》《毒带》) , 1916年《春声本》。[4]由此可见, 柯南·道尔作品在近代的译介从未间断过, 当时国内介绍域外小说最有力、在读者中影响较大的报刊都刊载过他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1916年5月, 应中华书局之邀, 翻译界、小说界的一批知名人士用浅近文言翻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收44个故事, 分12册出版。本书的出版体系完整、态度认真, 均注附译者。

这样, 五四以前, 柯南·道尔的重要小说在中国都有了译本。近代翻译多有不合规范之处, 以上译作的书名很少有照原作译出的。特别是1916年中华书局本, 倘不注明译书名, 读者无法确知是哪一篇小说, 所以特别注明。这部通俗小说在近代社会受到读者欢迎, 所以译作不断出现;反过来因为译作的丰富, 又扩大了它的影响。侦探小说在近代既有铺天盖地之势, 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几乎全部被翻译过来。

3 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看福尔摩斯翻译小说的价值

近代读者对福尔摩斯翻译小说的欢迎很难找到更多的言论依据, 但从它被不断翻译, 一版再版的情况, 还是可以看出读者的积极反应。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弁言》记载了当时侦探小说的翻译盛况及读者阅读反应。“乃近日所译侦探案, 不知凡几, 充塞坊间, 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虑。”“访诸一般读者, 则曰:‘侦探手段之简捷也, 思想之神奇也, 科学之精进也, 吾国之昏官、糊涂官所梦想不到也, 吾读之, 聊以快吾心。’”这段话揭示了近代读者阅读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快感主要是来源于翻译小说新奇的内容和新鲜的观念这一事实。

此外, 侦探小说的异国风情契合清末“思变求新”的社会心理,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人们希冀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侦探故事中经常提及的新科技火车、地铁、电报等, 全是19世纪末中国人羡慕的事物。侦探小说所提供的重视实地调查、强调细致观察、应用理化、科学知识来研究物证, 以及运用归纳、分析、推理来判断事实的侦探方法, 都令人耳目一新。如以福尔摩斯来比公案小说中的“清官”, 不难发现前者破案手段更精巧、更科学, 更能体现现代社会“守法律、重人权”的观念, 一句话更具有现代意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除了能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 以及以情节为中心的文体特征投合了小说读者的阅读趣味之外, 它的备受欢迎也源于如下事实:清代公案小说的流行为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输入作了准备。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在内容上与我国侠义公案小说有相通之处, 它们的基本主题, 大多是揭露鞭挞社会的黑暗邪恶势力, 弘扬正义和道德, 同情弱者而惩办罪犯。读者阅读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心理满足源于法纪必定战胜罪恶的完满结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 政治制度及社会制度都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 这部翻译小说中法纪必胜的结局给近代读者提供了心理上的稳定作用。同时,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如同古代著名的清官, 不惧暴力, 维护法纪, 但他们又比清官更具吸引力, 因为侦探查案用的是现代科学方法。因此, 福尔摩斯探案翻译小说既增强了读者的西方现代科学意识, 又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心理安全感。

4 从政治意识形态看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作用

读者阅读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更多地出之于娱乐消遣, 而思想界、评论界却极力开掘它的教诲功能, 希望以此引导读者实现开启民智的目的。这种作品外的文化干预往往反映在翻译小说的序跋中。1906年, 商务印书馆的《补译华生包探案序》中指出“是固可见彼文明之情伪。异日舟车大通, 东西往来益密, 未始不可资鉴戒;且引而伸之, 亦可使当事者学为精审, 免鲁莽灭裂之害, 然则又未必无益也。”这段论述反映了晚清知识界急欲通过小说了解西方社会的迫切心情, 并希望以此书作为教育民众、警诫当权者的教材。

1916年中华本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三序一跋基于当时社会需要, 同样努力开掘小说的思想深意。冷序曰:“夫福尔摩斯之为侦探也, 抉隐发微, 除奸锄恶, 救人于困苦颠沛而伸其冤抑。中国侦探则不然, 栽赃、诬告、劫人、暗杀, 施其冤抑之手段, 以陷人于困苦颠沛之中。”强调福尔摩斯的人格力量、正义精神;揭示当时社会司法界之黑暗, 官吏的腐败, 见出针砭时弊的意图。天笑生序中指出侦探所应具有的道德精神、行为能力及责任意识—“必其人重道德, 有学问, 方能藉之, 以维持法律, 保障人权, 以为国家、人民之力。”严序极力抬高侦探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指出“夫有国家, 有社会, 不可以无侦探。无侦探则黠者得其肆恶, 良懦者失其保障, 是生民之患也”, 突出侦探有“官”与“私”之别, 并将福尔摩斯这类私家侦探与中国古代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游侠等同起来, 认为同是“力拯众生之困厄者。”这种说法正是将福尔摩斯纳入到下层民众心中“保护神”的行列, 这个行列有清官, 有游侠, 还应有私家侦探。严序进而主观地认为, 柯南·道尔创作侦探小说大有深意, 即在于树立私家侦探的正面教育形象, 将侦探小说作为一部培养好侦探的教科书来写, “使业侦探者, 有所师法, 用侦探者, 知所鉴别。庶渐趋于正轨耳。福尔摩斯侦探案, 侦探学之一大好教科书也。则其适合于我国之时势, 殆犹药石之疾也。”此书还有刘半农所作一篇跋, 此文更将柯南·道尔著书目的与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 认为“彼柯南·道尔抱启民智之宏愿, 欲使侦探界大放光明。”这篇跋实际上借侦探小说提倡“科学”与“道德”。它详述了侦探应具备的全面知识技能, 以及侦探工作“索”“剔”“结”的过程, 认为福尔摩斯之所以成为大侦探“以其有道德故, 以其不爱名不爱钱故”, 作家“提倡道德与人格之功, 自不可没。”跋中对小说的艺术形式也作了初步分析, 认为“此书不失为二十世纪纪事文中唯一之杰构, ”认为各篇情节不雷同, 结构复杂多变, 时有穿插, 人物形象有个性。这些意见有一定道理, 但不全面, 没有指出侦探小说美学特征。对于侦探小说“设置悬念”与“注重推理”竟只字未提。可见, 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受到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本土文化的影响, 它进一步加强了中国近代民众的传统道德观念。

5 从文学叙事角度看福尔摩斯探案翻译小说的影响

对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艺术性的评论来看, 较有代表的是1907年觚庵 (俞明震) 在《小说林》第5期上对《福尔摩斯探案》的一段精彩评述。他说:“余谓其佳处, 在‘华生笔记’四字。一案之破动径时日, 虽著名侦探家必有所疑所不当疑, 为所不当为, 令人阅之索然寡观者。作者乃从华生一边写来, 只需福终日外出, 已足了之, 是谓善为铺叙, 且探案全恃理想规划, 如何发纵, 如何批示, 一一明写于前, 则虽犯人戈获, 亦觉索然意尽, 福每于获犯后, 评述其理想规划, 则前此无益之理想, 无益之规划均可不叙, 遂觉福尔摩斯若先知, 若神圣, 是谓善于铺叙。因华生本局外人, 一切福之秘密, 可不早宜示, 绝非勉强, 而华生既茫然不知, 忽然罪人斯得, 惊奇出自意外, 截树寻根, 前事必须说明, 是皆其布局之巧, 有以致之, 遂令读者亦为惊奇不置。余故曰:其佳处全在‘华生笔记’四字也。”

这段话悟到了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叙述方式的奥妙。因“我”的角度加强了作品真实性, 且由于隐藏了无所不知的叙事者, 从而缩短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 很容易使读者进入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去。对侦探小说艺术性的评论在当时虽少, 但创作实践中的借鉴却很明显。以“我”为叙事角度的中国小说很快出现了。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用“我”串起来的小说。到了民国初年, 中国的小说几乎都是用“余”“予”“我”作为叙事角度, 他们在作品之中都安排了一个“华生”, 告诉读者这全是“我”亲耳所闻, 亲眼所见。当然, 这种叙述方式更直接被中国侦探小说的开创者们所采用,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程小青的《霍桑探案》。

6 结束语

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长期不受正统文学界重视的通俗小说, 但它引起了中国读者广泛的关注, 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声誉, 历久不衰。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 它满足了普通市民在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增强了读者的西方现代科学意识和中国传统道德观念, 为中国侦探小说的文学叙事方法开启了全新的思维模式。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对近代中国的文化、社会、文学都产生了积极的、正面的影响。翻译西方书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 通过对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研究, 它有利于增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摘要：该文从侦探翻译小说在晚清盛行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 介绍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盛况, 分别从社会文化心理、政治意识形态、文学叙事角度分析了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流行的原因及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通过对福尔摩斯侦探翻译小说的研究, 以期增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社会心理,政治意识形态,叙事角度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3]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