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

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共11篇）

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 篇1

派遣留学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的一个重要途径。近代留学生运动的发展与中国人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中国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做出了作越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出现了留学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浪潮。留**从精英向民众扩散，规模日益扩大，足迹遍布全球。留学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锋代表和中国公共外交的使者，在中国公共外交中大有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热潮的兴起和特点

派遣留学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的一个重要途径。古代出国留学是随着中外佛教交流开始的，僧侣的游学是早期的留学活动方式。古代出国游学高僧不畏艰险，跋山涉水，翻过崇山峻岭，或飘洋过海，赴天竺求法取经、东渡日本或下南海诸国弘扬佛学。

近代留学运动始于容闳赴美留学，前后经历了东渡扶桑、庚款留学、留法勤工俭学、解放前后留学苏俄等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改革开放后又掀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潮。近代的留学生运动的发展与中国人民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对中国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做出了作越的贡献。而改革开放后留学生群体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

当代留**的兴起

建国之初，选派留学生的工作被纳入中国科学教育发展规划，留学方式主要是公费，由国家统一派遣。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向苏联派出了1万多名留学生，向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了1000多名留学生。1956年后又开始向与我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派遣留学生。许多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计划经济发展和国防工业的技术骨干，有的还担任了政府机关的领导职位。这批学生对建国后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十年“文革”使留学教育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转移，急需大批建设人才，为此大批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科技与文化提上了日程。1978年6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上万派，不只是派十个、八个。”1978年12月26日，中国向美国派出了52名访问学者，这是改革开放后派出的首批赴美访问学者。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他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学生代表，并同美国正式签订了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协议。随后，赴英、日、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陆续踏上求学征程。1979年，中国教育部分两批向世界20多个发达国家派出3000多名留学生，分别学习科技、语言和文化。中国也成为第一个向西方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留学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浪潮。1989年，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人数首次超过台湾地区，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形成了机制合理、渠道多样、层次均衡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新局面。1998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是17000人，到2002年达到117000人，其中国家公派近3000人，单位公派5000多人，自费留学生将近110000人，5年之内出国留学生增加了7倍多。

2007年初，教育部和财政部启动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五年计划”。当年留学生选派规模首次突破1万人。2011年又以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方式在全国选录各类留学人员12000人，其中研究生6000人，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含博士后研究)等6000人。重点选派领域为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金融财会、国际商务、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现代交通运输、农业科技、教育、政法、宣传思想文化、医药卫生、防灾减灾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人文及应用社会科学。

当代留**的新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留学工作不断发展。中国留**的发展呈现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留**从精英向民众扩散，规模日益扩大。改革开放后首批派遣的公费留学生，入选的都是各行业的精英和骨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留学政策的一步步放宽，民众经济能力提高，越来越多中国学生走出国门，踏上留学之路，出国留学从精英走向民众，规模不断扩大。

第二，以留学欧美为主到分布至世界各地。随着留学从精英向民众扩散，留学生的分布也发生变化，不但继续走向欧美国家，也奔赴亚非拉和大洋洲国家。留学人员的足迹遍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2006年开始，选择到东南亚国家留学的人数开始呈上升趋势。因为经济、地理或者文化相近的考虑，将像新加坡这样的东盟国家作为留学目的地的留学生越来越多。2007年有12400多人赴东盟国家留学，其中主要分布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在东盟留学生人数超过7万。毗邻东南亚的广西、云南赴越南留学的人数也很多，2007年达到3000人左右。广西每年往东盟国家学习的留学生超过4500人。

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

留学生群体也是公共外交活动不可取代的力量，留学生吸纳了来自外部的先进文化，并结合本国的实际加以充分运用，他们自身就是母国文化的代表，向外展示了中华文明，将祖国优秀文化向世界传播；同时他们也是文化传播和中外友谊的使者，在沟通中外文化关系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留学生在东道国通常组织各种联谊活动和社团组织，联络感情，排遣乡愁，同时往往也吸引东道国民众和其他国家的同学参与，促进了外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留学生成立各种俱乐部，组织春节联欢晚会，放映中国电影。他们也主办一些网站和杂志，沟通留学生群体之间以及与东道国民众的联系。比如，美国留学生有一小批志愿者通过电子邮件一周三次向11个州县的4万名直接订户（实际读者估计有18万）发送电子杂志《华夏文摘》。该杂志内容包括中国风景和可供下载的中文经典书籍，美国校园（以及世界其他19个国家）里的中国学生组织目录，中国93所大学的校友会以及专业性组织介绍。在英国伦敦亚非学院（SOAS），中国留学生社团定期举办中文角，吸引了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参加。参加过中文角的外国学生反映，这个中文角，棒！既学习了中文，又可以通过与中国留学生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和发展现状。

2011年9月6日，中、加、韩、英、瑞士和巴西等18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欢聚在越南河内东盟大酒店，举行了以“绿色地球日”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河内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向参观者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展出了中国结、绣球、灯笼、十二生肖饰品、古代城门模型等，还准备了饺子和汤圆两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让观众品尝，并向越南友人赠送寓意两国友谊的徽章。每送出一枚徽章，都会用越语告诉越南友人“希望两国的友谊代代相传，万古长青”。活动增添了色彩纷呈的一笔，中国展区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展区。

全方位拓展留学生公共外交的思考与建议

留学生群体深刻影响着祖国的国家形象和祖国与东道国的文化交流。留学关乎一国文化的大局，中国留学生群体既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在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亦大有可为。因此，笔者认为，如何发挥中国留学生的主动性，加强留学生群体的公共外交意识，扮演好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这个角色至关重要。

中国驻外使领馆应创造条件，鼓励和引导留学生参与东道国社区普通民众的活动，这样既可以增进友谊，亦可以弘扬中华文化。中国留学生在开展留学生联谊活动时可与当地社区加强合作交流，也可参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一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认为，欧美国家民众都有泡吧（Pub）的习惯，也许和当地人一起到酒吧和咖啡厅吃饭、聊天是增进交流的更好方式。公共外交的特点是“润物细无声”，只有融入当地社会，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参与他们的生活，才有可能影响当地民众。

文化交流的最佳效果是彼此受益，通过吸收对方文明的先进和精华部分，促进本族文明的提升和完善。但在交流过程中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可能精华与糟粕并收，甚至只吸收到糟粕部分，其结果会影响本土价值体系的稳定。留学生群体相对年轻，可塑性强，在与异族群体，尤其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异族群体交往中比较容易出现盲目崇外的现象；加上西方国家着意推广其价值观念，对中国留学生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构成严峻的挑战。因此应采取措施，确保留学生群体在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先进技术和其他有益东西的同时，决不引进丑恶颓废的东西。为了引导留学生群体提高鉴别能力，加强对留学生群体的管理和教育工作十分必要，在这方面，政府留学管理机构尤其是驻外使领馆责无旁贷。

在全球化发展的形势下，多种文化并存、相互补益与交融，已成当今世界的潮流，中国留学生运动是世界文化史上空前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推动因素，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留学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锋代表和中国公共外交的使者，在中国公共外交中大有作为。当前，如何将文化因素作为中外关系持续发展和长期合作的深层次基础，创造以软实力或文化力为主的新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国家日益强大的今天，应加强留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强化留学生群体的公共外交意识的教育，勉励他们扮演好中外友谊使者的角色。

梁志明：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学术委员、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教授。（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梁志明）

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 篇2

长时间, 特别是近代当中西方两种文化相比较或交流时, 一些学者总是持有“西方文化中心”论。“希望西方的比较文学家与文学理论家, 对本书所提供的中国文学理论加以考虑, 不再只根据西方的经验阐述一般文学理论。西方比较文学家中, 对非西方的文学批评, 逐渐有加以研究之必要;此种现象使我这希望获以鼓舞。”[1]不得不说西方文论在古希腊时期确实比东方同时期要略胜一筹, 比如古希腊文论主要从两方面概括了以后文学理论要探讨的基本范围:一是文学的自身规律, 二是文学的社会问题。而这两方面的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最好的论证, 就是他的《修辞学》和《诗学》。这两部论作堪称西方文论中的经典著作, 在西方文论史上占据了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不过西方在中世纪的文论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没有太大建树, 直到十八世纪歌德等人的出现, 才掀起了又一个文论高峰。从之前刘若愚先生的那一段话分析到, 中西文论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来说是上演着一部不平等的对话活动。强势文化主导弱势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 就像古代中原文化不断影响着中国周围的国家的地区, 事实上这与一个国家的国力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到了世界史近代开始, 中国处于清朝繁荣时期, 但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已经进入的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 而西方各国正陆续开始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 这一期西方很正常的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论家。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建立以自己本国文化基础的文论, 那将是很遗憾的, 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文化大国。我国自古以来就具有丰富悠久的文化资源和传统, 理应具有自己独特而深厚的文学理论。

二、长期以来我国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历程

中国近代以来在文论方面与苏联文论的交流比较多, 不仅与中苏两国拥有共同的社会主义信仰有关, 而且前苏联当时在文论方面确实具有很高的地位。

自新文化运动时, 大批海外文论涌入中国, 不仅有西方的还包括日本的文论也在流通, 而中国当时本国的学者如胡适、严复等大批学者都在为当时的文论研究添砖加瓦, 尽管很多观念不同, 从形式上看也算是百花齐放。当苏联文论大规模的输入中国时也改变了当时中国文论多元化的现象。在当时如潮水般铺天盖地涌入的前苏联文论中, 这些文艺理论教科书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 它们具有体系化、系统化的完整理论形式, 是法定的文学理论教科书, 为我国各高校普遍采用。当时条件较好的高校如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直接聘请前苏联专家来华授课, 国内各高校尽可能把自己的文艺理论骨干教师送到北京面聆前苏联专家授课。作为一种先在的文艺理论范式, 培养了整整一代新中国的文艺理论人才, 在中国各高校青年学生中广为传播, 其影响巨大而深入。[2]

直到改革开放后, 大量欧美文论的引入, 中国文论家又疯狂的吸收欧美的文论, 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文论奉为经典。中国学者开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开始慢慢运用到欧美文论的一些研究方法。

三、回归传统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中国文论在经历了长期的风风雨雨, 先后向西方学习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理论, 在文学理论的构建上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其实我国的文论并非从近代才开始发展, 应该说中国的文论发展鼎盛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出现大量的关于文论的文献, 如曹丕的《典论·论文》, 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诞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曹丕在文章中讲文学的地位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世。”足见当时国人对文学文论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南朝齐国刘勰著的《文心雕龙》, 可以说是中国文论中的经典, 令无数后人膜拜学习, 全书对文章的创作和批评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 成为中国文论的研究典范。

在吸收国外优秀文论的时候, 可试着将国外文论进行中国化, 用中国传统文论的思考方法来研究它。毕竟西方存在许多文论大师和必须多经典的文论思想, 这些优秀的文学理论是属于全人类的, 只不过在引进到中国后, 还需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相结合, 接地气。有的学者觉得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方式会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造成中国自身传统话语的失落, 文化身份的失落。所以在构建“中国文论话语”时, 要以中国文论的学术规则来将西方文论中国化, 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西方文论化中国”的状况。首先必须正视:当一种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被跨语际译介和传播后必然被不同程度的“他国化”。也就是说, 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因为受翻译和中国文化现实的影响, 已经不可避免的具有某些中国自己的特点, 这是“中国化”的初涉阶段。“中国化”的根本阶段需要让外来理论与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 与本土学术规则、话语方式相结合, 具有本土特色和创造力, 这样才是有意义的“中国化”。[3]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 最初的革命家照搬原套马克思主义道路, 结果发现在中国并行不通, 然后毛泽东主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向结合, 创造性的发扬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将马克思经典文论进行中国化的一个活生生的成功范例。

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只是重建中国文论的途径之一, 中国文论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必然要存在与西方文化相碰撞和交流的地方, 我们不可回避与忌讳, 就像中国在古代早已拥有过辉煌的文论时代, 但是由于在后期过于封闭, 以致失去了和很多国外很多优秀文论交流的机会, 失去了无法很好的将我国古代优秀的经典文论发扬光大的机会。如今在建设当代中国文论的时候, 需要我们勇敢的走出去, 既借鉴国外的优秀文论, 又要自信的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经典文论拿出来结合当代的实际情况进行解读, 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典文论。

摘要：自近代以来, 西方的许多文论思想纷纷涌入国内, 中国近现代文论是在以西方文论为主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大量的海外文献涌入国内, 一些学者不加辨别的统统借鉴与学习国外的文献的中的理论与观念, 而忽视了基于中国数千年的灿烂文化背景的文学理论。现在不少学者已经逐渐回归到理性的借鉴与结合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文学学术研究的道路上, 事实上文论是需要中西方共同的交流与合理的互补才会共同长远发展的。

关键词：文论,文化建设,互补,理性

参考文献

[1]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社, 1991 (10) :5.

[2]代迅.前苏联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1 (05) .

留学大潮与百年学术振兴之梦 篇3

如果放眼中国学术百年振兴之路，赴国外留学中国史研究，怕是一个让国人感到有点尴尬，且也有更多思考的话题。毕竟，在近代以来欧风美雨的强力冲击之下，读书人虽总长叹“百事不如人”，但对国人的中国史研究，则还有相当的自信。一九二一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一九八五年版，116页）。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在中国还只是处在一个创始阶段。主持者多是些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少年就读于各省创办的格致书院或自强学校，然后去日本大学（相当多还是师范学院）速成回国的留日学生。这一时期不要说整个中国没有需要大量投入的实验室，就连一些近代以来重要的西方自然科学经典，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麦克斯韦尔等人的主要著作，也没有一部被完整地译成中文。

相对而言，中国人治中国历史，有着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天然优势，国人普遍相信可以与外国学者相抗衡。一九二二年，胡适、顾颉刚等人成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认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二三年七月]，561页）此后，即如最赶西方史学新潮，热衷服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郭沫若，于一九二八年前后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也说，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郭沫若的研究期许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为思想向导，而于其所知道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9页）。大概出自同样认知，一九二九年，陈寅恪赠言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鉴于当时没有多少国人在国外留学中国史研究，陈寅恪所指大概是日本学者的东洋史，乃至中国史研究，被世界学术更多认可和接受，并尤体现在作为当时的显学，即语言—种族意义上中外交往的历史研究。

陈寅恪长期游学于日本和欧美，自然知道留学对于中国现代学术振兴的重要意义。一九三五年二月，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一文中写道：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在他看来，当时虽有研治史学之人，但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由此，他的推论是：“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506页）就实际历史来看，有清一代学术最高成就的乾嘉学派之几位领军人物，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的确都是年轻入仕，中年或晚年方告假回乡，潜心著述课徒。陈寅恪强调“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正是基于近代学术专业化的认知，应该与其长期游学欧美的经历相关。毕竟，十八世纪的剑桥、牛津虽也设有近代史讲座，但附属于神学而非独立的历史学科。担任教职的教授们，包括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在内，很少讲课或从来不讲。同样，法国学院虽于一七六九年首次设立历史和伦理学讲座，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藐视史学的笛卡儿派，认为形而上学中的一项原则所包含的真理比一切历史书所包含的真理还多。

这不奇怪，十八世纪的欧洲大学，不只是历史学作为宗教、哲学的附属，就连物理、化学也没有什么专业地位。因为其时高等教育的重点是培养神职人员、法律人士，以及实用目的的医生，而非专业学术研究人才。在大学任职者，大多数人的自我定位首先是绅士，其次是教师，最后才是专业研究者。就历史学而言，率先走出学术地位“卑下若此”的，是曾在陈寅恪长期游学的柏林大学任过教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一八二五年，兰克因出版《拉丁与条顿民族史》而声名鹊起，从法兰克福的一名中学教师，被聘于柏林大学担任近代史讲席。不过，即使在当时欧陆最富有活力的柏林大学，史学仍然不是一门专业学科，兰克作为学校的一名编外教师，尽管他信心满满，但听课之人寥寥无几，令其沮丧。一八三三年，兰克召集最亲近的一批学生，在家中创办学术研讨班（seminar），以问答和辩诘的形式，讨论具体学术问题。大概是置身于这些对纯净学术更有兴趣的学生之中，学术研讨班上的兰克一反在教室里的呆板、木讷和乏味，充满了激情、活力与热忱。兰克坚持不理会当下各种政治争论，也不在研究中带有浪漫主义的热情，而是力求客观地追索历史真实。正是兰克及其门生，恪守这种在研究工作中近乎苛刻的严谨性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史学方才成为独立于宗教和哲学的一门专业学科，并有了自己的学术尊严和学术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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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克学派的影响之下，美国史学通过大批留学生的推动，不久也走向了现代学术振兴之路。最初，美国没有像样的专业研究人员培养和教育体系；英国大学的重心是培养绅士，而非学者；法国的学位相当难取得，且还让笃信宗教、崇尚自由的美国学生面对“无神论”和“教皇论”的双重危险。相对而言，德国的留学费用不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留学生一年的花费，包括交通费用，比在美国著名大学学习一年的费用少三分之一，故有成千上万名美国学生来到了德国。让这些美国留学生感到震撼的，是相对于其时美国教授的衣衫褴褛、萎靡不振，德国大学教授除收入不菲，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之外，且还执著追求历史真相，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就像修道士那样忘我、敬业（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杨豫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九年版，28—29页）。一八五七年，美国只有十二名大学历史教师，一八九五年增加到百名左右，其中近一半在德国大学学习过。一八八○年，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1850-1901)，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办学术研讨班。其历史影响，用一九六四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博伊德教授（Julian P.Boyd，1903-1980）的话说：“在这短暂的岁月里，他的研究班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善于运用原始资料的研究生，他们准备根据理性和真理，来对抗那些肤浅的、虔诚的、褊狭的、很长时期以来滥用史学这面旗帜的各种的势力。”（朱利安·P.博伊德：《应急浅见》，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一九六一——一九八八〕》，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64—65页）大致说来，在美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这个过程只有三十多年。到了一九一○年前后，美国形成了高水准的专业学术人才培养体系，再也没有大批漂洋过海、前往欧洲留学的现象。

与之相似，日本史学的学术振兴也深受德国的影响，并通过留学推动。其时，日本除派遣大量留学生之外，还聘请欧洲教授直接担任日本重要大学的教职。一八七七年四月，日本第一所现代大学——东京大学创办时，在校学生一千六百人，日本教师虽有六十九名，但整个研究与教学实际上由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的三十多名外国教师承担。一八八七年，兰克的学生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担任成立不久的史学科讲座。在此后长达十五年的教授生涯中，他培养了一批日本学术振兴的重要领军人物——日本史学理论、日本经济史开创人内田银藏，日本古代史、民俗学家开创人喜田贞吉，日本古代史、日本古文书学开创人黑板胜美，以及被视为日本东洋史开创人之一的白鸟库吉。其中白鸟库吉的影响最为重要。一八九九年，万国东方学会在罗马召开，白鸟库吉虽因故未能参加会议，但提交了《突厥阙特勤碑铭考》一文，以考证详实、分析精确，引起了欧洲汉学家们的高度注意，成为在学术领域里最先得到欧洲学术界尊重的亚洲人。在接下来三十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里，白鸟利用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通过对塞外地名、族名的考证，重点关注了塞外史、东西交涉史，以及东洋各民族的兴亡和交替，将内地亚洲的历史与中国中原乃至东亚和世界历史联系在了一起，被认为是在日本最先具有国际意识，并也是“日本东洋史开拓的第一人”（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一九七六年版，12页）。同样，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日本已能培养高水准的专业研究人才，再也不必潮水般地涌向国外留学。就如在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里的日本十多位物理、化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几乎都在国内受的教育；在日本顶尖大学任教的历史教授，也几乎都是日本自己培养的。

近代中国学术振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一九二七年由蔡元培等人鼓吹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并由曾在欧洲游学七年的傅斯年担任了史语所的所长。傅斯年在致第一历史研究组负责人陈寅恪的信中，期望展开对宋学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的研究，以与外国学者相竞争。谈到人员构成，傅斯年的意见是：“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王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一一年版，227页）现存史语所的档案也表明傅斯年不遗余力地奖掖留学。在傅斯年看来，就中国史研究而言，留学欧美，“无非开开眼界（此事极要紧），带点工具回来”（《致杨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傅斯年遗札》上册，427页）。这是由于那个时代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还没有展开，几乎没有一个大学开设中国史课程。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坐落在西海岸与太平洋亚洲事务联系最密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设东方学课程虽然最多，但在一百三十余种历史学课程中，远东史有九种，其中日本史居其四，其余则是包括菲律宾、中国、交趾支那在内的远东史。一九三九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留学的周一良，在给傅斯年的信中称其中国史研究乏善可陈。周一良写道：该系诸公尚有自知之明，对中国学生之选课，有相当之自由，盖本系内原无可谈之课也。教授们利用中国学生增加本系在学校中的声望，而中国同学则利用此奖学金选习本系之外的课程，所谓“挂羊头卖狗肉”。周一良自叹道：在美国大学之中文系做学生，细思之终可耻耳。此间中文教授，有G.R.Wau研究过中国的佛教、道教，“一良曾为文评之，错误百出。其他洋人，亦多一知半解，即不可一世，以为中国学问非待本辈研究，永无结果，可恼亦复可笑。同学者每有喜于洋人辩论者，一良大抵一笑置之，不屑与之论短长也”（《周一良函〔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载《傅斯年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馆，李15-3-4）。再说到这封信的产生，是傅斯年先来函询问周一良毕业之后的打算，有劝其返国后到史语所任职之美意。几十年后，周一良说看到傅斯年致时任北大校长胡适的信中，提到他的名字，并说：“恐怕要给他教授的名义，给教授也值得。”（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42页）

傅斯年矢志于振兴中国学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举才自然不能唯留学生是用。他对于毕业于本土的新俊，只要是潜心向学，同样热情延纳。如没有喝过一天洋墨水，后来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严耕望，在到史语所工作之前，与傅斯年没有任何交情，且还是与之有不同学术取向的钱穆的学生。一九四五年七月，当他申请史语所工作时，自以为“异想天开”，只有一线希望。他没有想到申请书和研究论文递交之后，立刻得到傅斯年的积极回应。台湾史语所现存档案中保留了这些来往信件。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在重庆的傅斯年，致函在李庄史语所暂代所务的董作宾，称是年请求入所之人甚多，凡无著作者，都被他谢绝了。有著作三人中只有严耕望，似是难得之一人才，拟提议任其为助理研究员，请董作宾召集所务会议讨论。傅斯年写道：“严耕望之作为弟之提议，惟一切均请会中决定。”（《傅斯年函董作宾》，载《傅斯年档案》，杂23-13-8）几天后，傅斯年又致函董作宾，询问本年请求入所各人之文件早经寄上，未知已开过会否？傅斯年的意见是：“严耕望君应可通过。彼在此守候已久，弟嘱其即赴李庄。水涨消息阻隔，未得兄示意,因其不能久待，乞谅之。”（《傅斯年函董作宾》，《傅斯年档案》，杂23-13-9）所以，当晚年严耕望回想起傅斯年对他的关切，说“总是寄予永恒的无限的感念”（《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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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留学大潮，其时并非没有批评。上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进工业化，努力提升教育和科技水平，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一九三六年前后，胡适等留欧美学人主编的《独立评论》就此展开了讨论，焦点之一就是中国何时才能培养出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人才。一九三一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一九三五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齐思和撰文指出：在国内一个大学生一年开销五百元，已经绰绰有余；欧美贵一点的大学一年要用五千至六千元。即使最便宜的日本，一年也要上千元左右。一九三四年，教育部统计在国外留学人数约五千人，年费约国币二千万元。按照齐思和的计算：留美学生共有一千二百人，再加上其他各国的留学生，总数应不下八千人，用费绝不下三千万元。这足与全国公私立大学经费相等。“在山穷水尽的中国，每年又有大量金钱的外流，又是何等的损失！”（《选派国外留学生问题》，载《独立评论》第二四四期，6页）同样也是留学出身的蒋廷、任鸿隽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即聘请外国专家和学者到中国大学任教，不必每年耗费若干万元，送少数人到外国去受训练。在他们看来，“过去六十年选派留学生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极少效果极不经济的办法。我们最近二十年来的努力，关于各种设备，已和外国的大学，相去不远。有的时候我们的房子还要比外国大学来得高大、来得漂亮。所缺乏的只不过是良好的导师而已”（薛容：《关于选派留学生》，载《独立评论》第一五○期，17—18页）。另一种稍显偏激的意见认为：在我们不能自信可以独立地建设新中国以前，留学当然有它存在的必要。这种制度只能当做过渡的桥梁，而不是康庄大道。该文作者进一步指出：日本选派出洋留学生和中国选派出洋留学生大概是同时的。一个是利用留学政策，树立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是利用留学政策，造就了大批的高等华人。这篇文章还不客气地说：“现在日本留学生在欧美各国是为数极少；而中国留学生的足迹几乎普遍了欧美各国。这种如疯若狂的留学风气的确是中国最大的羞耻。”（李宗羲：《关于留学的几个先决问题》，《独立评论》第213期，11—17页）

顺着齐思和等先辈的思路，我们反观今天的留学大潮。最新的发展是随着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和极少数富庶阶层的崛起，留学人数之多和所学专业之广，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作为目前还方兴未艾，且愈演愈烈的一个趋势，谁能说得清这其中到底流失了多少国民财富。当然，不同于中学、本科留学国外，以及学习法律、经济、统计等实用专业，需要交纳高昂学费和承担当地生活费，撰写《在美国发现历史》的那些在美历史学人，以及今天在美国顶尖大学的东亚系、历史系学习中国史的众多留学生，大多都能够申请到美国的全额奖学金。虽则这一类留学没有太多带动国民财富的流失，却在更深层面上标示出当今中国培养和训练专业研究人才的窘迫。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高科技产品之外，几乎制造了全球所需的所有日用消费品，却也无法有效地培养出自己的学术专业研究人才。甚至相当多就读于“二一一”重点大学的年轻学子，即使兴趣在于研究中国，却仍梦想“在美国发现历史”。好在，政府近来陆续出台了一些被称为“千人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招聘举措，针对大批留学生毕业之后，滞留不归，不惜斥资百万乃至千万人民币，专门延揽那些能更快带来经济或展示性效益的理工科留学生。虽然，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留学生，不在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但这些举措清楚表明当局想急于振兴当今中国学术和高等教育。然而，揆诸近代历史，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日本，乃至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府都未曾采行特殊的高薪延聘制度，而大多数留学生却能学成之后，随即归国，并在各自学术领域里发挥重要作用。究其原因，除个人才智和学术素养之外，关键在于其所处的学术制度，无一例外都能够自由创办和出版学术刊物、自由组织专业学会，并有能够通过与学校行政当局及政府进行集体谈判的完整机制，以维护和争取自己作为专业研究者的基本学术权益。因此，要想让“楚材”不至于都被“晋用”，留学人员和本土新俊均能为国内学术振兴而自由挥洒才情，最重要的还是要确立良好的学术制度和培育良好的学术环境。否则，如果只用重金在海外招聘了一流人才，而学术制度仍是二流、三流，再以负责学术的官员是四流、五流，那么学术环境就一定是不入流。所谓振兴学术，并最终结束这一曾让百年来中国学术英雄气短的留学大潮，怕又是一个新的天方夜谭。

（《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王希、姚平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58.00元）

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 篇4

长江网讯 据湖北日报（记者 王晶）昨日国际教育展上，家长和学生表现都相当兴奋，但记者也发现，不少人对国外教育的结构、学校的层次并不了解。以英国为例，延续教育学院在英国是提供非学位的职业教育课程的，也可以提供上大学前的衔接课程，而不是与我国的继续教育同一概念。英国学生在升入大学前两年就开始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了，因此中国学生到英国必须要先读一段时间的衔接课程为进入大学作准备。

业内人士指出，有一些留学中介利用学生和家长对国外教育不了解而忽悠人，如故意模糊国外学校的性质和资质，把语言学校说成进大学的捷径，把专科学校说成综合性大学；承诺帮学生办签证，暗地里却以因私出国名义办手续，导致学生出国后无法取得上学资格；没能力联系国外大学，于是把学生层层“倒手”；与国外个别不正规学校联手“坑”学生，利润分成。

展会现场江汉大学一位准备送孩子出国的老师说，出国前了解国外高校的工作必不可少，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 篇5

美国：研究生、本科生人数大涨

“公司接到的有效咨询中，美国遥遥领先，高于其他国家总和。，美国作为中国学生最大留学热门国家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经贸留学总经理助理钱忠诚说，美国经济发达，教育体制完善，有充分的个人发展空间，而且美国对人才的政策相对开放。

目前，申请赴美留学的准留学生们不再一味追求学校排名，是否有奖学金也不再是能否选择美国留学的唯一标准。

英国：政策对理工学生很有利

英国教育资源丰富，有100多所大学、上千所院校，有些学校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英国，可以享受世界一流的教育。从专业上看，在英国任何领域都可以有所发展，“除了从专业的角度提升个人能力之外，政策对于理工类专业的学生也很有利。”钱忠诚说。一些地区对理工类学生提供非常好的政策：只要完成理工科的教育，政府将提供一年签证，毕业生们可以利用这一年寻找工作的机会，积累经验。

澳洲：tafe课程火爆拒绝“混”文凭

澳洲的移民、签证政策几年来一直很稳定，再加上澳洲非常适合留学生工作、生活，所以，澳洲留学一直受到留学生钟爱。“现在tafe课程相当火爆。很多家长和学生都认为经过这种技能型的学习可以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澳际出国留学(沈阳)经理陆明说。明年2月份tafe课程都已经满了。“在申请研究生的人中，大四在校生是主流!”陆明说，好多在校的大四学生带着在读证明，申请办理签证，这样可以保证赶上今年7月下旬的课程。

另外，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澳洲移民部已经驱逐了近6300名违反签证规定的海外学生，并关闭了100家专门招收海外学生的语言学校。这表明，澳大利亚是一个维护自己教育质量的国家，那些不想付出努力只想去混文凭的学生可要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韩国、日本：总有固定人群赴日本、韩国的留学生每年都有所增加，韩国、日本大学的学费相对较低，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回报并不低：精通日语、韩语以及日、韩文化的高素质人才就业前景非常广阔。所以对于工薪阶层的家庭，日本、韩国是留学不错的选择。 记者 关雪莲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6

王一川

当我在80年代初沉浸于“人类感性的解放”的审美理想时，决没有预料到，这种感性解放在今天是以大众文化的感性愉悦方式变形地实现的。生活在当今中国都市的人们，不管个人是否喜欢，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大众文化的潮流正拨动着几乎每个市民的心弦。无论是在家读周末报纸、看电视剧、听流行歌曲，还是出门骑行在街头林立的广告中、进商场享受美化的环境，或者是安坐在电影院与主人公同悲喜，都无不置身在大众文化的休闲氛围中。可以说，大众文化正在每日每时地和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塑造人们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因而认识和阐释大众文化，就成为认识和阐释人们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了。然而，对如此日常而又重要的大众文化，知识界却知之甚少：要么对其存在置若罔闻，要么一概视为低俗物而严辞拒绝，要么仍旧沿用以往高雅文化的分析手段去观照，从而一再推迟真正意义上的探讨。所幸的是，近几年来已陆续有学者开始正眼打量它了，尽管这打量还远不及大众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演变速度。本文正是想从我个人的视角加入到这种打量之中，就大众文化谈点浅见，并尝试提出建立中国大众文化学的初步设想。在我看来，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确实已经需要进展到中国大众文化学了。

1、大众文化的定义

探讨大众文化，总会遭遇基本的概念问题：什么是大众文化？这个词历来众说纷纭，不可能找到最后的公认正确的答案，不过却不妨对这个概念提出一种约略的操作性界说。我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英文popular culture 的对译形态（有人也用mass culture一词）。即便是在英语世界，这个词也有种种不同用法。这里可以列出它的六种不同定义。1）大众文化是为许多人所广泛喜欢的文化。这个定义强调受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没有考虑价值判断。2）大众文化是在确定了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之后所剩余的文化。这里注重它与高雅文化的明显区别，但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3）大众文化是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群众文化（mass culture）。这里主要从批判或否定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无视它的可能的积极意义。4）大众文化是人民为人民的文化（cultur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里强调大众文化是“人民”自己创造的，但未能指出这种创造所受到的文化语境的深层制约。5）大众文化是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这个定义把大众文化不是理解为一种文化实体而是理解为不同群体之间?quot;霸权“斗争战场，但与斗争相对的协调方面却较受忽略。6）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high and popular culture）之间界限的文化。这里突出了近来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间的融汇或互渗趋势，但有可能因此而抹杀其差异性。（约翰·斯托雷（John Storey）：《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第2版，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页。）这里不可能更详细地检讨上述六种定义的得失，但可以指出：它们都各有其合理性与片面处。如何在操作上定义大众文化呢？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尤其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和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第二、它是社会的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或制作者；第三、它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力斗争或思想论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性；第四、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如此，可以对大众文化下一个简要的操作性定义（不是最后的定义）：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无疑属于大众文化。

这一定义可以使大众文化同一些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都具有通俗通俗易懂和受众大量的特点，但民间文化是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的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在当今都市，大众文化往往与民间文化形成复杂多样的关系。高雅文化(high culture)?quot;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大体同义，同大众文化一样存在于当今都市，但显得截然不同：它以文化或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历史使命感。

2、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的勃兴

上述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对象的。80、90年代之交，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勃兴的关键时刻。这并不是说大众文化是从这时才兴起的，其实它早在19、20世纪之交（清末民初）就已经萌发了，并且从那时以来一直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并演化着；而只是说，一度被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抑制的大众文化，是到这个时刻才逐渐地升腾和扩展为整个中国市民文化的主潮并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关注的。总体看来，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中国文化的主潮带有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旨趣为主导的高雅文化特色。按照这种精英旨趣，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任务异常地重要、艰巨和紧迫，从而一向富于特殊感染魅力的文化就必须无条件地承担起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这一非常使命。与此同时，它的感性愉悦因素就必然地受到忽略、抑制或排斥；即便是有所倡扬，也主要是要它服务于上述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旨。确实，对现代知识分子（精英）来说，启蒙和救亡的紧迫情势要求他们创造“真美”艺术去唤醒公众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热情，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如此，何来轻快的欢娱和快乐？这种理性沉思精神长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一主流甚至持续到几乎整个80年代。

从70年代末期起，在经历“文革”的政治化挫折后复苏的高雅文化，重新在文化主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把精英知识界所构想的审美或诗意启蒙任务作为文化的根本使命。这时期的文化主潮，虽然由于对“纯美”或“纯审美”精神的重新倡导，不可避免地减弱了直接功利性而增加了娱乐性，但娱乐性在当时主要还是服务于急迫的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图，即增长的娱乐因素仍被当作新时期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的必要手段，而本身并没有展示出多少目的性来。这样，80年代文化留给人们的基本印象，依旧是严肃的理性沉思；而如何落实轻松的感性愉悦，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从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微妙而重要的变化毕竟发生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和消费社会来临的新形势下，以精英旨趣为主导的理性沉思型高雅文化丧失了主流地位，并出现了新的裂变，形成大众文化、主导文化（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和高雅文化的“三足鼎立”新格局。不过，在这种一分为三的新的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是作为主潮兴起和存在的。（我在《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里曾提“主流文化”，现觉得提“主导文化”更妥。）

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若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的。第一、外来大众文化的影响。来自港台和欧美的大众文化风靡中国城市，邓丽君、李小龙、《三笑》、《追捕》、《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琼瑶、金庸等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文化的愉悦性景观，并逐渐地使这种感性愉悦需要不断获得再生产，引发了国内大众文化的摹仿性制作兴趣，从而为90年代的大众文化潮埋下了“伏线”。第二、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引进。?quot;砖头“录音机到高保真组合音响，从黑白电视机到超大屏幕彩电，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网，从个人电脑到国际互联网，大众传播媒介为人们的大众文化制作和享受提供了物质支持。第三、更主要的是，高雅文化主潮本身的感性愉悦追求。80年代前期高雅文化掀起的对”全面发展的人“、”人的感性的解放“及其”纯美“境界的追求热情，实际上已合乎逻辑地预示着以感性愉悦为中心的大众文化潮的兴盛，只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形急负贸墒斓?quot;消费市场”

以及自身的高雅文化陈规仍有某种束缚而已。朦胧诗人不正强烈地“渴望着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么？更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界的“娱乐片”热。还是在80年代中后期（1986至1989年），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应，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开放势头，“娱乐性”开始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随着《少林寺》等武打片风靡全国，一批电影导演、电影美学家和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寻求把娱乐性电影或“娱乐片”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方向，引起争论。重要的是，通过广泛讨论，这最后竟成为当时政府电影部门制定的全国性电影战略决策。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在1989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这样反省说，“长期以来，我们被桎梏在对电影艺术功能的狭隘理解当中，那时故事片作为一种完全的宣教工具，蛮横地排斥了影片的娱乐功能”，而在80年代初还对“娱乐功能”作“品位、格调上的轻视”。这位政府官员同电影创作与评论人员站到了一起，坚决纠正以往电影的过度理性化偏颇，大力伸张娱乐性。为此他提出如下政府总结和规划：“加强各类片种的观赏性、娱乐性，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审美需求，实现电影的多元化功能而努力”，“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注重影片的娱乐功能，以匡正以往的偏颇”，“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娱乐性”。他甚至指出：“有鉴于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们对多种文化的渴求、需要愉悦、松弛乃至健康的宣泄，因此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乃是贯彻二为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 2期。）这里不仅证明电影的娱乐功能，而且明确地把娱乐性提到“二为”方向的高度去认识，从而使大众文化制作获得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无论今天对这种“娱乐”热究竟应作何评价，它在当时毕竟同“美学热”中的“纯审美”渴望和文学中的金庸小说热等一样，构成了高雅文化界渴望和呼唤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正是上述外来影响、大众媒介技术和高雅文化本身的感性愉悦渴望等多种力量的交汇，为大众文化潮的勃兴铺设了新的宽阔河道。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崔健的《一无所有》等城市摇滚乐、《黄土高坡》?quot;西北风“流行歌曲、张艺谋《红高粱》等娱乐电影，以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在纽约》等肥皂剧，就在大众文化这个宽阔河道里放纵地奔流着。如此说来，90年代大众文化潮不过是80年代高雅文化的感性愉悦渴望在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和外来影响等条件下的现实化而已。于是我们目睹这样的90年代新景观：不仅以感性愉悦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都市文化的主潮，而且它还连带着使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都似乎理直气壮地把感性愉悦作为一种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目的因素植入自身躯体之中，而以往那种严肃的理性沉思精神则相对减弱了，有时甚至被消融了。

3、大众文化与文化

要认识大众文化的价值或无价值，需要首先对”文化“本身加以大体界说，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而思索大众文化的位置。所谓”文化“（culture），在西文中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后来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和道德能力及天赋的培养，也指人类通过劳作创造的物质、精神和知识财富的总和。按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归纳，文化往往具有三种定义或内涵：第一是理想性定义，指人类的完美理想状态或过程；第二是文献性定义，指人类的理智性的和想象性的作品记录；第三是社会性定义，指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伦敦，1961年版，第57页。）而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贝尔（Daniel Bell，1919-）则采取了略有不同的三分法：”我在书中使用的文化一词，其含义略小于人类学涵盖一切生活方式的宽大定义，又稍大于贵族传统对精妙形式和高雅艺术的狭窄限定。对我来说，文化本身正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阐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第一种文化指”特定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学家提出的较为宽泛的文化；第二种文化以英国贵族学者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等的文化观为代表，指”个人完美成就“，这对贝尔来说显得过于狭窄了；第三种文化是贝尔追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1874-1945）的结果，指由人类创造和运用的”象征形式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贝尔采取了与人类学家的宽泛文化和贵族学者的狭窄文化都不相同的居中或居间的策略：把文化视为表达或阐释人类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砸环驳纫耄榈?989年版，第24、58页。）比较再三，我个人倾向于采纳与卡西尔和贝尔的相近的文化概念：文化是特定人类群体的能够表达其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包括神话、宗教、语言、历史、科学和艺术等形态。但这个文化概念还没有为大众文化设定合适的领域，即文化分层问题还悬而未决。美国文化批评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也认为存在着三种文化定义，但在具体理解时与威廉斯和贝尔有同有异：一是指”个性的形成或个人的培养“，这大致对应于威廉斯的第一种和贝尔的第二种，即阿诺德代表的狭窄的贵族文化观；二是指与自然相对的”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属于人类学概念，这显然又与威廉斯的第三种和贝尔的第一种大体相同；三是指与贸易、金钱、工业和工作相对?quot;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娱乐活动，这尤其能体现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的时代特点--指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日常闲暇中的娱乐活动。这第三种文化概念体现了杰姆逊的特殊立场和关注的焦点：后现代文化或消费文化其实就是以日常感性愉悦为主的大众文化。（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滨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西方学者的论述自有其针对性而不能简单照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略加参照，着力分析中国都市文化状况的独特特点。我认为，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非统一的整体）。而在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中，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定位置。当前中国都市文化存在着若干复杂的层面，但可以大约见出如下四层面。一是主导文化，即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代表政府及各阶层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是当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高雅文化，代表占人口少数的知识界的理性沉思、批判和探索旨趣。三是大众文化，尤其突出数量众多的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四是民间文化，代表更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出于传统的自发（或非制作）的通俗趣味。从文化价值看，这四个层面之间是否有高下之分？其实，就文化的分层来说，四个层面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

4、大众文化的特征和功能

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不同的特征。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quot;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第四、观赏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甚至有时，现实生活似乎就直接地意味着谈论昨晚的或等待今晚的电视剧。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作品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

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这种轻松的满足有时以牺牲历史使命感、理性精神和批判性为代价。

上述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以大量信息、流行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故事及日常氛围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当然，具体分析的话，大众文化往往具有若干彼此相反的功能：反抗高雅文化又利用它、拆解官方权威又维护它、追求自由与民主又加以消解、标举日常生活的正当性又使其庸俗化，等等Ｓ械拇笾谖幕踔烈苑纯垢哐盼幕迹忠宰陨沓晌碌母哐盼幕牡浞抖嬷眨绾美澄胗捌镀罚藕匏徒鹩剐∷档取Ｓ惺敝谱髡叩闹鞴垡馔蓟嵩庥龉诘奈耷榈执セ虿鸾狻Ｓ敕ɡ伎烁Ｑ扇谭穸ù笾谖幕煌⒐?quot;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瓦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 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斯图瓦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总之，这至少说明，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

5、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

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 篇7

论传统文化观与当代多元文化价值观

从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等方面分析了广义文化观;从梁漱溟文化中性论和梁启超的民族劣根性分析、美国传教士的`有色眼镜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批判诸方面评价了狭义文化观;从中国文化生态基本面貌、三种文化形态的局限性、多元文化的价值迷失、弘扬主导文化、培育文化合力诸方面探索了价值观的文化困惑与超越.

作 者：周毅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100080 刊 名：东疆学刊 英文刊名：DONGJIANG JOURNAL 年，卷(期)：2003 20(2) 分类号：B089.3 关键词：广义文化观   狭义文化观   主导文化   大众文化   精英文化   价值观  

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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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 篇9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在经济上的目标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的目标是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转型成功的关键是改革、发展和稳定.当前,政治文化对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作用是双重的.建构成熟的法治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保证社会顺利转型的惟一正确选择.

作 者：祝天智 黄汝娟 作者单位：祝天智(南京大学政治系,江苏,南京,210093)

黄汝娟(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江苏,徐州,221008)

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 篇10

语文课程文化当代转型与重塑的方法论思考

当前语文课程文化转型与重塑的实践重心正从理念解读与体系构建转向课程实践层面的内化与落实.关于语文课程文化的当代研究也应该作出相应的.研究方法论的转向,即逐渐从理论构建式研究转向实践关照式研究、从本质与意蕴研究转向关系与特质研究、从“他我客观”式研究转向“自我体验”式研究、从历史遗忘式研究转向历史追问式研究,从而有效推进语文课程文化的重塑与建设.

作 者：邱福明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250014 刊 名：教育科学论坛 英文刊名：EDUCATION SCIENCE FORUM 年，卷(期)： “”(7) 分类号：G633.33 关键词：语文课程文化   转型与重塑   方法论  

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策划方案 篇11

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 & TechnologyReader’sAssociation

中 外 文 化 交 流

晚会

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 & TechnologyReader’sAssociation

策划书

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

读者协会

一、活动宗旨

为了更好地繁荣校园文化、丰富同学的语言学习、推动读者协会的健康发展、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文化交流，使更多的人了解外语，了解外国文化，丰富我校同学的校园生活，为我校开展一个属于自己的并且在校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园文化活动。

二、活动目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可以更好地加强同学们对外国文化的学习热情，以此推动校园内文化修养的建设，使校园中的文化气息更加浓厚。

三、活动时间：2011年11月13日

四、活动地点：学生活动中心二楼

五、活动主办方：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

六、活动承办方：长沙理工大学读者协会

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 & TechnologyReader’sAssociation

七、活动流程：

1.17:30 工作人员到场，布置会场

2.19:00晚会正式开始

3.入场前15分钟先用PPT展示外国文化风情，并配有英文歌，提升会场气氛。

4.主持人介绍到场嘉宾以及应邀前来的外国朋友

5.节目演出

6.中外学生同台互动

7.外国留学生介绍自己国家风土人情或讲诉留学生活心得体会

8.20:30晚会结束

六．活动宣传：

1.宣传时间：11月7日至11月13日

2.宣传内容:

在汀香园，甘怡园门口分别挂横幅

宣传栏上帖宣传海报

飞信通知协会各会员前来观看

3.向到场人员发放入场券

七．经费预算

横幅15*8米*2条=240

宣传海报40*5张=200

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 & TechnologyReader’sAssociation

奖品5*12份=60（互动环节给上台参与者）

会场布置150

场地租借100

总计750

附件1 演出节目表中外学生同台互动活动安排：

（1）正话反说 游戏规则： 主持人要事先准备好一些词语，邀请一位外国留学生上台。说一个词语，参与者要反着说一遍，比如“新年好”，游戏者要立刻说出“好年新”。说错者要接受惩罚。

（2）双龙戏珠 游戏规则：

1、主持人选四个人分成两组上台。

2、队员背靠背，夹住气球，从起点运到终点，终点放有一个椅子，到终点以后要把气球放到椅子上坐爆，再返回起点继续夹气球，可以在队友坐气球的同时，另一个人回起点准备气球。注意：如果在跑动过程中气珠落地或因其他原因提前爆炸，要回到起点重新运气球。

（3）成语接龙 游戏规则：主持人选8个人，分成两组，根据指定的字说一个成语，第一个成语的尾字为第二个成语的首字，一直接下去，哪个组用最少的词接回第一个成语的首字为胜。

注：前两个活动中都必须有一到两个外国人参与其中3 游戏惩罚项：各部门工作安排：

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 & TechnologyReader’sAssociation

策划部：活动策划与安排

组织部：汇总晚会节目，发飞信邀请会员来观看晚会

读书部：想好横幅和宣传海报上的文字

宣传部：做好晚会宣传海报以及其他宣传工作

活动部：想好互动环节活动内容，奖品内容；收挂横幅

办公室：购买奖品以及晚会现场奖品发放；晚会当天人员入席安排； 信息部：晚会当天摄像，PPT的制作

书记 XXX：邀请嘉宾，联系晚会场地

会长 XXX：联系演出人员以及邀请外国留学生