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精选12篇）
跨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 篇1
一、满语文的创制与改进
满语文包括满语和满文。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 满语支, 源于金代女真语, 但满语并不完全是女真语。直到清太祖早期, 女真仍然只有语言, 没有本民族文字, 一切文件书写都是借用蒙古文字。
关于创制满文的缘起和过程, 《清实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己亥年 (1599) 二月“上欲以蒙古字制为国语颁行。……上曰:‘汉人读汉文, 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 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国之语, 必译为蒙古语读之, 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上曰:‘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 联缀成句, 即可因文见义矣。……’于是上独断, 将蒙古字制为国语, 创立满文, 颁行国中, 满文传布自此始。”[1]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年, 额尔德尼、噶盖在蒙文基础上创制出满文。诞生在十六世纪最后一年的这种满文通常被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
由于老满文语法不完备, 用老满文翻译汉文书籍时经常遇到困难。对此皇太极曾说:“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 上下字雷同无别, 幼学习之, 遇书中寻常语言, 视其文艺, 易于通晓, 若至人名地名, 必至错误。”[2]当时许多字母发音不同, 但书写是一样的, 这就容易造成许多错讹。为了完善老满文, 皇太极命对老满文进行改革。后金天聪六年 (1632) , 达海在原来的字母上增加圈, 增加点, 并且增加字头, 使满文成为较成熟的文字, 这一时期的满文发音更为清楚, 表意更加准确, 通常被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新满文也是与清王朝相始终的官方文字。
二、17-18世纪, 满语文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17-18世纪是满语文发展的鼎盛时期, 许多满学家、历史学家对于满学以及满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央民族大学的赵志忠教授在论及满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时称, “满学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阎崇年研究员则称“满文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明末清初, 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 开启中国与近代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在这众多的传教士中, 走上层路线的传教士成为传播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使者, 而满语文则是他们的必修课。通过学习满语、翻译满文著作, 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 也把西方先进的科技介绍到中国, 此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涉及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 如几何学、历法、医学、文学等。其中我们所熟知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有:南怀仁 (1623-1688) , 字敦伯, 原名斐迪南·维尔比斯特, 比利时人, 耶稣会教士。顺治十六年 (1659) 来华。康熙十年 (1671) , 任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 在清宫中享有很高声望, 在天文、历法、算学等方面颇有造诣, 著有《康熙永年历法》满文 (33卷) 等。康熙三十五年 (1696) 在欧洲首次发表了用拉丁文写的满语语法, 并将著名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译成满文。张诚 (1654-1707) , 字实斋, 原名让·弗朗索瓦·热比隆, 法国人, 耶稣会教士。康熙二十六年 (1687) 来华。翌年入京, 由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引荐康熙, 在宫廷内学习满语, 后与白晋一起任宫廷教师。1689年奉命以清廷译员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交涉。曾多次随康熙或大臣出行满蒙诸地, 留有《张诚日记》, 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山川风貌进行了描述。著有《满文字典》等。白晋 (1656-1730) , 又作白进, 法国人, 康熙二十六年 (1687) 来华。他系统地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以及人体解剖学。张诚、白晋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 后整理成册, 并译成汉文, 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本《几何原本》。多米尼克斯·巴多明 (1665-1741) , 字克安, 法国人, 耶稣会教士。康熙三十七年 (1698) 来华。康熙末年任养心殿行走之职。巴多明曾把欧洲的解剖学著作、医学大全、物理学著作如《周身血脉图》翻译成满文。他们寄回欧洲的中国文献也是满文材料。钱德明 (1718-1793) , 法国人, 他最早把《孙子兵法》介绍到欧洲, 并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他也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后一位大汉学家。他长期在清朝政府中任职, 在宫廷中教授西学, 居留北京43年, 苦学满文、汉文, 钻研中国传统文化, 在满语文方面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满文文典》等。
通过大量的满文与西方文字的互相翻译, 中西方文化开始了大量的交流, 其中满语文恰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语言。缘何满文成为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语言,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首先, 这是由满语文在清朝的地位所决定。满语是清朝的国语, 是统治阶层通行的语言, 统治者甚至一度把“国语骑射”作为清朝国策推行。清太祖亲自组织创制满文, 清太宗改制新满文, 而且曾特作规定:“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 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 查出决不轻恕。”[3]清世宗在顺治八年举行八旗乡试中, 规定不会汉文者可以用满文参加考试。而康雍乾三朝皇帝也精通满语文, 他们还擅于运用满文进行艺术创作。其中, 康熙的《御制避暑山庄诗》和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都是杰出代表。在当时, 许多汉文经典著作已被译为满文。仅达海参与翻译的就有《明会要》、《素书》、《三略》、《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
其次, 这是由满语文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由于汉语和西方文字区别很大, 对于西方人来说, 汉语学习是十分困难的。利玛窦曾详尽列举汉语难学的五大理由, 甚至说“没有一种语言是象中国话那样难以被外国人所学到的”[4]。而另一位传教士更是将汉语比作是鸟的语言, “并且只适合鸟的唇舌”。[5]而满语文相对于西方语言文字更为接近。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 其中元音字母6个, 辅音字母22个, 以及为拼写汉语借词而设计的10个特定字母。满语属于黏着语类型, 满文属于音位文字类型, 与汉语相比更易于西方人掌握。而且传教士们认为由满文转写的汉语书籍使他们更容易了解掌握中国经典文献。甚至博通汉文的欧洲学者们也认为, 正确的满文译本将会对他们理解汉文原本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第三, 这是由传教士的传教要求决定的。当时的传教士被要求学习传教地区的语言文化, 以便更好地完成传教任务。来到大清王朝的传教士也是同样, 他们必须精通统治者的语言和文字, 也就是只有熟练掌握满语文才能够与清朝统治者进行直接对话, 才能更加深入地接触到大清王朝的各个阶层。清朝时期来到中国的众多传教士, 不畏艰难, 刻苦学习满族的语言文字, 以达到与清政府高层人物交流的目的。
三、19世纪以来, 满语文是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9世纪以来, 满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作用发生了变化, 从原来的重要媒介转变为世界汉学的重要内容。这是由满语文在中国的发展变化、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变化等因素促成的。首先, 一般认为, 乾隆朝之前是满语文发展的鼎盛时期。之后, 满语文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逐渐走向衰落。到清朝后期, 使用满语文的人数就比较少了, 满语文的实际应用非常少。最初传教士想通过学习满语文取宠皇帝, 接触高层的愿景不复存在。其次,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势衰, 西方列强觊觎中国, 中西交流更趋频繁。西方的军事家、外交家、商人、传教士等形形色色、各种身份的人带着各种目的的人涌入中国, 接触到满语文的人员构成也越来越复杂。通过满语文了解中国、深入中国、制定对华政策的目的逐渐显现。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军事目的, 还是文化交流的目的,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展了满学研究, 满学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尤其德国、俄国、法国等国家的研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德国是早期开展满学研究的国家之一,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克拉勃罗德 (1785-1830) , 他于1828年完成的《满洲文选》, 被誉为“满洲语之入门书”。威廉·硕特 (1807-1888) , 柏林大学满文教授, 翻译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嘎伯冷兹 (1840-1893) 是19世纪德国的著名汉学家, 他以翻译和研究中文和满文本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 曾在莱比锡大学任东亚语言讲座的教授。
俄国有一些专门从事满语教学和满学研究的机构, 如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喀山大学东方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东方学院等。在众多的满学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罗索欣等。罗索欣曾在国子监学习满汉文, 回国任俄国科学院通译, 讲授满、汉语, 被后人誉为俄国第一个中国学家和满学家。主要满学著作有:《满汉文的俄文转写》等, 并将满文《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八旗通志》和《三字经》等译成俄文。瓦西里耶夫 (1818-1900) , 1840年来华, 1851年返国。通晓多种东方语言, 如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及梵文、朝鲜语、日语等, 著述颇丰。历任喀山大学满语及汉语教授、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伊凡诺夫斯基 (1863-1903) , 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 通晓汉、满、蒙、藏文字, 对中国满族颇有研究, 是俄国汉学界有影响的人物[6]。
参考文献
[1]清太祖实录卷3[M].己亥年二月辛亥.中华书局, 1987.
[2]清太宗实录卷11[M].天聪六年三月戊戌.
[3]清太宗实录卷18[M].天聪八年四月辛酉.
[4]利玛窦等著,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中华书局, 1983.
[5]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6]黄定天.论俄国的满学研究[J].满语研究, 1996 (2) .
跨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 篇2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有益的成果，不过切不可将其高估。当时耶稣会传教士的“西学”从根本上说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它无法满足当时中国富国强民的愿望，也无助于推动中国步入近代化历史进程。虽然他们的文化传播带来了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和文化观念，部分地开拓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但并不能带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力。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推动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
16世纪以前,中西文化鲜有正面的接触,其交流是通过游牧民族或阿拉伯人进行的,而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则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其数甚多,有姓名可考者,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载就有467人,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则有920人。来华耶稣会士,且大都聪明特达,博学多才。时人称利玛窦为“西儒”,艾儒略则在闽中被称为“西来孔子”,邓玉函为伽俐略挚友、灵采研究院第7名院士,通晓天文、数学、物理学。而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金尼阁、罗雅各、穆尼阁、汤若望与南怀仁,均以他们来华后的卓著成就证明了自身的才华。故徐光启就赞扬他们说:“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 耶稣会士们展示了他们带来的西方的奇器异物和科学技术。如他们带来的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 《万国舆图》, 引起了明清士绅的注意和好奇, 尤其是在《万国舆图》上所标明的世界那么多的国家, 表明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 冲击了“ 华夏中心 “的传
统观念。一大批书如《 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为明清中国打开了通往 “西学”的窗口, 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如梁启超所说: 明朝以八股取士, 一般士子, 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 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 本来就象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 利玛窦、汤若望等, 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桢间, 先后入中国, 中国学者如徐文定等都和他们交往, 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新环境下, 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 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 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 大概受到徐诸人的影响不少。
同时, 优秀的中国文化也被介绍到西方。传教士不仅向欧洲发回大量的书信和报道, 而且还翻译了中国经典。如利玛窦于 1593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 殷铎泽 1667 年翻译了< 中庸>, 称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据统计从1645 年至 1742 年, 经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去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目达 262 部之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译著, 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反响。比如说, 中国传说中的伏羲时代, 比起旧约全书创世记中上帝降大洪水的年代还要早, 这使西方传统的历史观受到了冲击。
从1723年(清朝雍正元年)到1795年(乾隆六十年),中西文化交流日趋衰落。在罗马教廷发出禁止天主教中国教徒祭祖尊孔的指令后,雍正皇帝推行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政策,将各地传教的教士驱逐出境,关闭教堂,严禁中国民众信奉天主教,只允许少数有天文数学等知识的西方传教士留在京城宫廷为朝廷效力。雍正皇帝及以后的乾隆皇帝、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的禁教政策,使天主教在华传教遭到沉重的打击。随着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实施和强化,中西文化交流亦陷于衰落,曾经成为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主导的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已经大为减弱。虽然仍有《历象考成·后编》的修撰,和传教士蒋友仁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初步介绍,以及乾隆《皇舆全图》的绘制,但与清初繁盛局面相比,只能说是“余波”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转向满足皇帝个人追求西洋奇物的绘画、音乐、建筑等方面。如传教士郎世宁等人的融合中西画
法的”新体画”以及北京圆明园的西洋式建筑等。这虽对中西艺术交流有一定的促进,但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很小。它表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又出现了一次交流的热潮。特别在 1860 年以后, 传教士借助于西方炮舰的威力和强压给中国的 宗教宽容条款!在中国大规模传教。他们也利用了多种方式来传教。主要有:(1)建学校。据报道, 1906年, 仅新教在华创办的小学已达 2000余所, 专业学校近400 所, 有学生 57683 名。1914 年, 天主教和新教共办学校 1.2 万余所, 在校生 25 万余人。这个数字占当时中国学校总数的 1/5, 在校学生总数的 1/6。虽然这些学校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宗教的色彩, 但传教士均来自西方国家, 因而他们所办的学校也必然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某些特点, 与当时的国子监、书院、私塾等封建教育机构相比, 其先进性是十分明显的。(2)办报刊。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 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据统计, 到 1890 年, 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已达 76 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 1874 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李提摩太主编的《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这是一份集传教布道、新闻通讯、中外时事评论、中西学介绍与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刊物。以其对中国的贡献而言, 则于变法鼓吹以及格致知识之介绍为功甚大。3)译书。传教士或独译或与中国学者合译了大量有关科学及政史学说方面的书籍。代表人物如林乐知、傅兰雅等。林乐知, 1867-1883 年就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主要翻译了《格致启蒙博物》、《万国史》、《列国岁计政要》等10 余部。[ 8]傅兰雅, 在江南制造局工作长达 28 年之久, 所译书主要有《声学》、《代数学》、《各国交涉之法论》、《富国须知》等210 余种, 共涉及到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军事科学、历史及社会科学和字典等各方面内容。值得一提的是 19 世纪 40 年代来华的理雅各。他在中国著名学者王韬协助下, 将中国儒家及其他经典全译成了英文, 并作了详细的注释和介绍, 取名《中国经典》, 共 28 卷。其中的一些译本至今仍被西方学界视为中国经典和
跨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 篇3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理论分析法，以体育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体育运动项目、体育制度、体育思想为切入点，探析近代以后在中国区域范围内，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问题以及对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并对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未来发展做出了预测。
关键词：近现代；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727-03
体育文化，是由生活在不同地域中的人们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创造出来的有关体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本研究以1840年为近代的起点，以1949年为现代的起点，以中国区域为基本视阈，从体育文化内部结构的三个层面——体育运动项目、体育制度、体育思想入手，界定对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集中探析近代以后，在中国区域范围内，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问题以及对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并对未来发展走向做出预测。
1顺应与征服——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
お
英国学者麦肯托什说过：一个社会的体育文化状态与该社会的身体观、生命观有直接的关系［1］。中国体育文化是指由中国古代文明演化而成，在农业经济背景下，以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体观、生命观为思想基础，以独特的养生术、武术为主要外在表现形式的体育文化现象。西方体育文化则是指由古希腊文明演化而成，在工业经济背景下，以西方近代科学的身体观、生命观为理论依据，以特殊的竞技运动为主要外在表现形式的体育文化现象。中西方体育文化因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处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形成了迥然各异的风格，成为世界体育文化宝库中两朵交相辉映的奇葩。
1.1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核与外显特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丰沃土壤，很早就已经建立起独立的精神本原。
首先，“贵生”、“重己”的身体观及其对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贵生”的思想在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历代尊为六经之一的《尚书》已有明确的表达。
其次，“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与独特的自然养生思想的形成。如果说，“贵生”、“重己”的身体观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那么“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则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操作性的理论指导，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内容繁多，但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根据“天人合一”的理论设计出来的［2］。
这一独特的体育文化成果不仅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且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因而，在相对封闭而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进程中，传统体育文化一直作为中国人造就身心健康的主要理念向导和基本手段来源。
1.2西方体育文化的内核与外显特征古希腊作为西方体育文化的主要发源地，狭窄的国土，瘠薄的山地以及濒临海洋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希腊人漂泊不定与海上冒险的生涯，在强大的自然力的面前，希腊人既惧怕大自然的威力，又不甘屈服于大自然，使古希腊人逐渐形成了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天人对立”的身体观和生命观。
“天人对立”的身体观和生命观承认“人是客观性的动物”，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差别、对立和矛盾，并力求克服这种矛盾。西方体育进一步追求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探索精神，把对身体的生物学改造视为维持生命健康的有效手段。逐渐形成了以更高、更快、更强为价值取向，以主客两分、身心两分的科学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超越生理极限为基本原理，以竞技性、娱乐性运动为基本手段的西方体育文化之特定模式。ピ从诓煌自然环境与文化土壤的中西方两种体育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沿着各自的运行轨迹曲蜿延伸、壮大发展。但是，同所有文化形态一样，中西方体育文化各自的演变过程也决非是一个自我禁锢的封闭系统。在漫长的体育文化历史进程中，以迁徙、聚合、贸易、战争为中介，也曾促使过两种不同质态的体育文化冲破本民族的疆界，在各自相邻的“文化圈”内与不同的体育文化形式相激相荡、互识互融、传播扩散。但直至19世纪中叶，遥相对望的两种异质体育文化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面积接触与多方位联动。
2渗透与引进——近代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出现
お2.1强势输入——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登陆西方体育文化在近代中国国土上的出现，及其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的登陆而强势输入的。近代的中国人，最早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开始初步接触、了解和认识西方体育文化的。从1839-1900年前后，来自美国、英国的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以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以及由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各种体育训练班、专门体育学校为主要媒介，形成了一个辐射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西方体育文化传播组织网络。有关西方体育文化的各种信息流最初主要是通过这一网络源源不断地流向近代中国的。
2.2主动学习、由表及里、选择性借鉴
2.2.1西方体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改良派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些著名学者，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维新人士。他们认为改良社会和救国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体育的社会功能。他们根据西方的进化论原理，积极主张强身、尚武、耻弱思想，吸取西方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理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体育观，为后来的清末“新政”开拓了道路。辛亥革命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吸收了改良派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倡武装斗争，进而从军事意义的角度认识和发掘体育的作用。他们高度提倡尚武精神，主张“强国必先强身，强身必行体育锻炼”。“游戏，美育也，兵士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3］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倡导“尚武强国”思想，既反映出对西方社会文化思想影响的自觉接受，同时也启发了一批人对西方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与此同时，有代表性的西方体育思想也不断地通过各种载体相继被传入中国。西方的体育思想和体育观念以其鲜明的科学主义内涵和独特的人本主义精神强烈地冲击着军国民主义下的中国体育，这些西方体育科学研究成果大量的本土化移植，无疑对重新审视并解构传统体育文化，构建近代新型的中国体育文化体系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科学基石，也为中国体育文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提供了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指南。对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理性化、科学化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响作用。
2.2.2西方体育文化中社会性建制的借鉴与引入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虽源远流长，但总体而言，有关体育文化的社会性建制系统的发展程度是很低的，直到西学的兴起与设立，才开始模仿西方的做法，将“身体运动的技艺”作为一种教育的内容，而纳入到正规化社会组织建制——“学校”制度的结构体系之中，在社会结构中给予体育文化以正式的“一席之位”。
由于西方竞技运动所特有的竞赛制度的引进，使得近代我国竞赛体制不断完善。到20世纪20年代，与国际竞赛体制基本相适应的中国竞赛体制初步形成。1931年中国奥委会组织的诞生，标志着西方体育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组织与制度的中国本土化移植过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旧中国体育组织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与对接奠定了基石。
2.3交流中的矛盾与冲突在西方体育文化输入、引进、借鉴的过程中，面对西方体育文化强劲势头，悠久历史、博大精深的本土体育文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中西方体育接触、碰撞过程中，正是借助西方体育文化这一“他者参照系”的“映照”与“反射”，促使了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反观并重新审视具有悠久传统的本土体育文化。
“文化中心论”认为西方近代体育内容在我国“古已有之”，许多为“实窃我中国古圣绪余”，［4］表现出以我为中心的骄傲自大和自欺欺人的心态，对西方体育文化不屑一顾。“功利主义论”。认为西方体育运动形式含有“贵族性质”，称之为“形式体育”。而本土体育则才是“实质体育”，认为运动形式的“目的本不专在改良体形，还得兼顾其实用价值［4］，主张从本土传统体育形式中选择拳术、击剑等兼具武艺效果的运动方式，以备实用。“文化多元论”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提倡向西方体育文化学习的同时，要珍视自己的“国粹体育”，并发掘、改革、发展本土体育。主张“务使全国国民无男无女，咸知体育之可贵。不拘动的体育、静的体育，各以相当方法，收体育之效果。”［4］
以上观点各抒己见，激烈争论并相互较量。以武术界人士为代表的一派，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主张提倡“国粹体育”，认为“吾人愿大声疾呼以告全国之主持体育者！曰：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发展体育，起敝振衰，非提倡土体育之国术不为功。”［5］
以留洋人士为代表的一派，则坚持提倡“西洋体育”，认为“今后欲应社会需要，为捍卫国家计，宜训练智勇兼备之士，养成跑跳奔攀之技，决非土体育所能奏效。”［6］言辞虽有偏激，但双方争论激烈程度可见一斑。真实地反映出中西方两种不同性质体育文化碰撞后所引发的对立、排斥、矛盾等冲突现象。
2.4交流中的碰撞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在“土体育”与“洋体育”之间的论战，对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催生了一系列新武术思想，提出了新型的武术家的理想模式，建立了近代武术竞赛制度。传统的本土体育文化——武术就是在西方体育文化的渗透、刺激下，出现了从武术思想到科学理论、从运动内容到竞赛方式的吐故纳新与重新构建，使之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力。
3主动借鉴与积极引进——现代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
お3.1选择性的体育文化交流50年代初期，为尽快建立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中国体育文化新体系，新中国把学习和引进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文化体系为我所用，作为奠定新中国体育发展基石与构建新体系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
50年代期间，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同盟国中借鉴体育文化的先进成分，同时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以英美体育文化为中心的近代中国体育进行了重新估价，从怀疑、批评、批判直至否定。一种在西方体育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并经过蜕变而成的“新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育文化模式，伴随着快速化、整体性的移植，迅速在新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种具有苏联东欧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新体系初步形成。
60年代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社会环境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外来体育文化信息的获得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新兴力量运动会”；另一是通过“乒乓外交”。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通过了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名古屋决议”，闻名于世的“奥运模式”诞生，它标志着中国体育将进入一个融入国际体育大舞台，与西方体育全面接轨的新时期。
3.2全面性的体育文化交流3.2.1积极引进与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新兴的体育内容为我所用二战后，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科技革命的浪潮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为西方体育的科学化、普及化、生活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西方体育文化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西方体育文化基本载体的运动内容、运动手段日益丰富，富于田园主义色彩的古老运动项目焕发出青春活力，体现着现代社会精神的新兴运动项目相继诞生，许多项目成为西方体育文化乃至世界体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3.2.2加强对外交流，主动学习、及时吸收西方现代先进的运动技术、训练方法和手段，以全面获得和长期保持与世界先进水平抗衡的能力中国竞技运动项目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研究国际竞赛规则，在博采众长并形成自我风格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随着中西方体育交流的不断加强，西方先进的运动技术、战术、训练方法与手段将源源不断地传入我国，为中国体育运动水平的进一步完善与提高提供了直接的参照系和借鉴对象。
3.2.3积极借鉴和引进西方现代体育的社会运作机制和制度，为现实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与范本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催发着传统体育体制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建立并逐步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体育体制，便成为当代中国体育文化体系社会建制子系统重新构建的核心任务。6大类改革思路和29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进［7］，为中西方体育文化社会性建制成果的接触与交融在中国开辟了一条借鉴与参照的“地带”。在中国体育职业化进程中，西方市场经济环境下诞生、成长、发展起来的职业体育及其运作模式，首先成为中国体育参照的对象与学习的范例。经过一段时间的引进与吸收，一种体现西方市场经济原则、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自我生存与发展活力的中国职业体育文化初具雏形，并逐渐日趋规范化。为中国体育文化市场的开发和中国体育的产业化进程，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成熟的经验和管理运行模式，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2.4西方现代体育文化思想——“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与普及以古希腊体育思想为本源和主流，历经文艺复兴运动与现代科学革命洗礼，伴随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相运而生的现代西方体育思想，其核心内容集中表现在“更快、更高、更强”和“均衡发展”两大主题上。随着中国体育走向国际体坛，与西方体育文化之大成之作——奥林匹克运动的全面接轨，对代表西方体育文化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奥林匹克精神的研究与认识也不断得以深化。9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者不断地从历史学、文化学等视角深入发掘奥林匹克思想的内涵，并以中国数十年体育实践的特殊感受，阐述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理解，并致力于奥林匹克精神的本土化传播与普及。
与中国体育走向西方、走向世界的同时，蕴藏着深邃的文化内涵、拥有丰富的内容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逐渐引起了西方人的好奇和兴趣，并逐步受到关注与青睐。
4共生与并存——未来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基本走向
お
150多年的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与传通正在成为历史，以全球化为时代特征的新千年已经到来。伴随着全球化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也日益频繁，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在精神方面出现种种危机，引发了有识之士的反思与自省，并急于寻找他种文化参照系以反观自身，也由于众多后殖民社会的急剧发展逐渐摆脱过去的边缘从属地位，急于更新自己的文化，在现时代中重新发现自己，东西方文化交流将在21世纪进入一个崭新的繁荣阶段。
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既具有各自民族特性，又具有人类共性，民族特性使各民族体育文化有自己的长处，人类共性使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可以相互交流、涵摄。而各民族的体育文化，也是在不断地相互交流、借鉴、融合中发展、演进而成的。东西方体育文化自古代所存在的差异，并非简单的优与劣、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分和比较。如果说中国体育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下的“柔性”文化，表现为“柔、儒、和、静、文”；西方体育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对立下的“刚性”文化，表现为“力、动、野、武、竞”的话，如果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明显表现为“娱己”性，西方体育文化则主要表现出“娱他”性的话，未来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将会出现在“共生并存”、“平等相处”基础上的“相互交融、刚柔并济”之新趋势。
根植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中的传统体育文化，在其悠久的演进历程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运行轨迹和发展的生命力，只要民族的文化能够延续，传统体育发展的根源就在。如果从过去百年历史来看，西方体育文化以其竞技活动独特的观赏性、娱乐性、组织性、规范性特点获得了“强式”文化之优势，对中国体育文化产生过强大的影响力和冲击力。那么，对于当代西方而言，尤其是对于缓解西方后现代社会全球化快速变迁下的心性问题，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将以丰富的精神内涵性等西方体育文化所缺乏的价值优势，在未来中西方体育交流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和宽广用武之地。有可能也应该为世界体育文化宝库提供一种古老而崭新的动力系统和丰富的体育思想与身心健康手段来源。
百余年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历史证明，异质文化间的差异规定了两种文化体系在交流中，既要保持原有文化形态必要的“张力”，又要铸造异质文化因素必要的“催化”格局，中西体育文化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彼此相互渗透，从两极对立到走进彼此，从排他走向共容，一极必然渗透和包含了另一极的某些合理因子，两极的张力越大，彼此的渗透力越强，文化总量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伴随着全球化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趋频繁，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将进入一个共生与并存、共享与并荣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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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谢凌宇.试析中国三十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M］.中国体育史论文集（四）北京：中国体育史学会编，264.
［6］ 吴蕴瑞.论“今后国民体育问题”书后［N］.天津大公报，1932-8-23.
傅兰雅与中西文化交流 篇4
傅兰雅之所以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能够青史留名, 主要是因为在晚清的洋务运动过程中, 傅兰雅凭借自己娴熟的口译能力将国外各种科学著作传播至中国。在向当时的中国人民宣传介绍世界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的过程中, 傅兰雅同样是饱含着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布道一样的献身精神与巨大热忱, 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 因而被西方社会的传教士们亲切地称之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据不完全统计, 傅兰雅为向中国传播西方文明, 曾单独翻译或与他人合作翻译西方社会的书籍一百二十九部, 其中, 绝大部分是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著作。通观当时在华的外国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成果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傅兰雅也是将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最多的人之一。为此, 当时的清政府还曾给他授予了三品官衔和各种勋章。
一、傅兰雅的生平与生活理想
傅兰雅是苏格兰一位牧师的儿子, 家境贫穷, 但由于受父亲影响, 孩提时代起就一直向往能够来到远东的中国。虽是苏格兰一个小镇上的传教士, 傅兰雅的父亲却一直非常关注世界的东方大国, 尤其是对在中国从事基督教传教事业十分感兴趣, 也可以说这就是他的人生理想。在小时候, 每逢有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或者商人所举办的专门报告或者会议等, 傅兰雅都经常跟随着父亲一起去听, 去获知远东的大国的现况。在他的自传中, 傅兰雅这样写道:从孩提时代开始, 与阅读我千方百计弄到的关于中国的书籍相比,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令我变得更加愉快。在我心中, 实在是做梦都想到中国去看看, 由此也被同学们称之为“中国迷”。
在1861年, 在依靠政府奖学金的资助情况下, 傅兰雅顺利学完了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的所有课程, 并取得相应学分之后, 就立即申请到了前往中国香港的圣保罗书院的任职机会, 即在一所教会的小学内担任教员。这一年, 傅兰雅年仅二十二岁。来到中国香港后, 在短短的几年之内, 傅兰雅就很快地展现出了自己驾驭语言的才能和天赋。傅兰雅不但熟练地掌握了复杂的汉语, 而且还学会了说艰涩难懂的粤语。为学习和掌握“中国上流社会”中所使用的话语, 傅兰雅还曾在北京的同文馆做过一年的英文教习, 并专门投奔到当时的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先生之门下。之后, 傅兰雅又离开了北京, 来到了上海, 并在一所传教士主持的英华书院任教。在这里, 大约有二十个中国商人的孩子在学习英语基础知识。就这样, 傅兰雅也和中国富商搭上了关系, 为他后来涉足中国上流社会积累了政治资本, 也为他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重任铺平了道路[1]201。
虽然受英国教会派遣, 但傅兰雅对在中国传教之事一直不大感兴趣。另外, 在来到中国之后, 傅兰雅亲眼目睹了中国传教事业的不景气现况, 更加使他很快打消了在中国传教的想法。19世纪60年代, 受上海教会团之任命, 傅兰雅担任在传教士中享有盛名的《中国教会新报》的主编。这也正是他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傅兰雅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将报纸等媒体手段, 变成为自己扬名立万的重要基石。这一次, 机会真的来了, 该是傅兰雅大展宏图的时候了。在出任该报主编之后, 志向甚高的傅兰雅, 不但立志要在一年内实现这份报纸的发行量翻一番的目标, 而且还要使之成为开启中国社会近现代文明的重要钥匙。在傅兰雅的蓝图中, 这份报纸不仅要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读物, 而且还要成为地方官府乃至朝廷大臣的文化盛宴。但事与愿违, 傅兰雅的这些做法实际上适得其反, 让中国满清社会的官员们委实不爽,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一名外国人在一份教会报纸上总是对中国的事务指手画脚, 多有不妥。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傅兰雅在1868年就被调离了。
二、傅兰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我们知道, 在大学刚刚毕业之后, 傅兰雅就于清咸丰十一年 (1891) 来到了中国的香港, 并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之职。但这并非傅兰雅的人生理想之所在。于是, 在1863年, 傅兰雅就受聘出任北京同文馆的英语教习, 专门教授英文, 讲授英国语言文化。清同治四年 (1865) , 他便转任至上海的英华学堂, 并出任该校校长之职。与此同时, 傅兰雅还主编了《上海新报》, 这是上海字林洋行发行的一份中文报纸, 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和世界先进的文化。自同治七年 (1868) 开始, 他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聘书所深深吸引, 便脱离教会, 辞去了英华学塾之职, 受雇担任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翻译员, 专门为中国国内翻译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书籍, 由此向中国引介传播世界先进文化长达二十八年之久, 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清末的洋务运动期间, 作为当时最大的翻译科技著作的专门机构, 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书籍几乎代表了清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西方世界科学技术知识的最高层次, 也满足了当时社会大众放眼看世界的需要。傅兰雅口译了这些书籍, 自然是该局翻译之代表人物[2]137。
在翻译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 傅兰雅还一直专门订购各种翻译工具书、参考书, 以求翻译的更加精准、流畅。自1869年开始, 虽然有金楷理 (C.T.Kreyer) 与林乐知 (Y.J.Allen) 等人也先后在此供职, 从事口译工作, 但傅兰雅一直是翻译馆最主要的口译专家。在傅兰雅所口译的著作中, 内容也最为重要, 科技方面的著作数量也最多。在傅兰雅口译的译著中, 内容十分丰富, 涉及数学、物理、化学与化工、矿冶、机械工程、医学、农学、测绘地图、军事兵工以及其他技术等各个方面。在傅兰雅翻译的这些译著中, 有些是对已有翻译的学科提供新的更好译本, 如《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有些则是对国外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 如《化学考质》、《化学求数》、《决疑数学》、H.诺德 (Noad) 的《电学》 (The student’s textbook of electricity) 、J.廷德尔 (Tyndall) 的《声学》、《化学鉴原续编》 (译自C.L.布洛克萨姆 (Bloxam) 的Chemistry (1867) 的有机部分) 等[3]198。
学校教育从来都是传教士传教布道的最强有力的辅助手段之一。来到中国之后, 傅兰雅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识到, 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以佛教信仰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差异性太大, 西方基督福音的传播范式并不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共同的火花。因此, 为了扭转直接传教布道和传播西方文化成效不明显的现状, 有必要在中国大力发展学校教育, 举办教会学校, 传播基督教教义, 促进中西方文化之交流。这正是傅兰雅来华的目的和极为重要的文化活动。于是, 在清光绪二年 (1876) , 傅兰雅就开始创办了格致书院, 并自费创办了《格致汇编》———当时较为著名的科学杂志, 所载内容多为世界各国通行的科学常识, 还具有一定的新闻性, 专门引介世界各国的科技进步要闻, 还在专门设有的“互相问答”栏目中共刊出了三百二十二条重要问答, 共计交流问题五百多个。次年, 傅兰雅便被推举为上海益智书会的总编辑, 专门从事在中国社会的科学技术宣传普及事宜。在光绪二十二年 (1896) , 傅兰雅受聘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文学语言教授, 专门在美国讲授东方文化, 为美国人了解中国开凿出了一扇文化窗户和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
参考文献
[1]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 (西学东传人物丛书) [M].科学出版社, 2000.
[2]李亚舒.中国科学翻译史 (百科史苑) [M].黎难秋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7.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篇5
城南中学初三历史讲学稿 第七课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编号7
东台市城南中学初三历史备课组
目的要求：学生掌握以下知识：古代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商路；阿拉伯数字的发展和传
播；马可•波罗在元朝的生活与工作经历；《马可•波罗行记》及其影响。
教学重点：阿拉伯数字的由来、马可•波罗在元朝的生活与工作经历。
教学难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和平交往的历史意义。
教学过程：
一．“阿拉伯数字”的由来
1． 很久以前，一条条陆地和海洋商路就把三大洲连系在一起，其中就有著名的连接亚欧的“＿＿＿＿＿＿＿＿＿”。
2． 简述这些商路中的贸易概况：
3．阿拉伯人在这些商路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4．阿拉伯数字是如何发展的？（为什么人们把“0~9”这十个数字称为“阿拉伯数字”）
二．元朝宫庭中的意大利人
1． 13世纪时，一些意大利人往来于东西方商路上做生意，其中得到元世祖忽必烈赏识，被留在宫庭中任职的是＿＿＿＿＿＿＿＿＿
2．你认为马可•波罗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什么作用？
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初步思考 篇6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中西文化交流必将快速发展，其层次正越来越高，领域正越来越宽，覆盖面正越来越广，成果也正越来越丰硕。
本文拟就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目的、媒介等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
（一）全球化框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当前，世界正处于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全球化是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是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必然推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的载体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虽然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快，文化全球化势不可挡，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生活方式、思维类型、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仍将是客观存在。只有不断深化交流，才能逐渐增进了解，求同存异，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交流是双赢的途径，是文化融合的必由之路。
人类文化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格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面临着欧美强势文化的压迫，主要表现在核心价值观的渗透，生活方式的影响，等等。在这种形势下，主动开展“以我为主”的文化交流是我们的使命。要通过多种方式，广泛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介绍中华文化的精髓，特别是植根于中国人心中、沉淀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那部分文化成分，以此来重塑华夏文明的形象，充分展示华夏文明的独特魅力，增进西方对我灿烂文明的了解和理解，不断获得其对我以华夏文明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的尊重，从而促进经济建设、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和发展方向。
（二）世界焦点问题环境内的中西文化交流
世界进入21世纪，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类文明的灿烂前景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但不可否认，一些焦点问题也前所未有地突出，诸如，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可持续发展道路不平坦，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能源危机时隐时现，恐怖主义威胁难以根本消除，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共生共荣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等等。
而文化交流正可以担此重任，通过彼此的交流来加深了解，形成共识，弥合分歧，解决争端，或者逐渐缩短彼此的距离，不断扩大彼此的交集，从而为这些焦点问题的迎刃而解打下基础，正所谓用“软”方法来解决“硬”问题。
可以说，世界焦点问题的存在和不断扩大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用武之地。促进世界焦点问题的解决，文化交流义不容辞，只有不断扩大，才能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显示文化交流的魅力。
二．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
（一）信息共享
从国家之间或民族之间的角度讲，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准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接触，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各种文化观念，习俗、行为模式的对话、沟通、协调。在这个层面上的文化交际实际是各种文化信息的分享、交流。国际事务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信息共享，通过有意义的信息传递、接收与反馈，在各自的态度、意向上进行协调与沟通，表达各自的立场观点，寻求某种共识，或者产生互动，由此实现各自的合理意愿，维持各方的进步和发展。
（二）增进了解
古语云：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而文化交流是心灵的对话、感情的沟通和友谊的纽带。人与人之间，正是通过这种交流，从相识到相知，由陌路变朋友，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人如此，国亦然。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种交流的频繁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不断扩大各个层次的文化交流，可以使作为交流对象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彼此从一无所知，到有所了解，再到深入了解，甚至非常熟悉，进而发展到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交流了，了解了，逐渐地就越来越和谐了。
（三）化解冲突
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局部的冲突仍然不断，有的甚至长期存在。像直接了当的军事行动等正面冲突，“敲山震虎”式的挑衅等擦边冲突，各类暗地进行的恐怖和極端主义活动等隐性冲突威胁着世界的安全。这些冲突的产生，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宗教等多方面，主要还是彼此立场的差异导致的。因为立场不同，所以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及安全，就不能做到以平常心，对待对方的利益及安全，怀疑、误会、排斥、歧视、甚至攻击对方，坚持自己所认知的正义，不宽松他国所认知的正义。化解这些冲突，如果一味正面交锋，结果往往两败俱伤；如果过度反应，可能得不偿失；如果听之任之，则对方可能得寸进尺，一发而不可收拾。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交流的长处便又显现出来了。通过发展和加强文化交流，以友善的方式推销自己，广交朋友，互相观摩学习，赞美共同点，欣赏不同点，彼此互动，甚至包容、尊重、协助异己，可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逐步化解冲突，最终实现相得益彰的共存共荣。
（四）承担国际责任
我国在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同时，承担着越来越多与本国国力和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如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积极开展国际救援，等等。这些都是显性的国际责任。实际上，我们还承担着很多隐性的国际责任，如接受和派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推动彼此的教育、文化、科技、医药等方面的交流，促进彼此的经济发展；共同开展文化发掘、研究项目，推进世界的融合；创办孔子学院，传播和谐文化；承办重大体育赛事，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扩大旅游目的地国的范围，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放旅游市场；举办汉语年（周）和外语年（周）活动，扩大基于语言的各种文化载体在彼此国家的影响；等等。这类承担隐性国际责任的交流活动不胜枚举，而且多以文化方面的交流为主。以软实力的交流和互换来承担国际责任恐怕会越来越成为承担国际责任的主流。
三．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媒介
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必须是全方位的，要涵盖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层次。既要有平面媒体的交流，也要有网络媒体的互动；既要有艺术的交流，也要有医疗、饮食、旅游等方面的来往；既要有政府主导的交流，也要有民间自发的活动。要通过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一方面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化，反映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实际存在的不平衡、不发达的状况，寻找同外部世界的共同点，反映世界流行元素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广泛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改造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使我们的文化永远充满朝气和活力。
1、语言。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基本媒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语言同样扮演着基本媒介的角色，其作用是其他媒介所无法替代的。
2、饮食。我国和西方国家在饮食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这是“筷子文化”和“刀叉文化”的天壤之别，但这不是文化交流的鸿沟，而正在成为一种纽带。我国的西餐馆可谓星办棋布，西方有些国家的中餐馆也是遍地开花。饮食文化的互相渗透早已不是新鲜事。
3、体育。体育无国界。体育交流是文化交流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在西方举办的体育赛事和承办世界性运动会，展示我们的体育发展水平和文明，树立我们的崭新形象。西方国家亦然。
4、音乐。音乐也是无国界。歌颂如花的世界，抒发心中的情感，陶冶美好的情操，拓展中西文化交流，音乐责无旁贷。音乐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家走出国门，推广中国音乐，与西方同行进行交流
5、旅游。旅游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方式，一样担负着文化传播的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随着国际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了旅游的这种功效，并将其作为国家文化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此外，医学交流、美术交流、宗教交流、相互移民等许许多多媒介在文化交流中也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正是所有这些媒介的单独交流、交叉交流、共同交流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
四．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美好前景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文化对西方产生最大影响的30年，西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深刻地了解和理解了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及其价值的肯定也超过了以住任何时期。同时，这30年也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前所未有的时期，我国文化经历了西方文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冲击和影响。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继续加快的世纪。与之相伴的必将是文化作为经济使者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影响日益扩大，文化吸收日益广泛，文化融合曙光初现。
跨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 篇7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冲突,融合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学就是专门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 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科。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思想、价值观念、社会形态、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对跨文化交际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刮痧》故事梗概
《刮痧》是当代作家王小平的一部走红小说, 是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学的专著。后来经著名导演郑晓龙改编成为一部移民题材的电影, 并曾一度刮起了一股文化热潮。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北京青年许大同和妻子简宁移民美国八年,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可爱的儿子, 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收入。然而, 从北京到美国和儿孙团聚的父亲许毅祥,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为孙子丹尼斯用中国民间刮痧疗法治病而留下淤青, 被儿童医院的医生发现, 许大同顶替父亲被美国医院以虐待儿童罪告上法庭。于是, 这个家庭的灾难来临了:丹尼斯被儿童福利院收养, 法院宣布许大同为危险人物, 遭到警方逮捕, 父亲也无奈回国。职业被辞、朋友背弃、父子分离、夫妻分居……灾难接踵而来。圣诞之夜, 许大同想见一见儿子, 只好扮成圣诞老人, 他顺着楼外下水管道爬向八楼的家时, 再次引来呼啸而的警车……不过最后两种文化在碰撞交流后终于还是走向融合, 故事以大团圆结局。
2 故事主要矛盾冲突
毫无疑问, 故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的。首先就是中西医的差异, 刮痧是故事中冲突引发的导火索, 刮痧疗法在中国民间很常见, 是中医传统疗法。确实能够治愈中暑、急性肠炎、食物中毒等一些常见病。但是, 这种疗法到了美国, 却成了施以暴力的罪证。还有就是中国人的“面子观”, 在故事开头, 许大同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向老板的儿子道歉, 便动手打了自己儿子一下, 老板看了觉得不可思议, 许大同对约翰解释这一举动说:“我为什么打我儿子, 那是出于我对你的尊重, 那是我给你面子。”这样的解释让这个西方人困惑不已, 他并不能理解这个东方人的奇怪逻辑。他只知道, 打人是违法的, 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法律观念的不同在故事中也表现明显, 在西方社会, 事事靠法律, 事事讲证据。而中国人则比较看重人情。如美国的法庭及儿童福利院虽被大同真挚而忘情的诉说所震慑, 却仍要求有“爱的证据”, 以供法庭判决。许大同对此就深为不解:父亲爱儿子天经地义, 还需要证据吗?还有就是不同的家庭观。这也是《刮痧》中冲突的本质所在。许大同对付美国社会的生活和工作都游刃有余, 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成长中耳濡目染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就已经烟消云散。在许大同心中, 家庭才是他的精神支柱。三世同堂, 其乐融融, 是他奋斗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为了父亲能顺利拿到美国绿卡, 他替父“顶罪”;为了儿子能回家, 他和妻子分居;为了父亲能看一眼孙子, 把儿子从福利院偷了出来;在法庭上, 许大同爱子心切, 甚至和对方辩护打了起来;为了给孩子送圣诞礼物, 不顾危险爬到八楼, 完全有可能“坠楼而亡”……这种爱超越了自尊、自由、平等甚至人权。而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都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 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如此巨大!
3 产生矛盾的文化根源
3.1 中西哲学思维差异
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天与人, 或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问题。中国人信奉“天人合一”, 即人与自然是整体、协调、有机的联系。“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 以人与自然的亲和为其文化的价值基础。它包括对家人的关怀与责任、对乡土的眷恋与归依, 也有一团和气与息事宁人的柔顺。而长期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思想的统治也使中国人具有保守、求稳、求统一的观念。这在中国人对待家庭的态度上有非常明显的表现。相对于中国而言, 西方各国四面临海, 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他们必须与这种恶劣条件做斗争, 进而去征服大海、征服自然。因此, 他们一定要产生哥伦布式的冒险人物, 向远方开拓。那种斗天斗地的思想是一定会产生的, 这些都与他们的生存条件息息相关。因此, 自然和他们的关系是对立的, 不是战胜自然就是成为自然的奴隶。所以西方人容易产生“天人两分”的思想。所以, 西方文化主要是理性文化, 西方哲学是实证论, 而西方医学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因此中医传统刮痧就被认为显然是“非理性”的。
3.2 中西方价值观念差异
价值观念是社会或文化中的人们所回避不了的指令。人们的行为规则、思维方式、认知准绳、处世哲学、演绎推理模式、评价事物的规范、道德标准等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烙印。
中国的伦理主张“礼”, 认为人对人之尊敬, 其目的是使人际关系和谐。家庭在中国社会居于中心地位。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社会团体, 同时还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模型。因此, 要孝顺父母、爱护子女。亲情价值观在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这种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 如法制观发生冲突时, 它总是处于上风。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 西方社会看重的是法制。西方的人权宣言, 明确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的权利。在强调个人权利为基准的社会里, 人与人之间的情义道德常常受到冷落, 而法律受到重视。他们深信, 在法律条文中可以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3.3 中西方宗教差异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现象, 要深刻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就不得不涉及这一领域。
在宗教方面, 中国的宗教精神是重今生轻来世。人们相信天命, 以现世的幸福为目的。而西方宗教精神则是轻今世重来世, 基督教弘扬顺从服从乞求来世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们缺乏反抗精神, 但却也更多地表现出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圣经》认为:世上的一切人, 不论老幼, 都是上帝的儿女, 人人平等。这对于西方人的人权意识有很大的影响。
4 冲突在交流中融合
随着科技日益发展,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不同民族、不同国度间的语言文化不同, 人们的看法、行为和表现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跨文化之间的主要障碍不是语言, 而是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要完完全全地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极其困难, 但是文化鸿沟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有理解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回避交流、放弃自我、相互对立都不是解决文化冲突的途径。就像《刮痧》故事中的美好结局一样, 只要交际双方理解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消除民族偏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 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就能够被克服。
《刮痧》无疑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好的跨文化交际的成功范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空前频繁,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 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才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跨文化交际研究应顺应时代变化, 突破惯有的思维模式, 培养全球意识, 克服民族中心主义, 避免自我文化的优越感, 尽量理解对方文化, 努力消除对异质文化的隔膜。随着交际双方不断熟悉对方的文化, 因为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困惑就会逐渐减少, 交际质量也会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王小平.刮痧[M].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1.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版社, 1997.
[4]邓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影片《刮痧》的文化解读[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1) .
容闳与晚清中西文化的交流 篇8
一、容闳生平
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 七岁时进入一所教会学校学习。1834年美国著名教育家,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勃朗牧师来华, 继任这所名为马礼逊纪念学校的校长。经受了几年的西式教育后, 容闳对于西方的历史与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1847年, 勃朗牧师回到美国, 容闳与其他两位同学亦一同前往美国继续学业。后因故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 进入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学习。1850年, 容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 并于1854年顺利获得耶鲁文学学士学位, 成为首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数年间, 容闳目睹了西方国家的富强发达, 更深感中国的落后, 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854年秋, 容闳返回中国, 并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谋职。其间, 他曾把复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不惜以身犯险, 于1860年11月前往当时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 与干王洪仁轩相见。并提出了建设现代国家的七点建国之策, 涵盖了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重要方面。这也是容闳理想中的中国近代化资本主义蓝图, 可惜并未得到采纳。容闳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认为太平天国无法承担使中国复兴的使命, 于是婉拒洪秀全所赐的官印, 离开了天京。
之后, 容闳又将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 于是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中。当时的洋务运动以生产军工产品为主, 而容闳则向曾国藩指出, 中国最急需的是生产用于制造武器的机器的工厂, 有了这样的制器之器, 不仅可以生产武器, 还可以生产各种民用器械, 只有发展基础性工业, 才是国之根本。容闳的建议对曾国藩有极大启发, 毅然将设想中制造武器的工厂改为了建造机器的工厂, 为中国近代工业化赢得了一个较高的起点。此后, 受到曾国藩重用的容闳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起, 向清政府提议选派幼童留美学习并最终获得批准。但这项运动持续了接近十年便宣告夭折, 给容闳沉重的打击。他认识到仅靠科学西化来救国是不够的, 开始寄望政治改革救国。在甲午战争时曾远赴伦敦向外商借军费, 又曾奏请进行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等种种兴国方案, 最终都因官场内部的斗争和腐败不了了之。在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挫败后, 年近七旬的容闳认识了维新派领军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 对进行制度变革的维新运动倾注了全部心血。由于严重触犯了顽固派的利益, 1898年, 西太后等发动政变, 光绪皇帝被囚, 维新变法宣告失败。梁启超康有为容闳等人纷纷出逃躲避清政府的通缉追捕。容闳期望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愿望彻底破灭。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渐渐崛起, 容闳逐渐从改革走向革命。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 孙中山曾力邀容闳归国, 但容闳却因健康原因于同年4月在美国去世, 终年84岁[1]46。
二、容闳与西学东渐
容闳自年少时便在教会学校读书, 英文极好, 本人曾翻译了许多西方科技、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书籍。1867年, 为培养机械师, 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成立。在容闳的建议下又设立了翻译馆, 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 十余年间, 译书一百余种。该局主办的《西国近事汇编》, 不仅是最早报道近代西方财政管理思想的期刊, 更是最早系统传播政府调控经济思想的读物;向国内翻译报道英美列强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方面的情况, 可谓是当时西方列强的百科全书。对于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早在美国留学时, 容闳就坚信, 通过西方教育, 中国或许可以再生, 变得文明而强大。将下一代中国青年有机会接受他曾受到过的教育, 视为一生事业雄心之所在。1870年, 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联名奏请下, 清政府终于批准了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1872年, 朝廷落实了幼童留美的规章和具体方法。同年2月, 中国留学事务所成立, 陈兰彬与容闳为正、副监督。8月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终于从上海启程赴美, 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敞开官派留学生的大门。至1875年间, 清政府又陆续派遣了三批90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 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崭新的篇章。在容闳等的督促下, 加上中国人勤奋好学的天性, 这120名幼童大多成绩优良;至1880年, 不仅顺利从中学毕业, 而且有相当部分进入到美国各所大学学习。其中如詹天佑、唐国安等23人更是考入了一流的耶鲁大学。
但留美幼童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军事、工程、自然知识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宗教、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影响, 对自由、民主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一些幼童剪掉了象征忠于清朝政府的辫子, 还有一些幼童信奉了基督教, 这在清政府眼里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容闳为了维护幼童, 常常与当时的留学事务所正监督吴子登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吴不断向国内报告容闳种种纵容失职之行为, 导致朝野之间对幼童留美运动指责颇多。期间, 又发生了另一件让守旧势力无法容忍的事。留美幼童当时均被安排在美国家庭中生活, 其中两位幼童寄住在一位叫玛丽的美国姑娘家中。容闳常常到各家庭查看幼童的生活与学习, 也由此和玛丽频繁接触并最终日久生情。1875年容闳与玛丽结为夫妻。本该是一段佳话的姻缘, 但守旧势力竟借此不断诋毁攻击容闳, 导致容闳在清政府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受到极大损害, 进而对幼童留美运动产生了影响。加上此时, 美国国内排华情绪严重。李鸿章曾设想让幼童进入军事院校学习, 但美国方面断绝拒绝, 同时却允许日本留学生入读, 这让曾大力支持幼童留美的李鸿章也在态度上慢慢发生转变。1881年, 吴子登正式向清廷请求撤回幼童, 虽然李鸿章也曾试图让这些幼童完成学业, 容闳亦极力请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耶鲁大学校长以及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一大批知名人士都出面斡旋, 但清政府还是迅速批准了吴子登的请求。1881年8月21日起, 所有幼童分三批陆续回国, 中国幼童留美运动正式宣告夭折。
虽然容闳教育兴国的理想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但由容闳促成的中国幼童留美运动, 仍然造就了一大批青年才俊。留美幼童在美国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和专业技术, 回国后经过个人的努力, 大多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被视为中国近代铁路之父的詹天佑;晚清著名政治活动家、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担任过全国电报总局局长的周万鹏;著名采矿工程师、绘制了《直隶省地质图》和《直隶省矿产图》, 并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的邝荣光;促成美国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学生留美, 并促使了清华学堂成立的梁敦彦;担任清华学堂首任校长的唐国安;撰写了《英文成语词典》并在纽约出版、晚年又创办报业、享誉海内外的新闻界人物邝其照等[2]88。有数据表明, 当年的留美幼童, 后来在教育、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皆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这批幼童还促进了西方科学、文化、思想在国内的传播和推动, 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三、容闳与援中入西
幼童留美活动除了为中国造就了大批杰出人才之外, 中国幼童在留美期间, 也通过自身的努力, 向西方国家展示了全新的中国人形象。这些幼童勤奋好学、智慧超群, 扭转了许多人对于中国人落后保守、愚昧无知的看法。幼童们的习作曾在费城国际博览会上进行展出, 所著汉文策论之后, 均附洋文数页, 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耶鲁大学校长在给中国总理衙门的信中, 曾经高度称赞这些幼童, 人人善用, 以研究学术, 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 成绩极佳。在这位校长眼中, 这些学生虽然年纪幼小, 却已经知道自己在美国的一举一动, 皆关系着祖国国家之名誉, 故谨言慎行、行为良好, 文学、品德、技术与及人际往来, 都能令人满意。而在当时便已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纽约时报》也曾评论道, 这些来自中国的幼童机警、好学、聪明、智慧, 是美国子弟所无法达成的。此外, 容闳本人还向其母校耶鲁大学进行了大量赠书, 包括《山海经》、《康熙字典》、《全唐诗》、《春秋列国》等中国文化的经典典籍。通过赠书来传播中国的文化, 展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期望西方世界能够正面地了解中国。时至今日, 耶鲁大学能够成为世界汉学研究资料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 究其根源, 容闳功不可没;而他此举也极大地促成了耶鲁大学正式设立中国文化讲座。1878年, 耶鲁大学创建了中国文化讲座这一美国大学历史上第一所孔子学院, 并正式聘请美国汉学之父卫三畏博士出任教授, 中国文化终于正式进入西方国家一流大学的校园。而容闳本人身上那种自强不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也赢得了西方世界的尊重。1998年, 美国康涅狄格州———容闳母校耶鲁大学所在地, 将每年的9月22日, 设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这也是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的日子。1999年, 容闳的画像进入耶鲁名人堂, 悬挂在耶鲁校园接受学生瞻仰。诚如容闳的好友, 特韦契耳牧师1878年对他的称赞, 他从头到脚, 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 依赖中国, 确认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 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3]176。这也是对容闳一生最好的评价和最真实的写照。
参考文献
[1]李华兴.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5) .
[2]田龄.浅论容闳的教育救国理想和实践[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3 (3) .
陈季同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 篇9
一、中学西传的思想与实践
陈季同作为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官, 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 他在欧洲生活了近二十年, 并用法文创作了宣传中国文化的著作, 在19世纪的欧洲文坛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与影响, 学者们将他称之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先驱。陈季同是第一个出版西文著作的中国人, 他能在不经意间阐述了其深刻的文化观点, 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写作。陈季同著作的立意旨在美化中国, 为西方看来愚昧的风俗进行辩护, 努力赞美中华民族传统风俗。在其留学法国归国后, 长期供职于清政府派驻欧洲的使团,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 他用法文完成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故事集》、《黄衫客传奇》、《巴黎印象记》等脍炙人口的八部作品。陈季同向西方读者传播了一个正面、美好的中国形象, 并且选了具有广泛与代表性的元素, 努力去赞美值得骄傲的民族风俗[1]13。同时, 陈季同还专门撰写了《中国旅行记》, 以一名旅行者的视角对中国进行了游览式的介绍, 重点强调了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风俗。另外, 陈季同强调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对西方人抨击的贞节牌坊、纳妾、包办婚姻、君父政体等进行了详细与正面的解释, 指出这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需要。如他将一个地方犯罪率的降低在说明中国较高道德水平的同时, 也强调了中国传统家庭及家族的连坐制度。
陈季同还强调中国人个性的平和及礼节性等, 他认为:“一个民族的个性从来没有完全的表达方式, 如庆典、节日, 我们用‘他们的愉悦’一句话就可以清楚地表达出来。”陈季同通过大量的篇章介绍了中国人的快乐, 指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懂得自尊自重的民族, 早已脱离了幼稚狂欢的特征。”陈季同的中学西传的文化传播思想与实践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原因, 因为19世纪的欧洲对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及中国社会有着极大的误区, 在其《中国人自画像》中就有“据旅居欧洲十年之经验可以断言, 中国是世界上遭误解最深的国家。”因为当时清帝国处于衰落时期, 而同时期的欧洲则处于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 并伴随着他们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较之以前有着天壤之别, 他们将中国描绘成了一个野蛮的国度[2]47。陈季同正是为纠正这些偏见而不断努力, 有着明确的文化传播目的性与指向性。陈季同的作品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这与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分不开的, 且陈季同的传播与推广活动更具有催化作用。更为重要的是, 陈季同已经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 能完全理解与遵循西方人的思维, 以讲故事的方式实现其中学西传的目的。
二、对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与贡献
在欧洲留学期间正值晚清政府的衰落时期, 作为一名外交官, 陈季同总是满怀对中国的热爱之情, 特别是在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或风俗存在误解时, 他总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对祖国与同胞的公正。陈季同担负着中西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重要使命, 这使他能积极投身于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重要任务中。这对后人加速中学西渐的发展, 并开展相关的交流活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使西方更加全面与深刻地认识中国。陈季同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时期, 在其二十年的旅欧生涯中, 主要是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的文化, 这些都体现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 如《中国人的戏剧》、《中国的娱乐》、《吾国》、《英勇的爱》、《黄衫客传奇》等, 他始终坚持明确的写作宗旨, 就是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及价值[3]90。在陈季同十几年定居国内的时期内, 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传播西方文化上面。19世纪末, 他与其弟弟陈寿彭共同创办了《求是报》等维新刊物, 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介绍西学, 宣传维新思想,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 陈季同还通过创办报纸及翻译西方著作, 将西方的现代文学、法律观念等引入中国, 促进了晚清文学观念的更新及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可见, 陈季同在文化传播上取得了重要成就, 堪称是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承担着向中西双方传递文化信息的重要使命。在数千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上, 陈季同堪称拥有该使命的第一人, 具有重要的典范作用。
在长期的旅欧生活中, 陈季同通晓法文、英文、德文及拉丁文等多国语言, 并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 同时用西方及中国的视角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 突破了以往交往中存在的语言障碍, 他用法文写作的形式向西方传达了中国的声音。陈季同用多种语言方式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著作, 开创了中国人通过外文介绍中国文化的先河。他的代表作《中国人的自画像》于1884年出版后, 在西方产生了剧烈的轰动, 一年内再版了五次以上, 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各地出版, 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创作介绍中国社会的作品, 并成为中国第一位作品畅销西方的中国作家。同时, 陈季同作为晚清时期的外交官, 以其出色的外交手段、文学作品谋求与西方对话, 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偏见, 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陈季同善于交际, 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 受到了欧洲上层人士的欢迎。1889年初, 陈季同应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讲学, 著名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聆听了陈季同的演讲, 并在其日记中提到:“他身穿紫色长袍, 声音低沉有力, 演讲生趣活泼, 同时兼具中国化与法国味。”[4]61可见, 通过陈季同的不懈努力, 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方人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不好印象, 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弱国无外交的晚清时期, 陈季同用自己的声音向西方介绍着中国, 并以“矫枉”为重要方式, 努力寻求如何与西方进行对话。同时, 他希望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能实现双方之间的良好沟通。陈季同在其《报刊与舆论》中就提到:“西方文明的特点就是侵略。”这也决定着19世纪时期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浪潮中, 中西文化的交流不平等、不平衡性。正如其在《中国人的自画像》中提到的:“本书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中国, 并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 以西方人的精神或风格来写。”他指出了中西方文明的异同, 对西方文化的先进之处进行了客观的评价。陈季同以其超越时代的精神, 用自己的作品建造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在他看来, 越了解西方文明越热爱中国的风俗与制度,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所谓的和平与平等。陈季同用法文写作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通过作品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个充满淳朴民风并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的偏见, 如陈季同连续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刊载了十八篇《中国和中国人》, 这增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 同时还为当时的中法战争提供了舆论支持。所以, 陈季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开辟了中学西传的先河, 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 推动着该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同时, 陈季同作为一名外交家, 他无处不为国家利益考虑, 并通过不懈的努力及独特的个人魅力,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西方的偏见与傲慢, 为中西文化交流及晚清中西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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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缘起及其作用 篇10
一、明代中西方文化的内在需求
1. 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需求。
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欧洲的贸易格局, 并最终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 欧洲各国对亚洲市场的渴望, 便构成了西方对中国文化交流的一种需求, 其有着鲜明的社会及经济需求。明代时期正值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 当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达伽马开辟了新航路, 这从根本上开拓了西方的视野, 对整个西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撼。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驱动, 欧洲各国迫切需要进行海外扩张以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 对亚洲及美洲市场的争夺显得尤为激烈。文化作为推动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有力工具, 自然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文化输出。根据相关史料记载, 当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率先开辟新航路的欧洲国家, 当时的葡萄牙垄断者印度洋航线, 这一时期到达中国的大多数为葡萄牙人。欧洲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诉求,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生及发展。另一方面, 明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 西方社会也有着宗教方面的因素进行文化的交流。
基督教会具有传播性的特征, 正处于文艺复兴的欧洲基督教, 其教义权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耗, 这就需要扩大海外宗教版图, 以寻找新的出路。根据相关史料记载, 来华考察的大多为传教士, 而作为当时反对西方“反革命运动”的核心的耶稣会, 他们的海外活动便是中世纪教权及神权在世界传播的希望。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葡萄牙及西班牙首先掀起了征服世界的浪潮, 他们不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 而且也为了宣扬基督教, 且他们传教的热情是无比的狂热。”[1]61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 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入侵手段, 以帮助殖民者获得更多的资本。西方国家通过宗教信仰的方式以获得殖民扩张的权力, 并以文化入侵的方式掌握殖民地的控制权。明代西方国家对华的宗教输出, 其动力来源于西方殖民者对原始积累的目的, 这也促成了西方对华文化交流的需求。
2. 明代对西方文化的需求, 成为中西交流的重要推动力。
由于中华文化长期处于优势, 造成了其排外及固守现状的缺陷, 这一问题在明代社会的文化心理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另外, 明朝时期一直实行朝贡体制, 对外交往采取排外及限制性措施, 虽然到了后期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 政府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措施, 仍实行较为严谨的贸易限制政策。明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并有着明显的资本主义特质。所以, 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从不同文化的需求看, 明代对西方文化, 特别是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科技及文化知识有着强烈的需求及意愿。当时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及吸收态度的人士, 更多的是从国家及民族的安危来学习及接纳, 如徐光启、翰林、杨廷筠等, 他们对基督教并不完全赞同, 更多的关注西学的先进性。所以, 中国社会的多方面特征, 决定着其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或排斥, 而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学习知识, 实现国富民强。然而, 明代社会对于西学的接纳仅仅停留在具有近代思想的进步人士之中及对西洋器物有着好奇之心的皇室贵族。
二、明代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及碰撞
1. 耶稣会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明代, 中国与西方文明出现了第一次交流的高潮, 这其中耶稣会有着重要的桥梁及纽带作用。当时, 耶稣会通过学术传教的方式, 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中国, 使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 同时耶稣会还通过信函及翻译的方式将中国的儒家经典传入西方, 将悠久的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方, 并在欧洲出现了“中国风潮”, 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当时李约瑟曾说:“在中西文化交流上, 没有一件事情能与17世纪的耶稣会相比, 他们的教士充满着激情, 并精通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 虽然他们将西方先进文化带入中国只为了传教, 但是这种交流在两大文明之间还有有着巨大的贡献。”明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起始于16世纪末的利玛窦来华, 终止于18世纪末教皇克雷芒解散耶稣会,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 第一次实现了拉丁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文化交融, 它不同于西汉时期本土文化与西域文化, 也不同于唐宋时期本土文化与南亚佛教文化, 这次最大的不同便是其文化水平已经超越了中华文明, 由此引发的震撼给中国社会及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反响。16世纪以后, 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人数众多, 有姓名可考的就达近一千人, 他们大多非常聪明, 且知识渊博, 当时的利玛窦就被称作“西儒”。同时, 这种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不再对中华器物的仰慕上, 而更深入思想及文化领域, 最后升华到政治制度。
2. 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现。
明代中西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教育、艺术、文献等方面。在教育方面主要体现为中西思想文明的交流及碰撞, 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及无神论思想深受明代思想文化影响。中国的八股制度及其选拔人才的苛刻都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轰动, 并出现了效仿的浪潮, 欧洲的启蒙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儒家的思想, 伏尔泰就曾将中国的儒家思想视作“理性宗教”。当时许多传教士将中华文化传到西方, 特别是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 真实地再现了中国社会、政治及文化等多方面真实影像。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欧洲开始大量引入中国的文献, 特别是到了17、18世纪以后大量的中文文献被带入西方国家, 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如当时的意大利传教士还将明朝时期的巨著《永乐大典》带到欧洲, 同时还包括当时的《文献通考》、《通志》等, 他们将其视作中华文化的精髓及重要标志。16世纪末, 利玛窦本人写的《利玛窦日记》, 重点讲述了明代的思想文化, 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明代的瓷器在欧洲享负盛名, 并逐渐向艺术方面转化, 这为当时的西方艺术注入了新的元素[2]11。另外, 茶叶也被传入西方, 并开始流行茶叶文化, 并在当时社会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随着明代“历局”的成立, 西方元素不断传入中国, 当时的国内学者将西方文化视作一种新文化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 其中以徐光启为典型代表, 他将西方文化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宗教文化;二是自然哲学;三是天文历法方面。到了17世纪, 著名的文学家艾儒略所撰写的《西学凡》又将西方文化进行细分, 这就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三、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步意义及局限性
1. 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紧跟世界近代化的历程, 并有力推动着西方及中国社会的变革历程。
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有力地推动着天文学、数学向近代科学的演进, 促进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向实用方向转变, 并对空谈心性、理学进行反思。同时, 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还开拓了国人的视野, 促进经世致用学问的产生及发展, 改变了传统的“华夏中心”的观念, 开始将眼光投向世界。另外, 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在欧洲得到广泛的传播, 并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 他们发现一个完全不同于基督教世界的优秀文化的存在。伏尔泰曾经说过:“欧洲贵族发现东方追求是财富, 而哲学家则发现了新的物质及精神世界。”中国的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推动了重农学派、百科全书派等启蒙思想的形成及发展, 有效地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同时, 启蒙主义者利用儒家思想反对基督教神学思想, 推动了欧洲近代化的历程。莱布尼兹称赞明代中西文化交流是一种相互的启蒙, 是当时最伟大的事情。同时, 明代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汇通西方文化, 行翻译之术”, 并制定了“旁通十事”的科学规划, 打算用十年的时间将传教士逾万本图书翻译出来, 并在当时出现了一股翻译的浪潮。李天经等人曾向崇祯皇帝提议翻译西洋工矿书籍, 以补充中国自然科学的内容[3]107。明代这种学习西方文化,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推动着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2. 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局限性。
明代的中西文化交流还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其涉及的范围很窄, 影响有限。明朝末期, 恰逢西方近代科学迅速发展, 并逐渐突破封建束缚, 形成较为独立的体系。当时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 牛顿的经典力学定律、微积分, 哈维的血液循环论等, 新的科学突破层出不穷, 而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出于对神学的偏见, 对于西方文化的介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他们传播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及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等陈旧的观念, 对于当时较为先进的成果很少提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进度。同时, 明代的中西文化的交流范围还相对较窄, 影响不大, 当时西方文化的传播仅限于士大夫阶层, 其地域也限于沿海一带, 加上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也使得西方的先进文化没有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环境, 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与普及。
摘要：明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文化体系的接触及交流, 具有开创意义, 特别是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不但带来了西方先进文化, 同时也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到西方, 最终成为两大文明交流的最高典范。
关键词：明代,中西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刘小龙.从明代耶稣会活动看中西文化交流[J].丝绸之路, 2012 (2) .
[2]姜辉.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需求及满足——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例[J].世界历史, 2013 (3) .
飞架东西方商业与文化交流的桥梁 篇11
他的信念与热情、知识与经验、眼光与智慧使他游刃有余地活跃于东西方两个商业与文化均截然不同的世界。作为一名亚裔美国人，现任美国AES电力公司亚洲区总裁的卞日永（Mr. William I. Y. Byun）说，我的工作就好比一个架构桥梁的人，帮助这家美国公司更好得融合于亚洲的商业文化。东西方商业与文化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互补，我们有着共同的目的，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知性是一种睿智，是一种风度。在卞日永眼里所有成功的要素中，品德是成功之本。
十一月的北京，在中国大饭店西餐厅我们有幸采访到现任美国AES电力公司亚洲区总裁卞日永和他的两名助手来自新加坡的陈植杨（Mr. Vernon Z. Tan）和曾衡春(Mr. Felix H. C. Chan)。短短一小时的访问，轻松有趣。虽然大家均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在言语中丝毫体会不到任何文化间的隔阂，几位先生幽默的英文表达并有亲和力的举止，使工作中的刻板与枯燥消逝殆尽。谈及事业和未来，又是那么地自信与从容，成功中彰显睿智。
成长于美国 致力从事金融行业
卞日永出生在韩国，先后曾居住在首尔和东京，6岁后移居到美国。在美国长大的他，考入了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卞日永曾经从师于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并且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特殊荣誉经济学学士学位。他还获取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金融经济学硕士和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法学博士，美国纽约州律师，美国律师协会成员，美国富布赖特（Fulbright）访问学者。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卞日永获邀为韩国财政部金融改革办公厅研究员与顾问，该办公厅直接向部长报告研究如何改革韩国金融体系及实施经济自由化，以协助韩国经济融入世界金融体系。
而后，卞日永曾在华尔街和东京的一些国际企业做融资，并在韩国和印尼做国际投资事宜。接着在新加坡，他成立了自己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Byun & Co），其中专门从事碳融资业务，气候变化和可替代能源的商业开发。在2006年，卞日永的公司被AES收购并且并购于AES公司。AES公司是美国财富500强公司，致力于遍及全球的电力产业。
我的工作就好比一个架构桥梁的人
AES公司是美国财富500强企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公司。 AES公司与中国已有近15年的业务关系，并有7间电厂在中国，目前正积极扩大其在中国的业务。卞日永说：“我在亚洲已经生活和工作了超过15年，我的工作就好比一个架构桥梁的人，帮助这家美国公司更好得融合于亚洲的商业文化。很多次，我们在中国为基础设施发展做项目，双方并不是针锋相对，相反他们实际上是伙伴，试图共同努力，使该项目在商业上又可行性。有时候，由于不同的观点和做法，即使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双方也并非总是相互理解对方。因此，我设法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差异，并找出如何使对方了解对方的办法。举例来说，我们在青海有一个项目，合作伙伴是一间总部设在深圳的公司。有时候，由于不同的公司结构和经营手法，使双方产生误解甚至是分歧。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共同的目标，并始终寻求一个可行的方法，以共同的奋斗目标推进这个项目。”
奥运会给中国以至世界带来什么？
在被问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时，卞日永回答道：“我经历过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拿它们举例来说，当时我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奥运会增强了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积极看待未来的态度。对于中国来说，奥运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这时她也应该停下来，喘口气看看已经取得的成果，并重新审视自己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有时候，当人跑得太快，他可能会偏离或失去最初预计的轨道。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它会帮助中国变得更加自信。而这种信心，是中国与美国，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应建立更稳固经济文化合作的基础，中国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在世界的舞台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美国，我们有时会说，如果你把焦点过多地放在一棵树上，那么你将忽略了整片森林。现在看来很多国家可能有时为细节争论地太多，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它让国家暂时停下脚步，并看到整片森林。当整片森林被发现时，那么所有国家都能够更具建设性地向前发展，因为他们看到细节不是那么的重要，此外还有更广阔的画面。”
卞日永还补充到：“在过去15年里，从热带岛屿的印尼，到工业生产发达的日本，再到冬季冰冻草原的蒙古，我积攒了许多与多个亚洲国家合作的经验。以前，许多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领域中更多地模仿美国或欧洲国家。现在我觉得，亚洲国家正变得更加一体化，国家间互相切磋，致力于双方文化交流与企业经营。作为像AES这样一家美资公司，如何在亚洲成功地开展业务，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实力与特性，然后看它如何适应于亚洲市场，适应当地的条件，依靠亚洲人做跨国家商业开发。”
文化差异与融合
众所周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工作中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困难，而遇到问题后又应当怎么样去解决呢？在这个方面卞日永的看法是：“虽然我们都讲同一种语言，而且看起来对同样的事理解也相差无几，但是就业务和工作作风来讲，美国和亚洲公司是截然不同的。在亚洲，人们对事情的认识是注重情绪的，感情与逻辑同样重要。而美国的商业作风是，很多时候他们只看对与错，不会体谅和思考到人的情绪和反应。设法使双方得到了解和认同，这是最难的部分。 ”
康有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篇12
一、康有为简介
康有为于咸丰八年出生于广东南海, 一个世代学习理学的书香门第。在年幼时便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等, 接受封建正统教育。11岁时其祖父康赞修亲自充当他的教师, 12岁而尽读周世孔氏之遗文, 乃受经学及宋儒先之言。19岁后, 又师从当时被称为九江先生的晚清著名理学大儒朱次琦。康、朱二人皆崇信宋明理学, 年青时的康有为亦深受理学影响, 对所谓汉学家的考据不屑一顾, 雄心勃勃地欲开辟新的治学道路。但随着对理学认识的加深, 康有为对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 不明孔子救世之学, 不能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现实问题而深感不足, 在学不能致用的苦闷中, 他离开朱次琦, 于22岁时独自前往位于广东佛山的西樵山白云洞读书。1888年, 身为布衣的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乡试时, 大胆向当时的光绪皇帝上书, 这种举动可谓是前无古人。在上书中, 康有为痛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并提出了变成法, 通下情, 慎左右的改革方案。此后一直到1898年的十年中, 康有为总共七次上书光绪帝, 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许多优秀的青年慕名前来向康有为学习, 中国近代史中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1891年, 康有为在广东开办万木草学馆, 聚徒讲学, 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 以史学、西学为用, 传播他的思想与政治主张。这期间, 他先后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重要著作, 开始对传统的古文经学展开猛烈攻击, 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 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1895年4月17日, 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及辽东, 并赔款白银二亿两。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群情激愤。康有为极为愤慨, 当即与梁启超共同写成一万八千余字的《上今上皇帝书》, 于5月2日带领上千名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 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在这次上书中, 康有为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 虽然没有被清政府采纳, 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维新派也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康有为又先后组织了强学会、保国会, 创办了《中外纪闻》、《强学报》等报刊, 在宣传爱国主义的同时, 进一步扩大了维新变法的影响。期间康有为连续给光绪帝上书, 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重要领域的见解, 得到了光绪帝的肯定和支持。1898年6月11日,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 宣布变法, 戊戌变法就此拉开序幕。康有为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并拥有专折奏事的权力。戊戌变法极大地触碰了清政府中守旧势力的利益, 1898年9月21日, 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帝, 并再次临朝训政, 仅仅进行了103天的变法宣告失败, 包括谭嗣同以及康有为弟弟在内的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纷纷出逃流亡海外。值得一提的是, 康有为由始至终, 都倾向于在原有体制内实行改革, 并不主张推翻原有的制度和政府。即使是在其被清政府通缉不得不流亡海外时, 康有为依然心向清廷, 并曾组织保皇会, 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辛亥革命成功后, 康有为回到国内, 成为保皇党的核心人物, 大肆宣扬尊孔复辟, 还在1917年和军阀张勋发动了复辟的闹剧, 这些都导致后世对康有为的评价褒贬不一[1]48。
二、康有为中西文化观的形成
康有为出生于鸦片战争后, 如果说之前的西方文化, 主要是由传教士, 以一种相对较平等的姿态进入中国。那么鸦片战争后, 西方文化则伴随侵略与压迫, 尾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 以一种强势的、单向的姿态大规模进入中国。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不再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而是由落后的中国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这时期的文人大多是矛盾而痛苦的, 一方面憎恨侵略自己祖国、使自己国家陷入巨大危机的西方列强, 一方面为了救亡图存而不得不向这些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国家学习, 这是何等的悲壮和失落。生于这样内忧外患时代的康有为自然也不能例外。康有为最早接触西方文化, 是在其到广东佛山的西樵山白云洞读书的这段时间。这期间, 康有为读了许多类似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这类经世致用的书。同年, 康有为到香港游历, 此时, 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已经有近40年, 康有为在香港初步接触到了西方文明, 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 极大地开拓了眼界, 开始认同英国人是治国有法度的, 并不能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之后, 他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并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籍, 这些书箱在叙述世界地理志的同时, 也大量介绍了各国历史政治、风土人情。这一年, 康有为购地球图, 渐收西学之书, 为讲西学之基也, 开始了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转变。1882年, 康有为前往北京参加会试, 虽然没有高中, 但在落榜后经过上海, 亲眼目睹了上海的繁盛, 对资本主义事物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 于是购买了许多介绍西方各国史志、诸人游记、政治制度的书刊, 还包括许多关于声、光、化、电等方面的西方书籍[2]8。经过专精学问, 俯读仰思, 康有为逐渐认识到中国封建制度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 他开始意识到, 除了要接受西方的科学知识, 更要学习西方的制度与思想, 方能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国家。
三、康有为中西文化观的特点
即使是对西方的文化已经完全认同接受, 但对于出生理学世家, 自幼便接受正统儒学教育的康有为而言, 民族自尊心和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及维护感依然是十分强烈的。在为西方文化惊叹的同时, 又无法彻底放弃中国传统文化, 康有为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通过中西学的整合, 来证明中国文化并不逊色于西方文化。经过探索研究, 在撰写《实理公法全书》时, 康有为已初步形成了他的中西文化观, 即因显微镜, 而悟大小齐同之理, 因电机光线, 而悟久速齐同之理。通过以西方科学原则为实理公法, 将其用于阐释人文思想,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成分, 是符合实理公法的。由此康有为认为中西文化, 并不是彻底隔绝的, 而是可以通过实理公法而相互关联。康有为认为, 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 一曰势、一曰俗。他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势, 即地势、地理。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崇山树其域、大海面其前, 逼隘褊促于数千里间, 欲稍舒张而无地矣。这种环境皆山、气无自出的地势, 限制了孔子之教未尝远行, 也局限了中国人的视野, 形成了中国就是天下的传统思想。而西方国家山川之散极矣, 地中海备四方之向, 其山亦然, 此所以伊古以来诸国并立也。康有为认为, 西方因为地势而造成长期的分裂, 也因为这样的分裂导致各国间争雄竞长。而俗则是由势的不同, 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社会伦理观念。因为中国的地势原因, 故古今常一统, 少分而旋合焉。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 加深了中央集权制, 也限制了对外发展的脚步, 中国文化因此是内向而保守的。而西方国家间由于长期分裂, 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尚气而竞功, 这也决定了西方文化是开拓、进取的。在康有为的中西文化观中, 应泯中西之界限, 化新旧之门户, 以西人之学艺政制, 衡以孔子之学, 以达到必有宋学义理之体, 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的文化模式。康有为指出, 在学习西方的同时, 切记取其合于本国之情, 而为至善之止耳, 必求其善而去其不善, 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 也要保持发扬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 绝不能全师欧美而尽弃国粹。为弘扬国粹, 康有为不仅派他的学生到日本和爪哇宣扬孔教, 自己也亲往爪哇, 以开报馆、演讲、办学的方式大力宣传孔子思想, 为亚洲孔子文化圈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要看到是, 康有为这种以中为本的中西文化观, 最终的目的, 仍然是雪祖宗之愤耻、恢华夏之声教、存圣伦于将泯、维王教于渐坠, 这也能解释他后半生反对革命, 誓死保皇, 从进步到落后的行为, 这正是他一生的局限所在[3]27。但以康有为所处的时代, 能够透彻地看到国家的危机, 并为之进行大胆的尝试, 依然是功大于过, 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黄建农.康有为救国爱民活动论略[J].兰台世界, 2012 (8下) .
[2]张静.康有为的中西文化观发微[D].兰台世界, 2011 (9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