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交流

东西文化交流（精选12篇）

东西文化交流 篇1

文化背景不同, 人们的表达方式也有所相同, 每种文化背景都有一定的语言规约或称之为习惯, 在人与人的交际过程中, 假设一方对另一方的文化习惯、社会文化背景的知识欠缺了解, 此时双方的交际就可能引起文化冲突或交际障碍, 比较严重的话, 会引起双方的误解和误会。比如说, 交际中的礼貌行为, 种文化认可, 而另一种文化很有可能不认可, 甚至认为是无礼、冒犯的行为;在某种文化下, 是心怀好意的安慰话语, 在另一种文化下, 可能会被认为是讽刺、侮辱的话语。故要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来加深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并设身处地地理解文化的不同, 以分析和研究在人与人交际中由于文化差异而凸显的文化冲突, 避免交际时双方出现的尴尬, 现实的意义尤其重要。

一、文化异同于话语之中

Penny:培训机构外籍英语教师;莉:语文老师。

场景:路上, 两人碰见。两人之间对话:

Penny:“Hi, Miss Li, you look so beautiful!What a beautiful sweater you have on!”

彭妮说:“莉, 你好, 这件毛衣好漂亮, 你穿上真好看。”

Li:“Oh, no, no, no.It is just an old one I have had for ages.”

莉说:“哦, 不, 不, 这件毛衣我已经穿了好久了。”

Penny:“It’s really very nice.I like it very much.”

彭妮说:“真的很漂亮, 我非常喜欢它。”

Li:“No, it’s really very ordinary.”

莉说:“不, 它真的太一般了。”

在此对话中, 我们发现Penny认为莉觉得自己的审美好像不怎么样。究其这一文化碰撞的真正原因是两个人生活的国家背景不同, 都有不一样的风俗, 都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去思考和琢磨对方所表达的意思。在中国, 人与人的交际过程中, 谦虚始终是美德。因此, 当中国人听到有人称赞、表扬、夸奖自己时, 会非常谦逊地用“没有, 没有”、“不敢当, 不敢当”等这样的词汇来回答他人的恭维。而西方社会的个体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个人权利, 在与人交际时, 面对他人的表扬或称赞, 会欣然接受并微笑回答“Thank you”或“Thanks”。因此, 在与外国人进行交往时, 只需面带微笑地道一句“Thank you”或“Thanks”来回应他人的赞美就可以了。

二、文化异同于时间观念之中

詹妮来自美国, 目前在一所大学的外语学院任教。她因事与学院院长要谈, 故双方约定于本周五早上10点在院长办公室会面。詹妮按时到达学院院长的办公室, 此时学院院长正在跟另外一位老师谈话。詹妮有点吃惊。学院院长看见詹妮, 点了点头, 示意她坐下。10分钟后, 学院院长结束了他们的谈话。遂后他向詹妮表示歉意, 并开始与詹妮的谈话。正当詹妮与院长交谈时, 走进了另一位老师, 他手里拿着张表等待院长签字。院长对詹妮笑笑并说抱歉。然后就和那位老师用中文谈了起来, 詹妮此时感觉有点烦躁, 心里想着, 他都已经约定好时间了,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来打扰他们的谈话呢。尽管最后他们的谈话还是继续谈完了, 但詹妮对此事深感气愤和恼怒。此例正是一个由于时间差异引起的文化冲突。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霍尔提出人类时间观念有两种文化模式:单向性时间模式 (monochronic-time) 和多样性时间模式 (polychronic-time) 。他认为, 欧美等西方国家是属于单向性时间模式, 而亚非拉等国家是属于多样性时间模式。顾名思义, 单向性时间习惯是一种强调日程、阶段性和准时性的时间习惯, 要求人们做任何事都要严格遵守日程安排。即一次只干一件事, 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 不论完成与否必须停止, 不影响下一项安排或让下一个人等候。对美国人而言, 约定就是承诺。詹妮来自美国, 因此对于他来说, 约定者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如果因故不能准时到达, 应通过电话告知对方, 并要详细告知对方大约晚到多长时间。而中国是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多向时间习惯对计时、用时更具随意性。对中国人来说, 守时虽然重要, 但并不严格。持多样性时间观念的人常常同时与几个人谈话或同时办几件事情。这个例子中, 由于学院院长与詹妮有约在先, 他就应该信守承诺, 在这期间, 应尽一切努力, 保持他们的谈话时间完整, 不要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和打断。

三、文化异同于教育理念之中

德国家庭的教育理念:出生的小婴儿有自己的婴儿房, 一出生后就单独住在那里, 不跟父母住。如果孩子半夜哭闹, 是无人管辖的。当然, 喂奶和更换尿布是定时有母亲前去负责的。在婴儿还未满月之时, 父母就会带着他外出散步。中国家庭教育理念:孩子一出生之时, 和父母产生了捆绑模式, 几乎寸步不离, 一般孩子只要一哭闹, 父母会立马跑过来, 抱起他, 这样做促使孩子从一开始就养成强烈的依赖性。在中国, 孩子一般过了百天才会抱出户外散步而且包裹严实。中国的父母会看着孩子慢慢长大, 并一直帮助子女到他结婚成家立业后才算基本尽完做父母的义务。有时甚至还会帮忙带孙子孙女, 并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做的, 是理所当然的。由此可看出, 德国家庭对孩子独立意识是从小培养的。

如:一对美国夫妇第一次作为外语教师前来北京工作和生活。丈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 妻子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他们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由于夫妻两人都要工作, 故雇佣了一位四十多岁快五十岁的中国保姆。她的工作之一是早晨送小男孩去幼儿园, 下午接他回家。这位保姆感觉这个接送任务是她所有工作中最难的。每天早晨当到了该送小男孩去幼儿园的时候, 必定会有一次争吵。她坚持要把小男孩挽在她的怀里, 或者至少拉着他的手, 但是小男孩从来都不喜欢这样。他哭诉要独立。他更喜欢自己走。几天以后, 她再也不能忍受了, 她害怕这样不能保证孩子的安全, 自己也变得很紧张和担忧。她辞去了工作。

中西方对待子女的教育理念有着很大的不同, 由此产生了上例中的中国保姆和美国小男孩之间的文化差异及文化冲突。西方人 (尤其是美国人) , 强调个人价值, 培养小孩的“独立性”是相当受关注和重视的。西方国家, 长辈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就会鼓励孩子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自己不能做的也要去尝试, 对独立性的培养很是注重。而且父母一般也不会干涉孩子们的自由和隐私。他们的这些做法为孩子在18岁左右能成为独立自主、自食其力并对自我行为负责的独立的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人强调集体价值, 且受群体取向的价值观的影响, 在孩子抚养的问题上与美国人刚好意见相左。因此, 这样的做法带来了强烈的对父母或长辈的依赖感, 相对而言, 独立能力稍弱, 更不用说独自生活能力了。本例中的中国保姆, 作为中国人, 拥有中国人的特质, 用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方法来教育和看待那位美国小男孩, 不言而喻地会干涉到美国小男孩的自由和独立。退一步而言, 如果她对中西方的文化异同有些许了解, 她就会把保姆这份工作干得得心应手, 不会因为紧张担忧和对文化异同的无知而放弃工作。

四、差异于饮食文化

来自英国的Mike来某中学做外教。一个周末, 他收到某校校长的邀请, 前去某中学为学生开设一次讲座课。某校校长为了表示感谢之情, 宴请Mike, 还邀请了几位喜爱喝酒的同事一起。酒席上, 校长为他点了啤酒, 并多次劝Mike喝酒, 以表达谢意。Mike性情直爽, 只要碰杯就喝光。看着情形, 校长及同事们认为Mike的酒量很大, 便不停地与他喝酒, 碰杯, Mike是只要碰杯就喝, 直到醉成烂泥, 吐的不省人事。事后, 当Mike与别人谈到此事, 他对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感到可怕。由于中西方有着不同的餐饮习惯, 所以产生了这种饮食文化的冲突。热情好客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尤其在社交场合和酒席上, 中国人会举杯祝酒, 有时会出现劝酒现象, 即要求对方喝干, 为了显示“够朋友”, 对方会把酒喝干。而个人的权益和个人隐私, 对于西方国家,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 他们不会强人所难。酒席时, 他们不会想尽办法来劝客人喝酒, 他们只是将饮料放在靠近客人的地方, 以便由客人自己掌握喝多少。所以, 他们的常用语是“Help yourself to?”。假如你在英美人家里做客的话, 千万不要客气, 倘若你推就, 主人是不会再一次请你了, 即使你是假装推辞, 实际很饿或者很想吃, 那也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主人自己品尝美味佳肴了。此例中, 校长对于西方的饮食习俗以及接人待客了解的不多, 因此给Mike对中国饮食文化留下了“可怕”的感觉。

因此, 对比中西方文化, 以便发现文化差异并挖掘文化冲突的根源。在学习外语及平时生活中, 人们会时常接触到或碰到一些由于文化背景、社会规范、社会习俗的不同而发生的种种文化冲突现象。以上这些小事例, 使我们在学习外语过程中要对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生活习俗以及社会规范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对该语言所属的文化及不同文化的差异有一定的发现性和灵敏性, 并时刻注意多方面塑造自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由此在与遇到不同的文化的人时, 在交际过程中才能占据主动地位并创造友好、双方可接受的轻松愉悦的氛围。

参考文献

[1]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王福祥, 吴汉樱.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东西文化交流 篇2

11291046杨磊

法律英语课上，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一部电影《傲骨贤妻》，剧中更多的描述了美国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以及辩护律师的全方面辩护。当然，律师以及检察官在法庭上的精彩表现让我钦佩，不过在观看过程中，我也更多的注意到了法庭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陪审团。而在我国也有着人民陪审员制度，所以就该制度谈谈我的看法。

美国所实行的陪审团制度，是由随机挑选的一定数量的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根据法庭出示的证据对被告是否有罪这一事实做出裁决。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刑事审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陪审团制度在两个国家的实行有着很大的差别。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行的是参审制，这意味着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过程中，陪审员是和审判员一同做出决定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我国，人民陪审制度越来越流于形式，在很多地方处于名存实亡的地步，即使有少量人民陪审的案件，但是他们普遍陪而不审，合而不议，这是我国存在的现状。

但是相反，在美国，陪审团可以说是检察人员以及辩护律师，甚至是法官都不得不重视的存在。可以这么说，要理解法官固然重要，但是陪审团的态度，甚至一言一行，他们注视被告或是原告的任何面部表情都是律师捕捉的对象，他们必须根据陪审团的态度随时准备改变“作战策略”，这就是陪审团举足轻重的作用。12个人，决定着一个人是否有罪。

当然，不可避免的，即使很重要，但是依然有些问题。在剧中，我们也会发现有时候陪审团并不完全是注重证据，他们很注重自己的第一感觉；另外，美国辩诉交易的盛行使得陪审员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

东西文化比较研究随想 篇3

首先，从事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便是学贯中西，他的工作要经得起专攻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的两方面的行家的挑剔。其次，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化事实上都是多元的，而在进行比较时往往只能把中国(或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才便于同另一种文化相比，这样在技术上很难顾及文化的多元性。例如，当你在比较中国古代和古希腊对科学的不同态度时，你可能会就最一般的特征说，中国人是为人生而求知识，而古希腊人则是为智慧而求知识，但这时也许会有个非常博学的专家对你说，并不尽然，古希腊也有类似中国的科技伦理观的。文化比较研究中的问题，往往可以多角度地去理解，结论也会多样化。对比较者来说，从技术上考虑，常需要模糊细节，但这一模糊却往往经不起挑剔，所以，不容易被认可是研究者遇到的一个真实困难。

第三便是单一文化背景给绝大多数研究者带来的局限性。不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是从自身文化出发去感受、理解对方的文化，因而彼此常常不能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文化。比如，有的西方史学家对于中国史学家划定的某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标准就大不以为然，其理由是，办教育、办工厂以及去国外留学并不能使人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把那些从小受到感情压制、受到父亲严厉管教而长大后又以这一套管束子女的人叫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未免太过火了。西方史家着重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成长，以及由此而来的情感、趣味和对生活的态度和方式，而中国史家则取历史人物成人后所选择的政治理想与立场。应当说双方都有道理，在近代中国，民主这个概念是舶来品，以西方标准去看待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生活的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者，自然不会很合乎西人的要求；而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那些希望中国进步，力求改革现状的人们的确与恪守传统、拒绝变革的保守派不同(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之中，他们之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如果不是以政治立场去划分就太不公平了，除非根本不承认中国近代有过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学者不能接受的。这个例子并不出现在比较研究中，但却可以用来证明文化间的隔阂是很难逾越和摆脱的。现在西方对东方文明的倾慕和东方(或者说中国)对西方更加倍的热情，实在都是由自身文化感受出发的，是由自身文化的苦恼而来的。虽然这是那么自然，但为了对民族前途作长远考虑计，研究者应当站得高些，尽可能摆脱单一文化背景的局限性，这局限不仅表现在知识缺陷上，更表现在选择的偏激情绪中。

东西文化交流 篇4

贞奴 (1871年——1946年) , 她可以说是日本第一位国际巨星。19世纪末她从旧金山到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甚至彼得堡演出。她曾在华盛顿为麦金利总统表演舞蹈, 在伦敦为威尔士亲王和上层社会人士跳舞, 甚至曾在维也纳Franz Josef国王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面前表演过, 著名画家毕加索画过她的像, 普契尼创作的不朽人物《蝴蝶夫人》也是以她为模特塑造的。她是一位轰动性人物, 贞奴是一位叛逆者, 她一无所有, 却凭美貌、智慧、天分、激情走出一条属于她自己的路。而在日本, 她却曾是一名歌伎与演员, 处于社会底层的身份受到不少凌辱。最终, 迫于压力, 她不得不在尊严与爱情之中做出抉择:贞奴的故事展现了日本与西方文化第一次相遇, 那个消遣时代的背景, 贞奴正是处于这种文化冲突中的顶峰人物。她的生活见证了日本明治到二战后的巨大变化, 贞奴真实的一生, 以及她的爱情, 她在那个妇女比男人卑微的年代为自己的命运抗争。

二、当时日本的状况

一直以来, 日本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受到德川幕府的严格统治, 建立严格等级制度, 即士农工商。为了不让任何颠覆性思想渗入影响到脆弱的社会平衡, 幕府将军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日本人出国或者外国人来访均属重罪。当时的日本虽然中断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 日本人却推动发展了歌舞伎剧的表演, 以及一种能迸进火花、烘托室内气氛的文化, 即名伎和艺伎的水上世界文化, 便也出现了这位伟人的文化——川上贞奴。

三、当时东西方妇女地位的差异

1、东方妇女的地位。

幕府政权统治下, 政府规定妇女严禁登台演出, 表演就等于出卖色相。1629年起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规定歌舞伎只能由男演员表演, 女演员不会出现在舞台上, 声色场合里助兴的人, 也就是后来所得的艺伎, 她们也表演音乐舞蹈, 不过表演的对象是个人。至于内容, 则与歌舞伎差不多。她们认为妇女应当留在家里料理家务、照顾孩子, 为这个家一丝不苟地负责, 妇女们理当为家人奉献自己的一生, 包括应该享受的青春。

2、西方妇女的地位。

西方妇女的地位是何其的高尚, 她们穿着褶皱泡泡裙在浪漫的巴黎、高楼耸立的维也纳, 驰骋在舞池中, 有撒拉·贝纳尔的华贵美丽, 爱莲·特里的性感美丽、妖艳, 艾莱诺拉·杜斯的智慧光芒, 她们活跃在青春的舞台中, 绽放着自己的光彩。她们与男人有着一样的崇高地位, 被拥护着。

四、她对东西方文化的冲击

1、她对东方文化的解放

在日本的戏剧中还不曾有女人扮演旦角的先例、歌舞伎戏剧中的“女形”通过矫正步态和借助悠扬婉转的假声, 已经具有了一整套程序化的女性做派。刚开始让她演出的时候, 阿奴运用了做艺时学到的歌舞伎技巧, 并结合了更为现实的表演风格, 她作为丈夫身后的小女人, 协助音二郎在其先锋戏剧中发扬光大的正是这种风格自到西方后, 她利用一切机会观摩西方著名女演员的表演, 学习她们自然的演绎手法, 她利用每一次的演出机会, 完善自己独特的融东西方为一体的演绎风格, 她的这种演绎方式, 在东方这片大陆上同样有着深厚的影响, 俄国, 中国等都潜移默化的接受者日本的文化, 进行一系列改革。

2、她对西方文化的冲击

在贞奴到来之前, 西方人对艺伎的意象基本停留在联想阶段, 只有那些出差去过日本的人才有机会目睹艺伎的真貌, 她到美国后, 让美国人见识了艺伎的神秘与精髓。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国家里, 舞台上纯洁接吻和拥抱的场面很多, 但是从来没有表现地如此肉欲, 即使暗示也不曾有过, 看到这出戏, 那些自诩为公众道德们大惊失色。教堂传道士们公开出面指责, 妇女俱乐部亦猛烈抨击, 并将之贴上“诱使少年男女的道德沦丧”的标签。

西方观众由于孤陋寡闻, 从没看过日本戏剧, 自然主观认为那就是真正的艺术,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贞奴给西方文化所带去的文化解放, 她让那些沉醉在本国醉生梦死的艺术中的艺术家们彻底醒悟, 她让日本的戏剧在欧洲的土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梵高, 他们都从日本艺术中获得了极大的启迪, 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融汇了日本的主题, 对当时美术绘画都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大家们他们潜移默化地深受着贞奴的影响, 我们不得不佩服她的能动性与力量的先驱, 她的到来, 给西方所有迫切希望了解日本的人送来精神粮食, 她就是日本风格的使者, 赋予着西方文化的解放与使命。

五、她对本土文化的解放

在当时日本, 如果丈夫出门在外工作, 妻子总是留在家中料理家务, 照看孩子, 陪男人外出的做法很出格, 很新潮, 然而贞奴却勇于改变这一状况。当时的日本是严禁妇女登台演出, 所有的角色均有男人扮演, 而她在西方的舞台上进行大胆的登台演出。

在日本接吻是令人相当震惊的行为, 嘴唇的相互挤压只限于卧室之中, 展现女人这一性技巧。妻子迎接丈夫归来是向他鞠躬而不是吻他。她却也改变了这一局面。

六、当时艺伎的无奈

艺伎的生活, 我们是无法想象的, 她们的苦楚, 她们的命运, 她们哭泣, 却没有眼泪, 我们同情, 在那个年代, 也许每一个群体都有着她们的无奈, 即便抗争, 可是最终的结局却有着伤心, 即便是贞奴。

参考文献

第7课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篇5

1． 阿拉伯数字的由来；古代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商路；阿拉伯人对世界文化传播的贡献；《马可•波

罗行纪》及其影响等。

2．阿拉伯人对世界文化传播的贡献；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和平交往的历史意义。了解马可•波罗的生活与工作经历。

3．通过本课的学习认识到和平交流是人类文明交流的主流方式 学习重点：阿拉伯数字的由来；可马•波罗在元朝的生活与工作经历。学习难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和平交往的意义。学习方法: 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小组合作探究。

导入新课阅读41页“导入框”图文，设问：

1、知道阿拉伯数字的来历吗？

2、世界交流的主流是什么？学习过程

一、预习与交流：

（一）、阿拉伯数字的由来

1、阿拉伯人将中国的古代发明传入（）和（）等地给中国带来阿拉伯的（）和（）知识，以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

2、阿拉伯人将（）人的计数法加以改进，（）世纪传到（），被称为阿拉伯数字。

（二）元朝宫廷中的意大利人

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来到了中国。受到了中国皇帝（）的赏识。

2、《马可波罗行纪》记述了马可波罗的见闻与经历，在（）广为流传，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憧憬与向往。

二、课堂合作与探究

（一）、阿拉伯数字的由来

（二）、元朝宫廷中的意大利人

（三）、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交往的历史意义。

三、课堂小结

丝绸之路：古代连接亚欧的东西方贸易要道。

阿拉伯人对世界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贡献：

1、给中国带来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

2、将阿拉伯数字传给世界。

马可波罗。

四、布置作业

1、创立了包括“0”在内的阿拉伯数字的是：（）

A、古代阿拉伯人B、古代腓尼基人

C、古代印度人D、古代希腊人

2、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是：（）

A、阿拉伯人B、印度人C、英国人D、意大利人

3、生活在13世纪的意大利人如果想了解中国的历史，他会选择下列哪部书作为参考：（）

A、《荷马史诗》B、《三国演义》

C、《马可•波罗行纪》D、《天方夜谭》

4、以下不属于马可•波罗经历的事情的是：（）

A、17岁从威尼斯出发前往中国B、在中国生活了17年

C、出使日本D、与热那亚人作战

5、马可•波罗一行何时来到中国：（）

A、隋朝B、唐朝C、元朝D、清朝

6、把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到世界的是：（）

A、阿拉伯人B、印度人C、英国人D、意大利人

7、阿拉伯人对世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包括：（）

A、传播了中国的四大发明

B、传播了印度人创造的0到9的计数法

C、传播了伊斯兰教

东西方文化差异一瞥 篇6

问候用语：中国人和别人打招呼，一般都以对方的处境或动向为思维出发点，如“您去哪里？”、“您是上班还是下班？”等。而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纯属个人私事，不能随便问。因此，他们打招呼时总是说“Hi/Hello!”，“Good morning/afternoon/evening/night!”，“How are you？”，“It’s a lovely day，isn’t it？”等。

亲属称谓：英美人对亲属的称呼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只区别男性和女性，却忽视配偶双方因性别不同而出现的称谓差异。例如，英语中只有“grandfather，grandmother”，而汉语里却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再如，英语中只有笼统的uncle和aunt，而汉语中则有比较具体的“伯伯、叔叔、舅舅和姑妈、姨妈”等。还有，英语中表示晚辈的nephew和niece是不分侄、甥的，表示同辈的cousin也不分堂、表和性别。

考虑问题的主体：中国人喜欢以对方为中心，考虑对方的情感。比如“你想买什么？”、“您想借什么书？”等。而英语中，人们说话时往往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例如“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等。

面对恭维：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是谦虚谨慎，听到别人的恭维和夸奖时会加以推辞。如当别人夸你说“您的英语讲得真好。”时，你会说“哪里，哪里，一点也不行”。别人夸你“菜做得很好吃”时，你会说“过奖，过奖，做得不好，请原谅”。西方人从来不会这么谦虚，他们对恭维一般表示谢意，表现出一种自强和自信。例如：—You can speak very good French. —Thank you. 因此，我们在和西方人交往时要注意：英美人称赞你时，你千万不要说“No，I don’t think so.”。这种回答在西方人看来是不礼貌的，甚至是虚伪的。

电话用语：中国人打电话时的用语与平时用语没有多少差异。例如“喂，您好。麻烦您叫王伟接电话。”；“我是张英，请问您是谁？”等。英语中的打电话用语与平时用语差别很大。例如“Hello，this is John speaking. Could I speak to Tom，please？”，“Is that Mary speaking？”等。西方人一接到电话一般都先报自己的号码或者工作单位，如“Hello，52164768. This is Jim.”。许多中国学生刚开始学英语时常常会说“Hello，who are you，please？”，这样说既不合英语的习惯，也不礼貌。

接受礼物：中国人在收到礼物时，一般是先放在一旁，等客人走后，才会打开。主人收到礼物时会说“哎呀，干吗还送礼物，真是不好意思。”或“让您破费了。”等客套语。西方人收到礼物时，一般会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赞说“Very beautiful! What a wonderful gift it is!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t.”等。

打招呼时的用语：中国人见面时喜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和家庭情况。西方人很反感别人问及这些私事。另外，在西方，如果没有血缘关系，对男子统称Mr，对未婚女子统称Miss，对已婚女士统称Mrs。 中国人重视家庭、亲情，认为血浓于水，为了表示礼貌，对陌生人也以大爷、大娘、大叔、大婶等相称。

体贴他人：西方人向对方提供帮助或表示关心、同情时要看对方是否愿意接受，而中国人帮起忙来一般是热情洋溢，无微不至。比如，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看到一位老教授蹒跚地过马路，出于同情心，他飞步上前，挽住老人，要搀扶他过去，但是他得到的回应却是怒目而视。请看下面的对话：

Chinese student：Mr White，you are so pale，are you sick？

English teacher：Well ... yes. I have got a bad cold for several days.

Chinese student：Well，you should go to a clinic and see a doctor as soon as possible.

English teacher：Er ... what do you mean？

中国人建议患病的人尽早去看医生，以示真诚的关心。而美国人对此却难以理解。他们认为：难道我的病有如此严重吗？因此，遇到这种情形，只要说“I’m sorry to hear that.”就够了。

东西文化交流 篇7

一、近代东西文化交流

1. 西学东渐成“新学”

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主指从古代以来西方各种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播。这里我们主要指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这个时期的变化主要是从科学技术传播到思想文化的传入，它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是：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及其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触动。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东渐。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以各种媒介带来新的知识。鸦片战争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洋务派当时对西学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1]。这一时期以学习西方的器物为主，对其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处于排斥状态。中国洋务运动及其失败使一批接受了西学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政治上的改革。同时民国期间由于对当时政治制度的不满，一些知识分子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这种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这一时期对于西学与中学，孰优孰劣，展开了论战。

2. 西学引发论战

民国期间，就“西学”是否优于“中学”的问题，发生了三次比较著名的论战:第一次论战的时间开始于1915年《新青年》创刊。其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第二次论战发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本次论战就大开了“全盘西化”的先河。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二十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于是，新文化运动通过这一论战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翻天覆地的影响，它提倡民主与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如同一剂烈性药，猛地灌入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带着三分毒性、三分药性。

二、学衡派的文化观对于现代东西文化交流有着什么样的借鉴作用

1. 学衡派反对全盘西学

学衡派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吴宓、梅光迪等人。它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化团体，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欧化与国粹之间，其对新文化运动批评态度在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保守派而受到批判。如今看来其并非完全是保守势力，反之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其给予了我们全新的思考。

学衡派提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吴宓在《学衡》第3期刊登的《杂志简章》中阐明了刊物的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2]它表明，学术追求的目标和评判学术尺度是真理，而不是国学和西学彼此的什么平衡。国粹的昌明，新知的融化，本身都不是目的，充当的是途径，最终是为了求得古今中外都统一的真理。学衡派在国学方面主张以切乎实际的方法去研究国学文化，而非盲目攻击国学中的不足之处，大肆毁弃，盲目崇拜西学。在西学方面则要求国人对待西方文化时，应明辨是非，不要一味道听途说，陷入简单的文化观中。可见，主旨其实只有一个，即通过切实的整理分析，慎重的选择，审视，从而达到对东西文化兼容并览的目的。

2. 与新文化运动相比学衡派对中国文化传承的意义

在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对东方文化的传承这方面的问题上，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有着不同的主张。学衡派认为中国文化注重行为道德、情操、气节、社会责任和历史文化的使命，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与崇高。由此可见，学衡派倡导中国去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新文化运动猛烈冲击封建旧礼教，并提出“打到孔家店”这一口号。因此二者在“打到孔家店”的这个口号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3]。尽管当时的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传承符号的中国儒家文学，进行了大肆的批判。但是学衡派却依然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却坚持认为，孔子不仅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而且孔子是一位与西方世界文化名人并驾齐驱的伟人。

3. 学衡派文化观的借鉴作用

学衡派强调具有永恒价值的固有文化精神，是复习中国的“民族文化的基石”；那么，学衡派的文化观对于现代东西文化交流有着什么样的借鉴作用呢？

学衡派对于中西文化问题，他们提出了三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

(1）中国文化独具魅力，中国人应该自己尊崇

学衡派并不否定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正渐渐衰退的事实，但是他们相信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应当着眼于未来和过去，而不能一律以偏概全，仅仅因为暂时的弊端，便全盘抹杀或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

(2）中国和西方文化一样，都具有各自的优势

我们应当平等的去对待。对于当时全盘西化的论调来说，学衡派不仅仅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而是更多地注意到了中西文化间具有的共性。学衡派认为，中西文化不仅各具特色，同时也有共同相通之处，犹如梨柚，虽然各有风味，但却同样好吃一样。因此，对待中西文化，当持平等态度对之，不能厚此薄彼。学衡派不赞同以浅薄的西化方式来取代中国千百年来的深厚文化，尽管两者都同是人类的伟大创造，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文化就足以取代中国文明。因而，学衡派提倡平等的对待中西文化，合理的取长补短，从而达到中西文化的互补。

(3）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

学衡派并非主张一般的文化融合，就能使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学衡派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融合的原则与目的更多的是在于“建设民族独立文化”，[4]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在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程度上更突显本民族鲜明的个性。

三、现代人怎样对待东西文化的交流

综上所述，学衡派虽在历史上被定义为保守派，但他们的文化观使我们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自身；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继承优良传统、摒弃陋习，理性的学习来自西方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明、历史文化、传统精神、哲学思想都存在于该民族传统的经典中，古今中外都不能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以否定、割断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指导思想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认为自己的经典是过时的、有害的，尽管他们的经典中也同样有糟粕。对于全盘西化的反思，不仅是当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是未来的国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今不断掀起对于国学的热流，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文化魅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显示了其独特的韵味。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形象与标志，它的内涵和意义日益凸显。对于西学的学习和探索，更需要立足于当今的社会需要，结合现代人的文化观，综合传统的文学，最终才能主导中西文化的潮流，才不会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迷失自我。因此，正确对待中西文化，不盲从，不跟风，抑或者大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今这正是我们学习学衡派中西文化观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耿志云,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M], 四川出版社.2008.

[2]、郑师渠, 思潮与学派[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吴宓, 理想的教育.[M], 北京出版社.2005.

[4]、吴宓, 吴宓日记[M],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 4.

[5]、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 (上)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0.

[6]、郑师渠, 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35 5.

[7]、梅光迪, 评提倡新文化者[J], 学衡, 第1期.

[8]、吴宓, 论新文化运动学衡[J], 第4期.

[9]、李怡, 现代性:批判的批判[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4.

浅谈东西方的酒文化 篇8

一、中西方对于酒文化的理解

中国对酒文化的理解趋向于对酒赋予了它更多的感情色彩。儒家文化是中国酒文化的核心, 酒, 常常被当做一种工具, 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 如青梅煮酒是为了论证谁是英雄;杯莫停的将进酒, 为的是与尔同消万古愁;竹林里狂歌的七贤, 为的是借酒避难。酒, 能创造艺术,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 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不仅写诗如此, 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亦如此。酒, 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等各方面在中国人生活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西方人对酒的理解趋向于权力的象征, 赋子它高贵、奢华的形象。西方人眼里, 酒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品, 拥有魅力和生命。饮酒的目的很简单, 是为了欣赏酒而饮酒, 为了享受美酒而饮酒。在西方谁酗酒就会遭到谴责, 大庭广众下喝醉会引来公众侧目而视。

二、文化差异带来的酒文化冲突

首先, 酒种的不同引发的冲突。中国人主要喝的是白酒, 西方人喝的是葡萄酒。许多西方人喝不惯中国的白酒, 他们觉得中国酒的酒精度数太高, 而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的葡萄酒在习惯上不愿接受。如被千方百计精炼提纯的干红葡萄酒, 在中国的饭桌上又被加入了雪碧等甜味饮料, 其原因是喝不惯, 觉得口感干涩。在酒的用料与酿造工艺上, 中国用粮食酿造, 西方则用葡萄酿造。中国酿酒讲究料、水、曲三者统一, 采用固态、复式发酵法, 西方以料为核心, 采用掖态、单式发酵法。

其次, 饮酒礼仪上的不同引发的冲突。在中国, 当主人宴请客人时会频频敬酒用于表达自己的热情, 但在西方, 频频向客人敬酒反被认为打扰了他人品酒的兴致。中国人看来, 没有音乐, 没有明月, 没有诗歌, 何能畅饮?西方人看来, 醉酒作诗, 是及不雅的行为。中国人送酒喜欢成双, 一是显示自己不小气, 二是为了讨个吉利数字。而西方人送酒只送一瓶, 吃饭的时要喝客人带来的酒, 如果客人拿了两瓶, 似乎表明客人是个酒鬼, 或是恐怕主人一瓶酒不够喝。

餐饮氛围方面, 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喜欢热闹, 很多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 说说笑笑, 营造一种热闹温暖的氛围。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会上, 中国人在餐桌上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礼仪。而西方人在用餐时, 都喜欢幽雅、安静的环境, 餐桌上很注意自己的礼仪, 不得在进餐时不能发出难听的声音。中国人饮酒重视的是人, 要看和谁喝, 需要饮酒的气氛;西方人饮酒重视的是酒, 要看喝什么酒, 享受的是酒的美味, 且极少见到西方人在餐桌上互相敬酒, 通常是各喝各的。只有在某些特定场合, 大家才会一同举杯。吃西餐的时候, 主人不提倡大肆饮酒, 而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 以酒助兴, 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喝酒的时候都是一杯一杯的喝。

三、如何消除酒文化差异, 避免文化冲突

首先, 相互了解酒文化中的酿酒工艺及历史。

中国制酒源远流长, 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 约在三千多年前, 商周时代, 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 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约一千年前的宋代, 中国人发明了蒸馏法, 从此, 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 至今为止仍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蒸馏酒。中华文明产生在黄河流域, 这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 很早成为农业大国, 早在一万多年前中国就与西亚、中美洲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三个农业中心。中国五谷类粮食产量大、品种多, 粮食在满足了人们食用的功能, 还有剩余, 这为粮食酿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被称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 三面环海, 境内遍布群山和岛屿, 土壤相对贫瘠, 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 谷类作物产量低, 仅能满足食用, 很难有富余的用来酿酒。而更喜欢沙砾土壤的葡萄, 以其耐旱性和对地中海式气候的适应性在希腊广泛种植, 于是葡萄酒满足了西方人对酒类的需求。

在中国的餐桌上, 大家喝的酒一般是啤酒, 如哈啤, 青岛啤酒, 雪花啤酒等等, 或是白酒, 如茅台, 五粮液, 北京二窝头等等。在西方, 喝啤酒的人很多, 还有一些西方人喜欢喝的酒如冰酒, 伏特加酒, 威士忌, 鸡尾酒, 白兰地, 葡萄酒, 金酒, 白酒等。

其次, 学习东西方饮酒的礼仪, 注意区别。

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 认为弯腰, 低头, 用嘴凑上去吃很不礼貌, 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

在中国, 中国酒文化深受中国尊卑长幼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从古至今大多都以左为尊, 在宴请客人时, 要将地位很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左边的上座, 然后依次安排。在西方则是以右为尊, 男女间隔而座, 夫妇也分开而座, 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 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 以示对女士的尊重。

在西方, 西方人饮用葡萄酒的礼仪凸显出对酒的尊重。品鉴葡萄酒要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 调动各种感官享受美酒。在品尝顺序上, 讲究先喝白葡萄酒后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酒再品浓郁的酒、先饮年份较短的酒再饮年份较长的酒, 按照味觉规律的变化, 逐渐深入地享受酒中风味的变化。而对葡萄酒器的选择上, 也是围绕着如何满足饮用者对充分享受葡萄酒的要求来选择的。让香气汇聚杯口的郁金香型高脚杯、让酒体充分舒展开的滗酒器、乃至为掌握葡萄酒温度而为品饮专门设计的温度计, 无不体现出西方人对酒的尊重, 他们的饮酒礼仪、饮酒文化都是为更好的欣赏美味而制定的。

尤其注意器皿的选择。在欧洲, 尤其是在以美酒和浪漫著称的法国, 饮什么样品类的美酒, 配用什么样相应的酒杯, 是有一定之规的。一般一套完整的酒具应包括一只酒樽, 一套水杯, 一套红酒杯, 一套香槟杯, 一套白葡萄酒杯, 一套烈性酒酒杯。酒杯在餐桌上的摆放也有特别的讲究。从左到右, 最大号杯在最左边, 最小号杯在最右边。至今最受欧洲人喜爱的酒杯依然是纯净剔透的水晶杯。每一只不同杯口及杯身形状, 不同杯壁厚度, 不同花饰及不同设计家族的水晶杯, 似乎都代表一份美丽的心情。

比较中西方酒文化, 可以发现, 酒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实就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无论是中国的豪饮, 还是西方的品酒, 都希望酒文化能够在以后的时间里比较出更多更好的酒, 也可以是酒文化得到发展和继承, 让更多的人了解酒文化, 欣赏酒文化!

参考文献

[1]Patrick McGovern. (2000) .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vinicul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张爱敬:《酒文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9年。

[3]蒋雁峰:《中国酒文化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4]张长兴:《酒文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年。

东西文化差异与习语理解 篇9

一、You would have a ball玩个痛快

一天, 美国当地一家儿童游乐园在报纸上登了广告, 标题是You Would Have a Ball.!一位中国内地女士初到美国, 对美国习语和文化背景不熟悉。于是就带孩子前去参加。等她入场后, 根本看不见球的影子。她就问售票员球在那儿, 售票员茫然不解地说“不知道”。最后她找到经理说, 根据报纸登的广告, 你们要给小孩发球, 可球呢?她连忙把报纸递给经理。经理看后, 忙笑着说You would have a ball是习语, 意思是“玩个痛快” (You would have a great time) 。经理的解释让这位女士对自己的英语惭愧不已。

Ball的基本含义是“球”, 此外还有“舞会;非常快乐;愉快”等与“球”的本身特点有关而引申的词义。但ball在词组中一般看不出“球”的意思, 只能意译。如:open the ball带头跳舞、带头干;the ball is with sb该有某人采取行动/作出表态;start the ball rolling开始、继续进行谈话…;put balls on…给…增光添彩;a ball of fortune受命运摆布的人;break one’s balls拼命干;on the ball留心、警惕、注意;keep one’s eyes on the ball一丝不苟、全神贯注;run with the ball尽快完成;play ball with…与…合作。

二、Love all零比零

我们在观看英美国家的球赛时, 当比赛的一方或双方出现零分时, 裁判常说英语单词love。这里有一个典故:由于法语比较高雅, 英国人常从法语中进口单词, 并进行适当的修改和加工为自己所用。“鸡蛋、零蛋”法语叫loeuf, 其发音与英语单词love相似。由于loeuf拼写不便, 英国人直接用love来代表loeuf;而且love中也有像鸡蛋、零蛋一样的字母O, 所以love除了表示“爱情、爱”之外, 还另外表示“零分、零蛋”意思。用love来表示zero (零) 有几个好处, 一是比较委婉, 比直接说零好听、文雅、顾面子;还有zero发音别扭, 不顺口。从此, 与“爱”无关的单词love开始流行起来, 专指比赛特别是网球赛的“零”分。love game一方得零分的比赛;love set一方得零分的一局;at love没丢一分。

例如:The Chinese player leads 15-love.中国运动员以15比零领先 (不是:中国运动员带领15名情人) ;He won 3 games at love他未失一分地赢了三局 (不是:他谈恋爱时赢了三局) ;Jack lost the first set love-6.杰克第一局0比6输了;The score was15-love比分是15比0。

三、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真相大白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是“真相大白;露出马脚;无意泄密”。据说在古代英国, 盛兴吃乳猪, 英格兰农村集贸市场小猪卖得很贵。有些不法猪商为了牟取暴利, 常把猫装在袋子里冒充小猪卖给别人。一些老实、粗心的买主, 看不见袋子里的东西, 也不打开袋子看看, 便把袋里的猫当成小猪买回去。但是狡诈的猪商也有粗心的时候, 不小心让猫从袋子里钻了出来, 骗人把戏立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此,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专指“不慎泄密或露馅”。例如:They wanted to surprise Tom with a wedding gift, however Jonne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by asking him what he would like.他们打算送给汤姆结婚礼物让他感到吃惊, 可是琼尼问他想要什么的时候泄了密。类似的还有, murder will out纸里包不住火;spill the beans不慎泄密;show the cloven foot路出马脚、现出原形;reveal one’s evil nature路出本性、现出原形。

四、Greek gift存心害人的礼物

传说希腊斯巴达国王为争夺海伦王后向特洛伊宣战。到第十年, 希腊人决定造一个巨大的空心木马, 把精兵藏在里面并运到特洛伊城下假装是撤退时丢弃的。特洛伊人便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拖进城里。藏在木马里面的伏兵趁黑夜钻出来, 打开城门, 希腊大军冲进城里并占领了特洛伊城。从此“特洛伊木马” (Trojan Horse) 专指“内部破坏分子, 内部隐患祸根”。同时, Greek Gift也变成了“阴谋害人的礼物, 故意害人的礼物”。因此, 在东西方交往中, 不要望文生义, 例如:give sb.rope to hang oneself让某人自作自受;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令人毛骨悚然;after clouds, then sun否极泰来;as you make your bed, so you must lie on it自作自受;like for like一报还一报;nothing venture, nothing have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可见, 文化差异对于习语的理解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在习语理解中千万不要照字翻译, 否则牛头不对马嘴。我们要谦虚好学, 不耻下问, 避免带来习语理解的差异, 从而, 可以有效促进东西文化交流, 提高和充实本民族文化。

摘要：一味追求字面理解不能准确传达原语的信息。本文列举了原文与译语不等的原因, 提出应正确理解文化差异带来的习语理解的差异, 不要断章取义。

关键词：习语,理解

参考文献

[1]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Z].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东西方文化冲撞下的一场《喜宴》 篇10

故事描述大龄留美台湾男青年高伟在美国与其美籍男朋友赛门同居, 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一直不敢跟自己远在台湾的父母说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但却一直受到台湾“不知情”父母的不断逼婚, 更意想不到的是其父母竟突然亲临美国帮助他完成婚事, 无奈的高伟只好跟租住他房子的大陆女画家崴崴协定假结婚, 以此瞒过自己的父母, 也好让二老不再为自己担心。结果, 这场原本的假戏却闹出了出人意料的结局, 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也由此展开……

《喜宴》带有相当浓烈的喜剧色彩——父亲选择了大智若愚地接受事实。这种喜剧色彩的背后也饱含了东西方文化的冲撞, 父亲在影片的结尾说的一句话让人感触很深:I see, I hear, I learn.作为退休了的高官父亲深深地明白, 只要自己就这样装糊涂下去, 他儿子的婚姻就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 装糊涂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中庸之道, 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与幽默。

影片结束前的最后一场戏, 郎雄饰演的父亲在机场的安检口举起双手, 这也表明了父亲在儿子的爱情与婚姻这个问题上投降了。作为一个军人, 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军人气质的父亲, 也不得不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后选择投降。啼笑皆非、嬉皮笑脸的电影故事在好莱坞随处可见, 《喜宴》却在轻松的叙述中达到了自己文化意义的升华, 不失为成功典范。

其实在观赏一部优秀电影的时候, 首先, 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单纯的喜剧片来看, 因为没有深度的喜剧是不可能获得对题材严肃性要求最高的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的。当然, 我们也不能将其看得过分严肃、学术, 扯上厚重的文化包袱, 这样一来就丧失了影片的节奏感和气氛。其次, 影片虽然涉及了同性恋议题, 但是如果单纯地从同性恋角度出发看待这部影片, 那么它将丧失其原本的风华。最后, 影片所表述的主旨——性压抑, 在这部影片里, “性”其实是含有东西方文化碰撞含义背后的外部表象与显现。《喜宴》毕竟不是《色·戒》就是奔着讨论性和爱去的, 它更关注的其实是文化抗争及其背后的传承。

而片中的另一位主角——赛门, 似乎与中庸之道关系不大, 当然那是中国的, 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但是, 相对于另一个母题, 他则是一个关键性人物, 一个灵魂人物。之所以用上灵魂二字, 是因为这个人物的设置是值得观众去钦佩的。作为一个本土的美国人, 赛门的性格温顺, 友好, 善解人意。他在与高伟的恋情中扮演着一个女性角色, 但是, 他做得非常好, 温情且能很好地操持家务, 做得一手好菜, 并且还为处于焦头烂额中的“丈夫”献出委屈自己的良策。在高伟同父母起初的冷淡中不感到失落, 在喜宴上, 他忙于拍照, 忙于陪酒, 是一个十分合格的伴郎。他的宽容大度, 他在许多事情上的明白于心, 这些都展现了一旦确立了关系的同性恋者们之间深厚的感情。是的, 他们是被孤立的人群, 社会上不能够接受他们的人数不胜数, 他们本身就孤军奋战, 如果还不懂得互爱, 还不懂得在小小的圈子里面彼此信任, 彼此帮助, 那么, 他们将会更孤单。所以, 我们要理解他们。其实, 同性恋者也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善良、美丽。

同样的故事, 倘若换作完全用东方人的观念叙述, 最后结局一定会绷得很紧, 让人喘不过气来。导演往往把这种精神上的压抑上升到色彩上的极致, 如张艺谋的《菊豆》等。其实我们大多数进电影院观看电影的人所希望的、所经历的却正是作为有着深厚东方文化积淀的华人导演李安所讲的“绝大部分的人生活还是得过下去, 大家也都得给自己留个面子”。中国是一个五千年来精神压抑着的国家, 但是同时也有自己的中庸之道。《喜宴》这部影片的精髓就在这里。喜事还得要搞, 生活还得要过, 中国人的“厚道”就是装糊涂, 这也是一种妥协和退让。西方的强烈冲突必须要有个结果, 而中国人对这样事情的结果就是各取所需, 大家相安无事,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摘要：电影《喜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李安的第一个剧本, 而且也是十分西化的电影题材剧本。在经历了其首部电影《推手》的成功之后, 《喜宴》一片则显得更加轻车熟路, 这也是留美电影艺术家李安第一次纯粹的美国式中国电影。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冲撞,《喜宴》

参考文献

[1]电影.艺术.人生:张艺谋答军艺学员问.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00年, 第1期.

[2]约翰.霍华德.劳逊 (著) , 齐宙 (译) .戏剧与电影理论创作技巧.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78.

[3] (法) 巴赞 (著) , 崔君衍 (译) .电影是什么?[M].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9.

东西方文化话语与“交往理性” 篇11

关键词：

东西方文化；文化话语；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交往理性；共同规范；主体间性

摘要：

萨义德积极唤起东方反对和消解西方霸权文化，但其强调消解而忽视建构。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更具有建设性意义。因此，东西方文化要实现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交往者应当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并通过对话过程以一种相互认同的主体间性结构达到相互理解；同时，采取“互为主观、互相参照”的做法，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话语”，维护全球文化的生态平衡，为本民族赢得文化的话语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5-0044-04

在当代国际文化交往中，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语言上的强势向全球输出其意识形态，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主导着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而东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东方国家，由于历史造成的文化的断层与落后，它们在全球话语交锋中常常处于无言或失语的状态。这固然有政治、经济的因素，更有文化意识等深层次的因素。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话语交往现实、建构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空间、确立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地位等，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东方失语的历史溯因

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对东方国家霸权话语的形成，按照萨义德的看法，并非纯粹出于西方对东方的虚构和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积淀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涵。这一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作为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而西方人有关东方的学说并不是一种真实世界的描述，只是西方人站在西方优越性的立场上描述与假设的一个结果。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是一个“他者”，代表着封闭、神秘、愚昧和不开化的世界。这种认识的结果是，东方被不知不觉地“他者化”了，即西方人在看待东方文明时，是带着一种先验的理论前提来进行参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将东方文明“非历史化”，并将这些话语作为东方文明“固有的天然本性”来描述东方，因而诱使这种话语的其他使用者陷入一个庞大的集体的误解，使西方人甚至包括部分东方人也对这些话语的权威性深信不疑，并将其当作“事实”接受下来，在生活中不自觉地参与到这些话语的实践中来。因此，东方从一开始便失去了自我表述的权利，无法在西方意识形态所规定的舞台上言说自己，失去了话语的主动权。“由于西方的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它可以窥探亚洲的巨大秘密，它可以无休止地纠缠这一秘密，它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塑造和解释。也就是说，东方见解是西方‘异化和‘想象化的产物，它只能以西方的规定出现，只能被他人表达。”

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文化交往史，不难看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存在着太多太久的无语或失语状态，存在着被控制、压迫和曲解的“他者化”的屈辱史。即使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也不乏“他者化”的视角，他们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对中国依然进行“妖魔化”(“他者化”的当代版)。这就给当代中国文化提出了一个严峻课题：如何从历史的被“看”与“他者化”的困境中突围而出?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维护自身的话语权?这值得我们深思。

二、文化间的交往理性

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揭示了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对东方国家霸权话语形成的根源和机制，其积极意义在于唤起东方反对和消解西方霸权文化，但这种学说往往强调了消解而忽视了建构。面对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的误读，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更富有建设性意义。所谓“交往行为合理化”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理性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说：“我认为，我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在他看来，全球化语境中所包含的文化冲突和交往理性所蕴含的文化对话机制可能为消解西方文化霸权提供条件。依照上述关于交往行为合理化的界定，交往行为应遵循以下两点：第一，交往者应当承认、重视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标准；第二，交往者能够通过对话过程以一种相互认同的主体间性结构达到相互理解。

1，承认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

交往行为的核心概念是理解，“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就是要“确立并重建关于理解的普遍条件”。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规范标准的“普遍化”原则，即承认并遵守的规范标准应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能够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因为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发生与形成的人际关系，不过是一种以共同的社会规范标准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中，共同的社会规范标准起着行为定向作用。“交往行为是定向于主体间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参与者之间所提出的(至少是暗含的)并且相互认可的普遍有效性要求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往成为可能”。

哈贝马斯把交往活动看作理解活动，将理解与“共识”看作是同一的，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却有不同的内涵。“理解”主要与话语有关，其实质在于把握言语行为的意义；而“共识”主要与价值有关，其实质在于确定同样的实践立场。所以，“理解”与“共识”并不是一回事。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可能会轻易地达到相互理解，但不一定能轻易地达成共识。麦卡锡指出，所谓人们按照共同的道德规范达成的认可或共识，不过是一种理想，它不过是支撑着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能够达成共识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只能选择现实的“基本共识”，即是说在各种理论和学说之间就正义原则或社会基本结构问题达成共识，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说就是“求同存异”。在当代复杂多变的世界里，要想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同是不现实的，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一致认同又是世界稳定所必需的。也许基于此。哈贝马斯认为他的“普遍主义”立场又是“谨慎”的，之所以是“普遍主义”的，是因为他承认所有社会中的社会进化的可能性空间或逻辑和所有文化的形式属性或结构是普遍的。他的立场之所以是一种“谨慎”的普遍主义立场，是因为他承认有范围相当广泛的多重的社会变化机制和多样的文化内容。从交往行为理性的角度看，人们的具体愿望、情感、审美等都可在人际互动中得到表达。不再具有绝对正确的具体价值和规范，而最终检验它们的尺度是生活实践。由此看来，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并非是消解了所有差异的大同世界，而是强调交往行为中的共识所构成的合理性，是在对各种差异包容基础上的同一性。

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一系列的全球性

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显然与人类自身的文化取向与态度、与个体对自身本性和地位的认识有着密切关系。全球性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每个民族和文化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从人类命运和对前途的关怀以及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此过程中，各民族和文化可以通过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机制，逐步形成共同维护关系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一些基本文化价值，在人与自然、生态、人类交往等许多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念上达成共识，承认、重视并遵守人类由此而建立的普遍的规范和原则。例如，里斯本小组的专家们试图提出一些基本的世界性契约：以消除不平等为内涵的基本需求契约，以宽容和国际文化对话为特征的文化契约，以全球调控为宗旨的民主契约，以共同生活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地球契约，以及联合国提出的在国际之间进行交往和合作的国际行为规范等。所有这些努力，旨在将各种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整合为一种凝聚人类整体利益和价值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成为一种顺应人类整体运作的文化实践合力。这种文化实践合力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人类文化理想，反过来将对各种具体的文化实践行为和形态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作用。

2，通过主体间性达到相互理解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必须要转向对主体间意识和交流过程的关注上来。海德格尔指出，“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享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因此，“主体间性”的提出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上的意义。从认识论来看，任何知识和思想都是发生在主体间的，必须具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主体与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并通过这种分享，使得相互间的理解成为可能，并因此而构成相互间的交流，达到一定的意义共享。因为意义主要不是由主体自身形成的，更多的是在主体和主体之间形成的。为此，交往主体必须以他人的在场为前提，主体之间相互承认、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真正的自我主体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两个相互的主体间互为依存，才有可能互相理解。因此，在与他人的语言交流中，必须考虑到他人对我的话语的可能理解，甚至其他可能的参与者对我的话语的理解。在这里，每个交流的参与者都应该相互交流看待问题的角度，对各自的视角非中心化，从他者的视角出发将自己的观点相对化，从而有助于交往的主体间能够相互理解。当人们通过交流与协商，克服彼此之间的差异而达成一种“共识”时，主体间的交往就超越了特殊的、局部的情境达到了一体化，这时的交流就是“有效”的。

“主体间性”理论对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交往的开展具有启示意义。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人类各民族在各自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学说、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承认和认可交往主体之间利益的差别和立场的分歧，是人类理性交往的标志。因为有分歧，才需要通过对话来取得相互的理解，甚至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由此看来，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并非一定是公共性的对立面，而恰恰可能是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在当今世界的文化交往中，某些西方大国往往无视全球范围内文化多元化的现实，他们将自己在独特历史经历下形成的文化价值普遍化，试图将其强行契人不同文明传统的非西方世界，结果只能导致对其他文明传统的误读。相反，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们“在奉行自己存在方式的同时还应承认不同的存在方式的合法性要求——不顽固追求自身价值的普遍化，并因此而排斥偏离这种价值的人”。如果在交往中能超越国家或民族利益的束缚，使交往各方有可能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角度去透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将不同的透视面联系起来，通过对话寻找结合点，就有可能达到主体间多元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文化交往中的霸权主义。

三、中国话语的建构

依循“主体间性”理论的架构，汤一介先生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交往，应该采取“互为主观、互相参照”的做法，即交往双方不仅要以“自我”的视域去看待世界，而且也应该用“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身。这种换位思考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使自身更加全面地认识世界其他文化的理论精髓，另一方面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为自身文化的发展增添活力。因为，每一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有其自身局限性，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并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来完善自身，以排除自身过时的、保守的成分，吸收其他国家先进的文化，使民族文化能够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还可以从更宽广的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审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禀赋”，展示民族文化的存在意义和生命归宿，挖掘和重塑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智慧、理念和方法，在新的历史和国际环境中，将其化为适用于当代文化的新思想、新方法，从而在解决人类终极关切的问题上作出贡献。以这种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化，我们发现，中国文化在历经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的交汇洗礼后，不仅体现了东方文明的整体世界观、辩证思维方式与和谐的价值观，而且自身也蕴含着对整个人类命运和事物的关怀情怀。例如，和谐的价值观有助于不同的文化间消解文化冲突，“天人合一”的话语可以帮助人类与自然友好相处，集体本位精神可以使日益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更具凝聚力等等。中国文化的实践正在成为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发掘中国文化的新精神、新生命，发现东方古国经过现代化洗礼后的新形态，展示中国文化的时代新风貌，使中国文化以具有现代品性的崭新面目进入到全球文化的共建工程中去，这就是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

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依旧主导全球文化交往的客观现实，中国文化不可能指望被西方文化主动而公正地发现，而“发现的主体”只能是我们自己。因此，中国文化应该带着现代品性的崭新面目。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话语”，由此颠覆和消解现存的不合理的文化霸权，终结不对称的国际文化交流局面，维护全球文化的生态平衡，进而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形象的确立奠定基础，最终为本民族赢得文化的话语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东西文化交流 篇12

1.1“里坊制”的建立

“里坊制”始于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西周。统治者根据宗法血缘的政治需要大势推行宗法分封, 以稳固统治者政权。旋即, 从中央天子到各分封诸侯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城邑活动。为了指导营建活动, 当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营建制度, 即“营国制度”, 并作为一种礼制确定下来。“里坊制”就是当时这套“营国制度”里确定下来的。

1.2 最森严的“里坊制”

北魏时期的“里坊制”无疑是最为森严的:《洛阳伽蓝记》描述到:“里开四门, 门置里正二人, 吏四人, 门士八人。”这是一个管理森严的社会群体单位, 对居民形成了严密的封建统治网。《洛阳伽蓝记》中还记载了其他很多关于“里坊制”的内容和故事, 从正面和侧面反映了当时“里坊制”森严无比的情况。

北魏的“里坊制”十分森严。北魏孝文帝于公元495年迁都洛阳。《隋书·经籍志》云:“后魏迁洛八氏十姓, 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 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 世为部落大人者, 并为河南洛阳人。”《魏书·高祖纪》又说:以代迁之“士, 皆为羽林、虎贲。”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东迁洛阳的移民人口众多而且成分相当复杂, 加上洛阳原来的居民,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 为了保卫统治者的安全, 它建立了一套森严的完整有效的安置和管理居民的制度。

1.3“里坊制””松松懈懈与与瓦瓦解解

“里坊制”发展到唐朝, 城市商业活动及居民日常行为均受到极严格的管束, 但到中唐之后, 已经不能约束商业活动了。当时人们已经无视坊市的规定, “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里坊制”开始出现松懈。

北宋初期沿袭隋唐旧制, 京城置东西两市, 设封闭里坊, 勉强维持不到100年, “里坊制”就瓦解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北宋京城已是市场杂处, 居宅邸舍直接对着商业街开门, 店铺市肆分布于各个里坊中, 夜市更是通宵不绝。

唐宋时期长安和东京 (开封) 不仅仅是强大帝国的首都, 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 人口众多, 仅有的东西两市不符商业活动的需要, 商业活动的蔓延, 必定会由“东西两市”向外侵蚀周边的“里坊”, 最终导致“里坊制”的瓦解。

2 西方古代城市没有产生“里坊制”的原因

“里坊制”在中国由于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和等级制度而产生, 最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而灭亡。在西方城市发展的历程中同样也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但从未出现过类似的制度或形式。

回顾西方发展史, 各个历史阶段都没有能够产生类似“里坊制”这种制度和形式的契机。

古希腊时代, 奴隶主民主政治为雅典出现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创造了条件, 同时也孕育出崇高的自由思想, 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在这种高尚的人文主义的光辉照耀下, 古希腊自然不会出现“里坊制”这种有悖自由精神的制度。

古罗马时代, 分为城邦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 城邦时代和共和时代受古希腊的影响, 仍然过着全民民主式的政治生活。帝国时代整个社会出现一种伦理化的倾向, 从国王到平民都沉浸在“快乐主义” (“纵欲主义”) 和个人主义之中。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不担心自己的统治是否会被推翻, 因为他们拥有战无不胜的罗马军队, 皇帝们最需要的是享受胜利带来的财富与荣耀, 宣扬自己的功绩;对于公民的统治, 尽管已经不强调全民民主, 但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民心;在这种举国享乐的氛围中, 奴隶主们几乎把创造的全部财富都用于非生产性的消费, 当时的服务业 (商业) 必定非常繁荣。故“里坊制”是不合时宜的。

中世纪, 文化与生产力极端破落, 国力衰退, 城市凋敝, 社会生活的中心由城市转入了乡村。神权几乎凌驾于王权之上, 国王与教会的权力之争成了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衰退和权力之争, 使得中世纪的国王们无暇, 也无力去管理和约束他的公民。

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为了动摇封建统治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 而在上层建筑领域掀起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他们高举“人文主义”大旗, 提倡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新世界观, 提倡人性、人权、人道等。在这种背景下也不可能出现“里坊制”这种集权管理制度。

绝对君权时期, 君主王权与资产阶级相互勾结。而且启蒙运动的掀起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具体化。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 自然也不会出现“里坊制”。

3 通过“里坊制”的产生与否, 看中西方文化思想背景差异

3.1“里坊制”中反映的中国文化思想背景

从“里坊制”的形式上, 我们可以形象的了解其作用:古代城市的城墙是用来防范外来之敌的, 如果我们把“里墙”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城墙, 可以得出一种结论———“里墙”是用来“防民”的。纵观中国历史, 朝代更替并不都是外来之敌造成的, 而更多的是农民起义。故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不止要筑城墙御敌, 也要建里墙“防民”。

追溯这种“防民”思想的源头, 似乎也只能回溯到周朝, “里坊制”出现的朝代。这时的“里坊制”, “防民”的意味并不明显, 更显著的是等级制度。黄土地上与农业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的祭礼祖先仪式是周礼产生的基础, 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统治秩序。“礼, 经国家, 定社稷, 序民人, 利后嗣者也。”层层分封的制度, 便是周礼最核心的内容。周礼尤其重视教化工作, 使得礼乐思想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并在周王朝崩溃以后, 以文化传统形式保存下来, 构成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的基础。

“里坊制”实际上是周礼通过儒学,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传播与发展, 并且与“防民”思想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管理制度。

3.2 西方古代城市没有产生“里坊制”所体现的文化思想背景

在西方历史中, “里坊制”不曾出现, 这与其文化背景也是离不开的。当我们要去分析它的时候, 我们必须分成两个部分来研究, 一个是希腊文明的影响, 一个是基督教的教化:

“里坊制”没有出现, 至少体现了希腊文明中的“人文 (人本) 主义”与公正平等的政体意念。希腊哲学的政治功利性并不是第一位的。希腊的宗教也没有那样森严、神秘和恐怖的感觉, 宗教空气是非常自由、甚至开放的。希腊文明的“人文 (人本) 主义”光辉一直引导着西方人民寻求自由。

基督教更是一种平民的宗教, 是贫苦人的安慰。基督教与王权的争权,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并不是被统治者利用的, 用以统治其民众的工具。

综上所述, “里坊制”的出现与否体现了中西方古代文化的差异, 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周礼与御用哲学儒教和“防民”思想, 一方面是寻求自由与平等的希腊文明和平民的宗教———基督教。文化的差异, 导致了东西方城市方方面面的不同。

参考文献

[1]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

[2]刘临安.中国古代城市中聚居制度的演变及特点[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1996, 28 (1) :125.

[3]田银生.唐宋之际市坊制度的松懈与解体[J].城市规划汇刊, 1998 (6) :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