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

2024-12-07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共8篇）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篇1

管理文化：西方不亮，东方亮？

发布时间：2009-10-16

与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一样，“中国式管理”已经毫无疑问地存在。当日本企业界、学术界加入进来一起探讨时，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新话题——对“东方管理思想”的探索。与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一样，“中国式管理”已经毫无疑问地存在。它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活跃于我们的企业实践中？我们应当怎样去发展它？这在学术界和企业界都日益成为了一个引人兴趣的热点谈资。当日本企业界、学术界加入进来一起探讨时，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新话题——对“东方管理思想”的探索。

在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日本经营行动研究学会共同主办的第22次中日企业管理讨论会上，汇聚了双方强大的管理研究阵营，对“东方管理思想”的纵深开掘也就成为了人们关注中日企业实践与理论总结的一条主线。

会议有三点启示是值得我们企业从“管理文化”的高度去看待和在实践中去把握的。“中国式管理”还在“萌芽期”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日本企业仍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生长环境和成长心理。“中国式管理”特有的文化背景是：中国企业在转型经济的过程中，管理是初创的，是阶段式成长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谈道：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的到来，我国企业管理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下的工厂制管理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企业管理。1980年代上半期，中国企业最为关注生产和供应链方面的管理；80年代下半期，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曾经很受重视；从90年代起，营销和品牌管理、财务管理和资本运作，开始得到重视而成为了管理焦点；90年代后半期开始，战略管理成为了中国企业最重要的焦点。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技术创新与研发始终没有成为企业管理的焦点，信息化建设一直受到企业重视却又一直未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可以说，一批批中国企业经历了他们的成长与成败，不同时期也就孕育了中国企业自身的管理特色。

那么，对于“中国式管理”的走向引导，学者的正确研究有着很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教授李飞认为：一些流行的中国式管理书籍仅仅是在故纸堆中寻找内容，一些着眼于传统管理哲学的研究既不是基于对中国企业深入调查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企业成功规律的概括。他的课题组提出：对“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和有效指导，注重点一在研究中国企业，二在研究现代企业，三在研究成功企业（失败企业可以成为反证，但不应该成为重点）。研究方法是做案例，即直接研究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第一步，探寻成功企业成功的管理实践，发现成功的管理规律；第二步，注意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变化，“管理变化”本身就是“中国式管理”当下最典型的特色之一；第三步，研究他国的管理特征，以比较研究来判断是否存在中国企业的管理特色，以及这种管理特色是什么。而这一步，更能够证明我们对世界管理科学的贡献程度有多大。

来自企业一线的金蝶公司徐少春董事长，基于金蝶60万企业客户这个最好的平台，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管理模式”，并带来了他的最新研究著作《解码中国管理模式》。他将中国企业30年的历程划分为五个管理阶段：启蒙期、制度创新期、管理的中西融合期、与国际接轨期，然后才进入“中国管理模式”的萌芽期。他认为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管理模式”，其内涵必然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现代中国的伦理和哲学，二是引进、消化和创新的现代管理思想，三是成功管理的实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是企业的DNA；它决定了组织的行为规范和法人治理结构；然后是构架在组织之上的业务流程、信息管理、供应链整合；更上一层的是引领组织经营方向和行为决策的战略管理；这个体系最顶端的便是企业愿景。徐少春以闭环与开放相结合，构架了“中国管理模式”的体系，他希望金蝶能打造起中国式管理的智库。他笃信彼得·杜拉克的预言：21世纪，中国将与世界分享管理奥秘。“人文管理”是更高境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周绍鹏以《中国企业人文管理的缘起》为题发言，全新地阐述了中国企业应该走向重视“人文管理”。他的课题组认为：中国企业“人文管理”的缘起，在于“制度管理”陷入了困惑。中国改革开放后，企业管理从经验管理走向了制度管理。但如今，制度管理存在着五大困惑：制度管理的规范性与人性的复杂性之间发生矛盾；制度的刚性和僵化约束与环境复杂多变的灵活性之间发生矛盾；制度管理下“人的被动性”与企业运行需要“人的主动性”之间发生矛盾；制度管理的刚性与团队建设的柔性之间发生矛盾；制度管理的“负激励”与人的“正激励”需求之间产生矛盾。

而“人文管理”将走入更高的管理境界。它的内涵是由三个层次递进演化的：第一层次是人性管理，它主要关注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管理；第二层次是人本管理，它更关注企业的“软”管理内容；第三层次是人文管理，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又超越人性化管理，以“文化人”为假设，强调在人文视角下对人的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那么，人文管理应当具备九大特征：1.以人为本，是人文管理的核心；2.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文管理的终极目的；3.正激励，是人文管理最重要的激励方式；4.柔性管理，是人文管理的重要手段；5.学习型组织，是人文管理增强凝聚力的主要组织形态；6.创新，是人文管理的突出表现；7.企业可持续发展，是人文管理的核心战略理念；8.社会责任意识，是人文管理对企业的基本要求；9.更为开放，是人文管理的哲学特点。

显然，我们在企业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中，都不应该将人文管理与人性管理、人本管理混为一谈。

“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来临

被赞誉为日本管理学界最高人士的菊池敏夫先生，会议期间做了两场发言。

他谈到：第一，东方管理思想研究已经成为热潮；第二，中日管理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利润”进行到底？在日本，这是明治时期就建立起来的企业家精神，而如今正在丧失。第三，21世纪前十年，全球企业都更为重视战略，但缺乏技术创新与研发，美国通用汽车在金融危机中的遭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品没有竞争力。第四，中日企业都重视中国的哲学思想——和、仁、礼，而西方企业也有“伙伴关系”的思想。那么，商业环境下如何处理“跟自己有关系的人”，公司能否制定伦理守则加以约束，这很值得注意。

在介绍日本企业传统的经营管理而如今依然有效的思想与方式上，菊池先生认为有三点： 1.集体决策的思想与方式。这主要通过“秉议书”的起草、传阅、签字来实现。这是一种报告制度，可以避免个人主观决断的危险，可以发现业务环节上的问题并处理。当然，它的问题是需要的决策时间较长，个人责任还不够明确等。

2.保障雇佣的经营管理。在日本企业，这依然受到重视，尤其是面对经济的不景气，企业在削减人事费用时并不以解雇员工为主要方式。因为，这是积蓄人力资本、筑起劳资信赖关系、培养员工忠诚心和团队精神的基础。3.重视企业的“长寿经营”。而这源于三方面的努力：一是遵守法令的强烈意识；二是企业经营者大多不把企业看作是自己的所有物，而把自己看作是“接力赛的选手之一”；三是把企业看作社会的一员，重视利益相关者的经营。日本企业经营管理的最新动向，集中表现在：企业日益重视社会责任、伦理的制度化和与其相关组织编制的正式化。具有全球影响的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创始人后代野村千佳子女士，则介绍了创办于1897年的这家企业，从小规模的钱庄发展至今，一直信守的经营思想和企业伦理，以及时代的发展不断推动野村企业在营销、人力资源、组织等多方面的改革。

但是，家族企业内部的鼎力相助、严格自守、坚持道义、不依靠中央政治的独立精神（不与政治家同流，也不利用职位谋取私利、站在国家利益上发表意见），甚至要求以剖腹来对自己的过失负责，堂堂正正地赚钱，延续“创业精神”等等这些“商业之道”传承至今，并与顾客共荣、启用人才、重视调查分析、向海外发展的新战略思想相结合，共同形成了野村持续成长所依赖的健康的伦理观。千佳子说：野村创始人的创业精神，会像北极星一样不仅照亮前方的道路，也会照亮自己。在他们发言的基础上，早稻田大学的厚东伟介教授强调了这样的观点：现代社会是以分工制度的深化和发展为基础的。因此，多样化的分工根本需要“对他人工作的信赖”——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基础。重视“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获得了“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实践观”、双赢双利的观念等，也正是东方社会的传统。关东学院的高桥公夫教授更提出：“和谐社会”理论是一种“后新自由主义”的管理思想。它的发展演变是：20世纪上半叶有“福特主义”；下半叶有“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即对资本主义失调后的市场自由化采取的活性化策略。而改革开放，中国有意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同时带来了21世纪加入WTO与“和谐发展”两大主题。因此，与经济同步的社会全面发展、没有差距的均衡发展、无环境破坏与资源干涸的持续发展等“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一种“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它应当成为新“管理文化”的基本思想。（摘自《中外管理》）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篇2

在2009年下半年的电影中, 要说对中国人民, 乃至全世界人民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 毫无疑问, 我们都会提到《2012》和《阿凡达》。至今为止, 我们都不会忘记许多人排着长队, 冒着严寒买票的情景。这两部电影之所以会出现万人空巷, 一票难求的情况,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因为两部电影所体现的主题, 所传播的理念, 所承载的文化都与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当然, 电影的拍摄手段与技巧所呈现出的大场面, 大制作也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 一部成功的电影最能打动人, 感染人, 影响人的还是电影中所蕴涵的情感, 所体现的价值观, 世界观。作为中国人, 我们惊喜地发现, 在这影响全世界的两部西方电影所体现的文化理念中, 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东方, 来自中国的魅力与神韵。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相互影响, 相互依存, 近年来, 我们一直都在担心, 甚至批评一些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入侵”, 其实, 中国文化也在影响着其他国家, 影响着全世界。从《2012》和《阿凡达》中,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体现。

二、“家”“仁”文化的体现

“家”的理念在中国文化中是核心理念之一, 特别是儒家文化, 对“家”的理念就更加注重, “国”“家”一体, 国是千万家, 家是最小国, “四海为家”, 自古以来, 我们中国人就认为家人、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是血肉相连、命运相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可以看成是“家族”的关系。而维护这“家族”文化的就是中国人讲究提倡的“仁”, 仁者, 爱人也。这些理念, 在《2012》《阿凡达》这两部电影中都有深刻的阐述与表达。

1.“以人为本”“四海一家”的“仁义”“大家”理念

在《2012》中, 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都团结在一起, 彼此相互关心, 相互帮助, 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 乃至生命。中国的藏族老奶奶见到美国的逃难家庭时, 冒着耽误登船时间而有可能遭灭顶之灾的风险, 毫不犹豫地叫自己的孙子停下车把美国人一家救上车。在海啸即将冲击“方舟”, 但还有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守在船边, 没有登船的紧急情况下, 船上的人经过讨论之后, 没有自私地驾船离开, 而是想办法让所有人都上船,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在《阿凡达》中, 纳威人对神灵的敬畏, 对动物的呵护, 与世间万物的沟通、交流, 以及最后只有善良、仁爱的地球人才能留在潘多拉星球的场景, 都体现了一种“仁爱”“兼爱”的思想。身为间谍的杰克·萨利在“潘多拉”星球上经受训练顺利成为纳威人, 又冒险返回星球拯救星球并再一次被善良、不计前嫌的纳威人所接受时, 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中的“仁义”思想, “大家”理念在西方人身上、在全世界人民乃至整个宇宙生命的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2.“血浓于水”的“小家、亲情”理念的体现

中国人的家族观念自古以来就很强, “血浓于水”“百善孝为先”等思想都是基于血缘、家族、亲情基础之上的, 传统观念一直认为, 西方文化在这个方面比较淡薄, 但是, 在这两部电影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小家、亲情”理念在电影中的完美展现。《2012》中因为父母离异而与生父疏远的小男孩, 在紧急关头一次又一次地与他生父共同抵挡危险, 一次又一次地强调:“He is my father, we can’t leave him alone!”还有腰缠万贯的富商在“方舟”即将开动, 而自己和双胞胎儿子还没有登船的情况下, 毅然使尽全身气力把孩子推上船, 而自己却掉进了万丈深渊!在《阿凡达》中, 纳威人的老首领在临死之时, 把弓箭交给自己的女儿, 女儿竭尽全力为父报仇, 这些感人的镜头与场景很自然地就会让每一个中国人联想到“血浓于水”的亲情的伟大!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理念在西方的电影中同样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三、“和”文化的体现

2008奥运开幕式上那一个个闪烁着祥和之光的“和”字, 大家肯定都记忆犹新,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和为贵”的思想, 主张与宇宙万物和谐相处, 主张阴阳和谐, 顺应自然, 顺应规律, 因此, 我们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的口号, 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主张, 体现了对“度”的把握。电影《2012》其实就是对人们贪婪无度, 滥用资源将造成的后果的一种沉痛的警醒, 同时也警示着世人:当大难来临时, “和”之宝贵, “和”之力量!在面对大灾大难时, 人类只有“和衷共济”才能共渡难关!《阿凡达》中“和”的理念更突出, 在地球“千疮百孔”, 资源枯竭之时, 人类靠暴力强取豪夺, 掠夺其他星球的资源只能是自取灭亡!而能与潘多拉星球的纳威人平和地交流、谦虚地向他们学习的杰克却得到了纳威人的肯定与接纳!矛盾是需要“调”“和”的, 而“调”“和”的主要方式就是影片中多次强调的“Communication”, 要平等、真诚地沟通、交流, 而不能强权压制, 甚至武力威胁!人与神灵之间, 人与人之间, 人与世间万物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 以及星球与星球之间, 只有用心沟通才能解决问题, 产生合力, 达成共识, 彼此相辅相成!《阿凡达》中, 人与兽, 与树木之间的交流让人神往!这与中国道家、佛家所提倡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和”, 这一独具东方神韵的文化理念在西方电影中闪烁着朴实无华却永恒隽永的光芒。

四、“忧患意识”的体现

中国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说“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从古到今, 我们都主张“以史为镜”, 立足长远,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中华民族未雨绸缪, 从历史的风风雨雨中闯过, 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012》这部2009年最成功的灾难片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严重的情形下, 以一种最直接以最震撼的方式警醒世人要有一种忧患意识, 前瞻意识, 要懂得珍惜!《阿凡达》则以另一种方式进一步告诉人们:有了忧患意识, 还要懂得怎样圆满地、圆融地去解决问题。

五、“图腾文化”的体现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信仰、有自己图腾的民族, 我们认为, 我们的图腾就是我们的守护神, 在危机时刻, 紧急关头, 他总会及时救大家脱离苦海。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 因此, 在艰难乱世, 民不聊生之时, 总会有“真龙天子”现世, 搭救万民, 建立新秩序, 新社会!在《阿凡达》中, 那威力无穷的似凤似凰的神兽——“魅影骑士”, 就如咱们的“真龙天子”, 在最危险的时候现身, 带领纳威人冲破一切艰难险阻, 转危为安!东方图腾文化的神韵在西方文化中魅力彰显!

六、结语

电影是一个民族文化很生动的呈现方式, 它能把文化中隐性的、显性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以说, 电影也是文化的一种载体, 各个民族, 各个国家都会用电影来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在这个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时代,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 在《2012》《阿凡达》这种绝对的西方大片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 可以很温馨地感受到东方文化的神韵!有一句话说得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可以说优秀独特的中国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文化。愿更多的人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独具魅力的神韵!

参考文献

[1]刘宏.跨文化交际中的空缺现象与文化观念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7) .

西方过冬术遭遇东方文化篇3

毫无疑问，A企业具有中小企业共同的特点——选择0EM战略，即大量代工订单使之抗风险能力差，国际上“风吹草动”使A企业不可避免的陷入大危机。同样，A企业选择了国内很多企业所采用的西方“过冬术”——裁员与降薪来渡过难关。

笔者认为，西方“过冬术”必将遭遇“水土不服”。以裁员与降薪为代表的西方过冬术并不足以解决A企业面临的问题，反之可能为企业发展埋下隐患。从企业成长周期来看，A企业处于初创或成长期，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问题更多应聚焦于人才长期储备与保留。对于A企业，更多面临的难题不是人才过剩而是招不来或者留不住核心人才。更重要的是西方过冬术未被本土化，难以适应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

中国文化若用一个字来形容，“家”最合适，用时下最时尚的词即为“和谐”。具体到人才管理，以经常被“批判”的国企对员工的“不抛弃、不放弃”(人员能进不能出)为典型代表。然而，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做法培育了大量优秀员工，中小企业有必要适度采用。以A企业为例，“家长”对“子女(员工)”的裁员与大幅降薪，必然破坏家文化，为家庭未来“不幸”埋下伏笔，虽然作为股东的高层打着一元薪酬旗号，仍不免会让员工觉得作秀成份更多。不难预料，若A企业不作改变，必将面临人才的枯竭，很可能因为过冬而见不到春天。

“大危机”产生的“人才管理大机遇”

1、重塑以人为本的人才管理文化

1929年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曾经畅销的松下国际牌自行车灯也出现滞销。当时公司决定裁员节支，躺在病榻上的松下幸之助闻讯断然反对，并促请前来探望的董监事回公司向员工传达他的不同意裁员的意见。备受裁员气氛困扰的员工听完感到十分欣慰，也正是这些员工造就了松下今日之辉煌。

对于A企业，应以企业危机为契机，向员工坦承企业面临的困难。对核心人才需一对一沟通，将危机意识传递至每位员工，并充分听取、采纳员工建议。期间，需采用多种形式激发员工特别是老员工对企业的荣誉感、使命感，让员工与企业共渡难关。

2、西方过冬术东方化

然而，并非裁员与降薪不可用，需要A企业结合中国特色，进行相应的本土化。A企业需要做二件事：一是明确哪些员工符合企业未来发展需要，二是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员工可降薪或裁员，但总体比例宜控制在5％～10％。对已离职但符合企业发展的人才，需力邀返聘。核心目的并非为降低成本，而是借机淘汰真正不合适企业的员工，同时彰显A企业对人才的“不抛弃与不放弃”。

3、稳固人才与减少对人才依赖并举

在经济危机大背景下，A企业在识别人才过程中，最重要的判断依据是能力而非绩效。A企业可通过明确各类岗位核心能力要点对员工进行评价，从而明确必须保留的核心人才。在此基顾上，可通过薪酬结构优化、长期激励与工作方式的调整稳固核心人才并尽力减少对核心人才的依赖度。

首先，改变现行的销售提成与计件制，在A企业可承受范围内，代之以稳定的基本工资与低绩效工资，为员工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并可设立年功工资、专家津贴等来激励高忠诚度、高能力员工。同时，对于核心骨干可用长期激励如股权有效“捆绑”员工，重点保留核心销售人员与技术专家。

其次，通过员工管理方式的调整，缓解企业对核心人才依赖程度。主要包括三种手段：一是工作重心的调整，A企业需要利用过冬期将重心放在员工能力提升上。二是员工管理手段调整，即强化正面精神激励与知识共享。通过对员工正面激励，帮助员工减少不安情绪；通过核心人才实行一对一帮辅或充当培训师，快速将其掌握的信息传递至更多员工。三是工作方式调整，可参照矩阵管理方式，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合适的员工一人多岗，一方面培养员工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一人多岗增加其收入。此外，可设立专门的攻关团队，从技改与流程入手，研发如何提高工作效率，从根本上节约成本。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篇4

开题报告

课题名称：中国和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指导老师：王静课题组长：

课题成员：第1、2、3、4组

单位：淮安市清河中学高二（8）班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有助于深刻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中的不同之处，跨越文化交流障碍，培养人们在跨文化交际时的适应能力，有效地避免交际双方由于饮食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会。了解西方饮食文化的优点，吸收并运用到中国饮食文化中，从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饮食文化，进一步促进中外联系与交流。中国和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给中西方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在21世纪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怎样在饮食方面进一步消除中西方人民的交流障碍，实现中国与西方更好地交流。

二、研究的背景

由于中西方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方饮食文化的不同。随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西方联系越来越频繁。作为打开中西方人民交流的重要切入点，探讨中国和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就变得十分重要。

三、研究性学习的具体实施 1．研究动员、确定课题

全班同学分为9个小组，各组提出本小组最想研究的二个课题，然后在所有小组提出的十八个课题中进行投票，最终选出本研究课题，由第1、2、3、4组进行研究。2．制定方案，分组调查

为了更充分的研究本课题，三个小组的成员进行了分工合作，并展开各种讨论，具体如下：

第一组：负责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背景、内容、分工，撰写开题报告。组长：

组员：

第二组：负责设计、打印、分发、回收、统计调查问卷。组长：组员：

第三组：负责搜集资料，归纳整理资料。组长：

组员：

第四组：负责搜集资料，归纳整理资料。组长：

组员：

3．整理材料，交流信息，论证结果

第三、四组成员对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筛选有用的材料。四个组的成员对本课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同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交流研讨，以求对其的研究更加深入。4．评价审核

（1）各小组展示研究材料，预期研究成果。（2）撰写心得体会。

四、研究内容

1．中国和西方饮食文化各自的发展状况。2．中国和西方饮食文化的多方面差异。3．西方饮食文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4.现代社会人们对中国和西方饮食文化的看法。

五、研究方法

上网查询资料，调查问卷，讨论，整理，归纳，分析，总结。

六、预期达到的水平与目标

了解、认识中国和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了解相关的知识，从而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2 达到双方文化上的有效融合，从而促进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七、研究成果及鉴定方式

1、研究成员的心得体会

2、结题报告。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篇5

——《宝钢领导力》读后感

一本好书可以使人开智、明理，《宝钢领导力》正是这样一本好书。

正如该书封面所言：这是一本原创性的探寻中国企业领导哲学的教科书。全书共分八章，分别对宝钢领导力导论和七个核心要素逐一进行论述。作者将国际先进的领导力理论与宝钢30多年的宝贵实践经验相结合，对宝钢多年来的管理智慧精髓进行提炼，创造性地提出了宝钢领导力的七个核心要素：争创一流、钢铁报国的使命感——宝钢领导力之源泉；追求高尚、能力高超的自我管理——宝钢领导力之基石；引领企业持续发展的文化创新能力——宝钢领导力之灵魂；富有远见的决策能力——宝钢领导力之关键；基于系统的执行能力——宝钢领导力之保证；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发展能力——宝钢领导力之根本；着眼于解决问题的领导方法应用能力——宝钢领导力之智慧。并分析了七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建立了宝钢领导力核心要素模型。

阅读《宝钢领导力》，如同享用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该书融思想性、实用性、可读性于一体，通俗易懂、观点新颖、融汇中外、贯通古今。既有最前沿的领导力理论方面的研究，又有大量翔实的经典案例和经典故事。既总结了宝钢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经验，又有近年来宝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实施管理变革方面的新经验、新思考。既

传承了孔孟学说等传统文化精华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又吸收了彼得.德鲁克、彼得.圣吉等西方当代管理大师们的先进思想。既借鉴了国内外鞍钢、新日铁等同行的管理经验，又有独具宝钢特色的“领导力模型”、“五制配套”、“八个人”工作机制等管理方法的创新发展。总之，《宝钢领导力》既是宝钢沿革的历史风雨回溯，又是宝钢发展中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展示，在引领读者走进宝钢的领导管理哲学世界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对宝钢的企业精神文化巡礼。

作为一名基层管理人员，通过阅读学习《宝钢领导力》使自己清晰地看到了自身在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学习提高的目标和方向。特别是该书第三章关于“如何形成良好的自我管理行为习惯”的内容对我启发很深。书中提出了对自我管理有益的八项行为习惯：甘勤勉、守规则、好读书、重实践、近群众、善思考、常锻炼、求宁静。这八项习惯相互联系又互相促进，甘勤勉和守规则是每一个管理者应该具备和遵守的重要基本素质。好读书、重实践、近群众、善思考，可以使管理人员不断增加知识和经验积累。常锻炼、求宁静能够促使管理人员具有健康的身心。我相信真正养成了这些良好习惯的话，无疑会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大有裨益。

韶钢作为宝钢这个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尽快移植宝钢管理方法、融入宝钢企业文化是一件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宝钢领导力》这本书无疑是我们学习宝钢管理和企业文化的最佳教材。我们有理由充分相信，只要韶钢各级管理者认真学好宝钢的管理智慧并积极运用到日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篇6

关键词旅游英语修辞差异中西方文化差异

旅游业已成为一项飞速发展的重要产业，而中国是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涌入中国，来了解，感受我国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外国游客一般是通过阅读旅游资料、观看图片简介及聆听导游对景点讲解来了解我国的奇观异景，而文化是旅游的核心，外国游客在陶醉于美景时，不仅使感官上得到满足和享受，更重要的是感受异国他乡的历史文化。然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某些方面成为旅游的障碍，由于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视角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文化碰撞”。由此看来，进一步提高旅游资料翻译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旅游英语翻译中修辞差异和文化差异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旅游英语翻译中的修辞差异

汉民族具有综合型思维方式，注重整体和谐，修辞手法喜用横向铺叙、层层推进的句式结构。而西方民族审美情趣看重简洁，所谓“Brevity is the soul of the wit.”(言贵简洁)，句子结构倾向于主次分明、层次分明，这与他们注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分不开。由此可见，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审美情趣的不同，必然形成汉、英两种语言在修辞方面的差异。

(一)重复结构

重复结构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排比句现象，汉语、英语里都有。排比句通常采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同、语义相联、语气连贯的词组或句子排列成串，达到“壮势”、“达意”的目的。但汉语和英语的排比结构有很大区别，汉语的排比结构不仅强调齐整美，而且强调反复关，共同词语反复出现，这种排比辞式齐整是汉语重复结构的重要标志。反观英语的排比辞式，“英语的排比一般只强调结构上的整齐匀称”而不刻意于共同词语的反复出现。两种语言不同的审美情趣由此可见一斑。比如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传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其译文为：“ We answer that the Long March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annals of history, that it is a manifesto, a propaganda force, a seeding-machine.”试比较中文与英文，在原文中“长征”一词反复出现了三次，而在译文中这一词仅出现了一词，其余用代词it 来指代，这是因为在英语中代词的使用频率较高，对于汉语中反复出现的名词用代词取代可以使译文更简洁。

(二)四字结构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篇7

颜色, 在许多情况下英汉互译意义是相同的, 但表现在中英两种文化中某些相同色彩却被赋予不同的含义。透过这些不同的含义, 折射出的是中西方文化, 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透过这些颜色, 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和道德观念。

一、颜色的翻译

1. 颜色的翻译存在语义缺失

英语中的green (绿色) 在表示“青葱”“青春”“未成熟”“生机勃勃”等语义时, 与汉语对应色绿色一致。但green一词所含的“嫉妒”“妒忌”之意在汉语中却是空缺。因此, 英语中green-eyed翻译成汉语时便成了“嫉妒的”“眼红的”。我国元明时期规定娼家男子戴绿头巾, 后喻为妻子有外遇者为“戴绿头巾”或“戴绿帽子”。汉语中的这层含义与“绿色”关系密切, 而英语中的对应词“green c a p”却与“绿帽子”之意南辕北辙, 毫不相干。由此可见, 英语中的“green cap”在表达汉语“绿帽子”之义时出现了语义空缺。英语中的black sheep翻译成汉语是“败家子”“害群之马”, 而不是黑羊;white night是“不眠之夜”, 而不是“白夜”。如果就色彩而论色彩, 其结果必然是词不达意, 语义空缺仍将无法弥合。

2. 颜色的翻译存在着中西方文化的认同与接受

如汉语中的“红色”, 在表示最早的武装叫“红军the Red Army”, 把政治上要求进步、业务上刻苦钻研的人称为“又红又专b oth re d a nd e xp e rt”, 也象征顺利、成功;“红卫兵Re d Gua rd”“红小兵Little Red Soldier”,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使用的特定词语, 打上的是时代的烙印。白军the White Army表示红军的敌对军队, 白色恐怖the white terror, 白区the white area。而直接用英语中的red, white进行相对应的翻译后, 就成了西方文化逐渐接受和理解的带有颜色词的特有词语了。英语中的white-collar, 汉语中对应翻译为白领, 指脑力劳动者;blue-collar, 汉语中对应翻译为蓝领, 指体力劳动者。有此可见, 颜色的翻译存在着中方文化的认同和接受的趋势。

3. 颜色词的翻译折射出审美观的不同

茶, 起源于中国。在英语中, “绿茶”green tea的翻译是对等一致的。但表述“红茶”时英语却为black tea。“红糖”在英语中为b rown s ug a r, 究其原因, 应源于民族习惯和审美观的不同。中国人喜欢讲究对应, 如绿茶就应相对于红茶, 既便茶的颜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红色。一绿、一红讲究的是对应, 所以红茶一词, 因绿色而得名;白糖, 红糖, 一白、一红, 也是一个对应。汉语中的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英语中却是“black and blue” (黑和蓝) 。因此透过颜色我们可以看出民族的审美观和民族习惯存在着差异。

4. 除了具体的颜色指代外, 抽象的颜色指代在英汉语翻译中完全相反、完全不同或完全相同

如前面所说的绿色, 英语中green-eyed汉语中却译为“红眼的”, 其颜色象征完全相反;汉语中的“黄色影片”英语中却是blue movie s, 其颜色象征完全不同;而英语中的ye llow p re s s黄色报刊, yellow journalism黄色办报作风在汉语的颜色词中却都含有同样的贬义成分。这是因为西方文化中的“黄 (yellow) ”使人联想到背叛耶稣的犹太 (Judas) 所穿衣服的颜色, 所以黄色带有不好的象征意义。

5. 西方人喜欢用颜色作为自己的姓, 而颜色词姓氏翻译只能音译

英语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西方人喜欢用颜色做自己的姓, 如Mr Brown (布朗先生) ;Miss Green (格林小姐) ;Mr Black (布莱克) ;Mr White (怀特先生) ;Mrs Gray (戈雷夫人) ;而在汉语的翻译中我们当然不能采用对应的颜色翻译, 而只能音译。汉语中也有一些用颜色表示的姓氏, 如黄先生Mr Huang, 白先生Mr Bai, 我们也只能用汉语拼音翻印。

6. 颜色的翻译有着音译和对应翻译并存的趋势

这主要存在于地名及其他名称的翻译中。如汉语中的“黄河” (Yellow River) “黄山” (Yellow Mountain) “黄海” (Yellow Sea) , 而随着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和融会逐渐会将著名的地名用音译的方法替代。如“黄河” (Huanghe River) ;“黄山” (Mount Huangshan) 。英语中带有颜色的地名在汉语中的翻译也是对应翻译的。而White Hous e (白宫) , Re d Sq ua re (红场、位于莫斯科) , Re d Se a (红海、位于亚洲和非洲之间) , Black Sea (黑海、欧洲之间) 只能按习惯对译, 而不是音译。

7. 颜色的上义词 (Superordinate) 和下义词 (Hyponym) 在词语的翻译上有不同之处。

如红色 (red) 一词在语义学上称之为上义词, 可因其边缘与其他颜色重叠的不同程度而包容许多下义词。汉语颜色词翻译就为:修饰词+上义词 (颜色) =下义词 (具体颜色) ;而英语颜色词则为上义词 (red) 与各独立的下义词构成。如上义词红色 (red) 包含的下义词分别为粉红 (pink) 、猩红 (scarlet) 、朱红 (vermilion) 、绯红 (c rims on) 、鲜红 (rub y) 、ma hog a ny (褐红) 。由此可见, 汉语红色的下义词构成是:修饰词+红, 而英语中则是每个下义词独立成词。

二、颜色词的使用和象征

颜色词的使用在中西文化中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这是共性。但象征的具体意义差异极大。

从根本上讲, 在中国文化中, 颜色的象征是基于过去中国的封建统治、封建迷信及其原始、落后的科学、教育状况而形成的, 所以颜色的象征意义有相当强烈的政治化和神秘化倾向。而西方文化中的颜色象征则更多地得益于西方民族开放性及科学、教育的普及程度, 其象征意义少了神秘, 多了些理性, 使其语义、词义理据更易追踪。

某种颜色在西方文化中贬义相当强;在中国文化中褒义相当强。同时, 又有重合的褒义。

以红色red为例, 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是一个贬义, 是“火”“血”的联想, 它象征着残暴、流血, 如 (1) red revenge血腥复仇, (2) a red battle血战;它又象征激进、暴力革命, 如 (1) red hot p olitic a l c a mp a ig n激烈的政治运动, (2) re d a c tivitie s左派激进活动;它也象征危险、紧张, 如 (1) red alert空袭报警, (2) a red a d ve nture s tory一个令人紧张的冒险故事, (3) a re d fla g危险信号旗;它还象征着放荡、淫秽, 如 (1) a red waste of his youth他那因放荡而浪费的青春, (2) a red light district花街柳巷 (红灯区) 。

而在中国文化中, 红色却是一个褒义词。它是我国文化中的基本崇尚色, 它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追求。它象征着吉祥、喜庆, 如把促成他人美好婚姻的人叫“红娘”, 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把热闹、兴旺叫做“红火”;如人的境遇很好被称为“走红”“红极一时”, 分到合伙经营利润叫“分红”, 给人发奖金叫“送红包”等;它还象征美丽、漂亮, 如指女子盛妆为“红妆”或“红装”, 把艳妆女子称为“红袖”, 指女子美艳的容颜为“红颜”等。

而在西方的文化中, 红色也具有褒义的含义。如red—letter d a y喜庆的日子, the re d c a rp e t隆重的接待等, 究其原因, 这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据考证, red的褒义是从远东经波斯传到西方的。

再以白色为例, 西方文化中的白色象征意义主要着眼于其本身色彩, 如新下的雪、新鲜牛奶及百合花的颜色。西方人认为白色高雅纯洁, 所以它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它象征纯真无邪, 如 (1) a white s oul纯洁的心灵, (2) white we d d ing新娘穿白礼服的婚礼;它又象征正直、诚实, 如 (1) a white spirit正直的精神, (2) white me n高尚、有教养的人。它也象征幸运、吉利, 如 (1) a white d a y吉日 (2) white magic有天使相助的法术。它还有合法、无恶意的意思, 如 (1) white market合法市场, (2) a white lie无害的谎言。

在中国文化中, 白色与红色相反, 是一个基本禁忌词。体现了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摈弃和厌恶。白色是枯竭而无血色、无生命的表现, 象征死亡、凶兆。如自古以来亲人死后家属要披麻戴孝 (穿白色孝服) 办“白事”, 要设白色灵堂, 出殡时要打白幡;白色的心理功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政治功能的影响, 又象征腐朽、反动、落后, 如视为“白专道路”;称智力低下的人为“白痴”, 把出力而得不到好处或没有效果叫做“白忙”“白费力”“白干”等, 它还象征奸邪、阴险, 如“唱白脸”、“白脸”奸雄;最后, 它还象征知识浅薄、没有功名, 如称平民百姓为“白丁”“白衣”“白身”, 把缺乏锻炼、阅历不深的文人称做“白面书生”等。

这些从英汉互译中的角度来看, 是无法进行对应的颜色的翻译的。我们必须通过了解其文化而了解其内涵。

由此可见, 中西方的颜色的翻译和象征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 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夏征龙.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8.

[2]王同忆.英汉辞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1987.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篇8

文化，是“记忆”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与身份认同、民族主义、权力和权威等问题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深谙“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就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④他的《东方学》揭示，东方并非一种惰性的自然存在，它与西方一样是人为建构起来的，西方学者、旅行家和帝国主义者建构了“东方”和“东方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是最常出现的大写的他者（the Other），东方业已成为西方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乃至殖民体制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简而言之，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⑤萨义德提出了同表述尤其是同表述与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相关联的问题，在列举了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如何将一个非东方人转化为代表整个东方的符号的例子后说，“我对东方学文本的分析将重点放在这种作为表述的表述、而不是作为对东方的‘自然描写的表述上。”⑥他将东方学置入从古典时代以来西方对于东方的认识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因为从那时起，西方文化正是通过东方学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东方成为西方人想象的地域，而东方学者本身却位于东方之外。

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一度仅是印度和圣经所述之地，后延伸至中国等远东国家。萨义德的东方学主要是指自殖民时代发展起来的有关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知识。这套知识体系“很大程度是为了维系欧洲和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和霸权而设”。⑦而今东方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概略地包括了非西方文化。萨义德在《东方学》2003年版序言中强调指出，“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⑧纵观历史，从19世纪早期到二战结束，法国和英国主导着东方学。自二战开始，美国在此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以英法同样的方式处理东方。“东方”如今已经成为第三世界，但东方的现代性是随着西方的“表述”与支配而进入历史状态的。早先被殖民的国家在20世纪中期获得了独立，被压制的“东方人”在政治上“武装起来”，日益鲜明地挑战和反抗西方的话语权威。西方则用“多元文化”（包括多元音乐文化）的策略应对。它放弃以往非常强硬的殖民的或者帝国主义征服、掠夺的立场而强调价值多元、文化多元、自由民主这样一套新的修辞。但是，“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如今有一种中性的、开放的、价值中立的、全球性的多元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对文化多元这个问题产生一些误解。因为这个话题有它本身产生的渊源，它有一个内部的起源，有一个内部的知识和权力的家谱。”⑨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的解读无法廓清对普世价值的觊觎，多元文化后面存在着“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的隐含的秩序是什么”⑩这样的文化政治问题。

正是萨义德的理论启发了音乐学的思考，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使得人们能够深度分析西方异域作品的虚构性、作品中假定区域的生活与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几乎是欧洲人的臆想“构建”的东方，自古以来一直是传奇故事、异国众生百态、令人难以忘怀的回忆和景观以及非凡体验之地。A. L.林格在其著述中引用了一个数据：西方在1800年之前创作的异国情调歌剧就已远超四百部。在法国，歌剧被认为是精彩、神奇的领域，词曲作家对遥远之地及其多姿多彩的生民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无疑他们将歌剧成功的希望寄托在由法国旅行者和侵入三大洲的帝国扩张者的轰动事迹打造的猎奇需求之上。由于当时歌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接受者感官刺激及吸引怠惰听众的注意力，丝毫不注重严谨的历史观念，音乐风格或戏剧情节往往缺乏真实性。{11}就整体而言，这些歌剧中的非西方人被描绘成歹毒残忍或荒谬可笑，形象刻板丑陋。这便是西方对东方的重塑，这里只有西方人的“话语”，东方人则只能沉默。歌剧中东方音乐特征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刻板印象，如固定低音节奏音型和简短旋律乐句的持久重复，偶尔用一下西方旋法视作不寻常的音程如增四度之类。19世纪以后音乐更为丰富多样，但对东方与东方人的表述依旧。

梅耶贝尔是19世纪采用东方题材创作法国歌剧的德国作曲家，这种倾向在他早期创作的最后一部“意大利歌剧”《十字军战士在埃及》（1824）中就已初见端倪。{12}梅耶贝尔最后一部五幕“大歌剧”《非洲女郎》（L'Africaine， 1864）也采用“东方”题材，创作历经二十余年，作曲家在该歌剧1865年上演的前一年去世，却留下一个谜团：歌剧中女主角赛丽卡（Selika）并不是非洲人，而是所谓“印度”人，并且全剧都未出现非洲人，不免疑惑“非洲女郎”的剧名从何而来？据考证，斯克里布（Scribe）的这个歌剧台本是根据悉尼·欧文森·摩根的小说《传教士：一个印度的故事》所写。当时西方人由于航海家误认为南、北美洲东北海岸和加勒比海地区为印度，后称这一地区为“西印度”，其人口许多是黑人。如曾是法国殖民地的加勒比地区的圣多明各（Saint Domingue）就是黑人居多，罗宾·米切尔（Robin Mitchell）有一篇论述黑人妇女影响十八九世纪法国的性别和种族界限的论文，题目就是“圣多明各的黑色阴影”。或许“非洲女郎”之名不过就是航海家误解之后艺术家的再次虚构。歌剧中女主角赛丽卡原为西印度某国的女皇，战败被俘当了葡萄牙人的奴隶。她不理会一同被俘的族人奈鲁斯柯的追求，爱上了葡萄牙海军军官瓦斯科。葡萄牙皇家议会议员的女儿伊内兹也爱上了瓦斯科，瓦斯科春风得意脚踩两只船。第二幕当赛丽卡在地图上指出一条海上秘密捷径时，即将远航的瓦斯科兴奋地将赛丽卡抱在怀里对她唱出热情的歌曲。不料这时伊内兹走了过来，为了证明对她的爱，瓦斯科圆滑地说要把赛丽卡和奈鲁斯柯这两名奴隶作为礼物送给她。第四幕在西印度故国，赛丽卡为救瓦斯科谎称他是自己的丈夫，瓦斯科一时感激又发誓爱她。但接着传来伊内兹的歌声，赛丽卡很快发现自己又被抛到九霄云外。最后一幕中，赛丽卡为成全瓦斯科与伊内兹的爱情，心甘情愿走到剧毒的“曼切尼耶尔”树下，吸吮毒花而死。endprint

浸润东方主义的歌剧多半是悲剧，赛丽卡式的不幸被累次复制。歌剧中东方女主角似乎乐此不疲，屡屡为西方男主角不可靠的爱情而慷慨赴死。如法国作曲家莱奥·德利布的歌剧《拉克美》（Lakmé， 1882），台本由爱德蒙·贡蒂内与菲利浦·吉尔根据西奥多·帕维的小说《婆罗门的拖鞋》和洛蒂的小说《洛蒂的婚礼》而创作。歌剧描写在国内已有未婚妻的英国军官杰拉尔德，信誓旦旦地爱上印度婆罗门教祭司尼拉坎塔之女拉克美。憎恨英国人的尼拉坎塔拔剑刺伤杰拉尔德，但他获得拉克美出手相救。此时英印战争迫在眉睫，与拉克美共饮甘泉立誓永远相爱的杰拉尔德对抛下恋人随军出发犹豫不决。于是拉克美从剧毒的“达图拉”树上采摘叶子咀嚼，告诉杰拉尔德自己濒于死亡不必牵挂，不久便毒发身亡。杰拉尔德伤心流泪，拉克美的父亲尼拉坎塔则因想到女儿已经获得永生而露出令人费解的笑容。普契尼作曲的《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1904）中，日本姑娘巧巧桑为一直在欺骗她的美国军官平克尔顿愿意付出一切乃至剖腹，这只不过是如法炮制东方女主角为爱情轻生成癖的神话。而法国作曲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音乐剧《西贡小姐》（Miss Saigon， 1989），则是《蝴蝶夫人》的现代翻版。剧中除了增添越南女孩竞争当上“西贡小姐”，得到的奖励却是免费伺候一个美国大兵等一系列令人叹惋的细节外，主要讲述的不外乎是一个亚洲女子被白人负心汉抛弃的悲剧故事。萨义德曾分析说是法国作家福楼拜与埃及妓女的艳遇导致了有关东方女性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模式的产生——她从来不谈自己，从来不表达自己的感情、存在或经历。相反，是他在替她说话，把她表现成这样。他是外国人，相对富有，又是男性，正是这些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使他不仅能够占有库楚克·哈内姆的身体，而且可以替她说话，告诉他的读者们她在哪些方面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显然，歌剧中这些东方女主角为轻薄的白人男性竞相牺牲的程式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很好地体现了东西方之间力量关系的模式，体现了在这种力量关系影响下产生的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歌剧中的白人男性似乎为做东方女性“永恒的拯救者”而自我陶醉，而赛丽卡、拉克美、巧巧桑、金（Kim）等东方女性一方面被塑造得富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也令人讨厌和担忧，她们唯一的追求就是为爱献身。除了这种“轻生”模式外，表现东方的“暴力”、“专制”等模式也屡见不鲜。巴罗克歌剧和清唱剧描写东方暴君，往往是半喜剧（Semi-Comic）性的，如亨德尔的清唱剧《伯沙撒王》（1745，沃尔顿、西贝柳斯都写有相同题材的作品）。伯沙撒是道德堕落的古巴比伦王，憎恨作为基督教先驱的犹太人。他的宫廷妻妾成群、占星术者充斥，一片混乱。他逼着侍臣与他一起喝士兵从犹太人所罗门王庙宇里偷来的酒。亨德尔用上行音阶讽刺伯沙撒自诩提升神格，用四次出现的强烈琶音来配醉醺醺的“再来一碗”的呼叫，刻画这个酗酒纵欲的中东暴君的自甘堕落以及对西方宗教的亵渎，最后受到神的惩罚，犹如展示了亨廷顿“文明冲突”的古代版本。

东方主义使音乐出现了一种重要的张力：现实地点与异域地点相对立和文化身份的相持。《西贡小姐》就反映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的冲突和不对称，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这部音乐剧第二幕写越战结束后，退役的美国黑人士兵约翰在为一家帮助“贝度”（Bui-Doi词典译“美越杂种”，指越战期间美国士兵与越南女人所生的小孩）寻找美国父亲的机构工作，在唱段“贝度”中约翰唱道：“他们被叫做贝度，生命的灰尘，在地狱中受孕，在纷争中降生。”地狱与纷争不仅指战争，也暗示越南。舞台上约翰领着一个合唱队，队员均穿一袭紫色长袍，演唱风格就像圣歌，似乎暗喻圣者要到黑暗的越南去拯救孩子。1995年《西贡小姐》悉尼演出节目单上解释道：“贝度一词近日用来指生活在胡志明市街上的美国孩子”。正像美国曾经想要从共产主义的控制下“解救”南越，现在却想要“解救”被美国爸爸抛弃了的孩子们。1989年伦敦演出节目单包括一条呼吁为英国四个照顾“贝度”的难民组织机构捐款的广告。音乐剧中约翰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与其他的退役士兵一起呼吁那些做父亲的人负起责任来帮助“贝度”。演说之后，约翰告诉男主角克里斯，金还活着，这让一直为抛弃金飞回美国而内疚的克里斯十分欣慰。约翰接着对克里斯说起他与金生的孩子谭（Tam），克里斯就不那么高兴了，因为“贝度”的出现会使他现在的生活变得更为复杂——他的妻子艾伦根本不知道金与谭的存在。《西贡小姐》的悲惨结局是女主角金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孩子到美国找到爸爸的“美好未来”，然而留给人们的思考和问题不止于此。被称为“生命的灰尘”的这些混血后代之所以令美国大兵恐惧，深层原因是他们的存在威胁到西方与东方的区分。“贝度”是西方人在东方殖民地性作孽的明证，他们也威胁着模糊殖民的鸿沟，利害攸关的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霸权，而且是文化的异质感使他们统一的文化身份受到挑战。

尽管异国情调歌剧中有些唱段颇具“东方风情”，如《非洲女郎》第二幕中赛丽卡的摇篮曲“在我膝上，太阳之子”（Sur mes genous， fils du Soleil）和《拉克美》第二幕中著名的咏叹调“铃之歌”（Où va la jeune Hindoue， namely Bell Song）等，但只是西方艺术音乐中关于异域的展现。歌剧中“东方风情”的功能大多只是点缀，限制在几个场面或段落中，重要的唱段却是西方风格的。19世纪西方歌剧中最生动的异域风情角色，或许可以说是圣-桑斯的抒情歌剧《参孙与达丽拉》（1875）中的腓力斯人达丽拉。她最重要的两个唱段“春天降临”（Printemps qui com-mence）和“我心花怒放”（Mon coeur s'ouvre à ta voix），却都是典型的西方文化和浪漫主义作曲技术的体现，包括狂喜的声音跳跃，不对称的旋律扩展，丰富的和声色彩，清澈的管乐织体和“我心花怒放”中对柔和微风的唤起，以及善恶二分对抗的伦理、犹太教-基督教与其东方敌人的宗教冲突等等。而终场中腓力斯人的《酒神舞》则是“有限的”异域风情场面，其中包括暗示阿拉伯音乐风格的冲击性切分节奏、奇异的增二度音程等，这些音乐素材是圣-桑斯在北非度冬假时的意外收获。可以说，西方歌剧中的“东方”元素只是一种对比性的补色。而拉尔夫·P·洛克（Ralph P. Locke）将“异国情调歌剧”分类为“有异域风情与没有异域风情”两种，不论哪一种都明示歌剧的“西方”主色调。{13}其实异域主义丰富和刺激了西方音乐的发展，在惊呼“走向终结”的二十世纪，东方文化更是给西方音乐注入了活力。正如罗斯·罗森加德·苏伯尼克所言：“西方音乐在绝大多数时期都被认为（正确地）归功于一种更大的、由音乐外的思想组成的文化网络，或者说它的意义来自许多风格相关的建构物。”{14}endprint

无论是霍米·巴巴在纪念萨义德的文章《柔板悠悠》中强调的文化的“多重身份”、“复调性彼此呼应”、“不必调和只是放在一起”、“通过重复和对位法重构平等对话方式”，还是J.J.克拉克在其《来自东方的启蒙：西方与亚洲思想的邂逅》中希望东方主义在全球化与地域性需求之间指出一条调解之路，形成一种启示性的东方主义，穿越界限、壁垒，促进遥远文明的对话，都是希望未来打破东西二元对立模式，共建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文化，都是对萨义德思想遗产的继承和发扬。萨义德的智慧是用批判性反思的缓慢步伐抵制极权化，他的重要的理念，已经成为历史的尺度和参照体系，后殖民主义理论、全球对话主义等全球化时代的“新人文”，无不依托这块堪称现代“警世恒言”的基石。它与音乐家对飞逝时光的感受和对人类境遇的忧伤一道，构成对音乐历史的沉思和领悟。

①瓦莱丽·肯尼迪《萨义德》，李自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同①，第2页。

③单德兴《论萨义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④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第29页，转引自单德兴《论萨义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⑤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页。

⑥同⑤，第28页。

⑦萨义德，戴维·巴萨米安《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梁永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⑧同⑤，第3页。

⑨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1页。

⑩同⑨，第382页。

{11}A. L.Ringer， On the Question of ″Exoticism″ in 19th Century Music， Akadémiai Kiadó， 1965.

A.L.林格，《论十九世纪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学术出版社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