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体育文化

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共9篇）

西方近代体育文化 篇1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风起云涌, 众多有识之士在“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和“救亡图存”的改良主义下, 对中国引进西方近代体育进行了思考, 形成了变革的几种主要模式, 这对后期中国体育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清末,西方,体育

一、西方近代体育引进的深度思考

19世纪中叶,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列强的凶蛮强夺, 近代西方的政治理念、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也随之涌入国内, 引起了一些先进和敏锐的中国人的关注和重视, 因而产生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趋向和潮流,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原先保守的封建势力中出现了所谓的“洋务派”, 他们发起了“洋务运动”, 追求“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主义, 借“西法”图“自强”, 大力兴办军事工业和新式军队, 聘请洋人教官担任指导, 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 以应付日益尖锐的国内外矛盾, 挽救濒临垂危的封建主义制度。在这个过程中, 也形成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比如, 在编练新式军队和创办军事学堂的过程中, 洋务派主导引进了诸如英国兵操、德国兵操等体育运动项目, 以提高士兵的体格素质和作战能力。

到了19世纪80年代之后, 清廷政府中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 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标, 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 将西方的进化论观点作为思想武器, 倡导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教育教学革新, 为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大大扫清了思想障碍。此外, 随着中国国门的洞开, 还出现了一些由西方人直接在中国土地上开办的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帝国主义最初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产物, 这些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本应遭到民族主义当权者强烈的反对和质疑, 是不应该在中国大地上享有生存空间的, 但是, 由于当时国弱民贫的历史状态, 只能任其开办和传教, 不过这却使它们间接成为西方近代体育运动输入中国的一个特殊门户, 当时, 一些较为正规的田径运动和球类比赛首先就是在这些学校中开展起来的[1]802。

因此, 从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叩开中国清末时期大门的那个时刻起, 一些有识和进步人士就开始悉心思考如何积极探索和有效吸收西方近代体育的思想精华和成功做法。无论是洋务派倡导的“新教育”下创办的带有体育训练特点的军事学堂, 还是维新派大声疾呼的“新改良”下设立的带有体育教学特点的新式学校, 中国引进西方近代体育的做法由此进入到一个迫切而艰难的探索过程, 充满了痛苦与欢乐、悲伤与笑语。

二、西方近代体育引进的主要模式

清朝末年, 在引进西方近代体育过程中, 主要包括编练新军引进西方军操、建立军事学堂训练兵操、派出留学生海外学习、改革学制增加体育课程、创办杂志传播体育理论等几种主要模式。

1. 编练新军引进西方军操。

自19世纪60年代起, 洋务派开始编练“新军”, 这其中包括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等, 他们聘请洋人担任教练, 训练士兵如何使用“洋枪”和“洋炮”以及如何练习“洋操”。这些洋人教练们传授给湘军和淮军等的“洋操”尽管种类多样, 但主要还是以英国军操为主的, 比如整齐列队、目标刺杀、战阵演练和战术配合等。这些军操训练活动迅速提高了清末军队的战斗力, 使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甲午战争之后, 清政府又令张之洞、袁世凯等重新组织政府武装, 聘请了来春石泰等德国教练训练“自强新军”和“新建陆军”等新式军队, 并以德国兵操为主要训练内容, 其中就包括单双杠、木马等器械类体操, 强化了这些军队的战斗力。

2. 建立军事学堂训练兵操。

为了培养新式军队人才, 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学堂, 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1866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80年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开办的广东水师学堂等。这些军事学堂聘请欧洲和日本教官, 加强学员的作战训练技能, 设置了许多近代体育的课程[2]63。比如北洋水师学堂当时开设的体育课程种类繁多, 内容丰富, 包括了击剑、刺棍、拳击等搏击项目, 哑铃、跳高、跳远、跨栏等田径项目以及足球、游泳等健身项目。又如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聘请了英国人丁家立作为总教习, 传授西方近代体育课程, 课程内容包括体操、步伐、赛跑、爬绳等。1899年, 基督教青年会还发起组织了天津首次校际体育竞赛, 时称“学堂联合运动会”, 运动会由北洋大学堂主办, 特别邀请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和天津电报学堂等参加, 盛况空前。

3. 派出留学生到海外学习。

为了培养军事教官和工业人才, 洋务派曾选派了几批青少年前往欧美和日本等国留学, 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 为国内带回了许多西方近代体育的一些训练和健身项目, 推进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比如最早与棒球运动结缘的就是清末留美生、后期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1873年, 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期间, 非常热爱棒球运动, 他与其他中国留学生共同组织了一支名为“中华棒球队”的业余训练队, 经常进行专门训练和参加校内比赛, 他在回国后将棒球运动带回祖国, 1907年, 以此为基础, 举行了中国国内最早的一次棒球比赛。其他的诸如排球、篮球、网球、乒乓球等球类运动项目以及赛跑、跳远、跳高、跳栏等田径项目也在回国留学生的着力引进和积极参与下逐步在中国国内得到快速发展。

4. 改革学制增加体育课程。

1904年1月, 清政府发布了由张百熙、荣禄、张之洞等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 将体育课正式纳入学生的课程范畴之内。《奏定学堂章程》有效借鉴了西方近代体育的许多先进思想, 对于体育课程科目、体育锻炼时间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比如“体操”就是学堂当中非常重要的体育科目之一, 其“中学堂”体操要旨规定:“中学堂体操课宜讲实用, 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 再进则教以球杆、棍棒等体操。”对于体操教师, 则要求其“务使规律肃静、体势态齐、意气充实, 运动灵活。”此外还明确规定了中学堂各年级的体操课程时间须为两个小时。清末实施的学制改革, 对于西方近代体育课程在中国学校教育中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5. 创办杂志传播体育理论。

1909年4月, 《体育界》创刊于上海的中国体操学校, 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体育杂志, 其创办者徐一冰以顽强的探索精神, 向逐步觉醒的中国民众引进和传播着西方近代体育的理论与方法, 大声疾呼那些“头重若斗”、“面如死灰”、“心悸亢进”和“头眩目晕”的教育界人士应将体育置于与德育和智育平等的地位上而“不稍偏废”[3]118。《体育界》以论文、问答、漫画、批评、杂录等方式介绍了关于体育训练、体育教育、生理卫生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 表达了渴望近代中国日渐强壮的高大理想, 为国人树立了一个新锐明亮的体育发展模板。

三、西方近代体育引进的深远影响

清朝末年, 随着西方近代体育逐步传入中国, 极大地推动了体育运动在各个方面的发展, 引进西方军操的训练活动使得清末新军的作战能力得到部分加强;建立西式军事学堂训练兵操的体育活动为清廷政府培养了大批专业军事人才;外派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举措客观上推动了体育项目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改革学制在学校教育中增加体育课程的做法奠定了学校体育活动的根本基础;创办杂志传播西方近代体育思想与理论的做法开辟了一条提升中国体育水平的新途径。这些方面的探索构成了中国体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体育的早期内容, 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体育的变革更新。尽管清朝末年在西方近代体育的引进过程中, 还存在着照搬照抄国外情形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 但是从总体上看, 这段时期进行的艰辛探索对于推动后期中国体育发展的历程还是成就斐然的。

参考文献

[1]董艳国.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兴起[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5 (6) .

[2]赵岳峰, 郑志林.清末的体育会[J].浙江体育科学, 200 (04) .

[3]毛坚, 田瑞峰.清末体育的发展与演变[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科) , 2004 (2) .

西方近代体育文化 篇2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人类文化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体育发展的形态是其文化内在规定性的必然结果。因此,沿循历史的轨迹,从哲学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文化学的角度审视中西方体育的差异,无疑会为我们深入研究体育的发展规律、把握其未来走向提供有益的启示。中西方体育文化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最高统帅对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源泉的古代哲学,它已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体育的各个枝节,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底

一、中西体育文化历史根源的相似性

1.中西方体育都曾是依附宗教文化的体育

在中国农业社会里，宗教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思维，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也依附宗教且根深蒂固。中国很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如“摆手舞”、“茅古斯舞”、“划龙舟”、“东巴跳”、“绕三灵”等，在远古只是作为该民族图腾崇拜、祭奠祖先时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仪式。而作为西方体育发源地的古希腊，在克里特时期出现的体育活动，如角斗、掷石饼、赛跑、跳跃、拳击、赛车和舞蹈等，也同样是宗教祭祀、国家庆典中的一种活动形式。因此，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依附于宗教的一种祭祀礼仪和活动形式。

2.中西方体育都曾是强调群体本位的体育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就是主张群体本位。在这种哲学理念和社会关系中，个人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个人依附于群体，群体主宰着个人。儒家伦理对人生的目的和任务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个人的修身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个体只是作为群体的附属物而存在，国家的治理和天下的太平才是最终的目的。

古希腊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国家优先于个人，个人从属于国家。亚里士多德根据希腊城邦生活的经验指出：“城邦，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这种城邦（即国家或社会）至上的集体主义原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因此，现在既具有独立文化形态，又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强调群体本位的体育。

3.中西方体育都曾是内敛的体育

中世纪以前的西方体育文化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极其相似，都是一种内敛的体育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从文化结构上理解，应该是依附于宗教、感性至上、强调群体，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育文化。而古希腊克里特时期的体育活动，虽然在活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甚至出现初期的竞技性倾向，但是基本浸渍在宗教文化之中。此时的体育活动以游戏、风俗习惯、宗教为主题，表现出明显的娱乐性、传承性、神秘性、神圣性等。而初期的竞技性倾向也由于4次大地震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难及社会的变迁，发展的十分缓慢。因此，现在既具有独立文化形态，又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特性内敛的体育。

二、社会演变过程中中西体育文化的差异性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一种闭关自守的封建状态，这就决定了中国体育文化依然以农业文化形态为主体。相比之下，西方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以来，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之相适应，西方体育开始逐渐摆脱落后状态，进入工业文化形态，并正在向后工业文化形态过渡。在这两种截然

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中西体育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1.中西体育文化核心理念的差异性

中国体育文化的核心概念表现在“利他”性。“仁、义、礼、智、信”的对象都是他人，不是自己，这是一种纯粹的以他人为中心的做人做事原则，突显了中国人自身更注重和谐的人际关系。而西方体育文化核心内容则表现了“利我”性。“勇敢、竞争、自由、平等、节制、谨慎”的对象都是自己，没有他人的位置，是一种典型的以自我发展为中心的做人做事原则，突显了西方人同样重视处理自己与整个社会的秩序问题。西方在竞争为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传统价值观影响下诞生了以个体为本位的体育思想。因此，西方人在从事体育活动时坚持个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尊重个人权利，重视契约关系。

2.中西体育文化教化原则选择的差异性

中国体育文化价值选择以“乐行而礼成”和“经世致用”为教化原则。这表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主张利用体育活动修心养性，将体育活动纳入治心、修身、为国、观人的教化过程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具有实用价值和有利于完成个人道德修养构成了中国古代选择个人体育活动的两个基本原则。

西方体育文化价值选择以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张扬个性为基本原则。西方文化强调激发和释放人类的创造潜能，这种追求个体美、个体自由意志的思想境界和尊重人性与人的自由意志也成为西方社会选择体育手段的重要原则。可见，无论是古希腊和罗马的竞技运动，还是发展到近代的户外运动乃至现代运动，西方体育运动始终强调了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个体自由意志，注重竞争而不是伦理。

3.中西体育文化参赛原则选择的差异性

在以儒家思想为思想主流的中国古代，重视的是仁、义、礼、乐而非身体运动本身，倡导的是人（君子）之间以礼相待的规范而非突出个体力量的竞争精神。在这种重道德轻肉体的观念主导之下，中国古代体育形成了“射不主皮，力不同科”的参赛原则。这说明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重视使体育尤其是古代军事体育为仁义礼乐服务。

而与此相反，西方体育文化所彰显的则是自由竞争的参赛原则。古希腊思想传统主张人可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向大自然挑战。那个时候的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自身与自然的差异、对立和矛盾，并力求克服这种矛盾。

4.中西体育文化竞技观的差异性

从审美情趣来看，中国人崇尚超人的智慧和完美的贤德，中国人讲的形体美，首先是“生而长大”，即是父母给定的而不是后天练就的；其二是讲貌美与神韵。而在希腊人眼中，理想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一个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优良，发育健全，肢体匀称，身手矫捷，擅长各种运动的竞技家。古希腊对力的崇拜与对肉体的赞美构成了西方体育文化竞技观的基础。

西方近代体育文化 篇3

【关键词】哲学视角；中西方体育文化

体育体现了人类体育运动中的物质、制度以及精神文化三者的统一，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体育文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发展大大制约着体育文化的发展。体育文化经历长期的历史演变在世界上最终形成两种不同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一种是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体育文化，另一种就是以欧美国家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本文从不同的哲学思想、文化背景、体育文化价值观、体育审美情趣、体育文化发展的重点等方面来审视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

1哲学思想下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

哲学对人类文化中的每个领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被视为人类思想升华的最高境界。中国传统体育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深受传统哲学文化思想的影响，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底。中国传统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都能映射出传统哲学中“阴阳理论”与“八卦学说”等哲学思想，人们从这些哲学思想中参悟到了只有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才能够健康长寿，颐养天年。太极拳文化的诞生就是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进一步的人格化演绎，因此太极拳被人们称为“哲拳”。之后陆续出现的“八卦掌” 、“形意拳”都融入了中国传统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因此，它在技术结构以及套路方面都渗透着中国的民族特色。此外，在传统体育项目的技战术体系中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理论”，从而产生了动静、虚实、攻守、进退等一系列的战术理论和方法。因此，在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对中国传统体育追求的和谐平衡以及顺应自然的主体化思维方式打下基础并推动其不断发展。

然而，西方体育思想与中国传统体育思想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但人们处于古希腊时期时，已经意识到了人与自然是对立与矛盾的，从而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时人们在与大自然的对抗中清晰认识到人类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差距，于是人们开始力求征服自然，而不是直接依赖于它。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鼓励人们勇敢开拓，探索未知，从而发展人的潜能，实现他们追求的强者的精神世界。然而，西方这种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自然对抗的民族文化，深深地渗透进西方体育思想中，成为西方体育主流文化。通过西方国家开展的运动项目，例如赛跑、体操、标枪、拳击等，都能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性，同时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体育追求个性解放、挑战生理极限的对象化思维方式。

综上所知，中西方哲学思想侧重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侧重于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而西方哲学侧重于与天斗、与地斗的对立抗争，追求的是“进取开拓”。因此不同的传统文化背景造就了两个极端的体育形态。

2中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文化背景的差异

气功和武术作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代表，两者所表现出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所有的体育精神。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一面临海，三面陆地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个体农业型生活方式，宗法型家庭背景以及遵循儒家思想的大陆型文化，于是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孕育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同时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因此在中国传统体育中能够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文化是以儒教思想为核心，具有独特性以及自成体系的特征，但同时伴有一定的封闭性。中国传统体育强调通过体育锻炼进行修身养性，侧重体育的健身养生价值，并不主张事物的极限发展。

西方传统体育的诞生是以争胜负的竞技体育出现作为标志的。古希腊文化被人们视为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源头，历经漫长的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宗教为核心、以追求个人自由、崇尚个人奋斗的海洋型文化。由于西方国家大多数地处三面环海特殊位置，因此形成了以渔猎为生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西方体育文化的产生是结合其社会发展的现状孕育出来的，在西方国家工业高速发展、市场激烈竞争的社会条件下，同时以城市为中心产生了以竞技运动模式为特征的体育文化。通过竞技运动的比赛，体现了西方体育文化所要展现的速度、高度、远度以及重量，挖掘个体的极限潜能，在运动中充分展现生命的运动能力以及人类挑战自我极限的能力。

3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孕育的中国传统体育价值观是蕴含中庸之道，注重人的内在气质、精神修养，以求达到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是“天地人合一”、“认知合一”，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下，中国传统体育则从整体出发来描述人体在运动过程中的形体、机能、意念、精神等诸多方面的活动，以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具体联系，它追求的是身、心、机体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健身价值观。此外，儒、道、佛三大家思想均以礼仪为主，由于道德先行的伦理观，社会更加重视人格、以人为本。这样形成的中国体育的特点就是以养生、祛病、防病和延年益寿、保健为主，最终以精神内练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西方传统体育思想在注重身体和精神之余，更加强调人体的“力”与“美”。在西方体育发展的历史上，身体健硕、发育良好、身材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运动的人们都受到人们的崇拜。他们对价值的追求与探索就是对人体自身进行不断的塑造和培养。

西方哲学通过科学的理性主义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物质与精神的思维模式严格进行区分，把身心分属于两个世界，西方体育文化侧重于“力”，西方把力量视为生命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现代体育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中国人由于从事体育的目的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是以个体活动为主，讲究自我锻炼。即便是对竞技体育有涉及的人也只是对力量、速度、灵敏等外在的比较。现代人们在面对竞技比赛的时候，也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淡泊名利，重视比赛过程的体验，不重视结果的成败。而西方人提倡良性竞争，其目的就是超越对手，超越生理极限。

4中西方体育审美情绪的差异

中国人的审美观经历了我国几千年传统美学观念的熏陶，主要强调事物的整体效果以及直观感受，注重人的精、气、神，同时还要注重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美，并且能够体现形态美、韵律美、节奏美、内涵美、力量美的综合表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侧重于内在美，是一种表达宁静、含蓄的美。譬如中国传统武术侧重于形态心灵的相统一，其要求是人体自身的精、气、神相统一。在练习武术时时常用到比喻的手法从而形象生动地表达出了美的特征以及美学的要求与标准，通过这种方法让人们产生美妙的意境。练习的拳法不同给人们的美的感受是异样的，如太极拳的行云流水、连绵不绝，给人舒畅，含蓄的美。长拳的动静结合，起伏转折，展现的是灵活自如，大方之美。这些不同形式的美，可见中国人的动作体现了人对生命、自然的崇尚，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

西方体育的美注重于身体之美，通过对体格健壮的强调，体现出人们对人体外形的喜爱之色，并且西方美学着重模仿和再现，西方体育在这样的环境的影响下，通过人体表现出的各种身体素质的强悍之美，突出崇尚人体形象的真与美。西方主要突显其热情、奔放、直观、具体的审美观念。如西方的健美运动，就是对人体健与美的崇尚。由于不断追求自然体力的美，促进了西方竞技运动的动作结构创新、造型的更新、难度和强度的增大，比如体操运动、竞技健美操运动。由于审美观念的不同，使中西方体育在追求运动美时也有所偏重，中国传统体育的运动美表现为含蓄的诗情画意；西方体育则讲究人体外在的健与美。

5中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重点的差异

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中是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防止阶级对立，大肆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在社会上营造重文轻武的氛围，推行科举制度，统治者对体育中的竞技精神给予大力的打压，注重体育中的娱乐与养生功能的宣传。体育的本质功能是运动竞技，由于统治阶级的打压，使得体育虽然在发展，但是已经遗失本质，逐渐成为专供封建统治阶级娱乐观赏活动。养生观亦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一部分。

古希腊文化在历史上的表现形式是奥林匹克运动。它的出现是由相互竞争的城邦民主制度共同斗争的产物。古希腊的体育重视“人性”，重视个人的幸福。现代奥运会是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和继承古代奥运会的产物。现代奥运会提出的“更快、更高、更强”是古代奥运会的竞争精神在新形势下的体现。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竞争性。由于西方处的社会制度的不同，使得竞争机制在社会中大力发展，也随之进入了体育领域，成为西方现代体育的灵魂。在强调竞争的同时，西方体育文化更注重公平。这也是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显著区别。中方体育文化过于强调“礼”，西方体育文化是在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竞争。

在哲学视角下的中西方体育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以从不同的哲学思想、文化背景、体育文化价值观、体育审美情趣、体育文化发展的重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而通过比较和分析，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必然性。由于不同的哲学思想，造就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追求不同的体育文化价值观上，有着不同的体育审美情趣，而又由于统治阶级对体育文化发展的重点不同，使得中西方文化在发展路径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但现在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体育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中西方体育文化是互补的，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中方文化强调“点到为止”、“适可而止”，而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将是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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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体育文化 篇4

文化误读是指不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由于各自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 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的国家或地区的价值观, 在衡量中因为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 而引起双方在认识和理解上出现了某些偏差, 并导致了双方彼此之间没有正确的去认识对方。文化误读包括很多方面, 譬如有对语言文字的误读, 对某些政策的误读, 对礼仪风俗的误读等等。文化误读因为理解上的偏差, 很容易让彼此双方之间发生误会, 因此, 尽量能站在别人的价值观来看待某一个问题是减少文化误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2 文化误读的情况

中国人经常对西方的很多东西理解有偏差,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对别的国家不了解, 当然不仅是我们中国这样, 西方人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也有些偏差。

2.1 关于人性的误读

首先是西方人对中国人性情况的误读, 试看下面几个例子。密迪乐在他的《杂录》中就写道:“尽管中国的圣哲们有许多教导人们真挚、诚实的好原则, 但是, 很少有人强调严格遵守真理。中国人不以撒谎为耻, 反以为荣。甚至孔夫子都相信, 小孩撒谎只要对父母有利, 就值得肯定。”密迪乐还写到:“尽管在中国不乏讲实话, 守诺言的人, 但是, 一般说, 他们还是被人们看成是臭名昭著的撒谎家。”约翰·汤姆森在《马六甲海峡, 中南半岛和中国》里写到:“据说, 由于中国人不讲真话, 在基督教国家的人们心目中, 他们的品质更让人瞧不起。”以上3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西方人和中国在说谎这个价值观上的偏差。出现这种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说谎”这个词的理解, 在西方人眼中, 只要是没有按照原意表达就是说谎, 而中国人理解为, 是否说谎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该说谎的时候就得说谎,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善意的谎言。之所以双方会有这样的分歧主要是中国和西方的历史造成的。在中国的历史上, 只要是适当说谎的人给别人的印象都不错, 反而是那些所谓的讲真话的人却得不到别人好的评价。随着这种情况的不断增加, 中国人慢慢的基本适应了这种情况。但是西方人由于习惯了说大实话, 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即使有时候在需要说谎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去说, 哪怕去伤到别人的心灵的时候, 他们始终坚信中国古时候的一句谚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但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分歧并不只在是否应不应该“说谎”这个问题上。

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中还能看到西方人对近代中国人思想理解的偏差。道格拉斯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中提到:“在第一次英中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之后, 西方人相信, 中国人再也不能坚持他们的排外政策, 固守他们的习俗以防止外国的影响。特别是在1840年之后, 西方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给予那些开始同他们接触的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不断发展的联络设施、1850年之后日本的迅速发展, 都对中国施加了强烈而又特别的压力。”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西方人完全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中国人的做法, 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这样或者那样去做, 但事实上却让他们失望了, 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特意在和他们找别扭, 完全是中国人的思想和西方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中国的思想属于封建主义思想, 那时的中国人封建思想已经有两千余年了, 加之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封建主义的统治制下, 因此中国人不会因为和西方人短短的几年接触时间, 就能改变自己的思想的。西方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人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 显然是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放到中国人那里显然是行不通的。

2.2 关于制度的误读

西方人在理解中国人的思想上面出现难于理解的情形, 不仅如此, 在理解中国的某些制度方面也出现了某种误读。试看下面一例, 倪维思在《中国和中国人》里写到:“西方人认为, 中国人在如何充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方面有许多优点。它使得教育及博大精神的文化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 并培养出一支好的官员队伍。这种制度往往还能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如果没有竞争性的考试, 那些比较重要的权力机关也许会被世袭贵族霸占, 低级的政府职位有可能归帝王的宠臣所有。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只看到了考试的表面现象, 诚然, 用考试来进行选拔人才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但是西方人没有想到这里面可操控性的东西很多, 这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多。首先, 要想通过考试, 你就得学习, 要想学习, 你就得买书看书, 而穷人们是买不起书的, 既然买不起书, 也就根本谈不上去看书, 不去看书就想考上简直是天方夜谭, 因而所谓的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只是给那些家庭环境相对来说不错的人所设的, 贫困的人只能望而却步;其次, 在考试中也可能有不公正的体现。这是因为在考试中有作弊现象的存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小抄, 打小抄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自己偷着打小抄;另一个是用钱贿赂监考官, 使其在考试中让监考官徇私舞弊, 但既然有钱贿赂监考官这也说明只有家庭条件不错的人才能这样做;最后, 考试后也可以有操作性。毕竟卷子是人判的, 有许多考生会在卷子中做些记号, 当判卷人发现这些标有记号的卷子后, 并可以暗中做些手脚, 但同样需要的一个前提是还是需要钱把判卷人贿赂好, 这也说明了只有家庭宽裕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 说用考试的方式能选出人才也不能完全说对。必须指出的是, 考试是目前选拔人才的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 虽然它也有某些不合理的地方。可西方人恰恰只看到了这种制度的表面性, 没有发现这里面的“内在”东西。在西方人看来, 一个制度是不可能有什么漏洞的, 但事情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也许他们会通过正常的手段去完成这个考试, 可在中国这样的方法似乎行不通, 因为在中国那里, 可以有多种方法和手段去操纵这些东西。因此, 西方人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中国的制度, 而闹出种种笑话, 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结语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之间, 因为地区之间的文化和理解不同, 而彼此产生的文化误读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基于每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经过了漫长的发展, 而且在各自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因而, 让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些观点趋于一致也是不现实的。人们往往情不自禁的把自己的价值观用来去理解别人的价值观, 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也经常会以自我为中心, 而经常发生对对方的行为产生误解。

西方人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误读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 他们用自己的观点去理解什么是说谎, 什么是考试, 同中国的所谓对说谎的理解和对考试的认识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也就造成了文化误读的情况。因此可以这样说, 同样的东西,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地区, 人们的认识是不同的。关于文化误读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本文仅仅是列举了几个例子, 但必须说明的是, 对某一个概念或者对某一件事的认识, 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情况, 西方人经常对中国的事情产生误读的情况;同样的, 中国人也会经常对西方的事情产生误读。

文化误读在生活中可能因为双方的误会, 而导致双方之间出现不和谐的因素, 但这些都是正常的, 为了尽量避免文化误读这种情况的发生, 双方之间可以多加强交流与合作, 互相认识和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 了解一下对方对这件事情的价值观是什么, 就可以减弱对文化误读的影响。

参考文献

西方近代体育文化 篇5

【内容提要】分析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对两者的对立统一进行了理论思辩，并指出了两者矛盾存在对各自健康发展的意义。

【摘  要  题】比较与交流

【 社会发展决定了体育文化的发展。一定的体育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所以体育文化也必然循着这一历史过程不断产生复杂的演变。在这一长期、艰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随着历史的长期演变，体育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与之是有着冲突与互补的矛盾存在。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这两种文化在多方面接触后的冲突与互补尤为明显和加剧，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就必须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进行必要的深入探讨，以对其发展进行理论引导。

西方民族概念引入近代中国源流考 篇6

关键词：民族；西方民族概念；近代民族概念；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37-04

民族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最基本的人们共同体，自身形成发展演化具有客观实在性，民族其形成以及发展、演进，拥有客观实在性。伴随着历史变迁，民族作为历史概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关于汉文“民族”一词来源，在我国学术界曾引起广泛争论。之前学界曾长期认为，中国古代并无“民族”一词，近代流行的“民族”，作为汉语言词汇，是由西方国家传入。但近年来，国内学者已证明在古代汉语典籍中有“民族”一词出现，是本土的词汇，绝非近代的“舶来品”。对此，学者郝时远著文《中文“民族”一词之源流考辨》当中，特地举出了10余个例证来证明“民族”曾经是古代汉语名词之一[1]。但是，需要指出，古汉语中“民族”，其意多指为“家族”或者“宗族”而非现代意义的“民族”。例如，南朝宋齐时期《夏夷论》（顾欢著）中的“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这是我国古汉语中所能找出的“民族”最早出处，而所谓“民族弗革”，这4字指的是国人族属，也就是华夷之分[2]。类似于现在的民族概念的词汇，在古代汉语中多用“民”“族”“人”“种”“类”“部”等指代。由此可见，就古汉语而言，其表示的是某一群体或者是庶民大众，而非现代汉语当中的基于某些纽带连接在一起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不具有近现代民族的含义。

近代“民族”一词在汉语中由文言向白话文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封建文化体系相对封闭，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鸦片战争之后，各种西方文化随之涌入，“民族”一词开始大量出现，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先驱吸收西方民族思想使得中国“民族”概念由古典表达系统向现代形式转型。“民族”一词才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

一、西方“民族”概念的演变

西方“nation”（民族）一词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ethnos等词汇，均指以出身、血缘等因素为纽带的“自己人”或外来人[3]。在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拥有相近出身或者是一定血缘的族群，通常来自于一个共同地域。“nation”在拉丁语中进一步表示“生活在共同地域”人群的含义。

在中世纪时期民族一词主要指代同源或同乡关系，真正认识当时民族概念，还需要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特征相联系起来。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希腊人与非希腊人存在天然的种族优劣关系。封建等级制度与基督教是中世纪两个最为明显的社会特征，统治阶级宣扬“君权神授”与“特权世袭”来统治下层人民，由于统治阶级往往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民族，因此，他们不停宣扬自己拥有高贵的血缘，使下层人民认定是上帝派他们来统治被统治阶级。因此，霍布斯以这一民族概念来论证当时英法等国拓展海外殖民地的战争，是上帝指示的，具备正当性。洛克更是认为当时美洲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存在，“在他们尚未联合起来、共同定居和建成城市之前，他们所利用的土地还是属于共有的”[4]。由于民族概念在古代社会具有表示人们相同出身与血缘关系的原初内涵，由此，在欧洲中世纪时，“民族”概念是与“等级”概念紧密相关的，是指那些具备特权地位的社会中的“贵族阶层”。

正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的概念在近现代先后具有很大的差异。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极大推动了欧洲社会经济发展，并且提高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著名的“宗教改革”以及席卷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乃至“启蒙运动”等，所宣扬的以人为本，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在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一种全新国家的诉求中，“nation”民族概念在此时也发生了改变，逐渐演变成一个与“民主”同样具有政治高度相关的词汇。例如哈贝马斯就指出，近现代以来的“国民”和“民族”有着同样的外延，“人民”以及“民族”，成为具备相通性的两个概念，它们都可以指代一个国家之内的公民[5]。由此，“一个民族”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这个理念之下，近代欧洲的民族概念演变出的公民内涵，并逐渐对世界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

虽然，这些“民族国家”是存在差异性的不同群体，可是，基于构建国家这一历程当中，人们接受了“民族”这一概念新的内涵，于是，“nation”的原有内涵，即生活在共同地域、语言、风俗相同的人们共同体的基础上，同时也表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接受相同政府管理的稳定的社会群体。安东尼·史密斯认为，“nation”是“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自同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6]。哈贝马斯形象的提出“民族”概念在近现代可谓拥有“两副面孔”。公民享有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往往生活着众多血缘、语言、历史归属等众多民族，因此当今世界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国家也往往是多民族国家，而“民族”概念，也就从中世纪原有的“贵族”内涵拓展成为现代的“公民”内涵，不仅具有了内部族群凝聚力，也体现出外部政治整合的作用，其成为人类社会团结的纽带。

二、西方“民族”概念传入近代中国的理论溯源

在当代西方学界中，“民族”概念对应的理论，呈现多元内涵并存的差异格局，可以归结为4种理论体系：原生主义理论体系、现代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族群——象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7]。与中国近代时空对接的西方语境下的民族概念，主要是在原生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包含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基于“民族——国家”理论（即“nation-state”）发展而来的现代内涵。

鸦片战争之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有教无类”的民族观，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当局在鸦片战争之时，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由此，中华民族迎来了亡国灭族的极大危机，中国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付“变局”，这时候传统天下观以及民族观显然无能为力，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和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巨大的民族危机激发了部分与西方接触较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萌生新的观念，“民族”的现代性内涵随之传入中国，经过西方民族理念不断涤荡，传统民族观念在中国知识界逐渐淡化和消解，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最终形成。

（一）具有国家实体观的近代民族概念

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传统中国的“国家”概念是天下、邦国、家室的总称，是一种普世价值的大一统王国，在君王政体的统治下，中国没有西方的联盟、共同体等概念，也没有组织或者统治等管理学概念，更谈不上国家的主权想法等等。而当鸦片战争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开中国大门，不仅对我国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封建文化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更多是让封建社会“天下主义”的国家实体观面临了严峻的考验，这一时期，对民族概念的阐释不再是局限于对地域、经济、文化等诸特征的阐释，更多的是倾注进了强烈的国家意识与民权意识。

1874年前后，中国学者王韬最早把“民族”的现代概念介绍给人们，其《洋务在用其所长》文章中表示：“夫我中国天下至大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富饶，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顽。”随后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家们也将“民族”一词在文章中广泛使用。梁启超提出“民族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概念，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把“民族”一词介绍给国民：“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梁启超所指的“民族”，明显差异于古代概念，不再强调地域或者血统，其中拥有一定的民族相关情感、意识因素，同时也包括更多政治寓意。

梁启超在1903年将“民族”定义为“民俗沿革”之结果，这其中，梁启超指出，拥有重要的8项特质，分别是：（1）“其始也同居于一地”，所谓“非同居不能同族也”，而后，可能是同一民族人们因为各种原因分居到各地，造成一个地域可能有好多民族；（2）“其始也同一血统”，但是，久而久之，也将吸入他族的不同血统；（3）“同其肢体形状”，即指外表相似；（4）“同其语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指生活、风俗等相同。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隔阂，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其诸子孙，是之谓民族。此概念就是梁启超根据欧洲法学家布伦奇里（Bluntschli，J.K，1808～1887）对民族相关论述翻译而成的。作为欧洲政治史上基于“国家学说”理论的著名代表之一，布伦奇里的“民族”概念，是国家学说理论中的一个内容。首先，布伦奇里民族定义最大特点在于对民族过程进行了历史观察。他认为“同地”与“同血统”仅针对民族形成的初期而言，伴随历史变迁，基于现象根源学说，民族分地而居或者不同民族聚居，再或者民族同化等等，这些现象也呈现普遍性发展。其次，伯伦奇里肯定了建立多民族的国家的可能性，同时认为，可能会“合多民族”为“一国家”，这样，“其弊虽多，其利也不少”。再次，布伦奇里认为民族主义不是建立国家的唯一准则，民族成员的“国民资格”是“国家所最渴需者”。基于对于伯伦奇里民族理论的接受，梁启超逐步改变了之前将民族定义为“同血统、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的认知，而是指出：“民族成立的唯一要素，即民族意识的发现与确立。”布伦奇里的这种阐释，在近代中国民族定义的探求中起到了一种指导的作用。如孙中山：“我们研究许多不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8]总结这一时期民族定义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民族”概念都是指代“nation”，这与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背景极为契合。

（二）具有种族含义的近代民族概念

“ethnic”一词来源于希腊语“ethnos”，早期人类学家主要用其指代种族遗传因素为基础，具有相同文化与历史的相对于现代文明的小型社会群体，这一词汇在古希腊时期史籍《历史》一书中也彰显了“部落”在古希腊时代（tribe）或“种族”（race）的含义。随着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当时掀起一股全世界殖民扩张主义浪潮，西欧白人社会在面对“新大陆”不同种族及其所表现出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情势下，用ethnic来形容种族之别的含义也被突出地加以强调，“成为指称一个非欧洲人的、文明程度低下的共同体（诸如在南美洲、非洲或澳大利亚）或者技术水平低下的社会（诸如亚洲或中国），同时也包括其他非西欧的白人”。

通过中国古籍文献可以发现，基于“民族”这一提法，其中指代是多样性的，例如“族”“种族”“部族”乃至“氏族”等等，当然也有“家族”或“宗族”一说，可从其内涵意义分析，这里的“族类”划分标准包含着民族要素。这与西方以地域、血缘、种族为区分依据的原生态民族概念相契合。随着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19世纪以泰勒、摩尔根为代表的西方进化论学派所传达的“ethnic”（民族）概念，也逐步被中国学术界所了解并加以运用。当西方《民种学》（林纾、魏易1903年译）引入基于人类学视角定义的“民族”概念，人们对于“民族”一说，也就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费孝通学者认为：“民族”在中国素来拥有广泛内涵，既包括不同发展水准的“民族集团”，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集团”；再如，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定义“民族”侧重于“种族”因素，所倡导的是倾向于“种族”的革命。这些或多或少都是受到西方人类学民族定义的影响。另外，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成立后，大批人类学者深入中国民族地区，将处于资本主义前的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出版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类学著作。

（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近代民族概念

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研究就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多本著作中探讨过民族国家问题，并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基础上对民族的形成进行说明，认为国家在民族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指出，“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lit？覿ten）”，随着历史的发展，“一旦划分为语族，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覿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与这两种民族形式的转化并行的是“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因此，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概念区别于古代民族，它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认为，部落不同于民族，只有“各部落融合为统一的人民时，民族方才产生”。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一切民族的独立，认为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民族的辩证观点。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开始传入中国，之后，相关民族定义、民族运动、民族自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在中国得到翻译和传播。《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由陈望道在1920年翻译并出版。

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各个时期的论著中，论述民族时，多次提到的语言、地域、共同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共同感情、工业条件等与民族形成息息相关，但却从来没有正式提出关于民族的定义。列宁虽明确提出过地域、语言、心理、生活条件4个民族特征，却同样没有对民族下过确切定义。直至斯大林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写出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首次提出对民族的定义的初步看法。随后在1929年撰写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将之前的定义进一步完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此时才正式形成。

1929年，李达的《民族问题》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斯大林在1913年所作出的关于民族的定义后，经济和文化等因素逐渐被运用到中国近代民族概念的诠释中去，“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的观点，逐步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虽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没有专门针对民族概念作出界定，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其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1935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提到“民族是自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这一观点明显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逐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在民族概念的表述上，具有种族优劣论的“血缘”要素逐渐被忽略，更多的侧重点放到民族的经济平等和文化平等的因素上来。

纵观我国近代“民族”概念源流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民族”一词所表达含义除去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血统宗族观念外，同时吸收了西方政治性的民族——国家理论，人类学族群、种族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从而融汇形成了近代中国“民族”概念与话语形态。对近代汉语“民族”概念的形成和演化进行的探讨和分析，对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中国化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中国“民族”概念的与时俱进性

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概念作出了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概念的提出表现出新时代“民族”概念的时代意义。应该说，这一概念突破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用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模式，建立起更加符合当今中国国情状况的民族概念。首先，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很强的局限性，将民族的“四要素”固定于“人们共同体”前，并强调“缺一不可”；而我国新时期阐释的民族概念则将“人们共同体”作为首要条件，其他构成民族的要素置于之后，这样是对民族特征的一种开放性的阐释，使得民族相关问题的认定具有更多灵活的空间。为今后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空间和领域。其次，新时期对民族概念的阐释中，强调了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因素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显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性与必然性，显示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荣辱与共，休戚相关。这一概念的提出，针对现阶段国内国际的情况，突出国家的安全理念，使我国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更具有实际的操作性。将民族升到了涉及国家安全的位置。第三，一直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强调“宗教无小事”，所以，将宗教的因素在民族定义中加以强调，就是为了说明在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的过程中，重视宗教的影响和作用的必要性。

“传统”与“发展”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没有僵死不变的传统，也没有毫无根基的发展。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对其探索、研究和争论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民族客体内涵的独特性与多重性。纵观近代西方民族概念传入中国的历史演化过程，由最初原生态的民族概念体系到近代对民族概念的积极探索，一直到21世纪初期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概念的全新阐释，不仅体现了民族概念在我国经历了一种交流、借鉴、吸收、消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国长期以来民族概念的与时俱进性。

参考文献：

〔1〕〔2〕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6）.

〔3〕徐晓旭.古希腊人的“民族”概念.世界民族研究，2004，（2）.

〔4〕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20.

〔5〕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4.

〔6〕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

〔7〕闫伟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论述.民族研究，2008，（4）.

〔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620-621.

西方近代体育文化 篇7

一、建筑形式与风格的变化

广西近代建筑形式与风格, 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西式风格”与“承续转型”两大类。“西式风格”主要由西方传入, 体现为以西方建筑风格为主, 部分保留不同程度传统元素;“承续转型”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传承与发展, 吸纳西式建筑某些风格元素, 中西并存互补, 既体现反映西方影响, 又以传统建筑体系风格为主的表现形式。

1. 西式风格类建筑:

A.外廊样式建筑及受之影响的民间建筑:西方殖民者进入北海、龙州、梧州等通商口岸后, 为适应热带亚热带气候, 普遍采用简单盒子式周围带有廊道的“外廊样式”建设领事馆、公馆和洋行, 以北海英国领事馆旧址、龙州法国领事馆旧址、梧州英国领事署旧址等最具代表性。通过砖柱划分立面, 砖柱之间为廊道拱券口, 凹凸相间、阴阳相衬, 带来较强的视觉冲击效果。

B.西式教堂建筑:这类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 较早伴随西方传教士进入广西, 首开西方建筑文化对近代广西建筑影响的先河。这些西式教堂建筑, 大都具有如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等西方古典建筑风格、渲染西方教堂特征, 如北海涠洲盛塘天主堂、北海涠洲城仔教堂、东兴罗浮恒望天主教堂等为代表的教堂建筑中, 其巴西利卡的平面布局、直刺天宇的尖塔形象、幽深浩渺的祭坛大厅、奉若神明的十字架、神秘莫测的玫瑰窗、色彩斑斓的采光装饰以及那嗡嗡余韵的钟鸣声等, 无不隐含着宗教的深远寓意。

C.古典与折中主义建筑:这类建筑形式主要以梧州居多。从其建筑材料来看, 基本以砖石或砖木为主, 同时, 新的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及其技术梁柱等局部也进行了运用;从建筑形式看, 它通过自由组合欧洲历史上各种建筑风格, 以达到丰富多样的建筑形式, 以西方古典风格的三段式构图为主, 局部细部采用巴洛克、罗马等风格装饰;从建筑空间布局看, 西式建筑更多强调的是单体建筑向高空发展。这种建筑以梧州的新西酒店、思达医院、梧州邮局旧址、梧州广西自来水厂旧址、玉林蝴蝶楼、东兴明江中学教学楼等较具代表性。

D.现代主义类建筑:这类建筑以建筑功能为主, 强调建筑形体与内部功能的配合, 采用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 主张摆脱旧的建筑样式, 简洁的立面处理手法与纯净的外观体型, 鼓励创造新风格。梧州广西银行旧址, 中央体量层层高起, 强调中轴线并以中央凸出的建筑物加以强调, 表现出装饰艺术风格的阶梯式构图特征。建筑采用无梁楼盖进行处理, 屋内两排柱和四周墙体支承全楼荷载, 初步表现出现代建筑之风貌。民国时期著名建筑师赵深设计建造的座落在桂林的科学馆同样具有现代建筑风韵。整个建筑素雅大方, 宏伟壮观, 极具韵味, 为民国建筑之精品。

2. 承续转型类建筑:

A.宫殿式与民族形式建筑:这类建筑最早较为典型的代表当为建于1928―1930年、由杨右辛设计的梧州中山纪念堂。进入三四十年代, 随着近代广西建筑教育的开创以及抗战时期沦陷区大批文人建筑师云集桂林, 一种兴起于二三十年代的近代民族建筑新形式, 此时也开始更多地传入广西。其中, 建于1947年的桂林民国广西省政府建筑群以及建于1953-1954年由梁思成设计的广西民族大学礼堂均为折中主义“宫殿式”民族形式建筑的杰出代表。这种建筑借用西方建筑技术与材料直接模仿传统建筑中的官式建筑样式“大屋顶+西方功能布局”的主体建筑设计, 尽力保持传统古典建筑的整体轮廓, 传统造型构件和装饰细部。其他民族形式较具代表性的建筑还有民国桂林市政府旧址、桂林李宗仁官邸、民国临桂县政府旧址、桂林广西省立艺术馆、桂林雁山园汇学堂、南宁昆仑关战役旧址纪念建筑物等, 这些建筑屋顶仍保持大屋顶或局部大屋顶与平顶相结合, 西式外观的基本体量等特征的折中做法, 这类建筑突破传统建筑的体量和整体轮廓, 建筑体形由功能空间确定, 立面构图大多不拘泥于传统外形结构, 在新式体量基础上, 适当装点中国传统细部装饰, 即“西方的比例、中国的细部”、“中式屋顶、西式墙身”。这类民族形式建筑以桂林为代表。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出现, 反映了我国民众与建筑师面对西方势力的不断入侵而激发民族意识的觉醒, 国人通过对西方国家实力的认识, 对民族意识进行了新的体认, 这种情形也反映到建筑领域上来, 由此中西建筑文化便在不断的碰撞、磨合中逐渐出现一种体现民族性与现代性新的建筑形式。

B.中西结合形式建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广西12个世居民族形成了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地域环境相适应的建筑体系。进入近代时期, 西方建筑的营造技术、制作工艺、结构材料等从各通商口岸、沿水域城镇传入。西方建筑在工艺、功能、适用性方面较能满足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同时在“时尚”风作用下, 一些官僚绅士、军政要人、富商地主等精英阶层的民间建筑开始采用西式建筑的一些方法进行设计, 于是中西结合的折中主义建筑在民间中更多地出现。这些建筑, 或立面外设外廊、西式风格装饰的“洋立面”建筑, 内部空间平面仍保留着传统民居的庭院布局形式, 如容县马晓军别墅、横县施家大屋、武宣黄肇熙庄园、武宣郭松年故居等;或西式墙身、中式屋顶建筑, 如邕宁电报局旧址建筑、梧州民国广西大学办公楼等;或传统建筑的结构与布局, 局部柱式或线脚施以西式构件装饰细部, 如横县李萼楼大院、宾阳廖村小洋楼、岑溪云龙莫少北屋、兴业肖书球宅等;或西式布局、中式建筑的西方教堂建筑, 如平南大湾天主堂、金秀江洲天主教堂等;或其他中西结合的形式如平面功能、结构、外观形式大体相同公寓式雏形的梧州维新里近代民居。

C.骑楼建筑:骑楼是一种沿街“下店上宅”的商住建筑形式, 由沿街两侧每座楼房二层以上挑出部分楼面至街道红线处, 底层用拱梁立柱支撑, 形成连续性列柱拱廊即连廊连柱人行空间, 立面形态上建筑骑跨人行道。

这类建筑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兴建, 当时梧州、南宁、柳州等城市拆城墙、修马路、扩宽主要街道, 参照广州推行骑楼式建筑的政策。广西的骑楼街区主要集中在西江流域, 其中以梧州、南宁、柳州、北海、钦州、玉林、百色等城市及周边县镇居多。目前, 梧州、北海的骑楼建筑保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较具特色, 是广西近代骑楼建筑的典型代表。骑楼建筑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平面布局上:窄开间、大进深的平面布局是骑楼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 房屋建筑形似竹筒, 面宽3至5米不等, 以单开间为主, 少部分为二开间。而骑楼的进深较大, 10至20多米之间, 部分超过30米。平面底层挑出部分人行道, 其宽度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规格, 二三米左右宽的居多。二是立面特征上:连续列柱拱廊, 花样多变而又相对统一的西式风格立面, 三段式构图, 下段为底层柱廊, 中段为二层以上楼层, 上段为屋顶檐部、女儿墙与山花。其中, 下段底层柱廊主要有券柱式与梁柱式两类, 券柱式成为北海、宾阳骑楼的显著特点, 而梁柱式多见于广西其他地方的骑楼。骑楼中段楼层立面处理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连续式立面造型, 立面施以西方建筑线脚及细部装饰处理手法。楼层窗子一般为二、三个窗户并列布局。上段檐口、女儿墙及山花, 主要采用了仿西方古典、巴洛克等风格的装饰, 体现了中西建筑的兼容性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三是空间上:骑楼建筑二至四层不等, 少部分更高, 如梧州新西酒店高达六层, 这种按西式建筑竖向空中发展原则, 节约了城市用地, 打破了传统建筑横向发展的平面布局。四是在功能性上:上宅下店、前店后宅, 楼上为居住楼层, 楼下为经营商铺。五是独特的气候适应性:骑楼骑跨出街面的底层柱廊, 既扩大楼上的居住面积, 又方便底层柱廊的人员来往行走时遮阳挡雨, 这种建筑形式特别适合多雨潮湿、日晒炎热的广西, 为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提供了较好的场所。六是交通分流:骑楼列柱连廊的柱廊式结构, 使人行与车流相对分隔, 增强了街道的有序性与安全性。

二、建筑功能与类型的拓展

广西近代建筑在功能与类型上得以拓展延伸, 一方面, 随着西方势力在通商口岸的扩大, 部分外国人居留地形成了新城区、出现了新的西式建筑;另一方面, 随着西方商品倾销与原材料掠夺, 近代广西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西方列强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和建立海关体系, 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口岸城市因商而兴, 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近代农工矿业、航运交通、邮电通讯、金融银行等新式行业兴起。与此同时, 政府主导下的市政规划与市政建设等市政近代化活动率先引进西方国家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先进理念、建筑技术及建筑制度等等, 对城市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促进了城市的近代化, 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如企业厂房、学校、医院、商店和富绅别墅庭院等等也逐渐增多。随着各种西方建筑类型的传入以及广西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推进, 新趋势、新需求促使了广西建筑传统功能的拓展延伸以及新功能的产生发展, 在官署衙门、富绅庭院、神坛寺庙、民居住宅等建筑类型的基础上新增了如西方教会建筑、办公建筑、工业建筑、农垦建筑、商业建筑、文教建筑、交通建筑、邮电建筑、医院建筑、纪念性建筑、别墅公寓建筑、骑楼商住建筑等新的建筑类型。其中, 西方教会建筑作为宗教建筑的一种, 它与我国传统的宗教庙宇建筑有所不同, 除主体主祭大厅外, 还有修女院、修道院、慈善机构、神甫楼、学校、医院等附属建筑, 集宗教活动、慈善、居住、教育、医疗等多种社会功能于一身;近代农工矿业、航运交通、邮电通讯、金融银行等新式行业兴起又促使的各种建筑类型的多样化;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 一种适应于南方气候的新兴建筑———骑楼商住建筑也在广西出现了。可见, 近代广西的建筑类型随着功能与需求的延伸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中西杂糅的建筑细部装饰

近代广西“西式风格”类的建筑, 其装饰内容和形式多以西式为主, 三段式的立面、入口柱廊、券拱门楣、规则对称的门窗、陶立克、塔司干等或繁缛或简洁或变异的西方柱式、山墙山花女儿墙、墙面檐口线脚勾勒装饰等等均表现为西式风格, 屋面的支撑结构多以木材或金属三角屋架承托屋顶, 屋顶多为坡屋顶, 部分为平屋顶, 不少坡屋顶面覆以西式机制瓦, 地面铺装地砖或木板, 墙脚施踢脚线。作为室内重要造型元素的楼梯形式多样, 部分建筑如骑楼的内部装饰与构件则多采用传统建筑装饰。北海、梧州等通商口岸“外廊样式”建筑的细部装饰却作了简化, 仅仅是简单的柱式和砖砌券拱, 拱心石也多以灰塑装饰而成, 作为西方柱式重点部位的柱头更多的以线条勾勒、线脚处理等手法出现, 这种不纯正的做法也影响到近代广西其它中西结合的“洋楼”建筑上。而“承续转型”类建筑, 多为保持传统建筑的基本结构体系, 装饰内容和形式则以传统为主, 某些细部如门窗线脚、柱式等施以西式装饰, 屋面多为歇山顶、硬山、四面坡等使用筒瓦、布瓦的传统坡屋顶, 此时的屋面坡度与檐角起翘多趋平缓, 不少建筑的屋面排水则采用西方的管道排水方式。外观上, 或西式的简洁线条立面造型、或西式线脚装饰、或加以其他西式风格的点缀, 部分采用简化或变异的西方柱式进行装点, 西式铁艺栏杆也常是“承续转型”建筑较为引人注目的装饰, 有的建筑正立面采用洋式门面、建筑内部则为传统的布局与装饰。广西近代建筑的细部装饰较为丰富, 既包含西式建筑特有的细部装饰, 也有传统建筑的部分固有形式, 既体现了西方特有的建筑艺术与传统文化, 也反映了中西建筑文化变异与融合的历史, 构成了广西近代建筑的一些基本特点与历史风格。

四、营造行业的发展与建筑教育的开创

近代广西随着南宁、梧州、柳州等近代广西区域中心城市的兴起, 城区街道规划的发展, 西方新型的建筑材料、先进的建筑施工新技术传入, 新的建筑体系也随之出现, 推动了传统营造逐渐向西方先进的施工技术转化, 促进了地方新式建筑营造业的兴起, 营造厂成为广西近代建筑创作新的组织形式, 一些传统松散的建筑工匠也逐渐转化为新式的营造企业工人。在南宁, 1913年开始出现了从事建筑的营造厂。1931年, 广西省政府在南宁大兴土木, 建筑业发展较快, 1934年南宁的营造厂猛增发展到58家, 1942年, 国民政府公布《管理营造业规则》, 南宁市政工程处依此规则对建筑业进行管理[1]。在柳州, 1928年柳州发生焚毁半个城区房屋的特大火灾后, 柳州决定规划兴建整齐划一的新式骑楼街道, 由于工程规模庞大、要求统一, 原来传统的泥木作坊已无力承担新式建筑工程, 于是“联兴”等4家木铺发起, 联合另外18家店铺组成了“群益公司”, 随后“合成公司”、“合兴公司”、“柳州联合厂”等建筑营造企业也先后成立, 1946年1月至6月注册登记的城区建筑企业共计46家[2]。在桂林, 随着桂林城市建设的发展及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民国省会的回迁, 近代桂林开始兴建行政文化建筑。抗战期间, 桂林作为大后方, 各省文人名士包括建筑师、建筑技工纷纷云集桂林, 桂林市人口及房屋需求骤增, 从外地疏散到桂林的建筑技师纷纷开业承接建筑设计, 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建设建筑业的发展, 1940年市政府颁布《桂林市建筑规则》, 对建筑行业进行了具体的规范[3]。在北海, 20世纪20年代, 北海设市, 修筑拓建马路, 珠海路、中山路形成, 随着城区建设的发展, 锻造了一批近代建筑本土工匠, 出现了私营建筑商, 其中陈兆衡开办的铺号“衡兴隆”, 拥有泥水工、木工等一百多人, 北海许多官办工程及较大的建筑如天主教堂圣德修院、珠海路、中山路、抗战胜利纪念亭、合浦图书馆、珠光电力公司厂房等建筑均由该商号承建, 部分建筑还是陈兆衡设计的, 成为当时北海最主要的私营建筑营造商[4]。

为适应近代广西建设的发展需要, 培养省内急需的各种建设人才, 1932年广西大学设立了工学院, 首设土木工程学系。民国时期, 广西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开设有《构造理论》、《钢筋混凝土》、《平面测量及实习应用》、《铁路工程》、《道路工程》、《拱桥计划》等课程, 有葛天回、董钟林等知名教授任教[5]。土木工程学系的设立, 开创了广西近代建筑教育的先河, 为广西培养一批接受近代文明教育、具有近代文明理念与近现代建筑科学知识的建筑工程人才。

五、建筑技术的发展

根据功能的需求与变化, 在平面与空间的变化上呈现工字形、王字形、回字形、L形、T形、凹字形及其他组合平面等多样化趋势, 与传统建筑相比, 内部空间的平面设置特别是公共建筑也较具开放性。同时, 传统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在近代建筑中特别是“承续转型”类建筑大多得以延续, 如容县马晓军别墅、武宣黄肇熙庄园、刘炳宇故居等等庭院的平面布局受中轴线主导, 依靠庭院连接各个区间, 保留着传统民居的庭院结构, 供奉祖先的中堂大多位于建筑组群或单体建筑的正中央, 其建筑使用功能中最核心部分, 还保留着传统形式, 反映出传统建筑文化深厚的影响力与强大的生命力。从建筑空间布局看, 随着建筑施工技术的发展, 广西近代建筑呈现出向高空发展的趋势, 建筑体量增大, 层数增加, 四五层甚至更高建筑涌现并成为一种新趋势。这种情况的建筑与传统建筑强调平面横向展开的组群建筑不同, 它更多强调的是单体建筑, 单体建筑向高空发展, 采用的是建筑体量的向上拓展和垂直叠加, 构成高大而富于变化的建筑形象。许多近代建筑特别是“西式风格”类建筑普遍设置高度为数十厘米到二三米不等的底层架空隔潮透气层 (又称地垅) , 这对于炎热多雨潮湿的广西尤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在结构造型方面, 广西传统建筑以木构架为主, 木构架作房屋的承重结构。进入近代后, 随着西方建筑及其文化的输入, 对西方建筑文化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 建筑风格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 砖木混合、钢筋混合结构等结构类型越来越多的出现。其中, 梧州天主教堂屋面圆穹顶钟亭采用穹顶技术, 由于钢筯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的应用, 新的建筑材料与结构的出现, 使得穹顶可与鼓座、帆拱相脱离, 其建造变得更容易了;梧州广西银行建筑采用无梁楼盖技术, 屋内两排柱和四周墙体支承全楼荷载, 使楼层净空扩大, 楼层空间布置摆脱梁的制约, 这种技术结构代表了当时广西较新较高的建筑水平。在近代建筑的造型上, 特别是“西式风格”建筑, 采用三段式立面, 讲究艺术造型, 强调几何形体, 立面通过装饰线脚、壁柱及不同建筑材质的运用来达到装饰性的艺术效果。

在新技术与新材料的使用上, 传统建筑以土、木、砖、石等为主, 但水泥、混凝土、钢材、玻璃、机制瓦块、小五金件等新材料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建筑上。同时, 在多层的建筑建造中运用了复杂的施工技术, 逐渐形成了新的技术体系。但是, 与西式风格形式相比, 受诸多因素影响, 建筑技术与材料的推广发展很不平衡, 表现为有通商口岸的沿江沿海地区推广较快, 交通不便的地方就较少使用。

广西近代建筑是广西建筑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汇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近代中西文化理念、建筑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交锋与融会的产物, 是近代社会发展的见证与写照, 它记载着近代广西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以及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内容, 展现了广西传统建筑向现代建筑的演变轨迹。广西近代建筑, 作为广西珍贵的文化遗产, 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建筑文化对广西的影响, 又反映了近代建筑中传统特色的承续, 在广西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参考文献

[1]参考南宁市建筑志编纂委编《南宁市建筑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2]参考柳州市城市建设志编纂委编《柳州市城市建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年3月第一版第241页、第288页.

[3]参考《桂林市志》 (上) (中)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97年第一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 (城乡建设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4]参考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海市志》上册第285页、下册第1620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西方近代体育文化 篇8

关键词：泉州历史,图像构建,书写意识

早期西方人对于泉州想象, 大多以“绚丽东方” (Gorgeous East) 想象而存在。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19世纪西欧学术界发现的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游记》, 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等。这些文献学术界虽存在真伪之辩, 但不可否认这些著作问世, 激起了西方对东方想象。如马可·波罗在《刺桐城、刺桐港与德化城》提到:“这里有一个海港, 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如织, 将货品送往蛮子省各地出售。这里进口的辣椒数量庞大, 相较之下, 经亚历山大港送往西方各国的数量简直微不足道, 可能还不到刺桐港的百分之一。刺桐港被视为全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刺桐城物资丰富, 居民崇拜偶像, 安居乐业。他们性情温和, 生活安逸。”1那么到了近代, 西方人如何描述泉州?1902年英国出版《泉之城》 (The City of Springs or Mission Work in Chinchew) 提供了另一个文化视角。关于该书, 目前尚无中文出版社出版, 笔者曾系统地翻译并在《跨界书写:19与20世纪之交西方眼中的泉州记忆》一文中介绍。因此本文试着分析《泉之城》如何在想象与实践、追忆与再现、现代与本土等多组矛盾中, 构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泉州历史文化图像。

首先, 在叙事心理上, 作者以充沛的情感讲述了“绚丽东方” (Gorgeous East) 对于西方长久以来的吸引力。他们从英国乘船出发, 经过六周的航行, 途径新加坡, 抵达中国厦门港。笔触间流露出作者一行对于中国之行的忐忑、期待、新奇和不可思议, 作者写道:“如果有人感到自己如婴儿一般无知无助, 那必然就是刚刚抵达目的地的可怜的小传教士们。”2“泉州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但就像中国的很多事物一样, 并无法确切地知晓。”3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东方逐渐褪去了华彩, “异教如同瘟斑一样遍布原本明媚的亚洲”。4“站在泉州的城墙上, 我们的脚下是整座城市, 虽有狭窄的大街在其间交叉纵横, 但远远望去, 只见单层民居屋顶鳞次栉比, 起伏绵延。”5因此, 叙事心理上显示出其复杂性, 想象中充满对绚丽东方泉州的憧憬, 在实践中则出现华彩已退的感受。

其次, 作者运用参照叙述手法, 追忆与再现泉州历史文化。书中作者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对马可·波罗游记的描写加以验证。如在第二章《600年前的泉州》所述, “在描述我们后来亲眼见证的泉州之前,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早在13世纪, 泉州就曾出现在伟大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笔下。”6作者先引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对泉州昔日繁荣描写, 泉州“是贸易和制造重镇。它盛产糖, 许多船只往来印度群岛。”7“我 (马可·波罗) 之前说过, 印度的贵重商品, 就是由此而来。这里物产丰富, 一应俱全, 照料得当的果园里盛产鲜美的水果,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整座城市都是如此的有条不紊, 秩序井然。”8接着, 作者也描述航海业发达及港口的衰败原因。“特别是与印度之间规模庞大的贸易——看上去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但别忘了, 蒸汽直到上半个世纪才取代了大型中式远洋平底帆船贸易。此外, 如我们今天所见, 这种平底船只可以驶过深度相当有限的海峡。还有一个可能性是泉州河的河床在这600年里逐渐淤塞, 因此适航性不如以往。”9文中作者认为马可·波罗所说是可信的:“与马可·波罗同时期的威尼斯人直白地认为他所说的一切难以取信于人, 但在这之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会士们却证实了马可所言非虚。”10为了论证马可·波罗论证真实性, 作者引用德化瓷器制作过程“制作程序如下:先是从瓷矿中挖取瓷土, 堆成一大堆, 静置三四十年, 任其经受风吹雨淋日晒, 方才适宜制作瓷器。随后涂上适当的色彩, 放入瓷窖中烧制。也就是说, 祖辈采集的陶土, 要到孙辈才能制作成瓷器。在这里, 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八个瓷盘。”与“福建至今仍然出产精美的瓷器, 而且制作过程与上述描写相符。”11当然, 作者也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对当地一些动物的误解。马可·波罗将老虎写成狮子。作者分析道:“至于‘许多狮子’, 他倒也没有说错, 只不过那不是狮子, 而是老虎!不知怎么地他把两种野兽弄混了。不过鉴于马可19岁时, 波罗家族就离开了威尼斯, 在大汗宫廷待了26年才回归故土。因此这位旅行家有时分不清鞑靼人和意大利人, 或是将事物名字叫混, 倒也不足为奇。”12这些论述中, 作者一再求证, 有意识通过参照对比马可·波罗游记描述情况与当下情况。显示出这本游记独特的文化价值。

最后, 作者在分析泉州历史文化时, 存在着现代性 (modernity) 与本土性 (nativity) 和殖民性 (coloniality) 的矛盾。作者提到了当时泉州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介绍泉州时, 只提商业显然是不全面的, 甚至是有误导性的。泉州不仅是大型贸易中心, 同时也是重要的政府中心。当地有句话说, ‘漳州从商, 泉州尚文。’”“中国社会阶级以次划分为士农工商。如此一来, 泉州的地位就比漳州要高出三级——至少泉州自己是这么认为的。”13同时, 作者写出泉州士人阶层仍存在着封闭的心态。“泉州每年都会举行考试, 但大型的考试每两到三年才举行一次。此时远近约有数千名考生聚集泉州, 街头巷尾挤满了不合时宜的老古董, 他们的脑子里尽是2500年前的学问, 却说不出欧洲国家的名称。当他们难得纡尊降贵地看人的时候, 眼里的傲慢足以表明他们对于不断冒出来的外国人的态度。”14

总之, 《泉之城》虽不是严谨的历史著作, 但其通过在地观察, 呈现出游记独特文化意涵。对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泉州, 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图像, 显示出其历史文化价值。

注释

11.Manuel Komroff.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M〕.New York: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34:343.

近代改良旗袍造型中的西方元素 篇9

关键词：旗袍；西方；改良

旗袍，原为满清旗人所穿之袍，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缘。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1]这里所接受的旗袍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旗袍，实际上是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于上海的，一种具备了西式造型特征的现代意义的上下连体的一段式服装。到了30年代末，又出现了一种‘改良旗袍，所谓‘改良，就是将旧的不合理的结构改掉，使袍身更加合体和实用，打破了旗袍无省格局。[2]同时第一次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都变得更合体了。这是服装学专家包铭新教授从工艺角度对“改良旗袍”下的定义。

而笔者所理解的“改良旗袍”，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旗袍，其在造型上被注入了很多西方元素，在裁剪和制作上借鑒了西方的技术手段，突出女性曲线的新型旗袍。其中造型元素的西化是改良旗袍西化的重要环节、主体内容，同时也是改良旗袍的灵魂所在。而造型元素西化的前提是对西式裁剪、结构、工艺的深刻理解；其西化的实质是服装结构、工艺西化带来的服装造型形态的变化；其最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即将原属中方或西方的局部的式样糅合在同一件旗袍上。

1 改良旗袍的西方元素

根据对上海纺织服装博物馆、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的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馆藏旗袍进行了测量与统计，发现这一阶段的改良旗袍在款式结构造型上、辅料上都有别于传统的旗袍。虽然每件旗袍西化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都具有明显的西化特征。普遍的出现了落肩，使改良旗袍更加符合人体自然肩斜；胸省、腰省的采用，打破了传统旗袍的无省格局，使改良旗袍在结构和裁剪方法上更加合理；各种西式的辅料的运用，如垫肩、拉链、领衬以及装饰花边的运用等，使旗袍的工艺得以改进，使穿着更加的方便快捷。

2 改良旗袍与传统旗袍造型的比较

2.1 造型与结构

（1）落肩。肩部是构成服装造型的重要元素，在服装造型中受限制比较多，尤其是传统旗袍，其肩线呈水平状况，没有落肩量。同时袖身与衣身相连，一片式结构，这种结构不符合人体的自然肩斜。

改良旗袍形成以后，出现了落肩。肩部的袖中线破缝，由原来的袖身呈现的直角向锐角转化，开始追求手臂下垂的自然姿态，但是袖身和衣身依然相连。笔者在上海纺织服装博物馆中发现有14件有落肩的连肩袖改良旗袍，落肩量平均为4.5cm。其破缝也只是面料的拼接，袖子仍处于二维平面状态，直到西式装袖的出现。西式装袖在结构上脱离衣身而独立存在。相较连袖更平顺贴体，易于手臂的活动。改良旗袍与装袖的结合，从整体服装结构上与西式服装达成了一致，从穿着理念上完成了由传统中式平面二维向现代西方三维的转变。

（2）省道。省道据史料考证最早产生于十四世纪的欧洲哥特时期。省道是影响服装整体廓形的关键点，是服装进行立体造型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中以腰身和胸省最为关键。中国的传统意义上的旗袍没有省道，宽大直腰，衣长蔽足。近代改良旗袍加入了省道裁剪技术，展现了人体两侧的腰臀曲线，在结构上完成了从平面二维向立体三维服装形制的转变。笔者通过对江南大学民间传习馆、上海纺织服装博物馆馆藏旗袍进行测量与统计，发现有33件有省旗袍，其中有胸省的旗袍为19件，有腰省的旗袍为8件，有腰省和胸省组合的旗袍为6件；省量一般在1～1.5cm左右，对省一般在1×2cm，1.5×2cm左右。

（3）破缝。传统服装由于有限的布幅不足以完成其完整的结构，所以一般会有破缝，但破缝的具体位置以及线型会有所不同：如深衣、辫线袄子、程工衣的破缝都在腰节；而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改良旗袍没有破缝，使其工艺变得简单、便于整理，变得更加整齐美观。

2.2 工艺与辅件

随着西方现代物质货品的不断进口，改良旗袍开始用到各种西式辅料，以改进工艺，及方便穿着保养。进口辅料种类有：四合扣，比传统盘扣，更加方便快捷，且易于洗涤和储藏。

（1）垫肩。垫肩是服装肩部的衬托物。中国传统中装很少使用垫肩，改良旗袍中开始广泛地应用垫肩，也有人称之为“美人肩”。其使肩部平整，后背方正，两袖圆顺，衣着平衡，同时还能弥补体形缺陷。

（2）拉链。拉链是一种可以重复拉合、拉开，由两条柔性的可互相契合的单侧牙链所组成的连接部件。在传统的旗袍中，没有拉链。而在改良旗袍中，经常出现在侧缝收腰的地方，使其适应收腰的曲线，穿着方便。

（3）风纪扣。在中国传统中装中也有使用搭扣，但是改良旗袍中使用的搭扣与中装中使用的样式相差甚远。逐步演变成“领钩”，即“风纪扣”。用钢丝弯曲定型而成，以一钩一环为一副。特点是隐蔽、方便，常用于服装的领口及门襟处，其钩合和固定作用。

（4）揿纽。除了盘扣和搭扣之外，在改良旗袍中，普通采用了子母扣，也称为按扣或揿纽。在我们研究的100件馆藏实物中有，有65件改良旗袍均使用了揿纽，而且形制基本一致，均为凸型的上揿纽与凹型的下纽扣组合而成的钮扣。形状有方型、圆型，以圆型居多。这65件装有揿纽的改良旗袍，扣子的直径均为0.6mm到0.8mm之间。凸型的上钮扣有4个洞眼，以作引线固定用，从形制上看，与今天的按扣差别不大。

（5）花边装饰。正是由于受到去繁化简的思想的主导，使改良后的旗袍保持着一种素雅的形象，能够进行的装饰要素不多，所以门襟呈现出较为丰富的装饰手法，较为普遍的是一条滚边，或宽或窄，可用两条滚边，或一条滚边配上一条较窄的嵌条相间，呈现出宽窄的节奏感变化。改良旗袍受到进口材料的影响，一度流行各种的西洋花边装饰，更加丰富了改良旗袍门襟线条的装饰视觉效果。

2.3 上海纺织博物馆馆藏旗袍

查阅上海纺织博物馆馆藏旗袍图表，根据它的外观特征和相关信息，可以确认此旗袍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改良旗袍。款式为立领，收腰，无袖，两侧开衩，衣长113cm，胸宽37.5cm，肩宽18cm，领高6.5cm，腰宽34cm，下摆宽41.5cm，衩长28cm.面料为蓝色织绒，黑色割绒图案旗袍，胸部辑有白色明线，有一对前胸省，肩部开襟，揿纽分布在肩线处，侧腰处装有拉链，拉链起头处有一风纪扣的改良旗袍。

旗袍的肩部开襟线、腰部省道线、胸部分割线、风纪扣、揿纽、垫肩以及塞露露领衬等细节是典型的西方元素。这些细节的微妙变化使旗袍整体更加的生动和谐，更能表现其特殊的文化韵味和审美情趣。

3 结语

近代中国服装在世界服装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服饰存在的根基由以往的中国传统的一元性而演化成了具有“亦中亦西”的二元性。[3]其中最能说明这一转变的典范是近代改良旗袍。其“亦中亦西”的特征，从纵向上看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承与积淀的结果，而从横向上来看，又是与西方外来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的产物；它具有对传统的历史传承性和对西式服装造型结构的融合性，是那个时代选择与创造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服装向近现代服装转换的杰出代表与成功典范。

参考文献：

[1]袁杰英.中国旗袍[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9-11.

[2]包铭新.中国旗袍[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