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体育研究

近代体育研究（精选11篇）

近代体育研究 篇1

中国近代体育是在19世纪伴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而传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体育开始了艰难的发展之路,群众体育也开始了最初的觉醒。中国近代群众体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百多年时间内的群众体育。包括晚晴时期的群众体育、民国初年与北京政府时期、抗战前的南京政府时期、抗战后的南京政府时期的群众体育。

1 晚晴时期的群众体育:群众体育的萌芽(1840年—1911年)

1840—1911年是晚清政府垂死挣扎的五十年,西方文明下西方体育的血腥崛起,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悲壮沉沦,西方体育在中国开始传入和传播。这一阶段既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以西方体育为主的中国群众体育萌芽的时期。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中国社会进入了空前黑暗时期,中国政治腐朽、经济崩溃、文化凋零,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争取民主、独立、解放成为时代最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体育在西方体育的侵蚀下,开始蹒跚起步,在“救亡图存”“强国强种“背景下的群众体育也开始最初了的觉醒。

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体育也带入中国并被广泛传播。这一时期的群众体育也是在早期近代西方体育的影响下开展的。早期的在华外侨、留学生、出使人员、基督教青年会等成为传入和传播西方体育带动中国早期群众体育发展的主力军。在华外侨在中国举办赛马、赛艇、足球、篮球、网球等比赛。1951年,在上海“老公园”举行的第一次赛马大会;1902年组织成立“上海足球联合会”;1904年在上海举办“万国竞走赛”,外国华侨成为传播近代西方体育的先锋队。[1]留学学生与出使人员在国外的留学期间和出使经历,他们回国后也积极投入到体育的发展中,如留美学生詹天佑、留英学生严复等,认为中国的救亡图存也需要“血气体力之强”,表现对体育的足够重视。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近代群众体育社会传播和推广有着重要作用。建立体育组织机构、宣传和推广体育运动、组织多种层次和形式的比赛、培训体育人才和修建体育场馆,这些措施和方法对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发展及促进中国早期体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学校、社会、军队等传播途径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体育,以其新的活动形式、组织形态、价值理念冲击着中国国人,中华民族开始慢慢认识到摘掉“东亚病夫”的良方,通过体育锻炼来强身健体,强国强种成为共同的强烈愿望,群众体育开始了觉醒。

2 民国初年与北京政府时期:群众体育的初期发展(1912年—1926年)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迎来了资产阶级新时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人对中国近代体育开始了主动的探索,近代体育获得初步发展,中国近代群众体育也开始了初期的发展。

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袁世凯相继任总统,在民国初年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时期,虽社会动荡,但仍颁布了一些有利于体育发展的政策和法令,促进了体育的发展。1919年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关于采录推广体育计划案咨》附有《推广体育计划案》,[2]介绍了出台的背景(欧战以来,世界各国鉴于国际民族之生存竞争日益险恶,无不汲汲于国民体育之增进,以充实其过来,盖时势使然也)、推广体育的必要性(国民体育未能与他国抗衡)、对社会体育的概念解释(学校军队以外一般社会之运动而言)、及提出群众体育发展的具体措施等。开始创办了一些综合性报纸和专业刊物对体育进行宣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申报》,在数十年的办报过程中,着力传递各种体育资讯、推介各种体育知识、刊发体育评论、倡引体育思潮和生活方式,为国内公众开启了一扇接收西方新式体育的窗口,推动了中国近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3]

这一时期民间的体育有了一定的发展,并组织了一些大型的比赛,如上海万国竞走、上海万国足球赛、上海万国篮球赛等比赛。群众体育的发展由体育竞赛带动,在以“强国强种”为根本、“扬眉吐气”为目标,在体育竞赛的带动下群众体育获得初期的发展。

此阶段群众体育在政府政策倾斜下和西方体育的传播的基础上开始了初期的发展。虽然覆盖面较窄,主要集中于沿海的大城市,但是应看到,群众体育在中国的初步发展已成定势,在对体育的大力宣传、社会思潮的影响,学校教育改革下群众体育必然会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而大范围全国内开展开来。

3 抗战前的南京政府时期:群众体育的规范发展(1927年—1937年)

1927—1937年,抗日战争前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经济、教育、文化相对繁盛的时期,中国近代体育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群众体育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得到了规范的发展。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升高,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些为这一时期群众体育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为取得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其中就包括有关群众大众体育的法规,使之成为群众体育发展的理论依据。1929年正式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体育的法规《国民体育法》,规定了体育实施的方案、各地体育场馆的配置(各自治之村乡镇市,必须设备公共体育场)、体育组织机构的设立与管理和学校体育等方面的规定。[4]同时颁布《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对《国民体育法》的内容和精神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体育的组织、设施、经费等方面做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法。

在颁布《国民体育法》和《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之后,南京政府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1932年2月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民众教育馆、1932年提出的体育实验区活动。这一系列的政策和具体措施对群众体育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具体规定和实际的实践。这一阶段,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推动下,群众体育在参与人数、新建体育场馆、体育组织建设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群众体育开展的风风火火,但实际,无论是政策法规还是实施方案,在施行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所起到的作用也有限,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下是不可能收到什么实际效果的。但是经过这一系列的尝试,对于群众体育的发展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中国近代社会的群众体育得到了初步的规范发展。

4 抗战后的南京政府时期:群众体育的曲折发展(1937年—1949年)

1937—1949年,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内战,整个中国陷入战争状态。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除国民党统治区之外还有抗日根据地、日伪统治区,各政权鼎足而立,因此除占主流地位的国民党统治区体育之外,还有抗日根据地体育、日伪统治区体育。这一时期既是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艰难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群众体育曲折发展的阶段。

国统区的群众体育:体育场和民教馆的建设、军队体育的开展、及群众体育宣传的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潮。1939年9月国民党教育部陆续公布《体育场规程》《体育场工作大纲》《体育场辅导各地社会体育大纲》等文件。1939年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将十八军定为军队体育实验区,推动军队体育的发展。为宣传群众体育创办的报刊有14种。1941年9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修订国民体育法》规定每年的9月9日为体育节。

抗日根据地的群众体育: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伟大的战争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匹配合,号召开展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各种运动’以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5]因此抗日根据地的群众体育蓬勃兴起发展。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群众体育的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群众体育活动一年四季不断,春天秋天搞球类比赛,夏天搞游泳,冬天搞滑冰。延安体育会还组织开展“10分钟运动”“万人操”活动,要求每天必须做10分钟的运动。抗日根据地群众体育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普及型,有军事体操、器械操、民间舞蹈、拳术、打球、赛跑等,参与人数众多,男女老少,不分职业、民族,群民皆参与,锻炼形式多样、经常化。

日伪统治区的群众体育:日伪统治区也开展一些群众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但其根本目的不是重视体育,而是通过体育这一载体,来进行奴化教育。在日为统治区内推行所谓的“建国体操”,开展“体育周间”活动,宣传体育活动。在日伪统治区的群众体育团体中有针对青少年的“童子军”与“青少年团”宣传武士道精神的“武道会”与“武术协会”。伪满洲国还设立“体育保健协会”创办《满洲体育》和《盛京时报》对体育进行宣传。

这一阶段的群众体育不同的统治区有着不同的特点,群众体育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除抗日根据地外,国统区和日伪统治区的群众体育其目的并不是增强人民体质,而是作为宣传政治的载体,进行思想教育,虽然制定了一些法令法规,实施了具体的方案,但完全脱离了群众体育发展的轨迹。这种表层面上的群众体育的高潮是在社会动荡、格局混乱时一种畸形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虽然这一时期的群众体育的“兴盛”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对群众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客观上也对群众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 结语

抗日战争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国民体育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体育的专门性法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颁布针对体育的纲领性文件,给体育的发展尤其是群众体育的发展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利用体育来达到其统治意图,政策贯彻实施方案有所偏差,实施效果不明显,但是还是迈出了规范体育发展的一步。群众体育的组织形式由无人组织、自由放任的状态向乡镇、体育组织机构等形式发展。群众体育的活动方式由身体劳作代替体育向以各形式运动会为依托的体育锻发展。群众体育的强国强种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国民的体育意识增强。

中国近代群众体育的发展按不同时间划分为群众体育的觉醒、初期发展、规范发展、曲折发展四个阶段。群众体育的发展始终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的影响,在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近代群众体育在夹缝中生存,曲折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律制度、体育场地设施、体育组织管理等方面对新中国初期群众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如1951年发布的《关于推行广播体操的联合通知》,掀起了广播操的热潮,这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推行的“10分钟运动”“万人操”活动。

回顾中国近代群众体育的发展历程,吸取经验,启迪今人,昭示未来。当今群众体育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全民健身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使全民健身的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建设体育强国的群众体育成为新时代群众体育的重要任务。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研究中国近代群众体育的发展历程。研究表明:中国近代群众体育的演进分为晚晴时期的群众体育的萌芽、民国初年与北京政府时期群众体育的初期发展、抗战前的南京政府时期群众体育的规范发展、抗战后的南京政府时期群众体育的曲折发展四个阶段。群众体育的发展始终受到外部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思想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中国近代群众体育的发展历程的描述,展示中国近代群众体育的发展历程,中国近代群众体育的发展不仅对新中国初期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也对当今群众体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近代,群众体育,发展

参考文献

[1]罗时铭.中国体育通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263-267.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855.

[3]文媛.《申报》对中国近现代体育传播的影响[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09:24-27.

[4]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78.

[5]中央档案军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616.

近代体育研究 篇2

郭婧华

万瑶

中国近代宗教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分为五大类：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

一 基督教

由于基督教在近代属于外来宗教，所以学者大多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本土社会的双向互动的研究，根据研究的规模和范围，可以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大部分。

1、基督教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传播及发展情况的综合研究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传播发展情况多以某地区为例进行研究，比如孙顺华的《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以青岛（辖七区五市）为研究区域，以近代（1840—1949年）为研究时限，在梳理基督教传播进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的关系，揭示异质文化间的传播规律。作者认为，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青岛社会留下了基督教这种新的文化因素的印痕；另一方面，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①左芙蓉的《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②从基督教入华进京，传教士与政治，教会的生存情况、发展情况及发展情况以及北京人的反应多方

③面剖析了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美国李榭熙的《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对作者从乡村社会的视角，对基督教在华南潮州地区的传播情况（时间跨度为1860-1900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对基督教是如何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中国的乡村居民对基督教这个新生事物有什么反应、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小群的《基督教与清末民初的海南社会》④，文中认为海南的传教工作对海南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行医治病、翻译西学著作、印刷报纸、创办新式学校、开展慈善救济等。这些世俗活动的开展，一方面，促进了西方文化在近代海南的传播，甚至基督教文化和传教士们的生活习俗在宗教信仰、对外观念、传统的世俗观念、宗教习俗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对今天的海南民众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福音医院的创办和教会学校的设立，不仅大大提高了患者治愈的几率，冲破了封建式教育在海南的统治局面，而且促进了海南医疗 ①② 孙顺华：《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

左芙蓉：《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四川出版集团，2009年5月。③（美）李榭熙：《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④ 张小群：《基督教与清末民初的海南社会》，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卫生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海南近现代优秀人才。此外，传教士们在深入黎村苗寨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并记录下来，发表在宗教刊物上,使海南由一个鲜为外人所知的不名之地逐步发展成为基督教传教的主要地区之一。刘春子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基督教新教历史初探》①，重点分析了伦敦会、内地会、宣道会等各差会从1886年到1922年在内蒙古地区的立足与发展，以及梳理了内地会在从1922年到1949年前的工作，并挖掘了内蒙古西部地区本色化教会的形成。秋广军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②，对基督教在近代东北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介绍，对近代东北地区基督教会的组织情况及其作用进行考察，考察了近代东北地区基督教会的布道活动方式和活动情况，分析考察了近代东北基督教会的教育、慈善、医疗事业，以及反教会斗争的情况，着重探讨了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北人民反教会斗争发展情况及善后处理。梁玉龙的《乡村基督教的身份记忆与社会认同——广宗教会的历史与信仰生活》③，第三章透过清末教案分析当时基督教与官府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及民国时期关系的变化。

除此之外，张先清、赵蕊娟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辑要》④，选自纂修于清至民国年间的现存各地通志、府志、州志、县志及乡镇志等各级地方志书，共计579种，涵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地区性的近代基督教传播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2、专题研究

主要包括四点：①基督教的传播发展方式；②基督教会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比如医疗、教育、慈善方面）；③教案及反教会斗争的研究；④个案研究（传教士、教会、事件）；⑤比较研究

①基督教的传播发展方式。

关于基督教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传播方式的研究有谢明的《当代中国基督教传播方式研究》里的第二章节《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回顾》⑤里对此有所涉及，叙述了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历史，以及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方式与策略。以及张志鹏的《社会资本、宗教资本与传教策略——对宁夏基督宗教传播的一个解释》⑥，对传教士在宁夏所面临的传教阻力、传教策略和传教效果进行了分析。基督教会在融入中国社会时，必须适应中 ①② 刘春子：《内蒙古西部地区基督教新教历史初探》，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秋广军：《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③ 梁玉龙：《乡村基督教的身份记忆与社会认同——广宗教会的历史与信仰生活》，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④ 张先清、赵蕊娟：《中国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辑要》，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8月。⑤ 谢明：《当代中国基督教传播方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⑥ 张志鹏：《社会资本、宗教资本与传教策略——对宁夏基督宗教传播的一个解释》，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06期。国国情才能存活与发展。而赵林士、段琦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①则对中国基督教的代表人物之处境化神学：赵紫宸伦理的神学、吴雷川折中的神学、谢扶雅辩证的神学、吴耀宗实践的神学、丁光训博爱的神学、陈泽民和好的神学——分述。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一个最主要的发展方式就是“本色化”，对于基督教本色化的研究比较多，有侯朝阳的《从<劝世良言>看圣经在中国的处境化阐释》②，解读了《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对基督教进行了文化调试的策略和本土化的处理，此外，钟邦定的《文化对宗教本土化的影响和启示——以基督教研究为例》③，龙秀清的《20世纪初在华传教士的本色话语》④，程翠英的《疏离与忠诚——20世纪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历程研究》⑤，马丽飞的《近代陕西地区基督教本色化探析》⑥等等，从不同角度探析了基督教本色化问题，较为详细深入。

②基督教会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基督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同时，对于中国社会，比如文教、医疗、慈善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其中对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研究的最多，比如汪洪亮的《中国教会本色化谱系中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⑦将本色化与基督教会的积极影响联系在一起来探讨。还有杨天宏的《新教在华路向变化与边疆服务的兴起》⑧，探讨了边疆服务运动兴起的原因，分析的原因有四点：“社会福音”神学思潮在欧美广泛传播并开始对中国教会产生影响;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兴起，“本色教会”建设步伐加快，超越宗派的全国性教会组织开始建立；加之教会改变以往福音传播区域局限之认知日渐明确。医疗方面的有李娜的《基督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河南社会》⑨对基督教在河南的医疗事业做一个整体的描述（包括产生、发展、衰落，以及河南教会开展医疗事业的方式及教会医院的管理和运营），并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教会医疗事业对近代河南医学,以及对河南民众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文教方面的有尹万才《清末民初基督教文教事业研究》⑩，分析了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文教事业的内容及影响，孙邦华的《论清末来华传教士的学制改革思想》，认为清末来华传教士的学制改革思想是清末中国新学制改革的重要思想来源。以及杨兰英《教会女子大 ①② 赵林士、段琦：《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6月。

侯朝阳：《从<劝世良言>看圣经在中国的处境化阐释》，《宗教学研究》，2010年04期。③ 钟邦定：《文化对宗教本土化的影响和启示——以基督教研究为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05期。④ 龙秀清：《20世纪初在华传教士的本色话语》，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05期。⑤ 程翠英：《疏离与忠诚——20世纪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历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7月。⑥ 马丽飞：《近代陕西地区基督教本色化探析》，西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⑦ 汪洪亮：《中国教会本色化谱系中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02期。⑧ 杨天宏：《新教在华路向变化与边疆服务的兴起》，《宗教学研究》，2009年01期。⑨ 李娜：《基督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河南社会》，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⑩ 尹万才：《清末民初基督教文教事业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学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①，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考察了其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历史演变，以剖析教会女子大学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史上的角色、意义和影响。此外，邱广军的《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之悖论》②则从两方面探讨了基督教会的影响，他认为，一方面，它在东北地区开办的医疗、教育和慈善等社会事业，客观上对当地社会进步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传教活动又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

③教案及反教会斗争的研究

基督教的传播在带来一些积极地影响的同时，也与中国本土社会产生冲突。该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教案与反教会斗争上，这三年有侯芳娥的《晚清政府对反洋教斗争的防范》③，分析了晚清政府反洋教斗争的三条措施——查禁反教宣传品；责令持平办案；限制教会。董丛林的《义和团“极盛”前昔的教案态势与清方对策》④，分析了清政府对待教案问题的策略。以及周孟德《张之洞在义和团时期的教案思想探析》⑤以张之洞为个例分析了清政府对待教

⑥案的措施。李重华的《1876年江北教案研究》分析了江北教案产生的原因。韦明等人的《冲击与反弹：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早期遭遇——以保安教案为例》，他认为在冲击与反弹的模式中，中西文化的冲突也构成了教案的重要内容。

④个案研究（传教士、教派、事件）

关于传教士个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摩太、理雅各、狄考文等一些著名基督教传教士上。王一普《试析李提摩太的传教策略及其特点》分析了“李提摩太式”的传教策略及特点，即灵活务实的传教、兴办世俗事物、传教方式的本土化、进行文字布道工作。美国学者吉瑞德的《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⑦一书将精炼娴熟的传记叙事与扎实严谨的学术考证相结合，系统评述了著名来华传教士理雅各漫长而多姿多彩的一生。美国学者费舍的《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⑧对传主本人，以及晚清社会状况、人民生活都有着生动的描写。

关于基督教派的研究集中在中华基督教促进协会以及圣公会的研究之上，中华基督教促 ①② 杨兰英：《教会女子大学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邱广军：《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之悖论》，《史学月刊》，2009年06期。③ 侯芳娥：《晚清政府对反洋教斗争的防范》，《史学月刊》，2010年03期。④ 董丛林：《义和团“极盛”前昔的教案态势与清方对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01期。⑤ 周孟德：《张之洞在义和团时期的教案思想探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02期。⑥ 李重华：《1876年江北教案研究》，重庆大学学报，2011年01期 ⑦（美）吉瑞德：《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段怀青、周俐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⑧（美）费舍：《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关致远，庙凤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进协会的研究有程新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①探讨了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的背景、活动的内容以及影响。黄文志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公民教育运动（1923-1930）》②论述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公民教育运动周”等相关运作模式践行下，开启了中国公民运动之先河。圣公会的研究有林美玫的《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揭示了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内部的复杂多样性，挖掘出圣公会在华女传教士的多个集体性个案，并结合美国宗教史、美国妇女研究、中国妇女研究与基督宗教在华史来阐述19世纪中美两国妇女在宗教—性别—文化上对话的意义。

还有一些文章主要探析了基督教传播发展中的一些典型的事件，比如王杰的《民国时期的基督化家庭运动研究》④论证了基督化家庭运动的背景，非基督教运动、本色化运动以及民国时期的家庭变革都对都对基督教家庭化运动产生了推动作用，从纵横两方面对基督教家庭化运动进行分析，并以家庭婚姻、祭祖、家庭教育问题为对象，考察世俗化与基督化之间的关系。张永广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会合一运动述评》⑤分析了中国基督教会合一运动的开端、扩展，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建立、以及中国基督教会合一运动的限度、争端和困境。

⑤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设计国际与国内两大方面。张永广的《社会化与国家化：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发展路径之比较》⑥，文章指出基督教教育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存在巨大差异。日本基督教教育在明治初期由于顺应了欧化主义的潮流因而有了较快发展；但自19世纪90年代后，日本因修约问题引发的排外运动则严重阻碍了其发展进程。随着公立教育的完善以及文部省控制的加强，日本基督教教育被逐步嵌入到国家教育体制之中。相比之下，中国的基督教教育由于公立教育的滞后和政府限制的消极，因而得以游离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主要表现为西方基督教传教团体和基督教教育会组织主导下的社会化办学。“国家化”与“社会化”的相异发展路径，造成了两国基督教教育在规模与体系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的不同演进历程，在更深层次上受到两国近代以来相异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式的制约。张振华的《中国基督教与佛教传播方式的比较研究》⑦，对基督教和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在 ①②

③ 程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黄文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公民教育运动（1923-1930）》，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06期。③ 林美玫：《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

④⑤ 王杰：《民国时期的基督化家庭运动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张永广：《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会合一运动述评》，《宗教学研究》，2010年04期。⑥ 张永广：《社会化与国家化：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发展路径之比较》，《社会科学》，2010年10期。⑦ 张振华：《中国基督教与佛教传播方式的比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中国传播的传播方式做了比较研究，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基督教和佛教的传教方式做一个解读。通过对基督教和佛教传教方式的比较研究，探寻了在现代社会基督教和佛教在中国发展出现显著差异的原因。

总体来说，近年来对于中国近代基督教的研究较为丰富，多以地区为例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对于基督教本色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的研究也颇为丰富，但是对于中国基督教信徒的研究、教堂的研究、教派的研究明显不足。

二 天主教

天主教与基督教类似，都属于外来宗教。同基督教相同，可以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大部分。

1、天主教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传播及发展情况的综合研究

从地域的角度来看，天主教的传播与发展系统的研究对象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其中，北方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陕甘宁一带，有阎华的《晚清民国时期高陵天主教发展史研究》①分阶段（传教活动的起步和传教基地的建立、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初步发展、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持续发展、民国的恢复与发展等四个主要的阶段）记叙分析了晚清民国时期高陵天主教发展。曹平、张健的《浅析近代天主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②，论述了近代天主教在陕北传播的过程、路径、方式及其影响。陈才俊的《圣言会甘肃传教史述论》③。论述了圣言会在甘肃传教的过程，以及对甘肃社会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张志鹏：《社会资本、宗教资本与传教策略——对宁夏基督宗教传播的一个解释》④，分析了天主教在宁夏传播的实质、面临的挑战和采取的策略。此外还有吴佩军的《20世纪上半叶东北天主教史的考察——以黑龙江省海伦县海北镇为例》⑤。分析了黑龙江省海北镇天主教教会采取与日本殖民主义者合作的政策。南方地区则对广西天主教的传播发展的研究比较多，有曾志辉、庞乐培的《天主教在广西民族山区的传播历史与现状》⑥以及更多还原曾志辉的《传教士、山地民族与山区教会——立于广西三个区域堂点历史与现状的研究》⑦，两篇文章共同梳理了晚清以来天主教在桂西民族山区、桂中大瑶山区、桂南十万大山等三个广西民族山 ①② 阎华：《晚清民国时期高陵天主教发展史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曹平、张健：《浅论近代天主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传承》，2010年12期。

③④ 陈才俊：《圣言会甘肃传教史述论》，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06期。

张志鹏：《社会资本、宗教资本与传教策略——对宁夏基督宗教传播的一个解释》，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06期。⑤ 吴佩军：《20世纪上半叶东北天主教史的考察——以黑龙江省海伦县海北镇为例》，《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03期。⑥ 曾志辉、庞乐培：《天主教在广西民族山区的传播历史与现状》，《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05期。⑦ 曾志辉：《传教士、山地民族与山区教会——立于广西三个区域堂点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04期。区的传播历史与现状，并分析了其传播特点及由此形成的地处边缘而文化多元的“山区教会”特点。刘芳的《明清时期湖广天主教的传播与发展》，考察了明末罗明坚神父进入湖广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天主教在此地区的活动情况，揭示了其在清政府百年禁教时期仍屡禁不止的原因，和它与周边其他省份天主教发展的不同之处。此外，还有向丽的《鄂西南天主教传播及其现代变迁》①，分析了天主教在湖北利川传播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变，以及天主教在土家族山区得以传播的原因。秦和平、张晓红的《近代天主教在川滇藏交界地区传播——以“藏彝走廊”为视角》②，选择藏滇交界处天主教会为研究个案，以横断山脉“藏彝走廊”地理特征为切入点，认识近代天主教在藏、怒等族民众中的传播历史及特点。着重分析了巴黎外方传教会接管藏区传教事务，以及崩卡传教点的兴衰，进而揭示天主教会选点的考量及其变化。

2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本色化问题；②天主教会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③个案研究（传教士）；④比较研究。

①本色化问题

天主教本色化问题有廖翔慧的《天主教传行中国的社会化历程分析》③。用社会化理论检视天主教传行中国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化状况：试探期“佛教化”，初传期“贵族化”，再传期“适应化”，复归期“合法化”，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化历程。张振国的《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困境与机遇》④。文中认为天主教自入华以来,始终无法做到与中国民间信仰的融会贯通，也因此而无法真正融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是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所无法回避的客观困难，但二者之间文化上的互补性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只是天主教一直未能找到融入中国文化的最佳契入点。夏泉、冯翠的《传教士本土化的尝试：试论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与清中叶中国学院的创办》⑤，以传教士本土化培养为视角，着重探讨了传教士马国贤创办中国学院之动因、经过与影响。少英、吴兴帜的《天主教与滇南苗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嬗变》⑥，则探讨了滇南苗族自主性对西方文化进行着本土化的改造。① 向丽：《鄂西南天主教传播及现代变迁》，《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05期。

② 秦和平、张晓红：《近代天主教在川滇藏交界地区传播——以“藏彝走廊”为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02期。

③④ 廖翔慧：《天主教传行中国的社会化历程分析》，《敦煌学辑刊》，2010年01期。

张振国：《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困境和机遇》，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01期。⑤ 夏泉、冯翠：《传教士本土化的尝试：试论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与清中叶中国学院的创办》，《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03期。⑥ 和少英、吴兴帜：《天主教与滇南苗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嬗变》，《民族研究》，2010年02期。

②天主教会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天主教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只有、有田军的《近代天主教会对后套地区的水利开发及其影响》①一篇文章，文中认为天主教会组织教民开发了一系列水利工程，通过控制和扩张水利系统来继续扩大其势力范围的同时，客观上改善了后套地区的灌溉条件，有利于后套地区农业的发展。

③ 个案研究（传教士）

天主教的个案研究比较少，国内几乎没有研究，国外仅有法国荣振华的《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②包括入华天主教修会和传教会入华会士的三部列传。

一、法国前入华耶稣会士荣振华神父所著《1552--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罗马耶稣会研究所、巴黎拉杜宰和阿奈出版社联合出版，1973年)。

二、原入华遣使会士方立中辑录的《l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北平遣使会书局，1936年版)。

三、遣使会士热拉尔·穆赛和布里吉特·阿帕乌主编的《1659--2004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2004年版)。包括一些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统计资料，如国籍统计表、汉姓统计表等，但没有对传教士进行个体的研究。

④ 比较研究

中外比较研究有廉松心的《天主教在中朝两国初期传播特点比较研究》③，对17-18世纪天主教在中朝两国传入的社会背景、传播时间及途径、组织机构及传教方法、传播范围及发展规模、在两国的的遭遇这些方面进行了比较。国内的比较研究有基督教与天主教传教的比较，例如尚海丽的《近世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播的比较研究：以河北道为例》④。从近世基督教、天主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及其社会背景、传播路线、传播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比较，并论述了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带来的积极影响。比较研究还可以有很大的扩展，例如天主教在中日两国传播发展的比较，天主教各教会传播发展的比较，以及天主教同一教会在不同地区的传播发展的比较。

总体来说，中国近代天主教，以地点为叙述主题的关于天主教传播与发展的研究颇为丰富，专题研究不足，对于中国近代天主教教派、传教士的研究几乎没有，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三 伊斯兰教

①② 田军：《近代天主教会对后套地区的水利开发及其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03期。

（法）荣振华：《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③ 廉松心：《天主教在中朝两国初期传播特点比较研究》，韩国研究论丛，2009年01期。④ 尚海丽：《近世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播的比较研究：以河北道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05期。中国近代伊斯兰教研究的内容与方面比较凌乱，琐碎，无章。根据近三年的学术成果，我们大体将之分为四大部分：1中国近代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况及近代伊斯兰教史学的研究；2中国伊斯兰教与政治；3中国伊斯兰教与文化；4 中国伊斯兰教的现代化。中国近代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况及近代伊斯兰教史学的研究

李兴华的《广州伊斯兰教研究（上）》①其中部分对近代广州的伊斯兰教发展做了简要的概述。王豪斌的《民国时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②，将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当时的民族自觉历程等一系列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作比较分析,从中揭示民国伊斯兰复兴运动无论对于中国伊斯兰教还是中国社会所拥有的特殊意义。同时,分析了以达浦生为代表的回族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他们与当时伊斯兰社会的种种联系。伊斯兰教史学的研究有殷振川的《论民国时期的回族史学》，文中认为中国回族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正式形成,。而20年代到40年代,则是回族史学在系统研究中得到不断发展的重要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则是其发展的艰巨环境。民国时期的回族史学是回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重要的繁荣期,研究空前活跃,成果丰硕。在研究队伍上,除了汉族、回族学者外,还有许多国外学者参加,当然回族学者是主力军。在研究角度上,不光从学术角度,而且还从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角度出发,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以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回族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开始引入西方近代史观和民族观,以全新的民族概念和民族平等思想来研究回族史;并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民族观为理论指导的回族史研究,尝试了族、教分离这种全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促使回族史学科开始独立,为新中国成立后回族史与回教史研究最终分立为并行学科打下了良好基础。在研究范围上,全国各地的回族都注意到了。在研究领域上,中西关系、民族源流、人物、历史事件、经著学说、文化教育、史料、当代社会问题及研究方法等,都涉及到了,特别在回回是否为民族,族称、族源问题,回教与回族的关系,回汉关系,回族与中国文明的关系等的研究上都取得了重要进步。在论著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成就空前。中国伊斯兰教与政治

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回教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上，比如：王柯的《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④，中日全面开战不久,日本战争决策机关“五相会议”做出决定,推进“回教工作”以便迅速击败中国。之后日本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在穆斯林居住地区建立特务机构,拉拢 ①②

③ 李兴华：《广州伊斯兰教研究（上）》，《回族研究》，2011年01期。

王豪斌：《民国时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③ 殷振川：《论民国时期的回族史学》，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④ 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年05期。回族军阀,成立各种“回教”组织。分析了回教工作的特点及其影响。马尚林、罗凉昭的《云贵回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①，论述了云贵回族对抗日战争的种种贡献。张嵘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省分会述评》②论述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省分会述评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组织回族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回族教育，开展扶贫济困等工作，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的积极的贡献。

3中国伊斯兰教与文化

马晓娟的《新疆的回族文化运动——以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为例》③论述了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建立、组织及开展的各项活动。李楠的《回族伊斯兰教教育研究》④，其中有涉及到近代回族伊斯兰教教育。文化方面，对于回族报刊的研究比较多，比如，白贵、金强的《回族新文化运动与回族报刊之互动关系》⑤，认为回族报刊通过新文化运动的历练，回族报人较好地完成了报道新闻、评论时事、传播文化、促进经济的基本任务。回族报刊借各种文化运动之东风,得以遍地开花,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回族新文化运动与回族报刊二者的关系是良性的互促互进。张琴的《近代回族报刊与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交互关系》⑥，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近代回族报刊与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回族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对近代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萌芽和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是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引进者、培养者、刺激者和宣传者；另一方面,近代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发展也给近代回族报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使近代回族报刊显示出与时代相适应的功能、地位和特点。刘莉的《民国时期回族报刊文献《晨曦》——兼谈其内容与特色》⑦，认认为该刊重视回族伊斯兰教的学术文化研究,注重引介国外伊斯兰教国家经验,积极宣传倡导爱国爱教思想与实践理念。办刊宗旨明确,特点突出,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中国伊斯兰教的近代化

中国伊斯兰教在近代历史的变迁中也有一个近代化的过程。米寿江的《中国伊斯兰教都市化的过程及其发展趋势》⑧依据调研数据对我国伊斯兰教都市化进程及阶段性特征作了明确划分,对西北教派门宦、中原经堂教育、江南“以儒诠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予以客观分析；并指出都市化带来的穆斯林社会的新变化和新问题。①② 马尚林、罗凉昭：《云贵回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民俗月刊》，2010年02期。

张嵘：《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省分会述评》，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06期。③ 马晓娟：《新疆的回族文化运动——以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为例》，《中国穆斯林》，2011年01期 ④ 李楠：《回族伊斯兰教教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⑤ 白贵、金强：《回族新文化运动与回族报刊之互动关系》，《江苏大学学报》，2010年04期。⑥ 张琴：《近代回族报刊与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交互关系》，《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02期。⑦ 刘莉：《民国时期回族报刊文献《晨曦》——兼谈其内容与特色》，《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01期。⑧ 米寿江：《中国伊斯兰教都市化的过程及其发展趋势》，《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01期。中国近代伊斯兰教研究总体来说比较琐碎，缺少系统的调查与研究，从研究角度上来看，还可以从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上做进一步的拓展。

四 佛教

2009—2011年中国近代佛教研究领域几乎为空白。仅有两篇文章，李明的《近代佛教女众教育思想》①，从近代女众教育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展示民国佛教女众教育的情况。还有高秀峰的《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研究》②，从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开展的背景、佛教慈善思想、近代中国佛教慈善组织、近代中国佛教界著名的慈善人物等方面对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在近代百年的发展过程以及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综合考察，给予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客观、公正的评价。

近代佛教的研究还可以涉及：佛教文化近代化转型问题，世俗化问题，著名宗教人物，寺院的变迁等诸多方面。

五 道教

2009—2011年中国近代道教研究领域也几乎为空白。仅有程杨的《近代道教慈善事业研究》③一片文章，对近代道教的慈善事业有所研究。他认为，在近代中国，道教在近代慈善事业中是不应忽视的,它也是近代慈善事业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一方面提出了具有近代意识的道教慈善思想；另外一方面,建立了一批道教慈善组织，同时许多道教人士也积极的参与到慈善活动中，并且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该文主要探索了近代道教的慈善事业,探讨了近代道教慈善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该文分四个部分对道教的慈善进行探究：第一部分：论述近代道教的发展状况，分析道教在中国近代的衰败背景和原因。衰败的原因和背景可分为四个方面：官方对道教的态度，道教自身理论发展的缺陷和研究力度的不够，外来宗教的冲击(如：西方基督教传入)，晚清以来的“庙产兴学”的影响。第二部分：论述了近代道教慈善的兴起与发展，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近代道教慈善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社会环境,晚清以来频繁的天灾，是道教发展慈善事业大的历史背景。道教的慈善思想自古以来就有，在近代吸收和借鉴了基督教的慈善事业经验，在原有的劝善思想基础上最终发展成了道教慈善思想。第三部分：主要是通过具体事例来进一步阐述和分析道教的慈善思想。一方面着重论述了近代道教慈善家的代表人郑观应的慈善思想,慈善实践活动。文中指出郑观应的慈善思想源自于道教慈善思想,他的活动不仅是传统的慈善事业的继续，也借鉴了西方慈善活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论述了近代的 ①② 李明：《近代佛教女众教育思想》，《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04期。

高秀峰：《近代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③ 程杨：《近代道教慈善事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道院组织红卍字会的慈善事业。红卍字会是一个带有浓厚的道教慈善思想的组织。最后，论述了道教其他的一些细小的慈善事例，例如通过编撰善书来警示人们积德行善，一贯道的慈善事业，北京白云观的慈善事业，以及其他近代道教人物的慈善事迹等。第四部分：论述了道教慈善事业的影响，以及从中获得的启示。近代道教慈善事业是对传统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并且还有着道教的特质。同时对当时的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为现在的社会公益事业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这一部分也分析了近代道教的慈善事业的局限性以及不足之处。

我们认为，关于近代道教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研究：近代文明（包括大工业化以及基督教文明）对近代道教的冲击及影响；近代道教适应近代社会所作出的调整。

综观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宗教研究总体来说比较薄弱，我们以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有进一步拓展：

1、研究地域。现有的研究地域比较琐碎，并没有涉及各宗教所在的所有区域，还有很大的地域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近代体育研究 篇3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内容，课程的近代化可以映射出我国教育近代化的全貌。学制不仅承载了整个教育的历史，而且会对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学制是研究我国教育近代化的钥匙。鉴于此，本文选取对我国近代体育影响较大的三个学制，对我国体育课程的近代化进行探讨。

一、《癸卯学制》与我国体育课程近代化

1《癸卯学制》产生的背景

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强势文化随之流入我国。西方基督教会为了使“全中国及全世界基督化”，在我国强行开办教会学校，并按照西方课程模式开设体育课程，从而把近代体育课程的种子埋入我国封建教育的土壤里。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为了兴办实业发起洋务运动，并效仿西方建立洋务学堂，开设体操课程，从而在我国自主创办的学校里出现了近代体育课程，标志着中国近代体育课程的萌芽。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教育救国呼声日甚，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势在必行。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并对体育课程(体操课)作出了明确规定。

2《癸卯学制》对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近代化的影响

《癸卯学制》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并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施行的新学制，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办教育无章程、学校无体系的状态，确立了我国近代学制的最初模式，奠定了我国近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标志着我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全面启动。

(1)《癸卯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突出了“实用化”特点。实用化是课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癸卯学制》中的体育课程“实用化”表现在：首先，《癸卯学制》的课程体系是对日本课程体系的模仿，体现了服务于近代工业的教育宗旨。《癸卯学制》规定“以谨遵御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所谓通才，即“振兴实业”通用之才。体育课程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毫无置疑地被纳入“培养通才”的教育计划中。其次，体育课程的实用化还表现为服从军事需要。《癸卯学制》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形势而制定，目的是“通过对学生和全体民众进行尚武精神的培养和军事素养的训练，使他们具有军人的品德和体质，以达到抵御外侮、寓兵于民”。为此，《癸卯学制》规定的体育课程，把“尚武”作为第一要事，指出“学堂兵操万不可少”，“兵式体操为主”成为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体育课程内容。

(2)《癸卯学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体育与德育、智育并重的方针，确立了体育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癸卯学制》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体魄”，其中“强壮国民之体魄”即体育方针。由此可见，体育课程已成为我国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冲破了我国封建教育重智轻体的束缚。

(3)《癸卯学制》对体育课程的设置体现出一定的科学倾向。《癸卯学制》模仿自日本，根源于德、法，课程的编制固然体现出西方科学主义精神。在体育课程的安排上已经考虑到学生的身心发展的阶段特点。当时的《学务纲要》第26条要求：“各学堂课程科学，皆量学生之年龄精力而定，实可无竭蹶之虞。”并初步根据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阶段，确立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科学性特征。

(4)《癸卯学制》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在全国得到普及和推广，使体育课程向平民化、大众化迈出了重要一步。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指出，“今中国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为握要之图”说明学部将办学的对象锁定为“全国之民”。

但是，也应该看到，《癸卯学制》是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制订的，并非对封建教育制度的彻底否定。应该说，这个时期的我国体育课程还仅仅停留在对外国体育课程器物层面的照抄照搬上，缺乏对当时我国国情的考虑，体育课程存在的我国文化基础不足。

二、《壬子癸丑学制》与我国体育课程的近代化

清末教育改良没有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加速了我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颁布了有关学校教育的法令，对清末教育进行改革。主要包括：《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以及之后陆续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学校课程标准》等有关学校的法令。史称“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基本上沿袭了《癸卯学制》开设的体操课程，所规定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时安排，乃至教法等都与《癸卯学制》没有多大差别。其体操课程仍隶属于军事需要，明确提出了军国民教育的宗旨。军国民教育——也称军国民主义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不少学校出现了体育课堂、课外执行两种不同体系的体育内容的双轨现象：一方面，课堂上实施《壬子癸丑学制》所规定的体操课程，主要以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为主；另一方面，课外开展以田径、球类为主要内容的课外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使那些更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体育项目在学校有了广泛的学生基础，为其日后成为正规的体育课堂教学内容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也加速了体育课程的新变革，推动了体育课程的近代化。

三、《壬戌学制》与我国体育课程的近代化

1922年11月1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史称《壬戌学制》。《壬戌学制》提出了七项标准：一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是发挥平民教育之精神；三是谋个性之发展；四是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是注意生活教育；六是教育易于普及；七是多留地方伸缩余地。为便于新学制的实施，1923年教育部又颁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壬戌学制》产生于“五四”运动之后，集中体现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思想，对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近代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壬戌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突出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把人性的发展提到重要位置，是对封建旧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壬戍学制》和《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从课程内容上彻底剔除了机械、严肃、整齐等体现绝对服从的封建专制思想的兵操，代之以活泼、快乐、机敏等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田径、体操、球类，使我国学校体育课程更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需要；在课程要求上，正式取消了男女差别，赋予女生与男生一样平等地享有接受体育教育的权利，彻底冲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使资产阶级平等思想贯穿整个体育课程；在体育课程制定的价值取向上，由服从社会需要的社会本位占统治地位，向关注学生自身发展，以儿童为中心的学生本位转变。

《壬戌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科学性有了进一步提高，奠定了近代我国体育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壬戌学制》是我国历次学制改革中，比较自觉地试图把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用以指导教育改革实践的。《壬戌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根据学生的年龄阶段特征，循序渐进地安排教学内容，顺应了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壬戌学制》的颁布带来了20世纪初我国体育教育领域的革命。把我国的体育课程从“军国民主义”时代带到了“自然主义”时代。它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发展儿童的本性，纠正了以往体育课程过分强调服务于社会而忽视学生个体发展的现象；它所包含的丰富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构成我国近代体育课程的思想基础，对后来的体育课程乃至当今我国的体育课程改革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近代体育研究 篇4

一、《癸卯学制》与我国体育课程近代化

1.《癸卯学制》产生的背景

鸦片战争, 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西方强势文化随之流入我国。西方基督教会为了使“全中国及全世界基督化”, 在我国强行开办教会学校, 并按照西方课程模式开设体育课程, 从而把近代体育课程的种子埋入我国封建教育的土壤里。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为了兴办实业发起洋务运动, 并效仿西方建立洋务学堂, 开设体操课程, 从而在我国自主创办的学校里出现了近代体育课程, 标志着中国近代体育课程的萌芽。

1895年,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 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教育救国呼声日甚, 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势在必行。1904年1月, 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又称《癸卯学制》) , 建立新的课程体系, 并对体育课程 (体操课) 作出了明确规定。

2.《癸卯学制》对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近代化的影响

《癸卯学制》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并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施行的新学制, 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办教育无章程、学校无体系的状态, 确立了我国近代学制的最初模式, 奠定了我国近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 标志着我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全面启动。

(1) 《癸卯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突出了“实用化”特点。实用化是课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癸卯学制》中的体育课程“实用化”表现在:首先, 《癸卯学制》的课程体系是对日本课程体系的模仿, 体现了服务于近代工业的教育宗旨。《癸卯学制》规定“以谨遵御旨, 端正趋向, 造就通才, 为全学之纲领”。所谓通才, 即“振兴实业”通用之才。体育课程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毫无置疑地被纳入“培养通才”的教育计划中。其次, 体育课程的实用化还表现为服从军事需要。《癸卯学制》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形势而制定, 目的是“通过对学生和全体民众进行尚武精神的培养和军事素养的训练, 使他们具有军人的品德和体质, 以达到抵御外侮、寓兵于民”。为此, 《癸卯学制》规定的体育课程, 把“尚武”作为第一要事, 指出“学堂兵操万不可少”, “兵式体操为主”成为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体育课程内容。

(2) 《癸卯学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体育与德育、智育并重的方针, 确立了体育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癸卯学制》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国民之善性, 扩充国民之知识, 强壮国民之体魄”, 其中“强壮国民之体魄”即体育方针。由此可见, 体育课程已成为我国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冲破了我国封建教育重智轻体的束缚。

(3) 《癸卯学制》对体育课程的设置体现出一定的科学倾向。《癸卯学制》模仿自日本, 根源于德、法, 课程的编制固然体现出西方科学主义精神。在体育课程的安排上已经考虑到学生的身心发展的阶段特点。当时的《学务纲要》第26条要求:“各学堂课程科学, 皆量学生之年龄精力而定, 实可无竭蹶之虞。”并初步根据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阶段, 确立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科学性特征。

(4) 《癸卯学制》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 在全国得到普及和推广, 使体育课程向平民化、大众化迈出了重要一步。1906年, 《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指出, “今中国振兴学务, 固宜注重普通之学, 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 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为握要之图”说明学部将办学的对象锁定为“全国之民”。

但是, 也应该看到, 《癸卯学制》是本着“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原则制订的, 并非对封建教育制度的彻底否定。应该说, 这个时期的我国体育课程还仅仅停留在对外国体育课程器物层面的照抄照搬上, 缺乏对当时我国国情的考虑, 体育课程存在的我国文化基础不足。

二、《壬子癸丑学制》与我国体育课程的近代化

清末教育改良没有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加速了我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颁布了有关学校教育的法令, 对清末教育进行改革。主要包括:《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以及之后陆续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学校课程标准》等有关学校的法令。史称“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基本上沿袭了《癸卯学制》开设的体操课程, 所规定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时安排, 乃至教法等都与《癸卯学制》没有多大差别。其体操课程仍隶属于军事需要, 明确提出了军国民教育的宗旨。军国民教育———也称军国民主义教育。在实施过程中, 不少学校出现了体育课堂、课外执行两种不同体系的体育内容的双轨现象:一方面, 课堂上实施《壬子癸丑学制》所规定的体操课程, 主要以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为主;另一方面, 课外开展以田径、球类为主要内容的课外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 使那些更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体育项目在学校有了广泛的学生基础, 为其日后成为正规的体育课堂教学内容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也加速了体育课程的新变革, 推动了体育课程的近代化。

三、《壬戌学制》与我国体育课程的近代化

1922年11月1日, 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 史称《壬戌学制》。《壬戌学制》提出了七项标准:一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是发挥平民教育之精神;三是谋个性之发展;四是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是注意生活教育;六是教育易于普及;七是多留地方伸缩余地。为便于新学制的实施, 1923年教育部又颁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壬戌学制》产生于“五四”运动之后, 集中体现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思想, 对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近代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壬戌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突出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 把人性的发展提到重要位置, 是对封建旧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壬戌学制》和《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 从课程内容上彻底剔除了机械、严肃、整齐等体现绝对服从的封建专制思想的兵操, 代之以活泼、快乐、机敏等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田径、体操、球类, 使我国学校体育课程更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需要;在课程要求上, 正式取消了男女差别, 赋予女生与男生一样平等地享有接受体育教育的权利, 彻底冲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使资产阶级平等思想贯穿整个体育课程;在体育课程制定的价值取向上, 由服从社会需要的社会本位占统治地位, 向关注学生自身发展, 以儿童为中心的学生本位转变。

《壬戌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科学性有了进一步提高, 奠定了近代我国体育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壬戌学制》是我国历次学制改革中, 比较自觉地试图把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并用以指导教育改革实践的。《壬戌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根据学生的年龄阶段特征, 循序渐进地安排教学内容, 顺应了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壬戌学制》的颁布带来了20世纪初我国体育教育领域的革命。把我国的体育课程从“军国民主义”时代带到了“自然主义”时代。它强调以“儿童为中心”, 发展儿童的本性, 纠正了以往体育课程过分强调服务于社会而忽视学生个体发展的现象;它所包含的丰富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 构成我国近代体育课程的思想基础, 对后来的体育课程乃至当今我国的体育课程改革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标志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近代化过程的三个重要阶段。从《癸卯学制》到《壬戌学制》, 反映了我国近代体育课程从器物层面的照抄照搬到思想层面的引入, 从被动模仿到主动内化过程。三个学制的颁行使我国体育课程不断走向科学、民主、实用化和大众化。

体育课程的制定不仅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而且要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不仅要彰显体育的本质属性, 而且要充分发挥其多种教育功能;不仅要善于利用国外先进的经验模式, 而且要适合我国国情, 融入我国文化, 这是我国体育课程发展的必有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3.

[2]董宝良, 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7.

[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参考资料 (上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4]陈晴.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5]喻本伐, 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6]王华卓.中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史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近代甘肃集市研究综述 篇5

[关键词]近代;甘肃;集市

[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6-0051-04

集市是民众交易产品、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场所。无论是秦汉的定期市,魏晋隋唐的草市,还是明清的市镇,近代的集市,都为人们的生活、生产提供了便利。集市不仅具有上述经济功能,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社会文化功能,囊括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一个集市都是一定地区的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集中表达,是一定区域乡村社会变迁的缩影。①

一 、集市的涵义

(一)基本涵义

集市古已有之,但其较快地发展却是在明、清、民国时期,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昔黄帝日中为市,令百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市之名以起。降及后世,商贾愈繁,设市愈盛,于是舟车捆载遍天下。中域省份,或名曰集,或名曰墟,或名曰庙会,惟云南则称以为街,总之皆市也。”②在农村或小城市定点、定时进行贸易的初级市场,我们习惯地叫作集市。关于集市的定义,《重修林县志》这样表述:“市厘之商贾,列肆以居,以便贸易,日中而市,人皆集焉,故曰集市。”可见,集市与老百姓的生活关系十分密切。

集市在我国起源很早。《易经•系辞》中这样记载:“集市交换始于神农,神农‘日中为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农,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此立市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集市的出现在神农传说时代就已经存在。自东晋南北朝时出现草市以来,至唐宋时期,在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中,集市的作用显得日益重要。

从历史上看,集市贸易的名称因地而异。据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岭南之市谓之墟”,“西蜀为之亥”,“山东人谓之集”。此外,还有叫“场”、“会”、“市”等名称。近代,广东、江西、福建、广西等地称集市为墟,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称集,四川大部分地区称亥,云、贵、川地区称街子、场,江南大部分地区称市、集、镇、市镇、镇市等,广东等一些地区称圩,河南乡村市场中也有集镇、集的说法。③近代甘肃把规模较大的农村市场叫作镇,如碧口镇、盐官镇等;规模相对较小的农村市场称集。并且,在商品交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许多庙会,也应属于乡村集市之列,如拉卜楞的庙市。尽管名称不一,但本质是一致的,都是通过基本的商品交换和民众进行互动 。

(二)对于集市内涵的争议

学界对于集市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诠释。王庆成认为集市是指产品交换的场所与行为,不存在这种交换的场所属于何种等级。近代中国社会很多县城的规模较小,有的与农村的差别不是太大,城乡分界不太明显。因此,地方州县的所有集市都应属于在该州县城的集市的范畴。④这一观点在近代较为落后的甘肃地区更为适用。李正华认为县城中的集市与乡村集市是完全不同的,县城集市受到政治、军事的影响较强,属于城市的范畴,乡村集市则反之。⑤李正华把集市界定于乡村集市;慈红飞认为北方常常是集镇并称,在江南则常常是市镇或镇市并称;⑥龚关认为在近代华北地区,集市的发展和集镇的勃兴是同步进行的,⑦它们之间联系紧密,互动性强;邓亦兵认为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市镇与集、场、墟也有许多相同之处。而相对较小的市镇,或正在发展中的集、场、墟,二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⑧指出了集市与市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邓玉娜认为集市与市镇是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两个层次的市场,集市有集期,固定商铺较少或没有;而市镇商铺则相对较多,整日营业;⑨赵志强认为集市是一个在指定的地点,每隔一定的时间间隔,买者和卖者会聚在一起进行商品交易等活动的一个有组织的公共场所,可以分为每日市场或连续性市场、周期性市场,还包括特殊市场,如庙会、国际集市。⑩

笔者认为集市应该分为乡村集市和市镇两个层级。它是民众与民众之间或与商人之间进行商品(产品)交换的总和。乡村集市有固定的地点(有时也没有)、有集期(有的地方无固定的时间,是连续性的),当然也包括庙市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的交换——乡村集市的延伸;而市镇有固定的地点,是连续性市场,没有时间间隔。综合考察,不论是集市还是市镇,都是初级市场,但又不仅仅只具有经济功能,还有与普通大众相联系的政治功能以及社会文化功能,是民众与外界发生关系的重要路径。

二、研究集市的代表性理论——施坚雅模式

国外对研究集市影响很大、最具代表性,对研究中国乡村集市有重要参考价值,在理论创新方面具有突出成就的首推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 Model),特别是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施坚雅模式是解剖中国社会变迁状况的分析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前者主要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后者主要研究中国城市化。他以明清时期中国的市场发育和城镇等级作为研究对象,大胆借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G lbert Rozman)的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以及另一位美国地理学家济弗的等级——规模学说,创立了宏观区域理论和集市体系理论,给人以新的启迪,尤其在对四川集市的研究上最为突出。

他的模式(即六边形市场系统)在西北地区却很难得到印证,因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所提出的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与技能、经济构成等虚拟条件不能与西北地区相吻合。但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提出的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中介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标准市场(Standard market)的市场结构体系对我们研究西北市场问题却很有借鉴意义。

三、近代甘肃集市的研究概况

从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对近代甘肃集市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还没有出现,有关近代甘肃集市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对近代甘肃集市的探讨是在相关的论述中有所涉及,现将这些资料做一梳理。

(一)论文类

樊如森《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构建》一文指出:地方市场在民国时期西北的商品流通过程中起着中介的作用;对初级市场,即集市也有新的认识,“初级市场在西北地区存在已久,只是在民国时期其规模和数量等方面又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变成了西北地区商品流通的最基层的场所和最普遍的形式”;同时,也探讨了陇东农业区的集市,“集市的期限,有两天一集的,三天一集的,甚至九天一集的,间隔的长短完全看当地的商业状况和消费量的多少而定”。

黄正林《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一文对近代甘肃(包括河西、陇东、陇南、甘南等地区)集市的市场构成、专业市场的形成做了探讨,并指出这一地区的集市与全国相比有不同的特征。也对以牧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如甘南)利用寺院会集进行贸易的庙会、花儿会作为农村市场的重要部分进行了论述。同时,还探讨了晚清以来近代甘肃集市不发达的原因;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集市和药材市场(比如陇南地区)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对集市的分类和集期的探讨也有独到的见解。

黄正林另一文《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指出:天津的开埠对西北及其近代甘肃集市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也使兰州市场得到了较快地发展,并且凸显了兰州市场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公路对集市发展的影响。集市与产地市场的关系和地方集市上商品来源以及夏河拉卜楞地区回族在商人中的比例也是该文的内容之一。

黄正林在《黄河上游区域农村经济研究(1644-1949)》一文中,用图表描述了近代甘肃的农村市场1920～1930年间在各地的分布数量以及相关信息,指出了不同地区集市的发育程度不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会集贸易和环县、永昌等地的庙市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市场开放的周期考察,阐述了各地集期的具体情况和不同集市的集期分布。在理论上,运用施坚雅模式研究了近代甘肃区域市场的层级与专业市场,对晚清以来甘肃集市的发展趋势和变化的原因有着科学的考察。

钟银梅的《近代皮毛贸易在甘宁青地区的兴起》研究了甘肃市场山西、陕西商人占多数,本地商人占少数的原因和张家川与平凉地区的回族商人。除对皮毛的论述外,还谈到了药材和茶叶贸易的市场活动。在地方集市上,“光绪末年的甘肃平凉‘商贾云集,半属回民’;河州八坊南关地区更是‘市面最盛,富商大贾群聚’”。

勉卫忠的《清末民初河潢回藏贸易变迁研究》一文对河州地区的集市贸易和拉卜楞地区的寺院集市有深刻论述,并且对在这个地区的庙会集市上的商品种类及其来源地进行了研究。对回族商人活跃于这一集市的地位和经营形式多有涉及,“其一,是有固定的店铺,或在固定的地点露天摆摊营业,此类商贩一般都在河徨各城镇的集市上”。

乌廷玉的《解放前北方农村集市贸易》一文对集市上牙人和集市设置作了研究,对北方地区集市的性质与发展前景也进行了论述,还对集市与副业、商贩的互动进行了探讨,最后考察了集市贸易对交换方式的影响。

朱立芸的《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一文对近代甘肃药材市场的药材产地和黑市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药材的运输与民族地区的集市作了研究,如甘肃拉卜楞市场、河州市场、肃州市场。

牛海桢、李晓英的《近代包头商业城市的兴起及回族商人的作用》指出近代包头毛业的兴盛与甘肃的集市有关,“……来包之羊毛,最多当推甘肃与宁夏,其大集散地为甘州、肃州、凉州、永昌、镇番等处”。

夏阳的《论近代甘肃市场的初步发育及其时代特征》一文论述了近代甘肃市场初步发育的主要条件和发育的基本状况。除对基本的市场状况论述外,还涉及近代甘肃与省外的集市贸易,指出了近代甘肃市场初步发育具有“以物易物”、“ 不等价交换”、“计量粗疏”、“宗教性”、“ 赊购延付”、“ 欺市杀价”、“ 牧场‘买青’”、“ 偷漏关税”等时代特征。

(二)著作

对近代甘肃集市专门研究的著作还没有出现,但在其他著作中多有所提及的有:马鹤天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对甘宁青地区集市上的商品种类、来源进行了论述;李式金的《拉卜楞之商业》对拉卜楞地区的商业有较为详尽的探讨;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对拉卜楞地区集市上的回族商人的势力和在商人中的比例有研究;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对甘肃的企业和集市的基本状况有所涉及; 王公亮的《西北地理》和王金级的《西北地理》都对近代甘肃的商路有精辟的论述;李清凌的《甘肃经济史》对清末民初陇西、临洮、酒泉等地集市的小商小贩以及店铺进行了研究,对抗日战争时期甘肃的地方市场进行了探讨;邓慧君的《甘肃近代社会史》对民间集市和庙市有详尽的分析;林鹏侠的《西北行》对民国中期的河湟集市的商品描述颇为详细;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对陕甘宁边区1941～1945年这一时期集市在各地的分布和集市上的商品种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除笔者收集到的上面的一些著作外,研究近代甘肃集市可以参考的资料有《甘肃新通志》、《甘肃通志稿》(宣统)、《甘肃通志稿》(民国)、《甘宁青史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甘肃文史资料选辑》、《陇海铁路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报告书》、《左文襄公全集》、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和各地方档案馆档案以及各地方志等。

四、研究之不足

(一)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对近代集市进行研究时,不论是对全国集市的研究,还是对近代甘肃集市的探讨,在理论分析方面,是有欠缺的。即使有一些理论,也不能对所掌握的史料进行系统地分析。集市存在首先是由于交换,所以集市与经济学很紧密,而在分析集市时对经济学以及市场经济学的运用很少见到,大多数研究还是停留在对史料的归纳这一层面上。

(二)成果比较少

对近代甘肃集市的专门研究,黄正林教授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他人的研究相对比较零星,只是对史料的一般论述与归纳。对近代甘肃集市以及西北集市的研究远远没有华北、江南、甚至云南等地区的成果丰硕,这可以从现有的论文与著作的数量对比上就能直接得出。

(三)缺乏深度

从笔者所搜集到的已有成果来看,大多数是对近代甘肃集市表面现象的描述,比如描述集市上的商品种类、商品来源、商人身份、店铺规模、集期等,属于表层论述,还没有深入到集市的深层结构,如对牙人、牙行制度、金融等的涉及较少。即使有也是在论文中附带提及,并未做专文论述。另外,对近代甘肃集市与全国其他地区集市的比较研究也很薄弱。同时,由于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国情,近代甘肃社会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近代甘肃集市与西方社会互动的研究也是较少的,如西方势力在张家川的影响等。

(四)对明清时期甘肃集市的研究比较少

近代集市与明清时期的集市密不可分,一脉相承。对明清集市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近代集市发展的脉络。甘肃以及西北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不像江南地区在近代受到西方的冲击那么巨大,与西方的接触相对要少得多,受传统的影响较大。近代甘肃集市与明清的集市相比,有很大的相似性、同质性。所以,在对近代甘肃集市的研究上最短也要追述到明清时期的甘肃集市。

(五)研究领域分布不均衡

在近代甘肃集市研究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集市研究相对较多,而对其他地区的研究较少。如对拉卜楞地区的商业、庙市研究,对甘宁青地区的羊毛贸易以及羊毛的流通路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多,而对河西、陇右、陇南等汉族地区集市的研究甚少;对集市与交通之间互动、黑市的研究也不多。

(六)只限于经济层面

笔者认为,集市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近代甘肃集市是社会下层民众商品流通的渠道,也是近代甘肃区域社会与外界互动的平台,更是下层民众了解外界的最重要的窗口。因此,对近代甘肃集市的研究要突破经济层面的束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进行多角度的考察,才会对近代甘肃集市有宏观上的把握。而在对近代甘肃集市的研究过程中,这方面很欠缺。

五、结语

时值今日,国家大力提倡小城镇建设,努力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等问题,以期改善农民生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对集市进行研究并探求其发展规律,可以为城镇化建设能够提供某种历史借鉴和参考价值。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利用传统与近代集市交易方式、组织结构、发展轨迹、成败得失,从而活跃城乡经济,推动甘肃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总之,对近代甘肃集市的研究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我们只有踏着他们已经为我们铺好的路去奋斗去研究,才会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术会有所裨益。

[注释]

贾贵浩:《1895～1937年河南集市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刘毓柯:《永昌府志•建置志》卷17,《市肆》,光绪十一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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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强:《近代华北集市研究综述》,《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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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鹏侠:《西北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清朝末年西方近代体育的引进 篇6

关键词：清末,西方,体育

一、西方近代体育引进的深度思考

19世纪中叶,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列强的凶蛮强夺, 近代西方的政治理念、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也随之涌入国内, 引起了一些先进和敏锐的中国人的关注和重视, 因而产生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趋向和潮流,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原先保守的封建势力中出现了所谓的“洋务派”, 他们发起了“洋务运动”, 追求“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主义, 借“西法”图“自强”, 大力兴办军事工业和新式军队, 聘请洋人教官担任指导, 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 以应付日益尖锐的国内外矛盾, 挽救濒临垂危的封建主义制度。在这个过程中, 也形成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比如, 在编练新式军队和创办军事学堂的过程中, 洋务派主导引进了诸如英国兵操、德国兵操等体育运动项目, 以提高士兵的体格素质和作战能力。

到了19世纪80年代之后, 清廷政府中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 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标, 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 将西方的进化论观点作为思想武器, 倡导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教育教学革新, 为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大大扫清了思想障碍。此外, 随着中国国门的洞开, 还出现了一些由西方人直接在中国土地上开办的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帝国主义最初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产物, 这些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本应遭到民族主义当权者强烈的反对和质疑, 是不应该在中国大地上享有生存空间的, 但是, 由于当时国弱民贫的历史状态, 只能任其开办和传教, 不过这却使它们间接成为西方近代体育运动输入中国的一个特殊门户, 当时, 一些较为正规的田径运动和球类比赛首先就是在这些学校中开展起来的[1]802。

因此, 从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叩开中国清末时期大门的那个时刻起, 一些有识和进步人士就开始悉心思考如何积极探索和有效吸收西方近代体育的思想精华和成功做法。无论是洋务派倡导的“新教育”下创办的带有体育训练特点的军事学堂, 还是维新派大声疾呼的“新改良”下设立的带有体育教学特点的新式学校, 中国引进西方近代体育的做法由此进入到一个迫切而艰难的探索过程, 充满了痛苦与欢乐、悲伤与笑语。

二、西方近代体育引进的主要模式

清朝末年, 在引进西方近代体育过程中, 主要包括编练新军引进西方军操、建立军事学堂训练兵操、派出留学生海外学习、改革学制增加体育课程、创办杂志传播体育理论等几种主要模式。

1. 编练新军引进西方军操。

自19世纪60年代起, 洋务派开始编练“新军”, 这其中包括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等, 他们聘请洋人担任教练, 训练士兵如何使用“洋枪”和“洋炮”以及如何练习“洋操”。这些洋人教练们传授给湘军和淮军等的“洋操”尽管种类多样, 但主要还是以英国军操为主的, 比如整齐列队、目标刺杀、战阵演练和战术配合等。这些军操训练活动迅速提高了清末军队的战斗力, 使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甲午战争之后, 清政府又令张之洞、袁世凯等重新组织政府武装, 聘请了来春石泰等德国教练训练“自强新军”和“新建陆军”等新式军队, 并以德国兵操为主要训练内容, 其中就包括单双杠、木马等器械类体操, 强化了这些军队的战斗力。

2. 建立军事学堂训练兵操。

为了培养新式军队人才, 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学堂, 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1866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80年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开办的广东水师学堂等。这些军事学堂聘请欧洲和日本教官, 加强学员的作战训练技能, 设置了许多近代体育的课程[2]63。比如北洋水师学堂当时开设的体育课程种类繁多, 内容丰富, 包括了击剑、刺棍、拳击等搏击项目, 哑铃、跳高、跳远、跨栏等田径项目以及足球、游泳等健身项目。又如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聘请了英国人丁家立作为总教习, 传授西方近代体育课程, 课程内容包括体操、步伐、赛跑、爬绳等。1899年, 基督教青年会还发起组织了天津首次校际体育竞赛, 时称“学堂联合运动会”, 运动会由北洋大学堂主办, 特别邀请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和天津电报学堂等参加, 盛况空前。

3. 派出留学生到海外学习。

为了培养军事教官和工业人才, 洋务派曾选派了几批青少年前往欧美和日本等国留学, 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 为国内带回了许多西方近代体育的一些训练和健身项目, 推进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比如最早与棒球运动结缘的就是清末留美生、后期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1873年, 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期间, 非常热爱棒球运动, 他与其他中国留学生共同组织了一支名为“中华棒球队”的业余训练队, 经常进行专门训练和参加校内比赛, 他在回国后将棒球运动带回祖国, 1907年, 以此为基础, 举行了中国国内最早的一次棒球比赛。其他的诸如排球、篮球、网球、乒乓球等球类运动项目以及赛跑、跳远、跳高、跳栏等田径项目也在回国留学生的着力引进和积极参与下逐步在中国国内得到快速发展。

4. 改革学制增加体育课程。

1904年1月, 清政府发布了由张百熙、荣禄、张之洞等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 将体育课正式纳入学生的课程范畴之内。《奏定学堂章程》有效借鉴了西方近代体育的许多先进思想, 对于体育课程科目、体育锻炼时间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比如“体操”就是学堂当中非常重要的体育科目之一, 其“中学堂”体操要旨规定:“中学堂体操课宜讲实用, 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 再进则教以球杆、棍棒等体操。”对于体操教师, 则要求其“务使规律肃静、体势态齐、意气充实, 运动灵活。”此外还明确规定了中学堂各年级的体操课程时间须为两个小时。清末实施的学制改革, 对于西方近代体育课程在中国学校教育中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5. 创办杂志传播体育理论。

1909年4月, 《体育界》创刊于上海的中国体操学校, 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体育杂志, 其创办者徐一冰以顽强的探索精神, 向逐步觉醒的中国民众引进和传播着西方近代体育的理论与方法, 大声疾呼那些“头重若斗”、“面如死灰”、“心悸亢进”和“头眩目晕”的教育界人士应将体育置于与德育和智育平等的地位上而“不稍偏废”[3]118。《体育界》以论文、问答、漫画、批评、杂录等方式介绍了关于体育训练、体育教育、生理卫生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 表达了渴望近代中国日渐强壮的高大理想, 为国人树立了一个新锐明亮的体育发展模板。

三、西方近代体育引进的深远影响

清朝末年, 随着西方近代体育逐步传入中国, 极大地推动了体育运动在各个方面的发展, 引进西方军操的训练活动使得清末新军的作战能力得到部分加强;建立西式军事学堂训练兵操的体育活动为清廷政府培养了大批专业军事人才;外派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举措客观上推动了体育项目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改革学制在学校教育中增加体育课程的做法奠定了学校体育活动的根本基础;创办杂志传播西方近代体育思想与理论的做法开辟了一条提升中国体育水平的新途径。这些方面的探索构成了中国体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体育的早期内容, 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体育的变革更新。尽管清朝末年在西方近代体育的引进过程中, 还存在着照搬照抄国外情形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 但是从总体上看, 这段时期进行的艰辛探索对于推动后期中国体育发展的历程还是成就斐然的。

参考文献

[1]董艳国.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兴起[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5 (6) .

[2]赵岳峰, 郑志林.清末的体育会[J].浙江体育科学, 200 (04) .

中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史略考 篇7

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和我国女性解放发展紧密联系, 其在现代的发展轨迹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1840—1900年是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发端及形成期;1901—1949是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形成期;1949年至今是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期。

一、近代女子体育的萌芽及形成期 (1840—1900)

女子体育是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是对女性进行的以健身、健心、健美、娱乐、医疗等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鸦片战争后, 中国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思想不断深入人心, 西方近代体育开始渗入我国教育体制内。

1.“洋学堂”的女子体育活动。

为了加强对中国的侵略, 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通过办“洋学堂”对我国实施文化侵略, 为其殖民统治服务培养人才。1839年, 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立了“读经班”后, 上海及全国相继出现了教会“女塾”及教会“女子中学”。“洋学堂”按西方教育的模式进行教学, 虽着力于培养殖民服务者, 但男女平等等先进的思想同时也被贯彻其中。“洋学堂”的举办, 不仅使得女子开始受到近代思想的影响, 同时也为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洋学堂”的课程开展, 在中国教育发展及教会调查资料中都有显示, 体育是课程传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44美国教会开办的女塾课程记载, 除了文化课外, 体操、游戏等也有专门的课程传授, 课程对学生上下课间使用体育器材进行游戏的行为有所规定[1]45。有的学校规定, 学生必须在早上出早操, 并据此来考核学生的组织纪律性。体操在一些“洋学堂”的课程中被当做正课进行教授。同时, 学校还鼓励学生组织形成自己的体育组织, 甚至会专门开设体育竞赛项目, 引导女子参与体育和锻炼。

2.中国式的女子学校的体育。

儒教礼学文学的束缚下, 女子的言谈、举止等受到严格限制, “笑不露齿”的规定从思想上剥夺了女子体育的参与权利。而小脚、莲步等则从行动上束缚了女性参与体育项目的能力。

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不断深入, 留洋的回归者们纷纷从“保国强种”的角度, 大力推行在女子教育中实施体育教学。1899年, “经正女塾”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人自主开办的女校。经历了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 在屈辱的历史进程中, 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 中国教育也开始意识到, 不仅男子需要体育教育, 迫切改变“东亚病夫”的形象, 女性同样需要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

正基于以上的认识, 中国开办的女子学校体育逐渐活跃开来, 他们纷纷开设体操课、课外体育活动, 引进外国教师进行体育教学等等, 女子体育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二、近代女子体育的形成 (1901—1949)

近代女子体育, 是在女子体育教育、女子体育组织和国际竞技中发展起来的。近代女子体育是女性发展的需要、体育发展的需要, 而体育人才出现以及体育竞技活动参与则是其形成基础。

1.女子体育教育。

随着女子体育课程的设置, 体育专业人才国外引进和留学生等方式不再满足女子体育师资的需要, 从而促使我国近代女子体育正式形成。

为了加强女子学校的体育教学, 近代教育形成了专门的女子体育教育培训, 对普通体操、游戏、木棍操等进行专业培训, 其培训员主要是外国教师和留学生。随着学校教育的不断深入, 女子体育学校、体育系、体育科也正式成立。体育学校、体育系和体育科的成立, 标志着我国近代女子体育正式形成。

1908年徐一冰、徐傅霖和汤剑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该校以体育学与教育学为主要教学课程, 以体育教师培养为主要内容。其创建人徐一冰认为体育是强国之本, 是国家安宁的依靠, 积极提倡体育教育。在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带领下, 中国近代先后出现了大批专门的女子体育学校, 如上海基督女青年会女子体育师范学校, 私立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等[2]69。同时专业的体育系和体育科也在上海、杭州、四川、广东、浙江等地不断出现。

随着近代女子体育教育和专业体育科、系的成立, 大量现代体育项目不断被引进, 从而使中国近代女子体育正式形成。球类 (篮球、网球、垒球、足球) 、田径、器械体操、体育原理、健身、体育心理等课程的设置和安排, 不仅是近代女子体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近代女子体育的重要内容。

2.女子体育组织和体育竞技。

1901年至1949年, 中国近代女子体育不断向男女体育和国际体育靠拢, 形成了女子专业的体育组织和队伍, 并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竞技。

在中国近代体育形成期内, 女子体育组织和体育队伍不断出现并发展扩大。如体育会、同盟女子精武练习队、女子尚武会、精武女子模范团等不断出现;女子足球队、篮球队和划船队、田径队等现代体育项目团体组织形成。

我国近代女子体育形成时期, 女子体育学校和团体的特点是注重体育竞技的开展。1905年, 我国最早的女子运动会在上海举行;1923年, 北京地区举办了第一次女子联合运动会;1929年起, 华北运动会新增了女子田径、篮球等比赛项目;1933年江西“八一”全省运动会上出现了女性身影……我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形成过程中, 在国际竞技舞台上也有所成就。中国第一支篮球队、女子划船队在国际性篮球锦标赛上战果连连;1933年, 陆礼华率中国女篮远征日本、朝鲜, 获得10胜3负的可喜成绩;1934年东亚体专女子田径队、篮球队应邀赴南洋各地比赛。

三、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期 (1949—至今)

1.开创阶段 (1949—1960) 。

在旧中国时代, 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生活苦不堪言, 基本难以保障自身物质需求。加上外部环境不断恶化, 战争的不断爆发, 天灾人祸的不断肆虐, 社会生产的不断萎缩, 苦苦折磨着四万万中国人民。由于上述客观因素的存在, 中国运动员都没有较高的竞技水平, 与同时期的国际水平相差甚远, 在各项运动领域都没有突破“零”的纪录。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意识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 决心摘掉压在中国人头顶上的那顶耻辱的帽子, 毅然提出了在全国“提倡国民体育”的政策方针。在中央的重视下, 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从此中国体育正式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在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 明确提出了开展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加强改善人民健康状况, 增强人民体质, 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为中国体育的发展、性质和任务指明了方向, 为广大体育爱好者搭建了平台, 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

体育锻炼作为一项全民运动的项目, 自然而然推动了女子体育的向前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物质上的保障给了人民运动的基础, 促使体育事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1960年, 伴随着中国运动员杨传广在奥运会上实现奖牌榜“零”的突破后, 促使女子体育竞技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 田径运动员郑凤荣打破了女子跳高世界纪录, 被称为“报春的燕子”[3]18。

2.波浪式发展阶段 (1961—1976) 。

这段时期,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极不稳定时期, 各种政治思潮活跃在人民群众之间。既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时期, 同时也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节点, 使原本取得良好发展的体育事业,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女子体育从而也出现了跌宕起伏。尽管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 人民群众并没有放弃参加体育运动, 仍然以崇高的热情从事体育事业。在这段动荡的时期里, 虽然有所挫折, 但收获不少, 并在不少竞技领域还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喜人局面。其中, 我国女子运动员在第27届、28届世乒赛和1965年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的超凡表现更令人惊喜, 激发了更多的女子运动员争强斗胜的热情。据权威数据统计, 在我国运动员所获的冠军奖项中, 女子占到了总数的31.8%[4]17, 真正撑起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半边天。

3.跃迁阶段。

随着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社会生产不断取得新成绩,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新提高, 从而带动了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从这段时期开始, 中国体育运动才真正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展示我国体育健儿的精神风貌。特别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 随着一声枪响, 拉开了我国奥运金牌不断突破的序幕, 同时也向世界发出了向体育进军的有力信号。随着民营资本的不断壮大, 我国体育事业进入了发展的春天, 开始实现了由国家和民营资本共同合办体育的新局面。几乎也是在同一时期把我国体育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从1981年开始, 中国女子排球队连续夺得了五个世界冠军, 取得了令国人为之骄傲、自豪、振奋的成绩, 也铸就了中国女子竞技体育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从这一段时期开始, 我国体育涉及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继续发展传统项目之外, 还通过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 引进了国外的体育项目、体育人士, 给了人民群众更多选择的空间, 从而也进一步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女子体育在经过第一阶段的萌芽发展, 第二阶段的形成至第三阶段的发展提升, 女子体育项目一步一步攀上世界体育的最高峰。从目前情况来看, 不仅在传统项目上中国女子体育保持着绝对的优势, 而且在新生的体育领域, 女子体育也取得令人振奋的喜人成绩。其中, 女子曲棍球、女子冰壶运动、女子网球、女子游泳等领域, 女子运动员不断刷新纪录,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辉煌成果, 有力促使了中国从体育强国向体育王国的坚实迈进。

参考文献

[1]顾文娟《.盛京时报·妇女周刊》与伪满时期妇女教化探析[D].吉林大学, 2011.

[2]蒋勇军, 陈明锋.浅析清末民初时期女子体育活动[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7 (1) .

[3]罗时铭, 王妍.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兴起[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6 (1) .

论近代女子学校的体育教育 篇8

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女子学校是西方宗教人士与国内进步人士所开办的女学。这些女学一律采用西方教育模式, 在注意女子的德育、智育、技能培养的同时, 还注重女子的体育技巧的培养与身体素质的提高。随着有识之士对“强国强种”认识的深入, 女子体育作为对女性身体素质的打造手段日渐受到重视。近代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女子世界》主编丁祖荫曾指出:“吾中国男子弱矣, 惟女子之弱实致是。矫正身体, 厥惟体育。吾女子其急注意!吾办女学者其急注意!”于是在此社会语境之中, 女校成了近代提倡女子体育、最早开设女子体育课程的所在。

一、宁波女塾的女子体育教育

19世纪时, 兴办学校一直是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人接触并争取固定会众的有效手段, 所以单身女传教士往往热心创办小型女校。英国传教士、东方女子教育会委员阿尔德赛是第一位来华的女教士, 1844年阿尔德赛到达宁波, 在宁波城内祝都桥竹丝墙门内大屋开设了一所小型女塾, 取名宁波女塾, 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塾免费招收下层社会的女子来校就读, 学生都是“不过是婢弃女及最穷苦之女孩, 以校中有衣食供给, 故甘冒与洋人接近之危险”的下层女子。宁波女塾以西方学校教育为模式, 阿尔德赛已经关注到女子的身心健康, 于是在其女塾里开办了舞蹈和游戏课程, 率先提出健康女子身体的理念。从《女学报》第7期所刊登的“中国女堂内景图”里可以看出, 当时出现在女学里的青年女子身穿长及膝下的长衫, 头上盘着长发。因为当时女子还有缠足习俗, 所以有着三寸金莲的女性还比较普遍。据此推之, 1844年就读于宁波女塾的女生也应当是小脚长衫, 所以当时女学生因衣着与生理上的不便, 不适宜于在操场上进行大幅度的活动, 故阿尔德赛只能带领宁波女塾的女生, 在操场上做一些简单的游戏与舞蹈活动, 借此学习一些体育常识。但这种体育教育对于中国近代女性来说, 已最大限度地改善并提升这些贫苦女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 更开启了在中国学堂里进行学校体育锻炼的先例。

二、中西女塾的体育教育

19世纪70年代, 西方教会在华学校已有347间, 但学者胡卫清认为, 西方教会学校所收的学生多为流浪儿童, 教学内容也以宗教为主, 社会影响力有限。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亦认为, 教会学校的学生“来自最低下、最无希望的阶层”, 所以希望创办一所有着“最优秀和最有希望的阶层”生源的新式学校。1885年, 林乐知与监理会的女传教士海淑德在上海合作创办了中西女塾, 这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收费的女子学校。1892年2月17日的《申报》里有“中西女塾”的广告云:“启者, 本塾设在英界三马路监理会堂之后, 由南第二十一号洋房内, 专收中华女子。教以中西文字与有关实用之学, 以及刺绣、缝纫、杂技等。”

中西女塾基本采用美国学制, 以“爱、生活、成长”为校训, 学校将体育教育列为学生身体成长的重要因素而受到重视。在这个设备一流、明窗净几的高等女学的校园里, 设有新式体育馆和整洁的操场, 穿着西式裙装运动服的女生在外籍体育老师的带领下, 或在操场上跑步, 或在体育馆里打排球、或做钢琴体操和跳舞, 形成了朝气蓬勃的女子体育教育的景象。至1921年, 中西女塾又修建了大型健身房, 体育器材更加完备, 1933年的《现代学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记下了中西女塾校园里的体育活动, 云:“健身房外有网球场排球场各一, 天气和暖时, 好身手的同学都轻灵地在阳光下练习球艺。”

三、经正女学的女子体育教育

1897年4月12日, 近代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女学堂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诞生, 创办者为上海电报局长、民族资本家经元善。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中陈述其办学宗旨为:“欲复三代妇学宏观, 为大开民智张本, 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然后风气大开, 名实相副。”经正女学的创办人经元善在《中国女学堂缘起》一文中, 痛数创设女学的必要性:“以堂堂之中华, 而无一女学堂, 耻孰甚焉。”“感切世变, 每以今日中国不振, 归咎于二千年女学不开……甲午后, 创巨痛深, 朝野之间竞言兴女学, 今议开办女学以翼中国自强本计。”经元善办女校的目的还在于提倡男女平等, 反对“智男而愚妇”的封建传统, 当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郑观应、康广仁等6人在申请办学经费的禀帖上签名, 黄遵宪、谭嗣同、张謇等57位进步人士资助办学, 使经正学堂在创办之初就充满了浓郁的民主进步气氛。

经正女学实行西方教育模式, 课程分设中文、西文两种, 西文课程于读书写字之余, 兼习体操。经元善认为“东西学校无不有体操者, 此培体却病之要义, 未可忽也。”所以要树立“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的办学思想。在办学之初, 经元善特邀中西女客120余人共议办学之方法, 当时就有人提出:“学堂功课繁密.听义诵读之外, 必设小花园一所, 借习灌溉培种之法, 以资游息而舒畅其志气。再设体操之课, 以杜单弱。”对于这个进步而科学的建议, 经元善非常赞成。于是在经正女学里就有一座小花园, 供女学生开设体操课和平时散步运动之用。这个小花园虽然没有直接地称之为“操场”或“运动场”, 但已具备了运动场的性质, 而且办学者已明确地将小花园的功能定为“以资游息而舒畅其志气”, 又明确地提出了“设体操之课, 以杜单弱”的体育教育理念, 所以校园内的花园已可以看成是一所正规的运动场地, 这也是中国女学校里最早的体育设施。与1844年创办的宁波女塾相比, 宁波女塾的体育教育只有简单的游戏与舞蹈等, 而经正女学已有了固定的活动场地和固定的体操课程, 并有了以体操课程和运动技能来杜绝女子体质羸弱的健康理念, 从这一点上来说, 此举乃是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四、务本女塾的体育教育

自百日维新之后, 上海女学堂亦日渐增多。沪绅吴馨目睹当时妇女“习于脂粉华服, 金莲三寸, 弱不禁风”的现状, 遂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2) , 创设务本女塾于小南门花园街, 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 亦称之为“中国女学堂”。吴馨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 欲陶冶健全国民, 根本须提倡女权”, 故将其女学“取塾名为务本”。务本女塾的毕业生中有上海教育界和妇女界名人俞庆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无锡教育家侯冰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杨达权等知名人士。

务本女塾是一所风气开通并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女子学校, 该校创办者立志要革除女性“金莲三寸, 弱不禁风”的现状, 将体操列为正式的课程, 并聘请著名体育教师徐一冰来校任教。徐一冰是近代著名的体育教育家, 曾赴日本大森体操学校留学, 回国后同时任教于上海爱国女校、务本女塾、民立中学、中国公学等处。徐一冰的体操课是非常专业而先进的, 因此他的体育教育给务本女塾带来清新的近代体育之风尚。

在近代前贤推行女子体育教育数十年的基础上, 务本女塾已有了相当丰富的体育教育经验可以借鉴, 也产生了更加丰富的体育活动。务本女塾已有游艺场、体操棚和运动器材等专门的体育设施, 还有定期召开运动会的校规。1905年3月, 上海《时报》发表了一则务本女塾举办运动会的消息:“十五日下午, 上海务本女塾及幼稚舍举行秋季运动大会。运动会次序如下:1.缘绳, 2.射的, 3.身体矫正术, 4.花园 (唱歌、游戏) , 5.算术竞走, 6.跳绳, 7.小兵队, 8.庭球, 9.跳舞 (对舞) , 10.运粮竞走, 11.剖梨竞走, 12.上学竞走, 13.连球体操, 14.抢旗竞走, 15.抛球竞争, 16.跳舞, 17.裁缝竞争。”从这场运动会的项目来看, 务本女塾体育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不仅有球类、体操类运动, 还有名称繁多的游艺活动与舞蹈活动, 可见该校体育教育的成功, 也看到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长足发展。

务本女塾还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师资培养的先河, 1906年7月, 务本女塾举办“暑期女子体操传习所”, 目标是培养女性体育教员, 以备各女校充当师资。1907年的7月8日至8月25日, 又于苏州南万子街东首的公文女子小学堂内, 举办为期6周的“夏期女子体操游戏讲习会”, 也是为了“养成女子小学校教员”。在这些短期体育培训班的基础上, 积累了最早的体育人才培养的经验, 才产生了汤剑娥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基础。

近代的维新变法促成了19世纪中国女性的觉醒, 激励了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长足进步。近代新女性在“讲复女权, 就一定先讲不裹脚;讲兴女学, 就一定先讲读书”的口号下, 在“女子者, 强国之元素, 文明之母, 国民之母”的口号之下, 丢弃了三寸金莲的旧生活, 阔步走向运动场的阳光春风之中, 促进了中国女子体育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2]李国盛.女子体育卫生[M].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92.

[3]乔素玲.教育与女性[M].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近代革命家黄兴体育活动述略 篇9

在黄兴14岁那年, 他的37岁的继母陈夫人去世。而此前黄兴还有一些亲人先后去世, 在他8岁那年, 他的哥哥年仅19岁就因病去世, 在他12岁那年, 他的生母罗夫人也是因病逝世, 去世的时候也不过45岁。黄兴的父亲筱村先生由于遭受这一系列沉痛打击, 对健康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因而也就更加重视独子黄兴的身体锻炼, 还专门聘请了浏阳拳师李永球教导黄兴练习乌家拳。而黄兴痛失亲人的经历也同样让他印象深刻, 尽管当时他年纪还不是很大, 但他对健康也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所以他对于强身健体的兴趣也就非常浓厚, 对体育锻炼也十分刻苦, 有空时经常和乡村童到屋后的纹银坪操练拳术。由于常年坚持锻炼, 黄兴的身手十分了得, 并且膂力大长, 甚至可以轻松举起百钧。黄兴每天读完书之后就会自觉到院中进行体育锻炼, 要么举石滚, 要么举铁锁等。后来还跟着武术家李永球学习拳术及刀、枪、剑、棍等器械。早在青少年时期, 黄兴就已经练得了一身好武艺, 这也为他后来参加反清革命奠定了良好的身体条件。在他家附近的东芳坡有一个能文善武的年轻人叫王润生。黄兴与他成为了好朋友, 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拳术。后来王润生还与黄兴一同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1913年, 在黄兴的资助下, 王润生再次前往日本留学, 专门攻读体育专业。王润生回国之后在湖南大学任体育教授, 也算是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1902年, 黄兴东渡日本留学, 在东京宏文书院就读。期间他非常喜欢日本的体操以及军事训练, 而且经常观看日本士官的操练。除此之外, 黄兴还经常去练习射击, 而且很快就成了优秀的射手, 并且在各种比赛中多次获得奖牌。当时日本的射击靶分为大小隐现活动, 射可以分为立、膝、伏等姿势, 射击的项目非常多。因为黄兴在少年时期就已经练就的一个良好身体素质, 加上他两湖时期所奠定的良好兵操基础, 所以黄兴在三天之内就完成了所有规定的射击项目, 只有大森处二门由于路太远没有完成射击。下课之后黄兴非常喜欢参加棒球运动, 经常和同学进行棒球比赛, 而且黄兴的棒球水平也是非常高, 在比赛中他经常获得胜利。在日本留学期间, 黄兴还拜师田九二四郎学习剑道。武昌首义的时候, 11月17日反攻汉口失败之后, 当他在退守汉阳之时, 偷偷潜入花园阵地庭前的一名便衣人员用枪对着黄兴的侧背, 黄兴马上拔出刀将这名便衣的头砍成两块。如果没有经过长期刻苦训练的话, 是不可能达到这么精湛的刀法。

1903年, 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胡元倓为中日甲午、庚子两次战争中国军队的溃败感到万分痛心, 决定以兴学来救亡图存, 并于3月29日在长沙组建了明德学堂, 这所学堂也是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学。在上海, 胡元倓与黄兴、张继等一批从日本回国革命志士不期而遇, 随即邀请黄兴等人前往明德学堂任教。而黄兴等人也正计划回湖南来建立革命据点, 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所以很爽快地接受了胡元倓的邀请, 黄兴并受聘为该校师范班教务主任同时兼任体操教员。黄兴在明德学堂任教期间, 仿制了数十副从日本带回来的哑铃, 并且在上体操课的时候给学生示范, 指导学生进行哑铃操的练习, 同时他还教导学生练习柔软体操。哑铃操也因此在湖南广泛流传。由于黄兴是日本留学回来的, 经常受到各个学校的邀请去兼职授课。黄兴于1904年在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教育学生体操。在当时来上体操课的不过是十来个没有裹过脚的女生。黄兴教学生体操时身穿酱色纺绸长褂, 指导学生翻杠子, 练习柔软体操以及练习哑铃。学堂里没有双杠设备, 就用床铺架子代替双杠教学生练习双杠。黄兴教的柔软体操是日本式, 他在教学生的过程中非常有耐心, 基本上不发脾气。

黄兴在明德学堂任教期间, 积极组织反清革命活动, 并成立了华兴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04年由于起义的消息泄密, 清军来到明德学堂准备逮捕黄兴。黄兴迅速跳上矮墙、跃上电杆很快就逃脱了清军的追捕。有一次, 黄兴急急忙忙找到校长, 告诉胡校长由于前段时间印的小册子被官府认为是革命书, 政府已经派人来抓他。胡校长马上将黄兴带到自己的表哥家藏起来。差丁没有抓到黄兴, 就把校长抓走。警察局长对胡校长呵斥, 训斥他用人不对, 给学校惹来这么大的麻烦。胡校长对警察局长说, 如果你想升官发财的话, 就把他的头交上邀功请赏。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 警察局长把桌子一拍, 谁想做狗官, 现在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安全。警察局长的表现让胡校长大吃一惊。国民政府成立之后, 1912年10月31日, 黄兴来到他曾经任过教的长沙明德中学, 他非常关心学校体育设备情况。他对胡校长说, 学生不仅要学好文化知识, 更应该强身健体, 不能有所偏颇。黄兴在参观了学生们表演的哑铃操之后非常高兴。他对胡校长说, 学校应大力推广体育运动, 包括武术、跑步以及球类运动等。

黄兴坚持每天都练习拳术, 还要求儿子黄一欧也和他一起练习。黄一欧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亲练习拳术。黄兴在他儿子的腿上绑上沙包, 让他从跳矮凳开始, 然后慢慢加高, 经过几年的训练, 进步很快, 一堵矮墙, 只见他儿子纵身一跃就过去了。他还要求儿子练习腿上绑着沙包跑步。黄兴告诉他儿子, 体育才是强身救国之道, 他让儿子要在多方面加强锻炼。黄兴常年忙于革命事业, 但也不忘告诫儿子坚持体育锻炼。后来, 黄兴将儿子黄一欧送到日本向田九二四郎学习日本剑道。黄兴告诉他儿子, 只有学好了剑道, 再充分结合中国的传统剑术进行练习, 才能使得剑术水平得到实质性的提升。1906年, 当父子在日本团聚之后, 父子经常去武术会进行射击训练。黄兴的长孙黄伟民终生都在从事体育教育事业, 他早在学生时代就非常热爱体育, 包括长跑等各项体育运动, 凡是学校有体育比赛, 他都踊跃报名参加, 当他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 就以体育而出名。他专门选修体育课, 毕业之后, 先后在多所学校担任体育教师, 1964年开始担任湖南省体工大队教练员, 后来调到长沙市北区业余体校担任教导主任, 一直到退休, 他的一生都在从事体育教育事业。黄兴的长孙媳妇也是体育人士, 她是运动员出身, 她曾经是湖南省体委下属业余体校篮球队成员, 直到晚年都非常热爱太极拳、太极剑等运动。这些都表明, 黄兴及其后代与体育事业密不可分, 这与他本人“文武兼备”的体育育才观有着直接联系。

黄兴是民国时期的革命先驱, 他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 早在学生时代, 他就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通过体育来提高军事力量。1908年, 由于云南河口起义的失败, 黄兴再次东渡日本。为了尽快培养更多的反清革命的军事人才, 1909年黄兴在日本重新组建了“大森体育会”, 同时招收同盟会骨干, 积极开展体育和军事训练, 并聘请多名日本军官为教官。大森体育会原本是日本的一所体育学校, 其主要目标是培养体育人才。而黄兴的目的是通过体育训练培养更多的军事精英。他还专门聘任了日本退伍军官为教练, 而他自己也亲自担任教练, 教授学员枪法和作战要点。演习之时则将学员分成二军, 他亲自和日本教官各自带领一军进行对垒。黄兴还是一名实干家,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过程中, 他先后六次亲自参加并指挥武装暴动和起义。孙中山于1910年10月13日, 在马来亚的槟榔屿组织召开了秘密会议, 参加会议的还有黄兴、赵声等多人。会议决定在广州发动“三二九”武装暴动, 决定派出由五百青年组成的“敢死队”。其后由黄兴在香港成立统筹部, 选派身强力壮、精通武术的青年充当敢死队的骨干成员。黄兴每天都亲自带领这些敢死队员进行训练, 为起义做好准备工作。革命党人于1911年3月29日在广州小东营五号秘密集合。五点半开始发动起义。黄兴亲自率领一部直接向清总督衙门进攻, 打败了卫队, 直接冲进室内。放火焚烧之后又率队撤退, 撤退的途中遇到了清兵大队人马。黄兴在指挥战斗过程中, 右手被清兵打断两指。就是在受伤的情况下, 黄兴仍然以断指射击, 而且作战非常英勇, 使得士兵士气大振。黄兴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之后才不得不飞身跃墙, 率领其余人员安全撤离。这就是著名的“三二九广州起义”, 也叫“黄花岗之役”、“辛亥广州起义”。

黄兴作为一个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 他的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在为革命事业奔波, 积极筹建革命团体、组织领导武装暴动和起义、极力维护共和等事业。他的十七次铁血精神, 以及他为革命事业立下的汗马功劳, 这一切在历史长河以及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丰功伟绩都被世人铭记在心, 为后世的人们所敬仰。然而黄兴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 他的体育实践以及体育思想同样对近代体育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林增平.黄兴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2]石彦陶.黄兴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3]陈维伦.黄克强先生年谱[M].台北:台湾天一出版社, 1973.

[4]萧致冶.黄兴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5]冯自由.革命逸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读程翔章《湖北近代作家研究》 篇10

对湖北地区自古迄今的文学家，现今学术界给予了关注，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就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学人们对古代和现当代的作家用力颇多，对近代的则较少致思。其实，湖北近代也出现了很多卓有影响的作家，产生了大量可圈可点的作品。湖北近代文学是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就和贡献不容忽视。因此，对湖北近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是当下文史学者所应关注的课题，所当致力的领域。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已有少数学人在这一领域叩石垦壤，默默耕耘，并初见成果。华中师范大学的程翔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去年出版的专著《晚清文学研究》中，已用部分篇章讨论过湖北作家黄侃等人的创作。今年，他又推出了专论湖北近代作家的《湖北近代作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研究》）。

《研究》一书近27万字，设11章。第一章为“湖北近代文学研究概说”，下立4节分别论述湖北的文学传统、湖北近代文学的转型、湖北近代作家的共同特点、局限与不足。余下10章，则从湖北近代作家群体中挑选出了成就突出、影响较大的10位作家作为研究对象，每位作家用一章的篇幅予以专论。这10位作家是：陈沆（1785-1826）、张裕钊（1823-1894）、樊增祥（1846-1931）、王葆心（1868-1944）、刘艺舟（1875-1937）、刘成禺（1875-1953）、陈曾寿（1878-1949）、戢翼翚（1878-1908）、田桐（1879-1930）、黄侃（1886-1935）。该书对每位作家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涉及生平事迹、文学创作活动、作品艺术特色、文学地位及影响等，论述全面而细密，能使读者较为深入地了解这些作家文学创作的风貌与成就。

最近，我浏览了《研究》一书，所获甚多。感受较深的一点是，该书整体构思与设计很精巧，能让读者对湖北近代文学创作的情况获得较全面的认识。这得益于作者能精心遴选研究对象，并据以构筑全书的框架。就其选作专论对象的10位作家看，都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首先，他们均是文学创作成就卓著的名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文学作品都能体现湖北近代文学创作的实绩。其次，10位作家分别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陈沆主要活动于嘉庆之时，黄侃主要活动于清末民初之际;这从上列10位作家的生卒年可大致窥见），他们的创作分而观之，可以成为湖北近代文学不同发展时期的缩影、代表，合而论之则能纵向连贯形成湖北近代文学发展史的主线。再次，10位作家在不同的文学领域独擅胜场，各领风骚：有人长于诗歌创作（如陈沆、樊增祥），有人精于古文撰写（如张裕钊），有人诗文并妙（如田桐、刘成禺），有人诗词兼擅（如黄侃），有人以戏剧编创扬名（如刘艺舟），有人以小说翻译与改译著称（如戢翼翚）;他们在不同文学领域中的作为与建树，表征着湖北近代文学各个门类的发展及成就。由上看来，《研究》的作者在遴选专论对象的过程中，进行了反复推敲，费了不少心力。该书选择上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作家作为专论对象，并由此构建全书的总体框架，既能在文学嬗递的时间轴线上较为充分地呈现湖北近代文学发展的概况，又可在文学门类的空间范域中较为全面地展示湖北近代文学创作的成果与实绩，如此纵横交合，令该书具有了一种文学史的特性和品格。因此，我非常欣赏、佩服作者在总体构思与设计上的匠心独运。

读过《研究》一书，还深感其中引证的资料十分丰富翔实。该书作者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来搜集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等方面的资料，经过甄选、剪裁而录示于书中，能让读者大长见识，多方受益。举一个小例。书中引录了王葆心的《胡伯传》：“胡伯，黄安人。……天启甲子武举后，贼氛渐逼，伯度形势，设木栅以守险。贼才之招以书，不往。崇祯八年秋，贼众突至，环攻，必欲得伯而后已。伯慨然曰：‘岂以吾一人故累众人耶？苟吾死而围解，死亦何恨！语贼曰：‘我即出，可解此围？贼许之。遂单骑赴贼营。围解，卒自刎死。”我作为一个红安（昔称黄安）人，过去未见此传，今得《研究》而读之，心中生出许多感慨，对吾乡之人情风尚的了解和理解亦有所加深。

该书值得称道的地方有很多，我只就自己感受较深的谈以上两点。限于篇幅，余不一一论列。

试论刘凤春与近代体育的兴办 篇11

刘凤春, 字茂斋, 于清末1853年出生于河北诸县罗家营村。刘凤春自幼家境贫苦母亲早亡, 父亲为传统农民, 刘凤春很小就跟随父亲到田地里耕作, 品尝到生活的艰辛。刘凤春在劳作之余, 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9岁那年拜同乡拳师承骏庆习武。十年间的劳作和在师傅严格要求下, 刘凤春的体质和武术功底都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 年满19岁的刘凤春离开家乡, 只身来到北京开始闯荡人生。刘凤春初到北京, 寻访多日最终在前门外吉祥翠花作坊落脚, 成为制作翠花的一名学徒。这也是其后来成名之后被称为翠花刘的原因。

一、与武术大师的不解之缘

刘凤春在翠花作坊, 心灵手巧勤劳朴实, 经常帮助他人, 受到大家的喜爱。又因其身体强壮, 平时能舞枪弄棒, 深受老板的器重。在平时出门办事时, 都会带着他一同前往。在吉祥翠花作坊旁边是一家眼镜店, 其店主为董海川高足程庭华。随着日常的交往增多, 程庭华发现刘凤春的武功基础和发展潜质, 对其越发喜爱, 遂决定收其为徒。从此刘凤春的人生改变了。在程庭华的悉心传授下, 经过一年的勤学苦练, 刘凤春对八卦掌的理解和掌握日渐成熟, 对刘凤春的天赋和悟性, 程庭华时常感叹人才难得。为使刘凤春能够得到更大更好的指点, 程庭华将刘凤春推荐给自己的恩师董海川。此时的董海川已是高龄之年, 对收徒已经不再热衷。经对刘凤春的考察, 发现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 于是决定收其为关门弟子。刘凤春感谢恩师的教诲, 功夫的训练上更加刻苦, 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在董海川悉心传授下, 经过数年终于完全掌握了八卦掌的全部奥义。在他学成之后, 董海川亲自写信将他推举到形意拳大师刘奇兰门下学习形意拳。在八卦掌的基础和形意拳相结合的影响下, 刘凤春的武功境界又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其功夫在当时武林年轻一代已经成为骁楚人物, 其功夫实力已经在程庭华等其他师兄之上了。

二、刘凤春的江湖典故

1. 自负清高, 领悟受益。

年轻气盛又身负绝技使刘凤华对自己的功夫颇为自负, 一些自傲的苗头在内心深处滋生。恰逢这一年, 太极名师孙禄堂云游回来, 董海川派程庭华与刘凤春前去邀请孙禄堂到家中叙旧。在孙禄堂住所, 三人畅谈良久, 刘凤春心急技痒, 想试探孙禄堂的身手。在孙起身取热水沏茶经过刘凤春面前时, 突然起脚猛袭孙禄堂腰部。孙禄堂全无防备, 腰部中脚。但孙禄堂身形不变, 手提壶中之水也没有溢出。在刘凤春脚踢中腰部的同时, 一股大力从腰间反噬而出。内力澎湃传入刘凤春身体, 将刘凤春向后弹出跌倒数米开外。此时的刘凤春在错愕间方知孙禄堂功夫的厉害, 自负高傲之心化为乌有。急忙起身大礼参拜, 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轻视他人之心。

2. 超级保镖, 终极护卫。

刘凤春的名气在整个北京地区逐渐叫响, 在此期间, 不少商贾巨富都来相邀刘凤春做最高级的护卫。刘凤春经过认真考虑, 先后在董姓商家做工三年, 宦官李莲英家二年, 在宁晋张家庄粮商张家工作二年。在他所到之处, 江湖宵小之徒无人敢来进行骚扰。光绪年间中叶, 朝廷大修颐和园, 承担此工程的是兴隆木厂, 为了对颐和园内财物的保护, 木厂老板亲自前来邀请刘凤春前去护宝, 刘凤春欣然前往。有一大殿修缮完工, 刘凤春负责看管殿内财物, 刘凤春关门闭窗, 在大殿上练习拳术, 忽闻身后如落叶坠地, 拧步转身见一人位于一丈之外。此人抱拳对刘凤春说, 我在此数月, 今天见你所展示的功夫绝妙, 被你的功夫所折服, 想知道你的大名和功夫的名字, 刘凤春冷冷对此人说:“你是何人, 为何到此”。说着就与此人进行交手, 此人身法轻灵但几个回合之后, 已经敌不过刘凤春的进攻, 急于飞身上房逃命。刘凤春几招过后将其逼到墙角, 以二指对其双目。此人见此急忙相告, 原来此人是曹州曹瞎子的徒弟, 专门从事昼伏夜出盗窃之事, 在北方各省行走从未遇到对手, 今天潜伏在大殿准备盗些财物, 见刘凤春练武, 一时技痒, 想切磋。刘凤春对他说我的职责是保护好财物, 你现在可以离开此地, 就当此事没有发生。那人见此, 只好应允离去。

3. 以己之力, 震慑匪首。

庚子之岁春, 刘凤春在姓张的大户人家教授拳脚, 正逢有一股匪徒聚众集会, 四处向富商下请帖, 要其每家为集会捐款, 气焰十分嚣张。刘凤春对张家相告不要对他们进行援助。此事被匪首得知, 率领众人前来滋事。在富商家, 高谈阔论, 放浪形骸无所顾忌, 甚是嚣张。其间匪首取出长枪刺窗纸以炫耀武艺, 刘凤春看后说, 这点功夫不错, 比不能吃饭的人强多了。匪首听了大怒, 掏出手枪就要对刘凤春射击, 刘凤春箭步上前, 劈手夺下手枪, 对匪首说, 此枪不会再伤人了, 微一用力, 将手枪捏成麻花状。匪首见此, 知道遇到高人, 一声不吭, 率领众人悄然离开。

4. 名震京师“赛猫行”。

随着功夫的炉火纯青, 刘凤春的大名在京城之中, 妇孺皆知, 成为当时很有名气的高手。在练习八卦掌时, 刘凤春的招式与传统八卦掌又有区别, 他的掌行伸展似瓦垄, 回手又像卷饼, 掌型为五指并拢, 拇指伸直, 内扣。他自己命名为牛舌掌。拳的出击和收回都以滚法来进行。这是刘氏八卦掌的一大特色。在刘凤春成名之后, 有很多人前来进行武术的切磋, 都没有能够战胜过刘凤春, 因其比试过招时如狸猫般轻盈灵活, 因此又被人称为“赛猫行”。

三、参与现代体育兴办

1912年至1916年期间, 维新运动的开展, 外国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涌入, 使国人对新的思想和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新的教学手段已经对传统的师传徒受, 私塾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时有位姓禹的先生成为了这股新文化运动的潮头兵, 他在北京西单附近创办了北平体育研究与讲习所, 大量招收适龄青年, 专门进行适合新思维的体育与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活动。筹办过程中禹先生热情邀请刘凤春前去担任国术教员。刘凤春被他的热情感动, 欣然接受, 前往任教。讲习所采取的上午传授文化方面的知识, 包括国语, 算术、科学、书法、绘画, 下午主要教学体育运动。在体育教学设计上, 开设了中西两种教学内容。中式教学以拳术等十八般武艺为学习内容。西式体育以拳击、击剑、马术等外来体育内容为主。刘凤春主要对中华传统拳术教学进行指导, 它对学员要求严格, 每天都是晨曦微露时便带领学员进行基本功训练, 在对学员基本动作指导的过程中, 亲自示范务必要求所有学员动作标准统一, 在对练气指导时根据自己的练功体会, 在练武时行气、动作都要自然, 不用半点蛮力, 做到水到渠成。刘凤春的敬业精神受到了讲习所领导的嘉奖, 他对武术执著的精神也感染了学员, 经过他调教的学员在讲习所的各种比赛中, 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他在此工作将近5年后因时局动荡, 晚清朝廷又对拳术和武校进行禁授, 讲习所被迫停业而离开。

四、刘凤春对体育的影响与贡献

1. 刘凤春天资过人, 能够对导师的传授深刻领会并加以消化吸收。

经过其勤学苦练终成武术大家, 成为武林界名人。使八卦掌在当时影响很大, 很多人都是因为刘凤春的影响和号召力来进行八卦掌的学习训练, 它对八卦掌的推广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 刘凤春一生生性憨厚淳朴, 热爱武术致力于八卦掌的锻炼与研究, 形成了独特风格的拳术特点。

在他所进行的各种武术切磋过程中, 没有败绩, 因其动作灵巧, 快如狸猫, 被当时人们尊称为“赛猫行”。刘凤春功夫高强武德也同样高尚, 能够用自身武功为社会作出贡献。与此同时, 在与人比武切磋的过程中也从未伤过对方, 其高风亮节深得同门师兄和其他门派的推崇。

3. 刘凤春也有对拳术发展的不足之处。

由于他文化水平较低, 受传统思想影响较重, 对所谓武林禁制和江湖道义看得很重, 视自己的武学为珍宝, 很少能够把八卦掌的真传与人相授。以致多年以后能成为他徒弟的人屈指可数, 这严重影响了刘凤春一派对八卦掌的传播和影响, 也使自己这一脉人才凋零, 表现始终不温不火。

4. 刘凤春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体育研究讲习所, 参与现代体育运动的开展这一时期。

因为他的加入, 很多学员都得到了他在武术上的指点, 刘凤春的勤勉也带动了这些学员的训练热情。经过5年的一起学习生活, 这些学员经过严格训练, 都通过了等级考试, 为当时的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为改变传统思想, 改变落后的社会观念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八卦掌名师刘凤春, 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了八卦掌拳术的影响和发展, 他又在近现代体育教育传播兴办的过程中, 充当了一名合格的传道者形象, 为国术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摘要：刘凤春是近代北京城内著名的武术高手。他根据八卦掌的特点和对八卦掌的感悟, 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八卦掌。在中国武术推广和传承上, 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学艺,武功高强,现代体育,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春生.董海川始创八卦掌[J].精武, 2006.

[2]姜容樵.八卦掌[M].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